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学科性质 教育社会心理学 多学科的视角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2.081

Resolv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Education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LI J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as a new discipline is only 40 years of history， yet perfect discipline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carding status quo， based on the proposed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y and ref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form independent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to resolve the ownership of the Nature of Psychology educ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 disciplinary nature; education social psych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0 前言

教育社会心理学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逐步兴起并日益影响深远的年轻学科，传入国内并发展至今已逾40年。其中，“教育社会心理学”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Getzels（1969）编撰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这预示着该学科的产生。国内研究始于1983年，以张世富撰写的《课堂中的教育社会心理学》和由章志光翻译林格伦的《课堂教育心理学》为起点。①随后，时蓉华（1989）撰写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第十八章提及“教育社会心理学”，并将此学科看作社会心理学的分支，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教育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性。②由于教育社会心理学整合了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所以关于其学科性质的界定问题，仍是不同学科研究者探讨的焦点。本文拟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梳理教育社会心理学在国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该学科的学科性质归属问题作出分析。

1 教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我国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时间较短，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纵观国内有关教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研究者不难发现存在以下几点问题：（1）20世纪90年代是国内学者研究教育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教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但近十年了，国内关于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文献资料依然很少，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应用研究方面并无新的突破。（2）尽管有很多学者努力建立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出版相关专著，但其体系仍较多依赖国外教材的框架，或是搬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在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无独特之处。（3）研究领域庞杂，缺乏有针对性的、突出的研究课题，研究的角度与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不免有相似之处、重合之处。③（4）自教育社会心理学诞生以来，教育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入到该领域。但研究者根据各自研究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进行定向，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这不仅不利于其学科本身的发展，反而使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更加含糊。

因此，解决以上问题，明确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应是首要探讨的课题。学科性质决定着学科体系的建构，决定着研究者改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从而造出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总结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教育社会心理学是一门介于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是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系统、教育过程中个体和集体由于人际交往而发生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并探索它发生发展的规律的学科。④这一观点对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定向，被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接受并引用。但是不禁引发新的思考：首先，既然已有了明确的学科定向，为何在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诸多混乱的局面，研究中存在的不确定与争论，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学科本身的进步。其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定向不完善造成的，还是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对其学科性质定向的主观随意性造成的呢？

鉴于我国的教育社会心理学仍处于创建阶段，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归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些共识。在此之前，明确一门新兴学科形成的要旨是什么尤为重要。

2 学科性质划分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具备形成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其标准很多，一些研究者已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划分中，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特征：（1）内容的专门性;（2）对象的成熟性;（3）研究方法的科学性;（4）从理论形态上去把握认识。⑤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人们是一门学科的认识，其最根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象与方法两个方面。除此，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当然，关于学科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在应用中形成的学科并不妨碍其形成真正的学科，只要它有对象有方法，也可自成体系。第二，方法有“专利”，但并非专用。没有独特的方法也并不妨碍一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学科。第三，实践指标也是评判一门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准。归纳起来，评判一门新学科是否具备成熟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学科理论方面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二是实践方面的，是否有代表的人物、著作、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

针对于后者，国内学者在研究教育社会心理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梳理出了相当清晰的脉络，不存在过多的争议。因而，另一重要的学科特征量――对象与方法，便成了研究者讨论的焦点，这也是本文对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进行探讨的起点和落脚点。

3 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探讨

3.1 学科性质诸论

教育社会心理学起初主要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观点研究和解释某些教育现象，例如课堂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等问题。随着其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研究的问题逐渐广泛并产生了分歧。而这一分歧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对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看法不同所导致。主要表象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结合，并且它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社会心理学仅仅是社会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内著名学者张志学的观点认为，教育社会心理学是运用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来考察学校系统中，集体或个体由于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心理现象，进而探讨它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3.2 学科性质的分析

总的来看，无论如何界定教育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者学者都一直强调社会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这并不妨碍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社会心理学一经脱离社会心理学的，便会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寻求自己独特的方向。但同时研究者还是要反思：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至今真的寻找到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专门化的研究方法了吗？

首先，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实践基础是教育改革的需要和其自身发展的局限。社会的需要对教育问题提出新的改革要求，迫切需要新的教育理论来指导，局限于教育心理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传统，仅仅依靠教育心理学已经不能承担起教育改革的重任。这促使了研究者对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反思，从而促发了教育社会心理学的萌芽。如果说教育社会心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区别于教育心理学的独特之处的话，那便是教育社会心理学开始变换角度看待教育问题，开始关注学校教育环境中所隐含的微型的社会关系。它试图从社会社会学的视角去描述、分析、解释和解决学校教育中的问题，深化对学校教育问题的理解。⑥

其次，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为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法指导。教育社会心理学并不是机械地套用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问题，而是经过吸收将其融入到整个教育体系中。把研究课题落实到教育系统内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现象之中，从而其形成紧密的联系。在过程中便形成了教育社会心理学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谓独特的理论体系指的是以社会心理学中成熟的理论观点为基础，将其转化的学校情境中进行研究。⑦因此，教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应该建立在这种转化的关系上，并且由于研究情境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形成了有别于社会心理学的新的理论体系。同时教育社会心理学所形成的独特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体系的独特之处就体现在它必须借助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各种方法于一体。所谓方法有专利，并非专用，所以这并不影响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最后，教育社会心理学与教育社会学也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是特殊教育现象，教育社会心理学在研究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教育的影响和个体社会化进程方面，与教育社会学存在联系，但又因其强调从微观的视角考察社会文化和群体心理影响而与教育社会学相区别。⑧

4 结论

综上所述，教育社会心理学与相邻的学科在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方面，既从上有交叉又相互区别，它已经具备了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但如果将其学科性质简单地归属于一门交叉的边缘学科，与其说是合理科学的，不如说是受限于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致。因为，作为教育社会心理学母体学科的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他们的学科性质归属也并非明确。例如，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就存在两种观点，即心理学家眼中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家的教育心理学，其学科性质的模糊性显而易见。所以对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定向，依然是一个困难和漫长的过程，而这也正说明了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还未正真形成，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歧还有待解决。这无疑也验证了学科发展的轨迹：在混乱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发展中达到共识。

注释

① 覃晓燕.浅析教育社会心理学的逻辑起点[J].教育理论与研究，2003（3）：41-45.

② 时蓉华.教育社会心理学[M].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

③ 张志学.谈教育社会心理学[J].教育研究，1991（4）：11-16.

④ 章志光.建立我国教育社会心理学当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2）：52-56.

⑤ 张世富.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应用[J].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5）：29-34.

