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近代 文化 保守主义 思潮
一、近代史上的两种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以降，面对飘洋东来、以新型工业资本社会形态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能否继续延展其几千年来不绝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长期纷纭不决的一大公案。文化保守主义便是在这场争论中对此始终持肯定态度，并身体力行地为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魂而呐喊的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流派。
说到保守主义，人们总不免将落后、守旧的贬义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决不全面。因为它还常常用来指对于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便是依据这一含义界定的。
在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有人认为这一思潮在我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1]也有的将其上溯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2]甚至还有把近代早期的封建正统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为“文化传统主义”思想脉络在各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加以综论的。[3]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时段概念，即指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人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于后一概念的把握显然更为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为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不仅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意态。进人近代以后，那种以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深闭固守传统文化的一切，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坚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质和主体不可变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但由于这类观念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看，都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觉的近代意识或以这种意识为主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段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人，还极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从近代前期视一切洋货洋物为“奇技淫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浊流的封建遗老，都是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血脉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务派的文化观，虽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较为务实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还是以顽固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因其基本立场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故本质上，也只能流为一种封建保守文化的变形。在其所设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体现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精神的“中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学或新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和补充，且这种有限的西学吸纳，也是以不损及封建秩序的稳定及其统治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因此，自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先前的对手顽固派，思想上实已合为一流，《劝学篇》在当时受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绅叶德辉、苏舆等顽固派人士的交口称誉，便是一种明证。
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仅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推翻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即使对于所钟爱的传统文化，也不一味偏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其文化观的内涵和关切目标都已显露出一种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从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学者史华慈(B. Schwaitz)所谓“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存下来的文化要素。”[4]指的正是这类文化保守主义。
依据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可明显地划为二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待主导的地位，不仅在于凭藉其原先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进人近代，本非其内部诸近代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运动中被裹挟卷人近代化潮流的。这种被动的过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的同时，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酝酿发展呈现出一种滞后状态。加之当时社会上下因普遍憎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对近代西学的输人亦往往连带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因素还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渐次展开和新文化观念在学术、教育、社会习俗诸领域的传播渗透，使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权威大为衰落，纲常名教也遭到抨击，以至于谭嗣同激烈地发出了“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5]的呼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步步失败的实践，也使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戊戌政变至庚子间保守派疯狂镇压维新、盲目排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其昏态毕露，人心尽失，并直接导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不复可振。、当然，这并非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从此已告绝迹。事实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遗绪依然存在，只不过因声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说不上有什么公开的号召力了。此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和文化思潮演变超乎常态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该派人员构成、运思模式前后也不无一些变化。大抵说来，到二十世纪初年，整个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实际上已成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合流之势，朝廷中最为顽固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等，经过庚子事变，或死或关或杀，剩下的迫于时势，在观念上遂向洋务派靠拢，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新政”，便是这种保守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一阵营又加人了部分原先有立宪倾向的人物，显得流品更杂，甚至对晚清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也有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着它的封建保守主义基本立场有所改变，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在时代大潮一往无前的冲击下，旧文化势力无可奈何、步步退却的窘态。
在中国，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二十世纪初年。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细审其政治倾向、运作目标和价值观念，都与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和形态的差异。故在考察和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时，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派生物，因为它本非这根藤上结的瓜，它的产生实在是别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时下有些人谈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喜欢用“中体西用”几个字来概括其文化观的基本倾向，甚至说他们仍未脱出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洋务派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我以为，用“中体西用”的词义来概括某种思想结构的状态未尝不可，但因此而将这种思想结构与晚清洋务派一律划上等号则大可不必。因为“中体”两字的涵义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务派的“中体”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专制为载体的政统和名教纲常为核心的道统相结合的封建文化体制;而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所肯认的“中体”，则更注重于体现民族历史精神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将中国文化的道统与旧政统分离出来，还极力赋予其非封建性甚至现代意义的诊释，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学者陈寅倍自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
间”，[6]便将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务派一样。
诚然，由于这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所凭藉的基本思想资源都是传统文化，其语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观念，常不免有相似之处，以致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进步学者一概视为封建文化的余绪而加以斥责。近年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则又有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将某些本属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或人物混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加以评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义本身所具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对这一近代文化现象进行更为深人细致的分析，我们便不能不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
