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生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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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 要：《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及应用要求，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原理及方法论要求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存在着模糊两者界限的做法：模糊地解读概念、观点；模糊地理解理论；模糊地推断应用要求。通过理清区别、把握联系及充分发挥哲学指导作用等举措，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模糊性错误，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生活知识和哲学知识，实现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生活》 模糊性

纠正策略

作者简介：褚宝福，男，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文化生活》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不仅在表述上和《生活与哲学》中一些相关概念、观点、原理很相似，如“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而且在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方面也和《生活与哲学》中部分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相似，如正确对待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先进健康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又要看到“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与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很相似。为此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往往会无视它们间的差别而犯三大“模糊性”错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概念模糊地解读为哲学概念、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模糊地理解为哲学原理、将《文化生活》中理论知识的一些应用要求模糊地推断为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做法，我们需要加以纠正。

一、对基本概念和观点的模糊解读及纠正策略

于《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如“文化”、“先进文化”、“社会实践”等概念分别与哲学中“意识”、“正确的意识”、“实践”等概念相似，因而有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会模模糊糊地做出下述两方面的错误解读：一是将《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相关概念直接等同于哲学概念，如将“文化”等同于“意识”，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将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形式等同于意识本身。二是基于上述错误解读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性观点：将“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将“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解读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对上述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概念、观点间的区别。《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内涵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一般而言，哲学中的概念、观点最为抽象，而《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是具体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哲学相比，两者应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如《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相对于哲学中的意识，是个具体的概念，其中的优秀健康文化、落后腐朽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或现代文化、区域（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等，都是意识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意识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来自对各种领域内各种具体意识表现形式相同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正确把握概念、观点间的联系。《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因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所以教学中可将哲学概念、观点与《文化生活》中的相应概念、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它们理解为抽象理论与具体表现形式间的关系。这样既可立足于相对具体的事实对哲学概念、观点有形象化的理解，又能站在哲理高度对《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对“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的理解，可将它解读为“意识依赖于物质而不能离开物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的理解，也可将其解读为是“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理解，同样可将其解读成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等等。

第三，以哲学概念、观点为指导，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哲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点，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还需要根据哲学概念、观点的丰富内涵，指导《文化生活》概念、观点的教学，从而使学生对《文化生活》概念、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如依据哲学中意识概念内涵的三个主要层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存在人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更加深入、更全面的解读：“文化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等客观实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形式源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客观因素，是它们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们经过各种生活和实践活动，在与各类客观存在的现象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它们进入人脑，并经过人脑的不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对基本理论模糊理解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理论知识与《生活与哲学》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很相似。因此，有不少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同样会模模糊糊地产生下述两方面的错误理解：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与某些哲学原理简单地等同起来，即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直接当作哲学原理来教学。如将“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这一理论知识直接等同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二是在上述误读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新的错误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等等。对上述哲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区别。《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毕竟不同于哲学原理，它们是相对具体的知识，局限于对文化生活领域内的重要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而哲学原理则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理论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强调的是在文化领域内，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也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主客世界关系时，从一般意义上来认知实践决定认识的。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关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往往能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哲学原理，事实上，它们也是这些哲学原理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或表现，两者同样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时，特别在《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复习教学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展开，这样既可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哲学原理，又可提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及目的”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以哲学原理为指导，更深入、更有逻辑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哲学原理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各层次内容间又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以哲学原理为指导，开展《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丰富、更富有逻辑的解读。如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哲学原理涉及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四个层次内容，对正确对待“文化创新”可做更加丰满、更具逻辑性的解读：第一，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第二，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正是由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第三，社会实践是检验文化创新的唯一标准，文化是否创新，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第四，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回归社会实践、指导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对理论知识实际应用要求的模糊推断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中许多理论知识在阐述基本理论内容后，都有实际应用的说明，如在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理论知识后，就指出“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一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教学时，同样会模糊地做出下面两方面错误的推断：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性要求直接等同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要求，如将“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二是基于上述误读而产生出新的错误推断，如将“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直接等同于“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此类教学中的应用性错误，是违背思想政治课教学本意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一，严格区分《文化生活》理论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应用性要求。如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具体意义上的、仅仅要求区分出优劣好坏，而是源于矛盾哲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而且相互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双方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不能分割，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求做到全面。而《文化生活》中一些理论知识在应用时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如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的实际应用要求，只是具体地要求做到：将文化分为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既要看到优秀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落后文化具有的阻碍作用。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间的关系。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与《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间的关系，同样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后者以前者为指导、是前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活》知识教学时，完全可以以一般哲学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展开相关《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如以“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开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应用要求的教学：阐明文化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单向的，既要看到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可能起到阻碍的消极的一面，还要考虑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可能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如通过对文化作用的两面性的认识，认识到树立起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以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如矛盾及其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用矛盾观点看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文化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它还具有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要具体分析和揭露不同性质文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错误的意识则将人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与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先进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落后腐朽的文化则危害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和大力发展先进健康的文化，坚持抵制、依法取缔落后腐朽的文化。

第2篇

关键词：审美泛化论;文艺学;文艺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审美论

在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泛化论”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理论内涵，而且能够以此为切入点，帮助我们反思文艺审美论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对于当代文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无裨益。

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审美泛化论”的主要观点。从第一个层面上讲，它主要是言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关系。首先，提出“审美”与文艺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破裂。“在今天，……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惟一的特征。”[1]其次，进一步强调审美不仅不再专属于文学、艺术，而且出现了从文艺向生活的位移，并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2]可以看出，“审美泛化论”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之下，它将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是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结果，实际上，也就将二者定位在了源与流关系上，文艺审美是源，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流。这样一来，“审美泛化论”就巧妙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化成了与文艺审美紧密关联的新审美问题，又以文艺审美为中介，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研究文艺审美的文艺学勾连在一起。

从第二个层面上讲，“审美泛化论”主要是探讨文艺学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3]可见，“审美泛化论”认为，一是新时期以来以“审美”为基点的文艺学主导研究范式，难以应对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二是文艺学只有转型走向文化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呈现出一个问题：此论为什么会认为文艺学难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呢？

从第三个层面讲，“审美泛化论”揭示了文艺学为什么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需要转型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文艺学本身固有的立场。“其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2] 那么，文艺学“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具体又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康德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性”的立场，就是文艺审美应该坚守的精神超越性。原因之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本质差异。此论明确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意味着审美从精英化的文化趣味转向了传媒时代审美的民主化，而且也是审美内涵的根本转变。审美距离的消逝使其原有的震撼力逐渐被感观的刺激所替代，……这里，对‘审美’一词的运用重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界限的消逝以及生活空间的虚拟化进行描述，这时审美代表一种感知，在其内部并不存在审美与欲望、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划分。”[4](P476) 在“审美泛化论”看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那坚守文艺审美精神的文艺学主导范式，自然难以对前者进行有效地言说。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审美泛化论”形成了这样的理论逻辑：通过自身的理论预设，建立起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而将后者纳入文艺学的理论视域，但又认为文艺学难以有效地言说泛审美现象，所以需要转型走向文化研究。而这个理论逻辑的形成，得益于“审美泛化论”预设的逻辑起点: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值得追问的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出现之前，是不是审美就专属于文艺呢？是不是就不存在生活审美的问题呢？是不是文艺审美真的可以向日常生活渗透呢？

二

应该说，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的观念有其自身的理论渊源。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思想出现后，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观念，而文学艺术因为自身的精神超越性，更在这种“审美无功利”思想的保护下，拉开了与生活审美的距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生活美学应有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美学是“美的艺术的哲学”[5](p4)，把生活排除在审美之外。19世纪的唯美主义思潮认为不是艺术摹仿自然（生活），而是自然（生活）摹仿艺术，并强调艺术是无功利的，它唯一目的就是审美。这些理论观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那么，审美泛化论对审美专属性的理论预设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毕竟以文艺审美来遮蔽生活审美的观念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生活审美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从审美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审美最早孕育于原始人实用化的生活行为，也就是说，审美从一开始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文学艺术的诞生，“审美”出现了分化和增殖，审美性逐渐成为了文艺的本质特性，但是文艺审美的出现只能说明审美领域的拓展和审美样态的增加，并不能说明文艺审美就取代了生活审美，这是两个有着质的差别的问题。而且在理论观念上，倡导生活美学的思想也是时时闪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为生活美学的演进贡献了理论智慧；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更是叫响“艺术即经验”的口号，要求“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6](P9)。而在国内的当代美学领域，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分类研究，其实早已是基本而普通的美学问题。权威的美学教材《美学基本原理》，将美主要划分为现实美和艺术美，而现实美又包括社会美和自然美。这一划分已经得到美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而成为了一个美学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中有审美，而生活也有审美，确是不需要再争辩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说，“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没有现实美，也就没有艺术美。”[7](P106) 总之，从审美发生、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观念对生活审美的倡导来看，审美不是专属于文学、艺术的。生活审美不仅存在，而且是早于文艺审美并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审美形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审美还是以生活审美为基础和源泉发展起来的。

也许，会有人辩解：即使审美专属于文艺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也不能连带否定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的区别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从审美的性质看，生活审美是依附性和功利性的审美，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实践活动和生活的功利性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审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某种存在表征和外在形式，生活本身的需要才是其实质和内容。因为生活审美紧密关联着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们对生活实践水平与物化成果的认同和满足，只不过这种认同和满足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物欲诉求。与生活审美相比，文艺审美是具有独立性、自足性的精神性审美，它的审美性不仅更集中、更典型、更纯粹，而且表现出对社会实践、社会功利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疏离与超越。文艺审美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生活的诗意创造，形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审美感召，能够激发出异于生活感受的主体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使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而精神的自由调和了感性与理性的失衡，得以促进人性的完善与和谐。既然，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难以通约混合，那么，“审美泛化论”关于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说法岂不让人费解？

当然，具体到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其生成的当下特殊性。首先，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不顾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简单地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古已有之，而忽视之甚至否定之。其次，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到底是生活审美的当下表征还是文艺审美的生活化拓展呢？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表征，像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等，主要是通过抢眼夺目的外在形式作用于人的视听，以诱惑人陷入对其所代表的物的迷恋，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泛审美意识，……包涵着自我意识的丧失和审美理想的落空，因此，它实现为一种伪审美精神—审美活动失去了超越力量，沦为纯粹形象的物化追求。”[8]其实，西方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代表人物迈克?费瑟斯通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它“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验”[9](P101)。看来，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物化审美，仍然属于生活审美的范畴，是生活审美的一种时代表征，并且，由于它可能更多地将人引向对物欲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活审美的负面效应，呈现出与文艺审美明显相悖的价值诉求。

其实，“审美泛化论”已经认识到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它意图证实，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审美向生活渗透的结果，甚至打破了文艺（审美）与生活的界限，那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文艺审美如何向日常生活渗透并形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又如何异变出与文艺审美相悖的价值诉求？三是既然文艺审美作用于人的精神解放，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会引发人的物欲诉求，二者可谓是界限分明，那后者到底打破了哪个界限？又是怎样打破的呢？但是，“审美泛化论”并没有对这三个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这又如何能够让人信服呢？看来，“审美泛化论”是在缺乏必要的学理根据的状况下，勉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勾连在一起，将本应归属于美学和文化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变为一个当代文艺学的前沿话题，使其成为了颠覆文艺学主导范式和解构文学定义的导火索，并抓住文艺学难以解释前者的理论困窘，构设了它的学科危机，推出了文化研究，这无疑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虽然“审美泛化论”存在明显的理论悖结，但它在学界出场后，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回应和认同，“审美泛化”一说，对当下的文艺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背后，难道不存在文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吗？是不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泛化论”的悖结呢？

三

新时期之初，“审美”在反拨“工具论”和“从属论”的背景中重返文学自身，自此，文艺审美论就一直显示出蓬勃有力的发展态势，“审美特性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活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等等的先后出现，不仅说明了审美论在新时期文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显示了自身丰富多样、立体建构的发展格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在客观上为“审美泛化论”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一是“审美”内涵的漂浮不定。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生成的“文艺审美论”，其各自的逻辑起点、理论资源、言说方式等是不同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差异。甚至在各个具体的理论观念内部，也存在激烈的论争，同一概念具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有“审美加意识形态”、“审美意识的形态”等不同的阐释，而且就是“审美加意识形态”这一说法，对于是以审美为主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以及如何理解二者的结合又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概念，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理论活力和理论张力，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并没有达成理论共识。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审美’是当今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审美’？它的具体涵义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迄今人言言殊。”[10] 李志宏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的本性是审美，经常在谈论着审美性，但对于审美性的内涵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人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对审美性的内涵加以清晰而具体的说明和界定”[11](p9) 。可以说，新时期文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文艺重新找回“审美”这个确证自身价值的本体存在，但是这个贡献中却隐藏着一个缺陷，那就是对“审美”自身的价值定点的寻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涵义就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模糊不清、漂浮不定甚至混乱驳杂。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只是一个漂移的能指，处于无根的状态。

二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应该说，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基本特性，认为“审美性”是文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不为过。但“审美本质主义”是将“审美”绝对化，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唯一、根本和恒定的特征，甚至不由分说地将审美与文艺捆绑在一起，将文艺与审美等同为一，认为文艺就是审美，审美就是文艺。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那样：“新时期以来理论界重视对文艺审美特性的研究，确有对以往极端政治化文艺观进行反拨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审美，把审美等同于文艺，进而否定文艺意识形态本性的极端审美化的理论倾向。”[12]按照这种理论观念，如果要解释文艺，必须经由审美这个进口，如果脱离了审美，似乎就脱离了文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种话语形态，只要是被称为文艺理论，都必须以“审美”为建构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因为，文艺的审美本性到底如何理解，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要坚守“审美”本质却又不知“审美”为何，这本身就带有悖谬性，而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进一步把这种悖谬推向了极端。那么，在审美本质主义影响之下，展开的关于文艺本质的言说，就会出现以文艺的“审美性”来溶解文艺的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文化性的情况，这不仅模糊甚至扭曲了“审美”本身的价值内涵，而且其他问题也会在“审美”的溶解中，失去独立的理论身份而显得晦暗不明。更有甚者，涉及到与审美和文艺本质无关的问题，也难以放弃对“审美”的借用，索性都放进“审美”的箩筐里，以“审美”的名义来进行言说。这样一来，“审美”的内涵和外延就被无限地放大，而失去应有的理论效力，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徒有“审美”之名，而无“审美”之实。以上问题的现实存在，为文艺审美论的发展留下了可以攻讦的软肋，而在当下，各种都打着“审美”旗号的伪审美观，而正是利用这个软肋，而混杂在文艺审美论的阵营中，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纠结。

“审美泛化论”的出场，与上述两大问题有着明显的关联，这可以从三个问题入手来进行论析。第一个问题：“审美泛化论”设置了一个怎样的逻辑起点？它的逻辑起点是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整个的理论逻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而这个的观念恰恰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典型表现。可见，“审美泛化论”对文艺学主导范式的批判，虽然带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色彩，但它其实是在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的反本质主义言说。这不仅暴露了自身的理论悖结，而且反映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是在于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学的生机和出路，在于如何彻底摆脱形形的本质主义的束缚，而走向科学化的研究之路。

第二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需要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从“审美泛化论”的理论目的来看，它不仅是要推介文化研究，更关键的是，要在文艺学学科反思和重构的背景中，彰显文化研究的意义。而它要反思的文艺学主导范式是以“审美”为支柱的，故而，抓住了“审美”，也就抓住了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主脉，而“审美本质主义”对文艺审美性的偏执固守，又进一步强化了“审美”在文论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以“审美”为切入点进入文论研究，就会使自身的理论言说显得更有说服力、辐射力和引导性，“审美泛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联系起来，进而，又凭借前者所表现出的“审美”新质，向固有的文艺学主导范式发起挑战，这样才能增强文艺学之危机说的可信度，才能凸现出文化研究置换文艺学主导范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三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由于“审美”这个概念的“悬空”和“虚化”，这一理论能够在没有经过切实的学理论证的情况下，就以“审美化”的名号来统摄日常生活中的新文化和艺术现象，其实所谓“审美化”的种种表征是否都能称为审美，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加之“文艺审美”本身也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所以，“审美泛化论”也就能够在似是而非之间，将“文艺审美”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量齐观，并据此认为文艺与生活的界限已经消失，况且，“审美本质主义”对审美与文艺的捆绑，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种错误的观念：只要是审美问题似乎都与文艺乃至文艺学有着某种无法割裂的关系。基于以上的原因，泛审美现象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才得以建立。

虽然，“审美泛化论”抓住“审美”这个关键点，来引出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的理论旨趣，对于我们检讨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新时期文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它选择了错误的言说路径，脱离了人学的立场，暴露出明显的理论悖结，而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也提醒我们，要改变文艺审美论研究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状况，应该回到“文学是人学”、“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在真正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扎实细致地理论探索，为文艺审美论的当下建构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在自我疗救中推进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更进一步讲，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当代文论的研究，要在人学的基点上，明辨审美和文艺审美与人的价值关系，从人如何合乎人性地生活的维度上，探求文学、艺术存在的现实意义和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J].文艺争鸣，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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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元骧.何谓“审美”？——兼论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6(2).