⑥ 覃晓燕.教育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D].山西大学，2001.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当代社会心理学 新方向 大数据 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G4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4.076

Abstract Through contrasting the latest developing status of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rethinks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new orient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1） Return to realistic questions and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2） Reform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use big data to analyze； （3） Integrate the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analyz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new orientations； big data； cultural perspective

1 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对比

1.1 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正迅速扩展。2010年至今，发表在国外学术理论期刊上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题按频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会互动、归因、态度、社会群体、情感、动机、个性、群体认同、偏见、归属、自尊、社会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文化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认知、社会知觉、自我认识、态度改变、从众行为、团体过程、人际吸引、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偏见等方面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使用社会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归因中的文化差异、自利归因的文化差异等。

此外，近5年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应用性更强、内容更细，主要涉及5个模块，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负性生活事件、知觉压力、刻板印象威胁、社会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症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组织管理模块主要涉及激励与员工心理、领导胜任力、组织文化。性别与领导力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玻璃悬崖”（glass cliffs）理论。关于环境研究，阿伦森（2014）在其《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中将这一模块称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涉及内容包括噪音、污染、拥挤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模块主要涉及目击者证词、陪审团的集体决策过程。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罗（DePaulo）在2008年做的关于判别谎言的个体差异研究，以及格拉尔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关于恢复性记忆的研究。此外，市场营销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Ivanic等人（2014）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广播员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对听众评估电台广告的可信度、听众对广播员的态度和听众购买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的影响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则通过在英国四个呼叫中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内在或外在奖励与员工情感性、规范性和持久性承诺之间的联系，Osman等人（2015）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态度、情感评价和习惯养成对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例如哈蒙・琼斯（Harmon-Jones）关于失调和减少失调时脑活动差异的实验。

纵览近5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实验研究成为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与推崇。但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V.Levine（1999）就发表了“反思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对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1.2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例，2010年至今，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现明显激增，从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乐国安、张世富和俞国良、叶浩生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刊物，就近5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情绪情感、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从众行为、学习或职业倦怠、网络成瘾和压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对象均为大学生。国内社会心理研究多使用相关法和实验法，其中，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

尽管已经历30多年的发展，但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成熟与迅速扩展，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有部分理论和测量工具方面的创新，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足，研究对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照搬国外研究，研究结果信效度存在质疑（例如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此外，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其它的问题，例如评价标准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学科研体系不完善等。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

2 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问题

2.1 研究对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人员在对象的选择上都倾向于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其中，大学生最受青睐。为了取样的便利性，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相熟的老师或同学将某一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心理学本科大学生中最为普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还会面临伦理问题，如被试参与实验可能是迫于压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胁、被试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目的等（高华， 2009）。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应用价值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

2.2 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度强调实证主义，实验研究泛滥。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为了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心理现象实则难以数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击和顺从等。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无法精确的测量（叶浩生，2004）。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受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相对的。其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或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刘长江，2007）。面临着方法上的窘境，国外社会心理学界自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国内远远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大多是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批判。

2.3 研究内容

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缺乏稳固的本土化理论根基和理论框架。许波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派之位，拥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学也就成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根基（许波，2005）。而彭艳琴则认为，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专门研究的就是如何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彭彦琴，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家文化对于缓解人们心理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慧和陈萍，2005）。在关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与心理学相关之处，而这种做法实则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复做工的境地。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学术流派何其多，每个派别又有各自繁杂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独立，以儒、佛、道三教为例，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张玉璞，2011）。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前，若先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则会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2.4 研究工具及评价体系

发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家们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或是只对西方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订或制作。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其人文性质更为浓厚，其中许多观点都带有极强的价值规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急于用问卷和量表来证明研究假设的做法表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原理、策略、工具到评价标准都仍未摆脱西方的定量思维的桎梏。因此，推进西方量表的本土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2.5 学科建设

在当前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整个中国心理学体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汪新建和柴民权，2014）。这样直接导致学生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缺乏了解和兴趣，从而间接阻碍了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教学科研体系的现状，推进教材的编制、改变原有的课程和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并培养和引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人才。

3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3.1 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高，这主要源自于其应用价值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拥护。而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一直未摆脱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国本土特色的、稳固的理论基础，而多是将国外已有的研究和结果生搬硬套到国内。因此，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出发，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必然而紧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献发表情况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更多地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努力。

3.2 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大数据的使用

以往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基于问卷、数据统计、抽样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分析心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真实、准确、及时的大数据样本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机遇。借助大数据，社会心理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最大限度、最为高效地扩充潜在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面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趋近于总体的样本，这就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够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多样化、异质化的样本，并使研究者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尽可能避免社会期许效应，最大程度规避研究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复杂、无关干扰。

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投身大数据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蔡华俭教授创建了“云端心理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数据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带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朝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3.3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为了构建多维度、多视角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近年来，社会心理学愈发趋向于吸纳其他学科的观点，例如社会认同理论中对群体冲突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中对群体偏见等研究则运用了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以及创新性地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建立在神经机制的解释上而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不同的理论之间相互碰撞、交织、融合，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趋势，并推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纵深发展，包括现代社会心理学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整合，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理论的整合（黄雪娜，金盛华，& 盛瑞鑫，2010）。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靠拢自然科学，建立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模型，超越时间、历史、文化，而适用于一切人类。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类深层的心理学结构。未来的社会心理研究会更为关注社会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文化视角将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具体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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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彭彦琴，江波，杨宪敏.无我：佛教中自我观的心理学分析[J].心理学报，2011.2：21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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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roldo， R.， & Robert， V.L.， Reflection on 100 Years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M].New York： Basic Behavioral Scienc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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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心理学；当代教育心理学；挑战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67-02

自心理学研究产生以来，经典的心理学研究分支层出不穷、不断发展，其中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各分支中发展最迅速的领域，也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领域。但在近十年中，教育心理学不断适应各学科的要求，朝向一种包容性广泛的方向发展。我国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但形成体系的教育心理学还源于西方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学者一方面学习、引进西方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展开独立研究。尽管当前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比较成熟、研究和实践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体制上也趋于完善，但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与创新，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不足逐渐显露。

一、社区心理学的发展现状

（一）社区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显现。为了捍卫个人利益，美国国民发起了心理卫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为社区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然而，社区心理学真正诞生的标志是1965年5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维姆斯哥特市举行的社区心理学会议，会议产生并创建社区心理学这一新领域，同时呼吁社区心理学重点关注“在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连接个体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心理学过程”。美国心理学会则在第二年成立了社区心理学分会。

尽管如此，直至1975年4月，社会心理学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中真正取得了学科建设的独立地位。会议的主题是预防与促进社会行动以及公平与尊重多样性作为主题，同时探讨了社区心理学家的培训模式，促进了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卫生的分离，使社区心理学真正走向学科独立和特色化发展。1987年，美国心理学会将社区心理学分会改名为“社区研究与行动学会”（SCRA），促进了美国社区心理学向多学科合作及重视行动研究过渡的新阶段。

（二）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1.社区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社区心理学的服务和干预重点是加强个人与社区目前的心理防御能力，同时发展和提高个体个人能力而不是治疗其病例缺陷。因此，这种服务和干预重点可以大大降低心理或药物治疗的个体人数。因此，社区心理学家逐渐将工作聚焦于一级预防（心理问题的预防）和二级预防（心理症状早期阶段的干预），而不是三级预防（对官能障碍的治疗等）。

