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篇

19 世纪60 年代， 国际直接投资在英国产生。20 世纪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 年代以来， 开始迅猛的发展， 1998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创历史记录达到6440 亿美元， 比1997 年增长近40 %。国际直接投资在不断地发展， 理论也应该相应的与时共进。

一、国际投资理论的内涵分析

国际投资理论的内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 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 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 建立长期关系， 具有长期利益， 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日本学者原正行认为， “企业特殊的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间的转移。”日本小岛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所谓直接投资应该理解为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这里讲的经营资源是指在经营企业中发挥各种能力的主体， 从表面上看是以经营者为核心的， 更实质地讲， 是指经营管理上的知识和经验， 包括专利、技术秘密以及市场调查方法等广泛的技术性的专门知识， 销售、采购原料、筹措资金等在市场上的地位， 以及商标及信用、情报收集、研究与开发等的组织。”澳大利亚学者A1G1 肯伍德认为， “一国的一家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一家企业的控股权。”

上述的国际投资理论的内涵界定各有侧重点， 有的强调“经营资源”的转移， 有的强调“控股权”， 而且就其对投资主体的界定也过于的狭隘了。对于内涵的界定笔者认为， 国际直接投资是跨越国界的以生产要素产权关系的变更为基础而产生的经营权变更的投资行为。这里强调以产权关系的变更为基础获得经营权的行为， 是为了与间接投资相区别， 间接投资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也会引起产权关系的变更， 但是却没有经营权的变更， 也就是说经营者没有改变， 这可以说是与直接投资主要的区别。这里没有强调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企业还是个人， 笔者认为主体可以是任何的组织、机构和自然人， 只要它能够跨越国界的获得一家经营性团体的经营控股权， 那么它的投资行为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范畴。(关于个人的投资行为将在下面的段落里介绍， 这里不详细分析。)

二、对经典投资动因理论的思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自产生起， 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主线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 主要的代表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 第二条主线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 主要的代表理论有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一) 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海默在对不完全竞争市场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面对同一市场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 若某一家企业实行集中经营，则可使其他企业难以进入该市场， 形成一定的垄断， 可获得垄断利润。构成国际企业垄断优势有多种因素(1) 技术优势。技术优势包括技术、知识、信息、诀窍、无形资产等要素。(2) 规模经济优势。由于规模经济使生产集中， 降低成本， 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3) 货币和资金优势。进行投资的大公司往往有雄厚的资金或者有广阔的资金筹集渠道。(4) 组织管理优势。公司拥有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和丰富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

巴克莱和卡森理论的产生源于科斯定理， 认为不完全竞争并不是规模经济、寡占行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所致， 而是由市场失效、企业交易成本增加所致。正是由于市场不完全， 行业因素、国家因素、地区因素和企业因素影响交易成本， 所以企业更倾向于实行市场内部化来降低成本， 虽然内部化又不可避免的增加了企业的内部成本， 但只要内部化的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 内部化就可以实现。

(二)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维农认为， 垄断优势不能彻底解释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建立国外分支机构去占领市场， 而不是通过产品出口和转让技术获利的根本原因。他把产品划分为新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公司在产品周期过程运动中， 因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发生变动后所作的理性选择。

小岛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 要从宏观经济因素， 尤其是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进行。根据其动机， 划分为四种类型: (1) 自然资源导向型。此类直接投资的目标是出于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而产生的投资行为。(2) 市场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维护和扩大出口规模。(3) 生产要素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生产要素。(4) 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全球化的生产与销售网络。

以上的国际投资理论是比较流行的投资理论， 这些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些动因， 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但是笔者认为理论的发展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 以上理论是建立在诸多假设的基础上的， 如果脱离所做的假设， 有些理论就会站不住脚， 例如有的理论是建立在没有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假设之上的， 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假设还没有真正的实现。(2) 就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冷战之后， 资本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经济政策大肆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侵略， 理论的提出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由于以上理论都是产生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他们的立足点是成功的资本主义经验基础上的，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没有做出完整的归纳， 他们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3) 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对企业的垄断优势为什么必然会引起国际直接投资没有做出解释， 就理论的多样性来说没有形成共同的理论基础， 只能说明某一国家的某一时期的直接投资行为， 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律没有恰当的表述。(4) 在论述直接投资理论时， 只是在理论上把单个人可以作为投资的主体， 而在理论的建立上却没有把个人的投资行为概括在理论之中， 随着个人投资行为的加大， 理论应该把个人的投资行为包容进去。(5) 对今天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和投sp; [1 ] 　宋亚非. 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 ] 　刘昌黎.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 ] 　刘跃生. 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M]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4 ] 　刘国光. 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5 ] 　佟福全. 第五次浪潮[M]. 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9.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式；外延式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低估汇率促进贸易品部门发展，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经过30年经济发展之后，人民币升值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转变过程，还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负面作用，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与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的模式、路径、手段等，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侧重于投入——产出活动中收益增加的量化额度。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定义。本文将经济发展方式界定为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模式，不仅包含有经济增长方式，而且更侧重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完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综合指标体系的系统，其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依据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经济发展方式又可以被划分为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和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

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是通过增加各种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规模和水平，最终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发展方式。外延式经济发展是依据投入——产出思维，主要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累加推动的经济发展，依靠扩大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生产要素投入所实现的产出增加。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增长速度快，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所采取的主要经济发展方式，并为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发展基础和资本原始积累。外延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由于外延式经济存在着高资源消耗率、边际生产效率递减、增长结构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外延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要向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不增加或者很少增加生产要素的条件下，通过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运用科技、管理和制度创新等手段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平稳、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经过起飞期和成熟期之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采取的发展方式。然而，实现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相对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公共服务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良好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法治环境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实现的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

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即需要要素的投入，也需要要素使用方式的深化即经济增长由外延型经济增长和内涵型经济增长共同构成。一国经济增长虽然会侧重于外延型或内涵型增长，但二者不可或缺，既有矛盾也存在联系。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二者此消彼长。同时外延型增长又是内涵型增长的基础，若没有要素的投入和追加，要素使用方式的转变也要受到制约。只有外延型的增长需要要素的不断投入而难以持续。所以，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质是内涵型增长与外延型增长的平衡发展。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与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影响的机理分析

中国总量生产函数采用科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Y=F（K，L）=A·Ka·L1-a，同时使用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因素，贸易品价格为p，工资为w，资本的投入成本为g，则生产利润p=p·Y-w·L-g·K=pA·Ka·L1-a-w·L-g·K。则利润的全微分表达式为dp=（p·A·（L/K）a-w）dL+（p·A·（L/K）1-a-g）dK。均衡条件下边际利润为零，能够得到p·A·（L/K）a-w）=0；（p·A·（L/K）1-a-g）=0。即p=w/A·（L/K）a；（p=g/A·（L/K）1-a。

对中国经济体系进行假设：（1）中国经济结构仍然处于二元结构的历史阶段，没有跨越刘易斯拐点，以生存工资的历史性上升解释实际工资率的上涨，工资率仍然处于生存工资水平。（2）从全球经济体系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利率由国际资本市场外生决定而处于国际利率水平；汇率升值短期内导致贸易品价格相应下降。依据假设条件，工资水平仍然为生存工资，利率为国际利率水平，人民币升值使贸易品价格下降，从均衡条件下的边际利润条件能够看到，生产者的策略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降低均衡劳动—资本比率。

在中国经济发展现有阶段，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内涵式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降低生产的劳动密集度，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的方式促进外延式经济发展。

三、结论与政策应用

自198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了渐进式的改革进程，实施了一系列汇率制度，如汇率双轨制、汇率并轨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从最初的单一官方汇率发展到逐步反映市场供求，波动性逐渐增加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改革进程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使汇率能够更多的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通过理论分析能够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现有阶段，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内涵式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降低生产的劳动密集度，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的方式促进外延式经济发展。然而，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尽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不能够有效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存在与宏观经济基础脱节的现象。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经历较长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汇率均会出现持续上升过程。人民币汇率也一直面临升值压力。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而由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引起的中国经济由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向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为主转变的作用不明显。中国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向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汇率杠杆效应还没有凸现出来，有待于未来更长时期和跨度更详细的数据进行论证。

[参 考 文 献]

[1]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和政策新框架的再探索[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1-49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风险；国内传导；国际传导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205-02

一、 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

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是在一国金融泡沫化基础上，货币危机向银行业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漫延，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

（一）金融泡沫的挤出效应

过度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会改变人们的时间偏好，即预期未来会有更大的金融投资收入。由于持续的巨量外资涌入使金融资产不断增值，因此，人们 “看好”预期而改变了投资机会线，将内涵式投资转为了金融投资。

内涵式投资是指集约化用于改进产品、技术创新的投资。在泡沫化金融时，挤出最为严重的就是此类投资。内涵式投资与金融投资相比，内涵式投资要经历时间相对较长且不确定的过程。内涵式投资被挤出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表现为一个国家产业转换能力弱、产品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长期低级化等等。

