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马克思主义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正文】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评价中心按照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期刊影响因子等定量与学科专家等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和动态管理的办法，筛选CSSCI来源期刊作为统计源。目前大陆现期期刊9000余种，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种，除去通俗等非学术性期刊，学术、准学术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种。2004年从3000余种中精选出来源期刊461种。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启用CSSCI作为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评估、申报的依据之一，许多高校已启用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许多学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检索和一定的评价作用。因此，许多期刊编辑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来源期刊选择的标准、指标和方法，研讨期刊审稿、引文注释等方面的规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经验，建议由评价中心主办一次期刊学术研讨会。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187个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社113家。会议的主题是贯彻落实2004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精神，研讨学术期刊学术规范的内容，推进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规范进程，提高“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质量，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研讨方式进行。大会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周宪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教授致开幕词。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邹志仁教授、吴向东研究员、袁培国教授、韩新民教授分别做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探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来源期刊的选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规范及其实现》、《引文索引和期刊编辑与评价》和《关于共建CSSCI全文数据库的说明》的演讲。此外，《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何朝晖、《开放教育研究》执行主编希建华、《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刘泽生等先后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丽娅主编、《敦煌研究》杨秀清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刘泽生总编辑、《探索》苏伟主编与《科技进步与对策》高建平副主编分别代表六个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况。代表们对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CSSCI来源期刊选择与数量、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

代表们认为，学术期刊是学术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是发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体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编辑部学术意识不强，对期刊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重视不够，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规范的不合格作品较多，研讨学术规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编辑部的学术规范意识强了，就能将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发挥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载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发现培养学术人才、促进知识积累与创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学术规范包括哪些内容？CSSCI代表认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规范、审稿规范、编辑规范、著录规范、出版规范、期刊评价规范。不仅有形式上的规范，而且有内容上的规范。许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规范的研讨会或培训班，深入探讨、普及有关知识，成为全国的研讨和培训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

代表们认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观的，因为它能反映广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综合情况，不是少数人能左右的，也没有工作人员的主观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产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并已在全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积极的影响。其导向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它为中国文科学术期刊的认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当然，CSSCI的评价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须与专家评价结合使用。

3.CSSCI来源期刊的选择与数量

代表们认为，以引文量、影响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标和专家评审等定性标准筛选来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种认为CSSCI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来选择的观点，是不对的。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相同点多于不同点，两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定性定量筛选出来的学术性期刊，不过两者的目的、作用有别。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质量的来源期刊对自己发表的论文有一定的评价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评价作用。夸大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对论文的绝对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科研管理部门的责任。

不少代表认为，CSSCI来源期刊数量偏少，应增加到500种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坚持必要的门槛，不能滥竽充数。当中国文科学术期刊整体的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议调整筛选周期，变一年一次为2～3年一次，以减少期刊社的压力，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筛选时，还应适当考虑各类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学科覆盖面及小语种期刊、党校期刊、地方综合性社科类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适当方式将影响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时通报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明确努力方向。

4.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

自我引用简称“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个人著者、团体著者、期刊、学科、地域和国家等）引用自己已发表的论著或与他人合著的论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国、各地域、各学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连续性、积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为过度自引则仍是失范行为。许多代表认为，应善于区分合理自引与过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与恶性互惠引用。可以将合理的自引率设置一个权重，或规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将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响因子、期刊相对影响、期刊的开放度、期刊的影响面等指标解决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问题。所谓实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或文献注释中标出具体出处或页码。实引可以防止论文中的伪引。一些代表还提出了区分正面引用与负面引用、观点引用与材料引用对于学术评价的意义问题。

5.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

大多数代表认为，期刊编辑、著录等形式规范，已有国家标准的，可先遵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没有涉及或规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议或弥补办法。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新闻出版署颁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没有考虑到文科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且某些规定又过繁过细，没有以学术研究为本。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哪些内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关键所在。一些代表认为，在新规定正式出台之前，应该允许各个期刊杂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对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责任者、著作方式、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类型标识、版本、转引、网上资源等著录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一些代表建议，南大以及其他有关大学，是否能够在一起研究一个大家认可的规范，在细节上做一些宽容，不要产生技术上的难题就可以。CSSCI代表认为，以《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为样本，发动广大学人、编辑等充分讨论，使其不断完善，最终制定出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文习惯，文、理科都适用的规范框架。在通用规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规范，尔后文科各学科再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出具体细则。只有和而不同，既考虑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总体要求，又富有弹性，既有科学合理性，又有简单明了性，这样的规范才能便于理解和执行。

6.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设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敏锐地看到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准确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通过近代工业史的考察,认为科学技术不是独立于生产力之外,而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他还说:“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②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才使得自然科学第一次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适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③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践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与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④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他还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郎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⑤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作了许多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段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⑥恩格斯也指出:“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变革的作用。”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革命推动和引起社会变革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强调,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恩格斯说:“……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他们。”⑧列宁也指出:“技术革命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集中起来,又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的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可能性,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⑨正如科技革命催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和发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一样,科学技术的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第四,马克思洞察了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因,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负面作用。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种事物好象不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了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⑩在近代科学技术革命轰轰烈烈展开的起始阶段,马克思就能以犀利的眼光深刻洞察其历史局限性,的确是有深刻远见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一批新技术应运而生,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各门学科相互渗透,衍生了一系列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这次新技术革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最深刻的力量影响着当今人类社会。“科技发展改变着公众的意识,对发展观念的认识,对财富本质的认识,改变着企业的策略,改变着国家的战略。”