2.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社区心理学主要关注个体与社区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合作的研究关系，将理解提高个体、社区及社会的生活质量作为研究对象。广义地讲，社区心理学关注个体与社区之间多样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社区心理学家对其进行了生态学水平的分析，像朋友圈、工作环境、学校、志愿者协会、宗教集会、教会、社区及邻居，或者更大意义上的社会或文化均属于这类社会关系。此外，社区心理学还关注互助型组织和自助型组织，当个体面临巨大压力事件时，会采用非正式渠道（朋友，邻居，同事）来获得社会支持。因此，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等因素都是社区心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

3.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社区心理学属于交叉学科，因此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种：（1）参与观测法，是研究者“加入”社区生活，与社区成员一起工作、生活，从而观测他们的情况的方法；（2）个体定性访谈法，是以合作的方式和开放式问题来消除参与者语言和经验的影响，集中于小样本研究的方法；（3）聚焦组访谈法，与定性访谈相似，但在团体中可能消除一致的观点；（4）社区个案研究法，是集中于一段时间仅研究单个组织或社区的方法；（5）定量观测法，是以大样本数据进行标准测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6）随机区组实验法，是采用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的实验方法；（7）非同质比较组实验法，和区域实验很相像，无随机分配条件；（8）间断时间序列设计，是采用多基线设计，在实验干预前后对一个或几个情境进行纵向测量的方法。

（三）社区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自1975年美国奥斯汀市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议以后，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的趋势，每种趋势都代表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1.预防和提高社会胜任力

社区心理学的发展能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的各类问题，如儿童的社会发展障碍和学习障碍；青少年各类行为问题；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离婚、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

2.社区构建、公民参与和授权

为了体现社会构建以及公民参与的趋势，社区心理学家集中于研究、开发或创造一种社区系统。这种系统一方面能够加强社区居民的社区感觉，推动其参与群体活动计划、实施的经验，另一方面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影响更多的居民群体，帮助他们进行社区变革并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3.理解人和文化的多样性

社区心理学家正尝试创建与文化社区中居民的合作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心理学家不仅鼓励居民参与研究设计和实施的各方面，而且试图让他们理解不同的文化群体以及这些不同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各类因素。

4.社区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

社区心理学研究的新趋向是逐步建立生态化的社区。研究者凯利及其同事提出了社区心理学的四个生态学规则，即相互依存、资源的循环、适应和延续。社区心理学还对环境心理学进行了长期关注，他们都强调自然条件下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将其概念、理论等应用到社会行为中。此外，研究者西恩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社区心理学对物理环境的研究兴趣逐渐增加。

（四）我国社区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西方的社区心理学正趋于成熟，但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直至20世纪90年代，国内才显现一些有关社区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个体对社区心理学的认知仍旧模糊不清。不少人认为，社区就是“居委会”的翻版。但是综合我国实际情况，社区心理学既要狭义地研究小区居民的心理服务工作以及和谐小区建设工作等问题，也要广义地研究和谐社会建立的问题。因此，我国的社区心理学重点关注个体问题行为的预防以及个体社会能力的促进，同时提供社区的生活水准，建立和谐文明社会。

我国心理学者对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关注点：一是社区与青少年发展。考察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社会态度以及家庭因素中家庭软环境（家庭关系和家教方式）之间的关系。在保护青少年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社区预防与矫正使社区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二是社区老年人的研究。考察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社区集体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三是其他社区人群的研究，特殊女性（更年期妇女、离异女性）、亚健康人群、残疾人群、外来人群等。

二、对当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挑战

（一）方法论的挑战

社区心理学为当代教育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多元化、生态化的理论视角。随着社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教育学者对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研究，将原有的方法论进行改进，并从另一角度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充分体现了取向多维、方法多元、立场多重、观点多样、研究环境生态化的宗旨。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人文过程，而教育心理学面对的是情感丰富、有情感体验的人，因此量化研究与实验方法必然导致教育情境的局限。社区心理学以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生活环境生态化作为研究目标，在方法上给当代教育心理学家提供了另一种研究决策。

（二）对研究内容的挑战

社区心理学是一门建立在众多相关学科基础上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内容广泛开放，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注重区分什么不是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不是什么是社区心理学的。尽管这门学科的科学地位已经得到承认，但其具体研究领域仍在不断发展，相关内容界定也需要进一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很可能与当代教育心理学研究内容有部分重叠。同时，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对当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也有一定作用，例如在对青少年教育的一些观点方面，社区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可能对经典的教育学原理发起了挑战。

参考文献：

[1]张春兴.从思想演变看教育心理学发展宜采的取向[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1）.

[2]陈良，张大均.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07，（5）.

[3]曹智荣.国外青少年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及其借鉴意义[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9，（2）.

[4]冯增俊.美国社区心理学概述[J].心理学动态，1989，（2）.

[5]王广新.西方现代社区心理学述评[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6]金庆英.社区心理学研究综述[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0，（26）.

[7]于华林，杨毅.我国社区心理学研究述评[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

[8]佐斌.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及述评[J].心理学动态，2001，（1）.

[9]张骞，张大均.当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问题与策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9，（2）.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思想战线》2001年第三期

社会工作研究中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①

——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

张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处理，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是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研究 方法论 范式 研究方法 选择

作者：张和清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②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③“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 。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⑥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从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一些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①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②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澄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利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它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③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有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④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①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②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

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辨证的方法论。③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的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④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⑥ 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 里能够真正 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的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就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①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③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④

非实证论关于“价值介入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价值相关所涉及的价值系统，通常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指所属社群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阮新邦《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研究者必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阮新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相对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①。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有深远意义。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Peacock，1986）。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通过处境化的深层理解，详细描述戒吸学员的感受、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等（参见前一部分学员的话语和感受），以便掌握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找到适合金碧社区实际的情况的矫治方法。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②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 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低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关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社区行动等。行动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 本土化 文化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1 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就是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让它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有很高的契合度，就像杨国枢先生说的：符合本土性契合标准。在杨先生看来，本土性契合是指特定的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一方面会影响到当地民众 （被研究者） 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当地心理学者 （研究者） 的问题、理论与方法。那么，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可以而且应该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这样一种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杨先生将本土性契合看作是衡量本土心理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标准。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旨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也就是说，让“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研究者要深度了解被研究者的心理和行为，熟悉它们的文化体系和生存方式，这样才能达到和被研究者在各个相关方面贴近的程度。

本土化有两个方面：研究内容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社会心理学文化相对性较强，研究内容与本社会的文化，习俗有密切关系，因此包含内容的本土化，而且非常必要，否则本土化的概念就失去一个很大部分的意义了；此外，方法的本土化也很重要，因为中西文化的重合度比较低，很多概念，理论是不能用西方语言符号所解释的，也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如果照搬过来难免会造成工具与对象的不匹配，难以发挥其作用，不但达不到研究目的，甚至可能误解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成员的心理，得出相反的结论。

然而人们大部分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片面地排斥所有外来的东西也不可取，我们要在理智分析的基础上，挑选出适合我们的研究的方法来。