（二）货币危机导致资本市场与银行危机

一个国家如果外债过多且货币不断贬值，势必使债务费用暴涨，从而造成企业出现亏损，陷入支付困境，并可能破产；最终会波及股市下挫，总市值严重缩水。因此，当金融泡沫化的一国货币大幅对外贬值后，在短期（一年）内该国股价势必受到影响而大幅下挫，虽然短期内也可能会出现反弹，但这只是暂时的表向，因为它是以主要贸易伙伴国不能同时出现币值剧跌，或者也面临金融危机为前提的，缺乏股价大幅回升的基础，从而使货币危机传导到资本市场危机。

另外，货币贬值可能会在有大量外汇风险的银行中间出现清偿力丧失。因为对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部门）的大量贷款可能导致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无清偿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削弱银行的财务状况，因此，导致银行危机的出现。

（三）国内传导机制

货币危机及其所带来的贬值之所以在新兴市场国家引起全面的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债务合约经常以外币计价且期限很短。由于债务合约以外币计价，当本币贬值时，公司的债务负担便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是以本币计价的，贬值的结果会使公司的收支不平衡与净值减少。若再出现贷款不良，贷款人会面临更大的损失风险，贷款就会发生萎缩，使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缩减，导致货币危机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从而发生金融危机。

另外，货币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并无资深的信用来抵御通货膨胀。由此，会随即导致价格压力加大的货币急剧贬值从而引起实际和预期通胀两方面的同时剧增。

二、 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

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分为广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和狭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广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是指金融风险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它既包括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也涵盖危机国内部风险的溢出；既有金融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就是指接触性传导，它是在金融风险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某些经济状况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整体或某个方面发生变化，从一国的本币贬值和股市暴跌开始，再通过汇率机制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两个渠道，导致另一个国家或更多国家的股市暴跌和本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

金融风险的非接触性传导还表现为所谓的“传染效应”。例如，一国出现了金融风险会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因素和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和预判，即便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因素和政策并未产生较大的变化，但由于投资者改变了的预判，结果对这些国家货币会产生投机性参考文献冲击的“自我实现”，这就是“传染效应”。

由于创新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各类金融市场之间已形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一国发生货币风险，投资者就会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产生变化和 信心危机，然后抛出这些国家的货币或全面退出这些市场，又反过来造成这些国家投资者的心理恐慌，在“传染效应” 机制下，导致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散。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参考文献：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4篇

    提高生态投资效益,可以在实现原定生态目标的前提下, 节约生态投资, 腾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样多的生态投资, 取得较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为生态投资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着,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 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 (1)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 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 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78-02

截至2014年底，全球已达成3271项国际投资协定（IIA），几乎每个IIA都会在条约中明确投资的定义。投资定义的实质功能在于明确投资条约的适用范围，只有在定义范围内的资产和权利才能受条约保护，定义也能显示一国对于投资的基本态度。在仲裁实践中，仲裁机构要依据投资定义来确定管辖权，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一般要求争议事项同时符合ICSID公约和争议双方投资条约中关于投资的定义，否则ICSID秘书处会拒绝登记。

一、 条约文本中投资的定义模式

经济学理论上投资的目的就是资本增值，但经济学界没有具体界定投资的定义和类型，由此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对投资的定义有各种版本。在缔约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投资定义模式：狭义的投资定义模式和广义的投资定义模式。采用前者模式的宗旨在于提倡资本和资源的跨境自由流动，后者则倾向于提供更多的投资保护。

（一） 狭义的投资定义模式

这种定义模式只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强调一国私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在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这种条约中投资类型主要包括“（1）企业；（2）股份、股票或其他形式的股权参与；（3）债券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4）对企业的贷款；（5）投资者在企业中的收入和利润分配权；（6）投资者对企业破产财产的分配权。”由此可见，狭义的投资定义是以企业为基础的，而各国的法律主要是针对企业进行规制，以企业为基础的定义模式有利于东道国国内法律法规的实施和适用。这种定义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前比较普遍，此后缔结的投资条约包含的投资类型则越来越宽泛。

（二） 广义的投资定义模式

广义的国际投资，涵盖了国际直接投资和购买公司股票、债券或其他证券，贷款等间接投资。广义的投资定义将“投资”定义为一方投资者向另一国家领土内投入的“所有资产”，在这种语义下，投资所涵盖的类型非常广泛，包括直接投资、有形财产、无形财产、有价证券和合同项下的权利等。这种以资产为基础的定义模式是最为传统的方式，为大多数国际投资条约所采用。这种模式是基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输出国的立场，目的在于为本国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各国条约文本在对投资定义的表述上，又可分为开放性结构和封闭性结构。

开放性结构一般先对投资的内涵进行界定，随后再列举投资的几种主要类型，并明确指出所列举的类型并非穷尽的，对于可能出现的新投资类型具备很好的扩展空间。最典型的表达为“投资一词系指……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包括但不限于：……（所列举的各种投资类型）”。美、英、德、中等主要BIT缔约国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结构。

封闭性结构一般采用演绎的方法，以穷尽列举的方式规定适格的投资，因而采用此结构的条约对投资类型的规定非常详细，呈现绝对化、封闭化的特点。为了更准确的定义投资，这种方法还会明确排除不属于投资的特定交易类型，这是开放式结构所不具备的。缺点也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对新出现的投资类型无法提供适当的保护，缺乏良好的弹性空间。典型的表达是“投资是指（具体投资的类型）”。封闭性列举式的代表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条约（NAFTA）和加拿大2004年的BIT范本。

无论是开放性还是封闭性的结构，都是非常宽泛的以资产为基础对投资进行定义，这种宽泛的定义尽可能的为投资者提供了保护和便利。但过度的自由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了东道国的经济主权，也增加了资本输入国被诉的风险。一旦交易双方对此产生争议，通常需要将争端事项提交到国际仲裁庭来裁决。

二、 国际仲裁实践对投资定义的解释

绝大部分国际投资争端都会提交到ICSID仲裁庭进行仲裁，投资者能够以私人身份对国家提起诉讼，为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非常公平的平台。ICSID公约第25条第1款将仲裁庭的管辖权限定在直接因投资产生的法律纠纷，然而公约并没有像大多数BIT一样明确的对“投资”下定义。这并非公约的起草者的疏忽，而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其原因主要在于各成员国在国际投资中的立场不同，有些国家希望扩大投资的定义以寻求最大化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希望尽量限定投资的范围以此维护东道国的主权。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交易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精确的定义投资这一概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公约对投资定义的缺位，此后多年ICSID仲裁庭在决定管辖权时，投资定义的问题成为了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各仲裁庭在对投资定义进行解释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各种解释莫衷一是，至今无法达成一致，主要有主观主义解释和客观主义解释两种方法。

（一） 主观主义解释方法

主观主义解释方法尊重当事人之间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本身对投资定义的限制非常少。即当事人达成合意将争端案件提交到国际仲裁庭时，就默认他们的争端已经满足ICSID公约第25条第1款中关于投资的定义，而投资定义的具体内涵依赖于所适用的BIT中的定义。这种扩张性的解释方法可为可能产生的复杂投资形式提供有效的保护。国际仲裁庭作此解释的依据是ICSID公约的序言。此外，公约的主要起草人Broches教授和ICSID前高级法律顾问Delaume认为公约未对投资概念加以限制，应该对此作宽泛的广义理解，这一立场在随后执行董事会的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仲裁实践中，应用主观主义解释方法比较典型的案例有Fedax案、CSOB案。Fedax是一家荷兰公司，通过背书的方式取得了委内瑞拉政府开出的6张本票，票据到期后委内瑞拉政府拒绝承兑付款，Fedax公司便将争端提交到ICSID申请仲裁。双方各执一词，就该票据是否满足ICSID公约和荷兰-委内瑞拉BIT中投资的定义发生了争议。仲裁庭认为，ICSID公约未对投资定义施加任何限制，应该参考争议双方所签订的BIT对投资的定义。仲裁庭还指出，两国BIT包括了所有已知类型的资产，当前大部分BIT对投资的定义都比较宽泛。因此仲裁庭支持了Fedax公司的诉求，认为委内瑞拉政府的本票构成贷款，是一种典型的金融信贷工具。仲裁庭在CSOB案例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应该对贷款这种间接投资提供保护。

笔者认为，主观主义解释方法忽略了公约25条投资定义条款的作用，主要依赖争议双方所签订BIT的规定，而大部分BIT都是以资产为基础的开放式定义，所涵盖投资范围相当广泛。对于投资者而言，发起国际投资仲裁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争端都要容易，不适当的加重了东道国举证的责任和申诉的压力。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已分别于2007年5月2日和2009年7月6日正式宣布退出ICSID公约，委内瑞拉也于2012年7月25日正式退出。我们应该思考这种过于宽泛的中心管辖权是否侵害到了东道国的经济主权。

（二）客观主义解释方法

客观主义解释方法认为，一项争端必须同时符合争议双方签订的BIT和ICSID公约下投资的定义才能提交到国际仲裁庭。尽管ICSID未能对投资进行精确的定义，但投资有某些固有的特征和要素，这些特征和要素为仲裁庭判断一项交易是否构成公约下的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标准。

