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论文范文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是学生在学习藏族文化音乐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让学生了解该民族音乐背后的一些知识，让学生对其有一定的认识，打消学生的陌生感及恐惧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地方，它的地域位置与民族独特的宗教传统文化决定了藏族当地民间音乐的特色性。藏族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创造了很多灿烂的音乐。他们能歌善舞，性格开朗，热情奔放，而所唱的歌曲更是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高亢嘹亮、曲调悠扬，将该地区独有的高原蓝天辽阔的景象淋漓尽致地通过音乐形式展示给听者，让听者感受到浓厚的高原文化。而且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藏族音乐的独特性，其不断地渗透到其他民族，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音乐当中。我们在生活中了解到不少汉族和西方音乐中已经融入了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
如韩红的《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将音乐中通俗的唱腔与藏族音乐中的民间歌唱方式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全新的处理模式更加展现了藏族音乐的激情及感染力；容中尔甲的《神奇的九寨》中，歌唱家充满磁性的歌唱声音及其独特的藏族音乐文化气质，能够让学生通过这首歌曲的训练不仅了解到民族文化背景知识，也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藏族民族音乐素养。在正规戏剧方面也有藏族民族音乐的展现方式，如，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这是一部将藏族民族音乐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及风土人情紧密相连的歌剧，通过这台歌剧，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学习藏族民族音乐，也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藏族文化，感受藏族民族音乐的灵魂。
二、加强音乐教学资源建设，拓宽教学途径
目前，学生获取音乐基础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全国统一音乐教学教材，教学资源和设施相当匮乏，一定程度也束缚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仍比较单一，对最基本的音乐常识了解甚少。更谈不上通过对音乐作品的了解而体会到人文情怀及音乐的发展途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形成对音乐的广义理解。对藏族音乐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学唱教材上零星的具有藏族风格的歌曲获得，这明显是不够的。学校应该增加藏族音乐教学资源，学生不应该只是单学习课本知识，而且要通过其他可行途径了解和学习藏族音乐。第一，充分发掘学生资源实施模块教学。教师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多学生都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长处。比如，一些班上的同学掌握一些教师所不了解的藏族音乐，这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来进行课堂表演，以点带面。第二，利用区域音乐教师的资源。我校聘请一些校外的教师来进行授课，有条件的话，聘请一些藏族的音乐教师，这样更能让学生感受到藏族音乐的原汁原味。第三，利用社会资源。社会上会有一些藏族音乐社团或者演出，学校可以邀请他们来进行演出，让学生进行观摩。第四，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等设施，让学生在生活中时刻感受到藏族音乐的魅力。
三、在课堂上营造浓厚的音乐氛围
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为学生创作一个氛围浓厚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可以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更加容易地学好藏族音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培养了藏族人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铸就了他们自古以来能歌善舞的良好习惯及生活态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环境孕育出了特色的藏族音乐，这个将民俗音乐、宗教音乐及宫廷音乐融为一体的少数民族音乐，使得藏族人民在中国文化遗产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仿佛是在验证着一句话“：越苦难的民族其歌声越美。”13世纪前后就出现了论述藏族民族音乐的著作，如萨迦班达智•贡格坚赞的《论音乐》等。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适宜学习藏族音乐的学习环境，摆脱外界的干扰，注重学生在具体唱歌、舞蹈及乐器方面的训练，并让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反复的练习。比如，教师可以给学生展示著名藏族舞蹈家卓玛表演的《珠穆朗玛》《雅鲁藏布江》及《母亲》，让学生通过这些舞蹈的演绎感受到藏族民族人们坚韧的性格及不屈的个性，并进行具体的实践训练，让他们学习藏族音乐中那种独特而又优秀的民族音乐风格，了解藏族歌手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造就了他们高亢嘹亮、声音集中、穿透力很强的音质，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很少见的，了解到优美的歌曲离不开歌手的演绎，提升自己本身音乐演绎能力及水平。
四、增加藏族音乐展示交流活动
音乐只有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中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才能够源远流长，成为世界的主流音乐。所以要积极扩展和增加藏族音乐展示和交流渠道，应该建立长期的交流合作的区级或更高级别的平台，增加音乐交流活动。让学生尽可能地多参与更高级别的展示或比赛活动，不仅可以推进教学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师和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音乐交流活动可以把优秀的经验更好地应用到各自学校的课堂教学或艺术活动中去，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为学生学习藏族音乐指明道路和方向。五、采取多元化教学方式，促进藏族音乐的与时俱进藏族音乐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所以其古老性的特色长久以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当代音乐舞台上，藏族音乐多以灵活多样且独具特色的特点闪耀，首先，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藏族民族舞蹈、藏族民族乐器、当代乐器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训练，将藏族民族的特性及时代性巧妙地进行结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其他音乐模式的训练，避免学生学习的单一化、枯燥化。其次，及时地吸收、整合外来音乐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入现代西方音乐的成果。藏族音乐中不乏高亢嘹亮的旋律，却也多了一丝平缓的通俗音乐。还有藏族摇滚歌曲，用新的音乐手法、新的器乐和新的表达方式来演绎藏族歌曲，典型的有“唐古拉风暴系列”风靡雪域高原，而且传唱于大街小巷。最近用新科技产生的电子音乐演绎藏族宗教音乐，用超代音的混音处理，使原本单调的祈祷表达得极具音乐性和艺术性。丰富多彩的藏族音乐为我国音乐文化历史汇总增添了丰富的艺术文化色彩。
五、总结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2篇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核心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核心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3篇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
这个概念本身蕴含的问题和争议使得它难以满足科学实验研究的要求关于“民族心理”的定义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定义是以整个民族群落为主体，这个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性即是民族心理。这种定义方式强调民族的整体性和集群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定义策略。比如，冯特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为基础，将民族心理定义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动特征;另一种定义方式则是通过寻求同一民族的大多数个体在类似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来界定民族心理。这种定义则强调个体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单元，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定义策略。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对隶属于不同民族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实验研究或量化测评，从而考察不同民族的整体性心理特征。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民族心理的第二种定义方式。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对后者的研究结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个体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实验研究或测评结果不能用来描述民族整体。即，自下而上的研究只能考察个体心理而不能描述真正的民族心理或群体心理。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必须要采取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的、整体的视角。也就是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只能发端于关于民族心理的第一种定义方式。而在这种定义下，民族心理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必要限定条件与确定性，因为实验研究者只能对具体的个体进行精确测评，却不能对民族整体进行测评。辩解:除了民族心理学之外，还有很多学科都存在核心概念界定分歧而导致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少见，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区别。因此，核心概念定义方式的多样性本身并不构成实验研究的障碍。质疑意见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心理学的两种主要概念定义方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策略才能够真正言说民族心理的课题。那么，这种理论建构策略是否与实验研究不相容呢?固然，实验研究的实施过程只可能针对个体而进行，实验研究遵循的是从个体到整体的归纳方法。那么归纳的方法是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呢?不可否认，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正是归纳的方法。人的认识过程正是通过对个别对象的考察而形成一般性结论。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相比，归纳法不能保证结论的确定性，但是归纳法是为演绎法提供前提的认识方法。民族心理学是我们认识民族群体共同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同样需要归纳法和演绎法的配合才能形成新的知识。因此，断言民族心理学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演绎法，并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再者，是否存在这样的分别，归纳法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而演绎法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通过在实验条件下观察事物的变化而形成结论，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客观地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事先持有某种理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实验研究只做描述不做解释的法则。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是带着某种预设介入研究主题，他们会用自己的预设或理论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现象纷纭复杂，也需要研究者对其做出解释。于是，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标准中，描述与解释是两个不相容的思维体系，只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解释与描述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哲学也在寻求通过观察与描述的实验来验证其命题;另一方面，自然学科的研究也更多依赖演绎法，用理论去做解释和预测。比如当代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就是从自然选择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操作性假设，再运用这些操作性假设去预测社会现象，最后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去检验操作性假设的预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科属性与核心概念的定义策略并不构成民族心理学使用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
(二)民族心理是一个高度生态化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只能在真实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展示出来
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所观察到的被试的表现不能准确地再现其民族心理特征辩解:对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的质疑并不局限于民族心理研究领域。在所有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事先考虑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衍到一般。比如经典力学的实验，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其中物体不受力时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始终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摩擦力很快会使得运动的物体停下来。那么这是不是物理学的实验缺乏生态效度呢?任何实验都建立在一个理想态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个理想态模型的建构则有赖于对现实的形式化表征。也就是说，当我们难以言说纷繁复杂的现实时，需要将其中无关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先剔除，只留下我们认为对我们了解现实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对这些重要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设，这就是形式化的模型。实验的目的就是检验这个因果模型假设是否成立。因为假设模型是在剔除了大量无关或不重要因素后才提出来的，所以对它的检验也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那么，在理想条件下获得的实验结果如何返回现实环境呢?让我们再以经典的物理学实验为例。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实验结果显示物体不受力时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模型一。现实的环境中存在摩擦力影响物体的运动，于是研究者需要另外建构一个关于摩擦力与物体运动的假设模型，这是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结合就可以描述存在摩擦力的条件下物体的运动特征。现实中物体的运动轨迹往往不在一个平面上，于是物理学家还需要建构一个斜面与运动关系的模型，模型三。模型一、二、三结合就可以言说在不平坦的，有摩擦力的表面上的物体的运动特征。随着加入的模型的增加，实验描述的对象越来越接近现实。面对民族心理的研究课题，实验的生态效度自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生态效度也不应该成为民族心理引入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研究需要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同时，实验结果也能够返回现实。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可以通过，最终也必须通过实验设计的改进，多组实验的相互配合、印证等方式来得到提升。