2 为什么要对社会心理学进行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具有很高的文化相对性，是文化多元论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本土化，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扩展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范围。当今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出的理论和方法大部分是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样既不利于其他国家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于西方国家本身，由于缺乏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丰富性，使其研究不能更多地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对比和反馈，其进展也会相对缓慢，对学科发展不利。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是为了使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更高，因此不进行本土化也将使其应用价值大大降低。在文化上，没有一种理论可以适用所有的人和地区，如果要让所有人从中收益，社会心理学不但要在中国进行本土化，在其他国家也需要本土化。我们都要先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让它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成长和发展，把握好每一种民族和社会的传统和规律，才能更有效地运用它们直至人们从中获利。

3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所走的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所走的路程并不长。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建立相对较晚，上实际80年代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心理学作为一个舶来品，我们对之不熟悉，有必要先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一番学习和吸收；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在目前比较值得关注和改进的方面，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擅长向别人学习现成的东西，只在层次较高的理论上探讨，而不能从现实出发，珍视自己的想法，从而做出切合实际的独到的研究工作。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主要是以港台学者为始进行的。杨国枢提出把“本土契合性”作为本土化的标准，黄光国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杨中芳提出本土化的研究要放在“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有效。

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受到鼓舞，它为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4 如何进行本土化？

（1）对本土的文化、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有系统而深刻的了解。这是首要的条件，一个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的人员，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才可能做出符合中国人文化传统和思维惯性的研究，结论也更能够应用到本民族社会当中。中国文化的很多成分是西方国家没有的，如果没有很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底蕴，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很可能没有研究的切入点，即使有也与文化不契合，就像杨国枢教授说的那样，不符合本土契合标准。因此无法做出真正的本土化的研究，结论就不适用于本社会。

（2）构念化。心理学研究要求各个变量有操作性定义，社会心理学研究要求将那些模糊不清的理念清晰化，具体化，使人可以从思维层面上清楚地理解与描绘。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杨中芳教授将“中庸”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一个示意图的方式表示出来，使之成为了一个清晰的构念系统，并且各个节点之间有具体的，方向性的关系。这样就使一个庞大而难以名状的理念表达了出来，有利于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

（3）抛开一切已有的理论和预期进行细致的观察，提出假设。细致的观察和提出假设是进行所有研究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无法做出严谨客观的结论。然而抛开一切已有理论和预期是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因为社会心理学诞生于西方，对我们国家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很容易带上先入为主的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试图将我们的心理现象嵌套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体系中。这样很容易忽略掉很多重要的中国人独有的现象，将中国人的想法和态度等同于西方人的想法和态度，如此一来，文化差异便消失了，结论不同也只是在变量的量或者程度上不同，而总体的架构是一致的。就偏离了本土化的初衷。

要想做真正的本土化研究，就要把头脑中已有的西方心理学概念暂时放下，以开放的态度去观察，记录下所有观察到的客观现象。然后再回去一一整理和分析。

（4）借鉴西方的成果，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方法和工具来进行研究。西方的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人类的共性总是大于个性，然而又不能全盘照搬，因此要睁大双眼，选取适合的方法，要能够与我们的文化，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相贴合，如果即使是本土的研究者自己进行开发，也会因为本研究而开发出这样一套方法，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同时，还有一些内容是西方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再进行思考，事实上我们应该在这项工作上花费多一些的时间，因为对于科研来说，方法论非常重要，每一次重大的科学进步都是以方法论的开拓和创新为重要标志的。

（5）将研究成果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总结出自己的理论。中国的语言相对西方逻辑性不强，这也折射出中国人更重意境，不重逻辑的思维特点。将研究结果和数据上升为理论比较困难，因此在进行具体研究时，要重视逻辑推理和总结，学会把散乱的数据整理成理论架构。

（6）学习西方研究者的态度，摒弃我们固有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思维方式。向西方的学习，内容不重要，态度和方式最重要。我们要向西方学者学习的是他们切合实际的态度。中国社会心理学进展不是很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容易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不注重具体的扎实的，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脚踏实地的研究。前喻文化，也就是向前辈学习知识和经验的习惯使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够强，不愿意思考也不珍视自己真正的想法。

要想做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还要从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入手，从客观的现实和观察研究上入手，去研究一些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实际问题。

5 展望

虽然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已有研究者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开辟了道路，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本土化有很大的潜力，前途是美好的。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1994（6）.

[2] 黄雪娜，金盛华，盛瑞鑫.近30年社会心理学理论现状与新进展.社会科学辑刊，2010（3）.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思想战线》2001年第三期

社会工作研究中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①

——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

张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处理，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是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研究 方法论 范式 研究方法 选择

作者：张和清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②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③“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 。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⑥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从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一些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①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②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澄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利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它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③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有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④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 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①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②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

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辨证的方法论。③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的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④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⑥ 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 里能够真正 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的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就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①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③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④

非实证论关于“价值介入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价值相关所涉及的价值系统，通常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指所属社群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阮新邦《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研究者必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阮新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相对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①。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有深远意义。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Peacock，1986）。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通过处境化的深层理解，详细描述戒吸学员的感受、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等（参见前一部分学员的话语和感受），以便掌握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找到适合金碧社区实际的情况的矫治方法。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②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 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 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低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关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社区行动等。行动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7篇

1.成人学习心理研究是我国成人教育研究的薄弱之处

国际上心理学在人类动机研究领域颇为活跃，如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模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等，无疑为学习动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国外对成人学习开展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理论观点。我国台湾地区重视成人学习心理的实证研究并有丰厚的积累。国内则是进入80年代后才逐渐加以认识的，近年成人学习力求深入教育心理层面，但对许多问题的探索偏重于理论思辨，比如叶忠海主编的《职工教育心理学教程》，探讨职工学习心理基础和准备，以及职工教育中学与教的心理学问题。高志敏在《成人教育心理学》中，按照人的成年期发展，阐释成人学习的心理特点和一般规律。还有《青年学习心理学》、《成人学习理论》等都主要从基本理论和知识概念方面进行阐述和论证，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献中不乏古今中外成人学习的理论精华，对于学科建设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成人学习者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目前鲜有量化分析的研究。近年来多元统计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技术介入研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但涉及成人学习者，针对群体学习心理的实证分析为数不多，几乎是空白。零星的研究成果，或主要针对成人学校的学员（比如电大、成职校），或以年龄、职业进行群体划分，且样本量一般比较小，在科学解释和理论推导上，略显分量不足。

有关研究表明，成人学习者具有独特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特性，有丰富且个性化的学习经验。他们对参与社区教育的看法是什么，成人为什么学习，他们想不想，愿不愿，能不能，会不会学习，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多维度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分析，才能找到答案。因此，从研究成

人学习者独特的经历和体验入手,了解、掌握他们学习的意识、学习的观念、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准备、学习的基础以及学习的行为，对成人学习心理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克服社区教育工作的盲目性，随意性。

社区教育实验本身是新生事物，尽管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和理论，但中国社区教育的问题和规律，只有立足于本土去实践，去探索，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有效掌握和解决。