二、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的考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几乎是与“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种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7]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依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察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政治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依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丁此。”即西人对此，亦未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疚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8]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9]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剧和西学输人潮的急速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略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故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十，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靡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10]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发达，竟“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正大光明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诅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晌而国将无与立钦!”[11]须知近代以来，西方英、俄等列强侵灭某些弱小国家，就是采用变乱其国学语言，进而灭其种性的手段来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整体危机感，激发了他们试图以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保国保种”的文化保守意识。
二是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当二十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大规模输入和学习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们的批判，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近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固然促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内在矛盾。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首先爆发。十九世纪中叶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其体制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抨击。如英国的飘锦(A. W. Pugin， 1812一1852、纳斯钦(John Ruskin， 1809一1900)与莫理斯(William Morris， 1834一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恶、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一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狠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质主义之中”。[12]法国的蒲鲁东(Piuudhon， 1809一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一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一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日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胺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13]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川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政治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不少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大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人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士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政治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睿、梅光迪、胡先骄、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致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东方文化派本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总称，其人员包括《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及章士钊、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路，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粹派山于受到瓜分危机的深刻刺激，其文化思路突出的是民族主义这一主基调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似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此种思潮流变的动向，除了受到时代进步和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支持外，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信仰危机”和企望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偏失的意识，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而世界文化价值多元论的则获得了相对活跃的空间。学衡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观便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他们不但能以较为理智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还极力主张民族文化应走出国门，贡诸世界。这种立足于文化多向互动的世界主义意识，不独表现为他们的西学素养乃至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整体上已进入一个较高的认识层面;更在于他们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思索，已开始注意从世界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中加以判定，故无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都应视为推动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觉表现。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他们的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深度仍嫌不足，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亦不免失于宽泛笼统，但已逐步确立起基本的运思方向和理论构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对后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进人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是在二十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建设方向依然为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界所关注。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所引发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从基本内容看，虽然只是“五四”以来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余波，且《宣言)本身所论亦并无深刻之见，但却引起了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响应。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讨论中，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字达一百五十余篇，[14]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前有所推进。通过讨论，“全盘西化论”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价亦渐趋全面，并从学理上加深了人们对中西文化差异及“现代化”内涵的总体认识。不难看出，“中国木位文化”论者以折中调和姿态打出的“不守旧，不盲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旗号，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人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间题。
最能显示此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流色彩的，则是现代新儒家的活动。该派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张君动、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五四”时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开打出现代“新孔学”的旗号，鼓吹复兴儒学，将全世界都引导到“孔子的路上”。在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动复极力倡导以宋明理学的道德精神涵养现代人性，以救时弊。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部分人士的响应，这些人互通声息，有的还结为学社进行团体活动，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宗旨甚至学术传授系统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三十年代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活动集中体现在二个重要方一面。一是社会改造的实践尝试，这主要以梁漱溟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二是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以熊十力的
综上可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显示r一种逐步深化的趋势。大致“五四”之前，其运作多局限于一般文化主张的阐发;二十年代中叶以后，则开始进人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建设阶段。这种演变，既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不断积累衍化的自然结果，也与整个社会乃至各种思潮的互动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从它身上映照出的，决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特征。
