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

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胡锦涛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江泽民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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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胡锦涛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民族观；民族论；种族；民族

一、冯客的中国种族观念变化说

冯客(Frank Dik6tter)1961年生于荷兰。199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作品主要包括《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4年)等，其运用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

笔者以他《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分析他关于中国民族观的理论。他分析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的作品，以线性时间为轴，分时期展示中国民族观的演变史。但他不打算探讨汉族的少数民族观念。他说：“尽管有许多在少数民族的虚构的野蛮起源之上的污蔑性评论，汉族的少数民族观念仍然被植入强调社会文化差别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结构中。”所以，这项研究探讨精英如何构造一个关于身体上不连续的民族的学说――主要是西方人和非洲人，亦即外夷，而非内夷。

冯客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种族”观念，并非西方的专有。只不过它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的。作为文化的种族是历史文化背景，而作为类型的种族是1793年至1895年的产物，作为宗族的种族出现在1895年至1903年，作为民族的种族则是1903年到1915年上升为主流观念，在此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内，种族是作为种类的、种子的面目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种族观念并非消失了，而是带有阶级的意味。冯客在本书前言中提到：“这项研究的分析性结构被集中在集团限定的概念上。集团是社会化地构造起来的实体，用来达到识别和组织的目的。集团采用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具有暂时和无常的性格。”这与Thomas Hylland Eriksen的观点相似。“民族”观念的形成之初就是一种人群分类的指导思想。有了与自己不同的“外人”，才有“自己人”的观点。虽然区分自己与他者的界限总是模糊的。但以“种族”、“民族”为分类的标准却成为了现代性之后人群分类研究的主流。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冯客参考了中国的古典文献，考证在这些古典文学诸如《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中，是否出现了“种族”观念。他指出《礼经》(公元前三世纪)强调：“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冯客将这此称为一种文化优越性、政治唯我论：“受其文化优越性的假设支配的统治精英，根据一个标准来衡量外来的集团，凡是那些不能行‘诸夏之道’的便被认作为‘夷狄’。……在其《公羊》注中，何休(129－182)稍后在‘诸夏’与‘夷狄’之间做了区分。在‘太平’时代(与西方的黄金时代相似的一个寓言性概念)，野蛮人会流人并被改造；世界将变为一体。”

在论述“作为宗族的种族”时，冯客也从梁启超的文章中取料；并且分别展示了种族的战争、种族的连续性、种族起源、种族的灭绝、种族的分类、种族的分类等级、种族的边界、种族融合等，以说明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种族有了“宗族”才有的特点才致于此。他将中国的民族观演变史，上溯至公元前三世纪。冯客的理论仍是在国家层面的，重点讨论的皆为正统经典文书史料。

二、松本真澄的民族政策研究中的中国民族观演变史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Matsumoto Marika)，女，1957年出世，主要从事亚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民族政策和回族研究。出版著作有《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近现代中国国民统合原理与伊斯兰改革派的政治方面诸关系的历史研究文集》等。

松本真澄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论是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海外学者不可忽视的经典。她在《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中得到清晰的展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史。松本真澄旨“在探讨现存的重要的中国‘民族’观是如何诞生的，怎样被解释的，同时又被赋予怎样的意义，并对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进行分析。本书是以解读‘民族’这一关键词语为纵线，透视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一种尝试。”本书以线性时间为主轴，展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观的发展过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以及民族政策为研究重点。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政策史料。

近代中国深陷严重的内忧外患，为避免沦为各帝国的囊中物。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将种族、宗族观念与西方的国民、民族国家理论相结合，试图改造近代中国。然而清朝领土范围内，除了汉民族，还有满、蒙、回、藏族等人口众多且“汉化”程度不高的族群，和众多的于汉族差异不大却仍是异族的南方少数族群。日本侵略者利用汉族与众多少数族群的差异，策划和挑拨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全面侵略的目的。为了团结内部，抗击外敌，政治精英的“民族”观一直在做改变。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中说到：“……‘民族’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中国’、‘中国人’指的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理应同时问津。……由孙文提出的这个课题，、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必须面对。因为使边境殖民如何参加到新国家中的问题是其国家的根本，具体而言，是关系到加入国际性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体系时，中国国家的领域所具有的正统性的大问题。”

松本真澄与冯客不同，她论述的历史仅是清末至1945年这一时期。为了解读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作者用别的概念置换中国思想家和为政者以及日语、汉语共通的、中国、日本的研究者称之为“民族”的人类集团，并对其进行重新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重视人类的认同感(identity)的ethnieity论的方法论。在本书中，“民族”这个族群意义的词都不用中文，而代之以英文单词ethnics，ethnieity，这样的确便于读者辨清众多关于“民族”的概念。

松本真澄主张“复合认同感(identity)是ethnicity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人会有几个identity，随着环境、状况的变化，这些认同感是以各种复合化、重叠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松本真澄的理论就是探讨“民族”观与政治的关系。她认为梁启超的“民族”概念既承认领土内所有人是一个民族，但仍是汉族为中心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的“民族国家”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他的民族论。还带着马克思的阶级内涵的。

松本真澄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她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发展与政治的关系。而这也使得她的论述有时矛盾，因为她的角度不够明晰，有时同情少数民族，以少数民族精英的论述为

出发点去论述；而有时又以汉族精英的论述为出发点，认为正是这些汉族学术精英、政治精英的民族论凝聚了“中华民族主义”。

三、杜赞奇的复线历史所展示的线性民族观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2008年)(另有译本译为《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译本2003年面世。)

杜赞奇在《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主张在进化史中，历史运动完全被看成是前因产生后果的过程，而不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的交易过程(transaction)。通过把对进化史的批评与民族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便有可能析解历史与民族之间的深层的、执着的和(正如我们要论证的那样)具有压抑性的联系。

杜赞奇在本书中展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的形成。他对近代中国的民族观的历史考查更多展现意识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是如何构建中国的民族观的。精英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线性叙述地构建了民族历史，但线性历史创造出来的“民族”是经过过滤的，有很多意义是失散了的，还有一些仍隐藏在民间的。杜赞奇指出线性下的民族历史是压抑的。他认为：“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摄取了并隐匿了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

杜赞奇对此理论的论证最精彩的莫过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如何从民间秘密会党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秘密会社是“义”为名集合了自己的会员，会员的来源不仅有上层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还有底层流民、车夫、工人等等。秘密会社的“义”来自传统理念。杜赞奇如是说：“民族缝合的进程始自革命党人说服秘密会党相信，共和是儒家思想，因此，他们应该参加。……在此过程中，会党的种族观念被从其复杂的精神特点中提炼出来，提炼环绕着儒家的文化主义以及反帝思想，并在视民族纯洁为全球性民族生存竞争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达尔文的框架内进行。此外，孙中山又增加了下述观念：会党是幼稚的。不能独立采取革命行动，革命的政治对他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最后，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时，革命党人本身的种族话题逐渐小视，革命的种族主义被归之于仍然沉默的秘密会党。”

杜赞奇从复线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民间“反满”思想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他这样说到：“我已经清楚地揭示了(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人提出的)基本观点，即：历史的连续性只有通过共和主义者才得以重新发现，辛亥革命完成率领秘密会党民族主义者的使命。……这样看来，话语吞没了历史。”在展示线性历史叙述所掩盖的扩散与差异时，用的“封建”的意义和功能的转变使得与历史的彻底决裂成为可能。

线性的历史创造了有连续的“民族”实体，并为政治的合法性赢得了话语权。但杜赞奇还是批判了正统的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至少在复线的历史，证实了这样的虚假统一性。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初步地勾勒出了天人关系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发展的大致过程。此外，瞿林东还有《天人关系和历史运动》和《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以及《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天人关系进行了宏观性的阐述。在《天人关系和历史运动》里，作者将天人关系主要分解为“论天”、“论人”、“论‘势’和‘理’”三个方面，并按照时代顺序分别予以阐述。在《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一文中，作者指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天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经过漫长的轻天命、重人事阶段，人们逐渐走向了自觉，阐说人在历史位置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由“《春秋》开其端倪，《史记》集其大成”。而在《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作者则对天人关系这一范畴作了重要的理论性总结，指出“天人关系是探讨社会历史的存在及其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天命安排的，还是社会历史中的人和人事决定的，这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其次，是专题研究。专题研究主要是指就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具体问题方面进行的研究。相对于贯通研究而言，专题研究的涉及面更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的变化。马艳辉在《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的转变》一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天命”与谶纬之说、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及“天人相分”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她指出这一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这方面尤以讨论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文章为多。

崔存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面通过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怀疑，以及对一些事例的分析，否定了天命决定人事，指出了人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振红则就《史记》中所述的天的观念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在五帝时期呈现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在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李宏对司马迁与班固在“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作了比较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关系”的整体宏观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但是专题方面的微观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君主论研究

10年中，关于君主论的探讨，一方面是对君主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史学家、思想家在君权、君道等方面的论述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君主的个案研究。瞿林东在《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一文中指出，在唐太宗《帝范》以前，君主论的论述“大多是就某一君主而论，或是就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较而论，而非把君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作综合的理论阐述。唐太宗所撰《帝范》改变了以往认识上和撰述上的这种局面，鲜明地反映了一代明君的君主论。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君主现象作综合的分析，提出了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这是对君主及其自身所作的君主论进行的研究。此外，就君主自身而言，还有一些作者把政治史、人物传记与君主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以探究君主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以及君臣关系。如曹升生在论到唐太宗的时候说到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政治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

此外关于君主个案的研究，还有一些君主传记。主要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包括《隋炀帝传》（袁刚著，2001年版）、《汉武帝传》（杨生民著，2002年版）、《刘秀传》（黄留珠著，2003年版）、《唐玄宗传》（许道勋著，2003年版）、《秦始皇传》（张分田著，2003年版），《万历传》（樊树志著，2003年版）、《刘备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孙权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等，这些传记不仅仅是简单的史事叙述，往往还就君主个人以及后人对这些君主的评价作了分析，体现了政治史与君主论研究的相互结合。第二，史学家、思想家的君主论研究。就君主论研究而言，古代史学家、思想家们对于君主论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君主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君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君权、君道、君臣关系方面的认识。如对于明亡前后士人的君主论，赵园认为这是明代政治批评的重要方面，并试图将这一时期的君主论置于当时语境中，置于士大夫与“君臣”有关的伦理实践中，得出了当时的士大夫是借君主批评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一结论。靳宝在《两汉“君主”阐释》一文中，从断代的层面，就一些思想家、史学家的君主论作了重要研究，他指出：“两汉学人在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从君主的内涵、称号、治道等方面，明确论证一统尊君与君国一体的国家观，对君主的本质及其作用进行思考，呈现出君主集权的意义，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君主论特点。”

关于史学批评研究

10年中史学批评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是召开了专门以史学批评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即200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全国研讨会（大连），会后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进一步推进了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关于史学批评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如白云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该书“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具体划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深入挖掘了各个时期中国史学批评之遗产和成就；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传统和理论；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于史学批评具体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史学批评自身的学科认识。瞿林东指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这就明确指出了史学批评的重要性，为史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张越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之间的关系角度指出：“在史学理论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论’；在史学史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史’。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有着密切关系。”

阐明了史学批评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史学批评的范畴研究。罗炳良就中国史学批评的范畴作了初步归纳，分为三大类型：特定时代的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的一般范畴、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他还对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作了重要阐述：“通过对历代史学范畴发展的考察与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史学思想与历程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指出现在“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刘开军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史权”是史学批评的又一个重要范畴。

再次，史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准研究。瞿林东认为在如何看待同一史事不同评论、不同史书的题材的长短、历史撰述诸因素的关系等问题时，应该用辩证方法。他说：“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乔治忠认为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第三，评论一部史学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在史学批评的标准方面，罗炳良认为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学术标准、政治标准、道德标准三项主要内容。周一平对这三大标准中的学术标准予以详细阐述，认为学术标准应当包括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创新，体例严谨，史事真实、资料可信，追求思想、学术价值，简约，文采等方面。

