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大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受更多生产要素的影响，市场手段逐步显现并变得更加富有效率了，就应该加以运用和推广。就像列宁说的“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8］，即使带有阶级色彩的组织形式和秩序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何况仅仅是生产要素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呢？其实，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9］，这更充分说明运用和发展这一适应并促进大工业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市场经济手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题中之意。马列经典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变化着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取向相伴相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真正逐步实现是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等其他国家。20世纪初期，列宁最初设想是直接消灭商品经济，用大规模的计划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随着战后重建的经济困难，列宁也认识到只要有社会分工和市场，只要有商品生产，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就少不了。他虽然未把市场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本身不是矛盾体，可以相伴相生。他在新经济政策调整中逐步吸收和融入市场经济的部分元素，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期，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也逐渐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生存并发展。等依据中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就曾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和什么经济相联系”［10］，后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很好地结合，错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教训惨痛。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全党上下达成了共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它自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框架。直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才象征深化市场化改革航程的开启。改革开放30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取向坚持了“市场方向”，通过不断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构建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变化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相伴相生。

二、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不足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渊源关系看，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在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根据党的十四大报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1］。这简单的表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基本层面：基础层——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价格、供求、竞争、优胜劣汰）来调节资源和要素配置；核心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融合的经济体制，鲜明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控制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发、完全自由的单一市场经济，而是在不断动态优化和持续改善的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这些基本特征不仅不回避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表述的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机科学地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原理殊途同归。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35年，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35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56884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到2013年的41528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取得如此突出的进步正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可持续“，四化”同步快速推进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要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5年来，三次产业在竞争中均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强化，工业的各项指标快速发展，服务业产值迅速壮大。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3年的10∶43.9∶46.1，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3.73%，上升了35.83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需求结构明显改善。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0.0%、54.4%和-4.4%。按照马列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2012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5%、24.1%和11.1%，分别比2000年提高6.0、5.0和2.7个百分点［2］。这些显著的变化，既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也说明了政府在持续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

（三）供给能力大为增强，商品和服务持续充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35年，我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工业分类，在全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水泥、汽车、钢铁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达89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78家，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产业2012年增加值达到231407亿元［2］。市场经济以无声的数字，述说着巨大的作用也展示了巨大的成就。

（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对外经济显著飞跃，文化社会事业协调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在实现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13］。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要使得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并形成比较优势，这些改变了并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期间对外经济大飞跃，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人民生活大改善，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保、养老、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由相对滞后向全面协调转变，正在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但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级政府审批项目总数多达上万项。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瘴痼疾。二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和差距过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是0.474，虽然近几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应该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两极分化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亟待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能源消耗过高，资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加速，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极为迫切。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6］“，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最显著的例子”［17］等，充分说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发展的未来。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破坏自然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我们一天天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6］559-561，我们要正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三、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和发展

发轫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最大最根本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灵活性、效率性糅合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表述，价值规律不仅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还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以价值规律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经济天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当代，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不是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的彻底、完全的自发、自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继续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根据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以及策略原则的表述，要理解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在完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要更加完善产权保护，更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并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了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社会生产四环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深刻阐明了历史合力论，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发展中个人意志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这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做到尊重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人为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包括建设用地市场在内的其他要素市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国家是生产力和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现象，政府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和核心利益的组织，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次，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同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使“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配合更加协调，更加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促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组织的特征，指出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发行公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冲突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愈来愈贫困，相对过剩产品愈来愈多，这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这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和支柱地位，要充分认识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和作用方式，进一步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同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资产阶级通过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7-02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光辉著作,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作出了正确的科学分析,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南。《资本论》问世已经一百多年,资本主义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它的基本原则仍未过时,仍然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有力武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没有专门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原理,在《资本论》中也有很多设计,其中不乏被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预见。《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资本论》对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使用了很多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词语或者市场经济的同义词,如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等概念,特别是其中有关商品价值和货币的理论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

第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运动的《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平衡理论和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在市场经济体系理论中对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为我党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养料。

第三,《资本论》对市场经济共有的市场运行机制作了精辟的论述,它所阐述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有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如马克思对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阐述,以及对竞争、供求、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的解释,等等,都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建设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可缺少的。

第四,《资本论》关于流通理论和市场的理论,关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理论,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的基本的指导性理论。

第五,《资本论》关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原理,关于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原理等等,关于社会主义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制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党的十五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吸收当前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①

总之,在《资本论》这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再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可能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相关理论,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结合起来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1)邓小平同志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本经验,指出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2)他吸收和采用了《资本论》的很多观点、方法和理论阐述,使之成为他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创立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要求要以马克思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基础。在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关社会主义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到上述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的影响。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不变;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上述几个方面相适应,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这个基本框架的内容来看,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紧密结合,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通则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这表明,党中央在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时,也是以马克思《资本论》当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指导的。

三、学习《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充分认识和学习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并以其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同时要注意吸收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够取得不断的进步,才能够保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统工程的顺利、健康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市场经济细胞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运行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分配体制、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理论,等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资本论》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统一性。学习《资本论》,对于我们深入、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源头、理论渊源,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进一步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

《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都不能丢。当然,我们也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就是说,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使之作为我们观察和理解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的理论阐述,就应当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基本指导性思想。

参考文献: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09（2015）22-0084-01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争取早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新民主义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顺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也就从这里开始同时也从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以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三大时期”，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始终，始终是指引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离不开新中国对“五大经济成分”的改造。在这“五大经济成分”中，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很大，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较小，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扩大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需要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从这里发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后，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从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两大主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及教条的理解社会主义，导致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冒进的现象。为了追求绝对公平，搞平均主义政策。平均主义政策不仅没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反而有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均主义政策就是一种扭曲的公平，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但是普遍贫穷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时期

