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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博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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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博士论文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1.1标准随机波动的SV模型SV-N模型由Taylor提出,指的是标准SV模型,背景就是为了解释自回归行为,其具体表达形式。

1.2厚尾随机波动模型厚尾现象是指在金融时间序列中的某种情况,无条件密度分布是异方差模型中的变量一个显著特点,但正态分布则不同,异方差模型有很大很厚的尾部。通常情况下服从正态分布是SV模型的εt和日收益率的一个特点。本文对现有模型中的部分假设条件进行约束松驰即可以得到多种分析模型。尖峰厚尾表示的是收益序列,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着重研究实际应用案例中具有尖峰厚尾的收益序列。t分布表示SV模型的分布,又称作为SV-T模型。

1.3均值随机波动模型在Engle,Lilien和Robins提出的ARCH-M模型基础上可以得到均值SV模型简称SV-M模型,本文在SV-M模型中考虑到了风险补偿,此模型在Koopman得到了推广应用。根据SV-M模型的扰动项不同就可以得到多种不同形式的SV-M模型,以下章节主要介绍SV-MN模型和SV-MT模型。

1.4SV模型的杠杆效应在没有考虑到所谓的“杠杆效应”,假设εt和ηt是相互独立的误差,若令误差项εt和ηt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严格上讲是负相关性。与基本SV模型相比,LeverageSV模型与SV模型的杠杆效应是相同的,它有一个额外的相关系数ρ,其杠杆效应的SV模型。

2蒙特卡罗方法实证与分析

2.1数据选取与分析以2005年1月4日至2013年9月26日的数据为准,选用农业相关的股市信息的日收盘价进行具体分析,数据合计2108个,全部数据来源于搜狐经济,以此来分析农业相关股市信息的随机波动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求解日收益序列时。由此可知,所表示的正态分布的峰度为3,偏度为0。厚尾分布的峰度值大于3,,特别情况下的峰度甚无限大,且峰度的右偏分布曲线大于0。另外,判断序列正态性的检验方法是Jarque-Bera值的差别通过正态序列与比较序列的峰度和偏度得到的。在此,针对上证指数的日收益序列,我们利用eviews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意外的发现股票收益率的平均值基本等于零,原因为对样本的数据标准化处理过程中偏度可为负值或正值,若是正值,右侧均值要比左侧的均值大。其峰值的偏斜说明分布为不平衡分布。峰度比正态分布的峰度要大三倍以上,说明收益率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随日收益序列的JB得到的伴随概率等于零,这也说明峰值的分布与正态分布是有差别的。所以,对厚尾性的检验可根据下图进行分析(图1)得到。由图1知,放在图形上通过描绘分布理论分位数,此描绘分布理论的过程属于统计图形技术。且分析数据符合所划定的分布会呈现出一条直线的形式。由1(b)图知,厚尾特征明显,不管是损失方面还是收益方面并未严格的位于同一条直线上,所以造成了出现不正常值的概率将会增大。由图可以看出是有明显的趋势,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收益率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

2.2模拟结果分析本章用WinBUGS软件做参数估计,以贝叶斯方法分析5种SV模型进行5000次迭代。在迭代时,对每个待估参数都进行同样次数的操作。然后,根据迭代结果选择最优3000次迭代值,根据此最优的MC模型的方法可很明显确定是否收敛。最后,我们将会得到参数的标准差、平均值及分位数。由上表的数据分析可知:(1)波动水平μ的绝对值中,LeverageSV最大,也意味着LeverageSV模型具有最强烈的波动性,其他的四个模型的波动性均比LeverageSV小。(2)五个模型中的ϕ值都大于0.967,都比较大。SV-MT模型中的ϕ值最大,达到了0.9879,根据此知,若具有连续性的收益序列的波动,随机波动的分析模型应该选SV-MT模型。(3)扰动水平以精度参数τ表示,方差σ2的值是衡量一个事物的扰动水平,他们的关系为τ越大,σ2越小,所得到的ϕ值就会越小。SV-MT模型中τ值是最小的,所以五个模型中SV-MT模型模拟效果是最好的。(4)参数d是测量均值波动效应,其表示模型的回归系数,若显著性水平在5%之下,则d的值就非常接近零值,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是很低的,由于本文中的d值的平均值等于零,而且时为为正值,时为为负值。所以,收益和波动之间的关系为不确定的。(5)参数ρ的后验均值在LeverageSV模型中为-0.2461,在区间[-0.3555,-0.1144]上95%的后验置信区间,通过对比波动和收益误差,能明显地发现收益序列中存在杠杆效应,但其相关性关系不是很明显。可以根据MC仿真方法求解出模型的Dˉ值、pD值和DIC值,五个模型中的DIC值通过迭代1000次得到。由衅可知,LeverageSV模型的平均值只有-12312.800,是五个模型中平均值最小的一个模型,这说明在LeverageSV模型是最好的。pD值在LeverageSV模型中是最高的,这表明该模型是最繁琐且最不好的。对比所有的分析结果发现,最优的是Le-verageSV模型,其次是SV-MN模型和标准SV模型,SV-T模型和SV-MT模型是最差的。

2.3对模型DIC进行分析比较通过贝叶斯统计软件WinBUGS中的DIC模块可以计算DIC准则。WinBUGS中的DIC模块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使得建模过程中通过DIC准则实施过程相对简单容易,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DIC准则优于其他的模型或方法。