最后，对于史家或史著的史学批评的研究。10年中，由于史学批评研究发展较快，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史家及史著的研究，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所涉论文较多，难以一一评述，现将相关论文稍加排比胪列于下：周文玖的《刘知幾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振宏的《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吴怀祺的《〈通志〉：富有活力的史学批评著作》（《光明日报》2001年8月14日），罗炳良的《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彭忠德的《章学诚“史德”说新解》（《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朱政惠、陈勇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秀青的《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报》2004年第2期）、《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学术前沿》2004年第5期），白云的《孔子的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施丁的《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馥香的《高似孙〈史略〉之史学批评管窥》（《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蔡克骄的《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向燕南的《王世贞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白云的《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刘开军的《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段润秀的《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探论——以清代〈明史〉修纂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总的来说，对于大多数史家和史著的史学批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但是从总体来看已经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

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10年中，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相关著作论文日益增多，但是它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发展仍相对薄弱。目前来看，论著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科方面的认识。这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的探讨。总的来说，对于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已经由模糊、混乱——主要体现在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史等概念的认识上——逐渐走向清晰、准确。瞿林东指出：“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

这就为少数民族史学作了明确的定义。罗炳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之史）”，使相关的各层概念进一步明晰。关于研究对象，罗炳良老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一）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现存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藏族史学、蒙古族史学等；（二）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契丹族史学、女真族史学等；（三）记载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史学成果，如对古今各个时期中央政权管理下的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四）20世纪以来的民族史撰述成果，如对撰写各民族发展史、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认同等方面历史著作的研究。关于研究史料的范围，罗炳良综合为四个方面：（一）今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记忆和文献资料；（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字史料；（三）汉文史籍中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料；（四）20世纪民族调查资料与民族史撰述成果。

其次，少数民族史学的贯通与专题研究。关于贯通研究，瞿林东先生将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二）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多途发展局面的形成；（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深入发展的趋势；（四）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其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态势；（五）中国近代（1840—1949年）的少数民族史学，其特点是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中，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的不断提升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发展；（六）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阶段。汪受宽把隋唐五代之前视为少数民族史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并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自先秦产生，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终于得到初步发展”。关于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史学的断代研究以及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在断代研究方面，董文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社会现实的巨变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民族观念的变化，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史学的重视更是直接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史家的民族史撰述越来越体现时代特征，并表现出进步的民族一统观、民族同祖同源观，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依旧是这个时期史家民族思想的主流。”

瞿林东对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作了详尽梳理。他说：“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乔治忠亦说道：“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一  《回族人物志》与回族史研究

白先生是一位回族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致力于对回族历史资料的搜集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分别是回族通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方面的代表作，也是这方面的开拓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回民起义》、《回族简史》、《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等影响颇大的专著、论文。“文革”结束后，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占用了先生主要的精力与时间，但他仍然不能忘记自己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希望编撰一部“可看的中国回教史”的愿望[3]，《回族人物志》即是他为实现这一愿望所作出努力的成果之一，其中包含了他对回族史研究的许多深入思考与重要设想，概括言之，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在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同时，还“要在资料上多下功夫”。而在理论与政策方面，一方面要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一方面要注意学习“党中央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对于回族史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意义”[4]。《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等问题最早的论述，它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白先生在40年代虽然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待回族历史的严谨、客观的态度，使他在很多观点上与《回回民族问题》相一致[5]。在《回族人物志》撰写之初过程中重新强调这些基本原则，充分反映出他对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

第二，是关于新型回族史编撰体例的设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作为一个历史上长期得不到认可与重视的少数民族，加之史料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回族历史研究一直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的回族史著作在80年代还属开创之举[6]。正因为如此，白先生关注、思考这方面的工作。《回族人物志》每卷的《题记》，反映了他这种思考的发展轨迹。在1985年出版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中，他提出：可以按照他对大型《中国通史》的设想，从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来阐述回族历史的发展；对每一部分的具体撰写要求，他也根据《中国通史》的一些编撰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果说这一设想反映了白先生对回族史编写粗线条的筹划，那么，当1992年《回族人物志》清代卷出版时，这一筹划已在编撰中逐步实现并得到更为具体的发展。以典志部分为例，他提出应当根据回族历史的发展实际，从九个方面来论述[7]，即地域考、生计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这九个方面既包含了一般通史撰述体例中的生计、会社、教育、礼俗等内容，又充分考虑到回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点，如人口的流动、宗教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特殊的传承方式等因素，及其如何在史著中恰当、客观地体现出来的问题。这种设想不仅体现了白先生在制定体例上的卓识，还充分体现了他在把史学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客观历史研究相结合方面的创获成就。白先生在回族史编撰体上的这些设想，以及他善于根据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其史著形式的思维特点，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撰述无疑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第三，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史料和人才问题。作为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主编《回族人物志》的同时，反复致意十分关注的回族史研究具体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关于史料的搜集。由于回族形成、发展的复杂性，其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虽然数量并不少，但系统、完整的回族史料却十分匮乏。因此，大规模的史料搜集是开展回族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方面，从礼拜寺的碑刻、墓碑，有关的家谱、文契、帐簿，到历代史书、小说笔记的记载，近代以来回回团体、学校的材料，回族人的各种著作和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再到对各地回族人物、风俗的调查、访问，以及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都在白先生考察视野之内。《回族人物志》在这方面的做法与结论，既是回族史研究的基础，又是回族史料搜集工作的一个典范。二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人才培养。白先生提出，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渊博的专业人才，这种专业人才不仅要有回族史的修养，同时还需要有伊斯兰教史、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通史的理论与知识的素养；同时，他还需要具备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等等。通过《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才，亦是白先生的愿望之一。从各卷《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所抱的希望与所作的努力。

二  《回族人物志》与历史人物研究

在回族史研究中，关于回族人物的研究占有突出的位置，也显得格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回族人物族属的界定。由于回族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历代史书又多不记载人物的族别，因此对某些成说以及某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都需要下功夫去考察清楚。二是对回族人物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点是由回话族史料相对匮乏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要穷尽各方面的史料，再加以甄别、分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三是对回族人物的评价问题。人物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最敏感的一个研究领域；同时，由于民族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关于民族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今天亦有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回族人物志》在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时是客观的、科学的，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当是其理论成就的最重要部分。在认识与处理普遍原则与具体分析的关系，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白先生都显示出了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和具体处置上的卓识。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卷出版之际，就全面阐述了关于历史传记写作的基本理论。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一个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不理解这个人所处的是什么社会，就很难全面地了解这个人。反过来，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因此，人物传记的撰写有其必要性。其二，写人物传记与走英雄史观的路子截然不同，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传记，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写传记。白先生认为，这里说的历史观，应当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运用它进行评判历史人物时，既要肯定他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认识，实质上是指明了人物评价中所必须遵循的全面性、辩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基本原则。从白先生40年代出版他编写的《回教先正事略》到90年代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完稿，其间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前者未刊稿的延续和发展①，我想这里的“延续”指的当是史料的补充与丰富，而“发展”则指思想观念，主要是评价历史人物观念上的升华。对《回族人物志》的理论价值而言，这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它在当今民族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关于评价回族人物的基本原则。回族人物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个部分，其评价首先要以上述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普遍原则为指导。因而，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定位，都需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时代给予历史人物发展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回族本身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两个方面背景共同对人物产生影响，决定历史人物的面貌与特点。因此在评价时需要慎重对待，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等等。在这方面，《回族人物志》的做法是有典型性的，它强调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决不生搬硬套，绝对化、简单化。如明代卷强调族别辨识的复杂性与回族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对回族人物历史记述与评价所带来的影响，清代卷则注意到了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民族内部文化界人士的增多这两方面因素。再如云南回民起义因民族压迫而起，杜文秀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就应给予褒扬；而对于先投身起义，后变节降清，成为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代表人物的马如龙，就予以贬抑；至于同样是为清廷服务，而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协助林则徐禁烟的伍长华，则在书中得到了应有的正面评价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十分注意于从时展背景的不同特点出发，客观地和科学地处理历史人物评价的着眼点与侧重点。

 

——关于民族感情与史家职责。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还有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是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情感与事实的统一问题。对于一位出身于回族的史家来说，如何做到真正“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8]，而又能不被这种感情所限，影响人物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避免“情甚于理，适得其反”[9]的弊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回族人物志》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卓有成就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回族历史及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回族人物志》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褒扬，如赛典赤·赡思丁、也黑迭儿丁、萨都剌、李贽、郑和、杜文秀、左宝贵等回族优秀人才，书中都对其生平事迹条分缕析，在充分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给以适当的定位与评价。这些人物的传记，成为《回族人物志》中最能弘扬与体现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篇章。第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如阿合马、萨都剌、丁鹤年等人物，就一面在充分肯定其政绩与其他方面成就的同时，指出他们在为政做人、诗歌艺术等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并对这些不足与缺陷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客观分析，真正做到了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轻下断语。如对阿合马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财政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指出他利用职权仗势欺人，“在封建官吏中也是数得着的坏人”，同时还提出“他被谋杀，这跟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派系斗争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探索。”[10]这种评价既客观平实，不夸张、不苛求，还从学术角度向人们提出了更为深层的问题。这些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与具体做法，不仅对于回族历史人物的撰写与研究，就是而且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人物及整个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  《回族人物志》与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方面。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回族人物志》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虽然成绩颇丰，然而其中专门之作甚为寥寥，许多成果都是研究者在进行其他问题研究时的“副产品”。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方面，谷苞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疆历史人物》，谢启晃主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等，均为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回族人物志》则是第一部对单个民族历史人物所做的最为全面与严谨、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必定会推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回族人物志》的另一宝贵价值在于，它在史料搜集的方法与运用上，为民族史研究、民族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从《回族人物志》所征引的文献种类来看，除了相关历代正史以外，各个时代的文集、墓表碑传、方志、杂传记、游记、画集、谥文、宗教经典以及现代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等也都包含在内；在白先生的设想之中，当代人物传记还应包括对当代口述史料的重视。其材料涉及范围之广，在同类人物传记中实为罕见，仅元代部分的参考文献就达140余种。这种广泛搜集各方面可能见到的史料的方法，应当具有普遍意义。与此同时，《回族人物志》的史料价值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补充了必要的史料。如白先生在40年代进行的关于清代马雄以及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的搜集、整理，为研究回族人物补充了大量可信的碑刻、文献资料，这些成果被《回族人物志》中相关人物的传记所采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二是增添了不同方面的人物。通过对文集、宗教经典、方志、碑刻等所包含的相关史料的勾稽梳理，使得更多的回族历史人物，从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凸现出来，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与地位，进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回族社会发展脉络提供了思路。三是增强了人物传记的生动性。在文集与方志、杂传记等不为正史所重视的史料中，往往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回族人物志》对这些记载有选择地予以采用，使传主的事迹更为形象、生动。如元代卷以王礼《麟原后集》中的一条材料来说明赛典赤·赡思丁的政治声望，以朱德润《存复斋集》中的一首诗来形容高克恭的长髯等，都起到了这一作用。

再次，除上述关于回族史、回族人物研究的指导思想及体例设想之外，在史学思想的其他诸多方面，《回族人物志》本身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亦卓然可观。如在体例结构上，它大量采用了附录的形式来容纳与正文相关的史料。这种附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置于每册书末，以附卷形式出现，包括遗文、碑传、题跋、姓名录、参考书目、回回人著述目录、档案、译文等。据笔者粗略地统计，附录部分虽然在《回族人物志》中只有十卷，却占到了全书将近百分之六十的篇幅，这成为本书撰写的一大特色。《回族人物志》的另一种附录置于文末，如李贽传末所附的《答耿司寇书》、赛典赤·赡思丁传末所附的《元代云南行中书省屯田表》与《元代云南行中书省路府州县设置表》等，它们主要用以容纳与传主直接相关，但因篇幅过长，不宜在正文中出现的材料，以利于人们对正文做更多的了解。这种体例为希望进一步研究回族人物的学者提供了更为详尽、完整的史料，使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书中得到收获，从而推动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普及与提高。又如在历史人物传记撰写的具体要求方面，除体现上述评价人物的原则以外，《回族人物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文字表述上，其中的很多篇章如《马文升》、《杜文秀》等都体现了白先生“准确、生动”的撰写要求。当然，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事迹，具体情况颇多差异，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亦非易事，因此不同传记在文风上的特点与侧重点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读《回族人物志》，总的印象就是平实，没有过多的词藻，却决不枯燥，这是写文章尤其是学术文章的很高境界。在撰写人物传记的其他方面，如史料辨识的审慎性、表述的全面性、遣词造句的准确性等方面，白先生都有详尽的指导意见。这些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认识与创造，是为《回族人物志》取得上述成就的前提与保证，同时也是本书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最具有价值的部分。