第3篇

 

关键词：当前文艺理论、建设、学术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5篇

摘要：“后理论时代”是人类在后现代盛行之后所进入的一个时代。在此时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恶化、过度消费、数字化生活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着双重使命：既要重建理论，也要重建生活。理论要重振雄风，必须既要反对理论主义，也要超越后现代主义。具体道路可以有三条：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理论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活伦理；复杂思维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08-06

2003年伊格尔顿出版了《理论之后》，颇有影响。2009年7月该书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宁新著《“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11月，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终结或开端：后理论时代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位于西子湖畔的华北饭店举行。此后，报纸杂志时有“后理论时代”的文章问世。这些都预示着一道新的学术风景正在中国慢慢形成。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1〕（P11）那些曾经轰动世界的正统文化理论，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它们“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前言），因而必将退出舞台。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作者满怀忧伤。人类曾经竭力追求并使之合法化的东西（如性、大众文化等等），如今却深深地禁锢了人类前进的步伐。伊格尔顿似乎想力挽狂澜，恢复一些被正统文化理论忽视的文化理念的生命力，进而渴望重建新的文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此书有为社会主义运动辩护之嫌，但作者提出的问题和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一、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

目前国内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还缺乏足够的学理梳理。“后理论时代”这一概念还只是对西方出现“反理论”及“理论终结”思潮，甚至是若干重要文化理论家（福柯、德里达、萨义德等等）去世的一种回应。①要命名一个时代，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其理论背景与根源何在？对于“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在此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何在。

“后理论时代”的出现，其根源不在别处，恰恰是现论本身，而不是伊格尔顿所谓正统文化理论不能应对当下现实政治。伊格尔顿并没有对现论本身的弊端深入分析，只是从现象上向我们展示在后现代社会正统文化理论的无助无力甚至无能。其实任何理论都不能永远适应时局，因此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在后现代社会，理论才如此成问题？

古典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到了一个尽头。概念的生活代替了现实的生活，甚至用概念来演绎宇宙万物的生存过程。这种理论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点。在其之后的现代社会，虽然很少有人再有此雄心，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论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片面夸大理论对现实的独立性，甚至有人认为不存在独立于理论之外的“历史”或“现实”；印戴斯与赫斯特就持这种观点。〔2〕（P28）或者放弃理论对现实的作用，纯粹为理论而理论，毫无终极人文关怀。这些理论主义的表现其实已经削弱了理论的生命，埋下了可能致使理论覆灭的种子。

到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可谓对理论主义的一次全面反叛，但却是以牺牲理论的使命为代价。后现代是后理论时代的门槛。正是在后现代社会，人类开始对理论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批判。众所周知，理论惯以概念将特殊化为普遍，将个体化为整体，将个性化为共性。比如“树”这一概念，含纳了世界上所有类别所有时空中的树。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这种过度的化繁为简进行颠覆，从而鼓吹差异，否弃本质的存在。此举虽然尊重了具体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他者），但是对各种殊相的病态张扬，也最终使我们坠入差异的泥沼不能自拔，找不到方向。德里达的“异延”论可作为典型。“异延”（differance）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与法文词“差异”（difference）读音相同而字符不同。他想说明语音中心主义不可信，应当以文字字符为中心。他说：“异延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差异的本源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3〕（P402~403）德里达对人类中心和基础的解构，如今看来仿佛是闹剧一样，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中心和基础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其次，理论总有一种建构冲动，即朝向一个体系，一切都必然指向体系的完备。于是为了一个整体，理论往往失去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的能力，委曲求全或者隔靴搔痒。利奥塔的后现论从分析自然科学的宏大叙事着手，其核心便是“向总体性宣战”。于是，“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宏大叙事与普遍真理的掘墓者”，〔4〕（P227）转而强调偶然、微观。与理论主义者深陷封面的必然王国不同，后理论主义者漂浮于琐碎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偶然王国之中。

此外，理论本身由于总是对生活的静态观照，并以一种逻辑严密的枯燥的概念来审视生活，因而总与生活隔着一层语言的外衣。“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上，神会心胸。”〔5〕（P230）对极端的理论主义者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理论是其生活的兴奋剂，而生活却是其理论的盲点。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放逐生活的作风极其反感，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这次放逐的对象变成了理论。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现实图景：鄙视理论，亲近生活，并努力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游戏化，甚至“娱乐致死”。但是过犹不及，理论作为人类思维的器官，“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1〕（P213）放逐了理论也意味着放逐了生活的深度和难度，使人漂流于轻而易举的之中，久而久之，滋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理论的双重性可谓理论的固有本性。后现代主义反叛理论的劣根，结果连理论的正当意义也给抛弃了。就像倒洗澡水，结果连孩子也给倒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后理论时代。在此意义上，后理论时代也可以说是“后理论主义时代”。

二、后理论时代的世界图景

“存在即合理”。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后理论时代可谓人类在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自救行为。伊格尔顿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在此意义上，《理论之后》便是一种理论上的救赎行为。〔1〕（P17）人类在后现代主义的操控下失去生活方向与理论信心。与此同时，人类外在生活环境的极度恶化也在召唤着一个新时代。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20次超级大地震中，80年代以后的30年就占了9次。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劫持四架民用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这起事件，现在回头来看，仿佛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时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地球灾难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生命安全受到严峻的挑战。2008年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在其新书《7年拯救地球》中提出：人类只剩7年时间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如果温室气体在这7年中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地球将在2015年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包括战争、瘟疫、干旱、洪水、饥荒、飓风在内的各种灾祸将席卷地球，使人类遭遇“末日式劫难”。〔6〕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曾断言地球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2010年他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他表示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就必须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而地球迟早会灭亡。〔7〕也许，他们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地球真的到了需要人类日日夜夜温柔呵护的时代。

地球环境的加速恶化与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我们曾经无数次引用这句话表明人的思想的伟大。但在大自然灾难如此频繁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又显得多么柔弱啊！“人定胜天”的观念再也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了。人类只有承认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其伟大的事业：把保护地球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全球联合起来，真正把低碳生活落到实处。伯曼曾经指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有一种“发展欲望”所导致的社会行动模型，它“是以受害者的鲜血和尸骨支撑起来的”。〔8〕（P97）长期以来人类受制于这种“发展冲动”的操控，以破坏地球生态平衡以及牺牲人道精神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无异于杀鸡取卵。遗憾的是，这种发展（美其名曰“现代化进程”）目前仍然在全球轰轰烈烈地进行。当发达国家将自己的落后地区“现代化”之后，它们把经济的魔爪便伸向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此视角看，电影《阿凡达》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经济侵略的寓言，寄托了导演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反省和批判。

经济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当人类庆幸物产丰腴的消费时代的时候，却忽视对消费劣根性的清醒意识。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曾指出“在西方世界……消费是新的鸦片”〔9〕（P62），可是在“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10〕（P377）消费不仅刺激生产，从而加快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刺激人类的物欲享受。攀比成风，奢侈无度。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1993）中称之为“丰饶中的无度”，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11〕（P75）如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似乎全世界都在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梭罗也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12〕（P307） 可现实却是人人都想多买房，人人都想拥有车，人人都在过度地占有。在现代都市，公众空间越来越被人为地缩小。与其相应，私人空间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富人们往往“狡兔三窟”，而穷人们只能蜗居度日。奥卡姆曾经说过：“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条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今看来是多么需要推行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啊！

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沉陷于时空被极度压缩的虚拟的网络生活，或者叫“数字化生活”。2011奥斯卡奖影片《社交网络》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今人类网络生活的面貌。电影充分展示了尼葛洛庞帝所分析的数字化生活的四大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3〕（P269）但是人们似乎总在欢呼着这种网络生活的进步与快乐，却忽视了其负面效应的危害。网络生活的丰富性轻便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便可万事大吉，这种一切都轻而易举“确定”的超现实生活，使得长期处于其中的人越来越厌倦困境重重的现实生活。早在1992年，美国哲学家鲍尔格曼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超现实、过度活动与超智能”特征，其中超现实和超智能对人类的危害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认为经验“应是一个人与世界的突出遭遇”，可是超现实提供的经验却“是一定时间过程中感觉刺激的总和”。他进而批判“超现实环境无法提供唤起人们的耐心与勇气的人们工作与幸福。超现实环境非真实、不连续的魅力引发心神分散和行无定向，二者都处于抑郁愤恨和活动过度努力中极为危险的边缘。”〔14〕（P116）他对超智能的分析更可谓对人类网络生活的形象展示：

“信息线路就像遍及人类机体并使之活泼有生气的神经。传感器与监控器类似使我们与世界接触的人的感官。数据库相当于人的记忆；信息处理器执行人的推理与理解的功能。一旦后现代基础设施合理地整体化，它将在作用范围、敏锐度、能量及准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人类智力。”〔14〕（P124）

超现实之所以存在，超智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沉醉于先进超智能的时候，鲍尔格曼提醒世人：“超智能，若任其极度膨胀发展，将导致人类智力严重衰退。”超智能让世界和身体的对称性降低：“一方是尽管富有魅力但却浅薄的世界，一方是消息极为灵通但灵魂却脱离躯体的人”。因而超智能“将导致一种缺乏联系的、无实质的、茫然无定向的生活。”〔14〕（P126~131）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庆幸它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可能引发的伤害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后理论时代，上述超现实、超智能将会随着电脑的日新月异而加速发展着。人类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许多身体机能因而面临不适应外在环境进而蜕化变质的危险。更有甚者，网络充斥着大量的色情与游戏，感官刺激被无限地膨胀，甚至导致在现实中也效仿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而网络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严加防控。

综上所述，困境重重的人类，在后理论时代必须履行两大使命：批判与救赎，即在享受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同时，批判文明中的一切罪孽，并在各自的领域内播撒救赎的种子。环境恶化，消费无度，虚拟的网络生活是后理论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最重要的三个紧迫问题。尽管它们由来已久，但在后理论时代，它们更加突出和严峻，并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为此，保护地球、节制消费、绿色网络将是后理论时代一切理论和生活的三大试金石。

三、后理论时代的理论之道

如前所述，后理论时论所面临的处境是：既要反对现代社会以来日益严重的理论主义，又要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过度颠覆所造成的虚无主义。理论主义极端形式是要理论不要生活，后现代主义极端形式则是要生活不要理论。因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协调好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创建一种与生活真正水融的理论。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条道路。

第一，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理论往往在揭示真理的同时也遮蔽真理，正如纪伯伦所言：“许多理论都像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15〕（P317）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抛弃理论。理论是人类自身生活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真理，或者说理论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是“生活希望超越本身的一种企图”。〔16〕（P245）但是长期以来，理论都被视作一种知识形态而得到世人尊重，甚至有人说“除了知识论以外，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17〕（P12）其实，还有一种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智慧。如果说知识是对宇宙万事万物的客观而系统的认知，智慧则是一种主观而普遍的人生感悟。知识可以通过观察实验以及逻辑推理而得到，智慧则必须当事人投入生活切身体验方可获得。知识认识生活，智慧则引导生活。由此，加强理论的智慧性，即在理论中融贯智慧，可作为抵制理论主义的一大法宝。晚年托尔斯泰对此非常有感慨，他说：“生命的目的绝不只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唯有“智慧是人类生活唯一合适的向导”。〔18〕（P200,212）他认为教育只关注知识而忽视智慧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科学的门类不计其数，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对人生有益？’则是一门最基础的科学。倘若离开了这门科学，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与艺术将变得暗淡无光，甚至极具危险。”〔18〕（P19）托尔斯泰在此所说的危险的确应验了。当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后，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中的伦理问题。伯尔认为原子弹的罪行使得“物理学家们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领域――一个不再只是唯科学技术理论为上，而是同样看重道德观念的领域”。〔19〕（P13）

对于重理论轻生活的理论主义来说，加强理论的智慧性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生活伦理。因为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生活的体验，必然对感悟它的人产生效果，使他们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并感悟存在。也许正因为此，诗人艾略特才说：“没有智慧的哲学是徒劳无益的。”〔20〕（P181）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把生活作为发源地，同时也是归宿。叔本华说：“真正的哲学家，他的疑难是从观察世界产生的；冒牌哲学家则相反，他的疑难是从一本书中，从一个现成体系中产生的。”〔21〕（P65）可是当今时代，他所谓的“冒牌哲学家”却非常盛行，它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理论，而这些理论往往与生活世界很少关联。当今世界，人类少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真正关涉重大生活问题并不断探索生活之道的理论。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能担当起人类幸福生活的承诺，阿多诺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当理论艺术化之后，它理应具有这种艺术的功能。〔22〕（P237）让接受它的人内心温暖并感到生活的美好，有勇气面对一切生活的苦难。

第二，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最大的问题便是二元对立或模糊二元界限基础上的“颠覆主义”。将整体、宏观与局部、微观对立，将统一、中心与差异、多元对立，将理论与生活对立，将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对立，等等，然后颠覆前者抬高后者。对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两点：一是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那里发芽长大的，不可能与旧事物一刀两断。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将颠覆作为策略反叛传统，进而发展为颠覆一切中心和边界的“颠覆主义”，最后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在此，鲍德里亚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拟像”（simulacrum）的“超级真实”（hyperreality）的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种种边界和界限因而破裂和消失，结果导致艺术与生活、政治与娱乐、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等界限逐渐模糊，人们生活在一种超级真实的世界里，符号已经取代现实，甚至比现实更加真实。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自己的冲动是要消除形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谎言、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文化与经济、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政治左派与政治之间的差别”。〔1〕（P45~46）二是二元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种形式脚手架，而且也是的确存在的现象。试想，如果没有是与非，生与死的界限，世界该是多么令人恐怖！二元的存在是客观现实，问题是既不能将它们的界限彻底消除，也不能将它们严格对立起来，从而不允许中间形态的存在。不同的视角，二元的意义就会不同。从物理角度，人的生死意味着身体是否具有呼吸和新陈代谢，二者之间绝不等同。而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生死之间却关系复杂，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当我们听到“死即生，生即死”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从物理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去理解。此外，承认二元之间有中间项的存在，也是对生活复杂性的一种回应。

复杂思维最先由法国思想家莫兰提出，旨在充分考虑到生活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从而避免思维的单一、独断，甚至盲目。〔23〕（P9~11）“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其整合作用的总体。”〔24〕（P151）由此，复杂思维应该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辩证思维关涉到正反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使得我们不至于片面地考虑到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复杂思维则强调正反之间还存在某些变量，这就使得我们重视正反之间的转化过程，从而趋利避害，走向更加合理公正的存在状态。以此观之，后现代主义对他者、多元和差异的关注，启示就是对中间项的尊重，但却以牺牲二元为代价。鉴于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既要坚持整体、宏观和必然性，也要局部、微观、偶然性，我们还要允许有各种多元的差异存在，以便让上述各方之间相互交流对话，从而走向一种合理性。我想，这就是哈贝马斯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第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在理论主义者那里，理论纯粹以概念堆砌和逻辑推理而成，形式单调，读之佶屈聱牙，甚至味同嚼蜡。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并不抛弃概念和逻辑，但却在抽象与推理的同时灌注一种诗意。将思与诗结合，加强理论的艺术性，这是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早就提出的思路，可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尼采的建议是“我们要在科学的思考中加进艺术力量和生活的实践智慧”。〔25〕（P88）海德格尔则从语言的角度阐述人类言说“大道”的两种互补方式：“思”与“诗”。1959年在《走向语言之途》中，他指出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希望能够“唤起这样一种经验：一切凝神之思（Denken）就是诗（Dichten），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Sagen）而来相互归属……”〔26〕（P1148）在此处，我们不能按常规理解他所谓的思与诗，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启示：在诗与思合一之中显示真理。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都是真理现身的场所。我们在此强调诗与思的合一，旨在希望凝聚智慧的思想能够穿上艺术的外衣，即要求理论不仅在思想上拥有智慧，而且在形式上要具有艺术的魅力。

后理论时代，理论要想重建自己的威望和名声，不仅要讲求生活伦理和复杂思维，更要一扫乏味与枯燥，追求一种诗意的光芒。这种诗化、艺术化的理论，我称之为“活的理论”，与那种“概念的木乃伊”所组成的“死的理论”相对。同属理论，但二者风貌截然不同：内容上前者强调思想和智慧，后者则重视知识体系的完备；形式上前者强调表达的鲜活灵动，如有必要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后者则往往过于讲究术语的准确精炼，不屑于以纹饰来冲淡其明白晓畅；功能上前者是“为生活而理论”，来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后者是“为理论而理论”，往往凌驾生活，要求生活听命于理论；建构时，前者要求作者投入生活寻求理论根基，充分以生活中的形象填充概念之间的组织结构，后者则往往是著作者深处书斋，从理论典籍中寻灵感，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进而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体系，也不管其与外界有无关涉；阅读时前者往往让读者神思飞扬，在与文本深度交流感悟中，内心充满温暖和激情，后者则令人头昏脑涨，甚至有时不知所云，困顿于概念的森林找不到方向。

综上所说，在后理论时代，人类将有一场理论的内战，一场“活的理论”对“死的理论”的“理论内战”。所有热爱理论的人都应该行动起来，让理论回归生活，回归理论与生活水融的状态。理论必须成为而且也应该成为一门语言的艺术，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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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ory in the "Posttheory Era"?

ZHANG Gong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Posttheory era" is a period in the wake of the postmodern time. In this era, human beings are fac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 brought about by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digitalized life so that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 double mission, to reconstruct both theory and life. Theory, to be rebooted, is supposed to defy doctrinism and meanwhile to surpass post-modernism.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approaches, the adherence to life ethics while against doctrinism, the adherence to complex thinking over post-modernism,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poetry, making its way for "live theory".