(三)在面对文化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心理学的和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
民族心理具有高度的文化渗透性，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这两个名词具有几乎同样的涵义。因为文化是“民族”构成的最重要条件，所以民族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不可能离开文化而抽象成为某种具有超越文化限制的一般性概念。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文化渗透却是需要被仔细地排除的干扰因素。也就是说，在研究目标上，民族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民族心理学需要考察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实验心理学却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渗透。辩解:将实验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文化对个体或群体心理的影响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的。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比如有关痛觉的研究，研究中需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被试痛觉体验的影响，从而精确界定人的痛觉阈限。之类研究是对人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特征的考察，因此避免文化因素的渗透是必要的。比如，被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被试对实验目的的认识，被试与主试之间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被试的痛觉体验。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研究者需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者专门考察某一类文化因素对痛觉阈限变化的影响，比如在测试前让被试听不同风格的音乐，结果发现音乐影响了人的痛觉阈限。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实验中的渗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验研究中要控制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依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的。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实验研究的跨文化比较。这样的跨文化比较可以帮助研究者分辨出哪些心理特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哪些是特征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因素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既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也可能出现在因变量之中。因此，文化因素也不是民族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的障碍，相反，民族心理中的文化成分正是实验研究的目标。在涉及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材料或工具的跨文化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实验还是量表，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有效的研究工具或材料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适用，这就是研究的跨文化效度问题。这个问题提醒着研究者，即使已经在一种文化中获得了有效的结果，也不能对研究工具或材料做简单的语言翻译就投放到另一种文化中施测，并且还把这两个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当然，跨文化研究效度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实验、测量等量化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同样也会遭遇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前面提到的生态效度问题一样，即，通过改进实验设计、重复检验、多组研究相互印证等手段来提升研究的效度。总体上，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涉及到了这个领域的主要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能逾越的，相反，它们只不过在提醒着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者应该时刻警惕，不要犯技术上的错误。回顾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很多过去认为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的议题后来都被列入实验研究的名单内。冯特最初断言记忆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但是在艾宾浩斯以后，关于记忆的实验就不再新奇了;弗洛伊德理论以潜意识概念作为基础，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心理学家都认为潜意识是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缺少必要的科学性，但是当內隐研究技术被发明以后，对潜意识的实验研究也不遥远了。类似的课题还有自我、思维、决策、推理、社会认知等［14］。在某一阶段，实验研究遭遇到理论与技术的困难，突破这个困难的力量来自对研究课题做出恰当的操作性定义，以及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本文已经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做了辩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1．类比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心理的实验研究尽管在今天正面临一些困难，这并不意味着用实验手段研究民族心理问题是不可能的;2．从研究历史看，研究技术的进步，提出核心概念的恰当的操作性定义是心理学实验研究进步的原动力;3．实验研究的本质是模型模拟，这个特征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验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之间并没有矛盾。
二、民族心理学有必要采用实验研究技术
前文已经讨论了民族心理学有采用实验研究的可能;接下来，本文还将论证，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有采用实验方法的必要性。人类获取知识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期待获得关于未知现象的解释;二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控制欲，通过知识预测世界的变化，进而达到对世界的掌控。每一门学科都承担了解释某一个领域内的现象、传承领域知识的责任，即，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尽可能地达成人们的愿望。为了实现解释、控制的目标，人们必须建构一个关于世界的假设模型，通过对模型运行机制的考察来解释世界的变化，同时，也是通过对模型运行特征的评估从而实现对世界变化的预测和控制。人们建构的模型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这个模型是否能够担当准确描述世界的任务呢?于是，对模型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将已知的世界变化特殊输入模型，观察模型运行结果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之间是否契合。这是验证性实验;如果我们的模型已经通过验证，那么我们可以将当前的现实数据输入模型，通过模型运行结果来预测世界变化的特征，这是预测性实验或叫住探索性实验。自然科学是对物理世界做出描述与解释的知识。在模型建构与检验方面，自然科学已经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科学范式。按照库恩的分析，自然科学已经进入范式阶段，即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具有统治性的世界模型，大多数研究者都信奉一个主流的范式。这时，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这个范式所规定的方法去描述和预测世界;关于这个模型或范式本身的质疑和争议则常常被忽略。目前的心理学处于什么阶段呢?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目前的心理学已经进入范式阶段，也有人提出心理学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存在这种争论暗示了目前心理学缺乏统一的理论模型，也没有被大多数同行所认可的主流范式。与当前处于范式阶段的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心理学以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学永远也不可能像今天的物理学、化学那样成为一门真正的范式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实际上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即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用以描述和预测世界的模型，也没有形成得到公认的主流研究规范。在这个时期，各种声音彼此争论，相互竞争。因此，常常听到对某一种研究方法的批评就不奇怪了。要公正地评价某种研究方法在这个学科中的贡献，我们需要跳出这些争论本身，在元理论的层面上，从学科的研究目标的角度来评价研究方法的取舍。如前所述，每一个学科知识都是对世界某个领域的描述和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学科知识必须要建构理论模型。心理学当然也不例外。同样，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验证性实验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将经过验证的模型用于描述与预测未来，探索性实验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学科建构的元理论水平上，心理学的实验性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心理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流范式，各种实验规范之间还存在竞争与争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某种实验规范是否可行，而不是实验本身的元理论价值的评价。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应该遵从心理学的学科规范。如果实验研究对于心理学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对于民族心理学而言同样是必要的。第一，如果说心理学需要实验，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的民族心理学却不需要实验，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和学理上都是不成立的。在逻辑上，如果民族心理学是隶属于心理学的下位概念，那么心理学的所有属性都会体现在民族心理学之中。如果实验研究对心理学而言是必须的，那么对于民族心理学而言也应该是必须的。在学理上，这个判断意味着将心理学研究分成可以用实验的和不可以用实验的两部分。这个分割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因为通常我们也会将不同的研究课题与适合的研究方法对应起来，比如，一些课题适合采用这种方法而另一些课题则适合采用另一些方法等。但是，当我们讨论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对应关系时，是在操作层面上对研究方法的划分。即，用什么方法控制变量、用什么技术收集反应数据等。所有这些区别或差异都是在统一的元理论之下衍生出来的变化。如前所述，心理学的元理论模型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有效性。于是，在统一的元理论之下，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都要遵循实验研究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让心理学成为科学的那些规范。如果研究者强调某一个领域可以不受此条件限制，那就意味着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被划分到了心理学的领域之外了。正如冯特将民族心理学与他自己创建的实验心理学分开一样。在他断言高级心理活动不适合通过实验来研究时，实际上是将研究高级心理活动的民族心理学和研究基本心理过程的实验心理学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其中实验心理学属于科学，而民族心理学则应该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两者赖以描述和解释行为的假设模型是不一样的。冯特的实验心理学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型，而他的民族心理学则遵循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模型。而今天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如果不希望脱离科学心理学的主流范式而独立经营，就应该遵循心理学统一的元理论规范。也就是说，和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采用科学的研究范式是让民族心理学成为科学的前提。反对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使民族心理学遵循心理学统一的元理论规范，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由于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可能采用相应的特别的研究技术，比如，观察法、个案法、质性研究方法等，而实验法则不是民族心理学的必须技术。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虽然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会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为了获得精确的认识，研究者往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互配合、印证。即使是感觉阈限研究这样的课题，也不是单单采用实验法就能够应对的，往往需要观察法、访谈法等技术的配合才能获得精确的结果。通常，越复杂的研究对象越是要求多种研究技术的配合。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正因如此才需要多种技术的共同参与，实验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第二，正如数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通用语言一样，实验逻辑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公用语言。民族心理学研究以民族为主体的心理和行为机制，要识别某一民族的特有心理和行为特征，需要将该民族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在心理学研究中，在两个或多个民族之间进行对比时最主要的控制变量是文化因素。因此，民族心理学本质上是研究文化的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一定持有自己特有文化的在场。于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实际上是用一种文化去描述自己和他者的文化。当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对话时，各自的文化在场可能成为他们之间交流的障碍。比如，关于地域文化的称谓就体现了这种文化在场的障碍。欧美人习惯将来自欧洲大陆以东的所有文化都称为“东方文化”，而东亚人则习惯将东亚以西的所有文化都称为“西方文化”。那么，介于两个地域之间的西亚和印度文化当属于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呢?显然，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称谓在学理上和伦理上都是不严谨的。而认真思考过不同地域文化关系的学者会采用更为客观、严谨的文化识别标准，比如车文博先生提出了一个从整体－分析、神性－理性两个维度来区分“四方文化”的标准。根据这两个维度，文化类型可以被分为四大类别:整体神性、整体理性、分析神性，和分析理性。东亚、西亚、印度和欧美文化依据各自在两个维度上的表达而被识别为不同的类型。由于提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识别标准，各种地域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放在同一个体系中来比较、交流。就像在地图上标出经纬度，地图上的任意两个点就可以相互定位了一样。民族心理研究可能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包括各种人文研究的手段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各种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要能够相互交流，需要有一个像地图上的经纬线一样的坐标体系。这个坐标系统就是研究的元理论范式。前面已经论述过，实验是支持并验证这个元理论的过程。于是，实验逻辑就成为了界定文化阅读有效性的坐标。在统一的实验逻辑下，民族心理的各类研究才拥有相互比较的可能。