当然，既然是首创之作，就难免存在不足，如本书元代卷中体例上有些长处，像参考书目、姓名录附于书末的做法，未在以后各卷中加以完全贯彻；有些人物传记出现文字上的讹误等等。这些都是它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回族人物志》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回族人物研究的创举，其成就是多方面的，笔者限于学识，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方面做了粗浅分析，不足之处，尚祈请方家教正。

 

 

 

[1]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吴怀祺：《记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3]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4]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题记》（元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5]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学家》，《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

[6]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已出版邱树森教授主编之第一部回族通史《中国回族史》。

[7]  在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白先生曾在录音讲话中对多卷本回族史的总体设想做过规划，当时他将典志部分分为12个方面来考虑，比本文所述多出工艺考，天文、历算考与医药、体育考3个方面。参见李松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收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①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8]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9]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一文所引白寿彝先生语，《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页。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岭南;民族经济史;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 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 Thinking about Streng Thening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hen 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nationalit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history.For decades,the area of the research on Lingnan nationality economic history develops gradually,but the research is still not many,which is tru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al cultural type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nd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aints. Some major issues lack the thorough system research.Strengthen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n minority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typ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ine 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 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3]林蔚文. 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7.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一 《回族人物志》与回族史研究

白先生是一位回族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致力于对回族历史资料的搜集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分别是回族通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方面的代表作，也是这方面的开拓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回民起义》、《回族简史》、《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等影响颇大的专著、论文。“”结束后，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占用了先生主要的精力与时间，但他仍然不能忘记自己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希望编撰一部“可看的中国回教史”的愿望[3]，《回族人物志》即是他为实现这一愿望所作出努力的成果之一，其中包含了他对回族史研究的许多深入思考与重要设想，概括言之，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在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同时，还“要在资料上多下功夫”。而在理论与政策方面，一方面要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一方面要注意学习“党中央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对于回族史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意义”[4]。《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等问题最早的论述，它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白先生在40年代虽然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待回族历史的严谨、客观的态度，使他在很多观点上与《回回民族问题》相一致[5]。在《回族人物志》撰写之初过程中重新强调这些基本原则，充分反映出他对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

第二，是关于新型回族史编撰体例的设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作为一个历史上长期得不到认可与重视的少数民族，加之史料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回族历史研究一直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的回族史著作在80年代还属开创之举[6]。正因为如此，白先生关注、思考这方面的工作。《回族人物志》每卷的《题记》，反映了他这种思考的发展轨迹。在1985年出版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中，他提出：可以按照他对大型《中国通史》的设想，从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来阐述回族历史的发展；对每一部分的具体撰写要求，他也根据《中国通史》的一些编撰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果说这一设想反映了白先生对回族史编写粗线条的筹划，那么，当1992年《回族人物志》清代卷出版时，这一筹划已在编撰中逐步实现并得到更为具体的发展。以典志部分为例，他提出应当根据回族历史的发展实际，从九个方面来论述[7]，即地域考、生计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这九个方面既包含了一般通史撰述体例中的生计、会社、教育、礼俗等内容，又充分考虑到回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点，如人口的流动、宗教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特殊的传承方式等因素，及其如何在史著中恰当、客观地体现出来的问题。这种设想不仅体现了白先生在制定体例上的卓识，还充分体现了他在把史学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客观历史研究相结合方面的创获成就。白先生在回族史编撰体上的这些设想，以及他善于根据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其史著形式的思维特点，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撰述无疑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第三，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史料和人才问题。作为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主编《回族人物志》的同时，反复致意十分关注的回族史研究具体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关于史料的搜集。由于回族形成、发展的复杂性，其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虽然数量并不少，但系统、完整的回族史料却十分匮乏。因此，大规模的史料搜集是开展回族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方面，从礼拜寺的碑刻、墓碑，有关的家谱、文契、帐簿，到历代史书、小说笔记的记载，近代以来回回团体、学校的材料，回族人的各种著作和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再到对各地回族人物、风俗的调查、访问，以及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都在白先生考察视野之内。《回族人物志》在这方面的做法与结论，既是回族史研究的基础，又是回族史料搜集工作的一个典范。二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人才培养。白先生提出，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渊博的专业人才，这种专业人才不仅要有回族史的修养，同时还需要有伊斯兰教史、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通史的理论与知识的素养；同时，他还需要具备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等等。通过《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才，亦是白先生的愿望之一。从各卷《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所抱的希望与所作的努力。

二 《回族人物志》与历史人物研究

在回族史研究中，关于回族人物的研究占有突出的位置，也显得格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回族人物族属的界定。由于回族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历代史书又多不记载人物的族别，因此对某些成说以及某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都需要下功夫去考察清楚。二是对回族人物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点是由回话族史料相对匮乏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要穷尽各方面的史料，再加以甄别、分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三是对回族人物的评价问题。人物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最敏感的一个研究领域；同时，由于民族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关于民族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今天亦有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回族人物志》在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时是客观的、科学的，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当是其理论成就的最重要部分。在认识与处理普遍原则与具体分析的关系，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白先生都显示出了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和具体处置上的卓识。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卷出版之际，就全面阐述了关于历史传记写作的基本理论。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一个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不理解这个人所处的是什么社会，就很难全面地了解这个人。反过来，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因此，人物传记的撰写有其必要性。其二，写人物传记与走英雄史观的路子截然不同，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传记，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写传记。白先生认为，这里说的历史观，应当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运用它进行评判历史人物时，既要肯定他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认识，实质上是指明了人物评价中所必须遵循的全面性、辩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基本原则。从白先生40年代出版他编写的《回教先正事略》到90年代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完稿，其间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前者未刊稿的延续和发展①，我想这里的“延续”指的当是史料的补充与丰富，而“发展”则指思想观念，主要是评价历史人物观念上的升华。对《回族人物志》的理论价值而言，这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它在当今民族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关于评价回族人物的基本原则。回族人物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个部分，其评价首先要以上述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普遍原则为指导。因而，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定位，都需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时代给予历史人物发展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回族本身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两个方面背景共同对人物产生影响，决定历史人物的面貌与特点。因此在评价时需要慎重对待，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等等。在这方面，《回族人物志》的做法是有典型性的，它强调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决不生搬硬套，绝对化、简单化。如明代卷强调族别辨识的复杂性与回族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对回族人物历史记述与评价所带来的影响，清代卷则注意到了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民族内部文化界人士的增多这两方面因素。再如云南回民起义因民族压迫而起，杜文秀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就应给予褒扬；而对于先投身起义，后变节降清，成为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代表人物的马如龙，就予以贬抑；至于同样是为清廷服务，而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协助林则徐禁烟的伍长华，则在书中得到了应有的正面评价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十分注意于从时展背景的不同特点出发，客观地和科学地处理历史人物评价的着眼点与侧重点。

——关于民族感情与史家职责。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还有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是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情感与事实的统一问题。对于一位出身于回族的史家来说，如何做到真正“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8]，而又能不被这种感情所限，影响人物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避免“情甚于理，适得其反”[9]的弊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回族人物志》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卓有成就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回族历史及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回族人物志》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褒扬，如赛典赤·赡思丁、也黑迭儿丁、萨都剌、李贽、郑和、杜文秀、左宝贵等回族优秀人才，书中都对其生平事迹条分缕析，在充分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给以适当的定位与评价。这些人物的传记，成为《回族人物志》中最能弘扬与体现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篇章。第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如阿合马、萨都剌、丁鹤年等人物，就一面在充分肯定其政绩与其他方面成就的同时，指出他们在为政做人、诗歌艺术等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并对这些不足与缺陷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客观分析，真正做到了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轻下断语。如对阿合马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财政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指出他利用职权仗势欺人，“在封建官吏中也是数得着的坏人”，同时还提出“他被谋杀，这跟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派系斗争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探索。”[10]这种评价既客观平实，不夸张、不苛求，还从学术角度向人们提出了更为深层的问题。这些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与具体做法，不仅对于回族历史人物的撰写与研究，就是而且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人物及整个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 《回族人物志》与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方面。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回族人物志》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虽然成绩颇丰，然而其中专门之作甚为寥寥，许多成果都是研究者在进行其他问题研究时的“副产品”。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方面，谷苞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疆历史人物》，谢启晃主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等，均为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回族人物志》则是第一部对单个民族历史人物所做的最为全面与严谨、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必定会推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回族人物志》的另一宝贵价值在于，它在史料搜集的方法与运用上，为民族史研究、民族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从《回族人物志》所征引的文献种类来看，除了相关历代正史以外，各个时代的文集、墓表碑传、方志、杂传记、游记、画集、谥文、宗教经典以及现代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等也都包含在内；在白先生的设想之中，当代人物传记还应包括对当代口述史料的重视。其材料涉及范围之广，在同类人物传记中实为罕见，仅元代部分的参考文献就达140余种。这种广泛搜集各方面可能见到的史料的方法，应当具有普遍意义。与此同时，《回族人物志》的史料价值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补充了必要的史料。如白先生在40年代进行的关于清代马雄以及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的搜集、整理，为研究回族人物补充了大量可信的碑刻、文献资料，这些成果被《回族人物志》中相关人物的传记所采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二是增添了不同方面的人物。通过对文集、宗教经典、方志、碑刻等所包含的相关史料的勾稽梳理，使得更多的回族历史人物，从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凸现出来，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与地位，进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回族社会发展脉络提供了思路。三是增强了人物传记的生动性。在文集与方志、杂传记等不为正史所重视的史料中，往往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回族人物志》对这些记载有选择地予以采用，使传主的事迹更为形象、生动。如元代卷以王礼《麟原后集》中的一条材料来说明赛典赤·赡思丁的政治声望，以润《存复斋集》中的一首诗来形容高克恭的长髯等，都起到了这一作用。

再次，除上述关于回族史、回族人物研究的指导思想及体例设想之外，在史学思想的其他诸多方面，《回族人物志》本身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亦卓然可观。如在体例结构上，它大量采用了附录的形式来容纳与正文相关的史料。这种附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置于每册书末，以附卷形式出现，包括遗文、碑传、题跋、姓名录、参考书目、回回人著述目录、档案、译文等。据笔者粗略地统计，附录部分虽然在《回族人物志》中只有十卷，却占到了全书将近百分之六十的篇幅，这成为本书撰写的一大特色。《回族人物志》的另一种附录置于文末，如李贽传末所附的《答耿司寇书》、赛典赤·赡思丁传末所附的《元代云南行中书省屯田表》与《元代云南行中书省路府州县设置表》等，它们主要用以容纳与传主直接相关，但因篇幅过长，不宜在正文中出现的材料，以利于人们对正更多的了解。这种体例为希望进一步研究回族人物的学者提供了更为详尽、完整的史料，使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书中得到收获，从而推动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普及与提高。又如在历史人物传记撰写的具体要求方面，除体现上述评价人物的原则以外，《回族人物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文字表述上，其中的很多篇章如《马文升》、《杜文秀》等都体现了白先生“准确、生动”的撰写要求。当然，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事迹，具体情况颇多差异，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亦非易事，因此不同传记在文风上的特点与侧重点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读《回族人物志》，总的印象就是平实，没有过多的词藻，却决不枯燥，这是写文章尤其是学术文章的很高境界。在撰写人物传记的其他方面，如史料辨识的审慎性、表述的全面性、遣词造句的准确性等方面，白先生都有详尽的指导意见。这些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认识与创造，是为《回族人物志》取得上述成就的前提与保证，同时也是本书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最具有价值的部分。

当然，既然是首创之作，就难免存在不足，如本书元代卷中体例上有些长处，像参考书目、姓名录附于书末的做法，未在以后各卷中加以完全贯彻；有些人物传记出现文字上的讹误等等。这些都是它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回族人物志》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回族人物研究的创举，其成就是多方面的，笔者限于学识，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方面做了粗浅分析，不足之处，尚祈请方家教正。

[1]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吴怀祺：《记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3]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4]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题记》（元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5]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学家》，《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

[6]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已出版邱树森教授主编之第一部回族通史《中国回族史》。