具体地说,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逐渐提到第一位。1950~1970年期间,科学技术所占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平均为48%。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上升为60%~8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发展和变革。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与劳动者的结合,促进劳动者的结构向非体力、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劳动资料看,科学技术对它的渗透作用和演化作用更为明显。一部生产发展的历史,往往是以劳动工具的改进为标志,而工具的改进主要依赖于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20世纪中期以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得现代机器体系向高度智能化方向发展,作为生产要素的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12执行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职能。并且由于利用科学技术,人们对劳动对象开发的尝试和广度都扩大了。再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和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生产力诸要素的素质和质量的提高,而且取决于生产力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生产要素如何布局,合理的生产如何组织,这些都需要运用科学的最优方法,同时必须涉及科学管理,管理水平的提高必然会使管理人员素质和管理方法优化。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系统各个要素和层次结构都产生了渗透和影响,因而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和第一位的推动作用的观点。第二,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经济生活的面貌。现代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过程,渗透供到生产过程中的实物因素、智力因素和关联因素中去,成为生产过程的先导。其表现是:主体劳动者成为拥有知识和技术的劳动者;技术人才、咨询业人才、服务业人才越来越受到欢迎,科技含量较高的第三产业从业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工具智能化,逐步实现人类生活全方位的自动化,国外称为4A革命:出现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实验室自动化,家庭自动化;人类对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空前扩大。目前,世界上新材料已有几十万种,而新材料又以每年5%的速度在增长。人们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可以把土壤中的沙砾变成半导体光导纤维的重要原料,其价值高于黄金,可以说,人类实现了把沙子变成金子的梦想。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各行业各部门的分工协作和相互依赖日益加强。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新特点和新要求,每一个国家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迅速扩大,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重要形式,这种调整,既顺应了资本的社会占有与使用的趋势,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产生了相应变化,单一阶级结构模式被突破,新兴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中产阶级,在管理企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也创造和实现价值。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管理者。对无产阶级来说,已经不存在绝对贫困化的问题了,他们处于失业和相对贫困时,可以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得到补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另外,知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也引起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可以按劳分配,可以按资分配,也可以按其技术能力对生产的贡献率进行分配。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新产品、新工艺设计等智力成果和智力因素正在成为决定分配的重要因素。第四,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现代科技革命引起的产业革命,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导致阶级和阶层的新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第三产业和各种服务业的人数大大增加,直接从事物质生产部门的人数减少。“白领工人”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

有人预计,2000~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将只占劳动力总数的20%,而美国的“蓝领工人”到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略高于现在美国农业人口的比例。随着科技发展,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已经崛起。其共同特点是:收入明显高于普通雇佣工人、生产和生活条件优越、依靠技术和管理才能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社会地位较高。在美国,高级管理人才约占人口的14%,在法国,专业人员约占自立人口的10%。新的中间阶层在西方国家担任着管理社会、传授知识以及科技创新的职能,是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且大部分由知识分子构成。所以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作为完全意义上的阶级属性已变得模糊了。第五,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使科学从属于资本,为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3。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拿去作为推行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使科学真正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在艰难创业的岁月里,集中有限财力、物力,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两弹一星”等辉煌成果。

我们仅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路程。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个代表”的实践者,必须自觉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自觉地使科学技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自觉地使科学技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进一步完善创造条件。第六,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政治民主化和管理科学化。现代科技革命的中心是信息革命。其最直接的结果是信息传递技术的改进和传递速度的加快。现代化传播媒介的普及,使人们可以更充分、更及时地了解来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以及同自身生活环境的密切关联。这既激发了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要求和愿望,唤起人民关心政治生活的热情,又为人们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的各项决策,表达和反映自己的政治意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之前,要充分估计到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困难给人们带来的多种后果,这就需要决策科学化。决策科学化不是依靠少数领导者的“拍脑瓜”,而是充分听取和尊重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过程,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决策。物质生产的决策是这样,各种社会活动的决策也是这样。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对政治领域的消极作用。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条件》一文中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同时也成为压迫人、奴役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工具,具有统治职能。科学技术的发展,控制了自然界,又控制了社会和人,使人由原来服从经济领域之外的统治,变成服从经济领域之内的技术统治;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了统治的合法性。马尔库塞也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不是中立的,它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巩固现存制度的政治手段。法兰克福学派宣扬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单向决定性”,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业的消极后果归罪于科技本身,这无疑是偏激的。但是,他们试图从理性和思想的深处揭示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关系以及它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技作用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第七,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科学决策的物质基础。当今时代,电脑、传真、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目前,在发达国家许多大公司内部都建立了高速数据传输网络。人们不必亲临车间,就能通过同一网络系统,查看工作进展情况。空间距离的限制被打破了,信息被及时、快捷地传递,成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另外,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电子计算机技术都为领导进行决策,在选择合适的变量进行调节、控制系统态势的运行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论。第八,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了“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

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和对环境污染的加剧,也引发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全球问题”,使人濒临生存的困境。便如,由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等酸性气体与空气中的水结合形成酸雨。酸雨中含有各种致病、致癌因素,能破坏人体皮肤、粘膜和肺部组织,诱发种种疾病和癌症,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同时它还危害农作物,破坏森林和水域生态系统,腐蚀和破坏工业、建筑设施。酸雨危害目前几乎遍布全球,仅在欧洲每年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400亿美元以上。如何摆脱生存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开发利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科学技术,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伙伴”关系。第九,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科学技术作为观念和知识,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首先,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和科学化。恩格斯在谈到工业革命的后果时说:“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进头脑革命化。”14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同迷信思想、宗教观念、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在科学技术的猛攻下,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破产了,迷信思想和唯心主义日益缩小地盘。其次,科学技术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现代科学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繁荣的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旅游等事业将人们带入了开放的多样的生活方式中。科学技术深入到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地开拓出崭新的艺术形式,如电子音乐、网上文学,同时也为艺术传播和欣赏提供了便捷的大众传播方式,如光盘、VCD、多媒体等。再次,科学技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控制论、系统论、突变理论等)和技术手段,增强了人们的识识能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出现了许多边缘和交叉学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本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成为促进哲学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5第十,现代科学技术拓展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在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们逐渐超越直接的生产过程而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三大差别”逐渐缩小。人类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精神性的生产和个性化的发明创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可能。当然在这个进程中,科学技术也会造成人的异化,人在创造更新、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的同时,也陷入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成为实现技术目的的工具。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于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使科技的发展有利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健全发展。此外,还要寻求更合理的实践模式(包括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如果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只能是一种负效应,比如用于核武器竞争或新殖民主义。因此,合理的实践模式将保证科学技术向着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方向前进。概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深刻的观点。这些观点可统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时间中,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作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即在质上和量上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需要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

