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论文范文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局部知识/权力/科学哲学的政治学

【正文】

一、实践的解释学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下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个解释行为对自然科学是否是至关重要的？解释概念和解释学循环是否仅仅适合于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主张，在严格的或强的意义上，解释指人类行为。狄尔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新狄尔泰主义者泰勒(Charles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分。如泰勒相信，对于科学，必须要在“我们的目的、愿望、活动的直接视野之外把握它们。”[1]因此，即使自然科学是解释的，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泰勒的这种区分方式表示怀疑。他认为，自然现象也与文化相关。

劳斯同样反对泰勒的区分。首先，他赞同泰勒如下说法：我们使用语言来描述、促进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因此把社会实在从这种语言中抽象、提取出来加以确定，这是做不到的。劳斯指出，泰勒的说法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实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范畴和实践，科学家就没有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劳斯坚持，科学家所面对的自然总是由各种对于研究活动有意义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劳斯指出这种区分界线依赖于两类泾渭分明的范畴。在一类范畴中，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另一类范畴，人仅仅是物体（物理对象）。这意味着，两种学科的划分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划分。正如玛丽·赫西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化论、生态学或遗传学的研究中，把与技术控制相关的模式同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如下理论范畴，像进化、选择、生存，受到人关于自身的观点的影响。”[2]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解释离不开人对自身的理解。

近年来，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解释学传统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的非难，逐渐丧失其正统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释学的道路。在英美科学哲学那里，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彼此加强，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的各种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释学普遍化。在劳斯看来，普遍解释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解释学，一是实践解释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一个解释的陈述更像是翻译(translation)。所有的知识，包括实践的知识，一定要在语言（包括理论预设）中表达出来。真理是一个元语言的断言。理论解释学摧毁了解释学传统对自然科学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language)和人类交往的日常语言(ordinarylanguage)之间的区分，坚持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实践解释学那里，解释被确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论或信仰的翻译；解释学关注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后期维持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理解，这种解释由我们每天日常的实践阐明，因此那些试图揭示我们实践的意义和实践自身的活动，都是解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解释学不是指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自身。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来自基础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劳斯认为，“这种存在方式同维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风格’相类似。”[3]其次，劳斯力图澄清对海德格尔“理解”(understanding)观念的某些误解。这在英美哲学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尔的“理解”被认为是某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它隐藏在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为深奥而神秘、无法获得的真理。劳斯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表面的和深奥的真理这种隐喻，那么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东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总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识，它总是处于我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选择的可能性领域之中。相反，根据理论解释学，理解则是对世界的理论知识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础的信念和价值必须被假设出来，以使其他人能够理解和断定正确或错误，但是把哪种信念和价值设定为基本假设则没有确切的标准。最后，劳斯认为，理论解释学的解释关注“事实是什么”(whatisthecase)，在正确表达事物中反映出来；实践解释学则重视“有什么关系”(whatmatters)，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总的说来，在普遍解释学的两种形式中，劳斯持实践解释学的观点。他赞同海德格尔为现代科学哲学提供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取消科学，至少部分地从实践解释学中取消科学。这是劳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依旧依赖理论为主的传统观点，给科学分派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角色。相反，劳斯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局部的、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的把握。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knowingone''''swayabout)。实验室之外的知识的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即，要把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知识，也要以这种实践的、局部的把握方式来说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识

劳斯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实践的、解释的特性，意在反对以理论为主的科学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普遍有效，普遍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应用是普遍知识在具体场合下实例证明。“理论的理解旨在达到一种置身事外的视点(disengagedperspective)”。[4]脱离我们的日常需要、利益、兴趣、牵挂等。理论的理解是没有视点的，它超越一切具体的社会场境，导致理论知识与修辞学之间的经典区别。理论知识的内容是抽象的、非具体的(disembodied)，无论为谁拥有都是一样的，理论知识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技术而发现和评价的，但是这种实践和技术与理论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对于科学的理论说明，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发现和评价科学论断的实际环境，而是它们的合理“重建”。

劳斯以科学实践分析为根据，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这样的说明有任何意义，主张科学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这种知识当然可以转移到实验室之外，转移到其他各种情景中。但是，对这种转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过运用桥接原理(bridgeprinciples)和给理论变量取具体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识论断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中取得应用例证。这种转移必须理解为改制(adaption)一种局部知识以创造出另一种局部知识。我们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局部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识，或局部化的知识意谓什么呢？劳斯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场境(context)、特定的说话场合中产生和形成，而且，知识在其他具体场境中运用和推广，也是局部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再生产，知识还能始终保持不变。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正如Fuller所说：“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某一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亦不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5]