经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住了挫折与考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以遵循，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模仿。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为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样，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渴望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由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在政府主导下的建设，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能很好的发挥出来，更甚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市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给市场贴上制度的标签。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以计划为主，基本上所有的生产都需要国家统筹布置安排，这既影响了效率也丧失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就是为了打破原有教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尤其是对平均主义政策的否定。另一方面党和国家有强烈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资本主义有没有计划，这些都需要经过改革开放，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建设的经验得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带有制度属性。从此，人们摘掉了对于市场的“有色眼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了快车道。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成熟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没能很好的跟进，人们一度出现了迷茫，甚至于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什么？特色是什么？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让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为了解答人们的迷惑，解放人们的思想，审时度势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高度凝练以及精简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最鲜明也是最全面的“中国特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严格意义上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做大社会主义的蛋糕，为了做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的内涵与实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贫穷与资产阶级的绝对富裕是典型的矛盾，也同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最大的矛盾。作者简介：刘文珍（1987-），男，山西临县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理论的探索进程又拉开了全新的篇章。自那以来，基于我国自身国情的市场经济理论的雏形初现，并最终完善为一套适应时展的体系。而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它与传统理论中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东西”产生了明显的背离，并形成自身的理论。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可谓历经一番寒彻骨，终得梅花扑鼻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向上发展，并从最初的探索阶段进展为后期的确立完善阶段，使得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有了新的高度。

二、探索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另一方面强调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以此为开端积极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使市场因素更多地渗入到经济体制中。在领导集体中，陈云和李先念对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认识较早，并且对于计划和市场的看法较为一致，他们都认为以往的计划经济对各方面要求得太严，要正确认识和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对于市场和计划的兼容态度引领了对计划和市场探索的新思路。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等问题时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有重大进步意义，突破了把市场排斥在外的传统认AX。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而这个原则直接有助于市场自身调节功能的发挥，使其从原先被计划经济体制局限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而就当时来看，国内学者对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抱有乐观向上的态度。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认为，可以结合市场与计划这两者协同作用，使得资源配置体现最大的效用。总之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进展，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虽然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相比仍算是取得了巨大进步。

三、探索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十二届三中全会，至南巡讲话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历史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经济理论的深化。在1987年的十三大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0年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明确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依靠计划和市场两者相结合的思想观点。在那一时期，著名学者于光远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初期计划和市场的相结合的必然，而随商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基于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四、最终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南巡讲话到十六大召开前。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这一中国特色理论终于提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讲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开创性论述彻底解除了将计划和市场看作是区分社会基本制度要素的思想束缚，彻底摆脱了凡事都得先考虑一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定势，为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起到根本的稳固作用。十四大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规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而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做了进一步勾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一阶段中的理论内涵做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其中，学者张卓元表示，我国市场要熟练地运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先进的手段方针，促进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到了上世纪末，基于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得以确立。

五、完善和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十六大开始至今。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指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次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2007年十七大召开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性地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这一转变，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中的新突破。学者张卓元指出，起决定性作用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展开。这一阶段，在进一步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有8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邓小平亲笔写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的提纲中，他提出：“自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自”这3个字很简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后来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年，邓小平与江苏省委负责人座谈，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第四件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由于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对于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六件事，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一论断，在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七件事，有人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八件事，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而且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明确的表态，使得我们党从十四大开始，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的科学论断，突破了这种经济理论的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利己人性”的“自利经济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德经济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构建 范式

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它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形态，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自身的假设前提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及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

从主体性角度，利益分为利己和利他。给主体自身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己；给他人（包括集体、社会、自然、人类）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他。因此，从利益角度人性可分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性是人们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前提之一。利他性是人们为他人和人类群体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人类整体得以共同进步的另一个前提。利己人性与利他人性作为同一个行为主体的两个人性侧面，相辅相成，共处同一个行为主体之中。也就是说，人具有利己利他双重人性。

人虽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方面人性，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一些学者研究后所说：“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程恩富，200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利己利他两方面人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这里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周诚，2008），详见表1。

首先，“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利人利己”型行为―通过利人的方式而达到利己的目的，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类型；但它本身是中性的―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二是“损人利己”型行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而利己，即“恶”性利己。三是“封闭利己”型行为―与他人无关之利己行为，属于与社会不发生关联的私生活。

其次，“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也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利己利他”型行为―即以利己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利他行为，或者称为“互惠利他”型行为、“表面利他”型行为。此种行为的客观效果是利他，对他人有利，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利。它与上面所说的“利人利己”型行为，其实是同一类型，只不过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其二是“舍己利他”型行为―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型行为或称“纯粹利他”型行为。其具体表现是，其利人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财力、精力甚至健康、生命，而不图任何回报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回报（如匿名慈善捐款，舍己救人而不事张扬，为正义事业而奉献财力、精力乃至生命等等）。其三是“亲缘利他”型行为，即在家庭成员及亲属之间发生的利他行为。

由上分析可知，“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与“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具有相通性和共同点，即无论是主观利他还是客观利他，都具有“利己利他（人）”（或称“互利互惠”）的行为倾向，说明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是能够并存能够同时兼顾的。

基于利己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经济人”；基于利他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道德人”；兼具“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准确地说，“道德经济人”就是基于利己利他本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支配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人。

“道德经济人”兼顾利己和利他来实现自身目的，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最为普遍的经济行为人。根据经济学“实然”的人性假设，“道德经济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 是指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首先，在经济领域中，“道德经济人”的逐利性是激励经济主体的原动力。其次，“道德经济人”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道德经济人”不仅包括有逐利行为的个人，还包括企业等经济单位，由于它们同样具备“道德经济人”逐利这一基本特征，所以也被概括进“道德经济人”范畴当中。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最终目的是利己，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利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经济人”（包括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具有一般市场经济中 “经济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自利，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注重实现自利的途径即利他来达到目的。首先，“以利己为目的”是人性化的表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同时，又尊重了整个经济发展规律，即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利的行为，来实现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目标。其次，“通过利他途径实现经济目的”，即个体为他人和整体的公利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价值，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利他”，同时他人和整体又会给他以回报，实现了个体利己的目的，并且整体再把公利通过国家职能造福所有人，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循环，推动社会进步。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即双重理性。出自于人的利己行为动机，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下，“道德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始终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要是指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地精明地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计算。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源自于人的利己本性，从利己动机出发，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性被称为经济理性（利己理性）。同时，作为社会中的行为人还要从社会性利他动机出发，对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进行理性判断和评价，不能损害他人利益。这里的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个别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等。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也就是基于利他性道德的理性。这里的正当性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合法，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实的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违法。另一个是合德，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代文明的公共道德规则（这里的道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道德，而是人类遵守的公共准则，是指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能违背它。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行为的互利主义结果：即经济主体行为结果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实现行为结果的互利性。首先，他律指“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和“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干预和调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服从于“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是牟利动机实现的最终手段，竞争则是市场经济实现的主要途径。竞争需要各种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体现并维持有序竞争的公正、道德和伦理，体现道义、信念和牟利动机的并存。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政府）也对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起到约束作用。政府的手段一般分为两种，或是命令式的，或是非命令式的。前者通过法规、政策等手段去规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这带有强制性和统一性。后者是政府通过传播信息或运用它掌握的经济资源及手段来创造一种经济环境，对经济行为人的活动给予劝告、推动。其次，自律指经济行为人的利他性道德自律，源自于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人格。

