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类论文范文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篇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逐渐直立行走，双手被解放出来。于是，人类从事大量的劳动，发明和制造简单的工具。石刀、石钻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开始。后来，发明了钻木取火和弓箭，制造并大量使用手工磨刻的石器，用于采摘野果和猎取野兽，以便维持自身的生存与繁衍。此时，原始人群居于洞穴。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耕作、播种和圈养牲畜，从而人类石器化社会过渡到游牧化社会。
2游牧化社会
随着牧群逐水草迁移，原始人走出洞穴，开始居无定所，过着以牧养牲畜为主的游牧生活，并形成游牧部落。在部落之间出现了以牲畜为主的交换。随后，在部落内部发生了牲畜私有和私人交换，公有制逐渐解体。后来耕作、播种技术飞跃发展，人们开始建造草屋，集体开拓耕地，出现了以耕作为主的居住在固定场所的农业部落。由于耕作技术的大发展和私有制的建立，农业部落逐渐转化为村社，形成了种族群体并从牧养牲畜转向发展农业。
3农业化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到农业化阶段，是以农业生产(农作物的栽培、育种、耕作、灌溉等)为主。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界有生命的植物，人们利用植物的固有功能生产自身所需的产品，后来，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出现了剩余的农业产品。于是，一些人以剩余的农业产品交换土地和雇佣出卖劳动力的农民或苦力，从而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阶层，以及后来的地主和雇农阶层。这些奴隶主和地主，作为上层统治阶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的洪流滚滚向前，历法的制定，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继出现，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知识系统，将经验、技艺、技术知识与直接劳动融为一体。但是，在农业化社会，“范围有限的知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
4工业化社会
人类工业化社会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社会。这个阶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早在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知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著名论断。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伟大成就开创了科学史上的牛顿时代，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产业革命提供了知识储备。1764年纺纱机的发明，点燃了产业革命的火花。1768年，瓦特发明了比较完善的蒸汽机，它很快地应用于采矿、纺织、冶金、机器制造等各个行业，促进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迅速过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全球进入工业化社会。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学和磁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1867年，西门子发明了电机;1881年，爱迪生建造了大型火力发电站;1884年，内燃机应用于汽车，以电力工业为开端，其它工业诸如化学、汽车、飞机、农业机器等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广泛发展起来，标志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也随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
工业化社会发展进程表明，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的出现，形成了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农业化社会末期，小生产者自发产生分化，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沦为“自由”劳动者。而一些生产资料占有者则积累大量货币资本，雇佣“自由”劳动者，开办工厂，经营商店，残酷剥削劳动者，捞取巨额利润，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和改进技术等方法强化剥削工人。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形成垄断资本家，他们统治和主导社会的进程，加深了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社会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从石器化社会到农业化社会，人们主要依赖土地，种植作物，采用的农业工具基本上变化不大，镰刀、斧头、刀具等延续使用数千年，只在灌溉和植物品种方面有所改进。但在18世纪工业革命中涌现出大批发明和新技术，这些发明和新技术导致了大量工厂和企业的诞生，人类社会的结构开始从农业模式转变为工业模式。社会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
5信息化社会
这是人类目前正处在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说它独特是因为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认识逐渐深化，将目光从农业化社会的物质、工业化社会的能量转向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们的意识中信息地位的提升是与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分不开的，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人类的信息活动，自古有之，那时，人们通过眼神、手势、简单的声音和动作来相互传递信息。后来人类创造了语言文字，使信息的传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印刷术的发明，便于文字和绘画记载和迅速传播。但是，信息用自然语言文字表述、处理和传播速度都不能满足当时人类生产活动的需求，严重制约了信息在提高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重大科技发明才使信息成为生产中与物质、能量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计算机的发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是20世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表明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那时，计算机用于科学计算、数据和事务处理。后来，计算机向大容量、超高速运算和微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巨型机、PC机和智能计算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大量信息快速处理的问题，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技术基础。二进制的诞生二进制是逢二进位，只采用0和1两个符号，便于物理状态的表述，简化了四则运算，节省了存储空间。
二进制是继人类发明阿拉伯数字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创举，世界上任何信息、知识都可以用0和1表述，成功地解决了大量信息表述简化、存储占有空间大幅缩小的问题，为全球实现数字化铺平了道路。信息通信的革命1837年，莫尔斯首次公开试验电报信号，7年后开通了电报业务。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次年开始了电话业务。1895年，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促进了电视广播和手机的普及。1958年，美国将通信与计算机结合起来，首创了数据通信方式，这种新的数据通信方式迅速被推广开来，在预测、预报、市场调查和经济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此，通信直接介入生产，实现了信息通信的革命。这次信息通信的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各类工业实现信息化;———办公室和家庭实现自动化;———信息通信手段多样化。
网络技术的问世在21世纪前夜———20世纪90年代，人类打开了潘多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的魔盒，一个科技怪物———互联网降世了。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社会舞台，显示了无比的威力。有些科学家认为，互联网的发明比飞机、汽车、原子弹的发明，对人类的冲击更广泛、更深远。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加入国际互联网，全球网民接近20亿，我国网民已达5．58亿(2011年底统计的数据)，就在20多年前，我们不敢想象，通过一个小小的电脑，可以漫游全世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梦想实现了，如今，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通过网络与朋友聊天，谈生意，互通有无，了解全球动向。INTERNET的出现，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发明，它对人类各个方面的影响，怎么超值估计，也不过分。网络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将地理位置不同的多个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以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INTERNET将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使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信息论的创立1948年，申农和维纳创立了信息论。信息论主要有三种类型:
1)狭义信息论，主要研究信息量的测度、信息量的统计结构、信道容量和信息编码的问题。
2)一般信息论，主要研究信息通信的问题，包括噪声理论、信号滤波、调制和信息处理等问题。
3)广义信息论，主要研究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问题。
信息论的创立，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必须指出，信息论只从语法的角度解决了信息测度问题，而如何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测度信息，有待继续探索。今天，信息已与物质、能量并列成为人类社会三大基础资源之一。农业化社会主要以一种物质资源进行手工生产。两次产业革命使人类充分开发、利用物质和能源两种资源，依靠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创造了极其灿烂的物质精神文明的工业化社会。随着以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沿着信息化社会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人们有效地开发、利用物质、能源、信息三种资源，创造出集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一体的社会技术系统，造就出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人类财富。
6知识化社会
知识化社会是主要依靠知识和以知识工作者为主的未来社会。其基本特征为:———知识价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它将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和关键的生产要素。在信息化社会，人们逐渐发现，信息具有两面性，它是一个双刃剑，像水一样，既能灌溉农田，又能泛滥成灾。当前，人们普遍感觉:信息混杂、真假难辨、信息过量、不堪重负，必须对其加以分析、筛选，从中抽取有用的知识，而知识才是真正的基本生产要素，但这并不排斥信息的重要作用，知识和信息都是知识化社会中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知识则占主导地位。———知识工作者和知识产业工人出现，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生活在知识社区，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和交流科技发展动向，从而萌发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技术，并使之变成生产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知识产业的独立形成，促使社会原有的产业部门转型和重组。高科技产业主要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物与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知识产业主要包括软件产业、教育产业、研究开发产业和情报咨询服务产业。
两者强力互动，构成知识化社会经济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先，提倡人人终身学习，大力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人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修正为:有学识、有才干、有技能的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在知识化社会中，教育和人才的培训不仅是一项消费，而更是一种高效益的投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确保知识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以专利制度和著作版权、商标为主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知识化社会知识活动有序运行提供法律保证。在知识化社会中，知识的共享性与独占性的矛盾更为突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时调整知识创造者和发明者与使用者和推广者之间的关系，适时修改或补充现有的法律条文，确保知识活动有序平稳开展。———现代知识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完善。频繁的知识活动和知识产业的迅猛发展，促使现代知识科学理论诞生。现代知识科学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利用、测度、增值，法律保护，以及知识的产业化和社会化。它的诞生与发展为知识化社会奠定理论基础。
7智能化社会
在知识化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智能化社会。智能化社会是主要依靠人类和人工的智能并以智能产业为核心的未来社会，它是人类社会最高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为:———智能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它将成为生产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的不可取代的资源。知识虽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有一定阈值。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时，知识的弱点将凸显出来，静态的知识呆板、分散，脱离纷繁现实，只有活学活用，变成智能，方可解决具体问题，进行创造活动。因此，知识并不等于智能。智能是指运用信息、知识和经验等解决问题并进行开发、创造、发明的能力。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认知的深入，人们逐渐感觉到，解决大量高层次、高难度的生产难题，需要将信息、知识转换成智能。另一方面，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开展创造发明活动，而创造发明活动更需要将信息、知识转换成智能。智能则成为生产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创造发明人员和人工智能科学家、技术专家大量涌现，他们将构成智能化社会的主体，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智能化社会中，人人创造发明，时时创造发明，事事创造发明，处处创造发明。
创造发明活动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创造发明人员不仅指发明家和科学理论家，而且还包括有创见、有新见解、有新观点的人员以及革新家，他们是智能化社会的骨干和精英。此外，人工智能科学家、技术专家备受重视，他们是智能化社会的领头羊，引领全民在各行各业中实现智能化。———智能产业的出现和智能化技术在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家庭生活中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智能产业主要包括:机器人产业、智能系统开发制造产业、头脑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将取代或改造传统产业，成为智能化社会中的主导产业。———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从高消费－享乐转向高消费－开发－发明－创造。在信息化社会和知识化社会中，物质财富丰盛，基本上满足人们高消费－享乐的需求。而到了智能化社会，物质则极大地丰富，人们除了高消费－享乐生活外，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常常参加智能化园区的创造活动，以革新和发明为乐。———信息、知识、情报的获得者、传播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界限难以分清，中介商和中介机构将逐渐消失。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2篇
1．1环境友好型社会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定义尚未统一，论文根据简新华的研究，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活动中尽量减少废物排放，有效防止环境污染，不断保护和优化自然生态环境的社会，也就是人与环境和谐的社会，及人类保护改善优化环境、环境能够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2评价指标体系在借鉴简新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并遵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客观性、可比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五个原则和参考以往学者对相关具体指标的选择，文中从影响区域环境影响总量、环境影响发展和环境保护潜力等3方面，构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3数据来源与处理文中的数据资料，来自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能源统计年鉴》等，部分数据是整理计算后得出的结果。
1．4评价方法文中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省级行政区域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因子分析在SPSS17．0软件环境下进行。其次，在因子分析的结果基础上，对各省市区域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采用HierarchicalCluster的聚类方法，运用离差平方和法(Ward＇smethod)计算类与类之间距离，选择欧式距离的平方(SquaredEuclideanDistance)进行聚类，最终得出聚类分析结果，并用Arc-GIS9．2软件呈现空间差异。
2结果与分析
2．1因子分析通过对评价对象的3个二级指标下的23个三级指标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程度综合评价。
2．2聚类分析与空间分异在因子分析基础上，进行样本聚类分析，并利用ArcGIS9．2软件显示量化分类结果的空间分异特征。聚类方法选择Ward法，距离测试采用欧氏距离平方法，利用SPSS的系统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可以将31个省市区域划分为3－8类如果划分太少的类别(如分为3类或4类)，则无法考察类别之间的具体差异，如果选择较细的类别划分(如分为7类或8类)，则某一类别中含有的省份过少，更多地表达了特殊性。为了体现类型之间的差异性，又保证不同类型包含省份的均匀性，本课题将31个省份分为5类，并用ArcGIS9．2软件分析得出空间差异
3讨论
(1)为了解决环境友好型评价指标体系缺乏针对性的问题，文中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概念基础上，从环境影响总量、环境影响发展和环境保护潜力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由23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并能进行量化的指标构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通过采用2011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各行业和能源产业统计年鉴数据基础上，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与当前中国环境生态质量的现状有较好的一致性，这也说明了该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完备性。
(2)尽管文中的研究为我们客观评价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一种思路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在选择环境影响总量、环境影响发展和环境潜力等具体指标时，大多是建立在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以往的研究文献基础上，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并且所选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也不仅仅是文中所提到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还可以是诸如物元法、模糊评价法、神经网络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不同的分析方法势必会有不同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这需要后续学者做进一步探索。另外，从评价对象上看，文中选用的是省级空间分布尺度，这种尺度分类仍较为粗略，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比如县域等。
(3)从研究结果看，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状况可以划分为五类;在空间分布上，环境友好型社会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国界线附近的不发达地区，而环境友好型社会程度相对较弱的省份大多位于京津唐冀和晋等省份和地区，这一研究结果与张墨宁的调查结果相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区域主导产业结构和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以往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并值得相关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
4结论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3篇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地方事业需要，帮助学生长才干、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有效的社会实践尤显重要。艺术类高校对待社会实践应当提高思想认识，进行统一部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打造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立稳定专业实践基地，并及时交流总结评价，引导社会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扎实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一）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
完成相关制度保障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使之成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完善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艺术专业特点，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度，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完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辅导员）的有效配合，比如，将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优的参考依据，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成立学校层面的领导机构
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学校应当成立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提高认识，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统筹学校整体资源，统一制订社会实践方案，如，进行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从而做到从艺术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
（三）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1.结合专业、需求策划
社会实践主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增强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首先在于课题的选择、计划。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突出艺术的专业特点，寻找符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策划选题，提前做好活动计划。因此，在进行实践活动选题时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寻找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与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可以由专业指导教师直接根据社会实践具体要求和地方需求，结合学生所学艺术专业特点，设计社会实践的多个课题以供学生参考和选择，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的放矢地设计选题。
