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论文范文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可以分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其中与银行关系密切的是信贷渠道。早期关于信贷传导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贷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及其与货币政策贷款渠道效率的比较（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如今，众多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利用银行或企业的微观数据来研究银行异质性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果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面临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规模大、资本水平高、流动性水平高的银行信贷收缩越不明显（Altunbas等人，2012；Jimenez和Ongena，2013）。但一些国家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存在特殊性，在某些制度安排（如政府隐性担保、存款保险制度等）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Takeda等人，2013）。此外，一些学者还从银行业市场竞争结构、股权结构等视角分析了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之间的关系（Bhaumik等人，2014）。在我国，企业和居民的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存款又是银行主要资金来源，因此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王毓和胡莹（2011）利用我国加总的数据，通过VAR和VECM模型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有显著差异。李涛和刘明宇（2012）等学者研究表明，当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资产规模小、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高的银行，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冀志斌、宋清华（2013）等运用我国上市银行数据研究了上市银行股权结构、高管薪酬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关系。总的来说，我国学者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利用VAR或VECM模型将银行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部门进行总量分析，较少将银行作为一个微观主体来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近期，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将银行微观数据加入研究，但目前对于银行异质性的讨论大多基于银行资产规模、资本状况及盈利性这三个特征。本文将考虑银行资产规模、资本状况、流动性、盈利性、经营效率五大银行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影响，并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两个子样本，将股权结构特征也纳入考虑。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部分设定参照Kashyap和Stein(2000)、Gunjia和Yuan(2010)的经验模型。Kashyap和Stein(2000)运用分组法将银行按照规模、流动性水平、资本充足程度分组，讨论了货币政策变量在银行异质性条件下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Gunjia和Yuan(2010)在Kashyap和Stein(2000)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将银行异质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变量的交叉项纳入模型。分组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更加清晰反映出货币政策及银行异质性特征对信贷投放的直接影响，而交叉项法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银行在面临货币政策变动时，各银行异质性特征对其信贷投放的间接影响。这两种方法各有千秋，根据研究目的和意义，我们综合采用了Kashyap和Stein(2000)分组法与Gunjia和Yuan(2010)交叉项法，选择相应的变量考察银行异质性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影响。基于分组法构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MPt+γd(lngdpt)+mit模型中，被解释变量d(lnloani,t)代表信贷规模的变量，以银行贷款的对数增长率表示。解释变量分为三类，一类是表示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变量，主要有d(lnsizei,t)（银行总资产）、ea（资本水平）、roa（盈利水平）、liq（流动性）、roe（经营效率），分别以银行总资产对数增长率、权益/总资产、净利润/总资产、流动性资产/总资产、营业成本/营业收入表示。为减轻内生性问题，我们将银行异质性特征变量取滞后一期值。第二类代表宏观调控层面的货币政策变量MPt，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数据。第三类代表信贷需求层面，以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增长率（d(lngdpt)）作为信贷需求的变量。mit为随机误差项，它满足相互独立、零均值、等方差的假设。在这个模型中，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通过系数β体现出来。而银行异质性特征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具体就体现在系数αi上。基于交叉法构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1MPt*d(lnsizei,t)+β2MPt*eai,t-1+β3MPt*roai,t-1+β4MPt*roei,t-1+β5MPt*liqi,t-1+γd(lngdpt)+mit在该模型中,交叉项考察了在银行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可通过直接观察系数βi识别。为了验证银行异质性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影响，我们选取上市银行进行样本研究，至今，已有16家银行完成上市。其中，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上市较晚（两家银行均于2010年上市），数据不足予以剔除。此外，考虑到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规则不尽相同，基于数据的统一性，本文将深圳发展银行和宁波银行（两家银行均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在样本中予以剔除。最终选择12家在上交所上市的银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分析1。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及wind数据库。本部分的解释变量主要是政策变量及前定变量，因此内生性问题并非是主要问题，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即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估计方程之前，通过Hausman检验判定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详见表1。