其次，知识的再生产和再解释是受人类认知局限性制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提醒我们：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种适用的知识或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受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制的。没有终极的知识或真理。最后，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起作用的。Fuller的“学科知识”(disciplinaryknowledge)指出了学科是怎样一方面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问题；知识学科在科学家、研究者中间，以及知识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间建成了统一战线，他们证明认识论的权威，保卫其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识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说得好：“即使承认在其他的社会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认识论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制造权威断言的一种权力，是掩盖权力分布的一种形式。”([5],p.10)从这个方面来说，Fuller较接近福柯。后者关注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规训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劳斯认为，基于上述考虑，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已大大地扩展了。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知识，“知识不再自我限定为与脱离实际的主张相关，而是关注另外一些问题：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和应用、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化的劳动市场、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传播和推广以及知识、权威和权力的相互依赖。”[6]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学分割不开。

劳斯论证科学知识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论不是一个语句系统，不能认为它的应用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推演出来；理论就是实践，研究就是行动，它们都处在具体的场境之中。（二）实验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独特性，必须重新确定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在我们的科学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个科学活动的局部领域中，标准化的工具或科学成果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

三、知识的动力学

正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无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拥有的东西，是能够通过流通相互传播和交换的东西；知识的内容独立于特殊的具体场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历史本文(txets)和话语。劳斯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理想”[7]，因此它抛弃了历史，忽略了复杂的科学的实践领域。劳斯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作“认识论的统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关于权力分析中反对传统的“政治上的统治”(politicalsovereignty)，认为现代权力的运演并不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劳斯认为，这两种统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论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永久性的权力。在那里，没有控告、上诉，也没有恳请、商谈。

劳斯提出对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理解(thedynamicsofscientificknowing)代替正统的科学知识观。在他看来，知识是能动的(dynamics)、异质的(heterogenous)。知识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换的东西，知识是由不同的（或异质的）彼此竞争的联盟相互调节的过程。“知识并不单独地或短暂地与一个陈述、一种技能或一种模式联结一起，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依赖于与其他许多实践和能力(capabilities)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这些关系被修复、改变和扩展的方式。……把某个东西看做知识，就是把它看做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来源（不管是在将来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种各样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中。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一词引人误解。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获得知识，然后才去运用它；知识必须被看做在运用中以各种方式解释的某种东西。）”([7],p.15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识并不是一种永恒占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知识具有比单纯信念更复杂的暂时性。知识、知识的接受与评价都处于这种流通之中。新知识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赖于后来工作的解释和使用。科学工作不断地重新组织以利于后来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竞争”(contested)之中。这与福柯坚持的权力总是面临“对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劳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仅仅通过其再生产和流通而存在，冲突或斗争(conflict)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斗争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斗争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术、更精密的仪器和更精确的理论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确的或不真实的假说；同时，这些更新的知识反过来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问题。因此，哪里某种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扩张。相反，没有挑战、斗争，就没有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哪里旧的对抗或斗争消失了，哪里的知识也就停止了增长。

关于知识的斗争问题。劳斯指出，斗争或冲突也不能归之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围。知识受抵制也能够由对动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对军队力量的兴趣、无线可赚等问题引起。这种因素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被区分为科学知识的外部因素，以有别于知识的内部因素。只有依据标准的方法论，遵循知识领域中理性的统治规则，才算得上是“内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识及其动力学特性削弱了知识的内外区分。所有那些关于研究材料、设备、程序、拨款、职员、技能的发展等因素都构成了投资和赞助某种知识主张的知识的真正发展。因此一个物理学家可能讨论特殊的实验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对他的对手：更便宜、较少冗赘、能充分利用职员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资拨款、有更可靠的学科文献基础、更适宜的各种实验、更少泄露辐射……这些不同的局部的关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确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识。因此，“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的干涉(strategicintervention)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7],p.156)Fuller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持类似的观点。他把正统认识论的错误比做“教科书的谬见”(textbookfallacy)：把家庭、经济、认知（或科学）等等脱离实际经验地介绍给学生，好像它们是截然分开的领域，而事实上它们是重复的分类。如家庭的分析，不仅是作为政治生物学的手段，读者可能发现家庭的分析也是一个经济统一体。因此，正统知识观的内外区分是不恰当的。

不仅如此，动力学的、非统治的(nonsovereign)认识论还强调知识的生产性(production)。这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胆固醇、高纤维素、适当的T-cell含量）、财富的新形式（最明显的是获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坏力量（如军事力量）。这种科学知识及其相关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断扩展并不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识流通和证明(validated)的内在方式。劳斯由此得出结论：“存在无数的真理，但没有本质的真理；同样，存在多种科学知识，但没有本质的科学知识。”[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学事业是不存在的。但劳斯同时指出，我们反对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评判真理和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真理主张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知识主张(claims)是历史的、社会的、在具体背景中确立的。而且这种认识论的背景总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知识划界和知识结构也不断受到挑战和部分修正。因此，认识论的联盟总是和权力与政治联盟紧密相联的。重视这种关联并进而详尽考察权力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运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贬低知识或科学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为知识和真理而战，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公正地置于其中。

劳斯对科学哲学的政治学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学理性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劳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科学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适一切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和多种多样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而是与其他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权力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静止的，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认识或获取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流通的，充满矛盾和斗争。

