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邦文化;竞技体育;影响

作为含有政体意义、伦理意义的城邦，他不仅对希腊人的政治、经济关系重大，而且对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古希腊，公民和城邦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公民属于城邦，城邦依赖公民。城邦和公民共同营造自由、平等、正义和开放的精神。并使得公民与城邦的和谐、至善的精神得以发展。古希腊人大部分公共生活与宗教祭祀有关，体育竞技是这些宗教活动中常见的仪式活动。体育运动与城邦有着紧密联系。

城邦的自由思想对竞技体育的孕育和催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明确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古希腊人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他们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神话也是他们自然生活的一部分，神话中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思想从神话与英雄传说渗透到古希腊人的思想中。作为政治实体和共同体的城邦需要每个公民自由和平等地参加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这就像宇宙是众神的共同的努力能实现井然有序。宇宙的秩序性是众神自由和平等合作的结果。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万神之王，是普遍正义的庇护者，但他也不能破坏和践踏正义，他破坏正义的行为是对城邦社会的糟蹋，必然招致其他神的反对，他会收到惩罚或引发战争。这是希腊神话中的自由思想的渊源，是自然法原则的发端。任何神都要尊重其他神的自由，不能让某位神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随意控制他人和社会。宙斯宣布他们三兄弟分别掌管天、海、冥三界是平等观念的起源。当他把技术与智慧分配给人类时要求：人人都有一份，若只有少数人分享，城市将不会存在。这一活动的体现了平等人权的观念。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对正义的阐述是：宙斯已经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人类，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人间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不应违背宇宙秩序，这是自然法的重要内容。自然法思想使每个城邦公民都坚信自己参加城邦公共事务是一种神赋的自然权利。这种思想激发了城邦公民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情绪，演变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城邦精神。神话孕育了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等思想，这意味着神话与城邦公民的情感体系、认知体系及评判体系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使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具有人的思维、形象、性格和品行，另一方面，神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写照，更是人的生活憧憬与向往。象神一样自由、平等、正义地生活是人们的理想。城邦公民的这种思维定势逐渐内化为思维本身的程序，构成一种主体性记事的思维程序，在这种程序中，神话中的种种现象与人世间的现象一样，遵循着同一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脉络。这使得城邦公民的自由、平等、正义观念具有了神性。

这种神赋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为竞技体育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它们对竞技体育的规则制定，项目构建，进程维持，纠纷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

城邦的政治制度对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功不可没。西方的政治的发展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有着一定的泉源关系。在城邦时代，政治和城邦紧密相连。城邦是公民分享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场域或公共空间;政治是公民的公共生活方式。在雅典，政治是城邦公民追求的最高善。因此，与城邦相关的经济、教育、社会、伦理等问题都负有政治意义。在政治管理上，雅典实现轮番而治，即一切行政官员都有公民民主选举产生。当时的雅典政体设置了三个主要机构：民众法庭、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公民大会近似现代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国家的重大事务有着决定意义。在伯里克利时代每月举行三或四次会议，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均可参加。会议以投票方式来决定重大事务。在城邦时代的雅典，言论自由是公民所有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城邦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对城邦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问题可以畅所欲言。由于城邦的公职人员是民选的，公民在会上也可以批评他们，行使每个公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而公职人员在卸任时得做述职报告，不称职者会被罢免，渎职和犯罪的要接受法律制裁。

从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看来，城邦给理性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公共空间，或者说是公共领域。著名学者韦尔南认为“只有当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在古希腊，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主要表现为公民会议和公众聚会的场地。

在那些场地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就是体育场馆。在古希腊，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体育馆或体育场。这些体育场馆不仅是他们的竞技场地，更是他们的社交场地，它们是城邦公民的重要公共生活空间。他们不在体育场馆训练，就在场馆理消磨时光，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希腊精神中有一种就是竞争精神，它主要通过体育竞技表现出来。在古希腊，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尼米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庇底亚运动会几大泛希腊竞技运动会外，每个城邦还有自己的竞技会。体育竞技活动不仅是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城邦的重要政治活动。

城邦政治的特点是自由、平等、民主、正义。这种制度为竞技体育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体育竞技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公职人员的直接选举落实到体育比赛中表现为对体育官员的选举和裁判员的推选。政治制度的法制化促成体育比赛的法制化。

体育文化是古希腊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城邦培育出独具特色的健身习惯、运动风气和体育文化，体育运动成为泛希腊节庆中人们最愿意欣赏的文化节目，城邦的提炼和挖掘使得体育运动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特色，体育运动成为古希腊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城邦给了体育生命，城邦创造出影响人类社会的智者的游戏。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 李法宝.官吏、官制、官文化及历史走向[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题】学校体育

【关 键 词】竞技体育/校园……

一、引言

以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为标志的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现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竞技体育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和不断提高人们在体格、体能、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能力，并以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它以其独特的优势及其体系的可开发性、作用的适用性、影响的广泛性，成为整个体育运动中最活跃、最积极的部分，它的发展对体育文化的发展起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促进各类体育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1]。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体育这片沃土，学校体育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基础，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运动兴趣及习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等功能。我国高校的体育教学内容目前仍然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轴线的教材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体而言，人们认为竞技体育仍是当前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从高校体育入手，探讨竞技体育的社会学所蕴涵的各种因素对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竞技体育的价值。

二、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竞技体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抗争的性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关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NBA、亚运会、甲A足球赛，几乎都深入到每个学生的心中，选修热门运动项目的学生日渐增多。

正因为竞技体育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竞技体育文化是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学生传授基本运动技术、战术、规则，是提高学生体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国学校体育中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已延续了几十年，它是师生课余体育锻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无疑问竞技体育已经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形象，同样一所学校也往往会由于他们的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而被大家所熟知或更加著名。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学都致力于培养一支高水平的运动队来为其学校争创知名度。目前我国高校体制正在进行改革，几乎所有高校的改革方案都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巨大潜力和影响力。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先后建立了几十所培养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大学和近300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试点中学，并定期召开全国大学生、中学生运动会，有力地推动了学校体育运动和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这种以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来带动学校体育的全面开展，既提高了学校体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又大大促进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高校体育运动代表队的性质已从原来作为培养学校体育骨干、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作用方面逐步向半专业化方向发展，其态势已经跨出校园，面向社会，走向世界。

早在20世纪初期，竞技体育就被国外一些专家看作是一种公民的素质，一种文化生活，一种独特的精神崇拜。他们深信，竞技体育可以培养青年人进入社会生活的能力，有助于增强青年人的身体素质、培养青年人的自信心，形成良好的性格和意志品质。国外的竞技体育始于儿童时期，他们在大量的业余时间里动员、引导儿童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并要求学生在体育课中也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入大学后，有的竞技体育的水平就已达到了国际水平[2]。因此，校园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人才和队伍。而我国由于对竞技体育认识还存在许多与时展不一致的看法和观念，没有正确地认识竞技体育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导致竞技体育在学校中的教育功能没有能够得到很好发挥。我们认为，竞技体育在高校的普遍开展，不仅能够普遍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而且能够活跃、丰富高校的文化生活，同时在提高高校竞技体育的水平，发现、培养竞技体育的优秀人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竞技体育与培养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之关系

最近，国内体育主管部门正有意将体育工作与教育系统“嫁接”，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这将为学校体育工作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嫁接”成功将对体育教学工作、学校竞技体育水平、场馆建设以及学校名牌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并将大大推动校园体育文化的开展。但学校中的竞技体育毕竟与职业竞技体育有着很大的区别。竞技体育所包涵的教育功能成分更应在学校工作中被强调，而人们往往容易把竞技体育的其它非教育因素扩大化后移植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其发生畸变。这是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体育教育功能没有正确认识，体育教育改革 就会失败，学校中竞技体育的开展就有可能步入歧途。为此，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认识高校竞技体育的作用，正确发挥竞技体育的文化功能。

1、竞技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竞争的意识又是与竞技体育息息相关，在体育运动中，不讲门第、不分尊卑；在竞赛活动中，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运动中、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力量。体育运动中最讲法制，不徇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尽应当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特别是一些直接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从而渐渐增强了学生们的竞争意识和顽强毅力。

2、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与合作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各项运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人们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成绩，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惩罚。同时，在一个集体项目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要求，必须依角色要求行动，这就十分有利于人的社会化，有利于培养人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竞技体育始终遵循着“机会均等、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严格的规则和公正的裁判可以培养学生公平竞争的观念；通过竞技体育也可以学习和锻炼如何正确对待竞争中的失误和失败，磨练坚强的意志，增强抗挫折能力，使学生在激烈的社会中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学生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运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体育道德，进而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即如何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怎样提高社会意识、怎样发展对别人的权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竞技运动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3、有助于培养优良的个人品行

竞技体育有助于培养人的乐观精神和自信心，敢于竞争，敢于胜利，要求改革自我、超越自我等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优良品行；通过竞技体育还能培养领导与服从和充分展示与自我约束的良好行为。有实验证明：有竞赛经历的学生能显示出较好的个人修养和社会适应性，表现出更高的组织领导能力。因为竞技体育为承受责任、作出决定、影响他人等领域的重要品质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竞技体育又具有培养服从的一些品质的趋向，如尊重、遵守规则，服从裁判等。学生从竞技体育中也能培养应当无敌意或无怨恨地接受批评意识，不应有超越规定，严重伤及对手的行动。竞技比赛有时需要有自我约束或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建立在意志和取胜的欲望上，还必须建立在豁达的宽容心理上。这些品行都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条件。

4、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研究表明，参加竞技性比赛，能扩大学生的兴趣，放开性情，增加与他人结识的机会。同时在激烈的对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奋斗中，接受成功或失败、表扬或批评的心理锻炼。在与他人交往和冲突中，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练，使学生得以从学习压力、心理伤痛等方面解脱乃至超越出来，从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战。对社会现象是与非评价、道德标准与做人原则等在社会认识上的价值取舍，都可以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因此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运动能测试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5、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存在着两面性。竞技运动也不例外。它在对学校教育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错误的价值观的出现。高校体育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体质，而后才是从中发现、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人才。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比较容易产生在那些运动员甚至存在于他们的崇拜者身上。荣誉、成就可能使他们更多地关心个人的得失，更多的关心能使他们获得荣誉的各种活动，进而引起他们对处世哲学观的转变，不能正确面对社会、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产生与社会生活规范、道德观念相背离的错误价值观。在某些人身上甚至会导致人性的丧失，滑向犯罪的深渊。

众所周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一旦教师、教练员把运动员、学生所获得的荣誉仅仅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就可能产生教育上的畸变。这些畸变主要表现在：为使运动员尽力争取去达到成人的目标而不断地给予他们过分的名利刺激，使他们的身心受到有害的压力。对学生参加竞技体育的思想意识和目标上的错误灌输，主要来自教师与教练员。为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高校运动队，他们会更多地强调自己工作的成败、队员、资金、设备等等与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导致过分特殊化，甚至不惜违反体育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法规而弄虚作假，有可能致使教育的养成因素受到削弱、淡化甚至发生畸变。

竞技体育还可能带来暴力行为的产生。因为攻击性是竞技体育的特点，由于青年好斗、好胜的心理，而竞技体育中的身体接触或对规则的理解不准确，就有可能在平常的争论中转化为暴力的行为。所以，在竞技体育的教学中还应当有道德规范的内容，以提高学生辨别、应付和化解暴力的能力。

6、高校竞技体育教育的正确之路

竞技体育在对校园体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校园体育文化也对竞技有深远的影响。如许多竞技体育项目就产生或萌芽于学校体育，而且伴随国家体育战略方针的转变，竞技体育与高校联合办学的实施，最终会形成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小、中、大学的业余训练来形成整个训练的一条龙体系。中学作为培养奥运冠军的基地，高校则是大部分运动员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必由之路，由此形成强大的人才培养体系。

但学校面向的毕竟是普通的学生，因此我们的体育教学不能采用纯竞技运动，对那些技术复杂、难度较高的技术性竞技运动，应当从学校体育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修改规则，降低难度，改进教学方法，达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体育文化素养的目的。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建立俱乐部，利用专门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学校的竞技体育运动，既能把有运动潜力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系统的运动训练，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又能保证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保证学生受到正常的体育教育。

四、结束语

竞技体育对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学影响所蕴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对教育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竞技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防止对青少年施加没有必要的压力和无教育根据的训练。助人成才、防微杜渐是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理解和掌握的教育原则。对竞技体育的社会蕴涵要有深刻地认识，并能把握好教育、训练学生的方法和尺度，使竞技运动的开展达到最佳的效果。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水平，享受运动的乐趣、学会身体锻炼的方法、培养良好思想品质的同时，又要对学生今后将面临的社会生活和压力给予有益的帮助，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这才是在学校中开展竞技体育的根本目的。与此同时，高校办高水平竞技运动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让真正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甚至是奥运会。