3结论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二、学位论文的选题(一)选题的意义1、选题,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开始,实际上就是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研究方向的过程,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引自《汉语写作学》);2、选题,是科学研究能力之一;3、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是决定论文是否成功的关键。有的导师预先拟定若干题目,分配给学生。这样也可能完成较好的甚至优秀的学位论文。但学生没有学会如何选题,其学术研究能力不完整,缺乏选题的能力。不掌握选题和题目设计的方法,就只能参加别人的课题组,承担部分章节的写作,而不会自己设计课题,不能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现今所谓“学科带头人”,选题能力是其重要素质之一。博士、硕士研究生应当在第一学年结束前确定选题。(二)课题选定课题选定的四项要求:1、有学术性、理论性2、有实践性、针对性3、有充足的资料4、能够扬长避短1、有学术性、理论性答辩委员会成员评价学位论文,首先是判断其选题是否具有学术性、理论性。评价的结果,如果得出没有学术性、理论性,或者学术性、理论性较小的判断,该论文是否能够通过就成了问题。可见,缺乏学术性、理论性的课题,亦即纯粹技术性的、实用性的课题,不适于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例如所谓“执行难”、“裁判不公”等虽说是重大的问题,但不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就不适于选作学位论文的课题。有的属于政策性、对策性课题,也不适于作学位论文选题。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是:研究一项法律理论,或者研究一项法律制度,或者研究一个法律原则,或者研究一个法律概念。答辩委员会成员或者其他专家在评价一篇学位论文时,所说该课题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理论性,是指什么而言的呢?换言之,判断一篇学位论文学术性、理论性之有无、大小的标准是什么?符合下述五种情形之一,即可认为具有学术性、理论性:其一,补白性选题这一课题前人没有研究,至少是国内法学界没有作过研究,这叫补白,填补研究的空白,属于有学术性、理论性。其二,开拓性选题这一课题前人虽然有所研究,但成果很少,仅有几篇一般性文章,或者仅研究其个别部分、个别侧面而不是全部,本文将研究的范围拓宽了,研究的程度加深了,作了系统、全面、深度的研究,这叫有开拓性,属于有学术性和理论性。其三,提出问题性选题这一课题是社会生活或法律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没有或没有意识到,当然更谈不到研究,现在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价值,标志学术研究的进步,也许本文还做不到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性和理论性就表现在率先提出问题。其四,超越性选题这一课题前人已经作过很多研究,可能已经形成通说,但本文根据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的重大发展,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回答了实践中的新问题,所作出的研究结果远远超过了前人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准,当然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其五,总结性选题这一课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不同的研究都有所侧重,有其局限,有所不足,本文在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作系统、全面、深入的带总结性的研究,这叫集其大成,当然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2、有实践性、针对性一个课题虽然有学术性和理论性,但如果在现代法治已经没有地位,现代社会中不发生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有什么用处,对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有什么意义?这叫不具有实践性、针对性。须说明的是,法史学研究,不能这样要求。须注意的是,有的课题,在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实践性、针对性,例如80年代初期,研究破产法,研究期货、证券制度,往往会被人指责缺乏实践性、针对性。谈论实践性当然不能局限于当时,要预见到社会的发展。第一篇以证券交易法律制度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在选题时,我国还没有证券交易所;第一篇研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博士论文在选题时,北京还没有几座公寓式大厦,住宅商品化政策还没有出台,能够说这样的选题没有实践性吗?再者,对实践性、针对性的要求,不可绝对化,不是什么研究都要求实践性、针对性。例如英美法上的某些制度,即使对我国法制不可能有多少参考价值,我们仍可选作学位论文题目。3、有充足的资料法学研究属于文本研究的性质决定,选题还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料是否足够。有的选题虽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性,但缺乏足够的资料,不可能成就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因此,选题是否适当,不能只看学术性、实践性,一定要考虑资料是否充分?没有充分的资料,再好的选题,也应舍弃,不可勉强。论文写到中途,因为资料缺乏,写不下去,不得不重新更换选题,就被动了。4、能够扬长避短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术研究何尚不是如此?前述三项要求,目的是做到“知彼”,即了解研究对象。第四项要求,是要“知己”。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尽可能回避自己的短处,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判断自己的长处、短处,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否擅长抽象思维?有的人擅长抽象思维,擅长论辩,而另外有的人却不擅长抽象思维,不擅长论辩。阅读的范围宽,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读过不少,自然喜好辩论,擅长辩论。除专业著作外,很少读其他著作,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缺乏兴趣,自然不擅长抽象思维。在选题时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长处、短处,使所选题目符合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短处可以避开。学术论文选题,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理论型选题;其二,制度型选题。法理学领域的课题大抵属于理论型,就是民法领域也有理论型课题。迄今较优秀的民法博士学位论文,属于制度型选题的较多。在写作的难易程度上,理论型选题较难,制度型选题较易。理论性课题,需要作者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驾驭理论的能力,擅长抽象思维的人可以充分发挥其长处。如果不擅长抽象思维的人选理论性选题,就会很吃力,感到难以驾驭,讲不出多少道理。就应当回避理论性选题,而选择制度型选题。制度型选题,所研究的是现实存在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存在,虽然不同于物质存在。法律制度,例如民法上的各种制度,法人制度、时效制度、抵押权制度、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相邻关系等,是一种制度存在,有其定义、内涵、外延,有其构成、内容、目的、功能等,相对而言,容易把握、驾驭,容易成功。但一个擅长抽象思维的作者选了制度型选题,就发挥不了其长处。在博士、硕士研究生阶段,由于时间、精力及知识积累的限制,擅长抽象思维的人,很可能不擅长制度研究。选择了制度型选题,很可能正是其短处。其二,掌握外语种类及程度如何?各人掌握外语的语种和程度有不同。一个英语很好的博士生选择一个大陆法上特有的制度,长处得不到发挥,并且正好是其短处,例如论物权变动,由于英美法没有对应的制度,英语很好却一点也用不上,有很多德国、日本资料却不能利用,你叫他怎么能够完成一篇高水准的学位论文?反之,一个德语、日语很好的研究生,选一个英美法上特有的制度,也是如此。其三,专业知识上的长处和短处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大抵在专业知识上有所欠缺或偏重,因此在选题时要注意回避自己的短处。例如,对某个外国的法律掌握较好,而对国内的法制反到很生疏,如选择研究该外国法律制度的选题,可以扬长避短。这里顺便提到研究外国法律制度的价值问题,有的人认为研究外国的法律制度,没有什么创造性,否定其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把某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研究清楚,供作我国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参考,这就是其价值。将外国的某项制度、理论引人国内,使之体系化、条理化,以便我们能够了解、把握、借鉴,这就是学术性和实践性。(三)题目设计其一,题目设计的四项要求:第一项要求:题目要新颖第二项要求:题目与内容相符第三项要求:题目大小适当第四项要求:能够扬长避短第一项要求:题目要新颖一篇学位论文的题目,就是该学位论文的名称,类似于自然人的姓名和法人的名称。通过给学位论文设计一个题目,首先,是要明示作者所研究的对象,使读者(更重要的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一望而知作者所研究的是什么;其次,要确定一个研究的最佳角度,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选择一个最好的切入点,现在时髦的说法叫“进路”;最后,还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题目一般化,甚至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可能给读者和答辩委员会成员、评定论文的专家以好的第一印象。有一个时期,很多法学论文的题目雷同,都是关于什么什么的几个问题,关于什么什么的若干问题,或者关于什么什么的三论,显然不能给人以好的第一印象。一般化的题目还会起反作用,读者心里说,连一个新颖一点的题目都拟不出来,可见作者的能力不怎么样!答辩委员会成员则会怀疑作者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切不可因小失大!不适当的题目设计的实例:博士论文题目:商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作为对照,举一些较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设计:题目:国际贸易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题目:国际贸易中银行担保法律问题研究题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题目:抵押权制度研究题目:违约损害赔偿研究第二项要求:题目应与内容相符要求题目能够涵盖论文的全部内容。题目是关于某某制度的研究,但从论文的内容看,只是研究该制度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或者论文内容超出题目的范围,都是内容与题目不符。当然,不是说该制度的一切方面、全部内容都要研究,而是要求题目应涵盖该制度的主要方面、基本内容,如果不是这样,就要调整题目。举一个实例:博士论文题目:违约责任及其比较研究本文内容,分五章:第一章违约责任概述第二章违约责任构成理论的基本研究第三章违约行为研究第四章归责事由研究第五章救济措施研究评论:这不能算一个好的题目设计。因为题目中使用了“及其”一词,相当于英文中的AND,给读者的印象是:本文要研究两个课题,一是违约责任,二是违约责任的比较。而从内容看,作者的意思大概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违约责任。可以改为:“违约责任研究”,或者“违约责任的比较研究”。问题出在第五章。“违约责任”与“违约救济措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而违约救济措施超出了违约责任概念的外延。违约救济措施有多种,其中有的属于违约责任形式,有的不属于违约责任形式。简而言之,论文题目涵盖不了第五章的内容。这是文题不符的例子。再举一实例:博士论文题目: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法律机制研究从题目本身看,作者所要研究的范围很明确,似无问题。但我们看论文目录:第二章期货市场风险研究第三章期货市场风险管理机制的比较研究第四章建立我国期货市场风险管理法律机制的思考第五章期货交易所及其会员的法律地位第六章期货结算机构及其会员风险管理的法律机制研究第七章期货经纪商的法律地位及风险控制第八章期货交易的民事责任研究评论:第八章显然超出了题目所限定的研究范围。民事责任,即使是期货交易中的民事责任,也不能说只是风险管理的法律机制。因为“民事责任”不是“风险管理”的下位概念。当然,作者有理由说期货交易中的民事责任,可以发挥风险管理法律机制的作用。但绝不是期货交易中的民事责任所发挥的作用的全部。因此,第八章的内容已超出题目的范围,导致文题不符。解决的方法,一是干脆删去第八章;二是调整题目,例如加一个副题: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法律机制研究――兼论期货交易中的民事责任再举前面提到的题目:商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其内容包括六章:第一章商法的产生、演变及大陆法系商法和英美法系商法第二章商法的调整范围及对经济关系的深刻影响第三章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第四章传统商法向现代商法的演变及特征第五章商法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生第六章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评论:从各章标题看,能够说各章的内容都是商法的理论问题吗?都是商法的重要理论问题吗?都是商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吗?恐怕不能。应当肯定,本文内容之大部非理论问题,至少非重要理论问题。属于典型的文题不符。顺便提到,其结构亦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博士论文的其他要求。第三项要求:题目的大小要适当题目太大,必然空泛,题目太小,分量不够。题目大小,决定论文篇幅长短。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四五万字,长的七八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一般要求二十万字以上。写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太小,写三五万字就没什么话说了。或者写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太大,写到十来万字还打不住。勉强写成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浅浅的、泛泛的,没有什么深度。都是因为题目太大、太小,不适当。题目的大小,关系论文的成败,不可小视。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在《民法五十周年》一文中特别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目前台湾各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过大,且多所重复。但有日益精致的趋势。王泽鉴先生列举了他认为大小适当的论文题目: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物之使用利益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法上的求偿关系第三人与有过失第三人利益契约之不完全给付不当得利研究不当得利法上之所受利益不存在法规目的论与相当因果关系继承回复请求权亲属间的侵权行为。这些都是王泽鉴先生认为比较适当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假设我们将这些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大多数都嫌太小,容纳不下二十万字。须说明的是,个别题目弹性较大,例如“不当得利研究”,80年代《法学研究》刊登过一篇约八九千字的论文,90年代《民商法论丛》刊登过两篇,一篇约三四万字的专题研究,另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约八万字。而王泽鉴先生的《不当得利》一书二十多万字。日本学者加藤雅信的《不当得利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日文一百多万字。再如“公司人格否认论”,也属于弹性很大的题目。《民商法论丛》刊登过一篇,是硕士学位论文,后来《商事法文库》出了一本同名的书,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这样的题目,由于弹性很大,既可以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也可以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因此,考虑题目大小,还要注意题目是否有弹性。《民商法论丛》选刊的硕士学位论文已经不少,一般题目大小适当,硕士生选题可以参考。似可得出这样一个规则:硕士论文题目的设计,要避免过大;博士论文题目的设计,要避免过小。请看一篇博士论文: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不动产物权登记法律制度研究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形式主义法律传统中的物权程序第三章物权程序建构的正当性标准(一):工具价值第四章物权程序建构的正当性标准(二):过程价值第五章物权程序建构的基本法律问题第六章物权程序的正效应(一):登记的效力第七章物权程序的正效应(二):权利的顺位第八章物权程序的负效应:登记错误及其修正第九章物权程序的关联效应:预告登记第十章结语评论: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制度性选题,并且是程序性制度,其容量有限,且很难讲什么道理,大概可以写

