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七月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承担了“我国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政策发展与实践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10余项，出版了《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新中国民族教育理论概论》等著作 10余部。并有10余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历史性跨越：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获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系列论文》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承担了“西部地区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及特色研究”、“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10余项，出版《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等著作 10余部。研究成果中有10余项部获得省部级奖，其中《民族院校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实践：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获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调研及教育创新研究》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获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等。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一）在研究内容上，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挖掘目前，学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特殊性的阐释明显不足，从而导致国家层面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一刀切，忽略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同样，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更多的是用一般的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抹杀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独特性，根源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权力———“自治权”的独特性。因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必须围绕着以自治权为核心的行政权力来设计。但目前的研究中学界对这一特殊性的挖掘明显不足，尤其是在机构设置，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过程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我们很少看到特色性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法上，学科的单一性，视角的狭隘性、静态性有待改善首先，目前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够充分，研究的视角也过于狭隘，而且偏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与法律制度描述，讲“应然”者多“，实然”者少，静态分析多，而动态的、政治过程的运行分析少。因而，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形不成学科的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表现出用相对简单的方法与手段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影响了成果的概括力和抽象力，表现为理论创新能力不够，理论解释力不强，甚至出现低水平重复现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科无疑又是一个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等方面都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与其他学科的充分交流与碰撞，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共享资源，而且能够避免过去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研究资料有限等方面的局限，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缺乏微观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客观上，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导的地位，社会及其民众处于从属的地位，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自然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的视角，但是，类似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解释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也难以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依据。当今，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发展及少数民族群体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问题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其复杂性超越以往任何时空。因此，单从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相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府（相对于社会、民众）、正式制度规范（相对于非正式制度）等单一视角分析如此复杂的问题，显然是力不从心。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亟需实证定量方法的支撑目前，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主要运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定性研究、静态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而且研究的视角多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的描述研究，而针对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动态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现有的民族自治法制框架下，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越来越深入到民族自治地方生活的细微处。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实施等方面；并且，不同层面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需要总结和概括。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在一些过去研究尚未涉猎或涉猎很少的，与少数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做一些经验研究的尝试。比如，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保护；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与整合等方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此外，针对各个不同性质、类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对民众的回应及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和概括，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丰富的经验素材。

（四）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有待挖掘“因俗而治”更多的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以往有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中,学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正式制度，有意无意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民族自治地方组织机构的优化、政府职能的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健全等研究，更多地专注于正式制度的因素，而对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关注不够。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中，如果将非正式规则挖掘出来，可以解释很多正式制度所解释不了的现象。只有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时才能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高效。通过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来确定哪些是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哪些是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完善的，进而建立一套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高效运行，实现制度的预期目标。

（五）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困境亟待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预见，民族自治地方的族群和谐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事实证明，要长期保持民族自治地方族群关系的和谐稳定，只是依靠严厉惩罚或优惠政策是不够的。在这个方面，中央的意图再好，政策再理性，如果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执行过程也会走样。因此，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中，如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这一职能，就成为考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和效率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如此敏感和复杂的重大问题我们都有意无意采取回避矛盾，只谈成就、不谈问题，只谈宏观、不谈微观的固定思维模式中，更有甚者把这一领域视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味消极地以中央的决策作为惟一标准，导致学术研究沦落为对中央决策和政策的解释和注解，不能为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导致理论抽象与概括不够、创新不足、解释力不强等现象。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在单一制的政治框架内，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关键问题，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从中央的视角研究两者的关系，而很少从民族自治地方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更没有把处理两者的关系放在的视野下，仅仅把宪法作为处理两者关系的前提，而不是把宪法本身作为两者关系的本来内容加以考虑，从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终搁浅。

（六）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现代公共管理模式亟待建立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全球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个大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模式的建构需要对作如下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研究：1.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价值与对民众的回应；2.民族自治地方传统人事行政向现代人力资源方面的转化。3.民族自治地方行政责任伦理的建设。4.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第三部门力量的引进和管理。5.民族自治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变。6.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7.民族自治地方战略管理。8.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绩效评估。通过上述整体推进，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化和更新。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提出以及立足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是建立在以往行政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一个学科发展的多维角度衡量这个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民族自治地方诸多行政管理实践中，最根本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发展实践，它既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保证，反过来又是检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绩效最根本的标准。从中国处理这一问题的现状来看，我们已经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确立了解决民族问题先进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建立了普遍的治理的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具有意义的行政治理基本上实现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达到了管理的效果和自治的目标。但是，面对如此丰富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尤其是处理族群矛盾这样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学术界对此有一个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学科总结，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自治地方管理需要。

（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最大的政治性问题就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对这一目标加以概括的话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问题，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而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实践，就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和手段。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因此，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必然要求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就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按照政治发展的目标推动这一进程的实施与完善。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次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外部条件；再次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奠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础。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推进建设是其核心，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实现化的进程、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合法化程度，以及培养各族人民、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等，实现民族团结、平等和繁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边疆稳定。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科建设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初创、积累和初步繁荣的几个阶段，表现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在行政学领域中逐步受到重视，研究队伍络绎壮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围绕着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研究知识总量不断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实践具有较大的促进和推动。但是，复杂多变的世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社会变革速度空前加快，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由于其面临着特殊的行政管理环境，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责，因而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一般地方相比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与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学术研究，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空前地提高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伴随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不断地受到新的学科范式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力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而适应新公共管理的提出的要求，就成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目标取向与基本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取向的提出，实质上是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提供标准和规范。同时，价值规范和目标取向可以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去理解，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

（一）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价值取向的调整整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在其初尝、建立和完善的逻辑体系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伟大实践中不断确立和完善的，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价值追求也是逐渐趋于完善的。比如，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经历过由“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同样，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定位上，也表现出其目标定位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即“解决民族问题”，还是既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又包括更加广泛的“民主”、“法治”、“人权”等在内的价值诉求。同样，在民族自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经历过由崇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由封闭型政府向公开透明型政府转变的过程。所有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建立在行政管理实践、学科发展嬗变基础上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变化上，从而必然引起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全方位的变化。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困境；出路

【作 者】张进辅，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民族教育和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植凤英，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在读博士生。贵阳，550001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11-005

On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Zhi Fengying，Zhang Jinfu

Abstract：The article sets forth the messes faced by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hat in o rder to get out of messes，divers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research，andthe inter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raining ofcomprehensive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cognized，and at same time，on base of the reality of our nations，the research of realistic proble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dilemmaway out

一、引言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在其心理学研究的最后二十年，写就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该书的出版问世，使民族心理学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受到重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论研究①、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②等等。总的看来，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

二、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

(一)方法论上存在不能忽视的缺陷

一门真正的科学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都有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所谓方法论“指的是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③。”方法论既包括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采用，同时也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立场。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被试的选择、条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数据的统计等。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始终无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而一些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人们的质疑也多是由于其所采用的方法问题。概括而言，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主要有：

1.对质的研究的忽视

质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定性研究有一定的区别。国内的定性研究大都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而质的研究却十分强调研究者早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后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辩、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经验总结④。民族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便具有质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民族心灵”的研究不能通过实验室研究来获得，而是通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来获得⑤。他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⑥”。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之后，随着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质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界渐受冷落，受西方民族心理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心理学界也较少采纳质的研究范式。目前，国内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心理学界的研究，一条是民族学界的研究。在心理学方面，侧重于微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实证性的量化研究；在民族学方面，主要侧重的是思辩性的定性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于已有的文字资料，多数并未深入实际的研究现场，为此，熊锡元先生曾倡导要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质的研究在我国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视。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