本课题是一个有理论价值的应用课题，其创新意义表现为：

v本课题选择社区教育、社区文化、成人学习心理多视角探讨成人学习非智力因素的核心，揭示社区成人学习的一般心理特征以及相关因素，提升经验，阐释理论，研究选题角度较独特。

v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社区成人学习，目前国内尚无成熟的理论和现成的方法，本课题将在总结提升实践经验基础上，在评价方面作尝试性探索。

v本课题将涉及成人终身学习多方面的内外关系，也将涉及成人学习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力求从整体性、系统性和特色方面有所创新。

2.社区教育正在成为我国成人教育新的增长点

社区是学习型社会的基础。社区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回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建立学习型社会，满足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必然结果。2000年，教育部确定了北京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城区作为社区教育实验区，启动了社区教育的改革实验。改革实验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社区教育以成人教育为重点，成人教育深入社区，正在从补偿性教育转变为发展性教育，沟通教育与社区的联系，以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学习需求。“九五”期间，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起步，出版了一批有学术质量的成果。厉以贤的《社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叶忠海的《社区教育学基础》、黄云龙的《社区教育的管理与评价》、马叔平等的《论社区教育发展模式》都从基本理论、战略规划、宏观管理等方面，概括了当前我国社区教育的新经验、新观点，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九五”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社区中的终身学习的调查与研究》，运用社区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从未来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未来社会人的生活基本单位——社区建设出发，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社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动对终身学习的影响，探索实现终身学习目标的途径。

相比之下，社区教育在中、微观教学领域的研究略显滞后，与社区成员与日俱增的学习需求和积极性形成明显反差。如何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如何整合社区成人学习过程中内外各种因素，如何组织教学，设计课程，开发教材，都面临诸多挑战和困惑。因此，尤为迫切地需要深入实际，在社区教育情境中进行问题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的“应然”与“实然”。

二、研究内容与目标

本课题作为社区教育的基础环节和前提条件之一，着眼于跨学科的综合实证研究。主要借鉴国内外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成人学习理论及动机评价方法等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从调查研究入手，通过实地抽样，开展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现状调查，重点了解社区成人学习的需求、动机、态度和行为特征，探讨社区成人学习的优势和资源，建立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成人学习模式，为规划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社区的发展提供依据，并对社区成人教育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提出积极建议。

课题重点研究的六个专题：

1.社区成人学习心理特点及其理论研究

2.社区成人学习需求及动力的调查与评价

3.成人参与社区教育的动机取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4.建立社区成人学习的激励机制和终身学习的模式

5.以居住小区为单元的学习型社区发展思路与实验研究

6.社区终身学习发展趋势与构建学习型社区

课题确定的四个研究目标：

1.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现状进行描述，提供一个实证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和专题研究报告。

2.通过一定规模的社会调查，了解社区成员的教育需求和动机取向，对规划社区教育，设计课程和培训项目，编写教材提出研究建议。

3.结合实际，编订成人终身学习评价量表。

4.总结经验，从非智力因素的角度，探讨各种学习动力的培养和激发，并提出具体有效的途径和措施，建立社区成人终身学习模式和激励机制。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社区成人学习问题研究是一个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课题，既涉及社区发展和社会学习组织的建构，又关注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本课题研究设计打破以职业或年龄划分成人群体，概括群体学习一般特征的研究模式，从社区发展、社区文化（文化特质和心理归属）切入，探讨对成人学习理念、态度、需求的影响，旨在促进个人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持续改变，同时对社区发展的精神动力作出深入解释和理解，以期促进构建学习型社区的进一步研究。

本课题为应用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调查法、问卷法、统计法和比较法进行。在开展一定规模的社会问卷调查的同时，采用座谈和个别访谈，进行个案的质的研究，使调查真实、生动、丰富，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理论问题在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8篇

在我国，有不同的学者对研究生心理健康从界定、表现形式、表现内容、治疗方法以及政策性支持等都做出过研究，例如孙艳平等调查研究发现：有40%的研究生的压力来源于；25%来源于人际关系，主要表现在恋爱婚姻和与导师的关系上；20%的研究生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拮据；还有一部分研究生压力来源于课程学习及将来的就业方面。①还有学者认为，在各项研究中，很多人忽视了研究生这一独特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特点，将其与本科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混为一谈，简单地借用本科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甚至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心理健康课程、使用的教材、教法和本科生心理健康教育一模一样，这些都不利于有效地开展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②因此，在借鉴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理论基础上，探讨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特范式，构建适合研究生心理特点的完整、独立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影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1、自身承受能力低、人际交往能力减弱

一直以来，相比于数量巨大的本科生，研究生就是受到较少升学挫折且拥有高学历的尖端人才。在平静的校园中，与社会的交流和历练过少，这就是很多研究生面临困难和坎坷时丧失解决问题的信心，心理承受能力较低。从内心的活动状况来看，极易导致自闭、偏执、甚至变态等心理健康问题。另外，从年龄上看，研究生已经是成熟的个体，应该也具备较好的交流能力。但是从校园生活实践上观察，研究生们都忙于自己研究学业或者社会兼职，并没有与同窗有更多交流时间，这跟本科生喜爱群体聚会式的交流完全不同。同时，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停留在学业指导上，科研项目繁重的导师一般都不能抽出时间与研究生进行心灵交流与沟通，甚至在个别情况下，见面都困难。所以，当研究生们面临各种人际交往问题或者心理困境时，便不能及时有效的寻求朋友倾诉或导师的帮助。一旦心理有问题的研究生顶不住负面的心理压力，做出过激行为，后果不堪设想。

2、学业压力较大、就业情况堪忧

学业是研究生的头等大事，在学校，研究生除了要选课修满学分，通过考试外，还要配合导师完成一定的课题和论文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漫天的实验、数据或者文献会让人产生压抑和厌烦等不良情绪。另外，学校为了自身的培养质量，对其毕业做出严苛的规定，最主要的是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在如此多方的压力下，研究生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一旦心理压力得不到释放，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发泄，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同时，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研究生数量增多，由此造成部分研究生毕业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面对十分不景气的就业市场，研究生的压力增大，满足感降低，残酷的现实和曾经的理想差距不断拉大，心理上的无助感增加，心态失衡，心理问题滋生。

3、收入水平较低、情感生活不稳定

研究生群体，多数年龄分布在23-27岁之间。相较于本科毕业就开始自食其力的同龄人，多数研究生无法独立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需要依靠国家或者学校的补助以及家庭的资金支持。对于家庭条件较贫困的同学来说，学校的补贴是其唯一的生活来源，经济拮据的状况时常发生，当其受制于经济压力，部分研究生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课余生活单调乏味。对于生存的担忧和同辈之间的物质比较也是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其次，研究生在年龄、性格、地域等方面都差异较大，背景的多样性也是产生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之一。单身的研究生更希望在适合的年龄阶段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尤其是看到同龄友人已然成家立业，自身孤独感加深。已婚的研究生需要面临因求学而和伴侣分隔两地的情况，家庭和学业无法兼顾，其中任何一方的照顾失衡也会造成压迫感，造成一定的心理问题。

三、高校社会工作的介入理念及措施

纵观国内外，在高校配备相关的社会工作机构，使用适合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介入研究生心理健康研究，能够取得有效的成果。

