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四)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何运奎:国际贸易地里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薛永久:国际贸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樊亢:外国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 关志雄:《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演讲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形态理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定位；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4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13BKS033）；教育部一般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研究”（12YJA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振鹏（1969-），男，陕西富平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政部主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形成与发展。对此，相比西方社会学的解释范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更能深入、系统地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和帮助人们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坚定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现代社会转型分析的两种理论框架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专门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1]的重要概念。因而，许多学者都用“二分法”将社会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用以描述和把握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代谢、进化与变革。如斯宾塞的“会”与“工业社会”，梅约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等，都是对西方社会告别中世纪社会经历的历史大变革的行程和经验的描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以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为蓝本来研究那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贫困落后、不发达的原因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存在的传统因素。而要改变贫困落后、不发达的状况，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就是通过批判和否定本国内部的传统因素，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内容和经验，以实现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和转型。正如查普夫所说：“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社会应该以一种有计划、有控制、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的发展。在亚非拉各国尚不存在西方体制及传统时，应引进或通过‘功能等同物’来加以替代。”[2]

在我国，社会转型也是学界用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范式和分析框架。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也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因而，“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几乎被视为同义语。围绕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结构形式的转变等问题，我国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探索，并在社会分层、城乡发展、社会建设、生活方式、贫富差距、单位制与身份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关现代化社会的诸种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世俗化等也都为国人所熟知。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术的逐渐自觉，这种过分注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已被学界质疑为是“容易背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分析框架”。[3]基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的二分范式和从社会结构着眼研究社会转型的理论预设，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作为一种先验的、既定的条件排除在社会转型的“意义域”之外。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关系问题上，往往倾向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结果的研判，而忽视社会转型的过程、理想目标和理念的探究，也就成了必然。

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命题，不能停留在学术上的人云亦云中，更不能回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的现实。[4]因而，结合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社会转型上升到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高度，就成了深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必然。在社会历史哲学的视域中，社会转型的概念是以社会宏观结构即“社会形态”层面的复杂质态转换来标定的。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类型（形态）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对此，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其进行立体透视。

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对其进行立体透视，需要从唯物史观中探究出影响社会转型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生产力社会形态、政治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理论中，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最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的两个主要视角。

1.经济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有学者仅凭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无法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无疑是教条主义的认识。因为，经济社会形态仅是从经济的视角或侧面来分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变迁与演进更替的历史与规律。经济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社会经济形态。对它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一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生产方式；二是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三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产业结构。因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可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迁，或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迁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迁。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发展与完善。因而，它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即经济体制的变革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的具体体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即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换。这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个国家，苏联模式也被移植到多个国家。所谓苏联模式，是指苏联长期形成的制度、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从基本制度上看，它所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但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限制民主、妨害法治等缺陷，使得苏联模式既无法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也无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在照搬苏联模式不久，等人就“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并没有突破这种模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从此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相应变革。这场变革是极其深刻的，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但它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重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并不会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它仅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具体类型的改变，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由一种具体类型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形态转型的关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说来，这是沿着两条交织的脉络展开：一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6]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和2000年中国加入WTO，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节点，其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WTO，使得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朝着更加开放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推动着我国从本国实际和全球化趋势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更加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转型之路。这是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超越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2.技术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技术社会形态视角的社会转型是多维的，如：游牧和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的转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等等。但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而言，主要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革命引发的新的社会转型，使得像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条件、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上有了质的区别。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有机融合。这是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那么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则是一个两次现代化时空高度压缩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7]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就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现代化起步比较晚；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三是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三个特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落后社会向发达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成长的现实过程，转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或重新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需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394而他的“雄心壮志”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达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8]226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所走的历程。于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种跨越，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西方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后再走上信息化道路；二是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严重代价后再回头去进行治理，即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我国的现代化，则是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就又面临着走向信息化的历史任务。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成了我国当前现代化的带动性的先导力量。因而，传统主要依靠资源消耗、人力投入等外延式扩张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被体现全球信息化、知识化浪潮的新的发展道路所取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双重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中国已有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作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文明成果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目前，我国学者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蓝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起的社会整体性革命变迁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如：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知识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由贫困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由同一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变，等等。但其核心的关于现代化社会的诸般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以及教育、医疗、福利、社会流动、阶层结构的变化等等各项具体的社会指标，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特征和指标，成为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和尺度。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历史的大尺度”视野来确定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指向性与规定性，其前提是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形态进行定位。“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0]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置于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两分法”的框架之下，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非经济的社会形态才是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因而，它在逻辑上也属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定位深刻揭示出它是人类史上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转型，也从而预示了其需要完成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全面性。这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论述中看出，现实社会主义尚处于“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其历史任务“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它决定并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终目标及其转型的阶段性、过程性特征，也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多维转型与整体结构变迁。

对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当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人的发展等多维视角进行阐释，但关键是要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转型的本质特征。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但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的转型，在经济社会形态领域主要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和创新。这个转型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相连的。从技术社会形态视域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东方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意义上的转型，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特殊课题”。[12]当代中国向发达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乃是当代中国转型的“普照之光”。伸而论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现代化目标紧密相连，实际上这是两种社会转型的特殊组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自身不断发展，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在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进而向信息社会迈进。这两种转型的联结表现在：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而中国要完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和重构也必须以社会现代化为依托。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双重转型的统一，才能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历史命题。我们看到，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等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且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中国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社会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林默彪.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

[2][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8.

[3]金正一.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学术缺陷与学术本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4]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N].光明日报，2008-10-21.

[5]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9：117.

[6]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M].学林出版社，2003：85.