Keywords:post-theory era; doctrinism; post-modernism; life ethics; complex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1-06-27

第6篇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

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7篇

中国“文论”存在的危机

说中国“文论”存在危机，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呢?其实不然。新世纪之初，在暨南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当今的文论体系已陷入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文艺理论与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脱离联系，理论内容陈旧，已经不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要求;文论形态需要调整，文学理论在学理内容上要转向生态文艺学和文化诗学方面。这些年来，许多专家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并提出了改革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些设想。如陶东风先生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认为文学理论不能拘泥于抽象理论的条条框框，必须打破现成的僵化的理论学说，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原则，并把它融入到文学理论的体系当中，使之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一川教授在其所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尽量克服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文论的制约，摆脱了文学理论学科多年存在的“疲软”状态。他依照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深切体会，第一次用“感兴修辞”来代替传统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文学理论的审美属性得以彰显，全书的内容也因此焕然一新;后来，童庆炳、王一川先生在《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理论改革的新思路，这是他们在承担教育部师范司的课程改革课题“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中获得的成果。

该文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明显受到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影响，同时也受“僵化理论”干扰，致使多年来文学理论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如何面对21世纪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注重学生对现实突出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和对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他们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具体表现为“双向拓展”的一套思路:一是从宏观上向文化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向拓展，强化文学理论与东西方的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二是从微观上向文本阅读和文学批评方向拓展，加强文学理论与文艺欣赏、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分析和鉴赏、批评文学作品的能力。此项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它化解了多年来文学理论课的尴尬境地，被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王一川先生主持的《文学概论》课程建设被打造成为国家级精品示范课程。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著文呼吁《文学理论》必须改革，并指出这门课程面临的危机问题。笔者认为，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教材内容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的制约下，人文性最为丰富的文学在理论板块中被切割成标准化测试下的一个个知识点，需要学生死记硬背才能拿到高分。加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导致人们对自身人文关怀责任的迷失，学者普遍缺失独立的反思精神和审美精神。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李世涛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理论的危机———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之重建》(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赵勇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王金龙的《危机与突围: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入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二是工具理性代替了审美之思。其实，文学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工具理性来讲授，从最初的“为政治服务”，到后来的“为现代化服务”，一直到现在的“为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服务”，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这些偏颇的观点，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性质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它要表现的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愿望和理想，它以优美的形式，传达人类的真情实感，从而展现生活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因而文学成为一种本真的言说，诗意的言说，审美化的符号。但是工具理性的教学模式却忽视这一点，致使文学理论教学陷入僵化的泥淖之中，成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缺乏一种开放和务实的、人性化的内涵。唯有代之以审美之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所关注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精神生态等现实问题，体现人的主置，张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未来指出理想的生存之境。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冯黎明的《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黄发有的《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张晓舸的《文学教学:从“制器”到“育心”》(《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3期);陈嘉映的《何为理论》(见张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是生态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严重缺失。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体现文学理论的绿色之思和审美之维。可惜的是，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接纳这个内容，因此显得滞后于现实。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这方面的论文有:陈定家的《当代文论研究空间的新拓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周娅的《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等等。

四是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揭示这方面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论文有:孙仁歌的《走出文学理论教学误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张德礼的《架起从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加强文学理论实践环节教学探索的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因此，笔者认为，将生态观与实践性教学环节引入“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是为了先完成“理论重建”，激活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机与活力，恢复文学的应有之义，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思想，然后从实践中引导学生进入理论，有效地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创作水平、鉴赏水平和文学批评能力。这是一条迅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文论”课程改革设想

为改变目前文学理论课程的尴尬境地，必须把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进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之适应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应该将文论课程的改革设想最终落实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生态观和人文关怀精神有机地融入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改革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努力建构“生态文艺学”这一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二是加强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一)将生态批评观引入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建构生态文艺理论形态

第一，教学理念上确立“天人合一”的深层生态文艺观。生态文艺学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这些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理论界中的生态批评十分普及。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它首先起源于西方的批评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开始兴盛，迅速成为遍及世界的文艺思潮，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进中国。威廉•吕克特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中指出，生态批评是“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生态批评的目的旨在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述评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深层生态学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的关于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后来运用于文艺观中，要求人们承认物种的多样性和万物具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做到关爱万物，尊重生命，从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它构成了深层生态文艺观的价值核心，也成为了教学理念中的重要资源。

第二，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当今文学理论创新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生态文艺学是一门具有丰富人文精神、充分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科学，在教学范式上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可以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探讨生态文艺观，激发大家创造的积极性，让学生关注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生态问题，给文艺理论灌注生态的绿色，从而将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文论观和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精神生态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将文艺理论的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活动统一起来，既可以形成整体的生态文艺观，又可以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充实文学理论的学理内涵。

第三，教学延伸环节上，倡导课前阅读生态文学作品，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文艺批评。

课前安排学生阅读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进而解读中国生态文学作家徐刚、哲夫等人的作品，并进行生态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指导。

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同时赋予文学理论以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文学本来是绿色的，文学理论也应该是绿色的，只要融进了人文关怀思想，它们便能恢复自我本色，共同彰显文学天空的蓝天白云。我们知道，生态理念、人文关怀是一种至真至善的文学追求，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它是一种崇尚天地万物、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有了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文学和文学理论便会从冷漠的天空回归温暖的大地，成为人类精神寻求慰藉的栖居之所。

在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喜怒哀乐，人的盛衰荣辱，都应该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极具感性的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文学是人学，文艺的宗旨就是逼近人类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意义。文学的本色应该是纯净的，它始终伫立在希望的田野守望着人类的生态家园，为人类守护着精神领域的最后一片净土，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文学的永恒魅力，正是来自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来自它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它激发人的生命情感以及对美的向往，同时弥补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带来的缺陷，从而沟通人性的两极，给生态灌注生机与活力，更好地优化人类的生态环境。

当前，文学的生态及人文关怀精神作为终极目标，不仅表现在人类的精神生态方面，而且表现在环境生态方面，更表示了对人类的现状与未来的极大关注。可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往往被“金钱主义”所侵染，人性问题频频亮起红灯，社会上经常刮起十二级的“沙尘暴”，那是由人的贪欲与混合而成的黄色、黑色和灰色的“沙尘暴”，原来的青山秀水、绿意盎然的大自然一步步沦为沙漠荒洲。因此，重提文学的生态整体观和人文关怀精神，进而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对于理论的学习是何等重要。

因此，在文论教学过程中，我们在引导学生进入文论的理论框架，认识它独特的实践品格，或者对文学的诗性言说、节奏变化、审美意境的欣赏和批评时，都要求学生关注自然万物，理解人类的山水精神、胸襟气魄，正确看待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追寻“诗意栖居”的理想生存方式，坚持“天地人神”四重组合的生态整体观，培养一批关爱自然、关注社会人生的具有浓郁人文关怀精神的当代大学生。

(二)实施实践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理论

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学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大量的文学活动的基础上的，没有大量的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活动，就产生不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文学理论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文学活动，才体现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多年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以致当下的文学活动处于“失语”状态，不能有效地指导文学实践活动。文学理论的教学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文学理论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所以在大学本科中文系讲授文学理论课面临尴尬境地，许多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是感到困惑的，这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的传播和文艺学后备人才的培养。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笔者提出了实施实践型教学的设想。

实践型教学包含了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活动和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活动。在整个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和文学经验，并有将文学实践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认识的能力，从而把它传授给学习者。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组织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实践，不断提高理论认识，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通过活生生的文学实践活动总结出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原理、特点和价值意义，最终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善于感悟并概括总结，追寻文学对现实人生的价值内涵，自觉践行诗意生存的理念，逐渐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爱好。

在学习方面，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运用理论知识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最终解决问题。我们所开设的文学理论课程在总体上包括五个方面的理论版块:即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和批评论五大方面。其中的创作论、接受论和批评论是最具有实践意义的。因此在教学活动中，任课教师必须通过大量的实例教学、实践训练，让学生大量地接触文学经典，指导他们进行文学鉴赏实践活动、文学批评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对文学艺术的感性认识，并逐渐上升为理论认识。有了大量的实践活动，学生的理解和认识能力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最终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文学实践能力。

第一，从文学创作理论出发，指导学生分析作家的创作过程，进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在文论教材中，当讲到创作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以真、善、美为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追求原则，那么，文学创作如何经由真、善达到对艺术之美的终极追求?从理论上来说，要对学生说明“生活真实”容易，对学生讲清楚什么是“艺术真实”却很困难。因为生活真实是具象和感性的，而艺术真实却是理性和抽象的，它具有超越生活真实的审美创造性因素。因此，在指导学生参加创作实践时，就要指导他们如何认识生活真实，如何创造艺术真实，正确处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其实，许多文学理论的观点，都要经过实践活动来加以印证。因此，在讲解“文学创作过程”中，适时指导学生投身于生活的海洋之中，撷取生活的浪花，善于观察和思考，收集丰富的创作素材，善于发现生活中的闪光点并及时捕捉，并以诗意的笔墨表达出来，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伟大，将普通的日常生活表现得摇曳多姿。同时，认识到灵感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及对艺术独创性形成的重要意义;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的作用，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把广阔的社会画面和历史画面浓缩为尺幅之内的艺术画面，创造出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情景，并把它上升为激动人心的经典画面。经过实际练笔，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又强化了学生对文学理论基本原理的理性认识。

第二，文学的鉴赏和接受理论要求对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和鉴赏的实践训练，在情感融入和兴味感悟的过程中，迅速提高学生的鉴赏和解读能力。文学鉴赏和接受活动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一种披文入情、动情观照的审美活动。首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心境，做到万念放下，若心一致，进入最理想的“虚静”心境。这是一种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境。它要求阅读者在欣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时，必须放下一切的繁杂事务，抛弃一切世俗的利害观念，凝神贯注，专心致志，用虚静之心去感受文学作品的意境和形象，这样才有可能对文学作品融会贯通，准确把握，达到理想的接受之境。坡诗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能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说明了从事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人，都必须做到心境空明，纯净如水，如此才能把握事物的奥妙，创造理想的艺术境界。其次就是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对文学作品的感悟是指文学作品的一种心领神会，不用过多的理性分析，就能进入到文学作品的内蕴之中，领悟作品的境界，洞悉宇宙的奥妙，了解人生的真谛，直接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我国古代文论家往往借鉴佛家的“禅悟”之道，主张文学阅读重在感悟，通过直接感知来把握文学作品的内涵。

美学家朱光潜说:“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语言可以表达。”的确，有许多意境深远的诗歌，我们很难用语言去解释，只能用心灵去领会它的奥妙之处。就像李商隐诗歌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此情此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会就是有所领悟，它是靠悟性来理解的。文学欣赏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解读文本来进行，比如指导学生欣赏经典诗歌《乡愁》、《再别康桥》、《红叶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要让学生慢慢去感悟，这些诗如何体现了古人所说的“诗者，志之所至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缘情而绮靡”。这些诗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它是一种情感的言说，性灵的言说，诗意的言说。这样学生就会慢慢了解诗歌是什么，如何去欣赏诗歌。第三，以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指导学生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评价，对一些代表作品撰写专题性的批评文章，为毕业论文的撰写打下基础。

文学批评的中心任务是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文学评论是一项科研活动，是学术论文中的专业论文，是一个融合了艺术思维的抽象思维过程。因此在学生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任课教师要求他们把握的是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方法论，即文学批评的方式方法;二是思潮论，即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共同的倾向性的问题、思想潮流等进行评述;三是作家论，即对一个作家某一时期的全部作品进行评述;四是文本细读，我们称之为微观批评，是对某一或几篇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详尽的解读和阐释，大都是即时性的，是批评者在文学现场发现和打捞出来的具体的文学作品。

从批评的方式上来说，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心理批评方法，对作品人物的心理结构作深层挖掘。教师可以从“俄狄浦斯情结”讲起，为什么他的命运结局是以“弑父娶母”而终结?从而引导学生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从一开头对人的理解:“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他是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证明了他是一个开明君王的代表，又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文主义者。但是在报父仇的过程中却犹豫不决，其性格的复杂性，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来进行解释，并结合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加以说明，得出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准确把握。

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对阿Q代表的“国民性格”，宋江的复杂性格，林黛玉让人争议的复杂个性，等等，都可以作一个综合的分析，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

第8篇

摇滚乐在过去是那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它现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对象。智识事务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属于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妓院的世界。如此一来，智识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冒着失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的风险罢了。

虽然他所称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指后现代的法国理论，但实际上这里则更是针对着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它的一个主要特点，一如伊格尔顿上述的描画，就是智识与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触，甚至最终可能的融为一体。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相接近，这或可叫做“日常生活学术化”吧！对于日常生活，这结果是什么，伊格尔顿没有说；但对于知识或学术，伊格尔顿则明白无误地警告，这将最终导致其对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的丧失。

客观地说，伊格尔顿此言真是一个洞见！文化研究的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论怎样地被“文化工业”所麻痹，但由于它是“生活”，即生命自身的过程，因而便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再者，由于它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对媒介话语的处理，因而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观点是，它决不相信什么“文化工业”的腐蚀性力量，不相信什么“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构造（阿尔都塞）。例如，大卫·莫利就认为，观众不仅仅有自己的语码，那尚是话语的层面，他们更有自己的生活语境，因此其解码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媒介话语置于自己的日常语境，如此，生活的力量自会解构媒介话语的强势灌输。如果可以认为“话语”或“意识形态”有时是致幻剂，那么“生活”则就是它们最为彻底的解药。文化研究当然是不想反思日常生活了；相反，它将日常生活本体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它不再能够反思日常生活。这是伊格尔顿的忧虑所在。

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崇拜，来自于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新的定义：在其《文化与社会》（1958）中，威廉斯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威廉斯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

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威廉斯“文化”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质的”生活，将物质性的“体制和日常行为”，纳入“文化”的范畴。尽管他没有将知识的和精神的“文化”剔除出去，但物质性文化的介入，如果不是取消，至少也是削弱了文化的反思功能，最终则会导致其批判功能的丧失。文化不反思，文化只是“无意识”地生活着。而现今广为流行的“物质文化”概念，其“物质性”除去是指文化的物质形态外，另外一个未被注意的内容就是“无意识”。不是詹明信的“文化无意识”，而是文化，（即）无意识。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无意识乃是文化最为基本的特征。

作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霍尔则基本上是一个理论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

对他来说，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对阐发现实文化问题有用。他曾经向访问他的中国学者表白：理论“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在霍尔的文化研究中，理论显然只是被降低到“工具—使用”的层次。莫利也不时地嘲笑理论，说理论因其抽象而可以在全球兜售，赚取更多的教席和学生。不过也有人还嫌不够，要求霍尔所领导的“文化研究”应该回归到社会学的本位，肩负起社会学的重任，因为据说霍尔多少还有些“话语转向”或“文本中心”的后现代嫌疑。

文化研究的当前变化可以说愈来愈“非理论化”了。

在英国有托尼·本内特的“文化政策”转向，他将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性”。本内特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者”。的确，他在开放大学接替霍尔社会学教授一职，也可以说象征着英国文化研究一次重大的“修正主义”转向。如果说霍尔是将“理论”转化为“批评”，此时“理论”尚有存留，那么本内特则是将“批评”修正为（实证/科学）“研究”“，理论”终于变得可有可无了。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好像就从未“理论”过，文化产业研究一直是它的主流，这当然与本内特的言传身教有关（他曾一度执教澳洲）。目前文化研究课程在欧洲高校正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多是在传媒系科，属于应用型社会科学，很少引起“哲学”学者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抢滩中国，在与文学研究发生过激烈而短暂的交锋后，便旋即毫无争议地转入文学研究者比较陌生的文化产业研究了。文化产业研究者认定，一方面，文化可以经济化——文化不能只是为经济搭台，让经济唱戏，它本身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角；另一方面，经济也要文化化，就是说，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通俗地说，为了增加（产品）附加值，也需要“符号化”和“审美化”——这是经济文化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本内特们或者中国文化研究者们是否愿意承认，这类对文化的应用性研究，都将导致文化之批判功能的某种程度的沦丧。文化产业研究是没有立场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替利益张目，而非为“文化”执言。文化研究演变到文化产业研究，它也就完全成了一门实用经济学，它决非“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在其起源处的政治情结至此消释殆尽。如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论本来是一种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社会批判理论，而现在许多中国文化学者却鼓动将它拿来打造产业“品牌”形象。抛弃了批判理论，文化产业将只会生产“景观”（spectacle）或“拟像”（simulacrum，一译“虚像”），一种歪曲真实的虚假形象。

君不见，在影视界，我们的前卫编导们不知生产了几多“中国拟像”，不，是“拟像中国”，与真实中国无关的“拟像”。他们不对真实负责。

文化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另一发展是由各路学者纷纷涌入的所谓“文化批评”，其中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则很明显，就是它对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等的本体性依赖。文化批评的声音多在这些场所出现。大众媒介是深受市场定律的制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量无时不在折磨着媒介人的神经。在这样的场所，“文化批评”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作为，它必须跟着市场走，必须吸引眼球，否则就不给上版、上镜、上传。大众媒介似乎有时也欢迎一些“独特”的声音，批评好像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的，但别忘了，它要你的独特，是用你的独特做卖点！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化批评难逃一种伪文化的“大众批评”的厄运。欧洲理论新星齐泽克对文化研究持悲观态度，但他的悲观却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发现，文化研究对权力的反抗正好为权力所需要，因为权力正是通过对差异的承认和整合来建立和稳定自身的。我们不是要整个否定文化批评，它至少还给大众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间，我们在此仅仅是想提醒，文化批评，可别忘记了“理论”和“反思”。而对那些只会哗众取宠的、迎合市场的所谓“文化批评家”、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贩卖“激进”，或贩卖“保守”，扭捏作态，装疯弄傻，假冒先知，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则无须去提醒，因为他们比谁都“清醒”，他们无非是在演戏、“卖”“艺”。