定量研究是我国民族心理学，尤其是个体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导研究范式。由于定量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加上民族心理学研究特点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有许多的操作化缺陷。主要表现有：(1)采用未经过实地考察编制出的或直接采用国外编制的心理测验和量表来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见⑧，表现在：严重忽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或考虑了文化因素，但仅做背景变量，没有考虑民族文化对心理的深层影响；歧视性的文化偏见，对少数民族缺乏客观的评价和认识等。(2)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远离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以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因此，定量研究常会导致文化的中心主义，单调呆板、以偏概全等缺陷⑨。(3)研究的取样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语言、文化理解及研究地域的限制等问题，使得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样比较困难，很多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常常采取的是方便取样，这样选取的样本很难具有代表性，故也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研究取样的困难还导致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多数研究以较易取样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一般少数民族公众的研究极为匮缺，无形中缩小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所得研究结论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

关于民族心理学属于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内容?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是民族心理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孙玉兰、徐玉良认为，民族心理学是建立在普通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学科。它既要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又要以心理学的某些方法为研究手段，还要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⑩。他们的观点强调民族心理学是属于心理学科范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11]。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但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探讨最受瞩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如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张世富认为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气质等，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认为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①。徐黎丽认为，民族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生理基础[11]。尹可丽提出族群社会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在社会心理层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虑某一族群的个体或群体的历史、文化及其现实生活条件下的心理[12]。

张进辅则针对西南民族心理研究提出民族心理结构可分成民族心理导向系统、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和民族心理功能系统三个相辅相成的系统，民族心理导向系统包括民族价值观、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等；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社会压力与应对等；民族心理功能系统：包括民族人格、民族能力、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健康等②。

总的来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但其学科定位并不明确，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等都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解和民族心理学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对于民族心理学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民族心理学”是否等同于“少数民族心理学”?“民族”的含义很广，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著作中，“民族”被解释为种族共同体，如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民族，更有广泛的“民族”含义是指政治独立体即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如中华民族等。因此，如果从广泛的民族含义而言，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似乎还应包括中华民族人格、中华民族价值观等的研究而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

(三)综合性研究人才极度匮缺

综合性研究人才的匮缺是制约民族心理学发展的瓶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具有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心理学者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加上缺乏广博的民族文化知识常常很难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中做到游仞有余，而一些民族学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方法指导，又很难做出高水平的民族心理的研究，这从我国目前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状便可见一斑。据万明钢等对2000-2005年发表在国内期刊关于民族心理的182篇研究论文进行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这六年中。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论文总体数量较少，以心理学9种期刊为例，不到6年发文总量的1%，且研究主题非常分散，作者也分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较少，对理论问题关注不足；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6年中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不足10人，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和稳定的研究领域，学术积累也远远不够[13]。

我国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学科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化，缺乏民族文化课程的开设，从而导致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是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客观原因。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主观因素很多，影响也更大。首先，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足够了解，许多学生或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存在有“刻板印象”，在他们眼里，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就是“贫穷和落后”，缺乏对“民族心理”的深入了解和科学认识，因而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缺乏兴趣。其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投入大、要求高、难度高的工作，这让不少的研究者望而却步。另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耗时多，研究成果出来比较慢也是影响人们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原因。受“研究功利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更乐于做一些方便、快捷、出成果快的研究。另外，现在研究生的学习常常与“找一个好工作”相联系，而民族心理方向的学生在就业上似乎不占上风。总之，诸多原因使得民族心理的研究队伍一直是势单力薄，尤其在整个心理学研究队伍中，常常处于一种被冷落的边缘状态。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困境的出路

要成功地走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融合多元方法，加强质与量的整合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可能只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性质和研究实际，采用多方法多特质的研究手段。

在研究范式上，应重视质的研究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加强质与量的有效整合。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研究设计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要善于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层面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立场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不时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调整好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立场。在质的研究阶段，研究者应持主位研究立场，深入对象的文化生活空间，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研究、分析民族或民族心理。在量的研究阶段，则应注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中立的、客观的研究者的立场上研究、分析其民族心理。当然，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场，还是持客位研究立场、主位-客位综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⑨；研究资料分析上的整合。一项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时存在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时，可以同时收集到不同类型的原始资料，在分析资料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有关结果进行分析。

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可灵活采用历史文献研究、蹲点实地考察、田野工作研究、典型个案分析、较大规模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实验、作品分析、实物收集或音影设备记录、多元统计等方法，对民族心理的多种组成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其别注重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运用参与观察和田野研究，以得出最直观真实的资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思辩和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群体与个案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二)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中，理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发挥组织与联系功能。当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研究结果或材料大量堆积时，就需要用理论对之加以整合、组织。(2)发挥预见功能。理论是预见科学知识增长、事物发展和进一步研究及可能研究结果的基础，可以说，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的理论预见或假设和对预见或假设的不断验证来实现的。从整个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是人们提出理论假设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对事物发展作出预测，然后用各种方法验证假设，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此循环。(3)理论研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材料或素材，另一方面具体研究的成果又需要理论研究去整合[14]。

目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还相当薄弱，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心理现象等都未能做出较完满的理论解释，实证研究也多以国外的民族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因为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民族的实情与国外不同，因此，我国各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与西方国家也存在有差异，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要科学回答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高民族心理学的水平和质量，必须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注重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三)注重对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的培养

在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阵营可增设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课程，深化心理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激发研究者对民族心理研究的兴趣，使之掌握一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并能有效地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可以游仞有余地从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反之，出身于民族学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者也应加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学习，提高其民族心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度，尽可能减少由于研究者出身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研究偏差。

(四)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对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各民族、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不断接触、互相影响，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与民族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如果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它就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演变、经济生活现状、文化背景以及、民族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15]。特别注意从民族发展的实际需要，去研究民族的深层、隐性问题，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深层、内在影响。

参考文献：

①张世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任务及方法[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57-61

②张进辅.关于西南民族心理研究的构想[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3)：74-78

③[美]贝利煮、许真译，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5

④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2.

⑤秦金亮，李忠康.论质化研究兴起的社会科学背景[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0(3)：19-25

⑥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

⑦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序[J]，民族理论研究，1992(3).

⑧孙东方，常永才.民族心理研究中文化偏差的克服：向文化人类学借鉴[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2)：8-12

⑨韩忠太.论心理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位方式与客位方式[J]，云南社会科学，2006，(3)：83-87

⑩孙玉兰，徐玉良.民族心理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2

[11]徐黎丽.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2002，(6)：95-103

[12]尹可丽.族群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J].贵州民族究，2006，26(4)：85-89

[13]万明钢，赵国军，杨俊龙.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2000-2005.心理科学进展2007，15(1)：185-191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6篇

一、中国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概述

从中国音乐史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即文献法和考证法。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就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学科的发展趋向于多元化。如中国音乐历时定性、定量研究，中国音乐史微观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时宏观研究法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包括民族音乐学中获得的启示，从而逐渐发展出来。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不会仅仅采取一种研究方法，而是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由于研究者对于音乐史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不同，所以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是必然的。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要以某种或者某几种研究方法来整理并梳理其总思路，然后再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从而做到清晰的研究脉路，这也能够将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优势体现出来。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它是音乐学门下的一种理论学科，该学科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国以及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征是在某一民族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基础之上，来探究该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在研究中可以通过该民族群体或者个体在创作、使用、传播和发展其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来深入考察和分析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以及有关音乐方面的艺术特征等。但是，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要想实现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过程当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不同的，且其运用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系统上来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分别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其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应用还未形成一个定论。但是从其研究方法的大方向上来看，很多著作都将“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中“田野工作法”具体指的是到实地进行实际调查，而“历时与共时法”则具体指的是音乐事象的时间观念。