2.建立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和团队
学校还应积极为社会实践搭建平台，联系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为学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搭建平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专门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体会到所学知识的实践价值，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热情，认识到艺术回归生活的价值，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魅力，加深对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社会实践团队的建设是保证活动实效性、长期性和影响力的基础，因此，学校和学院必须努力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师指导团队，这样才能在学生中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形成文化氛围，实现稳定性、长期性。
3.加强社会实践专业指导
教师队伍建设在艺术类教学中仍然以“师徒传授，手把手教学”为有效形式，专业教师有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也具备艺术学科理论的前瞻性，理应成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和指导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践活动能围绕着艺术专业和社会需要展开；同时他们的科研优势和艺术敏感性也使得实践活动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利于实践内容的丰富和活动形式的创新。因此，艺术类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要想发挥艺术学科优势服务社会，同是达到提高学生自身专业能力的目的，必须要有专业教师的指导、支持，学校必须完善制度认真加强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4.做好评价激励和交流总结
进行交流总结，完成评价激励，是做好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环节，也是保障社会实践活动取得长远效果的措施。一方面，通过团队之间的交流总结会、实践成果展等形式进行实践活动的宣传与推广，鼓励更多老师、同学注重社会实践，不断深化实践成果，形成文化氛围，提高大家对社会实践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完善激励、评价体系，可以及时发现社会实践中的成果和失误，保证社会实践的良性发展，激发师生的积极性。
二、总结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为系统非人为系统社会自我控制机制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后来又有人补充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虽然人们也承认人类对于必然的认识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永无止境，但是似乎有一种定论，即凡是已被人类认识的东西，人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人的意志便可以主宰一切，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加如此。因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人参加的，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其意志支配的。这样说来，既然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人的意志的复杂的结合而构成的，因而它也应该是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但事实并非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这里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便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规划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其具体过程来说，由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因此，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整个进程和趋势来说，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想到也无法事先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类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总的方向和轨道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则是人类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认识它(相对地)却不能改变它。这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以简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领域，或称为非人为的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自动控制的系统。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解放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解放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难划清。在人为的系统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增长是逐渐积累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尚未达到的误认为无能为力的，从而将人为系统中的这部分内容视为非人为系统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为系统中规律的实现，在具体过程中又是由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每一个具体过程由人们的意志行为构成，因此总的过程也一定是意志的产物。从而就可能否认非人为系统的存在。
然而人们如何区分这两个系统呢？问题难就难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人们要想区别它，只能靠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永恒性的任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8.以生产者的最低需求为前提而扣除的剩余产品，减去强制者的
最高需求，再减去其他人的一般需求，所剩下的部分就是社会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5篇
(一)高校社会学类专业培养特征
社会学类专业以追求社会效益、实现社会公平为培养目标，重点培养学生掌握社会学的理论和社会调查技能，能够从事社会及区域规划、组织及行政管理，劳动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市场调查与咨询、发展项目评估等科研、教学及实际工作。人才目标定位与大数据运用密切相关，由于社会学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而成为近年来各种新兴学科中发展最为迅速、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社会学的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经济学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变迁的加速、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各种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矛盾、新的社会问题将出现，为专门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创造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开放，与社会学相关的产业也必然会进一步完备，从而使社会学的教、学、研、应用密切结合，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二)大学生创业教育内涵
“创业教育”是由英语中“enterpriseeduca-tion”翻译而来的，创业教育指通过开发和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教育，使学生具备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及心理品质，是未来的人应掌握的“第三本教育护照”。现代意义的创业主要是指创业主体为了尽可能地满足自身需求，充分运用现有的知识、经验、信息与技能等，通过认真思索、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创造新业绩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创业素质的人才应具有的能力包括: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学习能力、技术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解决问题能力、信息收集能力、敏锐的洞察力、研究和完成项目的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献身精神等。大学生创业教育应将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创业人格以及开创型个性人才培养作为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根据教育对象分类实施。
二、大数据背景下地方高校社会学类专业创业教育的意义
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地方高校正值转型发展关键时期，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迫在眉睫。大学生在大学阶段思维活跃，处于最佳的学习状态，拥有最优的学习环境和资源，是最具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群体。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承担着实现创新型国家这一重要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基于此，正确、合理地发展大学生创新思维，科学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极为重要。
(一)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新创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还很多，其中最基本的长期制约因素就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实现创业型经济。在我国，小型企业和新型企业为我们贡献了70%左右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也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创业型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则是企业家的创意，创新与创业活动、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创业人才支撑，而创业教育的宗旨则在于培养创业型人才，在高校实施创业教育就是实现这个战略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开展创业教育既是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又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是推进地方高校内涵发展的内在需要
根据地方高校的定位，人才培养应面向区域经济。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创业型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要求地方高校建立创业型人才培养体系;地方高校应按照地方产业发展规划，树立新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地方高等院校实施创业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符合教育发展规律，是地方院校彰显办学特色的重要举措，也是地方高等院校内涵发展的内在需求。高等院校实施创业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接受系统、正规的创业培训，培养将来创办企业所需具备的创业知识、创业技能与创业精神，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育和输送高素质的潜在创业主体，这既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也是推进高校内涵发展的内在需要。
(三)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不仅要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培养其具有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创业能力等创业素质，而创业素质的养成必须通过创业教育来实现。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未来的人才竞争中，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培养大学生人文和科学素质、就业和创业技能、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机制和能力。因此现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传统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具有本质区别，它更加重视大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发展，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创业素质，培育大学生的探索精神、实践精神、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进而促使学生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四)是缓解就业压力、改善就业现状的重要举措
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727万人，毕业生人数的骤增与并无明显增加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必然会导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地方高校社会学类专业整体专业性不强，就业渠道和途径比较窄，社会公众的认知度不高，就业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调查类、营销策划类、人力资源类、咨询文秘类等，而这些就业渠道可替代性较强。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积极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与就业观念，对于大学生参与社会竞争、缓解就业压力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三、大数据背景下构建地方高校社会学类专业创业教育实践模式
在大数据背景下，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地方高校实际，针对社会学类专业特点，注重创业型人才培养理念，从目标定位、教学内容、师资建设、教学方式、保障机制等因素着手，构建地方高校社会学类专业创业教育“五化”实践模式。
(一)创业教育目标去功利化
功利化培养是立足于眼前社会需求，培养创办企业的投资人;而非功利化培养是立足长远发展，培养具备创业素质的创业者。创业教育不同于传授技术的职业培训，也不应是直接指向培养企业家的功利性教育，而是兼顾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创业精神等创业素质的培养，即非功利性地培养创业者整体素质。创业教育也并不应只适应部分人群，而应是普适的，因为创业教育所培养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及所传授的创业知识和创意技能是处在任何岗位的人都需要的，因此高校在创业教育目标定位上应真正回归本位。
(二)创业教育内容的层次化
在地方高校社会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应围绕创业所需要精神、意识、心理、知识、能力等，构建具有地方和高校自身特色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针对不同层次和阶段学生体现教育内容的层次化。将针对全体学生的理论性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为通识性的创业教育、与专业相关的创业教育和针对性讲座，该类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品质、识别商机等能力;将针对创业愿望强烈学生的实务性课程设置为案例讨论课程、商业计划课程、实践实战课程，该类课程重点培养学生模拟实训能力，为今后创业积累更多的经验。
(三)创业师资队伍的本土化
创业师资队伍是完成创业教学工作的基本保证，也是促进创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撑点。我国高校整体存在创业教育师资数量严重不足、质量欠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地方高校表现尤为突出。师资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高校社会学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师资应立足本土，一是鼓励现有专业教师或学工系统教师开展创业理论研究，不断拓宽教师的理论思维和视野。二是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培训发展战略，建设一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专兼职创业师资队伍，探索建立聘用本地企业主和创业精英人士担任老师、学校专任教师到用人单位挂职锻炼双向交流的循环机制。三是制定、实施创业教学师资发展规划，在创业师资聘任、薪酬、绩效、职级、保障等方面建立完善的配套措施，引导、鼓励老师往创业实践型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不断提高高校教师的创业教学实践能力和学生创业实践的指导水平。
(四)创业教育教学的体验化
创业教育教学过程是学生内化的过程，重在体验。要大胆摒弃传统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创业课程教师要大胆创新，勇于改革，积极引入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头脑风暴法、实地调研法等形象生动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创业类学生社团的自主作用，通过创业沙龙、金点子交流、创业计划展示、创业体验、沙盘模拟等形式，促进师生互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学校创业教育体验模式，比如KAB课程模式、公共选修模式、强化班模式、科技园模式、创业计划大赛模式等。
(五)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多样化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6篇
在人类社会中，空间分区和领域设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人—神关系、人—人关系、人—自然关系，它们构成了一定社会伦理价值的主要内容。从这层意义讲，空间的分区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伦理价值的体现。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米切尔•福柯所言“：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吾人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不能相互叠合。一世俗与神圣从精神角度划分空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动物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动物界的空间划分是以食物或性为目的的领地划分，基本上不存在精神意义上的划分。
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早期居于山洞时，就有了朦胧的精神空间意识，当时人类主要生活在可透进阳光、靠近洞口的地方，而把黑暗的深洞处当做神秘的彼岸世界。在人类早期，神话是人类描述时空经验的载体和通向精神解释的中介。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研究，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几何空间概念的同质性不同，在神话空间中每一个位置与方向都具有一定的情调、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卡西勒认为这一点源于早期最基本的神话情调划分：神圣与世俗。他说“：神话意识确立了一条界线，并通过它获得了空间和理智的描绘。这条界线不同于几何学中的界线，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流中固定形状世界被发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现实的直接关系中、人的自我限制面上。它是一种意愿和行为的主体。这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它确立了一个具体的界线，并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寄托在上面。原始空间的划分就是存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划分，即一个共同的、普遍可接近的领域与另一个神圣的领域的划分。
后者被从周围环境中划分出来，被包围，同时被设防。卡西勒同时认为：尽管通过个人情感把这种空间的神话直觉与认识的抽象空间区分开来，但神话的空间仍然具有某种普遍的功能。空间区域的划分以及整个神话空间中各种连接方式，都与光明和黑暗、昼与夜的感觉对立有关。当这种对立加入了生命内容，便出现了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于是空间意识又与生命崇拜、神话宗教情感和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当一个特殊区域被从整体空间划分出来，用作祭祀神的场所之时，神圣与世俗的情感区别便被体现在空间划分的方向与位置上。正因为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神圣的概念与一般空间观念或空间界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比较宗教学权威埃莉特对传统社会人类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的研究，发现人类倾向于将环境区分为“未开化”的和“神化”的两类。神化的和未开化的是人类两种存在于世的方式，对于有宗教经验的人来说，空间并非匀质的，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中心空间是有意义的神化的空间，而边缘空间则是混沌的、未开化的。
传统社会的人们区分有秩序的空间与混沌的空间时，有效的也是普遍的方法是确认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我们的”环境居于世界中心对初民具有深刻的意义，并且往往与宗教的基本教义相关联。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分区的思想在环境和空间组织中是普遍的，世界各地的人类均试图在宇宙图式和地理等方面将自己置于环境的中心，如美洲印第安人、西伯利亚的奥斯特克人、早期基督教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明等。并且人们按离中心的远近决定价值，使空间层次化，赋予空间以伦理意义。西方的中心式空间，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解释，它强调的是竖直感，暗示人间与天堂的联系。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尖塔式”文化，许多宗教建筑强调这种竖直感，是为了显示它们的高贵与雄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教堂毗邻的往往是陵墓区，如巴黎城中心。中心区是人们心目中最接近天国的地方，城墙则被当做是区分混沌与秩序的界限。这里，宗教将空间层次化为神化的空间—中心区的有秩序的空间—环绕中心区的空间和未开化的空间—边缘空间，而后两者则是对世俗空间的进一步划分的产物。空间被分化为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表间层次化概念的形成，折射到社会层面则是神—人关系的空间定位和空间伦理化的初步形成。人们的生活位置是在“边缘”还是在“中心”，是在“化内”还是在“化外”，其差异，绝不仅仅再是空间地理上的差异，而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伦理关系的空间反映。二性别与尊卑空间的性别划分和尊卑定位是人类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它是建立在一定的人与人或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关系之上的。
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这种关系约定俗成为伦理关系，所以在有性别和尊卑差异的地方，空间的符号性是伦理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是生物同一物种之间的最基本差异。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世俗空间的最早分化就是以性别为依据的。这种划分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必要的家庭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男权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更是以空间的约定俗成而被强化的，并以文化的方式不断地演化、丰富和重现。鄂伦春的“仙人柱”和蒙族的蒙古包都是非常简单的单一住宅空间，但区域方位被赋予尊卑和性别的差异。在“仙人柱”中尊卑是以前后排列的方式表达的，在蒙古包中既有前后又有左右。探求这种精神空间划分的根据，往往会发现与其社会和家庭的人伦关系密切相关#$%。在鄂伦春社会男子的地位远高于女子，在一般情况下女子不参与家庭决策；比起鄂伦春社会，在蒙古传统社会女子的地位要高一些，所以两者的差异正在于两个民族家庭伦理的不同。在大家庭中，男和女、已婚和未婚的关系，往往是一些民族家庭伦理中刻意强调的内容。在穆斯林的住宅空间划分中这一点最为典型，住宅空间首先被划分为已婚和未婚两个区域。
