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论文范文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1．1理论逻辑
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上。而货币供应量的多与少由一国的货币基础决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决定货币供应量的货币基础由银行信贷和外汇储备组成，FDI通过增加东道国的外汇储备来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一方面，FDI带来的直接资本流入会导致企业所持有的外汇增加，企业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换成本币，形成央行的外汇储备并导致流通中的本币增加；第二，FDI通过在东道国的生产和进出动得到大量外汇，同样通过结汇的方式将外汇卖给央行，形成央行外汇储备的同时增加一国的货币供给。FDI通过以上两方面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并最终会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产生影响。以上两个渠道的作用是文章研究的重点，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还通过一些其它的途径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例如，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一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会导致储蓄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样，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资本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内资本的外逃，因此导致我国货币供给的减少。文章将FDI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其他方式和渠道不考虑在研究范围之内，并假设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为零。因此，就我国而言，大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进而影响我国的货币基础，并且最终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理论假设：中国独特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造成的外汇和外资的大量流入，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货币金融环境，并与国内银行信贷扩大一起，共同成为今天的通货膨胀和房价高涨局面的影响因素之一。
1．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货物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等三类数据。受限于仅有2001年开始的进出口月度数据，因此文章采用的是2001年到2013年以月为划分的156组月度数据，包括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货物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等。货物出口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综合司2001－2013年进出口统计快报中各月的统计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商务部投资司统计快报中各月的数据；货币供应量数据M2取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额的计量单位为“亿美元”，而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单位为“亿元”，为了增强检验的准确性，用来自美联储网站的经济统计数据———2001－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各月均衡汇率，将货物出口和FDI数据折算为以“亿元”单位。
1．3数据处理
在所得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并定义两组变量X和M。X为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货物出口额之和；M为被解释变量，是货币供应量。我们通过检验X和M之间的关系来观察FDI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因此对两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化处理。将对数化之后的变量录入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7．2，之后用eviews7．2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2FDI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格兰杰分析
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必须保证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但多数情况下的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因此有必要对LN（X）和LN（M）两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为模型下一步检验打下基础。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所选取的变量是否存在随机趋势。水平情况下，LN（X）和LN（M）都是非平稳的序列；在一阶差分时，LN（X）依旧是非平稳的，但LN（M）则变为平稳的序列；在二阶差分的时候，1％的显著性水平下，LN（X）和LN（M）的二阶差分序列•2（LN（X））和Δ2（LN（M））的ADF检验统计值小于对应的临界值，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LN（X）和LN（M）二阶差分序列同时达到平稳，因此是I（2）过程。
2．2协整关系检验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是要求数据具有协整关系，通过上述ADF检验可知LN（X）和LN（M）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首先求得LN（X）和LN（M）的残差序列，将所得残差保存在名称为K的序列中，并画出其时序图。分析时序图可知，残差序列K围绕在某一固定值上下波动，初步判断序列K是平稳的序列。在水平情况下，对K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t统计量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可知LN（X）和LN（M）之间存在协整性，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2．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变量LN（X）和LN（M）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因此为了提高检验的准确性，有必要进行不同滞后期长度的检验。
3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和拉动
上文的实证检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上文的研究仅仅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原因，却没有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具体大小。虽然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无法量化，但是可以从其对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上得到参考。为了衡量FDI对货币供应量的拉动作用并考察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可以从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两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利用上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考虑到短周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作用表现不明显，因此将月度数据折算成年度数据计算贡献度和拉动度。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率（ContributionRate）是变量X（FDI＋货物出口）的增量与变量M（货币供应量M2）的增量之比，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率（PullingRate）是指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乘积。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在除2009年外的年份都为正，这说明FDI对我国的货币供给会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为正，即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第二，2009年时贡献度和拉动度两者同时为负，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和FDI减少导致的，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00．34亿美元，同比下降3％，货物出口仅12019．3亿美元，同比下降16％；第三，贡献度和拉动度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且从2002年以来，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作用和贡献作用是递减的，2002年，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20％和3．39％，而2013年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5．15％和0．7％。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度下降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规模的扩大冲淡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FDI中包括了商品形态的实物资产流入，且这部分实物资产占据了FDI的很大部分，而直接以资金形式流入的FDI占比较少，形成的外汇供给也因此减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减弱，从而导致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淡化。
4结论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货币政策论文,金融统计论文,货币与金融统计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长期的研究和多次修订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MFS的推出促进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规范化发展，也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南，对我国完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货币与金融统计的相关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FS中，将货币与金融统计划分为货币统计和金融统计。
货币统计是统计货币的总量、构成、结构及形成，主要是货币供应量统计，是对金融性公司资产和负债的统计，其中货币供应量主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和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构成。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构成其负债，各项存款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构成其负债，这样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负债便构成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主要组成部分，货币统计就是统计金融机构的负债；而金融统计是对整个经济体中非金融性公司、金融性公司、政府、住户、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等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所有金融流量和存量的统计；
货币统计与金融统计之间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点，货币统计是针对金融性公司的统计，金融统计是针对经济中所有部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统计，货币统计是金融统计的基础，是部分金融统计数据推断的依据，同时通过金融统计可以发现货币计量范围的准确与否，指导货币统计的不断完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2至1984为第一阶段，采用MPS体系，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照搬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时的金融统计内容主要是中央银行开展的信贷计划服务；1985至1992为第二阶段，采用MPS和SNA体系结合的方式，这个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着巨大的变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系。1993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阶段，1993以后，我国基本上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金融统计体系也由MPS变为SNA。2000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在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MFS，而在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了新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编制指南》（CGMFS2008），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标准和指南。
建国初，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只是进行简单的信贷收支统计，而现在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货币供应量统计、资金流量统计、现金收支统计、信贷收支统计、国际收支统计、货币和银行概览、债券和外汇统计在内的多方面的统计体系，建立了多项调查制度，如物价调查、银行和储蓄调查等，同时还形成了以货币银行为中心，金融市场统计和多项调查制度给予辅助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在部门建设体系方面，我国建立了以央行的货币银行统计为中心，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和证监会金融市场统计为辅助的，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统计部门为补充的统计部门体系；在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法制建设方面，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规范其发展，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近些年，我国加大对货币与金融统计人才的培养，使货币与金融统计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和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的比较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的建设，使我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大体上已经完善，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体制，中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与MFS国际标准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金融文化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对金融乃至经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共性文化中部分与现代金融发展不相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一些金融文化认识误区。本文分析了典型的货币认识误区及其产生原因，并在阐明货币本质的基础上提出应重建货币认识。