因此，不同于正统的科学理性观，劳斯主张局部的、具体的实践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识和普遍真理。

劳斯科学观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系统，而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不是普遍的理论说明，而是同局部场境紧密相关的策略干涉。实验室的实践和仪器设备及相关知识、特定的计划和精确的技术以及工作环境、资金来源、权力斗争等都构成一个知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承认知识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是相关联的，两者共同构成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并不表明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起作用。应该很明显，两者对知识的构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外部因素有时显得至关重要。劳斯的上述分析，其意义应当在于不是要坚持正统的知识内外的区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认识到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平等地对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各种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遵循（如内部因素决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外部因素对知识只能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而是一种局部的差别：有时某一因素可能构成知识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时则可能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劳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知识的内外区分摧毁之后，赋予所有构成知识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知识及其联盟之间的斗争的胜负与知识的正确或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权力斗争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从而走向绝对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Mar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hyof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0),p.186.

[3]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p.62.

[4]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HollisandLukes1982.p.89.

[5]Steve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4.

[6]JosephRouse,PolicingKnowledge:DisembodiedPolicyforEmbodiedKnowledge,Inquiry,34,p.357.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通过问卷调查围绕《测评体系》各项指标在各大高校具体开展落实情况，以福建省高校推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实践为主要调查对象。全面审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调查统计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更加有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并进一步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

(一)对精细化的科学内涵理解不到位，忽略执行中柔性要求

对于精细化理念科学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盲目追求工作中巨细无遗，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执行中注重制度的刚性而忽略执行中柔性要求，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发展。这是福建高校实施的精细化方案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查中辅导员反映:过多细化量化的工作，让工作人员只顾着埋头做事，而无法考虑工作落实的实效性。同时在执行规章制度中，没有把制度的刚性与执行中柔性要求相结合，不太注重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忽视了人性化的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需要得到师生的认同，积极配合。如果师生对推行精细化教育和管理认识不到位，管理者以频繁的检查、严格的评比等“刚性制度”强制规范师生的行为，将会导致师生表面上服从而内心抵触，从而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各环节的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也就无从谈起。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路径探索不够，全员育人机制有待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科学化，必须在路径上进行积极、全面、有效的探索并且建立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方位实施的育人机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做出了众多量化和定性考核。例如每周要下学生宿舍和学生谈话几次，做几次家访，认真撰写工作心得，定期给学生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等。而对于全校师生如何共同参与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中探索并不多。例如对专业任课教师、后勤管理人员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求基本都没有涉及到。当问到“你们学校在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方位实施的育人方面做的如何的问卷中”时。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科学化就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对现代媒体的充分运用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水平重要途径。调查中显示:当问及“学校在利用现代媒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思政专题网站、校园网络舆情监控、网上心理健康等)方面做得如何?”时。高校正是对有效路径探索不够，全员育人机制不健全，包括对现代媒体利用不充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受阻。

(三)对思政运行机制、执行保障探索不够，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落实不到位

加强组织领导建设，健全思政运行机制，强化执行力，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调查中发现，高校做了大量思政工作，但是落实在学生身上实际效果并不佳。例如运行机制不健全，执行保障和有效激励措施没有跟上，有效监督机制不完善、考核标准缺乏科学性，执行队伍素质能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能真正落实到位，从而导致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落实不到位，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4］。调查显示:当问到“你们学校在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方面做的如何?”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切实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调查发现，高校都设有校级心理咨询机构和场所，并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当问到:“你们学校在落实从校级、院(系)和班级三级开展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方面如何?”。调查结果说明了由于组织领导、运行机制、执行保障不够健全，高校在落实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心理问题方面做的不尽人意，直接影响教育效果落实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

二、精细化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对策

精细化视角下探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解决对策，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形成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

(一)强化理论学习，警惕精细化误区，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和科学水平

强化精细化理论学习，加强师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的认同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进行的首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科学化。全校开展精细化理念学习时，必须让师生意识到:精细化绝不是搞“繁琐哲学”，而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能审时度势，突出工作的重点，分清主次，抓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其次是精致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把握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细致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覆盖到每一个过程、细化到每一个环节、规范到每一个步骤、具体到每一个事件、落实到每一个学生［5］。强化理论学习提升思政工作科学水平中必须让全体师生警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误区:误区一，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不是盲目追求巨细无遗。过多的细节管理抑制了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限制师生自身发展的需求，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不符合科学管理的要求。误区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不是过分注重“刚性管理”。制度的刚性固然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实施的前提，但是学生思想工作中精、细、准不同于企业生产活动，需要实行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误区三，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不是过分注重“细节管理”而忽视“战略管理”。一定程度上要处理好战略目标与具体目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解决关键问题，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精细化的深刻内涵才能保证工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二)健全运行机制，强化执行保障力度，提升思政工作科学水平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形成工作责权明晰、科学高效，党政齐抓共管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的根本保证。健全思政组织领导机制就是要创新管理理念，健全思政教育日常工作运行制度，明确思政教育岗位责任制，保证思政工作具体落实到位;强化思政工作流程化，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范化，形成公平、竞争、激励的工作环境。通过岗位职责明确化、工作流程化、制度规范化、考核标准化使各工作环节相互配合，有机联合，增强工作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思政工作科学化水平。职业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思政队伍是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执行力和思政工作科学性的前提。党政干部、共青团员、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执行主体、专职人员、组织保证。具体来说这支队伍可以从领导队伍专家化、思想政治理论队伍务实化、辅导员队伍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执行保障的科学化［5］。