[7] 在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白先生曾在录音讲话中对多卷本回族史的总体设想做过规划，当时他将典志部分分为12个方面来考虑，比本文所述多出工艺考，天文、历算考与医药、体育考3个方面。参见李松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收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①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8]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文化空间；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75-04

收稿日期：2013-09-23

作者简介：沙彦奋（1980-），男，回族，宁夏固原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A Discussion on the“Hexi-Shanbei Hui Ethnic Corridor”

SHA Yan-fen

Abstract： Ethnic Corridor is an important Ethnology theory，And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inorities Stud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rridor，“Hexi-Shanbei Hui Ethnic Corridor”is presented，and it will shift the perspective from concerning multi-ethnics to a single national stud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erspective from Hui’s diversity of environmental distribution，the long history of mobility and peculiarity，cultural diversity，the author holds the idea that it has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whole view of Hui’s“single unit with pluralism” in north-west China and“pluralistic integration”of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Hexi-Shanbei Hui Ethnic Corridor；Cultural Space；Cultural Integration

“民族走廊”已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并已形成大量研究成果，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带来了较大影响。自清代以来，陕甘宁青回族不断迁入新疆，且持续性地往来于陕甘宁青与新疆之间，将西北这五省区的回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回族主要分布“板块”，但又因为不同省区回族地域性特征突出，其文化呈多元化势态。同时，这些省区又是多民族相邻、共处的多元文化区，回族的“流动”性将推动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因此，基于民族走廊理论研究背景，从回族分布环境的多样性、回族“流动”历史的悠久性、回族“流动”的特殊性、回族文化的多样性等实际出发，提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Hexi—Shanbei Hui Ethnic Corridor）说，这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理解西北回族“一体多元”和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空间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概念的提出

“民族走廊”之概念，由费孝通于1978 年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绍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首次对“民族走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1]；石硕又给予“民族走廊”客观、重要的肯定，认为“无论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概念，还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民族区域，均已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研究，并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2]。随之，在我国相关领域研究形成三大民族走廊之宏观“学术概念”，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同时，一些微观“民族走廊”也相继脱胎于民族学研究，如“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银平穆斯林走廊”①等等。

受民族走廊学术概念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且形式不拘一格、花样繁多，研究视角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各有特色，进而致使学术界对其的认知和界定，也是“说法”不一。如“民族走廊理论”说[3]；“民族走廊特定概念”说[4]；“民族走廊学说”说[5]；“民族走廊研究领域”说[6]等等。通过对这些不同认知和界定的梳理，我们以为目前关于民族走廊研究虽表现形式各异，但也有一致的“聚焦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区域研究，如藏彝走廊“众多研究者立足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力图以区域文化和族群互动的眼光来解析这一特定区域。”[7]第二，民族历史与文化，如“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该走廊历史悠久。”[8]第三，地理环境，如“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在古代冲积平原边缘，属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保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9]当民族走廊研究走进我国多数民族地区而成为这些地区研究的一到亮丽“风景”时，我们也听到不同的“学术声音”，即对民族走廊研究的不同意见，认为“民族走廊概念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与必要。一方面，过于强调‘走廊式’的地理特征固然有助于划清民族走廊与一般区域研究之间的界线，但有落入自然地理形式决定论的危险。另一方面，民族走廊概念也不能弱化甚至忽略‘走廊式’的地理特征。民族走廊研究就一定程度而言是一种区域研究，但也有其独特性，即它是某一或某些族群或民族长期在走廊式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迁徙、活动所形成的民族地区。”[10]目前，关于民族走廊这一研究已形成多样的研究成果，并建构了不同的理论框架（认知和界定），又带来不同的“学术声音”，足以体现相关研究的活跃及其给学界带来的“学术效应”，这符合学术发展的要求，避免盲目维护“一家之言”而造成学术霸权，也消除了“权威”强加于学术思想“紧箍咒”之隐患。

基于这些思考，本文以地理范围为研究场域，以民族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内容，走出“民族走廊”传统理论研究范式的束缚，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范式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选取一个典型的民族为个案，并以此为研究“主线”，在其“牵引”下也囊括与该民族交往、互动的其他民族及其方方面面。所以，尝试性地提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概念，与学界交流，以期聆听更多意见和建议。

二、“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概念界定与认知

每一种新概念的提出，必须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历史和现实条件，以及研究基础。“河西—山北回族走廊”的学理依据依然是民族走廊概念；历史与现实条件是回族在这条走廊上的历史迁徙与现实分布；研究基础从本人来讲，将研究视角转向这条地理路线上的回族群体，并形成了一些基础知识。从理论来讲，依靠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信赖前辈的积累，依靠本土经验知识，‘民族走廊’的特性与价值”[11]。

（一）“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概念界定

根据回族的历史移民路线和现实分布概况，我们认为，将陕甘宁青至新疆伊犁这个“空间”，可界定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Hexi—Shanbei Hui Ethnic Corridor）。“河西”一词，取于“河西走廊”，“山北”为“天山以北”之简称。其为西北走廊的一部分。天山山脉把新疆分成两部分，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北疆由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泰、塔城、昌吉、伊犁等地区组成。因此，“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指起始于陕甘宁青，入河西走廊，途经哈密、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再沿天山以北，过昌吉、呼图壁、石河子、沙湾、奎屯、乌苏、精河、博乐，西至伊犁的地理范围，这里为回族迁徙频繁以及人口分布较多，并形成回族内部“一体多元”以及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多元“文化空间”。

（二）“河西—山北回族走廊”的认知

通过上述概念界定，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知“河西—山北回族走廊”。

第一，回族分布环境的多样性。“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大致包括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区和新疆的东部，以及北疆（天山以北）。这些地区含以下几种地理形态：黄土高原（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部分地区）、青藏高原（甘肃、青海部分地区）、隔壁沙漠（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平原（北疆部分地区）、河谷地带（新疆伊犁）。在这几种地理形态上分着两大文化，即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从历史上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两大文明相互融合、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更主要的是，在这几大地理形态上，都分布着人口相对较多的回族，而且在此其间，回族内部之间、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最为频繁。这是提出回族走廊的原因之一。

第二，回族“流动”历史的悠久性。“河西—山北回族走廊”自汉代以来，成为中原与西域乃至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经营”西域的一个“权力”通道，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不管从历史还是现今来看，该走廊是民族“流动”通道，也是一个文化“输送”的通道。从回族形成的历史去审视，清代以前，这条走廊是塞种、月氏、乌孙、丁零、鲜卑、氐、羌、匈奴、康居、突厥、回纥、吐蕃、契丹、蒙古、汉等群体流动、迁徙的地方，也是回族先民往来的通道；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来看，清代后期至今，相对来说，由于回民起义等历史原因，这条走廊流动较为频繁、迁徙人口相对较多者，当属回族。这是提出回族走廊的原因之二。

第三，回族“流动”的特殊性。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当属和平时代的政府行为移民工程，以及战争时期的民间移民。“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回族的流动比较特殊，大多数既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但与后者有不可割舍的联系。其多数是在历史上，尤其是自回民起义后，多数逃命躲难而被迫迁移，有些被迫迁徙至国外，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地区的东干人（回族）；即便是后来的移民，都是由于回民起义后陕甘宁青回族居住格局完全被改变后，如清末的回族安置政策，左宗棠的安抚政策为“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12]多居住于自然环境的较为恶劣的地区，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有部分回族移民新疆等地。由于各种原因，一个家族的回族，分布在“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大省区的现象也是比较多见的。因此，由于历史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回族“血缘”遍布该走廊内的各个地区，使得这一走廊内回族内部“流动”最为频繁，且回族社会内部流动的同时，并没有与其他民族之间相“隔离”。相反，回族的流动也逐渐加强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联系，进而成为该民族走廊内多民族互动、文化融合的“助力器”。这是提出回族走廊的原因之三。

第四，回族文化的多样性。相对而言，“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包含了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多民族文化，而回族文化在内的伊斯兰文化成为这一走廊特征最明显的文化，首先具有多元的民族性特征，其次从回族内部看来，也具有地域上的多样性。不同地区回族在与其所在当地其他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比较深，表现出与其他地区回族文化的不同性，如新疆一带的回族文化表现出哈萨克、维吾尔等伊斯兰民族的文化特点。回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多民族“空间”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互动、融合的诠释个案。从民族间来看，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较频繁，这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互动；从回族内部来看，在当地民族互动过程中，受其文化的影响，地域性的不同性丰富了回族文化。走廊内不同地区间回族内部文化交流，以及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使得回族文化“一体多元”的特征鲜明，更主要的是文化交流不断丰富了“多元”。这是提出回族走廊的原因之四。

通过对“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概念的认知，我们发现虽以回族为关注对象，但是该研究领域既关注到回族的整体性和结构性，也牵扯到多民族的整体性与互动性；既在研究回族的同时没有割裂多民族文化背景，也在研究回族文化空间的同时没有割裂多民族文化空间。因此，这一研究无论对于回族而言，还是对多民族而言，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河西—山北回族走廊”研究意义

因为民族之间和内部的互动，致使“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成为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基于这方面的互动，选取回族作为研究视角，在研究内容上不仅以单一回族及其文化为主，而其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互动，也是该走廊考量的一个内容。因此，这也是通过回族去审视该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切入点。按照费孝通的观点，民族走廊的提出，并非将中国区域化分割，而是在中国整体化的基础上针对民族分布及其历史文化的不同性而分为不同的民族走廊，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整体性、全局性是民族走廊提出的前提和基础。“河西—山北回族走廊”作为一种研究回族的新视角，其首先是以两个“整体”为背景，其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其二是特点各异、联系紧密的西北回族。该回族走廊将从区域上整合了西北回族，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西北回族历史与文化，而且通过它可以理解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是从区域民族分布及其历史与文化来看，如目前“三大民族走廊”那样，不同民族历史文化建构了我国多样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除了基于不同民族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同性的区域——“空间”，因为“空间只有依据构成他的对象和过程才能被理解，这就意味着空间研究必须根植于社会理论之中”[1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河西—山北回族走廊”作为一种区域——空间研究新视角研究，具有内容的全局性、整体性、丰富性。直观上以回族为对象，其实质是以回族为“引子”，关注的内容难免牵扯到“走廊”内各个民族，主要的是以回族为主线，以其他民族为内容构成的区域——空间之网。

（一）从“纵”和“横”两方面对西北回族进行了区域整合，有助于理解回族文化的“一体多元”

从回族来看，“走廊”新视角的研究意义也是很明显的，它从区域上整合了西北回族的“纵”（历史）和“横”（文化）。其实“纵”和“横”内化于回族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当前民族学关于回族研究，大都体现于“纵”、“横”各家“单打独斗”，联合、协助、整合的意识不强。当下民族学研究的趋势，尤其是对民族的研究，若研究“历史”不关注“文化”是全面的；反之亦然。正如王铭铭所言“时下的新民族研究要么接受西式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要么接受全球化理论，要么沉浸于‘族群’的讨论之中，而我在承认这些变化的意义同时试图指出，真正有意义的新民族研究，务必处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整体关联性。把他们当成国家的‘边陲’也好，当成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也好，当成仪式的、法律的、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也好，都是在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的他者。”[14]回族走廊将西北回族三大“板块”连接起来，构成西北回族的整体。这三大“板块”分别是宁夏及甘肃的张家川、平凉地区；甘青一带河湟地区；新疆的东部和北疆。这三块也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板块与汉文化联系紧密；第二板块与蒙藏文化联系紧密；第三板块与突厥民族，如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文化联系紧密。这三大板块历史上具有渊源关系，文化的相异中体现出更多的是相同性和相似性，这体现了回族文化的“一体多元”特点。

（二）流动的回族联结了不同民族文化，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从当下看来，“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流动”的不只是回族一个民族，但是从历史②看来，回族的“流动”频率高、数量多、规模大[15]，除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原因（如清代回民起义）外，主要因回族自身的商业传统因素所致。从地域上看，“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回族“流动”跨地域最大者，当属陕甘宁青四省区与新疆之间。而在这相对较大的地域跨度中间，分布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以信仰为准，有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和民间信仰文化等；以生计方式为准，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等；以民族为准，有汉族文化、维吾尔文化、哈萨克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等。“在任何民族的框架内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可理解的历史研究领域”[16]，且“共同体内部在某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均质性’而共同体外部则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17]。而回族内部的“均质性”商业活动必须通过与其他“异质性”民族之间的往来，才能实现生存与发展，即回族商业对其他民族的依附性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的回族正是通过商业流动在各个民族之间，并通过经济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进而将不同民族文化“连结”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意义之网”——“多元一体”。因此，我们通过回族的“流动”性及其商业的“流动”足以找到一个不仅可以理解该回族走廊内的历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够找到一个诠释该走廊现实研究的新视角。从内嵌于文化的民族经济发展看来，不同共同体之间，在社会交往——经济交往中，“异质性”的互补性和依赖性，成为他们相互交流、融合的“粘合剂”，也为我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因为其是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动态”中逐渐形成。经济上的交往是最典型的考量个案，回族流动的商业更是如此。