二、中国音乐史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田野工作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其基本目标就是去实地调查并获得音乐文化的真实的、可靠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实现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作为民族音乐学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的具体应用要求研究者要面对具体的社会以及处于真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音乐音响现象。因此，在学习中国音乐史学时，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该环境中人的信任，这将是实地研究中国音乐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在中国音乐史学教学过程中应用“田野工作法”的一个瓶颈。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利用“田野工作法”进行“融入”与“跳出”的客观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融入”指的是融入异文化，而“跳出”则指的是客观分析这种文化，从而实现内外角色的平衡。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不能仅仅重视理论和技巧方面的研究，同时也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不断加强自身的音乐艺术修养。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考察中，要能够以“内部人”的身份融入到民族文化中，并站在主观的角度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从而能够获得民族音乐所反应出来的精神情感，这些就获得了田野工作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当收集好资料之后，还要以“外部人”的角度对这些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将民族音乐的每个小节和每个音符所表达出来的故事内容以及情感、力量进行深入分析和感受，从而将作品最原始的面貌还原出来。因此可以看出，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法”应用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研究作用。

（二）“历时与共时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历时与共时”研究法中的“历时”具体指的是，基于时间的维度，来对音乐事物进行纵向研究；而“共时”则指的是基于空间的维度，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对音乐事物进行横向研究。时间、地点和音乐隐喻是赖斯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音乐民族志的三维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意图在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按照历时性来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并试图探究处于不同时空范围的民族音乐研究对象其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变化发展等情况。此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对任何音乐事物进行考察和分析时，其都需要将这一音乐事物置于同一个时间范围内来进行横向比较，进而通过分析和比较总结出这一音乐事物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学科等因素之间的关联。

在进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时，首先研究者要对音乐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包括音乐作品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等。透过时代背景将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的文化本质以及政治、经济等分析出来。要想实现对作品全面、系统的解读，就必须应用“共时”观来对作品进行一个横向的了解。其次，研究中国音乐史学，还要对其从时间维度上进行一个纵向的梳理和分析，利用“历时”观，能够将中国音乐史学从其诞生、发展到整个变化过程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有效的掌握其发展规律。历时与共时法是我们将民族音乐学中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从而能够从中国音乐史的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研究，达到对中国音乐史蕴含信息的全面解读，最终为学生学习和探究中国音乐史打下坚实的方法基础。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7篇

1.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研究者达成了基本共识：关乎国家稳定、事业成败、人民幸福。也讨论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困境，如，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民族权益没有得到完全保证，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和心理角度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函化功能进行讨论，并强调函化过程“必须放在低于国家认同的位置上”。总之，民族团结教育研究是民族教育德育言之不尽的话题。

2.传统文化与德育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尊重、保护和利用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是提高德育实效的有效途径。要“尽可能利用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中积极的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的德育资源”，没有文化参与的德育，就没有民族地区的思想道德教育。杨志玲等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例，讨论了儒家道德文化传承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背景是民族教育德育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3.家庭道德教育研究。民族地区家庭教育目的具有“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共性，又有“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传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基础”的个性。研究者普遍认为民族地区学生家庭教育缺失。相关调查也表明，少数民族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学历较少（11%），文盲占22%，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民族地区学生家庭教育的滞后性和缺失性是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的“软肋”。

4.德育资源开发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学校德育资源。如，物质形态的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性资源、价值形态的红色旅游资源以及原生态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民俗资源（自然崇拜、神话史诗、民族节日等）、制度形态中约定成俗的习惯与禁忌等，研究者也对其有效开发提出了观点。可以说，民族性德育资源的开发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增长点”。

5.留守儿童问题研究。龙翠芳、赵红姬等的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比例高，贵州个案为41.8%，延边州为55%（占朝鲜族），其后果导致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人生观、婚姻观、家庭观等方面出现系列问题，他们在认知、情绪、意志、个性等方面发展明显有别于非留守儿童。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成为民族教育德育研究需要正确面对的现实问题。

6.宗教对德育影响研究。民族宗教对学校德育的影响是研究者关心的一个持久性的研究课题。冉益群调查结果显示：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信教比例较高（70.4%），信教时间早，初中前信教（83.9%）。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对学生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缩影，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在学校德育实践中解决。

7.民族教育德育理论研究。邱仁富认为增强德育实效性必须把握经济社会制约律、多元道德融合律和螺旋上升律，并提出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为主体，以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国外进步道德为两翼的教育模式；韦吉锋提出民族教育德育实效性理论基础；其他诸如德育生活化理念、异步教学理论、柔性德育理念等，为指导民族教育德育实践提供了借鉴。

8.思想品德现状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民族文化环境影响青少年思想品德形成，其传统道德规范对青少年有较大制约性；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也存在对党团认识模糊，功利化、实惠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悖，诚信意识差，择业意向多元化。

9.心理健康研究。民族地区青少年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程度比非民族地高，由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几乎空白，学习心理素质水平低于内地，心理健康有问题的比例约为20-25%，比非民族地区高（6%左右）。陈汉英研究结果显示：黔东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行为问题显著高于全国常模12.19%。

10.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周永华以新疆地区为例，调查后认为，青少年犯罪主体成份呈多元化、年龄趋于低龄化、性质趋向严重化、形式趋于团伙化、手段成人化、犯罪中家境贫困者居多、受教育程度低、犯罪情节较轻等特点，并指出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教育导向，直接影响新疆地区的稳定，导致社会蕴藏巨大危机。

11.民族认同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认同整体情况良好，也存在本族认同危机，对国家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认同比较好，基本符合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国家与民族认同关系上，研究者基本达成的共识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一定相关性，国家认同会提升民族认同，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民族意识。

二、民族教育德育研究反思

综上，几十年来我国民族教育德育研究者从刚开始的泛政治化倾向研究转向现阶段的以人为本的“人本”方向研究，比较真实地勾勒出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的现状与问题，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为切实改进和加强民族地区学校德育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以下几个方面也需要认真反思。

1.参与民族德育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德育问题的研究者至少由学校教育各个学段的教育者、管理者、实践者参与。文献显示参与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研究人员的范围狭窄，研究者以高校教师或高校研究机构教师居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不够，其积极成分在学校德育工作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56个民族中约有42个少数民族有伦理、道德或德育方面的研究记录。

2.基于学校德育实践的应用性研究比较少。以校为本、以师为本地关注学校、关注课堂、关注学生的行动研究、案例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比较少，研究者偏重于“应然”的学校德育研究，而忽略了学校、家庭、社会真实德育情境中的“实然”研究。研究成果上有现象、有问题、有解决的宏观对策、原则或策略，而没有落实到德育实践操作层面的、微观的、以校为本、以师为本的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

3.可供实践借鉴的有效模式比较少。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理论基础性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借鉴国内诸如和谐德育、社区德育、生活德育、制度德育、主体德育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滞留在探索阶段，没有起到实质性指导作用，可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德育实践操作、借鉴和推广的有效模式还比较少。

三、民族教育德育研究展望

加强民族教育德育研究，切实提高德育工作实效，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落实规划纲要精神，推进民族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才培养质量，既要认识到民族地区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状况受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生活环境等因素制约，也要看到其德育的优势。今后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研究、探索。

1.注重体现人本性的学生特点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落脚点在促进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发展。“以人为本”的最终关怀的是实现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体健康发展。研究学生特点要将少数民族的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加强个体差异性研究和少数民族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规律研究，为开展有效学校教育提供参照，指导德育实践。

2.注重体现重点性的德育主旋律研究。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德育工作的主旋律，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为核心，研究学校德育有效方式方法，使教育内容梯度地落在不同学段、不同民族学生的“最近发展区”，阶段性、递进式、循序渐进地理解和接受。