1、个案工作方法介入

在研究生心理研究的领域里，个案的服务模式即是要求社会工作者秉承“以人为本，全力挖掘个人潜能”的理念，尽可能地为研究生摆正心态，看清自己的优势，主动地适应身边的环境，使他们坚信，成长道路出现的困难是正常和暂时的现象，通过努力改变，能够突破困境。同时，个案工作方法需要心理辅导师全方位看待研究生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学校、社会、家庭都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所以系统地分析其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的原因，不局限于某一个因素。另外，在个案工作方法中，不仅需要对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生进行辅导和帮助，而且对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生也要采取“预防”教育，做好危机预警，最大程度地把出现问题的概率降至最低。总而言之，个案工作无论运用在出现问题前还是出现问题后，对学生都可以采取的心理教育方式是“朋辈疗法”。

2、小组工作方法介入

小组工作方法的类型众多，其中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心理治疗小组最为实用。小组工作的特点是通过组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建立起信任和协作的关系，为组员各自预防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组内的经验分享和选择带给个人的观念以及行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并且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更节省时间和人力资源。但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采用该方法的小组工作者必须准确地选择适合小组沟通发展的过程和方案，让组员能够在他人的经历中感同身受，从而萌生转变的意识，达到帮助个人适应环境和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及研究内容

1.1研究对象与性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尚未明确地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而这些问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建设是尤为重要的。根据对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总称。它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体育现象，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并交叉形成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哲学，体育政治学，体育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运动心理学等等学科。所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类十分庞杂的旨在关注和考察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群，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而且随着社会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内容还会有所增加和深人。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性质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又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从宏观和整体上探讨体育社会现象和体育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用实践和理论手段开辟和探索体育运动的未知领域，解释和说明体育现象，预见其产生和发展变化，解释体育活动各种基本形态和规律，增进对体育的认识，为体育研究提供一般原理性的指导理论等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体育基础理论科学如何直接应用于体育活动实践，解释不同对象本身的特殊规律，为体育的各种活动提供多样的、实用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体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战略研究，为国家制定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则属于应用研究。而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探讨则属于研究方法的研究。

1.2研究内容

1.2.1体育概论体育概论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体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任务是论述关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原理，解释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阐明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以及体育的目的、任务和实现体育任务的原则和途径。

1.2.2体育哲学研究体育哲学是以一定哲学观点研究体育实践与体育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性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有:关于体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内容问题;关于现代体育科学的体系结构问题;关于人体观、健康观的历史发展及对体育的意义问题;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体育的研究;关于体育与价值体系的研究;关于现代社会大体育观的研究;关于体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关于体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关于哲学在体育史及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等。

1.2.3社会体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群众体育学，是随着体育运动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兴起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探讨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及其组织管理过程的规律。社会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现代社会与社会体育的关系;身体锻炼的科学化研究;不同社会体育对象与群体的研究;不同社会体育领域特征的研究等。

1.2.4学校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是研究学校体育现象、本质、规律及其管理的一门学科，它是兼有基础理论、并侧重指导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体育工作的以应用为主的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研究学校体育本质，包括产生与发展;与学校德育、智育的关系;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学校体育内部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等;(2)研究学校体育的构成与实施问题。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训练;运动竟赛以及校外体育;(3)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与评价。包括系统整体管理与评价和各分项管理与评价。(4)研究学校体育条件。包括体育师资，场地，器材，设施，图书资料，经费以及校园内外的环境等。

1.2.5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事业的经济性质;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等。

1.2.6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与体育经济学相比，它主要侧重探讨体育事业优化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着重于对经济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体育管理体制研究;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及社会体育管理研究;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研究;系统科学与体育的关系研究;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等。

1.2.7体育法学研究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以及他们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新兴学科。研究内容有:体育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体育法一般理论的研究;体育法制定和实施的研究;体育各领域法规制度的研究;国内外体育法的研究等。

1.2.8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并试图以研究成果推进体育健康发展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的广泛，从体育与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行为;从接近人类极限的竞技体育到儿童的游戏，几乎无所不包，主要内容是: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体育文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及各种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等。

1 .2.9体育史学研究体育史学以体育与运动的全部历史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起源问题;古代体育的哲学和文化特征;各项体育运动史;奥林匹克史;体育思想观念的变迁;体育法制史;体育人物研究;体育考古学;体育史料与文献的研究等等。

1.2.10比较体育研究比较体育是对体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的培训、体育科学研究现状等。

1.2.11体育美学研究体育美学是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体育美学的学科性质;体育美的本质、特征、分类及形式;体育运动中的真善美;关于人体美、运动美的研究;关于体育美的创造和欣赏;关于体育运动中的审美教育等。

1.2.12体育伦理学研究体育伦理学以体育活动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以研究体育道德产生、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关于体育道德的本质、体育道德的作用及范畴的研究;关于体育道德教育的研究等。

1.2.13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究的体育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运动员的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传播媒介等。

1.2.14运动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探讨体育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人在体育运动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人在体育运动中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情感和意志表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人的个性差异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掌握运动知识、形成运动技能的心理规律;运动训练和竞赛过程的心理规律;以及运动竞赛和体育锻炼对人的身心的影响等规律。

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个体育院校陆续开展起来，开设了一些体育人文社会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比较体育学等，而且，在这个时期，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专门的体育院校成立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与此同时，很多的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体育学院也成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心。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了5所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1所非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批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四所学校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相关的学术期刊不仅有各个体育院校的学报的专栏，还有一些专门的刊物比如:《体育文化导刊》、《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等等，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尽管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科研和学科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还很薄弱，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科名称具有模糊性。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的总称，但是在名称上往往让人误以为是体育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这种学术概念名称的不规范，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学科体系划分上的不合理及学科地位定位上的一些混乱，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2)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比较完善理论体系。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借助其他交叉学科的理论对体育现象进行应用性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近乎空白，在形成系统的理论所需要的科学积累上很不充分，对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很多学科，包括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等比较受关注的学科，其研究，仍然处在简单地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初步阶段，而且在学科交叉结合上，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

3)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薄弱。目前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体育社会科学还没有比较独立的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将普通的研究方法和体育社会现象的独特性相结合形成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研究方法。

4)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属性混乱。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有学者主张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被分散在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理论类、教育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伦理学类、美学类等不同的类别中。这种以知识源流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虽然可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但它忽视了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体育学术领域)主张，以体育人文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应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到目前为止，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属性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而学科属性的混乱会影响到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整体性的发展。

5)体育人文社会学科高素质研究队伍的缺乏是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按照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组建研究队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队伍需要由以下几方面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统计学、教育学、体育学等。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交叉学科群，从某一个单一学科角度去研究体育学会受到学科局限，不能获得全面、系统地认识。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目前在体育研究领域不管是哪一学科都普遍缺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在二级学科下面很少能进一步专业化，比如体育社会学，在学科的下面就没有再进一步划分出子学科，比如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等。

6)学科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学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大多数课程是依据师资状况和学校、教师甚至学生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也从而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整。

3、思考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改革的基本对策为:

1)建立结构合理的组织机构，灵活应讨各方面的功能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机构，应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层次分明的教学、研究型的组织机构，且这些机构应具有一种既有普通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指导，又有参与体育实践调研活动资格的灵活体制，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0篇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唯理性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迪尔凯姆的实证研究方法使社会学区别于纯思辨的研究，实证主义推动了社会学向精确化、定量化的方向发展，对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这一科学研究手段被应运用于社会学领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法国学者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是19 世纪20 世纪初出现的社会学奠基人。他关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理论至今仍是社会学领域无可争议的基石。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论自杀》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著作被公认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因此， 探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 是研究社会学的基础和重要环节， 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有很大意义。其实证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方法论中。今天回顾他的学术思想可以更好的开拓我们的思路， 对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实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9 世纪上半叶， 自然科学有了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变化。这使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力， 而且也深刻地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无法概括和说明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实证主义就是在这一需求中产生的。

早期的实证主义主要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倡导而盛行。他创立的实证主义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之一。“孔德认为人类对社会的了解已经走过了神学的阶段( 1300 年以前)和形而上学的阶段(1300 - 1800 年) ， 从而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衰落， 也标志着客观的科学研究已经取代了主观的宗教信仰。”[1]

孔德主张， 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学科， 这门学科应当采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方法。他在社会领域中引入了自然科学形成时建立的基本假设， 即知识的经验性或实证性、研究的客观性和世界的统一性。孔德还具体论证了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对社会学的适用性。

孔德关于建立实证社会学的主张在英国学者斯宾塞那里得到了响应和进一步的改进。斯宾塞在其社会学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对社会与自然界统一性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他明确指出社会与自然，生物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如生长过程、结构进化、功能分化、相互依赖等，因此完全可以用与分析生物有机体相同的那些概念、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斯宾塞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进化的思想出发， 对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做了比孔德更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从而使孔德关于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主张变得更具可行性，更具诱惑力。

迪尔凯姆则让孔德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得以发扬光大， 他在重要著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实证主义理论。这本书最终成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者的经典。

二、迪尔凯姆与实证主义

尽管孔德提出了“社会学”一词并创立了社会学， 但是真正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大学的是迪尔凯姆， 他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并且他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对象， 提到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思想， 就不提不先说说他对研究对象的界定。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一书中，迪尔凯姆首次从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出发， 对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与纯粹个体现象不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研究对象的界定使得社会学与哲学等其它学科区分开来。这个研究对象的确定， 不光为社会学找到了研究范畴， 还为社会学提供了在这个研究范畴内进行研究的方法途径。社会事实这个研究对象的提出， 使得社会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最终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这一术语的解释中，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因此，不能把它们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 因为有机体现象由表象和动作构成; 也不能把它们与仅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这样它们就构成了一个新种，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不论是从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 或者换一句话说， 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 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的一切行为方式”[3]很显然， 社会事实存在的前提在于主客体的分离， 在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的认定中， 社会是区别于个人的客观实在存在的， 并且这种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是物。作为物的社会事实， 一方面它的存在外在于人的意识， 具有普通性， 另一方面， 它对个体意识有强制作用， 可以为并必须为人们所认识。

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具有“物”的特征， 那么观察社会事实也应采用观察物的方法。迪尔凯姆认为，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 就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事实无可争辩具有这种特性。供我们观察的材料不是人们关于价值的观念(因为价值是无法观察的) ，而是在经济关系中实际进行交换的价值; 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关于道德的概念， 而是真正决定人们行为的全部道德准则;不是关于效用或财富的观念，而是关于经济组织的全部细节。我们面临的那个事实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在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时，只能适应它们的性质。其实在这里， 迪尔凯姆本人也意识到社会事实与物质之间并不是等同，他只是把社会事实赋予物的性质，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容易把用经验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事实， 所以他强调我们在对待社会事实时应该像对物理学研究物质一样客观中立的对待。在对社会事实进行研究时， 研究者的主观动机会影响到研究者的认识， 研究的结果自然无法证实， 如果研究方式不能重复， 研究结果无法证实， 那么社会学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实证主义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迪尔凯姆把个人与社会的观念也明确区分开来， 他认为，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 它不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社会现象有强制性， 不管个人是否接受， 都会约束个人的行为。不能用个人意识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事实形成的原因应该到社会环境中去， 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用一个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个社会事实， 而且，这种社会事实只能从外在的特征中归纳出来。

他还进一步提出， 社会事实的成因应当到过去的社会状态中去寻找， 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 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迪尔凯姆强调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观察，并不是说可以用观察的结果来代替解释， 而是强调以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为起点，深入进行研究。他认为，不能混淆事物的原因和功能，要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当我们解释社会事实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社会事实的真实原因和社会事实所实现的功能。”[5]

迪尔凯姆认为，在进行因果分析时，要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层次上，个体的或心理的现象不能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社会现象能够而且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用心理学现象不足以准确地解释社会事实， 然而许多社会学者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往往将事物的结果当作事物的原因。”他认为，社会是一个与个人截然不同的实在之物。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某种心理状态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结果，不能把某事物的原因和功能颠倒，用结果来解释原因，而只能从以往的其他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该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指出，虽然自杀表面上是个体的行为，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这种看来有很大个体主观性的现象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不能只去分析个体心理，而应该从社会中去寻找原因。他在对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中，发现各个国家自杀率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的， 所以对自杀率的解释不能从个体心理去探讨而需要对不同的社会进行考察。因此，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只能当社会的现象来研究， 只能通过直接的观察来发现其特点和寻找其原因， 心理学的依据只能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准备工作，是为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打下基础。在观察社会现象的原则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则中， 充分体现了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现象也像自然物一样，是有其一般规律的，是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比较法又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最有效方法。他在《自杀论》中正是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的自杀率的比较而发现了自杀率变化的规律。所以说，迪尔凯姆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准则的论述，既坚持了孔德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原则，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使社会学摆脱了思辨性，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实证学科。

三、对实证主义的认识

社会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这使社会学发展成为实证科学。社会学者通过大量、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揭示了现代社会各种实际情况以及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为政府制订符合客观实际针对性强的有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而且通过实证研究，也提高了社会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威望。

尽管实证主义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反实证主义也一直有很大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 社会事实不会完全“客观”，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实证主义片面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外部原因， 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 它的缺陷在于忽视“人”的因素及历史、文化因素。但是“对实证主义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社会学家， 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 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我们在进行研究时， 对不同的研究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研究同一对象， 也要因不同时代、不同区域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对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民族里，差别较大，研究方法一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刀切方式死搬硬套，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较为理想的具有一定参考和利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 我们应该将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或整合， 这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 汪天德.提倡一点实证主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 [法] E·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法] E·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2篇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3篇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

（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

（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

（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

（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4篇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心理学;体育;社会心理;路径;态势

论文摘要: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出发，运用文献资料、个案分析、调查访谈等方法，以归纳和演绎为思维工具，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发展历程做一系统的分析。通过描述学科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呈现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点。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现状，认为在我国该学科发展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处于迟滞阶段并指明了原因;同时探讨了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学科概念，尝试性构建学科研究内容的结构体系。