注释:

①③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211页,第217页,第218页。

②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553页,第57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315页。

⑤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3页。

⑥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6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300页。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家个人的一种主体意识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境界的表达。每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应该贯彻这样一种精神。

一、社会伦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社会伦理具有一定的历史时期性，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道德被当时的文学作品所记载或作为创作素材。例如明朝时期正是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治本主义萌芽萌发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传统封建礼教制度下被压迫的人性开始复苏。社会伦理道德的风向开始改变，人们开始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牡丹亭》正因时代需求而被汤显祖所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婚姻度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抨击与嘲讽。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旧的社会伦理成为作家笔下批判的对象、成为作品中主要的矛盾、成为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桎梏和枷锁，最终对旧的社会伦理的成功挣脱成为《牡丹亭》成功的关键。

二、社会伦理对电影艺术的影响

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社会伦理成为电影探讨的对象，对社会伦理或歌颂赞美、或批评否定、或陷入道德困境左右为难。爱情、婚姻、家庭、宗教、代沟、社会问题等 ，始终是社会伦理的道德基础同时也是电影的主要感情线索，这些感情关系到电影里主人公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等多种社会伦理矛盾关系。社会伦理的矛盾成为电影故事张力的主要推动力，矛盾激化戏剧冲突加剧故事推向高潮；矛盾被调和故事情节变的缓和舒畅。

下面就分下一下社会伦理对电影《霸王别姬》人物矛盾的影响：

电影《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 1993具有一种史诗叙述的雄心，它以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入侵、统治和共产党的四个历史时代为经线，叙述京剧艺人程蝶衣和段小楼一生的悲剧，将他们悲剧性的戏剧人生揉合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跌宕之中。《霸王别姬》套用了传统京剧故事。《霸王别姬》讲述的是秦汉之际楚汉相争的大历史与英雄的悲剧命运。电影一开始一曲追光努力要透彻幽深无比的历史，去追究和探索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1.程蝶衣（真虞姬）

一个戏子，一个旦角，一个为情为戏而生的赤子，一个重情重戏的同性恋，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在妓院长大孩子，自然而然的有了过多的脂粉气，加上美丽母亲的良好基因，让他看上去已然是个活脱脱的温柔的女子。被母亲狠心的砍断六指，再抛弃于陌生之处，梨园的艰苦生活，同龄孩子的嘲笑，让敏感的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于是柔弱的他和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倔强，本能封闭起自己，其实，他只是在保护自己。

2.段小楼（假霸王）

一个极端矛盾的人，他为了救别人自己挨打，却在被打时口口声声的求饶。他突兀而梗直的惹恼日本人，却在期间出卖了他一生的挚爱！看似不可思议，却件件都在情理之中。他的爱也让人恼火，他爱师傅，更爱师弟，他爱京剧，更，他爱妻子，却更爱自己。留情太多，是他的错。说道他对程蝶衣的感情，我更愿希望是爱情。是的，他是爱他的，袁四爷出场时前的那一幕，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程蝶衣的双手从身后圈住他，轻柔的移动在他的腰间，而后有意的轻触，玩笑间，两人都怔住了，迷失在对方的眼中。他是怕，怕被一分不正当的感情捉住，无法自拔，于是他救了菊仙，又娶了她。

3.菊仙（真正的人）

菊仙是唯一的女性，她爱的执着，爱的热烈，爱的深刻，爱的勇敢。有时女性才是最坚强，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一个。程和段都有性格上的缺陷，而身为女人的菊仙，给了他俩最无私的爱，她柔韧圆滑的处世风格僻护了两个最脆弱的男人。然而她是为爱而生的，她永远无法承受无爱的段小楼，所以她自己结束了生命。

三个人中，程蝶衣爱的最苦，段小楼爱的最累，菊仙爱的最真。三个人中，程蝶衣活的最伤感，带着无尽幽雅的伤感。段小楼活的最可悲，带着满身无奈的可悲。菊仙活的最勇敢，带着坚贞顽强的勇敢。错综复杂的人物伦理关系，构成了故事的主要的故事脉络，以《霸王别姬》这出戏京剧，暗示了程蝶衣一生的命运同虞姬一样都以死亡告终。程蝶衣的命运既是个人道德情感性倒错的错误，也是战争的炮灰，同时也是众人失去理性道德沦丧的祭奠品。在整部电影里程蝶衣成为社会伦理的批判和同情的对象。段小楼是一个刚愎自用、始乱终弃的假霸王，他虚假一生最后两个爱他的人都离开了他。段小楼是社会伦理的否定的对象。菊仙这个出身的女人成为影片中唯一被伦理歌颂的对象，她坚定，智慧，敢爱敢恨是唯一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故事始终围绕社会伦理道德展开批判和歌颂。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6篇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7篇

在当代中国，深刻认识和认真梳理艺术学理论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深入阐释艺术学理论在当下需要迫切发挥其引领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文化建设的大的现实背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现实实践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必须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当前，艺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及对人的精神培育和品德陶养中作用凸显，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覆盖面也变得越来越广。在21世纪，人类不仅需要以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还不可或缺地需要以艺术即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使自己得以坚守人类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艺术学理论的责任，就是培养充盈而丰富的艺术精神和社会理想，并责无旁贷地竖起伦理的标杆以及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与历史的担当。同时也有利于通过深入广泛的高等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和国民艺术素质。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不但有利于提高创作者的文化修养，而且有利于提高艺术作品创作的文化品位。钱伟长先生曾说，大学“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⑩显然，钱伟长先生所强调的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与爱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起，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和要求。傅雷在勉励傅聪的家书中同样深刻地写到：“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唯此，每一个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的人才能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不仅把握艺术规律，而且通晓社会现实，深知生活的真谛，自觉弘扬真善美的、达到文化自觉状态的全面的人。叶朗先生在《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体验人生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当下直接的感兴中生成一个意向世界，这个意向世界照亮存在的本来面貌，使人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从而回到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需要艺术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人生的来路，以塑造精神上终极的关怀。而在艺术创作照亮来路之后，由极富逻辑与思辩的艺术学理论引领我们明确判断方向，朝向塑造出的“应该是什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才是更富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使社会文化达到了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层面和终极目的，实现了艺术对人生的浸润和陶养，建造了人类社会的艺术的审美精神家园，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则善莫大焉。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意义，以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所在。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艺术学理论就是要“引领”每一个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进入人类艺术审美的精神家园，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意义，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引领；文化自觉；核心价值；艺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洞理论，而是应该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问题。艺术学理论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就必须实现自身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研究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需要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需要具备艺术学宏观视角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基础性学术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界的重要使命。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很多，但是把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建设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较少。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这一命题非常必要。