【参考文献】

[1]　李涛等.应用系统观点对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在学校体育中协调发展的探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1,(5).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竞技体育；校园文化；影响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体育这片沃土，学校体育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基础，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运动兴趣及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等功能。我国中学的体育教学内容目前仍然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轴线的教材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体而言，人们认为竞技体育仍是当前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一、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竞技体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抗争的性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关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NBA、亚运会、甲A足球赛，几乎都深入每个学生的心中，选修热门运动项目的学生日渐增多。

正因为竞技体育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竞技体育文化是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学生传授基本运动技术、战术、规则，是提高学生体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国学校体育中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已延续了几十年，它是师生课余体育锻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无疑问竞技体育已经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二、竞技体育与培养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的关系

最近，国内体育主管部门正有意将体育工作与教育系统“嫁接”，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但学校中的竞技体育毕竟与职业竞技体育有着很大的区别。竞技体育所包含的教育功能成分更应在学校工作中被强调，而人们往往容易把竞技体育的其他非教育因素扩大化后移植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其发生畸变。这是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体育教育功能没有正确的认识，体育教育改革就会失败，学校中竞技体育的开展就有可能步入歧途。为此，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学竞技体育的作用，正确发挥竞技体育的文化功能。

1.竞技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竞争意识又与竞技体育息息相关，在体育运动中，不讲门第、不分尊卑；在竞赛活动中，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运动中、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力量。体育运动中最讲法制，不徇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特别是一些直接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从而渐渐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顽强毅力。

2.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与合作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各项运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人们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成绩，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惩罚。因此，学生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运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体育道德，进而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即如何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怎样提高社会意识、怎样发展对别人的权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竞技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3.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研究表明，参加竞技性比赛，能扩大学生的兴趣，放开性情，增加与他人结识的机会。同时在激烈的对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奋斗中，接受成功或失败、表扬或批评的心理锻炼。在与他人交往或冲突中，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炼，使学生得以从学习压力、心理伤痛等方面解脱乃至超越出来，从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战。对社会现象是与非评价、道德标准与做人原则等在社会认识上的价值取舍，都可以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因此，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运动能测试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竞技体育 中国传统文化 继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为体育运动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力。在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道德领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斗殴、吸毒、服用兴奋剂、黑哨等事件时有出现。如何推动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本文认为锻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风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运动精神，需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批判性继承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之魂。

1.竞技体育运动对中国传统体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鉴

随着竞技体育运动逐渐国际化、市场化，物质文明对其影响日渐明显，而竞技体育运动蕴含的风骨却被相对忽视。虽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提高了，竞技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增强了，但中华竞技体育运动独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却未能同步提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体育道德的学习。

1.1“射”――竞技体育运动与儒家礼乐文化的结合。

西周的“射礼”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1］“射”作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最早形式，与“礼”、“乐”、“御”、“书”、“数”并列，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六艺”。“射”既有着体育运动的竞争性，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射礼有序宾之贤，询众择善之义，是可以明善恶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从诞生之初时便与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准的技艺，更要宣扬道德教化。从“射礼”的举办者、举办目的、举办形式及效果来看，“射礼”具有极强的权威性、普遍性、规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射”既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说，“射礼”是我国古代社会集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诸方面因素于一体的竞技体育运动形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技体育运动既是体育运动，同时也应该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在竞技体育向国际化、科学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

1.2“淡泊宁静”――竞技体育运动精神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竞技体育运动以其竞技特点为大众所喜爱，然而竞技道路是永无止境的，竞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运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进步，胜者只是一时之胜者，对胜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竞技心态，对待比赛结果“宠辱不惊”便是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需要学会的课题。以一颗淡泊宁静之心投入到热烈的竞技氛围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如果每一位竞技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运动员都能保持此种心态，则诸如黑哨、兴奋剂、斗殴等现象便能从根本上杜绝，竞技体育运动的风气便可为之一变。

1.3“峻法”、“严刑”――竞技体育运动对法家思想的继承。

韩非子曾说：“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逐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峻法严刑是保证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样，峻法严刑也是维护竞技体育运动秩序的必要手段。从法制规范的角度明确竞技体育运动行为的奖惩准则，对促使竞技体育运动各类人员“以规矩为度”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完善的竞技体育法制规范下，完全可以达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的效果。

因此，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处，尤其要学习儒、道、法家思想之长足，在注重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同时，促使竞技体育为社会和谐、思想发展及群众教育服务，使人们在淡泊宁静的平和心态下，不断致力于竞技体育运动规范的完善，推进竞技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悖离之处

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会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中国儒、道、法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还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体育道德观的烙印。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体育道德是我们批判性继承的前提。

2.1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传统体育道德的性质具有狭隘性。

“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最深层的本质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因此，传统竞技体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制社会服务的。这体现在传统竞技体育为统治阶级稳固统治，为其遴选才士，助其娱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锻造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存有明显区别。

2.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取向存在本质区别。

“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和竞技体育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压抑竞技体育发展的，这是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和人才观念所决定的”。［3］中国封建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单调，诸如“射”、“御”之类的竞技行为被提高到礼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义等同甚至超过了竞技结果和能力，对形式的过分重视限制了竞技能力的提高。（2）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礼让、和谐、轻利和内敛，注重约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礼”，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人们在潜意识中抵制竞争，这使竞技体育没有适合发展的空间。（3）竞技体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则作为思想基础，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识，这使竞技体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从竞技体育运动的前身――“游戏”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国民较为轻视游戏，深恐“丧志”，游戏时不够投入，这也使竞技体育活动的发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这些因素，我们便可对中国古代传统竞技体育丧失竞技活力，直至趋于湮没的原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致力于使当代中国民众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竞技体育道德与文化。

3.正确处理竞技体育运动发展与传统竞技体育道德的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性，同时它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国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还必须符合竞技体育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

3.1“淡泊无欲”、“重义轻利”的品格是保证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性的前提。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愈是竞争激烈的项目愈是需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竞技体育工作人员具有平和、坦率、谦逊、超然于物外的心态与素养，以抵制横流物欲的诱惑。倘若没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很难自始至终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这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寻求精神力量。

3.2礼让、仁德是竞技体育和谐发展的精神保证。

竞技体育需要竞争，更需要和谐。体育运动对人的社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在竞技体育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交能力与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一同得到了锻炼。处理好竞争好胜心与平和心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需要我们发扬礼让为先、仁德扬道的优良传统。此时，礼让与仁德是调剂这一心态的良药。只有每一位竞技体育工作人员，以及欣赏竞技体育的观众具有礼让和仁德之心，竞技体育的竞技魅力才能更加凸显，竞技体育才能走上一条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需要被人们所重视，这尤其对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3以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为养料，提高竞技体育的水平。

竞技体育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较量，竞技者只有拥有高超的智慧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们可以也应该成为竞技体育的智慧养料，田忌赛马的故事便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21世纪的竞技体育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竞技体育道德建设亟待加强。为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需要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通过加强竞技体育运动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美、民族美与时代美。

参考文献：

［1］史晓亮.射礼――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3期.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竞技武术散打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051-05

竞技武术散打体系的构建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由传统武术提取而来融合西方文化因子的新的武术技击体系形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与传统武术技击体系几乎完全不同，由此，引来了竞技武术散打文化归属的争论。持批判态度的观点认为，竞技武术散打已经没有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是西方竞技格斗项目的简单照搬与模仿，是“三拳、三腿、三摔”、“拳击加腿加摔”的简单重组，体现不出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是与中华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中所固有的格斗对抗方法的挖掘，从“相搏”、“手搏”、“卞”、“白打”到“散手”再到“散打”，是传统步步演变的结果，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的、徒手对抗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持赞同态度的观点认为，体育属性是散打运动得以发展的基础[2]，竞技武术散打是时代的产物，是武术在当今时代与时俱进的征象，是对传统武术的继承和现代竞技体育的借鉴相融合下的一种新的武术形式，是武术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争论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归属问题，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发展，并努力挖掘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填补武术文化在转向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缺失。

可以肯定，不管持什么态度，目的是为了使竞技武术散打更好地发展，百家争鸣更加促使了竞技武术散打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现代文化，从它的普及程度、文化内涵、时代性等各方面来考察，它都不失为当代中国的一种优秀文化。我们应该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模式[3]，现代正是传统发展的演变和结果，是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正如洪浩教授指出的“竞技武术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武术现代化的产物，是当代人创造的一个新名词[4]。”同样，我们应当跳出传统武术击技与竞技武术散打的二元对立，它是传统武术击技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自我更新，或者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武术形式。在本文中，笔者以文化融合为视角尝试着解读竞技武术散打相关争论的原因和出发点，以揭示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归属、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为竞技武术散打的发展作理论支撑，用于更好地宣传和弘扬武术文化。

1 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视角下的竞技武术散打

文化融合是指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5]。指某几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6]。这几种具体的文化形态通过自觉或强制的形式进行相互间的传播、冲突、对话、筛选、移植、整合等过程，原来的文化体系经过这个过程而相互影响、调整和适应，逐渐地改变原有文化的结构和个性，使原来互不相同的文化形态相互接近，最后在这种相互适应的调整中逐渐地走向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第三种文化体系逐渐产生，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而原来的文化形态可能随之而消失，或者以其顽强的文化生命力按照原来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即是一种融合型的文化，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在秦朝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中逐渐地使各种文化开始走向统一，经过汉朝政权的强化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道家和中国化了的佛家为主体共同构成了融合型的中国文化。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曾经多次遭受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最终入住中原的其他民族逐渐地融入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中。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敲击下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输给了新近兴起的海洋文明。在两种文明的迎头相遇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了直接的接触和冲突，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融合、创新和发展。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文化一样，它伴随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和中华文化中的其他文化相交互融，共同构成了当今繁荣的武术文化体系。主流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必然导致附属文化作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武术文化在这种冲突与交融中也产生了自己的新的武术文化体系――竞技武术，主要包括竞技武术套路、散打和推手等内容。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标志是清末民初废除武举（1901）建立现代新式学校及马良的《中华新武术》等，竞技武术散打的雏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1928年第一次国术国考项目中就包括徒手的拳脚门（散打）、摔角门[7]341，1933年第二次国术国考中预试有了评分细则，对抗比试有了统一的护具[7]344。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竞技武术散打几经挫折，先是战乱年代的支离破碎，接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唯套路方向发展及的影响等，最终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才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经过了近百年、尤其近三十几年的不断调试，竞技武术散打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成为了一种新的武术形式。

20132 竞技武术散打争论的再认识

2.1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与肯定

竞技武术是异质的西方体育文化与东方传统武术文化融合而产生的“新武术”，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它，能发现不同的文化特质，由此，也出现了对竞技武术的褒扬与批驳[4]。

2.1.1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由来已久，最多是“散打四不像”、“三拳三腿三摔”、“拳击加腿加摔”等，程大力等认为，散手擂台上的徒手，无例外地采用的都是“站起来”的姿势，然而这种站起来打的“武术”，哪里还有一点武术的影子。连弓、马、仆、虚都没有，散手算什么中国武术[8]。现今所谓散手，实际上抄袭临摹自国外的自由搏击，而散手王争霸赛不分体重级别总决赛，是生硬混合两种竞技文化截然不同的原则。所谓散手，拳法百分之百是西洋拳击的；腿法大半是泰拳的；摔法虽然被某些人自诩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实际上与中国跤毫无关系，而只是从西洋自由式、古典式摔跤学来的几招[9]。散打很难体现出中国武术打的巧妙与深奥，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精、气、神、劲等武术神韵，也必然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10]。

回到竞技武术散打文化归属的争论上来，竞技武术散打不能全面的展现传统武术击技的精髓，“三拳三腿三摔”、“拳击加腿加摔”等，原因在于它只是一种新的武术形式，它代表的并不是全部的武术击技内容，它展现的只是传统武术击技中部分符合竞技体育的精髓部分，这种批判源于忽略了它还要从属的竞技体育属性。同理一味的坚守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中所固有的格斗对抗方法的挖掘与整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竞技格斗对抗形式，是完全由传统招法提取而来的竞技武术散打。盲目的保守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已有之的擂台对抗、切磋交流，只是武术竞技形式的一种，并不能等同于现代化了的竞技武术散打。这种传统性的坚守源于忽略了竞技武术散打中西方的一些现代性的组成因子。

4 竞技武术散打形成的思考

竞技武术散打的形成，其实是传统武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问题，是武术人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自觉反思，是传统武术文化在当今社会怎样积极地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用以补充和充实到现代世界竞技格斗体系当中去。传统武术文化的复兴问题要求武术人在精神层面保有一坚持。正如徐复观先生指出的“真有文化自觉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古今同在’的；并且由古今同在的程度，来决定他的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在精神上，必然是复古的，同时也必然是开新的；复古与开新从精神上说乃是同时存在[18]。”竞技武术散打在最近30余年的发展中，取得的成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理论建设明显滞后，关于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建设与研究匮乏，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们在精神层面上缺乏“古今同在”的精神状态，或者精神层面的“开新”大于“复古”。在整个国际社会争创文化软实力的今天，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4.1 武术技击体系的多元重构