任何民族经济活动内嵌于民族文化当中，回族所从事的商业的流动性以及对其他民族的依附性特色，推动了回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频率，也带动了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如早期的哈萨克族商业意识淡薄，在哈萨克草原上一只碗换一张牛羊皮的现象曾存在过，在回族商经济的带动下，一些游牧民族也开始从事商业经济活动。因此，回族的商业活动成为该民族走廊内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粘合剂”，从经济学角度看，回族商业活动在不同民族之间流动，又促使其他民族的经济活动的流动，具体说，也就是经济财富在各民族之间的流动。经济财富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也使得各民族在经济交往中形成各种经济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族与其他民族间对立、合作、调适及同化的经济关系，交织出它们间错综复杂的经济格局和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现象。”[18这种多样的民族经济现象，又形塑了形态各异、联系紧密的多样文化，并将之“联结”在一起，成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以及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整体诠释个案。

四、结语

“民族走廊”理论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民族学理论，并已形成大量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影响深远。民族走廊以地理环境为划界的研究范围，但是地理环境不是民族走廊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而是以多民族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内容，重点强调民族的迁徙和流动性。“河西—山北回族走廊”以我国相关学科的“民族走廊”为参考，以回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和现实分布的区域——空间为基础，在研究回族历史与文化的同时，并不舍弃走廊内的其他民族。因此，“河西—山北回族走廊”与“民族走廊”既有联系，又有其别。 联系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前者属于后者的一部分；第二，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即将“民族走廊”理论转换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新视角；第三，两者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相互穿插，也有较强的互动性。区别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前者是一种研究视角，后者是一种研究理论；第二，前者聚焦于单一民族，但兼顾其他民族，而后者则关注多民族。

注释：

①“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在甘肃省至青海省境内，是指从甘肃省的兰州往南行，经广河县、康乐县、和政县到临夏市，转向西经临夏县翻越大力架山，再到青海省的循化、化隆、平安，到西宁市最后到大通县。“银平穆斯林走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至甘肃省境内，是指从宁夏平罗县往南，经贺兰县、银川市、永宁县、灵武市、吴忠市、青铜峡市、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固原市、泾源县，进入甘肃省的平凉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此地的“银”指宁夏的银川，“平”则指甘肃的平凉（见马平《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研究》，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②这里的“历史”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形成过程，主要是现代意义上的回族形成之前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为回族先民在该走廊流动也较为频繁且较多；二是现代意义上回族形成之后，主要是明末清初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回族在该民族走廊的“流动”更加频繁，数量也与日俱增。这样的历史分期原因，主要是由于笔者所论述的“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历史跨度重点以明清以来为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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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A]//左宗棠全集·奏稿[C].长沙：岳麓书社，2009：261.

[13]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2.

[14]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8.

[15]沙彦奋.从回族的历史形成看新疆伊犁回族的源流问题[J].青海民族研究，2011，（2）.

[16][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1篇

一、“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评价

作为一个倡导“社会历史”研究与“全球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注重深入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了他的“民族问题”史学，或“民族主义”史学。但是，学术界对他的 “民族主义”史学存在某种忽视或轻视。布莱克·埃尔科特（Blake Alcott）特别推崇他的“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他强调指出，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霍布斯鲍姆的个人历史、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成就，几乎忽视了霍布斯鲍姆倾注了大量兴趣的另一个主题——民族主义，在世界民族与人权问题丛生的时期，更应该认可和称道霍布斯鲍姆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即他认为民族国家是存在问题的。霍布斯鲍姆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终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锡安运动），强调他的超民族主义——世界大同主义。或许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智慧，他试图把人类从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超，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同主义和人道主义境界。[1]凯瑟琳·玛丽黛（Catherine Merridale）也欣赏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他赞叹道，霍布斯鲍姆关于民族主义或“长19世纪”的辛辣评述使他的著作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他直接接触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评论，给他的历史著作添加了一种独特的风味。[2]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概念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单一标准和综合标准都是存在问题的，民族概念只有历史标准，因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后设的，存在重大争议，易引起混乱，因此不能轻易地、简单地、草率地给出定义，只能以已经存在的历史民族为讨论基础。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是现代性的产物，民族是人们以现实利益为考量进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认同采取“发明传统”的形式，破坏了历史的客观性，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属于民族主义神话，需要历史学家去严肃清理。陈献光把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归纳为六个基本特点：第一，将其“民族”概念跟民族主义、国家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更高层次上他又将民族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或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第二，侧重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民族， 但对于“民族”概念的内涵， 则重点彰显其政治含义。将“民族”理解为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 由于实体存在的不确定性或缺乏性，因此，在研究上侧重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民族”的研究。由此， 民族概念的建构更大程度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 是与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政治性因素紧密结合的。第三，在方法论上， 采用一种回溯式的逻辑或者说“后设”原则。民族本身是“想象”的共同体 ， 真实的“民族”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于是， “民族”的分析只能采用回溯式的逻辑， 从既定的已有物出发。第四，“民族”概念探讨并非纯粹的思辨性理论分析， 它具有充分的历史材料， 是史料与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范式。第五，采用动态的研究模式， 对“民族”概念进行历时性的考察。第六，对民族采取双元性的研究范式， 特别是从平民大众的角度去观察。民族本身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 但霍氏认为“民族”的概念必须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3]

霍布斯鲍姆强调对民族主义神话史学传统的批判，反对为民族国家构筑历史神话。梁民愫指出，霍布斯鲍姆认为过分渲染历史认识主体的价值判断或价值导向会导致严重后果，这在旧式民族主义史学传统或虚构民族主义神话传统的史学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民族主义是装扮成历史，以神话形式出现，扎根于历史过去中的认同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民族主义者只是出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而虚构了他声称的合法性历史，目的是为其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服务。霍布斯鲍姆强调史学家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地位，呼唤史学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回归，真正张扬史学社会政治功能。[4]

也有学者对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持质疑态度。任剑涛认为，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考察，不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承诺，而是以一种拒斥性的立场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当然具有现实理据。但如果将这样的批判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联系起来，那就不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而是对自己政治信仰的现实贯穿而已：民族国家不过是妨碍实现他信仰的社会目标的障碍，因此便不具有认真对待的理由了。至于那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性思维，就似乎可以克制两次世界大战的想法，就更是有些幼稚好笑了。[5]

二、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在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理论被建构出来，民族主义的思潮也接连不断，其中的流派争奇斗妍。一大批民族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著作得以出版。著名的诸如埃里·凯杜里 （E. Kedourie）的《民族主义》（ 1960 ）、布罗伊尔（ 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义与国家》（1982）、阿姆斯特朗（J.Armstrong）的《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1982）、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198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 （ 1983）、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民族主义诸理论》（1983）、罗奇（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1985）、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 1989） 等。在众多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中，霍布斯鲍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家比较有什么不同？

通过对安德森与霍布斯鲍姆、凯杜里、盖尔纳等人的民族主义起源理论比较，胡文木认为，霍布斯鲍姆、凯杜里、盖尔纳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安德森则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胡文木指出，民族主义观点虽然派系繁多， 但是大部分人秉持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观点， 即认为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欧洲。安德森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认为， 民族主义在近代世界历史中经历了四次散布， 第一波是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想象的民族主义 （ 18世纪）， 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 （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19世纪中前期）， 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 19世纪后期“俄罗斯化”）， 第四波是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20世纪中前期， 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 。可见， 欧裔海外移民所创造的 “美洲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开始。[6]

民族标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或者说历史族群性与现代建构性是民族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分野。马衍阳认为，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 ”（evolutionary determinism ）的反动。“演化决定论 ”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安德森等人都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安德森否定了民族构建中的血缘因素，认为民族是在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反复营造的想象。这不仅否定了“演化决定论 ”的论题，而且也解释了民族的现代性格，但是却忽略了民族这种现代性格的基础。与其他现代论者一样，由于过分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格，无形之中已经排斥了民族构建中的族群因素。盖尔纳强调“政治单元与文化边界的重合 ”，霍布斯鲍姆强调“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 ”，而安德森强调民族是“有限的、拥有的共同体 ”，三者的表述都指向了一点，即民族是有界限的。但是，他们虽然都预设了这样的界限，却没有说明这种界限从何而来、如何形成。[7]

通过对西方影响较大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于春洋、吴磊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与厄内斯特·盖尔纳、安东尼·吉登斯、埃里·凯杜里等人一起列入“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肇兴于1960 年代，由于对于民族的论述较为中肯，主要从经验的和理性的分析出发来架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一种优势使得该理论自产生之日就长期占据着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地位，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忽视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疏忽”遭到了来自“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的强烈批判。该理论的产生要稍晚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该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安东尼·D.史密斯，此外，还有约翰·哈金森、约翰·阿姆斯特朗等人。“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根植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族群，它不是现代的产物，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因此而持久存在。[8]

通过对霍布斯鲍姆等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比较，王希恩认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扩张和教育、交通通讯的发达为民族认同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的建立相伴而生；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也将随着新的历史条件的到来而走完自己的历程。这些表述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有相同和相近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认为，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明确讲过，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有着必然联系。“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相近或相同并不奇怪，因为这一流派的许多理论家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像盖尔纳、安德森、奈林和霍布斯鲍姆等领衔人物都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甚至霍布斯鲍姆始终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9]

历史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霍布斯鲍姆与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二人对此的认识角度有所不同，并成为二人民族主义理论产生差异的根源。唐书明、刘锋认为，强调对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进行反思，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强调民族的历史通过建构民族认同，而赋予了民族主义巨大的力量，则是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霍布斯鲍姆尽管也承认民族的历史对于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但霍布斯鲍姆则着重强调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弊端。霍布斯鲍姆也承认在当今时代依靠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具有普遍性，例如传播民族历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当今时代，对历史进行神化与虚构，以及任意地抹杀与歪曲历史，也仍然具有普遍性，在《论历史》一书中，霍布斯鲍姆也列举了大量事实对此进行说明，其中也包括了日本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这一事件。霍布斯鲍姆着重强调，在当今，我们的历史遭到不愿承认真实过去的人的篡改，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这些人只愿承认符合他们自己的过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神话与虚构历史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倡导历史学家应该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激情中退出。一方面，应该捍卫历史学解释人类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基本能力，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遵循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基本原则。而只有当历史学家以求真求实的态度从事的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才能对神话与虚构的历史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应该捍卫历史学解释人类如何向更为美好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能力。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应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这才是人们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10]

霍布斯鲍姆反对语言民族主义，不同意把语言作为认定民族的标准，但认为语言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建构很有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能塑造民族国家，也能撕裂民族国家。王冀平指出，霍布斯鲍姆相信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把它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民族语言的未来发展，应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把小语种、小语言不断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被融合看作符合民族间交流之常态。语言民族主义同政治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现实色彩。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表明，不论西欧国家还是日本，在建立现代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过程中，大都遇到过语言问题。语言是民族主义者寻求文化独立、民族认同的有力武器。[11]

三、关于民族主义现代性研究

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国家是息息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即是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的融合形式。霍布斯鲍姆指出，现代性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现代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才开始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新概念。[12]民族，不仅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今天，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同意，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若不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13]

由于重点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于春洋、吴磊认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理论可归属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主张民族是基于一定疆域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与现代国家相结合，组成民族—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只具有现代意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政治行为主体。在民族共同体中，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都从属于公民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忠诚。[8]王希恩认为，霍布斯鲍姆等人强调民族的现代性与政治性，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9]