一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0篇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科研评价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图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082-06

Bottlenec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bottleneck factors in pres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such as large workload，time consuming content evaluation，non-quantitative and non-formulaic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books and non-consensus of evaluation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dvanced in this paper are： to select a batch of patient and responsible peer experts，to build and make good use of a peer review expert database，to establish standard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s，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boo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dominated by peer view expert evalua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olerates non-consensus.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book evaluation

1 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的现状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和传承学术的重要阵地，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研究与学术图书长期以来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学术研究水平提升了，必然会促进学术图书的产生;反之亦然，学术图书的不断面世又会从整体上带动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推动学术图书出版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但通过对古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进行比较可知，尽管我国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总量在逐年增加，但总体水平不高几乎是被人们公认的事实。相当多的学术图书学术创新不多甚至是重复研究，学术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学术价值，读者量少甚至没有读者，被引用率很低甚至为零，学术影响力不强甚至没有学术影响，逐渐呈现出学术图书被人们漠视的趋势。为此，一些科研机构在科研绩效考核甚至职称晋升时不再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做为评定条件之一，这也许是我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的悲哀，当然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悲哀。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必须以高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为前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繁荣与否与其评价体系密切相关，没有科学、合理、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质量就很难从整体上真正提高，因而人文社会科学也就很难得到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价值被漠视的状况，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思，为此需要反思我国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问题所在，并找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2篇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翻译学习研究；学术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从学科性质角度出发，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此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用于翻译学习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规律；要立足于社会科学总体结构，来探索和使用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一）哲学思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第一，必须从社会科学史入手展开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研究，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来探索和把握社会科学这一研究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性质和作用，避免作简单的哲学思辨。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维，避免将方法论与学科研究脱轨。

（二）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学科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重点把握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背景，研究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发展的贡献，以及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特性对现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影响和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来把握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就要把基本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起来，翻译学包含很多分支：应用翻译、文学翻译、经济翻译等等，分支学科与综合学科有共性也有个性，运用特殊问题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学者更好地把握综合学科的统筹作用和分支学科的具体作用、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和关系的理解，探索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内在的认识，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找到适合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要求学者着手于总体构架，多维分析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开发有效技术。

第四，探讨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把握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实践，技术这个概念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也适应于社会科学，开发有效的社会技术，提高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课题。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翻译这门学科也是如此，翻译理论加之翻译的先进技术，就如同先进的知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定会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用以实现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内涵、现状、意义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认识并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会在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倡导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结合，旨在培养人们在而对和处理理论思维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土学川，杨克勤.社会调查的实用方法与典型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肖龙福，肖笛，李岚，宋伊雯.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0.

[3][美]艾爾·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

[4]黄友义.在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J].上海翻译，2011，（3）.

基金项目：《从<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西华大学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川学位[2014]1号）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学科平台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婷婷（1991—），女，汉族，山西原平市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翻译硕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学术规范 《规范》 学术腐败

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后,对此的研究进入“萌芽阶段”;90年代初期进入“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的阶段。这一时期,“先后从不同角度参与讨论的包括梁治平、陈平原、谢泳等著名中青年学者,这些中青年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都是我国八九十年代在各自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素养深厚、卓有影响、承前启后的跨世纪新一代学人。”①

9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现象、持久的学术讨论和众多媒体的积极关注,使得学术规范讨论从“边缘话题”转向“主流话语”,学术界开始日益关注和重视。

这一时期,主要以1999年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学术研讨会以及1999年12月8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在北京召开“重建学术规范 整饬学术道德”专题研讨会为代表,成为继“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学术界又一次精神盛宴,以此为核心,学术规范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密度等达到了高潮,并在其后开始回落。

一、2000年之后学术规范研究综述

到2001年,反学术腐败的声音达到最激烈的程度。《光明日报》2001年4月28日第一版发表报道《北大全体文科教师郑重表示绝不让学术腐败渗入北大》,这是北京大学全体文科教师在“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介绍,这次大会是“”以来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文科学术道德的大会。与会教师表示,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中,绝不允许学术腐败渗入学术领域。”②

2001年5月22日,教育部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同时学术腐败问题引起媒体的密集关注。

《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版等相继刊发了关于学术规范的文章。2002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晓声(王晓生)的《北大博导剽窃 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③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腐败受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

2003年4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等在北京召开“学术道德问题座谈会”;4月28日,《求是内参》第7期发表杨玉圣的《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5月7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5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学术规范》经该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2004年2月,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清华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清华大学教师学术道德守则(试行)》和《清华大学关于教师校外兼职活动的若干规定(试行)》;5月15-16日,《云梦学刊》编辑部在岳阳主办“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讨论、通过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6月22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致讨论通过;10月17日,“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在北京举行,讨论和签署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11月3-4日,教育部社政司主办的“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在杭州成功举办,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作题为《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不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的主题报告。

与此相应,体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见下表:

(注:此表格是在CNKI数据库里,以题名为搜索项得出的论文数量对比结果)

一、关于“学术腐败”和“学术道德”的论文数2000-2002年间有较大增长。这与媒体对学术腐败的报道同步,学术界开始出现明确的呼吁规范的声音。而关于“学术批评”的论文数量自“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开始下降,可以理解为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到了“学术规范”建设上。