五、六万字,至多

七、八万字,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是比较适当的,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就不适当。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首先在题目设计上花了心思,在“不动产物权登记法律制度研究”之前,增加“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一句,并用“;”号连结,目的在增强选题的理论性和扩张其容量;其次,在论文本论部分设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着重讨论“物权程序建构”的价值取向问题,目的在展开“理论性”论述。其结果是:导致论文前半部分“太虚”(游离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抽象论述),后半部分“太实”(不动产登记制度本身的具体论述),给人以“两篇”独立论文被“粘连”在一起的强烈印象。答辩会上,不止一位答辩委员指出这一点。如删去第

二、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一、2004年前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概述

据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从1981年至2004年,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计16篇,除去2篇有关儿童文学引进与输出的文章,2篇报道和1篇期刊目录,涉及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共10篇,分别是:王泉根《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1986)、金燕玉《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1986)、徐家荣《儿童文学翻译中形象再现的艺术手法》(1991)、张文萍《试论“信,达,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2002)、于天池《论李长之的童话译著及其儿童创作论》(2003)、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2004)、《五四时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2004)、《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上)》(2004)及《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下)》(2004)、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2004)。1999年至2004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只有4篇相关论文:硕士论文包括夏历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2000)、何静《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2004)和谭晶的《儿童和成人的对话》(2004),博士论文为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2003)。

上述14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以下几个方面: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或原则、个别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文献梳理以及文学研究会对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的推介等。

二、2005~2010年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分析

2005~2010年间,国内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提高。

(一)公开出版的论著

201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丽博士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该书吸纳描述性翻译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生成、接受与影响进行考察,厘清了50年中国所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概貌,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的接受情形,阐述了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专著,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此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一书的编者在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形成走向时,还着重介绍并梳理了我国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分析和总结了外国儿童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深远影响,这对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二)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

2005~20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刊载的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101篇(除去书讯、书评、儿童读物出版等不相关的报导文章)。此外,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共80篇(博士论文2篇),比2004年前有大幅增长,是之前的20倍。其中,张建青的博士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2008)着重探讨了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关系,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与晚清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密切相关,正是在晚清翻译尤其是域外文学翻译繁盛之下,晚清时期成人逐渐萌生了鲜明的‘儿童文学意识’,因之也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吴钧的博士论文《论中国译介之魂》(2008)系统介绍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以及鲁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态度和观点等。

(三)研究的主要特点

1·研究理论的多元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翻译研究逐步走出了传统语言学的模式,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文化学、哲学等新鲜血液和新的思维方式不断注入,多门学科的理论成果纷纷为翻译学界所借鉴和采用,翻译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不断蓬勃发展。这使得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起步之始就能借助诸多翻译理论,其中包括功能主义理论、读者反映论、目的论、操控理论、多元系统论、改写论、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等。同时,某些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和哲学理论也被广泛运用,如接受美学理论、文本类型理论、文化论、现象学、对话论、语体学、读者本位论、主体性研究、阐释学、关联理论、顺应论、选择与顺应论等。在所有上述理论中,功能主义理论、接受美学及目的论运用频率最高。

2·研究内容的多样化

一是此时段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介绍和翻译策略的探讨,研究者将历史时段扩展至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如李丽的《清末民初(1898~1919)儿童文学翻译鸟瞰》(2005)及文军《抗战时期(1931-1945)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2008)。

二是研究文本不断丰富,诸多西方经典儿童著作均有涉及。如《安徒生童话》(王蕾,2009)、《格林童话》(付玉群,2009)、《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刘媛,2007;于素芳,2009;王彦支,2009;商裴裴,2009)、《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李新朝,2008)、《小公主》(张迪,2007)、《快乐王子》(赵琼,2010)、《柳林风声》(孙张静,2010)、《秘密花园》(徐曼曼,2010)、《夏洛的网》(周晓枫,2010;宋松岩,2010)、《皇帝的新装》(范菁菁,2008)、《夜莺与玫瑰》(杜亚芳,2010)、《哈利波特》(潘华方,2009)等。

此外,此时段的研究论文对我国早期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均有探讨,如鲁迅(丛立,2005;涂春梅,2009;程银春,2010;侯计先,2010;李丽,2010)、周作人(张道振,2006;刘军,2009)、茅盾(唐丽君,2009;2010)、赵元任(靳秀莹,2009;郭亚星,2009)及任溶溶(王珊珊,2008)等。

同时,研究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探讨不再仅仅停留于宏观层面,研究问题呈现出具体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其中涉及到的论题有:翻译标准(刘佳,2009)、归化与异化(袁毅,2010)、儿童文学作品的复译(张景华,2006;李新朝,2008)、意识形态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关系(王岩,2009)、文化因素的处理(张鲁艳,2008;杨巧南,2008)、谐音双关语的翻译(刘媛,2007)、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关系(高平,2007)、儿歌的翻译(郭亚星,2009)、译者的主体性研究(马轶男,2008;付玉群,2009)、专有名词的翻译(臧光亚,2009)、图画故事书的翻译(江洁仪,2009)等等。研究者对上述具体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有助于对儿童文学翻译本质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的合理化

虽然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刚刚起步,但这有助于研究者借助翻译学及其它学科业已成熟的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工作。根据笔者统计,目前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历时研究、共时研究、定量研究等方法都得以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随着源语及源语文本神圣地位的瓦解,译者地位的提高,以及儿童文学领域对“儿童本位”观念的倡导和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探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的规约性(prescriptive)研究不多,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目前为翻译界广泛推崇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方法,以译者、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群为导向,着重探讨译本与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各种客观因素对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的影响,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以及儿童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等。如对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作品(晚清时期、“五四”时期、抗战时期等)和译者(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研究,描述性研究方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共时研究法主要用于对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现象的探讨,历时研究法用于对同一源语文本的多译本进行分析描述,通过考察每种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译本的特征及社会功能,阐释译本的文化地位。目前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中使用较广。此外,当今流行的是“实证”研究方法也开始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如臧光亚的硕士论文《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翻译语言研究》(2010)就是一个很好地尝试。语料库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的定量型分析,研究者能根据具体数据得出一定的翻译规律理论性结论,可以有效弥补经验性研究和单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四、2005~2010年期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比2004年前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仍然处于初探阶段,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同时,和国外同领域相比,我们在研究广度、研究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甚少