晚近客观主义解释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较早对投资特征进行解读的是Fedax NV v. Republic of Venezuela案。仲裁庭认为，一项投资应该具备以下五个基本特征：持续一定时间、固定的利润及回报、承担一定的风险、相当数额的投入、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贡献。虽然根据公约的规定，仲裁庭的裁决并不受先例的约束，但在实践中仲裁庭大多都会参考先前的裁决，Fedax案的标准随后被许多仲裁庭援引，其中最著名的是Salini v. Morocco案，投资的特征和要素在这起案件中逐渐定型，仲裁庭强调ICSID公约下适格的投资应该具备四个特征，即一定的投入、持续一定的时间、承担交易风险、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贡献。这四个特征被称为“Salini标准”，在后来ICSID仲裁实践中多起案件都适用“Salini标准”，甚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在仲裁中也援引了这一标准。

然而，“Salini标准”在仲裁实践中也饱受争议，最突出的是“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贡献”这一特征是否应构成判断标准。仲裁庭要么认为其他三个要素已经涵盖这一要素，要么认为量化这一要素非常困难，在后来的多起案例中都排除了“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贡献”，形成了“三要件说”。此外，也有仲裁庭质疑“Salini标准”本身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直接放弃使用这一标准，有回归主观主义解释的倾向。

尽管仲裁庭在宏观方面对主、客观解释方法的取舍一直争论不断，微观层面对客观主义的具体标准和含义也未达成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哪种解释方法都或多或少的扩大了投资的定义，在仲裁领域也存在着过度偏袒发达国家投资者的趋势。

三、对我国的启发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6篇

提高生态投资效益,可以在实现原定生态目标的前提下, 节约生态投资, 腾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样多的生态投资, 取得较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为生态投资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着,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 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 (1)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 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 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7篇

《亚洲创业投资期刊》(AVCJ)中文版于2005年由亚洲创业基金期刊集团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北京市创业投资协会、以及其它几家关联机构发起主办。

《亚洲创业投资期刊》(简称AVCJ)是一本消息详实可靠、内容严谨公正的专业性刊物，主要报道亚太区域内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活动和信息。是亚洲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领域的领航性刊物。AVCJ提供的信息涵盖基金募资、投资、退出以及项目背后的人物和背景材料等信息。

《中国风险投资》

《中国风险投资》杂志是在中国原人大常委会成思危副委员长直接倡导，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创办的，依托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的强大学术背景，密切关注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切实需求，分析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解析产业发展动向，剖析创业成功之道，提供投资创业最新资讯，致力于帮助创业者完成人生梦想，协助投资者实现资本增值，为创业者和投资者搭建沟通的平台，实现项目和资本的良好对接，共同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中国风险投资》杂志共设七个栏目：速览、透视、聚焦、观察、人物、创业、展台。

《中国担保》

《中国担保》是由中小企业司指导，“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联席会”主办、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承办的担保行业权威期刊，2006年创刊，《中国担保》集学术性、理论性、指导性、观察性为一体，既注重理论探讨，也注重指导实际业务操作；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忠实记录担保业前进的足音，《中国担保》设有大势、业界、视窗、方式、广角等五个板块，涵盖了理论与实务、特别关注、业务研讨、业务创新、案例分析、法律问题研究、对话担保人、行业风采、书讯、阅读等精品栏目。中国扭保》是承接政府、金融、投资、担保的桥梁；是担保机构展示形象的载体；是关注与研究中国担保业发展问题的各界朋友各抒己见、交流经验的平台；是全国担保类报刊界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新兴媒体。

《中国投资》

《中国投资》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投资协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办，中国投资建设领域唯一的中央级指导性大型刊物。《中国投资》自1985年创刊，拥有良好的政府背景和资源，拥有强大的资讯网络，是为数不多的政府信息资源平台之一。

《中国投资》提供最新的投资政策解读和案例，以第一视角为读者提供最权威最及时的投资信息。

《国际融资》

《国际融资》杂志在这一世界大趋势下应运而生，是中国期刊市场上目前惟一全面反映国际融资政策与信息、全面介绍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对华贷款和援助、为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进行国际融资牵线搭桥，反映国内金融机构、企业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资金运作的经济类专业杂志。具有前瞻性、政策性、独创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国际融资》杂志是一本重操作、重实际，为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先进理念、经典案例、权威观点、专家视野的刊物。

《股市密码》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8篇

一、企业的内涵与管理

公司中不同资源的利用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互换过程，这就形成了公司合同中的原始合同，原始合同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追求投资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由于原始合同的不完备性特征，依据社会经济学中的阿宏--博尔顿模型，如果由于投资过程中的复杂性而是初始合同的相关约定无法明确，那么公司的管控作用就可以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即根据不同的状况，将公司的管理层控制，投资者控制，或相机控制有效地结合。但是，具有管控权并不代表真正能达到管控效果，所以就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障。简而言之，在公司的原始合同中，安排一种制度来保障原始合约中不同资源配置的合理配置是非常有必要实施的，而这种制度的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管理。因此，公司的内涵简而言之就是保障企业内部不同的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而公司内涵又是管理企业的理论基石，是探究如何更好地管理企业的方式的逻辑出发点。企业管理可以总结为投资者和与这一复杂的利益链相关联的人的一种政策上规范化的安排。最中心目标为实现公司资源配置的管理权。围绕这一管理权的实现，学术届提出了“股东至上”和“管理权力配置多元化”这两种概念。很久以来，国际上大多追捧“股东至上”的理念。但面对时间推移，这种主导思想也经不起学术界的推敲和质疑：（1冤前人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在执行管理职能过程中存在着不完备的问题。然而这种学术理念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的公司管理模式，即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一关系。渊2冤新修订的经济法将赋予了股东大会更多的权力，包括选举或者更换董事成员的权力，即使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只是附属于股东大会的具有责任性的机构。虽然这个模型的建立完善了股东大会权力和职责，也明确了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中，股东大会呈现出“走过场”的现象。（3)缺乏对于监视部门起保障作用的措施设立，从而使监视会的行为越发消极，因此其价值形如空设。

美国企业也将从“股东至上”逐渐向“董事中心”转控，这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将是企业大量的重视人力资源，企业的管理早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完全掌控权，更多的体现为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平等合约的调节关系。即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相互融合来共享企业的经营所有权。因为公司的管控全也不再集中地分布在单一资源的所有者手上，而是分布于不同资源的所有者之间，即人力资源所有者和资金所投资者时间，两种分配的系数待定，是经济学中一种博弈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公司本质的认识也将越加的深入，企业也将以动态的管理模式来治理集团公司，治理动态的发展就是属于资金范围，从公司的这种管理模式中发生裂变，也是新时期对资本观念的深化。从社会学来看。对企业利益链当中的相关人而言就更加关注公司社会资本的利用水平。合约的中心内容便是确保投入资产形式的体现的要素功效保全，与之俱来的是以企业所有者权益为中心构建公司财务会计知识的理论框架体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基本主义”内涵。

二、公司内涵与财务会计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科斯曾经提到过院“财务会计是企业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句话蕴含着很深的公司内涵问题：不同资源对所有权与财务会计演进的动力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研究公司内涵与财务会计的核思想就是发掘财务会计发展的动力源泉以及其中的内在规律。而若要发掘其内在规律，必须从公司内涵的角度来分析财务会计本身所存在的学术性基础问题。

费孝通先生站在了给社会带来的效益的角度将公司描述成由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四个不同的资源要素的不完备契约组合。这是对公司内涵的宏观性描述。实际上，公司不同发展阶段将会对应着公司不同的特性，也决定着不同的资源在企业组合中所存在的地位，并借助财务会计的传播功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内涵与财务会计有着本不离质的密切关系。

从深层剖析，财务会计衍生于资金所有权，是资金标价分工和专业化的成果。在资本市场上资源拥有这将通过财务会计的方式把公司资产体现于账本之中。这种约定对公司财务以及资金计量方式形成了初始合约。公司合同的出现也使社会资本是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并予以标价，同时也出现了专款专用用来投资。显然，以外在物质形态出现的生产要素是这种契约组合的最初体现，若仍未落实物质与价值形态的可借助资本市场的拆分。其资源的拥有者将会变成物质资金的投入者，来获取公司的实际掌控权。很明显，在这种控制理论下，对资金定价及考评的要求衍生了按照资金资源拥有者的意思确定并计量属性传达的财务会计消息，归属于单方面私有契约属性。但是，现阶段企业最重要的丰收就是人力资源的特征和功能不断地挖掘着，找到了创造公司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当代的公司资源契约中，财力资源已经表现的越来越消极了，并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虚拟化，被动化。而公司发展的潜力主要还是依靠于人才的推动，因此，不应该把人力资源结合到企业剩余的关系简简单单用激励来解答，更应该是让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取得公司所有权。与之俱来的是，人力资源所有者的确定必然有利于扩展企业权益的范围，而以前针对资金所有者的会计体系也遭到了挑战和质疑。并随着公司的发展而逐步的发展着，资金所有者关于公司的掌控权也出现着分化和裂变，社会会计就是公司财务资本内涵的一个特例所指。因此，随着对公司内涵的深入了解，不同的公司会体现出不一样的政策安排，而安排的核心目的是确认哪种资源在契约组合中占主导地位。从最初的简单的货币资源所有者为主导的公司掌控权集中制度逐步分散给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资源、人脉资源的所有者，并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不完备合约，单独的核心资本在公司中不好分辨，因为不同资源的所有者在企业中逐步建立了所有权共享制度，然而，精确确认与计量企业剩余以及在各个资源所有者配置之间需要一个计量方式或者计量部门，这无疑就应该是财务会计部门所擅长的。