在众多以跆拳道、拳击、泰拳等作为范式来研究竞技武术散打的推广、技术、文化等问题时，我们可否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及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需要也是多元的，跆拳道、拳击、泰拳只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发展，和人们的多元需要是有联系的，和中国武术击技文化的多元建构不足是有关系的。在多元文化共存、多元价值取向的今天，竞技武术散打只是武术技击竞技的一种方式，只是武术击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不可能适合爱好者一生去习练。武术击技文化的多元重构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武术职业联赛的成功即是一种昭示。反思竞技武术散打、跆拳道、泰拳、拳击等所有的竞技格斗项目，它们只是不同规则下的动作组合，在规则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技战术、制度和精神等方面的重新建构，是用拳、腿、摔、拿，器械、徒手等全方位、多角度、多领域的重新编排、整理和融合下所产生的一种有别于其他特征的新体系。

4.2 增强竞技类武术项目的文化表现力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还源于它的主体话语权及文化表现力的缺失。技术体系、训练方法等只是竞技武术散打文化表现力的某些部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过多的追随传统而拒绝现代科学体系，况且现代科学体系也不仅仅是西方的独创，同样存在着中国的一些组成因子。关键是除了这些方面外的文化表现力的不足。竞技武术散打在比赛中支撑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兼爱、礼仪、武德等等，这些能够表现中国人精神、代表中国人性格的种种文化现象却没有通过竞技类武术项目的舞台进行宣传和表达。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化的展现远远大于主体文化的宣传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将这种内在的精神通过各种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观看比赛向受众传播种种能够代表中国人精神、文化及价值的诸现象。

5 结语

5.1 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击技的继承和竞技体育的借鉴相融合下的一种新的武术形式，是武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对竞技武术散打文化归属的相关争论，源于批判者没有看到竞技武术散打代表的并不是全部的武术击技内容，它展现的只是传统武术击技中符合竞技体育的精髓部分，这种批判源于忽略了竞技武术散打还要从属于竞技体育的属性；一味的坚守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文化中所固有的格斗对抗方法的挖掘，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竞技格斗对抗形式。这种盲目坚守传统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它忽略了竞技武术散打中西方的一些现代性的组成因子。

5.2 在整个国际社会争创文化软实力的今天，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多元文化共存、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里，竞技武术散打只是武术击技竞技的一种方式，只是武术击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新的武术击技类项目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对竞技武术散打的争论启示我们传统体育的复兴与建设，要增加其附属文化的建设、增强文化表现力，彰显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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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竞技；文化建设；互动；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320-01

进入21世纪以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焦点是全民素质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更是民族文化的竞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家对高等教育到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提高人民群众普遍素质的支持也越来越大，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内文化建设在教育、社会、情感等领域的功能不断显现出来。校内文化的建设能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它在高校是非常重要的。

一、体育竞技与校内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层面上的互动

高校体育竞技的主体是普通大学生和大学生运动员,大学生特有的心理素质、思想观念价值趋向和思维方式都成为高校校内文化建设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一，因而这一群体最容易变革生活方式，更新已有观念，形成独特的、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类型。以高校体育竞技为载体，从大学生本体着手，结合学校自身的传统与特色可营造受大学生认可的真正的校内文化。所以说在大学生心里层面上，高校体育竞技在校内文化建设加强互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校内文化作为高校精神教育的首要途径，其主要功能是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并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们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最关键时期，因此，高校校内育人环境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高校体育竞技是校内文化中显校内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化氛围的育人功能是在耳熏目染之中通过潜移默化而感染学生，犹如“三月春雨无声润物”，不同于以单向灌输为主的课堂教学功能，更不是使用强制性灌鸭式手段使学生接受教育，所以要在学校内创造一种有效点体育竞技的文化氛围，去熏陶、感染广大师生，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内化成信念、习惯、觉悟并接受教育，从而带上有中国特色的校内文化烙印。同时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也可以避免因单纯教育而引起的逆反式心理，可以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要借助精神校内精神纽带团结和吸引校内包括学生和教职工在内地所有成员，在高校体育竞技中体现、培育校内精神，进而把所有成员紧密地与体育竞技精神联系在一起，激发和唤起每个人对形成学校优良育人环境的真挚感情。在这种追求和共识下有利于排斥有悖于体育竞技的任何离心情绪，形成校内所有成员对体育竞技共同拥有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通过体育竞技增强校内内广大师生的凝聚力。

二、体育竞技与校内文化在行为和物质层面上的互动

往往会因为高水平的体育竞技活动，一所高校也而更加著名甚至被大家所熟知，可见，竞技体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团体的正面形象。通过训练高水平的运动员和运动队，有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高校（如美国的所谓常青藤学校）增强了学校在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于学校把开展校间体育竞技活动看作是向学生以及教师员工提供一种可供观赏和参与的文化娱乐途径，高校校间体育竞技已被纳入高等学校日常教育之中，发达国家高校校间体育竞技活动之所以得以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学校也把校间体育竞技当作吸引学生与资助，提高学校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保证运动员在竞技活动中创造优异的成绩，发达国家各高校均设置了大量的综合性的校间体育竞技项目，学校对竞技运动训练的管理、组织与控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关体育学科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自然促进了对竞技与训练中出现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发达国家高校开展校间体育竞技活动的这些成功经验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的。

校内环境与体育场馆和谐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高校决策者的足够重视，体育场馆在校园总体规划的重要地位开始得到了认真对待。对于资金不太充裕的一般高校来说，建立一座体育场馆常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会倍受校内各方关注。一旦着手设计和兴建，一般是希望体育场馆壮观雄伟，能够成为标志性建筑甚至校内的一处重要景观。这种要求和希望大家完全可以理解，但为了与以生动活泼主要风格的大学校园环境取得和谐，体育馆设计很难一味追求壮观，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高校体育场馆的形象必须按照简练、质朴、粗犷有力的风格来进行设计，要体现青年学子精神焕发、蓬勃向上的气息，才能富有健康之美和青春活力，而不能一味以花俏的设计造型、建筑符号装和饰矫揉造的风格作来哗众取宠，从而失去了社会主义社会大学生率真、质朴的个性。

高校的体育竞技对校内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体育竞技的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作用、辐射作用和榜样作用上。因为学生运动员是高校校内体育竞技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主要参与者代表着高校的体育竞技功能，散发、传递具着高校体育竞技的精神，他们通过与大学校园内各个不同层次的群体交往，改变着别人喜爱体育的程度，影响着别人的健美观，带动着更多的人群来参与体育竞技活动，引起大家的体育兴趣，鼓励着体育锻炼在大学内进行，从而对周围环境在行为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至今天，在少数地区和少数高校，体育竞技和大学校内文化建设不被重视的现象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实际上，这种现象对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的成效和状况，直接关系着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和一个大学的办学方针，关系着学校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能否得以真正的实现。任何一所高等院校，如果忽视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就难以保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就等于主动丢掉了最重要的育人阵地之一。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门一定要从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的高度出发，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加强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互动的重要性，切实把加强二者的互动、建设列入院校的重要工作议程，列入院校改革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

参考文献：

\[1\]金玉.对高校校园体育竞赛模式的研究\[J\].体育科学,1997,(1):27.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竞技体育；冲突；异化；齐美尔；货币论；文化现代性论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00

竞技体育源于古希腊，其诞生之初并非为了纯粹竞技，而是作为缓解当时社会矛盾和各城邦之间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当时的竞技体育缺乏独立存在性，只是作为一种战争的替代品，属于业余性竞技体育。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竞技体育逐渐摆脱业余性并呈现出丰满的职业体育特征，由此竞技体育不仅获得了独立身份，而且成为一种有着丰富社会学内涵的独特现象。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对于竞技体育的这一演变进行解读，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竞技体育的异化也随之而来，这不禁令人思考二者之间的隐在关系；同时，从竞技体育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考察异化也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并有望获得新发现。因此，本着社会学理论专有的解释功能，文章运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相关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的上述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新的探索，以期学术争鸣，共同探讨。

1齐美尔学术思想简介

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韦伯齐名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他同时提出冲突的形式，对冲突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还对文化社会学有突出贡献，通过分析货币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最先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文化深刻的二律背反，即劳动分工进步的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与其产品处于异化状态。齐美尔的现代性论独到而深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弗瑞斯比曾赞誉齐美尔是“第一位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1]；并且齐美尔“作为现代性碎片的收集者，总是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事情中发掘出人所未见的含义”[2]，故又被赞为“一位有着无穷创新思想的人”[3]。随着时代的发展，齐美尔学术思想的前瞻性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折服，即使在体育学科领域，齐美尔的冲突论和货币及文化现代性论也为解读竞技体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齐美尔的冲突论对竞技体育的解释

2.1齐美尔冲突论的两种形式：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

在冲突形式的问题上，齐美尔把冲突分为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斗争与冲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不论是由于争夺财富引起，还是由于征服他人的愿望而引起，甚至是对于消灭敌人的渴望等，都会激发斗争与冲突。如果冲突能找到一种可替代的手段并最终化解，那么这种冲突在原则上就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或事件得到满足，而不一定要通过斗争解决。这种形式的冲突仅仅是人们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因此，这是一种作为手段的冲突[4]。相反，作为目的的冲突则完全由主观感情决定，并且这种冲突存在着内在能量，而这些能量又只能通过冲突本身才能够得到满足，不能通过其他手段来代替，它本身就是目的和内容。这种冲突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为斗争而斗争。显然，作为目的的冲突具有强烈的感彩，理性成分较少。

2.2齐美尔冲突论对早期竞技体育的解释：作为手段的一种冲突

众所周知，竞技体育源于古希腊并且是为了缓解各希腊城邦之间的纷争以及促进城邦间的和平交往而产生的，即“有助于不良思绪和心理状态的排解，引导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精神风貌”[5]。而现代竞技体育的诞生也恰逢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兴起，国家情绪浓厚之时，卢元镇教授在其所编著的《体育社会学》一书中便指出“必须承认，民族主义是20世纪国际竞技体育的基本背景”[6]。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各国都很注意体育的军事效能，将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以备军需，这就是为何当时各种体操、兵操尤为盛行的原因，例如当时英国的户外游戏和竞技运动流行一时便与其逐渐扩大的海外贸易和持续的殖民扩张不无关系。所以，无论是原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还是早期的现代竞技体育，都是以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为宗旨，那么，按上述齐美尔的冲突形式论，这时的竞技体育是一种替代战争的有益手段，故可视为一种手段性冲突。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的话来说，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能将冲突矛盾从军队转移到民众身上。也正是在欧洲国际争端加剧，战争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考虑到既然古奥运会可作为一种替代国家间冲突的有益手段，顾拜旦才开始了按照古奥运会的方式和当时的条件来组织国际运动会的构想。他甚至曾在1894年11月16日雅典帕纳萨斯俱乐部的演说中说到：“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每4年给全世界青年一次愉快的亲兄弟似的相聚机会，这种相聚将逐渐克服人们对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的事物的无知，一种煽动仇恨、积累误解和对抗，沿着野蛮小径走向残酷冲突的无知”[7]。由此可见，早期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冲突形式，在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方面可作为代替战争的有效手段，用齐美尔冲突论来看，即是一种典型的作为手段形式的冲突。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刘岗齐美尔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的几点解释No.1 2014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竞技体育作为缓解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多以业余性为主，也即参赛者不以奖金或任何货币形式的报酬作为参赛动机甚至谋生手段，对获胜者荣誉的斩获才是参赛的最终目标。以古希腊奥运会为例，其对于获胜者并不注重物质奖励，而是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橄榄枝花冠。橄榄枝花冠编制时不仅要特别精心，而且还要特别虔诚。当时规定，编环的枝条须由父母双全的儿童用纯金的刀子从宙斯庙旁的橄榄树林中割取，可见荣誉的尊贵和纯洁。当然，获胜者在自己的城邦也会得到物质奖赏，但最重要的、也是最悠久的荣誉还是橄榄枝花冠。同样，20世纪初伴随欧洲民族冲突、国家情绪而盛行一时的竞技体育也是以军事训练的方式而出现，是一种业余性竞技体育，跟以货币交换为目的的职业体育截然不同。

2.3齐美尔冲突论对现代竞技体育的解释：作为目的的一种冲突

如前所述，早期竞技体育运动多以业余性为主，直到19世纪，业余原则依然被各体育竞赛委员会列入竞赛章程中，如1876年成立于伦敦的田径俱乐部以及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但是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运动技术专业化训练成为提高运动技术的重要手段，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开始放宽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同时，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也出现了以取得个人收入并将比赛和运动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运动员，运动员的劳动力资本开始作为商品进行货币交换。1980年，国际奥委会于《奥林匹克》中删除了有关“业余原则”的规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并且在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实施，更加标志着职业运动员身份的被确认。时至今日，职业体育已经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主流，而且职业运动员也成为现代社会广为认可的一种合法职业。