三、如何认识现代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互动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是近年来学术界时常论及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对两者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近代文化建设本该遵循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这种看法，确乎是折衷至当之论，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迟来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体察一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曲折历程，便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思潮间的左右震荡和冲突，不仅客观上很难避免，而且还存在着某一方面的历史合理性。
按照旧时中国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恋旧的一般社会心态，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线的。是以在进人近代社会的最初半个多世纪里，上自朝廷，下至间里，无不谨谨以“保守”为务。即使是主张改革的，也不得不极力从旧经史中发掘“变易”、“维新”的训条，或者编织出“西学源出中国”的故事，以减少革新的阻力。然而，这种保守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头地赔款和民族耻辱。在几经失望到绝望的痛苦仿徨之后，激进主义才开始找到了其发酵的社会土壤，并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最具社会感召力的时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视之，“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力倡“根本排斥”传统文化和“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现代文化建设路向自然不见得都妥当。但对此，一些当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胡适就说过，他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乃是因为新文化建设“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网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15]这可以算作他的“全盘西化”论正解。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摆诸当日中国的情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应验了文化变迁史上“矫枉难免过正”的常态。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对激进主义不满而起的反动，实际上却自有其更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文化演变的态势而言，现代化潮流的急邃推进，在不断拓展其进步空间的同时，必然会因新旧体制的大转换而伴生难免的阵痛。这中间，不仅包括陈寅惜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16]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怅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还因“破立”之际的剧烈震荡和文化改造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粗浅欠缺，势必使社会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不安乃至抵触，尤其是当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和弊端而难以自解时，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并长期影响不衰的社会思想基础所在。
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路线上，“西化”或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模式的更新主张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个社会体制以“变革开新”为主题的大趋势，因而得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而文化保守主义却时运不济，一直受到社会的相对冷落。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改变此种颓势。
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总体文化思路与“当下”时代使命间的某些脱节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结构变动。由于该过程是在强敌频侵和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成了这一变革年代最为激越悲壮的主旋律，任何文化思潮、流派、主张与运动，只有当它和这个主旋律的节奏合拍时，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或呼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十民族救亡这一方面的时代主题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如晚清和抗日战争时)形成特有的影响，但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滞缓，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而是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这类现代病。这样的主张，理所当然地不为历史所认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主脉或即或离的状态，框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并不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是树立了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形象。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大多是深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容或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但却无不浸透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其对新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弱点和将文化更新简单化做法的批评，也足以启人深思。故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趋势看，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仁实起着推动其不断由表层拓向深处，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趋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上虽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上则并不与当时的保守政权为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都采用过笼络或威逼手法，试图令其服从于当局的保守政治，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三十年代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蒋介石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17]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1946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问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一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了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18]这种现代学人的独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他们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设性的贡献。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一条从不断流的长河，精神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极强的延续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正须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新局面来。鉴此，其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意义”的成份，如人生哲学、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学观念与方法的挖掘，还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互补、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是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并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惜、柳治徽、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独到的一面。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一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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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
[13]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六、七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4一956页。
[14]此据罗荣渠《从“酉化”到“现代化”》(载1989年2月2l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统计。
[15]胡适:《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
[16]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俗学术文化随笔》第4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近代化的含义及中国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顺应趋势，抓住机遇，主动争取，就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在挑战与机遇面前，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就会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反思；“新民”；“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53―06
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some Chines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became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reflection on cultur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Yan Fu's Original Strong and Tan Sitong'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eory，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political movement. It is favorable for clarifying the goal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to strengthen its actual effect， but it is likely to alter course in cultural thinking， leading to disruption and absolut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reflection thinking ； “New Citizen”；“New Culture”