国内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著作寥寥无几,有份量的文章甚少,特别是在国际性权威期刊中,少能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2005~2010年间,只有李丽博士的文章“InfluencesofTranslatedChildren’sLiteratureUponCreated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得以刊载于ExplorationsintoChildren’sLiterature。此外,在我国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的众多研究者中,少有翻译学界或儿童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相比而言,2005~2010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不断涌现,如JanVanCoillie的著作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ChallengesandStrategies(2006);论文集NoChildisanIsland:TheCasefor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2006);英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GillianLathey编著的TheTranslationofChildren’sLiterature:AReader(2006),该书是SusanBassnettandEdwinGentzler主编的翻译话题系列图书中的一部,涉及世界儿童文学及其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收录了ZoharShavit,RiittaOittinen,andTiinaPuurtinen等知名儿童文学翻译学者的文章。

同时,据笔者在EBSCO数据库中对国际性翻译研究期刊Meta、Babel、Target、TheTranslator及Perspectives所作的统计,探索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约22篇,虽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所占比例不高,但研究范围较广。

(二)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广度有待提高

从研究广度上讲,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待提高,如对除小说以外的其它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图画书的翻译、朗读文本的翻译、儿童电影字幕的翻译、儿童诗歌和戏剧的翻译等等,而这些在国外均早有研究。同时,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功能(如跨文化教育功能、教学功能等)、儿童文学翻译的出版策略、儿童文学翻译规律和特点等层面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关注甚少,或者至今尚未涉足。在研究时段上,我国目前还没有对1949年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

此外,研究者对其它语种的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关注不够。除佀楠楠的《德语儿童文学汉译策略初探》及《从<格林童话>看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外,几乎所有期刊论文的研究视角都是英汉翻译。相比而言,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涉及的语种繁多,包括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芬兰语、丹麦语,以及国内的方言等。更为遗憾的是,至今国内还没有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海外翻译的研究。

(三)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方法缺乏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相关论文多采用思辨式研究方法,论述宽泛,不够深入。描述性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为了描述而描述,不能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构建,从而减弱了研究的价值。例如,有关史的研究,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都停留于一些不完整的历史事实的陈述,难成体系,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实证研究法(如语料库)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结合不够。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一、创业教育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创业教育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在此之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部分大学早已开设了创业系列课程,但是这次会议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创业教育”(enterpriseeducation)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借鉴和吸取了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专家柯林•博尔的思想后提出和推行创业教育的。当时,柯林•博尔向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变革中心提交了《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圆桌会议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哲学观念,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未来的人掌握三本“教育护照”。第一本是“学术护照”,第二本是“职业护照”,第三本是“创业护照”。教育除了要为学生提供“学术护照”和“职业护照”之外,还应当为学生提供“创业护照”。所谓“创业护照”就是指学生具有较强的事业开拓能力。三本护照具有同等重要性,如果同时拥有这三本护照,学生“将是最全面发展的人,将是对新的思想和新的机遇最开放的人”[1]。“创业护照”要靠教育来提供,创业教育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提出来的。创业教育思想提出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围绕“提高青少年创业能力教育联合革新项目”分别在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召开国际会议,对创业教育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类关于创业教育的国际性会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再次在北京召开小企业创业技能课程开发核心小组会议,有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1997年在西安召开了“小企业创业技能课程开发”国际研讨会。创业教育思想在1997年韩国汉城(首尔)第二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和1998年法国巴黎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创业教育正是通过这类全球性会议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创业教育逐步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全球共识,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创业教育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传播,中国大学创业教育开始兴起。1999年,中国教育部在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时就特别提出:“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他们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二、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举办

创业计划大赛又称商业计划大赛。早在1983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成功举办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计划竞赛,其后美国的许多大学开始陆续举行自己的商业计划竞赛。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一个大学生商业计划竞赛网络,并且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清华大学于1997年从美国将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引入中国,1998年5月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学生科技创业者协会”发起并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这次大赛的举行是中国创业教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创业教育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大学创业教育的开端。首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历时5个多月,有98个竞赛小组参赛,共收到114份参赛作品。参赛的学生主要是来自清华大学各个院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并主要以理工类和经济管理类的学生为主,也吸引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参赛。媒体和社会各界对这次首创性的大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于清华大学首届创业计划大赛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了扩大影响,并使这项赛事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从1999年起这项赛事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联联合举办,并正式更名为“挑战杯全国大学创业计划大赛”。事实上,竞赛本身的意义并不只是局限于创业教育本身,一些参赛项目脱颖而出后开始与技术、企业、资本市场等发生联系,经过有效的运作后顺利进入实质性创业阶段,一部分学生创办了公司,开始在经济大潮中冲浪。创业计划大赛的目的主要为了传播风险投资理念,培养自主创业意识,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创业计划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创意,作为参赛者的大学生是一个未来可能的创业者,他们会组成一个由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的人员参加的团队,围绕一个具有市场潜力与应用前景的产品或服务概念,完成一份商业计划书。计划书要涉及企业概述、业务及业务展望、风险因素、投资回报、退出策略、组织管理、财务预测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举办有效地拓宽了中国大学创业教育的途径。

三、教育部实施大学创业教育试点工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部分大学开始进行创业教育的实践探索,与此同时,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2002年4月教育部对正在兴起的大学创业教育作出回应,确定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经济学院、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等九所高校作为创业教育试点单位。紧接着,2003年教育部举办了首期全国创业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全国有105所大学派出108位教师参加这次培训。教育部实施大学创业教育试点工程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推进大学创业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在具体的大学场境中,不同的大学会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开展创业教育,因此不同的大学在创业教育的理念、目标、课程、方法、措施、效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也意味着大学创业教育是一种多样化的探索,而创业教育也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新的线索和启示。在这次创业教育试点工程中,有不少大学脱颖而出。例如黑龙江大学提出了大学创业教育的系统性思想,“普通高校只有把创业教育奠基于近年来已经开始的教育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把创业教育视作整体性、根本性的、系统性的教育教学改革工程,视作培养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创新人才的根本工程,才可能真正行之有效地在普通高等学校开展创业教育。”[2]黑龙江大学以创业教育为契机进行了整体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了“三创”人才培养模式。所谓“三创”就是指创造、创新、创业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在具体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学校设立了“三创”学分作为本科生的必修学分,同时,新开设了大量的“三创”课程作为选修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另外,学校还成立了创业教育学院这一制度性机构来对全校创业教育进行全方位管理。