伴随着职业体育的逐渐形成，早期的业余性竞技运动也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正当的工作需要，作为一种冲突，它已不再是替代任何其他冲突并成为缓解这种冲突的手段，而是演变成为具有独立存在性且自身内容即是冲突的一种冲突，按照齐美尔的冲突论，即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目的性冲突。作为一种目的性冲突，对目的的实现便成为职业运动员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欲望，也是其本职工作的一种必需，这种欲望带有内在情绪，对竞技冲突有着热情的期待和向往，因为若失却了竞技冲突，运动员的劳动力资本无法当作商品进行货币交换，谋生之技亦无法展示，生存危机便由此出现。而且，出自人类竞技好胜的本能，运动训练中积蓄的冲突力量亟需机会展示，一旦有了竞技机会，职业运动员便会带着强烈的获胜目的全力以赴，更何况当竞技本能与谋生需要相绑定时，竞技体育便呈现出强烈的故意性和目的性。所以职业运动员大都热衷于各类竞技赛事，尤其是各项职业联赛，且尽力延长其职业生涯；现实中运动员无论是转会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还是在运动技术水平下降时转去低级别联赛以续旧业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对于职业运动员，因大量的时间精力倾注于运动技能训练上，较少涉及其他职业领域，故使得职业运动员成为首选甚至是唯一可选的职业，体育竞技也由此成为工作内容本身，与谋生紧密相连。按齐美尔的观点，此时的竞技体育对于竞技者而言是一种发自内心、存在着内在能量的目的性冲突，是为生存或者更好的生存而斗争，理性成分较少，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职业赛场上违规及暴力事件频发。当然，职业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一部分，依然能够有效地疏导和缓解社会不良情绪，但鉴于参赛者对货币交换的这一出于谋生的主观需求，故职业体育更多地呈现出目的性冲突的特点。随着竞技体育冲突的公开化和获胜奖金的高额化，在本能的获胜欲望及现实的谋生需要的双重催逼下，参赛者的竞赛目的变得更加强烈，敌对性也越发彰显。如此以来，职业体育俨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目的性的冲突，尤其是在劳动分工越发明晰的现代社会和竞技体育高度职业化、商业化、竞争白热化的今天。

3竞技体育作为冲突形式由手段到目的演变的后果：异化

从手段冲突到目的冲突的演变，使得竞技体育从业余体育逐渐向职业体育倾斜，即向着运动员劳动力资本被当作商品进行货币交换的方向倾斜。而与此同时，职业赛场上出现了业余竞技体育少有的现象——异化。所谓“异化”意指一种自我的丧失，即人本身的活动变成一种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且这种力量反过来剥夺人的自由，使人从属于它，变成它的工具[8]。竞技体育中的假哨、黑哨、球场暴力、兴奋剂丑闻、失业落差等等便属于典型的异化表现。可见，当竞技体育迈入以货币交换为特征的职业体育时代时，异化便随之而来，足见货币交换与异化的紧密关联，至于具体关联如何，齐美尔在他的货币论及文化现代性论中给出了进一步注解。

3.1齐美尔的货币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3.1.1齐美尔的货币论

关于货币，齐美尔并没有局限于仅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对其进行探讨，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挖掘货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讲到当货币交换在人们的交往中变得普遍的时候，理性的计算就逐渐扩展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于是抽象的计算进入生活，忽略了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最终促成现代社会的特点——理性化。而货币经济与理智至上的结合就形成一种对人对物讲究实际的态度，即社会现象成为可以度量的东西，每个人都如同一架机器中的零件，是可以被替代的，个性被忽视，个人价值被压到最低点，人成为异化之人，异化由此而生。他在该书中着重提醒人们留意货币交换的潜在危害：“货币在使得人们能够接触多种人的同时，也使得个体更加封闭，更加孤独，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9]。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本来是手段，但现实中人们却总是淡忘这一点，把它当成了终极目标，在《当代文化中的货币》一书中，齐美尔便说到“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化是任何高等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征与问题之一”，并且“人所面临的更大的危险是深陷在手段的迷宫之中而不得出，并因此忘记了终极目标为何物”[10]。

3.1.2齐美尔的货币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当竞技体育逐渐褪去业余性特征并披上职业体育的外套时，竞技体育的目的也随之从对荣誉声望的获得变成纯粹的货币交换，在齐美尔货币论的视角下，这种纯粹的货币交换使得参赛者们更倾向于量的计算，如现实中不乏有职业运动员为了职业联赛而放弃国家队比赛的事件发生，这便是货币量化权衡后的一种对量化利益更加倾向的选择结果，印证了齐美尔所言“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他曾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理，职业体育所带来的货币利益也只是桥梁，在此桥上，竞技运动者们无法栖居，更无法久栖，退役前后的落差和不适正是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表现之一。同时，齐美尔所坦言的货币交换所带来的“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也颇为彰显。随着职业竞技体育的蓬勃兴盛及获胜者奖金的高额化，所谓的“重在参与”及“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自我，挑战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的原始目地已悄然被抹煞，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击败对手并赢得比赛的这一具体手段，由此，职业体育中出现兴奋剂及暗中倾轧等不公平竞争便不足为奇，也无怪乎自奥运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以来，奥运赛场上的兴奋剂事件便大幅增加[11]。由于货币奖金的获得并不一定带来人格的完善和培养，反而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只能给人一种空洞的自由，不能给人以充盈的意义，不能给个体生命以价值方向从而积极地发展完善自我，甚至还可能造成自我的丧失，即异化。然而，面对这种现象，齐美尔认为，只要有货币交换的地方，“手段对目的的殖民”便在所难免，这是“任何高等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征”。

按此，职业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亦在所难免，并成为现代体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庆幸的是，齐美尔在其现代性论中对异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并针对异化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3.2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3.2.1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

在齐美尔看来，由货币经济催生的理性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丧失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齐美尔发展了文化现代性论。

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是基于对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所谓客观文化是指“经过精心制作、提高和完善的事物，可以引导人类灵魂走向自身的完善，或者指明个体或集体通往更高存在的途径”[12]。也即普通意义上的所谓之“文化”。而主观文化则是指“通过这种方式而达致的个人发展程度”，也即个体吸取客观文化并将之整合进自身人格结构的程度，简单来说即普通意义上所谓之“个体素质”，如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等。从齐美尔对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定义可看出，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即“文化首先意味着通过对世界上事物的培养以达到对个人的培养”[13]。

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协调发展是齐美尔对两者关系的一种期许和愿望。然而，在齐美尔看来，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现代社会却变得难以为继。现代社会中，客观文化不断增长，且日益脱离行动者的控制；面对客观文化的日益扩张，主观文化却出现了相对的萎缩和枯竭，它“绝对没有以同等程度前进，事实上，它还经常出现倒退”，于是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异化。换言之，即原本应该用来丰富涵养人类个体自身的途径和手段的客观文化，现在却越来越脱离“自己”这个创造者的控制，日益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异己力量与自己作对，不再是培育滋养自己的养料来源，这便是异化诞生的前奏，也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是齐美尔眼中二律背反的现代文化困境。至于主观文化为何相对于客观文化出现倒退甚至萎缩，齐美尔则解释为作为现代生命主体的人对文化的吸收能力天然有限，并受庞大客观文化的压抑，渐渐失去感应生活的能力，从而主体文化不能产生客观文化应有的宏观效应[14]。这种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使得主观文化不可避免地萎缩了，异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3.2.2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反观职业体育领域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按照齐美尔的理论，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普遍结局，只不过在竞技体育这个以对抗冲突为显著特点的领域更加触目惊心罢了。竞技体育从早期的业余化、娱乐化到今天的职业化、商业化，不乏各类客观文化的孕育和宣扬，如现代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所宣扬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又如不断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各种竞赛体制及规则等制度层面的文化等。但是从齐美尔的主客观文化矛盾的必然性论述来看，作为该领域文化主体的职业运动员，由于其时间、精力以及对文化的整合速度受一己之力的限制，导致其对该领域客观文化的汲取是天然有限的，不可能像客观文化那样在数量和速度上无尽地增长，也即如同齐美尔所认为的，无法将客观的文化“内”化为己有，从而造成运动员主观文化的相对萎缩，即运动员个体对客观文化的汲取程度有限，其外在表象即是职业运动员文化素质、道德水平的相对低下和滞后。

因此，当人们习惯性地将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归咎于所谓的政治及商业因素的干预、制度法规的不健全以及运动员素质的低下等因素时[15][16]，齐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给了我们一记清醒的提示，甚至给了我们一条迥异的思路，即：发生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主客观文化的非和谐困境才是竞技体育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运动员素质问题仅仅是该领域主观文化滞后的一种外在表象；同样，所谓的政府因素、商业因素、制度因素等则是该领域客观文化不顾对主观个体的渗透而独自飞速发展的一种外在表象；正是这二者之间的非和谐性才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简言之，即问题不是源于A，也不是源于B，而是源于AB之间的非和谐性关系。所以，问题的解决应着力于改善AB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发展而非单方面地改善A或者改善B。因此，对于竞技体育的异化，不能单方面地从外部归咎于政治及商业因素的干扰或者相关法规制度的欠缺等客观文化要素，也不能单方面地从内部归咎于运动员人文素养的低下等主观文化要素[17]，而应归咎于主客观文化这两者之间的非和谐性发展。换言之，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即使客观文化先进发达，如相关制度法规日臻完善，体育人文精神已然回归，但若运动主体的主观文化相对低下，即运动主体对客观文化的汲取并内化为自身素质的程度有限，那么异化仍然无可避免；反之，即使运动主体自身主观文化水平很高，但若没有与之和谐配套的外在客观文化要素，如完善的制度规则，适度的商业激励及政治干预等，那么异化也仍会存在，只有运动主体这一主观载体“人”与其所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客观文化和谐发展，异化才有可能消除。

可以说，主客观文化二者的和谐发展远胜过单方面的突飞猛进。回溯竞技体育诞生之初的古希腊时期，尽管当时物质文化水平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等客观文化要素简陋低下，但运动主体的主观文化也相应地简陋低下，从而使得主客观文化二者之间保持着和谐匹配的关系，因此当时竞技体育中的异化便无从滋生，就像齐美尔在《桥与门》一书中赞美古希腊文化时用他那充满向往的话语所言：“希腊人对哲学、科学、战略决策及生活享受等领域所做的贡献，使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能够掌握。他可直接将大量客观文化应用于自己的主观文化建设，使主客观文化得以和谐发展”[18]。

如上所述，既然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主客观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消除该领域异化现象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主客观文化的和谐发展呢？齐美尔的现代性论认为若客观文化能够及时、准确、恰当地渗透到主体文化中并实现对主体人的培养，那么主客观文化便可和谐发展，这便是齐美尔针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所开出的一剂解药。按此，要想解决竞技体育的异化，就必须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客观文化能够及时、准确、恰当地渗透到主体文化中并实现对运动主体的培养，也即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政治、商业、制度等客观要素能够与运动主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执法者等）发生良性互动从而达至彼此间的和谐发展。当然，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决绝非如此简单，这只是基于齐美尔现代性论而得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向，但却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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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准确、客观地评价我国竞技体育的地位及作用提供参考。文章指出，传统文化、现代体育理论和现代竞技体育实践是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主要因素。

竞技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政策上向刻顷斜，使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优先发展。在第27届奥运会上，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以优异成绩又印证了这一现实。竞技体育在我国得以优先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健身、娱乐、促进个体社会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更主要的是它对外能扬国威、显国力，对内能聚人心、顺民意的社会功能。 

1　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

1.1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与竞技体育最直接的联结方式就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国际竞赛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成败胜负就有着特殊的社会涵义。

1.2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现，或者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时，体育的这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前苏联有人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运动员的胜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文化的表现。"1972年美国在奥运会上惨败之后，美国舆论大声疾呼，于是，建立美国冬季、夏季奥运会永久性训练基地的计划开始实施。

2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因素

2.1传统文化方面

在亚洲的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发展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质朴、绵延世泽、热爱土地、理解感情、尚人伦、尊祖宗、重道德、尚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这些文化特质渗透到体育中来，形成了中国体育运动特殊的品格和气质，使具有宗法特点的中国古代竞技体育非常重视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竞技体育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奥林匹克兴起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像礼射这样的竞技运动，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盛唐时期，中国的竞技运动曾经达到世界的巅峰。但是中国的古代竞技运动，从一产生就蒙上了中国宗法文化的色彩，统治者把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工具，这和中国宗法文化中强调国家统一、安定的思想十分有关。于是，在中国体育运动中，竞技运动自始至终处在“手段论”的阶段，而难以进人“目的论”的阶段。