二、随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讨论通过《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2004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明显上升,其它方面的关注相应下降。经过一个合理反应期,到2005年,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增加到93篇,而“学术腐败”的论文数量几乎下降为上一年的一半;但在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下降,“学术腐败”论文数量增加两倍,“学术道德”论文数量相应增长。

作为学术规范研究近20年努力的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规范》,被称为中国的“学术”,在出台之初确实令整个学术界欢欣鼓舞,但随后论文数量的变化反映学者对《规范》的态度和学术界的“情绪”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学术规范研究的基调和大致走向。

1、《规范》出台 本能反映――高期望

很多期刊、学者的态度乐观,认为《规范》为整肃中国学界种种失范行为提供了依据和解决之道,呼吁学术工作者学习贯彻。

学者王宁在《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中认为,“这部被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以近似立法的形式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迅速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进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规范》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学术引文规范’、 ‘学术成果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所作的一些规定中。”并就引文规范和评价规范中的具体规定,结合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做了细致的解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④

2、积极响应――恪守学术规范 遏制学术腐败 整饬学术道德

2005年―2006年的大部分论文当中,《规范》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三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规范》通过后,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除对学术规范的继续强调之外,针对一个专门学科的学术规范的研究陡增,提出该门学科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该门学科的特殊性,提倡在尊重学科特殊性的基础上,制定适合该门学科的学术规范。

比如档案学、翻译学、艺术设计学、教育学、职业教育学、会计学、红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体育学等等。

二是关于编辑与学术规范的论文增多。这类文章大多是期刊、学报、出版社编辑本人为响应《规范》而写。

三是在《规范》出台背景下,继续讨论学术规范建设与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出现了以《规范》为参考,对研究生学术规范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调查数据说明:高校学生学术规范意识、认知缺失,高校开展学术规范教育刻不容缓。

3、希望之后的失望、狂欢之后的反思――“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

这个结论是结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和对“学术规范”研究的把握上,根据论文数目变化推出来的。2005年―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从93下降为64,而“学术腐败”论文数量从17猛增为53,“学术道德”论文数量从17增至43。

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为防范学术不端现象而祭起的‘学术’之剑,只是高悬于学界之顶,并不曾见其斩落下来。在其看似锋芒实则被厚厚的剑鞘包裹之下,一些人依旧像蚂蚁搬家般地忙碌着,制造出一个个学术赝品、劣品,并以此获得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如此看,调整现行的政策导向,制定可操作的刚性制度,给‘学术’之剑一个落脚点,以整肃目前的状况,已是刻不容缓。”⑤

中国的学术规范问题不是靠《规范》能解决的,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目前能做的只是反思体制、从个人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强化对准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呼吁学术作品生产者强化自律;学术成果出版者强化职业道德、学术意识。

反映在已出成果上,2007年对学术规范的研究趋冷,数量继续下降、内容集中于讨论“高校”和“期刊”――学术生产过程的两头。这貌似是失望后的无奈选择,但同时说明我们狂欢之后的冷静和反思,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对学术规范的建设工作逐渐趋于务实,并很可能走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余三定,《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历时性评述》,《云梦学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1月

③吴志攀、纪宝成等,《2005:学术规范,我们一直在路上》,《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1期

④王宁,《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⑤《“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社会科学论坛》,2006.2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5篇

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的研究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特有的现象。虽然国际学术界没有一本与此直接相关的参考书，但大量的方法及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和规范化做法却很有借鉴价值。继八十年代初社会学界展开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学科化”讨论以来，九四年底在京召开的“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研讨会及其由此引发的讨论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文汇报》自九八年以来连续发表的关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问题的书评和文章和今年三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发表的一组专题文章把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广西民族学院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某些方面深化这场讨论。

作为对现有的学术规范和对话讨论的回应，本文试图突破规范化和本土化框架的“张力与平衡（黄平，1995）”，在学术研究规范化中从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高度就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进行深入探讨。这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基本保证。诚然，语言和信息的局限性可能会影响规范化的东西方学术对话的进程，但方法和方法论尤其是观念的问题则肯定会影响到学术产品的质量和学术对话水平的高低。本文拟先讨论学术研究规范及学术对话的概念、学术研究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学术产品的包装、学术质量的检验和交流——中将对现阶段“建立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可行性以及其提法的恰当性问题提出疑义；然后分别以平等宽容的精神对目前社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简要分析。

一、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

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交叉，同时还与规范化中的中国社科研究本土化——全球化的双向流动过程交织在一起。虽然有的学者对种种规范化的讨论做过梳理，不外也就是形式和内容两大类(邓正来:1995)。还有的学者对学术研究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规范做了区分和简捷的概括，前者包括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对自己成果的客观定位，对概念材料理论方法的严谨运用和对语法词法的准确表达等等；后者应以学术创新而非抄袭拼凑重复胡邹为中心，以文本本身而非其他因素为批评对象，以批评而非赞扬为主要内容(曹树基:1999b和c)。有些学者还指出学术的基本规范自古存在，许多老一代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宗和:1999)。总之，学者们的研究对营造规范化的学术对话的氛围和加速学术研究规范化进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有关概念仍然含糊不清。在此先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的概念加以澄清。

学术规范和学术规范化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概念，其含意之丰富难以简单地翻成英文。在自然科学界通常与标准和标准化（standardandstandardization）通用，在社会科学界还含有“做活”的规矩（张静语，如customaryrules，properbehavior，well-disciplined，law-abiding等等）之意，赵世瑜还提出学术原则（principle）、道德规范（moralnorm），法规（regulation）等等。在此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来理解。前者包括学术研究的方法方法论、学术产品的包装即著述的出版或发表以及学术成果的检验和交流的问题；后者专指学术产品的包装即如何出版或发表问题。而学术对话(academicdialogue)在国际学术界通常包含两层含义：学术争论(debate)和学术评论(review)。在国内学术界则还应包括与西方的学者和国内学者之间的对话。前者与学术研究过程本身有关，后者主要表现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以下把广义的学术规范化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对话中加以厘定。