在已婚空间内，性别看得不是很重要，而在未婚空间中，不同的性别被严格分开。根据沙姆帕•梅祖达和桑乔伊•梅祖达）对伊朗和印度穆斯林住宅中公共和私密空间的研究，在一个家庭中，女性有自己空间，她们可以在自己的空间中会见她们的同性朋友，而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通常回避。空间被赋予尊卑和性别的差异，还与各个民族早期形成的方位经验相关。这些经验或是来源于防卫，或是受大自然的启发，成为一种习俗固定下来。所以住宅内的精神分区模式与人们平时集会或礼仪活动的分区是完全一致的。这进一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南非班图人（6(17.）的家族住宅群落的围合中心是牛棚。牛棚通常为处于中心的一个半径很大的圆环，其周边围合着用于小家庭居住的若干个圆形棚屋。这些圆屋内部为一单一空间，其中同样有着严格的精神分区：男子和男客在右侧，女子和女客在左侧。根据人类学家弗里斯卡的研究，这种分区来自古老的民间信仰：战士用他的右手挥动长矛，左手握盾。因此他们认为右高于左，右边代表“积极”和进攻，左侧代表着“消极”和防御。这种信仰到了住宅上，体现为以象征的方式在空间中区分男女空间的不同。在这些圆屋组成的群体布局中，第一个妻子的住屋位于主要入口轴线的上端，以显示其在家庭中最有权利。
第二个妻子住在她的左侧，随后而来者按左右顺序布置于牛棚两侧，每一个住屋的设置既是一种进入家庭的先后顺序的体现，又是家庭地位的表征。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汉族建筑空间中的性别与尊卑空间更为严谨和丰富，由于大家比较熟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三隐私与监控空间的隐私与监控是人类对生活空间安全的需要，是人类价值体系中公与私关系的空间体现和人类空间控制与管理方式的表达形式。而其空间的内容则是一定时代的伦理价值的体现。对空间隐私及隐私权的提出，表明人们已把空间分为“公域”与“私域”两个领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原始社会中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双重领域“，生活世界与系统大体范围相同”。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主要是在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古希腊城邦时期，体现为城邦与家宅两个独立的领域。自然组织的中心是家庭，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这里，城邦对于自由民是共同的，而在家宅的领域中，每一个自由民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在学术史上，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把城邦与家庭区分开来，认为城邦就是公域。黑格尔却在《伦理学》一书中区分了三个术语：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完整地讲，市民社会可以一分为二，即包括私域与公域两部分。在私人领域被发现以前，隐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作为动物种类———人类的一个样本而存在的。公共领域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肯定，而私人领域的出现则显出了人的利益不一致。
利益不一致的最终原因乃是人本身的差异性。当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尊重个人的隐私不仅是法律层面的事，更是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目标。“私域”空间中隐私是通过建筑空间的组织来实现的，具体的手法就是应用各种建筑方式避开社会公众或他人的监控。西方国家对于空间的规划着重于“私密性”，利用对空间的规划创造了“个人距离”“、亲密距离”“、社会距离”“、公众距离”等人际心理安全距离。“距离学”也提出：通过空间的规划可获得缓冲距离，使人与人之间免于物理、心理上的威胁与侵犯。!"世纪#$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赫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其后“空间关系学”的创立，揭示了我们每个人就像被一个“气泡”包围着，这个气泡依各人的年龄、性别和心理特性的影响而膨胀或缩小。“拥挤”是“私域”空间被侵犯的现象，拥挤容易造成疾病、高犯罪率、贫困、战争、暴动、药瘾、生活品质下降等现象，每个人的平均活动空间不宜低于这样的空间才具有缓冲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小区在总体的居住设计上楼盘数也不宜过于密集。心理学证明，从小生活在拥挤空间的小孩，对于生活压力常习惯用“放弃”来解决，也就是所谓的无助感，这明显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但在许多情况下，空间的隐私是与权力和金钱联姻的，可以说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人与人的空间隐私从来就没有平等过。超级秘书网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7篇
（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塔娜博士主持）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对我国的经验借鉴与思考/曹慧//贵州民族研究，-2016，（10）.40～43
“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和思鹏//贵州民族研究，-2016，（10）.56～60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周竞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3～17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体会/虎有泽，马云龙//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20～24
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详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陆平辉，杜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8～25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张英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43～49
论陆疆治理中政协的功能/马宇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0～16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邓新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8～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参与研究/周保垒//贵州民族研究，-2016，（9）.8～11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与逻辑基础/王虎，王磊//贵州民族研究，-2016，（10）.61～65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朱碧波//思想战线，-2016，（6）.41～46
社会建设“新常态”与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党秀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9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王文光，杨琼珍//思想战线，-2016，（6）.1～7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管彦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
我国民族关系现状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341份问卷的实证检验/宁亚芳//贵州民族研究，-2016，（8）.6～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七/包桂芹，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石：民族平等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八/卫松，杨昌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5～7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九/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8～13
新常态下做好民族工作要坚持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董强，盖守丽，金炳镐//贵州民族研究，-2016，（9）.1～7
新疆文化维稳：理论依据、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孟红松，戚甫娟，吴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7～21
应对“伊斯兰国”中亚扩张的国际机制探析/周意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2～30
二、理论研究
“不能共则不能和”：晚清康有为的国家建构论与政体论/章永乐//思想战线，-2016，（6）.55～63
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刘豪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9～13
“非遗”中的互为主体与人类学的社会担当/纳日碧力戈，胡展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24～29
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江村合作经济的变迁/王俊敏，王晓琳//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14～24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梁君健，雷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35～42
民族学如何进步/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23
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杨黎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1～29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吴芳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1～35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雷亮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28～34
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罗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39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方天建//广西民族研究，-2016，（5）.69～76
布努瑶密洛陀史诗的活态传承与文化自觉/覃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0～12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及保障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9）.60～63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田振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汪锋//思想战线，-2016，（6）.93～102
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消亡研究/罗彬彬//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2～105
端午的文化传承：凤舟竞渡与女性参与/陈华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凤翔泥塑传承脉络分析/岳瑾//贵州民族研究，-2016，（7）.77～81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陈富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56～61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法]马伯乐，著，胡锐，译、注//广西民族研究，-2016，（5）.53～58
广西金秀盘瑶巫医的文化变迁：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政策导向/兰洋，黄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58～64
贵州喀斯特墓葬文化的特征及其现代孑遗/严奇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8～112
贵州松桃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探析/秦建星//贵州民族研究，-2016，（7）.98～101
“国家在场”下湘西苗族文化的调适策略与现实启示：基于口述史的研究/崔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57～62
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王清华//云南社会科学，-2016，（6）.84～88
赫哲族桦树皮造物的历史流变与价值开发/雷鸣，李丽//贵州民族研究，-2016，（8）.130～133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发展研究/李学文，王丽萍//贵州民族研究，-2016，（10）.89～94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与传说/李牧//民俗研究，-2016，（6）.135～146
华夏与夷狄：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文化想象/阮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89～96
黎族传统织锦的文化价值及现代传承/常艳//贵州民族研究，-2016，（8）.71～74
“礼俗互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赵世瑜，李松，刘铁梁//民俗研究，-2016，（6）.5～13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祝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8～55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韩立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33～137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王文光，江也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2～47
论土家族梯玛信仰的衰退与“复兴”：基于公共机制变迁的考察/刘伦文，张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9～24
“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考释：兼论明清土家族土司地区的人口流动/莫代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5～39
蒙古族长调音乐的文化构成透视/吴静寅//贵州民族研究，-2016，（8）.90～93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石硕//思想战线，-2016，（6）.8～14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张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44～150
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郭家骥//云南社会科学，-2016，（6）.73～77
民族文化重构中“知识书写”及其超越性的人类学研究：以青海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常海燕，满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89～93
民族音乐学视角下对陕、甘、宁地区回族民歌的研究/于力音，刘洋//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19～122
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国认同与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为中心的考察/赵秀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25～32
明清以来麻城民间家训研究/周国林，周文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94～102
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兼论海外华人研究的他者化/张青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70～78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吴欣//民俗研究，-2016，（6）.31～39
宁夏女性婚姻状况、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乔光莉，邓春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1
糯的神性与象征性探迹：以西南民族为例/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97～104
迁徙、认同与饮食：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及清真餐饮业/马海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43～46
迁徙、延续与我群意识建构：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穆斯林研究/于嘉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嬗变与坚守：热贡绘画唐卡中“模件化”现象的人类学阐释/王星星，覃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0～75
少数民族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研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仝晓晓，褚兴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71～75
少数民族剪纸文化中的美术内涵/林崇华，厉戟，王晓华//贵州民族研究，-2016，（7）.72～76
少数民族族际互动中的区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薛晓旭//贵州民族研究，-2016，（8）.94～97
少数民族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文化场域建构/段超，洪毅，孙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3～76
社会文化变迁对少得褡迕窦湟衾值挠跋旒坝Χ/王雯//贵州民族研究，-2016，（9）.100～103
社会资本与迁移距离：对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的实证分析/孔建勋，邓云斐//云南社会科学，-2016，（6）.140～144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章忠云//云南社会科学，-2016，（6）.78～83
神话、礼化与商化：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功能变迁探析/邓玉函，葛恒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16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王思亓//思想战线，-2016，（6）.15～20
生态、经济格局与乡村互动模式：对明清两湖移民社会的考察/吴雪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95～100
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登录、指定与补助现状/林茂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5）.39～67
图们江文化长廊：图们江开发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朴今海，朴京花//贵州民族研究，-2016，（9）.89～95
土家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为例/汪海，金德谷//贵州民族研究，-2016，（8）.54～57
维吾尔族婚礼：类型、特征和多元化/田振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3～107
武陵山区崖葬的分布及族偬教/严奇岩，杨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65～70
西北地区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兰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调查/祁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4～58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李小静//贵州民族研究，-2016，（9）.56～59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研究/张锐//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6～109
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俗文化存续原因探析：以北部湾为例/何海龙，蒋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19～123
仪式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以湘西苗族“还傩愿”为例/乐之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1～34
彝族服饰图案中的艺术元素与服饰文化传承/王飞凯//贵州民族研究，-2016，（8）.67～70
浙西南畲族“还福”仪式研究/蓝希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6～130
制度、市场与文化：古茶树群落活态遗存研究/崔海洋，朱复明，高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2～9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黄桂秋//广西民族研究，-2016，（5）.85～92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裕固族的民间艺术研究/梁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62～69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综述/李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62～63
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评析/谭志满，刘双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5）.149～155
历史视角下党项人（7-13世纪）的渐变述论/郝振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十年变迁/董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6～81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8篇
(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满达日花主持)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当代民族问题研究态势：基于2006—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分析／方付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32～37
东南亚占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和谐关系论／刘志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29～34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模式研究／高响鸣，杨鹏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53～57
多元文化共存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林庆，李旭／／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11～16
多元文化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周少青／／民族研究，－2012，(1)，－l～11
甘、桂乡村民族关系现状的差异性特点及因素分析：以耿萨村和弄兰村为例／梁世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6).－36～41
关于当前促进“民族融合”论之我见／陈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1)，－39～44
坚持和完善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王东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2～27
论国家语境下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徐则平／／贵州民族研究，－2012，(1)，－1～6
论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李普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5～10
论民族政治发展的基本内涵／于春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21～27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内在逻辑／高媛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6)，－55～59
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华涛，翟桂叶／／民族研究，－2012，(1).－12～24