3.注重体现民族性的德育理论研究。民族教育德育理论的薄弱是影响民族学校德育实效的瓶颈，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学校教育中分层实现为价值取向。“共同理想”既要符合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也要凸显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德育实践的民族性；既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也要与多学科整合。

4.注重体现实践性的德育模式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环境的共性存在为研究普适的民族教育德育模式提供了可能。研究的价值取向要坚持无灌输的德育，以学生为主体，注重情感体验，突出道德判断能力培养，体现实践性，关照差异性，因地制宜，提升德育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民族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校本德育模式。

5.注重体现情感性的德育方法研究。“重情重义”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教育德育中的情感教育应是实现德育目标首先考虑的问题。民族教育中的育德方法应是“有法与不无定法”的统一，“不定法”是重点研究的领域。研究中应在说服、示范、讨论的“定法”中融进丰富的、真挚的情感因素，实现“教无定法”的价值追求。

6.注重体现特色性的校本课程研究。民族传统蕴藏着丰富的物质形态、价值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德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融汇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习俗以及传统习惯之中，要本着突出民族性和教育性，体现生活性和特色性的原则，研究开发多形态的校本德育课程，活化课程德育载体，传承民族传统文化。7.注重体现专业性的队伍建设研究。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提高民族教育德育实效需要专业化的德育教师队伍。目前，针对民族教育德育教师专业化研究尚处于空白。研究的重点应结合民族教育德育的特点，研究民族教育德育教师专业化内涵，探索有效的专业化德育教师培养培训模式、方法与途径，推动民族教育德育教师专业化发展。

8.注重体现师本性的以校为本研究。目前我国民族教育德育立足本校的师本研究成果不多。教育实践证明校本研究对促进教育发展有积极意义。要鼓励民族教育德育教师基于德育、为了德育、在德育中，积极开展实验研究、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在研究中反思德育实践，促进专业化发展，提高德育能力，推动民族教育德育工作上新台阶。

9.注重体现整体性的德育合力研究。要研究民族教育内部德育链建设，形成处处皆德育，人人皆育德的全员育人氛围；研究学校与家庭德育链建设，使学校德育工作延伸到学生家庭，形成积极互动教育机制；研究学校与社会德育链建设，把学校教育触角延伸到社会，形成齐抓共管局面，缝合民族教育德育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维度上的裂痕。

10.注重体现发展性的公民教育研究。加强公民教育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现代、民主和开放意识，破除封闭保守、固步自封观念。在民族教育德育实践与研究中，既不能否认民族教育德育实施公民教育的可能性，也不能夸大其价值的无限性，应结合实际，以促进学生发展，适应社会转型为目标，研究实施公民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丰富民族教育德育实践。

11.注重体现互补性的信仰教育研究。民族教育德育不能忽视信仰教育研究。科学因有而信，宗教因信而有。实践中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要留给学生“信”和“仰”的时间和空间，要研究学生的信仰体系与学校教育的道德体系的重叠与共识部分，突出互补性；要通过平等对话、情感交流，引导学生在学校道德体系内自主建构、合理选择，完成民族教育德育对学生的终极关怀。

12.注重加强一体性的民族认同研究。民族认同与民族德育紧密相连，事关民族关系和谐与国家稳定发展；事关学生异文化适应、人际关系和谐及心理健康。加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研究的取向是立足我国民族发展和民族教育实际，加强不同民族地区的合作研究，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承认认同的普遍性成分和特殊性成分，体现民族认同“中华一体、文化多元”，夯实民族团结教育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8篇

1　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现状 1.1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研究 培养目标是指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根据现有条件把招收的学生培养成具有一定能力的人才,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着人才具有的专业基本能力。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中提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规范中提出的培养目标指出,人才应具备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能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的各项工作。 从现实情况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生从事体育教学、训练、科研技能不容易实现,因为目前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行的是单独招生,主要招收武术特长生,学生的文化基础差,四年内难以达到具备《规范》中提出的能力。因此有学者提出培养目标应定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运动队、学校及社会体育领域中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健身指导、管理和科研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定位相对还比较合理,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比较窄,另外,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没有考虑进去。 1.2　专业方向设置的研究 专业方向设置是以社会对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有相对稳定的需求量为依据的,受社会劳动市场供需规律支配,具有易变性的特点。一些专业因缺乏社会需求而萎缩,乃至消失,新的专业又会因社会需求的出现而诞生。 专业方向的设置必须以社会发展需求为首要和最基本的依据。《规范》中提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应分为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三个专业方向。相关学者就《规范》中提出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划分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91.67%的专家认为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划分为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三个专业方向是基本可行的,仅有8.33%的人认为不可行。因此得出得结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当前的专业方向划分是基本可行的。 但是本文经初步研究(查阅了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等九所院校的培养方案)发现,现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设置基本还是沿用过去的武术专业设置,分为套路、散打两个专业方向,部分学校开设了中国式摔跤。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两个专业方向开展不起来,一方面因为师资的问题,另一方面,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的问题,目前中国跤专项的学生就很难在在社会上找到对口的岗位。 1.3　课程设置的研究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设置差别很大,大多还是以武术专业课程设置为主体,少数学校有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课程;有的学校只是为适应改革需要开设相关课程,这对人才培养极为不利。另外,专业类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内容单薄,与培养目标的要求差距较大,建议增设武术传统项目、中小学体育课武术教材的内容和段位制教材,散手专项增加套路学习的时数使专项学生“能打会练”。套路专项的学生也要进行拆招练习,做到“打练结合”。 当前考虑到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特点,在课程设置上提倡“宽口径,厚基础”。同时,考虑到项目的特点,拓展专业口径和厚基础均不应以牺牲‘专项训练’的课时量为代价。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各运动方向分散且相互联系不大,专项训练的时间太少不利于学生对技术的掌握,武术除了学习动作方法外,更多的是节奏的把握、风格特点的体现、技战术的运用等,学习动作方法需要学生在练习中记忆,其余的则学生必须在训练中有所体会而不断提高。 1.4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研究 近十年来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从事各级教练员工作的约占20%,大中小学教师约占27%,公安、武警行业约占22%,其他的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还就首都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系05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作了调查,发现,50个毕业生中有36人从事教师行业、9人从事公安部门的工作、2人从事教练工作,3人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岗位。还发现,武术套路专项的学生在社会上有较确定的劳动岗位,另外两个专业方向的毕业生在短期内无法设置对口岗位。 2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2.1　当前对培养目标的研究仅局限在理论上,对实践指导意义不大。当前提出的培养目标不是要求太高不利于实现,就是偏窄不利于毕业生的未来就业。另外,对学生个体发展需要的研究还不足。 2.2　专业方向设置研究提出,要依托市场自行调节,但这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全面发展。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一方面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另一方面是要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和发扬光大。因此,在专业方向设置方面除研究市场需求外,还要研究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让更多的传统体育内容进入课堂。另外,当前研究《规范》中提出的三个专业方向,得出的结论是可行,但是现实中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两个方向开展不起来,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指出开展不起来的原因所在。 2.3　课程设置方面的研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合理的可实施的方案。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主要是武术的内容,课程单一、内容单薄,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求,不利于人才的发展。但是当前的研究者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方案。 2.4　针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问题,目前研究主要是依据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市场需求情况调查研究不足。 #p#分页标题#e# 3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3.1　培养目标的研究要注重实际,可以因地而宜进行特色研究,制定出既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又能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和人才个体发展的培养目标。 3.2　专业方向设置的研究要多开展实地调查,考察各个学校的师资情况和硬件设施,研究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把众多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归类,让更多的项目进入课堂,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3.3　课程设置的研究要提出具体的方案,如果有条件的部门还可以进行方案的应用性研究。 3.4　今后就业方面的研究要走入市场、深入社会,把握市场的最新信息,反馈给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以便不断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改革课程结构,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全面发展。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新晨：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内；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又被称作文化人类学，其于上个世纪初叶传入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传入以来发展几经坎坷，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起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并且进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黄金时期。

