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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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目前世贸组织成员方对高等教育服务的出价进行研究，以使我国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当前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影响有一个客观地认识。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跨境高等教育 出价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突出表现在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在本国注册参加国外教育项目和机构的学习、或者完全通过国际互联网络接受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学习的人数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西方国家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高等教育已经日益表现出其非公共产品的一面，特别是在跨境高等教育方面。
教育服务具体分为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及其他教育服务五类，其中高等教育服务包括中学后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和其他高等教育服务，前者指次级学位资格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强调实际技能，但也包括理论知识背景的学习，后者指获取大学学位或同等学位的教育。
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接受了85%的全球外国学生，目前，这一比例还在增长。2003年，有2.12 百万外国人在 OECD国家学习， 比上一年增长了11.5%，其中70%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学习，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外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而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从1998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有所增长，英国和美国的市场份额下降。但是到美国的中国和印度学生增长了47%和12%。
目前在亚太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教育项目和机构的移动，项目跨境移动，主要是指跨境教育合作项目、通过国际互联网络提供的学习项目和向国外机构出售或特许教育培训课程等。教育机构跨境移动，主要是在国外设立教育机构或开展合作办学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鼓励外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目前马来西亚有四个国外大学的分校和600多所私立学院颁发当地或国外的资格证书。2001年，中国香港地区有150个国外教育机构和40个国外专业机构单独或与当地机构一起提供645种课程。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分别批准了32、40、61和78项授予国外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学位的合作办学项目。
跨境高等教育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为促进互相理解，满足知识经济对技术人员移民的需求，获得高等教育产生的收益，促进本国高等教育能力的建设。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上述四方面的驱动因素，这四方面的驱动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促进本国高等教育能力建设的同时，可以兼顾促进互相理解，满足知识经济对技术人员移民的需求和获取高等教育产生的收益。目前，跨境教育无论以何种方式提供，发展援助、非盈利合作和越来越多的贸易往来，均是在各种各样的合同安排下进行。因此，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从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来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都存在发展的潜力，并为人们所重视。追求商业利益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虽然不是各国发展跨境教育的全部内容，但至少也是各国或地区贸易和教育政策的目标之一。
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价的特征
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主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的出价和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可归纳出目前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特征，这有助于人们对有关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境高等教育等问题的认识，本文对主要的出口国美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和主要的进口国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出价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开放度增加
一些国家在新的回合谈判中已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承诺，这些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瑞士、印度和韩国等贸易大国。已经对教育进行了承诺的国家，也提高了其出价，例如美国在其初始的出价中并没有包括高等教育，只有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通常只要对教育服务进行了承诺的成员，均包括了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承诺。
态度谨慎
目前，仍有一些国家没有对整个教育部门进行承诺。加拿大明确表示，不对加拿大的公共教育进行谈判，保持其在所有国际贸易协议中公共教育政策的弹性，确保公共教育不会受到GATS危害。另外，智利、冰岛也没有对教育部门进行承诺。这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对教育纳入世贸组织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意见支持将教育纳入世贸组织，一种意见则反对将教育纳入世贸组织。而加拿大的立场与其管理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加拿大没有教育部，教育由各省政府负责。加拿大约有九十余所综合性大学及附属学院，多数为公立的。
多数出价限于私人高等教育服务
瑞士、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承诺范围只限于私人高等教育服务。这等于认可私人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商业化的特点，更多地表现为私人物品的性质。而教育服务公共物品属性的实现则由公共教育机构完成。
出价排除的具体部门差别较大
美国排除的是飞行教育，韩国排除的是医疗、健康及相关教育服务、学前和中小学的教师培训。中国不包括军事、警察、行政和党校等专门的教育服务。这反映了各国所关注和敏感的部门不同。
1995年跨境高等教育市场估计为270亿美元，1999年为300亿美元，2002年为350亿美元。因此，无论从统计数据来看，还是从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方的出价情况来看，或从高等教育服务本身所具有的公共和私人物品的混合特性来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增长。
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长期来看，整个跨境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而稳步增长。比较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方已经作出的承诺和出价，中国在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上的承诺已经很高，今后开放的压力主要在跨境交付上。因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出口国美国、德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承诺在跨境交付上没有限制。这就需要中国一方面要重点研究这些国家在远程高等教育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另一方面要研究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动态，目前日本和韩国在跨境交付上同中国一样，也没有作出承诺。
第2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F74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80―05
收稿日期：2006―08―20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培养为其服务的国际贸易学科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本科、大专招生的增长及总量居各专业前茅，而且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和招生也迫切要求增长，国际贸易学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究竟要确定哪些，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国际贸易学科研究范围狭窄，不能适应学科和外经贸实际发展的需要
现今的国际贸易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整学科专业确定的，属于应用经济学，在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它同其它9个二级学科同属应用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020206)中指出：“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地区)间商品与劳务交换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①但是，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人员、知识产权交换及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这些比纯粹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更为重要的内容没有包括在内。在业务范围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与管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组织”。①从当今学科发展的实践来看，它注重了理论与政策，贸易的实务，没有指出国际经济合作这个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业务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指定的博士学位专业课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研究，跨国公司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硕士学位专业课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经营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①这些指定，一是笼统，二是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贸组织、国际金融、国际经贸法规等类重要课程没有提及。在指出的主要相关学科中，仅列出了“金融学和世界经济学”。①而与之关系极密切的国际经济法、企业管理、国际关系等没有提及，比起其他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来相关学科很单纯。
在以上学科研究范围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设置的研究范围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总体上以文字中规定的为主，领域较小，对我国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有重大作用的对外投资(走出去)、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引进来)研究较少，偏重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当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点院校与研究机构未受影响，影响主要是对一般性大学，它们多局限于以上给出的范围。实际的对外经贸情况早已突破了上述设置的范围，研究外资、外经的文章充满了主要国际贸易学类杂志，但在权威的“指导简介”中没有。
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在2006年国家社会学科基金申报填表的学科目录中，在应用经济学24个二级学科里，竟然没有了“国际贸易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我们申报表只好填写成“应用经济其他学科”，作为全国最权威的管理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学科领域及其地位的，我们不得而知。
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将学科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划分是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它有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一些新的知识也归于原来的体系，这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发展规律。划分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专于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研究，以求学科有新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1)从国际贸易最初的知识体系来说，就是直接的出口和进口，后来有了国际投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二者可以互相替代(Mundel，1957)：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二者具有相互替代性；Bhagwati(1973)：过多的引致投资可能带来贸易的“悲惨性(贫困化)增长”。Markuson(1983)，Svensson(1984)：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贸易和投资之间不合作，则出现相互替代关系，如果相互合作，则是互补关系。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还出现外贸对外资的促进发展(陈泽星等，2005)；相当多的学者都承认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相互渗透发展的现实和趋势。(2)我国实践也证明，外资利用大大促进了对外出口和进口。在经济全球化下，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跨国投资，它的地位和利益的所得，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出口和进口，仅以外贸来衡量利益的大小已经不能反映一国得到的外贸实际利益，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是对外贸易自然的延伸或替代。
无论任何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总战略服务，为政府和企业服务。从目前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家职能部门，也可看出国际贸易学应该研究哪些领域：最高有国务院的经贸委，国家商务部，以下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商务厅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在以下是市县的相应部门。商务部的主要下属职能机构有近20个，但无论多少，职能业务总体可分为外经贸法规政策部门、进出口管理部门、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外投资或对外经济合作部门四大类，当然新设立的商务部增加了管理国内市场和商贸一项大内容，倾向于内外贸一体化，这也是个新的研究点。省级商务厅或外经贸厅的主要职能机构有：没有设商务厅的省暂时不管内贸，其他管理职能部门如同商务部：外经贸法规政策(原政策法规处，现为综合处)、对外贸易(有贸易发展处、贸易管理处、贸易促进、机电进出口处)、外商投资(外资处、投资促进处、开发区处)、对外经济合作(外经处、境外处)。对于无形贸易，如旅游、运输、金融、保险的进出口，则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学，它应该的研究范围是很宽泛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界的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成为必然，载体是跨国企业和人员，因此，对跨国企业和人员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国际竞争的加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不好时，次多边即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几个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或双边一体化的发展都在涌现，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应放在一个日益关注的地位。
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面较小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就是学校对纯理论研究较多，应用性对策研究较少，成果鉴定重期刊发表及档次，轻政策对策性研究报告，使我们的理论成果与实际需要脱节，失去了研究成果应有的价值，也抑制了研究面的扩大。
此外，学生，甚至我们个别的同行，也把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内容理解为仅是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这种对学科和专业的片面或错误理解，导致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首先，它使我们研究领域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不利于开拓应有领域或新领域，使研究水平很难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次，由于这个专业的热度非凡，我们的学生和其他有关从业人员是社会上人数增长最快和总量居前茅的，但学生如果仅做外贸单证或坐办公室，跑海关和工商税务局，这种单一的就业面，现已人满为患，中专生、高职生、大专生、本科生，同抢一个饭碗，我们的本科生与他们竞争没有多少优势。这样片面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现在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不能简单地就理解为国际贸易专业，而是一个“大外经贸”专业。
二、国际贸易学科应拓宽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一)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指导思想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对学科专业的改革结构调整提出了原则，如提出：学科专业调整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局性、战略性调整”，“要以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优先发展适应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贸易等类本科专业”；“大力开展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鼓励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建立交叉学科专业．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的新机制”[3]我们应根据以此指导思想并结合外经贸发展的实际和未来的趋势，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
(二)学科研究总体要增加的内容
在对学科研究规律内容的界定中．应增加“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与交换”，以补充原来仅有的“商品和劳务交换”，体现当今经济国际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强调应用性、对策性，体现学科特点。在主要相关学科中，除原来列出的“金融学、世界经济”外，应增加“国际法学、国际关系、企业管理”等几个重要相关学科，体现与它的知识体系相关的重要学科。
(三)从整个再生产纳入全球的现实来考虑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
我们要从经济全球化，生产贸易国际化来看学科的研究领域。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它与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利益的分配也不局限于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国际化生产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三大阶段来看：
G--W…P…W’―G’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仅在w’―G’间，纯粹用的是本国的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口，也叫一般贸易。
传统的进口贸易是G―W，从国外进口来直接消费。
加工贸易，外商用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出口，则是G―W…P…W’―G’。
如果是在境外国外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并就地销售，则是W…P…W’―G’。
这几种方式，都是与贸易有关的，包括了直接出口(传统出口，或自己进料加工出口)；直接进口(传统进口)；间接出口(来料、来样加工出口，外商要扣除进料外汇)；间接出口和进口(跨国企业利用母国的设备、东道国的原材料、人力加工生产后在东道国当地销售，或转销其他国家，或产品返销母国)。
以上表面上是进口与出口，实际上是利用外资来加工生产再出口：对外投资进行生产在东道国销售或转销他国或返销母国。这就是现资、加工、生产、贸易的复杂关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直接进出口，也就是传统的外贸，这是第一层次的外贸，也是狭义的外贸；第二层次的外贸，是利用外资加工生产后的外贸和国内贸易：第三层次的外贸是到境外国外投资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后的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或其他国家)或返销母国的进口。从利益上讲，第三层次的外贸综合利益最大。所以，仅以简单的出口和进口来看国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看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与贸易直接有关的且利益更大。
以上是国际贸易学最核心的内容，可概括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简言之，即外贸、外资、外经三大领域，我国管理外经贸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领域设置的。
(四)从与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及其相关性来分类细化研究领域与方向
以下研究领域大都出现于外经贸实践中，但从全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来看，研究领域总体较小，有的研究虽然有，但不深入，有的没有开拓和创立，应拓展领域和方向。这里并非要每个学校都要面面俱到，而是指全国应有如下研究：