【关键词】
金融文化;货币;认识误区
1 认识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金融文化则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包括货币文化、信用文化、虚实文化、金融风险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等，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其根源于各国传统社会文化与金融实践当中，并反作用于金融实践。
在经济市场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活动不仅对经济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日益广泛、迅速地创造出新的居于社会文化核心地位的金融文化，其对金融乃至经济活动的制约与促进作用也愈发凸显。从微观上说，不论主动与被动，自愿与不自愿，金融文化都在日益强烈地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从宏观上说，金融文化对一国金融实践和金融制度结构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优秀金融文化是保障和推动一国金融及经济发展的软实力，错误金融理念则将金融这把双刃剑的危害发挥得淋漓尽致。如短视信用文化导致一锤子买卖、损人利己现象层出不穷;轻视虚实文化，金融体系创新无度，虚拟经济不断自我膨胀，实体经济却停滞不前;漠视金融风险文化，从业人员风险意识淡漠、侥幸心理、机会主义普遍存在。纵观世界各国，形而下层面的各种金融问题无一不与形而上层面扭曲的金融文化相关。
2 货币认识误区及解析
金融文化既然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受共性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固有的意识形态中部分与现代金融发展不相一致的观念以及错误观念指导下的金融实践自加强机制也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金融文化认识误区，典型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被俗称为“钱”的货币认识上。货币独有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功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切价值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货币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其化质为量的特性促使人们的生活趋于量化和理性化，由此有人将货币作为首要的生活目标而为之疲于奔命，人情淡漠，人际交往只求功利，更有甚者，为钱不择手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货币虽然使人们摆脱了对物和他人的依赖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却又受货币本身的束缚和支配而使自由流于形式化。带着强烈的感彩，许多人甚至认为钱是万恶之源。凡此种种对“钱”的体悟是现代人未能对货币形成科学认识而得出的肤浅结论。
事实上，货币历史浩瀚博大，绝非一个“钱”字了得。货币无论表现在金银上，还是表现在某种价值符号上，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一位劳动者既是自己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者，也是他人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者。与早期的直接物物交换不同，今天我们借助货币这一媒介进行间接交换。在将商品（或劳务）转换为货币，再由货币转换为其他商品或劳务的过程中，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应该代表商品所有者之间等价交换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才是货币的本质。交换的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等交易，只有在满足对方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得。如若交易双方能遵循等价交换之原则，便应是各取所需，实现双赢，不存在某一方纯粹的功利主义。
当今世界货币逐步构成人际交往关系的核心部分，并对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面，任由纯粹手段的货币向内生长成终极目的，却忽视其本质属性――等价交换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客观地说，货币只是一种工具，它既能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可能让人为之着迷，还可能被自私自利、贪婪的人们所利用，少数人投机取巧甚至用坑蒙拐骗等手段攫取货币，本质上就是在掠夺和剥削他人权益。如同当今世界各国流通的货币只是价值符号，不是真实财富，真实财富要靠人们劳动创造一样，货币本身也不是万恶之源，其对人的支配只是形式上的“魔鬼”，无知、贪婪、不劳而获等人性弱点，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我们不能以否定货币来掩盖人性恶的一面给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这既不利于人们对货币形成正确的认识，更不利于培养现代金融意识，进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重建货币认识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货币经济，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后，在逐步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人对货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羞于谈钱”到“一切向钱看”的转变，无疑是形而下层面各种经济活动决定形而上层面抽象意识形态的体现，这种自发形成的理念或信仰虽然朴素、现实，但有些未必是对市场化过程的理性反思，其反作用于经济实践便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优秀的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重建货币认识首当其冲。
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和手段的货币，应该代表交易双方等价交换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商品所有者在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时应真正做到等价交换;同样，货币持有者在将抽象劳动转化为具体劳动、社会劳动转化为私人劳动、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时亦应做到等价交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确利人才能利己，对方无利自己也无利，而不是损人才能利己。
现代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货币，没有道德底线和价值标准，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古人在称上刻“福禄寿”三字，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今天再以这种对神明的敬畏去约束人性恶的一面显然已不适宜。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的形成来自文化熏陶和生活点滴，需要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当前经济实践中的种种货币认识误区不能说与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不重视培养正确货币文化无关。因此，培育货币文化理念必须从小事、从孩子教育抓起。只有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切实推行“双赢”观念，明确利人才能利己，从实践到认知，从认知到行为，循序渐进地培育全民族的现代货币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认识误区的问题。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中国经济当前主要面临：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资产泡沫破灭、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应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和灵活性，适度调整利率，放慢或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等，以落实中央“一保一控”的方针。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现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出现了不少的声音：有的专家提出，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下滑应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的专家则认为，为了对抗通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怎样调整？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
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挤出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促进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以实现稳定物价，控制经济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信贷政策；②利率政策；③外汇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制度法规建设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盘点2007年至2008年9月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央行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信贷政策。应该说这一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已经不小。存款准备金率在去年十次上调的基础上，今年前九个月又六次上调，达到了17.5%，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其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使用频次之高，可以说打破常规，使一个本不应经常调整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频繁应用的短期性调节的工具。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频繁进行操作，多次大规模地发行央行票据，并进行正回购操作，而且在不动产信用控制，特别是房地产信用控制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信贷控制措施。上述措施都说明央行主要是通过数量控制来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收缩流动性。
第二，利率政策。去年共6次上调了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14%，共上调了162个基点，1年期贷款利率为7.47%，共上调了144个基点。去年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频次之高也为历史罕见。今年前九个月，只是在9月单向下调了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存款利率则没有变化。
第三，汇率政策。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总体上呈现逐步爬升的趋势，2008年上半年则加速升值。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为6.5%，对欧元贬值3.7%，对英镑升值5.4%，对日元升值2%，对港元升值6.9%。其中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尤其受到关注，2007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7.346，时至2008年9月则在6.83左右震荡。升值的幅度约为6.9%。2008年初有专家曾经预测，2008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会达到8%-10%。但从目前美元震荡偏强、欧元震荡走弱，以及从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预期有下降的可能。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自2003年以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近期坊间有关于热钱流入、流出的种种说法（所谓热钱是指短期投机资本，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尽管有关权威部门曾经表示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基本有效，由于基本统计数据难以搞清，资本管制政策是否有效难以准确判断。但不管怎么说央行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实施外汇管制，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控制资本，特别是“热钱”的流入，在近期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到2008年8月，一方面CPI涨幅已开始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7月份已降到7%以下，8月份为4.9%。另一方面GDP的增长率也在滑落，上半年GDP的增长率为10.4%，有关专家预测，三季度的GDP大致会保持在9.6%的水平，有的甚至预测会降到9%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另一种担忧浮现出来，GDP的增长是否会大幅回落？[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环境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本轮的物价上涨最初表现为2006年底的粮食价格上涨，继而是2007年第二季度的肉蛋禽价格上涨，接着是2007年以来的生产资料上涨，反映出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向工业品领域蔓延的趋势。2007年全年CPI涨幅达到4.8%，2008年2月CPI涨幅达到8.7%，是近十一年来的最高涨幅。尽管近几个月月度CPI已连续回落，8月份回落到4.9%，但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却屡创新高，从去年全年的5.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今年3月份大幅上涨到8%以后，不断向高位推进，7月份达到10%，8月份达到10.1%，由于PPI3-6月后向CPI的可能传导作用，这就意味着物价上涨虽已开始弱化，但弱化的趋势并未确定。未来的通胀走势，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粮价等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变化。虽然国际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在反复震荡，全球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解除。国内粮价等农产品价格尽管粮食增产，但调升的呼声高，推力也大，政府也有可能放松对成品油、煤炭和电力等价格管制措施，又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热钱的流入，货币供应量增速降低困难，今明两年一定程度的通胀压力依在，仍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是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预期要严重得多，而且仍在发展，实际上已由信贷危机发展为世界金融危机。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放缓，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增长也已出现明显的放缓，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愈来愈大的压力，导致中国净出口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结果，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2.8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资产价值的缩水，有关金融机构的倒闭和破产，给中国有关金融机构造成了直接损失，其资产价格的下降给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多次采取的减息政策以及救市行动，为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三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泡沫一度非常严重，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目前已面目全非。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从6124点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到1802点，跌幅深达70.5%，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实际上就是一次“推倒重来”。这种“推倒重来”不仅使上市公司的巨额资产市值严重缩水，也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政府调控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受到质疑，也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也十分令人担忧。受房贷新政的影响，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急剧降温，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深圳、上海、广州等，与高峰相比已下跌三成，有些地段已下跌五成。但从全国情况看，房价整体仍在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一季度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而8月份则同比上涨了5.3％，环比则下降了0.1％，而且交易清淡，许多地方是有价无市，表现为量价齐跌，交易量的大幅下降往往是危机的开始。在房地产的调控上，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民生市场，政府必须对飞涨的房价采取强有力的降温措施；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调整，银行等金融系统必将受到冲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例子，应引以为戒。