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创造了民族与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激发和着力推动的全球化又在消解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颜英指出，霍布斯鲍姆置民族主义研究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之下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现代性悖论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观最重要的理论特点。霍布斯鲍姆的现代性悖论是现代性结构要素的冲突。就民族主义而言，制约其发展的力量主要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两个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其中，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建构力量，基于自身的建立、维护、巩固和壮大的需要，得以推动民族主义强劲发展；而全球化则是主要的抑制和消解力量，使得民族主义得以缓和、冷却和逐渐消散。因此，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14]

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立足的所谓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传统往往也是构建的，而非历史久远的。即以现代性构建“传统”，以“传统”表达现代性。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认为，在国家主义复兴和对身份认同有新的焦虑的时代，由于政治的、宗派的和种族的原因，有一种新的传统被创造出来。霍布斯鲍姆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关于国家传统发明的著作。[15]霍布斯鲍姆与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合作编辑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1983）。《传统的发明》通过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国、法国、德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的变化，揭示了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传统并非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我们一直处于传统的发明之中，而且这种发明还在加速。保罗·莱悌（Paul Laity）认为，《传统的发明》精当地揭示了传统（如民族节日、典礼仪式、典籍、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大众文化等）并不是天生的和古老的，实际上是新近的，而且是有意发明的。[16]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国家历史可能是现在最为有害的有关历史部分，因为世界不可能以民族国家这一表述得以理解。但是，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历史，也包括传统，都在被大量创造。在过去30年里，涌现了大批历史遗迹和历史博物馆。新国家建立的基础都需要去创造历史来表明自己如何重要，其方式就是给自己发明一个过去。[15]

四、关于民族主义前景研究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正在走向衰弱，但远未消亡。虽然全球化力量不断壮大，未来是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舞台，但民族主义的幽灵难以挥之而去。不过，帝国主义必然消亡。阿兰·鲁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指出，霍布斯鲍姆确信：帝国和外国干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取代它们的是什么还不清晰。霍布斯鲍姆看到了英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帝国的消亡，也目睹试图建立帝国的德国和苏联的兴衰，他预言，试图实施帝国统治的美国也会消亡。霍布斯鲍姆主张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的力量不可抗拒，国民经济在不断弱化，民族国家的力量也不断受到侵蚀，但并不看好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产生了一个巨大而难以理解的世界。你要对付的单位越大，你就越需要能够接近地方社区的东西来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霍布斯鲍姆不相信“自由市场国家”会有很好的未来，即使布什和撒切尔也未能真正缩减国家的规模。[17]霍布斯鲍姆承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确实削弱了超级大国设计的民族国家秩序。保罗·莱蒂（Paul Laity）指出，冷战给世界政治和民族国家施加了一些秩序，这些秩序现今已被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所削弱。[16]

人类未来向何处去？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向何处去？王建平认同霍布斯鲍姆的观察：20 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政治和族裔政治现象在功能上不同于20 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族， 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可以谨慎地相信， 21 世纪将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世纪，而是一个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发展的世纪，一个可称之为人类主义价值观萌芽和生成的世纪。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主要大国在反恐、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化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共识，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排外性族裔民族主义会控制主流思想的可能性，看不到冷战后初期民族国家增生现象复活，以及发生在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左右国际政治格局与进程的可能性。相反， 我们看到了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功能的复杂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显示和实践了超民族认同和地区性、世界性统合的可能性。[18]当然，霍布斯鲍姆坦承，人类历史不是必然进步的，也存在历史倒退，他对人类未来并不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而是持应该积极谨慎应对的悲观态度。保罗·莱蒂（Paul Laity）指出，随着产业无产阶级在人们头脑中的消失，霍布斯鲍姆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变动的历史时刻：旧的规则和惯例已经停止运作，而迄今为止我们还靠这些规则与惯例把家庭、团体和社会凝聚在一起。[16]马丁·马尔科特（Martin Woollacott）指出，霍布斯鲍姆的《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在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方面对人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19]保罗·莱蒂（Paul Laity）指出，霍布斯鲍姆以一种冷静的、超然的姿态评价当代世界的困境。他认为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传统已经受挫于大众对世事的漠不关心和歇斯底里。他的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带着必不可少的悲观主义情绪更好地面对21世纪更加暗淡的前景。[16]

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严重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现实基础，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正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路途中，但民族国家还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支柱，超国家主义还没有很好地运作起来。马丁·马尔科特（Martin Woollacott）指出，霍布斯鲍姆看到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消长关系。通常人们认为民族国家控制会越来越强大，而实际上控制却是越来越削弱。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但政治运作仍然局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将继续成为人们赖以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主要框架，但无疑将受到削弱。[19]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指出，霍布斯鲍姆虽然认识到民族国家的衰退，已经剥夺了社会和工人运动的天然舞台，但感叹，迄今为止超国家主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运作。[20]

参考文献：

[1] Blake Alcott.The humanity of Eric Hobsbawm[J].The Guardian，2 October 2012.

[2] Catherine Merridale.We can learn from this dazzling professional[J].The Guardian，1 October 2012.

[3] 陈献光.解读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概念——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为文本[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4] 梁民愫.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立场分析[J].史学理论研究，2004，（2）.

[5] 任剑涛.不为激情所扭曲：政治信仰与凡人历史——纪念英国现当代历史学家、世界知名共产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N].东方早报，20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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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衍阳.《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 ”与“民族主义 ”评析[J].世界民族，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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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J].民族研究，2004，（2）.

[10] 唐书明，刘锋.不同视野中的历史与民族主义关系——霍布斯鲍姆与安东尼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的差异[J].贵州社会科学，2008，（1）.

[11] 王冀平.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J].世界民族，200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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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ric Hobsbawm： a life in quotes[J].The Guardian，1 October 2012.

[14] 颜英.现代性悖论与全球史观——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价值[J].理论与现代化，2012，（5）.

[15] Tristram Hunt.Man of the extreme century[J].The Observer，22 September 2002.

[16] Paul Laity.The great persuader[J]. The Guardian，1 September 2007.

[17] Alan Rusbridger.A counsel of despair[J]. The Guardian，27 May 2007.

[18] 刘建平.安东尼· 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J].学海，2004，（1）.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新清史；清朝；满族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37-02

一、新清史的产生和主要研究内容

新清史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早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但是以美国新清史发展为主流。上世纪70年代曾独霸美国历史学坛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研究中心从政治、外交、儒学转移到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的地方史。由西方中心论（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东方的问题）到中国中心论（中国历史研究实际出发以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解读中国历史）。90年代新兴社会史学又被新兴文化史所取代，而新兴的文化史的学者多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视在传统史学中边缘化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正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动了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学术讨论。近年，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

新清史起源于美国，其受到了社会史学派和新兴文化学派思想的影响。所以“美国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有柯娇燕、罗友枝、劳拉.霍斯泰勒特、欧立德等人。关于美国新清史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反思

这些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几乎都强调少数民族的自身的认同和统治特点。美国欧立德《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一文也涉及此言论。

（二）“去汉族中心论”

新清史的学者批驳以往清史研究中的满洲全盘汉化理论，认为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强调和八旗制度，在清朝中后期，满洲人保留了他们民族认同，清帝国之所以成功的控制和开拓广大疆域，并非因为满洲人的汉化，而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性，并成功地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主要有柯娇燕的著作《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和其论文《满洲氏族的来源和演变》、《佟家在两个世界》、《清史问题》、《清朝开国神话浅论》、《明清史论丛》、《满洲源流考与满洲文化的程式化》、《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美国周卫安《新清史》一文也指出清代疆域管理与族群多远性契合等等。

新清史的学者强调满文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对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性。研究资料采集上，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藏语等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讲述历史这种以非汉人或边疆文化视角看清史。

（三）重新审视清朝的“帝国性”

新清史的学者们重新审视了清帝国的扩张这也使新清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新清史学者，尤其是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在某些著作中重点讨论了清帝国的扩张问题。他们主要讨论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军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台湾的战争性质，他们不关心历史事实本身，而且还关心在这些征服战争结束之后，清代学者、民国的学者，以及共和国的学者是如何书写和构建这些战争史，考察政治目的和民族关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作有盖博坚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欧立德的《乾隆皇帝》等。

（四）重新审视清朝的“世界性”

新清史从研究空间上看，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而是主张将清朝纳入到世界历史和版图中重新定位“中国”，在一个亚洲内陆研究空间内。新清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清帝国并非一个孤立的帝国，而是作为在16世纪之后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应该将清帝国同这些同时期的帝国联系起来。这类著作有柯娇燕的《世界史：地球及其人民》《全球社会：1900年以来的世界》。

在日本，又有一些学者（包括冈田英弘、片冈一忠、中见立夫、石桥崇雄）也与美国“新清史”有类似的关注，此处不赘述。

二、中国新清史研究趋势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对中国清史研究产生影响，这样中国出现了清史研究的新趋向，我们定义为中国的“新清史”研究。中国新清史研究较之美、日等国要晚，中国新清史研究兴起是从何炳棣、罗友枝这两位学者关于“满族汉化”“满洲化”问题讨论开始的[1]。事实上，美国新清史所涉猎的问题诸如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边疆的特殊化治理，满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只不过由于治学的路径、研究的动因、历史书写等诸文化背景差异，使得所关注的相同问题没能产生聚焦效应和实质性碰撞[2]。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给学人的应该是新的反思。

关于“满族汉化”“满洲化”问题。何炳棣指出罗有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前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中国历史上个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汉文明内肯定满族只是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杰出贡献。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中说的那样从清朝文化以冲突到融合以汉文化双向互动过程，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过程。定宜庄《由美国清史研究引发的敢想》提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有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等少数民族地区。

关于民族认同感、大一统问题。汪利平对杭州驻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成为城市中一个群体以及在此过程中满汉民族关系变化的纵向考虑讨论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认同感。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中国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华夷之辨”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葛兆光也“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他认为，中国自从宋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就相当坚实。中国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黄兴涛重点讨论了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形态，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杨念群从重新解构“大一统”历史观念出发，强调“大一统”模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

将清史置于内亚地域空间的研究范式是“新清史”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新清史”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目的在于强调清朝在内亚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战争看做类似于西方殖民扩张行为。刘文鹏解读张勉治对清帝南巡的阐述，最后其对“新清史”的“内亚”观点进行批驳。认为“满族人建立的清朝虽有内亚因素，但是并没有像13世纪蒙古人那样继续西进扩张”。

除了以上这些研究趋势外，关于新清史中满族性研究，中方学者也逐渐重视，杜家骥的《八旗与清代政治论稿》、刘小萌的《北京旗人社会》两部书都是关于八旗的研究，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清代八旗在形成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将八旗作为社会组织和政治、军事组织来看待，探讨它对有清一代政治的影响。它们的出版问世，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在清史研究中重视清代满族民族特色、满汉关系，也暗合了从民族学角度来重新审视清代政治的学术路径，因此也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学术意义[3]。对于“满族性”作为新清史研究关注点来看，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有着积极作用其所主张的满洲特性问题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边缘化问题了。

三、中国新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发现并研究了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反战中的主体地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和文化财富。其所主张的满洲特性问题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边缘化问题了。但是夸大甚至只是强调满洲因素，清朝统治区别于历代汉族王朝统治，以及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对“中华民族”以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而这种理论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其次，新清史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内部的重要性。

再次，“新清史”研究资料采集上，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藏语等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讲述历史。这种运用少数民族史料方法，有利于弥补清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中资料研究的不足，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清朝历史。

最后，“新清史”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审视清代历史的发展，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有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发现清代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在当时的世界意义，有利于我们克服在研究历史思路上的“闭关锁国”，但是其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动因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看成类似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给清代贴上了早期殖民帝国标示。

综上所述，“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权威倾向。但是也要看到新清史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婷.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J].满学论丛，2011（1）：79-80.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3篇

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2年再版

我们今天约定俗成作为“中华民族”政权通称的“中国”指称，与“历史上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前者是在晚清遭遇西方时，“中国”被迫开始从“天下”逐渐演变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的进程中产生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所具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涵，需要确立一种一体化、同质化的民族认同，政治家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到历史中去寻找构建民族的元件，从而产生了以“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始祖”论和血统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并对应了一个国家实体：“中国”。曾几何时，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成为了一个问题。“征服王朝论”即为众多质疑之一，它从北方民族的立场出发，对同一性“中国”的历史叙述方式提出挑战。