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主体的求利行为就能够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既利己又利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主体的行为只具有正外部性的效果，能够避免负外部性。这样，个体的正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必然会引起作为个体利益之和的社会利益的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其行为结果具有互利性。这也是“道德经济人”假设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也可称为“道德经济人”的灵魂。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可行性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经济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人”行为的逐利性提供了激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动力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性，能够合理地配置并能够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趋向合理，从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经济人”思想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相适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实现了多元化，人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人们不仅重视精神需求的满足， 更重视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和趋利行为，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具有一致性，是合理合法的，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三个特殊性，我们可以分析出在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所具备的主要特征（张伟超、廖鸣，2007）。

（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已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己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互惠互利等价值规律决定了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必须尊重和满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隐含了利己与利他的双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自利与利他的结合体。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经济不同，它更多地强调为集体或社会谋利益，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二）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既存在经济理性，也存在道德理性，在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冲突时强调道德理性。公有经济的基点是寻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或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下，已经取得相对最大化的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同时要公平地分配到每个人（按劳分配），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身上体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一致性。

（三）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经济行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能够引导经济主体更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鼓励经济主体有意识地、主动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防范经济主体的自利心膨胀，出现单纯追求私利的伦理危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据1996年及相关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新加坡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3%；中国香港地区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1%；日本实现了连续12年的经济增长（1961-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9.8%；韩国实现了连续11年的经济增长（1983-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8%。一些学者研究了如此骄人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结论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东亚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而且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显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从整体上说，已经是东西文化的结合体了，经过改造和创新后的儒家伦理文化，不仅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还能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获得新生（郑爱文、李敏，2006）。“道德经济人”就是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儒家文化信奉“道德人”的价值理念，市场经济一般强调“经济人”特性，二者的有效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每一个生长在中国环境下的经济主体都有意或无意地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也是“经济人”，但绝不是“自利经济人”，而是“道德经济人”。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问题。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性的认识 ，总结出符合这种人性的人性假设范式―“道德经济人”，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经济人”范式，有助于解决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道德经济人”范式承认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追逐经济利益的利己行为的现实必要性和合伦理性，承认了经济利益原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能有效调动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道德经济人”范式可以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共同增长，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道德经济人”范式不仅承认利益主体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且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的行径，强调在主观目的上，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考虑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行为上，不能依靠损人而利己，要做到互利互惠，共谋发展，通过利他而利己；在客观效果上，要做到“双赢”、“各有所获”，使自我利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实现方式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结合，不仅要通过“看得见的手” 的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而且还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使公有制得以巩固（马姗伊、王辉，2006）。

再次，“道德经济人”范式为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提供了统一的理论依据，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有利于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缓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经济主体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作贡献，实施利他行为，社会则依据劳动贡献向经济主体分配消费品，实现着对等的双边互利关系。同样，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中，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生产要素，为社会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并承担风险，同时他有权按提供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参与分配，并获得风险收入，也实现着这种对等的利己利他双边关系。

最后，“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两极分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损人而利己，就是要反对剥削，反对两极分化。“道德经济人”范式坚持既利己又利他，让各方面都获得利益，获得发展，其本意即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上，一方面是根据互利主义原则，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承认和鼓励能更多更好地利他的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们不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得坑蒙拐骗，必须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依靠更多更好的利他而致富。在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上，“道德经济人”范式主张通过榜样示范、资金技术扶持、资源共同开发利用等利他或互利方式实现共同富裕（欧阳超，2003）。

参考文献：

1.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J].教学与研究，2003（11）

2.周诚.“双重经济秉性人”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3.张伟超，廖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新探[J].经济师，2007（4）

4.郑爱文，李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之我见[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

5.马姗伊，王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范式[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6.欧阳超.试论互利主义[J].天府新论，2003（6）

作者简介：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一、人文理想与自然规律的碰撞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时，马克思还富有深情地讲到：“我的见解，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⑷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凝聚他多年心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基本原理是普遍的，科学理论是理性的，客观规律是冷酷的，然而人类社会实践则永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构想，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机器工业的大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这样一种现实而言的。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无产者与有产者的阶级对立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他们还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方法应当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然而，人类社会实践远远不如理论构想来的那么简单。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是在作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经济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建立，并且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君主集权残余相对较多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探索。尽管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各自国情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完全一样，然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普遍急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必然属性，反过来把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虽然在工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再加上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惨痛教训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认识到，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反制作用。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建设实践过程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显然不适合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反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真理性。同时，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者也始终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具体建设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他们以其教条式的理解来指导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才能够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从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史看，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严重问题，它会造成人对人的剥削；立足于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理想，它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经济萎缩。因此，无论从理性的逻辑推理来看，还是从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人文追求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应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灾难。能不能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没有剥削的公有制经济，马克思晚年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1881年2月，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教能否在俄国当时存在的农村公社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绕过经济剥削，直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在1881年2月至3月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几易其稿才给查苏利奇回信。在其中第一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都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t4，—6＂4671这一构想。即不经过资本主义那种人剥削人的、令人羞辱的生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而是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个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关于这种“正常条件”，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作了一定的说明：“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做法是极其慎重的，认为如果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互相补充，就不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俄国革命并没有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补充，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1918年夏，英、法、德、日、美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勾结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妄图通过铁血手段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俄国75％的国土，切断了苏维埃共和国与产粮区的联系，使工厂停工、交通瘫痪、工人挨饿、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在这危急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果断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在战争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功。1921年春，卫国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抵制，使俄国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暴动。这一危机表明，战时共产主义己经不适合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列宁于1921年3月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m。1921年10月，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列宁已认识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直接跨越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列宁英年早逝，对私有制要保留多长时间、什么情况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等问题，并没来得及作进一步的探索。但是，从“改行”＂退回”“恢复”等字眼可以看出，列宁已察觉到，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外，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继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面采取公有制计划经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对包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由此开始僵化，市场经济与计划济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应当保留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而不能急于实行公有计划经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949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谈到：“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我说既有罪也有功。”“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为了鼓励当时的资本家开工生产，他还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薄一波在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949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在此次会议上也指出：“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1950年4月，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1，211950年6月，陈云在谈到经济形势时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入民都有利的。”1950年1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保留私有制经济成只是权益之计，而在后期的实践中，也是把市场经济作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建国初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后期受极左思想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急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对国家建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实践证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完全绕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人对人的剥削，直接建立和发展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种美好但不现实的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来进行经济建设，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没有条件地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用一种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纯理性的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不顾实际，硬把生产力的发展往一个提前设定好的生产关系的套子里装，也是注定不能够成功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9篇