其四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冲击。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遭受了50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大量供电等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农作物和林产品受损，铁路、公路交通中断，又时逢春运，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都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场雪灾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则更为巨大，这次地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8500亿左右。灾后的重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将通过增加对受灾地区的投资，增加对药品、钢材、水泥、玻璃等救灾和灾后重建商品的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力度的增大，商品需求的增加，会形成对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影响有限，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三、货币政策调整的若干建议
面对挑战，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7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来代替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面对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和选择，笔者的建议是：
1.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尽管PPI、CPI仍保持较高水平，今明两年通胀压力仍在一定程度存在。但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经济增长下滑超过社会的预期，例如在8%以下，由此造成众多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社会不稳定等也是我们必须防止的。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改变从紧的基调，在信贷的宽松度、灵活性以及方向性的选择上进行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及灵活性。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信贷额度控制是必要的，但应改变一刀切的做法。首先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宜再向上调整，而是应向下进行调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及货币乘数都有较大的影响，商业银行一般会迅速压缩信贷，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引起经济较大的震动。现在要做的是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还应采取有差别的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下调的幅度。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规模不同，上缴央行17.5%的存款准备金后，大型金融机构资金会相对比较宽余，这就意味着大型企业和城市的企业较易获得资金的支持，而中小银行、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会形成资金紧张，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创投企业和农村地区将更难获得资金的支持，使他们可能由于资金困难而停产或倒闭，显然这并不符合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目的。20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无疑这次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其次银行对商业票据的承兑也应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不同行业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应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并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3.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适时适度调整利率。与去年6次调升存、贷款利率不同，今年以来加息的政策就没有使用过，而是在9月15日单向下调了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这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而初步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经济增长下滑已上升为主要危险，所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应成为利率政策主要作用方向，而且美国、欧洲等经济体为对抗经济下滑，目前的基准利率都可能会作出较大幅度的向下调整，所以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也存在降息的空间。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真实存款利率为负（名义利率——物价变动率），真实的贷款利率也较低。与严格的信贷总量控制相比，由于企业的选择性，调息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所以兼顾“保增长、控通胀”的双重目标，在年内适时适度地进行一定幅度的减息调整是可以选择的，但空间和幅度不应过大。如果PPI、CPI反弹走高，到时再依情况灵活进行调整。
4.放慢和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冷却，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币的较大升值使出口企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企业降低或丧失了竞争力，导致破产和倒闭。出口增速的回落，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净出口增速的回落会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为2600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近50%，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应在4个百分点左右，假设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到25%，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如考虑净出口对消费、投资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更加严重。而且由于欧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疲软，对欧洲央行可能降息的预期开始提高，欧元对美元的利差增长可能缩小，从而推动美元相对欧元升值，形成美元目前的走强和震荡，从而弱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采用缓慢升值（年3%-5%）或不升值的方法，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
5、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落实中央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单靠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应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搭配，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为主要着力方向，并对通胀保持警惕。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减税、加大发行国债的力度，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为主要内容的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取代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取消5%的利息税，对国家鼓励出口的行业和产品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给予奖励性政策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等，以确保实现“一保一控”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郑道平，龙伟娟.货币银行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一、电子货币业务的国内外发展
在国外，电子货币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并一直受到社会公众和官方机构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将电子货币作为现金的替代品进行小额支付方面。从全球来看，电子货币的使用情况并不一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调查显示，卡基电子货币已经在很多国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尤其是在公交、公用电话、停车计费和自动售货机领域。相对于卡基电子货币，网基电子货币的发展则较慢。目前，网基电子货币已经在部分国家开展或正处于试验阶段，但其在用途、范围和应用上有很大的限制。
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稍晚于发达国家，但基本上是紧跟世界发展步伐。目前，国内储值卡业务发展十分迅猛。由于监管实践不允许银行发行储值卡，因此储值卡发行主体均为非银行机构，小到中小商户，大到电信企业、大型商场、公交公司等等，其产品形式则为电话卡、商场购物卡、公交卡等等。储值卡产品中单用途储值卡居多，多用途储值卡较少。截止目前，国内典型的卡基电子货币主要有香港八达通卡、上海公交卡、广洲羊城通卡、厦门易通卡等等。
国内网基电子货币发展较快。据估计，国内互联网已具备每年几十亿元的虚拟货币市场规模，并以年均15%－20%的速度成长。概括起来，国内网基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电子货币；二是各大网络服务提供商发行的电子货币。
二、我国电子货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电子货币的法律框架尚未建立，电子货币的监督管理尚处于空白。
在我国，目前除了2004年颁布的《电子签名法》外，几乎没有其他关于电子货币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电子签名法》主要规定了电子签名及其认证，只是为电子签名技术应用于电子货币，从而保证电子货币支付中交易信息和交易对象的真实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没有涉及电子货币概念、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等相关问题。2005年颁布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旨在规范从银行结算账户发起的电子支付业务，即规范银行及其客户在电子支付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包括非银行机构发行电子货币或不经由银行账户的电子货币支付的规定。1999年颁发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虽然规定了储值卡属于银行卡，但对于非银行是否可以发行储值卡却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看来，电子货币的法律框架在我国尚属空白，法律的空白，使得电子货币业务没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因此容易出现没有监督或监督不到位的情形，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这与电子货币业务的蓬勃发展极不相称。
（二）电子货币发行人缺乏严格的资本管制，容易滋生信用风险。
当前我国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潜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一旦信用风险爆发，消费者的货币请求权将无法实现，预付资金和办卡押金可能全部或部分不能得到追偿，从而引发消费者“挤兑”，甚至会引起社会问题。这种风险隐患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发行主体的非银行特性，电子货币业务尚处于监督管理真空，其业务没有实行准入管理，部分多用途储值卡业务的开办，虽然由政府审批，但其业务开展缺乏统一的资本金要求和审慎的后续管理，容易产生经营不善的问题。二是当前我国的社会信用程度整体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信用约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主体吸存了社会公众大量的预付资金，这种“先接收付款，后提供商品”的经营模式，容易形成违约收益大于违约成本的情形，激发发行主体的道德风险，引发信用风险。
(三)电子货币的负面作用日益凸现。
近年来网基电子货币大量涌现，而且部分网基电子货币已经开始走出虚拟的网络世界，进入现实的应用，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一是网上“倒卖”虚拟货币冲击正常的金融体系。二是利用虚拟货币经营网上，逃避监管。
（四）电子货币的使用减少了中央银行铸币锐。
就我国目前来看，电子货币是非银行机构发行的一种债务，代表非银行机构的信用，其主要功能是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即硬币和纸币。而现金是国家发行的一种债务，代表国家的信用；现金发行是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责和垄断职权，现金发行收入（即铸币税）是中央银行的收入之一。一般情况下，铸币税用于抵缴中央银行运营费用；若有剩余，再上缴国库。从理论上看，电子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现金需求量的减少，从而减少中央银行发行现金的数量，因此引起中央银行铸币税和上缴财政收入的降低。
（五）电子货币给反洗钱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电子货币的出现突破了时空限制，其交易具有明显的匿名性、数字化等特征。电子货币的应用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藏匿和转移赃款变得更加容易，识别和发现洗钱活动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反洗钱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三、规范和促进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电子货币法律框架，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