2.2现代体育理论方面

众所周知，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引进的是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它对新中国初期体育的发展、体育功能的界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我们有着与前苏联相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体育体制。前苏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建立了独立而庞大的竞技体育体系，投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把竞技运动当作体现国家优越性和提高其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30年代后，共产党的口号就是要求苏联运动员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竞技运动纪录。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奥运会从参加人数、项目设置以及竞技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和提高，各个参赛国都竭力选派最多的运动员参加最多的项目，以求在这个充分展现国际力量分配的舞台上占取一席之地。奥运会成了战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又一战场，特别是冷战期间，两大政治阵营都把奥运赛场当作施展自己政治与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阵地，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参加人数以及名次排列等都看作各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重要祛码，这样，原本只是为了强身健体的体育比赛，就逐渐变为技术上的竞争和政治上的较量。

建国初期对苏联体育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使新中国的竞技体育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在苏联体育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从60年代开始建设自己的体育理论，但处在这个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的国际大舞台上，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竞技体育社会地位被提高的国际背景影响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加强，竞技运动被作为获得国家威望的一种手段。

2.3现代中国体育实践面

建国初期，为贯彻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我们的针政策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当时我国人民刚从旧中国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虽已建国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际上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要进行建设。全国人民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要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完成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必须突出群众体育，这时我国的竞技体育也只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中有所体现，但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进新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破帝国主义的国际封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奥委会在1979年11月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地位。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指示。1984年中国首次重返奥运会，就取得金牌巧枚(名列第四位的优异成绩，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使全国人民的自尊心、自豪感得到了加强。

进人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我国政局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又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在国际上的体育地位空前提高。江泽民总书记从国情实际出发，提出“发展体育，振兴中华”的指示。这一指示实质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的，是为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服务的。它不但全面概括了体育的多功能，同时把体育作为振兴中华，提高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通过本文阐述与研究，可以发现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概念、管理理念，同时也是一门新的体育管理学理论，当然还是一个新的体育管理学概念，它不仅具有文化学的合法地位，从属于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下位概念，同时它有其自身的体系和理论。体育组织文化是文化的扩展，组织文化的延伸，却又自成体系。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是一个宏观的体育管理的新理念，它渗透在人类的体育管理实践活动之中，既体现在作为隐性的体育意识形态之中，也体现在作为显性的体育制度性结构之中。未来的创新文化研究应首先确定体育组织创新文化应包含的核心内容，制定并发展适合我国体育组织的创新文化评价体系与指标。

关键词 竞技体育 组织文化 探析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5-000-02

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

竞技体育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组织文化已成为该学科的热点研究之一。由于体育组织的组织文化可以给组织行为的成分（如员工、运动员和观众等）给予指导，同时它也能给组织的成功提供支持，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体育组织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体育组织正经历转型时期，体育组织的管理也由科学管理向管理科学阶段过渡。组织文化将是我国体育组织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目前对体育组织中的组织文化进行研究还为数不多。鉴于这一事实，笔者在对国外体育组织中组织文化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探索性地将组织文化引入到我国体育组织中进行研究，将竞技体育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弄清他们的组织文化的水平和现状、组织文化水平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以及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的关系。探讨竞技体育组织的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关系及组织文化对组织效能的预测能力。根据研究结果，为竞技体育组织提出有关建议和意见，为其提升组织效能作参考。

（二）研究意义

体育领域内组织文化研究的主流在西方，国内尚没有实证研究出现。已有的组织文化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体育组织情境，需要更多研究的验证。因此，我们选取了竞技体育组织作为研究的具体情境，探讨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问题，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组织文化研究的重视，并对我国各级竞技体育组织的发展、运动员的选拔以及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组织文化的定义

组织文化是西方管理思想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对于组织文化的研究，主要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迅猛发展，日本企业的生产率更是大大超过美国的同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美国的管理学界开始反思并研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发现，美国的企业组织更倾向于组织结构、战略计划、规章制度等硬件的管理，但却忽视了人以及人的感情因素。而日本企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因素，即日本企业的组织文化，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人们注意到文化差异对组织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组织文化，它是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组织领导人将其在组织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于对组织管理过程中包括文化、价值和心理因素等在内的非结构性因素的一种整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组织或组织独具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着组织的长期发展。

三、竞技体育与组织文化

（一）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拓展

文化是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它是无形的、隐含的，不可捉模的而又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文化包含的知识、信仰、艺术、体育、道德、习惯等都是组成文化复合整体的单元、要素、分子。用现代系统论的说法，是“文化子系统”。这些各种各样的“子文化”是构成文化整体或整体文化的基本单元，是整体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相对于其他子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现，是稍晚的事情。因此，从此意义讲，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作为一个新文化概念应具有一定的“合法地位”。

（二）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延伸

如前所述，“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是指组织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组织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组织成败的关键所在，是现代组织管理之魂。其根本作用在于始终推动着组织向着既定目标百折不挠地前进。它既是组织管理之魂，又是组织发展的动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起端于西方企业管理，一经提出就被各行各业广泛应用，产生极大影响。但它还处于自在阶段，还未真正达到自为阶段。尤其在体育界中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还很少，即使有也仍处在呼吁状态。

“组织文化”管理理念的出现，显示出强大的韧性与生命力。组织文化在每个组织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竞技体育也是如此，因为体育同其他组织一样，也需建立自身的“组织文化”，即加强竞技体育组织文化的培育与建设。体育唯发展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才能激励其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才有可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成功。“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既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管理理念。

（三）竞技体育组织文化的自成体系

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概念、管理理念，同时也是一门新的体育管理学理论，当然还是一个新的体育管理学概念，它不仅具有文化学的合法地位，从属于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下位概念，同时它有其自身的体系和理论。因为体育组织文化包括人们对体育、体育机构、体育政策和体育的执行者，诸如体育教师、裁判、教练、运动员、经纪人等人的各种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第二，人们对体育机构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第三，人们对体育政策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第四，人们对参与体育的执行者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因此，我们若把体育组织文化看作是体育现象的综合体现和产物，它可包括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制度和观念等各个方面；若把体育组织文化视体育现象的主观方面，它又主要是体育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若把体育组织文化看作是体育意识中非意识形态的那部分内容，它即是体现人类智慧、知识、经验等的文化结晶。

四、中国竞技体育组织文化的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组织文化的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期间发表、出版了许多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在各种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中，“竞技体育组织文化”基本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甚至可以说是一项空白。这一方面可能由于“竞技体育组织文化”基本理论的抽象、宽泛和不易把握，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艰涩，但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组织文化建设，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但不能移植照搬，而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中国各行各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优势，应该将这种优势与组织文化建设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文化建设格局；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的根源和外显内容，建设优秀的组织文化，对内可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外可塑造完美的组织形象，从而增强组织的竞争力；中国绝大多数行业正经历由科学管理向管理科学阶段的过渡，同样，体育管理也处在这一过渡之中。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特质文化正逐步形成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最显著的是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所起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传统影响仍十分巨大。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在体育科学管理向体育管理科学阶段过渡中，不仅应健全制度，以法治体，而且也应“软硬兼施”，以文治体，即建设好相应的本“组织文化”——体育组织文化。诚然，我国目前的体育组织文化建设尚处在启蒙期或进入期，但重要的是，在体制转轨中更新观念已成共识，转轨变型必须伴随着本组织文化——体育组织文化的变革，现代体育组织制度必须与现代体育组织文化相配套。

五、结论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体育思想；健身教育；竞技教育；竞技科学；林笑峰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6-0001-05

A review of LIN Xiao-feng’s ideology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CHEN Qi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Guangzhou 510500，China）

Abstract: As a physical education scholar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professor LIN Xiao-feng’s ideology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is one of a kind, provided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LIN Xiao-feng’s ideology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can be summed up into dialectical true ideology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unique ideology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for fitness, advanced ideology about competition education and competition science, and innovative ideology about people education. LIN Xiao-feng’s ideology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product of an era, provided with extraordinary academic influence, having an unusual referring and guiding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body-building education；athletic education；athletic science；LIN Xiao-feng

恩师林笑峰教授(以下简称先生)仙逝，杨文轩老师以一副挽联“立言立功无愧一代宗师求真求是堪为后人楷模”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对先生毕生治学的真实写照。

先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深入阐释体育与娱乐、竞技、身体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学者，是第一个提出加强竞技教育、建立竞技科学体系的学者。先生在体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观点，比如，竞技是娱乐不是体育、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健身是体育主业、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有别、运动文化体育手段化、体育多本质违背了哲学上所讲“本质”的4大特性(决定性，隐蔽性、长期性、单纯性)、要建设健身学及健身教育学，等等。可以说，先生对中国体育基本理论的梳理与发展有很多建树，影响深远。

所谓思想，属于理性认识，表现出“观念”，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先生的体育思想可以从他这些年一直倡导的真义体育为线索来思考、辨析。先生的体育观有很多辩证的元素，值得总结分析。关于真义体育的主业，先生认为是全民健身和健身教育，并就此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先生早早提出要加强运动员的教育，应该建立竞技教育体系，提高竞技科学水平。在育人方面，先生有独特的理念和方式，令众多弟子受益匪浅。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先生体育思想予以界定和评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愿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同行。

1 辩证的真义体育思想

先生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有扎实的外语(日语、俄语、英语)基础，长期关注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现代体育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而繁琐的资料搜集、翻译、提炼等工作；先生有厚实的学术功底，一向注重从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近现代体育的形成缘由与发展特征，进而在翔实论据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考证后，终于在1979年7月19日《体育报》上发表了《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和我们的新使命》[1]的著名论文，作出了惊人的学术判断：竞技(sport)不是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这个观点，对世俗的体育观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顿时遭到来自传统观点的批判。发出“竞技不是体育”的惊世呐喊，是极需智慧与勇气的，但之后遭遇的狂轰滥炸式的大批判，是一个正直学者所始料未及的。这段历史磨练了先生执着的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华南师范大学提供了舞台，使先生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弘扬。

先生借用“体育的真义”强调体育的本质在于强身健体，而不在运动技能教育。先生的观点是经得起推敲、站得住脚的。“体育的真义”出自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此文)，二十八画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忘记体育之本”的危害，说“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原因就在于“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马克思是用bodily education来标记体育的。

先生认为，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这是真义体育。现实中存在多个非真义体育，先生不赞成“金字塔”(大体育观)，便把自己所理解的体育叫做“真义体育”。先生用真义体育的初衷，是区别多本质、多目的的所谓“大体育”。先生的真义体育思想继承了徐英超教授的体质教育思想，并予以创造性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生就大胆用起“真义体育”的概念，借此区别于大体育。体育界向来用词不那么严谨，“体育教育”、“群众体育”、“金牌体育”、“体育”、“麻将体育”等不规范的用词满天飞，先生很是气愤，为此撰写过大量文章宣传“体育概念的规范化”[2-8]。“真义体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先生常常使用，用来区别“大体育”、“广义体育”。先生不同意他所说的“真义体育”是“狭义体育”，认为大、小体育的划分违背了逻辑学、哲学的常识，“大体育”是不合逻辑的连续统一体。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在真义体育的呼唤下，国人的体育价值观在不断更新。以至于国人都认识到：把体育发展等同于争金夺银，把夺金牌当作强国符号，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体育是什么？早就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因此，我们要转变观念，让体育回归增强人民体质的本质，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

今天看来，虽然“竞技不是体育”、“真义体育”的论断尚未被普遍认可，但它在引导体育观念更新、推进体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在先生等一批学者的呼吁下，国家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促成体育行政部门推出了“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协调发展的战略，老百姓都认识到了金牌并不完全代表了体育，金牌强国并不等于体育强国。先生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多次提交有关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议案。那个期间先生与弟子见面时常谈的都是他提交的议案方面的进展情况。

2 独特的健身教育思想

先生对全民健身、健身教育格外重视，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健身学及健身教育学[9-11]，说是“蓄意已久的夙愿”，并倾注大量心血。先生认为，健身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建设人的身体或健全人的身体或增强人的体质。健身应该包括健脑，不应该仅是健四肢。先生强调，健身的手段包括了身体活动(基本体操、活动游戏、健身舞蹈)、生活制度(饮食、起居、劳逸)、优生措施、养生措施、卫生措施、自然力等。

体育界曾经一度批判单纯生物体育观。先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身心关系的剖析来支撑自己的学术思想。关于体质与精神，身心关系，先生有独立的见解。先生认为，人的体质含有精神的物质，精神离不开人的体质。精神发生于体质，落实到体质。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人脑物质产生的，没有人脑物质就不会有精神。精神变化万千，反映了人脑物质的复杂和奥妙。先生非常推崇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增强体质和健康第一的理念。先生认为，体质和精神上思想错误的总根源在二元论与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精神)第二性的理论看，要求“体质淡出”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先生1989年撰文提出体育思想的科学化问题，强调以运动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这是体育科学化的必然要求[12]。体育思想的科学化，是我国体育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而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这是先生用厚重的人文精神关注体育发展的基本视点，岂可以单纯生物学观点强加于先生。