文化研究是“生活本体论”的，而理论则是认识论的，它假定主客体二分模式的永恒性，我们无论如何地“弃智绝圣”，都不能将认识主体取消干净。当我们与自然一体时，我们将不再是能够认识的人；而如果承认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那么“认识之眼”将是我们最基础的本质。而且，我们知道，“理论”的原义就是“观看”。当年胡塞尔之所以无法改正其“自我”中心主义，非其不为，是逻辑上之不能也。庄子难题“子非鱼”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局限，但它也给予我们“认识”世界的超越性位置。高举“生活本体论”的文化研究，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将不会形成“观看”因而“批判”生活所要求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对认识论，反对主客体二元论的，其实，它反对的是在二元论的认识论中对主体之绝对支配地位的认定，而不是在其根本意义上的认识论。德里达认为意指总是被“延异”，是因为二元论的认识论，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和张力永远无法克服。就此而言，解构，甚至包括一切后现代的主张，都不是对认识论的取消，而是通过揭示认识论内部的复杂性，而尝试创新认识论。

解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似乎没有主体或自我的认识论——从前那个主体或自我并不纯粹，总是掺杂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构的。

与德里达的解构相反，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则试图消灭认识论，它将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基础化和本体化。

认识不再独立于世界，它就是我们在世的生活方式。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前见”甚至是“偏见”没有什么可怕，它们构成我们的基本存在，是我们理解能够进行的先决条件。没有“前见”，我们无以理解。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传统”。解释学要的是“真理”，反对的是“方法”。在伽达默尔，“方法”是认识论的同义词，而“真理”则是没有“认识”的“传统”。这就是伽达默尔那部名著《真理与方法》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当把“理论”、“认识”、“方法”统统本体化之后，这在文化研究，就是“生活化”，那么由谁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呢？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缺少这个反思的维度，威廉斯和霍尔则是更未曾想到过这个哲学性的问题。而一旦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理论大厦将顷刻间崩塌。

英国文化研究没有“理论”，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但在这事实背后则是反思精神的匮乏，是认识论距离的消失。拥抱日常生活，当然不错，因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但这生活从来就不是自在的生活，其中有着多少的文化和观念的沉积呀！换言之，生活从来就是文化的。将文化彻底地生活化，将可能使那些貌似时髦而实质上腐朽、落后、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被保护起来，移出我们的批判视野，逍遥于理性的法外。海德格尔与纳粹政府的同流合污不是没有哲学原因的。而真正的唯美主义者就不会如此。唯美主义乃是文化研究所要批判的一种激进的“审美现代性”（如对阿诺德的批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英国文化研究也有向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方向的努力。英国文化研究本就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或者左派的社会批判事业。德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纳·温特教授以威廉斯的著作为例，将英国文化研究当作一种批判理论来理解。他认为：“威廉斯，与19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是布尔迪厄十分相像，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干预性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将学术世界与日常生活联结起来。”但人们不会想到的是，由于对“理论”和“反思”的放弃，其中被重新定义了“文化”的英国文化研究总是呈现出对现存制度的某种妥协。例如20世纪80年代，霍尔号召左派要向学习，要从“撒切尔主义”的改革中汲取教训。再如，菲斯克对消费社会的游击战理论，莫利关于电视观众对强大媒体的积极接受理论，从另一方面看，其实也是要人们放松对消费和媒介之控制和霸权的警惕和抵抗。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无需积极地组织抵抗，因为抵抗是天然地发生的。

第9篇

【论文摘 要】新形势下，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特定的价值，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引领作用，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

产生于20世纪末，研究和实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主要方向的学习研究会，在各高校的党委、团委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其发展速度、受关注的程度、影响的广度超越了其他学生社团，越来越成为当今教育界和新闻媒介关注的热点。红色理论社团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社团，作为一种课堂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形式，它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与主流思想观念保持高度一致，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先进性，理论社团的成员都是优秀的学生干部和先进青年学生，他们是积极学习、宣传、研究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示范群体，已经成为高校青年理论学习和思想引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开展的各种社团活动中，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有着其特定的价值。本文结合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红色协会”（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会），通过理论社团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改进与创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等成功案例，对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建设的实效性进行探讨。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特定价值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课堂教学以理论灌输为主，理论毕竟是理论，还需要客观实践的有力说明和积极支持，才更具说服力。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应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通过正确的引导来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学生不断自我完善和实现全面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理论社团为载体，一方面在立足教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重大节日、社会热点，以爱国主义、感受改革开放成就等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依托“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平台进行研究性学习和了解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融入渗透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内容，使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透视角度、不同的思想观念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交融。学生在参与理论社团丰富的活动过程中，通过亲身实践，将思想观念、理论知识内化，从而达到提高道德素养、理论水平和综合科学文化素质的良好效果。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力、以教室为主阵地、以讨论播放影视资料片等单一的方式进行，是一种防御式、单向式的实践教学模式，而大学生理论社团具有群体凝聚功能、思想教育功能，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开展校内校外各种形式的提高自身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参观考察百色革命老区等红色资源、利用柳州市文化名城和工业城市等丰富的博物馆、国有企业等教学资源开展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学生的理论学习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阵地，丰富了理论学习的形式，提高了理论学习的效果。通过开展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把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达到了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大学生理论社团引领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大学生理论社团能够很好地把课堂和课外联系起来，更由于社团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学生的日常学习、思考和活动紧密结合，因而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顺畅地内化于学生心中。大学生理论社团集聚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能够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大学生理论社团通过丰富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成为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课堂和舞台，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已逐渐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四）大学生理论社团提高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当代大学生面对新的社会趋势和竞争要求，积极寻求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的途径。大学生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如果单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是无法满足学生的多种需求的。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利用其自身的优势，通过大量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活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有力地化解了冲突，保证学校的和谐稳定，促进了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大学生理论社团开展的各种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感受时代的变化，从而使大学生理论社团成为学校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的重要而真实的窗口，使学校能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脉搏，调整工作思路，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大学生理论社团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理论社团作为群众性组织在学校中的大量出现，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大学生理论社团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块新阵地，可以通过利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去占领这块阵地，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层次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理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提高广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不断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引领作用

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有利于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需要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体现，在班级概念日趋弱化、学生流动性日趋增强的情况下，以社团为单位的学生集体组织成为校园文化的主力军。各种类型的社团活动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构建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理论社团精彩纷呈的活动给校园文化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对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理论社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导向功能。高校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而理论社团的各项活动集中体现了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导向作用，有利于保证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大学生理论社团在长期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的价值观、社团形象、社团精神、社团品牌和文化产品等方面的内容，是校园文化建设中最具特色、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使校园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更富有时代特征，更加健康地发展。

（二）大学生理论社团推动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在学校内，校园文化只有经过传播，才能影响和感染更多学校成员，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大学生理论社团则能够有力地促进校园文化的传播，如举办各种知识讲座、各种以节假日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社社会实践活动，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和党校学习、学术报告会，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无不是在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这一系列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校园文化的传播。同时，大学生理论社团活动的一项重要形式就是社会实践，如暑期社会调研和红色之旅调研考察活动，它极大地促进了校园文化向学校以外的社会传播、渗透与融合。一方面，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作为校园文化的载体，将各种校园文化知识运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并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园风尚展示于社会；另一方面，在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又将社会文化传入大学校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校园文化，进而达到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的目的。

三、大学生理论社团活动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内容繁杂，主要包括基层组织的建设、学生党员的发展、教育和培训工作。学生党建教育工作则包含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预备党员的培养教育以及正式党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等。其中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各项教育工作中都需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入党动机的教育、党的知识的教育、党员意识的教育、科学的理想信念教育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更加明显，而大量学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又有些学生入党的思想动机不纯，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学生党建教育工作更显重要，也要求高校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开展党建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和大学生理论社团开展的理论学习、实践活动在内容上有一致的地方。二者都是在高校党委、团委的领导下学习、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教育、凝聚、鼓舞、引领”，都涉及学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者都要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这种内容上的相通性特征，也就使二者工作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可能，也要求彼此之间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对方工作提供促进作用。这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下的大学生理论社团为促进学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能，提供了更有效的党建工作培养途径。

大学生理论社团的自我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高校社团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校园文化的营造、学生党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新形势下，大学生理论社团的发展还要通过不断的探讨、交流与沟通互助，探寻到一条更加适合其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凸现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陈丽红，于淑华等.高校理论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效用分析［J］.青少年研究，2006（1）

第10篇

二、读者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读者问题之得到重视，始于接受美学等当论学派的兴起。从传统上来看，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长期以来关注的一直都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发的文艺幕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由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人宣扬的文艺镜子说，以及19世纪以来与现实主义创作相表里的各种再现理论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价值的崛起，特别是各种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注重作家主观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现理论又异军突出。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影响之下，无论是取得学科地位的文学史研究，还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均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和主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新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挑战和冲击。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流派反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和作者转向了文学本身，提出了各种被称为“自治”理论的文学主张，并深入到文学系统内部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内在的形式结构，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构成规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体化走向”，即“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内部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①]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追求文学性的自律化建构中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种理论倾向同样也是偏颇的，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断绝了文学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也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学的解释。因之，在反思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20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上来，转向文学活动系统中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来，而读者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新一轮文学理论转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实际上，早在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上半叶，读者问题即已进入许多文学理论学派的视野。1930年代，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就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的存在。40年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又证明，文学活动是一个开放的流动过程，它始于作者的创作，终于读者的接受。作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者创造文学对象的，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②]由此可见，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意识对于再度呈现由作者的写作隐含在文字中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就具有了至为重要的本体论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进一步确立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或范式。伽达默尔从其解释学哲学出发，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以供科学认知的对象，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在文学理解活动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总是带着由整体的历史传统内化而成的“前见”参与其中。不同的“前见”意味着不同的视野，理解活动从而正是理解者视野与被理解者视野的融合过程，不同视野的融合过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而读者的理解则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以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论为基础，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进一步借助“期待视野”的概念，阐明了作品的理解过程即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也就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读者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则在改造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含读者”等术语，从“效应研究”的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动态交流形式，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创造性作用。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强力冲击，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接受美学之后，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本文、意义、文学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只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读者被极端化地推崇为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在对读者的主观反应经验的一味神化之中，读者反应批评彻底解构了本文的客观性存在，打破了伊瑟尔等接受美学家谨慎地维持着的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流关系，读者的主观反应成了文学存在的唯一根据。

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现当代文论由于深受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现实的规约和囿限，在长期的发展别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视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创作或生产，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活动中的接受或消费，对于文学接受或消费的主体——读者则比较忽视。尽管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涉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问题，但作者的创作及其成果——文学作品总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和前提，阅读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中，读者及其阅读和接受问题并没有作为具有构成性和生长性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被提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阅读和接受中的欣赏和批评及其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只是随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以及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诸流派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的介绍和引进，才逐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接受美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读者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探寻热潮传入中国的，其引进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学派名称和基本观点的引进介绍期。1983年，冯汉津翻译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名誉教授梅雷加利刊载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的《论文学接收》一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陆学界介绍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运动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文后的“译者附记”还对这种“新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分析。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张黎分别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识》1984年9月号上撰写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和《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而且在介绍以姚斯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的同时，还介绍了以瑙曼为首的民主德国学者和梅拉赫等原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1984年3月，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述学与接受美学》一文，进一步介绍了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三派注重读者问题的西方理论，并联系中国古代的有关理论资料简论了知音难得和阐释差距的问题。从1985年到1987年，罗悌伦、章国锋、孙津、吴元迈等也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撰写了译介和评述文章，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是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和相应理论研究深化期。首先是大规模的理论翻译工作。1987年，由周宁、金元浦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作为“美学译文丛书”之一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的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学》和美国学者霍拉勒全面介绍接受美学的导论性研究之作《接受理论》。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出版，使中文学界得以直接研读美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并对接受美学发生发展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流布，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以及在文论史上引发的范式革命和论争，有了总体性的了解。1989年，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和张廷琛选编的《接受理论》分别由三联书店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美国学者汤普金斯编的《读者反应批评》也经刘峰、袁宪军等人翻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选编本的出版，标志着接受美学理论文本的翻译工作在中国全面展开。进入90年代以后，姚斯的另一部代表作《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也翻译过来，先是由朱立元译出该书的前半部分，以《审美经验论》之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3年），不久由顾建光等人翻译的全译本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接受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代表作《阅读活动》也经由不同译者的翻译，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一些读者反应批评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诺曼·霍兰德的《文学反应动力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斯坦利·费什的文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等也相继翻译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民主德国以瑙曼为首的一些接受美学家的理论成果也由范大灿选编，于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为题结集出版。瑙曼等人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学说引入文学理论来研究读者问题，在接受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这些新的译著活动，使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在我国得到全面传播[③]，同时也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保证和理论参照。

伴随着接受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中国学界也相应展开了对接受理论的研究和对读者问题的自主理论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概而论之，可分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欧美的接受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从早期的观点介绍期就已开始了，迄今为止，除大量的单篇论文之外，还出现了多部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朱立元的《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④]和金元浦的《读者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都涉及到了接受理论的理论渊源与其不同阶段、不同国度的发展，而且都具有条陈缕析、述评结合的理论特点，不过在结构方式和著述着眼点上则各具用心，各有千秋。朱著除导论对接受美学的诞生及其发展进行了概括的梳理与分析之外，着重从文学本体论、文学作品论、文学认识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效果论、文学批评论、文学历史观诸方面对接受理论做全面、系统的研究，意图“吸收、综合接受美学各派的合理因素和独创成果，结合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与现状，从‘读者接受’这一特定角度切入，对相关的重要课题作出与传统美学不同的思考与回答，初步建立一个有自己内在逻辑联系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美学分支学科——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⑤]而金著在结构上大致按理论流变的时间顺序和国别分为三编，上编侧重论述康斯坦茨学派接受美学诞生与发展的理论背景、渊源与理论主张，中编论述读者反应批评的诞生语境、理论流变和代表性理论家的理论观点，下编论述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的合流及其中国化的历程与途径等问题，而切入点则是当代解释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文论研究的范式转换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独特理论价值，力求“将接受反应文论放到当代对话交流理论的更深层次上加以理解并努力实践，在中西汇通中形成我国当代批评的解释一接受理论话语及批评共同体”。[⑥]

由朱立元和金元浦等人的接受美学研究可以看到，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我注六经”上，而是意图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六经注我”——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和体系的目的，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有了更高的旨趣。而这种旨趣正与接受理论研究中的第二种情况相契合——追求自己的理论创新，这主要包括借鉴接受理论中有价值的观点以支撑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建构与提出并解决读者接受活动中的新问题以建构新的接受理论两个方面。就前一方面来说，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以及栾昌大的《艺术哲学——艺术的主体与客体》（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等，都做出了比较成功的努力。比如钱中文在《文学原理——发展论》中将文学接受理论作为文学本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吸收，从而对阅读与文学价值的形成、创作主体的审美要求和读者期待与体裁的规范和反规范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不同于既往的精辟阐述，显示出了接受美学理论所具有的理论生成潜力。就后一方面来说，丁宁的《接受之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从接受美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对艺术接受心理及其与文化惯例、文化机制关系的研究，谭学纯、唐跃、朱玲合著的《接受修辞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的修辞接受的研究，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和意义生成》（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和《文学阐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著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角度对文学阅读规律的研究，以及王列生对文学接受能力的研究[⑦]，何西来对文学鉴赏中的风格选择的研究[⑧]，钱念孙从接受美学角度对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新论[⑨]，均显示出追求创新的理论意向，是接受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创获。

中国接受理论研究中的第三种情况就是立足于当代有中国特色的接受理论的创造，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读者接受思想和相关资源的发掘与研究。接受理论的引入，开启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中国古典诗文的虚灵特点和“诗无达诂”的认识，客观上要求着阅读者的积极介入，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对“知音”的重视，对“兴趣”、“妙悟”、“玩味”等等的推崇更是强化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切致使中国古典批评理论与西方现代接受理论有了较多契合之处。吴奔星先生认为“中国虽无接受美学之名，早有接受美学之实”[⑩],这一判断可以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基于这种共识，不仅许多古典文论界的研究者而且也有不少文学理论界的研究者，都力主在发掘中国古典批评理论源远流长的接受阐释学思想传统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接受阐释学。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富有见识的开拓与探索，不仅发表了大量研究性论文，还产生了多项系统性、富有总体理论建构特色的成果。如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成都，巴蜀出版社，1989）、龙协涛的《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加拿大籍华人叶嘉莹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长沙，岳麓书社，1992）、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等。这些著作或侧重中国古代读者接受思想历史脉络的梳理和不同批评家理论建树的揭示，或侧重读者接受的基本规律的总结与相关问题的探讨，其意皆在中西思想的交流对话中发掘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接受理论。