建议制定专门的电子货币管理规定，明确电子货币的概念、电子货币业务的监督管理主体；明确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资格；明确各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就电子货币的概念而言，可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明确电子货币为一种预付储值产品，并限定电子货币具有多用途，以突出监督管理重点。
就电子货币业务的监督管理主体而言，可以借鉴港澳关于电子货币的监督管理做法。香港《银行业条例》规定，只有持牌银行才能发行多用途储值卡，非银行服务提供商经过授权，也可以成为接受存款的公司，发行或者促进发行多用途储值卡。《银行业条例》还规定，授权香港金管局(HKMA)监管多用途储值卡，但HKMA必须在监管中寻找一种平衡：一方面要维持支付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不能阻碍竞争，抑制社会创新。如果多用途储值卡的发行和使用给支付体系带来轻微的风险，HKMA可以豁免多用途储值卡的核准过程。在澳门，金融管理局(AMCM)则按照《金融体系法律制度》第二十二条中关于成立信用机构的要求，对申请成立发行多用途储值卡的公司进行核准。就电子货币管理规定的具体形式而言，鉴于卡基电子货币和网基类电子货币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存储介质差别，以及即将颁布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二号)》涉及非金融机构的电子支付问题，可考虑单独制定《多用途储值卡管理办法》，将网基类电子货币管理规定内含于《电子支付指引(第二号)》。因为多用途储值卡业务涉及交易数据的清分、轧差，因此也可考虑在即将颁布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中涉及卡基电子货币的管理规定。
就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而言，本着促进竞争和创新的原则，同时考虑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综合权衡是否允许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发行主体，都应制定严格的业务准入条件。
(二)明细准入管理要求，强化资本约束。
参考澳门AMCM对电子货币准入的审核要求，细化我国电子货币业务的准入条件，并要求申请单位提交详实资料，以评估申请项目的可靠性：一是在系统运行方面，要求申请人提供详细的系统运行流程资料、系统安全信息、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界定、系统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经营连续性计划、系统的独立外部审计意见等。二是多用途储值卡的相关资料，包括预付卡的使用范围，存储金额的限制和每笔交易金额的限制，刷卡交易的审计痕迹，卡的制造、保存、储值、销卡的安排和内部控制，处理争端安排等。三是资金管理安排，包括对储值沉淀基金的管理和投资安排，对储值沉淀基金可能面临的风险管理安排。四是商业计划，包括预计项目启动时间表，系统被公众接受的调查报告，三年的业务预测，包括详细的投资成本、预期收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关于发卡数量、平均储值额、平均每笔交易额、每年交易额的统计数据等。
为保证电子货币发行主体能够抵御和化解各种风险，建议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实行资本金管制，要求其准入时和持续经营期间，满足一定的资本金要求，例如借鉴欧盟《2000／46／EC》指令关于电子货币机构(ELMI)的规定，规定我国的最低资本金数额，同时规定发行主体持续持有的自由资金应等于或大于当前未兑现的电子货币价值。
(三)完善业务规则，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消除电子货币业务的负面影响。
电子货币的管理规定应明确电子货币的储存限额，电子货币的申领条件，是否可以挂失、转让、透支，是否应对电子货币价值予以计息，是否应有期限限制等。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明确电子货币可赎回，以及赎回的条件；明确电子货币发行主体需根据吸存资金总额缴纳一定的准备金，并由商业银行负责对该准备金账户进行监督，非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从该准备金账户中拨付资金；对于因第三方支付平台内部形成的电子货币，应要求支付平台必须及时将真实交易资金返还给卖方；并且支付平台不得擅自将交易款项转化为卖方平台内的支付账户余额，变相获取交易资金。为防范电子货币发行主体滥用预存资金，应限定发行主体的业务经营范围，业务活动范围主要涉及电子货币发行业务与发行以外的其他业务，不得从事高风险业务，或高风险业务投资比重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对于通过电子货币或从事其他违法活动，应界定其刑事责任，以杜绝和惩戒电子货币违法行为。
为切实保障电子货币业务规则得到切实落实，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应采取数据分析、道义劝说、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强对日常业务的监督管理，规范业务发展。
(四)建立电子货币的统计监测制度，科学分析电子货币对宏观经济金融的影响，形成电子货币信息对传统宏观经济金融决策的有效参考。
在上述中央银行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实施准入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发行主体的非现场监督管理，设计合理的统计监测分析指标，要求其定期报送交易数据，或者开发专门的统计监测系统，自动采集交易数据。通过数据采集、加工，深入分析电子货币对当前货币政策实施的实证结果，影响较小的，继续密切跟踪和关注；影响较大的，将电子货币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变量综合考虑。
（五）权衡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铸币税的影响，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考虑到电子货币对铸币税的实际影响，建议在上述对电子货币业务统计监测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铸币税的影响，及时采取措施，调整电子货币管理政策。从长远来看，中央银行不应因为收入问题抑制电子货币发展，而应本着促进创新、提高效率的原则，积极推动电子货币的广泛应用。如果采取限制措施，应着重考虑电子货币是否给货币政策实施或消费者权益维护带来了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了宏观经济调控或引发了社会问题等。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货币资金政策金融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一)分组教学
第一次上课时，要求学生每6—8人自动分组，推选组长，每组布置一个专题，专题一般是当前金融热点话题，要求该组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行任务分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筛选资料、制作与修改PPT、PPT汇报等，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组长还要负责本组学生的考勤工作和该组各个学生完成任务情况的打分，教师和其他各组组长要对该组最终提交的成果进行考评打分，最后该组每个学生的打分就是三者的加权得分。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学生对当前金融热点话题的关注，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调研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学生进入企业奠定了良好的职业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
每次课前五至十分钟，让学生自愿到讲台上通过各种方式:新闻播报、板报、视频、PPT等解说近几天发生的金融大事、要事，并附以简要的评论;在金融机构体系和商业银行的讲述中，要求学生选择我市的某家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该金融机构的窗口设置、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相关章节内容，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上传给学生，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并通过提问等方式进行检测;让学生课后阅读金融方面的一些报告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等，并书写心得体会或读书笔记，等等，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金融意识，提高了学生对金融的关注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我们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运用得较多的方法，金融方面的案例非常多，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合理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加深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前对案例进行精心筛选，选择最适合的案例融合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中。比如在信用的讲授中，我们可以引入信用卡透支的案例，让学生知道信用的重要性，个人信用记录是我们的“经济身份证”;在利率的讲授中，可对我国贷款利率的放开进行解析，并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进行探讨。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金融理论，也使我们的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四)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一般用在教学活动开始前，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既可以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实例导入，可也通过已学内容回顾导入，还可运用多媒体提出问题导入等。例如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先引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某段材料，让学生思考一下在这段材料中运用了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调控的，有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引出接下来要讲的某种货币政策工具。问题导入式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新课的实施与开展。
二、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传递。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微信、飞信、QQ、电子信箱等各种沟通手段，实现课程相关资料的最大程度共享，及时答疑解惑，加强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时实现课后部分作业的电子化。四、改革课程考核方案为了相对准确地评判学生的学习态度，达到真实、公平与合理，在《货币金融学》考核中，我们始终采用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当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灵活设定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占比。如为了加大学生平时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可以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设定为各占一半，将平时考核贯穿于教学始终，这样就杜绝了某些学生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重视平时的学习。平时考评可以包括作业(习题、心得体会、读书笔记等)、课堂提问、课堂随机小测验、专题分组汇报、考勤、课前新闻解读、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内容构成中，为了体现层次，除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客观复述题外，还要出一些结合中国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实践问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的主观分析题。以上考评方法，我们在每学期开课的第一次课中即对学生阐明，既是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法的意义，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与授课教师的配合。
三、结束语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物物交换时期，交易货币是一些贝壳、兽皮、布帛之类的实物。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与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的形态逐渐转变成了耐储存的金银等实物，它们是在长期的交换过程中，从商品中独立出来及较为固化的充当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从历史上看，贝壳、羊、金银等都固定地充当过一般等价物。当人们把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固定为金银的时候，一般价值形式就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的出现激化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并带来商品内部矛盾新的表现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价值符号的最初出现是由于大量携带金属货币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银票之类的货币符号便顺势而生。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商品交换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货币符号使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得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更加尖锐，便孕育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尽管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没有见到过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市场和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但已深刻地预示到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危机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考察信用制度和货币流通关系时指出，信用货币成为货币的重要条件是其名义价值大小代表现实货币，当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货币形式，进而表现为生产领域以外的东西，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危机。根据马克思的论断，商品生产的目的在于价值增值，不断增加货币或财富。在资本增值过程中，货币成为财富的创造起点和财富的最终载体，在货币转为资本的基本公式(G—W…P…W’—G’)中，G—W作为资本运动第一阶段，是指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即“买的最终目的是卖”;第二步是生产阶段，其公式为W…P…W’，这一阶段是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转化的过程，即“剩余价值产生过程”;第三步是销售阶段，其公式为W’—G’，这一阶段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形态，往往成为了资本家最关注，甚至根本追求的财富形式。资本家进行生产投入的目的，不再是中间的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而是获得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多的利润，这就有可能促使资本家不顾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实力，不顾一切地达到货币增值的目的。表现为纯粹的公式G—G’，即资本家更多地依靠信用促使货币增值。一旦资本主义信用发达起来，便有了一批疯狂投机的金融资本家，产生大量的信用泡沫，泡沫破灭，金融危机便会随之而来。马克思对金融资本家为狂热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有过深刻揭露。他说到，“信用为资本家和被认为是资本家的人提供了一定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体现在支配他人的资本、财产以及劳动。批发商人进行投机的行为，就是拿其他人的财产冒险。”“信用导致一些投机者的冒险精神越来越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信用下，一大批具有狂热赚钱动机的冒险家和赌徒，不仅拿自己的钱运作升值，而且拿他人的财产来冒险赚钱。