先生是在对发达国家体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运动项目的手段与目标一致性的理论，非常实用。运动项目是拿来作为手段的，既可以用作健身，也可以用作竞技夺标。判断运动项目的属性，就看拿运动项目达到什么目标。关于运动处方，先生极力推崇。认为在学校、在社会广泛推行运动处方，可以极大地提高体育健身的科学性、实效性。

先生认为，现代化有集约化的趋向，选择体育手段要遵循高质轻负的原理，要减小难度，在手段方面加大难度，就容易让人受伤，损害健康。今天人们讲“轻体育”、“软式体育”，正是先生独特健身思想的反映。在很多地方，先生的体育思想有超前性，这种前瞻性来自先生对体育发展的科学判断和始终站在体育的学术前沿做研究的良好习惯。

就学校体育而言，先生非常担忧，认为学校里边的体育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需要，总是搞运动技能的传习式教育，而不是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先生长期致力于强调学生身体锻炼的实践教学，自1992年退休后的近20年里，也不停地探索健身和健身教育的学问。对于竞技运动在学校里边如何发挥作用，先生并没有简单反对，而是从“运动文化体育手段化”的视角，积极倡导“竞技运动教材化”的实践。受先生启发，笔者撰文《应该重视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研究与应用》[13]，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从我国学校体育的实际情况看，尤其是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的确需要将竞技运动的难度、危险度降下来，而增加竞技运动作为体育教材的趣味性、实效性。先生肯定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先生撰文强调，运动只是体育教师的工具。体育教师首先是教师，不能按照培养运动员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先生关于健身和健身教育的诸多观点在今天依然非常有指导价值。

3超前的竞技教育与竞技科学思想

先生在国内是首倡竞技教育与竞技科学的学者。翻开1986~1989年先生的讲学笔记，先生的言谈及思想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先生认为，竞技教育(SPORT EDUCATION)这个词在发达国家用得很广泛。美国、日本等国家比较早对竞技教育与体育关系进行研究。竞技不是竞技运动的总称，不等于竞技运动。竞技、竞技教育均为过程关系概念。竞技过程和竞技的准备过程都有竞技的教育问题，体校搞的就是专业竞技教育。竞技教育、杂技教育等均属于教育范畴，但是竞技不能直接属于教育。竞技教育是为金牌而进行的教育，体育是为身体而进行的教育，二者同属不同种。学校里边除了体育，还有竞技教育。体育中包含了多种竞技教育，说没有是不符合实际的。学生掌握点竞技知识，会欣赏比赛，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喧宾夺主。现在的学校体育，有把体育竞技教育化的倾向。这要引起注意，要反对在学校体育里边搞竞技普及，以竞技教育代替学校体育。

先生指出，体育的科学化、现代化，要求我们不能把学校体育搞成竞技教育。学校可以搞竞技俱乐部，搞学校运动队。但应该明确体育与竞技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当然，反对在学校里边搞竞技教育，也不现实，应该理性认识和对待学校体育和学校里的竞技教育。先生的这些学术见解非常深刻，至今仍有很好的现实指导作用。如今，在美国的高校，体育专业教育、学校公共体育、高水平竞技运动是分开的，有各自的管理机构和运作体系，既有合作，但又井水不犯河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生治学的远见卓识。

先生一贯强调要加强运动员的教育，运动员不能得了金牌就什么都不管了。最近网络热炒前世界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沦落到北京街头卖艺的事件，有人认为是体育的异化，这不无道理。先生曾一针见血指出，体育界要摒弃“卖艺式”的教育模式，对于竞技运动，同样要加强对运动员的思想品德教育、文化教育，不能把运动员培养成只有一身技艺而没有正常人格、没有文化修养的庸才，运动员只有一技之长就没有出路。张尚武的悲剧不是一个个案，在他之前，才力、艾冬梅、邹春兰等人都曾因退役后的凄惨境遇而获得了广泛同情，并引发了对举国体制的思考。先生自己曾经是体操运动员，有切身体会，因此在自已的教学研究中常常关注运动员的教育问题，显现一代学者的无私情操。

先生坚持认为，科学是分科之学，不是大杂烩，不是多功能，大、小体育的划分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承认竞技教育？为什么不写竞技的目标任务？无非是想混为一谈，以体育之名行竞技之实。先生1984年就撰文分析比较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的区别，指出国际上用科学来研究竞技问题是1914年前开始的，竞技科学被做为一门新兴科学来注意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先生认为，竞技科学(SPORT SCIENCE)是以竞技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反映竞技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竞技科学所研究的是与国际奥林匹克竞技训练、比赛和管理有关的，为夺取金牌而努力的事情。先生是在国内最先提出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相区别的学者，这不仅得有勇气，还得有智慧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学者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文精神。

先生治学有独到眼光，对一些领域的发展趋势常有惊人的预见性。比如，竞技运动的职业化问题，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积极推介甚至鼓吹发达国家关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一些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学生们当时都觉得先生的言论太过超前，感觉离中国的实际差距太大，但时隔30年，当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国人围绕举国体制和竞技运动职业化体制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们才猛的回过头来，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远见卓识。

今天，在李娜现象之后，引发的对于举国体制的大讨论，吸引了大批的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和无数热心观众的参与，相信对我国竞技教育的普及、竞技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4创新的育人思想

先生在体育专业研究生教育方面亦有诸多与众不同之处。

一是先生奉行研讨式教学的先进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先生的课基本上是研讨式的，无一满堂灌的课。先生在研究生第一年的每个学期都要布置6、7个专题，让学生查资料、写文章。先生从选题、论点、论据、论证，到写作风格，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一一评说，措辞严厉，从不留丁点情面。先生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方法在中国超前了30年，现在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倡导的和大力推行的都是这种“研讨式教育”。

先生在学术上特别注重创新，常常要求弟子们“进入学术前沿钻研”。先生特别忌讳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特别反对御用文人、缺乏独立思考。先生说，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发现学习而非掌握学习。学术研究是要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先生提倡学术批判，目的在繁荣学术。先生说过，在学术上，甜言蜜语非友谊，直言不讳出真情。先生一贯重视“理念”，教育要有理念，研究要选理念题来做。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止于“现象加想象”的水平，应该提高到理性水平上来，研究生要多做理念题。先生的这些教诲，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太需要弘扬先生毕生倡导的研讨式教学、创新式教育了。

二是先生极力倡导通识教育，学好文史哲成为先生的口头禅。先生常常要求研究生要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补课，为什么用词不准确、不确切，跟文史哲的修养不够有关。先生教导我们学不通时多查词典，多思考，弄清原委。先生对弟子常说的话是，“学好文史哲，把握学术前沿”，“多读书、多思考、多辩论、多动笔”等等，几近口头禅。

先生对学生文史哲的学习出奇的重视。早在1987年，先生就请了吴翼鉴先生来给弟子们开讲《体育哲学》，在当时我国体育哲学研究成果还不多的情况下，吴先生欣然应允讲授“体育哲学”，实在不易，这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可以说，吴先生的体育哲学课讲得很生动，深入浅出，后来在授课基础上出版的《体育的哲学思考》是我国体育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三是先生严谨治学，时刻不忘教书育人。先生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凡是先生提出的学术观点，往往都要引经据典，有严格的出处，论点、论据、论证常常要反复推敲。先生在学术用词方面非常严谨，比如，“体育教育”、“竞技体育”这样的词汇，先生是不用的。先生认为，规范的用词是身体教育、体质教育，竞技教育。

在笔记本里找到先生1986年10月16日晚给我们研究生的教导内容，先生建议我们每天学习10小时，不要浪费时间，先生说自己最多时候一个晚上要写14封信。先生认为科学是以一定对象为研究范畴反映其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现实中的种种体育现象按照科学的标准来分析，经得起推敲的不多，搞研究不能认为“差不多”就行了，要精益求精。先生常常教导学生要敢坐冷板凳，甘当学术傻子，能达到王国维所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那就进入境界了。先生的教导，弟子们终生难忘。弟子们多与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继新、文谦师兄远在东北，这些年却常常借着各种机会来看望先生，令人感动。先生的众多弟子，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先生对弟子们的严格教育、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先生曾担任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数十年来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始终无私关注着国家体育、竞技事业的科学发展，为国家体育的发展多次递交提案，贡献其毕生所学，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执着的真理追求和拳拳的爱国之心。

先生的体育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我国体育界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这种崇高来自资深教育家、体育学者对先生的尊重。老一代的体育家徐英超、黄震、陶德悦、董安生、吴翼鉴等都是先生的至交。先生的体育思想在1982年受到批判时，这些体育界的前辈都非常支持他，大家都有很深的默契。有的学者原本是主张大体育观的，后来对体育的本质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转而支持真义体育观。这种认识上的转变非常不易，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先生有权势，而是因为先生讲的是真理。

著名作家王蒙说，文化的强大需要一批有牛劲的专家。这话说得好，我们的先生就是认准了真理后大有10头牛也拉不住的劲。先生有着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坚持真理，从不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先生就是这样特立独行、深邃而富有远见的学者，即使在1982年遭到批判后，也从来没有灰心过，没有犹豫过，没有打退堂鼓。而这样极富个性的学术大师能够在华南师范大学得以发展、扬名，是与杨文轩老师海纳百川的领导胸怀及其创设的宽厚、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的。

今天，回顾先生对国家体育学术发展的贡献，评述先生独特的体育思想，感恩先生的教诲，学习先生的治学风格，对于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和体育学术大家、推进我国体育的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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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军献. 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眼中的体育――吴翼鉴先生访谈札记[J]. 体育学刊，2011，18(2)：1-4.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举国体制；反现代化；国家主义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08-03

Contemplation and dissection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based on hypotheses in the theory of “anti-modernization”

ZHAO Jun，XU Ji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jiang 21200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ypotheses in the theory of “anti-modernization” put forward by Mr. QIAN Chen-da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uch a proposition hypothesis as that the nationwide system is an “anti-modernization”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wide system and nationalism, as well a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anti-modernization, and the ultimate objectives of competitive sport,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the nationwide system is the suspect of “anti-modernization”. In the mean time, the authors also dissec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and anti-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monitor and rectify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through self retrospection on the nationwide system.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nationwide system；anti-modernization；nationalism

所谓的“反现代化”，就是揭示这样一种现象：“他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他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种有效的途径。”“‘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它只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及社会存在，以‘变’而维护‘不变’”。本文即以此理论假设为基理来思考和辨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反现代化”。

“反现代化”理论假设的逻辑起点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争论，即现代化是不是只有“西方”的模式，存不存在“非西方”的其他模式？其实，各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其模式也是多样化的，只是现代化的方向是相同的，即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如果举国体制是表面上接受现代化，但它实际上只是接受现代化的形式，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及社会存在，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那么我们可以判定举国体制是“反现代化”的体制。同样假设的另一面，如果它接受现代化，并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促进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维护现代价值及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它的价值取向是向前的，那么举国体制是现代化的体制。

1举国体制“反现代化”分析

1.1举国体制与国家主义的关系

分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价值取向，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举国体制的本质属性，而判定它的价值取向的对照物是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对比举国体制与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异同是判定举国体制价值取向的先决条件。郝勤[2]认为“举国体制”是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提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国家实施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形成包括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教练体制、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维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梁晓龙等[3]认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指我国为了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在发展竞技体育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制度设计。这种发展方式和制度设计本身就表明国家对发展竞技体育高度重视，把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特殊行业加以对待，作为一项特殊事业加以发展，这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一个具有基本意义的内涵。”栾开封[4]在深刻分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政治内涵时提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建立，正是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竞技体育的体现，是许多国家想做而难以做到的。”查阅诸多有关举国体制的定义、内涵、功能的文章，对举国体制的论解重点无不是国家意愿的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主导作用，强调以国家为本位，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等，所有肯定举国体制的论点无不建立在主张国家具有绝对的价值的论据之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家主义的本质体现。

本文所指的国家主义是以个人为参照系的国家主义，也可称为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推崇国家理性，认为国家有独自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国家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它拥有全面的、最高的权力[5]。国家主义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现代化要求国家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国家是推进现代化唯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目前，尽管国家主义呈现出相对弱化的趋势，但只要现代化进程还在继续，国家的历史使命就不会终结，国家主义也就必然存在。中国正在大力且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国家主义的存在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反现代化”的论证提供了基础。