三、为什么需要建构实验民族心理学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5篇
1．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学研究人才。相对于发达地区的法学院校，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特色法学人才时更具有优势，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地域优势，对于民族地区习惯法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文字研究或者是抽象思考，欲深入研究民间法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实地调研，虽然我国的交通较为发达，但是从发达地区到达研究地点其成本还是很高的，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研究民间法的时候具有地域优势，更多时候研究成本较小，甚至可以“就地取材”，这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第二，人员优势，基于我国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民族地区法学院校招收的生源中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本区域，因此，在研究民间法时文化差异更少，更容易理解民间法的真实内涵，对于民间法研究进度的推进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地区的习惯法研究主要解决的还是民间法和国家法之间的兼容性问题，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的民间法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一方面现代民族法律文化意味着对传统民族法律文化的突破和否定，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现代民族法律文化还包含着对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挖掘，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接性或一体性。”［1］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本身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够培养出真正适合民族地区法学研究的法学人才。
2．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实务人才。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滞后的现状，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人才也相对不足，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法律实务人才的不足也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施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仅应当立足与培养合格、优秀的法学研究人才，同时要注重为民族地区输送大量的优质法律实务人才，法学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终究是要运用到司法实务中去的，大量先进的理论、法律文本施行的效果好坏是由战斗在第一线的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素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颁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也需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来执行。在法学的人才体系中，研究型人才始终属于金字塔的上端，人数相比实务型人才要少得多，因此，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学活动中必须紧抓实务人才培养这一重要工作目标，将目前稍显“瘦弱”的金字塔补全、补强。
3．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普及人才。民族地区对于法律的认识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民事实践过程中，民间法、习惯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行国家法这项工程的进展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法律普及工作者，单纯依靠法学研究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普及的效果不大，我们看到，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名录中，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甚至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街道委员会都开始招收法科毕业生，这从侧面反映了法律普及工作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制的进步不能够仅仅依靠法律文本的完善和司法机构的健全，更需要的是社会对于法律的崇尚，对于法律权威的信仰，而这才是法律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4．为民族地区提供先进的文化传播者。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于发达地区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法科毕业生肩负的不应当只是法律的传播、普及工作，而应当也是现代文化的传播者。这就要求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法学素养的塑造，而应当是全方位但有重点的入手。优秀的法科毕业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周边人群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既能够传播先进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能够成为民族地区群众与先进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一员。
二、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教学体系
前文提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的四个使命，那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对现有的教学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更为适应民族地区的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法制发展、经济建设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设置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法学精品课程。在法科学生培养过程中，课程设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素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法科学生基本法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应该注重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精品课程，精品课程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立足于优化本身的教学水平，而应当是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教学深度的挖掘和广度的拓展，使学院的法学教学工作真正扎根于民族地区，吸收民族地区的文化养分，为了培养具有民族地区特色法科学生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源，为特色法学教学提供重要的课程体系保障。从教学角度来看，要发挥精品课程的带动作用首先必须强化精品课程本身，只有精品课程本身得到了完善和进步，其对相关课程的牵引作用才会得以发挥，因此，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尤其应当注重本身的强化和提升，在师资引进过程中应当注重引进更为优秀和全面的教学人才，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教学团队，以优秀的教学团队来带动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树立精品课程的“品牌吸引力”。与此同时，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教材的重要作用，应当引进一些实用且符合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的优秀法学教材，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自主编订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法学教材，从而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法科学生提供更为贴切和真实的学习资料，为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引。在教学过程中，师资和教材两者的重要作用对于精品课程建设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引进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后，精品课程的重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进而带动民族地区法学院校的发展。
2．建立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按照统一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显然不能够更好地培养适应民族地区法制状况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就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构建真正适应民族地区情况的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开展法学教育更应该关注的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更加强调法科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与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大量的法律事务人才的愿望是相统一的，在教学过程中，欲更好地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必须注重理论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不是片面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忽视理论知识的教授，相反，若想培养出优秀的法律应用型人才，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必不可少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是法科毕业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重要基石，一旦具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法科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将能够更为娴熟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法律的理性和严谨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必须也是理性的、严谨的，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必须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同时还具备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的，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于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要重视。第二，强化实践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既拥有理论功底同时又有实务能力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如何能够培养出学生的实务能力呢?笔者认为，最直接的途径仍然是在课程的设置方面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保证必须的理论课程以外，应当强化实务课程的设置，为法科学生提供足够的实务课程学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将教学活动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而应当大胆地让学生走向社会，走进法律实务的第一线，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从书本走向实务的过程必须要有实践过程来完成。在实务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可通过例如实务性课程设置、模拟性教学课程等校内手段，也可采用诸如设置校外法律实习基地、延长实习时间等校外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给予法科学生更多接触法律实务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学校的关注下更为健康和稳定地适应法律实务工作，感受我国法律实践工作的气息。第三，注重引进实务型的教学人才。我国高校乃至法科院校中的教学团队更多的是倾向于理论研究型的，这对于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来说是不足的，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引进一定量的实务型教学人才，这样能够更为直接地将实务性的知识、技能传授给法科学生，减少了接受知识到消化知识再到运用知识的时间。同时，可以考虑聘请在司法实务一线工作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人员作为外聘教师。