1956年9月，中共正确评估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了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6年12月，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总的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没有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认知框架，社会主义建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传统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是建立在历经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并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相适应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经济形态主要是封建小农经济，生产力较为低下，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特征进行建设，追求清一色的公有制，大一统的计划经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属于错误地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基础作用，主观上把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才能实施的做法运用到前阶段，即是说，针对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我国，对生产关系建设要求过高，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抓住了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把发展生产提升到第一位置，将生产关系降低到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曲折，原因是对核心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清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追求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搞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清楚”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是什么，以此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时，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具体地说，对处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我国来说，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追求生产力发展是相区别的。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即是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达到目标的途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重新联系起来，曾经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成“有的放矢”，邓小平一度套用，并强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邓小平正是看准了发展生产力之目的，才有了克服阻力进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胆识，其中一个重要结合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形势，用邓小平的话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际上“市场经济更为本质的内涵和基础是资本生产方式，……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不自觉地实现着资本生产方式的一般目的和本质趋向。”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据

《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并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内容。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资本论》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论》为它提供了间接的辩护，就是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所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资本论》相关内容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经典著作，耗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一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时仍在修改《资本论》的手稿，可以说，它是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的一部科学巨著。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资本论》共分三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一卷主要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和货币入手，阐释了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卷阐述了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进而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结构。本文主要围绕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来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创立的。邓小平同志认为：1.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阐明并重新定位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将市场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问题，打破了以往国内外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从理论上来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资本论》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

三、《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间接地理论依据——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经常出现一些像“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等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词语。二者虽相近，但仍有不同。商品经济强调的是商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所有者将自己的商品按等价进行交换、分配，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应；而市场经济则是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利用市场机制，如价格、价值、竞争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但事实上，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从属于商品经济，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结合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里看，市场经济属于共性、一般的事物，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个性、特殊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般的商品经济并不决定社会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单纯的是一般的商品经济，它与一般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

（二）《资本论》中一般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

《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章就是从一般的商品出发，通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逐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1.根据劳动价值论，通过对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进行分析，得出商品货币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结论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具有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二重性指的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的是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的是价值。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到不断地扩大的物物交换，再到一般等价物的产生，最后一直到货币的出现，这时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一旦货币再进入流通领域，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些在市场上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这一部分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这时雇佣工人的自由、平等等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被剥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就转变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由平等、自由的关系转变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2.根据剩余价值论，分析劳动者和资本家对产品的占有关系，得出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结论

资本主义的剥削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成资本后，劳动者直接进行生产却不占有自己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而资本家不进行生产却占有他人的部分产品。这时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是商品生产者直接占有自己产品的权利。这是一般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在没有和资本主义结合之前的所有权关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和所有权分离，劳动者直接参加劳动却不占有劳动产品，资本家不参加劳动却无偿的占有劳动产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规律。由于所有权的变化导致这时的经济形式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3.根据资本积累理论，通过分析价值增值过程，得出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掩饰其剥削实质的结论

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就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并将这部分价值追加到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购买劳动力。从形式上来看，资本家是通过等价交换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撇开生产资料单就劳动力来说，其实质上是通过无偿占有的别人的劳动成果，来获取更多的可以被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从而实现价值的不断增值。马克思也不断的强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1] （P.239）这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实质，只不过是被等价交换的形式所掩盖住了。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它还利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来掩饰其剥削的本质。

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利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 （P.13）市场经济它并不能改变或也不能决定社会性质，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即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只要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以说，《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间接地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B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88-08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运动与运行规律，指示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光辉历程，我们发现：对于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市场规律、市场法则、市场要素的认识发展历程。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发展，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的产生与丰富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同时，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丰厚土壤。同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为历史潮流的引领者，为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奠定基础

如何科学看待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历史的、客观的审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同市场关联的私有制经济的两面性。依循这一理论，建国初期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但对市场经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市场机制持谨慎允许态度。其间，形势发展要求对市场经济采取过相对缓和的战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吃人”的邪恶面相联系。这种总体认识，同中共中央那一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特别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两国政治和军事同盟地位巩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中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刚刚建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泛起了“涟漪”。 一方面，我们突出国家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价值法则对经济发展有着无形的影响。两种力量在“共存”中“交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排斥市场手段从而单一依赖计划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农业方面，“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使有些农户变相破坏生产工具；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很方便。后来……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业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1]340-356。

这一时期，以的《论十大关系》面世为标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主要指向。《论十大关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其中经济思想和理论，则从经济哲学层面阐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道路问题。此文主要阐述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对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经济领域诸多矛盾关系过程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问题，阐述了解决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阐述了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推动主要矛盾的思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具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统筹兼顾思想和辩证统一思想，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虽然并未动摇刚刚依据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但是，不可否认，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道路的氛围下，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具有思想引领意义。

在倡导的“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反思苏联模式，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受此影响，作为党内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大胆破除党内以往对斯大林经济理论模式的过度依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当然，由于历史固有的局限性，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运用市场机制方式和道路上继续深入发展，但这种开创新路的大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生长点”。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时期，针对如何走出中国经济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层和思想理论界，曾产生过关于“是否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对这一时期有关“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思潮提出批评，并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进而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由此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又比如，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当时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很多农民对此采取了对生产的粮食“瞒产私分”，拒绝缴纳相应比例的“征粮”，以此方式加以对抗；更有甚者，为了缓解当时的生活困难状况，有的农民直接到农村粮库“抢粮”。为缓和诸如此类的紧张关系，提议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建议“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理论观点。