文化是一民族的精神纽带。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形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国人置身于其中，“日用伦常而不知”，自然、亲切、亲和。同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文化不曾遇到过真正挑战，即使有所遭遇，比如佛教北上，最后也是在相互融合中逢凶化吉，因此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和优越感。然而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主要是一批忧国忧民之士鉴于社会危机的频发以及危机应对中的屡屡落败，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当是文化问题。于是他们逐渐展开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希望由此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化反思的社会思潮。文化反思思潮活跃时间较长，影响很大，对其作专题研究，很有必要。是故本文对其作一探讨。
一 文化反思思潮兴起的原因
文化反思思潮在中国兴起并走向高涨，有文化自身的原因，但主要是客观环境使然。
首先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刺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始自明代中叶的传教士，但传教士介绍过来的西方文化最初较为零散和有限，且遭到国人的“群起非之”，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列强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才挟其大规模涌入，人们也才对其有所认识并加以重视。
文化是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按照认识规律，人们对一种文化的认识，必当首先起自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受，然后从物质文化进到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世纪国人感知西方文化是从其“坚船利炮”开始的。它使人们领略到西方国家有着中国远所不及的“长技”，带给人们“技不如人”的联想，由此导出了一场“师夷长技”的物质主义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是因其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哲学，仅仅着眼于器物制造，故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却未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而没有这种变化，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果不其然，洋务运动的成果未能转化为国家的对外实力，甲午战败即是明证。
甲午之战给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刺激。经此一役，“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缘于器物而且缘于制度，而少数精英人物则开始把视角转移到文化方面来。如严复当时明确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这是造成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总根源；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着手，将此作为治本之策。“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严复：《原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17页。谭嗣同认为，国人长期以来被笼罩在“利禄”、“俗学”、“君主”、“伦常”、“群教”等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网罗之中，思想遭到禁锢，不得自由。他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网罗，争取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以为如此方是救国救民之道。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290页。梁启超则以羸弱之人易遭风寒为喻，强调中国之所以屡受外敌欺凌，根本原因“不在外而在内”。“夫各国固同用此主义也（即民族帝国主义），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有隙与无隙之分而已”。故欲抵御和解除外患，非从消除“内隙”下手不为功。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严、谭、梁诸人在甲午战争发生后均提出大致相同的看法和主张，表明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文化入手谋求救亡，开始成为人们的道路选择。
其次是内因的推动，这主要表现为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形势引发了人们的新思考。梁启超有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而被“唤醒”之标志，乃运动的兴起。的发动者受甲午战败之刺激并吸取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将改革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希望通过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同时辅之以汰冗官、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使中国摆脱弱国处境。然而这一目标终未实现。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当事者的梁启超事后归纳出“分原因”共十三条，而视“总原因”为太后与皇帝“积不相能”以及顽固大臣痛恨改革。关于后者，他举发生于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身上的两件事来说明。一是张在否决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的提议后，回答对方“我虽不行小轮，宁能禁外人之不来乎？”的诘问时所言：“虽然，但其祸不可自我当之耳。若吾与君离湖南督抚之任，以后虽有事而非吾两人之责也。”二是当德人强占胶州，列强分割中国之议纷起之时，有人问张：“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答以“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梁启超认为，张之洞作为“大臣中最贤而有闻于时者”，于国事及改革之态度竟如此麻木不仁，“其他出张公之下数等者”更可想而知；这不仅反映出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自私，更反映出国民性的保守落后。既然如此，“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梁启超：《戊戌记》，《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181、213-214页。故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革思想家加大了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反省，开始朝“新民”方向努力。
失败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势则将这种反省向前推进一大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致力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以为帝制，建立共和，政治目的就达到了，政治任务就完成了。孙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一时间即宣布今日“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旋即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专心从事民生建设，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但是孙中山的饭鄄⒉槐砻餍问普娴囊慌纱蠛茫很快，民国在北洋军人手中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而且这块空招牌也几度摇摇欲坠。辛亥革命的果实为何丢失？民主共和为何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对此很难用革命不彻底来解释，而只能用文化原因来解释了。用文化原因来解释，即如稍后陈独秀所言，中国缺少一个国民运动。他认为，凡一党一派之所主张，只有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才能有所成就，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日本之维新，均起自国民之反抗运动，故而能够成功；反观“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共和也好，帝政也好，维新也好，复古也好，“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不过党派之胜负，于社会，于国家，则无根本之进步。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国民不关心个人权利，也不关心国家事务，暴露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有鉴于此，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文化作为突破口。他们以空前的文化自觉，以“运动”方式对旧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将“文化反思”推向一个新高度。
再次，传统文化本身的局限或缺陷，也是促使文化反思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许多不可忽视的优良品质和独特价值，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予以珍视和发扬。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其虽然与传统社会相适应，却有不少方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比如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伦理和等级观念，窒息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意识，阻碍了民主、平等观念的生长；儒家倡导的“大一统”观念长期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对政治的民主化起着阻碍作用；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重农轻商的经济伦理，以及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无法为发展工商和科学技术提供精神动力；等等。因此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就日益显现，其固有局限也就日益暴露出来，此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便成为必然。就此而言，文化反思乃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是由传统文化自身的状况和特点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化反思思潮发展的几个阶段
本文所谓文化反思，是指时人在近代社会条件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缺陷进行检讨和批判，同时对西方文化予以借鉴，以求实现文化革新进而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活动。
社会思潮意义上的文化反思，集中出现于19世纪末年及其之后，然而作为一种现象，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即已发端，这就是龚自珍、魏源等开明士人对中国社会已步入“昏时”的提醒，
龚自珍：《尊隐》，《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以及对“伪饰”、“畏难”、“养痈”、“营窟”等种种“人心之寐患”的揭示；
魏源：《原叙》，《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第73页。而魏源对“夷之长技”的赞许以及“师夷长技”主张的提出，则表明时人开始认识到本国器物文化的落后。魏源的主张在二十年之后得到集体性回响。其时有感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一批洋务思想家发出“警世危言”，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广取“诸国富强之术”。他们的洋务主张以及同时开展的洋务运动，丰富了龚、魏当年的看法，在其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表明，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已经改变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大心态，开始正视传统文化主要是器物文化方面的不足，并致力于加以克服或改变，从而具有了文化反思的意味。不过应该看到，这一阶段上的文化思考总体上还较为朴素和直观，这是由人们的身份、地位、见识以及所处社会环境所致。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75页。这就十分明确地将国运寄托在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培养上，寄托在文化的革新上。