西方文学接受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动力，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也不能不指出，20多年来，中国学界对接受理论的引进和接受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两点极为突出：一是不加选择与批判地照单接受。不少理论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全盘接受了接受理论的观点、主张和整体理论系统，以为如此即可实现自身理论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彻底转换，没有或很少意识到早期的接受美学和稍后的读者反应批评过高地评价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甚至把读者视为文学唯一的上帝，一味地消解作家的存在和文本的客观性也有其理论上的片面性，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是接受理论中富有创新价值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与主张，也应根据中国当下的理论与批评的具体语境做本土化的转换与改造，没有意识到仅仅是认同和运用他人000000000的理论观点和话语并不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话语，就像始终购买国外的专利在中国做来料加工的生产永远形不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和企业品牌一样。不少的研究论著，只是现成地挪用西方接受理论的观点和主张，而缺乏真正的理论创新。二是想当然地认同了接受美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不重视读者问题的指责。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囿于文学反映理论而否定艺术形式的独立性，也忽略文学的历史性，从而对读者、听者、观点的接受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待读者与对待作者毫无区别：它追究读者的社会地位，或力图在一个再现的社会结构中认识它。”[11]这种指责具体到某些个别的理论家身上看，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用来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就不那么确切了。正如原东德学者瑙曼等人所已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读者接受思想，而且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艺术接受理论。但是从国内对接受理论的接受状况来看，瑙曼等原东德学者的努力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许多接受理论的信奉者自觉不自学地认为只要简单地拿来现成的接受理论即可用以扩展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甚至可以整体地改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面貌，没有想到从经典马克主义文论传统中寻求读者接受理论的建构资料，更较少想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出发来辩证地思考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与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可能有的或应该有的差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新的读者理论体系。这两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接受理论走向深入，特别是走向更高理论创新境界的障碍。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早在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读者接受理论的关系问题。1986年11月，李心峰在其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接受”问题》一文的开篇指出：“认真思考接受美学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科学地解释艺术接受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及艺术接受的内在机制等等，探索一下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如何对待艺术接受这一当前理论界的热门课题，这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显然是有意义的事情。”[12]该文一方面肯定了接受美学在纠正以往的美学、文艺理论大多仅注重于艺术主体的创造活动和艺术作品这两个环节的偏颇上的贡献与特色，也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析了接受美学在文学的历史性问题的解释上的不足之处；同时该文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对于读者与艺术接受问题的思考决不是一片空白，文中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关于一般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理论对于正确解决读者接受在整个艺术活动中的地位的方法论意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理解艺术接受的历史性的理论价值，并提及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的需要”和艺术审美能力的有关思想与艺术接受问题的关系。这之后，朱立元在其《接受美学》一书的第二章“文学本体论：对文学的存在方式的探讨”中引述并分析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对认识文学创造和接受的社会交流过程的深刻、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接受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影响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开始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与读者接受问题的关系问题，但除去少量研究马克思的论文外，大多集中在对的读者接受理论思想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吴慧颖的《对文学接受理论的重大贡献》（《文艺研究》1992年第4期）、李树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系统观和接受美学观》（《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6期），程钧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接受理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黎辛、靳绍彤的《的文艺接受论》（《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和童庆炳的《的美学思想新论》（《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的文学接受思想做了富有见识的阐发。比如吴慧颖的文章归综了关于文学的接受者和接受的分类的思想，童庆炳的文章则对美学思想中的“读者意识”与其“以人民为本位”的核心思想的有机联系做了辩证、深入的分析。不过，尽管有这样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一述，但总体上来看，相比于整个理论界对西方接受理论广泛的大规模的接受、研究乃至认同，20年多年来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与读者意识的关系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这不仅是规模和数量小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这种研究还缺少一个更为阔大的视野，没有把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维度来展开理论思考的空间，因而也就不能或者很少能把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与西方现代的接受理论做出理论上的比较，从而在比较与对话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

诚如不少同志已指出过的，读者问题其实一直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视野之内的。大致说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读者接受问题的关注和理论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是第一阶段。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艺术的解放使命和创作效果的角度，并从生产与消费、创作与接受的辩证关系出发或间接或直接地谈到了读者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述中，不仅从一般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角度间接地论及了文学消费或接受的重要作用，而且明确地论及了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和审美需要对于文学接受的必要性。而恩格斯终其一生，也一直非常重视社会各界的艺术接受状况，尤其是新兴无产阶级的艺术创作和接受状况。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共同创立和完善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为文学意义生成和文学接受的历史性，为文学接受的需要、能力和类型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解释方法。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接受理论所论述的许多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20世纪初叶以来，是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在20世纪上半叶，列宁、李卜克内西、等又进一步将人民大众作为接受的主体，把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到文艺活动的原则性高度上加以论述。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其出版于1922年的《社会发展规律概论》第二章“艺术”中，将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分解为三个因素：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感受者。由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关系形成艺术创造的心理学，由感受者和艺术作品的关系形成艺术享受的心理学。而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看，人民与艺术活动的三个因素之间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人民作为主体，作为艺术的创造者而存在；其次，人民作为客体，作为描写素材而存在；最后，人民作为感受者，作为艺术的消费者而存在。这些论述显然是对列宁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发展。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特别阐明了文艺创作要有民族的作风和气派、民族的形式和风格，以适合和满足人民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要求，并结合中国的特有实际，对文学读者的不同类型作了科学的划分。对读者接受问题的重视，仅从“接受”、“接受者”这两个词语在《讲话》中出现11次之多即可窥见一斑。童庆炳先生认为，如果单从“发明权”或“源头”上来考虑，“接受”、“接受者”这两个概念以及现代接受美学的思想雏形应当是产生于六十余年前的《讲话》，“正是提出接受美学的第一人。”[13]究竟要不要将定为提出接受美学的第一人可以再讨论，但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思想家那里，同样包含了关于读者问题的许多有关论述和思想，也构成现代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卢卡契在其美学代表作《审美特性》中对审美感受和作为美学一般范畴的“陶冶”的阐述，以及布莱希特以“间离化”为核心的史诗剧理论等，都包含了对于读者问题的高度重视。瑙曼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范围内，促使人们开始研究接受问题的原动力，是来自布莱希特的诗学理论和实践[14]。这一意见，也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而在中国当代，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又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祝辞》关于“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以及“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5]等等的观点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有关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的核心观念，这就是把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作为文学艺术工作的第一要务。

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读者接受理论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把通过艺术审美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艺术活动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两个基本观点最值得注意，一是从创作角度提出了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二是从艺术的功能或目的角度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两个观点有其内在的联系，这就是通过艺术活动（艺术的生产与消费）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促进人性和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早在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就提出了自由的写作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主张。十月革命之后，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又明确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16]着眼于人民的精神需求和精神上的丰富与提高，是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最为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中，是否具有艺术审美的能力从来都是衡量人性丰富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中，通过艺术审美展示人的自由、发展人的个性也历来都是标志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自由的人应该是能自由地发展个人天赋艺术审美能力或通过艺术审美展示出自己的自由本性的审美的人。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读者接受理论也是讲意义的，但其意义与接受美学等的意义论是很不相同的。前者的意义论首先是就艺术与人生、社会的关系而言，而后者所关注的意义则只是文本在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形成的作品的审美价值。将读者的审美接受放到与人生和社会理想的关联中加以思考，这就大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读者接受理论的学术视野，并提高了其思想创新的理论境界。

其次，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为读者接受理论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关系框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辩证地阐明，作为人类主体行为的两个不同的要素，生产与消费是有区别的，但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这相互对立的两个要素又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者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17]具体说来，虽然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统一关系中，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因而具有起点性质和支配作用，但消费也不纯粹是被动的行为。消费从两方面中介着或者说生产着生产：一是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才是对象；二是消费创造出作为生产前提的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8]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一般的特别是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但也完全适用于揭示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完整的艺术活动过程中，一方面艺术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文艺作品，满足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需要，不断地造成主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这种需要的满足，又形成并提高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需要，反过来对艺术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推动艺术生产向更高更美的境界发展。正如马克思后来谈到钢琴演奏者的生产时所指出的：“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19]文艺的生产与文艺的消费就是在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因此，将读者接受问题置于生产与消费这一辩证关系框架中加以分析，既能给予读者接受问题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重视，又能对其在文艺活动中的具体作用形成准确恰当的理性认识和把握。

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基于读者阶级立场以及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读者作出了类型划分。接受美学家姚斯提出过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的区分，这一区分涉及到读者的群体类型和个体差异的问题，但对于由不同读者群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群体读者类型问题则没有进一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则不仅注重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群体类型与个体差异的区分，而且还特别注重不同的群体读者类型之间的区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从阶级对立的现实出发，在他们的文艺书信和论文——如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和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论及资产阶级的读者与无产阶级读者基于其阶级利益和成见，对于文学艺术的不同的要求和接受态度，并且提醒作者在创作时一定要考虑到读者圈子的不同对文学接受的规约和影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对文艺接受的群体类型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类和分析。他提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论，既存在着不同阶级的文艺，如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汉奸文艺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文艺，也存在着不同阶级文艺的接受群体，不同阶级的文艺满足不同阶级的接受者的需要，而不同阶级的接受者对于不同阶级的文艺也各有其不同评价标准和接受态度：“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20]这是从阶级的角度区分读者类型。而从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的角度看，当时的读者又可分为暂时还只能接受“下里巴人”的工农兵读者群和喜欢欣赏“阳春白雪”的少数人的读者群。基于这种读者分类，指出当时解放区的文化工作首先应该是“雪中送炭”，以文艺普及工作为主，但在普及的基础上，也要着眼于提高，做“锦上添花”的工作，要努力把“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结合起来，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童庆炳先生认为，关于“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分类，以及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论述，包含了很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对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了很好的分析，不仅包含了对读者类型的政治学、社会学分类，而且隐含着把读者的期待视野视为一个由低向高的运动过程，从动态发展中辩证认识期待视野，以及要求文艺家对工农兵的期待视野既要适应（服务）又要加以提高的科学态度等思想，这种看法是非常切合实际的。[21]除此之外，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读者服务的思想，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中关于文艺必须尊重与适应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习惯的思想等，实际上也隐含着对读者类型的区分。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文艺批评实践和相关理论著述还涉及并论述到了艺术接受能力、艺术的需要及艺术的历史接受过程中的“曲解”等问题。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如果你对于音乐没有欣赏力，没有感情，那么你听到最美的音乐，也只是像听到耳边吹过的风、或者脚下流过的水一样。”[22]马克思颇为赞同这一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这类审美感觉称之为“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认为这类感觉是人进行审美活动必备的主体条件，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23]由此，他特别强调提高艺术修养对于艺术接受的重要性：“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24]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人的审美能力并不是由人的生物本能所带来的东西，而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中形成的。同样，人的艺术修养是在艺术实践活动中逐渐养成的。正因如此，所以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水平的有无、高低常常是受到个人生存其间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25]，他们或是囿于穷困，或是惑于矿物的商业利润，总之是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因而不能对景色和矿物的美产生审美的享受的感觉。这些论述，实际上都触及到艺术接受中的期待视野问题。在1861年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还曾谈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剧作家们对于希腊戏剧的“曲解”问题，他写道：“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2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在艺术的历史接受活动中，人们是基于其“艺术的需要”理解古人的创作的。虽然这种理解有时可能误解甚至“曲解”，但有可能“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27]，因而即便是误解甚至“曲解”，也是有其社会存在基础和历史合理性的。这一思想，显然既与艺术解释学有关解释者的“前见”的观点有相通性，又有其区别。伽达默尔的艺术解释学认为解释者的“前见”有“真前见”与“伪前见”之分，“真前见”使本质理解得以可能，而“伪前见”则导致误解，导致对艺术本真的遮蔽；解释活动作为一种揭示真理的去蔽活动应该设法克服“伪前见”所导致的误解，而马克思却认为“曲解”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既是必然的，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此外，西方现代文学接受理论所提出的许多富有学术生成力的理论观点也都可以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那里追溯其思想渊源。比如马克思关于生产也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的思想就蕴含着接受美学所谓“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的观点；关于消费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的思想可以引申出接受美学“本文”与“作品”相区别的思想；关于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的观点又与接受美学有关“期待视野”的见解相吻合，如此等等。隐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理论言说中的这些读者接受理论思想资源，有待于我们去做深入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系统地发掘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有关读者接受理论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读者接受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它与现代西方诸美学流派的读者接受观在总体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首先，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等只是在艺术本身的范围内思考读者问题，其所谓的读者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是脱离了社会规约的纯意识活动的主体。而马克思主义的读者首先关注的是人民大众，其读者接受观是在文艺活动与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中思考读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艺术与审美的理想是与社会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密不可分的，艺术活动满足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解放与和谐发展。因此，读者问题的探讨，必须与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必须从人民大众的历史活动来解释审美需求的发生动因和文学理解活动的历史性等问题，这与接受美学等西方现代接受理论是很不相同的。诚如原民主德国学者溯贝尔所指出的，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将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其文艺接受问题严格地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在纯审美的也就是纯意识的范围内来谈论读者，这种读者观就“忽视了由所属阶层所决定的、又为个人阅历所折射出的具体的阅读经验必然具有的社会差别。”同时，接受美学仅仅从期待视野的形成和变化中，从读者与作品的对话关系中来认识文学的历史性，把文学的历史性简单地理解为接受理解的传递，也就是归结为作品的效果历史，“以这样的历史观既不能说明文学的辩证现象，又无法解释文学的实际的历史运动”。[28]另一位原民主德国理论家丁·施莱特尔也在谈到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解释学时指出：“由于历史在这儿几乎被归结为作用史，所以，历史仅仅表现为理解水平相互交叉和和渗透过程中的中介裁判。……把‘历史’归结为‘历史性’，把历史的范围限制在已经表述出来的、思想的作用史上，……考察这些成分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物质活动上或者放在社会劳动上，而是把上层建筑的成分确定为人的生活和共同生活的决定性的基础，当代解释学的这一最深刻的唯心主义特征，当然不会让我们感到吃惊”[29]。西方接受理论的这些理论缺陷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能得以克服。因为无论是文学的生产，还是文学的接受都不过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都只有放到各自发生和进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与对“读者”的理解不同紧密相关的另一点是，接受美学等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接受理论虽然有时在学理上也承认创作的价值，承认文本的先在性，但却通过作品的生成性、意义的历史性、阅释的相对性等等的论述，实际上贬低、抹煞了文艺创作和文本的先在性价值，把读者抬到独尊的地步，将读者接受在艺术活动中的作用绝对化、片面化，从而割裂了文学的接受与文学的生产在社会审美文化建构中本应具有的有机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则是在生产与消费、创作与接受、作品与读者的整体辩证关联系统中思考读者接受问题，它重视读者的审美需求，重视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理想等等在艺术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作为文艺活动的直接目的，也非常注重文艺生产对文艺消费的制约和引导，强调创作主体对于读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不是孤立地看待读者问题，不把读者看得至高无上，让作品屈从于读者专横的支配力，而认为只有将读者置于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由生产与消费的互依互动构成的艺术文化关系结构中，才能就其接受问题做出科学的认识和定位。对读者的这种历史辩证的考察和认识是对那些走向极端、将读者抬到不适当地位的接受理论观点的科学反拨与校正。

四、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的当代境遇与理论转型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个世界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浪潮之中。由于革命能够发生并且能够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是大众的觉醒，这就使得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更加关注对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启蒙、革命教育问题，其读者理论自然也就更多地带有政治化的色彩。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尤其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峙造成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我们国家也逐渐结束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而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期。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流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与控制的相对弱化，读者文学接受的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总体格局上实现了由突出政治向侧重审美的位移。在目前，我们甚至已经可以将文艺活动、文艺工作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和一项特殊的事业与其他领域和事业分别开来加以谈论和研究。这样，对读者接受问题的思考也自然要回到艺术活动本身，回到创作与接受、作品与读者的具体关系上来，而不必再把这种思考赋予过多的政治伦理色彩了。当然，这不是说这其中已经没有或不存在政治问题了。强调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强调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这其中依然有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但应该承认，政治上的启蒙和教育的确已不再是文艺的唯一动能，在许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甚至已经不是主要的功能了。

基于上述新的社会历史形势和审美文化条件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接受理论在坚持文艺的人民方向的前提之下，也应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理论研究格局和内容上实现新的理论创新甚至理论转化。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在接受主体身份的研究上，应由注重群体读者转向注重个体读者。把人民群众作为艺术文化接受的主体，强调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看待艺术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点。由于在列宁的时代和发表《讲话》的时代，还处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形势之下，处在政治革命的时代，因此，阶级和群体的需要是关键的，艺术创作首先要考虑阶级和群体的审美需求。无论在列宁那里，还是在那里，文学艺术的接受者都首先不是指个体的读者，而是指“人民”或“人民群众”。尽管在讲话中对什么是人民大众作了进一步的分类，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分为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四种人，但这种分类依然是着眼于群体而不是个体。而在和平发展年代，尤其是在把满足人民各方面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和目标的当今时代，则更应关注个体审美需要的多样性，关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人艺术趣味和审美需要的差异性，这是发展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个性所必需的。当今的中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休闲时间的增多，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上有了越来越多的需要和个体化追求，在艺术审美的领域也在追求着并实现着自己的自由个性。尽管由于大众舆论工具的炒作和操控，人们的艺术接受还常常出现趋同化、类同化的倾向，但个体的自由选择和个人趣味的伸张毕竟已经成为可能发生、已然发生的现实，这是读者接受理论由注重群体读者转向注重个体读者的社会基础和艺术活动基础。