(三)落实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推动思政教育科学发展

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根据时代要求和学生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符合规律、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符合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精细化视角下要求思政工作者关爱和尊重学生，坚持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的理念，了解和尊重学生，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成长需求。在落实以学生为本的要求中，根据时代变化和学生需求，不断创新思政教育理念和方式，使思政教育内容贴近化、时代化，方法现代化、科学化。教育内容贴近实际，才能符合实际，只有符合实际的教育才是科学的。中国梦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中国梦内涵着理想信仰、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学子梦等思政教育内容是高校思政同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中国梦教育中必须认真思考的时代问题。同时将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人际交往、职业心理素质、就业创业等内容纳入思政教育内容。这样才能做到教育内容贴近化、时代化和生活化。教育方法现代化着重教育上科学性和教育覆盖上的广泛性，使教育达到每个角落，实现细致化［5］。大学生思政教育必须充分利用课堂主渠道、校园文化主旋律、学校社团等社会实践活动及网络宣传辐射等途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多样化、生动化、科学化。充分发挥校园网、QQ群、微博、博客、微信、易信等新媒体的教育辐射功能，实现思政教育网络化、信息化、科学化。

(四)建设“四为一体”的长效合力机制，保证思政教育科学发展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科学与否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校教育是广大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教师这一主体。那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这就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的体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以我们的教师为本，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教师在良好的环境和体制机制下认真专研业务努力上好每一堂课。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也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上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学主体上就要体现以学生为本，并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收入差距加大，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在讲科学发展观时，特别要强调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先列举一个励志的大学生典型事例，也可以让学生发言谈谈自己怎么做到人的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德育是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给学生讲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智育，大学生所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为大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体育，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学生应该重视加强体育锻炼，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还要给学生强调不仅要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美育是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显示出了正能量。劳育是培养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从小就很少参与家务事等劳动，对劳动观念有些淡漠，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锻炼。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统筹兼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要统筹专业课与公共课的学习，还要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统筹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方面面。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持续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要注重可持续。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上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教学内容上也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必修课程之间以及同一课程内教学内容有重复，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虽说各门课程功能定位，讲授角度不同，但这种角度和定位点在教师的实际授课过程中很难把握。我们学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三年级开设的课程，我们应注意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本课程则重点讲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理论等内容。对与前面课程重复的内容可以略讲或个别章节安排学生自学，比如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之前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已涉及，那我们就对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安排学生自学，对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只着重讲2－3个案例。比如第八章第三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之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已涉及，那我们就从当代大学生中找正反两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讲解。此外，本课程自身内部的各章节之间也存在一定重复，我们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照顾到课程内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教材有所取舍，重点讲授。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为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改革我们的授课方式，用科学有效的多种方式教学，提高课堂的控制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一是专题式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是高校研究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我们把它分为八个专题，由八个教师各自讲授一个专题。由于每一个教师只讲授一个专题，他(她)就有时间精心设计这个专题的教案和PPT，保证了教学质量，围绕主题展开的专题式教学深受学生喜欢，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做到重点突出和提高教学的理论深度。二是讨论式教学。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为了加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就可以安排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人口、资源和环境为主体收集资料，展开调查，先是小组讨论，做一个讨论提纲的PPT，然后再选出代表与大家分享。三是案例式教学。教师事先要选好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可以是经典案例，从教育部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材中选取;可以是新闻案例，选取及时的新闻资料，让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可以是同龄人案例，对同龄的大学生来说更具有说服力;还可以是反面案例，不过，反面案例要慎重选择，在运用反面案例时，教师要注意正面的引导。案例式教学可以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形象、生动，让学生在案例中理解理论，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四是网络资源教学。高校校园网可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栏，把教师的优秀课件、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经典视频挂在网上，同学们可以上网查阅。另外我们每个老师还有网络教学平台，提高网络教学平台，每个任课教师可以上传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课件等，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学生网上提交作业，教师网上评阅并及时反馈给学生，还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五是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把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字、动画、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信息呈现在课堂上，让课堂有声有色，提高了课堂控制力。同时，采用多媒体教学减少了教师授课的随意性和书写黑板的时间，加大了教学信息量。六是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每一门课程都有实践教学环节，要注重科学统筹，各门课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要协调，不要重复。对于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建立有利于教学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实践基地。如参观考察红色革命根据地或纪念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工业的发展等，让学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结束语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进行现代化教育改革，推动素质教育发展最终是为了建立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新型教育模式，提高学生学科综合能力。近些年来，初中思想政治素质化教育改革从教育思路、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都进行了改革。文章基于素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对当前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了总结性探讨。

