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篇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生产一节的开头，这样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摆在面前的“对象”，一个是作为首先要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面前其实有很多对象，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可以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马克思则是首选了“物质生产”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是可以被人的经验观察到的。这就区别于以往哲学家所关注的“意识”生产或“精神”生产，难以被经验知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运动，虽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质生产，但是仅仅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有关纯粹自然的生产，如今纯粹自然的生产我们已无法直接观察了，纯粹自然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还原或观察的未知领域。

那么马克思选择作为第一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含义是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出发点呢？马克思紧接着就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这句话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三、结语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成本；投入；供给

在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断受到质疑的今天，理论视角的转换、问题域的扩展、实践运作方式的变革，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突破点现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精细剖析，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价值缺乏共识，要求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及其价值

长期以来，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性质和价值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模糊认识。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参与生产，其劳动成果没有使用价值，也不创造价值。二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为看重的是物质利益，只有讲物质利益、给钱给物，才是“实打实”，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是“空对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三是不能正确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认为军事训练可以从射击的环数、投弹的米数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效果是难以衡量的。显然，澄清这些模糊认识，要求准确定位和辨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和价值。

(一)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首先，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性生产劳动。人类社会生产是由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组成的。精神生产本质上是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是人们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思维器官——大脑，对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精神生产对象进行精神性加工、整理和制作而形成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的过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影响人改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运用精神生产资料，即运用人类社会传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官兵的精神心理世界施加影响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其劳动样式可分为以文字符号系统为劳动对象的理论研究(初始生产劳动)和以官兵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领域为劳动对象的宣传教育(再生产劳动)两种形式，在性质上是一种脑体兼有的综合性劳动，因而也是一种复杂性劳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性劳动。

(二)合理廓清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形态是思想产品和增强的人力资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生产劳动，其初始生产劳动生产出的是思想产品，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创作、生产、使用的包含各种思想、观点和理论的思想材料等，以文字符号为劳动对象，包括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精神劳动成果，如讲稿、材料、笔记、音像带、光盘等物质载体，以及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思想劳动，如谈心、谈话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再生产劳动生产出的是增强的人力资本。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培养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则是受教育者知识技能的增加和能力素质的提高，用教育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受教育者人力资本的增强。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所增强的人力资本，最终又表现为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官兵的全面发展。

(三)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通过其生产的思想产品和增强的人力资本来体现，具体表现在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如思想政治教育生产出来的思想产品因其政治和军事需要特征，表现出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一定条件下思想产品还可以创造出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表现出经济价值。再如思想政治教育所增强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国防实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全保障，又间接地创造了社会财富，创造了经济价值。和平稳定的环境要靠强大的国防来维系和创造，而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则又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上所流通的各种商品的价值，都包含着军人的一份汗水，军队和军人不只是消费者，也是间接的生产者。因此，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隐藏于社会经济效益之中，只是这种价值不易察觉，但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二、教育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要求加大供求调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质量

在经济学上，供给可分为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有效供给是指供给的量、质、价等都能为需求者认可、所能接受的供给。无效供给则相反。”…据此可以认为，有效供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中真正起作用的、真正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并能为受教育者认可和接受的教育；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在教育中起不到积极影响的或者不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是无效的供给或多余的供给。其中，有效与无效之别，不仅在质，还在于量。品质低劣，是无效供给；品质好，但超越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和需求量，超过的部分也是无效供给。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不应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大于求两种情况，其实质则是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内容空泛、方法老套，适应不了受教育者的需求；二是不能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提供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和思想疏导，以致官兵想听的听不到或听了不解渴，不想听的却大量灌输；三是忽视或轻视心理问题，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心理问题上的投入相对较少，满足不了官兵的需求。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市场关系”，即思想产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愿意表达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想法，这是供给；有人欣赏这种思想，这是需求。只有两者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思想产品。思想产品的交换活动的总和，就是思想市场。”思想政治教育是生产、传播和应用思想产品的工作，既然是产品，就得面向市场。思想政治教育能为“销售”的对象所接受、欢迎和信服，就有市场；接受的人数多，市场就大；接受的人数少，市场就小；没有人接受，就没有市场。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始终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去占领。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增强市场意识，重视市场、研究市场、推向市场，并牢牢占领思想市场的主阵地，才能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命力。

(二)加大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调控。在物质生产领域，针对需求大力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以适应市场需要。这种行为是自发的，也是市场机制力量的体现。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简单地搬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但可以借鉴物质生产领域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方法来调控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精神产品在“思想市场”都有机会亮相登台，由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的“精神产品”不一定具有稳定的“垄断”优势，因而要保证其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和优势，应当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的调控力度，对那些生产出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的精神产品者给予奖励，激励其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广大官兵的需求。

三、教育投入质量效益相对不高，要求增强成本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收益

成本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全部费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劳动，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也必然涉及到成本问题。从我军的实际情况看，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投人逐年加大，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虽不断加大，但质量效益却不高，更有的不计成本，不讲代价，盲目搞教育，造成投入多产出少、有投入无产出甚至出现负产出的现象。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路子。

(一)机会成本：正确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机和内容。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是指将稀缺资源用于某一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的价值，即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比如，休闲时间内有听音乐、看电影、打乒乓球等各种选择，选择了听音乐，那么就享受不到看电影和打乒乓球的快乐，选择听音乐的机会成本就是看电影或打乒乓球的收益。机会成本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是因放弃其他选择预计可能丧失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在于：一是增强时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求时机，抓住时机展开思想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特别是在国家和军队改革发展、政策制度调整、国际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军队阶段性工作转换等对官兵思想容易造成冲击的时段和时间，要开展及时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因错过时机造成的教育机会成本的损失。二是精准地选择教育内容。机会成本发生在多种选择之间。不同的教育内容对相同的教育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因而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也存在一个机会成本问题。这就是说，教育者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效果上会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的牵引下，正确把握教育对象的内在精神需要，科学地选择教育内容，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尽力减少因教育内容选择不当而损失的机会成本。

(二)无形成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形投入质量。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在形态上可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有形成本主要指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投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无形成本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时间、精力、思维劳动、自身气质形象、人格魅力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投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尔所说，在管理中“无形因素始终起着作用”。无形成本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仅靠有形成本的投入不会产生高效益，而低质量或劣质的无形成本投入只会产生低效益甚至负效益，高质量的无形成本投入是取得思想政治教育高效益的必由之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无形成本，努力提高无形成本的投入质量。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中生 政治经济 途径

自古以来就有政治与经济不分家的说法，政治经济学该词原由十七世纪法国人最先使用，起初表示研究整个国家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学问，这样的理解颇有些政治与经济相加和的意味，显然那时候对该词的理解还不是恨透彻，没有看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后来，随着社会主义萌芽的壮大，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时，发现政治经济学具有严重的资本概念，因而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证名。

一、政治经济的涵养

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阶段为导向，研究整个发展过程经济关系的经济学科。顾名思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生产关系或者社会生产关系，揭示的是社会生产或者再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关系规律。

现代政治经济学将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延伸了，其广泛的指对于一切经济形态、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运行规律的通通都可以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进一步明确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发展与走向的基本规律。

二、政治经济的重点与难点

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和阐述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知识、主要经济规律和基本理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并就主要矛盾的解决做了详细的探讨。因此，高中生学习政治不仅要对政治经济学科中的相关概念有很深的了解，而且还要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学有关知识去解答有关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大难点就是难于系统掌握政治经济学概念。政治经济学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新的概念多，规律复杂，相对于高中其他的课程学习来说比较费劲，而且效果也不明显。例如高中常见的高中政治经济常识难点之一：价格和价值的产生是否同时？对于高中生的初学者来讲，要先去理解价值和价格概念。因此他们要明白价值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价值是物品一产生就会有的性质，而对于价格来说是商品货币交换比例指数，也就是说价格是货币产生之后才存在的。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学科，因此政治的最大的难点就是利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当前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例如美国大选特朗普成功当选会对世纪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作为一名高中刚刚学习政治经济来说，难度很大，但当问及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学会去独立思考。运用所学知识去解答实际的国际经济问题，无论我们能否道出一二，但整个过程是快乐的。高中常见的难度比较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一般是分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区别和后果。高中生要学会首先从其含义出发，看清这两者表现方式的不同，以及理解其成因，这里的难度就是综合考察了政治经济的理论知识。