民族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分析／路宪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23～28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王德强，史冰清／／民族研究，－2012，(2).－13～22
民族团结进步政策创新的若干建议：基于江苏省民族工作经验的调查／雷振扬，哈正利／／广西民族研究，－2012，(1).－29～34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s县为例／赵锦山／／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29～33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张海超／／思想战线，－2012，(1)，－26～29
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张含，谷家荣／／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17～22
社区改造：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陈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34～37
十六大以来党对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林庭芳，郭永珍／／广西民族研究，－2012，(1)，－1～6
文化认同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赵旭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15～20
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李晓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1).－40～48
新疆疏勒县民族关系调查及比较研究／疆生／／西北民族研究，－2012，(1)，－5～13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龚志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8～31
中西语境下的民族问题辨析：兼评马戎的《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聂孟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2，(1).－51～57
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金炳镐，裴圣愚，肖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1)，－2～13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钟梅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38～43
二、理论综述
“传媒人类学”辨析／巴胜超／／世界民族，－2012，(1)，-44～51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张禹青／／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65～69
从皮尔士三性到形气神三元：指号过程管窥／纳日碧力戈／／西北民族研究，－2012，(1)，－40～50
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周利敏／／思想战线，－2012，(2).－11～15
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圣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72～78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知识产生／刘壮／／民族艺术，－2012，(1)，－51～54
费孝通先生的学问人生管窥／贾仲益／／广西民族研究，－2012，(1)，－185～191
个体安全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社会学传统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一种兼容汇聚／杨敏／／思想战线，－2012，(2).－1～5
“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高丙中／／思想战线，－2012，(1)，－30～38
古代占卜比较研究的中国视野／Lisa Raphals著；胡建升，周黎译／／百色学院学报，－2011，(6)，－1～6
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周大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79～83
韩国神话历史初探／林炳僖／／百色学院学报，－2011，(6)，－7～11
宏观民族分析的微观基础：西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评述及补充／高奇琦／／民族研究，－2012，(2)，－1～12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9篇
一、社会机制的概念和类型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社会机制的概念及类型，进而以社会机制规律、原则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我国大众的特点，探索恰当而有效的社会机制。
（一）社会机制的概念
机制的本意是指机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把机制的本意引申到不同的领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机制。社会机制指的就是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性能，如果使这些部分之间相互发生一定的关联，就可能形成形成一定的运行方式即社会机制把社会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社会得以运行和发展。
（二）社会机制的类型
社会机制主要有一下三种类型：
1.层次机制。社会的层次机制是从社会层次范围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所得出的机制，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机制就是社会高层运用统一的方式将社会各部分有机统一起来;中观机制就是从社会组织的中层着手，比如，对于国家来说，地区就是中观;对于学校来说，班级就是中观。微观的社会机制是指从社会的各个基层的组成部分着手，充分调动各个基层组成部分的积极性来使社会运行和发展。 2.形式机制。社会的形式机制是从社会运行形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所得出的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计划式机制、指导—服务式机制和监督—服务式机制。行政—计划式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整起来使之运行和发展，例如一些红头文件、会议等，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导—服务式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手段和服务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整起来使之运行和发展，不同于行政命令和计划调控的手段，在指导方面所体现的是管理者对管理的对象只是提供建议，不具强制性;监督—服务式的机制使用更为普遍，综合了前两种机制。
3.功能机制。社会的功能机制是从社会运行形式所发挥作用的角度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而得出的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励机制是指运用激励的手段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发展;制约机制指运用制约的功能把社会统整起来;保障机制是指运用提供保障的手段将社会整合起来运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通常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机制，而是综合使用其中几种达到效果。因此在运用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目标要求选择一种或几种使用，并且有效地将他们结合起来。
二、社会机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中的功能
探索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社会机制，对促进道路的大众认知，提高道路的大众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宣传解释，使大众能够知道并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作为国家的一种社会机制，首先会在其思想理论层面上全力解释或表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文化观念等，全力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主导价值观。认同的第一步首先要认知，因此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众认同，首先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大众知道并了解这条道路的内涵、依据、合理性。而我国的大众无论是在年龄、文化还是职业方面都千差万别，要达到普及大众的效果，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的力量，利用社会机制的功能。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机构、新闻媒体以及个人相互配合，共同宣传，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社会整合，充分发挥社会各部分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真正实现大众认同，就不仅仅是认知而已，而是让人们感受到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国情，沿着这条道路能够使国家不断发展，能够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人们带来切实的利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整合社会各部分力量。从国家到个人需共同努力，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通过一系列有效手段构建的社会机制，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使宏观、中观、微观形成有机的整体，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认同的进程。
（三）加大参与，在实践中更有利于认同
社会机制的层次机制中分为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三个层面，微观机制就是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以达到预定的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进程，更是需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亲身参与其中，才会更好地理解并认同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更清楚自己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例如，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和要求制定一系列政策前，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建议;制定过程中，让人民代表积极参与;实施过程中，使人们参与其中并给予监督。这样一方面，使人们充分体会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另一方面，更有效促进大众对党各项政策的理解，进而加强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
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做出了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大又增加了新的内涵，特别是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新增的这一建设性目标，还是原有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的发展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过程中，要突出人民的主体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也要注重大众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让人们在认知和实践过程中实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宣教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
（一）宣教机制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认同的前提是首先要认知。宣教机制就是社会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社会大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在使人们知道内涵的基础上，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条道路的特色之所在，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及舆论媒体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和舆论媒体积极推动。
首先，政府一方面要实行政务公开，让人们及时了解国家正在实施的方正政策及其实施成效;另一方面，将中国夜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制度化，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和规定，让人们在了解制度的过程中了解道路的内涵。其次，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学校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国情教育、时政教育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课本、进课堂。最后，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新闻特别是互联网能够有效传播信息。在当今信息时代，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速度快、容量大、影响面广的优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普及给大众，并及时传播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奋斗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另一方面，制作并播放关于党艰苦创业历史的影片，提高人们对现今制度和道路的认同感。
（二）公众参与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要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及目标要求，必定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体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制定及实施各项政策时，应保证公众参与其中，公众参与不仅能为决策者提供意见建议，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而且通过亲自参与，公众能更加理解并认同国家实施的方针政策，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可实施性。
首先，要实现公众的积极参与，就需要国家制定法律制度，确保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其次，公众参与不能仅仅体现在过程与末端，而应包括在立法及政策、制度中充分体现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和行为参与四个阶段的内容。预案参与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法规或改革方针时，要进行公众意见征询，在决策出台前进行可行性论证，要有公众代表参与，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行性论证后，在政策制定时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都要及时听取公众意见，接受大众监督，及时修正错误。末端参与就是政策实施之后，要将结果及时公布于大众，比如采取总结报告、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让公众参与其中，并给出关于进一步改善政策方针的意见和建议。行为参与就是公众要积极相应党和国家号召，按照政策制度的要求，从自身做起，亲身实践。通过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行为参与四个过程，一方面政策更加符合民心，切合人民利益，因而更容易获得大众认同;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全程参与，更加理解国家政策，也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制约机制应包括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以及国家、社会对公众的监督，实行国家、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双向监督。
首先，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自身的建设也极大地形象着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程度。因此，除党内监督外，要充分发挥公民社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党充分发挥其先锋队作用，政府廉洁勤政，社会不断进步，公众自然更易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家和社会对公众的监督。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舆论、大众媒体要形成合力，监督公众学习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关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相关制度，规定社会所有成员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及要求。为响应政府的规定，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要制定本单位的规定和制度，监督单位及组织成员完成。社会舆论与大众媒体要发挥正效应，宣传模范事迹，批判不和谐因素，为大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结语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0篇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陈玉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25～32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王蒙，张亚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11
多民族社区自治――互嵌式族际关系构建的实践场域：基于云南多民族社区的实证分析/王茂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6～60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困境及其应对思考/陈茂荣//广西民族研究，-2016，（1）.15～22
放管结合 优化细则：民族优惠政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践考察/王晓云//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20～25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治理的思考/陈永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1～55
关于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开发的思考：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视角/虎有泽，云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5～19
基于品德养成视角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赵北扬//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22～27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吴孝刚//贵州民族研究，-2016，（2）.1～5
论我国民族问题的“变”与“不变”/杨建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
论和平解放时期党的爱国统战组织建设/徐万发，柳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6
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阻滞因素与破解思路/曹爱军，杨d飞//云南社会科学，-2016，（2）.90～95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构建/朱碧波//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26～32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孙保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61～66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当代意蕴与中国意义/李淑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15～118
美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挑战与启示/左岫仙，李元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28～33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高永久，张金国//广西民族研究，-2016，（1）.1～7
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形成及对策研究/彭建军，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2
新形势下东部城市民族问题及其治理/兰俏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3～17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特点及经验启示/邓玉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9～114
缘何外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论探讨与具体解析/汤夺先，郭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8～14
争取人心：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根本/文进磊//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7～21
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政党认同建设研究/白利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33～39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社区自治的现代实践问题/孙跃//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6）.66～73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哈正利，雷振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5
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郝时远//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1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多民族国情认识的深化及意义/李元晖，孙懿//广西民族研究，-2016，（1）.8～14
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纪念逝世四十周年/李晓华，金炳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3～16
二、理论综述
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还是跨民族的/韩晓清//西北民族研究，-2016，（1）.99～103
从伊斯兰教的“一元性”看其“包容性”：以《玛斯纳维》为考察对象/穆宏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7～12
“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科大卫、张士闪//民俗研究，-2016，（2）.21～23
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伍乐平，张晓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7～12
过程意义分析法”：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王进//广西民族研究，-2016，（1）.59～63
后现论观照下的人类学与文化遗产民族志的理论导向/宋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3～17
“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丁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6
景观意味着什么？――从河合洋尚《景观人类学的课题》谈起/刘正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86～91
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科大卫著、程美宝译//民俗研究，-2016，（2）.24～27
亲属关系是什么？――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刘宏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17