论文关键词:初中生思政治手段

当前形势下，初中生受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其思想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因此，进行创新的教学模式探讨不但是为了满足教育改革，同时更重要的是跟进社会方向，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跟进时展，与时俱进，初中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立足于全面改革。促进当前教育格局由成绩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功能体教育，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能力。

1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必须以学生为本。初中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确立初中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独立的人格、自身价值和思想感情，启发引导其内在的思想政治道德需求，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自主能力、创造才能等主体属性;贴近学生实际，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努力通过启发交流、参与互动、研究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贴近学生，克服角色偏差，既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又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贴近生活，积极创造条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发展需要，同时要更多的关心和指导特殊群体的学生。既要重视经济困难学生的扶贫帮困、又要做好心理障碍学生的释疑解惑工作。

2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所谓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新颖性和多样性，并不是要求每个教师在每一节课都要创造出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是要在扬弃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交叉使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谐式、自学式等新的教学方法，并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用灵活的教学手段。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学生总希望每一堂课都有新鲜感，每一堂课都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能力得到新的提高。而学生的情感引发往往与一定的情景有关，创设情景才能满足当代中学生求知求新的内在要求，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素质。为此，我们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善于带领学生置身干教学内容相应的情景之中，使学生进人情感共鸣的境界。

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既有优点，也有不足，因而要全面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善于把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在使用各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求新求活。一般来说，在教学实践中，理论性强的内容要采用启发式;感彩浓的内容宜采用和谐式;有争议的知识在教学中应采用讨论式;要求学生必须记住的知识点适合竞赛式;简单明了的教学内容最好组织学生自学。如在讲授“正当防卫”一节时，首先利用多媒体将案例播放给学生，并提出讨论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其次采用启发式，通过对理论的阐述和案例分析，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然后引导学生自学，并进行辅导;最后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一些法律条文，让学生把知识点记住。

3关注学生情感体验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的意义

开展实践活动，实施情感体验，将学生的情感体验作为教学实践活动的一大目标来抓，这要求通过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强化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增强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的世界观的形成。这就需要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应当加强兴趣教学活动的开展。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乐趣。”著名的捷克教育家也指出，课堂“应当是快乐的场所”。因此，政治教师应当给沉闷的课堂增添乐趣，给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呢。教师应在有限的讲授时间里充分发挥语言魅力，引起学生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有关的故事、名言、谚语;有关感兴趣的问题;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等等，都能引发学生注意焦点，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再次，应当注重情感和道德实践。在中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要积极开展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成长。活动课的开展，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学生行为的正确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感悟道理，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品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包括当地学校及教师自身条件和学生的特点，以及时事背景，选择适当的活动方式和内容，这些活动实际是学生互动、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交流对话中提高。

4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打破“应试化”评价模式的藩篱

应试化的评价模式不仅不能科学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果，反而会打压学生的创新热情，束缚学生的开拓性思维。在此情形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务必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用更科学化的指标来衡量学生成绩，而不应将学生的思维禁锢在教材的框架之内。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1.1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活脱节科学发展观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建立高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综合教育体制，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不断协调目标一致的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一体的综合教育系统，这是构建和谐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可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外延相对狭窄目光局限于高校内部，忽视与社会，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导致我们的大学生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心理冲突和碰撞，增加混乱性，从而造成极大的盲目性和思想负担，势必影响他们的全面发展。

1.2教育方式方法滞后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一批具有稳健专业知识的、高素质的辅导员，可从目前的情况下，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的素质往往达不到要求。如教育方式单一，忽视了大学生中存在的层次性和个体差异性，只是重视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仍是高高在上“我说你听”、“我压你服”、“我点你通”单向硬性灌输的教学方法，忽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难以与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师生交流互动较少等问题。辅导员队伍建设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辅导员责任心不强，专业知识不够硬。甚至一些教师会忽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对学生的指责多于引导，这样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排斥感。

2.高校思想教育今后发展战略

2.1发展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融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孤立存在，思想教育课程的开设就是要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品质。学校可以通过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大学生第二课堂具体的结合起来，并同时开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将思想教育活动融入校园文化中，可以使学生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升修养，这样的思想教育工作较单纯的知识灌输要有效得多。高校可以经常性地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体验活动，通过学生自身的亲身体验，深刻领悟现实社会，锻炼自身能力，提高自己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紧迫感和压力感。各个高校在着力加强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与大学生自身的需要成长发展紧密相关的教育，关注和解决大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将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到学生的生活中，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大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以及文明行为、生活习惯等。注重实际，让他们从社会的现实矛盾，热点问题，敏感好奇，让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萌发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建设和谐教育的课堂环境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改变以往的单一教学模式，增强教学针对性实效性，并同时从提高学生们对学习兴趣做切入点，采用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理论课教学的模式，既研究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热点问题，又研究教材的理论知识如何与学生的实际结合。从改变课堂开始，由单一封闭的课堂教学变成开放式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开放，引导学生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当前，进行多角度探索和分析，在教学形式上开放，把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配合课堂教学，使大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感受八面来风，对理论问题有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的的提升。要把多媒体教学和网络育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网络的引导参与功能信息沟通功能平等交互功能，让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尽显活力，增强实效。与此同时，建立师生之间研讨交流平等互动的关系，着充分激发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需要，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强化自我教育的学习，把理论教育真正内化为人的思想和意识。

3.结语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9篇

1.社会环境的影响

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日益加深.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影响.