3．为法科学生开拓“第二课堂”“文化素质课堂”。前文提到，民族地区的法科学生同样肩负着为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日常的理论教学以及实践性教学很难灌输给学生课堂以外的知识，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其他学科在教学课程中开设“第二课堂”的做法，积极地为法科学生开设“法学第二课堂”，法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型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知识不仅要依靠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其它学科知识作为补充，这也是美国法学院校的法学教育直接定位在硕士阶层的原因，丰富的其他学科知识对于法律文本的执行和操作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具有转换和生成功能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专业知识与整体世界融会贯通，它是开放的体系，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汲取能量和信息，从而保持不断生长的活力。［3］“第二课堂”的一大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弥补和缩小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使学生的知识面拓展，使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时能够掌握跟多的知识，文化素质等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要提高法科学生的文化素养，就应当重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通识教育作为大学基础与核心教育，奠定学生学习的基础，并拓展学习的视野，是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国际一流大学理应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遗憾的是，不仅是法学教育界，甚至是中国的教育界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从现状来看，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缺乏严谨的课程体系，虽然国内部分高校都开设有通识教育课程，但是就其体系来看仍然是不够严谨的;其次，用于通识教育的教学设施也有待改进，虽然部分学校建立了大学生人文素质基地等设施，但是从全国的整体来说，通识教育设施的数量还是不够的。强化法科法学的文化首先应当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有足够的重视，不仅要灌输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同时，针对民族地区这一特色，还要适当的对学生传授民族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地区文化素质，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内涵，能够理解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学生走上司法实务岗位以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应当积极为学生建立、建设文化素质培养平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当积极参与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中，为本学院学生争取更多的文化素质教育机会;第三，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引进教师时也应当注意考核新进教师的文化素养，使本身的教学人才团队教授文化素质课程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文化素质学习条件。现代的大学生走向社会承担着各项使命，民族地区的法学毕业生同样如此，学生在毕业走向社会后不仅是国家法律的宣传和普及者，同时又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丰富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学生承担这以历史使命。
三、结语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学生现状。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语种交汇的地区，除了汉族和回族使用汉文字以外，其他少数民族民族都有自己通用的语言文字。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不高，多数无法用汉语熟练交流。学生对专业教材能全部理解的仅占25%，70%以上的民族学生对汉语授课的部分课程基本能听懂，但让他们用汉语口述所学到的知识是很困难的，久而久之，对专业课程丧失兴趣。民族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课的仅占52%，多数学生缺乏学习耐心和持久性，专业课考试通过率明显比汉族学生低。新疆少数民族大多数来自于农牧区，其在语言、心理、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本民族特质，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大部分民族学生民族身份自尊感很强，交往范围狭窄，易形成小团体，只与本民族学生来往的较多。
（二）教学现状。
1.教学方面
以课堂讲授方式为主，实践课较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探究式教学方法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高，被动教学现象突出；注重法条讲授，但对其法理讲授较少；用模拟法庭方式上课的占12%。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质量的评估要素之一，对法学教育内容产生一定影响。调查发现，16%的教师在民族班上课完全以司法考试为主线。
2.法学教师的教学态度受到民族同学的肯定
访谈发现，多数法学教师在民族班上课语速减慢，与学生沟通频繁。多数民族学生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比较认真负责，教师会帮助学生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学生都很感谢老师。
二、民族法科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缺乏民族特色和针对性。
目前，民族法科课程设置主要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民族法学欠缺，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其生活的民族地区的生活环境不相适应。民族法科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在本民族地区从事法科工作，是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维护者和推动者。因此，教学方式应当突出针对性和特色性，以满足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需要。
（二）教学方式不能完全适应民族特质。
由于学生语言水平参差不齐，任课教师能力有限，为帮助其顺利通过考试，灌输式授课方式最常见。此法的优点是可以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系统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缺点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缺乏，极易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到法院旁听、律师实习等非常少，实习时间太短，实习制度不太严格，流于形式。僵化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民族法科学生，不能顺利融入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实践，影响就业。
（三）语言困境。
1.基础汉语水平偏低
民族法科学生学习中最大的障碍是语言。MHK考试虽然对提高汉语言理解、使用和表达能力有一定帮助，但多数学生汉语实际运用水平不高，缺乏汉文化底蕴。MHK考试形成应试教育的模式，不适应提高少数民族汉语言素养和素质教育的需要。而法学课程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很难掌握。
2.专业汉语课时太少
随着汉语预科教学的不断加强，专业汉语教学被逐渐淡化，甚至停止专业汉语教学的呼吁声音渐高。基础汉语的学习通常是针对日常生活、人文风俗、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锻炼，而法科涉及内容广泛的专业性词汇，基础汉语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严重影响专业教学质量。目前，虽开设了法学专业汉语课程，但课程课时太少，很难全面、充分、透彻地讲解专业词汇，对专业课的学习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十分不利。
3.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民族学生法学教育选用的教材一般是教育部法学专业本科核心课程的规划教材，内容的深度与民族学生的学习能力不相符，学生对教材的理解程度不高；适应民族地区的法律课程设置较少。因此，有必要在必修或者选修课中增加民族法律的课程。其次，理论课程较多，缺少培养职业技巧和职业技能的课程。
4.缺乏用双语撰写的法学专用教材
少数民族法学教材的适用对象有限,编写资金相对缺乏，少数民族法学教材建设相对落后。所使用的教材与汉族学生一样，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没有专业汉语教材，难以满足学习需要。
5.与司法考试衔接存在一定困难
少数民族法学学生的专业课程都是用汉语讲授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汉语理解能力不足以用参加汉语司法考试，所以只好用少数民族文字。民族语系的司法考试，又不知道各种法律词汇在民族语言中相应的称法，所以不得不通过参加本民族语言的辅导班的方式重新学习法律。
三、民族法科教育需采取的措施
（一）合理设置专业课程及内容。
少数民族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在全国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增设符合本地区需要、有民族特色的专业课程，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增设特殊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培养学生获得知识、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调解、谈判、辩论、法律文书写作等技能，使民族法科学生熟悉少数民族风俗及习惯，支持并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这样才能为民族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教材建设。
1.修订、编写民族法学教材
应尽快编写少数民族法学通用的专业教材。民族语言法学教材使用数量有限、编写资金缺乏,民族教材建设严重滞后。解决方法有：一是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布置专项教材资金，扶持双语法学教材的出版；二是鼓励专业教师充分利用民族教育发展基金；三是积极利用政府和社会资金出版双语法学教材。
2.编写民族法学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及辅导资料
目前还没有一套适用于少数民族法科教育的案例教材。大部分民族法科教育是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会留在到当地。因此，案例的选用除了要考虑国情之外，还要考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现状，考虑到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这样才能真正为民族地区培养法律人才。因此，可以立足于党的民族政策，依据于民族地方法制建设特点，编写一套适合少数民族法学教育的案例教材。
3.加强专业汉语的学习
首先，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利用课内外丰富的汉语信息资源，发挥自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其次，专业汉语教学应巩固学生的专业词汇，强化听力和翻译能力，提高学生的口语和应用文写作能力，为写好毕业论文打下基础。这就要求教师革新、丰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课堂加强说、听、写训练。再次，笔者认为应当为每一门专业课编写一本专业汉语课本。最后，应当加大专业汉语的课时量，放在要开设专业课的上一学期，并且由双语教师教授，有利于学生学习与理解。
（三）丰富课堂教学手段，加强实践教学课程。
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种法律实用主义倾向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但我仍然赞同经验对于法律比逻辑更根本。培养民族法科人才过程中一定要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注重学生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相促进，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使民族法科教育适应民族地方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1.案例教学法
应将本地区发生的经典案例在教学中加以讲解和剖析，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法律理论。这样的教学方式更贴近民族地区的实际，少数民族法学教育也才能真正提高人才质量、提高科研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为民族地区和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
2.分层次教学法
民族法科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学生需求差异大、教学层次多样的特点。在日常法学教育过程中，除要做好常规教学外，还应采取多样化措施以应对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实际。为此，应采取教学大纲、教材、课件、习题、考试“五不同”，对民族学生和非民族学生分班教学、分层次教学。这样做的最大益处是结合不同层次的民族学生，因材施教，做到以人为本。
3.建立民族法科教育教学实践基地
除了在校内建设好模拟法庭和鼓励学生在校内外进行普法宣传外，还应与学校周边的司法、执法部门加强联系，建立学生的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双赢结果。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建立教学基地为民族学生的司法实践活动提供相对稳定的平台，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延伸课堂教学内容，弥补案例教学的不足。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实践中缺乏大量的双语人才和应用型法律人才，教学基地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改变当地法务部门人手不足的局面，为当地法制建设提供人力支持。
4.重视少数民族法学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建立一支来自民族地区、熟练运用民族语言、了解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学专业师资队伍，针对民族法科学生的特质，加强其法学理论同法律实务之间的联系。其次，发达地区或国家名校应培养少数民族法学教师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高校。
5.民族法科教育适当结合国家司法考试
司法考试对于学生就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民族法科教育应适当强化与司法考试的结合，分析历年真题，以帮助民族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结合司法考试进行民族语言培训，为民族地区输送合格的少数民族法学毕业生。
6.双语教学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7篇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表现，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学生们真正的感受到音乐背后民族文化的内涵。在具体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可以采取参与性体验、非参与性体验以及情景体验的方法。
（一）参与性体验
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应该以欣赏为主，通过老师生动并富有启发性的讲解，引导学生参与到音乐的体验中，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并鼓励他们将自己的体验表达出来，从而逐步的培养孩子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积累对民族音乐的感悟和体验。
（二）非参与性体验
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非参与性的体验是指老师将民族音乐的“声、腔、调、情、韵”等要素通过传授的形式教给学生，让学生通过模仿来参与和体验。
（三）情景体验
情感的贯彻需要有实景的感染，只有这样才能为歌词赋予生命和意蕴。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要努力的创造与歌曲本身相适应的教学情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诗化的语言配合与歌曲意境吻合的背景音乐来创造近乎实景化的教学环境，升华学生的情感，塑造音乐的感染力。不仅有助于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人文素养的提升。
二、多元化教学方法
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教材以及其他相关的丰富音乐资源，多个维度上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感染，从而更好的实现对民族音乐教学的效果。在资源融入教学中，最为普遍的就是讲授法。讲授法就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老师的语言和书面两种形式来讲授民族音乐的具体知识。同时辅以民族故事、文化传统等相关的外延知识来吸引学生，这样就不会让学生感觉到无聊无趣，从而提高授课的效果。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阶段性的给予学生更多的表现机会，对学生的表演进行观摩和评论，这样有助于对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持久的学习动力，从而通过音乐的教学，实现文化多样性、音乐传承性的灌输效果。例如在《西北放歌》中，我们可以选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作为教学目标，在教授之前，首先通过幻灯片以及图片的形式，介绍陕北的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了解这首民歌创造的历史背景，营造出当年陕北人民迎接红军时的热烈欢腾的氛围。在教师范唱过程中则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邀请唱的比较好的学生单独领唱。
三、实践展示方法