(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从古典到当代，各种理论与学说，这是最基本的重点的研究领域，要开拓新方向；(2)国际贸易实务研究：国际经贸惯例、贸易合同、争议与仲裁、物流、运输与保险、信用证等单证运用、商务谈判等，要深入研究，开创新的方向；(3)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研究：WTO规则，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议，原料生产与输出国组织规则，联合国经济贸易组织规则，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组与协议；(4)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区域和次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要深入或开创研究新方向；(5)国际贸易法规政策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法，国内对外经济贸易法规，各国政策，要开创新研究点；(6)货物贸易研究：机电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类、农林渔水产品贸易研究、原料与资源产品贸易研究，要深入研究或开拓新研究方向；(7)服务贸易研究：金融、电信、运输与保险、旅游、会展等研究．领域大，行业多，在不断扩展，地位日渐重要，是重点开拓研究的领域；(8)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投资方式、投资环境等，这是现在和未来都要大力进行并开拓的，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领域；(9)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引进来”战略，产业政策，招商引资环境、方式，开发区，跨国公司研究，与上面都属国际投资的内容，研究理论多，形式及内容更多，要深入研究，以外资促进外贸；(10)国际工程承包研究：国际承包市场，招标投标，竞争能力等，要深入研究，开创研究新方向，是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11)劳务输出与自然人流动研究：这是现在和未来要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是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点项目，可部分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是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7)、(10)、(11)，是我国重点开拓的贸易增长新领域，必须加强研究；(12)国际市场营销研究：市场预测分析，营销策略与手段，开拓的新领域；(13)国际金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贸易融资，国际货币体制及人民币汇率，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与运作．
要结合外经贸深入研究；(14)贸易方式研究：、经销、加工、补偿贸易、租赁贸易、采购、期货贸易及电子商务等，要大力开拓、开创研究；(15)国际企业管理：跨国经营与管理，要重点开拓研究，为“走出去”服务；(16)贸易摩擦与应对研究：问题层出不穷，要深入进行研究。
三、国际贸易学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换名或同名及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问题
从以上国际贸易学需要研究的领域和方向看．它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从字面意思上看，它没有包涵这些内容，与实际要求的内容差别太大。更重要的是用“国际贸易”这个学科名，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狭义的或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少数人，甚至包括了实际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我们在毕业论文封面上写学科与专业名称时，不只是学生写错，而且相当部分老师也是模糊的，其他专业的人。就更不用说是片面理解和错误理解了。这种误解，对学科研究与专业的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不如将学科名称与专业名称互相替换，学科名称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名称定为“国际贸易”。但从“大贸易”或“大经贸”看，专业名和学科名都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更好一些。
这样命名的好处：一是从字面上就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利于学科研究和发展：二是纠正对这个专业狭义的和错误的理解，跳出片面狭隘的专业就业观，可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及全方位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领域。如按狭义的该专业就业，就是从事直接的进出口贸易、做单证、谈生意、跑海关、坐办公室，而与其他专业无缘，各层次学生在同一岗位就业。而要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本科专业及学科涵盖面来看，就业领域就很大了。如我们的培养要求与目标中指出的那样：本专业培养应对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外贸、外资、外经、外事等领域服务的以实用型人才为主的多层次对外经贸人才，毕业后能在进出口企业、有进出口权的工业与商业企业、涉外金融企业、涉外政府机关和涉外事业单位、涉外中介机构等部门及个体工商业，从事进出口实务、商务谈判、翻译、经营管理、招商引资、市场营销、研究策划、文秘、宣传公关、新闻、研究、教育等工作。
此外，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⑷也值得商榷。任何学科和专业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来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越来越紧密融合，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和规律将引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从事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有关的就业人员来看，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显示出这个学科的地位日渐重要；另从学科研究领域和范围来说，应用经济学的其他任何一个二级学科，都没有这么大的领域，研究方向远远没有这么多。可否把它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独立出来，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列起来。学科名可以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下设三个大的二级学科，国际贸易学(涵盖所有的贸易理论与政策、各种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学或国际商务学(国际融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国际经贸组织学(wT0理论与规则、区域经济贸易组织、双边贸易组织及双边经贸关系等)。这个设想敬请同行们提出意见。
第3篇
一、国际贸易学科研究范围狭窄，不能适应学科和外经贸实际发展的需要 现今的国际贸易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整学科专业确定的，属于应用经济学，在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它同其它9个二级学科同属应用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020206)中指出：“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地区)间商品与劳务交换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但是，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人员、知识产权交换及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这些比纯粹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更为重要的内容没有包括在内。在业务范围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与管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组织”。从当今学科发展的实践来看，它注重了理论与政策，贸易的实务，没有指出国际经济合作这个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业务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指定的博士学位专业课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研究，跨国公司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硕士学位专业课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经营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这些指定，一是笼统，二是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贸组织、国际金融、国际经贸法规等类重要课程没有提及。在指出的主要相关学科中，仅列出了“金融学和世界经济学”。而与之关系极密切的国际经济法、企业管理、国际关系等没有提及，比起其他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来相关学科很单纯。 在以上学科研究范围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设置的研究范围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总体上以文字中规定的为主，领域较小，对我国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有重大作用的对外投资(走出去)、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引进来)研究较少，偏重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当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点院校与研究机构未受影响，影响主要是对一般性大学，它们多局限于以上给出的范围。实际的对外经贸情况早已突破了上述设置的范围，研究外资、外经的文章充满了主要国际贸易学类杂志，但在权威的“指导简介”中没有。 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在2006年国家社会学科基金申报填表的学科目录中，在应用经济学24个二级学科里，竟然没有了“国际贸易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我们申报表只好填写成“应用经济其他学科”，作为全国最权威的管理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学科领域及其地位的，我们不得而知。 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我国国家标准Gff13735-92将学科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划分是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它有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一些新的知识也归于原来的体系，这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发展规律。划分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专于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研究，以求学科有新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1)从国际贸易最初的知识体系来说，就是直接的出口和进口，后来有了国际投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二者可以互相替代(Mundel，1957)：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二者具有相互替代性；Bhagwati(1973)：过多的引致投资可能带来贸易的“悲惨性(贫困化)增长”。Markuson(1983)，Svensson(1984)：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贸易和投资之间不合作，则出现相互替代关系，如果相互合作，则是互补关系，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还出现外贸对外资的促进发展(陈泽星等，2005)；相当多的学者都承认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相互渗透发展的现实和趋势。(2)我国实践也证明，外资利用大大促进了对外出口和进口。在经济全球化下，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跨国投资，它的地位和利益的所得，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出口和进口，仅以外贸来衡量利益的大小已经不能反映一国得到的外贸实际利益，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是对外贸易自然的延伸或替代。 无论任何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总战略服务，为政府和企业服务。从目前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家职能部门，也可看出国际贸易学应该研究哪些领域：最高有国务院的经贸委，国家商务部，以下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商务厅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在以下是市县的相应部门。商务部的主要下属职能机构有近20个，但无论多少，职能业务 总体可分为外经贸法规政策部门、进出口管理部门、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外投资或对外经济合作部门四大类，当然新设立的商务部增加了管理国内市场和商贸一项大内容，倾向于内外贸一体化，这也是个新的研究点。省级商务厅或外经贸厅的主要职能机构有：没有设商务厅的省暂时不管内贸，其他管理职能部门如同商务部：外经贸法规政策(原政策法规处，现为综合处)、对外贸易(有贸易发展处、贸易管理处、贸易促进、机电进出口处)、外商投资(外资处、投资促进处、开发区处)、对外经济合作(外经处、境外处)。对于无形贸易，如旅游、运输、金融、保险的进出口，则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学，它应该的研究范围是很宽泛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界的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成为必然，载体是跨国企业和人员，因此，对跨国企业和人员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国际竞争的加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不好时，次多边即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几个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或双边一体化的发展都在涌现，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应放在一个日益关注的地位。 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面较小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学校对纯理论研究较多，应用性对策研究较少，成果鉴定重期刊发表及档次，轻政策对策性研究报告，使我们的理论成果与实际需要脱节，失去了研究成果应有的价值，也抑制了研究面的扩大。 此外，学生，甚至我们个别的同行，也把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内容理解为仅是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这种对学科和专业的片面或错误理解，导致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首先，它使我们研究领域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不利于开拓应有领域或新领域，使研究水平很难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次，由于这个专业的热度非凡，我们的学生和其他有关从业人员是社会上人数增长最快和总量居前茅的，但学生如果仅做外贸单证或坐办公室，跑海关和工商税务局，这种单一的就业面，现已人满为患，中专生、高职生、大专生、本科生，同抢一个饭碗，我们的本科生与他们竞争没有多少优势。这样片面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现在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不能简单地就理解为国际贸易专业，而是一个“大外经贸”专业。 二、国际贸易学科应拓宽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一)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指导思想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对学科专业的改革结构调整提出了原则，如提出：学科专业调整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局性、战略性调整”，“要以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优先发展适应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贸易等类本科专业”；“大力开展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鼓励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建立交叉学科专业，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的新机制”我们应根据以此指导思想并结合外经贸发展的实际和未来的趋势，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 (二)学科研究总体要增加的内容 在对学科研究规律内容的界定中，应增加“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与交换”，以补充原来仅有的“商品和劳务交换”，体现当今经济国际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强调应用性、对策性，体现学科特点。在主要相关学科中，除原来列出的“金融学、世界经济”外，应增加“国际法学、国际关系、企业管理”等几个重要相关学科，体现与它的知识体系相关的重要学科。 (三)从整个再生产纳入全球的现实来考虑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 我们要从经济全球化，生产贸易国际化来看学科的研究领域。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它与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利益的分配也不局限于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国际化生产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三大阶段来看： G--W...P...W’---G’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仅在W’--G’间，纯粹用的是本国的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口，也叫一般贸易。 传统的进口贸易是G--W，从国外进口来直接消费。 加工贸易，外商用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出口，则是G--W...P…W’---G’。 如果是在境外国外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并就地销售，则是W…P...W’--G’。 这几种方式，都是与贸 易有关的，包括了直接出口(传统出口，或自己进料加工出口)；直接进口(传统进口)；间接出口(来料、来样加工出口，外商要扣除进料外汇)；间接出口和进口(跨国企业利用母国的设备、东道国的原材料、人力加工生产后在东道国当地销售，或转销其他国家，或产品返销母国)。 以上表面上是进口与出口，实际上是利用外资来加工生产再出口；对外投资进行生产在东道国销售或转销他国或返销母国。这就是现代投资、加工、生产、贸易的复杂关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直接进出口，也就是传统的外贸，这是第一层次的外贸，也是狭义的外贸；第二层次的外贸，是利用外资加工生产后的外贸和国内贸易；第三层次的外贸是到境外国外投资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后的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或其他国家)或返销母国的进口。从利益上讲，第三层次的外贸综合利益最大。所以，仅以简单的出口和进口来看国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看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与贸易直接有关的且利益更大。 以上是国际贸易学最核心的内容，可概括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简言之，即外贸、外资、外经三大领域，我国管理外经贸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领域设置的。 (四)从与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及其相关性来分类细化研究领域与方向 以下研究领域大都出现于外经贸实践中，但从全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来看，研究领域总体较小，有的研究虽然有，但不深入，有的没有开拓和创立，应拓展领域和方向。这里并非要每个学校都要面面俱到，而是指全国应有如下研究： (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从古典到当代，各种理论与学说，这是最基本的重点的研究领域，要开拓新方向；(2)国际贸易实务研究：国际经贸惯例、贸易合同、争议与仲裁、物流、运输与保险、信用证等单证运用、商务谈判等，要深入研究，开创新的方向；(3)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研究：WTO规则，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议，原料生产与输出国组织规则，联合国经济贸易组织规则，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组与协议；(4)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区域和次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要深入或开创研究新方向；(5)国际贸易法规政策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法，国内对外经济贸易法规，各国政策，要开创新研究点；(6)货物贸易研究：机电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类、农林渔水产品贸易研究、原料与资源产品贸易研究，要深入研究或开拓新研究方向；(7)服务贸易研究：金融、电信、运输与保险、旅游、会展等研究，领域大，行业多，在不断扩展，地位日渐重要，是重点开拓研究的领域；(8)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投资方式、投资环境等，这是现在和未来都要大力进行并开拓的，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领域；(9)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引进来”战略，产业政策，招商引资环境、方式，开发区，跨国公司研究，与上面都属国际投资的内容，研究理论多，形式及内容更多，要深入研究，以外资促进外贸；(10)国际工程承包研究：国际承包市场，招标投标，竞争能力等，要深入研究，开创研究新方向，是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u)劳务输出与自然人流动研究：这是现在和未来要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是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点项目，可部分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是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7)、(10)、(11)，是我国重点开拓的贸易增长新领域，必须加强研究；(12)国际市场营销研究：市场预测分析，营销策略与手段，开拓的新领域；(13)国际金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贸易融资，国际货币体制及人民币汇率，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与运作，要结合外经贸深入研究；(14)贸易方式研究：代理、经销、加工、补偿贸易、租赁贸易、采购、期货贸易及电子商务等，要大力开拓、开创研究；(15)国际企业管理：跨国经营与管理，要重点开拓研究，为“走出去”服务；(16)贸易摩擦与应对研究：问题层出不穷，要深入进行研究。 三、国际贸易学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换名或同名及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问题 从以上国际贸易学需要研究的领域和方向看，它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从字面意思上看，它没有包涵这些内容，与实际要求的内容差别太大。更重要的是用“国际贸易”这个学科名，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狭义的或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少数人，甚至包括了实际在从事这 些工作的人。我们在毕业论文封面上写学科与专业名称时，不只是学生写错，而且相当部分老师也是模糊的，其他专业的人，就更不用说是片面理解和错误理解了。这种误解，对学科研究与专业的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不如将学科名称与专业名称互相替换，学科名称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名称定为“国际贸易”。但从“大贸易”或“大经贸”看，专业名和学科名都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更好一些。 这样命名的好处：一是从字面上就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利于学科研究和发展；二是纠正对这个专业狭义的和错误的理解，跳出片面狭隘的专业就业观，可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及全方位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领域。如按狭义的该专业就业，就是从事直接的进出口贸易、做单证、谈生意、跑海关、坐办公室，而与其他专业无缘，各层次学生在同一岗位就业。而要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本科专业及学科涵盖面来看，就业领域就很大了。如我们的培养要求与目标中指出的那样：本专业培养应对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外贸、外资、外经、外事等领域服务的以实用型人才为主的多层次对外经贸人才，毕业后能在进出口企业、有进出口权的工业与商业企业、涉外金融企业、涉外政府机关和涉外事业单位、涉外中介机构等部门及个体工商业，从事进出口实务、商务谈判、翻译、经营管理、招商引资、市场营销、研究策划、文秘、宣传公关、新闻、研究、教育等工作。 此外，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也值得商榷。任何学科和专业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来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越来越紧密融合，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和规律将引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从事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有关的就业人员来看，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显示出这个学科的地位日渐重要；另从学科研究领域和范围来说，应用经济学的其他任何一个二级学科，都没有这么大的领域，研究方向远远没有这么多。可否把它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独立出来，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列起来。学科名可以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下设三个大的二级学科，国际贸易学(涵盖所有的贸易理论与政策、各种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学或国际商务学(国际融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国际经贸组织学(WTO理论与规则、区域经济贸易组织、双边贸易组织及双边经贸关系等)。这个设想敬请同行们提出意见。