四、大学创业教育成为热点研究对象

创业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实践形态,也是一个教育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围绕“提高青少年创业能力的教育联合革新项目”,在北京、江苏、湖北、四川、河北、辽宁等省市进行创业教育改革实验。在这一背景下,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创业教育学》专著,作者彭钢是国内最早的创业教育研究者之一。该书首次把一个本意为“事业心和开拓技能教育”的“en-terpriseeducation”译为“创业教育”。从此“创业教育”作为一概念开始进入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创业教育学》一书的整个概念系统由创业教育、开创性个性、创业基本素质、创业能力、创业实践活动、主动性教学、指导性教学等七个概念组成[3]。但是,1995年出版的《创业教育学》并没有专门探讨大学创业教育问题。2000年中国第一篇专门探讨大学创业教育的博士论文《创业教育———大学致力于培养企业家精神》通过答辩。论文的撰写者是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侯定凯,指导教师是中国知名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专家薛天祥教授。从时间上推测,该博士论文的选题应当在1998年前后,这时大学创业教育开始萌发。这篇研究大学创业教育的博士论文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高等教育研究》于2001年第5期刊发了论文摘要。侯定凯把创业教育定义为:创业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将创新成果与商业冒险结合起来的潜质。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更加具体的、更高层次的目标[4]。他在论文中还专门探讨了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问题,认为课程问题是创业教育的核心问题,合理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是将创业教育现实的必要性转化成一种真实教育行动的重要条件。他还提出了一个总括性的结论,就是高等教育应该在根本上实现从“守成教育”向“创业教育”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通常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大学创业教育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本身就说明大学创业教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2003年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博士生王树生撰写的博士论文《创业教育研究》通过答辩。该论文在创业教育研究主题下,探讨了创业教育的基本理论,创业教育的历史溯源与国际比较,创业教育模式的建构,创业教育的社会支持和创业者等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很显然这是对创业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原理性的探求,论文还专门探讨了大学创业教育的模式问题。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席升阳撰写的博士论文《我国大学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过答辩。论文对当前大学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创业教育的历史地位,大学创业教育的生成,当前我国大学在推进创业教育过程中的困难与障碍因素,创业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课程与实践,保障与评价,研究型、教学型与职业教育型大学推进创业教育所应选择的模式等。作者站在社会与大学转型的角度,对我国大学开展创业教育进行了功能分析与价值评价,提出了促使中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发展的若干建议。除了以上几篇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之外,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发现,从1999到2008年这十年间,有1000余篇论文是以大学创业教育为主题的。这表明大学创业教育一度成为热点研究对象。

五、KAB创业教育项目登陆中国

KAB是英文knowaboutbusiness的缩写,也即知道、了解企业的意思。KAB是国际劳工组织开发出来的一个创业教育课程体系,2005年开始在中国推广。目前,这一项目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进行运作和管理。KAB项目进入大学之后,立即与大学的素质教育理念相结合,而大学的学分制和选修制等则为KAB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制度便利。KAB创业教育项目在教育对象上面向全体学生,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创业启蒙教育。KAB项目在中国走的是一条先试点再推广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其进行了再度开发和本土化改造,涉及课程改编、教师培训、项目测评、事务磋商等许多方面[5]。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大学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目前KAB创业教育项目已经成为一个教育与培训品牌。根据这一项目推广计划,2010年前后要推广到全国2000所高等院校,培训师资一万名,使至少使50万名学生免费学习KAB课程。KAB项目在推广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为了处理好这些问题,KAB项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课程建设方面,委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KAB创业教育中国研究所,重点负责KAB的课程与教学,以及对创业教育理论展开研究。在质量监控方面,KAB项目委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KAB创业教育中国研究所成立测评中心,负责对师资培训情况和高校教学情况开展质量监督和效果评估。在师资培训方面,KAB项目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管理培训学院设立师资培训基地,重点负责对KAB创业教育师资进行专门培训。在交流推广方面,KAB项目已经委托中国青年报社成立KAB全国推广办公室,重点负责项目的推广和宣传,并为KAB的合作机构提供有关服务[6]。KAB进入中国以后,借助大学本身丰厚教育资源迅速推广,反过来,KAB在中国的推广与运作也为中国大学创业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由于KAB是一个本科生层次的创业基础教育项目,因此有可能对大学生素质,特别是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产生特殊的影响。另外由于它是一个国际化的教育培训项目,也有可能为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新的线索和启示。但是,KAB如何与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相适应,如何与中国大学教育的理念、目标、管理机制等相适应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六、蒂蒙斯《创业学》中文版在国内出版发行

1974年美国理查德•欧文出版公司首次出版了美国创业研究专家蒂蒙斯的《创业学》。蒂蒙斯在创业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声望和世界性的影响,其撰写的《创业学》经过30余年的检验和多次的修订之后,已经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创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框架,并成为美国许多大学创业教育的核心教材。1999年《创业学》第五版出版后成了美国销售量最大的创业学课程书籍。2002年,蒂蒙斯的《创业学》被拆分为5部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蒂蒙斯创业学译丛》。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国内一流的大学商学院均选用了《蒂蒙斯创业学译丛》作为教材。《创业学》在进行第六次修订时邀请了美国另一位著名的创业管理和特许专营专家斯皮内利参加。修订后的新版《创业学》仍然是一本90余万字的巨著,包括商机、创造人、资源需求、创业企业融资、企业创建和创建后等五篇,每篇又包含了若干章节,几乎涉及创业的全部领域。《创业学》密切关注丰富多彩的创业实践和社会经济生活,因此,它必然随着创业实践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进行修订和调整,这也是一本教材的生命力所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周伟民教授和上海统智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吕长春联合翻译了这本最新版本的《创业学》,并于2005年7月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与此书配套的《创业学案例》也同时出版。在中国大学创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蒂蒙斯《创业学》教材的翻译出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使人们开始特别关注大学创业教育的教材问题。蒂蒙斯把《创业学》称之为面向下一代创业领导者的书,一部关于创业过程的书,既是一门课程,也是一门学科的基础。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是一本创业学的系统教科书,同时它也是创业实践的启蒙书。蒂蒙斯对《创业学》给出了一种最直接的解释———《创业学》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过程:新企业首先被创建,继而成长、收获,然后是再一次的创建。《创业学》要努力使创业者置身于创建企业,发展企业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并探讨了大量的实际问题[7]。目前蒂蒙斯《创业学》教材仍然是中国大学创业教育的主流教材。创业教育教材的缺失是中国大学创业教育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创业研究起步较晚,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出高质量的创业教育教材。于是,从国外引进创业教育教材就成了一种现实的选择。当然,对这些教材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进行改造和再开发。通过对国外优秀教材的引进与消化、改造与提升、比较与借鉴,有可能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创业教育的教材。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首先,从理论方面说,叙事文化学是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它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是理论的创新。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创新。宁稼雨先生所说的叙事文化学的研究范式就是故事类型研究。他说:“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中一些不符合的、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这个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主要在于,很多故事类型是跨越文体的,《西厢记》也好,‘王昭君’也好,既跨越小说类型也跨越很多文体。如果我们单纯把它界限在一个文体里面,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类型的全方位的、系统的观照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还有一个局限,故事类型跨越了很多作家作品,它由若干个作家作品组成一个故事类型,我们把它锁定在故事类型上,实际是在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基础上另外换一个视角。”③

这样叙事文化学就为我们叙事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以故事类型为中心,进行跨文体跨时代的研究。从故事的源头起,力求“竭泽而渔”,把相关资料“一网打尽”;然后研究在演变的过程中,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社会背景的不同,探讨这些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跨文体的故事类型非常多,从大禹治水、牛郎织女这样的神话到杨贵妃、济公和尚这样的历史故事,可以说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些课题不但有意义,而且有丰富的资料,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如果是博士论文,还要考虑所选故事类型的大小,要比较复杂的才行。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学模型;经济发展;经济数学

引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国刚及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翟强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和财政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表示,现在经济与金融研究离不开历史与数学。龙登高认为,“量化历史的分析是有争论,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经济学当中离不开数据。”方福前认为,经济分析的三种方法为历史、计量和理论。计量为经济管理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博士论文《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罗煜(博士论文《论经济从货币化向金融化的转型》)、湖南大学胡荣尚(博士论文《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研究》)均谈到了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学。经济数学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与工具课,它不仅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数学思想与方法,而且也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为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利用经济数学来构建经济模型,以便给出合理的经济调控方案,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数学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一)变化率的最优决策问题

变化率包含绝对变化率与相对变化率,经济数学中绝对变化率是导数。

(二)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问题

社会经济中常常考虑生产者与销售者的最大经济效益、资源合理利用、费用最小化等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可以将它转化为数学问题,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导数或最优化理论求解使其达到最优值,从而找到相应的目标函数值。

(三)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

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下价格变动模型问题来求解最优的经济调控呢,一半根据题意和市场发展平衡的价位需求,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常常是经济数学中的微分方程:F(x,y,y′,…y(n))=0,利用微分方程的特点求解经济增长模型。