（一）分组法估计基于分组法的估计结果如表2：从总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看，银行规模、资本水平、盈利性、流动性水平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显著，而银行效率变量的系数基本不显著。规模因素是影响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信贷增速的最主要因素，银行资产规模与信贷规模增长正相关。我国实际GDP增量对各类型银行信贷增速具有2%个点的负向影响，表明我国银行信贷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从子样本的实证结果看，国有大型银行和中小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驱动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国有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系数不显著，而中小银行更易受资本资产比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一方面，国有银行背靠国家信用，即使资本金下降，也未对其信贷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国有银行面临更加严格的资本“硬约束”，特别是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为了发挥银行业“稳定器”的作用，势必将资本比率控制在较高的水平内，资本金的微弱下降不会对其信贷投放产生过多影响。而中小型银行与国有银行相比缺少足够的政府隐性担保，随着银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中小型银行对其风险资产和信贷的约束逐步强化。从表2可以看出，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存在性。

（二）交叉项估计采用交叉项估计，一方面可以检验分组估计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考察银行异质性微观特征是否会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基于交叉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3、4。从表3、4可以看出，银行规模、资本水平、盈利性水平、流动性水平对我国上市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显著，而银行效率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分组估计的结果是一致的。对比子样本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中小型银行的信贷增速更易受资本比率的影响，这同样验证了分组估计的结果。我们更关注的是银行异质性特征变量与货币政策交叉项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1.银行规模变量与货币政策交叉项的结果观察表3、4，银行规模变量与货币政策交叉项的结果都十分显著，且为负相关关系，表明银行规模越大，其信贷增速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反应越敏感，对信贷规模抑制作用越强。银行规模作用的效果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存款作为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供给者存在明显的“规模偏好”，在存款利率下限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存款者更倾向于将资金存放到大银行。2.盈利性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当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中小银行的盈利性水平越低，货币政策对其信贷规模抑制作用越弱；而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水平并不会显著影响货币政策抑制银行信贷增速的效果。这是因为，国有银行盈利水平高且盈利来源多元，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其盈利性风险的影响较小，信贷规模收缩并不显著。而中小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盈利性，更具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动机。即使央行为了控制信贷扩张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盈利性水平低的银行也有较强的信贷扩张冲动，所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其信贷规模抑制作用弱。3.银行效率的交叉项估计结果银行效率大小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之间的关系较为模糊。大多数情况下，银行效率与货币政策银行贷款渠道关系不显著，但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国有银行的银行效率越高，对信贷规模增速的抑制作用越强。4.资本水平与流动性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综合表3、4，资本水平与流动性水平的交叉项均不显著，对此，我们提出如下解释：第一，我国宽松的资本补充机制弱化了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作用。在我国宽松的资本补充机制下，资本金管理中并未建立起资本、信贷规模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且陷入了“信贷扩张———资本水平下降———再融资———资本水平上升———信贷再扩张”的被动状态，因此资本水平并不会影响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第二，银行同业拆借制度弱化了流动性水平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作用。经过近20年的发展，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不仅作为同业之间调整资金余缺的市场，而且成为了银行扩大资产业务的重要手段。样本期内，我国上市贷款规模增长率增加明显的时期，流动性水平下降明显，随后，各家银行寻求同业拆借资金补充流动性比率，陷入了“信贷扩张———流动性水平下降———银行同业市场拆入资金———流动性水平上升”的被动情况。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各银行的信贷供给水平并不会因流动性水平的不同而有差异化反应。