第4篇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第5篇
国际技术贸易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际技术贸易的定义、理论基础、发展作用、影响因素以及发展的现状、特点及趋势等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贸易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以期促进后期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国际技术贸易；知识产权；交易成本；自主创新
很久以前，索洛模型等经济增长理论就已论证技术引进和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国际技术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重要性也日益提高。进入21世纪，我国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重点推进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进行技术引进和革新，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在技术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显现。截至2012年，我国技术贸易额达到736亿美元，较1978年的整体技术贸易额36亿美元，增长了19.7倍，并实现了从单一引进设备向引进专业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新转变，逐渐融入国际技术贸易大市场中。学者们以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趋势和方式等角度，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本文试图整理已有的国际技术贸易相关研究，以期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分析思路。
1 “国际技术贸易”定义的研究
国内对于“国际技术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研究。《市场经济百科全书》中定义国际技术贸易，是指“不同国家的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按照一般商业条件，对技术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进行有偿转让的一种交换行为”。朱东耀（2005）[1]认为许可证贸易和技术，属于服务贸易；含有创新技术的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则属于商品贸易；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分公司、分公司之间进行着大量的专利、商标和专有技术方面的交易。因此，他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融为一体，依托着国际贸易的各种渠道和形式发展，并为国际贸易增添新的内容和活力。苗月新[2]按技术的公开与否，将国际技术贸易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一定时期内，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工业产权，如专利、商标等；另一类则是不受有关国家法律保护的专有技术。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实用外型、工业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产权地标记等。美国哈佛大学的洛杉布尔姆认为：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在新的国家环境下被获得、开发和利用的过程，是一种技术与涉外环境相互关系的体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技术国际收支手册》（TBP Manual 1990）[3]中明确指出：技术贸易是技术国际收支的核心内容。国际技术贸易包括“无形技术贸易”、“商标、设计、图样的交易”、“带有技术内容的服务”以及“在国外进行的或资助来自国外的工业R&D”。其中无形技术贸易又包括专利的买卖或许可证、非专利发明的销售或购买、以及非专利技术诀窍的销售或购买。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技术贸易是以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交织并发展起来的，其交易标的物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新型贸易方式，其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专利权的买卖、技术许可证等。
2 国际技术贸易的理论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对国际技术贸易的理论探索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能从中找出一点关于国际技术贸易的理论基础。之后的需求-资源关系理论、技术要素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都开始对国际技术贸易有所涉及，并着手对技术进行独立研究。
关于国际技术贸易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生产的技术越是先进、生产的条件越好的商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越少，该商品也就越具有价格优势。鉴于此，市场参与者都会积极主动地研发新技术，以此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若市场有合适的技术可以购买，且其价格低于自己研发所需要的费用，那么技术贸易就产生了。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研制开发技术的条件存在区别，技术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存在高低之分，故一个国家从发达国家购买技术的同时也向不发达国家输出了技术，这一理论奠定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客观依据。根据赫克歇尔和俄林，技术知识是一种要素禀赋，每个国家都应该充分利用其相对丰富的要素进行生产和出口，进口稀缺的要素产品。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出口其掌握了技术的产品，进口其没有掌握的技术的产品。美国学者波斯纳和哈夫鲍尔认为，技术先进的国家由于其技术上的优势会使其在该产品的生产上保持一段时间的垄断地位，从而形成了技术差距。由于技术的模仿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关于该技术产品的贸易便产生了。日本人斋藤优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国内和与之有经济交往的国家的需求以及与资源的制约，如果资源不能满足需求，就会产生技术革新，也形成国际技术转移的动力。
关于国际技术贸易动机的研究，曼斯菲尔德认为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上进行选择：如果跨国公司在生产要素上有保障，出口又能获得较大利润的情况下，一般会倾向于直接投资；只有在国外市场较小、目标市场国不具备投资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会选择技术转让。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则认为一国的经济活动由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和货物贸易构成，要想考察国际技术转移的动机，就必须将三者结合起来分析提出“三优势”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技术转移的动机的“三优势”包括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指国外企业没有的、本公司所有的技术、商标所有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等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内部运用所有权优势，实现技术转移内部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区位优势则指东道国所拥有的要素享赋、市场以及政策优势。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内部优势以及东道国区位优势不明显，企业就会倾向于进行技术转移。
关于国际技术贸易转让机制的研究，根据上述的技术差距理论，随着其他模仿国加大对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和模仿生产，技术创新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便会逐渐丧失。为了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和实现利润最大化，技术创新国会通过技术许可和投资等方式进行技术转让。技术模仿国则通过自行研究或技术引进等方式掌握该生产技术，从而实现技术产局缩小甚至消失。美国经济学家费农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三个阶段：产品开发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生产该产品的优势也随之从科技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将进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领先国开发新技术产品并占领国内市场，继而向外出口，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大，然后技术产品出口又逐渐减少，最后该技术产品的创新国从国外进口。这样，该技术在技术创新国结束它的生命周期。但由于技术产品的输出，资本和技术也在输出，技术从而由技术创新国转移到另一国，这样该技术在另一个国家开始了其新的生命周期。
综上所述，国际技术贸易的产生是伴随着商品贸易，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俄林资源禀赋等理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分别阐述了国际技术贸易理论产生的原因、国际技术贸易运作机制。
3 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发展作用的研究
国内研究学者围绕国际技术贸易与技术进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关系以及技术引进与工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等。周斌、李辉娥（2000）[4]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上海市技术引进项目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技术引进提高了上海的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了技术进步。成蓉（2002）[5]认为技术引进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技术引进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田楠（2005）[6]测算出了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之间有显著的较强正向作用关联性。
上述研究都表明技术引进对技术进步都存在正向影响。而陈国宏（2001）[7]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验证了短期内，技术引进是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但不存在长期内则同向关系。李光泗、徐翔（2006）[8]对1990-2004年江苏省的数据研究表明：江苏省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呈现负相关，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向影响；而自主创新投入对江苏省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投入与技术进步之间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综上，国内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通过技术引进可以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有文献认为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更有文献验证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大多支持的技术转移促进技术进步的一致结论大相径庭。对此，许继琴、潘丹等（2008）[9]纵观世界各国技术引进的历史进程，发现技术引进成功的国家都是正确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而我国长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重视不足，这可能是导致国内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不少学者还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蒋殿春（2001）[10]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应与其国内技术发展水平、投入要素相对价格、消费者收入特征等技术支持要素相适应，并指出所引进技术要与国内技术水平差异不太大、接近于表转化或转标准化的新技术，国内的有关政策也应对技术选择作适当的引导。
部分学者还分析交易成本与国际技术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张亚斌、王晓娴（2004）[12]认为交易费用与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蒋翼潮（2012）[11]也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与交易成本的高低呈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
黄静波（2005）[12]分别从国家、工业、企业、技术、技术转移合约层面五个方面入手，证明成功的国际技术转移必备条件包括：一项好的技术、有对技术的需求及双方都拥有能够胜任该项技术转移活动的技术专家。李洁、石林芬（2009）[12]在引入TBP（技术国际收支）的收入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和协整研究分析，对R&D投入与国际技术贸易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证实：R&D经费总额的增加将导致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收入的增加，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收入的增加也将导致经费总额的增加；企业R&D经费比政府部门R&D经费对于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收入的影响更大。提出为提高我国技术贸易中的收入以及我国在技术贸易中的竞争力，应当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确定企业在R&D中的主体地位，制定激励R&D投入的公共政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国际技术贸易的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认为其主要集中在交易成本、对于技术的需求以及企业对于技术研发投入这几个方面，并且对于研发和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最为多。
5 国际技术贸易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分析
江澄（1990）[13]阐述了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国际间技术向差距（阻力）小而吸引力大的方向转移；世界技术市场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西方跨国公司在世界技术市场上的垄断性；各国政府对技术贸易的干预日渐加强，世界技术市场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斗争的一个热点。并总结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前景：世界技术市场将继续扩大，技术贸易额将继续增长；国际技术贸易的地理分布格局不会有明显的变化，80%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性工业化技术的来源将更加的广阔，市场竞争将更加的激烈；亚太地区将成为重要的国际技术市场。
黄繁华（1997）[14]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重要性和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国际技术贸易方式多样化、复杂化，跨国公司是国际技术贸易的主体，使得国际技术市场形成了垄断性和竞争性病句的局面。研究认为国际技术贸易额将高速增长，国际技术贸易的内容将向“知识型”、“信息型”领域倾斜，高新技术的国际技术贸易将不断加大，国际技术贸易的环境也将大幅度改善。
刘助仁（2000）[15]、李桂芹（1997）[16]、杨爱群（1989）[17]、张翠微（1995）[18]（综合当代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趋势存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之技术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呼唤着技术贸易，技术贸易已然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发展中最具活力的贸易方式；第二，国际技术贸易的规模将日益扩大；第三，技术产品出口的基础是国内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各国将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大力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四，技术贸易的迅速发展与各国对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的扶持是分不开了，各国将会更加积极的扶持新技术产品出口；第五，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渐提升；第六，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出不平更行，发大国家之间成交的技术贸易占世界技术贸易80%，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成交的技术贸易占10%，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足10%，此外，国际信息技术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三者几乎占尽世界总量的50%；第七，跨国公司每年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的研发，将成为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渠道；第八，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内部化贸易”方式进行高新技术的转让，国际技术贸易垄断性日趋增强。
余涛、翁凌崚（2008）[19]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趋势表现为：地位不断上升；企业兼并、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技术供给的出现给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国际技术贸易结构向“知识型”、“信息型”倾斜，专利国际化趋势加快。
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对我国开展国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不仅面临更多的机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赵明（2003）[20]认为美日两国在二战后发展国际技术贸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借鉴，建议抓好WTO这一契机，大力促进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加强支持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以自主开发为主，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技术竞争力。乔生（2004）[21]通过对江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分析，指出面对国际技术贸易的限制，我国企业也应制定提升竞争力的战略。陈仲常、马红旗（2010）[22]利用熵权法建立综合指标评价模型，计算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综合评价值，结果表明技术贸易对我国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很好的带动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也建议我国高技术产业要在发展国际技术贸易的同时，以“自主创新”为主、“跟随创新”为辅，注重技术创新潜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各国越来越注重技术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将发展模式向技术密集型转移，而且国际技术贸易份额不断加大、方式不断多样化，已然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的对外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我们国家可以利用国际技术贸易的平台、引进技术并积极消化，可以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而且只有实现自我创新才能实现真正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升技术水平。此外，我们也看得出来研发投入和相关的政策支持将是自我创新能力培养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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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余涛，翁凌崚.国际技术贸易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选择[J].经济师，2008年第11期.