[7]王雅琳.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2）.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9]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54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32-33.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转轨路径；理论思考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14-04

20世纪人类的社会活动富有戏剧性。 从1917年到1950年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先 后退出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了建立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试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不久，布哈林便于1921年写了一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探 索从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他在该书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至 于谈到笑，那么，事情总是这样：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①然而，以千百万人艰苦 奋 斗英勇牺牲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一度辉煌，却因不能与时 俱进而日益僵化，最后被历史否定。

超越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长期以来被我们戴上耀眼的理论 光环，却被实践蒙上越来越重的阴影；而被我们在理论上一再证伪的市 场经济体制，却显示出它在"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效率和活力。长期实行计划经 济的国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差 距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方 面的试验。于是，计划的"坚冰"开始融化，市场调 节开始引入社会经济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计划经济国家终于走过了探索试 验阶段，作出了各自的历史性选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成为最引世人关注的巨大 潮流。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艰难历程。中国在经历了10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终于走出了计划经济本位论的樊笼， 1992 年宣布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了由 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如越南、古巴等国也开始了市场 化进程。

一、经济转型的类型划分

本文所研究的经济转型国家的共同之处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 济体制。但是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初始条件不同，以及改革所依据的理论 基础的差异，各国的改革又各具特色。对各种情况加以化简之后，可得出以下不同的 改革方式。

1按速度标准划分，可分为激进的转型和渐进的转型。前者指实施一个激进而全面 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终极目标，试图一步 跨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后者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它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2按制度标准划分，可分为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和不伴随 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前者如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在这些国家中，前执政党或退 位，或解散，或更名，或灭亡，他们均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放 弃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原有 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二、关于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思考

1无论是按速度标准还是按制度标准，同类转型方式中，各国均有自己的特点。同为伴随基本制度转变的激进式改革，德国东部与独联体、东欧国家 就有许多不同。首先，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是在各国家内进行的，而德国东部则是在 完全丧失国家的情况下，以融邦德国的方式而转型的。其次，德国东部地区的 经济转型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德国西部地区实践了40多 年，并且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法律和法规。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被直接运用于东部地 区的经济转型过程，而且执行者是些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而独联体 和东欧各经济转型的国家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在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缓慢前进。最后，德 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有西部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在德国东部地区私有化受阻、吸引外 资缓慢、生产剧降、失业猛增的情况下，其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靠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 才能实现，而这种财政支持是任何独联体和东欧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波兰和匈牙利同为东欧国家，经济转型都伴随着基本社会制度转变，但它们的转型方式 却大相径庭。波兰是最先实行"休克疗法"的 东欧国家。波兰政府聘请萨克斯为政府经济顾问，并按照其建议以一步到位 的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迅速实现价格自由化；以强硬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控制赤字，抑制通胀，稳定宏观经济；迅速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匈牙利则不同，匈 牙利公开拒绝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始终坚持"渐进过渡"的原则，并且明确提出匈牙利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福利市场经济"。波兰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匈牙利认为市 场经济的建立应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主张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中国和匈牙利都以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两国经济转型的差异却是巨大的。中国坚 持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匈牙利却放弃共产主义，选择了多党议会制；中国共产 党 始终是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而在匈牙利，前执政党工人党先更名为社会党，后又下野，失 去了领导地位。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也大不相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匈牙利。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改革之初，只有18%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 工作，而在匈牙利，多数劳动者是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由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 的差异，以及社会福利体制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选择，中匈两国的经济 转轨理论、转轨政策和转轨实践，不可能是相同的，尽管两国都被称为实行渐进式经济 转轨的国家。所以，就经济转型的模式而言，"激进"和"激进"不同，"渐进"和"渐进 "有别。

2选择什么样的转轨目标和转轨路径，取决于该国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选 择什么 样的改革方式和转轨路径，既不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偏好，也不取决于外来的理论和政策 建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该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转型方式 和路径，主要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变化，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要通过内部矛盾 的发展来实现。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往往是由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制度 和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分布等特殊原因。进行渐进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无法控制 通 货膨胀时，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不平衡，赤字庞大，物价失控，国家 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时，就 不得不采取激进方式。前苏联在80年代也曾试图进行中国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国情和中国差 异很大而未能成功。

中国选择了并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所 决定的。首先，中国虽然有长达30年的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历史，但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毕竟没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么深。在前苏联和东欧 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而在中国受计划体制控制较严的仅是占比重不大的国 有经济部门。其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劳动力大部分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且享受名目 繁多的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国，大部分劳动力在计划控制较松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几 乎不享受国家的福利。第三，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 。第四，中国以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作保证。所有这些条件，才使中国成功地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 先体制 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双轨后并轨的经济转轨的路径。这 种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经济转型方式是条件不同的国家所不能效仿 和照搬的，反之亦然。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式和路径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不取决 于该国领导集团的偏好，这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国家领导集团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历史经 验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判断力对经济转型方式的选择和转型实践的影响。中国改革的设计和 起始阶段，起决定作用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些老一辈领导人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作指导，能辩证地而不是形而 上学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把丰富的指挥战争 的经验用于中国经济转型战略的制定。在战争年代中，他们讲首先突破薄弱环节，讲农村包 围城市，讲先生存后发展。把这些原则用于指导经济改革，于是便有了先体制外后体制内、 先 农村后城市、先让人民得到实惠然后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经济转型方式。这种先易后难、梯 度推进的战略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改革的总体战略是由集中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打赢一个个的战役。农村改革、建立经济特区、逐步放开价 格、改革金融体制、外贸体制、财税体制等步骤便是一个个战役，这是一个根据中国国情， 从总体上把握的、气势恢弘的、超宏观的战略设计。这样一个战略设计，局外人根本无法 提出，也很难理解。因此，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 ，虽然看起来不乏理论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严密，甚至模型做得也相当精巧，但在局内人看 来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有些甚至文不对题。

3从长期看，"激进"和"渐进"不能截然分开。对所有经济转型国家来说，实现由计 划经济向成熟市 场经济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国家选择激进的改革方式， 往往会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一个国家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往往伴随 阶段性、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渐进"。俄罗斯以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1992 年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但在1993～1995年间，就开始实施较温和 的改革策略，对"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加以修正。到1996年，叶利钦连任总统，开始全 面调整改革政策，于是俄放弃休克疗法，走稳重的中间路线，注重政 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按效率优先的原则有选择地进行改革，改革目标模式从"自由市场经济 "转向"社会市场经济"。就整个改革过程和基本思路而言，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经济 转轨方式，但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时期，转轨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1980年前后在不长的 时期内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撤消的措施不可谓不激烈；邓小平同志南巡 谈话和十四大以后，中央作出加快改革步伐的决定，1994年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 等方面的深化改革措施几乎同时出台，改革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渐进经济转型 过程中包含了若干个局部的、阶段性的激进措施。中国的改革在有了渐变的积累之后，再进 行局部的突变，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震荡。如果没有量变的积累而进行激进的改革，很容易 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调整改革政策。这在东欧和俄罗斯是不无教训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把 握住了"渐进"与"激进"的结合，改革过程中抑扬顿挫、张弛有致，在经济转型的历史大 舞台上演奏出和谐辉煌的乐章。