对于多数的学生来说，对流行音乐以及西方音乐的了解和掌握要远远多于民族音乐。因此如果没有具体的感知性素材是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喜爱和演唱民族音乐。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小学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运用能够具体化的实物或者有血有肉的素材，通过实践展示法来吸引学生。而所谓实践展示法就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通过教师的示范、演奏或者其他多种先进手段让学生获得感性体验的一种演示法。这就要求老师在演唱和演奏的示范过程中要做到声情并茂，准确并丰富的表达出民族音乐作品的意境和风格，同时，通过多媒体、幻灯片以及教学卡片等形式，充分的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学生将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知识融合为一。例如，传统的弹拨乐器里的热瓦普、古琴、柳琴、冬不拉、火不思；拉弦乐器里的马头琴、高胡、二胡；吹奏乐器笙、箫、埙、葫芦丝等；击弦乐器里的扬琴，打击乐器的罄、编钟、腰鼓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教学课件的形式向他们展示这些传统的乐器以及古老的曲调，从而开启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激发潜在的创造性。四、比较融合法当今时代是多元文化撞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作为音乐教师不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教材，都无法完全左右学生的审美偏好，也不再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因此，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民族音乐教育的目标，克服多种文化语境的干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老师就必须将正统的民族音乐内容与学生们喜爱的音乐形式进行有效的融合和比较，创新音乐教学的方法。例如，用传统的乐器演奏流行的歌曲，对比流行歌曲的发音和传统民族音乐发音等，组织学生民乐团等都是非常好的比较融合方法。而这样的比较融合的教学方法效果要远远好于单方向的传统灌输，尤其是针对青春期躁动、叛逆的学生教学效果更佳显著。
四、结语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一）教学方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底蕴丰富，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的沉淀文化，是当前音乐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从山歌到小调，从民族情感到民族色彩，民族音乐以独特的魅力带给人们听觉上的盛宴。互联网时代下媒体在高校民族音乐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你讲我听”的教学方式，实现了教学方式上的转变。首先，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课堂内容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讲解，而是利用媒体为学生展现出民族音乐的学习技巧，让学生能够模仿音乐大师进行自我练习；其次，媒体的运用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无论是对视频的播放还是对音频的点击，都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自身对民族音乐课堂的喜爱。另外，媒体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所出现的局限性，学生与教师可以在课下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沟通与学习。
（二）教学内容的转变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育内容无非是音乐理论、音乐知识、演唱演奏技巧、情感表达，由于民族音乐的乐理知识比较复杂与抽象，很多学生在理解与掌握中比较困难，对其本质含义无法理解。并且，在民族音乐教学中，视唱练耳是培养学生音乐能力的基础，但是，由于课程时间短，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视唱练耳中缺乏时间因素，会导致部分学生视唱练耳成绩过低，进而影响后期的演唱与演奏技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有关民族音乐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校音乐教师利用音乐网站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将其中所包含的教学知识、教学重点以及教学技巧进行掌握，实现教学内容的转变，从根本上实现了以演唱与演奏基础为主体，演唱与演奏技巧为重点的教学内容。
（三）教学过程的转变
在传统的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形式，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不感兴趣，认为民族音乐过于乏味、枯燥，甚至部分学生在音乐理论课程中出现“呼呼大睡”的现象，这种情况很难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无法提升民族音乐的教学质量。但是，互联网时代，音乐教师对媒体的运用，能够改变这一现状，比如，音乐教师在乐理讲解中播放音乐大师的访谈内容，并及时将乐理知识与访谈内容进行联系，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演唱与演奏练习中，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媒体，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表演进行下载，方便学生观看，特别是一些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反复观看，仔细聆听，掌握其中的诀窍，使其能够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二、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带来的影响
媒体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作用与日俱增，其中，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媒体以新的手段与方式，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的思想、观念、模式、方法进行改善，使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分离。从本质上而言，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媒体为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中，由于受到资金、传统观念的影响，高校民族音乐教学资源严重匮乏，教学资料基本上以书籍、录音带、VCD为主，且内容陈旧，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该类教学资源的影响下，会导致学生与教学内容产生隔世之感，从根本上影响教学效果。互联网兴起后，媒体以独特的形式出现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之中，并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传统资源现状，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媒体中所上传的音频、视频、曲谱等资源进行下载，利用网页查找相关音乐信息，欣赏到各个地区的优秀音乐表演，了解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学动态以及音乐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网站有中国古曲网、华音网站、绿洲音乐网、洪恩在线等，在这些网站中可以查阅民族音乐乐理知识、音乐录音技术、音乐表演技巧等。此外，网络中所存在的各类媒体访谈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资源。由于互联网具备及时性、信息性、全球性，所以在信息更新中速度非常快，无论是音乐教师还是学生，均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应的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成绩，增强自身的音乐素养。
（二）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更新教学观念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条件，传统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关系：传统模式中，教师是严肃的，高高在上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学生需听从教师的意见，服从教师的命令，不与教师发生学术上的争执，虽然说这种模式强调了教师的重要地位，但是却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开发，对学生的发展而言有着阻碍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的运用将这一局面改善，并且改变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比如，学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音乐创作、演唱、演奏作品传递给教师，让教师给予指导与帮助；如果在课堂中学生对部分内容难以理解，但是却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法在课堂中进行询问，则可以利用互联网媒介，像QQ、微信等通信软件，实现与教师的课下交流、互动。此外，教师可以设置官方微博，邀请同学对某类民族音乐节目进行评点，使学生能够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但是，从整体而言，音乐教师要想真正与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形成新的教学观念，就需要将传统的主体角色进行改变，为学生提供互联网的使用方法，媒介产品的使用技巧，帮助学生利用媒体观看民族音乐表演，使学生在民族音乐道路上越走越好。
（三）提高音乐教师的音乐素养，提高教学质量
如上文所言，在互联网时代，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由于时代进步过快，社会发展迅速，部分民族音乐教师所具备的音乐素养呈现出落后、老旧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音乐教师需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因素，利用媒体的发展特点，及时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保障。
1.媒体的运用能够提升音乐教师的媒介素养
在社会的发展中，媒体的出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并且也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利用媒体的基本特点，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其中，教师要加强对媒介的认识与理解，对媒体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将自身的基本素养与媒体进行结合，在媒体信息化、媒介化的特点下，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比如，教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看音乐节目表演、欣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聆听专家的音乐讲座，从而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与媒介素养，为民族音乐的媒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2.媒体的运用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修养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9篇
从对笔者的工作单位及其它艺术培训中心的观察，成人声乐的学习者主要有学前教育教师、从事音乐个体教学的教师、艺术类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和来自企、事业单位离退休的爱好者。他们所呈现的特点是:
（一）学习者年龄一般偏大，工作中和生活上的事情比较繁琐，课后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练习所学内容，对声乐的发展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很少能够坚持学习。（二）声乐演唱技能水平偏低，相关理论知识匮乏。
（三）能够比较认真、刻苦练习，学习声乐知识积极主动。
二、因材施教成人声乐教学要分析
并掌握学生的个体特点，清晰看到学生具有的优点与缺点，遵循成人的培养目标，把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相结合，为每一位学习者制定可行的教学方案，选择更加合理的教学内容。目前的成人声乐教学基本上都是专业音乐学院院校的教学模式，在专业技能训练和理论知识传授方面偏重前者，结果是学生毕业后由于理论知识的匮乏，只能演唱，不能教学，所以我们应取长补短建立科学的成人声乐教学。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成人声乐学习者应尽量避免过多讲专业术语，这样会让其觉得枯燥乏味，将专业术语转化为生动且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教学，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就是每个人的嗓音条件不一样，在初学的时候要让成人学习者了解自己特有的嗓音条件，而不会盲目的模仿他人的音色，造成声音不自然，更不用说感动听众了，这样也避免了打消其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众所周知，声乐中的五个元音的发声练习，并不是适合每一个学习者，只有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才能唱出最自然的声音。
三、不同民族的音乐概念
从历史角度看，汉族“音乐”的概念，音乐与诗词曲是缺一不可的，曲牌的表达与“曲式”不能划等号，而西方音乐的不同在于，曲式的结构是第一位的，歌词与其相比是次要的，中国多民族音乐融入地方的方言，特别讲究歌唱发声特色比“曲式”更为重要。所以在成人声乐教学过程中，不能单一的认为只有一个声音概念。不同文化的音乐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声音是正确的，哪一种个声音是错误的，只有唱出来的声音是自然的、优美的、和谐的，才会与听众产生共鸣。
四、对成人声乐教学的建议
（一）中西合璧。由于现如今的中国声乐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偏重于西方的歌剧为主，二是主要以中国民族音乐特别是汉民族的为主，故此，把一体的音乐文化与多元文化音乐视野结合尤为重要。对基本的发声原理进行科学而有效地结合。
（二）声音概念的形成。不同文化的音乐对声音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解释，不能仅仅考虑单一的西方音乐学知识论或者中国民族音乐，还应该有着多元性的解释，使其更加合理。
（三）树立正确的音乐价值观，不要认为只有国外的发声方法先进，凡是中国的发声方法就落后,应该充分利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建立多元的音乐价值观。
（四）和谐的教学方法。演唱者诠释作品过程中会涉及不同民族音乐的风格，这也是声乐作品演唱魅力之所在，作为教师不能偏重使用某一种，应该是多种风格都让学习者了解并掌握,保持和谐的教学风格。
五、结语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也明确要求：“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里所说的“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不仅局限于学习地道的英语，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传统，还应以英语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因此，英语教学不仅是对学生外语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双向的，意味着不仅要吸纳国外的文化，还担着传播本国先进文化的重任。目前，民族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教育中多以介绍英美国家文化为主，缺少中国文化内容，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宣扬和教学内容几乎没有，与时代的需求和学生的现实需求不符。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育必须肩负起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神圣使命。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下获得外语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能力，使其在了解主体文化和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继续发扬和保持民族文化，并且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及文化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就包括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所以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在推进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并将其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院校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需求调查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对象为中央民族大学2012级和2013级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两个年级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每个年级各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其中，男生56人占28%；女生144人占72%。汉族学生84人占42%，少数民族学生112人占58%。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数据量表（Likertscale）进行问卷设计。本问卷共计20道题，每道题分别有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不确定；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五种计分。问卷运用SPSS19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并获得相关数据和结果。