2.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情况：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多，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任务繁重；学生的思想多样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压力大；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的影响.

3.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受家庭和社会等环境的影响，学生对自身素质的培养不太重视.当代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较好，缺乏吃苦精神，并且追求自我，个性张扬，关注自身利益，不重视自身道德修养.

二、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应符合的规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要符合一定的规律.规律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且不由人的意志决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有规律可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符合规律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1.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门课有其自身的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要符合课程自身的基本规律.

2.符合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规律

严格按照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特点进行研究，了解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发展趋势，安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符合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规律，从而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

3.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规律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培养人才的要求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进行分析，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规律.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实现路径

1.思想认识科学化

根据党的十的报告可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人才的素质，同时也决定着国民整体的素质.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将其科学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实现其科学化的同时，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科学化.

2.教育理念科学化

我国的教育始终要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问题展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而展开.教育理念科学化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灵魂.在教育理念科学化这一方面，要确立以人为本、育人无价和科学指导的教育理念.

3.制度设计科学化

制度设计科学化的目的是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水平.制度是否完善，对目标任务的完成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制度设计的科学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保运行机制良性循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协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确保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制度设计科学化有积极作用.

第二，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学校要结合高效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体系进行研究，加大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发挥各部门的职能，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

第三，组织高校协调网络.组织高校协调网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德育的原则，将读书与成才结合起来，并坚持以人为本（.2）加强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3）教育与管理相融合.

4.内容和方法科学化

内容和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有很大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与最新的实际情况相联系，促进其科学化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结语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发展/政治文明/法治国家

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1]。促进政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差异，世界各国人民总是力图把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与本国的民族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选择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于探索，历尽艰险，初步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一、创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模式

世界各国文明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政治文明也是如此。西方政治文明以“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而著称于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照搬西方的制度模式，而是在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有益因素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构建起“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模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模式。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关系。

1.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来看，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要求，而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执政从根本上说就是支持、组织和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所追求的伟大理想和目标。正因为如此，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可以达到辩证统一的。

2.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来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之“法”，本身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各种渠道，了解并代表人民的利益诉求，进而将其整合为党的主张和政策，再通过合法的程序把党的主张和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进而严格依法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以及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各个机构和个人都严格依法办事。因此，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可以达到辩证统一的。

3.从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来看，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促进作用，反过来，社会主义法治对社会主义民主也具有积极作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任何一方脱离了另一方都不可能是完善的，任何一方的进步都必须借助于另一方的发展。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辩证关系在政治文明建设中举足轻重。假如对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当，做到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协调发展，整体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就将顺利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假如处理不当，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忽视另两方面，那21世纪的中国就有可能走上和20世纪前半期一样政治动荡的道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二、建设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核心的民主国家

建设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每个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却有所不同。中国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核心的民主政治，“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3]

1.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建设民主国家，首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当代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运行的成熟经验，采取切实措施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改革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工作。衡量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民意代表的选举体现的民主程度如何。如果民意代表的选举仅仅是为了实现上级的意图，按有关部门圈定的人头来选，不让选举人更多地了解被选举者，不逐步扩大选举的差额比例，就很难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要增加预选、代表候选人要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问题等。一句话，人大代表选举要增强竞争性。在各级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过程中使人民群众得到民主政治生活的锻炼，同时也使各级党组织得到民主政治生活的锻炼，在民主政治生活的锻炼中不断提高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执政能力。

（2）更好地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其依法履行职能。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党组织必须尊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要自觉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地方性法规和做出的决定，自觉接受其监督。其中突出要落实各级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重大事项由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并做出相应的决定，一方面是党领导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党的主张变成人民易于接受和执行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这些重大事项的决策更加完善，以避免类似于过去的一些重大决策失误。

（3）强化预算审批制度。审批国家预算是各国议会的一项传统的基本职能，我们应借鉴外国国会履行审批国家预算职能的有益经验，强化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职能，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乱花钱，以有限的财力为国家、为人民办更多更好的实事[4]。

（4）完善和落实质询制度。质询是各国议会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问和要求答复的一种行为和活动。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若发现国家各政治权力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失职渎职等行为，可质询其领导人，并将有关情况公之于众，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这些机关纠正其行为。近几年在地方屡次出现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质询有关政府领导人的事，效果很好。所以，我们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完善并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国家各政治权力机关领导人的质询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对世界多样性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一定能够更充分地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建设民主国家，必须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支持各派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支持派加强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政治责任。要积极支持派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把自身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2）完善政治协商的具体制度。首先是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与各派进行协商。要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方式，既要完善共产党同各派的政治协商，也要完善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内同各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要规范共产党同各派协商的内容和程序，使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3）在制度上确定各派在各国家机关中的比例