三、学习政治经济的途径方法

（一）做好课前、课上、课后

课前要做好预习，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过程，只有做好了预习，课上才能更加知道自己哪里不懂。记忆就是一个印象加深的过程，通过预习能达到加深记忆的效果。当你预习遇到不懂的知识点时，你会努力认真的去专研，无论是自己查书还是问老师，这个过程就是重复过程，也就是记忆过程。预习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方法，好的预习方法往往能事半功倍。预习政治经济学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列预习提要，并且做预习笔记，画出难懂或不懂的问题，以及写一些心得。

课上要专心听讲，积极发扬，学会与老师零距离互动，这也是检测自己预习效果的过程，有效的听、看、参与都能够增加脑袋的思考频率，提升自我的思维能力。高效的课堂是加深记忆的最佳时机，同时也是转化为自己知识的过程。

课后要及时的复习巩固，复习是记忆反复性特征的要求。根据爱宾浩斯遗忘曲线先快后慢的规律，我们知道记忆是存在短时效性的，知识没有得到及时复习，课上学习的知识点会被遗忘。及时复习知识不仅可以让知识形成长期储存，还可以对遗漏的知识进行补充，实现知识理解的升华。

（二）系统全面理解概念

政治经济对于概念的认识要求很高，对概念的认知不仅停留在表层含义上，还要学会去延伸。因此很多对于高中生来说，对于课上讲解的概念，即使笔记记录了，上课听懂了，也会存在些认识上的不清。其本质原因就是老师讲解概念过程列举的例子都是易于学生接受的，学生课堂一般只需要跟着老师的思路去理解一二就能明白概念，其实际上学生对概念还是没有全面的理解，主要原因是学生没有独立思考概念，存在被动接受老师知识的过程，毫无自己思考后提出异议的过程，因此对概念毫无自己的认识在里面，也就不存在理解。

很多高中生始终错误的认识认为概念只需要背下来就可以了，其实不然，政治经济学的考察通常是比较灵活多变的，对于存概念的题是不存在的，即使下来了知识，但因为没有经过思考也难以做答。况且，政治经济学概念大多比较抽象，如果仅靠死记硬背会有些吃力，而且记忆收效甚微，实在是不可取的方法。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中要全面理解其概念，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查找相关资料，多思考概念的其他含义，并且就当下的实事结合政治经济学阐述自己的观点。

想要真正弄懂政治经济概念和原理，总的来说必须做到，运用联想记忆的方法先把概念粗浅记忆，并做好及时温故而知新，然后在课后多思考勤动手查找资料，再者正确区分相似知识点以免混淆，以及搞清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结合时下热点对独立思考。

（三）端正学习态度

政治经济学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的思维一门学科，具很重要的研究价值。作为一名高中生，要对政治经济这门学科要报有正确的学习观，克服现代实用主义的倾向，绝对不能凭借高考或者学校的的重视程度来衡量政治经济学的价值。

（四）结合时下热点认识政治经济

高中开学政治经济学的初衷，就是为了让高中生初步能用政治经济学观点解读我们日常生活。作为高中生要时时刻刻拔高自己的定位，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绝对不能仅限制于与应付高考，相反我们要有更高的要求，平常多看看时政经济新闻，并结合新闻话题思考其中的政治经济知识，并养成写新闻评论的良好习惯。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4篇

在学习、检测中，我们发现不少同学在答非选择题时表述不规范，缺乏专业术语，口水话较多，在答选择题时难以判断选项的对错，在阅读材料时抓不住材料的关键字词、中心意思，究其原因是对思想政治学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理解和掌握，从而对原理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更谈不上能读懂材料、准确判断、专业精准表达，故易丢分。所以搞好概念的教学就是我们搞好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前提和基础，不可忽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搞好思想政治课基本概念的教学呢？我认为基本概念的教学必须遵循认识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

首先，教师可以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引导学生形成概念

概念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任何概念都是人们在大量实践之后，通过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而获得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地去形成概念，理解概念。具体做法可采取如下步骤：首先要围绕所需形成的概念由教师或组织学生举出一些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供学生感知，作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活动的思维基础，所列举的事物和现象要尽量广泛、全面并为学生所熟悉；其次引导学生对这些具体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提出明确的思考任务，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讨论。最后在教师指导下，总结出反映这类事物本质概念的定义，用科学的语言简洁表达出思考的结论。例如我们讲《经济生活》中的商品概念时，可先让学生列举出生活中的商品，让学生分析、讨论这些商品的特点，并与物品、劳动产品进行比对，找出商品共同的、区别于非商品的本质特点，在学生思考后教师及时把思考的结果归纳起来，让学生回到教材商品概念的定义上来，最终使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地形成商品概念。

其次，教师要讲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正确把握概念的实质

任何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要正确把握概念，必须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即概念的内容；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概念的内涵应以简明的定义来表达，应具有准确性和深刻性；概念的外延应列举适用范围内的主要事例进行阐明，要求全面、生动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政治教学中讲清概念的内涵有助于直接而准确地从理性上掌握概念；讲清概念的外延，有助于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全面具体的从感性上理解概念。例如我们在讲《政治生活》中的“国家”概念时，就必须讲清“国家”的内涵即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就占统治地位，同时该统治阶段与被统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要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压迫，为此就离不开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组成的暴力统治机器等。故这样的一个政治实体就称之为国家。“国家”的外延是指古今中外的一切国家，从性质上看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再次，运用比较法分清易于混淆的概念

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不比较难以弄清事物的异同。概念的意义在于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是每个概念除了它所反映对象的本质之外，还有它的适用范围和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某些含义相似或相近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从属、并列、重叠、交叉等关系是学生最容易模糊的。因此，在概念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比较，分清易于混淆的概念，相似的概念要注意其不同，相异的概念要注意其相同。例如我们在教学《经济生活》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时，不少学生容易混淆，我们可用比较法进行了区分。“主导”是权重概念，侧重于控制力，是说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表现；“主体”是比重概念，侧重于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

最后，引导学生应用巩固概念，在应用中体会感悟概念

应用概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手段。应用概念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掌握、检查学生对概念的学习情况，而且能够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达到掌握概念的目的。例如在讲清“商品”概念之后，让学生分析海水、河水、自来水哪个是商品；在讲完“价值规律”概念之后，让学生分析自由市场上蔬菜价格为什么有涨有落；在讲完“违法”和“犯罪”的概念之后，让学生分析几个案例，区别哪个属于违法，哪个属于犯罪。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的应用方式多种多样，既可在课堂上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也可在课后以作业的形式完成；既可以教学活动方式为主，也可采取其他实践活动的方式。

【参考文献】

［1］魏存珍. 浅谈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概念教学. 文科爱好者（教育教学版），2009（3）.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会；政治概念；方法

学生在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习中大多都很努力，但是在学习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在“学生学习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调查”中看到，面对概念，相当多的同学发愁：有的死记硬背，一时记住了，第二次上课时又忘了；有的在检测中，分不清相似概念，时常张冠李戴，运用错误；面对概念难学，个别学生还放弃了对概念的学习等。所以，学习概念成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学科的一只“拦路虎”。那么，怎样才能赶走这只“拦路虎”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

一、要增强自己对概念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政治学科的知识基本都是原理，学习原理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用原理就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原理。而原理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是原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内容。因此，要学好思想政治学科的原理，首先要学好概念。

二、要掌握几种学习概念的具体方法

下面就介绍几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一）分解定义法

这种方法为的是对知识要做到准确把握、准确运用。定义的功能就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利用它们区分不同的事物。所以，学习定义一定要学会分解词语来把握词语之间的关系，即将每一个具体概念的定义都分析理解透彻。