其二，在读者的艺术审美层次问题上，应由低层次艺术教育的普及转向高层次艺术审美水平的提高。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刚刚踏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下接受教育、出版书刊、阅读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称赞，认为这是下层阶级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的有益努力。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又指出：“为了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我们就必须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群众需要面包也需要马戏，但马戏并不是一种伟大的、真正的艺术，“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因此，首先就得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30]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情况，出于同样的思路，在《讲话》中，也首先是把艺术的普及工作放在首位，认为在当时的解放区，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的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做斗争。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也比较容易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在人民群众受教育小、文化水平低的条件下注重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基于彼此彼地群众文艺接受的“期待视野”做出的现实选择。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人民群众不能永远只停留在观看马戏的水平上，作为革命的主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他们也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教育和文化艺术的普及工作，目的还是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接受能力，以使他们能够去享受更高水平的艺术，尤其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在《讲话》中更进一步指出，随着普及工作的展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着，普及工作也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31]如果总是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普及工作也就也失去了意义。所以，即使在延安当年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立足于普及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应该说，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知识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多种多样的文化传播方式和途径也使得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文化和艺术的普及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人民群众审美文化需求也早已超越了延安时期那种读书识字看“小放牛”的水平，审美水平的提高问题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相应地，研究人民群众在当代条件下提高了的审美水平、审美需求和大大丰富与扩展了的期待视野，就成为读者接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其三，在读者的接受心理上，应提倡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接受。在以往，由于艺术生产力相对低下，艺术传播的设施和场所较小，艺术传播的方式不够多样，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修养和条件的局限性，艺术接受在总体上只能是被动接受，接受者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不用说处于抗战年代的延安，就是解放后五、六十年代中国广大的农村，人民群众除了能借阅小量的文学作品，每年看有限几场小戏和露天电影之外，要想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审美和艺术享受活动也是很难的。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以及文化产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不仅传统的纸业媒体如报纸、期刊和书籍出版物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而且新兴的影视声像传媒和网络传媒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艺术传播的方式、场所和渠道多样化了，艺术传播的内容、种类和风格类型有了以往不可比拟的丰富性。这种艺术状况从客观上讲，为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个体的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审美需求提供了条件，从主观上讲也为接受主体个体化的自主选择提供了可能。虽然在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和娱乐性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铺天盖地而来，以及文艺生产市场化运作中普遍存在炒作诱导的情况下，接受活动依然存有强加性、被动性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文化程度较高、艺术修养较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大多都会根据自己的趣味和喜爱，选择与自己的审美期待相符合的东西，而不会一味跟着舆论的炒作走。对于那些瞎编乱造的东西，那些思想不健康、格调粗俗、艺术品位低下的东西，人民群众一样是不买账的。对此理论研究工作者切不可低估了人民群众的鉴赏能力和需求水平，而应该好好研究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甚至不同个人的文艺接受状况，在切实有据的研究中得出理论结论，以正确的理论和批评引导和推动读者接受水平的提高，引导读者由被动接受转向更高的、更加自觉的主动接受，从而在艺术审美活动中释放与净化自己的情感，弘扬自己的主体意志与自由个性。

第四，在艺术接受方式上，应强调从孤立的独在式接受向共存的交流性接受转向。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中叶以前的艺术接受一般是在与艺术生产相分离、在艺术接受受艺术生产支配和制约的情况下存在的，因此以往艺术活动的两个主体——接受者与作者——的交流只是通过作品间接发生的，而且大多数文学接受理论也只是研究作品与创作者的关系，很小涉及到读者。接受理论的兴起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向了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却又抛开了作品的生产者——作者。这样，仅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文艺活动中的作者与读者一直是相互分离的，没有形成互动的交流关系。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后来在反思自己早期提出的文学接受理论时认为，仅仅注目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对艺术活动来说是不完整的，因此他提出要依据马克思生产与消费辩证统一的思想，恢复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也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共在流关系，由读者中心论转向读者与作者相互中介的交流论。这表明姚斯对其早期倡导的读者接受理论的局限性，对于艺术接受在整个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清醒的自觉和更为科学的认识。其实，在目前，科技与艺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即接受者可以直接参与文艺创作，如当代的新式电影，观影者可以自己编定程序，置身于电影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再如某些“活动艺术”，观众本身就构成艺术创作活动的因素或物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文学艺术与其它声像艺术的界限，而且打破了作者与接受者的判然二分，接受者本身也可以成为具有互文性、无限链接性的网络文学和艺术文本的创造者之一。这就把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置于同一时空中，不仅促进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相互交流，甚至除消了创作与接受的天然阻隔，使艺术的生产与消费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至少，目前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化的大众文化媒介已经为创作者和接受者提供了快捷、迅疾的交流与对话条件，艺术的创作和艺术的接受越来越不再是先后有别的两种不同活动，许多情况下已成为共时性的互动的交流格局中的存在。与此同时，接受者也越来越不像19世纪及以前的文学读者那样，作为孤立的独在的阅读者而存在，发达的传媒和资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络，使得接受者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容易、广泛得多了。艺术接受活动的这些新变化也要求着读者接受理论应从对孤立独在的单向接受的研究转向对于交流性共存的艺术活动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格局的转化，并不仅仅是对接受理论缺陷的反拨，不仅仅是对艺术活动的抽象理论认识造成的，而首先是变化的艺术活动尤其是艺术接受状况向理论研究提出的客观要求。像任何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一样，读者接受理论也必须以变化了的艺术审美现实为基础方能获得理论上的创新与拓展。

最后，从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利用来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读者接受理论的创造应该从主要吸取西方现代各种接受理论实现视点东移，充分注意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读者接受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和中国当下文艺接受实践的基础上，融会中西，以期实现读者接受理论的中国化。金元浦在其《接受反应文论》一书的最后一章“接受反应文论的中国化”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确有丰富的读者接受活动、阅读体验的经验性描述和大量的鉴赏理论，它与西方接受美学存有较多的契合点。深入挖掘这一部分宝贵遗产，并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对于发展我国当代文艺学，具有重要意义。”[32]应该说，提出接受反应文论的中国化主张，强调挖掘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读者接受理论和思想，不仅对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是有益的，而且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金元浦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思想例举了五个方面，分别为知音善赏；“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精心体味”、“寻味不穷”；“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标六观”与立“八字”。在分别例举和简要阐释的基础上，他又指出：“从以上挂一漏万的例举，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极其丰富的接受鉴赏的美学遗产，从接受主体、接受能力、体味方式、双向交流、读者创造、运作程序和阅读层次等方面形成了体大虑周、内涵丰厚的东方接受方式或华夏接受方式。这种重体验、重颖悟、标风神、崇韵趣的东方方式，从某种角度讲是真正味得其真的接受美学。”[33]可喜的是，对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接受美学，近年来已引起了中国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研究情况[34]。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统观这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还是停留在或局限于梳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有哪些观点和主张与西方现代接受理论相通或相近，也就是把西方现代接受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构架等作为发掘中国古代接受理论的先在规定和参照视点，而较小触及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接受思想与西方接受理论的不同之处、独特创造之处，因此也就更少深入到中国古典文艺接受理论与西方现代接受理论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文化精神的比较上来。撇开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究竟包含了哪些与西方现代接受理论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不论，仅从总体理论特色的比较上来看，西方现代的接受理论依然不脱西方理论研究以知性认识为本的传统，其基本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阐述的理论命题如“期待视野”、“视野融合”、“效果历史”等等都是可以做知性分析和确切的语言表述的。而中国古代以“品味”为中心的接受理论则多是艺术审美经验的现象性描述，其基本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引生出的理论命题如“兴”、“味”、“逆志”、“妙语”、“诗无达诂”、“以情自得”等大多是艺术审美的经验性总结而非从抽象的知性认识中得来；同时，像西方现代其他各家各派理论一样，接受理论也不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弊端，不仅把文本与读者截然二分，制造人为的对立，而且在其极端的理论表述中，常常将读者凌驾于文本之上，无限夸大读者的作用。而在中国古典的接受理论中，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往往是一体的，文论家从来不脱离作者和作品来孤立地谈论读者。这样一些总体理论特色上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源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根底和文化精神，西方现代接受理论依然深受西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并且烙印着西方现代反传统的文化精神，而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则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和以和谐为基本理想的“中和”精神为深层精神底蕴。理论特色和文化精神上的这些差异，显示出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的独特之处，同时也就显示出对这一理论资源加以借鉴和汲取的不可替代性。当代接受理论研究只有充分地发掘、吸取这一资源，并将之与西方现代接受理论一起加以有机地融合和改造，才可能结出新的理论果实，才可能创造出所谓中国化的当代接受理论。

第11篇

[关键词]高校 文科课程 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冯莉（1978- ），女，甘肃陇西人，榆林学院教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陕西 榆林 7190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0-0156-03

当前，我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教学中都存在着忽视实践教学环节的倾向与现象，然而，社会形势发展要求高校必须加强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目前，国内对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实践性总结而鲜有理论性分析，其结论往往缺乏一定的普适性。本文将就文科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取的四种基本模式进行探索，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文科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的内在合理性

文科课程进行实践教学的内在合理性是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逻辑起点。

1.这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在课堂上尤其是在文科课堂教学上接受的还只是基础性的理论知识教育，尽管这一部分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内容。人才的培养及其健康成长最终要在自身的不断努力和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必须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2.这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中的要求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强调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技能的掌握。文科课程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是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追求知识真理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技能，实践教学环节肩负重任。同时，借助于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在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与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以，只有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践技能，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能娴熟、思想政治素质合格的优秀人才。

3.这是高素质人才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的快速进步、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必然要求高素质人才是既具备渊博的知识素养，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近年来，人才市场不仅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考试成绩，且更加注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背多分”与“高分低能”式的毕业生已经没有了需求市场。而知识面广、文理兼通、适应性强、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毕业生则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因此，社会对人才的这种需求转变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性知识理论的传授，更要加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4.这是文科课程教学的特点。人文学科知识来源于知识创造者的社会时代背景和独特经历，来源于现实生活。它包含着一定的行动需求，需要人们去理解、去行动、去实践，通过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来内化知识。因此，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是学生内化个体知识经验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的国内高校中，尽管文科课程开展实践教学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时展的紧迫性、学科教学的内在需求性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实践教学的开展现状却不尽人意，普遍存有如下问题：一是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我国，重视纯粹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视实际的操作技能为“奇技淫巧”，并嗤之以鼻，这是长期影响国民教育的传统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文科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忽视。二是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对文科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设置上随意性强；在实践教学的监督评价机制上建设滞后甚至缺失；在设施设备方面管理混乱，流失损坏现象突出；在经费支持上严重不足，收支不清；等等。三是实践教学模式单一，流于形式。大多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在实施模式上单一呆板，在实施过程上应付了事。四是实践教学成效甚微。以上诸多因素最终导致多数高校的文科课程实践教学没有落到实处。学生难以从实践教学中提高其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从中真正得到锻炼。可见，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效果不仅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还影响到毕业生未来生活境况与发展，进而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高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设置的文科课程众多。各门课程在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组织形式、考核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以研究内容和教学目的为标准，众多的文科课程大致可分为思想教育性课程、思维训练性课程、操作应用性课程、社会研究性课程四大类。其中，思想教育性课程研究的是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发展的规律，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政治觉悟等方面的教育。思维训练性课程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活动规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对思维规律的学习与掌握，进一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操作应用性课程主要研究如何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各种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之运用于社会实际，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能力。社会研究性课程在内容上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社会现象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的能力。这种划分意味着不同类别文科课程的教学在实践教学模式与措施上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就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本文中的文科课程教学实践主要指把理论知识形态存在的主观思想观念联系于客观现实世界的物质活动形式，其实质在于以一种感性的活动形式运用理论知识，进而在运用中深化理论知识。故此，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开展必须依赖人的各种感性认识形式，并表现为各种感性活动。人有眼、耳、口、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主要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形式。与此相应，文科课程教学的实践活动有必要充分调动人的上述感官，并以几类感觉形式把理论知识与客观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

因此，实践教学活动可设计为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等几类基本模式。其中，视觉模式可以有参观、实地考察、影音资料观看等形式；听觉模式可以有访谈、倾听等形式；味觉模式有鼻闻和口尝等形式；触觉模式有身触与手摸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实际的实践教学方案时，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四类感觉形式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不可能被单独地运用，而常常是复合性地运用，只不过某种形式占主导而已。例如，参观考察形式的实践活动以视觉为主而以听觉和触觉为辅，访谈与倾听形式的实践活动则以听觉为主而以视觉为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高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具体策略

根据高校文科课程性质的划分与课程目标，本文认为在展开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有所侧重地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思想教育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在当前国内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思想教育性课程主要包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公共课程，也包括如伦理学、美学等专业性课程。由于该类课程的教学目的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思想道德发展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政治觉悟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觉悟，最终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所以，其实践教学的实施原则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类课程的实践教学一般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主题性的讨论、辩论与演讲。这既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进行资料查阅、搜集与分析概括能力，又可以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声情并茂的论辩与演讲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听觉性的感性认识，对其服之以理，动之以情。二是影音资料展播。影音资料借助于现代化的设备与手段，在有限的课堂时空范围内，通过对课堂之外的声音与画面的展示和再现而对学生进行视觉、听觉上的强烈冲击与震撼，充分调动其情感，增强其感性认识，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三是实地参观与调研。这主要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深入社会生活实际，通过身临其境与耳闻目睹，以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进一步验证理论知识，最终达到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知识、更牢固地掌握知识和更深刻地受教育的目的。四是现实模拟。现实模拟是在课内或课外以现有理论知识为依据，将之模仿式地运用于现实生活，使学生从模仿活动中进一步验证和深化理论知识，并使自身受到教育。五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导学生在课外将已有的理论知识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综合活动，这最能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2.思维训练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思维训练性课程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活动规律，通过对思维规律的学习与掌握，进一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如哲学、逻辑学之类的课程。因此，该类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活跃学生的思维，培养其灵活的思维能力、较强的逻辑概括与抽象能力。一般而言，此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专题讨论与辩论活动。这要求学生以某问题为核心通过口头表达的方式，把自己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逻辑清楚地展现出来。它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快速反应、语言表达等能力。二是案例性实践。该实践形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让学生走近社会生活，在近乎亲身体验式的活动场景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在实战中训练其思维能力，提高其思维水平。

3.操作应用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操作应用性课程主要研究如何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各种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之运用于社会实际，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能力。该类课程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应用性专业的大部分课程均属此类，具体涉及法学专业、管理专业、新闻传播专业、旅游专业、经济贸易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师范教育专业、语言学专业等。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小组项目活动。教师设计相关的具体活动场景，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过程，以项目的形式在理论知识的运用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基本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协作能力。二是课堂实验。在课堂教学中以现代仪器设备为技术手段，对专业知识理论进行检测与验证，以便深刻巩固理论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部分文科课程也需要开设相应的实验课，如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技术经济学、质量管理、运营管理、心理分析与咨询等课程。三是见习试做与实习实训。让学习者自己动手尝试性地进行操作与练习，即亲自参与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去。见习试做与实习实训不仅对师范教育类课程的实践教学适用，而且也适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其他课程。四是现身说法与经验交流。即邀请对相关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讲述经验得失，为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借鉴与启示，让学生从与讲述者的交流中获得感性认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五是体验性活动。这是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某些实践活动，在亲身体验中实现对理论知识的具体运用。这种实践方式较适于语言类课程和艺术专业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4.社会研究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社会研究性课程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其目的是让学生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或者培养学生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的能力。为此，该类课程实践教学既要从社会发展实际中发现和总结新的内在规律，形成新的理论，还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深入理解和巩固已有理论知识。此类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实践教学：

一是社会调查。学生在亲身展开社会调查的过程中，直接面对人民大众，深入日常生活，观察社会现象，从多角度看待、分析社会现象，有利于其更全面地认识社会，逐步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从而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参观了解。以教育学为例，其课程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的教育学基础理论，还需要学生善于分析教学过程中的仪式、师生活动等。所以，教育学的实践教学可以采取课堂观察、体会的方式，从旁听者的角度理解其教学理念、策略与教学文化。三是考察考证。考证方法侧重于课堂之外的“证”，通过亲临现场并亲手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验证的实践活动。例如，历史学的实践教学需要对历史遗迹或遗物进行考察与考证以检验或证明相关史料的真实性，并培养学生对史料的分析辨别能力和对史实的考证能力。考察方法侧重于“察”，通过直接观察感悟具体的社会现象与事件。对政治学类课程而言，考察方法就是要求学生根据相关理论去现场或实地观察某种政治活动或某类政治现象，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政治现象，或者从政治活动与现象中进一步研究和发现新的内在规律，得出新的理论知识。四是资料查阅与搜集。对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内容的学科与课程来说，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常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课程教学必须贴近社会。而这种贴近的最好方法就是及时指导学生以已有的知识理论为基础，对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与问题进行资料查阅与搜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全面掌握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来巩固其知识，提高其动手能力。例如，对于新出现的政治现象、社会问题等，让学生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介充分搜集并了解相关信息及评论，通过纵向与横向（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分析思考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实现对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和理论升华的目的。