三、公司管理与财务会计

站在在企业管理的不同视野上认知，财务会计领域也从学科的角度探究其内涵，并希望完成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之间相互发展互助性，这种互助性来源于美国当代着名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柯林斯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来解释。在该理论中，柯林斯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系统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渊源、构成要素、运转机制及其应用。通过互动仪式链模型，作者把微观分析扩展到了宏观层次，从而对社会分层、社会运动与思潮、社会冲突、思想发展及知识分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作者强调的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理论倾向，为许多社会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因此，该理论被认为是寻求财务会计与公司管理契合点新发展的重要成果。目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可以总结如下：(1)不同的企业管理结构中的财务监管问题；渊2冤企业管理框架下的财务管理导向问题；渊3冤互动仪式链中相关利益者的财务监管体制探究；（4)企业财务会计管理研究;（5)企业管理框架下与财务信息的质量型相结合的探究分析曰(6)企业管理与财务信息造假的剖析，等等问题。很明显，当代对企业管理与财务管理的契合点剖析的理念是院对企业管理模式的普通型叙述，引入闭着的管理理念，寻求财务会计与管理理念的契合点，从外在上进行融合，引出结论。

剖析企业管理与财务会计的契合点还可以利用自愿性披露公司会计信息的原则，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源已经成为能否竞争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自愿性披露信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企业拥有较好的声誉，就意味着能引来许多投资商投资。因此，为了赢得良好的声誉，企业应该提高其财务报表的质量，自愿性的披露外界所关心的信息，来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顾虑，提高企业的价值。企业自愿披露会计信息同时也是为了引起投资者对企业的兴趣。当宏观经济整体萧条时，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通过自愿性披露企业信息，报告其良好的业绩，以便长期保持市场对其的信任度。中等的企业也会通过做出优秀的财务报表来显示自身的竞争优势。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也会自愿性披露其经营成果，期望引起投资者的注意，来增强企业对其未来成长情况的信心。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由此看来，企业管理与操作与财务会计理论密切相关，因为自愿性披露体现出不同资源所有者相互制约的财务会计职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模型理论的实现程度，简而言之，持久性经营的良性发展依赖于财务会计的披露。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管理可以被看做是为了公司持久性经营而贯彻信息披露的一种政策性安排。

四、公司内涵、企业管理及财务会计的逻辑契合点院资本保全

笔者以实证性研究分析了公司内涵与企业管理、公司内涵与财务会计以及企业管理与财务会计间的逻辑契合点，那么，公司内涵、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三者之间的契合点又如何呢？笔者认为，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资本保全观念将这三大板块融为一个完备的理论构架中，这一理论构架可以描述如下：

1.资本的价值要借助企业的不断运作和发展才能实现其增值保值的过程，然而对于当代公司内涵的了解也从过去货币资源的发展到现在资本观念的进步过程，简单的财力、人力二分法在内涵上有着缺陷，然而货币资源、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资源、人脉资源的分权掌控则是解决企业现有问题不足的根本。资本演进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为现如今的货币资源、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资源、人脉资源，它们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内涵和范畴，然而对于公司这一不完备的契约组合来说，它们四者对企业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核心作用，并且相互间存在着依存性，具体表现在货币资源和人脉资源的帕累托斯最优化，人脉资源和动力资源以及企业家才能的内联性，即社会人脉资源是动力资源和企业家才能的基础，而动力资源和企业家才能又是人脉资源创造条件的前提。

2. 基于资本的内涵是套期保值，因此，现代许多商家的最终目的就是使自己的投资资本的在保值的基础上利益最大化，而这正是建立在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根据社会经济学弈的最终结汇会表现为企业管理的政策性安排和实施。换而言之，企业管理本身就是不同资源所有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具体机制，因此寻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基于不同的公司对资源概念看法上的差异性而导致了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发生，即卩“股东至上”理念与“管理掌控权多元化”的理念，费孝通先生的资本保全内涵也恰恰衍生在传统保全思想和现代保全思想之间，而传统保全思想和现代保全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平衡发展的，这也是企业掌控权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局，以不同资源为核心的企业必然有着对应的价值保全理念。

3.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陈奕玮同学以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来剖析会计发展对企业的影响。他认为经济法的改革与变迁对财务会计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其从外在逐渐的内化到企业的发展，使财务会计理论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因而，公司财务会计模式的变迁很大程度得益于资本价值保全理论的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资源与会计模式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对应关系，因为，企业资本和资源保值的观念的选择的重要核心就是企业的会计模式。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专业；内涵建设；综合理财

金融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步伐。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环境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中产生了大量的金融人才需求。因此，如何培养合格的金融人才，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建设服务就成为了我国各高校重要使命。

人才的培养要与时俱进，新时期下我国对金融人才需求已悄然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我国居民、企业收入增加及我国金融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近年来频繁出现较高通货膨胀情况下，我国各经济主体呈现出了强劲的“投资理财”需求。对于个人及家庭经济主体而言，包括现金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教育规划、税收规划、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在内的综合投资理财已成为个人及家庭急需的金融服务；对于企业而言，投资、融资、内部成本控制等综合的企业投资理财规则是其对金融服务的核心需求。故此，为了适应这种金融服务需求的新趋势，我国将更加倾向于对“金融复合人才”的需求——即具备综合理财规划技能的金融人才。要求其能运用投资理财的原理、技术和方法，有效选择投资工具，针对个人、家庭以及企业的理财目标，提供投资理财规划服务，为客户提供保值、增值服务。

然而，当前我国高校中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整体情况并不容乐观：厚理论、薄技能的人才培育普遍存在于各高校。学生毕业后往往无法独立开展工作，企业则要付出更多时间与成本重新加以培养。在金融人才市场中往往表现为低端人才过剩、高端人才稀缺。显然，我国当前高等学校金融人才的培养还无法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故此，以投资理财观培育为切入点，以优化、改造现有教学体系，提升金融专业内涵建设为手段，是新时期下金融应用型复合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具体措施如下：

1.重构新时期下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校办学的指南针。纵观国内开办金融专业学校，较高层次有“211”、“985”院校；居中有各类普通本科院校；层次略低的有各类金融职业学校。然而，在大多数高校的金融专业培养目标中会体现如下目标： “面向二十一世纪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扎实的金融学专业知识，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等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金融人才。”可见，当前高校在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是大而全，较为宏观也较为模糊，因此对人才培养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2.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培养方向

在培养方向上要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对金融人才需求，要着重培养能为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金融复合人才。另一方面，要考虑我国当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要将原有主要面向银行、证券、保险等大规模金融行业培养方向拓宽到广大中小企业中。将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联动机制，满足地方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3.改革教学模式提升金融专业内涵建设

以“投资理财观”培育为切入点，通过整合、优化现有教学资源，探索如何在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方向、学科领域等教学模块中加强学科之间交叉与融合，从而提升传统金融专业的内涵，满足社会对金融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求。如通过现有的《宏观经济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财务管理》、《经济法》等分散的学科进行交叉与融合，使学生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形成综合投资理财能力，能较有预见性地为企业与家庭分析理财宏观环境，优化投资工具，为企业与家庭客户实现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

4.拓展校企合作新方向

目前，由于金融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评价等方面与行业的合作还比较粗浅，这就造成了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与行业所需的人才素质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弊端导致人才培养模式还只能局限于专业教育的框架内，使得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实践教学比较薄弱，

大多仅仅是通过几门课程和几个实验项目来开展实践教学，普遍缺乏实践操作能力，视野比较狭窄对金融前沿形势把握能力较差，因此金融专业尤其要研究如何有效的进行校企合作。

5.引入“学历+ +技能+认证”的新型办学模式

以“投资理财观”培育为目标，改进现有实践教学方法、手段及培养模式。探索 “学历+ +技能+认证”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办学模式。在传统教学中，“认证”并不受正规高等教育重视，但在现今社会对金融人才要求具备相关资质认证前提下，应考虑如何将在“认证”嵌入到正规教学中，缩短社会对学生的认可期。据此，本课题将重点探究理财规划师、证券从业资格证、保险从业资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注册会计师等社会需求较大资质如何嵌入到现有教学模式中。

综上所述，以高等学校金融专业内涵建设提升为研究宗旨，将会更好地整合现有教学资源，更好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最终，全面提升我国金融市场从业人员素质。

参考文献：

[1]周辉.从金融危机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j].科技创业月刊，2011（08）.