梁启超的文化反思除了体现在《新民说》一书外，还体现在当年由他挂帅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一场思想论战中。其时，梁氏用以反对革命和共和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国民性的落后，强调在此情况下，若行议会政治，议会必为少数人所操纵；若行政党政治，政党必成为少数人手中之工具；若行民主选举，则人民将视权力如弁髦，选举舞弊甚至武力破坏等乱象将会层出不穷。故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甚至也不能行君主立宪制，而只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470页。梁氏的这些观点遭到革命派的驳斥，然而其基于文化层面的思考较之革命派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却来得更为深刻。
梁启超以“新民”为题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在当时影响甚大，它“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
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1页。在梁氏带动下，文化反思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并在社会上激荡开来。
接下来，再过不到十年，在民初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文化反思的高潮到来了，这就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当时正值袁世凯当政，思想文化界沉渣泛起，尊孔读经以及孔教国教化鼓噪搞得社会上乌烟瘴气。此时陈独秀、、胡适等一批进步文化人敏锐意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的反动，根本原因却是广大国人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处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据此他们认为，要改变目前状况，就要启发人们的“政治之觉悟”，不仅如此，还要启发人们的“伦理之觉悟”，使之认识到纲常名教“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与近世西洋“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道德政治极端相反；认识到“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从而自觉与纲常名教决裂，成为具有独立自主自由之人格的现代国民。他们把这种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指出：“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最后之觉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正是为了启发人们的“伦理之觉悟”，他们对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发起猛烈批判，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进行热情歌颂和提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关于新文化运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毋庸赘述。这里只须强调一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实质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次全面深刻的文化反思运动。它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省视，对其中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容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思想观念得到张扬并在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当中逐渐树立起来。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成绩和达到的高度，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反思达到的高度。它标志着文化反思思潮达到高潮，也预示着这一思潮行将退去。
三 文化反思思潮之反思
文化反思思潮的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其他许多社会思潮相比，它的活跃时间稍长，前后共计二十余年。但它又和它们一样，从特有的角度映照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其本身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反思思潮与社会政治形势及政治变动的紧密联系上，即文化反思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变动的副产品，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诉求。如前所述，文化反思思潮在晚清出现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本来就是与几大政治事件密不可分的。甲午战败、戊戌、帝制运樱直接导致了这一思潮的兴起和高涨，把人们的思考引导到文化方面来。这反映了近代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思维习惯，即当政治出了问题，便到文化那里找原因；而实际的现实政治状况又确实表现出与文化相关。故而人们从政治转向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乃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是人们认识深化的表现。不过如此一来，也容易造成另外一种情况，即文化思考难免受到政治形势的规约，政治诉求直接转化为文化诉求，文化思考的独立性便打了折扣。因此尽管文化解决方案一般来说旨在治本，但最后结果却无法满足这种诉求，只能停留在浅在的实用层面；而且文化思考总是跟着政治形势走，政治形势一有变动，文化运动也就退场。于是我们看到，在历次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虽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有一点则大致相同，即反思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缺乏价值层面的探讨。比如在甲午战败刺激下出现的严复式文化思考，主要是在与国家富强相关的问题上作文章即所谓“原强”。严复虽然敏锐发现了“自由”的意义，且用“自由不自由”解释西方所以富强和中国所以贫弱的秘密，但没有由此深入下去，因而自由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反而被富强逻辑所遮蔽。谭嗣同在维新运动的背景下呼吁冲决网罗，表现出与传统势不两立的冲天气概，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是现实的又是宗教的，而他将批判矛头指向旧的伦理纲常又与他儿时的家庭遭遇相关，故而虽然声称要冲决网罗，实际上只是将其撕开了一个小小缺口。梁启超从对变法失败教训的总结中洞察到国民性的重大缺陷，为此提出“新民说”，把国民性改造问题突显出来，从而有力提升了文化反思的水平，但是他的许多观点是与当时的思想论战同步展开的。文化反思被用作工具，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导致其一些看法不免有绝对化之嫌。新文化运动更是如此。鉴于袁氏上台后的政治反动，陈、李、胡等进步知识人发起了一场基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反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声势颇大，规模不小，发动者也尽量避免“批评时政”，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仍未能脱离政治的羁绊，以致文化反思带有相当程度的情绪化色彩，而运动本身也只是“昙花一现”，其阵地很快被“卷土重来”的政治运动所占领，文化反思潮流就变成涓涓细流了。
与政治的关系的过度紧密不仅使文化反思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打了折扣，而且还使反思带有了片面性，文化反思几乎成了文化批判的代名词。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带有严重的时代局限，许多方面与近代社会不适应，因而必须批判和剔除。但是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包括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特有智慧和精神品质，具有不少超越性价值，对于这些应该予以保留和发扬。可是在文化反思过程中，人们缺乏客观的评判态度。他们从现实需要出发，专注于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局限或缺点，对其中的合理方面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于是文化反思就变成了单纯的文化批判或绝对否定。这在严、谭、梁、陈、李、胡等人那里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而在陈、李、胡等新文化人那里尤其突出。激进的新文化人将批判矛头几乎指向整个传统文化：旧政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旧戏剧……，对“孔家店”更是毫不留情地一“打”了之。这种绝对主义的文化态度尽管其来有自，却与文化反思的本质要求存在着不小距离。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同时，学者们对近代(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作了研究。张岂之等《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虽然没有使用转型概念，但已开始关注“新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区别与关联。刘俐娜《 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关注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历程，后修改成《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一书出版。叶建撰《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一1949 )》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12年正式出版。稍后他在《试析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著述与近代历史学的转型》一文中，对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曹佐熙的《史学通论》、柳治微粼国史要义》、陆慰德的《史学方法大纲》、刘咸忻的《治史绪论》、吴渊民的《史学通论》、吕瑞廷和赵I}(璧的《新体中国历史·叙论》、汪荣宝的《史学概论》、李泰菜的《史学研究法大纲·自序》中的史学理论中展示的史学近代转型作了探研。
除了综合性探讨外，还有学者分别对近代史家、史体和专史从转型角度进行了研究。卢毅的《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汉《史学月刊)21106年第10期)，对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从学科体制方面致力于近代转型的作用作了肯定。舒习龙在《典志体勃兴影响近代史学转型汉《中国社会科学报冲16年3月21日)中，指出受到高官和学者重视的典志体史书在史学转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陈永在《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汉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中从专门史的角度探讨了史学的转型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人，学者们开始对近代史学(晚清民国)转型中的“新史学”和“新汉学”的关系子以探讨。王学典在《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中指出，中国现代史学同时循着两条不同路线发展而来。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新汉学”;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新史学”，两条路径从齐头并进变成此起彼伏。杨念群在《“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指出民国初年的新史学主流，强调科学地无限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忽略对历史进行宏观或规律性的解释;而传统史家则坚持史学应该传承文化精神，洞悉“世变”走向与实施道德评判。