体育社会心理学—做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为认识体育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视角。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它能够拓展体育科学的研究范畴和角度，深化和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探索体育中的科学规律，进一步推动体育科学中的理论研究，充实运动心理学学科体系。在实践中为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体育中人的行为、社会问题等提供了方法和依据;对促进体育、人和社会三者的良性协调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好的来利用体育来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体育社会心理学在运动心理学科体系中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发展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在我国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国际上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社会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最初的一个实验研究就是和体育紧密相连，lam年美国的特里普立特(Tripplet)进行了有无其他竞争对手的存在对个体竞赛成绩(即社会促进或说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影响的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体育领域中社会心理学方向的实验研究。这一研究被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 . W . Allport)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正式诞生的标志，他认为只有实验程序被引人有关人类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才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正式出现。这一研究也早已经被公认为运动心理学的发端，同样更有理由认为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源起。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动心理学在缓慢的发展着，对于体育中社会心理方向的研究更是很少。随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心理学开始发展繁荣，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也日渐深人。国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体育社会心理学正式展开研究，当时主要是探讨运动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196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运动心理学会议上，正式提出要研究“运动、观众、和选手行动的交互作用”，此时标志着体育中有关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成为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从2D世纪70年代至今该领域的研究有了快速发展，并趋向独立。下面是国际上体育社会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主要文献的基本情况:

从上面的列表中可以看出国际上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团体的研究，包括运动团体、观众团体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团体、领导行为的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化包括体育与个性发展、人格发展等;一些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攻击、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等;社会认知:包括动机、归因等。

2、当前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发展态势

2.1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我国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是伴随着运动心理学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由于运动心理学有直接为竞技体育运动实践服务的优势，使得其中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前我国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起步阶段，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文献，见表2:

这些研究文献多数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中在2002年由张力为、任未多主编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展》一书介绍了我国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献的产生是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2.2近年来有关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文献分析 虽然有了以上一些重要研究文献出现，然而有关的社会心理方面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却仍然不多，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一些学科发展基本问题的研究也非常匾乏。笔者查阅了1998一2003年期间7种体育学术期刊(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中有关社会心理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其文献数量情况如表3: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1998一2003年的6年时间里7种刊物中有关社会心理的研究文献数量总计76篇。前4年中文献数量很少，但从2002年开始，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文献数量有明显大幅度的增加。

从发表文献的研究数量分布来看，总数76篇中有24篇是针对体育与不同群体心理健康、心理素质方向的研究;关于不同群体参与体育动机与兴趣方面的有20篇;有10篇是关于个体与心理发展方面的研究;有关运动人格与个性的9篇，其余的13篇分别是关于体育中攻击行为、主场效应、领导方式、归因方面的研究。颜军在“1990一2001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一文中统计得出:10年间运动心理学论文中有82篇是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占运动心理学论文总数7.7%。由此看出目前我国的体育论文中涉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多标为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体育与群体心理健康，体育与心理发展，体育动机与兴趣几方面。缺少对体育团队的研究，包括团队的结构模式与凝聚力、内部的竞争与合作、团体的社会心理效应等;同时对于社会归因、体育与人的社会化、社会态度也少见;对于体育领域中球迷骚乱、偶像崇拜集群行为、、兴奋剂、贿赂等失范行为的研究十分不足;体育与社会心理的交互作用过程，体育与社会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方面研究几乎没有。

从论文的质量上看，种类上表现为调查描述性研究较多，实验性研究几乎没有，重复研究较多;基础理论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不足，总体表现为与当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展结合的不紧密，对国外的前沿研究把握不足，研究整体上处于低水平阶段，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然是处于迟滞状态。但是已有的研究和当前体育发展形势无形中为其发展打下了基础，推动着我国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3、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内容结构体系

3.1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界定一门学科的概念涉及到学科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和意义，同时还要界定它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和领域，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关系，这些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学科发展的根基，决定了学科发展的前景。

国内目前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有如下两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运动团体中成员在交往、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心理现象以及个体与团体之间的相关系。在这个概念中指出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团体中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心理现象以及个体与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没有指出学科的性质。第二种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体育活动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科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个概念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研究对象增加了一个方面:即团体与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并给出了学科所隶属的科学范畴。从两个已有概念中我们看出双方都忽略了体育中关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作用的研究，如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体育中的人与社会文化、社会观念、宗教信仰、体育中人的风俗习惯、时尚流行、偶像崇拜、这些内容同样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但是在以上两个概念的表述中没有包括进去，所以已有的学科概念的内涵不足以说明体育社会心理学全部的研究对象。

根据以上对体育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分析我们进行了如下的界定:体育社会心理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与体育中的人与社会(包括社会成员、群体、社会事物和现象)之间相互作用过程心理现象和行为;它是把人、体育、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用心理学联结起来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的结构体系 依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概念的界定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取向，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做了如下的构建。

体育中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心理活动过程和行为:主要是人际关系的研究，例如体育中的人际关系特点、人际关系模式、竞争与合作的心理研究、个体的社会归因、人的社会性动机和需要等，这类研究是这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起点。

体育中群体内部、群体间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这是目前体育社会心理学最关注的一个研究内容，包括了和体育相关的各类群体的研究，运动群体、观众群体等。研究它们的群体构成模式、群体的凝聚力、群体的道德规范、群体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和行为如社会助长、从众、集群行为和失范行为等。

体育中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过程研究:这个方面是研究中比较重要但是却被忽略的一个内容，它包括体育与人的社会化研究，这里面包含了体育与人的自我概念、心理发展;体育与人的社会态度;体育与宗教信仰、体育与社会价值观、体育与民族心理、体育与人的社会认知等.

以上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结构体系的基本划分和概括，三方面的研究取向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一个方向的研究往往会影响到其他的研究态势，不同的研究内容之间有着复杂的内部关联。

3.3我国体育杜会心理学发展形成目前迟缓态势的原因 1)我国学术研究者没有关注这一新兴学科，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识不足。这同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社会心理学在我国尚没有取得学术主流地位。2)高素质研究人员的匾乏，最具研究实力的专业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很少主动介人体育领域中的研究，而专门的体育工作者又缺乏必备的深厚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知识和科研方法，造成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不足。3)已有的研究结合实际的基本论述较多，缺少深入的基本理论研究，影响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没有经历学术争鸣和探讨从而达成学术共识，已有研究内容和范围狭窄。4)研究方法单一，缺少科学的实验工具和方法的使用，文献综述、经验概括较多，对比研究、严谨的调查研究、实验性研究不足，致使研究上很少有新的突破。

3.4体育社会心理学形成独立学科所需要的内外部条件　体育社会心理学科的出现是有三个原因决定:社会中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相关母系学科的发展，研究人员的关注视角。据此，得出该学科的所需要的独立条件，外部条件:社会发展对解释和解决体育领域中新现象、新问题的学术渴求增加，从而加大投人来推动;与体育社会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充分发展，社会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等;研究的队伍增强、研究内容的充分深人、研究方法、工具的专门化等;相关的社会制度来支持并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怀。内部条件:学科自身发展的基本理论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新问题增多致使研究的内容广泛而深人，并有一定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形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群体活动;研究方法的完善和专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