例如，第一部分，理解“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第二部分，税收是干什么的基本形式，是“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第三部分，取得财政收入的主体和目的是什么，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第四部分，凭借什么取得，“凭借政治权力”；第五部分，如何取得，“依法无偿”取得。这样就把税收这个概念通过分解分析透彻了，并且便于学生记忆。

理解“实践是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要突出“改造”、“客观世界”、“一切活动”以及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这样，就与主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区别开来，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了。

(二)比较分析法

比较的方法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为的是在比较特殊中准确把握知识。有的学生在答题中不能做出正确判断，思维混乱，就是因为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缺乏在比较中理解和掌握，只是一味的硬性地“背”，所以使用时就会发生混乱。如，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商品、物品、劳动产品；派、政协、我国的政党制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等。要想区别清楚，必须要比较的方法。特别是在复习课中，找出相似概念的相异点，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例如，比较“派”、政协、我国的政党制度“。派特指我国的八个，他们都是政党组织；政协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党派组织，而是由包括8个派、也包括共产党在内的30多个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政党制度，不是政党。

比较分析法不仅要区别概念，同时还要找到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关点，这才能全面把握概念和知识，并能够准确、灵活运用。

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政党制度是政党领导、参与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制度，与政党密切相关，我国的政党制度与8个派有直接的关系，政协又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

（三）归纳定义法

很多概念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因此，在学习中，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对概念进行理解就很容易掌握。如学习货币的概念时，可以和前面的商品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由“商品和商品之间为什么能进行交换”想到商品的价值是用“等价物”来表现的，由“等价物”的发展过程引出货币的概念，自然就归纳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四）图表归纳法

概念都包括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所以，把概念归入一定的知识体系，易于大家理解和掌握。这种方法具有直观、简明、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大家把所学知识理顺串联起来，起到以点带面、加深理解和掌握的作用。如在学习高一（上册）第三课“企业和生产者”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以下图示：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上述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从“市场主体”到“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小。同时，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上述概念间的区别，抓住每个概念的特征。如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是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与其他企业法人的区别是由法定数额的股东组成；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则是它能发行股票。通过上述分析归纳使知识具有系统性，在知识系统中，用联系的观点加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再比如，理解“国民经济、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图示，即可一目了然：

（五）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政治学科每一概念的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都是必须的。而在理论联系实际时，对概念的理解往往融会贯通在对原理的理解之中。如学习价值规律的概念时，观察经济生活中企业、个人具体的经济行为，并分析其原因；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现状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

（六）一词多用区分法

政治学科中有一些词语可以用在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含义却是根本不同的。例如，经济学中得“价值”和哲学中的“价值”的含义就不一样。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哲学中的价值是指“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要区分开来。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6篇

一、分解定义法

概念是对某一事物的理性叙述，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由于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重的，因此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也往往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考生应对概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解，以达到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掌握。

比如，理解“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考生可把这个概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清楚物质是“客观实在”；第二部分，这种客观实在与意识的关系是什么？一是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即可知论；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也就是说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它都真实地存在着。这样就把物质这个概念通过分解分析透彻了。

文化、商品、国家利益、企业等概念都可以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

二、逻辑分析法

从逻辑的角度看，任何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所谓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本质特有的属性的总和。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我们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是准确理解和运用概念的前提和基础。

如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统治阶级是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及暴力组织等强制力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不可能为全社会谋福利。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国家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仅就当代而言，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分。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

我们在理解税收、信用卡的概念时都可以采用上述方法。

三、关系分析法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而事物又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因此，政治学科的很多概念是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定义的。比如纸币是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价值）符号。要深刻理解这一概念，必须准确把握纸币与国家（或某些地区）、纸币与货币这两对关系。我们在学习政治学科的概念时，可通过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学习和掌握政治概念。

例如要理解静止的概念，必须要把握静止与运动的关系。哲学上讲的静止具体指两种情形：一是事物之间空间位置保持不变；二是事物某一方面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不变。静止不是绝对的不运动，而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和平衡状态。静止是一种不显著的运动，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因而静止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运动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再比如政党这一概念。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我们在学习这一概念时，可以通过考察政党与阶级、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来进行把握。政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这是政党的实质，也说明了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党是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这既明确了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把政党与一般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区别开了。

四、图表归纳法

概念都包括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把概念归入一定的知识体系，易于理解和掌握。这种方法具有直观、简明、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考生把所学知识理顺串联起来，起到以点带面，加深理解和掌握的作用。

如在复习高一经济生活第一课“揭开货币神秘的面纱”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图1：

（1）从外延把握：商品、劳动产品和物品的关系。

说明：商品包含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又包含于物品。因此商品一定是劳动产品，而劳动产品不一定是商品。

（2）从内涵把握：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①判断一个物品是不是商品，首先看它是不是劳动产品，不是劳动产品肯定不是商品；然后再看是否用于交换，不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

②商品身份并非固定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和非商品可以转化。

再如在学习高一经济生活第五课“企业与劳动者”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图2：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上述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从“市场主体”到“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小。同时，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上述概念间的区别，抓住每个概念的特征。如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是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与其他企业法人的区别是由法定数额的股东组成；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则是它能发行股票。通过上述分析归纳使知识具有系统性，在知识系统中，用联系的观点加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五、辐射分析法

有很多政治概念本身就是政治学科的主干知识、核心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扎实掌握，并在此基础上以概念为圆心，辐射其他知识，实现知识的整合与体系的构建，以充分发挥概念在政治学科学习中的作用，同时在知识整合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深化对概念本身的认识。

通过这样的辐射我们去联想：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满足消费。那么我们现在的生产状况能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不能。根据我国现在生产的现状我们该怎么办？――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消费的产品是谁生产的？――企业。我国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是实行公司制，那么我国法定的公司形式是什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谁？――企业和劳动者。那么在现代社会我国的劳动者的现状怎么样？――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维护。我们该怎么办？――增加就业，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我们的生产要有制度保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六、关键词语分析法

有的概念，去掉或改变一两个字原意就会大变，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在解释这类概念时，要指出哪些是关键词语，并对这些关键词语进行强化说明，使之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比如“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这一概念。在这里要重点关注的，一是实践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而不是“主观世界”，更不是“整个世界”，如果把“客观世界”改成“主观世界”或者“整个世界”那就会把这个概念的意思颠倒或者范围扩大，是错误的。二是实践是“物质性活动”，不是“意识活动”。如果改为“意识活动”就不能准确理解“实践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再比如：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这里要牢牢把握“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这几个关键词语。只有把握这几个关键词语，我们才能领会到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不是事物偶然、不稳定的联系。

七、主谓宾分析法

有的概念解释文字虽然不多，句子也不长，但是学生很难记忆掌握。对此，可以采用分要点解释的方法，即按照语文教学上分析句子主谓宾结构的方法，把这个概念的要点总结出来。只要能记住这些要点，然后再把它们联系起来，补充上限制性的定语、状语、补语等就能够理解并把握这一概念的完整意义。

比如：民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①主语、谓语和宾语：主语是“民主”，谓语是“是”，宾语是“一种国家制度”。这是民主的本质含义。这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民主作风”中的含义是不同的。②定语：在统治阶级范围内。这是民主的国体意义。阶级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③定语：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这是民主的政体意义。这表明民主是一种管理形式。

八、角度分析法

从多个角度分析概念。就好比把这个概念放在一个空间，我们可以从前、后、左、右、上、下不同的方位加以分析，可以采用关联的形式、对比的形式、推论的形式加以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可以从空间上把握这个概念，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比如：对“人民群众”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

第一，从人民群众的含义上看。

（1）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既包括普通个人，也包括杰出人物。

（2）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不论怎样变化，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

（3）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的范围。在我国现阶段，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

第二，从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上看。

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

（1）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①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和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②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推动物质生产发展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2）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①人民生活和实践是一切精神财富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②人民群众的实践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③人民群众直接创造了丰硕的社会精神财富。

（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主力军。

②其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迭，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来实现。

③实现方式：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创造和改变社会关系，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九、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政治学科每一概念的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都是必需的。而在理论联系实际时，对概念的理解往往融会贯通在对原理的理解之中。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7篇