“历史上的中国”之双重民族性

就纯学理而言，征服王朝论有其产生的正当性。此前，在构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中国近现代学者所叙述的是一部部汉族本位的“中国史”。如，傅斯年先生将中国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现世四个阶段。其中，自南朝陈以上的上世为“第一中国”，即“纯粹汉族之中国”。自隋迄宋的中世则为“第二中国”，其划断依据是：自公元4世纪西晋为胡人所占据后，汉族遂为胡人所挟，传至隋唐，风俗政教胡汉相杂，直至宋朝才胡气渐消，因而需要将唐宋之中国与“纯粹汉族之中国”分别看待。而宋亡之后至清帝退位为近世阶段，“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这其实在暗示民国之后的现世为“第三中国”。显然，这一分期法是“皆依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以立论”。

傅斯年先生的观点在近现代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多强调中国民族发展的汉族同质性，认为其他入主中原的民族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往往被汉族所消融、同化了。梁启超先生就认为，虽然汉人常常遭受北方异族的武力征服，但在精神与文化上，汉人实现了对其反征服。在此类历史叙述中，北方民族被消解于汉族史中，其“中国性”也因之成为疑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激发国民的爱国意识，宋代的抗金将领岳飞被诠释为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

1949年，美国汉学家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序言中正式提出征服王朝论，他把近两千年的“中国帝制史”划分为十大时期，两种类型：

一、典型中国朝代

1.秦汉（B.C.221－A.D.220）

2.分崩离析时期之汉族王朝（220—581）

4.隋唐（581—907）

5.宋（960—1279）

6.明（1368—1644）

二、征服与渗透王朝

3.拓拔魏（386—556）及在其先后之其他北方异族所建立的王朝

5.辽［契丹］（907—1225）

6.金［女真］（1115—1234）

7.元［蒙古］（1206—1368）

10.清［满洲］（1616—1912）

其中，秦汉隋唐代表典型的中国帝制；北魏则是渗透型王朝的代表，该类王朝侵入汉地的方式是半和平的渗透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忘记本民族特征甚至民族本身；而作为征服型王朝的辽、金、元、清则在很短的时间里以武力征服方式将部分或整个汉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祖宗根本之地”视为本政权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这类王朝的统治民族对汉化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始终维持着部分本民族特征。

征服王朝论的核心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的观点，其所借用的理论武器是1935年以来美国人类学家Redfied等提出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所谓涵化，是指包括各种不同文化的群众在不断接触中所产生的现象，以及原有各种文化在接触中所产生的变化。同化理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完全合并只是涵化的很多历史可能性之一，而只要完全的社会融合无法办到，文化的差异将继续存在。在某种条件下，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两种相互适应文化的共生，其结果可能产生与其母文化相异形态的第三文化。魏特夫认为在征服王朝中就存在着农耕、游牧文明共生下的第三文化形态。但与此同时，他也注重从游牧社会对汉文化的吸收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游牧、农耕二元性格的成因，认为辽、金分别代表了征服王朝形态的两大类，辽是文化抵抗型，金是文化让步型，清介于两者之间。

最终，魏特夫并没有将北方民族社会从中国政体中分离出来。相反，他认为辽、金、元、清等应属于中国帝制史的组成部分。他通过对辽代社会史的研究，率先揭示出北方民族政权所具有的二元特性，并赋予其与汉族政权对等的中国征服王朝地位，从而揭示出“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族共存的双重民族性，及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反影响。此为征服王朝论之精髓所在，在学理上有极大的借鉴价值。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后经由田村实造等人有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引起日本学界的广泛讨论，该理论遂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与特色。

征服王朝论在日本学界的演变

日本学界将是否存在二元统治特征作为衡量征服王朝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也承认当征服王朝进入汉地时即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对魏特夫理论的沿袭。他们主要批判魏特夫完全没有从征服主体的北方民族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建立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征服王朝所具有的农耕·牧畜社会的二元性格是北亚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其中，突厥、回鹘的兴起可视为从匈奴、柔然等纯粹的游牧帝国过渡到辽、金等征服王朝的中间环节。

经由日本学界改造，征服王朝成为独立于中国农耕社会之外的北亚世界的自我孕育，这与魏特夫立足于中国农耕、游牧社会文化共生的视角有极大的不同。立论基础的不同造就了两者在征服王朝界定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日本学界内部也存在，大致有以下三类现象：

其一，村上正二主张将金、清朝排除于征服王朝之外。这是因为辽、元建立者契丹与蒙古族为游牧民族，而金、清则为狩猎、农耕民族之女真、满洲族所建立，两者在生产体系和文化性格上存在某些差异，将它们集中在同一路线上去论证北亚发展道路的一元性有一定的障碍。但田村实造、护雅夫、吉田顺一等人认为，辽、元与金、清朝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应视为北亚世界内部历史与传统的差异，且两者达到的征服目的是相当的，因而金、清与辽、元一样，都可以置于征服王朝之列。

其二，田村实造、谷川道雄等将魏特夫所界定的渗透王朝———北魏看做征服王朝的“前史”，江上波夫则在《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将北魏看做最早出现的征服王朝。江上波夫还将征服王朝论与骑马民族论相结合，提出古代北方民族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由“骑马民族———游牧帝国———征服王朝”三个演进阶段，将征服王朝论扩张成包括日本及整个欧亚大陆游牧和其他民族在内的历史理论体系。

其三，岛田正郎在《辽代社会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契丹族政权在社会组织、宗教、祭祀等方面具有很强烈的北亚民族意识，不当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而应从中国史的系列中排除，是与中国并立的“胡族国家”。

日本学者的以上认知有其自身的学术背景。至明治20年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学者民族自信心强化，逐渐意识到日本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在史学领域开创了以“东洋史”代替“中国学”的研究范式。这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把东洋史研究领域从“中国”扩大到周边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的平等立场。在此背景下，日本中国学研究者不再把中原王朝与边疆异族政权看成是一个同一体，宋史属于“东亚史”，辽、金则被归于“北亚史”的研究范畴，而两者都被统一在东洋史的研究视角下。葛兆光先生称这一学术取向是以“大”涵盖“小”，以东洋史、亚洲史等更大的研究论述单位，淡化了“历史上的中国”的特殊性与同一性。

而自20世纪初白鸟库吉开创北亚史研究以来，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王朝中非汉族政权性质的研究已颇为留意，先后出现的理论有“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都强调中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当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传入后，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用征服王朝或渗透王朝比用异民族王朝更能体现出北亚民族的统治性格，并接受了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这些征服王朝在进入汉地之时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在此前及撤离汉地之后则恢复了自身独立发展的状态。显然，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汉人对北方民族精神与文化上的反征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从精神到武力上，北方民族都是作为纯粹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此种意识若达到一定程度，将割裂“中国”的同一性。在岛田正郎那里，辽朝的“中国”身份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日本学界还倾向认为，当元朝撤离中原之后，北亚世界又进入了独立发展道路，今天的东北地区是满清带给中国的“礼物”。考虑到征服王朝论在日本盛行的时代政治背景，此类认识显然有为日本侵华张目的嫌疑。

北方民族与“历史上的中国”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4篇

    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在《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文化公民身份》一文中认为：“全球化进程日益促成世界主义的文化。”但他同时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并没有终结。“真正世界主义的文化只可能借由民族文化的革新而产生，这些民族文化依然是比许多人似乎意识到的更强势的璀璨群星。”[1]一方面，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发展的关联问题始终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西方教育史学史也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史研究者不仅要研究过去的教育，也要对自己的过去即对教育史学这一学科的过去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与民族主义相关的研究综述入手，关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兴起及其当代转型，以及民族主义对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反思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

    一、民族主义释义的多元性

    “民族主义”及其引申概念“民族”之类被证明是出了名的难于界定的概念。中西方学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令人莫衷一是。民族主义释义的多元性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本文不准备给予民族主义概念以确切的定义，只是通过对中西方学者的相关主要研究做一些简要介绍，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理论支点。

    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有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在《民族与民族主义》(1989, 1992)一书中将19世纪的历史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他认为：“最能掌握民族与民族运动及其在历史发展上所扮演角色的著作，当推自1968年至1988年这二十年间所发表的相关文献，这二十年的表现较之之前的任何四十年都来得辉煌。”[2](P3)他认为，“民族”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他和许多学者一样，不认为“民族”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而认为民族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与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息息相关。因此，若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他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如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后者著有《民族和民族主义》(1983)一书。霍布斯鲍姆和盖尔纳的同名书在中西方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总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捍卫了民族性原则，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源泉。他承认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但是承认民族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压制个人认同的其他源泉。基于20世纪晚期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他及时而富有挑战性地对民族性命运提供了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辩护。米勒指出：“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民族性诉求逐渐在政治中获得支配地位……国家信奉自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将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使用什么语言，认可什么宗教，提倡什么。”[3]他强调民族性的开放性，即民族认同可以为不同政治纲领服务，民族性观念是一群人有意识的创造。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表述的观点为许多中西方学者所认同。他认为，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开始形成的“典型的正常国家形式”。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打败异族竞争，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和内容的民族运动，不仅出现在最早由封建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欧，也在随后几个世纪先后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欧美地区及亚洲的日本等具有普遍性。列宁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认为，列宁的民族主义论曾主导了19世纪末以迄今日的相关论辩。

    中国学者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也有丰富的著述。李宏图在《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中系统介绍了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西欧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研究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出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18世纪法国的世界主义思潮、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9世纪初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主导观念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而这两种观念极大地压抑和阻碍着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产生[4]。到16世纪、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但这种君主国家还不是民族国家，只是“王朝国家”。而王权在那时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民族与分裂作斗争，从而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专制之下无祖国，并更进一步探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批判王朝国家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在以人民主权取代王权，并使人民主权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中心和基石，用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总的趋势是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

    余建华在《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中对百年民族主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了民族的释义与民族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要素，近代民族主义的渊源、形成与要素，以及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5]。

    徐迅在《民族主义》一书中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他在该书的引言中指出，民族主义也许是当今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了，民族主义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课题。他注意到，近现代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巨匠如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等无不注意到民族主义现象的存在， 无不注意到民族和民族主义与历史的社会运动的密切关系，并留下了经典性的论述。徐迅认为，民族主义是多义的和复杂的概念，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更没有以学术传统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学流派。要理解“民族主义现象”就要回到历史，而不能把它处理成价值和道德问题。他的研究引进国家问题，给予民族主义以历史的参照，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指出民族主义现象是在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出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而生，并力图在提供历史起源的背景和条件下，勾勒出民族主义与国家问题的主要线索，描述它的主要的社会功能和发展趋势。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思潮和运动有其历史的起因，它们不是从人性或文化神秘地发生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独特阶段。把“民族”神话和把“民族主义”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都有其政治上的动机和文化的功能。第二，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反映了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格局。即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共同体进行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交换的有效方式。这特别反映在国家关系领域。第三，民族主义问题紧密地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合法性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或是国家权力的重大功能之一[6]。

    二、民族主义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影响

    民族国家教育在早期履行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多半人认为民族认同是天生自然的情感，根深蒂固，比人类历史还要久远。但现代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民族”最重要的含义是其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这是大多数文献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在近代许多西方国家，“民族”往往是国民的总称，国家成为民族政治的精神的展现。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穆勒(J. S. Mill)在他那本有关代议政府或民主制度的论著(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919)里探讨了民族认同问题，他不仅从民族情感来界定民族定义，还特别强调隶属于同一民族的认同感。使大众能参与选举一直是教育史学者解释普及教育发展的主要观点之一。霍布斯鲍姆注意到，“自19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问题’便受到愈来愈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因为民族主义口号往往能打动一般大众，特别可以借此动员广大选民，并把他们吸纳为政党的支持者，这种趋势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实况。”[2](P45)这个问题就与教育有密切关联。霍布斯鲍姆强调指出，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通过教育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历程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显然值得关注，教育在培养人们的民族认同方面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英国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在《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书中，从后现代主义和比较教育的视角探讨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和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教育和战后民族主义等问题。他指出：“历史上，教育既是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本源，又是其产儿。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是一种普及的、公共的制度，它首先产生于欧洲革命后期，它是国家形成的一种工具，它提供了建造和统一新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段，并成为其重要的制度支撑之一。从此以后，很少有国家在没有依赖于其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时就开始国家独立的进程。”[7](P1)格林认为，民族性国家体系最早是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创建的。学校不仅为新兴的科层制、崛起的工业和民用计划方案培养管理者和工程师，在小学水平上，学校也培养可靠的军队招募新兵和忠诚的庶民。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民族性国家学校教育规划开始付诸实施，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人民—民族被明确地引入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综合体系中。在格林看来，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创造公民和民族。最重要的是，国家教育公民。通过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国家培养了遵守纪律的工人和忠诚的士兵，创造和颂扬民族语言文学，普及了国家历史和起源神话，传播国家法律、习俗和社会公民道德，并对管理人民的方式和人民对国家义务做了一般解释。