再比如，曾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的这些思想观点，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可能做到完全排斥非市场因素而形成“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为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借鉴。

另外，在分配制度方面，适时提出了利益兼顾、按劳分配等思想；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方面，主张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要科学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思想，等等。

纵观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相关论述，有很多“真理颗粒”，但遗憾的是这些“真理颗粒”并未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56-1966年的十年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实际和理论的背离。对此，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地针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自我纠正，有失败的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经验。针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1966-1976年的十年间，经济思想被“左”倾错误思潮淹没。自由市场、按劳分配、商品经济等同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诸多要素，在“集体非理性”的宣传氛围和盲目实践中，被当做同“资产阶级法权”相联系的灰暗事物――并遭到批判。晚年经济理论中“真理颗粒”的光彩，也被其晚年错误思想理论的阴霾所遮蔽。应当说，在领导下集全党智慧孕育生成的思想理论生长点，相应表述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些“真理颗粒”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思想养料，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弥足珍贵的“源头活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熟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的艰难探索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又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中模式，面临国内国际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如何认识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始终是中共中央不可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展主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重点。中共中央立足、因应执政方位的历史变化，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要内容，并试图引入市场的力量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对外资的恐惧思想，突破将外资同资本主义罪恶无限联系的“左”的思想，提出“要积极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理论观点。由此，“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1]1002。这种思想理论认识，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要素不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理论，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社会环境。这场实践和论争，促进了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论工作者关于商品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极力倡导的的“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果断地提出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交互作用中，重新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探索和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论基础。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次会议涉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制定经济战略设想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等相关问题时，开始突破原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将过去被长期排斥的私有制经济形式，如劳动者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农村改革成为市场要素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且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较早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这一探索的典型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政策从1979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对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和发展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为保障此轮改革中农民土地经营权，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两个法律法规，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法制保障。加之这一时期，对于农村集贸市场的鼓励和引导，使得在农村区域依靠市场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产生广泛影响，农民的市场意识伴随收入增长而增强。

这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农村向城镇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领域产生着变革性影响：在经济领域，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政治领域，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级乡镇党委、政府机构的设立和各级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在社会领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种交易市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流动在区域、产业之间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宽泛；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等不断增强。这种影响，使得基层民众自觉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与此同步，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逐渐铺开。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相伴启动。

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呈现出“轮廓”到“细节”到“系统”的进化描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从理论上开始确认价值规律和市场对生产、流通的调节作用，并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界定了商品经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理论创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对此，邓小平后来高度评价该《决定》的历史地位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

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时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又将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运用、发展。特别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改革开放理论进行系统提炼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了较为成熟的框架。这一思想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性质的界定上，认为市场经济不独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独属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都可以作为调节手段同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第二，在对商品经济形式的理解上，认为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此商品经济的形式不会背离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要鼓励其不断发展。第三，在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上，认为我们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要求相结合，积极探索利用价值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和途径，并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在关于上述市场机制、市场要素、市场法则姓“资”还是姓“社” 判断上，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这些系统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动荡发展，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为核心内容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在十四大上作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之后，以调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和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达成“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多方共识。这些思想理论的继续拓展，使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市场要素理论逐步丰富。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需要遵循价值规律所要求的供求关系、价格杠杆、竞争机制；需要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经济领域和环节中去，给基层经济单位传导市场信号，使企业回归主流经济，运用市场对经济信号反映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同协调。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也进而认识到：过于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发展也不科学，也需要同时发挥长期坚持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以此调和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理论的演进顺应实践的要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之前探索中遇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一步总结提炼，勾画出更加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蓝图。正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前提，既致力于推动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又致力于运用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了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

走进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方位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各种市场要素的快速流动，“四个多样化”特征――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中共执政历史坐标的重要内容。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成为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体现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改革方向，又注重制度建设、强调体制创新；既坚持以人为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作用，为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既坚持通盘考量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坚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改革；既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又协调好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合法诉求；既坚持社会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又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决定》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立场和总体方向，重点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加灵活、更加充分，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致力创新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召开。之后三年半时间，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导问题意识、底线思维，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这样的表述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深度解读。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的主流趋势和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因为中国市场和经济脉动会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作为看得见的手，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都不可或缺。随着中国制造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是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愈加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运用各自话语体系所确立的相应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结论是截然不同。2005年，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标准还有很大差距；2006年，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7]。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没有及时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认同，固然有很多国际政治因素，但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思想理论认识也存在一定关联。

毋容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凭借制度优势、改革红利、人口资源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机制模式，皆为世人无法小觑。尤其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的影响权重日益提升，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扩大了认知和认同。在此历史节点，以中共中央全会形式，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作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理论指引，不仅符合中国党情、国情、世情，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代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还是以民为本的道德经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统一和协调推进的改革，还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先导、创新引领”的改革。这些既“集中体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8]，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新经济、新常态、新动能的高度融合。注意到这些背景与趋势的格局之 “变”，自然就要注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变”。根据这种变化，可以从中循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第一，全新定位市场作用，由原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9]76。之前，基于大国经济转型不能操之过急的考虑，才出现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加以辅助，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大国执政党理性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统筹兼顾的战略安排中，积极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重作用。市场作用代表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代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如何有效发挥二者作用，既能发挥自由市场活力和政府调控稳健，又避免市场盲目和调控滞后的局限性，是各国执政党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交接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直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又有所侧重。认为，“只要市场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10]。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9]77。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一个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时，围绕劳动、资本和效率三因素，在理论上作出“供给侧”的创新性概括；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政策上作出系列前瞻性安排。最显著特征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上，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举措体现出大国执政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立完备现代市场体系的最大关联性和最大通约性，任何一方“失调”都将导致“失序”。只有科学做好顶层设计，把政府“有形手”的作用定位合理、发挥正常，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同时，也只有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无形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从而使“两只手”作用发挥配合得当。值得肯定的是，“两只手”的观念已成为目前的发展共识和经济常识。