（一）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在具体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甚广。国际学术界有丰厚的关于各学科的专门的方法和方法论的著作。中国学者们近年来从社会科学总论及其不同的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在此仅讨论学术争论这个一般的做法。学术争论是以追求真理为核心在某一领域的学术创新活动。这种创新要求学者在某一研究中对古今中外有关的已有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从而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范围和意义。这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均有普适性。学术创新在不同的学科之间的方法上也有很大区别。学术创新在社会人类学的东西方对话中的特殊性表现如下：（1）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应用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理论时一定要在新的高度上批判性地运用。即从了解最新的与本国的研究有关的成果入手，而非直接去引证大师们的理论，大师们一般早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被研究者们反复检验过了。迄今为止的汉学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大量研究，诸如家族、村落、民间宗教、礼仪和礼品交换等等，都属于这种性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的海内外华人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化研究成果表明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对话的可操作性。比如半个世纪前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这类经典著作，八十年代出版九二年又出了增补版的陈佩华等著的经典的反映五十年代到时期社会政治关系的《陈庄》，还有大量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如在礼品交换方面，杨美惠（yang1994）和阎云翔(Yan1996)的书可作为范本；在村落研究方面，可推高默波(Gao1999)的《高家村》为最。还有即将出版的刘新(liu即出)的基于改革以来西北农村日常生活实践的田野工作的专著，以及有的中国学者(Chang&Feuchtwang1996)所做的中国农村社会支助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的统计报告也有不同的借鉴意义。此外，由中国学者参加写作及参与编辑的妇女研究的论文集也都可作为范文(Stockman，Bonney，&Sheng1995；West，Zhao，Chang，&Cheng1999；等等)。总之，他（她）们的研究结果对经典理论无论证实或证伪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范畴，其成果的规范化做法也值得效仿，尽管规范化的具体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2）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研究的本土化全球化还表现在通过对本土的研究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或概念工具(concept)。汉学人类学界一直深信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能给国际人类学界带来新的理论和概念工具，但几十年的尝试均未能尽如人意。中国分与合(separationandreunion)的研究有希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对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的分与合现象和中国文化的分与合概念是不同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理解某一概念如分与合时要与特定的相关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原有的概念（即一般的文化性的或抽象的哲理性的概念）在转化为理论分析概念并应用于不同的实证研究时其内涵由于被加上许多限定已经改变了很多。虽然从某个国家或文化的研究中可能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工具如“分”与“合”，它如杨美惠的“关系”或常向群的正在锤炼中的“礼尚往来”等概念。但这些概念能否成为普适性的概念工具还需要接受中国的不同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的有关研究的检验，这个检验的过程是学术争论的过程。

（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狭义的理解表现在学术著述的出版或发表的包装问题方面。一般来说，出版部门（出版社或杂志社）制定的详尽的出版体例等(Aguideforauthors或instructions/notesforcontributors)都可作为学术规范化的范本。其作用主要是关系到学术产品的包装和如何打进国际学术市场的问题。各出版社或杂志社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学术论文的发表的规范有所不同。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作者指南》是一本16开35页的册子，包括四个部分：介绍了出版社的不同部门和作者将要打交道不同对象、规定了作者着手写作时应遵循的完善的出版体例、提供了提交书稿前的检查清单、解释了书稿到出版社后的工作程序。各出版部门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不是要求所有的技术性工作都由作者自己来完成，有的事务性工作可通过出版部门协调解决。如做索引（index，有的还分subjectindex或authorindex)非常繁杂，作者可以委托出版商使用部分稿酬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而学术刊物则通常要求作者提供“完美”的范本甚至达到可直接用于排版的水准如果其稿件被采纳了的话。当然，学术刊物之间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如英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对论文评选(submissions)、稿件(manuscript)和文本(text)的准备以及校样(proof)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提交4份稿件供编辑(editor)和稿评人员(reviewers)使用，如果稿件未被采用除编辑保留一份外其余的带评议内容的稿件将会退回作者；行距、图表、字数、甚至至少六个关键词、注释和参考资料等与正文分页处理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在文本中的标题、日期、单双引号的用法，甚至在名词代词使用上只能使用中性词而不能使用男性的“他”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皇家人类学会会刊》(TheJournalofthe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还对段落、图片的处理、引文不得超过50字等、150-200字的内容提要应适合于译成法文等做了具体的规定，并要求作者将文章和书评分别寄给文章编缉和书评编辑（theHonoraryEditorortheReviewsditor）。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上述有些体例难以完全照搬，经过本土化和国际化及全球化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刊《〈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撰稿体例》也很有参考价值。如该体例要求提供磁盘并注名软件版本；还要求磁盘及文章以扉页、中英文摘要、关键词、谢词、正文、注释、图表、附录及参考书目为序分别在磁盘上注明文档名称并在打印稿上独立起页；对关键词后的括号里应有对应的英译词、与中日文的书名号（《》）或篇名号（〈〉）对应的西文应用底线或双引号表示、中英文大小标题的对应和参考资料的中英文人名的表达方式等也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刊《社会学研究》自1998年以来也推出了接近于国际学术界规范的新面孔。总之，这类形式理性化的出版体例对规范化的研究故然重要，但正如刘东所指出的，它们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而更高的标准应体现在文章的内在质量或曰其“内在的学术含量(谢维杨语)”和“知识增量(李强语)”上。