土家族吊脚楼视觉解析：基于莱斯特六种分析视角理论/商世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64
文化人类学的认识论刍议/何星亮//世界民族，-2016，（1）.32～41
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整理后记/王铭铭，张瑞）/费孝通//西北民族研究，-2016，（1）.-5～29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英]罗兰（Michael Rowlands）著、张力生译、汤芸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9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余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8～24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联酋华人穆斯林现状研究/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4～76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陆海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48～53
藏传佛教活佛官邸的建筑形制与美学特征：以甘肃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宫为例/黄跃昊，杨林平//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59～16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2）.39～42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李健《的唐卡艺人》序言/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6，（1）.73～77
创世史诗中苗族社会秩序构建与地域生态文化：以《亚鲁王》文本分析为例/马静，纳日碧力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5～69
从“身体有恙”到“礼物流动”：作为交往话语生产的治疗实践――西汉水流域猫鬼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台文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24～28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周大鸣//思想战线，-2016，（2）.1～7
滇西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以傈僳族为例/李智环，陈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44～49
多神共存与生活诉求：山西安泽县黑虎信仰阐释/毛巧晖//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1）.42～51
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张小倩//世界民族，-2016，（1）.82～91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岳天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25～32
干栏建筑的“低技术”建造研究：以德保那雷屯村落住宅建筑为例/伏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97～101
关中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一/徐杰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54～60
贵州地戏形成时间新探/李昌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1～56
贵州傩仪的娱乐化与世俗化演变：傩戏的诞生/苏翔//贵州民族研究，-2016，（2）.65～68
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审美特征/袁源//贵州民族研究，-2016，（2）.126～129
河滨・墓地・桥梁：太湖东部平原传统聚落的景观与乡土文化/吴俊范//民俗研究，-2016，（2）.140～149
赫哲族嫁令阔民歌的艺术特色/李萃琳//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24～129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邱国良//民俗研究，-2016，（2）.83～89
家宅空间的仪式建构：对粤西一个村落乔迁习俗的考察/区锦联//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110～114
交换断裂：妙峰山庙会的危机/曹何稚//民俗研究，-2016，（2）.74～82
空间转换与社会记忆：河西走廊一个藏族库区移民社区的构建之痛/王海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0～73
跨文化对话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步建设/董晓萍//西北民族研究，-2016，（1）.82～84
兰州牛肉面和麦当劳：两种不同的快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民族文化/段继业，汉京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57～63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彝族支系他留人聚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杨晓雯//云南社会科学，-2016，（2）.103～107
辽代契丹人萨满信仰研究述评/邱冬梅//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71～77
论“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民族走廊”及民族关系：基于云南的研究/李智环//贵州民族研究，-2016，（1）.5～9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肖红兵，李小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1～76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李颖//民俗研究，-2016，（2）.133～139
满族嘎拉哈文化及其传承价值研究/张宵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69～172
缅甸土司制度的兴衰（1287--1959年）/赵永胜//世界民族，-2016，（1）.101～110
苗族服饰生成技艺研究：以融水杆洞乡为例/尹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2～108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周大鸣，黄锋//民俗研究，-2016，（2）.67～73
民族村寨的衰落：阻止排斥、经济边缘化与文化断裂/郑文换//广西民族研究，-2016，（1）.64～69
仫佬族传统民居建筑符号特色及文化再生价值/于瑞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92～96
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法律人类学的综合思考/赵旭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62～76
青年族际离婚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以阿拉善左旗为例/何生海//西北民族研究，-2016，（1）.142～147
清代的东北移民与民族融合：以辽宁地区为例/王妍//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83～89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杨筠，付耀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36～41
人类学视阈下民国时期新疆屯垦事业探微/张云，张付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93～99
散杂居地区回民婚俗文化探析：以山东地方镇为例/李华//民俗研究，-2016，（2）.150～157
审美意象视阈下彝族文学作品青蛙原型的解读/吴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60～64
生存智慧：从回族清真寺建筑看多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孙嫱//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66
实践的亲属关系：关于“娘家”与“婆家”的人类学分析（下）/周星//西北民族研究，-2016，（1）.104～117
试论“尔比”语体层的风格特征：与“克哲、格比、玛字”相比较/苏连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7～62
土家族婚姻伦理探微/洪雁，邱世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0～72
文化、身份与政治动员：“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吴孝刚//西北民族研究，-2016，（1）.129～136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常海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7～83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潘天舒//思想战线，-2016，（2）.8～13
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类型及其构建方法/何星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8～23
文化融合与祖先记忆：滇南孔姓彝族人的个案考察/邱运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59
文化身份建构：民族、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张劲松，卢巧妹//云南社会科学，-2016，（2）.80～84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吴兴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6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刘中一，张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42～47
物态与象征：白裤瑶蚕丝文化中的生命符号/蒋立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8～23
物质主义与购买情绪的关系：变化期待的中介作用/李亚红，赵宝春//云南社会科学，-2016，（2）.144～147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养老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为例/袁坤//贵州民族研究，-2016，（2）.35～38
乡村旅游与民族节庆和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研究/杨建鹏，丁玲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46～50
湘西苗族竹编文化底蕴及当代转型/李柏山//贵州民族研究，-2016，（2）.81～84
湘西南地区梅山峒民“炭花舞”的宗教观念及社会价值/李曾辉//贵州民族研究，-2016，（2）.93～96
象征交换与人际交互：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赵巧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1）.43～49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黎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海南省三亚市梅村为例/董国皇，李婷婷//广西民族研究，-2016，（1）.50～58
信仰的阶序建构：一个“黑庙”群体的基督教归信与宇宙观重建/蒲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105～109
崖葬与风水信仰：以贵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严奇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56～60
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经籍写本特征概述/摩瑟磁火//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63～68
在医院去世与在家中去世：有关中国公民死亡地点的社会学辨析/景军，袁兆宇//思想战线，-2016，（2）.14～18
中国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研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努尔巴哈提・吐尔逊//西北民族研究，-2016，（1）.85～98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丁俊//西北民族研究，-2016，（1）.51～60
中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统计分析/肖远平，王伟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40～45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策略研究/虞跃，李清源//贵州民族研究，-2016，（2）.97～99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2015年度民族问题热点全景扫描――“2015年度民族问题热点：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综述/王冬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34～37
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王铭铭，苏郭勋，渠敬东，周飞舟，孙飞宇，杨清媚，王楠//西北民族研究，-2016，（1）.30～41
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陈茂荣//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7～81
美国少数民族属性重构与女性身份认同：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艾丽斯・沃克的《紫色》/胡丽霞//贵州民族研究，-2016，（2）.104～107
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2004年至2015年CNKI期刊数据的分析/李银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82～84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1篇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罗敏//广西民族研究，-2016，（2）.47～56
当前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与对策/吕超，娄义鹏，熊坤新//贵州民族研究，-2016，（4）.10～17
多源流视角下民族政策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以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变迁为例/乌小花，周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62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探析/尹绍伟//贵州民族研究，-2016，（4）.53～56
分析折中主义：构建中国民族政治学理论的新视角――基于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探析/王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44～53
各民族相互嵌入发展与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张凤娟//广西民族研究，-2016，（2）.42～46
共识中的差异：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演进的历史考察/田钒平//贵州民族研究，-2016，（4）.1～9
固本扩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李忠斌，李军，文晓国//民族研究，-2016，（1）.27～37
“国家―社会”互构关系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兼论治理技术手段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趋向/杨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2～12
论民族地区社会道德价值观共融/金颜//青海民族研究，-2016，（2）.90～93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失谐与矫正/李玉娟//青海民族研究，-2016，（1）.61～63
论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丁志刚，陆喜元，胡志伟//青海民族研究，-2016，（2）.69～75
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杨须爱//民族研究，-2016，（1）.1～13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王刚//青海民族研究，-2016，（1）.108～112
民族共生的多维路径/梁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11～16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马戎//青海民族研究，-2016，（1）.87～89
社会稳定发展的法治路径初探/侯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22～27
新时期民族工作理论解析/李贽，金炳镐//青海民族研究，-2016，（2）.76～80
新时期“两少一宽”少数民族政策研究：正确认识“三项政策”之三/虎有泽，程荣//青海民族研究，-2016，（2）.81～85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民族主义/罗兆麟//广西民族研究，-2016，（2）.36～41
再论“国家―民族”理论/张继焦，，陈楠，殷鹏//广西民族研究，-2016，（2）.29～35
在协商合作中谋求各民族共同繁荣：内蒙古三个自治旗的建立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周竞红//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6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内涵与特征/王德强，毕跃光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5～10
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郝亚明//民族研究，-2016，（1）.14～26
制度公正的文化民族性探析/龚晓B//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37～43
二、理论综述
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探究/陈天翔，王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35～4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援助研究述评/梁立新，郭献进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7～21
美国应用民俗学的特质、方法与实践：戈德斯坦教授访谈录/[美] 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李明洁//民俗研究，-2016，（3）.68～74
民间话语转向：叙事、地方性知识和民俗学的新语境/[美]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著，李明洁译，李维华校//民俗研究，-2016，（3）.53～67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周星//民俗研究，-2016，（3）.5～14
民族学概念：“从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陈自升，张德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1～17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张继焦//青海民族研究，-2016，（2）.23～27
省思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杨D，张应强//青海民族研究，-2016，（1）.55～60
王铭铭的“天下观”研究历程与评论/马丹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8～29
民族宗教工作经略：以新疆、为中心/张双智，张羽新//青海民族研究，-2016，（1）.96～102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王霄冰//民俗研究，-2016，（3）.15～2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任娜，刘宏//世界民族，-2016，（2）.44～53
城市个体化新移民与一个跨族界教会的宗教实践：一项应用并反思宗教市场论的教会拓殖过程研究/聂家昕//青海民族研究，-2016，（2）.23～27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民族关系演化的特征与类型分析/刘庸//青海民族研究，-2016，（2）.94～98
城镇化进程汇总的民俗复兴与地方再造：以广东小榄镇“会”为例/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50～54
德都蒙古人洗礼仪式与仪式音乐的文化变迁/崔玲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50～156
东莞大井头女子龙舞文化探析/蒋明智，王爱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55～60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哈尼族“东来说”：简析历史上融入哈尼族的外来汉族移民/陈燕//贵州民族研究，-2016，（4）.62～67
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类型研究/常丽，高凤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68～17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手工艺人的生存与发展：以白村端砚制作为例/何向//青海民族研究，-2016，（2）.65～68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河西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杨文笔//青海民族研究，-2016，（2）.55～59
公共文化与族群边界：直苴彝族赛装节的族性表达/蒋星梅，张先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66～71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纹饰文化传承保护的探讨/臧海波//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44～148
贵州历史生态地名与环境变迁研究：兼及生态灾变救治的文化对策/马国君，杨庭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48～56
赫哲族传统埋葬习俗中死者头西足东事象解析/陈伯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23～127
基于IPA分析的民族地区大遗址景区游客感知研究：以桂林灵渠景区为例/杨姗姗//青海民族研究，-2016，（2）.99～103
家神的较量：湘黔桂界邻地域社会的家族互动与信仰建构/罗兆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57～65
建构与博弈：海外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的场域化形塑/董丽云//世界民族，-2016，（2）.74～83
聚宝城南：“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王铭铭，[英]罗兰，孙静//民俗研究，-2016，（3）.26～52
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研究/马冬//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34～138
凉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家具的美学价值研究/罗毅//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49～153
论藏族猕猴崇拜的文化学价值/魏强//广西民族研究，-2016，（2）.79～83
旅居瑞丽的缅甸罗兴伽人生存策略探析/陈春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98～104
芒市傣族村寨的业力论信仰、道德财富观与社会秩序/褚建芳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73～79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吕洋//广西民族研究，-2016，（2）.73～78
民族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现实路径/白贝迩//青海民族研究，-2016，（2）.104～106
明清以降中越边境墟市的发展演变/刘晓聪，陈劲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87～97
亲属化：文化多元型村庄的自我整合机制――基于滇西北茨中村的考察/王晓//广西民族研究，-2016，（2）.65～72
清朝蒙古律“存留养亲”制度形成试探/包思勤，苏钦//民族研究，-2016，（1）.98～106
人畜合一离式游牧与牧区城镇化新探索：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个案/王皓田//贵州民族研究，-2016，（4）.45～48
色彩与认知：以羌族的色彩词汇为例/张曦//青海民族研究，-2016，（2）.38～50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隋艺，陈绍军//青海民族研究，-2016，（1）.77～81
时空脉络中的奇香：马鲁古丁香贸易的人类学研究/童莹//世界民族，-2016，（2）.25～34
受善与：从村落斗牛活动看企业家慈善项目的困境/ 刘怡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40～47
佤族布饶支系聚落空间的结构与象征/蒋立松，陆春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67～72