上述研究，要么用近论直接分析明清(或称前近代)史学的近代因素及其价值，要么直接讨论“新史学”以来的近代史学的特点和意义，而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则有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他从接受史的角度探讨了章学诚史学在近代的复活及在转型中的作用。刘开军粼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忻的章学诚研究》也从民国学人刘咸忻将章氏之学与鲁宾逊的新史学相提并论上重新阐释了章氏之学的近代价值。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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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0401 公安管理 公安信息学（00372） 犯罪学（一）（002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大学语文（04729） 涉外警务概论（00373） B040102 学前教育 学前比较教育（00401）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00403）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00881）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008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学前教育心理学（00882） B040107 教育管理 教育预测与规划（00454） 教育经济学（00451）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学前教育管理（00457） 高等教育管理（00459）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B040108 教育学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教育学原理（00469）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认知心理（00471） B040112 小学教育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英语（二）（00015）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03330） 文学概论（二）（0054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0332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B040125 义务教育（初中数学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初中数学课程与教学（09294）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初中数学教学实践与反思（09295）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B040125 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初中英语课程与教学（09297）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初中英语教学实践与反思（0929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B040125 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初中语文课程与教学（09291）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与反思（0929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B040125 义务教育（小学教育方向）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义务教育班级管理（09335） B040202 思 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道德（00480） 科学思维方法论（00483）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人生哲学（00482） 欧洲哲学史（含欧洲哲学史原著选读）（0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政治学概论（00312） B040302 体育教育 心理学（00031） 体育保健学（00495） 体育科研理论与方法（00500） 英语（二）（00015） 体育测量与评价（0049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体育教育学（005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C050105 汉语言文学 外国文学史（00540） 外国文学专题研究（0617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3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语言学概论（00541） 汉字学概论（00820） C050201 英语 高级英语（00600） 第二外语（日语）（00840） 外语教学法（00833） 英语写作（006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第二外语（法语）（00841） 语言与文化（00838） 外刊经贸选读（008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C050305 新闻学 文学概论（一）（00529） 新闻摄影（00659） 公共关系学（00182） 英语（二）（00015） 新闻事业管理（006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外国新闻事业史（0066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B050309 公共关系 领导科学（00320） 现代媒体总论（03300）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人际关系学（03291） 国际公共关系（0329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B050410 美术教育 美术鉴赏（00744） 中国画论（00745） 美育概论（00746）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美术教育学（00747） B050433 视觉传达设 计 现代设计史（05544） 视觉表述（05545）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创意网页设计（0555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广告设计与创意（00755） B060202 档案学 外国档案管理（00789） 中国档案事业史（00785）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00346） 英语（二）（00015） 科技档案编研（0079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行政史（00322）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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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专业代码及名称 10月20日上午 10月20日下午 10月21日上午 10月21日下午 000000不考外语加试课(全部专业) 05827内蒙古民俗与文化 05828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02126应用文写作 05830公民道德与修养 020106金融(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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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61财务报表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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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20208市场营销(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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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74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20314销售管理(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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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80762计算机应用软件(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80806建筑工程(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404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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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6护理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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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1儿科护理学(二) 100805药学(本)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524药用植物与生药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20203会计(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9旅游管理(专)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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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0301行政管理(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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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12英语(一) 030403公安管理(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0101学前教育(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394幼儿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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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393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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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5蒙古族古代文学 05572语言学概论(蒙) 050207英语(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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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势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
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9篇