一、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是否受银行审慎监管的影响呢？Delis和Kouretas（2011）及Altunbasetal.（2012）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方面起着缓冲作用。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少，黄宪等（2005）、戴金平等（2008）对货币政策传导异质性的研究仅局限于信贷传导渠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才逐渐被重视。于一、何维达（2011）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在风险效应中表现更加激进。江曙霞、陈玉婵（2012）亦得出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银行资本状况。目前已有许多文献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但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尤其是银行审慎监管状况引起的异质性的研究尚不足。而事实证明，不同监管强度的银行可能对货币政策冲击具有不同的决策和抵御能力。鉴于此，本文围绕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我们首先收集了2003~2013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月度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但考虑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上市较晚，数据严重缺乏，我们将其剔除，剩余14家银行①。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各银行年报，由于某些数据的缺失，得到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择1．货币政策（MP）现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结合使用了多种价格和数量型工具，难以找到有效的综合货币政策的变量（徐明东、陈学彬，2011）。考虑模型稳健性，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q）、一年期贷款利率（rl）和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c）②作为货币政策变量。2．银行审慎监管（SUP）资本充足率（car）、杠杆率（lev）、流动性和拨备覆盖率（pvc）是中国银行业四大监管工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参考胡利琴、彭红枫等（2012）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流动性比例（lra）作为流动性监管的替代变量。3．风险承担（RISK）根据已有实证文献，常用的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主要有Z值、风险资产占比、不良贷款率、特许权价值和预期违约率。但依据前文分析，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变风险容忍度及风险偏好导致风险承担增加。因此，参考陈玉婵和钱利珍（2012）等的研究，我们使用风险资产占比（RiskT）①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考虑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在后文中使用不良贷款率（npl）进行稳健性检验。4．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我们控制了可能影响银行风险的其他因素。第一，使用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ta）衡量银行规模。第二，宏观层面上控制经济环境gdp增长率（gdpg）②，以及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house）。另外考虑到当期风险承担与银行规模存在相互影响，对银行规模做滞后一期处理。

（三）模型构建根据研究目的，主要考查两个模型的实证研究。模型一：检验中国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验证风险承担渠道。其中，i表示截面银行个数，t表示变量当期值，t-1表示变量滞后一期值，j表示该银行所在地区。我们关注MP的系数β2的符号及显著性。如果为负，则说明在其他因素被控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相反。模型二：验证银行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影响该模型中，加入银行审慎监管指标SUPi,t③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MPt×SUPi，t。我们关注参数β6与β7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如果β7为负值，则表示银行审慎监管与风险承担负相关关系；如果在β6与β2符号相反，则说明该审慎监管手段可以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

三、计量结果分析

在以上模型中，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当该问题与动态性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SYS-GMM）法对模型进行估计。1．模型一：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运用SYS-GMM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结果。Sargan检验和AR（2）检验表明工具变量合理有效。结果表明，以风险资产占比（RiskT）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中国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与国内外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Jimenezetal.，2009；Altunbasetal.，2012）。在模型的控制变量方面，gdp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银行业风险承担具有顺周期性，因此监管当局应密切关注银行在经济上行时的风险状况。房地产价格指数与RiskT显著正相关，表明房势较好时，企业净值改善，风险承担意愿上升。银行资产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强，验证了“大而不倒”假说。另外，银行风险承担的前一期值对当前也存在显著影响，风险偏好的前期值对当期值存在显著负影响，表明前期较大的风险偏好，可能会使决策者意识到需要改进自身资产组合状况，而降低当期风险偏好。2．模型二：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基于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检验模型二中，我们加入了银行审慎监管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为了避免过多解释变量导致模型多重共线性及自相关，我们依次加入各监管变量及其交叉项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Sargan检验和AR（2）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表2中，模型（1）至（4）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传导的影响；（5）至（7）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一年期贷款利率传导的影响；（9）至（12）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7天同业拆借利率传导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而且这三个指标的加入并没有改变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的符号及显著性，再次验证了该渠道的稳健性。交叉项系数与MP系数符号相反，表明该监管指标的加入对货币政策冲击起削弱作用，即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越不敏感。表明银行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有调节作用。不同的是，流动性指标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符号，交叉项的系数也与其他三个监管指标不同。这表明在流动性监管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这是由于道德风险引起的，因为我国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大都受政府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银行资产价值及特许权价值，降低道德风险及风险偏好。另外，流动性比例系数为正，表明流动性越强的银行，出于对自身流动性的信任，风险承担意愿就越强，这与常理不悖。交叉项系数为负，与MP系数符号相反，表明其与其他监管指标一样对货币政策冲击起削弱作用，不同的是：流动性监管削弱的是货币政策降低风险承担的作用。