第12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斯普朗格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对人格问题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人的生命形式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人的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一方面发展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从认识论研究的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从而使文化哲学的研究落到了实践的层面上，进入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研究。这些都使他在文化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对生活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揭示、对生活形式对于人的社会行为、人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的作用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斯普朗格；狄尔泰；文化哲学；人的个性；人格；文化心理学；伦理学；文化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20－07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狄尔泰的学生，曾先后任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哲学教授，以教育学家、哲学家享誉德国。他的教育学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又是狄尔泰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与狄尔泰一样，斯普朗格也强调研究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展开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路向上，斯普朗格又不同于狄尔泰。狄尔泰以“历史理性批判”反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通过建立表达生命存在的范畴体系来完成人的文化心灵的形而上建构。这就使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认识论特征。斯普朗格在发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时，并不是沿着狄尔泰的认识论路向前行，他不是努力扩展、完善狄尔泰的范畴体系，而是把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形式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个性的培养、人格的塑造。文化哲学就是要从人的生活形式入手探讨人的个性和人格问题。可以说，斯普朗格正是借助于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他也由此而成为贯通哲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简短地介绍斯普朗格的生平和他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斯普朗格虽是狄尔泰的学生，但对狄尔泰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斯普朗格的研究。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他独特的风格，应在文化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就他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而言，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格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启示。鉴于此，本文将以他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nlichkeit）为文本根据，系统地论述他的生命形式的学说。

一、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心理学所面对的人总是个体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辩，也无可讨论的问题。但是，心理学与哪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或者说，心理学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规定人、理解人和说明人，则是一个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就从这一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开始。

斯普朗格反对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个体的存在预设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主张从精神科学、或称之为精神哲学（Geistesphilosophie）的思维方式来规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心理学的问题。

从精神科学的层面研究心理学，斯普朗格首先对心理学的对象作了说明。斯普朗格承认，心理学“是从个体主体开始的科学”[1]，但是，在他看来，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处于客观联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客观联系既有个体主体自身的联系，又有与客体的联系。斯普朗格所说的个体主体自身的客观联系，指的是个体以一定的生活形式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历史的相互关联；他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指的是主体与客体通过记忆形成的关联。从斯普朗格对个体主体的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普朗格虽然强调个体主体的地位和意义，但并不把个体主体封闭在主观性之中，而是努力发现个体主体存在的客观基础，努力从个体主体走向集体的、历史的、整体的主体。

斯普朗格在确定了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的性质后，就以此规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既然在精神科学的层面上，个体主体总是处于客观的联系之中，那么，精神科学就不能单纯从主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它还必须从客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于是，斯普朗格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所处的客观联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个体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关联，个体如何在历史生活中形成一种可转换的主体和集体的主体。对于这一客观性，斯普朗格亦称之为“历史的叙述”[1]；二是研究“批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规则，亦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形成于个体主体进行批判的感性活动中，或想象的理解之中。主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的经历。与客观方面的研究内容相应，精神科学研究主体的经历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源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经历（die Erlebnisse）；二是来自于批判的客观的标准的行为和经历。

事实上，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的客观内容的说明是比对主观内容的规定更有意义的方面。斯普朗格正是通过对精神科学客观内容的说明，彻底地改造了心理学，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因为，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要追溯主体的客观性，都要认定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可以说，对主体的客观性和对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的说明，是整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人们怎样规定主体的客观性及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就会怎样去提出心理学的研究问题，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在斯普朗格看来，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所说的主体的客观性是个体肉体的客观存在，与之相应地，心理学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为基础，主要研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运用原子式的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的精神现象和神经活动，把精神活动看作是一种反映活动。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要素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r Elemente）。斯普朗格把客观性规定为“历史的叙述”和“批判的标准”，就使主体的客观性超越了个体肉体的限制，成为文化的存在。①这时，心理学不再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是以历史、以生活形式为基础，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心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个体的体验问题，受这一研究问题主导，精神科学不强调主体的反映活动，而是探讨和说明主体的理解、经历和体验如何可能。在这里，不论是客观基础，还是主体的活动都不是以单个要素呈现出来，而是呈现为一种结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功能性的方法。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结构心理学”（Strukturpsychologie）。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表明，这两种心理学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自然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心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或人的历史的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心理。

强调从历史文化层面研究人的心理，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客观联系中的个体，是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文化与文化科学

斯普朗格主张从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提出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是一致的，所以，斯普朗格和狄尔泰一样，都以价值、意义等范畴来表达和说明心理学问题。但是，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又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有所不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而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用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人的文化生活。

斯普朗格提出研究人的精神生活①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现实的文化生活，它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性，同时，它又因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差别和民族、国家、个体的差别，而充满个性，变得丰富多彩。斯普朗格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他所关心的不再是狄尔泰所研究的人的文化生命创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文化的历史现实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如何看待文化与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文化，斯普朗格从他坚持心理学研究的个体总是处在客观联系之中这一观点出发，强调文化的客观性。他强调的文化的客观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客观精神的结构，这是文化的价值现实；二是相对于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这是文化的历史现实。这两种文化的客观性都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个体性和差别性之上的，所以，斯普朗格在提出文化的客观性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文化科学的研究发现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这就使文化的研究指向了文化科学。

在斯普朗格看来，文化科学是由不同文化学科组成的结构系统。文化科学存在于一系列的文化领域：科学、经济、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社会团体、国家、法律、教育等等，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人们设立一定的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并用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意识来表达这些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从而形成一些特殊的文化类型，构成不同的文化学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文化学科。但是，这些文化学科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结构整体，即一定的价值体系。据此，斯普朗格把文化科学称之为客观的文化体系。

斯普朗格认为，文化科学作为客观的文化体系，体现着文化的共性。斯普朗格从文化本身和人两个方面说明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的产生和人的形成的意义。（1）从文化本身看，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必须在文化的共性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根据，而文化的共性又因此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不同文化学科之间不是在空间上相互并列的存在，它们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些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文化整体的实质和特征。在论述文化共性时，斯普朗格特别强调时代文化。他认为，时代的文化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或文化的共性，体现着时代的价值取向，经济、法律、科学、技术、道德、宗教等文化学科都只是作为一些文化要素参与其中，体现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门具体的文化学科中发现不同文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形式、经济、道德和教育的观点，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时代，而文化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这些文化学科的时代内容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时代根据。（2）从文化对人形成的意义看，文化的共性是产生不同类型的人的根据。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类型的人产生于不同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即是客观的文化系统，它制约着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体的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不同的类型。人的科学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审美的本能是生活形式塑造的，人的道德、宗教本能、人的国家的、法的和社会的本质也都是生活形式的产物。斯普朗格所说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不只是指时代文化，也包括不同形式的文化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当他以文化的共性作为不同类型的人形成的根据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探讨人格形成的问题。这样，斯普朗格就由探讨文化和文化科学的问题进到了探讨人格的形成问题。

事实上，斯普朗格强调的文化共性的两个方面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产生的意义体现着社会的精神活动，而文化共性对于人形成的意义体现着个体的精神活动，两者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构造起来的。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不论是谈文化也好，谈人的精神也好，谈人的行为方式也好，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形式。斯普朗格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即是人的文化活动，而人的文化活动是从生活形式开始的。[1]因此，生活形式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精神生活的根基和人的行为的根基。斯普朗格就以对生活形式的研究阐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

三、生活形式的基本含义

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即是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具体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斯普朗格所说的生活形式尽管是指人的文化生活，但他不是就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而是就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他强调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强调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实际生活、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所以，生活形式首先是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活动，是人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现实。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脑中产生的，是人的观念的活动，这种活动当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是，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强调生活形式与人的行为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这是斯普朗格对于生活形式的最基本规定。

第二，生活形式具有文化的客观性。斯普朗格在研究生活形式时，反复使用“精神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来说明生活形式。斯普朗格使用“精神历史世界”是把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物质的存在相对立，说明生活形式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人的物理世界，人的生活形式的客观性亦指文化的客观性，而不是指物理的客观性。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精神的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具有同等的意义，即都是指与物理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性即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客观性，人的精神历史世界的发展规律亦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发展规律。

第三，生活形式是系统化的结构整体。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现实，又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从总体上看，生活形式是由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构成的，而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又都具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就主体的文化行为而言，有个体的文化行为和集体的文化行为，个体的文化行为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来确定的，集体的文化行为则受到共同的价值规则的制约；就客观的文化世界而言，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从斯普朗格对生活形式的整个论述看，斯普朗格从来就不把主体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的结构分开，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从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中发现生活形式的整体构造。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造就出理论的人；人的宗教行为与宗教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产生出宗教的人；人的艺术行为与审美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形成审美的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的结构也是人的内在的文化结构，或人的文化行为的结构，人的文化行为、生活形式和文化的人是这一结构的三个方面或三个要素。考察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是斯普朗格研究生活形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

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是立足于前两个特征研究文化形式的结构。由于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着重于人的文化行为，所以，他对文化形式结构的研究也主要按照人的文化行为结构来展开。

斯普朗格对人的文化行为结构的论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个体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分这两个层面探讨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思想。

四、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

关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斯普朗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从生活形式的定义出发，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现实的问题，一个实践的问题。斯普朗格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人的生活实际、人的文化现实出发说明个体的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行为总是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人的实际生活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性来自于生活形式。人的实际生活也就是人的文化活动。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解决个体行为的客观现实性问题，就建立起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个体的行为总是要受到客观的文化活动的制约，而客观的文化活动又以生活形式为前提和基础，因此，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斯普朗格那里，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文化类型是生活形式的凝结，又通过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个体行为与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个体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之中，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个体的行为区分为认识行为、审美行为、经济行为和宗教行为等等；与之相应地，生活形式也区分为理论的生活形式、经济的生活形式、审美的生活形式、社会的生活形式，政治的生活形式、宗教的生活形式等等。这些不同的生活形式也是一些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型。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相结合，就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人。于是，人们就获得了理论的人、经济的人、审美的人、社会的人、权力的人和宗教的人等等。理论的人即是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是哲学家；经济的人是企业家、商人；审美的人是艺术家；社会的人、权力的人是政治家；宗教的人则是进行宗教认识的人和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斯普朗格在研究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时，反对先前的哲学家们把人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看作是一些彼此孤立的文化领域，主张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文化的整体。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都有其特殊性，都有一种为主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可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除了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外，还可以兼有其他的结构和功能。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相一致，是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在斯普朗格看来，揭示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主体而言，指认识的成就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是通用的、普遍有效的；二是对客体而言，指认识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世界的一般与普遍。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所具有的这两层意义的普遍性、一般性，表明了它们与人的智力的联系，是人的智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最初产生于神话中的理智因素，以后又与科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科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所以，人们通常仅仅从科学活动的特点出发理解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即是关于世界的图像和精神的符号。斯普朗格并不反对把科学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甚至还认为，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认识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反对把科学与认识画等号，视科学为认识的唯一形式。斯普朗格认为，人的认识除了与科学相联系以外，还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形式、审美生活形式以及宗教生活形式等等相结合，是对这些领域的生活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体现着这些领域生活现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正是从这种整体的联系出发，斯普朗格才肯定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具有上述两层含义。

同时，斯普朗格还从这种联系出发，说明人的认识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相联系，产生出多重功能：当认识与科学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具有理智的功能；当认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就具有了效用性功能；当认识与艺术活动相联系时，产生出直觉的认识形式；当认识与政治相结合时，知识就有意志和权力的意义；当认识与伦理学相联系的时，认识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功能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西方哲学的理论差别、体系各异，就在于哲学家们探讨认识功能的着重点不同。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对认识的审美功能的发挥；苏格拉底、普罗达戈拉的哲学是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西方哲学与认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认识功能的揭示和研究也最为充分。其实，从文化整体的发展看，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与认识行为和理论的生活形式具有同样的存在方式。经济行为与经济的生活形式相一致，以效用为其主要功能，但同时，又与理论的、审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审美行为与审美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主要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同时，它又与科学、政治、伦理的文化类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具有多种功能；宗教行为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信仰体系，但它同样也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多种功能。

斯普朗格在说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式：其一，斯普朗格以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改变了近代哲学仅仅以认识论的方式说明存在问题的研究方式。在对认识行为与理论生活形式的说明中，斯普朗格也谈到了认识论对于哲学建构的意义，但是，在他那里，认识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形式，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文化活动。把人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加以考察，是斯普朗格的认识论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第二，斯普朗格以对文化整体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哲学肢解整体的研究方式。近代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形式对于哲学的意义，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把不同的文化形式分离开来，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种文化形式。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把真、善、美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在它们之间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限。康德的论证是典型的近代哲学的论证方式。与近代哲学不同，斯普朗格在肯定不同文化形式特殊性的同时，更强调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正是这样，斯普朗格虽然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但他所研究、所揭示的依然是文化的普遍性和整体性。斯普朗格所说的客观性不是概念的客观性，而是文化的客观性。我认为，斯普朗格只是由于改变了近代哲学的上述两种研究方式，才能说明个体的行为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他所说的个体行为的客观性其实就是文化的客观性。

五、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

社会行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是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存在即是人的价值行为。人的价值实现是社会行为的最高目标，也是生活形式的本质内容。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问题的研究展开的。在这一层面上，生活形式的文化系统也就是价值系统。

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是人的本质，亦是人的文化活动。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价值分为不同的种类：经济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定的生活方式，经济价值来源于经济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来源于道德的生活方式、宗教价值来源于宗教的生活方式、理论价值来源于理论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来源于审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价值根源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的发展规律即是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价值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即是价值与生活形式的联系。

但是，斯普朗格并不认为，不同种类的价值仅仅与产生于它的生活形式对应。在他看来，不同的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创造的价值规范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生活形式。价值与生活形式处于多重的复杂的联系之中。斯普朗格主要从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生活形式，把生活形式看作是一种伦理学体系，于是，他也就从伦理学体系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生活形式创造的价值规范对于构造伦理学原则的意义，比如，经济的生活形式适合于效用的伦理学体系，理论的生活形式产生伦理学的实际的、理性的原则，审美的生活形式构造了伦理的内在体验原则，宗教的生活形式适合笃信宗教的伦理学。这就是说，伦理学的原则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生活形式创造的，而是多种生活形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中，斯普朗格用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表明他研究的社会行为着重指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伦理学的规范是约束整个社会行为的，它所塑造的是社会的人的文化心理。

斯普朗格在研究价值与生活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还研究了价值的内在构造以及价值实现的途径。斯普朗格把价值分为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客观价值是道德行为的赋予，主观价值是人的自我确定，价值的形成是在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中实现的，而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又来源于道德生活本身。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及其相互冲突就是价值的内在构造。与价值的内在构造相一致，价值创造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价值的对象物或价值客体的形式实现；二是通过价值主体或通过价值主体的体验确定人的价值。在这两种实现途径中，斯普朗格尤其重视后者，认为，正是价值体验形成了对精神结构的理解，从而构造了精神结构的复杂类型和多种精神形态的历史，同时价值体验也塑造了人的理想和人格。斯普朗格强调主观价值对于人的价值实现的意义，并不妨碍他对客观价值的重视和研究，只是突出了生活形式中的活生生的内容。这表明，他所说的生活形式不是一些死的文化形式的组合，而是以人的行为为核心展开的价值体系，是活生生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系统。

在斯普朗格对价值问题的论述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斯普朗格以生活形式为价值的根基，力图在生活经验的层面上研究价值问题，视价值为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的存在。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化哲学心理主义学派重视生活经验的思想，厘清了价值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即生活经验是价值的根基，价值只有植根于生活经验之中，才能成为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离开了生活经验，价值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空洞而无内容。第二，斯普朗格肯定了价值的社会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是一种社会的伦理规范，它是社会的创造物，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价值对个体的作用和个体对价值的体验是个体的社会化、客观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个体行为的客观化和社会化恰恰是以个体的价值化表现出来的。这就厘清了价值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研究人的价值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六、结语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的特色

斯普朗格在学派上承袭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派，又有自身的特色。与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体系相比，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强调人的文化行为对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由人的文化行为、文化类型和文化的人构成的，其中人的文化行为居于生活形式的中心地位。文化类型是由人的文化行为创造的，并通过人的文化行为表现出来，文化行为在创造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同时，也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的人，塑造出个体的或社会文化心理，形成人的理想和人格。通过这些研究，人的文化心理从认识论层面落到了实践层面，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于人的文化发展来说，也不只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是具有了实际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两点上，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别于狄尔泰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越了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体系。斯普朗格以对人的文化行为的研究突破了狄尔泰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开辟了文化哲学的实践思维的研究路向。这正是斯普朗格对于文化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第13篇

一、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意义

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在掌握确凿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思想政治课中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观察思考，并用自己的语言写成议论性文章就是思想政治小论文。

1.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广大政治教师要确立起自己作为课程教法的创造者和实施主体的意识，根据不同的选题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走向社会”，进行发现和创造，大胆打破观念的束缚、时空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初中政治教学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并不排斥学生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政治小论文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3.小论文活动能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实施

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要注意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以解决现实问题，要体现时代感、新颖感和生命力，要以事实为依据，善于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让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在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示和进一步提高。笔者每个学期都会在所任班级中开展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由于传统课堂教学只关注可表达性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十分重要的只能意会知识的学习；只重视了听、看，忽视了做，所以笔者在进行政治小论文教学的备课时会多花一些心思。具体活动方式是教师指导与学生个体活动相结合，活动的具体步骤如下。

1.教师指导。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其次，讲清活动的目的、内容、要求；再次，举办政治小论文写作讲座，介绍学生阅读优秀政治小论文。

2.学生的个体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收集材料，做社会调查。在学生掌握大量、可靠的感性材料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分析、整理、提炼与小论文相关的材料。让学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从实际中引出理论或结论。然后，拟定题目，撰写小论文。

3.教师指导。教师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解决撰写小论文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理论和认识问题，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水平。一般情况下，小论文可以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写作。