[2]刘学华，国晓丽.浅议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与优化[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01）.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我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发展前景

经济进展历程之中，不可忽视金融特有的学科。建设这一科目，面对着如下凸显的挑战：界定出来的内涵仍倾向于含糊，科目进展较为落后。应被改进的侧重点含有：重设科目的架构、调配更高水准的师资、重设学术类的期刊及授课教材。唯有如此，才能供应金融决策必备的指引。金融学可被分成三重的细化分支：宏观及对应着的微观金融、交叉形态之下的渗透科目。未来发展的路径内，要依循资本成本特有的根本机理，辨析制度暗藏的若干缺陷。设定资产定价，推进了财务学长久的进展。与此同时，金融学应被融汇于法学，依循经济学特有的视角来重设趋向。探析投资行为，金融学更应贴日的生活，贴近金融市场。

一、解析现有的挑战

从发展态势来看，金融日渐被提升了位置，显示自身价值。金融业进到了现有的攻坚之中，亟待去变更它的深层构架。改造历程之内的这一学科面对着凸显的多样疑难，例如监管转型、查验并防控潜藏的风险、健全现有的机制、筛选最适宜的调控工具[1]。此外，还应审慎去处理坏账，调控企业拥有着的权能，妥善发行股票。处理可得的结论密切关联着总体行业显现的走向，金融学归结可得的新理论被用作调配资源、筹措金融类的现有资源。由此可以明晰：提快现今的变革速率，要依循科目调研的惯例，也应考量真实情形的现有国情。构建新式理论，完善金融类的学科。详细而言，金融学面对着如下的疑难：

(一)滞后的科目理论

金融学设定了含糊的本体内涵，带来理论滞后、科目建设凸显的落后倾向。布局太过粗略，还应添加详细的内涵。国际金融及关联的银行学被涵盖在经济架构之内，它们归属宏观调研的范畴；但与此同时，管理学及商学侧重去辨析微观架构下的投资、关联的金融等。从国内视角来看，金融科目并没能脱离经济类的旧式体制，没能明晰彼此的分工，这就阻碍着深化的探析。现有理论显现了滞后的弊病，这是由于，资本市场提快了原有的进展速率，它伴随着全方位架构下的深化调研。创设出来的金融科目侧重间接去融资，还没能延展至工程学、关联的行为学科。日常教学之中缺失了可调配的师资，师资水准不够优良。例如：投资学缺失了微观调研依托的人才。没能明晰总的布局，缺失了侧重点，构建起来的培育模式也有着密闭的弊病。金融学范畴内的学生多接纳了单一导师的授课指引，综合水准不佳，现有机制又缩减了可用的竞争空间。从学术期刊看，缺失质量优良这样的科目期刊，脱离了真实态势下的金融需要。现有这一科目的教材多被划归为英文原版，编写者并没能辨识内在的国情，缺失本源的指引[2]。

(二)没能紧密衔接着现实

现有调研并没能供应长久态势下的变革指引，缺失应有的指引价值。构建了滞后的科目，脱离变革的真实。例如：证券市场之内，若要着手去变更国有股现有的减持、设定平日内的监管理念、设定立法依循的新指引，都不可脱离学科调研供应的支持。然而，金融学没能供应精准的指引及建议，可供参照的见解仍旧缺失。单纯侧重了调研可获取的成效，发表出来的实证类文章也缺失了支持。这样的情形下，经济学家创设出来的决定凸显了误导，增添了视听之中的垃圾，这也伤害到了科目应有的完美形象。

(三)设定的内涵仍不明晰

金融学被设定成术语，它并不单纯涵盖着这样的定义，它还表征着未来科目拓展的走向。例如：罗斯认为金融学更应侧重微观，表述出微观内涵，资本市场由此凸显了它的特性。归结现有的词典内涵，可得多样的词条内涵，例如财政、金融以及融资。从概要来看，经济变更的态势下，金融有着本体的典型特性，它吻合了转轨历程内的宏观背景。现有金融学可被分成双重的主线，含有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特有的调研线索[3]。政府指引之下，金融实践吻合了间接路径下的融资。与之相应，金融学也接纳了货币这一主体范畴，面对银行体系。然而，国内学者创设出来的金融学内涵并没能契合西方拟定的这一内涵。西方解析获取的这一概念融汇了双重的金融内涵：公司特有的内在金融、投资学关联的范畴。在这之中，公司金融依循了本源的治理路径，它含有日常的融资；投资学则不可脱离定价。国内学者常常把它翻译成了公司理财，这也添加了误解，把金融混同于会计类的范畴。应当明晰的是：国内金融学表征着货币经济科目、宏观经济科目、更广的国际经济；西方借助这一概念来表征微观领域。

二、未来进展的前景

(一)侧重于资本成本

金融学调研不可脱离资本，资本成本应被看作中心。金融学假定为：企业接纳了某一融资，希求获取后续的回报，回报金额应被涵盖在融资以内。资本可被折现，它表征着现金流，生产流程关乎这样的现金流。由此可得，金融学并不含有这一现金流，但资本成本关乎主体可获取的总价值。创设最大范畴的股东价值，金融学侧重辨析了这样的内涵。金融学要含有：设定投资决策、互通必备的金额、供应最适宜的后续回报。项目拥有了价值，可获取应得的股利。投资学涵盖着估算成本，它被看成重点，估算流程融汇了宏观金融、投资及更广架构内的市场，三重要素融汇了彼此，构建了交叉点。有效市场框架内，投资主体常常会希求更优的回报，它表征着机会成本。估测可得投入进来的证券价值，创设了初始调研的模型，它等同估算获取的金额。宏观调研也依托于这样的成本，有序去调配运行[4]。这样一来，优化调配了投入进来的一切资源，资本成本应被变更为最小。我们仍没能创设完备的估算理论，可用的模型也有待改进。

(二)定价理论及投资学

探析投资学、完善定价理论，要依托于随机情形下的折现因子，采纳这样的起点。侧重去填补制度附带的多样缺陷，还应完善投资学。投资学依赖着定价理论这样的根基，基准方法选取了折现因子，它有着随机布设的表征。市场形态之下，套利是不被准许的，套利也暗藏着多样的风险。在这时，随机折现即可慎重去定价，搭设了均衡模型。特殊状态之下，线性模型可描画这样的因子，增添了多因子。估算随机折现，协助我们归整了定价可用的多样模型，它们将被融汇于同一的架构内。化解理论之中的疑难，互通并分享信息。这样做，也缩减了真实及假定彼此的距离，影响着金融学延展的新方向。除此以外，若能发觉制度特有的缺陷，也将提升调研的真实水准。证券理论日渐变得成熟，新型市场摒除了无缺陷这样的假定，准许市场之中的缺陷。正视制度缺陷，才能摸索更为适宜的化解对策，着手去修补它们[5]。

(三)拓展公司金融学

从国内状态来看，公司金融学被划归为微观范畴的必备内涵，它指引着未来探究的走向。这是由于，制度仍存有弊病，没能量化假定之中的精准模型。缺失了理论类的模型，阻碍着接续的推广采纳。公司金融学侧重去辨析管理层，市场添加了特色。公司金融学必备的假定模型也较为简易，可创设单期形态下的模型，侧重选出来的某一事项[6]。不必增添抽象的根本机理，模型也不必维持着连续。公司金融学亟待增设这样的简洁模型，它推进了延展的经典理论，促进了整体态势下的学科进步。

三、结语

市场处在变更及转型的态势下，金融进展至新阶段。变更了旧式监管，创设了更为完备的市场架构。金融学调研可得的成果紧密关联着防控风险、选取金融工具、保护投资主体应有的权益。处理这样的疑难，维持着长久态势下的未来进展。金融学要吻合新的市场，妥善去调配金融类的一切资源。考虑真实情形，为金融学添加独有的新特色。

作者:吕旷逸 单位: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张新.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金融研究,2013 (08):36-44.

[2]艾洪德,徐明圣.新形势下金融学专业本科教学面临的挑战与改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2(04):89-93.

[3]蔡庆丰,张亦春.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思路与培养目标设计[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02):60-64.