三、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基础

1激进改革方式的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流经 济学家对计 划经济的内在逻辑体系，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 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 生存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决定着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 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

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正统经济学关于经济转型的观点：计划经济国家的 市场化改革政 策必须抛弃"双轨过渡"的指导原则，并以现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先设计出经济 转型的完美方案，再进行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们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实施经济发展的 建议，大体上也是这样。经济转型必然牵涉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 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 家看来，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只能一步到位，不 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种体制缺乏理论基 础。

以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激进式经济转轨主要围绕稳定宏观经济、经济 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核心内容进行。稳定宏观经济是必备条件，私有化是基础。三者构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以缩短不可避免的痛苦时期，并迅速切 断国家和生产系统的关系，以此来防止改革的倒退和滞胀的出现。

激进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的论述无疑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但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实践 中失去了完美。1992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概要》指出："过去二三年中，一些国家生产的 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

2有学者认为，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前者 始于熊彼特， 后经耐尔森等人发展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实证性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的 增长发生机制。后者则是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

演进经济学把社会变迁比作登山，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自己不曾登过的山峦，每个人所有的 信息只是限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因此，爬山者应小心谨慎， 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登山策略。操之过急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转型也正如登山，每个人 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 事先设计好一张十全十美的蓝图，然后完全按照蓝图行事。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由易到难， 分步推进。

3不同理论支持下的经济转轨方案的差异。（1） 激进的转轨方案着眼于改革的最终目标 ，追求尽可能快地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特征，排斥与成熟市场经济模式不吻合的中间形 态。因此，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否还有积极作用，采取一概抛弃的 态度。而渐进的转轨方案，其着眼点在于：旧体制的哪一个环节最需要改革，哪个部门在什 么时候最容易改革，如何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从量变到质变。（2） 激进的改革者认为旧体 制是新体制建立的障碍，因此，必须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体制。而主张渐进的改革 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推动现在的各经济组织和经济主体不断的演化， 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会在旧体制中逐步孕育。（3） 激进改革者以成 熟市场经 济体制为终极目标，似乎可以直线到达。而渐进的改革者认为人的信息有限，理性有限，任 何人都不可能在改革前先设计出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方案，改革只能是边干边学的过程，转轨 国家应在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试验，总结经验教训。这一点，不但被 坚持渐进式转轨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同时也被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俄罗斯在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1993 年就针对休克疗法引起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而作了策略上的调整，随后又宣布放弃"休克疗 法"，采取稳重的中间路线。

4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20多年 来，我们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成果外，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介绍国外经济理 论的文章比比皆是，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并且，我党历来提倡"洋为中用"，提 倡 吸取全人类的先进的文明成果。所以，我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吸取了国外经济理 论中的某些科学的成分，或是说，我们在制定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时，受到了某些外国理论 的启迪，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据此而就断言，我们的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西方 某一学派的理论，比如说，是上文提到的"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显然失之 偏颇。中国的改革实践确实有与上述两种理论吻合之处，但只能说受了它们的某些启发。中 国的改 革始终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改革事业的设计者和领导者们，在无先例 可效法、无既定模式可遵循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辩证灵活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注意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 盾方面，较好地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才有了局部 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转型方式。总之，在中国经济转型伟大实践中，中 国改 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累累硕果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灿 烂光辉。

①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参阅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附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赵乃武等 主编：《东欧经济大转轨》第38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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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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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盛洪中国过渡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A Theoretical Thinding on Transirional Economy

ZHANG Jian-tao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02, Chin a)bstract: From 1980s to the early 1990s almost all the centra l-planned economies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ing economies. The patterns of transition are var ious and the results are different. The way that a country chooses in the transi tion to market-economy does not depend on outside factors. It is the inner main contradictions in a society that decides their transitional patterns.

Key words: transitional economy; patterns of economic transit ion;theoretical thinking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9篇

2012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仍在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在十报告中，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十之后的中国将如何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1月25日，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各种有益尝试后，珠三角工业产业集群的代表——佛山，将为您探索答案。

11月25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这个关于中国华商转型发展主题的第一论坛，将成为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与经验的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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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机遇

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挫，三五年内难以走出危机的影响。美欧日市场的疲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近日接受采访中认为，上述情况固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危机，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危机，采取什么政策来应对危机。

他指出先例，“在90年代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妥善应对，曾经成功地化危机为机遇，面对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只要应对得当，同样也能够化危为机。”

郑新立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至少为我国发展带来难得的五大机遇：首先是扩大内需的机遇，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制造一些贸易摩擦，会对我们出口的增长带来一定的阻力，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内需扩大的空间是很大的。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速公路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和城市地铁的建设。

他提供了一组数字：美国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万公里的铁路，现在拆掉了一些还有20多万公里。而中国到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如果我们用10年或20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的网络，会把中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建成，能够把内蒙古的煤运到湖南、湖北，把新疆的煤运到中东部地区，这样就可以解决能源产地和用电负荷重点地区之间的矛盾，大大缓解沿海地区、南方能源短缺的局面。”郑新立说。

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解决城市新“三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停车难”）方面改善民生的机遇；倒逼机制下，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产业升级的机遇；以及国际并购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同样是在为转型找寻破解对策与机遇，2011年10月29日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1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在“长三角”经济核心区域江苏苏州吴江举行。此次也是我国首次以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为主题的高规格综合性峰会。会上著名学者、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谈到了中国转型的七大机遇。

陈文玲认为，目前，转型面临着七大机遇，为我们的企业转型、地区经济转型和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这七大机遇分别是：1.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的7%或者世界银行、IMF预测的8%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可能拉长10-20年；2.中国的经济将迎来一个消费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有可能在未来十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3.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和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高端产业转移和高端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外部环境；4.按照国家的战略，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才总量将从现在的1.1亿增加到1.8亿，增加的幅度是58%，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将提高到16%，这为企业创造重大机遇；5.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可以继续推进，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6.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非常快，但在整个世界制造业中还处于中端和低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要推进，这给企业转型创造了很大机遇。7.人民币的国际化。整个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会给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走出去、国际贸易各方面提供新的机遇。