1、 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发展

民族学的英文是Ethnology，最初被翻译为“人种学”以及“民族学”等。早在上个世纪初叶，清政府就将“人种学”列为大学的一门课程，这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就可以看到。在此之后，我国的大学以及科研机构都对民族学的研究较多，可以说民族学得到渐渐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一些大学中已经设置了人类学系或者是民族学系，比如：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有阶段性、辅仁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此外，有的大学也设置了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的课程，比如：复旦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兰州大学等。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学以及人类学被撤销，尽管这样，但是这门学科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被保存了下来。到的时候，民族学遭到批判，被认定为一门资产阶级的学科。到了的时候，这门课程被完全的取消。后，民族学得以恢复，民族学系也被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此时已经是1983年。 进入新世纪后，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议也越来越多。2000年，北京举办了一场规模重大的学术会议，该会议有40多个国家的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专家参与，可以说是民族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8年，第十五届世界大会在中国举行，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该学会已经有1000多人。其中，有450名是少数民族会员。该学会下辖有三个分会，即：影视人类学分会、汉民族分会以及回族分会。

民族学教学以及有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所都相继在西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建立。其中，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系的建立和其原有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到1994年的时候，扩建为民族学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院包含了5个系以及研究所。

此外，民族学、人类学系以及研究所相继在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山大学建立。有的院校已经建立了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博士后的教学培养的体系。这些科目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目标有：民族文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以及世界民族等方面。

2、 主要的成就以及进展

2.1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焦点问题

在基础理论以及方法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和方面：（1）翻译和介绍国外著作的新趋势。费孝通学生曾明确的指出我国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发展概况，即“我们的学者需要补课，我们的学科底子薄”。我国在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方面比较缺乏经验，关于国际学术界的成就也没有很好的把握，更谈不上创新了。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国外的理论也进行了学习和引进，比如：对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古典理论、经典的著作等进行了引进，对于翻译以及评介的著作理论也进行了探讨和学习。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一些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名，通论类以及教科书类的著作已经被列为我国学者进行翻译和引进的重点。比如：《人与文化丛书》的出版。此外，一些学科介绍的文章也被引进。90年代后，一些版本专业的教科书也被我国的学者编写出来。此外，翻译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转向经典的著作。（2）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国内的学者将自身的国情将研究成果进行了结合和创新，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成果。以下一个方面出现的成果较多：民族意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认同等方面。

2.2应用性与对策性研究方面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一些应用性以及对策性的研究比较重视，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例如：发展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小民族调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尤为突出的要数费孝通学生主持的“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民族发展问题研究。关于民族的发展，许多的学者指出少数民族的发展要可持续，发展不应该以环境作为代价，更不应该用传统的文化来换取。因此，怎样做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相协调，怎样保护环境是研究的热点。

文化冲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学者从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出发，有的将通婚以及语言等因素作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因此有人提出要防止西化，这样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会衰落。也有的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即少数民族既要将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又要将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过来这样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不会枯竭，才会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2.3其他的问题

学科史的研究。目前，我国在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因此中国的民族学正在从幼稚走向成熟。其中，《z中国民族学五十年》是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该书包含了大量丰富的材料。观点也比较公允和客观。

世界民族研究。之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是近些年来有些改观，比如关于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研究已经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中国也在走向世界这个大舞台。

民族艺术和宗教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对艺术和宗教进行诠释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3、 焦点问题和展望

3.1焦点问题

几个焦点问题包括：（1）婚姻制度。有关婚姻制度的争论一直存在，有关的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蔡华教授对此做了多年的调查，在此期间运用他在中国川滇边界的摩梭人中所做的多年细致深人的调查。最终得出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和欲望原理，这一人来生活的基本定理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2）民族与族群理论问题会存在长期的争论。有的完全对“族群”这一概念进行否定，有的认为应该放弃“民族”这个词语。

3.2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学术研究不够规范。（2）原创性成果较少。（3）存在封闭与盲从的倾向。

3.3展望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基础课程将逐步成为高校中各专业学生的公选课程，也会深入、更广泛地介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更大影响。

结束语：

本文对民族学近年来取得一些成果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一些展望，相信民族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田敏.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

[2]易清.党的民族区域自精政策形成的历史轨迹新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5）.

[3]戴小明，潘弘祥.民族区域自治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5）.

[4]彭建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23）.

姓名：岳小艾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1篇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断裂、复苏和繁荣。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苏的标志。1989年5月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①正式成立。在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上，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尤其是对象与范围)，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用“国家”这个政治概念来划定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提出建立两个比较研究体系:国内比较研究体系———包括汉民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强调比较文学是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包括同一种体系内部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但与会者一致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可以先展开研究再逐步形成学科的体系。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积极关注、参与了比较文学概念界定等问题的讨论、研究。认为西方界定比较文学的主要指标(规定)“跨国别”实含有跨民族之意，因为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必须是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同一体系的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只能叫文学比较而不能叫比较文学，但他们也未明确表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就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正是基于此，我们赞同并主张:在多民族国家，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应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赞成在进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应该包括(或可构建)两个研究体系:中国(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族文学与自成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自成体系的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学性”是比较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性。正如韦勒克所说:“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133

换言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文学性”这个核心，这是因为，文学性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文学性更是比较文学有别于比较文化、比较哲学、比较教育学等学科的最根本的特质，文学性还是比较文学在当今文化研究浪潮此起彼伏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既不至于被文化研究所淹没，还能利用文化研究的长处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进而摆脱比较文学被比较文化淹没的危机。“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了。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具体到“跨什么、跨多少、怎样跨”上却还存在着分歧。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究竟应该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还是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或者是要几者兼跨，国内外学者至今还有不同看法。刘象愚在《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中就指出:“比较文学不一定要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2］。我们主张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研究，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不应满足于就某一民族的文学来认识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阈则可以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来革新和促进我们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我们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的民族文学研究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文学研究。由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从而导致国别文学与民族文学呈现为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二是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三是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进而言之，当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国别文学之内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则是在“跨国界”的范围内进行的了。所以我们赞同陈惇在《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中所指出的，“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3］虽然有人认为这样可能失之于过于宽泛，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正是在文学性、跨越性、自成体系性等方面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有了必然的联姻。而且这样的学理认识和研究实践，在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界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过深入地探讨和卓有成效的研究。

二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四川比较文学界、民族文学界不少学者坚持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对民族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他们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均以文本细读、个案研究为基础、为根本、为特色，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来烛照和透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民族文学研究，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4］就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翘楚之作。《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规模鸿巨，全书贯穿以跨文化为视角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第一章“绪论”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五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关系，揭示民族文学与当代全球化语境继承、创新、超越的发展趋势;第二大特征是认同、审视与形象塑造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在民族文化中展开;第三大特征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第四大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以民族文化为根、为魂，学习外国文化;第五大特征是多元化与总要求的关系，论述民族作家群体如何在文化融合的时代趋势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其后各篇，依次按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双语文学和四川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顺序，在比较视阈中展开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与史的叙述和理论阐释，比较文学的多种方法(主要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在其中交叉运用。众多作者中的徐其超教授多年来就主张，随着民族文学创作的崛起，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明智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偏见，客观、公正地将全球文化语境定格在多元共生，坚持多元文化人生的立场、高屋建瓴地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理论检讨、理论建树和理论概括。［5］他与罗布江村和罗庆春、黎风、王珏等在主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之初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文学原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比较文学的兴起就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进行比较。跨国别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当然是适用的，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就不适用了，应将“跨国别”改为“跨民族”或“跨国家/民族”。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于民族文学研究自觉而执着，从而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品格。徐其超教授是该书的主要著者，撰写了多章多节内容，所以该书其实是徐其超教授自觉而娴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学术实践活动的汇集。而该书的其他作者，也大都受到过比较文学的良好训练，或者在工作实践中熟悉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