1908年伦敦奥运会开创了以国家为单位记录体育成绩的历史，它按照国别统计奖牌数，并在运动会结束时公布和印发了各国得奖统计表，这一开创性的举措刺激了各国运动员竞争欲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奥运会和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义，尤其是历来把国家民族的荣誉放在首位的中国，国家主义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奥运争光计划”可以说是中国竞技体育国家主义现阶段重要的产物。读吴寿章[6]《起草“奥运争光计划”的台前幕后》一文后，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能更清晰地了解到“奥运争光计划”是以贯彻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发展战略，“奥运争光计划”取其扼要就是“金牌战略”。不论奥运会的信念是“重在参与”还是“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7]159，而我们制定的奥运争光计划是夺取金牌，争取奥运金牌数量“第二集团前列”。的确，2008年我们战绩辉煌，金牌数量远远高于美国。但要看到我们的每块金牌所投入的财力和物力，虽然美国受金融海啸重创，但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远不如美国，举国体制已把体育赛事与国民产值的对应关系颠倒。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独联体45枚金牌领先美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33枚金牌紧追美国。苏联和东德也曾是穷国大办体育赛事，依靠举国体制竟然在很短时间内就将美国及欧洲各体育强国击败[8]。但十多年来，俄、德已实施市场经济整改，小政府而大社会，体育运作也不例外；先前的整体优势骤然消失，强大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体育始终稳步前行，且迄今仍在享受举国体制的厚待[7]167。

1.2国家主义与“反现代化”

“对于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国家主义通常有正负两面效应。一方面，它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是抵制现代性(体现为世界性)的传统势力”[9]。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发展经济，需要国家主义的积极效用，这也是国家主义仍然存在的现实功用。但国家主义有其两面性，既有以“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中华”为号召的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又有由于抵制西化而可能带来的“反现代化”的作用。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认同感，包括创造国家认同的强烈愿望。因为，这个认同对象在向现代化技术和文化进行大规模外借时，却面临着拥有现代化技术和文化的国家的严重威胁；但迫于现代化国家的威胁，又必须引进现代化技术和文化，实现国家富强，消除外界的威胁。国家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是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的，此刻的价值取向是向前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进展、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国家主义又表现出了一定的障碍性，价值取向转变为向后的。总的来讲，国家主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价值取向逐渐趋于“反现代化”的一面。

1.3举国体制与“反现代化”的关系

通过举国体制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反现代化”逻辑推理分析，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远发展来看，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有碍于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体现出“反现代化”的一面。如果这一逻辑分析不足以证明这一论点，我们再从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来分析。

如果没有奥运会，没有体育赛事，没有诸如此类的活动，是否仍然要发展竞技体育？回答是肯定的。首先，竞技性是体育的本质特征，不能避而独存。再者，竞技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体育发展的起点。回顾新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不难看出，我们发展体育的思路实质上是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开展的，发展国民体育需要竞技体育为龙头来带动。在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阶段，体育的公共利益是什么？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是应该实现和满足人们的体育公共需求，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体育的精神的和物质的需求？竞技体育既然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应该以此目标为方向呢？但在现阶段，这种公共利益在举国体制保障下仅仅表现为为国争光，提供给人们一种基本的精神愉悦和满足。现代化的中国竞技体育是什么样的呢？那应该是更快捷、更经济、更全面、更具活力，更好地为人们的体育需求服务的竞技体育。现代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应该以公共体育利益为导向，而不能以市场为导向，也不能以金牌为导向。从这一点我们再看举国体制保障下的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反现代化”的性质不言而喻。

2“反现代化”理论与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建设

人们太容易把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缓慢发展和过多挫折归咎于举国体制的保守性、落后性，认为只要通过举国体制的改革就能促进或加速体育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延误未必是由保守派一手造成的，革新也可以造成同样的结果[1]。孰不知举国体制的改革也有可能造成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延误，甚至阻碍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发展，成为“反现代化”的举措。如果举国体制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来掩盖、掩饰其维护传统价值及社会存在的实质，让改革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那么举国体制改革的“反现代化”属性就自然显露出来；如果改革是接受并促进现代化，那举国体制的改革正是我们需要的竞技体育现代化推进剂[10]。

中国既然要全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包括中国的体育事业也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那么对中国竞技体育相关体制持续的“反现代化”思考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没有对中国竞技体育现行体制的自我反思，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就没有进步可言，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对现存体制的矫正。对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进行自我反思，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给中国竞技体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刻的揭示与判明，从而对现代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牵制，更有利于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体制是充分保障人发展的体制，在现阶段尤其要注重人的发展。因为对举国体制“反现代化”批判是对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反思，是对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过程的反馈和矫正，其作用在于调节或缓和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使竞技体育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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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凡红. 民族主义、东方主义、全球化：亚运会[J].体育学刊，2007，14(9)：39-40.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中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因素

前言

竞技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政策上向刻顷斜，使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优先发展。在第27届奥运会上，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以优异成绩又印证了这一现实。竞技体育在我国得以优先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健身、娱乐、促进个体社会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更主要的是它对外能扬国威、显国力，对内能聚人心、顺民意的社会功能。

1　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

1.1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与竞技体育最直接的联结方式就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国际竞赛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成败胜负就有着特殊的社会涵义。

1.2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现，或者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时，体育的这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前苏联有人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运动员的胜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文化的表现。"1972年美国在奥运会上惨败之后，美国舆论大声疾呼，于是，建立美国冬季、夏季奥运会永久性训练基地的计划开始实施。

2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因素

2.1传统文化方面

在亚洲的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发展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质朴、绵延世泽、热爱土地、理解感情、尚人伦、尊祖宗、重道德、尚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这些文化特质渗透到体育中来，形成了中国体育运动特殊的品格和气质，使具有宗法特点的中国古代竞技体育非常重视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竞技体育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奥林匹克兴起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像礼射这样的竞技运动，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盛唐时期，中国的竞技运动曾经达到世界的巅峰。但是中国的古代竞技运动，从一产生就蒙上了中国宗法文化的色彩，统治者把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工具，这和中国宗法文化中强调国家统一、安定的思想十分有关。于是，在中国体育运动中，竞技运动自始至终处在“手段论”的阶段，而难以进人“目的论”的阶段。

转贴于 2.2现代体育理论方面

众所周知，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引进的是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它对新中国初期体育的发展、体育功能的界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我们有着与前苏联相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体育体制。前苏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建立了独立而庞大的竞技体育体系，投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把竞技运动当作体现国家优越性和提高其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30年代后，共产党的口号就是要求苏联运动员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竞技运动纪录。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奥运会从参加人数、项目设置以及竞技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和提高，各个参赛国都竭力选派最多的运动员参加最多的项目，以求在这个充分展现国际力量分配的舞台上占取一席之地。奥运会成了战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又一战场，特别是冷战期间，两大政治阵营都把奥运赛场当作施展自己政治与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阵地，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参加人数以及名次排列等都看作各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重要祛码，这样，原本只是为了强身健体的体育比赛，就逐渐变为技术上的竞争和政治上的较量。

建国初期对苏联体育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使新中国的竞技体育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在苏联体育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从60年代开始建设自己的体育理论，但处在这个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的国际大舞台上，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竞技体育社会地位被提高的国际背景影响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加强，竞技运动被作为获得国家威望的一种手段。

2.3现代中国体育实践面

建国初期，为贯彻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我们的针政策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当时我国人民刚从旧中国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虽已建国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际上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要进行建设。全国人民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要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完成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必须突出群众体育，这时我国的竞技体育也只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中有所体现，但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进新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破帝国主义的国际封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奥委会在1979年11月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地位。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指示。1984年中国首次重返奥运会，就取得金牌巧枚(名列第四位的优异成绩，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使全国人民的自尊心、自豪感得到了加强。

进人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我国政局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又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在国际上的体育地位空前提高。******总书记从国情实际出发，提出“发展体育，振兴中华”的指示。这一指示实质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的，是为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服务的。它不但全面概括了体育的多功能，同时把体育作为振兴中华，提高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　结束语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云南省，高水平，大学，价值

 

0.前言

我国1987年开始在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自此开始了在大学开展不同于普通意义上课余体育训练的竞技体育，同时也标志着我国高校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事业突飞猛进，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也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促进高校体育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着国内、国外大学竞技体育的广泛开展，大学竞技体育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开展大学竞技体育对大学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成功的大学竞技体育为学校的团结、忠诚、学校的荣誉以及学生的申请、招生和经费的增加都有重要意义。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有了自己的高水平队伍，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有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受关注度似乎高于为开展高水平运动的高校。高等学校是人才密集之处，体育师资知识层次高，并具有较完善的场地设施和器材，有利于培养有科学文化知识、能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人才，使高水平代表队尽快实现与世界大学生高水平队伍抗衡的目标。本文从价值观角度出发，略谈云南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大学体育中的重要性。

1. 高水平运动队有助于我省提高竞技运动水平

竞技运动水平可以分成两点来解释：一是竞技成绩，即赢得更多的比赛，创造更多的优异成绩；二则是拥有更多的水平较高的竞技体育人才。而开展大学竞技体育对提高我省竞技运动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论文参考网。首先，开展大学竞技体育可以直接提高我省的竞技运动水平，主要表现为优秀的大学竞技体育代表团或个人代表省或学校参赛并取得较好成绩，来提高我省的竞技运动水平。

云南大学篮球队在2004年获得第七届cuba大学生篮球赛云南赛区冠军2006年获得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云南省冠军和云南省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冠军。

从云南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项目来看: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游泳、武术、乒乓球等项目.项目繁杂。云南大学篮球高水平运动队不仅在篮球多次独占鳌头，云南大学游泳队也屡次取得在重大比赛中取得佳绩，在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运动会上游泳比赛中,获女子团体第六名;获男女团体第九名;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其中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3枚;5个第五名;4个第六名.是典型的运动成绩、道德风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充分证明了大学开展竞技体育对我省竞技运动水平的能动作用。通过开张大学竞技体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较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人才，并以此为契机带动了中小学开张竞技体育的主动性，为我省体育系统和其他开展竞技体育的行业，企业输送竞技体育人才。

体育的作用体现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促进省与省之间乃至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凝聚力。论文参考网。1959年容国团为中国取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让中国人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70年代的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创了我国外交的崭新局面；80年代的女排拼搏精神激励着几代中国人为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繁荣富强而奋斗；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和2008北京奥运的成功的举办，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来自世界的各地人民为同一个梦想齐聚北京，中国同胞们也齐聚北京为百年奥运而欢聚，这充分体现出了被激发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希望更多的高校能重视和支持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发展。

2.能积极推动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的开展

竞技体育是一项综合的、范围较广的竞技运动。他应是校园内最大的课外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给学生提供教育经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应是休闲计划的一部分。发展大学竞技体育对推动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体现在大学竞技体育的影响作用、榜样作用和辐射作用上。在大学校园内许多学生运动员。学生运动员代表着大学竞技体育，传递、散发着大学竞技体育的功能。学生运动员通过与大学内各个不同群体的交往，影响着别人的体育观，改变着别人喜爱体育的程度，引起别人的体育兴趣，带动着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进行体育锻炼，从而推动着学校体育课余活动的开展。学生运动员影响着身边的人从事体育锻炼的关系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大学生运动员与其他体育人员的关系图

正因为学生运动员与周围这么多的人群发生着关系，学生运动员很好地推动了课余体育活动的发展。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运动员在对周围群体的锻炼积极性、体育知识、兴趣和观看体育比赛方面影响着他们的体育观和行为，正是这种影响推动了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的开展，也进一步说明开展大学竞技体育能推动学校业余体育活动的开展。

3.高水平运动队能一定程度提高学校声誉

学校文化有显性文化和隐形文化，学校声誉属于隐形文化，而这些隐形文化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呢？学校的声誉、学习氛围、文化环境等是无形的，这些无形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显性文化的发展，现在通过体育传达着学校声誉有着显著的效果，也是非常经济和实惠的方式。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对大学的发展和竞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名声好的大学也离不开大学竞技体育的开展，尤其在美国、欧洲的大学特别注重这一点。通过十几年来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开展，我国多数大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即发展大学体育可有效提高学校的声誉。

昆明理工大学自招收足球特长生以来，体育特招生很好地推动了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而且为理工大学争了光，提高了知名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美国有学者也做了大学竞技体育对提高学校声誉作用的研究，通过数据对比得出，竞技体育办的非常出色的大学在报纸上和电视节目上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竞技体育一般的学校，在如今媒体如此盛行的当今，代表队出去参赛赢得比赛都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而通过这样的方式是最容易扩大学校声誉和知名的方式。

4.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大学开展竞技体育，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体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体育的传授不仅是机能的传授，更多的是对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体育观念的养成，所以，大学竞技体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大学通过开展竞技体育，举办各级、各类的校内和校际体育比赛，可以给教师、大学生、提供更多的观赏体育竞赛、参加体育竞赛的机会，增加了师生、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团结协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从而起到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推动校园文化的建设。大学竞技体育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对校园文化有着促进作用（图二）

图二 大学竞技体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大学竞技体育相关内容隶属于校园文化促进作用