4.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评选小组进行评选活动，并将优秀小论文推荐上报。

5.在一学年小论文活动结束后，要对小论文活动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价，可采用教师小结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反思

以上方案的实施，鼓舞了学生的写作热情，使政治小论文写作这项政治课教学活动，得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笔者通过多年的政治小论文写作教学实践形成了如下反思。

1.选题内容应该注意时代性、现实性、针对性以及典型性。从获奖论文来看，所确定的题目应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运用，同时又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反映对社会的热点、焦点和敏感问题的关注。如：诚信、环保、校园暴力、中学生上网面面观等课题。

2.要精心指导。这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培养写作能力和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

第14篇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理论;以人为本;校园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概述

马克思人学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从哲学视角对人所做的思考，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马克思人学理论中所提到的“人”具有现实性，是具体的、发展的人，是与他人以及社会密切联系的人。“人的现实性”自始就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是人的各种需求，线索是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马克思人学理论产生的标志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才意味着科学的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正式形成。经过不断的发展与演变，如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又有了新的内涵。马克思人学理论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科学性在各国传播开来。主要包括列宁大力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新发展。不仅如此，在中国，我们有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以来，多次强调人才强国，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重点强调人力优势，更是对人学理论的弘扬。

二、高校校园文化活动调研

当前，各行各业都大力倡导“以人为本”，高校自然也不例外，多种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着，不论是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都力图实现“以生为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可喜的同时，笔者注意到作为高校“第二课堂”的校园文化活动在这一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为了获取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第一手信息，笔者进行了一次实地的调研活动，力图获取最真实的信息，找到不足，为更好地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出有效性建议。在本次实地调研中，笔者选取了就近的一所高校，在调查客体的选择上也是尽可能多样化，其中包括校内学生60名，教师30名，管理者10名。调查的内容是当前这所高校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状况。调研的形式主要是以访谈为主，让受采访者回答问卷问题，记录其真实的回答，最后整理分析。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你认为当前校园文化活动的缺点是什么?”好多受采访者都表示“校园文化活动主题单一”、“可参与性不强，形式化”;在“你愿意参加校园活动么?”这一问题，有一半同学表示不愿意，只有少数表示愿意。在接受访问的教师也表示，当前开展活动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必须以扣学分的方式才能“强迫”学生参与等等。从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当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普遍有学生主动性不高，参与活动热情度低，被迫性强等问题，在内容的设置上比较单一，大多走形式套化，只是为了搞活动而搞，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并没有发挥其积极作用，追根溯源，就是由于没有在马克思人学理论指导下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活动完全忽视了“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等原则。自然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如何开展好高校校园文化活动

笔者虽然只是调查了一所高校，但是，已经能反映出主要的问题了。就是没能重视人，针对此种现象，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方法论作指导，来进行校园文化建设，那么如何才能开展好校园活动呢?首先，校园文化活动的对象要“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在设计校园活动时，要多关注学生主体的思想，看学生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多贴近生活，把握热点设计内容，这样就可以提高学生注意力，增强学生的参与性。第二，校园文化活动活动在内容的选取与编排上，要提升与学生的契合度，要用全面的眼光来设计，遵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仅局限于诗歌比赛等学术性活动，也可以适当增加文娱，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在多领域发挥自己的能量。第三，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要多样，尊重人的独特性的前提下促进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最后，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要创新，多增加互动环节，这样才能真正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达到培养人和提升人的目标。总之，马克思人学理论强调“以人为本”，这就为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今后不论在内容的设计还是形式的创新上，都要重视人，这样才能使得活动取得好的成效。

作者:孟宏舟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武天林．马克思主义人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9．

［2］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4．

［3］李尹辉．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解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5(1)．

第15篇

论文摘要：试图阐释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哲学、诗学、 政治 学、语言学意义，并联系巴赫金所处的 历史 背景、个性命运，从宏观上去把握其 艺术 的深刻思考及其原因。

如今，在商品 经济 主宰人们生活，金钱成为人们主要的追逐对象，文学日益退出主流话语，日益边缘化状态的大背景下，文学理论园地则多少显得寂寥了。但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名字却为我们带来了一道亮色。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成为解释当下文艺现象(尤其是大众文艺)的绝佳上好的依据。国内有关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文本解释的研究层出不穷，本文则试图阐释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哲学、诗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并联系巴赫金所处的历史背景、个性命运，从宏观上去把握他关于艺术的深刻思考及其原因。

一、狂欢化理论产生的意义

狂欢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反叛，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渴求。但狂欢化理论又具有超越现实的永恒魅力，在诗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诗学意义

巴赫金狂欢化理沦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文学研究。传统的诗学研究，要么从社会历史的茫茫大海中找寻文学的根基，象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元素说；要么把文学的归宿定格为文本自身。如形式主义者把文本看成自律自足的客体。但无论是从外部出发作整体宏大的观照，还是向内作微观精神的审视，都在展示其理论严谨深刻时又表现出其狭隘与片面。WWw.133229.Com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却克服了这种“内”与“外”的对立。一方面，它并不离开文学自身的特性，而从文学自身内部结构出发，即从文本自身出发开始考察，这一理论主要是从研究小说理论开始的。他从小说体裁追溯到狂欢体、狂欢节，然后又涉及到民间笑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戏仿、俗语、怪诞肉体形象，以及这些形式是怎样渗透到文学中，并逐渐内化为文学性因素的。托多洛夫曾指出巴赫金比“形式主义更加形式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巴赫金是通过深入作品结构内部来把握文学的，他尊重文学的体裁、技巧等形式因素。另一方面，其理论又涵纳了社会历史的喧嚣与骚动。巴赫金认为，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是中性的，不可能不关涉意义，例如体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也不可能不传达某种意义。因此，巴赫金在研究小说体裁形式时，并不是共时静态地研究，而是做历时性地探索。他发现民间狂欢节这一文化现象对小说体裁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他考察了狂欢节产生的由来、兴衰特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民间笑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节日，更重要的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是“第二生活”，一种别样的冲击现实的完美生活。而狂欢体或者是后来的小说体裁则是完美生活的记忆形式，巴赫金称之为“体裁本身的客观记忆”。狂欢化理论既摒弃了形式主义学派与世界的封闭隔离，又避免了经济决定论者对文学阐释的僵硬性与强制性。对文学的研究。我们常常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告诉我们，“内”与“外”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交流互变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双声思维、对话艺术思维的确立，使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手段和结构有了新的认识。巴赫金认为，各种艺术因素、手段都可以熔于同一文学作品之中，即使是难以相容的因素。贵族与贫民窟下层人、哲理对话、冒险幻想等惊奇地交叉在一起，消除了原有体裁之间的对立，形成不同艺术要素之间的交往对话。同时在结构上，也可以利用几个情节线索平行 发展 的对话形式，形成对话结构。另外，也允许各种人物的不同思想存在。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文艺学中阐释了一种主体性思想，即“主体间性”。在巴赫金看来，以往的文学创作常常被一种独白的思想占据了。这主要表现在，作者统摄一切，控制一切，人物受作者支配。人物在作者的控制下失去了自主性、主体性。在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中，人物不是作为自由的人来看待，而是作为客体，作为没有思想的存在，人在这里完全物化了。人物丧失了主体性。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无疑大大加强了人物的主体地位。主人公与作者平起平坐、自由独立、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人物又并不是与作者绝对对立的，他不能离开作者，需要通过作者的观照来完善自己。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仅找回了已消失的主体，同时又加强了主体之问的交流互动。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虽然研究的重点是小说体裁，涉及的只是诗学领域，但这一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却超越了诗学的范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理论在人类的意识领域中掀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2．哲学意义

狂欢化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树立了新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 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两种态度：一元论和二元论。不管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强调绝对性。机械唯物主义只强调物质，唯心主义看重意识；而康德则表现世界与意识之问的不可调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的哲学精神确认心灵与世界的对立，但并不象康德理解的那样不可沟通。世界向我呈现为必然性，变成我自己安排的世界，转化成“我应当做的事情”。世界在本质上并没有意义，只是在我主动给予和世界被动需要的关系中才呈现意义。我处在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因而我有责任对世界作出应答。我通过我的活动行为所表现的价值来塑造世界。因此，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首先，它使人们摆脱了用刻板、僵化、静止的观念来看待人和事。存在并不具有自足性，它处于不断地建构与完善之中，处于价值关系中，处于未完成状态。因而，一切自以为是的制度、文化、真理都会在变易中消失。纵观人类各个文化领域，没有哪一个在当时看来具有完美性的哲学、制度等，不在时间的淘洗中而改造换新。同样，评价一个人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庸庸碌碌，因为我没有任何成绩。但这种评价只是表现此地此刻的，并不代表我的未来，未来的我处于不断地筹划与改造之中。这样说来，我是未完成的。所有人对我的解读并不适用于我整个的变化的人生。总之，这种哲学鼓励创造性、开拓性。其次，这种哲学提倡相对性精神。狂欢化理论摧毁了绝对真理，世界与心灵的问题并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二者如何协调的问题。世界与心灵都是相对的，都需要在其相互的作用关系中达至完善。因此，这一理论可以用来否定中心，瓦解权威。再次，这一理论主张平等对话，这就打破了独白的垄断地位。无论是官方的主流的思想意识，还是民间的次要的思想意识，都能平等共存，并相互影响交流。这对倡导世界的多元化，对话是有积极意义的。

3．政治意识形态意义

首先，狂欢化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意识，争取平等、自由的倾向。巴赫金着重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这个伟大节日的意义与文艺复兴这一文化转型时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是笼罩在神性之中的，当时尊崇的理性也是神的理性。人在神的权威中淹没了、异化了。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反对神权、反对禁欲主义、反对专制。巴赫金也顺应了这一潮流。他利用民间的一切诙谐形式来批判当时的教会和官方的片面严肃和僵化，“所有这些仪式和演出形式，作为取乐为目的的活动形式，同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都有明显的区别，可以说是原则性的区别，他们显示了看待世界、人和人的关系的另一个角度，绝对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的角度；”这不仅是一种与官方和教会相对的另一种生活，“第二种生活”，同时这一生活与官方建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对立的，相抗争的关系，表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那时有过一个诙谐形式和诙谐表现的广大世界同教会和封建中世纪的官方和严肃(在音调和气氛上)文化相抗衡”，‘任何教条主义，任何权威观念，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同拉伯雷的形象共容。这些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同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成规和定论，都是相敌对的”。巴赫金经常提到狂欢节上的脱冕加冕的游戏。这一游戏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其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国王遭受全民的殴打、辱骂，实际上是民问、大众的力量对官方、教会的战胜。可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仅是要恢复人类欢乐的节日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意义，即对等级制度、神学、官方的颠覆与瓦解，诅咒一切妨碍生命力的僵化、保守力量，将一切高贵的、精神的、理想的、抽象的东西降低。巴赫金的直接的政治寓意是指向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巴赫金生活在这种文化的边缘处，并处处遭受压制。因此他要用这种间接的方式来批判表达对这种牛活的不满。其次，狂欢化理论表现出对全民的关注。狂欢节不是封闭的、孤独的内心体验，而是通过相互接触获得一种集体性的感受，获得整个宇宙的统一感，“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人人都可以参加，不分等级，不分表演才能的高低，人人都被赋予了这种权利。甚至，狂欢节的感受是包括整个字宙的，无论人、野兽、植物、大地等都融混在一起，享受这种统一感、集体感。巴赫金在分析肉体系列时就表现了这种全民性，他认为肉体并不带任何自私自利的个人色彩。他认为，拉伯雷描写嘉佳美丽因吃牛肠而导致了脱肠这一细节，表现了人的身体与牲畜的身体接近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与动物的界限模糊了。人的身体或动物的身体都是整个宇宙身体的一部分，是全民性的共有物。与全民性紧密相联的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是公共广场，“只不过，中心的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呢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狂欢广场，即狂欢演出的广场，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在这里，广场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人民大众聚会的场所，也象征着尽情地享受着感官欲望却也理性的自由空间，即“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巴赫金更关心的是广场的象征意味，这种象征性是有政治意识形态意义的——即与官方的权威话语相对立。

巴赫金的狂欢节与其说是在摧毁旧的制度、旧的思想观念体系，瓦解权威和中心话语，即一种批判的表达，还不如说狂欢节是在构造政治乌托邦理想，“可以说，它们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 法律 生活，亦即按照自由的法律生活”。’自由、平等、大众的全民性生活，人人共有富裕，象大多数的乌托邦向往者一样，巴赫金希望“现实地和完全地回到农神黄金时代的大地”。

4．语言学意义

狂欢化理论反常的思维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一元论权威，从而使民间古老的方言、俚语、格言、谚语、学生开玩笑的习惯语等获得了新生。巴赫金认为，这些民问的粗俗语言并不是狭隘的，而是具有强大的解放力和再牛性，“骂就是死，就是青春既逝老死将至，也就是一个活牛牛的身体现在已成为一具僵尸……但是，也是在这个形象体系中，继死亡而来的又是复活、新的一年、新的青春、新的春天。因此，与辱骂相应的是赞美。因此，“辱骂与赞美是同一个双体世界的两个侧面”。

狂欢化理论又瓦解了弗洛伊德主义和形式主义所持的语言学观点，即认为语言是静止封闭的客体。同时，它使语言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语言既涵纳社会 历史 的喧嚣与变迁，直接关涉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意义，又具有对话性。这一新的语言学对整个欧洲语言学思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提供一些有力的启示。

二、狂欢理论产生的原因

狂欢精神自古有之，但为什么在巴赫金这里才形成一种诗学理论呢?狂欢节源于欧洲，但为什么这一理论却在俄罗斯产生?理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现实。

巴赫金在狂欢化诗学理论中，津津乐道于等级制度的颠覆，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新型关系，沉潜于自由，这是一个与他生活的社会现实迥异的天地，是对于现实的强烈反叛。巴赫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无沦 经济 、 政治 、文化、宗教等都达到了专制的高峰。整个社会极端政治化、教条化、绝对化，缺乏自由与活力。巴赫金一生都处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中。因此，狂欢化理论中寻求感官的满足，寻求原始的生命活力与自由，这也暗含着对斯大林统治的一种间接批判。

当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它是俄罗斯文化与巴赫金自身个性碰撞产生的结果。

1．俄罗斯文化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整个俄罗斯的文化就是杂语共生的多元的文化。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是横跨亚欧大陆的，而这样的地域特征又必然使俄罗斯承受东西文化的双面夹击。这个民族一直处在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的冲撞斗争之中。俄罗斯是一个矛盾的民族：“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同在，民族沙文主义与世界经济主义共生，世界末日——弥赛亚信仰与表面的虔诚共存”。pm因此，关于人生、理想、自由、上帝等，俄罗斯难以建立一个理性层面的权威：他们有的只是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不同的声音，只是争论不休的狂欢场面。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文化摇篮里，孕育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其次，俄罗斯独特的宗教信仰给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以直接启示。基督教分为丽个教派，西方国家属于两派教会，即罗马天主教；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则属于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有一条重要的教义，“关于救赎论，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有罪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神的，不死的生命。东正教认为每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必须自身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宗教信仰必须蜕变成具体丰富的肉身，而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念。救赎本身既不是神、天主能够单独完成的，它同样是凡俗的“我”自为的产物。上帝形象抛弃论集中地体现了俄罗斯这种独特的宗教思想。它指基督教放弃自己的上帝形相，采取奴仆的形象，卑微地受难而死。可见，对物质的关注，对肉体的迷醉，这是俄罗斯东正教思想极为重要的方面，正如尼古拉·齐尔诺夫所述：“俄罗斯宗教精神的基础信念是承认物质的潜在神圣性”。与上帝形象抛弃论相关的还有彻底的集体性。“基督教不是我们个人的，而是我们共同的救世主”，与个人价值相对立，集体价值具有优先性。从上帝形象抛弃论的传统中吸取营养，巴赫金把物质性变成吃喝拉撒性等日常生活的分析上，而把彻底的集体性转化为全民性的亲昵接触，宇宙万物之间的融通。

再次，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是巴赫金所论述的那些狂欢形象体系(小丑、傻瓜、侏儒)的直接源泉。圣愚，是伟大的矛盾体，他们在生活方式方面完全不遵循常规，常常赤身裸体．披挂引人注目的破烂布片，显得肮脏寒酸．粗俗不堪；但他们同时又具有超 自然 的神秘的力量，具有一定的预知能力。他们的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往往被看作高度虔诚精神的象征。总的说来，圣愚是丑陋的外形、不健全的智力和伟大思想的巧妙结合。圣愚在俄国是比较普遍的。圣愚现象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因为它是俄国社会生活中两大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即把基督教的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的行为的结果。萨满，是指治病和引发疾病的巫师。萨满教不必象基督教传统那样向神供奉牺牲．相反，他们致力于“巧妙使用”较小的神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事。因此萨满教信仰的神不是高贵、神圣、圣洁的化身．而更多承继了巫师的特征．或奇形怪貌，或疯疯颠颠。俄国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一直是东正教，因此萨满们的虔诚被看成是对基督教的虔诚。双重信仰冲突所产生的圣愚现象对俄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民族性格特征、 艺术 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各种在灵魂深处自我反省的人，各种具有精神变态的人，都无不受到圣愚现象的影响。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里的形象体系也即是这种圣愚现象影响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他们直接来源于俄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圣愚，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正反同体性。傻子、侏儒往往是伟大思想的载体，是孕育思想之花的土地。

2．巴赫金自身狂欢化的生活和性格为其理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