(四)银行复利问题

银行复利计息,通过离散年利率,设本金为S0,年利率为r,k年后的本利和Sk=S0(1+r)k,如果我们每时每刻计息,将刚刚离散年利率转化成连续年利率。

(五)投资费用问题

经济生活中的投资费用一般分为初期和后期头次两大类,一般因为年费不同投资费用也有所不同,假定在通货膨胀下,投资总费用往往是无穷级数,我们可以利用无穷等比级数的特点,选择和计算费用醉生的服务项目。

(六)贷款还款问题

在经济学中经常会有贷款还款利率,经济数学中的数学归纳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二、经济理论分析中的高等数学

(一)现代经济发展管理中的经济数学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以经济形势为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的跨领域性,即现代经管将企业的财务状况作为分析对象来研究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通过财务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合理发展方案,通过数据研究作用于经济管理,因此数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

(二)经济管理的最优性

一般我们研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数据分析来探测最优发展,经济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不同模型。从解决经济问题角度出发建立模型的准确性与时变性。首先要求分析经济管理的诸多问题,保证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其次实在一定的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通过重要数据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再次建立经济基数和数据,利用微积分理论分析求解,最后将数据模型真正用于经济分析,以经济问题为基础采用变量方法分析经济的稳定情况,对其进行误差分析,灵敏性分析及稳定性分析,并注意调整影响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因素,适当改变模型,使其得以调整。

三、结束语

经济数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用广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者将经济数学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为经济发展预测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数据,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同样经济发展离不开数据分析,故经济发展与经济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数学对数据的模拟及构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优策略,从而降低了经济风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丁石孙,张祖贵.数学与教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2]胡顺祥.弹性分析法在经济统计分析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07,(17).

[3]杨丽贤,等.谈高等数学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J].长春大学学报,2006,(12).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宋代;文学;城市;词;综述

宋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汴京、临安、洛阳、成都等繁华大都会。宋代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使城市呈现出前代未有的新面貌,学界将这一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给宋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也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城市对宋代文学的影响”研究

城市变化是社会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宋代城市功能逐渐多元化、城市的发展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上海师范大学2008届博士论文)从宋代城市革命的视角系统研究宋代城市文学繁荣的诸多领域的特质及其成因,并阐述了宋代都市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词在北宋时期达到繁盛的原因与宋代城市发展关系密切,学界对此已有较深入的论述。袁行霈认为词“是一种都市娱乐文学”[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提出:“两宋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娱乐为之勃兴……极大地刺激了具有演唱功能的词的创作。”[2]杨海明《“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2期)提出两宋城市经济对宋词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使之呈现出与诗不同的特色:娱乐性、艳情性、软媚性、通俗性。刘尊明《论唐五代词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东方丛刊》1997年第3辑)从城市游乐生活、妓女文化、酒筵文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对唐五代词创作的影响。王晓骊《文化冲突与词的演进———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苏州大学2001届博士论文)考察了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城市的岁时节日对宋词的内容和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康瑾娟《简论汴京节序风俗与宋词繁荣的互动作用》(《开封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便探讨了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梅国宏《都市文化视域中的宋词研究》(山东大学2010届博士论文)探求宋词与宋代都市生活的相互关系,力图挖掘宋词繁盛之文化背景。一些城市在词学史中占据着重要作用,董浩麟《汴京与宋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认为汴京的都市文化促成了宋词体制的重大变革,使慢词得到重大发展。翦伯象《汴京的词学史地位》(《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高度评价了汴京在词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汴京“是北宋词生存、生长的背景,是北宋词曲传播—消费的枢纽”[3]。马俊芬《宋词与苏杭》(苏州大学2011届博士论文)考察和汇总了115位宋代词人在苏州、杭州的行迹,用词人的客观活动来印证宋词与苏杭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随着北宋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出现了专业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准和审美趣味也影响着俗文学的生产。谢桃坊《宋代瓦市伎艺与市民文学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从市场学角度探析了瓦市与市民文学之间的关系。话本小说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是瓦舍说话伎艺的产物,张强《运河城市是话本走向成熟的摇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运河城市在宋元话本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王平《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提出话本小说从产生、发展到内容与形式,都是城市经济的产物。周薇《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从运河城市视角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通俗小说等市民文学进行深入探讨。李强《运河城市与话本研究———以两宋都城为考察对象》(延边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从运河城市这一角度来探讨其与宋代运河都市———东京汴梁和临安的密切关系。刘倩《南宋杭州的市民文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在城市语境中探讨市民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审美特征。郑永晓《都市文化视阈中雅俗两种审美倾向的交汇与融合———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从都市文化视阈探讨了话本小说中的雅俗观。商品经济促使文学的俗化,部分文人也参与到了俗文学的生产中来,李简《宋代城市的演艺场所与文人之参与———从瓦市勾栏、酒楼茶肆谈起》(《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探讨了文人缙绅在演艺场所中的影响力,并指出他们对娱乐的风尚有着引导的作用。戏剧是城市繁荣的产物,广泛地展示了城市风俗文化。张大新《宋金都城的繁盛与古典戏曲的成熟》(《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认为汴京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促进瓦舍文化的繁盛,这是宋金杂剧进入古典戏曲成熟形态的重要原因。钟婴《杭州与古代戏曲文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阐述了临安宋杂剧的兴盛及优语的文学特色,提出杭州是北杂剧南移后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廖奔《临安杂剧钩沉》(《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对南宋临安杂剧的发展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二、“文人与城市”关系研究

文人与城市的关系是互动的,宋代文人大多有过城市生活的经历,城市的景观、氛围、个性对文人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宋代文人创作活动也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汴京是宋词繁盛的温床,也是词人最为重要的创作基地。在汴京,存在着一个数量可观的词人群落。翦伯象《略论汴京词人群》(《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分析了汴京词人群的创作特征,提出汴京的消费热潮是汴京词人群形成的重要原因。李清照曾在汴京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汴京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烙印,韩玉生《李清照与开封》(《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王基《关于李清照与开封的几个问题》(《开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李清照与开封的历史缘分》(《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田甜《论易安词中的汴京文化意象》(《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等论文对易安词与汴京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阐述。宋代城市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城市生活的功利性、世俗性、娱乐性对文人的创作、心态的影响至为深远。宋词丰富了市民生活,市民的审美趣味也影响着文人词的创作,陈未鹏《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与宋词的俗化———以酒楼为例》(《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提出宋词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影响下逐渐俗化;田苗《北宋城市发展与柳永词创作关系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探讨了柳永的创作与北宋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于志鹏《试论城市经济影响下苏轼词的价值取向》(《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探讨了城市经济对苏轼词的影响;周晓音《从苏轼仕杭文学看北宋杭州娱乐精神的张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探讨了苏轼仕杭文学作品中的娱乐精神,并分析了这种娱乐精神产生的原因。城市具有文化聚合的功能,有利于形成文人集团。洛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北宋陪都,洛阳的文化性较政治性更为突显,一度名相大儒云集。宋仁宗天圣年间,形成了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文人集团。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论述了洛阳地区的地域文化、自然环境与洛阳钱幕文人集团创作之间的关系。王书荣《地域文化与洛阳钱幕文人集团唱和诗研究》(广西大学2012届硕士论文)从洛阳社会政治文化、风物习俗传统等、诗文环境等视角探讨了钱幕文人的唱和活动。欧阳修是洛阳钱幕文人集团的代表人物,他在洛阳期间积极研习古文,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欧阳修倡导诗新的起点是在洛阳”[4]。欧阳修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陈湘琳《记忆的场景:洛阳在欧阳修文学中的象征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从记忆场景的角度来探讨洛阳在欧阳修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梅尧臣亦是钱幕集团的主要干将,他与欧阳修诗文酬唱,对整个宋诗发展生成具有深远影响。屈玉川《洛阳文人集团与梅尧臣诗歌的孕育》(杭州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以洛阳文人集团为中心,探讨了梅尧臣诗歌创作对前人的传承和变化。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富弼等重臣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纷纷离任后移居洛阳。这些士夫夫在洛阳相互唱和,论学交游,组织了各种士人社团。司马光在洛阳闲居达十五年之久,是当时洛阳文坛的精神领袖。马东瑶《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探讨了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洛阳诗坛的创作活动。刘方《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以司马光洛阳城市书写为例,分析了宋代城市革命对文人思想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城市书写参与了洛阳城市文化的建构。洛阳也是北宋的理学中心,汇聚了邵雍、程颢、程颐等理学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洛学”。邵雍将哲学思想与洛阳山水之美相融合,叶丽媛《邵雍诗歌与洛阳地域文化》(山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阐述了邵雍诗歌与洛阳的密切关系。何新所《试论西京洛阳的交游方式与交游空间———以邵雍为中心》(《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提出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彰显出洛阳别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态。南宋文人结盟风气极盛,主要集中于两浙地区。临安是南宋文学的中心,文人倡和活动十分频繁,庄晓燕《论南宋都城临安文人群体的交游与唱和》(浙江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论文)、崔倩《宋元之际临安文人倡和活动研究》(浙江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等论文探讨了临安文人群体的创作活动。临安山明水秀,营建园林之风极盛,这既拓展了文人的游憩空间,也为文人交游提供了聚会场所。曾维刚《园林别业与宋人休闲雅集和文学活动———以杭州张镃南湖别业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刘方《南湖雅集:南宋都城私家园林的典范与文学活动》(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江南都市与中国文学)等论文探讨了园林别业与宋人休闲雅集和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