马克思描述到，当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一旦完善起来，货币市场就诞生了，在伦敦就出现了这样的典型市场。这种货币市场也是证券交易的平台，在这个证券交易平台上，投机者吸纳和集聚了公众的货币资本进行投机。马克思从货币运动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他对可能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某些形式或类型也有深刻的预见和描述。马克思认为，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孕育了债务危机可能性。商品买卖的时空分离，意味着货币与商品之间的转化是不确定的。卖方存在货款不能同步的现象，例如，卖方可能先取得了物货交换中的货币，但是，商品的使用权的转让，可能出现了滞后，就导致了货币短时间内退出市场流通，但是，转让的商品却还在市场等待。在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中，商品买和卖的分离，孕育了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即存在交易中断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危机的发生。在信用制度产生与完善后，商品的买卖不一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出现了赊销的形式，当赊销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出现资不抵债情况时，债务危机就可能发生。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金融危机具体表现为单一的货币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他指出，商品市场上买与卖的分离孕育了危机的种子。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时，这种危机将会转化为货币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指出，之所以发生单独的金融危机，主要源自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统一，即金融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统一。当金融产品买卖分离时，金融产品很可能与货币产生绝对对立。在马克思研究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矛盾时，将上述“绝对对立”视为两类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
二、金融危机的现实可能:货币运动孕育的条件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现实，离不开两大条件:一是商品生产过剩，即商品的生产量，高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量。生产过剩，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逐渐累积的，借助于利润率下降、信用支持、资本转移等逐渐扩大。在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时，会出现商品与通货的绝对独立，从而导致经济或者金融危机的发生。马克思同时还指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两大表现形式，但是当现实的买卖量超过了社会需求的限度，社会大危机就会发生。二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债务以及债权的延伸造成的。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过程中的货币危机只有在支付锁链和抵销支付制度充分发育的背景下才会发生，此时，货币由观念货币变成现实货币。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时，其内在的矛盾就会暴漏出来。上述两个条件具备后，利润一旦随着市场价格下降，最终降到一个不能接受的程度时，危机就有可能产生。马克思指出，当利润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下降到某一点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会发生混乱与危机，资本的周期性贬值扰乱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甚至生产过程会陷入突然停滞，这种生产过程的停滞，破坏支付锁链与信用制度，引发突发性的巨大危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依靠高度发达的信用关系存在的经济，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和迅速膨胀的信用经济势必造成虚拟经济的无序膨胀。作为一种特殊的货币形式———信用货币，其本质上还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真正的货币，就产生货币转化的问题。马克思描述到，在经济危机产生时将会产生独特的需求，一系列的有价债券以及众多的商品，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转换成货币，而货币又通过交换转换成黄金。马克思还说:“社会性质的劳动，最终一旦通过商品的货币表现出来，体现为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如上所述，金融危机的产生需要具备生产过剩和信用高度发展两个现实条件。在经济高速发展、信息化迅速覆盖的今天，更使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日益密切，实体经济的衰退，很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的发生，也可能因为虚拟资本的过度背离实体经济而爆发。其中，虚拟资本的过度背离实体经济，很可能导致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爆发。
三、案例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以及信用支付链条的断裂，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近些年，自由主义鼓吹的过度金融创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和虚假繁荣，由此金融资产愈加脱离其现实价值。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冰岛国家破产事件”和迪拜债务事件，都是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以及信用危机的典型。一方面，次级贷款使得原本没有购买能力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另一方面，借款人进行偿还，需要的是现实中的货币，即代表社会财富的货币，一旦信用货币量超过了现实交易的需要，或债务规模超过其支付能力，货币危机就可能发生。自由主义催生了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危机爆发前，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美国拥有五大顶级投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口碑信用好，支付信用链非常发达。但是伴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价下跌，买房人或因还不起贷款或因不划算而不愿意偿还贷款，导致支付链断裂，引起信用危机，随着信用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冰岛除金融业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支柱产业。金融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冰岛的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冰岛国家破产埋下了隐患，当支付链条出现断裂，冰岛随之陷入危机。迪拜危机的爆发，同样归因于金融泡沫巨大和信用危机导致的支付链条断裂。
2.资本家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将资本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催发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形成。
马克思分析货币资本循环时指出:“等质异量的G—G’，深刻阐释了资本家为更快更多的攫取利润，试图绕过生产过程的行为。”G—G’这一过程，充分说明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而绕开了生产过程，也就是说，虚拟经济背离了实体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为了10%的利润，资本就会被到处使用;为了20%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活跃;为了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1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正是资本的贪婪和人类的有限理性酿造了这次金融危机。资本市场生财具有快、多、高等特点，符合资本家贪婪和一味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因此，大量资本家绕过生产过程，而直接采取G—G’这一快速赚钱方式。以冰岛为例，冰岛能源工业、生物医药业、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广大资本家觉得做实业资本增值速度太慢，纷纷转向金融业，效仿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大量借入低利短债，投资高获利长期资产，如房地产、次贷按揭资产等，导致冰岛金融业负债过多，金融业外债已经超过1383亿美元，而冰岛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冰岛国家破产事件”是典型的资本家过度追逐利润和贪婪造成的恶果。
3.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是危机的根源所在。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注定了是为少数大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服务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有人归咎于金融创新过度和政府的监管失位，而实际上金融资本家的过度逐利性是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
四、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关于货币运动孕育经济(金融)危机的观点，为金融危机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成因以及危机防范，提供了重要启示。
1.无论是次贷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还是经济危机
其可能性已经包含在货币与商品的分离，尤其是货币形式变化以及货币运动游离与商品运动之外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轨迹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使得这种可能性经常变为现实。美国大危机的爆发、“冰岛国家破产”和迪拜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货币与商品背离、货币游离于商品之外的结果。
2.克服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控制货币运动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不过度脱离实体经济。
货币与商品的背离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了过多的金融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冰岛、迪拜，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但金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给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了，当经济危机爆发，对这种类型的国家的冲击远远大于对有扎实基础的实体经济国家的冲击。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经济发展应始终围绕实体经济而行。尤其在当前，在经济金融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一定要协调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
3.要充分理解市场经济和资本的两面性特征，规避市场经济和资本的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具有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的特性，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经济激励，但同时也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容易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危机。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社会生产的核心资源，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容易引投机主义的不良行为，引发经济失衡，造成严重危机。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关的信用体制，从体制上加以防范。
4.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优势，在资本市场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安排。
对待资本市场，首先，应当建立完善的资本准入机制，对不符合手续的资金和来历不明资金，坚决不允进入资本市场。其次，应继续加强监管和规范，严查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一切不明来源资金。严厉打击资本市场投机行为，净化资本市场风气，消除资本市场赚钱快、易、多的错误观念。最后，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并实施完善的制度惩戒措施。
5.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1.注重危机处理的应急性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三、总结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MFS；广义货币总量；加权货币总量；货币服务指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26 03
中图分类号：F832．O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及其国际接轨》(批准号：02CTJ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英华(1975－)，女，浙江东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国际贸易与投资；许涤龙(1962-)，男，湖南衡阳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金融统计。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隐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总量目标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基本类型之一，我国目前采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有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异议：如李卓，高岚(2004)从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抗干扰性等四个角度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另行选择。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尹中立(2006)认为以货币总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该目标越来越难以琢磨，其中原因很多，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研究均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放弃还是坚持以货币总量目标作为中介目标，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即货币总量统计在货币政策制定及其对整个宏观调控、对经济金融政策的信息支撑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测度货币总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货币的控制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因此，科学测度货币总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今后也仍然是货币与金融统计工作的一个中心工作和任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年推出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是目前世界编制或公布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国际标准，对各国金融统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这一国际准则中关于货币总量测度的研究，以期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为我国货币总量科学测度提供参考。