我国边民跨境婚姻家庭的困境与思考：以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为例/雷鸣光，王保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18～29
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孟红莉//青海民族研究，-2016，（1）.64～71
仪式场域中女性元素的人类学考察：以广西宁明县海渊茶场瑶寨的度戒仪式为例/许喃奇，陈锦均//青海民族研究，-2016，（1）.55～60
元代于阗人哈八石事迹考述/尚衍斌//民族研究，-2016，（1）.86～97
越南的岱、侬族研究现状与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越南]王金著，黄可兴、阮小姝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80～86
直义与转义：山西沁县“铜L吴氏人文志”的历史表述技巧/杜婧//青海民族研究，-2016，（2）.28～37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谢尚果，罗家珩//广西民族研究，-2016，（2）.57～64
族群发展视域下的维吾尔族人口发展变迁（2000-2010年）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李洁//青海民族研究，-2016，（1）.72～76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倡建研究分析新路径：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介评/关丙胜//青海民族研究，-2016，（2）.51～54
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热点议题和发展动态/张继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32～39
第三届都市人类学会议暨“城市社会转型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简述/张继焦//民族研究，-2016，（1）.122
第三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政治论坛：民族政治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马俊毅//民族研究，-2016，（1）.117～119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的社会交往状况分析：基于15所院校的问卷数据与访谈资料/梁茂春，陈文//世界民族，-2016，（2）.84～92
满族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关系的主要阶段与基本特征简析/王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30～38
民族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暨纪念费孝通大瑶山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色音//民族研究，2016，（1）.120～121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艺术；科学；人类；文明；社会
当人类社会迎来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艺术与科学的直接对话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感兴趣的热门课题。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主要形态，是引导人类迈进文明社会的旗帜，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许多科学家把追求科学的美感看得高于一切，看成是大自然给予自己的最高报酬――天道酬劳。天地之大，是美把艺术同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恰如左右脑构成完整人脑一样。科学的最高境界是艺术，是诗、是画、是歌、是舞。艺术与科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只有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才能造福人类。
1艺术与科学是人类理想精神与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
科学的概念人们并不陌生，但许多人对科学的理解有偏见，认为只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才是科学。其实不然，科学的内涵很广，它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综合知识体系，科学为适应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医药等学科，后者主要有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艺术等。科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艺术也属于科学的范畴。
艺术虽然也是科学的一个门类，但它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人类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力所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和物质财富。艺术的最大特征有三：其一追求科学真理；其二具有天才的创造性；其三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即真、善、美。所以，艺术既是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又是审美的、创造性的生产形态，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其审美价值，以满足人们心灵的渴求和精神的需要，从而唤醒人们超越美学贫困的自创力。如我国的民歌，特别是旧时陕北的民歌及民间年画、春节秧歌、社火、神话传说，以及《西游记》、《聊斋志异》、希腊神话等，都是人们理想愿望与精神意志的据实体现，让人们在物质上难以实现的愿望从精神上得以弥补。
艺术的种类归纳起来，从形式上分有：（1）以音乐、舞蹈为主的表演性艺术；（2）以绘画、雕塑、书法、工艺、建筑、摄影为主的造型艺术；（3）以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为主的语言艺术；（4）以戏曲、舞蹈、影视艺术为主的综合性艺术等四大类。从创造手法上可分为：（1）以描写历史题材与现实生活为主的再现性艺术，即侧重真实地再现人们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2）以描绘超越现实生活及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为主的表现性艺术，即侧重主观世界中精神情感的渲泻。从社会功用上又可分为以观赏性为主的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刻、戏剧、影视等）和以实用性为主的艺术（如建筑、工业造型、商业包装、平面设计、民间手工艺、服装设计、装潢设计、生态建设、园林规划、环境美化、人文景观、考古、测绘、书籍装祯、电脑动画等）两类。其中实用性艺术主要体现在美术领域，而这一领域都需要借助科学方法才能完成，可见美术具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属性，既属于精神生产，又属于物质生产，充分体现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因此，艺术作品的创作与科学发明不可分割，它是人们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借助一定的审美能力和科技水平，在精神与物质材料，心灵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情况下，在充满激情的创造性的劳动生产实践中所获取的科研成果。
2艺术与科学是引导人类迈进文明社会的光辉旗帜
以我拙见，艺术是人类的母系文化，它的产生使人类告别了愚味，走进了文明，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我们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中均可得到印证。我们说科学是人类社会实践生产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的生产活动正是集中体现在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三大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人口生产是人类种族繁衍、生命延续的必要生产；精神生产则是在物质生产、人口生产都得到发展的前提下，人类理想、愿望、情感、意志、精神的自然表达。而艺术与科学均体现在生产实践活动的始终，美好生活的渴求与科学生产技术的发现运用，使得三大生产日益繁荣。
尽管在艺术的起源上，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诸如“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表现说”、“潜意识说”等，但我还是比较赞同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说”和格斯关于“劳动创省人本身”的马克思主义论断，这在远古先民艰难困苦的生存发展史中便可窥见其斑。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上人们常常把人类用石块打造的第一件生产工具（武器）称为原始美术即原始造型艺术，其产生可追溯到一千八百万年以前，它虽与天然石头有所不同，但严格意义上讲并不作为一种审美意义的活动，所以可视作原始艺术的萌芽。真正称得上的美术遗物最重大的发现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装饰品，如我国“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四、五十万年前）以及欧洲的洞穴壁画，还有法国洛赛尔出土的《手持牛角的妇女》，表现了一个手拿牛角主持原始宗教仪式的妇女，而最著名的则是奥地利维林多夫出土的石雕女像，被欧洲学者视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作品的造型虽不怎么美，但女性的特征十分鲜明，充分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殖崇拜。
特别是我国距今一万年前，新时期时代出现的彩陶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以仰韶文化为特征的半坡型、庙底沟型和马家窑型等彩陶的创造，表现了先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和生产实践中不断观察体会，逐渐丰富着美的知识、形式美的组合能力，及科学的工艺制作技能，使其实用性与艺术性进一步更好地结合。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工艺和科技水平的具体反映，为科技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使秦汉的宫殿陵墓建筑如此辉煌，如秦陵墓的营造与陶俑的制作被后世称为“世界奇观”，与埃及金字塔、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等一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加以保护，其艺术性与科学性至今令人称奇。到了盛唐，由于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国泰民安，使唐代的科学文化艺术得到了极大地发展，音乐、歌舞、文学、绘画人才辈出，传世之作盛多。而这些艺术家又都是各种文化修养极高、艺术造旨极深的大师，如画圣、书圣、诗圣、诗仙，以及唐宋“家”流芳千古的名篇。此外还有大唐的建筑、工艺唐三彩、丝绸业等，融艺术与科技为一体的社会物质生产均体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成就。至于北宋的翰林图画院、元代的戏曲、明清的小说，举不胜举的艺术创造与科技发明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使我国成为亚洲文明发祥的摇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清代统治者的关闭守旧，加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明清艺术的脱离现实，使艺术逐渐与科学越走越远，以至于将先民遗留下来的大量科技发明失传，例如战国的鲁班，相传他曾发明了“泥牛木马”，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却作为秘诀随其离世而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西方的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最典型的时代始于古希腊，约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由于古希腊地处爱琴海，曲折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使大海成为希腊人同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建立使希腊人较多的享受到民主。人们的思想活跃，尽管物质生活简朴，吃着圆葱、橄榄，喝着清水，住着石屋，但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对丰富，他们像孩子一般天真，对事物感兴趣，爱刨根问底，他们谈论政治，辩论哲学、思考宇宙和人生，寻求美的客观标准，甚至对数学感兴趣，将数作为衡量世界的基本准则，一切从数的概念出发，讲究比例的匀称和谐，发明“黄金比率”，无论人体还是建筑，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均以数学的关系来判断，这才使得古希腊历史上出现了雅典卫城建筑、雕塑掷铁饼者和爱神维娜斯等传世名作。同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波留克莱特斯、米隆等大哲学家、大诗人、美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艺术家也都出现于此，古希腊成为欧洲文明的摇篮。
欧洲文明史上另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是公元十三至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它被史学家称为“理智与科学的时代”，是艺术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时代。人们以理性的代替了禁欲主义，以科学发展代替了愚昧落后，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使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波及整个欧洲。而这一思想正是从古希腊文化歌颂人、关注人自身的思想中寻找到的，大批精通科学的艺术家们一方面从古代艺术里汲取营养，探索造型艺术规律，另一方面将人体比例、透视、解刨、明暗等科学法则逐步确立下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说文艺复兴为绘画艺术的素描基础奠定了科学基础的话，那十九世纪的法国印象派则为色彩的科学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成为至今世界各大学派色彩教学的重要科学理论依据。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在政治制度、宗教、自然科学和艺术诸多方面发展和探索，开始以新的人生观和科学的手段探索自然奥秘，以更加活跃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去观察自然、认识世界。特别是工业革命和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法国大革命，使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学者和艺术家，如1893年法国达盖尔发明的摄影技术，在向绘画艺术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门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独立艺术门类，在今天的科学实验、太空探险、影视艺术、新闻报道和教育卫生等领域仍被广泛应用。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工具材料等媒体的革新，使法国在19世纪成为欧洲的艺术中心，以及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而促使了欧洲文明的迅速发展。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光学和色彩学也开始深入研究，新的视觉语言和艺术审美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艺术运动和文艺思潮相继在法国产生。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诞生。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其无论在科学、经济、工农业、教育、卫生、还是文化艺术都跃居世界之首，核试验、人造卫星、航母等现代化高科技不断涌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于此同时大批的文艺人才和优秀作品相继出现，对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整个世界影响深远。然而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科学家纷纷前往美国，其实早在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就已升始在全球网罗人才，其中我国的科学家也不少，艺术家更多，以丁绍光为首的画家们还组建了美国中国美术家协会，世界经济、科技、艺术中心几乎全部转移至美国。
综上所述，世界艺术中心的几经转移告诉人们：社会政治制度、物质经济基础、科学技术、思想意识等都与艺术创新发展的关系重大，尤其科学创新与艺术繁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艺术与科学是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发展的旗帜。
3科学呼唤艺术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古老的东方大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科学学说，使中国大地焕然一新。在二十世纪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指引下，迎来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胜利实现，翻身作主的亿万劳动人民以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十分清贫，但精神面貌却格外饱满，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民众，他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忘我的工作和劳动，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纷纷从海外归来，使我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在国外的重重封锁下，我国不但没有被困难击倒，而且还成为三大拥有核工业和航天航空技术的国家之一。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论断。在跨越二十世纪之际，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宝岛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也是人心所向，申奥、入世、全面实现小康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更加展现出我国的日益繁荣与强盛，并越来越显示出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的艺术事业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精神的基础上，将吸收外来艺术精华与本国现实相结合，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艺理论方针指引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家和名作，如歌剧《白毛女》，舞剧《红色娘子军》，组歌《黄河大合唱》，舞蹈史诗《东方红》，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油画《开国大典》，中国画《流民图》、《以身许国图》，大型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收租院》，电影《焦裕禄》、《喜盈门》，电视剧《长征》，小说《人生》等。在艺术繁荣的同时给艺术教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机，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好局面，如高等艺术院校从只有八个大地区各有的一两所，发展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艺术院校，几乎所有大学都设置了艺术科系、院所，许多高校的普通专业也都开设了艺术选修课，并规定学生必须取得某一门艺术专业学分方可毕业。
时至今日，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均认为，科学的发明创造离不开艺术的情感和思维，离不开人文主义的关怀精神。真理有两种：一种是指引道路的真理，一种是温暖心灵的真理，科学是前者，艺术是后者。没有了艺术，科学就像一把精致的镊子，即使放在铁匠的手里一样无用，而没有了科学，艺术就会被江湖骗子搅成一团乱麻。艺术的真理是防止科学变得不近人情，科学的真理是防止艺术变得粗俗可笑，科学与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而不断发明创新。
所以，人们又回过头来呼唤艺术与科学的互动和结合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的艺术家与艺术的科学家，科学与艺术就是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可奠定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先进文化艺术的繁荣可满足人们健康的精神需求。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作为最先进的先锋队伍组织――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昂首阔步、精神抖擞地朝着现代化强国的富裕之路奋勇前进，让世人共睹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美好前景的壮丽画卷。
参考文献：
[1]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M].曹保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3篇
作者简介：高自龙（1965－），山东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期刊管理、成果评价；刘峰（1981－），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成果评价、数字资源管理。
摘要：合理的分类是科学评价的前提。目前在科研成果评价的研究与实践中基本有四种分类方案，这些方案也适用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设计，但各具不同的被认同度，需要在确定优化原则后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可行的论文评价分类方案。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评价；分类方案；被认同度；优化原则
中图分类号：C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008-005
学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其水平进行评估是科研管理与科研创新的重大课题。“以刊评文”、“文以刊贵”的间接、粗放评价方式已不适应我国科研成果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的需要。但是，面对数量浩繁、形式多样的科研成果，倘若不分类或缺乏恰当而简明的分类标准，势必会抹煞不同成果类型的特质，亦将影响评价、鉴定以及量化等项工作的实施[1]。因此，没有合理的分类，就没有科学的评价。本文试解析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的各种分类方案，并进行优化建构。
一、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基本类型
现有相关文献关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分类方案主要有四种：一是按所属学科分类，二是按载体形式分类，三是按智力投入程度分类，四是按研究性质分类。
1.按所属学科分类：部分学者认为[2]，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上与社会科学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甚至超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应将人文社科成果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类分别评价。如蔡曙山[3]将科研成果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艺术人文、社会科学4部共11门类；业界更为常用的是按一级学科进行学科分类，如CSSCI来源核心期刊目录等，在评价期刊时，首先以论文所属的一级学科为基本依据，再根据实际评价需求适度调整学科，进而形成评价分类方案。
2.按载体形式分类：依照成果不同的载体形式，将成果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4]规定参评成果包括专著、论文、研究咨询报告、译著、考古发掘报告、工具书、古籍整理、软件、音像制品等。而与该办法相比，沙似鹏[5]、刘大椿[6]、叶蓬[7]等又提出了不同的调整意见并重新做了成果归类。
3.按智力投入程度分类：依据成果智力加工程度的不同，区分各类成果的类型。如卜卫[8]等将社科成果分为三类：研究类、普及类和资料类；杨育华[9]将社科成果分为数据资料类、实践类、理论性成果和综合性成果；罗平安[10]将成果分为最高成果（概念类）、重要成果（模型类）、次要成果（实验与理论计算数据类）、一般成果（积累基本数据类）四类等等。
4.按研究性质分类：借鉴国际自然科学领域将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分类办法，一般将人文社科成果分为理论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如《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指标体系》[1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实施细则》[12]、《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13]等。
将上述科研成果评价分类方案应用到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中，可归纳演化为表1。
表1四种论文评价分类方案的比较
方案编号分类标准分类结果差异性相关实践案例
方案一学科大类
人文学科论文以精神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
社会科学论文以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4]
方案二论述体裁
研究论文着重学术创新并提供新知识。
综述文章着重评述分析并做出新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对论文等科研成果分类管理的办法[15]
方案三研究性质
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注重学术价值，追求理论创新。