（三）学术成果的检验和交流中的规范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术评论中。学术评论大体包括两类情况，一是就某一专题而做的详细的综合性的评述性的文章(reviewessay)，二是对某部或某篇特定的论著或论文进行的全面评论(bookreview)。前者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在此不赘述。后者涉及到学术著述出版或发表前后的两种不同的评论制度。学术著述出版或发表前的学术评论制度在英国没有太固定的叫法，如“independentpeerreview”，或“peerreview”，即出版部门在出书或文章前通过行家以匿名的方式加以评论来确保书稿或文章的学术质量。这种做法也许是曹所提倡的“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曹的这一呼吁虽然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在此仅就他的善良愿望的可行性及其提法的恰当性问题提出质疑。任何制度都是利弊并存的，即使在“independentpeerreview”的实践过程中，也有其有时会扼杀新人的好作品的争议。恕我不展开讨论国内外对此制度出于不同的原因形成的不同观点。我认为：（1）在中国建立专家匿名评审制度时机不成熟。“independentpeerreview”要求有许多独立的出版部门在平等基础上相互竞争的环境，即不靠官方的经济上的拨款或政治上的宣传而仅以出版质量和独立的社会舆论来赢得订户或基金会赞助作为其赖以生存的条件；还要求有能确认内行的独立评论者的水平的编辑和完善的出版体例；以及大量的不计报酬的独立的评论者。对于评论者来说，评论的领域是自己的专长，评论的内容是自己的兴趣之所在，评论的对象是自己的同仁而不是“审”稿的对象，评论的过程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评论中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应不计报酬-因为他（她）们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并把评论别人的书稿或文章作为己任。在中国，虽然专门的出版部门及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出版部门在深化改革以来还存在一些问题，其独立性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平等竞争的客观条件正在改善。但有判断内行的独立评论者的能力的编辑的水平还有待大大提高，编辑工作规范化的体例也有待充分完善。尤其是独立的高素质的评论者的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2）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的提法不合适。如何把“independentpeerreview”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是语言学家的事情，但客观地理解这种制度的内涵是学者的事情。在学术研究市场化尚未充分发育之前，用“专家”这样的称谓弊多于利。因为任何出版机构都难免不找名人而不一定是内行作为“评审专家”。而中国社科院更难免不在确定学术著作匿名评审制度的专家问题上出问题，许多人都把“专家”的遴选看作“院士”的产生。如果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设“匿名评审专家制”或“院士制”无异于在体制性不良因素（职称评定制度，各种评奖制度，课题申报制度—宗和，1999）中加进一个新因素。导致学者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专家或院士头衔上而非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上。中国这个权威型的社会很容易产生“学阀”“学霸”，转来转去还是那几个人的天下，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的建立如同换汤不换药。最终导致学术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徘徊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应“弱化社会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因素”(鲁品越，1995)。与此相关的“评审”一词把评论者当成作者的研究成果命运的主宰。其实，评论的目的主要在评而不在于审，评论者之间的观点和品味可能差别较大，最后还是由编辑综合权衡对书稿或文章做取舍。杨奎松用“专业评审人”或“专业评议人”的提法都更为妥贴。“学术著作”的说法也容易产生歧义，著作一般指书，但对前的评论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略。

学术著述出版后的学术评论一般是指书评，出版者和作者都很关心书评。出版者有自己的评论队伍，任何读者也都可以直接参与评论。在中国，在客观公正的学术成果出版或发表的稿件遴选制度建立之前，对已出版或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公开的平等宽容的学术评论的意义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而且有助于平等宽容的学术规范和对话的氛围的营造。因为任何学者都可以参与这样的学术评论，是否有专家头衔并不重要。内行即专家，专家既内行。凡能读懂有关研究成果并对之有评论能力的人都可称为

专家，都有权利公开评论有关研究成果。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匿名与否也不重要。如张三在对李四的著述进行评论时，他感兴趣是其观点，张三能对李四的著述有兴趣有反响他就是专家，虽然他无权决定是否发李四的东西，但他的观点发表出去可能会影响到同意他的观点的编辑们对李四的文章或书稿的取舍。对这种做法的充分重视又有助于提高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编辑录用文章或书稿的水平；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好作品反过来再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由此不断良性循环。

二、学术研究的平等宽容

学者们对我国社会科学现阶段存在的种种学术研究中的失范现象做了大量研究。宗和的题为《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综述文章和《中国社会科》1999年第4期发的一组文章概括了今年三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专题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前文在分析了违规行为的诱因后提出了学术批评的方式方法问题。表明我国目前的学术对话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的学术批评掺杂有太多的非学术因素，批评与反批评有变成吵架的趋势”(曹树基，1999c)。后面的一些文章已上升到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关系和评论的内容与平等的精神结合起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马戎，李伯重，李强，1999年)。我认为，不仅如此在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各个环节都应充分体现平等宽容的观念，规范化的学术评论的特殊历史使命的实现尤其要求有平等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来保障。

平等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前提下在平等宽容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争论和评论的人文环境。与“找硬件”流行说法相比，这种平等宽容的精神是与观念有关的软件方面的东西。其实，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硬件和软件的同时使用，只有采用先进的对口的软件才能保障研究的质量并提高研究的效率。平等宽容的精神是启蒙运动几百年来英国人文思想的精华之所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其丰富的资源。跨世纪过程中的中国平等宽容学术氛围的形成不仅是“洋为中用”也是“古为今用”的体现。以下分别试用平等宽容的软件对较鲜被其他学者论及的现阶段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有关的实例进行解析。

（一）学术研究的平等(equality)的精神除体现在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方法和方法论上，还要求学者在观念上摒弃“人微言轻”的偏见，不搞学术政治不做学术商人。在此剖析如下几种现象：（1）有的学者在东西方学术交流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奉行对国人打外国牌对洋人打中国牌的政策。似乎对洋货卖得越多学问就越大（评介国外的科研成果不在此列如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于是出现在东西方之间的理论对话引海外理论经典缺乏本土化的创新研究的现象。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提到，在东西方之间的理论对话中，除了科学研究一般规范化外还有一个因社会科学的社会人文特性导致的泊来品能否与本土相结合并在此过程中加以检验再推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的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创新过程，其成果能丰富整个人类的知识宝库。在学术争论和评论的问题上，借用把国家权威文化与民间文化比作花与草的关系的比喻(王铭铭，1993)，针对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追求做权威型的鲜花的做法，来自草根的学术评论绝非“轻言”，它们能对学术研究领域的生态平衡起积极的作用。这里的“草根学者”不仅仅限于国内的学者，若国内外学者都能用其所长参与中国的学术评论则可能提高我国东西方之间的理论对话的档次。