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特点

（一）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占据市场绝大多数理财产品按照收益可划分为保本型理财产品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这两种理财产品在账务处理方面存在区别：对于保本类理财产品（又称为表内理财产品）而言，无论是保本固定型，还是保本浮动型，都要计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央行的统计范围；对于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又称为表外理财产品）而言，银行只是销售理财产品来赚取中间收入，是银行的表外业务，因此不计入资产负债表。2013年银行共发行保本型理财产品13284个，占市场份额的29.86%，较2012年下降21.5%，发行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31208个，占市场份额70.14%，较2012年增长75.1%。由此可见，高风险、高收益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更受到居民的青睐，已经占据了市场中的绝大部分。

（二）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日益扩大，其运作过程中的风险也逐渐暴露，其中，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不明确成为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筹集到的资金一般不能进行直接投资，只能通过信托公司进行投资。虽然在投资过程中大部分产品并没有披露其具体投向，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理财产品暗中给地方政府债券“输血”。例如,建设银行部分产品投向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青岛公路建设集团、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设立的信托计划（叶林峰，2013），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绕过贷款规模的控制。此外，还有一部分理财产品投向了难以通过正规的银行贷款来融资的公司集团，如房地产企业。因此，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逃避央行的监督和管理。

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我国理财产品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居民最佳的投资工具和地方政府、企业的有利的融资手段。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效率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性。

（一）对存款产生明显的分流效应，导致M2统计失真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需要与总需求之间保持一定的相关性，而银行理财产品分流了存款，削弱了M2与总需求的联系。卢满生（2012）通过深入分析理财产品运作模式剖析了理财产品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认为理财产品业务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政策工具M2统计失真，社会融资规模调控难度加大，并且令表内业务表外化，弱化政策工具运用效果，使得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与真实社会融资总量存在差距，使得监管当局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目前，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M1、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定期存款、企业其他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构成，尽管居民持有的理财产品流动性较高，但并没有被纳入M2的货币统计和监控的范围，增加了货币定义的难度。根据2008～2012年的数据，每新增加1元的表外理财会分流0.39元的存款（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课题组，银行家，2013年8月）。2013年第一季度银行表外理财筹集的资金为4.1万亿元，而同期存款增加了4.2万亿元，这表明市场上有近一半的新增资产用于投资理财产品，因此，银行表外理财对存款产生了明显的分流作用，使M2与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进而导致M2统计失真。同时，银行将理财产品筹集到的资金借贷给政府、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致使居民储蓄存款向政府存款、企业存款和金融机构存款分流，使原本应该记入M2范畴的货币转向M1的统计范畴，增加了中介目标的测量难度和监管难度。因此，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致使央行在对货币统计和分析过程中产生偏差，难以准确真实地反应市场的实际状况，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形成利率市场双轨制，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媒介，通过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变动影响利率的变动，同时利率的变动影响投资和消费，引起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最终改变总产量的变动，IS-LM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一传导过程。中央银行一直加强对1年期存贷款利率的控制，使基准利率长期低于均衡利率水平，传统的利率传导渠道自然无法发挥作用。理财产品的利率基本是根据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明显高于同期存款利率，变相突破了存款利率的上限，这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创新和理财产品供给共同推动了利市场化的步伐，助推了利率双轨制的形成。一方面，中央银行控制基准利率的高低和浮动范围，尽管已经放开了贷款利率，但存款利率仍受到管制；另一方面，理财产品收益率随市场收益率的变动而变动，严重偏离了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水平。尽管市场利率的形成削弱了中央银行控制流动性的能力，却能提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三）信贷规模调控更加困难，使信贷渠道受阻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以及市场摩擦等问题导致企业在筹集资金成本之间的差距，为了降低信贷市场上因信息不完全而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扮演着为企业贷款的角色，不仅分散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还降低了大多数企业的借贷成本，因此银行信贷调控构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一种重要渠道（Bernanke&Blinder，1988）。通过收缩和扩大银行的存贷款的总规模，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和扩大，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为了规避存贷比限制，银行将大量资金通过表外理财产品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为所需贷款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开辟了另一条融资渠道。但是这部分资金游离于中央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弱化了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也削弱了我国信贷政策的可观测性和可控性，降低了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此外，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中央银行严格控制银行贷款比例和贷款规模，使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仍可以通过表外理财产品这条“暗渠”获得贷款，无疑削弱了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