当有人在为转型的困境与出路感到悲观迷茫的时候，站在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更多看到了转型阵痛中的绝佳机会。一致的是，陈文玲司长和郑新立主任均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中国制造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机遇。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举行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重要出席嘉宾，陈文玲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本次论坛上，她还将谈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为中国经济转型向好找寻良策。

转型外在环境亟待改革

除了转型中的机遇，一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破解的障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认为，在转型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身份，履行的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政府作为国有资源和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行使者的身份时，履行的是经济职能，行使的是财产权利。前者是权力，后者是权利，显然不同。

因此，他认为，政府的两重身份和两种职能在政府转型中应予关注。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一方面要以所有者及出资者的身份行使好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又要以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身份行使好公共管理权力。

同样作为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受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在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俱在的情况下，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也提出新要求。

面对经济转型，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职能呢？卢中原认为简单讲“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口号不够科学，应该是依托活跃的市场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构建有限、有效、有责的政府。这更适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在卢中原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政府倡导的，但需要强调，经济转型的主体仍然是企业和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主要行使规划、引导职能，应当把很多基础的体制理顺，推动改革到位，使企业和市场能够产生内在的动力，形成一个高效率，能够持续的增长模式。

“政府应当推进市场的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的监管，包括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等。在微观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要强化公益性规制。政府应慎用部门性的产业政策，因为这样的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不公平竞争。”卢中原说。

探索“佛山模式”

佛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它以占全国不到0.1%的国土面积，不到0.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超过1.3%的生产总值。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佛山市以敢为人先的气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97%的增长速度，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快、投资环境好、综合实力强的城市之一。

广东的产业500强，佛山占了77个，整体工业占到广东经济总量的65%左右。今年佛山政府提出：到2015年，要把佛山打造成为广东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在十二五规划中，佛山市政府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和扩大内需，强化金融、科技、人才对产业的支撑作用，破解土地、环境容量难题，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由佛山历届政府打造的“佛山模式”，曾被全国各地竞相效仿。30多年里，佛山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佛山经济的转型变化和演进，其社会意义巨大，几乎成为中国宏观层面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而在当下，作为财富与智慧积聚之地的佛山，又将拿什么贡献给全国？能否在中国转型的新时期再次奉献全新的“佛山模式”？11月25日，主管部委领导、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精英领袖与主流媒体齐聚佛山，共同探索“佛山模式”。

所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在佛山举办，凸显了佛山市委、政府领导对民生的重视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目标，表达了党政领导重视、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尽心尽力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不仅能够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将对其他地方党政领导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树立良好社会影响，发挥重要社会价值。

论道转型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2012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仍在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备受考验。佛山模式、温州模式、苏州模式的发展经验哪种能实现更高效持续的发展？那些正面临巨大危机和考验的城市将如何度过困局？那些安稳度过危机、正稳步发展的城市，能够带来哪些转型发展的经验之谈？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顺利度过“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表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把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党中央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顺应当前国际形势背景，将就中央有关精神与世界华商发展局势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和准确传达。

本次论坛还将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中新社、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与会报道。

11月25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珠三角工业产业集群的代表——佛山，探寻佛山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所做出的各种尝试，以此为当下及未来五年面临迫切转型升级难题的中国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之谈。

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拟邀嘉宾

何厚铧（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洪 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志庚（广东省副省长）

贺 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子学（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高明光（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邓先宏（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葛洪泽（求是杂志社编委）

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周长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陈 伟（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周柳军（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

李建生（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金 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舒富民（《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佛山市领导

企业代表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企业成长理论 个体私营经济 转型升级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支撑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是当前的热门议题。个体私营经济是浙江的优势和活力所在，未来浙江省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201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两富浙江”，即未来五年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而努力奋斗。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立足点是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鼓励各类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跨越式发展。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在一系列挑战和机遇中进入转型升级的“拐点”时期，本文将以企业成长理论为基础，对个体私营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的成功路径有哪些展开讨论。

一、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

1、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历程

浙江省个私经济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发发展阶段。浙江从计划经济中自发萌生了一些最原始的市场主体，一些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国企退休人员变成了最早的市场主体。第二阶段：浙江个私经济全面发动和鼓励发展阶段。个体户的地位已经确立，私营企业主还不能突出，浙江的各地采用了戴红帽的做法进行全力推动，放宽政策。第三阶段：各种争论开始出现。浙江个私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阻碍，浙江上下各级顶住压力，在发展中突围。第四阶段：浙江个私经济有序发展的阶段。在经营方法上把遵守市场秩序放在第一位，在增长方式上进一步实现向质量型增长转移。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国家先后又出台了若干涉及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别是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贯彻落实以上方针，浙江省也推出了《浙江省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2、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现状

浙江是我国沿海省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从一个相对封闭、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现代的工业经济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模式。浙江省个私经济以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运行，整体经营状况趋好。根据《2010―2011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显示，截至2010年末，浙江省个体工商户累计数212.21万户，同比增长6.80%，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983.58亿元。截至2010年末，浙江私营企业累计户数63.89万户，同比增长12.76%，增速比2009年同期上升3.3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累计户数占全省总量的81.63%，同比增长2.54%，私营企业总注册资本16705.79亿元，2010年浙江私营企业出口总计926.02万美元，同比增长44.8%，出口总额占全省总量的51.3%，同比增长3.2%。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总量的扩张不仅直接提升了个私经济总量，还为社会安置劳动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依然集中在个私经济的传统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中私营企业增量以制造业为主；个体工商户增量以批发和零售业为主。随着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大量民间资本进入个体私营经济领域，为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

二、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条件

1、有利的政策环境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各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浙江省政府提出了个体私营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浙江无论是各级政府的发展理念、相关政策、配套设施，还是流通市场、企业家人才、群众文化氛围，都十分适宜个体私营经济的转型升级。浙江省将“部级创业型城市”创建与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相结合，创业型城市建设对个体私营经济跨越式发展发挥了良好促进效应，个体私营经济呈现出空前的发展态势。

2、独特的经商意识

个体私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活力和竞争优势，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在整个浙江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素来经商意识较强，敢于走南闯北，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温州、义乌、绍兴、台州等地的经营者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浙江省广大个体私营经营者形成了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独特的经商精神，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市场观念、善于经营的企业家。经营者的这种独特的精神和文化底蕴已经成为推动浙江个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在因素。