2．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还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界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人主张辛丑和约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有人主张半封建从洋务运动起至辛亥革命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则从鸦片战争起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完全独立为止(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还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种类型(陈胜粦：《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学术研究》1989年2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的则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而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从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
近几年对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有的主张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有的主张以政权更迭为分期界标，将近代史分为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三段(邱观建：《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有的主张按中国现代化过程分期，将近代史分为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丁日初：《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2期。)，与此相类，有的提出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期，称中国近代史，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终结期，称中国现代史(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4．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课题——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几年继续取得进展。继1983年上海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后，1988年11月在南昌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无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分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官僚资本主义问题，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系政治概念。后进国家依靠政权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国家资本不能称作官僚资本。在资本形态上，官僚私人投资与一般企业中私人投资相同，均属私人资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企业中出现的是民族资本家，而未出现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就已出现，至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最后定型。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在具体企业里官股股东资格，直接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表明了官僚资产阶级身份(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作上、中、下层的区分，并将这种阶层划分与政治态度上的左、中、右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家无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高潮低潮的起伏而变化的，不是按“上、中、下——左、中、右”公式表现的。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是时代中心，对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起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60年中时代中心仍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在20世纪初年到五四前十年中充当了时代中心，有人甚至认为，就是这十几年里，资产阶级也没起多大作用。有人还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过去一般都认为较晚。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承认兼有买办职务或不兼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那就可以确定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近几年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本集团和近代商会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有天津市档案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和夏东元著《盛宣怀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等书出版。
5．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拓宽，除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进展外，突出的有近代军事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发展。1986年12月举行了首届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近代军事史学会。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著作均有出版。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对秘密社会，社会风尚、意识心理，人口，租界，移民，灾荒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均已着手，出版有蔡少卿著《中国会党史研究》、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著作。
二 晚清史研究
1．鸦片战争
近几年对鸦片战争中清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态度研究有新的认识。如鸦片战争前夕关于禁烟的争论，并不存在弛禁和严禁两派的斗争，更不能与后来的抵抗、投降方针联系起来，是道光帝的禁烟态度影响了内外大臣(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过去对林则徐的被黜，说成是清廷投降主义和扶满抑汉政策所致，现在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林则徐违反了道光帝的“护国体、避边衅”的对外政策，以启边衅罪被黜(见王纪河：《1988年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的新说五种》，《历史教学》1989年6期。)。
2．太平天国
近几年出版的资料著作有《天父天兄圣旨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王庆成编注），《太平天国运动》（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著）。一般研究均在细部深入探讨。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提出了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一般学者均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引发了洋务运动；《资政新编》是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显示出先进中国人为国家近代化绘制了蓝图(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2期。)。有的学者说：太平天国促使小农经济大发展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助产”作用(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但也有反对将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的意见，说农民造反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资政新编》是由洪仁玕个人偶然因素造成，而非农民起义的必然产物。洋务运动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79—1988年10月间共一千余篇，专著资料40余部，不久前有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出版。1987、1989年先后举行了第四、五届洋务运动史学讨论会。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直争论较大，第五届讨论会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与会者中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化工业运动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它成为中国从手工业生产进步到机器工业生产的转折点，它提倡新学，兴办新式学堂，开创向外国学习的风气，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只是“封建主义的近代化”(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对于洋务派的外交，过去往往称之为妥协投降外交。现在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外交，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转为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地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有妥协软弱倾向，但这是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关于洋务运动的成效，有的论者强调其失败，说它未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反而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它是近代化的开端，完成了时代所给予的历史任务，不能说它失败。它延缓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4．戊戌维新
近代史学界对戊戌运动的评价，逐步改变了过去因其是自上而下改良而贬低的态度，1986年有王侙著《维新运动》一书出版，1988年11月在广东举行了戊戌维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研究者们提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它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学术月刊》1988年10期。)；它是近代中国国体改革运动的先驱(方志钦：《维新反思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4期。)，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马洪林：《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1期。)。有的论者称它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改变旧制度的角度说也是一场革命(见史之：《群贤聚南国，兴会论康梁》，《文汇报》1989年1月17日。)。
5．清末人物研究