第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转型中，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仍处于趋向健全与成熟的阶段和水平。面对经济发展瓶颈凸显的情形，如何树立问题导向、解决问题，以推动中国市场改革步伐，本身也是巩固大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9]77。2016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这是首次提出的论断，从中可以看出发挥好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深化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愈加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是问题意识、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又一实证。这也充分表明，“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9]86。

第四，因应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强调推进依法治国，提升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蕴含着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指导。“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9]77。简言之，就是要“简除烦疴，禁察非法”，对该管的事和该放的权加以厘清，进而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第一次把“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相提并论，统一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诠释了“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的最新论断。第一次提出“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落脚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体现了法治自身的规律性和能动性；第一次提出“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落脚在“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体现了法治对于发展“可靠保障”的制度化、常态化；第一次围绕“发展”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体现“改革、发展、法治”新的辩证统一，使“稳定”这一侧重主观的意愿转化为侧重客观的“法治”的方式，隐含“中国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制度”的实践。“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深化和丰富了三中四中全会的“姊妹”关系和“动力”机制。这些思想观点，也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协同推进，有利于正确把握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独特的中国制度优势。

第五，立足大国执政、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遵循现代政党建设规律、发挥总揽全局领导核心作用，为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定位执政党历史方位，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表现，也符合现代政党制度特别是大党执政和大国执政的内在要求，关系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实践基础和执政形象、执政效能、执政基础。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同全面从严治党互促共进，是新时期“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9]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中“集中统一”和“生动活泼”两个方面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中国社会各阶层，既要积极贯彻落实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又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号召下，积极助力中国共产党 “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此凝聚共识，协力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很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尤其是把握经济建设中的新形势、新问题，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全面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大。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绩取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于市场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取得。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新的方法论指导，“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一切思想和方法的结合运用，深刻表明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至关重要，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厦的重要内容，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成功实践，其功能和目的是研究和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学科高度，以中国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当代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系统性理论，集中体现在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凝结成以他们为代表的承载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相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始于毛，成熟于邓，传承发展于江、胡，创新于习”的学术观点，合乎中国经济实践与理论交互作用的历史规律，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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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江泽民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江泽民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13－06

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随着改革的深入，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加以重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大众化概况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在执政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与借鉴相结合的认识论做出的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理论和积极参与实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其中最经典的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思想经过十四大确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理论内涵在于：一是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二是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源、科学内涵，也应该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目标、任务、手段等各个方面问题的基本认识。

大众泛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所有主体，大众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式有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也有参与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因而大众包括了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几乎所有产生消费行为(必然引发参与相关的其它环节)的成员(不排除外国成员)。大众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广大基层劳动群众，他们既是市场交易物的创造者，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指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了解和应用状态，体现于大众对这一理论的关注、认知、认同、应用、反响、系统性把握、创新、发展等诸多方面。

我国对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引入市场经济关系这一问题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尤其是1956年我国宣布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五年，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商品经济、市场、价值规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补充作用、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借鉴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学术界卓炯、薛暮桥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也就此展开过研究和讨论，但大众层面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具体实践未充分展开，甚至长期将市场经济作为批判的对象。

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整体上认同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始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各类经济主体，无论个人、家庭、经济组织、行业、地区，也无论是决策者、执行者，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场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大众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物质基础、舆论宽松度整体上极大提高，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受到巨大的洗刷、震动，从而发生质的变化。

市场经济一词家喻户晓，但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知层次和认同程度有很大差异。“打左灯向右转，挂羊头卖狗肉”甚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间的负面感慨。其中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与理论的差距，这说明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肯定与否定、认同与反对、接受与质疑等交织的复杂反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的基本意义

人民大众了解其赋权的执政党确定怎样的社会发展方向、改革目标和价值取向，这是大众自愿自觉地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意义在于：

1、只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全面了解改革机理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主动性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之初就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影响生产力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动地位的因素，是推进生产实践和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主体的主动性首先取决于主体的自愿和自觉性。因此，大众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否，其在实践中的能动状态大相径庭，直接影响生产者对生产力的推动方向和力度。

我们一贯强调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都深刻表明，发展生产力对于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大众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民众基础，其中最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主义的主人。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大众认知社会变革的目标，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大众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能达到大众认同，大众才可能真正以主人、主体身份参与实践，督促市场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广泛推动社会进步。

2、只有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广泛认知才能防止理论庸俗化

实践中的强势主体偏好为自己带来正面效果更多的那些理论部分，主体的强势由其在实践过程中对资产的控制和管理的决策权决定。庸俗化理论只作表面或形式的文章，其形形的表现概括起来是造取我所需之理论并大肆渲染误导实践，目的是将不合理的利益合理合法化，这是理论被庸俗化的经济根源。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后，大众普遍了解和接受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大众经历了先对理论的怀疑再到实践中日益接受，又因理论一部分被庸俗化后，成为凭借权力、资本掠夺财富的理论工具，两极分化加剧，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市场自发与盲目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问题，大众对现行市场经济性质产生质疑。

庸俗化理论的方法论一般是机械唯物主义，也不乏唯心主义。深化改革需要破除理论被庸俗化的土壤，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破解庸俗化理论的利器。依靠大众更加全面、联系、发展地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推动理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为社会主义大众服务的途径。

3、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才能把改革推向纵深

大众能否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其根本是会比较在其中的得与失。如果大众尤其是劳动群众感受

到的是主人翁地位、相对收入等核心和实质性利益受到冲击、保护社会主人的基本制度被动摇，大众将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大众一方面可以掌握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理论，另一方面懂得如何凭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良性结合，使大众收获最大利益。

三、大众视角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

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意义的生产关系，其微观主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是鲜明趋利的，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市场经济微观趋利与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为本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相悖难题；具体实践也遇窘境：机制因适用环境、技术性能、反应速度等差异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体制与制度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相悖不一定维护制度、受众抵制消减其利益的政策等等，这使机制、体制、制度之间摩擦形成的对立性产生层层解构效应：运行条件较薄弱、受众的有效抵制――机制部分失灵――体制功效耗损――制度动摇――解构甚至否定理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冲击制度的震荡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这样核心环节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反映我国公有制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有企业调整，“国有经济除了一些大企业外，中小企业通过改组、改制与变卖，己经所剩无儿了。目前，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绝对多数变成了绝对少数。1997年全国有国有企业37万家，其中中央级的上万家，现在，中央企业己经只剩下157家。下一轮的整合还将进一步缩减，目标是减到100家以内。这个数字已经远远低于早就私有化了的俄罗斯”；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总数中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4％下降至2007年6％”。