[20]赵明.二战后美日两国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12期.
第6篇
关键词：标准；标准化；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2-0008-06 收稿日期：2008-10-22
一、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方面，标准通过降低国家间产品差异、增强市场需求信息流动以及共享科学技术等方式对国际贸易产生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一国政府和厂商通过制造“标准贸易壁垒”进行贸易保护的现象也日益引起关注。对于日益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的中国而言，加强标准化活动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领域的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关系和单向(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的研究。那么这样的研究其实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影响机制的过程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第二，这样的影响机制的结果是什么，促进、阻碍还是有条件的?那么，将上述各类复杂的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提炼，本文认为现有的关于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标准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过程、厂商生产成本、消费者保护机制以及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等因素，对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施加影响，本文将这样的影响机制定义为“过程上的影响效应”。按照这一领域内的著名学者Swarm等人的研究，这样的“过程上的影响效应”主要分为三类：标准的非价格竞争优势、标准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效应以及标准的非价格竞争劣势。其中，标准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和标准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效应是正向的影响效应；标准的非价格竞争劣势是负向的影响效应。
第二，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具体表现在双边或多边的贸易结果上，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一国进口量的影响，对一国出口量的影响以及对一国贸易顺(逆)差的影响，本文将这种影响效应定义为“结果上的影响效应”。这条线索的研究主要对影响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可以通过采集处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定量和实务研究的特点。
以上两条研究线索并不是并行和孤立发展的，两者一直有着紧密的交叉和联系。
比较而言，关于标准对国际贸易“结果上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通过这一类型的研究可以为国家政府、厂商等利益体的决策提供建议，研究结论也较为直观和准确。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研究通过提出“过程”与“结果”的对应关系假设，利用“结果上的影响效应”来反映“过程上的影响效应”的情况，这一研究思路为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宽度和广度。
本文将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过程上的影响效应”和“结果上的影响效应”为划分标准，并通过细分研究对象，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继而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国家间贸易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对于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影响机制，并得出对我国的标准化活动及政策制定有益的借鉴。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
(一)假设的提出
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
(1)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一个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的国内市场需求。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由于贸易保护、国内安全与环保需求水平较低以及价格因素等原因，将会起到保护国内厂商利益、反映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品质需求并损害发达国家厂商贸易表现等作用，阻碍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贸易表现主要取决于其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特有的国家标准将起到降低生产成本，增强贸易表现能力的作用，降低因“过度”提高环保和健康标准(相对于其国内需求)而起到的增加生产成本的风险。本提出假设la：
假设la：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促进该国的出口并阻碍进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非价格竞争优势”。
(2)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各个产业国际标准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源于技术、资金实力和国家标准化战略等众多因素(王金玉，2001)。因此，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言，发展中国家制定和采用的国际标准将很难反映其厂商的竞争优势和技术特点，其出口将受到抑制。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状况具有负面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厂商在较高标准的“压力”下，产品质量将有所提高，在其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将有所提高，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将相对减少。本文提出假设1b：
假设1b：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阻碍该国的进口与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减少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3)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活动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制定标准的活动中具有更大的作用，而厂商间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和商业利益制定、实施标准的能力有限。但就发达国家而言，标准主要形成于厂商间基于技术进步和商业利益的有效合作和博弈，这样的标准就能更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对于差异产品的消费偏好和生产厂商的规模经济需求，也就能够更加有效的促进产业内贸易的有效进行。
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已经成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将阻碍发展中国家对其的出口并将因为强大技术话语权下对国内状况的过分关注对其出口同样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标准由于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框架下展开，将导致国际标准能较好的反应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在产品标准上的利益诉求。因此，国际标准将促进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范围内的展开和进行，将产生“双向促进”的理想效果。本文提出假设2a和2b：
假设2a：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阻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减少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假设2b：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2 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
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特有的国家标准对于标准实施国是一种“非价格竞争优势”：国际标准的实施将通过促进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进行，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和进口产生促进效应。
本文对于发达国家之间情况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两个共识的讨论和修正上。第一，发达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程度较高，资源禀赋较为接近，特有的国家标准是否对标准实施国仅具有“竞争优势”而对贸易伙伴仅产生“竞争劣势”?第二，国际标准被公认为是具有“产业内贸易促进”效应的一类标准，那么对于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实力相对强势一方，依靠在标准和贸易领域强大的话语权，能否通过推行国际标准对其贸易对象产生“竞争优势”?
为了讨论上述两个问题，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实力，本文的研究首先将发达国家分为弱势发达国家和强势发达国家。强势发达国家相对于弱势发达国家，因为在科技发展和贸易表现上有更强的实力，因此，在标准尤其是国际标准制定与实施领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更强的产业内贸易整合和竞争能力。
(1)弱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弱势发达国家由于在国际贸易和标准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其特有的国家标准将更多反映本国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要求，为了“抵抗”强势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优势，特有的国家标准将不会完全体现技术发展和消费者的最新要求，也不会为贸易自由化提供最大的便利。本文提出假设3a：
假设3a：弱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促进弱势发达国家的出口并阻碍进口，对于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非价格竞争优势”。
(2)弱势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产业内贸易在其贸易流量中占有主导地位，弱势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体现了标准相对较高的技术、安全和环保要求，提高了产品兼容性和产业整合度(David&Greenstein，1990；Gandal&Shy，2001)，并促进国际间产业内贸易的进行。本文提出假设3b：
假设3b：弱势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弱势发达国际对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3)强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弱势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强势发达国家虽然在科技发展水平上具有相对领先优势，在标准领域的话语权更强，但是，因为弱势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水平与强势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其特有的国家标准在弱势发达国家得到推行和实施并取得相应技术贸易成果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说，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和反映产业内贸易需求的国家标准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推动产业内贸易和标准化活动“螺旋式”的上升与增长。本文提出假设4a：
假设4a：强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4)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弱势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来看，现有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均认为国际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十分正面的，将同时促进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展开。国际标准将提高产业内各种产品的兼容性，有助于产品更新的专业化和连续性，而这一特性被认为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的特点之一。本文提出假设4b：
假设4b：强势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弱势发达国际对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二)模型的建立
1 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象。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十分出色，其国家标准化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美国和英国是本文发达国家的代表对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在国际贸易和标准化活动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和代表性。英国是与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联系极其紧密的欧洲国家，其在标准化活动中也有着与其它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成机制(Egan，2002)。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和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颁布的国际及国家产业标准的数量作为衡量国家标准化活动的主要指标，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网站：中国标准服务网(省略)。本文分别统计了中国、英国和美国在各个国民经济产业从1996～2005年的标准数量，作为面板数据回归的自变量数据源，本文判断“特有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依据是：如果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用了某个国家制定、颁布的一项国家标准，或者一项国际标准是在某个国家主导下制定的，那么这项标准将被视为国际标准；如果这样的国家标准没有被采用，那么它就是一项特有的国家标准。
中国和英国在每个国民经济产业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从美国的进口贸易额以及对美国的贸易顺(逆)差被用来衡量国际贸易的活跃程度以及效果表现。从1996～2005年这10年间，每年每个产业的贸易数据作为面板多元回归的因变量。众所周知，国家资源禀赋、政府贸易政策、厂商竞争优势等众多因素都对国际贸易活动有着显著和复杂的影响，而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在研究标准化活动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同时，需要将上述因素简练而全面的引入假设和模型中，本文将每个产业1996～2004年间的贸易额的和作为一个自变量引入模型，用来反映上述因素，而Swann在其研究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进行处理，在理论解释和统计处理上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美间以及英美间各产业的贸易统计数据均来源于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merce.gov)提供的贸易数据。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对国民经济产业的划分标准不同。本文依据的是美国商务部数据库对产业的划分标准，解决标准和贸易产业划分标准不同的方法是：将每个产业的中文或者英文名称当作关键词在中国标准服务网的数据库进行搜索。再参照ICS的划分标准，得到了每个产业在1995～2005年期间中国和美国颁布的标准数量。
3 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是具有连续性和时序性的，在一个时间节点或者较短的时间区间内，无法完整、准确的观测这种影响效应。因此，本文的回归研究需要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上；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本文的回归研究需要建立在多截面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面板数据模型，在时间序列、产业截面以及多元变量三维空间内进行回归多元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及讨论
本文采用EVIEWS5.0软件对面板模型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处理。通过对6个模型自变量显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状况的考察，得出了假设的通过情况。如表1所示。
对于假设la和3a，我们试分析其原因如下。
尽管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其出口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类标准对进口的影响却是显著和正向的，由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是不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特征的。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诸如FDI形式的直接投资和生产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标准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劣势”假说很难在这一类型的贸易中成立；国家标准化活动的国际化程度在过去几年时间内大大深入和扩展，诸如ISO这样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国家间标准化活动和贸易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单方面的国家标准对本国弱势的厂商和消费者进行保护。
在科技发展水平和贸易实力相对接近的发达国家之间，特有的国家标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上的“非价格竞争优势”也是不确定的，这一分析结果与现有的实证研究有所差异。标准活动的国际化与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单方面的标准化行动已经难以在产业内贸易大潮下的国际贸易中为本国争得竞争优势，即使出于非关税贸易壁垒意愿的标准化活动，起码也需要“披着国际标准的外衣”才能达到目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影响机制可以总结对比如表2所示。
鉴于上述研究工作并结合实际，对我国政府的国家标准化战略和活动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制定国家标准化工作中长期战略，加强标准化活动的政策、资金和人员投入对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竞争能力，应对国际贸易新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正越来越显著的表现出来，这样的影响效应不仅已在发达国家之间得到证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也是显著和重要的。在美国、欧盟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家都已明确颁布国家标准化工作战略并投入大量资源的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国家标准化战略，国家和厂商的标准化工作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指导。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国家标准工作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工作，为国家、厂商联盟和厂商各个层面的标准化工作进行规划，确保资源投入的有效进行。
第二，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推动国家标准的国际化，争取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话语权，是我国国家标准化活动的主要重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已经开始面临挑战和质疑，国际标准对一国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正越来越显著和重要。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利用特有的国家标准制造“非关税贸易壁垒”，从而对本国市场和厂商进行保护的意图随着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飞速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所谓“非价格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规避标准技术壁垒，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并转变盈利模式，必须促使自身产品和服务更好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国家标准化活动的国际化，融入国际标准活动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更好的保护本国市场和厂商的利益。
第三，密切关注我国国际贸易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发展状况，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有侧重和重点的展开国家标准化工作，是促使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研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弱势发达国家和强势发达国家三种研究对象，这三种研究对象反映了一个国家贸易实力和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具有不同特征的，有可能呈现“非产业内贸易效应”、“减少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和“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三种特征。那么，对于我国而言，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贸易竞争力的飞速发展，必将跨越具有不同特征的若干发展阶段。我国的国家标准化活动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灵活调整政府和厂商的标准化活动。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和竞争力。
第四，将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与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更紧密的联系起来，是我国现阶段国家标准化活动工作的一个研究重点。
第7篇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此时的决策阀值点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后置（一体化）。由于篇幅所限，相应图形表述省略。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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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第8篇