三、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与企业成长理论演变

1、二者研究现状

（1）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现状。企业成长理论是指专注于研究企业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其规律性的研究理论。对企业成长性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企业成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很多，时代不同导致的研究视角的不同，使企业成长理论已经呈现出“丛林”现象，大体分为：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成长论、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彭罗斯开创的资源基础观等。

其中，彭罗斯开创的资源基础观对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影响力最大，能为研究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问题提供较强的理论指导。彭罗斯（Penrose）于1959年发表专著《企业成长理论》，从企业的内部因素出发，解释了企业成长的相关问题，而Penrose建立的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成为后世很多研究者所遵循的基本逻辑。Penrose认为，企业资源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企业能力决定企业成长的速度、路径，而企业成长是企业资源和企业管理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成功与企业掌握的资源、与原有行业的联系以及其他企业进入的数目等有关系。彭罗斯同时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她受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和创新理论的影响。她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Timmons进一步拓展了企业成长资源论的范围，他指出实现企业成长的资源不仅是企业拥有、控制或积累的资源，还应包括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即企业外部的各种资源，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获取最终竞争优势，取得发展和成功。

（2）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研究现状。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由于私营经济产生于个体经济，但相比于个体经济，它又是一种私有程度更高、经济扩张力更强的非公有经济成分。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指的是：支持个体私营经营主体向现代企业组织形态转换发展；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就是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具有一定实力的个体工商户，通过加大投入、加速整合等多种途径，转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奠定基础，符合法律规定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支持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服务业私营企业开展连锁经营；支持个体私营经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发展等。

国外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方面有实践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有以下几个理论：产权理论、点轴式区域空间结构和集群理论等。国内一些学者在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陶世隆在博士论文《新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对新中国私营经济产生的条件、类型特征、性质特点、发展趋势等作较为系统的探讨；白晓玉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及思考》中提到中国所有制形式必然是多层次、多样化的，推动个体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阎金明在《当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相关建议》一文中树立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长期任务”的观念等；国内一些省份的个私协会或市级的工商局对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2、企业成长理论对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研究的启示

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资源基础理论是企业成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本文以Penrose的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对企业成长理论与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深入理论分析，来研究企业成长理论与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揭示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性，以进一步说明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资源基础理论更强调协调好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企业成长是企业资源和企业管理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要不断创新，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成功与企业掌握的资源等有关系，要整合好企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逐步占据主流地位。对于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个体私营经济来讲，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就是创业过程、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和成长发展过程。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彭罗斯开创的资源基础理论。

四、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的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路径探讨

从发展阶段来看，浙江个私经济也已经面临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那么，个私经济怎么“转型”，个私经济如何“升级”，将是浙江个私经济面临的历史课题。本文通过梳理现代企业成长理论及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的相关研究，来寻求浙江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1、加强宣传引导

转型的过程不仅是企业转型的过程，也是人的转型过程。一是要利用地方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进行全面宣传，确保个私主体对“转型升级”工作有全面的认识。二是利用各种平台进行转型宣传，激励广大个体工商户规范自身管理，扩大经营规模。三是全面介绍国家在产业、劳动、金融、财税等方面对转型升级的相关优惠扶持政策，与税务部门联合做好专项宣传，进行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后税收政策的专项宣传。同时向广大个体私营主体宣传国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诚信经营，提高个体工商户的思想认识，帮助他们主动转型升级。采取召开行业会、座谈会等形式，向个体工商户详细讲解办理公司或企业登记的要求、程序、注意事项等。

2、支持个私主体向现代企业组织转换

支持个体私营主体向责任明确、产权清晰、具有法人资格的现代企业组织形态转换发展。一是发挥职能，规范登记。对重点个体工商户要做好“转型升级”登记引导工作。对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要进行调查了解，通过法规讲解、登记问答、政策宣讲等工作引导其自愿“转型升级”，办理变更登记。二是开辟绿色通道。工商登记窗口要积极为办理转型的个体工商户开辟“绿色通道”，对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颁发营业执照；转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可以用原企业名称；转型为公司制企业的，可以在原名称后加“有限责任公司。三是强化征税管理。国税、地税部门对个体大户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引导其建账，加强账务核算；税务部门可以给予其税收优惠；政府可以通过资助补助等方式，对“个升企”给予更大的扶持。

提升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能力，从有利于市场竞争的角度引导他们增强创业意识，做大做强企业。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的服务，更好地促进个体工商户向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转型。有关部门要尽快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实施细则，制定工作的措施、目标任务和工作办法，形成政府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共同实施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工作的良好局面。以资金实力较雄厚、规模较大、有意愿升级为企业的个体工商户作为重点服务对象，鼓励他们转型升级为企业。

3、发挥个私协会的桥梁作用

各级个私企业协会要发挥沟通政府与个私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从资金、技术、法律、人才、信息、维权等各个方面为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帮助和服务，实现转型升级与推动就业的良性互动。个私协会通过基层组织把个体私营经济领域从业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个私协会要明确服务工作的思路和目标，将服务社会、政府、会员等工作与协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更好地协调起来，开展有成效的服务项目。个私协会在宣传教育和引导个体私营主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银企合作中，进一步主动协调银行部门，争取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帮助个体私营经济融资，建立更加畅通的信贷融资渠道；协会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将各部门的信息和工作重点及时传达给个私主体，全方位为个私主体做好排忧解难工作。

4、引导企业拓展转型升级空间

在面临传统产业竞争激烈、高成本、低利润的形势下，具备实力的转型后的个私企业进军新兴行业，是企业摆脱危机、占领新市场领域和获取利润空间的长远选择。在进入新兴行业时，大多数个私企业不是放弃原有的传统行业，将人力、资金等全面投入新兴行业，而是根据企业现有状况，将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各有侧重地同时经营。支持个体私营企业以合作、合资、参股、项目融资等方式进入电信、铁路、电力、民航、银行、证券、保险等垄断行业和领域；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改组，投资科研、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向战略性新兴行业投资。