改革过程中，不乏精英鲸吞国有资产等的案例，由于理论上的乐观和实践中缺乏严格的规制，国有企业改制、改组，重组等等形式，成为私有化的一次次盛宴。面对这些影响大众实质利益的问题，要让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予以认同而不反感几无可能。

2、社会主义制度尚未有效钳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性

20年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负面问题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缺陷的一面，带给社会的有些是认识上存在问题，如对精英鼓吹私有化采取放任态度；有些是我们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例如趋利规则泛化和滥用影响国民的道德素质、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等；有些是经济规制乏力产生市场的社会性危害，如食品行业的质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度竞争成为全球化战略的瓶颈、国有经济的垄断肥了高管损了公有制形象等等。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反映了我们还没学会、甚至不敢用社会主义制度有效钳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性。而这些负面性带来的后果恰恰都渗透到大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细节中，不只悬挂于高高在上的抽象制度层面，大众面对使自己失去权益的实践，心底里很难推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科学和基于民众的。

3、大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渐失利益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后，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28年以血肉之躯经血雨腥风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其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在社会利益结构和价值导向上得到体现?

目前吸引全球关注、反映国内民众渐失利益基础最为核心的是收入向资本过度集中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0％，2006年史是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节节上升，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这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趋于下降，而资本所得却不断上升，这种分配格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企业主或经营管理者与一线职工贫富差距拉大，我国企业的一般情况是，除了那些有特别专长者外(即使是这些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也没有拿到他们应该拿的数)，其他的一般员工每月只能得到几百元的工资，并且还没有安全保障和社保福利。”

九三学社中央援引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

如果说所有制问题影响大众的主人地位，个人收入差距将更加实际地影响大众的生活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地位，对大众的冲击更为直接和具体。

四、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问题需要的几个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大众对这一理论的认同、应用以及自愿积极参与实践，所以必须关注和研究这一重要问题，以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1、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任何理论都在实践中经历提炼、筛选、修正、补充、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邓小平后期曾经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还不能全面回应、解释、解决大众实践中的问题，这不是理论本身的过失，恰恰是理论发展的机遇。30多年改革开放和近2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为理论提供了发展条件和空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方面实现结合的理论，是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目前来看，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我们投入得较多，这符合客观现实补短板要求。最近的三十多年，我们在学习、实践市场经济问题中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扬弃前人、旁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缺陷，跨越其间的陷阱，纠正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前路更加光明宽阔。中国率先突破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不是靠市场经济，是靠社会主义制度所造就政治经济基础，这样的宏观魄力即使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经济同盟也望尘莫及。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不仅不能偏

废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还要强化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在哪?既在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更在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多层次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直接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根本目的，大众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在初期阶段的最终目的，其间既统一于根本目的，同时各种目标又具有差异性、对立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自发、必然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够自发、必然地实现大众公平共享改革成果。因此，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必须厘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的及其相应的层次，尤其明确和突出根本目的，才能在实践中锁定方向，处理原则性、根本性问题才可能有鲜明的立场。不解决好用什么瓶子装酒的问题，必然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质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已经严重损害了大众的最重要和最广大的部分――劳动群众――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收入分配、社会地位等实质方面的利益，将加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沦为经济上两极分化、少数人获益多数人相对受损、道德上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体制。

利用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最需要继续强化的方面，它要求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以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出发点，符合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具体地落脚在利用市场经济，实现市场主体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有尊严地公平参与生产、公平获得产出，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积累、加入国际经济循环，促进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步的生产、消费方式变革，更好地在经济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科学发展等等。

2、提高社会主义制度驾驭市场经济、解决各种矛盾的能力

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是自然的，各种矛盾最后都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而处理这些矛盾一要遵循矛盾中蕴含的自然规律，二要遵循社会规律。

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比作骑士，市场经济就是一匹骏马，如果骑术不好，骏马的野性给骑士带来的麻烦会甚于方便。解决的办法有换马、驯马、提高驭马术，而当下最为现实的无疑是后者。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既是我国社会运行的软环境又是硬约束，规定了市场经济的活动边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应的体制、机制予以市场经济合乎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取向的规范，才能够给大众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答案，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其中需要学界提供科学理论、需要中国共产党确保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下增强能力并约束政府确保按科学规律制定和执行政策。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处理经济问题的法律法规近30年出台数以千计，但法制不等于法治，一个大众非常反感的问题―一权钱能通法――没有根本上解决。权贵的问题可以超越法律，大众的一些具体问题演化为才有望解决，如征地、拆迁等，民众有些合理的要求被忽视，引发极端事例，背后往往还牵出，这既激化矛盾、恶化执政党、政府与大众尤其是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又与腐败、两极分化等形成合力动摇执政基础。回头来看，如果党的干部和党员真正践行党的宗旨，按照提出的，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解决。而对于分化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则无需犹豫，“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3、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与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有何关系?答案是关系十分重大。执掌十几亿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共产党，既关系大众、关系民族，还关系全球关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众心里从来没有忘记也一直怀念第一代领导集体言行合一。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活力，市场经济带给中国经济效率，但同时拜金主义死灰复燃趋燎原之势，大众看到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看到金钱至上、、权贵阶层等等形成对大众的全方位挤压。腐败已经持续多年排在大众关注和不满的第一位，两极分化紧随其后，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等都反映底层劳动群众不可承受之重。这些的问题不只是吞噬公共成就，它吞噬执政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吞噬大众对执政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取向的信任、吞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让执政党引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遭遇严重冲击。

“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4篇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上成果分不开的，随着我国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在不断的解决，所以理论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依然不够成熟，虽然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就整个理论的成熟度而言，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只有打好理论基础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稳定、快速的轨道上发展。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1.1 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市场经济理论的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但是从这一理论提出后我国才走上了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来看，就可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分界线，划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真正的从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治国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理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发展关系着民生、国力、体制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符合我国实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分的解放了生产力，满足国内对于生产力的实际需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上开展。