一．分层法

每一个知识点都有不同的层次，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层次。分层法就是把这些概念分成不同层次，进行层层讲解，从而达到对概念全面深刻的理解。如“按劳分配”这一概念就可分成以下三个层次：（1）分配什么：个人消费品；（2）分配标准：按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来分配；（3）分配内容：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劳不得。还有高二思想政治中的“规律概念也可概括为（1）本身固有的联系；（2）本质的联系；（3）必然的联系这三个方面。其它诸如“农村产业结构”、“剩余价值”等都可用分层来讲解。

二．对比法

对比法就是把两个相近相似的概念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这一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把易混淆概念区分开来。例如在高一思想政治课中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概念，它们共同点在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范围和程度的不同，前者的范围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后者的范围是“部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如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这三个概念也同样可以从劳动对象、劳动手段、目的以及类四个方面来对比把握，找出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另外第三产业与服务业，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积累与消费，量变和质变，内因和外因等均可用此法来讲解。

三．关系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和周围事物没有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有些思想政治课概念往往是从相互关系中来下定义的，因此掌握相互关系，就可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它们。例如“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就是从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的，物质即“客观实在”，这一“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而意识本质上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这一高度发达高度完善的物质的特有机能，是物质的反映。”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把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从是否承认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来把握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个概念，这样既把握了关系，又从关系中把握概念，对学生来说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四．属和种差法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8篇

一．分层法

每一个知识点都有不同的层次，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层次。分层法就是把这些概念分成不同层次，进行层层讲解，从而达到对概念全面深刻的理解。如“按劳分配”这一概念就可分成以下三个层次：（1）分配什么：个人消费品；（2）分配标准：按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来分配；（3）分配内容：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劳不得。还有高二思想政治中的“规律概念也可概括为（1）本身固有的联系；（2）本质的联系；（3）必然的联系这三个方面。其它诸如“农村产业结构”、“剩余价值”等都可用分层来讲解。

二．对比法

对比法就是把两个相近相似的概念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这一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把易混淆概念区分开来。例如在高一思想政治课中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概念，它们共同点在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范围和程度的不同，前者的范围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后者的范围是“部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如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这三个概念也同样可以从劳动对象、劳动手段、目的以及类四个方面来对比把握，找出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另外第三产业与服务业，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积累与消费，量变和质变，内因和外因等均可用此法来讲解。

三．关系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和周围事物没有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有些思想政治课概念往往是从相互关系中来下定义的，因此掌握相互关系，就可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它们。例如“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就是从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的，物质即“客观实在”，这一“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而意识本质上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这一高度发达高度完善的物质的特有机能，是物质的反映。”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把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从是否承认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来把握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个概念，这样既把握了关系，又从关系中把握概念，对学生来说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四．属和种差法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9篇

摘 要： 《政府工作报告》是极具代表性的政治语篇。概念隐喻在政治语篇中具有将政治现实进行概念化思维的重要作用，其使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语篇特点。对我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1）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历时性研究，可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反映出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上与时俱进的微妙变化。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3－0040－06

一、引言隐喻研究历史悠久，自亚里士多德起便有无数学者分别从修辞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了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Lakoff，G & Johnson合著的大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1〕的出版为标志，隐喻研究实现了认知转向。该书指出，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更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感受某一事物”〔1〕。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通过已知的具体概念来认识和理解无形的抽象概念，这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如“人生是旅程”这一常用表达中，“人生”是抽象概念，将之与人们熟悉的“旅程”类比，“旅程”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以及其所携带的情感意义便投射到“人生”上来，让人们知道人生中固然会有美好的风景，但同时也有可能遭遇艰难险阻。

Lakoff作为这项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并系统阐述了其工作机制。随后，Lakoff又把概念隐喻理论应用到美国政治话语的分析中，深刻揭示了隐喻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2~4〕，从而带动了政治语篇中概念隐喻研究的热潮。语言学家Thompson甚至提出了“没有隐喻的政治便如没有水的鱼”〔5〕的精彩类比。

然而我们注意到，已有研究如Wilson〔6〕,Charteris-Black〔7〕,洪艳青、张辉〔8〕，罗凌云〔9〕，陈勇、刘肇云〔10〕，黄敏〔11〕，朱小安〔12〕，黄秋林、吴本虎〔13〕等多以西方政治文本为对象，纵有关于汉语政治文本的研究，亦较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本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汉语政治话语中概念隐喻的使用模式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蕴含其后的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

本文以当代汉语政治语篇中的概念隐喻为研究对象，而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语料是保证研究信度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每年都要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既是对过去一年政府各项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亦是对新一年国家各项工作的部署和安排，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话语传播和政治说服的一个重要语篇。历届《政府工作报告》皆是国家领导人意志和思路的集中体现，它们能够及时而深刻地反映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是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治语篇，正好契合本文研究目的。因此，笔者选取了1978~2011年共34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①来建立语料库，总计699451字（包括标点符号）。

二、概念隐喻的识别、提取、分类及举例

1.概念隐喻的识别与提取

从概念隐喻看政府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隐喻是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1〕，故此得名“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然而这一术语仅是认知领域在概念层面上的概括，在实际的语篇分析中，我们首先得以识别的是跨领域映射的表层体“隐喻表达式（Metaphorical Expressions）”〔13~14〕，即隐喻具体的语言体现形式。因此提取政治语篇中的概念隐喻，需要采取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方法，即首先通过对政治话语文本的分析找出其中的隐喻表达式，然后通过隐喻表达式确认蕴含其后的概念隐喻。如“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一句，隐喻表达式“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叙述的是旅程中的行为，该表达式与目标域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映射关系，所以其后蕴含的概念隐喻为“建设小康社会是一段旅程”。

2.概念隐喻的分类及举例

通过对语料库中隐喻表达式的识别和概念隐喻的提取，我们发现在历届《报告》中主要存在以下十种概念隐喻，详见表1。

三、概念隐喻统计结果及分析从图1④中我们不难发现，概念隐喻在历届《报告》中的使用一直是大量而且广泛的。改革初期的《报告》口语色彩较为浓厚，风格也未统一，因此隐喻表达数量上呈现较大的波动。1986~2000年间，隐喻使用数量在轻微波动中逐渐下降，《报告》的文体色彩也逐渐变得严谨、正式而略显僵化。自2001年后隐喻数量又在波动中回升，《报告》中亦渐次出现感彩比较浓厚的表达，譬如“让城乡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都能够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这种表达风格上的转变，与我国政府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形成了微妙的契合。

图1 隐喻总量的历时变化（1978~2011）图2反映了历年《报告》中使用最为频繁的隐喻模式，其中又以建筑隐喻（39%）、旅程隐喻（15%）和机器隐喻（11%）最为突出。建设民主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这一向是执政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而“建设”这个词语就蕴涵了“国家是建筑”这一概念隐喻，“发展”本身则便是一个行进中的过程。国家又如机器，需要适当的调控才能够正常运转。这三种基本情形决定了建筑隐喻、旅程隐喻和机器隐喻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政治隐喻模式。

政治隐喻是隐喻思维对政治现实进行概念化的重要工具，人们通过隐喻去理解抽象的政治概念与复杂的政治形势〔10〕。在政治实践之中，隐喻思维可以为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新的思路，而作为听众与读者的我们，可以通过对政治语篇中概念隐喻的分析，更加清晰地把握政治话语传播者的价值观和隐藏在概念隐喻背后的哲学理念，从而更好地把握整个语篇的内涵。

1.建筑隐喻

总的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4年间，建筑隐喻的使用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在建筑隐喻模式下，“建设”、“建立”和“巩固”一直是高频隐喻表达式。社会主义国家便如一座大厦，国家健康运行所需的规章制度便如大厦中的一级级楼层，唯有设计师的精密规划与建筑工人的勤恳劳作密切配合，方能让大厦巍然屹立。国家领导人便是这项宏伟工程的设计师，人民大众则是大厦的建设者，通过自己的劳作为大厦增砖添瓦。建筑隐喻的大量使用，反映了政府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同时可以激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调动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3〕。