要在制度上保证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在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数量。要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党外人士的选配力度，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3.扩大基层民主

建设民主国家，还必须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国，基层民主主要包括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和城市基层群众自治两大方面。

（1）在农村，要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村民自治，形成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一要认真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组织。二要完善村民选举程序，进一步健全村级民主选举制度。三要完善民主议事程序，进一步健全村级民主决策制度。凡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四要完善村民自治章程，进一步健全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五要完善公开办事程序，进一步健全村级民主监督制度。

（2）在城市，要认真贯彻执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发展社区民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一要强化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是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政治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仅体现为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强化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还要体现为党如何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的主导力量，从而使党在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同时，在基层社会确立起自己牢固而广泛的社会基础。二要保证社区自治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主导地位，处理好自治组织与其他群众组织、利益组织的关系。

4.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建设民主国家，还必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政治参与程序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针对我国政治参与的状况，要不断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一要不断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从制度上保障我国的政治参与朝自主型、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向良性发展。二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教育，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充分调动公民的政治积极性。三要培育和发展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四要加强党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既要加强对公民认识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引导，也要加强对其认识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的引导；既要加强对公民了解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引导，也要加强对其充分认识我国国情和民主政治目标的正确引导[5]。

三、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又一重要目标。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建设法治国家更是任重而道远。为此，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国家。

1.加强立法工作。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加强立法工作。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确保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规范政府的执法活动。建设法治国家，必须规范政府的执法活动。为此，必须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的现象；强化行政问责制，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要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3.落实司法独立。建设法治国家，必须落实司法独立，消除司法腐败。为了有效落实司法独立，必须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4.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法治国家，还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总结。法治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道德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6]。

四、“自下而上”与“由内而外”并举的政治发展路径选择

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确定之后，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应该寻求一条“自下而上”与“由内而外”并举的道路。

1.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是指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从基层开始，使人民群众得到民主政治生活实践的锻炼，在条件成熟时不断提升民主的实现程度。

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要积极将民主政治建设从村、乡镇、县逐级向上推进。从村民自治发展到乡镇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趋势。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从村民自治发展到乡镇民主政治建设的时机正逐渐成熟。同样，这种发展也应该走渐进式的道路，其近期目标是在改善共产党对乡镇领导方式的基础上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远期目标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双重直接选举[7]。

2.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是指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由党内民主逐渐向整个社会民主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充分的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树立了民主观念，养成了民主习惯，培养了民主作风，形成了民主传统，就会把党内民主的经验、作风和传统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带动自己工作领域的民主风气。所以说，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社会民主的关键，只有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有力地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在党内民主不断发展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整个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进程。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鲁莽冒进和畏首畏尾都是同样有害的。

只要我们循着“自下而上”与“由内而外”并举的政治发展路径，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必将拥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国土资料通讯，2004年第5期.200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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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1篇