二、MFS货币总量测度研究
(一)广义货币总量的界定
MFS所定义的货币概念是广义范畴的。MFS认为，狭义货币通常被定义为包括货币和可转让存款，而金融创新却削弱了狭义货币对于政策目的的有用性，广义货币则能较好地适用于政策目的。因此，MFS认为，广义货币总量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属于广义货币的金融资产；2．货币的持有部门；3．货币的发行部门。
MFS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在探讨可纳入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第一方面说明哪些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这是选择货币总量组成部分的主要特性。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货币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哪些金融资产是广义货币，哪些不是，一般可从货币的流动性、储藏价值功能和其他基本特性如法定货币、可转让性、可分割性、期限、交易成本、盈利性等角度判断。例如：货币和可转让存款是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属于广义货币。它们的货币特征可概括为：是法定货币；具有广为接受性；零期限，可直接用于支付；无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很低；可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第二方面说明哪些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根据定义，货币持有部门通常包括除存款性公司和中央政府之外的所有居民部门。也就是说，货币持有者一般包括：1．公共和其他非金融性公司；2．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单位；3．住户和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4．金融性公司部门中除存款性公司分部门(即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之外的所有机构单位。
第三方面说明哪些部门发行被持有者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货币发行部门通常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中央银行发行本国货币，也可以发行包括在广义货币中的存款或证券。其他存款性公司吸收的存款可看作是其发行的存款凭证，是创造存款货币的部门。
MFS广义货币总量概念的提出，就有了一种统一的“格式”为有关国家编制广义货币总量，从而有利于进行国际对比，解决了各国因货币定义不同而导致的无法比较的问题。
(二)流动性总量的界定
MFS提倡各国在编制广义货币总量时，还可以对流动性总量进行测度。对于流动性总量，MFS是这样定义的：除了广义货币负债之外，流动性总量还包括其他被认为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流动性总量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即广义货币的组成部分和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其他负债。流动性总量在负债的类型和涵盖的发行部门这两方面比广义货币的范围要广。
进行流动性总量的测度的原因是，MFS认为，有些金融资产货币性强弱的判断并不是十分清楚，这样就使一些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被排除在统计监测之外。为了扩大货币监测的范围，MFS建议各国根据需要除了统计监测广义货币之外，还可统计监测流动性总量。
(三)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评价
MFS主张的货币总量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简单加总法。简单加总法是先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然后将不同层次的货币总量指标如M1、M2、M3等，按各自包括的组成部分以相等的权数简单相加。这种方法由于计量简明，因此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但这种传统的货币总量计量方法也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微观经济理论相悖。该方法假设货币资产的持有者将构成货币总量的各类货币资产看做是完全的替代品，因此在计算时赋予各类货币资产相同的权重，例如M2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等各项货币资产的权重都等于1。然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之所以持有不同货币，原因在于不同货币的交易职能和价值储藏手段是有差异的。就交易职能而言，人们会选择具有高流动性的货币资产；而对于价值储
藏手段，人们会选择能够保值的货币资产。也就是说，实际上，货币持有者并不认为这些货币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
2．加权汇总法。该方法考虑到了不同货币性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由于货币总量是由各种流动性不同(或货币性有差别)的金融资产构成的，因此，可按流动性的不同程度(或货币性的程度)确定各组成部分的权重(大于0小于1)，然后求出货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加权平均总量，这一货币总量就是货币的加权度量，通常称之为加权货币总量。
常用的货币总量有货币服务总量和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由于货币服务总量度量了服务性流量，因而不能与货币存量直接比较。因此，人们更愿意使用指数的形式来反映货币的增长情况，如拉式货币服务指数和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就是目前主要使用的两种总量指数。这种统计指数可以反映所有货币服务总量的动态及平均变化程度，它提供了度量货币增长的另一种形式。各种货币总量和货币服务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货币服务总量
由于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因此，对货币所提供服务的度量，可称为货币服务总量，其计算方法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TMS是t期的货币服务总量；m是第i种金融工具的数量。式(1)表示对所有金融工具货币性的一个总的衡量，即将每一种金融工具的服务加总的结果。
(2)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LWMS是第i种金融工具在第t期的拉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r是第i种工具在基期的收益率；是作为参照物的某种金融工具在基期的基准利率。
(3)拉式货币服务指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LWSI是第t期的拉式货币服务指数；m是第i种金融工具基期的数量。r是基期作为参照物的金融工具的基准利率；r是第i种工具的收益率。由于拉氏指数使用固定基期权数，因此，用这种方法度量时，可不受一定时期利率变化的影响。
(4)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
该指数是由巴内特(Barnett，1980)将微观经济总量理论、统计指数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解消费者最优选择问题而导出的。该指数以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来建立权数加总各种货币资产。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在离散时间情况下，Divisi货币数量指数可表示为：
式中：D为第t期的Divisa货币总量；为第i种货币资产占总支出的比重；m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数量；p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机会成本，或称价格，它是由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与某一基准利率决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是基准利率；是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ro是极小的常数。公式(4)表示Divisa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等于各货币资产的增长率按其支出的比重加权加总。由于该指数的权重表现为每一种货币提供服务占所有货币资产提供服务总量的比重，这样，以加权的方式就能体现不同货币层次的结构，进而对宏观经济指标予以反映。因此，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各货币层次由于流动性、安全性、机会成本带来的结构上的差异。
三、借鉴MFS，科学测度我国货币总量的建议
通过对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的解读和评价，在我国货币总量测度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和改进。
(一)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货币总量的选择总是要结合政策目标，选取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货币总量。MFS认为选择的标准一般有以下几点：一是货币总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为准，具体包括价格总水平、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国际收支的组成部分。二是货币总量与中介目标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如货币总量与利率、基础货币。三是要考虑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可预见效果，具体包括对中介目标变量的影响、对货币总量的间接影响等。从目前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总量的实施效果来看，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这又恰好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的突破口。因此，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二)扩大货币总量统计机构范围，并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以完善货币总量基础数据的来源
货币基础数据的提供，是正确统计货币总量的基础。与MFS相比较，我国的货币总量统计也是在金融性公司分类的基础上，对报表数据逐级汇总、合并和轧差而形成的。与MFS略不同的是，我国货币总量统计采取两种并行的表述方式：一是单独编制货币供应量统计表、基础货币统计表等；二是按MFS的要求编制货币当局等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存款性公司概览。在机构范围上，我国货币总量统计的覆盖的金融机构只有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不包括在内。我国应按照MFS的要求，尽快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与国际标准相接轨。
(三)积极修订货币供应量层次，进一步改善货币总量测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阶段，我国根据国际通用原则，以货币流动性差别作为划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把货币供应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Mo：流通中现金；M1(即货币)：Mo+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影响，对货币统计口径主要作过2次修订：第一次是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第二次是2002年初，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使货币属性的界线不像以前那样分明了。人们对于目前这种货币供应层次划分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基于这些变化，我国应尽快研究并积极应对金融创新对货币总量统计的影响，对货币总量计量的口径作相应的调整。在科学计量货币总量时还要考虑统计口径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原则，与国际通行准则的货币计量方式有可比性。
(四)试编加权货币总量，使其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是按简单加总的方法计算的，由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与产出和物价的稳定关系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难以准确地描述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本质及其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测定货币需求。因此，探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并与经济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高的货币定义，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李治国，施月华(2003)就认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充分考虑了货币总量中各类资产的货币性职能，可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因此，我国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应加强加权货币总量，特别是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 services index)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以提高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五)增加流动性总量的统计，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要使货币总量更好地担当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色，我们认为，扩大货币监测范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FS中流动性总量的提出，告诉我们建立一种比广义货币更广义的测度也是可能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如日本已开始统计流动性总量，我国目前尚未正式统计流动性总量。因此，我国应加强对流动性总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2000．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涤龙等译，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J]，金融学家,2001年专刊。
[3]尹中立，重启IPO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J]，中国金 融,2006,(14)．
[4]李卓，高岚，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浙江金,2004,(1－2)．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金融创新 货币 产出