场馆大学物质环境美化大学校容校貌

代表队 拉拉队社会组织有利于校园文化层次的建设

训练、比赛 课外活动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有利于校园精神层面的建设

从图二可以看出大学竞技体育的开展，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校园文化有促进作用，其一是开展大学竞技体育必须有相应的体育场馆，而这些大型的体育场馆的兴建不仅满足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的需要，而且更完善了大学校园物质环境的假设，美化了大学校容校貌。

5.增加复合型体育人才的数量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队员，在学校期间，即参加了学校的文化学习，还接受体育训练，掌握运动技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这样的高水平运动队伍建设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发展，培养了更多有用的、复合型有文化的体育人才。

我国体育人才来源于：一 来自于体育高等院校和各类院校体育系，这类体育人才由于接受的教育性质不同，大多数从业于教育系统；二 来自于体育运动训练系统，接受专业运动训练，竞技技术、运动水平很高，但在文化课上接受的教育较少，主要从业于运动训练系统；三 来自于各大专院校体育代表队，这类人才既有各自不同的专业，又有体育特长，从业余社会各行各业；四 那些虽然没有受过体育教育，但却热衷于体育，通过自学自练掌握一定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人群，大多数分布在各行各业。

从目前社会的需求来看，社会所需要的是既有专业特长又有体育特长的第三类体育人才，这类人才即在学校接受高等文化教育，又接受专门的体育训练。论文参考网。毕业后掌握了相关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当他们毕业后由于各自不同的专业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分散于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各地区。他们的体育知识、体育能力会在工作当中无形地辐射于周边的人群，是各行各业开展体育的骨干指导，对推动基层体育比赛和训练有重要作用；同时这类复合型的体育人才能提升人们对终身体育的认识，这类体育人才对我国体育人口、增加国民体制有重要的意义。

6.结论

从我省目前有高水平运动队伍的高校可以看出，高水平运动队伍的出现，丰富了学校的业余文化生活，推动了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体育工作的开展。成了高校宣传、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途径。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复合型体育人才。所以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伍对我省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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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玲,湛育明.略论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价值.体育科技,1998,2.

[3]胡晓峰.云南大学高水平运动队运动员管理与发展思路.云南大学学报,2007.

[4] 徐辉军等.拓展高水平运动队在促进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中的作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7.

[5]戚晓明.试论高校办高水平运动的发展战略. 山东体育科技，1990，3.

[6]丁玲娣.谈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竞赛体制模式改革.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2.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在政府的支持、培养和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政府对待竞技体育的根本态度以及发展竞技体育的方法论等意识领域内涵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文化构成,这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观动因,也可称作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竞技体育意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了我国坚持和发展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观念、根本态度、核心价值导向和重要思维方式。

2新中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思想文化变迁及其特征

2.1竞技体育思想形成初期:意识单纯化(1949~1978年)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在国际上还深受西方国家的排斥和抵制。为了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开拓与国际间交流和合作的环境,十分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展示新中国,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这个新兴的国家,记住她的名字、特征和形象。而竞技体育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就是赛场上的奏国歌升国旗。因此,利用竞技体育的这一特殊文化活动形式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形象,为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正是当时我国参与国际竞技体育大赛的重要政治诉求,充分体现了当时我国竞技体育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意义。195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了奥运会。但离开幕式只有2天时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新中国参加奥运会。后来国际奥委会在赫尔辛基开会,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当邀请电到达北京的时候,赫尔辛基奥运会已经开幕。此时,总理就对中国代表团出征赫尔辛基的意义作出了批示:“一定要去,告诉大家,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赛场就是胜利”[1]。1952年7月29日,“迟到”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期间还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赫尔辛基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许多国家的运动员都为能够得到一枚像章而感到荣幸[2]。1952年6月20~24日,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分别为成立大会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重要题词;大会通过的章程中明确写道:“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3]题词内容和大会章程充分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思想。1959年,容国团为我国获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激励和鼓舞了运动健儿为国争光,还激励着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奋发向上。随着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便形成了“为国争光”的意识核心。1971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僵持,揭开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最终促使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建交。在“乒乓外交”之后,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乒乓外交”的成功,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功能的拓展,在原来单一的“为国争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为政治外交服务的功能和任务。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早期形成阶段,保家卫国、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在国际舞台上为政治外交做贡献等,组成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意识体系。而总体来看,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体现出当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结构简单、性质单纯的基本特征。

2.2竞技体育思想文化的发展时期:价值多元化(1979~2008年)

1978年以后,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完善。在思想文化领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整,使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成为了时代典型,也相继出现了信息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和代价观念等等,这些也为指引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一方面继续了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强调要通过奥运会、世锦赛等大型国际赛事的渠道,以金、银和铜牌的数量及奖牌数名次排位的形式来实现“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多元发展,注入了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思想。从延续性上看,展现国家形象,为政治目的服务,我国竞技体育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连续5次夺得世界冠军,“女排精神”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随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体育口号便响彻了一个时代;1984年在美国举办的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展示了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发展;2001年北京成功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举国欢庆,这也极大的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也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新辉煌之后,以竞技体育为桥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文明成果成为了强烈的愿望,这些都是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当中关于国家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从变革发展上看,1978年以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单一的为政治服务的发展思想已经逐渐改变。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体育运动高峰”到“建设体育强国”;从“奋力拼搏,为国争光”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从“以青少年为重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到“奥运战略”和“体育社会化”,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竞技体育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社会价值体系逐渐形成,人们开始了注重个体自身的兴趣和需要,开始了关注自己生活质量的提高。此时,呼吁竞技由“工具论”向“玩具论”转变,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思辨与更新在体育学术界的参与下呈现出了复杂化、多元化的态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增强,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一定程度的模糊性[4]。社会多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逐渐增强,在竞技体育思想上则集中表现在:是“锦标主义”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更高、更快、更强”还是“重在参与”,是“找回自我,渴望成才”还是“注重实用、偏求功利”等,这也最终造就了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多元意识体系的形成。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我国竞技体育思想的发展也逐步面向了多元化、全面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当中,从管理机制、训练模式与方法等客观条件的发展上,甚至在其人文价值取向上,也逐步体现了讲究科学效益和人性化的思想要求。价值目标趋于多元化和思想文化结构朝着层次化方向发展是这一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2.3竞技体育思想的全面发展与深化改革时期:科学发展(2008年后)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不能停留在“锦标主义”里只注重金牌,注重竞技体育文化发展结构的调整,关注竞技运动及其人才的健康发展,让竞技体育文化走向社会为群众的健康文化生活及其质量的提高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规范化、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思想理念,正在不断的充实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体系。近年来,践行“体育强国”战略,注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结构和质量,关注竞技体育对社会带来的文化价值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内在需要。现实中,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模式也都在发生着变革,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运作真正实现了突破,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网球、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都以适合自己的模式进行着运作发展,最近李娜获得法网大满贯的冠军,社会上热议网球的单飞模式,就是网球项目在管理体制上创新的结果。目标紧盯国际化和现代化,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维方式日渐科学合理。新时期,为了引导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更有生气更加强大我国的竞技体育思想文化体系依然在不断的推成出新。与时俱进,践行科学发展观,理论化、科学化、体系化则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竞技体育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竞技体育 竞技体操 后备人才 培养 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竞技体操运动技术的更新不断加快，运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越来越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竞技体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之一，如何继续保持并扩大这一优势，关键在于后备人才的培养，这既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竞技体操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遵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普遍规律。但各项目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要研究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首先应从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出发。本文正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分析入手，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以寻求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新视角。

1．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1.1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历史渊源

很早人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曾提出培养“德、智、体”和谐发展，“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完善的人”。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学说，提倡人性以反对神学，提倡人性自由以反对宗教禁锢，要求多方面发展人的个性，主张和谐发展，倡导造就全才。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教育家卢梭论述过给儿童多方面的教育，使儿童的体力、智力、道德能够得到和谐发展的思想。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一些多才多艺的人称作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同世纪，英国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出为了年轻一代及未来人的幸福，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智、体、德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男男女女”。虽然这些思想有着不同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但无疑是有价值的。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1.2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涵义

“全面”一词在我国《新编汉语词典》中为“事物各方面的总和，不偏于某一方面”之意。“发展”在我国《新编汉语词典》中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也指（组织、规模等的）扩大”。二者所指的“事物”都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物”。因此，笔者认为“全面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产生影响的各因素不断由量变到质变，实现质的飞跃而达到协调统一的变化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由自然和社会长期发展所赋予每个人的一切潜能的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它包括个人的能力和才能（体力、智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交往能力等）的全面发展和个性（个人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充分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

1.3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站在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战略高度来构建人的发展问题。它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的发展是首要的也是最终目标。人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程度又制约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以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从现实意义来说，人的全面发展一般是指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和谐统一发展，它主要包括“人的身体发展，人的智力发展，人的个性品质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为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

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所获金牌位居金牌榜的第三，这是我国竞技体育新的里程碑。同时，我国又获得了2008年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给我国竞技体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培养出高规格的满足社会需要的后备人才，成了各体育工作人员共同关注的课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保持同步甚至超前发展，并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赵玉亭、罗普磷等认为合理的人才交流方案是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郭维民、王荣强认为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加强运动员的管理和训练，要发挥教育、体育两个部门的优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生课余训练体制和进行科学化的管理。陈国瑞、许月云认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发挥教、体综合效益，共同培养后备人才；应改进教学管理措施，提高运动员文化水平；应加强各类学校管理，不断改善内部环境；应重视基础队伍建设，完善三线训练体系；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开辟新途径；重视高校队伍，建立新型培养体制。于振峰、张振东等认为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完善培养体制；扩大运动员人口；重视运动员体能训练，强化基本技术。安雅然、韩冰认为新经济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培养机制的运行要树立人才观念、科技观念、集聚观念、新经济观念以促进竞技体育培养机制的持续发展。钟秉枢、梁栋等认为“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加快训练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走体教结合的道路，鼓励和支持社会以及个人资助、兴办业余训练，应积极推动各地体育运动学校与各高校结合，提高办学规格，增强办学效益”。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管理机制、运行机制、训练机制、竞赛机制等方面，也就是说主要体现在怎样培养的问题上，而对培养对象――青少年运动员自身的研究较贫乏，忽视了青少年运动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即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与当前社会发展和竞技比赛对人的要求极不相称。因此，加强对包括竞技体操在内的竞技体育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对象的研究，是完善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

3． 全面发展理论对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启示

竞技体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我国竞技体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竞技体操技术不断更新，难度日趋加大，而且各国进步迅速，各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21世纪，各国之间竞技体操的激烈竞争，不仅是运动技术的竞争，也是智慧的竞争，更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其实际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竞争。人力资源的开发过程就是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是青少年运动员在体力、智力、创造力以及人格健全等多方面得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竞技体操竞赛也不例外，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形式也必将不断朝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转变，即竞技体操后备人才既要满足竞技体操比赛的需要，又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竞技体操与其他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又有明显的差别，竞技体操的成材周期长，运动寿命相对较短，运动项目多，规则要求高，运动风险较其他项目大，群众基础薄弱，社会资金投入难度大，运动员家庭投入多，产出周期长，不易于在社会中普及。竞技体操的这些特点无疑影响着后备人才的来源，这必将制约我国竞技体操的可持续发展。要想获得充足的后备人才来源，就必须提高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为实现我国竞技体操继续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的领先优势，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解决好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变得尤显重要。21世纪，我国竞技体操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后备人才？这是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陈融认为：“21世纪中国体育价值取向变化的主导性趋势，是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弱化工具的价值取向，强化体育自身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21世纪的最高命题，其根本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体育自身的价值。” 有社会学者认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就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也囊括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同志在“七一”讲话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发展理论同样是我国21世纪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行动指南。从全面发展理论出发，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既要使青少年运动员具备在未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潜力和能力，又要使其具备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科学文化素质基础、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等。一方面，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本身对挖掘运动员运动潜能和能力是一种智力支持，它有利于促进运动员的运动潜能开发，是运动员在未来比赛中战胜对手的法宝。另一方面，从社会对人的发展需要来说，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是世界冠军，但世界冠军只有一个，更多的人将要离开运动队伍，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佳人生坐标，即使世界冠军也是如此。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竞技体操运动员运动寿命较其他项目短，退役年龄较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早，退役后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今许多世界冠军退役后选择进入高校深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良好的道德品质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我们社会转轨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果一个运动成绩很好的运动员没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爱国情操，就有可能走向个人极端主义、拜金主义，处处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当出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损害国家利益，这样的“人才”是毫无意义的。由此可见，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并努力实现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对人的需要以及个人的需要，又是21世纪竞技体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指南。因此，用它指导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这一社会活动，是时代的要求；是确保竞技体操充足的后备人才来源的基本保证；是竞技体操在我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构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人才规格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21世纪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供了思路；也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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