国际物流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并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物流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已被广大学者所关注。吴正芳（2007）在其硕士论文《湖南省国际物流产业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文中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对湖南省国际物流产业与湖南省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分析以及湖南省出口贸易与湖南省国际物流总产值、湖南省进口贸易与湖南省国际物流总产值之间的多个模型比较分析，应用平稳性检验、基于 VAR 模型的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了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和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且国际物流产业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
杨长春（2007）选取了北美、日本、欧洲三个国际物流发展较早和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对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和贸易货物海运运输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二者之间具有反馈性的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
林青（2009）以贸易成本作为切入点，将国际物流的每一过程融入到国际贸易相关的商品流通环节中，最后论证了物流成本的降低可以节省公司财务成本、时间成本以及信息甄别成本。王领（2010）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上海市1978-2008年间的货物运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港口进出口吞吐量和进出口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进出口额的增加会在长期内促进上海市港口吞吐量的增加，但吞吐量的增加并未对进出口额的增加起到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短期内进出口额的增加是货物运输量增加的单向Granger原因，长期内，运输量的增加是进出口额增加的单向Granger原因。
王友丽， 王健（2011） 对台湾1989-2007年间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和运输、仓储与通讯产业值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分析，得出台湾水产品进出口贸易与物流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且物流是水产品贸易的单向Granger原因，物流能促进台湾水产品的贸易而反之不然。张永浴（2011）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中泰边双边贸易额和货物吞吐量进行了分析，得出中泰贸易和中泰物流间存在反馈性互为因果关系，并且双边物流能力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贸易对物流的促进作用大，从而奠定以物流为着力点，促进双边贸易额增长的观点。
高秀丽，孟飞荣（2012）根据广东省1978-2010年进出口贸易额、港口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广东省对外贸易与国际物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贸易与国际物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国际物流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外贸易对国际物流的影响不显著。
2、国际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建立在“零交易成本”的严格假设基础上，不考虑贸易的交易费用和国外的运输成本，但这一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随着研究假设条件的逐步放宽，国际物流成本作为国际贸易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Zhong Ming（2011）文章利用协同机制分析了港口物流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度，以大连港为研究实例，结果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邓凤祥（2003）指出国际物流成本是为了实现国际贸易，货物自生产完毕到投入销售的整个为国际贸易需要的物流过程所支付的成本总和。王昱祺（2010）从地理与经济条件、物流规模、基础设施、港口管理与服务水平以及发展潜力几个方面考虑，建立了我国国际物流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主要港口的国际物流发展水平进行了客观地评价。钟建军（2010）从产业集群视角出发研究港口物流集群化发展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构造了港口物流产业集群集聚度指标，并以宁波港为例实证分析了宁波港港口物流产业集聚规模与港口物流吞吐量对实际自营进出口总额的影响，认为港口物流产业集群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港口物流产业集群的集中度越高，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增量系数、弹性系数越大。彭汝佳（2011）在分析港口物流水平对对外贸易影响作用机理的前提下，建立了港口物流评价体系，选取我国五大港口群中具有代表的 18 个港口为样本，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沿海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程度以及从哪些方面来影响对外贸易发展。齐领军（2012）将贸易时间分解为贸易便利时间和物流时间，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贸易时间对东亚地区贸易的影响。认为贸易便利时间和物流时间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物流时间比贸易便利的影响更大。一国出口总贸易时间延长10%，该国出口贸易量将减少5%。且不同出口国之间的相对总贸易时间增加10%将导致时间敏感产品的出口比值下降5.5%。而零部件出口比值将下降7.7%。
3、综合述评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可知：学者们在研究国际物流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如港口货物吞吐量、进出口总额、港口物流增加值等较为单一，但为什么选取这些指标并没有给出详细原因，且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得到的各研究结果能对国际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概括描述，但研究重复性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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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要素分工;国际贸易理论
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heory are conflicting with each other . the frame of the neo -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l excluded the existence of the direct investment completely, but the current facts suggest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can not only coexist, but the inclination of the trade- investment integration’s development is more obvious . the rapid development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gives rise to far - fetching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many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 it is imperative to renovat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 this paper mainly analyses and studies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 and gives some new ideas and new ways of studies .
key 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tor divisio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国际投资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力量。据《2001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显示,仅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90年代初期,全球直接投资的流量每年大约在2000亿美元左右,到1995年就上升到3250亿美元,1997年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1998年达6440亿美元,1999年迅速发展到8650亿美元,2000年更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达1.3万亿美元之巨!国际投资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大约年均增长8%左右)的发展速度。
同时,通过有关研究分析表明,贸易和投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在地理区域与产业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2)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转向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出口份额持续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投资方式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和资源开发导向转为技术创新导向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导向投资,表现为研发和第三产业对外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比例上升。
当前的事实表明,贸易和投资共存且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即所谓的贸易投资一体化,也就是讲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具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但是,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对国际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亟待创新。
二、贸易投资一体化与要素分工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根据市场的变化和竞争的需要,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立足全球,对生产经营实行全球性战略安排,把别国的市场和资源纳入其全球性的安排之中。企业从单纯追求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过渡到跨国投资和经营,资金、技术、人员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自由。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技术,将一个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细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并把不同的阶段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国家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通过各个环节的最优化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
一个企业并不能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有比较优势,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才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因此,许多跨国公司只将战略环节紧紧的控制在企业内部,其他非战略环节则通过外包、许可证等委托方式完全或部分的分散出去。这样本国的跨国公司变为世界范围的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置生产基地和销售机构,建立国际商务信息网络,构建全球研究开发体系,利用其他国家、地区的要素优势,减少经营成本、增加灵活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质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和利用全球资源。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要素禀赋及相应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在微观上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就是一方面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在生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利用他国的比较优势,实现更为细致的分工。
在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之前,国际分工是以产品为界限的,也就是各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集中生产各自有优势的某些或某一种完整的最终产品,然后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最终产品进行交换,经济活动便结束,结果双方都获得比较利益,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福利,新的经济行为再次发生,重复着生产贸易的模式,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国家为主,或者跨国公司代替母国执行母国的政策,此时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经济活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以跨国公司为主,而且此时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也发生了背离。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根据全球各国不同的要素优势把不同的生产工序放到最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进行投资生产,然后再把所有的零部件通过贸易集中到最有组装优势的国家进行组装生产(投资),最后通过贸易再把最终的制成品销往各个国家,一次完整的经济行为结束,新的经济行为再次重复投资(生产零部件)贸易(零部件)投资(组装零部件)贸易(最终产品)的模式。从产品的结构来讲,要素分工又可以叫中间品或半制成品分工。
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新形式下,要素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当前要素的新特点主要有:(1)要素的细化性。同一种生产要素按其培育成本或在生产中所发挥效能的高低,实际上应视为有不同的生产要素。(2)要素的扩展性。不仅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而且包括技术、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新要素。(3)要素具有流动性。(4)要素具有变动性。随着要素流动性不断的加强,由于各个国家的政策和经济实力不同,对要素的吸引力也不同,从而导致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要素种类、要素量和要素比例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5)要素的专用性。要素职能日益专业化而成为专用性资产,这就增加了要素彼此替代的难度。要素的专用性越强,其使用范围越窄,转置成本越大。
三、国际贸易理论最新研究成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朱刚体博士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朱刚体,1997),他认识到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越来越成为普遍的贸易现象,认为以公司内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为基础来分析贸易格局的方法比以国家的比较优势的方法更能解释现代国际贸易格局。发达国家之间各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同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基础,同时,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发展国际竞争力强的产品并进行海外投资也与其公司的特定优势有关。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将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研究主体是一项标志,标志着贸易投资一体化研究的开始。朱刚体在研究中指出,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共同决定因素,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竞争因素,这种优势虽然是在该国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和该国的人口、地理、历史、环境、文化、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并不一定与这个国家的总体平均优势和要素禀赋有必然的联系。他强调,许多大公司既是出口商,又是对外直接投资者,因此将贸易和投资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来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里他只是沿用了传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投资看成贸易的有效替代,研究的重点也就放在跨国公司特定的优势是否可转移,而是否可转移也决定了跨国公司是选择贸易还是投资。
此后朱刚体在一项研究中(朱刚体,1997)中试图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研究有机融合,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下很难,因为前提假定不同。朱刚体认为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研究直接投资的重要思路是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和知识产品的特点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从中可以导出公司追求统一控制权的动机,比较优势、交易成本和市场效率的结合是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重要线索。而这其中跨国公司通过连接两个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经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的新思考
朱刚体以跨国公司作为研究主体,将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融合或替代的决策主体,研究了由公司竞争优势与发展策略决定的跨国生产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思路,但这时的研究还是初期的,片面的和尝试性的。他的分析仍脱胎于传统的投资理论,将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贸易的替代,仅仅试图将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的分析框架,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
理论的创新有两种:(1)从全新的角度和方法上进行创新,(2)在原有理论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行概括性的总结,或者进行修改和补充。本文认为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修改和补充进行理论创新的可行性较大。以下是本文关于理论创新的一些新思考: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应该尽量的结合当代现实的国际环境,放弃更多的传统假定,力求将新企业行为理论、新工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和国家层次上的新资源禀赋差异、新要素分工理论融为一体,建立一个综合的“国际行为综合理论”。这个国际行为综合理论应该综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企业的国际行为进行一个统一的解释,能同时回答两个问题:(1)国际行为为什么会产生,即企业进行国际经济活动的原因,(2)国际经济活动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即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共存的现象。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以跨国公司作为研究的主体,这与朱刚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关键是怎么建立一个完美的“国际行为综合理论”,可以完全且合理的解释全球的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
首先,从宏观上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同一块基石上。
同日本小岛清教授的观点一致,认为国际分工既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也可以解释国际投资,不过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分工发展到要素分工。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入手进行研究,再者,现在国际投资的新现象也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直接在国外进行投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已不能解释这些新现象。
其次,从微观上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同一块基石上。
同朱刚体的观点一致,认为跨国公司应该作为研究的主体。不过现在开始考虑跨国公司的概念问题。随着以产品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向以要素为特征国际分工的转变,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处于动态的调整之中,特别是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营中的战略联盟及众多的合同安排形式的急剧发展,打破了以往企业内部组织为边界的企业形式,出现了边界模糊的虚拟企业形式。这一方面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新的理论的发展方向。传统上,它可以被看成是跨国性的企业自身内部化的控制链条,而在当今盘根错节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上,跨国公司更应被看作是一个联合体,它是由彼此牢固的准市场交易关系组成的。对跨国公司本身认识上的突破,必然孕育着重要的理论变革。
第三,在要素分工的基础上应从竞争因素方面去考虑。
(1)要素分工使要素的种类不断的增加,同种要素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最主要的是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加强,各国要素的积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要素的不断流动,由于各个国家的政策和经济实力不同,对要素的吸引力也不同,从而导致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要素量和比例都在发生着变化,由于在各国间要素积累的速度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会引起国际间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形式的改变。