从学理的角度讲，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的方法原则上都可以运用到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来，自觉地从比较文学视阈来研究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那些运用双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则可以极大地提升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而四川少数民族众多，其中藏族和彝族更是拥有众多的作家。他们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母语为媒介进行文学创作，多数人则既有汉语作品又有母语作品。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既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又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从而构成比较文学研究的绝佳资源。吉狄马加就认为《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广阔的理论视野、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凭借论者丰富厚实的文艺理论修养、睿智明敏的学术思维，将中西方多元的文艺批评理论并用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一特殊的文化研究领域，从理论定位的高度，深入剖析并肯定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去理论批评界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仅视作民族民间文学的简单延续或表面化的新时代传声筒，未从或未严格从学理层面和理论高度加以系统观照的批评现状，进行了大胆的、严肃的清理与颠覆，从而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重新凸现出来，为使当代人真正了解、体认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为促进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通过文学研究，论者还力图深涉到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单一地域、单一民族文化与整体的中华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文化互渗、文化互补的艺术文化学和文学人类学命题进行复合研讨的学术层面。”［4］序一，3张思齐教授认为:近七十万字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就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6］他指出该书“采用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倡导的多种较为先进的视角，以族群记忆这一民族学研究的核心观念把握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因而能够潜人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深层结构之中，从而避免了单纯的事实罗列，简单的与汉民族文学的比附和配列，以及勉强的与西方文艺理论观念挂钩，全面地改写了四川(含重庆直辖市)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由于该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范例，它也必将有助于人们今后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6］《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以“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创新，发掘了中华多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文学意蕴、艺术魅力，这既改写了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推进了建构崭新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三

在徐其超教授的倡导下，罗庆春教授带领西南民族大学一批中青年学人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大家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华裔文学、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的今天，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所以，我们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比较文学、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在世界文化的视野里、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审美尺度、文化内涵、创作思想等方面的微观差异，以及他们发展的背景、规律、方向、前景等方面的宏观异同。注重中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全新建构;注重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系统阐释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重视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成就、现象、规律的总结与归纳;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与当代母语文学发展的理论导向;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评介和宣传，扩大民族文学的国际影响;深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趋势中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注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性格培养;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实现既借鉴外国文学发展规律，又弘扬本民族文学精神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在研究实践中倾向于对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论经典与世界文学、文论经典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及成果已经显现出独特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关于国内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徐其超、罗庆春在《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7］一文中，在将彝族文学的历史性变革即由原有的母语叙事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写作模式这一文化变迁现象，作为彝族文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命题加以透视时，就阐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基本思想: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特殊性，又有血脉相通、气韵相生的共通性。中华文化圈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相冲突、碰撞又相渗透、促进。因而“文化混血”必然导致“文学混血”，“文学混血”是“文化混血”的必然发展趋势。其后，罗庆春在多年从事“比较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版了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8］，发表了《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9］《“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10］《“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11］等学术论文，就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文学混血”的做法和经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并提出了“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跨文化叙事”、“互译性”、“遭遇汉语”、“寓言时代”、“英雄时代”、“艺术宗教”等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和终极价值就是实现“灵与灵的对话”。当然，比较文学的核心也应该是通过跨文明、跨族际、跨文化、跨语言的对话与阐释来实践和实现人类进行人文文化交流时的“灵与灵的对话”的境界，既然是对话当然就包含了相互的尊重、互补、互渗、互译，以及求同存异、共同进步的基本精神品格。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等21个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有22个少数民族虽无文字却有本民族的语言。汉语言文字既是汉族的语言文字，但同时汉语言文字又不单单属于汉民族，也不单单是汉文化，而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因为，汉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综合体。汉语言文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发展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汉语言文字也是全中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所谓“第二母语”，当然指的是汉语。但罗庆春强调在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中，汉语不是也不应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工具，而是一种综合了多重心理积淀、思维方式的艺术语言，是汉语及汉语言文化与各少数民族作家所属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等的深度交汇、深度共振，是将少数民族作家所独有的异质文化素质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必须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的表意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刻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全面地反省与重构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令汉语走向多元意识内在整合的新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将自己所独有的异文化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诗歌审美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过程和对一部分死寂、呆板的汉语语汇的汰除过程。进而将汉语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熔炼之后获得一种表意系统，即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所特有的艺术形式。”［8］7而所谓“互译性”，一是语言题材内容层的互译，二是文化意义(包括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精神实质及宗教内涵等)层的互译，三是观念意识(包括心理素质、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等)层的互译。这就包括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互译、生存精神与审美追求的互译、个体生命自觉与族群文化命运的互译、原始宗教精神与现代科学理论的互译，等等。

四

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联姻的进程中，有许多理论探讨、研究实绩和创举，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理论探索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和贡献。首先是四川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四川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分别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四个层次进行的。比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设有比较文学与对外汉语系，招收比较文学专业本科生。而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层面下设有比较诗学、中外文学比较、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论、英美文学、俄国文学、东方文学与文论六个研究方向。在博士研究生层面下设有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中外文化与文学、俄苏文学、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六个研究方向。四川大学同时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有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三个研究方向。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中外文学交流与互动研究、中外诗学比较、欧美文学研究、跨文化传播四个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②。可喜的是，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都已新增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③，两校即将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部级重点学科，在学术带头人曹顺庆教授的带领下，已形成了稳定而富有特色和学术优势的三个研究方向:比较诗学方向、欧美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中外文论史研究方向。

而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把“文学人类学”作为硕士研究生层次和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在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们知道，文学人类学是从文学与民族学④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来进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种联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已经显现出来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首肯。可以肯定地说，文学人类学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理意义和学术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12］185其次，当我们论及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联姻时，不能不提到“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自2004年11月创办以来，已先后在成都(2004)、南宁(2005)、西宁(2006)、成都(2007)、乌鲁木齐(2008)、昆明(2009)、桂林(2010)、赤峰(2011)成功举办了八届，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反响。西南民族大学和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就是中华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发起者之一，四川比较文学界许多学人都参与了历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研讨。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且影响深远的命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3］。这一极具学理创见的命题，就是“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更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国现有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在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版图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民族，都曾经为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做出过贡献。而文学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深邃幽远、耀眼夺目的成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汉族在文学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容易被发现和证实。但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所以如果不对相关民族文学关系细细检视，则容易被忽略。在此，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影响研究则有了明显的意义和用武之地。这种研究对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功不可没的。

论坛秉承创办之初的宗旨，有效实施“圆桌会议”形式，为专家、学者、作家们提供了各抒己见、交流对话的平台。如今参加“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人员民族成份越来越多，除了汉族专家、学者、作家外，还有满、彝、藏、羌、壮、回、纳西、朝鲜、达斡尔、锡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作家。同时与会代表学术背景更是呈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还有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汤晓青曾指出，回顾“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学术历程，论坛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品牌，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作家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关注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各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和接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与比较文学视域下所从事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以“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这一学术品牌为平台展开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必将改写以汉语言文学为主要内容、依据汉语言文学编排原则来编排的中国文学史。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 王丙珍 鄂伦春