2.旅程隐喻

旅程隐喻使用数量在改革初期达到峰值，之后直到2002年呈略微下降趋势，2004年后趋于稳定。通过“发展是旅程”的概念隐喻我们可以知道，在发展初期，方向未明，路线未定，没有现成可依的方针政策，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大量旅程隐喻的使用成为必然，而“路线”、“方向”和“方针”亦成为旅程隐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表达式。当发展日渐成熟，路越走越顺，前景越来越明朗，隐喻化表达便逐渐缩减到一定水平，相对稳定下来了。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的全面实现只有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有可能完成。然而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成为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政府把发展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对内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对外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使用旅程隐喻能够更好地使受众了解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从而使政治话语传播者的政治理念得到最大化的传播与认同。

3.机器隐喻

国家是一台体积庞大且又精密复杂的机器，需要精心的操控才能正常运转。国家的经济局面、政治局面亦都宛如飞行器或是机车，需要调控，需要驱动，需要后劲，最终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腾飞，政治的平衡运作。

机器隐喻使用数量的上升，反映了政府日益明确的全局意识。中国当代领导人在处理各项工作时善于从全局下手，实施宏观调控，“抓大放小”，不再过度干涉具体工作，从而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更加生机勃勃。

4.水流隐喻

水流隐喻在历年隐喻总量中占8%，居第四位（见图2）。水流隐喻使用量基本在总量的20%幅度波动，1989年出现极大值。

水是生命之源，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水在生命世界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它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地位。在汉语政治话语中，话语传播者经常利用水流去框架化他们所要表达的政治议题，从而形成了以“水流”为始源域的多个基本隐喻，如“社会发展变动的趋势是水流”，“经济形势是水流”，“政治形势是水流”，等等。1989年水流隐喻出现极大值，是因为当年爆发了“八潮”，当时的领导人将学生运动比作水流，因而报告中出现大量以水流为根隐喻的表达式，如“风波”、“激荡”、“力挽狂澜”等。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概念隐喻在人类认知机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5.有机体隐喻与物品隐喻

包罗万象的人类生活，概括起来无非两个方面：有机与无机。Lakoff & Johnson认为隐喻基于经验，日常生活的相关性会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1〕。人类通过联想把本来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这是隐喻的认知基础。因而生活的两个方面，有机的生物和无机的生活用品便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不竭源泉，大量概念隐喻在此基础上诞生，如繁荣与萎缩，培育与转嫁，枷锁和纽带，皆是生命行为或生活物件，在政治话语中被借用来隐喻社会文化或政治经济的状态与动向。

来自日常语言的隐喻常常最具说服力，因为“日常语言自身就是思想社群一致性的体现”，日常语言的使用更能激发话语传播对象的感情共鸣，因而有助于促进言者与听者之间的认同。另一方面，隐喻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它对潜意识的操控，人们愈是难以识别的隐喻愈是深层次的隐喻，越易为人所接受，影响力也越大，从这一点看，源自日常语言的概念隐喻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11〕。

6.战争隐喻

战争隐喻占历年隐喻总量的6%（见图2）。改革初期战争隐喻使用量很大，这是由于“革命语言”风格的遗留，虽然有所改观，但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仍惯以旧有的革命思维来看待新兴的经济改革〔11〕。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全党上下逐渐从这一思维窠臼中脱离，同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社会繁荣，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因而战争隐喻的使用逐渐减少，最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且主要用于部署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纵有波动，起伏亦不大。战争隐喻的使用变化反映了我国政府执政理念的改变，即由一个革命的党转型为一个执政的党〔13〕，党的政治话语亦日趋积极平和。

7.道路隐喻、家庭隐喻及气象隐喻

道路隐喻和家庭隐喻皆占历年隐喻总量的3%，气象隐喻占2%（见图2），三类隐喻使用数量都相对较小，且前两类并无明显分布规律，所以放在一起考察。

道路隐喻的隐喻机制与旅程隐喻大致相同，区别只在于隐喻表达式的归类。如在“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一句中，话语者将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隐喻为一条道路，路途中会有艰难险阻，会有山重水复，也会有到达目的地的柳暗花明、豁然开朗。道路隐喻与旅程隐喻一样，都能有效激发群众投身改革的热情，鼓舞群众脚踏实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家庭隐喻中基本的概念隐喻是“国家是家庭”。正如一个家庭会有儿女子孙、有骨肉同胞、有远亲近邻一样，一个国家也会有子孙后代，也会有兄弟之邦，也会强调睦邻友好，与邻为善。家庭隐喻有很强的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它可以提升人们和谐相处的观念，可以增强港澳台人民的归属感〔13〕，因而历届《报告》中都使用了家庭隐喻，这与政府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相契合。

气象隐喻的使用则呈现了明显的分布规律。1991年之前的气象隐喻使用情况呈现剧烈的波动起伏，1992年之后数量骤减且分布趋于平缓。将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局面的变化看作一种气象，则升温降温、阳光阴影、风云变幻皆属正常。改革初期至1991年，国内政治经济局势都未十分稳定，国际社会的动荡又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报告》中出现气象隐喻使用情况的波动起伏，正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微观反映。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治稳定，社会繁荣，因而气象隐喻使用维持在了数量相对较少的稳定水平。

四、结语关于隐喻存在的语言学基础，牟许琴曾指出：“隐喻的工作机制的关键应该是因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而省略了的内在逻辑,并且因此而造成了隐喻的简略和美感以及它的不可言尽性。”〔15〕张沛曾对隐喻存在的理由作过精辟的归纳：情感要求，修辞策略，认知必需。他指出，隐喻“具有化异为同的亲和功能……甚至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社会保持向心凝聚、维护稳定团结的不二法门”〔16〕。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治语篇中概念隐喻大量存在的原因。

概念隐喻对于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其在政治语篇中的关键地位，通过前文分析已经略见一斑。

1.建筑隐喻和旅程隐喻（包括道路隐喻）是历届《报告》中使用最为广泛的隐喻模式，这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这两项任务一直是我国政府执政纲要中的头等大事；机器隐喻的使用频率亦位居前列，反映了政府着眼全局、宏观调控的执政理念。

2.有机体隐喻和物品隐喻的使用反映了政府对群众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塑造，话语者采用群众耳熟能详的隐喻模式来框架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命题，以便群众更容易理解或接受其政治理念，从而达到政治话语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水流隐喻、战争隐喻、家庭隐喻、气象隐喻的使用反映了34年来国际国内时局的变动、时代的更迭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与之相应而作的执政方针的调整。我国政府一直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以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为己任，以为人民谋取幸福和尊严为目标，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总的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平崛起”国家远景的逐步构建，我国政府心态愈来愈沉稳平和，对群众的姿态愈来愈亲切随和，而这些无形无相的思维活动，都已通过语言这种物质形式即通过《报告》中概念隐喻的使用，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国家政治地位日益提升、经济水平突飞猛进的可喜形势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报告》中将会呈现出更多丰富多彩、更加生动活泼的概念隐喻来。

注释：

①本文选取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1）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具体网址为：省略/test/2006-02/16/content_200719.htm。

②因完整隐喻表达式通常较长，不便一一列举，故此处仅列出隐喻统计时所使用的关键词，如从“刹住歪风、狠刹不正之风、急刹车”等表达式中所提取的“刹”字。

③表示《报告》发表年份，下同。

④1980和1985两年之所以出现极端值，是因为这两届报告分别是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经济形势汇报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其内容主要铺陈大量数据，且涉及面相对狭窄，因而隐喻使用情形较少。以下各个图表均出现近似情形，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Lakoff,G.&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5,11,25,34-50.

〔2〕Lakoff,G.Metaphor and War: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EB/OL〕.（19910830）〔20101005〕.省略.1991.

〔3〕Lakoff,G.Moral Politics:What Conservatives Know That Liberals Dont〔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6：1-50.

〔4〕Lakoff,G.Metaphor and War Again〔J〕.Graduate Faculty of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Journal,2003,(1):60-61.