(2)跨国公司为了生存和维持各自的竞争优势,特别是核心竞争力,必定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根据各国的要素优势,将其业务配置在任何一个可以获得最佳利润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最佳配置。
目前,国际分工已经从水平分工发展到以垂直分工为主,从整体分工到零部件分工为主,工序分工到零部件分工为主,实现了车间和零部件的国际化。也就出现了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横向和纵向)与外部一体化(横向和纵向),竞争越激烈,外部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与外部一体化与传统的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同,因为它们的分析前提不同。进一步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得知,传统理论分析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以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前提,而现在,我们的分析是以跨国公司维持和获得竞争优势为出发点,两者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得出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的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必然有替代效应;后者的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必然有“几何级数式”的互补效应,现在跨国公司的行为是:投资(在不同国家生产不同的零部件贸易(把零部件运往装配国)投资(零部件装配成最终产品)贸易(把最终产品销售到各个国家)。现在可以说,贸易是实现投资行为最终目标的手段,只有通过贸易,投资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贸易、投资必定共存且相互促进。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以要素分工为背景,以跨国公司作为研究的主体,用竞争理论来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建立一个完美的“国际行为综合理论”,可以完全且合理的解释全球的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不仅方法上要创新,研究的内容也要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往只重视跨国公司的成因,现在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管理、生存、发展和对国际竞争的战略反映,即从跨国公司存在机制的研究过渡到发展机制的研究。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优势,以及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如何发挥优势、保持优势和寻求优势,将企业的国际活动的选择视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战略反映的结果,是今后国际活动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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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国际分工地位
一、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额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日益上升并持续居于高位，“中国制造”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的名片。这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也反映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必要性。然而，增长迅速的贸易总量是否可以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呢？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货物贸易额来源于海关的贸易总量统计，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也就是说实际由中国创造的价值并不像统计额中显示的那么多。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在生产上，中国企业从事的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品和生产环节。其中，具有“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特征的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全球r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和利润所得不同，所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获益或者说中国真实的国际分工状况依旧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国内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考查，主要的研究视角有贸易总量、贸易结构、竞争力指数、技术复杂度等。然而，原有的贸易总量统计方式导致传统的研究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很难反映出实际状况。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以投入―产出方法为统计基础的数据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OECD-WTO联合提供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数据库，为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本文即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下，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再次考量。
二、 文献述评
全球价值链概念提出后，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究。其中一类研究者基于企业数据的进行微观分析，深入研究单个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例如，Kraemer 等（2011）研究了苹果手机的价值链后发现，中国在每一台出口的苹果手机中仅获得全部价值的1.8%。此类研究并不很多，一方面因为企业数据难以获得，研究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此类针对单一企业的研究并不具备较好的可推广性。
另一类研究则进行全球价值链宏观视角的分析，主要使用投入―产出的方法进行。该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ummels等（2001），其研究利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垂直专业化模型（HIY模型），利用该模型测算一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而反映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HIY模型的构建基于多个与现实情况不符的前提假设，所以之后的诸多学者均试图通过模型的改进，使自身的研究更贴近现实状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Koopman等（2008）构建的考虑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模型，区分了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不同的生产作用。Johnson和Noguera（2011，2012）的研究构建了VAX指标，以衡量一国国内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值，并以此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Koopman等（2010）则尝试将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的增加值统计方法与包含不同价值链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总价值统计方法进行整合，以构建全球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将增加值贸易研究从一国扩展到全球。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在国际中的分工角色及在全球化生产中的实际获利。唐海燕（2009）利用净贸易指数（NET指数）代替传统的RCA指数，衡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施炳展（2010）把分工地位研究推向微观领域，利用出口产品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唐海燕、施炳展等的研究均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无法消除“重复计算”带来的统计误差。随着增加值贸易研究的推进，国内学者的视角也开始偏向从增加值贸易入手进行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增加值贸易统计框架的梳理（王岚，2013）;利用增加值贸易调整传统统计中的误差，重新核算中国贸易总额及双边贸易额（李昕，2012;张咏华，2013）等方面。
对于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后发现，“增加值贸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原有的国际分工研究：
1. 研究边界的改变：从产业到生产环节。现阶段，对于国际分工的研究边界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有的国际分工研究边界为产业，研究者按照产业划分考查每个国家扮演的角色和在全球分工中的状况。产品内分工的现状导致以产业为边界的研究方法无法继续。因为，不同国家在同一条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组织生产，产业的国家边界已经模糊化，产品也由原来的某个国家生产变成了如今的“Made in the World”。所以，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研究边界，将国际分工研究推向对生产环节的考查。
2. 分工地位的直观展现：传统国际分工研究从总量、结构、出口产品构成、出口产业结构、产品技术复杂度等角度分析一国的分工地位。但是经济学视角下，反映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最直接因素应该是该国参与分工所获得经济收益，或者说该国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在整个产品价值链中所占的比重。经济收益越高，增加值比重越高，该国的分工地位即越高。增加值贸易视角从更直观的方面展示出一国的分工地位和贸易获利，将国际分工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3. 研究方向的细化：通过增加值贸易概念的提出，可以将国际分工的研究方向进一步细化。传统的国际分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国际分工地位、双边国际分工状况、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等不同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本文在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以期为现有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三、 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考量
对贸易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考查均表明，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参与程度迅速提升并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现实状况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主要负责产品的加工组装，而此环节是价值链中最底端、获利最少的生产环节。学者们开始质疑是否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低于预期，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了所谓的“国际分工陷阱”或者价值链的“底端锁定”。
本文主要利用OECD-WTO联合提供的TiVA数据库，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重新考量。2015年OECD-WTO推出了其最新版本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61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在34个行业7年的增加值贸易数据，统计年份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及2008年～2011年。借鉴Koopman等（2010）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更加深入和直观的展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
1. 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方法并没有把贸易额中由他国创造而本国作为中间品进口的部分进行剔除，产生了比较大的统计误差，对于各国考查本国的真实贸易状况不利。然而把一国出口总量进行本国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分解则可以解决以上矛盾。出口总量中的增加值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还是下游。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下游，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则其出口总量中必然涵盖大量从别国进口的半成品或中间品的价值，最终导致该国总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较低。
通过分析TiVA数据库中中国的出口总量构成发现，中国出口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部分从1995年的67%，降低到2000年至2005年的63%，之后又出现上升，并于2008年～2011年维持在68%左右。换言之，在中国的全部出口总额中，有68%为本国国内创造的增加值，其余32%为国外增加值。若采用贸易总量方法统计中国的出口量，则会出现大约三分之一的统计误差，难以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生产中所创造的实际价值。
在选取贸易总值居于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统计其出口贸易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率，进行比对后发现：日本和美国的全部出口中超过85%的比例为本国的国内增加值，其他各国家的本国增加值率也集中在75%到85%之间。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的结论：一方面，中国国内增加值比重较低，若用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与其他贸易大国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模式与他国不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现实状况显示，传统贸易中的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两头在外"贸易特征和以加工组装为主的生产环节必然会导致中国出口总量中含有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使得中国出口中的本国贡献率低于其他国家。
2.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Koopman（2010）为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如下：
其中i表示产业，r表示国家，该指数即表示r国在i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指标值越大表明一国在该产业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等式右侧Eir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IVir（间接价值增加值）为r国i部门出口的中间品经另一国加工后出口给第三国的价值，即别国出口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FVir（国外价值增加值）为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总出口中的IVir部分，反映出一国作为价值链上游对产业链下游所作出的贡献，称为“后向参与度”。总出口中的FVir部分，反映出一国作为价值链下游从上游各国生产中获得的价值增值，又称为“前向参与度”。一国在某产业中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加总。
利用TiVA数据库，对中国贸易总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前向和后向参与度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50%左右，过去十几年间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其中，前向参与度在30%以上，而后向参与度不足20%。具体到2011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为47.7%，当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8.6%，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8%，可见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2011年，中国的后向参与度（32.1%）远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5.5%），而前向参与度（15.6%）则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3.1%）。对比2011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数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德国的前向参与度为24.1%，后向参与度为25.5%;日本的前向参与度为32.1%，后向参与度为14.6%。以上数据反映出中国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因为一国若处于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则其后向参与度指数就会较高。相反，如果一国处于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则其前向参与度指数会较高。
综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深入剖析后发现中国依旧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分工地位仍旧较低。
3.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Koopman（2010）在参与度指数的基础上又构建出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指标：
该指标越大，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该指标越小则地位越低。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可知，一国若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从事设计、研发、主要零部件供应等任务，可以获得较高的增加值收益，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相反如果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从事加工、组装等工作，增加值和利润则较低，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则较低。
利用TiVA数据库，对十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测算和比对后得到如下结论。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最高，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1的上下，美国位于0.5上下，这一状况与当前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其他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大都保持在0到0.5之间，然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却在-1到-0.5之间，2009年～2011年维持在-0.7左右，这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观察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十几年来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与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贸易政策分不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旧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依旧较低。
四、 结论与研究展望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使国际分工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增加值贸易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状况发现，中国贸易总量中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较低，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少、利润较低的下游环节，分工地位较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主要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利用传统的贸易总量统计方法研究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存在较大的统计偏差。
（2）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后向参与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前向参与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出中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3）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其他代表性经济体，反映出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依然较低。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分行业研究增加值贸易状况，从行业层面探索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2）增加值贸易量与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深入探索增加值量与分工地位之间的影响机制。
（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重新审视双边和多边贸易状况。
（4）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研究如何提升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参考文献：
[1] Hummels D， Ishii J， Yi K-M.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75-96.
[2] Koopman R， Wang Z， Wei S.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J].NBER Working Paper，2008.
[3] 王.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31（5）：17-23.