（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每道题分值的平均数都在3分以上，其中最小平均数为3.54分；最大平均数为4.48。标准方差值中最小方差值为0.336，最大方差值为1.373，方差值较小的题为第15题、第2题、第11题、第14题和第20题。此数据结果表明，学生对这几个题目在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选项选择是最多的。这几个选项分别是第5题有必要在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4%，完全同意占52%；第2题有提高和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民族文化的愿望，基本同意占58%，完全同意占30%；第11题在上大学英语课时，有必要学习中国民族文化的知识，基本同意占54%，完全同意占36%；第14题希望自己能用英语流利地表达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20题民族院校大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4%。这几个选项的结果已经充分说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用英语能够表达中国的民族文化，并且希望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和教材中增加民族文化的内容。在其他的选项中，如第1题在和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本同意占32%，完全同意占56%；第7题在用英语表达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时较吃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8题对于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较少，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46%。第13题现有教材中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内容太少，基本同意占52%，完全同意占26%。这四项数据结果充分表明绝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自己目前的民族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太满意，认为自己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过少，并且英语教材里面包含中国文化的内容过少。再如，第16题需要在大学英语课上能够补充一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8%，完全同意占38%；第17题需要有一门选修课或通识课用英语讲解中国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38%；第18题希望能有一本专门的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学习教材，基本同意占42%，完全同意占42%。这三项数据表达了学生有愿望在英语课堂中补充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这部分内容，且希望有专门的教材和专门的选修课。最后，在第19题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责任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6%，完全同意占52%。这道题完全同意的比例很大，表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在大学英语教育中不仅要进行英语知识的学习的同时，还肩负着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三、民族院校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途径
（一）民族文化英语课程的设置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实行开放性的多样化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在后续课程、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等方面增加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课程，如民族文化阅读课和口语课等。如果课程设置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在教学内容方面，合理利用教材的同时，把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教学内容贯穿到各层次的英语教学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作为补充，提高各民族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例如，口语课程内容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相关话题为单元，通过情境导入、词汇认知、主题阅读、讨论练习、拓展话题等环节串联各单元学习内容，使学生基本掌握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词汇及相关表达方法，进而能用较为得体的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现象等。
（二）校园民族英语文化的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可以将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用英文标识；在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和宣传中注入英文元素；学校英语广播电台可以在内容上增设学生感兴趣的民族英语活动和民族英语新闻广播；组织各项民族文化英语活动，如民族文化英语演讲和翻译大赛；开展民族地区英语导游和模拟对外交流接待等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各民族大学生创办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学生社团；定期出版校园民族文化英语刊物，利用节假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等。这些丰富而多彩的活动以多种形式弘扬民族文化，且适合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对民族英语文化学习的热情，使校园民族英语文化建设落到了实处。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1篇
1 问题提出
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亲近态度。回族是在中国分布最广的回少数民族,回族大学生是回族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认同状况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回族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各种民族认同研究理论共存的现状,我们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四个维度出发,综合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和构成内容,自编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调查问卷,以期多维度、多学科综合地对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进行调查。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中南民族大学回族学生,发放问卷163份,回收问卷121份,有效问卷115份。其中男生59人,女生54人,缺失值2人;来自聚居区的52人,非聚居区61人,缺失值2人;来自城市39人,农村76人。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国民族民间舞本科教改方案和课程设置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展开的，依据有关规定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专业设置中，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芭蕾舞、音乐剧都划归在表演专业之下，与舞蹈学、舞蹈编导相区别。尽管中国民族民间舞本科教学只有一个表演专业，但在2002版本科培养方案中，在表演专业结构框架内，对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设计，不仅注重了学生表演能力的培养，还刻意强调了“表”、“教”、“编”、“研”等系统课程的协调搭配，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学生表演能力培养上，设计了基本功训练、中国民族民间风格舞蹈课群(汉、藏、蒙、维、朝、傣风格舞蹈单元课、风格舞种专门化、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课、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典型组合课)、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与表演、戏剧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基础理论与实践等相关课程;在教学能力培养上，设计了由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分析课、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组合、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毕业实习(教学实习)这几门课构成的教学法课群;在编创能力的培养上，开设了中国民族民间舞即兴与编创、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与编舞这两门课程;在学术研究能力培养上，开设了舞蹈形态学、舞蹈概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舞蹈教育学、中国民俗舞蹈、舞蹈作品赏析，以及文化人类学。开设文化人类学是因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民俗舞蹈这两门课程，其课程性质类似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授课重点不在于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而是着重强调对中国不同民族地域仍在传承的、有特点的民族民间舞蹈的详细介绍。任何一门学科没有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借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手段，填补与完善中国民族民间舞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不足，是当时设计这门课程的最初思考。该课程2003年正式授课，虽因多种原因在2006版本科培养方案中被撤下，但在2011版本科培养方案又以限选课的形式被重新纳入。今天，不仅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等其他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为教学重点的教学单位，也都开设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通论这样的课程。
二、理论范式的补充
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选择文化人类学弥补自己方法论上的不足，不是一时兴起之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必然。记得北京舞蹈学院对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有着突出贡献的许淑媖教授，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要想解决自身的学术问题，必须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她游学世界后一个最为深刻的体会，据说她生前在香港还做了一台人类学意义上的舞蹈专场晚会。当然有着类似认识的不仅就她一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诸多研究中国民族舞蹈的老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做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强调自我(theself)的研究不同的是，人类学注重对他者的系统研究(theStudyofOtherMan)，并相信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研究自己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即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humancommonality)、自性(self－identity)和他性(other-ness，orother＇sidentity)。‘他者’(other)在人类学的理解中，不仅仅是指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是指与自己不同的文化(Culturalotherness)，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如果将这个概念加以引申，发现中国民族民间舞也是一门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不约而同地也都是一位他者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诸如现今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中的藏族、蒙古族、朝鲜族、傣族、维吾尔族等民族舞蹈教材，每一个对于学习这些舞蹈的汉族师生来说都是他者。即便是汉族舞蹈教材，诸如山东秧歌(胶州秧歌、鼓子秧歌、海阳秧歌)、安徽花鼓灯、赣南采茶、云南花灯、陕北秧歌等这些在田间巷头、桑间濮上传承的民间舞蹈形式，对于来自不同省份在都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师生来说也都是他者。所以，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理论(theory)是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推理得出用于解释某事的一整套观点。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新的理解。理论体现的模式、联系和关系可能为新的研究所证实。”理论作为包含了一系列命题的解释框架，最有价值的是能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提供一个框架，让研究产生预盼性以及能够多视角地深入展开。对此，理论的积累与深入的研讨是各个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舞蹈界相对于其它学科，运动的人体(舞蹈动作语汇)是其本体，舞蹈表演是其中心(舞蹈只有跳出来才能呈现)，所以“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是一个被业界默认的“共识”，“重实践轻理论”也是一个大家都明白也都看到的问题。当技术和学术之间的不平衡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即舞蹈的学理建设没有跟上舞蹈实践发展的需要时，舞蹈实践会陷入原地打转、止步不前的怪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理论指导实践，科研促进教学，思想引领创作”的作用，缺少了学理支撑的实践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理论建设也是如此，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花费毕生精力从事相关的研究，也提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五大文化类型划分法、语言划分法、地理划分法”、“两类三层说”、“中国民族民间舞原始舞蹈遗存”等一些精辟的理论，也有过《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集成》、《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等相关优质的著作，但这些相比文化人类学在他者文化、世界民族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理论深度、广度、厚度以及理论著作的数量上都是不能成正比的。诸如在理论范式上，文化人类学对他者文化研究积淀的理论就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法国社会年鉴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等诸多学派。关于理论阐述的经典名著也是硕果累累，甚至每年都会有不同新的论著产生，借用这些理论范式与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必要和必须的。