〔5〕Thompson,S.Politics Without Metaphor Is Like A Fish Without Water〔C〕∥Mio & Katz(eds).Metaphor: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Mahwah,N.J.:Erlbaum,1996:138-142.

〔6〕Wilson,J.Politically Speaking〔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1-20.

〔7〕Charteris-Black,J.Politicians and Rhetoric:The Persuasive Power of Metaphor〔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2-30.

〔8〕洪艳青，张 辉.认知语言学与意识形态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5-9.

〔9〕罗凌云.浅析战争隐喻与意识形态〔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37-140.

〔10〕陈 勇，刘肇云.隐喻政治与政治隐喻：论美国政治家的政治隐喻〔J〕.外语教学,2009,(1):25-28.

〔11〕黄 敏.隐喻与政治：《人民日报》元旦社论（1999—2004）隐喻框架之考察〔J〕.修辞学习,2006,(1):15-22.

〔12〕朱小安.政治隐喻探讨——以德语和汉语为例〔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17-21.

〔13〕黄秋林，吴本虎.政治隐喻的历时分析——基于《人民日报》（1978~2007）两会社论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5):91-96，91-96，91-96.

〔14〕任绍曾.概念隐喻和语篇连贯〔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2):91-100.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0篇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2、

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总第1期

3、

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8期

4、

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5期，页197

5、

方朝晖，“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05期

6、

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05期

7、

陈晏清,王新生，“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年06期

8、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年01期

9、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05期

10、

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 2期

11、

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法学研究 》，2001年03期

12、

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2000年03期

13、

郁建兴，“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研究 》 1997年04期

14、

童世骏，“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欧洲》， 1995年03期

15、

王元，“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述评”，《东南学术 》， 1995年03

16、

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1期。

17、

储建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年01期

18、

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

何增科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

20、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21、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2、

李凡：《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香港 ，明镜出版社, 1998

23、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对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教科书、专著、译著中对两者的区分没有统一的说法，正确理解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克服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和空想论、僵化和自由化倾向，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义。

1研究历史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经典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含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1867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中的“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两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之义是人类历史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含义。

后来来自苏联斯大林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经济结构的规范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直到今天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研究现状

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的焦点，正确地区分两者的概念，把握其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四类。

2.1等同论

等同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概念等同化，认为两个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没有加以区分。这种观点在哲学教科书、专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作者将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确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要读本》第225页中写道：“因此，马克思也将社会形态叫做社会经济形态。”否定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2.2取代论

取代论只用其中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只阐述其中一个概念，而对另一个概念则不涉及。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都只讲到社会形态，而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相反，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一书中，只阐述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提社会形态。

2.3替换论

替换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可以用另外的词来替代，两者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人类社会”一词来替换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概念。

2.4区分论

区分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类观点目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认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态的总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素和功能，它仅指社会的物质领域。王雪峰（2000）认为应当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快速促进社会生产时代的进步，落后于社会生产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阻碍着社会生产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被打破。杨木（2002）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杨木（2005）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他提出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含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丰子义（2004）认为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而要区分历史时代，必须看同一时期内何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现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是重大的。龚杰（1983）写道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确切的含义仅仅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社会的基础部分，后者则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以上对区分论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3简要评述

由以上文献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十分了解，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所以会出现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四种理论。其次，大部分现有研究太过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大量文献总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找论据，应该跳出这个框架，使得提出的观点既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有一定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1]王雪峰.论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戴安良，朱琳.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区分及其意义[J].探索，2002（3）：71-74.

[3]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J].甘肃理论学刊，2002（3）：27-31.

[4]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J].河北学刊，2004（1）：30-49.

[5]杨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108-112.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2篇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2、

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总第1期

3、

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8期

4、

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5期，页197

5、

方朝晖，“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05期

6、

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05期

7、

陈晏清,王新生，“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年06期

8、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年01期

9、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05期

10、

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 2期

11、

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法学研究 》，2001年03期

12、

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2000年03期

13、

郁建兴，“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研究 》 1997年04期

14、

童世骏，“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欧洲》， 1995年03期

15、

王元，“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述评”，《东南学术 》， 1995年03

16、

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1期。

17、

储建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年01期

18、

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

何增科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

20、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21、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2、

李凡：《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香港 ，明镜出版社, 1998

23、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次区域合作机制;成长规律;公共权力部门;顶层设计;一体化协同发展;政治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4-0077-04

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特别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明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与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联系起来。实际上，稳定、持续和高效的区域协同或合作发展必须有相关机制的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支撑京津冀稳定、持续和高效协同发展的基础。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或京津冀一体化合作机制之类的术语已经在政府部门、产业和学术界广泛使用，但目前专家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尚缺乏明确的界定。正确界定概念并建立概念共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前提，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首先必须正确界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而要正确界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又必须从澄清机制概念开始。

一、机制的概念

在传统汉语中没有“机制”一词，它起源于外文翻译，最初对应的英文是“mechanism”，意指机械的结构以及生命的内在机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把“regime”一词引入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作为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运行过程和规律的概念，用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内部结构、功能及其活动规则。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中国学者一般将“regime”一词这翻译为“机制”，“机制”这一术语也逐渐被广泛使用。

然而，与“regime”相对应的“机制”概念却是一个具有特定概念背景和专门含义的范畴，不完全是目前汉语中通常与“制度”（institution）区别使用并往往与“体制”（system）连用的“机制”（mechanism）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笔者使用的机制概念大于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概念。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概念一般是指社会体系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体制”和“机制”则是实现“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的具体途径、机构、安排和规则等，而且“体制”和“机制”概念之间的界线又往往是模糊的。从目前学术研究成果和政府部门的文件来看，虽然人们在频频使用机制这个术语，但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在概念上深入研究机制概念，也没有厘清机制概念与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缺乏概念共识或概念不清，必然导致实践环节的缓慢发展。

从实践层面讲，机制概念是伴随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70年代，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交流等关系迅速发展，西欧开始了区域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进程，这引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最初欧美学者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律时并没有使用机制这个概念，而是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所谓“外溢”或“扩溢”（spillover）概念，意指行为体（actors）在某一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将会推动彼此态度的改变，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作为传统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在1943年最早提出外溢理论，他认为政治性因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国家间合作可以避开政治因素而首先在经济、贸易、旅游和投资等功能性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不断扩大共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1]。20世纪50年代末，新功能主义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的外溢理论。作为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认为，政治因素与功能性领域不是完全对立的，行为体在功能性领域的合作也可以逐渐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体化[2]。

在深入研究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一方面继承了功能主义关于一体化的外溢理论，另一方面又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了外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20世纪70年又提出了机制（regime）的概念和理论，他们认为外溢效应是行为体间长期合作的必然结果，但稳定而长期合作必须靠机制来支撑。1975年，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首次将机制（regime）一词引入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领域，作为描述国家之间通过预期、规则、组织、计划等途径促进合作的概念。[3]此后，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等人也对机制概念及其成长规律的研究做出贡献[4]，机制（regime）也成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范畴。