货币与产出关系的本质是讨论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过去的学界对此主要做了分别在长短期中货币是否中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中加入了金融创新的变量因素考量其对于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影响，相关金融创新、货币与产出关系等主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货币是否中性的讨论在国外起源较早。古典经济学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萨伊，他认为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不会对产出水平带来任何影响。随着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经典巨著问世，他倡导政府通过扩张性的政策、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后60年代时期，货币学派、以及卡尔.E.瓦什在《货币政策与通论》中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即短期内货币供应的变化会影响产出水平。
在对于长期货币与产出关系的讨论中、国外的研究者们则存在了较大的分歧。具有代表性的是Mc Candles等（1995）在对于将近30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长期范围内货币供应量和产出水平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和库特纳对于长期内货币供应和产出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长期内货币与产出之间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戴维斯等（1997）使用美国自19世纪以来的月度数据研究发现，货币供应的变化能够对产出水平的变化进行很好的解释。Sims（1972）在《Money，output and causality》中引入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货币供应的变化是长期内产出变化的显著原因。
在国外对于货币与产出长期关系存在争议的基础上，国内对此进行了继续深入的研究。丁佳等（2005）在《我国近年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1994--2004》文中分角度地从M0、M1、M2来分析我国从1994年到2004年十年内货币供给对产出的影响，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M1、M2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而M0与GDP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杨余（2006）在《中国货币政策与产出关系研究--基于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在不同v史阶段不同层次的货币与产出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不一致性，具体来说就是M0、M1、M2与产出的相关性在长期看来具有不一致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在慢慢减弱。李嘉琳（2007）在《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产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构建了一个我国货币供给量、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间的动态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对物价、产出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产出对货币供给具有反馈作用。郑挺国等（2008）在《我国货币--产出非对称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运用平滑迁移向量误差修正（STVEC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同时也依赖于我国所处的不同经济周期表现。肖卫国等（2013）在《中国货币结构与经济产出：基于1952年--2010年宏观数据的实证检验》文中从货币结构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货币体系中的高流动性货币和准货币之间往往难以达成合意比例，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二、金融创新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在金融创新方面，国外的研究多集中在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角度上。例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研究集中在了讨论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以及到90年代后期深入讨论了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具有代表性的有Mayer和Tobin从货币供给方面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说明了货币供给并非能由货币当局所直接控制；Ireland（1995）从货币需求的角度说明了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并且得知了货币需求将与金融创新技术及金融资本存量一起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此外，Kuttner，Mosser（2002）也研究得出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金融资产的替代性和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国内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于金融创新与货币供求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丁东祥、周丽莉（2003）、陈涤非（2006）、尹继志（2007）等人，他们所得出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放大杠杆效应的方式、影响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削弱了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另外，杨向阳、彭超英（2004），杨伟、林海（2006）为代表的学者深入研究了金融创新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且近乎一致地认为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还有学者对于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等课题进行了研究。
三、总结
本文梳理了金融创新以及货币与产出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首先，虽然方法与角度不同，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支持货币与产出之间是存在相关关联的；然后，大多数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的注重点主要是金融创新是否影响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创新是否影响货币供求这两点，而很少有直接对金融创新对货币-产出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因为金融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来就是一个渐进式持续推进过程，而且涉及面过于广泛，这些原因都加剧了对其衡量的困难程度。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约束；现金持有行为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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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3篇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含义;理论;世界意义
一、东亚共同体的含义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文莱的“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研究报告,名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陈岩(1999)就指出了东亚应团结起来,实现和平、繁荣的再崛起。再早则有1990年,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一个东亚的经济论坛。
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含义,首先从区域来看,东亚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盟组成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是处于一个相邻的地理位置的东亚上,其次从经济内容来看,东亚共同体第一步要求商品、服务、资本、熟练劳力在这个区域范围的自由流动,第二步要求在这个区域实行共同货币。要使得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近乎单一的大市场和大的经济体。它是一项制度安排,是东亚长久和平和繁荣的保障之一。现在对东亚共同体有一种包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观点,我们认为近期对此不考虑为宜,因为一方面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与APEC冲突。
二、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包括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和过程理论。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现在主要是其经济决定理论,可以分为贸易、直接投资和共同货币理论(陈岩,2001)。
东亚共同体货币理论可以先考虑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理论,他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蒙代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蒙代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和凯南(1969)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最优货币区分析。佛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Rose,1998)提出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假定。但肯恩(Kenen,2000)认为其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凯恩斯模型中尽管两国产出变化的相关性的确随贸易关联的集中而增加,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对称冲击的减少。此外,拜由密和意晨格林(Bayoumi,Eichengreen,1997)提出了最优货币区指数,并对欧洲国家的最优货币指数进行了说明。
我们在这里提出东亚共同货币的交易成本理论。这里所提出的共同货币或货币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主要是将共同货币看作是一种交易成本节约的共同货币安排。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阿罗(1969)把交易成本定义为运行经济系统的成本,巴泽尔(1974)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成本。爱格斯顿(1990)观察到在通常的术语中,交易成本就是那些发生在个体之间交换经济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并且执行这些排他性权利过程中的成本。菲吕伯顿和瑞切特(1997)认为交易成本包括那些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资源的成本。当考虑到存在着的财产和契约权利时,交易费用包括界定和测量资源和索取权的成本,并且还要加上使用和执行这些权利的费用。当应用到现存财产权的转移以及契约权利在个人(或法律实体)之间的建立和转移时,交易费用还包括信息、谈判和执行费用。我们这里要进一步探索东亚货币一体化的交易成本理论。
鉴于交易的广泛性以及东亚货币联盟金融货币交易的交易本性。我们认为交易成本理论适用于分析东亚货币联盟的分析。东亚货币联盟内的金融货币交易金融交易是东亚人与人之间金融货币资产权利的交换关系。东亚金融货币资产是对东亚企业、居民或政府单位的收入或财富的索取权,通常以纸币、凭证、收据或其他法律文件表示,不同东亚金融货币工具的交易形成不同类型的东亚金融货币市场,形成不同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可以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纵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可参照康芒斯对一般交易活动的分类方法,分为:买卖的交易,体现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如金融货币产品的买卖交易集合;管理的交易,表现为长期契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配额的交易,表现为法律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有3种方式: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分别从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配额的交易或从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来考虑。广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整个金融货币制度运行的费用。关于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可以看作是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费用、信息费用、实施监督费用等的和。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的费用是使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得以有效进行的必要的成本,东亚金融资产的交易都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信息费用的产生,源于东亚市场的不确定性,受交易环境所制约,同时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所产生的信息搜寻也是信息费用形成的原因。实施监督费用是在东亚金融交易双方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防止对方投机取巧不履行合同,就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监督。如果我们着眼于东亚货币联盟,由于它是不同国家结成的东亚货币联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东亚不同国家的货币变成了统一的货币,这样东亚货币之间兑换的费用就可以减少,但是由于这也对应着银行货币兑换费用的减少,因此,从银行兑换货币的层面来看,这里总体交易费用在交易量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变化,但是从现有的实证来看,统一货币会增加相邻区域东亚国家的交易,这样就银行兑换货币层面而言,总体的东亚交易费用也会出现减少,当然,这里如果考虑东亚交易成本节约的分配效应,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广义意义上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的节约,从总体上还在于东亚单一中央银行、单一货币、同一货币联盟金融货币制度对多个分散的东亚国家相应中央银行、货币、金融货币制度的替代,而产生的统一市场的交
易费用的节约,会使得影响东亚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交易费用减少。