应用实证研究论文注重社会价值，追求应用效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奖办法（修订试行版）》[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17]
方案四一级学科哲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论文充分凸显各学科之间及领域知识的差异性。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18]
二、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调查分析
为深入分析上述四种分类方案的被认同程度及优势和不足，我们采用了如下两种研究方法：（1）问卷调查：着重选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术编辑和科研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共形成有效问卷386份。为保证问卷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文社科各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发放问卷时还对受访对象进行了学科比例控制。（2）专家访谈：重点选取了20余位学术评价领域的理论学者和科研管理部门的实践专家，以面访、邮件、电话方式进行了访谈和书面反馈。
（一）分类方案的被认同度分析
1.绝大多数受访者赞同“分类评价、同类比较”的评价思路（约占98.25%）。认为人文社科学术论文在所属学科、论述体裁和研究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产生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学术论文本身特质存在着差异性（主要由学科背景不同造成），并表现、要求、作用于诸多评价要素上，如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评价标准要多维性和评价目标要多向性等。二是因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机理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如果没有科学的分类，指标设置、权重分配就无针对性，评价结果也难以成立。因此，必须针对学术论文间的差异性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且同时要把握和处理好分类颗粒度的粗细问题，较粗略的分类评价不利于区分和凸显评价对象的差异性，较精细的分类评价不利于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
2.受访者赞同各分类方案的比例有明显差异（如表2）。总体来看，方案一和方案四的认同度较高，这两种分类方案都遵循按学科分类方式，只是方案四比方案一的分类颗粒度更精细一些。相比之下，方案二和方案三得到赞同的比例较低。此外，不同学科的受访者在选择分类方案时，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如马克思主义学科受访者中无人选择方案二、方案三；教育学学科受访者中选择方案四的约为74.23%，只有不到7%的人选择了方案二和方案三；历史学和艺术学学科受访者中选择方案一的在60%以上。从上述受访者对分类方案选择的倾向看，大多赞成按学科分类评价。
表2受访者赞同各分类方案的人数和比例分布
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148人38.53%48人12.39%64人16.51%126人32.57%
3.大多数受访者建议应综合考虑和吸纳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势（约占76.82%），即在权衡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多种分类方案的优势。受访者针对分类方案提出了100余条优化建议，按照优化设计的不同思路，可概括为三种优化模式：（1）横向扩展模式，即在某一种分类方案的范围内，平行增加相应类别。（2）纵向扩展模式，即在同一分类思路的指导下，垂直细分某一分类方案的相应类别。（3）综合扩展模式，即综合考虑两种或两种以上分类方案的优势，分层次、较全面细致地划分类别。如大多数受访者指出，单一分类方案很难获取准确的评价数据，应综合考虑论文多个维度属性的特征进行多维分类。其中，将按一级学科和按论述体裁结合进行综合扩展分类，被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人文社科论文评价应采取的相对科学、合理、可行的分类方案。
（二）分类方案的优劣分析
我们认为，上述四种分类方案各有优缺点：
方案一：分类成熟、认同度高，便于读者查阅和利用。人文学科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机理、表现形式等特征上均明显不同，人文学科更注重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更注重社会现象的客观探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各自所属下位类学科之间区别不大，虽可比性较强但可行性较差，因为部分学术论文可能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学科归属、学科界线较为模糊，不易明确分类或区分，成本较高。
方案二：涵盖丰富，包融性好，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便于研究者准确获取前沿信息或综合成果。研究论文和综述文章在研究范式、研究深度、创新程度、学术规范等方面有明显差异，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不能认为是学术论文，所以这种分类较利于针对论文的创新价值进行水平评估。此方案的不足是对“研究论文”的学科差异性没有关注。
方案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实证研究论文在研究目的、难易程度、作用功能等方面各有侧重，各具可比性，能有效反映各自论文内容的基本属性。前者注重评价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后者注重评价其社会价值和应用效益。但两者科研性质较难区分，若将其区别分类评价，则不利于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方案四：学科是研究的出发点，易于形成同行评价的学术共同体意志，能较好地兼顾不同学科的特殊性与相近学科的同质性，因为不同学科在研究内容、成熟程度、行文特点等方面差异较大，而相近学科差异较小，且有现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如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等，分类细致，认同度较高，有助于增加评价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方便读者根据所在学科发现、评价和利用相关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
三、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优化构建
（一）分类方案的优化原则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借鉴并优化已有研究成果，建构出更为合理可行的论文评价分类方案。我们认为，从评价需求、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和评价持续等维度看，应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1.满足需求原则，即分类方案要满足现实的评价需求。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质量或价值的显现周期较长，不论在任何时空点上对其进行评价，都无法取得“完全准确”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是一个不间断的、从已知探索未知的过程，对其评价只能在“科学探究的终极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其评价的分类方案应首先满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实践需要。
2.可操作性原则，即分类方案在评价过程中要具有可操作性。分类不能过于复杂，分类颗粒度切分要恰当，以保证分类框架清晰简明，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与评价主体的常识判断保持基本一致，使评价主体较容易把握，从而提高评价操作的效率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3.可比性原则，即分类方案的评价结果要具有可比性。只有同类比较才可以实现同一指标下的度量，评价结果也才具可比性、可信度，这就要求分类标准明确和界线清晰。
4.可扩展性原则，即分类方案要具有一定的扩展张力。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日益交融和加速推进，专业学科也随之细分、交叉、融合。因此，保持评价分类体系具有较广的范围适应性和较强的功能扩展性，有利于评价结果的持续性比较和评价工作的一致性开展。
（二）分类方案的构建探析
依据上述调研结果和优化原则，我们提出以下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如图1所示。
图1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分类方案
1.分类方案的构建思路
分类是按照某种标准把一个属概念划分为若干种概念，因此就必然会关系到选择哪种分类标准及为什么要选择此分类标准的问题[19]。在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中，一方面，影响论文差异性的因素是多维的，按单一差异性因素进行分类一般不能够满足评价活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影响论文差异性的因素在实践中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只能选取其中较为显著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因素作为其关键的分类标准。
与其他分类标准相比，综合应用按论述体裁和按一级学科这两种分类标准开展人文社科论文评价，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理由是：
一是这两种分类标准能较为贴切和显著地吻合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本质属性的区分。我们认为，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本质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容属性和学科属性的不同上。内容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创新内容角度的不同上。例如，研究论文的创新内容角度在于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理论、观点、问题等，或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方法、视角等，或发现新的资料、史料、证据、数据等，其基本特征是学术性、创新性和理论性；综述文章的创新内容角度在于对已有成果做出新的概括、评析，其基本特征是资料性、综合性和概括性。学科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学科指标权重设置的不同上，而非指标的设置上。当然，各学科的指标权重有些可以是共同的，有些则需根据学科特点分别设置；综述文章更多依赖于写作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其价值和质量在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体现并不明显，可以采用同一指标权重[20]。内容属性的恰当切分是实施论文直接评价的核心环节，学科属性的归类细分是开展论文深度评价的逻辑起点。因此，按论述体裁进行分类能更明确地区分论文内容属性之间的差异，按所属学科进行一级学科划分能更好地凸显学科属性之间的差异。
二是这两种分类标准在论文评价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首先，综述文章与研究论文相比，具有明显特殊的行文结构和性质特点，能够较容易从论文成果中区分开来，可明确地分为两种类型：“作为过程的文献回顾”和“作为结果的文献回顾”。其次，一级学科的划分除了有现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可参照外，从评价主体上看，按一级学科细分利于形成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便于评价主体在同一学科下针对论文具体研究内容的价值（含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度评价。从评价客体上看，同一学科论文有其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等，其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能够更好地实现论文质量评价的目的和要求。
2.分类方案的特殊问题处置
（1）关于特殊文体和译文的分类评价问题。特殊文体，如政策解析、标准技术规范解析，书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札记，时事、政治、思想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等，在确定是否归为评价对象（学术论文）时，应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三个角度同时来进行判别。若以探讨一般规律为研究目的、以专业研究人员为读者对象、研究内容有明确的研究过程并有所创新，则为学术论文；若以介绍、宣传或推介为研究目的、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内容未经过研究过程且无创新性，则不是学术论文。译文的核心内容是原文作者研究贡献的成果，而译者只是通过另一种语言工具对其做了直译或意译，进行学术质量评价时，是对原文作者的成果内容进行直接评价，而非对译者的水平进行评价。
（2）跨学科、交叉论文的学科归属问题。我们认为，跨学科论文是指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一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在评价过程中，应按照是否存在主次学科区别对待、分别处理――若是围绕某一主要学科的理论、方法或问题开展研究，但借鉴了其他学科方法和理论，可分为主次学科并在主要学科中进行评价。交叉学科研究论文若同时涉及一个以上学科的理论、方法或问题，学科归属不明晰，不存在主次学科，应同时在不同学科中进行独立评价。
（3）同一级学科内部不同二级学科间的学科差异问题，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学科差异，需要在二级学科内部对各自所属论文开展有针对性的细分评价，然后通过学科的上下类位关联，汇聚至一级学科进行较全面的同类比较。
总之，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还必须与指标遴选、权重赋值及评价流程等变量因素进行逻辑关系的考量，这就需要综合权衡评价体系的完备性与可行性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众多矛盾，经过反复的论证总结、实践检验和修正完善，才能逐步接近构建科学、合理、可行分类方案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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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4篇
之前,先说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法文化论这一学术领域刚刚成立,是文化理论这个一般性的学术趋向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理论”与“法文化论”一同得到充分的发展。一定的事实背景促使“文化理论”的形成,而且这一现实背景一直持续到将来。这种现实不仅在国家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文化共同体中都是存在的。主体性应得到尊重的历史根据,这在作为对象的法的侧面来看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视觉的转换。一般来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归属于文化、经济、政治、艺术一同组成的文化。只要说明什么是法,就会充分涉及到法的意义。当前的法哲学书籍一直依此进行说明。但“法文化论”自称是新成的学问,涉及的对象、范围、考察方法还未有专门的共同的理解。可是,法文化论企图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法,文化理论被运用到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在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中起着一定影响。“文化理论”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的范围上看,属于经验社会科学,以认识文化这一事实为目标。本论文中的观点与“社会理论”相比较,并把“文化理论”对作为文化哲学有关法的文化理论的观点进行验证。因之,有关法的文化理论,可以从文化理论、社会理论、文化哲学三个方向进行验证。这种证明从经验科学发展到哲学,从事实发展到价值,也意味着通过法的特殊性来考察法的普遍性。
二、经验科学中的法文化论
(一)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通常提到法文化,使人联想到什么呢?“法”和“文化”是人们常用的单词,一提到法,使人联想到国会制定的法律;但一提到文化,就想不起来适当的对象。通常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文化如教育、艺术等,乃是为了一定价值的实现做出人的努力和活动,通常“文化人”、“文化遗产”、“文化国家”、“文化生活”也包括在这一类。另一类是包括上述内容的广泛的文化,被称为“对自然的文化”、“表示人类社会特点的文化”,这是指一种人为形成的环境,不仅包括物质而且包括制度和观念的东西。在这里重要的是,法文化虽然联系到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但属于后一种广义的文化。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广义的文化。文化人类学上用机能主义文化理论来为人类学奠定基础的B?K?马林诺夫斯基,曾在1926年通过《未开发社会中的犯罪与习俗》一书,从人类学的立场上展开了“民族法学”。他在1931年出版的《文化论》的开头中对于“文化人类学”作了如下的说明:人类在肉体的形式和社会遗产即文化上来讲相异。肉体人类学根据人类的体格、生理特点(肉体形式)不同来对于人类进行分类是成功的,但人类在其他方面也互不相同。如果一个黑人小孩长在法国,那么其结果大大区别于非洲森林中长大的小孩,因为他体验到包括不同的语言、习惯、理论、信仰(文化)以及社会遗产,他并且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中的一员。这里指出了社会遗产在文化人类学中不可忽视的概念。它在现代人类学及社会科学中通常被称为文化。由此,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不同于动物,根据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和抚养。从这种观点上看,人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环境一样非常必要。然而对人类来讲必要的只是一般的文化,而不像动物用天生的本能来适应特定的环境。虽然对人类来讲并没有特定的环境,但作为环境的文化个个都具有特殊性。这种有关文化的观点,在法学界上成为法文化论的小小的原因。再举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来讲所谓法文化概念。社会学家常把文化外的东西引进社会组织,这是错误的。社会组织可称为“标准化的集体行动手段”,说明构成社会组织的所有个人行动带有协调性,能促进协调行动的“情操”或“价值”的形成,并始终把其基础放到“社会中文化装备”上。文化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学实体”,通过好几代祖先的文化生产中才能理解—从这种观点上超越个人。文化是“与物质或心理学实体中不可分隔的物质装备与肉体习俗复杂的结合之结果”。亦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带有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基本模式,随之文化由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构成。“物质装备”指的是工具、武器或衣服以及住房设备,它们构成部分的文化。如一定长度的木棍随着不同的文化可作为手杖、桨、挖洞时的工具来使用。这里木棍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文化内部物质装备具有如此价值,那么文化的心理方面的“肉体习俗”更为重要。即依据明显的方法被承认或以明显的自动方法发挥作用的社会规范,即习俗达到和谐性。像法律、习俗承认的规范可看成肉体习俗的获得。这不仅引出特定行动的内部强制机构,而且是“内部冲动”以及“文化条件”内部“逐渐调练”的结果。马林诺夫斯基有关文化和社会的看法基本上维持在人类学学说中。人类社会不像动物依据本能而是依据文化。如今更加注意文化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强调惯学和学习的重要性。例如E?A?霍贝尔在《原始世界的人类》一书中称道:“文化是社会成员特定的学习过的行动样式而综合的系统。”在这里,“综合的行动系统”中的“综合”和在前面马林诺夫斯基所用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但更加注重惯学。这一观点起源于贝内德把“文化统合”看成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根据其“文化样式”,人类的文化行动虽然逐渐相一致,但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组合。如现代科学主张,不是部分之间的简单的组合而是依照特殊的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生成了“一个新的实体”。总之,文化作为一个统合的部分,具有个性和相对独立性。
(二)机能主义社会学中文化的概念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确立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中把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组织”看成“文化的一部分”。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观点来观察,不仅在文化人类学上而且在社会学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马林诺夫斯基注重文化统合的全体性,这就说明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通过整体的统合来执行一定的社会作用。人类具有一定的基本欲望,采取营养、生殖、繁殖、对抗威胁生命或身体的物质装备,采取一定的体系的文化满足人的基本欲望。文化协调第一次生物学欲望,通过执行派生出来的第二次手段命令来作为具体形式。‘这种命令意味着为了满足基本欲望,决定有必要建立行动、惯例、价值的命令或规范体系。随之组成经济组织、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也可把宗教、知识、技术看成满足需要的体系。把社会当成文化来理解的观点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心理社会学中形成一个“文化社会学”派。总之,依据人类基本的欲望或派生出来的满足需要的观点理解文化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流派,创造出了社会学中的机能主义体系。机能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为构成一个系统,并且这种系统作用于维持全体,因而其内部组成一定的结构。社会系统包括在行为系统之中,构成文化系统,这种观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主张相同,不把社会和文化当成同一个东西,认为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文化。把人类社会看成文化的观点是由贝内德解释的。文化原来的意思不是满足基本欲望的自身方面,而是派生出来的满足必要的、特殊的方面。文化永远是一种特殊的个别的生活样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从人类活动具有的广泛可能性中选择的结果。从这种特殊意义上讲,全部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可称之为文化。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行为,具有功能性,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象征性和意思性。如前所述,社会体系的作用结构内的常数(价值观)或社会当中文化的象征性之重要性已被指出,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相互关系已被充分认定,在后面的法文化部分中将详细说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对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之关注,在当今文化人类学上正在成为一个倾向。
(三)两种法文化论在说明法文化之前,先弄清法的概念。下面在简单说明两种概念之后,重点解释法和文化成为一体的概念。第一个社会指标是社会规范。所谓的规范指的是行为的准则,行为必须规律性地进行。法规范超越个人的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据,在这一点上称为社会规范,是社会赋予的。第二个指标是强制性,对于违反指示的行为者进行制裁,最终通过实力来强制性地对付,至少在法里包括这一部分。然而,带有这种强制性的法怎样和文化联系形成一个法文化的概念?关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针对法文化的理解,存在着贝内德和帕森斯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前者是以霍贝尔观点为出发点。霍贝尔认为,任何社会都从自己的文化中选择一定的东西,一定社会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法文化的重要问题是把文化联系到法来解释。这时法是带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在现实中执行。后者的观点反映在劳伦斯?M?弗里德曼的《法与社会》一书之中。法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执行社会功能,包括社会制约、处理分歧、再分配、改革,广义来讲它们都归属到社会制约。法不仅具有上述功能,而且由结构、实体、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结构指的是法院、警察局等权力系统;实体指的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现实的行动的样式;最后,文化表示需求,意味着“有关于法的思考方式,态度、信念、期待、意见”等,社会作为有关法的思考方式创造出一些需求,即人们是否执行法的需求,如何利用法系统都由法文化来决定。如果人们对法文化无知,那么法的结构和实体就不带有现实性。如上所述,弗里德曼把法系统归到社会系统中,其中一部分由文化占居。如何评价两者差距?弗里德曼的法文化是由法系统或关系到这部分的人的观念、思考方式来构成。这就决定法系统和联系到这部分的人的使用方法。这里包括前面所讲的以结构和实体来组成的法系统,但有关思考方式则看成文化。有关文化的这种关系,以前没有讨论过。文化存在于部分法系统、成为有关法系统的思考方式。因此,把文化看成存在于法系统的外部更为确切。与前面讨论的帕森斯的理论相同,在社会内部法系统与带有自律性的文化系统并存。所谓的法文化理论,指的是从文化到法的外在的联系,因此,只要注重个别文化特色就认为适合以前的法意识论。在霍贝尔的法文化论中,法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样式在实现着。它的行动样式总在文化中,那么我们就能说法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根据这一点来看,弗里德曼法的结构和实体的核心内容就用文化来解释。例如,法院的结构或家庭法的主体在内容上具有文化的独特性,但这种法文化论是从文化到法的内在联系。如果从霍贝尔的文化与社会同一论来讲,法文化就具有包括法意识在内的广泛的意义。在上述两种法文化论中,讨论哪一种较确切,这已超越个别的法文化论的基本问题,这种课题在法文化中成为一个总的理论。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讲,拟应限定在法文化领域来解决问题。下面的讨论应该从社会科学的法文化论,转移到人类哲学的法理论。