从提出到现在40年来，虽然学者们关于机制的概念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上还是建立了基本共识：机制在时间上表现为行动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规则体系。其一般含义就是：行为体（actors）围绕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该问题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特定组织①，约定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通过特定组织推动和执行这些协调与管理行为体行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行动过程和规则体系。根据上述概念界定，机制至少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媒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规则体系[5]。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有合作就有机制。机制既是合作的支撑，又是合作的表现形式。在实践中，机制存在形式多样，其中一个常见的机制类型就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它的典型特征是：行为体一般不具有国家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中央政府的认可、指导、支持或授权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就属于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协作区”思想。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计划和指导，协调全国经济联系，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实际需要，将全国划分为华北等七大经济协作区，其中华北经济协作区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和山西。各大经济协作区均设有中央局和大区计划委员会，负责协调大区内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协作，这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一定作用。1961年，全国七大经济协作区调整合并为六大经济协作区，但华北经济协作区不变，范围依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和山西。开始后，经济协作区被撤消。1978年，中央政府提出重建经济协作区的任务，华北经济协作区于1981年率先恢复。可以说，从1958年开始，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协作发展的思想一直存在于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决策思考之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首都圈”概念。1982年，中央政府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内外“首都圈”概念：内圈由北京、天津两市与河北省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三市组成，外圈由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四市组成。1988年，中央政府又在“首都圈”概念基础上提出建立“环京经济协作区”，它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北京市与河北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等10个地级市，面积142 844平方公里，人口3 945万，是一个开放式网络型区域经济协作组织。“环京经济协作区”在当时是最接近今天“京津冀经济圈”的概念。自1988年8月成立以来，“环京经济协作区”对促进区内经济协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当时“环京经济协作区”并不是今日以机制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而是协调与互补性经济合作，再加上历史原因和行政区划制约，“环京经济协作区”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区域共同利益方面的协调发展则一直受到层层阻碍，区域一体化整合能力一直比较薄弱，因此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并不明显。复杂的行政关系，反而在经济协作区内造成了许多方面的政策和利益不统一;彼此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相互竞争，导致今日京津冀产业整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社会事业发展等重要的区域整体利益项目，因各地政府相互规避而依然进展缓慢。结果使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果不甚理想的区域。区域整体利益长期受到局限和忽视，致使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整体利益通过城市病、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贫富分化、区域关系紧张等方式暴发出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成为意识日程。

从概念上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行为，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北京市（京）、天津市（津）和河北省（冀）之间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协同发展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特定的组织、机构或会议，共同确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行为的原则、准则、规范和程序，并通过特定的组织和机构推动三方落实这些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行动过程和规则体系。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成长规律

为了便利合作，减少不确定性，行为体往往通过设立中介组织、机构或会议，协商制定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规范或程序，由此机制便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是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其成长过程既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央政府的指导、认可、支持和授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2014年2月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中央政府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协调和顶层设计作用，京津冀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在这里，中央政府指导、认可、支持和授权的具体方式很重要。既要避免中央政府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或直接地参与事务性工作，又要积极稳妥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总框架和顶层设计，引导、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合作机制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参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最恰当的模式是发挥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功能以及中央相关部委的顶层规划功能。亲自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提出七点要求的模式，为中央政府发挥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功能提供了示范作用，这种模式需要坚持和发展;国家发改委站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动态、精益求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引导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展开协商合作，也为中央政府相关部委顶层规划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示范作用。

第二，京津冀共享地缘历史文化传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机制都是一个动态、进化和学习的过程，其中地缘认同、历史同源、文化同脉等主观性因素对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无形的重大影响。地理相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但地缘认同也塑造行为体“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共同利益观和地缘政治亲和力;历史同源则会不断培育行为体同根一脉、血缘一家的文化亲和力。行为体关于地缘、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可以在思想最深层培育行为体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能够帮助行为体形成共同的利益取向、内容、平衡方式以及对应的行为规则与规范，进而影响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因而，加强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交往，有利于京津冀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地缘认同、历史同源和文化同脉的自觉性，从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产生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京津冀三地在历史上具有很强的地缘历史文化同源性和相通性，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三地政府、媒体、研究和学术等部门应该开发好、宣传好这种同源性和相通性，积极推动京津冀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加强。

第三，京津冀三地的获益或失益预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人口、交通、环境和资源等“大城市病”带来的失益预期倒逼北京乃至天津产生与河北省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和京津两市政府都理性认识到，简单地向周边河北省转移“大城市病”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只有携手河北省走一体化协同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科学解决“大城市病”和周边“贫困带”问题。而河北省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与综合发展的获益预期则强力推动着河北省积极参与京津协同发展，河北省一定会把中央政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是一个最宝贵、最现实的发展机遇。河北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障碍是资金、人才、技术和理念问题，而在这四个方面北京和天津都有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促进这些发展核心要素向河北省流动，从而拉动河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京津冀三地失益或获益预期就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公共物品”，其形成发展和有效运作需要京津冀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正向、有效介入。京津冀深化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财政税收、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有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的正向介入和积极推动。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充分沟通合作，不仅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的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沉淀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目前，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介入和推动作用已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央政府顶层规划、三省市主要领导人互访以及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议等取得了前期经验和一定的制度性成果，但公共权力部门的作用在总体上发挥得还不够，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需的动力（或压力）和相关物质条件需要一个凝聚和储备过程，二是传统的不利于区域深度合作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配置。这两个制约因素，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轻易解决的，需要一个共识凝聚、经济积累过程。主观因素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关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和经验贮备还不够，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成长规律、现实表现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存在模糊之处，虽积极性很高但却拿不出恰当有效的操作办法;二是政府部门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官产学研深层次合作还不够，有些地区还没有很好发挥高校等研究机构在信息收集、整理、加工、消化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相关信息面向区域内学者、企业和民众开放得不够。

与此同时，公共权力部门在积极、有效介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构建中，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法则有两条：一是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二是通过协同发展机制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市场与协调机制共同支撑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层面，京津冀一体化都难以实现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在促进竞争、效率和创新方面比市场更优越，因此在京津冀产业发展、项目创设与实施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同时，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在公共物品提供领域，市场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京津冀就要发挥协同发展机制的作用，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交流平台、公共信息等领域，强化公共权力部门的责任，避免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公共权力部门发挥自身作用时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切忌主观主义和的形式化操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有史以来京津冀地区面临的最大的联合发展机遇，战略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事关京津冀地区全体百姓福祉，任何轻视或简单理解其战略意义、对百姓福祉缺乏责任感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效。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只有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树立全局意识，站在战略高度，加强理论研究，切实凝聚政府、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力量，以准确把握中央战略意图和本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实际情况为着力点，进而确立本区域最科学、最精细、最可行的发展策略，根据中央整体布局和本区域实际情况动态地、长远地确定自己的功能定位并选择最佳的合作与承接领域，坚持自力更生与借机发展相结合。二是切忌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处理问题，坚持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与政府合理宏观调控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安全秩序与交通领域）、舆论环境、信息贮备与、交流与协商平台建设等方面，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有所作为，有效掌控，凝聚资源，全力推进;而在产业领域又必须有所不为，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作用。

总而言之，京津冀协同发展既需要机制的支撑，又以机制作为自身的表现形式。因此，京津冀三方首先要建立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共识，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不断推动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多层次交流平台的发展完善，推动京津冀不断在更深层次上的一体化整合。

注释：

①这里的组织是广义的组织，既包括拥有固定活动场所、机构设置的经常性组织，也包括会议（meeting）、运动（movement）、项目（program）或倡议（initiatives）等临时性组织。

参考文献：

[1]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M].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PP.2-8.

[2]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23，48，49-50.

[3]John G. Ruggie，“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J]，1975，Vol.29，No.3（summer）：P.570.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政治价值；本原回归；终极关怀

一、政治的本原回归

（一）政治的溯源

政治堪称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民族概念，之所以成其现状，皆因为各种理论渊源和社会实践的纵横交织。基于“政治”一词的东西方词源史考察，又是一种主观建构，内蕴着制度性和价值的双重意义。

（二）政治的多维定义

关于政治的涵义，古今中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参加城邦的活动”；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乃“意指力求分享权力和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今流行的所谓政治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列宁表述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指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政治及政治制度也对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根本上讲，政治关系是由基于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关系决定的，政治主要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关于政治问题的开创性思考以及在政治问题上所持有的开放性和丰富性立场、整体性视角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存在于知识图景中的消极的、暴力的、统治的“政治无意识”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的开放性和建构性特质对我们仍有理论和实践的启发。

（一）政治的价值何在

在马克斯·韦伯之前，关于政治的根本价值，德国存在两种主要理念。一种以康德、洪堡为代表。他们认为国家作为政治实体若不是个体自由的条件。另一种以黑格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为了保卫个人自由权利而人为建构出来的制造物，而是有自己的自然生命历史的有机体。