这个路径是企业立足于已有资源，转化生产力，通过创新实现企业产品的升级，从而提高企业利润，符合彭罗斯的“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分析框架。个私企业在选择这种转型升级路径时，需了解彭罗斯的“多元化经营战略”所提及的三个因素，即企业已有资源、与原专长行业的联系和其他企业进入的数目，应当基于企业自身的已有资源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等理性进行多元化生产。

5、通过创新推动企业成长

创新包括观念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要通过创新使企业变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改革发展模式，培育自主品牌，构建个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企业做强做大。无论是自己总结的经验还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只有确认了其适用条件并进行适当应用，企业的创新才会成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个私企业的成功创新往往与企业对不同管理模式的适用条件的确认能力有关。

彭罗斯关于企业能力的论述使企业成长问题的论述进一步科学化。最重要的是，彭罗斯强调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她认为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二者均取决于创新能力。彭罗斯的企业创新理论为以后的企业成长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五、结论

个体私营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企业的成长理论具有一致性。浙江省个体私营主体要根据自己的资源、能力和创新状况向现代企业组织形态转换发展。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包括政府支持、市场环境、技术环境、融资环境等。要整合优化资源，争取政府的扶持，需要政府搭建服务平台，为企业合作、重组提供便利服务；努力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个体私营经济技术创新提供人才支持和政策便利；为个体私营经济的融资作出贡献，支持建立面向个体私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等。

【参考文献】

[1] 刘晓娅：基于企业成长理论分析浙江中小企业困境[J].商业经济，2012（10）.

[2] 李国强、李初：我国个体私营企业改革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5）.

[3] 霍东霞：企业成长理论重点文献回顾[J].大众商务，2010（8）.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理论综述；国外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24-02

国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渊源已久。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国情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此基础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并揭示了其演变规律，指出劳动力分布结构变化的动因是产业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1]，由此形成配第―克拉克定理。但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建立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一、宏观视角

1.刘易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2]。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结构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只要工业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固定工资水平，就可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3]。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代替资本，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进行新的资本扩张，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负担，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得以摆脱低效开始真正发展。此时，二元结构经济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

2.拉尼斯―费景汉模型[4]。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修正和扩展，并在合作的论文《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1964年又在《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他们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二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农业总产出下降的影响；三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5]。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人口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确立“临界最小努力”的概念和准则，扩大了剩余劳动力的范畴。

3.托达罗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6]。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阐述了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和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即：第一，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超过乡村收入，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第二，当人口流动迫使城市工资下降，或迫使城市失业率上升，使城市的预期收入等于乡村收入时，流动就会停止；第三，当乡村收入大于城市预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力向农村的“回流”。

4.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7]。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农业产量的盈余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创立乔根森模型。乔根森认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当农产品需求被满足时农业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会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决定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由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总是提高的，因此工资水平是上升的。

二、微观角度

1.贝克尔家庭经济学[8]。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济分析》一文中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并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形成家庭经济学理论。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斯塔克新迁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奥迪・斯达克等人提出新劳动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主体单独作出，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例如家庭）作出的。在这种单位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预期收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9]。在他们看来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该家庭的绝对收人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回避农业生产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

3.推―拉理论模型[7]。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在拉文斯坦和巴格内研究基础上系统提出人口迁移的“推一拉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拉动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包括在迁入地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还有一种推动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迁出地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收入水平等等。这一理论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及制度因素做了综合。

4.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同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0]，并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要支付成本，因此只有劳动力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其在产业间或地区间的转移才会发生。

三、文献述评

1.国外学者的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述评。国外学者的宏观角度分析多在严格假设条件之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行分析，这与中国实际国情并不相符。但随着理论的开展和持续研究，限制条件逐步放宽，虽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却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前提下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该理论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较为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农业和剩余，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对立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但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与不事实符；托达罗模式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规模转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但该理论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相吻合；乔根森模型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重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但它假设在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这个显然与事实不符。

2.国外学者的微观经济角度述评。国外学者的微观角度则多从个人或者家庭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合理的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和目的，并为其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依据，对研究单个个体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新迁移经济学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模型，但却其若干假设和观点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推―拉”模型从城乡两头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好地说明了转移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承载的压力和动力，对中国以及各个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或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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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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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3篇

摘要：

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以来资源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文献调研的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阶段和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各个阶段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经历了资源型城市研究萌芽阶段、学术讨论起步阶段、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全面研究和转型集中实践研究4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国内研究的“黄金期”，包括9个方面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认为，建立和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体系，创立和引入更加有效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创新和总结转型模式与模型，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资源型城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全国共有262个资源型城市，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占总数的54％、衰退型占27％［1］。很多城市出现了资源依赖严重、地质灾害频发、失业人员安置困难、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接替产业发展艰难和新老矛盾交织汇集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源型城市相关研究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多位研究者对大量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从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的概念、理论、方法、经验、模式和对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述［2－10］。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剧烈波动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相关研究也更加深入而广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系统总结和分析，梳理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研究阶段，阐明各阶段研究内容，探讨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研究重点及方向，从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国外研究概述

西方国家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讨论比较早，20世纪30～50年代为初步讨论阶段，加拿大学者InnisHA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讨论资源型地区社会发展及稳定问题；20世纪50～80年代为第二阶段，国外资源型城市出现衰退，研究集中在单一资源型城市或区域中的多个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城镇人口与社会发展、矿区发展生命周期等内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理论基础包括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依附理论和苏联时期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结合，讨论经济、市场、就业等问题较多，理论基础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5，8，11］。有研究对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阶段提出不同的认识［12］。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文章大多发表于2000年以前，原因在于国外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较早，资源型城市的衰退或出现结构性问题多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或低价替代品的竞争，开始寻求转型以实现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而2000年以后，国外老牌资源型城市已完成转型或者彻底衰退，专项研究逐渐减少。国外研究中讨论较多的成功范例包括德国鲁尔区、美国休斯敦、法国洛林和日本北九州等，这些地区主要通过产业成立协调机构、制定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再布局实现产业多元化，从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失败的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俄罗斯的巴库和委内瑞拉的波力瓦尔，二者均因油而兴，又因油而衰，主要是由于资源过度依赖和发展前瞻性不强导致的［13－17］。这些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发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还有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图1～2）［3，5，9］。本文在总结前人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将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为4个阶段。