一、银行业普遍存在的信贷扩张冲动强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但也弱化了紧缩性货币调控的效力

本文认为“存款上限，贷款下限”利率管制带来的利差保护、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原始流动性累积以及市场改革带来的逐利动机增强等是导致国内商业银行普遍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是激励相容的，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银行体系累积的流动性和信贷冲动得到大量释放，形成了增速高达33%的信贷扩张狂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激励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货币调控不得不依赖于数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这类工具的使用虽然短期内能比较有效的抑制银行表内信贷资产的增速，但可能导致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等的管制规避和套利行为，导致银行体系“实际放贷”数据的模糊化和银行实际风险承担的隐藏化，反而可能导致银行体系风险的增加。根据保险效应理论，，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国有产权属性带来的隐性保险，大型银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救助预期相对更强，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刺激作用更强。即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更小，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小，本文发现隐性保险效应存在的证据。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中国银行业不存在隐性保险效应。理由有二，首行，银行规模变量包含了众多的异质性信息，用规模作为识别隐性保险效应的替代变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国有银行外，中国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大多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银行行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隐性保险效应，规模变量可能难以将这种隐性保险效应的差异识别出来。

二、除了上述估计外，我们还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三、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含义如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依赖于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收入和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导致银行的风险测度和识别以及风险规避程度降低，可能导致银行体系过度风险承担和资产价格泡沫。为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目标，政策当局可结合经济冲击的类型，并同时考虑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搭配使用传统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价格稳定并不是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目标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在经济过热的高通胀时期，货币政策的紧缩将同时减少银行的风险承担与物价压力，但在低通胀和银行过度风险承担阶段，提高利率等紧缩性政策难以同时实现两大目标。因此，当特价稳定与金融稳定出现矛盾时，根据丁伯根原则，借助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互补是必要的。

作者：吴伟单位：山东省泰安市口腔医院

一、目前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同学历层次课程的教学内容大部分雷同。同一学历层次不同专业的教学主观随意性大

对于同一层次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区分不同的授课对象因材施教，即使使用的教材相同，也应把握好不同的侧重点。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相同的教案轮流适用于不同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在教学内容上随意性太大，任课教师基本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教师没能做到将学生最需要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导致同一学历层次、不同专业的同一课程知识点的涵盖面和深浅程度差异很大，教学水平和效果参差不齐，学生反映较大，收不到应有的良好教学效果，影响了该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教学计划的安排脱节

货币银行学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覆盖面很宽，教学面临着内容庞杂而课时不足的难题，而其教学内容更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经济类专业目前已开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程为专业基础课，它对学生学习和理解货币银行学相关知识有很大帮助。但是，有的专业的《货币银行学》课程却和以上两门课程安排在同一学期，无形中破坏了这两门课程的继承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课程内容的陌生或重复，影响到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教学计划安排上应注意货币银行学课程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的衔接与协调，明确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欠灵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货币银行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但却不如专业实务课具有技术性、技能性和趣味性。如果按原来传统的教学模式，那是单靠教师一味的说教讲解，即在课堂中照本宣科，按照教材的章、节顺序平铺，大条套小条，甚至大段念诵教材，讲解中不突出重点、难点和热点，不注意知识的连贯性，忽略每章内的各个目与节、节与节之间以及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教条式的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很容易使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索然，只会死记硬背，孤立僵化地掌握知识点，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去独立思考，势必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下降而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一来，既不利于教学相长，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获取知识、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四)考核方式单一，不能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全面、真实、公正的考查，考核方式有待合理化

摘要：电子货币作为货币演进的最新形态，与传统货币相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电子货币取代传统的银行券和硬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发展趋势。电子货币除了具有货币的一些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其自身从发行到流通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有的属性。本文在解析电子货币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的挑战，并就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挑战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电子货币银行金融