（二）政治价值的功能

政治价值是对政治生活实践的引领。与柏拉图遥不可及的哲学“理念”不同，政治本质上是一种行走于大地之上的实践活动，故而政治价值是一个与实践相联系的概念，是人们基于对政治生活实践的全方位地把握而设想的或者用以指导自身政治生活实践的观念。

同时，政治价值是对政治生活的伦理判断。政治价值所要研究和阐明的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基于某种立场而形成的种政治伦理判断。只有经过道德的审查和评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价值，才会被所有公民所认同、所坚信、所追求，才是政治生活持久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动力因素。

（三）当代价值的终极关怀

政治的终极关怀是一种对政治价值的关怀。政治文化找到了各种政治现象的内在原因，但是什么理由使得这些原因得以成立？达尔将其归结为“意义”，可见，某些价值性的要素最终决定了一切政治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案。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价值的关怀具有“终极性”呢？政治价值的关怀将引导人们做最高层次的思考。这便是，“选举这一政治现象对于我以及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到底有何意义？”一个最浅显易懂却又最费人思量的道理是：人必需在一定的“人为环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这种“人为环境”必然是两个人或更多人的作品。当第一个人产生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活下去；当第二个人产生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不仅是活下去了。这时，人的大脑中除了“我”的概念，还出现了“我们”这个概念。荒岛中的鲁宾逊还是独自一人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与 自然抗争；而当他遇到了那个土著人星期五之后，他就不得不思考如何维系他们的关系以图共同与自然抗争。

可见，当人类不至于被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人们都还得处理和他人的关系。只要这个关系涉及到—定的范围，只要还存在“众人之事”，那么，有一件事务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政治。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都在试图调适这种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的终极关怀是对政治价值的关怀，而一切的政治价值都表现为在一般层面上对“个体和共同体关系”问题的回答。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J].学术月刊，2007，（11）

[2]肯尼思·米诺格.政治的历史与边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罗骞.马克思的政治概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

[4]刘德厚.广义政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5]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上海：三联书店，1997

[6]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7]刘德厚.广义政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8][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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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文第15篇

一、区分不同类型的历史概念，有针对性地分析概括

历史概念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型：历史知识概念和历史专有概念。教学中应区分不同类型的历史概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更好地把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1.历史知识概念。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农耕经济的高度发展、工业革命、罗斯福新政、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一体化等；历史知识概念在结构上有单一性和复合型之分。单一性概念如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殖民扩张等，比较单纯，其内涵和外延在教材中有集中的表述或明确的定义，故在教学中及时点拨即可。复合型概念如精耕细作农业模式、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等，它们由若干单一性历史概念以各种逻辑关系组合而成的，且往往在教材中没有集中的文字表述，只是散见于各段落甚至各课中，还需分析与概括。如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它包括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水利设施的完善、私有土地的出现、自耕农经济的形成等。学生必须在了解农业的耕作方式、水利设施概况、土地所有制、经营模式等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其内涵：在有限的土地里辛勤耕耘，努力提高耕作技术，注重灌溉施肥，改良土壤，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很多重要的历史概念，需进行挖深、拓宽，弄清其内涵与外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分析它确立的背景、条件、目的、内容，进而把握其特点：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其实质是满足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但在世界经济混乱的情况下，它也起到了稳定世界金融货币秩序的作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二战后世界经济向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世界经济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历史专有概念，如经济结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经济格局、经济体系、近代化、全球化、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这些概念在教材中很少有具体表述，必须结合知识概念加以归纳概括。如，经济结构，指社会经济中包含哪几种经济成分。鸦片战争前，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洋务企业、外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这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又如工业文明，是指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机械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状态。其主要特点大致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与民主化等。19世纪中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火车、汽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等等。

二、通过层层溯源，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有些历史概念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内在联系，启发学生探寻这些关系并加以揭示，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概念的原因，层层追溯，其逻辑关系为：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斯大林体制。它的弊端是排斥市场，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结果是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五计划、三大改造的完成，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存在的弊端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体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于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等。21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如，关于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在于这样的逻辑关系：14—18世纪，明朝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加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从而使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活跃。这样，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通过层层溯源，引导学生认识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加深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理解。

三、通过对比方法，揭示历史概念间的本质联系

比较分析法是确立事物之间同异关系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就形式而言，比较法可分为共时性比较（横向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纵向比较）；在思维特点方面，又可分为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可以认清相关历史概念的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个性），从而加深理解。

1.横向对比。例如，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的比较：﹙1）特点不同：前者集权、等级、专制；连续性、整体性。后者理性、个体、平等；没有连续性。（2）发展趋势不同：前者趋向专制，后者趋向民主；（3）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不同：前者发展和完善君主专制，法律成为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工具；后者，古希腊实行民主，并以法律做保证；古罗马先是实行共和制，法律限制专制，后实行独裁，使君主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4）文明延续与制度的关系不同：前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保障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使文明进一步延续。后者，缺乏强有力的最高权威，国家不是高度统一，经常出现小国林立的局面，面对外来入侵，不利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比较，学生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理解，得出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认识。

又如，明朝内阁和西方内阁制的比较：（1）背景不同：前者是因为丞相制度废除，皇帝无力处理繁多的行政事务而设；后者始于英国。“光荣革命”后国王逐渐淡出行政事务，议会逐渐控制行政机构。（2）产生方式不同：前者，内阁成员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后者，内阁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对议会负责。（3）权力大小不同：前者，只备皇帝顾问，没有决策权；后者，内阁总揽国家行政区，负责国家的内政外交。（3）实质不同：前者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表现。通过比较，帮助学生认识内阁与内阁制两个概念本质的区别，加深对君主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理解。

2.纵向对比。例如，雅典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的比较。不同：第一，雅典民主制是城邦制，适用于人数很少的城邦国家，它近乎一种直接民主，有近乎全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没有民主政党。而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却是一种代议制，有政党，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第二，雅典民主制实际上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选举制，而近代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以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第三，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有三权分立，雅典民主制度却没有这一观念；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这一传统源于罗马，而雅典民主制度没有法治的观念，虽然它也有法律。相同：两者都有选举制，行政首脑和议员都由选举产生；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雅典民主制为近代民主制提供了借鉴。通过比较，认识雅典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又如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异同比较。不同：第一，领导阶级：分别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二，指导思想：分别是拜上帝教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第三，革命纲领：分别是《天朝田亩制度》和三民主义；第四，革命前途：分别是农民政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革命性质：旧式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同：都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性质，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失败；但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比较，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太平天国运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农民阶级领导的，没有新的奋斗目标。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1.知识迁移规律的运用。迁移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现象，即已有知识在新情景中的应用。已有的知识有助于对相关的新知识的掌握，而在揭示这种联系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旧知识的理解。不仅如此，不断运用这种方式，学生就会自觉地进行新旧知识的迁移，从而提高思维能力。

例如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可以运用几个旧知识加以理解：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可以联系美国1787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总统由选举产生；实行责任内阁制，可以联系英国的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规定天赋人权、在民等，可以联系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张。

例如，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可以联系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都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封建思想体系；都提倡科学、理性，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它们都是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都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生，等等。

2.讲练结合，以练促学。选择题是高考的主要题型，它也能便捷地触及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又便于操作，所以通过练习也能达到加深对历史概念理解的目的。

例1：“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要受到尊重即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下列观点与此相符的是（ ）

A.“人是会说话的工具” B.“存天理，灭人欲”

C.“人是万物的尺度” D.“信奉《圣经》，献身上帝

答案C。题干体现的主要是人文主义精神。解体关键在于理解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内涵，即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A、B、D三项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抹杀，不符合题干观点。

例2：“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孙中山的这番话强调了（ ）

A.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

B.三民主义理论中以民为本的思想

C.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天赋人权

D.三民主义的前提是实现民族独立

答案B。从“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可以看出三民主义强调人民，也就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从而加深了对三民主义的理解。

3.历史资料的引用。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资料或适当补充一些史料，能使学生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如“新文化运动”这一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什么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大力批判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课文有一则资料，是陈独秀的一段话。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小，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学生阅读这段话，就能理解新文化运动要反对专制，要防止君主复辟，真正走向共和，就必然要批判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孔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