三、“宋代城市书写”研究

宋代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的作用日益突显,涌现出大量以城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宋人普遍具有恋都情结,有关帝都的书写不绝如缕。张文利《宋词中的双城叙事》(《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从社会文化学和都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宋词中的双城映像,探讨了政治气运与文化轴心的移动对汴京和杭州词创作的影响。李睿红《宋词中的帝京意象》(华东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分别选取了柳永、晁端礼和张炎为代表考察了宋词中的帝京意象。都市生活是宋词的重要题材,都市词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陈登平《柳永都市词》(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讨论了柳永都市词与北宋都市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讨论了柳永都市词的影响。胡春玲《词的都市化———论柳永城市词》(《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欧阳勤《都市风情入词来———论柳永都市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杨茜《北宋城市风情词论略》(《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等论文探讨了柳永都市词的艺术特征,并肯定了其记录北宋都市风情的史料价值。杨颖《北宋都市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刘扬《南宋都市词研究》(青岛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分别系统地研究了北宋、南宋的都市词。刘扬忠《宋代都市文化与宋词中的文学风景》(《词学》2013年第1期)对宋代都市风景词的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与评价。城市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与小说有着天然的联系。小说往往以城市为故事的发生场所,展现了广阔的城市生活,勾勒了市井生活百态。城市小说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一些城市作为背景反复出现,学界对此亦有深入探讨。话本小说是城市经济的产物,为吸引市民阶层的关注,往往以城市作为虚构的故事背景,帝都则是话本小说家最为青睐的故事发生地。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共考订出40篇宋元话本,据李会芹《宋元话本中东京、临安故事研究》(河南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统计,以东京、临安为故事背景的宋元话本各16篇,这占据了宋元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帝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繁荣与衰败与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汴京是北宋都城,也是北宋皇权的象征,汴京意象往往有着浓郁的政治意味。翦伯象《宋词汴京意象论》(《求索》2003年第2期)、梅国宏《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化阐释———以汴京为中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以汴京为中心分析了宋词中的都城意象。东京在宋代小说中有着完整的呈现,刘勇强《话本小说中的“东京”》(《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论述了宋元话本小说中的东京形象,并指出东京风貌在话本小说中的演化折射出宋元时期文学变迁的进程。城市见证了繁华,也承载着记忆,陈燕妮《论宋诗中的金明池》阐释了宋诗中的金明池意象,并分析了承载着“东京繁华”和“东京梦华”的金明池意象与宋帝国命运之间的联系。随着北宋的覆亡,宋室王朝南迁,临安成为偏安政权的都城,南宋词人对临安的帝都认同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陈瑜《现实的选择与理想的剪影———南宋词人以临安为中心的帝都书写》(《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分析了南宋词人对待临安帝都的复杂情感。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阐述了北宋杭州书写中自然景观与都市文化景观相融合的新趋势。随着唐王朝的灭亡,长安由一国之都下降为一般性城市,其繁华早已成过往。作为前朝故都,长安仍受到宋代文人们的钟爱,频频出现在诗词之中,李世忠《宋词中的“长安”意象》(《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期)探讨了宋词中意蕴丰富的长安意象,刘万川、曹向华《宋代诗词中的“长安”及其文化意蕴》(《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分析了宋代诗词中长安的指代和象征意义,并指出后代文学延续了宋代长安意象。扬州经济在宋代已逐渐衰落,但扬州仍是文人钟爱的意象。

郑玲《北宋扬州文学研究》(厦门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从地域文化视角对北宋扬州文学进行系统研究。严浩伟《唐诗宋词中的扬州城市意象》(《安徽文学》2008年第2期)指出宋词延续了唐诗中的扬州意象,却弥漫着一种低沉苍凉的情绪。宋代城市书写展现了异彩纷呈的都市文化,这些书写虽有夸饰一面,但大体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全方位地展现了宋代都市生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若加以认真甄别,完全可以用来印证和补充有关文献的记载。近年来,不少学者打通文史界限,运用交叉学科的理论,通过宋代城市书写来考察宋代城市。宋词是都市的产物,也是都市生活的一面镜子,以柳永为代表的都市词立体呈现了宋代都市的风光胜景、民风民俗及市井生活。杨万里《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论著,分宋词与都市、节日、歌妓、市民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周小娥《从柳永词看宋代都市》(《社科纵横》1997年第3期)探讨了柳永词中的都市风貌、市井节令及民风民俗。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暨南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柳永都市风情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内容,并阐述了这些词的历史价值和民俗价值。王筱芸《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分析了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并指出柳永歌词对宋代新都市文化建构具有深远影响。刘云霞、甘鹏飞《论宋词与汴京节日文化———以柳永为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考察了宋词中的汴京节日文化。宋诗中亦包含丰富的城市文化,陈晓燕《宋诗所见扬州经济现象及其成因探析》(《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27期)利用宋诗相关文本来考察扬州的经济现象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刘方《作为都市文学叙事的刘子翚〈汴京纪事〉》(《井冈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阐述了《汴京纪事》组诗中的文学叙事与想象,并指出刘子翚在组诗中努力重建了他的意义世界。蒋东玲《宋诗视阈中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新风略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探讨了宋代涉商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浙地城市商贸经济的发展新变。宋记小说特别发达,信息含量极大,自由随意的篇幅有利于充分展现城市风貌,这为研究两宋城市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录了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的社会风俗,伊永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求是》2009年第1期)认为《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城市市民生活为主流的笔记文学流派。郑继猛《宋代都市笔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届博士论文)考察了宋代都市笔记记录的城市声音、城市影像、城市“奇”“观”与都市文化。孙薇薇《〈夷坚志〉与宋代城市民俗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从民俗学角度切入,对《夷坚志》中记录市民生活的篇章进行了分析。何世群《文史视野下的南宋临安研究———以城市笔记、话本小说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以有关南宋临安的城市笔记和话本小说为主要研究资料,力图再现出一幅反映南宋临安城市生活的江南“清明上河图”。葛昕《从〈梦粱录〉看南宋临安市民阶层的都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从《梦粱录》文本着手研究临安市民生活的商业、休闲、民俗文化等活动。周芊《〈东京梦华录〉之北宋都城汴梁民俗生活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充分利用《东京梦华录》的相关文本来考察北宋汴梁的民俗生活。宋代城市书写有着浓郁的城市文化内涵,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塑造了汴京、临安、洛阳等个性鲜明的城市意象。这些城市已历经千年沧桑,早已不复当年光景。通过宋代城市书写,今人可以从中窥得宋代城市风流。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8.