[4] 沈梓鑫，贾根良.增加值贸易与中国面临的国际分工陷阱[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5（4）：165-17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企业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选择――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视角的研究”（项目号：16XNH044）。
第11篇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经济增长，不完全信息，国际贸易一、 引言：八十年代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的，是对先前理论的一种扬弃。因此，在讨论八十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的时候，有必要先对八十年代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当然，我们将时间分水岭划定在1980年的做法多少有点武断和随意。
1. 理论研究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著作《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出版，这标志着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大厦主体基本落成。从二战结束至七十年代末，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大厦进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这段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具有如下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首先，研究的基本假设承接经典理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研究依然建立在如下根本假设基础之上：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是充分就业的。
其次，研究重点是经典理论的多维化。传统国际贸易都是二维的理论，具体地说，李嘉图模型是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要素的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是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的模型。这些简单的原创性模型分别被多恩布什、费希尔、萨缪尔森（1977）和瓦内克（1968）扩展为多个国家多种产品多种要素的模型。
再次，研究方法的形式化和公理化。在这方面，萨缪尔森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用数学模型将赫克歇尔与俄林的原创性观点进行重新表述，扩展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这种方法成了后来国际贸易研究的典范。阿罗与德布鲁（1954）证明了竞争性经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理论的数理化和公理化。
2. 经验研究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注重对理论的经验验证，即用实际数据验证现有理论假说的有效性。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两个最基本的国际贸易理论，即李嘉图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瓦内克模型。McDougall（1951）和Balassa（1963）等人先后用英美两国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出口量数据对李嘉图模型进行经验验证，结果发现，李嘉图模型与实际数据基本吻合，因而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与李嘉图模型的经验验证相比，HOV模型的验证历程要复杂得多。先是Leontief（1954）用美国战后的投入-产出数据验证HO理论，发现实际贸易模式与理论预测几乎恰好相反，后人称此情形为“列昂惕夫悖论”。“悖论”的揭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至于不同时期均有重要的经济学家相继投身该迷题的破解。Leamer（1980，1984）、Brecher与 Choudri（1982）、Bowen， Leamer与Sveikauskas（1987）、Trefler（1993，1995）、Harrigan （1995，1997）等就是列昂惕夫之后四十年中的代表性研究。虽然经受了如此长期而频繁的研究，但“悖论”依然没有完全解开，因而依然是二十一世纪的研究课题。Davis与Weinstein（2001）便是这一领域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之一。
二、 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Lancaster（1975，1979）、Spence（1976）、Dixit与Stiglitz（1977）相继将罗宾逊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数学化，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贸易研究的重点是讨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模式、贸易所得和贸易政策及其经验问题。本文将围绕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对上述理论的经验检验来介绍这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和特点。
1. 新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理论文献中，新贸易理论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非经典假设下讨论贸易基础、贸易所得和贸易模式的理论和模型。根据对市场结构的不同假设，我们又可以将新贸易理论进一步细分为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
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由Krugman（1979，1980，1981）、 Helpman（1981）与Lancater（1980）在上述几位经济学家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Krugman与Helpman（1985）中得到完整的概括。该理论模型假设：1）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2）生产技术存在内部规模经济；3）产品是非同质的差异化产品：4）不同国家在技术和资源禀赋上是相同的；5）消费者偏好消费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若两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展开贸易的话，两国的消费者将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更多种类的产品。贸易的结果是，两国不但从总体上看是获益的，而且任何集团都不会因贸易而受损。
寡头垄断模型。这类模型假设市场上存在少数厂商，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策略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垄断竞争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最著名的应用是相互倾销模型，它是由Brander与Krugman（1983）率先提出来的。但在这个领域并不存在一般化模型。
2. 新经济地理学
这一分支涉及区位理论。俄林（1933）曾强调了区位的重要性。使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早先尝试是由Losch（1954）提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俄林重提话题，并组织了一个研讨会，但并没有真正推动两大领域的结合。到了九十年代，克鲁格曼（1991）又提出这一课题，他将经济地理学界定为“空间的生产区位”，探究那些与其他区位相关的事件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新经济地理学涉及区位优势、产业积聚和路径依赖。这方面的重要模型是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
3. 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 ）、斯潘塞（B.J.Spencer ）、克鲁格曼（P.R.Krugman ）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以产业组织中的市场结构理论和企业竞争理论为分析框架，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有益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有：
（1）“出口补贴论”。
即政府实施出口补贴政策，增强本国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占领国际市场，分享国际利润。
（2）“战略进口政策”。
战略进口政策又可称为“关税抽取租金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国外垄断厂商的定价高于边际成本，存在着经济租金（即超额垄断利润），进口国等于向国外厂商支付了租金，因此进口国政府可以运用关税抽取国外厂商的超额垄断利润，减少经济租金的外流。
（3）“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
假定：①寡头垄断市场。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一个国外企业；两企业生产同一产品，产品相互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国内外市场分割，两企业相互向对方市场渗透，并在第三国市场上竞争。②存在规模经济。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指出，如果本国政府对外国垄断厂商进入本国市场设置阻碍，本国厂商在本国市场上获得特权地位，将销售更多的产品，产量增加；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成本下降，进而市场进一步扩大。相反，国外厂商：销售减少――产量缩减――成本上升――市场缩小。这一过程将持续到一个新的多元市场均衡为止。随着本国厂商成本下降和国外厂商成本的上升，一旦本国厂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便可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这就是“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机制”。
三、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在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平衡增长路径是外生的，即稳定状态依存于劳动和技术进步增长率等外生因素。在六十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随着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成熟而一度归于沉寂。但是，到了八十年代，P. Romer （1986）和Lucas （1988）等人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和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增性质，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突破在国际贸易领域同样得到了反映。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以Grossman和Helpman （1991）为代表的一批贸易理论家在收益递增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讨论了贸易与增长的内在关系，将贸易理论研究的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认为，贸易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产品创新具有广泛的积极影响；在所有商品（包括知识）都是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将提高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福利水平；但是，在只有部分商品自由贸易且知识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乐观。总之，在一定条件下，贸易影响知识流动、外溢和创新，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就是年代上半期的研究热点。
四、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转向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的基本观点为，就像产品价格决定于市场供求一样，各项贸易政策也是决定于对政策的供给与需求，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影响贸易政策的供求来左右政府的贸易政策取向。这个领域的代表性模型有：Mayer（1984）的中位投票人模型与Grossman和Helpman（1994，1995，2002，2003）的保护待售模型。
中位投票人型假设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才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贸易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政党应尽可能地选择接近中位选民所支持的政策。
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在民主的国家里，贸易政策的制定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每个政党都代表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也在竞选中支持考虑他们利益的政党。由于多数政党政策的目标是连选连任，因而对那些帮助其当选的或连任的利益集团，政府会极力地加以保护。
五、 企业组织、不完全信息与国际贸易
自从人类进入新千年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贸易理论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贸易的微观机制。这种研究思路起因于传统贸易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厂商是一个“黑匣子”，它仅仅代表一种生产函数、一种技术关系。也就是说，正如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是没有企业理论的。但是，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从事贸易活动的主体恰好是各种企业或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因此，如果要真正理解贸易模式和贸易所得这些基本问题的话，就必须打开厂商这个“黑匣子”。正是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考察跨国公司和不完全信息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Markusen和Rauch等人。
这个理论分枝的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跨国公司是否应该将外国工厂内部化。Perry（1989）等人列举了以下一些决定因素：技术外部性、交易成本、市场势力、以及不完全信息。Rauch和Trindade（2003）等人进一步讨论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不同国家的贸易伙伴的配对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其发展方向和趋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 结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是对以往国际贸易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整个八十年代是新贸易理论研究欣欣向荣年代，而九十年代上半期，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是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讨论贸易及其政策问题。这些研究都是对传统贸易理论提倡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市场完全竞争假设的突破。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进入新千年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日益关注跨国公司和信息等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Rudiger Dornbush， Stanley Fischer， and Paul Samuelson. 1977.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and Payments in A Ricardia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 AER 67（Dec. 1977）.
[2]Leamer， E. 1980. The Leontief Paradox， Reconsidered. JPE 88： 49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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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amer， E. 1984. Sourc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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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refler， D. 1995.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HOV Mysteries. AER 85： 1029-1046.
第12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关系；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158-02
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技术创新既依赖于本国技术研发，同时也受到国际贸易的深刻影响。而国际贸易对促进中国技术创新愈加重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获取相应外部技术，带动中国技术创新，从而不断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增强企业与国家竞争力。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基础在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学术界对于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研究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引入高质量多种类的国外产品或中间产品能够提高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利于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一些文献也从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如Narula（2004）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活动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对于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很是缺乏，本研究基于相关文献，从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两个角度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希望能够为中国加快国际贸易、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价值。
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
Kruger、Corbo、Kuznets等通过研究表明国家的开放程度和该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yrquin和Chenery实证研究揭示实行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国家要比实行内向型政策的国家每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要高出6‰，而平均年产出增长率要高出1%。因此，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关系密切，国际贸易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加快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放开了对内贸易的诸多限制，贸易往来有力地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全球一体化，国际贸易的商品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在国与国之间知识快速传播，降低了闭门锁国的科研成本，大幅度增加了知识存量，由此带来新产品开发成本大幅下降，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率呈现上升趋势。不可否认，中国的商业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然而，中国大量的技术创新大多数来自于对国外技术的模仿和改进，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国际贸易能够积极为技术创新提供技术信息。国际贸易离不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信息传递，扩大了国与国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增进了彼此的文化及习惯的了解，进一步深入了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关技术指标，为研发适合本国的产品技术奠定了基础和条件。
2.国际贸易能够加快产品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的商品中，既有成品，也有中间产品，某些中间产品在中国是很难生产出来的，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引进来中间产品的技术，通过研究，可以形成本土化的技术，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另外，难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用于生产终端产品，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产品质量。中间产品成为贸易商品，有利于终端产品的生产厂家提高生产能力，改善产品质量，减低产品成本，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3.国际贸易有利于收集用户对技术创新的建议或意见。用户使用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后，通过畅通的营销渠道会积极提出使用产品的技术创新方面的建议或意见。实践证明，贸易量与建议的数量成正相关的关系。
4.国际贸易集聚效应能够加速技术创新。国际贸易集聚效应能够体现在增量贸易的区域选择方面，受到特定区域国际贸易存量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区域国际贸易量增多，贸易交流发生在此区域机会更多，因而会带来一定的知识与技术扩散，从而促进该区域的技术创新。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集聚的区域会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来进行投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比如北京的中关村。
二、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
第13篇
关键词：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CSSCI；文献回顾
中图分类号：F7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08-2670（204）06-0060-06
服务贸易发展及合作路径研究”（DYXX[204]（02））；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东北亚休闲经济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旅游法》实施后对吉林省休闲竞技发展的影响研究”（DYXX[204]（06））；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调查研究”（20369）。
[H5"H]作者简介：[H5"SS][JP2]张龙，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盛彬彬，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春秋，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张鑫，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JP]
①服务在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来源于：同样质量的服务具有较便宜的价格或者同样质量的服务具有较低的成本，因此，本文中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是指一国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所处的地位。[HJ]