因为，在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研讨，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是国族(na-tion)的概念，还是族群(ethnic)或人群(people)的概念?民间和民俗的关系是什么?民族民间这个合成词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是并列?是从属?还是偏正?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统指的是什么?是世代传承下来具有同一性的东西?还是当代人发明的新传统?在职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守民族民间舞蹈原有的神圣感、仪式性与多样化?中国当今的56个民族的“民族识别”是怎么一回事?如何看待已被划分好的民族下面的不同支系的族群舞蹈?民族民间舞蹈与社会，民族民间舞蹈与宗教，民族民间舞蹈与政治，民族民间舞蹈与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与文化变迁等等，相关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也都需要一一解答。这其中，很多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中，还没有涉及或者钻研不深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中大多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讨，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借用和积极转化，能使我们的研究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人们常说:“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许多学科的发展问题不能名正言顺的回答，甚至连自圆其说都不能满足时，自然就会遭到多方质疑以及各种责难。我们不能永远用“你不懂舞蹈这句话”加以搪塞，是将我们的所思所想加以表述的时候了，“思维决定行为，想不清楚也就做不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当我们在某些方面力所不及时，借“它山之石，用以攻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会出现文化人类学个别理论因过于高深而无法应用的情况。但类似《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民族志》这样的民族问题研究丛书，以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凉山彝家》、《湘西苗族考察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鼓藏节:苗族祭祖大典》、《克木人:中国西南边疆一个跨境族群》、《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文化转型的民族志研究》、《圣歌里的芭蕉箐:富民县东村乡芭蕉箐苗族村民日记》等类似的民族志作品，能给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提供很多翔实的资料，以及理论范式应用上的思考。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即描述、分析、阐释和说明社会和文化异同的分支学科。“为了研究和阐释文化多样性，文化人类学家从事两类活动:民族志(ethnography)(基于田野工作)和民族学(基于跨文化比较)。民族志提供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描述。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收集他或她组织、描述、分析和阐释的数据，并以专著、文章或者电影的形式来建立和展示描述。传统上，民族志者曾居住在小型社区中，并研究当地的行为、信仰、风俗、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政治和宗教、艺术。……民族学(ethnology)考察、阐释、分析和比较民族志结果———从不同社会中搜集到的资料。它运用这些材料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对比和归纳。发现特殊之后更普遍的东西，民族学家试图辨认和解释文化异同，检验假设并建立理论以提升我们对于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的理解。”从引文中可以看出，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最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甚至被学者们认定为“看家的本领”。
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来说这两种方法也是贯穿始终。先说比较研究，学习和研究其他民族地域的舞蹈，一进入就开始了比较研究，无论你承不承认，对于你熟悉的本民族或本地区舞蹈文化解释体系而言，其他民族地域的舞蹈永远是不折不扣的他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不比较都不行，因为它总会与你熟悉擅长的舞蹈类型有区别，整个过程会在不适应———适应，不理解———理解中完成。文化人类学出于学科范式假设的需要，会致力于欣赏和理解“差异”(difference)，中国民族民间舞就舞蹈学习研究的深入，也会以他者舞蹈的风格、特色、不同来反观自己熟悉的舞蹈类型，从而进行更好地自我发现，如同照镜子一样，成为他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田野工作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而言，是学科发展的基点，这是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都能达成的“共识”，过去只不过叫“民间采风”而已，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奠定的基础息息相关。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引发的“新秧歌运动”，以及1946年由戴爱莲为首组织编创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可以被认定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发展起点的话。那么当时的做法，即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学习人民，理解人民，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学习，视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一观念不仅深入人心，更成为学科后期发展建设的方向标，以及学科教材建设、作品创作、学术研究的压舱石。在当时，将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对民间艺术的学习，规定为有出息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投入生活的激流，吸取民间的养料”，依旧是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能出色地“表”、“教”、“编”、“研”的前提，并成为一种“传统”被历代中国民族民间舞人所遵循。上山下乡、走村串寨地“访舞”、“学舞”、“研舞”，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都能说出与自己相关的一两个故事，历届学科带头人也都是亲历亲为，大江南北也都留有他们的足迹，部分田野经历或多或少也有所记载。如北京舞蹈学校民间舞第一人教研组组长盛婕老师(1954.9－1954.12)，写过《安徽的花鼓灯》、《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这样的文章;第二任教研组组长彭松老师(1954.12－1956.2)发表过《采舞记———忆1945年川康之行》、《谈民间舞蹈的发掘和整理》、《灯舞》、《花鼓灯之歌》这样的文作;第三任教研组组长罗雄岩老师(1954.12－1958.4)写过《塔吉克族舞蹈的艺术特色》、《九曲黄河灯初探———灯阵的古文化遗存》等相关的论文;第四任教研组组长许淑媖老师(1958.4－1961)也留有《南北寻舞有感》、《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采集点滴》、《再谈深入学习传统，奋力发展创新》等相关的著述，与他们同时代的老师就更不用提了，不仅以身示范亲历民间，对自己的所感、所思、所见也多有笔墨。1987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成立，去民间做调研，整理教材、创作作品、学术研究更是成为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师的必修课，在全国各地很多重大节日以及相关的仪式庆典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认识如此深入，所作也如此精彩，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没有一本关于如何进行田野工作的教材或著作，前辈教师做田野的经验和心得更多停留在资深教师的口述记忆中，他们的精彩故事以及学舞传奇也没有人有兴趣著书立说，田野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少有归纳，更谈不上系统的总结了。
反观文化人类学，只要敲击田野工作就会出来《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田野民俗志》、《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定性研究: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如何做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参与观察法》等诸多的学术论著，更不用提各种《人类学通论》或《民族学概论》中有关田野工作章节的介绍，以及专门撰写的有关田野工作的民族志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了。对此，学习和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完善和补充中国民族民间舞在研究方法上面的不足和缺失，是件势在必行的工作与任务。当然学会别人的目的在于找到自己。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能完全依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舞蹈，“首先需要认识舞蹈这种人体文化和艺术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敏感性和特殊性，还需要认识到，舞者先天的生理结构、心理素质、运动力学、美学理想等差异，一旦将它从此地文化移植到彼地文化的土壤中去，它便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现象，甚至会出现‘树挪死’的可能，由此造成原有的文化意义不复存在，甚至遭到严重扭曲和误读的命运。”就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也谈道:“人类学学科立场的艺术研究往往本着人类学学科的立场，从‘艺术的社会性’着手，要求艺术人类学去研究各种艺术形式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塑造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探讨在艺术形式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和理念，以及文化逻辑在场景中得以表征或者转化于实践之中的过程。以此来着手进行他们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中也可以使其研究更具有人类学学科的规范性。这种努力固然扩大了艺术的范畴，甚至可能使传统研究有眼界大开的感觉。但是，也或多或少让艺术研究圈内的学者和更广大的阅读者感到困惑:艺术本身的位置何在，人类学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否靠‘艺术’的谱。当着意发现文化价值、社会集体表象之类的东西时，对艺术影像性或听觉感受存在本身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总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此，对于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学习，学什么，怎么学是一个必须要深思熟虑的话题。
四、结语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民族性跟教育性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在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上，我们要坚持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性特点为原则，同时兼顾民族教育学的民族科学性特点，比如说在民族教育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政治等各方面的要素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学设计当中去，让我们的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更趋完美。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4篇
民族院校开展艺术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艺术教育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又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写进，要求教育要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旨归，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艺术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高校艺术教育不仅仅完善着高校教育的学科发展，同时能够促进学生人性的完美，能够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意识，使学生成为富于创造性的、身心和谐的人，在促进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经济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民族院校是各民族人才培养的摇篮和重要基地，根本任务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储备。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人才，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对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因此，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艺术教育，让艺术教育能够辐射所有专业非专业学生，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2开展专业性民族艺术教育是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与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不同，民族院校还肩负着面向艺术专业的学生，开展民族特色艺术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民族艺术人才的重任，这也是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少数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各族先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少数民族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少数民族在生息繁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的文化元素。各少数民族艺术，无不体现着少数民族的个性，也烙印着族群发展变迁中的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如藏族歌曲粗犷豪放，傣族巴乌柔美细腻，彝族“阿细跳月”热情奔放，瑶族的长鼓舞典雅飘逸，京族的独弦琴婉转悠扬，各民族多种艺术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一朵奇葩。但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文化形式相互交融，地域性、民族性特征逐渐消退，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形式的单一性和同一性趋向，加上西方速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不断抢占，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发现，这些困难和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艺术人才断层，后继无人（86．5％的受访者认为，下同）；二是文化保护发展部门工作不到位（80．2％）；三是艺术传承发展过于功利，变味走调，民族性被弱化（78．8％）。通过分析归纳，我们发现这三个方面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专业性的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问题，深入一点儿又可以归结到民族院校上来。民族院校作为民族人才培养的摇篮和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心，应当发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色鲜明的民族艺术教育，不断提高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能力，为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输出。