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商品货币、纸张货币和电子货币。从货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货币制度的变迁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货币流通费用，从而降低商品交易费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一体化使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使人类社会逐步向信息社会迈进。由于金融业对信息有超乎其他产业的特殊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这个网络经济时代，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在业务处理、顾客服务、经营决策、管理拓展方面的技术环境。这些革命性的变革无疑都必须依赖于货币及支付手段相应的电子化。电子货币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末支付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它正在并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银行的经营方式。由于在降低交易费用上的巨大优势，电子货币取代传统通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商业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冲击就成了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电子货币相关概念解析

20世纪以来，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作为其支付工具的电子货币也随之产生和发展。电子货币的产生被称为是继中世纪法币对铸币取代以来，货币形式发生的第二次标志性变革，并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应用与发展不仅会影响到电子商务的进行，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体系。

（一）电子货币的定义

电子货币就是由消费者（及相对的特约商户）占有的，存储在一定电子装置中，代表一定的货币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价值”的产品。具体而言，这里所讲的电子装置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以IC卡为媒质的智能卡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电子货币载体。电子货币的货币价值以数字信息的方式存储在电子装置载体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储值卡、智能卡，以及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支付的货币形态。电子货币不是纸质的，也不像电子资金划拨一样涉及到银行，这种新的货币形态可以离开银行的中介作用，在交易过程中不用同存款发生密切联系。就其现阶段而言还只是一种新的支付形式，还要以现有存款为基础。

（二）电子货币的特性

论文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建议和措施

论文提要：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是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健全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政府的干涉或影响，因此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赋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权，使其在隶属于国务院的情况下真正独立已势在必行。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起源及其发展

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是指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一国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既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不受政府的约束，同时也不能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而应接受政府的一定监督和指导，并在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且与其他政府机构相互协作和配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独立性的争议。为战争筹措军费而放弃中央银行的自由原则和独立性，以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20年在布鲁塞尔和192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两次国际金融会议，一再强调中央银行应脱离政府控制而独立。战后各国纷纷组织独立的中央银行，有的中央银行法中列有维持独立性的条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性思潮再起。中央银行既要按照宏观经济目标满足财政筹措资金的要求，又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理应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监督。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再次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其理由主要有：政治家缺乏经济远见，干扰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政府为满足短期利益的需要，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工作侧重点的不一致，致使相互的措施矛盾对立。中央银行作为社会化的服务机构，也需要相当的独立性。

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立法与惯例不同，西方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有：独立性较强的如德国、美国；独立性居中的有英国、日本；独立性较弱的有意大利。

二、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地位

在独立性问题上，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我国央行的特点是：既有独立的一面，同时又缺乏充分的独立性，属于“相对独立”。

论文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建议和措施

论文提要：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是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健全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政府的干涉或影响，因此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赋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权，使其在隶属于国务院的情况下真正独立已势在必行。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起源及其发展

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是指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一国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既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不受政府的约束，同时也不能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而应接受政府的一定监督和指导，并在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且与其他政府机构相互协作和配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独立性的争议。为战争筹措军费而放弃中央银行的自由原则和独立性，以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20年在布鲁塞尔和192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两次国际金融会议，一再强调中央银行应脱离政府控制而独立。战后各国纷纷组织独立的中央银行，有的中央银行法中列有维持独立性的条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性思潮再起。中央银行既要按照宏观经济目标满足财政筹措资金的要求，又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理应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监督。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再次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其理由主要有：政治家缺乏经济远见，干扰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政府为满足短期利益的需要，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工作侧重点的不一致，致使相互的措施矛盾对立。中央银行作为社会化的服务机构，也需要相当的独立性。

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立法与惯例不同，西方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有：独立性较强的如德国、美国；独立性居中的有英国、日本；独立性较弱的有意大利。

二、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地位

在独立性问题上，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我国央行的特点是：既有独立的一面，同时又缺乏充分的独立性，属于“相对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