三、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可以初步考虑包括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我们可以考虑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动态博弈等理论。本文主要提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或共同货币的制度变迁理论初步地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东亚共同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其主要特性在于它是一种跨越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的一种货币联盟货币决定的货币制度。第二,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各自单独的货币到这些东亚国家采用共同货币,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变迁与转型。第三,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可以表现为决定东亚货币联盟经济绩效的一个变量,而东亚货币联盟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等变量的函数。第四,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可以节约货币联盟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五,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要求严格界定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一种货币制度安排。我们将此研究称作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分析。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是东亚共同货币联盟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共同货币使用的权利,它实际上界定了东亚经济共同体成员是否采用共同货币,是否放弃原来的成员本身所使用的货币,它决定人们如何通过共同货币受损或如何受益。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权的产权结构是为了克服东亚货币联盟内部各成员之间在货币协作过程中的偷懒、搭便车和掠夺性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产权结构表现为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界定是应用东亚共同货币的市场交易的前提。第六,对于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制度变迁,可以考虑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主要行动主体、辅助(跟随)行动主体、制度装置、制度变迁的方式等。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东亚共同货币的规则;支配行动主体选择、货币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东亚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构成,这要通过一份成文文件、法律规定等来形成。共同货币的制度安排,是支配货币联盟共同货币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一般而言是正规的,也包含一些非正规的要素,它应该是比较长期的,但并不排除短期的可能;这种货币安排可以使得货币联盟成员获得在此安排外能获得的一些福利,可以提供一种与其他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主体竞争的一种不同的可以增强市场势力的方式;这种安排可能包括东亚中单个人倡导或推进,一些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东亚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单个或多个东亚政府或区域组织自愿的或强制的倡导或推进。主要行动主体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和领导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东亚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主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主要行动主体的东亚成员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东亚行为主体启动了东亚安排创新的进程。东亚辅助(跟随)行动主体,也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是要辅助或跟随主要东亚行动主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的。制度装置是东亚行动主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东亚行动主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东亚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因东亚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东亚个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政府倡导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是有所区别的;参加制度变迁的东亚主体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被强制的,是合作的,还是冲突、竞争的;变迁的方式也可以从变迁的过程来看,是渐进,还是突变,还是渐进与突变结合的。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变迁往往对应的是东亚货币制度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要求获得一些在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福利,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这种共同货币制度安排会被创新的可能性将增强。
四、理论的世界意义
应用上述东亚共同体理论分析,它们对于东亚共同体政策含义首先在于东亚共同体应该作为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目标。根据东盟2020年共同体的目标与东亚目前“10+3”的机制,我们将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时间初步确定为“2020+3”年,并且此时间可以根据东盟的时间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其次在于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可以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来分层、综合推动。最后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要做比较系统地把握,做好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是美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将重塑亚洲和世界,使得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岩.东亚再崛起[M].人民出版社,1999.
2、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1.
3、陈岩.国家金融战略[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货币金融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货币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60-02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与财政政策一起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有形之手”。中国确立了中央银行体制以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主要的调控方式，其实施手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却并非尽如人意，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货币政策信号在经由金融领域传递到实体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传导链节受阻效率不高造成的。金融创新的模式和途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通过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和参考。
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低的原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指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其实施的效果与调控预期的差异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中国经济持续升温以及宏观层面上的诸多问题，都与流动性过剩有关，而这恰恰是货币政策最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央行近几年的核心任务就是回收流动性，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调控目标尚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仍处高位，而且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也被打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提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二是年初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被突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造成货币政策有效性较低的原因。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通常，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国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的直接影响，而这种效率是特定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主要原因有：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金融市场不健全，融资结构单一，公众预期不稳定，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融资行为等。这些问题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引起的，在短期内很难有效的解决。
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使得货币政策失效。目前，中国成本型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一是国际粮食价格进一步上行的可能性很大；二是资源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保持持续走高趋势。保持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但通常只对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能够进行有效的调控，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则无能为力。
3.资本自由流动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较大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及资本自由流动，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和强度受到很大制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冲击很大。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均衡造成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大量投放人民币，同时在利率政策的运用上，要考虑中美利差因素，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造成较大影响。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理
金融创新是指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金融创新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1.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商业银行充当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和意图通过商业银行传达到经济社会中。金融创新降低了商业银行在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商业银行为了在激烈的金融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大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的力度，证券业务、表外业务和服务性业务的比重不断加大。这势必削弱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业务为主进行货币政策操作，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传导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2.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需求结构，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随着经济发展，货币需求总趋势呈现增长态势，但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却从结构上弱化了货币需求。许多新型信用工具，如银证通、银保通，除了具有一定的投资功能，还具有良好的支付功能和变现功能，使得货币需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3.金融创新放大了市场化效应，弱化了行政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理财产品业务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影响值得关注。理财产品作为银行资金来源，却不是存款，因而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由市场决定，而且多数情况下高于存贷款利率，这在利率水平上与货币当局调控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意图是一致的，但是，货币当局却不能影响或作用这部分资金运用比例，这对有效调控流动性不起作用。
4.金融创新增大了货币政策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运行更加繁杂多变，资产更具流通性，价格也更具易变性，分散了货币当局的注意力和控制点，影响了货币当局的正确抉择，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内在时滞；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大量交叉，新型金融工具的运用与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利率与汇率政策的传导更具有不确定性，传导时间更难以把握，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外在时滞，给货币政策的判定效果带来较大困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得出中国目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高的结论。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对中国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的政策措施，降低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在政策体系方面，针对金融创新的灵活性，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自我调整机制，运用不同的政策方式，借助不同的政策工具，进行灵活调控。在政策主体方面，针对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弱化，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政策操作方面，针对金融创新工具的多样性，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更多重视货币政策操作对社会公众的导向性影响，通过调整社会公众的预期，实现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在政策环境的改革方面，针对金融创新对传统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必须适当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改革转轨风险，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参考文献：
[1]孙小丽，杨晓光．基于金融机构流动性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08，(3).
[2]中国人民银行龙岩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分析[J].上海金融，2009，(4).
[3]白钦安，李安勇．试论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J].国际金融研究，2003，(6).
[4]王煜．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现状、问题与改革[J].中国金融，2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