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性格鲜明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源远流长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审美文化。鄂伦春族文学就是这种地域民族文化的感性显现与审美凝聚。包括两种媒介形式：一种是形式多样的古代口头文学，另一种是富于个性的当代书面文学，二者先后构成了鄂伦春族的审美文化主体，与该民族的生活文化紧密结合，生动地记录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生死歌哭与理想愿望，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璀璨夺目的审美价值。如果说创作与研究构成了每种文学均衡发展的两翼的话，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积淀丰厚的鄂伦春族文学创作，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相对薄弱与理论贫乏赫然彰显，这种不对称局面不仅不利于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反而严重制约鄂伦春族文学走出地域、走向全国的脚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丙珍等人新近出版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该书以“整合”性的研究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扎实的文献积累，对鄂伦春族文学的“历史、现实、人性有着独特洞悉与关怀”[1]，将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并为今后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范式。

一、“整合”性的研究视阈

首先，著者持有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范式。《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其浓郁的历史感与宏观构架。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纵向上看，该书用较大篇幅梳理了鄂伦春族、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能够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呈现鄂伦春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整体面貌，包括历史缘起、阶段特征与演进过程等，为本书问题提出与目标设定提供详尽背景材料。从横向上看，注重从多层面、多侧面、多角度开掘鄂伦春族文学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著者依次分析鄂伦春族文学的民族精神、传统习俗文化、文化、人生哲理、生态文化、审美精神等多个向度，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由文化和生命统摄的多层次互动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让整个研究呈现出立体、有机、辩证的可贵品格。此外，这种关注横向联系的研究意图还表现在从全球化高度对这种少数民族文学所做的文化关怀与未来展望。对鄂伦春族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关乎未来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话题，作者不吝笔墨对这个向度上的跨文化认同问题给予富于建设性的探讨，并对全球化视域下民族文学创新与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研究方法多样性与跨学科性。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系统之中，相比于其他文化形式，文学具有更强的文化包容性，它以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姿态显示自身的卓越存在。从理论上说，文学研究没有一套自身专属的批评方法，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自然概莫能外。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更多历史原生态与人类本真性的民族文化类型，鄂伦春民族具有异常鲜明的习俗、宗教、生态、生存、性格等特征，所以，跨学科性不仅构成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而且构成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这个方面，作者自觉地认识到，以往研究“多以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叙事学的记述和文化研究为主，少有与文化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美学、生态审美文化相结合的高层次理论研究”[2]。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及力图完整把握研究对象精神维度的学术努力，著者将自己推向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研究者熟稔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需要具有熟练驾驭多种批评方法的研究能力，而这无疑已作为本书的一个写作优点得到深入贯彻，尤其在把握“地域理念和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3]等方面有着更精彩的呈现。

三、扎实的文献积累

该书是一部资料性极强的论著。几位著者均是该领域颇为资深的学者与专家，具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与厚实的学术积累，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有着千淘万漉、精益求精的学术苛求，在史料、素材积累与处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姑且不论以史料见长的相关章节，如“鄂伦春族概况”、“鄂伦春族文学及研究述评”、“鄂伦春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单就评析鄂伦春族文学某一精神维度的章节而言，文献、文本、文化三元互证的特征也是异常鲜明的。如阐述“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精神”的章节中，为了从作品角度证明鄂伦春民族具有勇敢精神、自由精神、无私精神与热爱自然精神等品质，作者提及近三十部传奇与故事，并以细读方式重点研讨了其中十余部，使其结论显得雄辩有力、水到渠成。又如“鄂伦春族文学与传统习俗文化”一章，著者辟出专节详细讨论了“民族语言与口头文学”、“姓氏起源与取名习俗”、“衣食住行的民间风俗”、“社交礼仪与伦理道德”、“：远古的幻想”，所论之处无不知识密集、资料宏富、引证翔实、考证精微、新意迭出。如谈到狩猎民族在出行方面的发明创造时，不仅一一列举了水上、雪上、陆地上林林总总的交通工具，还辅以史料、民俗、神话和传说等文化内容，凡此种种，无不大大增强论述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收到良好的解说效果。

综上所述，《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一部知识丰富、论证谨严、史料翔实、视野开阔、方法创新、观念前卫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从整体上勾勒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线索与精神维度，而且从文本、个案等微观层面对之做出了细致解读，特别是著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解析鄂伦春族文学精神维度的理论诉求，使该向度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达到新水平，为进一步相关研究拓展领域。

参考文献：

[1]黄大军.历史与现实的变奏――莫言剧作论[J].戏剧文学，2014（6）.

[2]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鄂伦春族文学研究[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33.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学 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

在近十几年，我国当代音乐学，尤其是中国音乐史学因民族音乐学的快速发展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成长。作为“文化中的音乐”，民族音乐学以“活的历时材料”为研究对象，而以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因此，对于中国音乐史学来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音乐史学教学过程就是通过对中国音乐作品创作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进行释读，并从中剖析创作者的情感经历和个人情怀与抱负，进而使得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中国音乐史学的相关知识，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如今国内的中国音乐史学教学水平已经日渐成熟，如果再借助于其他学科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势必会得到更大的提升。本文旨在借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得这些方法能够在音乐史学上得到更加充分的应用。

一、中国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概述

从中国音乐史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即文献法和考证法。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就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学科的发展趋向于多元化。如中国音乐历时定性、定量研究，中国音乐史微观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时宏观研究法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包括民族音乐学中获得的启示，从而逐渐发展出来。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不会仅仅采取一种研究方法，而是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由于研究者对于音乐史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不同，所以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是必然的。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要以某种或者某几种研究方法来整理并梳理其总思路，然后再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从而做到清晰的研究脉路，这也能够将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优势体现出来。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它是音乐学门下的一种理论学科，该学科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国以及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征是在某一民族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基础之上，来探究该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在研究中可以通过该民族群体或者个体在创作、使用、传播和发展其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来深入考察和分析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以及有关音乐方面的艺术特征等。但是，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要想实现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过程当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不同的，且其运用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系统上来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分别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其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应用还未形成一个定论。但是从其研究方法的大方向上来看，很多著作都将“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中“田野工作法”具体指的是到实地进行实际调查，而“历时与共时法”则具体指的是音乐事象的时间观念。

二、中国音乐史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田野工作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其基本目标就是去实地调查并获得音乐文化的真实的、可靠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实现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作为民族音乐学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的具体应用要求研究者要面对具体的社会以及处于真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音乐音响现象。因此，在学习中国音乐史学时，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该环境中人的信任，这将是实地研究中国音乐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在中国音乐史学教学过程中应用“田野工作法”的一个瓶颈。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利用“田野工作法”进行“融入”与“跳出”的客观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融入”指的是融入异文化，而“跳出”则指的是客观分析这种文化，从而实现内外角色的平衡。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不能仅仅重视理论和技巧方面的研究，同时也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不断加强自身的音乐艺术修养。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考察中，要能够以“内部人”的身份融入到民族文化中，并站在主观的角度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从而能够获得民族音乐所反应出来的精神情感，这些就获得了田野工作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当收集好资料之后，还要以“外部人”的角度对这些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将民族音乐的每个小节和每个音符所表达出来的故事内容以及情感、力量进行深入分析和感受，从而将作品最原始的面貌还原出来。因此可以看出，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法”应用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研究作用。

（二）“历时与共时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历时与共时”研究法中的“历时”具体指的是，基于时间的维度，来对音乐事物进行纵向研究；而“共时”则指的是基于空间的维度，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对音乐事物进行横向研究。时间、地点和音乐隐喻是赖斯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音乐民族志的三维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意图在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按照历时性来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并试图探究处于不同时空范围的民族音乐研究对象其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变化发展等情况。此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对任何音乐事物进行考察和分析时，其都需要将这一音乐事物置于同一个时间范围内来进行横向比较，进而通过分析和比较总结出这一音乐事物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学科等因素之间的关联。