[2]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

[3]翦伯象.汴京的词学史地位[J].中州学刊,2005(2).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

(一)基于博士学位论文授予年份的统计与分析

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授予年份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可以从时间维度上大体了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而从总体上把握近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从所采集的93篇博士学位论文来看,论文授予年份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1年,具体分布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从2003年检索到2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起,虽然2004~2005年有小幅下跌,但2005年以后再次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0年达到了高峰(19篇)。尽管2011年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落,但这可能与中国知网尚未完全上传相关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此外,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整体局面来看,这样一个上升态势与近来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趋势是同步的。

(二)基于博士学位论文授予单位的统计与分析

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授予单位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可以从空间维度上大体了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队伍分布情况,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单位的实力和水平。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此外,授予两篇博士论文以下的高校有复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兰州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统计表明,2003~2011年,我国共有28个单位授予了相关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和天津大学数量最为丰富、优势最为明显,两所高校所授予的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共45篇,几乎占所统计样本的半壁江山(48.3%)。这样的优势与两所高校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上所占据的地位和优势是不可分开的。华东师范大学和天津大学都是我国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经国家教育部评定获准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华东师范大学早在2004年便明确标注招收职业教育博士。而天津大学则于200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获得“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我国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其余开展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高校中,发表2篇及以下相关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单位共有21个,占所统计博士论文授予单位总数的75%,而论文总数只占样本文献的27.9%。可见,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授予单位分布很不均匀,不同单位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且各研究单位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科领域内的科研实力不平衡。

(三)基于博士学位论文学科分布的统计与分析

对93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属的二级学科以及学科门类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可以看出我国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进而从一个侧面洞察近年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学科来源。二级学科具体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限于篇幅,本表只统计出现2次以上的二级学科名称)。另外,课程与教学论、成人教育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民族学、法律史、社会学、经济管理、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林业经济管理各1篇。从二级学科分布来看,在93篇样本中,共有22个二级学科介入到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其中,职业技术教育学占据着“局内人”的优势,其所产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数占样本总数的31.1%,表明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于高等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学原理及比较教育学等4门学科与职业技术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一级学科,且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这4个二级学科所产生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也很多,共有36篇,占样本总数的38.7%。管理科学与工程、农业经济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等4个学科隶属于管理学,共产生17篇博士学位论文,占样本总数的18.3%,表明其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话语权”。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彰显教育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因此经济学对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介入同样较为明显。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4个二级学科从不同的经济学视角出发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展开了探讨,产生了5篇博士学位论文。除此之外,其余9个二级学科也都从不同角度介入到了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之中。

从学科门类分布来看,所涉及的22个二级学科主要分布在6个学科门类之中,即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工学。在这6个学科门类中,教育学共产生66篇职业技术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占样本总数的70.9%,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其后依次是管理学占18.3%、经济学占5.4%、法学占3.2%、历史学占2.2%和工学占1.1%。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性质。这种多学科交叉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系统内的学科交叉,即教育学门类范围内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这种学科交叉较为明显,占样本总数的39.8%,表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在“自系统”内有较高的融合;二是系统间的学科交叉,即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交叉。相比而言,系统间的学科交叉不太明显,总量不到样本总数的30%,且除了管理学介入较多外,其他学科门类均少有介入。由此可见,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尚缺乏较高层次的学科融合,在“跳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职业技术教育”上还有待进步。

(四)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统计与分析

对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议题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晰看到近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侧重点及热点。而研究的侧重点及热点又可以从一个侧面昭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议题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发理论界与实践界对问题的关注,进而进行更加集中、深入的研究分析。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议题尚缺乏一个公认的分类“图谱”。因此,尝试对搜集到的93篇样本文献进行主题维度的划分是一个重大挑战。为最大限度地保证主题划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在综合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全国各单位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方向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以“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等18个主题为统计维度。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来看,这18个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为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这3个主题所占论文数均超过10篇,比例都超过10%,涉及此4个研究主题的样本数占样本总数的37.6%。这一定程度表明了这三大主题是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领域较受重视的主题。同时也表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在过去7年时间里更多地将研究视角放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对外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并将其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从而借鉴吸收其精华;二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具体实施环节,即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进行深入分析,以建构更为合适、有效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三是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体系。第二方阵为职业技术教育经济与财政、职业技术教育史、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这4个主题所占论文数均超过5篇,比例都超过5%,涉及此4个研究主题的样本数占样本总数的37.6%。第三方阵为篇数在4篇以下(包含4篇)的11个主题。尽管针对这些主题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搜集的93篇样本文献中,其主要议题集中指向3个研究范畴,即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以及对职业技术教育本体的研究。研究范畴的具体统计结果见图3.由图3可见,职业技术教育本体以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主要对象,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则少有人问津。这表明近年来我国有关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呈现出规模缩减的趋势。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状态相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依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依旧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热点及侧重点。

(五)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统计与分析

“方法的变化(包括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变化和研究中使用具体方法的变化)是教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越深入,对研究方法的要求则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近年来中国教育研究在方法上的特点及嬗变。乐传永、朱学佳、何文明等曾对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同样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分类,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其中,定性研究主要指用书面的、言语的和观察的方式,通过对获得的质性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或演绎等得出观点,具体包括历史研究法、观察法(非结构式)、访谈法、叙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定量研究是一种运用调查、实验、测量、统计等量化手段来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从而判断教育现象的性质,发现内在规律,检验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数理统计法等。定性定量结合研究的内涵则更为宽泛,指一篇论文中同时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种方法。根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以93篇样本在摘要和正文中自述的并可以归类到这三个维度的研究方法为依据进行分类。具体结果见图4。

图4的结果显而易见,即在93篇样本文献中,定量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是研究方法的主体,其次是定性研究方法,而纯定量研究则相对较少。此调查结果能否真正代表近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这样的调查结果与已有的相关研究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出入。通过对200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中152篇论文进行统计发现:定性研究占60%,定量研究占14%,定性定量结合研究占26%。当然,这种出入是可以解释的,即由于博士群体受过专业的科研训练,且博士学位论文对研究方法要求较高,因此博士学位论文会更多地采用定量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但是,不管是已有研究所揭示的结果,还是本研究所作的统计,都共同表露出一个特征,即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描述性、思辨性成分较重,定性研究总体上多于定量研究。

从具体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方法中使用较多的是文献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史研究法;定量研究方法中使用较多的是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模型法。但是,纵观所有样本,研究方法的探索还显得不够多元和“前卫”。尽管也有样本应用了个案研究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更具时代性的研究方法,但这样的研究所占比例极小。

而像现象学研究、人种志研究、田野考察、口述史学等富有现代特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是少有人问津,没有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

近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动向

近年来,中国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走着一条不断成长的道路。从2003年出现2篇博士学位论文,发展到近年平均每年涌现10多篇;职业技术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授予单位由无到有、由有到多;介入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学科不断丰富;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都证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在质与量上获得了显著提高,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态势。当然,综合本研究以及已有相关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无论在选题、内容还是方法运用上,都还存在很多问题,未来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研究从整体来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正在不断由“自发”探究走向“自觉”建设。最初,高等教育学、教育史学、农林经济与管理等学科对职业技术教育

诸多问题展开了自发探讨。随后,职业技术教育学科正式介入,并逐渐获取“话语权”,展开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自觉探索。此后,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百家争鸣”现象初现端倪。当前,我国乃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必然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更加百家争鸣地探讨纷繁复杂且形势多变的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不仅是解决职业技术教育实践问题的需要,也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所以,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加强学科交叉研究,鼓励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从不同视角解释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现象和问题,是未来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需要讨论的命题。

(二)拓展研究内容的同时加强对中等职业技

术教育的针对性研究通过对93篇样本文献的主题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研究主题广泛,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纵向的历史研究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受到重视;二是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关注;三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外部社会经济系统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课程、教学、师资、制度管理等要素的变革,都在不断加强和深化。归结而言,这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和实践发展状况是相符合的。但是,统计分析结果也反映出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尚存在诸多不平衡现象。如农村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研究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力量不足,这与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是不相匹配的。因此,更为广阔地拓展研究内容并有意识地加强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研究应当成为未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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