2．1研究萌芽阶段1949—1980年前后，建国初期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资源作为工业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同时受到苏联时期“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影响，所以这一阶段更多的是围绕资源型城市的选址与布局、规模与时序等国家宏观生产力布局实践，理论研究和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较少［3，5，9］；以李文彦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界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18］。

2．2学术讨论起步阶段1981—1996年，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单纯的资源生产基地建设实践逐渐转向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1983年，“全国工矿城镇建设学术座谈会”就我国工矿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1987年，煤炭部牵头召开“全国煤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1990年，中国矿业协会成立，对矿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研究进一步加强；1993年，中国市长协会在金昌召开了有关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讨会；1994年、1995年、1996年，中国市长协会和石油城市专业委员会分别在阜新、大庆、东营，组织召开了发展替代产业、促进石油城市持续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多位研究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了针对性研究［19－21］。综合看来，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工业粮食的矿产资源需求量剧增，资源型城市的开发强度进一步强化，各种问题凸显，国内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现状、成因、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初步探讨。

2．3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全面研究阶段1997—2013年，1996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到包括资源型城市开发建设的各个领域，专项课题也相继出现，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均对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研究予以资助［17，22－25］。这一阶段，众多专家学者开展了资源型城市全面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

2．3．1概念界定研究资源型城市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较多研究认为广义的资源型城市是指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资源型产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城市［10，11，26－27］。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产值和从业人员等指标用于界定资源型城市。狭义的资源型城市是指以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矿产资源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重地位的城市。有研究认为矿产资源的初加工包括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和石油工业等［28］。统计看来，我国大多数是针对狭义资源型城市的研究，相似的概念有工矿城市、矿业城市等［13，29］。

2．3．2问题成因及发展阶段研究资源型城市产生问题的成因分析多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生命周期性。有研究认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符合诺瑟姆S型曲线模式，必然经历勘探开采高产稳产衰退枯竭的过程［30］。要结合其周期性规律，适时调整思路和目标，推进产业转型和完善城市功能［31］。总结看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消费具有初步利用、快速增长、稳定消耗和需求下降的过程。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是资源型城市产生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或转化期，资源型城市因此可以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转型或衰退型。处于不同阶段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2．3．3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对比研究对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行系统认识可追溯到21世纪初，焦华富等归纳和总结了西方资源型城市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进展［11］。随后多位研究者对美、加、澳、日、欧盟等国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进行了比较，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①改变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重视改善投资环境、加快产学研结合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发挥是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关键［13］；②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科学制定转型与发展规划和成立专门机构保障规划高效执行是成功转型的保障［32］；③财税政策、产业调整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利用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等引导和扶持是成功转型的支撑［33］；④资源型企业在政策引导及效益驱动下，充分发挥其盈利创收、自主创新、吸纳就业和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是成功转型的核心［14］；⑤职业培训与个人创业是成功转型的重要补充。我国的资源型城市有其自身的特色与特点，人口是国外资源型城市的几十倍甚至上万倍，所以要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重点结合地方实际考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2．3．4转型模式研究根据产业转型特点，可以划分为3种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①产业链延伸模式，即对原优势资源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不断发展上下游产业，延伸产业链，增加工业附加值，例如美国休斯敦延伸石油产业链和德国鲁尔区延长其煤炭开采产业链；②产业替代模式，以日本北九州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由于资源逐渐耗竭，完全放弃原有资源型产业，重新选择替代产业，植入新的产业，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③产业多元化模式，结合前两种模式，即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又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替代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4－15，17，23］。总体看来，第一种方式仅为城市发展的“权宜之计”，可以有效缓解资源型城市在短时间内衰退，但不是根本解决途径；第二种模式多为“无奈之举”，资源型城市已经进入衰竭期，只有通过政府的大力投入来改变现状，植入和培育新型产业，保持城市生机；第三种模式较前两种模式更为全面，在城市转型初期采用第一种模式，中后期在产业链延伸的基础上发展替代产业，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持续繁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结合中国资源型城市实际，定量化的选择切实可行的转型模式必将成为热点问题。根据主导主体不同，转型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模式，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专门委员会负责模式和产业政策引导模式［16］。根据对待转型的态度不同将转型模式划分为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前者转型成本低、难度小、效果好，后者成本高、难度大、效果差［34］。

2．3．5可持续发展研究2000年以后，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观念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增多，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认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演变具有时序性、突变性和可控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把握矿业生命周期、适时发展优势产业、培育替代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完善资源市场体系，实施资源保护与节约战略、再定位城市职能、发展城市区际联系、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9，35，36］。2006年以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与城市转型结合起来，且数量较多，与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步入成熟期并部分出现衰退和国家更加注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关。

2．3．6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自2000年以来，资源型城市实证研究剧增，多针对单一城市或区域内若干个城市，2010—2012年研究数量达到顶峰。经统计，研究类型多为成熟型向衰退型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如大庆、焦作、白银、阜新、大同、攀枝花、克拉玛依等资源开发较早的城市和内蒙古的包头、鄂尔多斯、乌海等新兴资源型城市，这一特点与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主体处于成熟型后期是紧密联系的；研究地区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东北地区的黑吉辽三省，华北地区的山西、河北、内蒙古，华东地区的山东、安徽，华中地区的河南，西南地区的四川等地，这与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研究的热点多集中在具体某个资源型城市存在的问题与成因、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基本上都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型和发展的策略与思路，包括主导产业、接续产业、替代产业等的选择及转型方向问题，在探讨其他类似城市时可以借鉴和参考［37－38］。

2．3．7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研究多集中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就业政策和政府行为等研究较少。财税政策方面，多项研究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应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并建立长效机制，主要方式包括专项补贴、财政贴息、税收返还、设立发展基金、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等；并大幅度提高所得税等税费的地方分成比例，为政企转型资金大量投入奠定基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降低资源型城市中企业的实际税负，以鼓励各企业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实行税费合一，适当增加资源税，并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以鼓励矿山企业提高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效率［39－41］。总之，财政政策应大力扶持产业升级和转型、鼓励多元化的企业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和投入、推动科技水平提升和人才引进工作和适时推进资源税费改革，以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42］。就业政策方面，资源型城市转型应确立就业优先的长期发展战略、构建符合市场规律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调整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再就业培训等［43］。政府行为则多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等宏观调控方面，研究认为，推动和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需要政府的大力介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才能得以实现［44－45］。同时应建立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指标的政府行为综合评判体系，对政府行为及时考评并适时调整［46］。而杜辉等则对传统上采纳的以政府政策为中心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思路提出了质疑，认为政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不可估量，应转变为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24］。新形势下，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应在政府政策调整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法制化轨道。