[4]武思哲.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J].商,2013(23):221.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1篇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雁行形态理论; 反雁行形态; 策略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0892 (2007) 05- 0097- 05

收稿日期: 2007- 01- 31

作者简介: 白雪洁, 南开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政策、产业效率分析等。

企业的海外投资生产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也是一种结果。从决定资金流向的因素看, 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一个重要因素。雁行形态海外投资生产理论就是主张经济发达国家通过FDI 将在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国家顺次转移的理论。若干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依次建立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关系, 被形象地称为产业转移的雁行。雁行形态理论是阐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现象的一个主要理论, 反雁行形态投资则是基于雁行形态投资的一种逆投资。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及雁行形态理论变迁

引力模型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时的基本模型, 自Anderson ( 1979) [1]首次借助引力模型来研究国家之间的投资问题后, 引力模型几经发展, 由最初用来分析双边贸易流量发展到现在用来分析双边的投资流量, 得出投资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呈现正相关性, 但与距离呈现负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区位选择是一个重要内容, 从理论流派来看, 有以海默( 1960) 和尼克博克( 1976) 为代表的垄断优势与区位选择理论, 有以弗农( 1966) 和小岛清( 1977)为代表的企业技术优势与区位转移理论, 也有Hirsch(1976)开创的交易成本与区位选择理论, 以及邓宁( 1977) 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视角, 即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2]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而原有理论对其解释力却很有限。因此, Louis.Wells.Jr(1983)[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Sanjaya Lall( 1983) [4]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均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的是相对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是相比自身更为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Cantwell 和Tolention ( 1990) 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 待积累经验后向其他国家扩展, 获得丰富经验后为获得更加复杂的技术, 再向发达国家投资。也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对象国的角度看是有先后顺序的。小泽辉智( 1992) 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以及选择投资对象国的原则和步骤, 仍然强调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2]

雁行形态理论最初用于探讨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替代规律, 由赤松要最早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假说。其理论的原形是指, 在后进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 工业品呈现进口――国内生产( 替代进口) ――出口三个环节的继起。后来雁行形态理论又发展出两个引申形, 引申形A, 即从产品的角度, 由低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过程的继起; 引申形B, 即从产业转移的角度, 由经济发达国家依次梯度地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过程的继起。因此, 引申形B 的雁行形态理论是描述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梯度垂直转移理论。小岛清将其概括为边际产业转移, 即转移产业是在转移国处于相对劣势而在被投资国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6]在现实中,雁行形态转移最典型的就是始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

在雁行形态中, 处于雁头、雁身和雁尾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的收益是各不相同的, 对雁行形态稳定性的要求也不同。相比而言, 处于雁头地位的国家获益最大, 因其转移出去的相对劣势产业, 既可以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 又可以在海外获得投资回报, 因此, 其对雁行形态的稳定性要求最高。而处于雁尾地位的国家, 虽然可以享受比较优势, 但因其所处的被动地位,以及实现赶超发展的要求, 总是寄希望于摆脱雁尾地位, 也是破坏雁行形态稳定性的主要力量。以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雁行形态为例,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因为头雁日本的经济陷入低迷, 作为雁尾的中国、越南的经济却快速增长,传统雁行的稳定性已经大为削弱, 出现了雁行形态的种种变形。车( 2004) [7]将其归纳为“VWO 动态发展模式”, 即雁行形态成为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复合形态、“东亚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模式”、“合意分工发展模式”等, 总而言之, 是变雁行形态下的垂直分工为多样化分工。

反观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遵照雁行形态模式,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 获取边际产业转移优势, 即建立一队以中国为头雁的雁行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仅限于此, 作为被投资国甘居雁尾地位, 作为投资国建立另一队雁行, 从战略上看未免狭隘, 也不适应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 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反雁行形态策略,为以投资者身份展露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国企业提供一种选择。

二、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和支持条件

在雁行形态引申形B 中, 事实上存在两列雁行,一列是由转移产业构成的, 即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 再到低技术密集型的, 由低附加值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的雁行; 另一列是由投资国和被投资国构成的, 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再到发展中国家的, 由高经济发展水平到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雁行。在上述雁行形态中, 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处于雁尾的位置, 即作为被投资国主要接受低附加值产业的投资生产。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就是要突破传统雁行形态中产业和投资地的经验规律, 由中国向处于雁首和雁

身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因此, 反雁行形态投资可以形象地描述如下: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从图1 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一层涵义是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自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从投资动机看, 既有规避贸易壁垒的因素, 更是为了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经验等, 这是在雁行形态投资下很难获取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占有和扩大当地市场也应是动机之一。

从图2 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二层涵义是从投资产业来看, 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也就是说, 并非转移边际产业, 而是将在国内还处于新兴或主导地位的产业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从上述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两层涵义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目的与雁行形态投资截然不同, 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延长本国居于竞争劣势的衰退产业的生命力为主要目的, 因此, 只能向比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生产。而反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分享学习效应, 或是扩大市场占有率, 或是参与全球竞争为主要目的, 因此, 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赶超策略。

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 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种挑战。因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总体上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内, 中国企业鲜有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 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也不够科学现代, 缺乏富有竞争价值的品牌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障碍。但反言之, 如果以上种种劣势都不复存在, 也就无所谓反雁行形态投资了。正是因为中国目前总体上还不具备向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有利条件, 才需要策略性地进行此类投资。

从现状看,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具备一些条件支持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 主要包括:

1. 近30 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成长起一批具有相当资本实力, 富有开拓进取意识, 且相对优势较为突出的大企业, 如电子信息产业内的联想、中兴、华为,家用电器产业内的海尔、长虹等。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根本因素是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 上述在各自领域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的大企业, 要想进一步成长壮大, 必须广泛参与国际竞争, 当代产业竞争的层次性为中国企业以己之长克人之短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在某些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知识生产和创造, 以及技术研发能力, 比如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21 世纪的朝阳产业, 也是世界很多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产业。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 知识创新能力是竞争力的第一决定要素, 中国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的研发能力并不低, 这决定了中国具有跨越性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而知识密集型产业聚集而生的特性也对中国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提出了要求。

3. 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强, 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都有一种潮流化、时尚化的趋势, 催生对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最大可能挖掘中国元素, 将其贴上产业标签, 以民族性畅行世界, 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机遇。

4. 中国改革开放引致的大规模人才向外流动, 以及近十几年来的归国潮, 造就了一大批通语言, 具有先进的技术或经营管理知识储备, 谙熟国外文化和市场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对外投资中, 人才是一个关键要素, 特别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自身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时, 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中国目前的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 基本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对外投资对人才的需求。

5. 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在世纪之交,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鼓励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企业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给予税收和信贷、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6. 国际分工的水平化趋势日趋明显。水平化分工也被称为产业内分工, 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生产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 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分工格局。产业内分工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 既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企业切入国际产业分工提供了机遇, 也为后发国家的企业发挥赶超效应创造了可能。

三、中国实施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

总体而言, 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综观中国企业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有几种类型, 即资源获取型投资, 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市场占有型投资, 以发挥比较优势, 扩大市场份额为目的, 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贸易摩擦规避型投资, 是为了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投资; 技术学习型投资, 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习效应, 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投资; 信息交流型投资, 是为了更全面、快捷、方便地获取与交流信息, 对高度开放化、国际性城市所进行的投资。[7]在上述几类投资中反雁行形态投资主要表现在技术学习型投资和部分市场占有型投资上, 从产业来看, 集中在几类产业上:

第一, 高新技术产业。当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生产优势还掌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手中。而且为了持久保有这种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会释放核心技术, 甚至不会把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部分高新技术企业, 虽然竞争力逐年增强, 但总体而言,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为了享受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扩散收益和发挥学习效应, 投资于发达国家并与当地企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首选产业。

第二, 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我国在部分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很大, 可以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能力的制高点产业来加以重点培育。而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 因聚集而产生的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与共享效应, 对企业能否把握前沿, 有效创新至关重要。这类产业的企业聚集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因此, 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可选产业。

第三, 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所谓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 是指中国特有, 或是源于中国, 带有明显的中国符号, 一旦提起马上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产业, 比如中药、丝绸、瓷器、中华餐饮、中医等产

业。这类产业一般富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内涵, 国外消费者接受和喜爱这类产品或服务, 最主要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喜爱。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较高的购买能力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感受欲望等都为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提供了市场空间。

四、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策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虽然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会很高,资源开发型, 以及基于雁行形态的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占主要部分。但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地位不容置疑, 是提升我国产业总体竞争力的关键一步。而要成功地进行此类投资, 需要实施相应的策略。

1. 学习型投资的策略

学习型投资是指为了汲取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创造新的企业比较优势而进行的投资。目前, 学习型投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 其成功实施的首要策略是准确的企业定位。这里所谓的企业定位有两层涵义, 一是指中国投资企业的定位, 需要该企业在国内乃至世界同类企业中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具有很强的学习基础和能力。如海尔、华为、TCL 等一批在20 世纪80、90年代开始全球化经营, 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生产的企业, 都是本产业内的领先企业, 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投资对企业能力的要求。二是指在中国企业以兼并收购等方式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 需要当地企业存在某种相对劣势, 这是确保收购兼并计划能够成功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 以己之长, 克人之短。例如,中国联想公司成功收购美国IBM的PC 部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其次, 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要获得良好效果,有必要实施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 即在研发、生产、销售这三个主要经营环节中, 研发和销售倚重被投资国市场, 充分利用当地的研发基础、人才、消费能力等有利条件, 在产业价值链的两个高端领域培育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例如, 我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 在全球建立了8 个地区部和32 个分支机构,在美国硅谷和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多家海外研发中心, 充分体现了研发在外的特点。而在自主研发能力得以增强而国内需求市场尚未形成之时, 即华为已经具备全套3G 设备提供能力而我国市场3G 产品的商用空间尚未形成之时, 华为又率先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销售其3G 产品, 生产则在成本优势相对突出的国内进行, 形成了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如图3 所示: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再次, 学习型投资的对象产业延展策略。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学习型投资的核心产业,但不应仅限于此。围绕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知识密集型战略产业, 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能源、环保等产业,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以合资或独自创立知识和技术研发中心等形式, 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研发机构密集的城市或地区, 目的是享受知识共享和外溢效应。为了能够有效地分享外部效应,产业应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此外,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低下, 而在这一领域内, 各种服务创新手段、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由于市场、制度、政策等各方面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经营内容和方法带到中国来, 因此, 也只有依靠中国企业走出去, 投资于最前端、最活跃的发达国家的市场, 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最后, 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策略也应以成本最小、利润最大为目的。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 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反雁行形态投资除具有经济意义外, 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 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一种表现。但毋庸讳言, 企业投资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润。目前, 总体而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状况并不理想, 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可以盈利。学习型投资虽说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但也必须将盈利能力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因此, 反雁行形态投资应是中国企业实施全球价值链整合, 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 特别是对学习型投资而言, 政府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扶持性措施也必不可少。例如, 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还未实行。如果我国海外投资者碰到东道国实行国有化或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险, 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投资安全得不到保证, 这将打击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8]因此, 借鉴发达国家扶持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政策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刺激我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支持措施体系也十分必要。