“以名举实”的认识论和“天有意志”的鬼神观

墨子确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主张“以名举实”。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46“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349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由这种客观世界的实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构成“名”，（概念、观念），“名”是由“实”而获取的。墨子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的，进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梁启超著《墨子学案》，有云：《经》“知，材也。”（《经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维的神经系统）《经》“慮，求也。”（《经说》），“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维）。《经》“知，接也。”（《经说》），“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见。”（即指客观的反映）《经》“忽，明也。”（《经说》），“忽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4个要素：感官、思维、感觉、推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墨子以重实为条件来认识客观世界。他主张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实践。他强调“以察知耳目之实”为“察知有与无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从“以实举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论呢？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他说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说：“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认鬼神，墨子则坚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賊，必得罚。”[2]217“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实际，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当作信条，这是怎么统一于他的学说中的呢？原来墨子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2]251他是为了借宗教鬼神当作推行他政治主张之万能的工具。故他说：“当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来，这样去扩大宗教的作用，将宗教的作用现实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众的服依。墨子为实现其政治改革运动，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一方面宣传教义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借籍其教义去训练信徒，“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去履行教义。《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1204在当时，墨家学派人数众多，多具社会活动能力。《墨子•公输篇》说：“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4]155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势力及其社会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当时社会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坚定性、纪律性、实践性及其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尔后都存于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墨子主张兼爱、非政、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天命、节用、节葬等，同儒学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学术思想的论争。在当时几乎有压倒儒家的优势。墨子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对孔子主张的封建等级制度给予否定，明确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以易别”。故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2]125墨子认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别”乃万恶之源，要“兼以易别”，只有“兼爱”，方能使天下大利。故说：“兼以易别„„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2]137墨子主张“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结合在一起的。他重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他提出，人与人之间只有在“交相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无差等”的相爱，平等兼爱的社会才能实现。故说：“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2]122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社会是不难实现的，他反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主张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人人都应有平等的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他反对贵族的奢侈，也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提倡社会生活的节俭。墨子在他所处的时代，看到大变革中农民的痛苦，除苛金赋税劳役之外，还有各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他提出了“非攻”的政治主张。“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2]401墨子抨击当时各国之战争不仅给物质生产资料以巨大的破坏，而且摧残社会劳动力，是全社会的最大危害。在《墨子•非攻上》中，他的弟子宋研曾以“非攻”之说去游说，而罢秦楚之兵。为着实现他的“非攻”理论，墨子和他的弟子还动手制造了不少军事器械，这种军事器械对防止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见公输盘，通过论辩和攻防的模拟对演，战胜了公输盘，说服了楚王，化解了楚攻宋的一场战争。有史料记载：墨子“用咫尺元木”做成了挡车轮子的车横木，能载重三十石行走远路。他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制造了守城器械，在楚王面前，同公输般表演了一场防止用云梯攻城的战斗，一连击退了公输盘先后使用9种办法的进攻，迫使楚王放弃了攻宋的念头。墨子的政治学说，除了“兼爱”、“非攻”之外，还主要表现在“尚贤”和“尚同”的主张之中。所谓“尚贤”，就是要崇尚贤才。墨子认为“尚贤”乃“为政之本”。“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2]49墨子一面反对封建宗法世袭制，一面主张由贤能来掌握政权。墨子认为封建宗法世袭制使“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2]66墨子主张：“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2]66-67墨子进一步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2]52“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服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2]52由是可见，墨子之贤能政治学说，乃一种打破身分界限限制，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的民主平等政治学说，在他看来，“天子为天下之仁人”，当由万民选举而立。墨子主张，理想中的“贤人”、“仁人”、“天子”并非脱离生产劳动的“治人者”，而是要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庄子•天下》中有言曰：“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5]863在墨子《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中有其闪光的智慧。第一，“天子”与“万民”皆是平等的，政治上平等相处。只要你是“仁人”、“圣人”，不问你是农民还是工匠，都有可以被选为“天子”的平等机会；第二，“天子”不是世袭的，不是等级制的产物，而应由“万民”来公选。第三，凡是有才能的人，天子皆有举的义务。他说：“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以利天，中可以利鬼，下可以利人。”[2]77墨子在《鲁问》中陈述了他关于政治学说的十大主张：“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谣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2]459其十大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兼爱。墨子的政治学说在两千多年前的社会大变革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适应了时代潮流之需要。在其政治学说体系中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兼相爱、交相利”，提出了“非攻”，提出了“尚贤”、“尚同”等思想，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思想直到21世纪仍有启迪作用。环顾当今的世界，看看中国今日之现实，要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中华”，难道不可以从墨子的政治学说中吸取有益的政治智慧吗？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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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3篇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4篇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政治科学论文范文第15篇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来是党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和忠实履行者。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好实践。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维护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以对党的事业、对军队建设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以真诚的态度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真理来钻研，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伟大事业来推进。

政治信仰决定政治立场，关系到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关系到学习科学理论的质量和效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体现的不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般认同，而是对真理的一种坚定信仰。“学而思，思而信”。信仰越坚定，学习科学发展观就会越自觉。从历史规律看，人们对一种思想和理论一旦相信并从相信上升为信仰，就会形成高度的自觉性，带着深厚的感情学，带着执著的信念学，带着强烈的责任学，就会一往无前地去追求真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为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解决部队建设存在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根本方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为基层官兵立身做人提供了根本准则。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必须坚信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坚持用其武装官兵，教育部队，指导实践，凝聚军心，统一意志，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握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部队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这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政治信仰来追求，作为科学真理来捍卫，作为行动指南来践行，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

坚信是以学懂为基础的，没有真正的学懂弄通，就不可能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当前对待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有的同志满足于学过了，不求甚解，不肯下苦功夫深钻细研；有的感到博大精深，不知道学什么、如何学习；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就那么几条，记住就行了，而对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理解不够。进一步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做到真信，就必须在真学、真懂上下工夫。要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去学习，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深钻细研，准确掌握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学习理解，把握内涵，掌握精髓，学习才能有新收获，认识才能有新跃升，落实才能有新标准。:

科学发展观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来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懂，也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用好。有的同志之所以对科学发展观缺乏高度自觉的学习热情，说到底是没有坚持好的学风，没有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有的学习态度不端正，不是为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而是学给别人看，学给上面看；有的把学习当做一种负担，当做差事来应付。显然，以这样的学习态度学习科学理论，不仅使学习失去了意义，而且也使学习失去了原动力，最终会因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动摇对科学理论的坚信。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科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来自于群众又教育群众的真理。科学发展观只有和实践结合起来，只有为广大官兵所掌握，才能转化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坚定信念，转化为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转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动力。唯此，我们才能做到筹划发展有新观念、指导发展有新思路，驾驭发展有新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