1.2 经济实践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衡量

市场经济的实践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原始的计划经济阶段到如今的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实践的结果已经肯定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性。无论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其衡量标准永远是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些都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苏联的情况已经证明。但从意识形态上追求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道路，只有符合人民的需要，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施和延续。中国在计划经济阶段的集中制并不是好的选择，但是目前对于市场经济的偏颇解释也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说经济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衡量，只有正确的市场经济道路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性。

1.3 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延伸

经济体制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方式，也可以将经济体制看做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延伸。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制度建设，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立足点是不容出现错误的，只有从正确的角度出发才能建设正确的社会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由社会主义制度理顺，但是其直接影响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只有经济体制的立足点符合社会主义体制，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保证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延续与发展。所以说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延续，也必须是其延续。

2 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2.1 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市场经济脉络

虽然我国实际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和理论成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的研究已经十分充分。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历史来看，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有学者就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并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虽然我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同样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些研究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在这一时间段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研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再有一些研究立足于本国，研究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基础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探索，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展经济建设时都会以计划经济作为开端，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足、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混乱所导致的。但是在经济发展中，中国在合适的实际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十分少见的。

2.2 从中央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市场经济改革

中央政策是直接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就其发展而言，中央政策的实际效力要远高于理论的影响。虽然国家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调节，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工作更为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来源于国家的方向指导，这是市场调节本身所无法具备的指导性。虽然市场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是有一定弹性的，一旦市场的剧烈变化超过这一弹性，或者市场本身的调节积累到经济发展的某一临界点时，就将面临市场的崩溃。这是由自由市场本身发展的盲目性所决定的，但是损失还是要由国家买单，所以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来自于国家的控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开展市场经济建设必须要保证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而中央政策则需要保证其社会主义立足点，以中国的发展情况看，只有坚持党和国家既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全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3 从发展角度探讨我国市场经济取向

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是学术界最关注的问题，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向决定了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形态。现阶段主流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有自己的超越和提高。虽然共产主义制度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但是在中国应用需要更多的中国化发展，坚守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同时，对其他部分要做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也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要求。目前还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中对于经济模型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尤其对国外的经济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迷信思想。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有更多自己的想法，而且西方国家近年来多次的经济危机也表明了西方经济体制的不足。所以学习西方经济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了，而且西方虽然在理论研究上处于统治地位，但是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却开始向着中国经济体制靠拢，这也就证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优越性。

3 国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评价

国际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评价，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理论还是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态势也是国外的理论研究界有了新的佐证。很多的美国学者和与中国市场交流较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虽然开始进行经济的快速建设，通过调整制度，刺激商业，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国家的核心依然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所有的经济建设政策和引导，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上，一旦偏离或者相悖，都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3.2 市场经济对比发展肯定中国模式

国外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大多数是以前苏联、印度、俄罗斯为对比对象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开端的实际情况与印度相似，其发展历史又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而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发展也可以被看做市场开放的苏联。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国家成为中国经济对比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认为中国虽然在工业等方面的发展不如前苏联，但是从整体的经济发展来看比苏联更加顺利，其发展结果也更好。美国学者在对中俄的经济发展对比中认为，俄国的经济基础要比中国好的多，但是其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发展速度远不如中国，而且在没有成熟发展体系的情况下，俄国的经济发展还会落后于中国。对于中印的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产生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但是事实上是兼顾了底层次的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各层次的发展，只关注与整体的提高，这也就导致了印度巨大的贫富差异，为国家的发展埋了隐患。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

市场经济理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研究结果丰富，但是相对于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很多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籍的说法并不正确，为我国的理论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所以理论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巩固和深化为主，保证目前研究的正确性，对模糊理论进行重新界定和研究，充实目前的理论体系，进一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保证理论研究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经跃然成为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环。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提出

自中共执政以来，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探索一直在不断深化发展，但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区,“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破除了认识僵化的桎梏，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地融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是我们党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重大的历史性突破，是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取得的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依照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在京举行。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特别突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机制、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描绘了一个全新的蓝图，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规划。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

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历史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在不断完善。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此后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史为据，论由史出，不难看出自十五大以来的党的历次大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市场”与“政府”（或市场与计划）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层层递进的，尤其是对于经济实践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的作用越来越被党和人民重视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线就是以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为依据，一步步地扩大市场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尽可能地发挥出市场的积极作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市场作用由“基础性”向“决定性”转变的路径。历史和实践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无疑是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994年为4.85万亿元，2014年为63.65万亿元，近二十年间GDP的增长超过了12%，虽然这个简单的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从某些方面也证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也提到：“中国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已经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也就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将改革推进下去，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就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无疑是借鉴了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中诸多有益的部分，当然，随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纵深发展，西方正统经济学（OrthodoxEconomics）理论本身的缺陷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为弥补这些缺陷而进行的努力取得了诸多理论上的进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扬长避短。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篇的开启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全会提出了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论断，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篇的开启。对此指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上述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更加自觉的尊重市场规律，了解我国市场的具体运行情况，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市场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依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健全来逐步地、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理论研究的层面来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线，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继续地维护并巩固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体制和机制上的革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而破除社会经济中各个领域所存在的那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是我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切实地指导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四、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就是法制经济。只有不断地加强经济领域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才能更加有效地保障社会公平，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进一步规划，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体制的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该文献对于经济领域的重点立法概括来说有5点，即：①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②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③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④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⑤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这些方针的贯彻和政策的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市场，保障公平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源头上杜绝一系列经济犯罪，市场失灵等问题的根本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而成功践行这个理论必须要法律与制度的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承前启后，为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提出了科学的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支撑，只有在完善的法制体系内才能培育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地完善法治建设，使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相统一，从而实现我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这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必将在“十三五”期间再一次取得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无到有，从初有雏形到构架完善，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篇章，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实践检验真理，真理指导实践。未来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在经济领域，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实践发展永不停息，深化改革永无止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相辅相成，我只有在不断地推进改革、地解放思想，消除思维上的误区，才能将我们是实践活动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折腾、不绕弯，思维清醒，精力充沛地投入我国改革发展的浪潮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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