2．3．8研究方法探讨资源型城市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定量研究中多进行定量模型构建，很多研究者尝试了以模型构建为基础的“SWOT”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研究方法。（1）数学模型构建法。通过构建和应用动态SSA模型等，分析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演化特征和生命周期规律，研究转型必要性［47－48］；结合多目标优化理论等，建立转型最佳时机数学模型，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效性［49－50］；通过构建转型主体定位、内部产业优势、替代产业选择、生态足迹变化的数学模型，建立博弈、协调性弹性和生命周期优化调控等理论模型等，研究转型的方向性［47，49－54］；建立回归方程、结构方程评价模型等，对转型政策效果、经济指标效果等产业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绩效性［55－56］。（2）“SWOT”分析法。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的优势（S）、劣势（W）、机会（O）和威胁（T），建立相应的矩阵或模型，来研究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抉择，分析产业发展模式合理性与可行性，讨论人才、资源和环境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57－58］。（3）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社会实力、转型绩效、接续替代产业选择、生命周期优化调控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向及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对策、转型效果、接续替代产业选择方向和生命周期优化调控潜力的提升机制等［47，59－62］。（4）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通过将模糊的、难以量化的政府行为和经济综合发展状况等进行量化处理，运用综合模糊评判法进行有效分析［46，63］。（5）其他方法。很多研究还尝试了结合运用其他方法，包括变异系数法、德尔菲法、能值分析法、相关分析方法及区位熵分析法等，均取得较好效果［47，51，61，63－64］。以上研究方法中以单一应用某种方法为主，少数研究将多种方法结合用于研究和分析。

2．3．9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焦华富等较早的对西方资源型城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应结合社会学和统计学，注重理论性的规范研究及构造模型［11］。沈镭从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演进、城市功能发展与完善、城市空间扩张3个角度阐述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30］。樊杰等将矿业城市持续发展理论归纳为哈特威克－索洛法则、矿城发育规律理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阶段理论［22］；于光系统阐述了矿业城市转型的传统理论和现论，前者包括基于城市发展规律、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发展的传统理论，后者包括基于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和谐发展的现论；结合科学发展观，创造性的提出区域和谐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65］。王开盛总结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56］。还有研究者结合协同学理论、城市经营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政策建议进行研究［66－68］。总体看来，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新理论缺乏大量验证，传统理论很难因地制宜的良好运用，需要结合中国特色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69］。2．4转型集中实践研究阶段从2014年起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制定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未来141个成熟型资源城市将面临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具体城市某个城市根据成熟的理论方法，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转型方向的研究将更多地应用于实践。

3讨论与结论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直接经济效应；间接经济效应；效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61-02

一、文献综述

国际产业转移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理论：日本的赤松要针对本国产业发展较早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他在研究中发现：日本的产业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的周期。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呈倒“V”型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基于赤松理论，日本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解释产业国际转移现象，认为处在不同时期的产品对技术、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要求不同，从而引起了该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转移。从依附角度，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1949）提出了“中心―”理论模式，普雷维什强调的整体性，无论是“中心”还是“”，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揭示一般产业转移理论的代表有卢根鑫的重合产业转移论、李海舰的“脑体产业”分离转移论以及汪斌和赵张耀的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论，卢根鑫认为，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重合产业上的技术构成的相似性与价值构成的相异导致了产业的转移，即重合产业转移论。李海舰等的“脑体产业”分离转移论将企业的研发环节、营销环节和营运管理中心（决策总部）称之为“脑袋”，企业的制造环节看做企业的“躯体”。提出了脑体产业分离以及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

无论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还是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多方面研究，对推动和促进产业转移理论的发展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而且也给本文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和指导。

二、模型构建与说明

对于移入地区来说，该地区经济某部门（j部门）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指该部门当年的生产总值与生产要素直接投入量的差值。根据投入产出分析中各个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j部门在承接产业移入后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可以用公式来计算：DJ=XJ-（aijXJ+IJ）（1）

其中，DJ、XJ、IJ分别为移入地区j部门在承接产业移入后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与该部门当年的生产总值及对移入地区j部门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它们可作为直接经济效应增长“量”方面的分析评价指标。

对于移入地区来说，该地区j部门所获得的间接经济效应是指各部门在获得直接经济效应后，通过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利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我们定义：

间接经济效应的计算模型公式为：

Q=[（I-HT）-1-I]D=UD（2）

j部门传递的间接经济效应公式为：

TQj=ujiDJ=uj1DJ+uj2DJ+…+ujnDJ（3）

j部门获取的间接经济效应公式为：

OQj=uijDi=u1jD1+u2jD2+…+unjDn（4）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计算及说明

由于数据及篇幅的有限性，本文只计算装备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纺织业等五个部门的经济效应的变动。以2000―2008年五个年度的的数据对比来说明这九年间河南省五个部门承接产业移入所获得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变化的总体情况。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综合评价产业对移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用若干个评价指标来评价：用dxj系数表示j部门单位总产值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用tqxj系数表示j部门单位总产值传递的间接经济效应；用tqvj系数表示j部门单位初始投入传递的间接经济效应。五个产业部门单位总产值经济效应指标计算（如表1所示）。

通过经济效应指标可以发现：在经济效应单位化以后，纺织业处于缓慢上升地位，而装备制造业的系数值普遍偏低。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在总量上都在增加，在单位化了以后，纺织业的其余各项指标都在不稳定中上升。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经济的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决定了这种传统增长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产业转移政策应该有利于改变粗放式的投入产出带动增长，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结论如下：河南地区仍是“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工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最高，服务业的贡献率逐渐提高，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各部门的产业比例有了一定的改变，第三产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增长迅速，这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增长是绝对有利的。河南省近些年承接产业转移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所成效，河南承接转移的产业发展仍处于传统的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建议：河南省应该改变粗放型的投入产出带动增长，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应选择有色金属、食品、电力、化工、装备制造、纺织、建材、交通运输、房地产、旅游、批发和零售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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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