随着世界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整个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导逐步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导，国际分工也从传统的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延伸，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而服务贸易竞争力①是评判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文章在回顾国内服务贸易竞争力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观点进行总结与评述，指出当前研究不足之处，并展望未来研究动向，期望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一、文献来源及回顾
第1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 职业型人才 改革取向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国际贸易专业，培养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为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但是，面对愈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看，我们培养的国际贸易人才的能力，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人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的陈旧、教学团队的实战经验缺乏等原因之外，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明确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外贸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仍然很大，但是要求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为了适应企业对新型国际贸易职业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形成新的改革取向。
一、取向之一：培养学生商务的思维方式
（一）培养学生用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
在国际贸易实践过程中，每一个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准确的数据基础之上。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对同际金融、国际航运、国际贸易、加工制造等重点领域的产业规划和重大项目进行研究，研究相关数据，并对相关数据的来源进行研究。对影响国际贸易走势的大宗原材料、石油、贵金属、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等闻际贸易数据进行了解和研究。通过对这些现实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引发学生对国际贸易行业的兴趣，培养学生用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
（二）培养学生勇于挑战的思维方式
国际贸易充满了挑战，从来没有定式，需要职业国际贸易业务人才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因此，培养学生勇于挑战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取跟学生互动的方法进行授课，鼓励学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挑战权威。要给予学生充分发表自己见解和表现自己才干的机会，精心呵护学生勇于挑战的思维方式。
（三）培养学生双赢、妥协、博弈的思维方式
我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之所以如此，除了产品档次、科技含量、营销方式等原因外，缺少对谈判心理的研究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谈判人员不习惯于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善于适当的妥协，不善于通过博弈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往往使得谈判的结果不够理想。国际贸易实战中很重要的谈判思维是要学会逆向思维，从对方的角度思维，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如何争取最大利益，如何实现双赢。因此，对谈判思维方式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教学中重要的教学内容。
二、取向之二：帮助学生构建实用的知识结构
（一）要根据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实际需要来开设课程
从全围范围来看，由于各个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开设的时间长短不一，教学团队的力量也参差不齐，往往存在着教师能上什么课就开设什么课的不良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因人设课的不良现象，就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首先要让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学有用的课程，然后是找明白人来教有用的课程。课程设置要充分体现与国际贸易实践与时俱进的原则，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学到国际贸易实战中最有用的知识。其次，鼓励教师参加国际贸易会议及培训，鼓励教师到相关企业锻炼，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要大量使用国外最新原版国际贸易专业教材和教学辅助材料
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必须通晓国际规则，而通晓国际规则的捷径就是在课堂上大量使用国外最新原版国际贸易专业教材。在使用最新原版教材的同时，我们还要引进象“夏季达沃斯”这样的大型国际商务会议的相关材料，以及外语原版的经济、金融、工程、法律等方面的书籍，作为教学辅助材料，使其成为专业教材的必要补充。
三、取向之三：模拟企业行为规范，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习惯
（一）模拟企业绩效考核办法和市场评价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团队合作、课堂纪律、课堂讨论、考试等课堂行为可参照企业绩效考核的办法和市场评价的标准来进行。学生成绩的取得需要团队的集体配合，成绩的高低严格根据学生的表现来评定。
（二）模拟企业员工行为来规范学生的约会、着装、言谈举止等日常行为
国际贸易活动的职场规则是非常重要的，遵从这些规则是国际贸易实践活动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传授国际贸易知识，还要模拟企业员工行为来规范学生的约会、着装、言谈举止等日常行为。
四、取向之四：创造国际贸易实训条件，训练学生过硬的职业能力
（一）学校要认真组织学生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通过对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的港口、商检、海关、保险、运输、银行、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实际调研，使学生全面了解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流程，并找出国际贸易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风险的关键点。学校还要组织学生有计划地参加大型会展活动，真正利用各类大型国际贸易洽谈会的机会，让学生扮演客户角色与组办方及企业代表进行交流，了解国际贸易相关产品的基本情况和销售方向、客户的构成等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
（二）学校要认真组织学生到实训基地上岗实习
通过上岗实习，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对外贸易洽谈、招商引资、豪华游轮靠岸导游，为大型国际商务活动做志愿者等涉外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掌握涉外商务实践活动的方法、程序、规范、礼仪等，为日后从事国际贸易实践活动打下扎实的基础，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减少毕业生入职后的再培训成本。此外，学校要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论坛等平台，邀请国内外各行业国际贸易成功企业家到学校与学生进行经常流，让学生及时掌握国际市场第一线的真实情况，了解国际贸易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国际贸易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大批研究生成为我国各行业的中坚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国研究生教育，立足于国内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但是，与国际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培养经验不足，创新应用能力较弱、毕业生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建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等。”教育部2011年提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要求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同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201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强调：“探索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政产学研用’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由此可见，现行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应朝着“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的方向深化改革。
一、当前地方院校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教育长期定位于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能力的教学科研人才，而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相对较弱。2016年，全国有大约有124家高等院校招收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每年为全国培养几千名国际贸易学硕士。但总体来看，目前国际贸易学硕士培养模式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目标不清晰，培养模式相对单一
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着眼于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而国际贸易学专业对硕士研究生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培养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全面、扎实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基础以及系统的外经贸专业知识，能够针对现实国际经贸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具有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毕业后到外经贸部门、各类涉外企业从事中高层次实际对外经贸实务工作，或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有关教学和科研工作。但从课程设置来看，高校仍将大部分精力投放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难以培养出创新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所以，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清晰，在培养学术型还是应用型人才定位方面也不太明确。另外，我国目前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对比较单一。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后，在培养过程中，规定了课程考核、科研论文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等质量监督评价环节，但这些环节的评价制度、管理体系不太严格。在经过三年的学习、学术研究、论文答辩，一般都可以拿到学分，顺利毕业。“严进宽出”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并降低了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通过学生情况来评价其能力和水平，忽视了硕士研究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造成了培养的人才与用人单位需求不符的现象。
(二)师资队伍结构单一，课程体系不完善
地方院校国际贸易硕士导师队伍建设落后，导师质量参差不齐、导师结构不合理、近亲繁殖情况严重，不能满足硕士研究生创新应用能力培养的要求。很多高校国际贸易学硕士培养方式采取的是“师徒制”模式。这种方式使硕士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各个环节都有导师指导，其学习视野也受导师水平的限制。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导师大多是学术型的导师，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弱。课程体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环节，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载体，我国很多高校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包括国际贸易学基础的理论课程、学术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从课程设置来看，课程体系还不太完善，特色不突出。从课程安排来看，实践课程体系不完善，偏重于传授知识，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这导致其实践能力较差，适应社会所需的时间偏长。
(三)创新能力不足，实践机会较少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是体现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地方院校的国际贸易学科起步较晚，科研力量相对较弱，科研经费有限，限制了部分学生的研究和学习，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科研主要立足于导师的科研项目，导师能力差距较大，科研项目没有形成体系，难以打造高水平的科研平台，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行程。此外，国际贸易硕士研究生培养重视理论知识，缺乏国际贸易相关的实践经验，高校与外贸企业建立的合作平台不完善，学生的实习机会有限，没有建立起共同培养机制，致使学生实践能力较差，到社会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
(四)地方院校生源紧张，质量相对较差
在逐年研究生报考数量萎缩和专硕招生数量剧增的双重形势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越来越难，研究生招生数量下滑严重，并且生源质量也难以保证。从近几年地方高校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招生情况来看，推免生外流，一志愿报考人数逐年缩减，生源一半以上属于调剂录取，专业不符情况较多，生源质量不高。
二、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培养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模式的内涵
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模式是指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用人单位等人才培养主体共同参与、整合资源、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将以学术研究为主的高校环境同以创新实践为主的应用环境相融合，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联合发挥作用。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创新应用能力的“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模式如下图所示，在政府营造的大环境中，以培养国际贸易学创新应用型硕士研究生为中心目标，各主体为硕士研究生创新应用能力培养服务。参与联合培养的各方是相互联系、互惠互利的。其中政府机构处于宏观层面，为联合培养各方提供政策资金支持环境，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不同环节具体的培养活动，属于微观层面，用人单位代表市场需求，是人才培养效果的检验田。首先，在联合培养模式中，政府应营造良好的互动环境，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政府要营造好有利于企业、高校和研究所合作的大环境，出台明确的法律政策来确保“政产学研用”各主体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归属等重要问题，同时，政府应通过设立项目来锻炼人才，在硬件基础设施和专项研究资金提供等方面提供政策引导与支持，将政府服务和市场导向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正产学研用联合培养的保护网。第二，在产业中的企业是高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企业对市场反应最灵敏，社会需求最了解，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大型跨国公司和外贸企业接纳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进行社会实习实践，吸纳研究生的创新思想和成果，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第三，高校为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传授专业前沿知识和提供必要的师资及学术环境。高校中云集了众多专家和学者，其研究成果代表了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内最前沿的新知识，在政产学研用中，高校扮演了知识与技术“加油站”的角色。第四，科研院所以项目合作、联合培养等方式为研究生提供项目研究和实践机会；研究院所具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和便利条件，可以检验研究成果在市场中的接受程度。最后，用人单位为研究生提供工作岗位，人才创新应用能力评估反馈。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国贸研究生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所以用人单位是人才创新应用能力检验器。政府营造联合培养的政策环境和相关的经费支持；企业作为实践教学基地为研究生提供岗位实习机会，同时接收科研成果应用；高校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主体提供师资与学术环境；科研院所通过项目合作提供科研环境和成果转化环境；用人单位及时反馈人才评估结果和岗位用人需求。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利用各自资源和优势，弥补了高校硬件和师资的不足，形成多方位、多角度、多途径的联合培养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的模式。
三、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的建议
(一)整合教育资源，构建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模式
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模式的优势在于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政府应立足于创造好的合作环境，协调好各方关系，出台各项政策引导，促进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网络的形成。政府可以建立国际贸易高层次人才政产学研用联合育人中心、国贸硕士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和研究生实习实践企业联盟等多方合作组织，由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人员参与，明晰政产学研用各自职责，协调各方行动。政府可以加大经费投入力度，设立政产学研用合作专项资金，扶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申报的科研项目，促进企业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企业通过提供市场需求促使研究生科研选题瞄准产业应用；高校要结合区域经济特色和自身优势，不断深化培养模式改革；企业和用人单位要积极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改完善和教学计划的制定，及时向高校反馈用人需求信息，科研院所依托项目合作实现优势共享；用人单位应及时向高校反馈用人情况，以便优化培养方案等。
(二)改进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以应用创新型为主
国际贸易学是一个实践应用性强、涉及范围广的经济学专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有学术研究素质和创新应用能力。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创新实践基地。培养目标要以培养人才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主线，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科学有能力水平安排实践教学活动和进行科研项目合作，实现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的无缝衔接
(三)加强学科建设，打造多层次师资结构
高质量的生源是培养高水平研究生的基础。学生在选择报考院校时，倾向于教育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具有国际贸易学突出优势和特色的高校。地方院校对国际贸易学硕士的吸引力较弱，一志愿上线生源严重不足。为此，高校应大力推进学科建设，促进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高校应加大力度做好宣传工作。通过手机、网络以及参与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等宣传其国际贸易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为学生报考提供充足完善的信息。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模式应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培养和提高任课教师的实践能力，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安排国际贸易学硕士授课教师和导师到企业学习考察，聘请外贸知名企业人员来校进行讲座，使教师获得实践教学方面的思考和指导。由企业推荐一些专家，聘为高校校外导师，形成“双师”制培养模式或由政产学研用各方专家组成导师组，集体指导学生，发挥不同部门导师的专业优势，强化研究生的交叉思维能力，促进其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四)加大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
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地方院校应积极支持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的科研工作，利用各种资源和优势，争取层次高、水平高、含金量高的科研课题，开展创造性工作。此外，科研经费的多少也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校应加大对研究生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设立国际贸易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为研究生创新思维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平台，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参与科研实践的机会。充分利用校外优质资源，通过与企业联合进行横向课题合作与科研成果转化来吸引企业资金的支持，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有力补充。同时，以创新实践基地为依托，扩大研究生创新实践的参与范围，充分调动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支持创新实践活动，支持创新成果的转化，在实践中提升研究生创新应用能力。
(五)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确保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对培养过程各个环节的监督与管理，使研究生始终处于规范的有效的培养氛围之中，踏实地开展学习研究活动。落实淘汰机制，从严考核。从重处理在课程考核、科研论文考核、学位论文答辩、实习实践等环节中不合格的同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硕士研究生予以警告，要求其限期整改，如在整改期内仍不能达标者，予以延期毕业或清退，以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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