    民族语言教育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安迪·格林看到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欧洲，它强调语言、传统文化，并且在极端的形式下强调种族。“其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费希特和赫尔德的浪漫主义，两者都是日耳曼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长期倾向于强调语言和种族性的确定原则，它反映了日耳曼民族因领地纷争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历史。”[7](P149)霍布斯鲍姆注意到，有关族群差异、共同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等，都是当时民族主义者宣扬建国运动时喜欢谈论的观点。在近代，语言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因此，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性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在费希特对德意志人的讲演中以及在乌申斯基关于教育的民族性原则的论述中都能看到这个特点。霍布斯鲍姆认为，强调语言与文化群体正是19世纪的发明。他把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视为构成民族的要件之一。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这正是意大利与德国宣称他们是民族国家的依据，虽然他们的民族并无一个固定的国家可资认同。对意大利与德国来说，他们主要便是借共同语言来凝聚其民族认同，虽然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语言，其实并非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2](P34)于是，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最容易受到官方书写语言影响的是社会地位普通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受过教育显然是这个阶级的主要特色。“国语”问题很少只被当作实用问题看待，它通常会引发强烈情绪。很多人至今仍无法接受国语乃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事实 ，是人们借着附会历史或发明传统所创造出来的。霍布斯鲍姆指出，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到国家整合的目的。

    三、反思近现代西方教育史学

    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王晴佳教授认为，新文化史的兴起代表了当代史学的一个新趋势，挑战了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史学主持史坛的局面。“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当今学界仍然有点热火朝天，但似乎以批判的眼光为主。以此为结果，民族主义史学目前正在经受一场挑战，正在慢慢转型。”[8](P67)他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9]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创建可以说是19世纪西方国家的历史核心，也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伟大事业，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结合“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新“民族”。民族原则曾纵横于1830年后的欧洲政坛，促成一连串新兴国家的建立。这种始自19世纪欧洲的民族意识，原来被安置在由人民—国家—民族—政府(people－state－nation－government)所构成的四角地带之内，但民意调查已证明，这种理所当然的组合对今天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型民族国家来说已不再是天经地义。不少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出现动摇危机。但在他看来，“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虽然“民族国家”在今天显然失去了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亦即组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但对集体认同的渴望使民族认同一直十分重要。“以上所言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在今日世界政坛上已不再受人关注，或其受关注的程度已稍减。我想强调的毋宁是，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20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2](P223)决定今天世界大势的政治冲突其实与民族国家关系不大。因为近半世纪以来，19世纪那种欧洲模式的国家体系早已不复存在。

    在王晴佳看来，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民族主义史学。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的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和国别史的写作为主。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干。而民族史的写作，往往追随某个民族最初的历史，具有“发明”的成分。但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民族国家史学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其发生和发达，在西方有其一定的背景。兰克史学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范式。学界反省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许多明显弊端：第一，民族国家在欧洲形成，因而只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有牵强的地方，其形成是由于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发展所至。第二，民族国家史学所提倡的历史观念，其根本就是一种目的论，即用现在的目光考察过去，并进而塑造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第三，民族国家史学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即是强势文化的优势或文化的霸权。而当代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一种扬弃，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则往往直接挑战了其思维模式。民族革命兴起之时，妇女的形象常常被利用来激励民族精神，而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妇女地位并没有显著改变[8](P80－83)。王晴佳强调，在注意民族国家史学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历史功用和地位。

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育 民族艺术设计全球化 历史叙事

一、艺术设计民族化讨论的焦点

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中设计民族化讨论几乎伴随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不同时期设计民族化的讨论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左右着研讨的方向性和思想性，其中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思想、民族主义和现代国际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观念掺杂其中，特别强调民族文化特色和身份属性。民族化思潮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影响着中国设计的发展阶段和设计文化的冲突转化。

“ 20世纪后期是一个巨变的时期。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出现戏剧性地重新定义所有人生活方式。跨文化互动、关联和商业实践首先出现在钱权阶层，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大家都已经可以获得。”①“网络提供了一个关联的语境，使经济、文化的边界更加模糊，全球化速度加快。在这一语境下，‘搜索与链接’‘复制与粘贴’‘多媒体和数据库’等网络语汇，已经超越网络本体含义成为特殊的经济、文化代码。”②由于网络为民族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全球化、数字化语境，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中国现代设计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关于设计民族化的广泛探讨和争论，体现了中国设计界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自卑的矛盾和反复。大量对西化和全球化设计理论和实践案例的译介，对决着艺术设计教育者对民族化身份认同的当代责任。

诚然，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制约着消费方式。进而生活方式动态衍生出的特征，又是不同艺术思潮发生的社会根源。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社会性和功能性制约相对宽松的条件下，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中国的民族文化日益与国际设计潮流接轨，中国的艺术设计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逐步接纳与吸收了西方范式。而西方流行文化的盛行，在近乎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此时，反射出主流文化对西风东渐的现代化、国际化所表现出思考，并不且余力地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适时地展开了关于民族化的讨论。

此次关于中国设计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前提是被基本肯定的，缘由是较为一致的看法。民族化包含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风尚，是在民族发展进程中逐渐积淀的，受到本民族人民大众喜爱的文化主体。而分歧之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的设计都应该具有民族性；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坚持，过分强调民族化是不符合国际化大趋势的矫枉过正的表现。

笔者认为，此次交锋的本质是中国艺术设计是应该遵循国际化在前，还是民族化在先的大讨论，而对第二种主张持相同观点。每个时代都具有其独特的精神需求与时代感，在世界一体化设计的趋势中，首先适应世界潮流，并能把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国际的先进设计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做到相互借鉴，才能最终统一于时代感和民族化的有机结合，使中国艺术设计在世界时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在理论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理论各有所长。全球化首先由物质生产的新水平及文明程度引起，并和与之作用下形成的新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民族性则表现为历史所创造的产物，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范畴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心理诉求，其形式存在于人类的精神机能中。时代性商品的民族化，几乎是商品时代的因循模仿，人类的自觉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决定时代感，而民族性作为一种心理惯性会直接影响时代文化的发展。

二、民族身份的文化纬度

民族性与民族身份有历史属性，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通常具有历史文脉纵向的接续，和适时文化的横向超越二者合力的活态形式。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文化形态，这本身就证明其强大的包容性和无比坚韧的自身活力。

有悖于西方自上而下（经济霸权挟持）的文化殖民行为观点，标志着美国观点和价值在全世界的扩张。西方学者提出民族化设计全球化的观念，是继全球均质化伴生出的另一主流文化模式，而非少数的、异类的边缘文化，即不同属性民族化特征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形态，是民族文化全球一体化的差异化影响与作用，与全球化拥有的平等文化价值。其中包括活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民族身份的活态性是指在全球化环境下，民族差异往往是从一个不同历史中产生的特定文化或社会环境中，“移动”到另一个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或区域，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现实的冲突。这种传递的过程通常是适应、容纳、摩擦，甚至斗争蜕变的进程。通过位移、重构的跨国界传输，发生的不是简单观念在意识形态、设计实践和教育途径中更广泛的变化，而是不断重新定义的文化和社会特征。

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历史中添加和混合外部影响是正常的文化演变与发展，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的可见性和本民族叙述的身份，不是否定而是全球和地域、民族身份影响中共存、共生的历史继承和发展变化的活态关联。

民族身份的多样性是民族化历史叙事的广度延伸，让世界上不同文化差异性的扩张和传播成为可能。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将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相互钦佩的和谐氛围，不同历史中的民族文化共性和差异化明晰的存在，并呈开放势态接纳与包容并蓄。正如所谓强权的美国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多元性和各民族历史异质性的构成，文化的多元化和开放的视野又使“强权的美国”审美趣味及艺术标准呈现一种纷繁多样的格局。可理解为美国的多样化民族历史文化的接续，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任何一段历史都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分子，而代表一段历史的民族文化也是多元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革命给人类造就了前所未有的联系纽带，功能庞大的互联网络迅捷地传递着可获得的各种资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的发展迅猛，人类竞争亦将空前激烈。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既相竞争，又相依存，标志着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可以以多种方式隶属于某种文化和某种历史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跨文化和全球性，是一个民族或社会文化独特的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方式。如星巴克形象全球行为模式展示的多元文化选择行为。“星巴克门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超越真实性的地域特点的可视材料分析’星巴克选择了本地的审美， 而非选择真实性。新店设计的策略与乡土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当地的文化资源中导入和采用材料所潜在的意义。”③尊重跨国界的文化和民族社会特征，隐含其中意象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因循其规律有助于不断重新定义的其从属的位置和地位，而获得收益。

民族身份历史叙事的演变和当代全球化设计的多元性决定其复杂性的特征。上世纪末，世界历史语境重构，通过不同民族的视角全球范围民族形式的可见性。本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随着资本、文化、产品和个人流动的增加，在最近几十年中全球化影响快速发展。可能只有微弱的与全球网络连接，城市现在与全球影响深深交织在一起。”④引发全球之间民族化的相互作用加剧，形式因人、因时的不同，造就复杂、多维、动态不断变化的民族化特征，并影响当代设计导向。

三、民族化置于跨学科艺术设计教育的引线作用

从本世纪的世界艺术设计发展史来看，“民族性”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在不同地域、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性即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又有各异的表现形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个体与全球整体之间，在包含不同本质变革的同时又存在不同性质的关联。通过民族文化维度的形象建设，使民族化设计的诸多元素逐渐形成整体的设计文化内涵，成为当下艺术设计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潘公凯在《面向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教育与交流全球化趋势中的不同学院特色》一文中指出：“近20年来，中国的美术教育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而且发展迅速。其基本特征是由封闭走向开放，日益深入地融会到当代世界的共同性语境之中。信息网络的全球化，共同的知识学基础，为不同地域国家的艺术家提供了思考自身问题的广阔视野和崭新角度。”⑤就此问题学者仲呈祥从不同视角阐述道：“这里我想呼吁一下，要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资源的发掘。提出的‘四个讲清楚’，第一个讲清楚就是要求我们讲清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都应该走有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⑥

艺术设计的形式结构，除功能设计是其核心支点外，还涉及包括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体工学、经济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的支撑。而本文讨论和强调的重点是在以上支撑学科之外更要重视艺术设计教育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交叉学科，特别是对那些能够实现民族历史叙事辨识可能性的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展开教育研究。通过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将这些学科以丰富平台的方式置于当代艺术设计教育中，将对中华历史文脉的诠释和再塑造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艺术设计教育将在全球化语境下从两个方面注入民族化观念的设计手段。首先，是运用新的教学法，用民族化作为引线，让学生在深入研究民族化问题的同时，批判性地思考他们从中应该学习哪些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华历史语境中如何诠释民族化。其次，通过民族化阐述方式，了解每个学生理解背后的细微差别，使他们个性鲜明地“建造”和“生产”民族化设计。再次，鼓励学生阅读不同的文化演变与发展的例证，评估学生多样理解背后的文化概念，使学生们能够逐渐掌握在民族化大背景下融合全球设计思潮的路径和方法。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强调艺术继承和创新之间的辩证和谐关系“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的文论思想中给予我们以启迪：艺术设计教育应遵循历史规律，恪守中华文明延绵传承的历史文脉，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建立符合现代艺术设计的规律和教育方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G075）

注释：

①Globalization_culture_and_communication_Proposal_for_cultural_studies_integration_within_higher_ed1， Scherer， Brooke Nichole. Iowa State University ，M.F.A. 2010，VI.

②苏咏鸿.边界的瓦解与重构：网络语境下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42.

③Special issue： Difference and globalization，Giorgia Aiello.Luc Pauwels.Visual Communication，2014：279.

④Both And Merging Global and Local Identity throughDesign.Larco.Nico.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10：195.

⑤潘公凯.面向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教育与交流全球化趋势中的不同学院特色[J].世界美术，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