民族院校艺术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在民族院校，艺术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位置越来越突出。一些民族高校已陆续开始加大民族艺术教育力度开展了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等内容的艺术教育，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适应艺术教育的现实需要，广西民族大学于2012年1月成立学校公共艺术教学部，为学校进一步实施全面的公共艺术教育、普及艺术知识，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及综合素质，加强学生第二课堂的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等打下了坚实平台。
但是就目前而言，艺术教育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在广西民族大学的调查问卷发现，有72．5％的学生对学校的民族艺术教育现状不满意；有61．8％的学生表示未上过我校的艺术教育课程；；有78．1％的学生认为在学校接受的艺术知识对自己没有用处；60％的学生认为目前学校的艺术教育民族特色特色不明显。在学校的艺术课程设置上，有72．3％的学生认为目前学校的艺术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结构单一，民族特色不明显，无法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66．8％的学生未参加过学校的艺术类社团组织；70．2％的学生认为学校的艺术氛围不浓厚。但是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也了解到，有近75％的民族学生愿意致力于保护和继承发展本民族的民族艺术，同时也大约有65％的学生认为目前在学校没有有效渠道能够接受到较为专业的本民族的艺术教育。
综上，民族学生传承本民族民族艺术的现实需要和目前学校民族艺术教育能力缺失之间的矛盾，以及非艺术类学生素质教育的迫切需求和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有效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民族院校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重视艺术教育在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在民族艺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艺术教育改革。
民族院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析
（1）问题一：目前民族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教学目的不明确，对艺术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教学体系中仍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学分偏少。二是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陈旧。门类大多是音乐、美术、书法、舞蹈的通识性课程，授课方式也基本局限在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要途径，讲授内容大多是艺术教育的基本术语，或者是介绍艺术发展史的，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三是课程多以欣赏类为主，缺乏专业性技能培养方面的实践类课程。这主要表现在课程教材基本是艺术概论或艺术欣赏性质的，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一些皮毛的“知识”。由于缺乏实践的巩固，这些所谓的“知识”也会很快被忘却，无法融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中。此外，具有民族地区鲜明特色的校本教材几乎没有。
对策：一是重视艺术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只有明确教学目的，才能在教学中做到全身心、站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角度去进行教学改革，把艺术教育真正到纳入教学计划管理之中，保证艺术素质内容、进程、质量的落实，保证学生掌握基础的艺术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二是改善和优化艺术教育课程。艺术课程的设置是高校艺术教学活动的起点，要与本校的办学方向、专业设置和学生需求相适应。“素质教育不是针对一个学生的全面教育，而是针对所有学生的个别教育”。在确保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有开拓型（介绍最新艺术流派、艺术理论观点、艺术作家作品等）、综合实践型（指导大学生戏剧、艺术展演等综合性艺术实践活动）、兴趣娱乐型等课程的开设，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三是创造条件，开设具有广西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艺术教育课程。广西12个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各自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要在高校艺术教育中设置专业化、特色化的艺术教育课程，加强同民族艺术氛围浓厚地区的全面合作，提高民族艺术教育教学水平，满足各民族学生学习了解本民族特色艺术的切实需求。
（2）问题二：现行的艺术教育核心评价体系不适应艺术素质教育的现实需要。现在大多数高校艺术素质课程教学考试仍以笔试为主，这种考查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上属于应试教育的范畴，无法让学生感受到艺术真正的魅力，也无法准确、客观的反映出学生真实的艺术能力。
对策：建立与艺术教育教学特征相适应的考试、考核体制是教学实际的需要。第一，重建艺术教育评价体系，把艺术教育成效纳入到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当中。艺术教育应纳入学校工作的整体，统一的教学计划中，进行科学、合理、有序、有度的管理、完善、调控和实施，让艺术教育在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体制中，拥有与其它学科同等的正规地位。麻省理工学院规定，获得学士学位必须修满360学分，而其中的72分必须是艺术课程。国内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也有类似的做法，民族院校可以借鉴。二是采用社会实践的方式代替笔试考核，过渡阶段可以实行笔试和实践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实践的考核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根据各艺术门类的自身特点自行设计，如音乐、舞蹈类可以通过参加校内的晚会、歌唱比赛等形式进行，美术、书法类可以通过举办书画比赛、送春联活动等形式进行，核心是让学生在参加艺术活动的实践中展示自己的艺术能力。三是把艺术类教师对艺术类社团组织的指导作为考核教师教学成果的重要依据。
（3）问题三：民族艺术师资力量不足，导致无力进行规模性的民族艺术研究和教学。就广西民族大学而言，目前艺术类师资主要担任的课程是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课和非艺术类学生的公修课教学任务。艺术专业开设的艺术类专业有艺术设计（平面广告和环境艺术设计方向）、美术学、音乐表演（声乐和器乐方向）、舞蹈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和广播电视编导，基本没有专业的民族艺术课程和师资。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类通识通选课近几年主要开设广西民歌及东南亚民歌演唱赏析、东南亚舞蹈鉴赏、广播电视现场报道、书法类、演讲与口才、中国少数民族歌曲、乐曲赏析、现代舞等，包含了一些少数民族特色的课程，但是比例不高（约占20％），课程内容也多是集中在音乐、美术和舞蹈类，其它形式的民族艺术涉猎不多。而且通识通选课往往采取大班教学，往往一个班200人以上，不便于开展教学实践，教学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对策：加强民族院校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现有师资进修。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针对我校艺术教育目前的这种状况，应采取专业教师和社会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方式给予解决。一是扩大艺术教师队伍规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各校担任公共艺术教学的教师人数，应占在校学生总数的0．15％～0．2％，以广西民族大学19000全日制在校生为例，艺术教师的人数应在29～38人之间，而实际参与公共艺术教学（限于目前开设课程）的老师有22人，没有达到的规定比例，需要补充教学力量。二是要为艺术教育老师提供成功平台，在参加学术研讨会、争取科研课题、安排教育进修等方而要给予倾斜，使他们在高校中有用武之地，做到安心、上心、不断创造佳绩。坚持学校专业教师与社会专家与学者现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针，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扬长避短，打造一支专业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艺术教育师资队伍。
（4）问题四：校园内民族艺术类演出、交流活动水平不高，专业性不强，浓厚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尚未形成。目前就广西民族大学而言，每年开展的校园艺术类活动主要有大学生书画大赛、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啦啦操比赛、迎新晚会等几项活动，此外还有基本上每年一次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以及不固定的歌星演唱会、艺术类师生的演唱会。另外，跟民族艺术相关的活动还有校运会里面的三人板鞋等部分民族类体育运动。应该说以上这些活动辐射面不大，对于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艺术类社团的活动也往往因为活动资金、专业水准差、无教师指导等原因开展不起来。
民族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学前教育毕竟把不同与其他阶段的教育活动，其面对的大多数3～7岁的幼儿和儿童，学生群体的特性要求学前教育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活动做出相应的改变，使其特征独具。具体来说，学前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活动的教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教学内容定位于初具阶段。由于学前教育接受群体的特殊性，学生并没有成熟的接受机制和反应机制，对于舞蹈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并不能在艺术水平层面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学前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活动往往需要针对学生心理文化特点选择相适应的内容。常常选取各民族最著名、流传度最高的舞蹈曲目。二是教学目标不在于盲目追求学生舞蹈水平和艺术水准的提高，而在于学生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民间舞蹈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产品，其对于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感受、学习和实际的舞蹈过程中所感受到的艺术气息来完成对人的审美感受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因此学前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活动立足于学生对舞蹈艺术气息的感受和反应。三是对学前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教学成果采取多样性的衡量标准，不单单以学生舞蹈水平的提高为基准。既然民族民间舞蹈对人的促进和提高作用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那么就不应该用显性化的规定标准去衡量这种教学活动的成功性。所以，学前教育活动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效果的评价多以学生在教学互动中的艺术接受能力、审美体验能力以及审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提高为标准。
二、多角度透视下学前教育中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意义
在前文的论述过程中，已经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及其必要性进行了简单的说说明和涉及，此处将从民间民族舞蹈的内容、形式等多个不同角度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整体的透视和说明。一是从学前教育中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活动的内容来看，其教育活动尽可能结合学生本身的年龄特征来选取内容适宜的民族民间舞蹈曲目，保证学生能够对舞蹈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体验。保证教学活动意义和价值形成的可能性。学生在对舞蹈内容进行个人的审美体验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自身审美感受能力的锻炼和提高的过程。这种提高过程是个人化，也是无形的，它借助学生的审美感受能力，让舞蹈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气息和美学理念直接进入学生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对学生审美感受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提供强大的助力。二是学前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常常需要学生来模仿舞蹈动作，做出形体上的艺术反应和模仿动作。这种形体的动作和模仿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身体素质，在长期的舞蹈过程中塑造优美的身形，同时能够通过这些舞蹈动作的模仿来帮助学生形成肌肉记忆，让舞蹈本身的艺术气息和优雅的动作姿态内化成学生自身的一种素质，在无形中陶冶学生的艺术气息，淬炼出学生整体上的艺术气质。三是学前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能够借助舞蹈和艺术的熏陶力量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内容，帮助学生通过舞蹈学习和艺术修养形成对“真”“善”“美”等内容的基本认识，藉此实现对幼儿心理文化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学前教育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文化结构，培育完善的人格，同时增强学生的审美感受能力，对外界事物有正确而完整的接受体系和反应机制。四是学前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能够借助舞蹈中的音乐内容、绘画内容以及舞台设计等内容，帮助学生提高音乐、绘画等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帮助学生在学习模仿舞蹈的同时，同时接收舞蹈中的音乐元素和绘画元素，在将之内化为文化心理结构组论学前教育中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必要性成部分的同时发挥自身创作力和想象力，模仿其中的唱腔或者绘画，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艺术素养和艺术创新能力。五是学前教育中的民间民族舞蹈教学能够发挥民间民族舞蹈的本身特性提高幼儿的审美创造能力。如果审美感受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只是民间民族舞蹈意义和价值的初级体现，那么对幼儿审美创造能力的提高就是其意义和价值的深度体现。民间民族舞蹈本身大量运用艺术的象征手法和留白手法，营造出虚幻而美妙的艺术空间，幼儿在学习民族舞蹈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在感受其艺术渲染力的同时发挥自身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艺术空间的填补和勾勒，这一阶段就是学生审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阶段。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