（2）尽管“男女平等”政策在新中国实施了半个世纪有些学者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仍然表现出“重男轻女”的观念，如瞧不起妇女研究的课题或认为女学者好感情用事难以保持价值中立；有的学者不愿意被人知道合作的对象是女性学者，她们要么被忽略不提或被改变性别为“他”、要么被称为“一个会说当地话的人”；有的女学者在管理妇女研究的项目过程中无形中采用男性家长式做法，等等。以上种种表现涉及到不同性质的问题，在此仅就“凤先飞”现象说明中国社科界的规范化、本土化和全球化问题。体育界的“凤先飞”现象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国社科界“凤先飞”现象也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打入国际学界的李小江、回国服务并保持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李银河、在海外从事社科研究工作的一批女学者的成熟到一九九九“中国妇女的欧洲拉练”，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女性学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悄然地走上了世界，虽然她们没有男性学者常常流露出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抱负。本文参考资料列出的部分成果表明了她们在如何实现着中国社会科规学的范化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

（3）许多作者在开列参考资料时以作者是否名人作品是否名著作为取舍的标准，只要名人名著与该研究小有关系甚至毫无关系也沾边就列，非名人同行的成果则能不提就不提。似乎作者只读名著因而其成果不算名著，至少也该算次名著了；或以不列非名人同行的成果的“不屑”的姿态掩盖其孤芳自赏的心态。许多学者在不同角度论及了这个问题(杨奎松，谢维杨，1999)，有的还呼吁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葛剑雄，1999)。其实开列名著很担风险，名著列得越多风险越大。由于名著的影响面较广，检验作者究竟读过多少名著并真正读懂了多少的评论者亦众。而不列非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更危险，因为这会立即暴露作者不知不容或剽窃别人成果的弱点，评论便由此而来。规范的做法是在著作后可提供较宽泛的参考文献(bibliography)-不论其名气大小，而在论文的参考资料中只列文中直接涉及到的著述(reference)，直接引用或概括叙述均可。所有引述都必须加注，有些与论述主题不直接相关的解释一般也可做注。提供参考资料的目的是便于读者在文章中找到每个被列上的参考书目的有关内容的出处，同时避免有的作者以生硬的使用转述的第二手资料代替对原著文本的认真研读。此外，在引用别人成果时还应对他人成果加以评论或批评并把所引的文献与所研究的内容自然的结合起来，以便于读者发现作者的理论创新。

（4）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曾经就读或工作在什么名牌大学或科研单位等经历透露出来，更有甚者借鸣谢之际对为自己提供过帮助的人的根据职业声望高低进行取舍。似乎从名校出来的或有著名学者作后盾其本人的份量及其文章的份量都加重了，于是也就“人名言重”了。而曾经解过其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之人只因其位微其作用亦可忽略不计了。诚然，在如何表达作者的所在单位和职称的形式与内涵问题上的确存在东西方差异。在英国，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学术文章或著作中无论在正文或辅资料里无论提到谁的名字一般都直引或直呼其名而不提“教授”等头衔。若刊物在或著作时除了作者的姓名单位职称外，把年龄，性别，甚至把民族等指标都挂出来，会有年龄性别种族等歧视之嫌。英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的文章版面是，在文章标题下正文上一般有内容提要(abstract)、关键词(keywords)；在正文的后面有鸣谢(acknowledgements)、注释(notes)、参考资料(references)、作者注释(biographicalnote)、通讯处(address)等辅助信息。其目的除了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外，还在于提供全

面充分的辅助信息和致谢的机会，有助于学者之间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正常的往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讨论都非得公开化，学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直接交流对学术研究的推动的效果有时会更佳。

（5）有的作者借描述调研过程之际把“与谁在哪吃饭时想到什么”等与文章主题毫无关系的信息挂上，在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之中含高人一等之意。这种做法与直接自我吹嘘和吹捧他人一样都有悖于平等的精神。虽然英国社会还存在等级制的残余意识，但从理论上讲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职业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在社交中如果某人充分阐明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对不同的观点的喜恶或津津乐道自己东西与别人多么不同均无可厚非，但只要流露出自己的东西比别人的好其人格分数在众人中立刻就降低了一档。严肃文章、论文、调查报告等一般尽量杜绝出现个人化的用语或字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作者怎样叙述自己的调研经历或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观点都行，但其观点一旦揉入了个人的有悖于学者基本价值观的其它价值观念的因素其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就打了一半的折扣。如作者在其研究中流露出个人对钱的兴趣，无论他或她怎样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辩解，其论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以及其它有关观点的可信度都会受到怀疑，就好比王婆说她的瓜甜一样。因为真正的学者是以探索和追求真理为其最高价值标准，如钱钟书那样一条“黑路”走到底并看淡权力金钱功名利禄等等的。做这样的学者非常不易，学术研究规范化后，选择这条路的人会越来越少，蔡肪（注—应为日字旁）称之为“学术创新的‘毛细管效应’”。

因为毕竟真正信仰这种价值观的并有天赋有兴趣又能遵守学术规范的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一般来说社会也不会使他们穷困潦倒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此外，在中国社科界还存在其他的不平等现象，如认为承担有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的政研性课题比从事关注弱势群体或细小的微观的学术性研究更重要的观念，论资排辈或少年得志的年龄不平等，某些北京的学者在与外地学者的合作中以京派学者的“优越性”表现出地域上的不平等意识，在体制内与民间的学术群体中区分高低，凡此种种不胜枚列举，在此亦不赘述。

（二）学术研究中的宽容(tolerant)是以其平等精神为要旨的，它要求学者在观念上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既有宽待和善待他人过错的度量又有能容得下他人成就的胸襟。前者包括能心平气和地指出别人的错误或接受别人的批评，做到“人不轻我我不轻人人若轻我我仍不轻人”。后者包括轻松自然地接纳他人和他人观点的。在此剖析一些学术研究中的不宽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