近几年对清末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奕訢、慈禧、光绪等均有不少研究，而其中突出的是对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与过去斥责曾国藩为卖国贼、反动派不同，一些研究者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说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在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第一个新式学堂，开设第一所翻译馆，先后派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制定留学章程，他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发展，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许山河：《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的研究者则继续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将曾国藩与洪秀全对比研究者，认为洪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曾国藩彻底守旧，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有的文章论证了曾国藩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旧物，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愿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6期。)。对李鸿章，过去也斥责其反动卖国，现在研究者逐步改变了认识，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高出一筹。他是有爱国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当然他有误国之处，但他不是卖国贼(陈旭麓：《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文汇报》1988年12月6日：张礼恒：《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齐鲁学刊》1989年5期。)。有的过去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承认，李是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有误国而不是卖国，他在自强御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不过，有人认为，前些年对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物评价，给予了“不应有的推崇”(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6期。)。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也在提高。研究者称康梁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与革命派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他们在开发民智思想启蒙方面比革命派做得还更多一些。有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等书出版。
张謇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过去因其立宪立场而加以批判，现在研究者指出：他从封建士大夫行列中游离出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立宪运动的首领，致力于推进中国工农业的近代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人”；他通过实践，提供了在中国实行地区性资本主义改造的近代化模式——南通模式，他在政治、实业、教育三方面的革新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章开沅：《对张謇的再认识》，《江海学刊》1988年1期。)。有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评传》一书出版。
1987年举办过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举行了李鸿章研究学术讨论会，李鸿章讨论会论文集成《李鸿章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
三 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是史学领域新兴分支学科，自70年代起开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日渐丰富，呈现繁荣景象。继1984年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后，1987年又举行一次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民国史著作资料出版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二卷三册已于1987年出版；《民国人物传》已出至第六卷。凡民国时期重要事件一般均有专题资料编辑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于1987年出版。《民国档案》刊布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除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外，还按专题编辑原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关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战役的回忆录和其它专题资料。
民国人物研究进展较快。《孙中山全集》11卷已出齐，孙中山藏档及孙中山研究的资料著作出版多种。1986年11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颇为盛大。蔡元培、胡适、汪精卫、廖仲恺和何香凝、冯玉祥、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文集传记或年谱均有出版，有的人物的传记出有几种。近几年蒋介石的传记亦有几部问世。对蒋介石的记述已从政治性批判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对其早期革命活动和抗日表现有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民国史专题研究也有较大进展。除辛亥革命史外，护国运动史、北洋军阀史、武汉国民政府史、抗日战争史均有资料和专著出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过去专讲解放区战场，现在重点转入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对其战略指导和各重要战役均有探讨。1987年抗战爆发50周年，全国举行学术讨论会多次。在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举措评价较前客观全面。如对其币制改革、抗战准备、抗战态度等的评价。民国政党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和民主党派史的资料专著出版多种。民国经济史研究进展，近有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出版。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亦有所开展，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反传统的估价存在不同认识。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
四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颇受重视的专史，研究正逐步深入。近几年出版的综合性著作有丁名楠、张振鹍等人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刘培华编《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
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中美关系史状况，吸引着研究者极大兴趣。1985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国际的和国内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近几年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和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等书出版。丁名楠主编的《近代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已出版两辑。
中苏关系史近几年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四卷均已出齐，现在正编辑《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有关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中苏贸易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等问题的论文陆续有发表。
中日关系史方面，除了中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外，近几年有《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汪向荣著）、《中日近代启示录》（王晓秋著）等书，探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中英关系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主持撰写19世纪的香港史专著。
中外经济关系史方面，近几年海关史研究有一些成果。出版有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文集）、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卢汉超《赫德传》等书。1988年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1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过去的事件跟眼前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的对话”。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传统、历史连续性，并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的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本质讲，就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故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割断与现实中的联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被彰显得特别鲜明。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应通古今之变，重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更应围绕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格的完善来定位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功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学功能。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思想史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371-01
思想史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思想史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以及独特的理论方法，但思想史的概念却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外来词，30年代中期冠以思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1935年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思想史才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拘牵而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到90年代，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些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
例如：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总体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注释：
（1）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2）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 福建人民出版社
（3）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3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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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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