在进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时，首先研究者要对音乐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包括音乐作品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等。透过时代背景将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的文化本质以及政治、经济等分析出来。要想实现对作品全面、系统的解读，就必须应用“共时”观来对作品进行一个横向的了解。其次，研究中国音乐史学，还要对其从时间维度上进行一个纵向的梳理和分析，利用“历时”观，能够将中国音乐史学从其诞生、发展到整个变化过程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有效的掌握其发展规律。历时与共时法是我们将民族音乐学中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从而能够从中国音乐史的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研究，达到对中国音乐史蕴含信息的全面解读，最终为学生学习和探究中国音乐史打下坚实的方法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和“历时与共时”研究法，不仅能够从实际考察中了解到音乐事物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而且还能够从时间的纵向和空间的横向，对中国音乐史学进行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把握。

参考文献：

[1]喻辉.学科盛会、史海探索――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相关综述[J].音乐研究，2015，（01）.

[2]洛秦.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01）.

[3]朱国伟.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01）.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4篇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民族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5篇

正如王光祈先生所言：“各民族之生活习惯，思想信仰，既各有不同，其所表现于音乐之中者，亦复因而互异。甲民族之乐，乙民族不必能懂；乙民族之乐，丙民族亦未必能懂……”①“日耳曼民族之乐，拉丁民族不必尽懂；拉丁民族之乐，斯拉夫民族不必尽懂；推而至于各小民族，亦无不如此。”②“德国人之作品，不必尽与法国人口味相同，中国人之作品，更不必与欧洲人口味相同。”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加强对民族音乐美学、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探悉不同民族的群体音乐审美心理的新兴学科亟待建立。

所喜，笔者新近拜读了施咏博士著《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4月版，33万字）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学术新著。该书以“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为取向，构建一个多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其意在通过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逐步深入，最终打通诸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使之能在“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这一更具新视野、新挑战的论域的统筹下，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一

该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导论》所修改而成，作者所提出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方法上，以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及其外化形态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审美心理学的视角来观照以民族为单位的人类共同体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特征及其发生、演化的规律的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对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存在的基本特征、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手段，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联觉、味觉心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与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对音乐审美心理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中介绍了课题之缘起，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第二章探讨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受自然系统中的地理环境、人种特征，社会系统中的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结构、哲学思想、宗法、原始神话、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第三章阐释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事物个性与共性的两个方面，是一对互为依存融合的统一体。第四章提出音乐审美心理是在相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异性这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第五章探讨了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和组织手段，总结了中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有着近人声，尚自然、多样化、个性化，偏高频的清、亮、透，甜、脆、圆以及重鼻音的特点。旋法上表现为平和、渐进的美学特征；音乐结构思维讲求在“统一的前提下求对比”，并遵循规范化、程式化的特征。第六章为联觉，指出受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直觉、多觉贯通、艺术综合理念、“成于乐”、“游于艺”乐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音乐联觉能力较为发达。并高度重视味觉审美的情感表现性，“声亦如味”，饮食口味的地域分布与民族音乐风格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七章为心理偏向，提出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调剂为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还有着“尚悲”的偏向，与西方民族比较而言，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悲情”，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愤”。第八章通过实例论证了民族性格与其音乐性格两者之间的对应性。

二

该书的作者施咏是近年在学界较为活跃的青年学者，在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曾师从王耀华教授、乔建中研究员门下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现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与选题相关的诸人文学科领域的学习、钻研、思考、探索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力。诚如著名音乐学家王耀华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写：“施咏同志在我校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期间，以巨大的努力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我认为，这篇论文的选题是一个很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课题。”

全书的主要特色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独创

通常，独创性往往是衡量一本著作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国内，无论是民族心理还是民族审美心理则都是一个有待于拓荒的新兴研究领域。就审美心理学而言，诸多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也为数不多，且这些研究也大多从文艺学角度出发，缺乏一定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在有关民族心理的文献中，一般较少涉及“审美”；而一般的美学、心理学又几乎罔谈“民族”。虽然在某些民族审美心理学的著作与文章中对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也有少许的涉及，但多为一般性的流于表层的探讨，且极为零散。对于本课题的专门研究，目前尚不多见相对完整、成系统，并得到足够深入挖掘的研究成果，相关散落资料尚需归纳、梳理、整合并理论提升。

而《概论》一书正是取这样一个被当今美学、心理学、民族音乐学所遗忘的研究领域，强调民族音乐美学、心理学层面的视角。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向来是最深层、最复杂、最微妙、最灵动也是最难以琢磨的民族成员的音乐审美心理层面上。并运用辩证思维大胆架构了自成体系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的学科框架，首次对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心理偏向、民族性格与民族音乐性格之间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理论发掘，很多观点提出均不乏新见。

2．视野开阔

以往音乐学界的状况是：民族音乐学、心理学、美学三个领域，多呈独立、并行的状态，音乐心理学多专注于实证性的科学的、个案性的研究范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代美学史文献的梳理总结；而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成果则多集中在微观的田野的个案调查报告。在中国当今的音乐学研究中，研究范围虽然涉及到了诸多方面，但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综合多维度研究的还为数不多，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呼唤着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诠释。

正如乔建中先生曾呼吁：“选题方面，我们多局限在民族民间音乐的自然分类的圈圈内。从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例如从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的角度来探讨民族民间音乐规律的选题却非常之少。这种单一的，不注重跨学科、不注意边缘学科的选题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较快提高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的原因之一。”④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的研究正将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思路，偏重宏观视角、注重多学科边缘交叉，而开拓性地将音乐学、民族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而构建成新的研究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莫若说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其创新意义不仅在于对音乐学本学科的细化发展――创建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与研究领域，还加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美学、心理学层面，拓展了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所涉及、包含的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民族审美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提供一个极具拓展空间的新视角、新方向。

3．逻辑性强

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的架构，作者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上亦是用心甚多。全书的布局得当，条理清晰。在不少章节体现了作者思维缜密的逻辑思辨性。如在绪论中通过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与心理美学这三对关系的辨析来论证强调其非实证的研究方法。

在第四章审美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中，提出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发展的过程中稳定守恒是相对的，而变异发展是绝对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总是在稳定性与变异性，即外向融合与内向固守、偏离创新与回归继承的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

尤其是在第三章“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对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对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逻辑严密并较前人均更饶有新意与深度的阐释，作者分别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就愈不是世界的”、“民族的，却并非都是世界的”等五个方面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出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基本特征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促使民族审美心理在矛盾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任何一种美的属性，包括那些所谓具有“世界性”的，它必然是归属于某个民族而首先具有民族性。正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没有个别就不存在一般。所以，音乐的世界性不可能凌驾和超越于民族性之上，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并不存在一种脱离民族性的世界性……层层剖析后，进而提出只有那些真正“优秀的民族艺术”，才有可能成为“就是世界的”。

三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或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创辟之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理论的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创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岂是一人所能胜任？如果该著的出版面世能够唤起更多的同仁对中国民族音乐美学、审美心理学的关注，随之为其添砖加瓦，我想，该书所谓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发挥尽之了。

参考文献

[1]王光祈．音学．自序[M]．上海启智书局，1929，转王光祈文集．[C]巴蜀书社，1992：280．

[2]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C]．转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25．

[3]王光祈．中西音乐之异同[J]．留德学志．1936(1)．转王光祈文集[C]．巴蜀书社，1992：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