2.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策略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入当地或邻近市场, 扩大产品或服务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市场占有型投资, 在选择产业时差异化是基本原则。也就是说, 围绕中国化产业, 以民族性来塑造和挖掘差异化优势。

其次, 对中国化产业而言, 差异化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化产业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得一席之地, 必须具备强大竞争力。为此, 需要政府对中国化产业, 特别是产业内的核心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 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药、丝绸、陶瓷、中式服装、餐饮、旅游、文化企业, 由它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来表现和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再次, 中国化产业要想成功地实现反雁行形态投资, 必须赋予产业更多的现代元素。也就是说, 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例如中药产业, 必须遵循国外的药品生产法律和规定, 做到品质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等。同理, 其他中国化产业也面临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等问题。

最后, 应充分挖掘中国化产业的文化内涵, 突出中国元素, 确定更高附加价值和利润的来源点。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化产业而言, 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功能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而是要通过赋予产品和服务更深的文化内涵和时尚元素,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利用世界性的“中国热”, 深度挖掘、阐释与推广中国文化, 将产品与服务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体来占有发达国家的市场。

总而言之, 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任重道远, 但时机已经具备, 辅之以有效的策略, 将可能收获越来越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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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大楷, 应溶. 我国企业FDI 的区位选择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 ( 1).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内涵式发展；促进机制；建设

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是发展结构模式的一种类型,是以区域经济的内部要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其基本要求是，由过去那种主要依赖于增加投入和扩大投资规模、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大、竞争力不强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同时，要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推动技术创新，建立节约机制，形成区域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的促进机制也绝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是一个由若干各有其作用，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要素所构成的体系。淄博市作为一个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在历经百年发展之后, 正面临着后备资源不足，环境压力大，经济竞争能力不强等难题。结合淄博地方经济的区域特征，在参考了国内外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机制的基础上，笔者将淄博市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的促进机制确定为由政策支持机制、制度支持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三个层面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一、政策支持机制

1．产业转移援助政策。淄博作为资源型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低价输出原材料，高价购入制成品，处于经济上的“双向失血”状态，使这些城市的劳动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才极度缺乏。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移，必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和援助。如帮助企业确定产业转移的目标、重点和具体步骤，制定一些鼓励产业转移的政策；关闭那些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企业，淘汰落后的设备和工艺，多渠道、多途径鼓励、支持那些具有一定科技水平、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发展壮大；提高对资源型企业转移支付的比例，帮助其改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实行接续产业和新兴产业税收减免制度，使其有更大的能力进行自身的发展；为扶持替代产业发展，政府还要通过倾斜性产业政策，并利用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使产业结构跳出资源枯竭的约束陷阱，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使城市由原来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变。

2．传统产业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鼓励政策。（1）推动传统工业优化升级，推进技术改造，加大生产设备更新力度，提升生产标准，引进先进设备，拉伸产业链条，培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配套水平、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子；（2）培育壮大高端高质高效产业，加大高新技术项目的引进力度，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市场占有率。通过优惠政策，引进高层次拔尖人才，为内涵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3）提高产业进入门槛，控制新上“两高一资”项目，淘汰落后产能的劣质企业，优化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4）建立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估体系，引导企业积极调结构、转方式。

3．衰退产业退出引导政策。淄博市在促进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应将衰退产业退出引导政策列入现有产业政策：首先要界定量化指标，使符合条件的产业能够在衰退之际得到及时的调整和退出。对符合衰退产业条件的产业及所在区域，执行衰退产业调整退出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贸易政策等；其次，还可以组建产业退出基金，用于克服退出障碍支出，在退出产业领域导入新产业的资金支撑；再次，还可拟定“市场退出通道机制”和“市场退出服务机制”，建立衰退企业市场退出通道和建立异地产业园区市场退出通道。

4．就业转移服务政策。衰退产业的退出必然引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问题，政府对此必须有所考虑。淄博市应发挥拥有地方立法权优势，在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完善支持就业转移的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重点是鼓励培育和发展接续产业，促进就业由资源枯竭或衰退性产业逐步向新兴产业转移。对于那些针对资源枯竭或衰退性产业转产而发展起来的接续产业，政府应考虑给予一定资金补助，并提供减免税收、低息或贴息信贷、加速折旧等政策支持。

二、制度支持机制

实现淄博市经济内涵式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转变观念、多管齐下、全面推进。其中，构建符合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经济内涵式发展自身规律和区域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安排意义重大。

1．完善的绿色政绩考核制度。经济内涵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绿色政绩考核制度做保障。从目前淄博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必须紧紧围绕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实现“七个转变”：从过分强调经济指标向全面考核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和谐社会转变；从领导评价为主向领导评价和群众评价相结合转变；从定性考核为主向定量考核为主转变；从定期考核为主向定期考核与平时考核并重转变；从重视结果型考核向过程型考核与结果型考核并重转变；从参考考核结果任用干部向依据考核结果任用干部转变；从组织人事部门作为考核主体向专业中介机构作为考核主体转变。在考核的内容上，要全面考核反映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各项指标：首先是综合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工资和收入、消费能力、生活质量、农民收入和农民负担、农村城市化、招商引资、扩大内需等；其次是社会综合发展指标，包括就业和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教育投入和文化发展、综合道德水准、社会养老、医疗保障、贫困救助以及危机应急能力等；最后是自然与环境指标，如环保、绿化面积、空气和水的质量、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等。在具体的经济指标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指标，特别是要把能够反映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高科技的循环经济要求的工作成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培育自主品牌等具体工作成效的相关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2．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打造出合格的、理性的市场主体，是实现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前提。淄博市应结合自身实际，除继续做好企业改制、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推进兼并破产等战略性重组以及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外，还要加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体现政府的所有者权益，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这不仅是提高投资效益的基本前提，也有利于形成节能降耗、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制度。无形资产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缺少无形资产管理制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残缺不全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管理部门应该站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和低碳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无形资产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要着重致力于建立健全企业的无形资产综合性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交易制度、日常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审计制度、诉讼制度、发展战略制度等。

3．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内涵式发展的需要，淄博市要合理确定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改变原来单纯依靠提高GDP增速来提高财政收入和保障财政支出的做法，通过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把土地收入和其他各类基金纳入预算管理。要完善资源环境税费制度，进一步提高资源税费和扩大征收范围，调整资源税征收方式，通过完善财税优惠政策，突出产业引导，由区域性优惠为主转向产业性优惠为主。不断完善创新税收激励机制，税收激励政策的重点应该从重引进轻消化向引进与消化并重、着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转变，引导企业将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有效结合起来。在高新技术产业优先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以推动企业技术和设备的升级，为实现经济内涵式发展提供财税制度支持。

三、技术支持机制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技术进步的水平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持续贡献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淄博市应通过以下途径为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构建有效的技术支持机制：

第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要切实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科技投入增长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科技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要改革科技投入体制，努力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贷款为补充、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多元化投入的科技投融资机制。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民营经济；内涵；国营经济

作者简介：潘胜文，男，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85-03

收稿日期．2006―08―1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民营经济的关注与研究日益升温，各种理论刊物上刊载的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笔者在读过许多关于民营经济的学术著作后发现我国理论界对民营经济内涵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甚至称上是混乱。也有些关于民营经济的学术论文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干脆就不给“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只是笼统地谈论相关问题。由于“研究口径”的不统一，导致一些民营经济研究成果中相关数据缺乏可比性，使研究成果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大大降低；而不给“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就去论述民营经济问题，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至少这些学者在研究态度上就是不严谨的。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界定民营经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理论界统一民营经济问题研究的口径，有利于增强相关研究成果的价值。另外，正确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公有制经济民营化步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民营经济内涵界定中的几种主要观点及评价

当前理论界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民营经济内涵的理解散见于各种论文、著作与文件之中。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民营经济就是私有经济

这种观点将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民营经济看作是纯粹的所有制范畴。笔者读过许多与民营经济相关的经济学论文，发现其中许多论文根本就没有给予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但从其文章的内容来看，他们实质上是将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等同于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从这些文章的英文摘要中我们也可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这一观点，他们常常将“民营经济”翻译为“private economy”。