三、文化哲学中的法文化论
社会类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17－05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根据理论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不同见解、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深入研究中应把握的重点内容等再作些探讨，以扩展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国内外强烈关注的课题及其多种见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特别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的政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国际社会的热议，集中起来大致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主要评价。
1. 肯定评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其具体观点很多，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方面，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所有这些将大大增强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美国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说，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第二，从比较中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一是比较中国与印度、苏联的不同发展。如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有学者评说，较之“苏联模式”，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上有三个重大原则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二是比较中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如俄罗斯、拉美、东亚等国家，认为俄罗斯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功应对了世界经济危机、重大自然灾害，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等。由此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批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论述现代资本主义有多种模式的时候，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意义。
2. 否定评价。这类评价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大致也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称自由民主制度即美国的所谓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否定不同于美国的任何一种制度和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一些人通过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这又有多种情况，其一，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在《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中说，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美国俄勒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里克也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其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诬指为资本主义。如美国的迈克尔・舒曼在2010年3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中国：新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文章，把中国模式诬指为资本主义。还有学者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看作是遵循同一模式，认为中国创造的所谓奇迹，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更早在荷兰、英国与美国早已皆是如此。其三，中国的发展未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如英国的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模式”，“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一个想法。
第三，更早一些，苏联学者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从而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中就说：“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受这种诬指的影响，西方的某些汉学家，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及其学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歪曲为“民族主义”。
国际方面还有多种具体的观点，如炒作“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等等，称“中国将统治世界”，企图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的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响，企图设置“美丽陷阱”；有的企图让中国承担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称的责任，达到“捧杀”中国的目的。这些观点其基本精神未超出上面的概括，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国内学术界直接以本问题命名的专论尚不多见。但是，有多个学科的著作和论文，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论证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大致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如解读了马克思的重要论断：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①。这表明，在五社会形态或者三社会形态发展中，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共性，是对世界各国多种多样的类似经济基础的科学概括，这样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再转化为各国现实社会形态时，不可能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必然与各个国家不同的经验事实相结合，使之在现象形态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又如解读了列宁关于世界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统一性和具体道路的特殊性的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固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这表明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但是由于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这种过渡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特点。学界的这些探讨都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2. 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论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这类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从而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自然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3. 在批判西方学者关于“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等等怪论时，一些学者根据关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的论断指出，世界历史并没有止步于美国的发展模式，没有、也不会始终以欧美为中心。不同性质的国家也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不同的改革而达到资本主义的趋同。“趋同论”不过是以唯技术主义为基础所宣扬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论。由此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及其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4. 在批判苏联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以及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时，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则是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以保证事业取得成功。混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界限是错误的。
5. 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有学者一方面论证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要中国不倒，社会主义就能在世界上站得住”的思想，指出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的意义。还有学者通过论证中国模式产生的必然性、中国模式的产生所带来的世界影响，较好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问题。
二、充分认识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热议，表明这个问题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有助于从现时代的高度开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课题研究将对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统一、最终由前者取代后者展开论证，这必将深化近现代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跨越论的思想的研究以及这些理论在现时代的合力作用和指导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弄清这个关系，并作出科学说明，必将展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使之细化和具体化，为群众所深刻把握。
2. 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较长时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科学内涵、结构体系、理论特点、与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历史地位和意义等多个方面。本课题在以往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宏观背景下，一方面从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上寻找人类文明的共同点，着力论述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另一方面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造性贡献、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发达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研究其它国家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这两大主题方面的好经验，阐述当今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历史文明贡献的异同，甚至质的区别，由此从世界历史意义方面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3. 有助于批判“欧美中心论”、“历史终结论”、“趋同论”、“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较长时期以来，国外流行种种诋毁当代中国的怪论，国内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必将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清是非，划清思想界限，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克服国内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
4. 有助于为中国赢得宝贵的话语权。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的贡献，以及对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的影响，必将有助于为中国赢得主动和宝贵的话语权，为我国扩大开放提供理论支撑。
三、深化课题研究的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已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涉及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多方面内容。现在要赢得对这个重大关系认识的话语权，唯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需要从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两方面着手。
研究的内容方面，要力争在以下六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南。
第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四点：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下，人类历史纵向发展过程，即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与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即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资本论》所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变为“万能钥匙”、一般历史公式，并套用到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的思想；列宁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国际世界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又斗争、又合作，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方面有共同点。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是对这个问题的有益的探索，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好的见解和经验。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贡献有异也有同。以上四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证。
第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三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发展和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关于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将走上社会主义，但各自的走法不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思想③。以上三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
以上思想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性。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奠定课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基础。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思想资料和历史依据。
第一，20世纪初期以来，在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人类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如形态学派历史学家O.施本格勒、A.J.汤因比等，他们将世界历史看成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从而突破了“欧洲中心论”；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文集和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需重新定向的观点；L.S.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的《全球历史》，注重考察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应对这类历史资料加以系统的梳理、研究和评述，以为科学把握这一关系提供有重要支撑意义的思想观点。
第二，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上有大量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两种类型的实例，即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发达的乃至最发达的地区开始的；第二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国家开始的。长期以来，第二种类型被认为是特殊现象――特例，现在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通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应对两种历史类型的典型、特别是第二种历史类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是通过多样性实现的这一规律，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提供历史的依据。
3.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根本观点和一贯主张。
第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以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想④。要着力研究《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著作，深入把握和阐发中国共产党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思想；要深入研究《论十大关系》、《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著作，深刻把握和阐发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的原理。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思想。要认真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著作和谈话。特别是其中关于对立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类历史演进到现代以后，这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统一、合作、竞争、斗争的关系，人类文明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推进。不同制度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做出贡献，但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会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等思想；中国的发展“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思想⑤（邓小平）。
4. 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概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一，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统一性和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证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第二，对人类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上，成就举世瞩目，形成了“十个结合”（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经验。这对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复兴有重大影响。
第三，对当今国际社会政治格局等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在摆脱贫困和失业、建立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支援，提供的可供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分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负责任的态度等。中国在维护世界的稳定及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证明了它的国际意义。
5. 充分论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⑦。在现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意义。
6. 对“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中国”等多种错误理论的评析。
第一，收集归纳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社会有关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
第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种种魔化、诋毁中国的怪论产生的背景、实质和影响。
第三，通过批判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思潮，进一步深入论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要求是：
1. 在思路上，整个研究应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立论和驳论相结合。
第一，明确界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概念。“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概念，可做多种解读，应予以明确界定，避免概念本身缺乏确定性。我们将这个概念规定为整个社会文明，主要指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限于文化。
第二，深入研究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实现过程（即通过多种文明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来实现的过程），以为论证本课题的中心内容做好理论铺垫。
第三，具体研究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体上取得的成就及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同时研究积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意义。
第四，通过反驳上述“中国”等种种错误理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认识。
2. 在具体方法上：
第一，坚持系统的文献研究与梳理。这包括运用现代技术研究手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国内外相关的权威性著作、杂志进行系统的梳理，以详细地占有与本课题有关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并对占有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分类，研究其内部联系。
第二，重视反面材料的研究。全面收集、系统整理涉及本课题的国内外的有代表性的资料，包括专著和论文。仔细研究著作者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根据、论证的方式和造成的影响，以为研究提供不同方面的思想资料，特别是提供进行科学批判的针对性观点。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正面研究和批判分析等相结合。当前应特别注意从正反两面开展研究和论证，通过这种研究和论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页。
②③《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87页。
④《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3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