笔者认为，“民营经济”不等于“私营经济”。从字面上理解，“民营”是与“官营”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的是民间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属于经营方式，没指明经济性质，没有问答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私有经济或私营经济①是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所有制形式。私营经济的生产资料归业主所有，而笔者认为民营经济除了包括所有制上属于私人所有的私营经济等外，还应包括属于公有制范围的集体所有制、国有民营等形式的经济。无论是私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是国有民营经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营方式上都是非国家经营。因此，我们可以把私营经济称作民营经济，而不能把民营经济统称作私营经济。

(二)民营经济就是非公有制经济

这种观点也是将民营经济看作是一个所有制范畴。有人认为，“民营经济是一个所有制概念”，“‘民营经济’大体上就是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他们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原因是：首先，他们认为民营经济的实质是指民间资本经营的经济成分，而不是指由民间人士来经营的经济组织。因此，不能将由民间人士来经营的经济组织理解为民营经济。其次，他们认为，在我国，民营经济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无论私营经济还是个体经济，在我国经济类型的划分中，都是按所有制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经营权来划分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将民营经济作为一种经营权来认识，另一方面又将属于所有权范畴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纳入其中，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具备第一种观点的缺陷外，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将集体经济排除在民营经济范围之外，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当前，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资源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料等都是由集体组织从市场上自由获取的，产出由市场决定其价值，其在经营方面已与私营经济越来越相近，而与国营经济则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笔者赞同，“‘集体经济’理应属于民营经济范畴”。

(三)认为民营经济就是非国营经济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将民营经济看作是经营方式范畴。认为“民营经济是指民间经营的经济”，认为“民营经济就是民间人士、民间组织、民间机构经营的经济”。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在其著作的英文摘要中将民营经济翻译为“nongovernmental economy”或“non state―owned economy”。②他们认为，民营经济所强调的应是经营主体，而不是所有权主体或产权主体，即它强调的经营主体是“民”，而不是“官”。据此，他们认定，民营经济不是一个所有制范畴，而是经济运行层次的范畴。并且提出判定民营经济的标准：如果某一资产或资本的营运方式不属国家或政府控制，营运的主体是非国家(政府)机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即为民营经济。由此，他们认为“民营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对应的是“国营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在这一观点的支撑下，他们认为我国现阶段民营经济大致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集体合作经济、国有民营经济、混合型经济等。笔者基本上赞同这一观点，但对现阶段我国民营经济应包括哪些主要成分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

(四)狭义、广义之分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广义和狭义角度来给民营经济界定内涵，力求民营经济内涵界定的概括性。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也有人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指非公有制经济，它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等，狭义的民营经济是指私有经济，即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认为一切非国有经济都是民营经济，但反之则不成立，因为国有经济也可以采用国有民营的管理形式。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的全国工商联合会对民营经济的内涵也有一个口径。2003年，针对理论界对民营经济内涵的各种争议，全国工商联成立了

“全国工商联民营经济发展形式分析课题组”。课题组在2003年11月19日完成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003年度》中，对民营经济的内涵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界定。报告中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内资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是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

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某一范畴的内涵是某些学术著作常用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看起来比从单一层面来界定某一范畴更加全面，更有概括性，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不利于统一口径，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实际应用与操作。如果要强调全面、概括，为何不从多个层面，四个、五个甚至更多，这样可以将所有可能的观点都一网打尽，岂不更全面，更有概括性!因此，笔者不赞同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

(五)官方口径

至今，在党和政府的各种重要文件中，笔者还未发现有民营经济一词的出现。但是，作为国务院的重要部门之一的国家统计局在统计相关数据时，有民营经济相关数据的统计，且其统计方法或口径大体上有两种：

一是倒扣法。基本统计公式是：民营经济份额：经济总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外商经济

二是累加法。基本统计公式是：民营经济份额二私营企业份额+港澳经济份额+个体经济份额+混合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份额

国家统计局的这一统计口径，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当前关于民营经济内涵的官方口径了。从以上公式中，我们很难判断，国家统计局的这一统计口径是基于经营方式范畴还是基于所有制范畴。国家统计局的这一口径的确有它的合理性，至少它兼顾了理论界大部分人的意见。但我认为，这一统计口径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将外商经济排除在民营经济之外进行独立统计的作法，有歧视外商经济之嫌，也与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悖，外商投资经济与国内的私营经济在经营方式上没有什么的本质的差别，为什么要将其与国内的私营经济“划清界限”呢?毕竟中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这种对外商经济实行“非国民待遇”的作法不利于我国与国际大家庭接轨。

三、本人观点

(一)民营经济是个经营方式范畴本人认为“民营经济”应该是经营方式范畴，因此应该从经营方式角度来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经营方式角度界定“民营经济”内涵符合语言学的一般规则。我国语言学比较注意从对应关系来把握一个名词的概念及内涵。从名词上看，“民营”对应的应是“官营”或“国营”。据考证，“民营”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初王春圃的著作《经济救国论》中。王把当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称为“官营企业”，把由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企业”。显然，王的“民营企业”概念是个经营方式范畴。同样道理，当前“民营经济”对应的也应是“官营经济”或“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应当是非国营经济，是个经营方式范畴。

第二，从经营角度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也符合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实际。在新中国历史上，民营经济概念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基本上只存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经营形式简单，因而当时没有“民营经济”产生的大环境。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作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论断后以及国有企业租赁、承包、委托经营等形式的出现，民营经济的概念才在我国应运而生。显然，它的出现是与国有企业租赁、承包、委托等经营方式的出现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否认“民营经济”自其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产生就带有显明的经营属性。因此，将民营经济看作是经营方式范畴是符合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实际，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从经营角度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也与理论界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笔者作过调查，随机翻阅过近30篇涉及民营经济问题的论文，发现其中有超过20篇文章的作者都赞同或默认民营经济是个经营方式范畴。在当前“民营经济”仍没有一个权威内涵界定的情况下，我认为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第四，假如民营经济不是经营方式范畴，而是所有制范畴的话，那么与“民营经济”相对应的范畴就是“国有经济”了。如此一来，作为经营方式范畴的“国营经济”又和谁对应呢?很显然，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有经济”与“国营经济”不是一个概念的结论是不会有人质疑的。因此，从这种角度出发，“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应作为经营方式范畴相对应，而“国有经济”作为所有制范畴应与“民有经济”或“私有经济”相对应。

总而言之，“民营经济”应是个经营方式范畴。

(二)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类型

作为一个经营方式范畴，民营经济所强调的经营主体，不是所有权主体或产权主体，即它强调的经营主体是“民”而不是“官”。这里的“民”我认为应该是“民间”，而不是“国民”，因为，如果理解为“国民”的话，就必须将外资经济(包括还未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在大陆兴办的企业)排除在民营经济之外，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将“民”理解为“民间”，凡属民间经营而非国家直接经营的经济都属于民营经济范围。民营经济对应的范畴应该是国营经济。依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致上有以下两大类。

内资民营经济。包括：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单位；集体经济单位；股份合作企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改组、改造后实行了股份制(但国家不控股)；实行租赁制、委托经营等形式的国有企业(国家对这些民营化了的企业不再直接经营管理，只是凭所有者身份享有所有者权益，获取收益，即获取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果实)；自然人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自然人出资但非自然人(不是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民间投资为主的非营利性机构，如民办科研院所、学校、医院、体育和社会福利机构)等等。

外资民营经济。包括：港澳台商独资企业；外商(不包括港澳台商)独资企业；外商控股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包括港澳台商和外商合资、合作企业中由港澳台商、外商控股的企业和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由港澳台商、外商控股的企业)等。

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第15篇

年10月加入华泰柏瑞公司，任专户投资部投资经理

截至5月9日，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仅为11.06倍，低于全市场整体水平。A股的估值中枢明显下移，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正逐步向成熟市场的低市盈率水平靠拢。在300指数现今的估值水平下，如何来判断它的投资价值？为此记者采访了华泰柏瑞基金专户投资经理杨景涵。

价值投资也要关注成长性

杨景涵说，简单的结论就是此时的市盈率基本上是在底部了，但是这个底部与其他时候的底部不同。2008年的底部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没有经过太久的波折，2005年底部筑成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这两个时点之间是4年的大牛市。虽然眼下的底部时间比较长，但不影响对底部的基本判断。

股市迟迟走不出底部的原因在于，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是，在经济模式转型的时候，方方面面都需要时间去协调，固有的盈利模式要被打破，新模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这时的价值投资就是要看企业的成长性，话说起来仿佛是悖论，价值投资和成长性往往是相对立的，其实不然。价值投资时时刻刻都是在衡量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决定企业内在价值的，长远来看就是企业的成长性。

“回到沪深300的市盈率，成分股确实有好多目前正处于低估的状态。虽然它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维持前5年的成长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一部分企业在行业里的垄断地位一时间无法被取代，依然有着优秀的管理层，依然有着比同行业的其他公司更为优质的成长性，我们以此就会计算这家企业到底值多少钱，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11倍左右的市盈率确实是被低估的。所以，市盈率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杨景涵介绍。

量化投资也有定性分析

近日成为财经热点的T+0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对以量化和对冲为特色的各类投资产品将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该产品5月28日起在上交所上市以后，T+0、期现套利、一二级市场套利等各类交易策略都可以开始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