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论文范文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代文论；学科；规驯；科学

作者简介：周仁成，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19-08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热点便是它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谈到转换必然涉及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1]。中国古代文论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日起就已经丧失了言说的对象，成为学者研究的“秦砖汉瓦”，成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故纸堆”。当然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失语，“失语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2]。中国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到底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一番知识学的考古。

首先，“学科”（discipline）在中国纯属舶来品，它首先是各种权力规驯的结果。据霍斯金（Keith W. Hoskin）与麦克夫（Richard H.Macve）《清算与审查：学科权力的一个谱系》一文考证：“（学科）源自一印欧字根……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均同。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3]可见西方现代学科的兴起完全得益于当时新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兴起。后来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进一步谈道：“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力，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4]（P45-46）“因此，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标志着历史延续性中断的时刻，人们传统以来学习与求知的方法都割断了。”[4]（P51-52）

这一理论似乎是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而量身打造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分经设科中的“诗文评”，面对西方体系化的种种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时，必然还要经过它的“规驯”。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西学学科教育权力“规驯”的结果。

一、从同文馆“西学”、“经学”、“文学”到《文心雕龙》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中国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 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5]。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6]（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P4416），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1

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6]（P4）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所开创的中国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

尽管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中国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

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6]（P610）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8]（P123）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辨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8]（P152）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 [9]（P237）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中国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其中“国文学类”包括：“（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 [9]（P698-699）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10]（P382-383）至此，中国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

至此，“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二、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中国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 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 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11]。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

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10]（398）。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12]（P317）

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13]（P63）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14]（P400）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15]（P335）。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6]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17]

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18]（P108）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中国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19]（P459）。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19]（P459）。

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1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

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中国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

“自近世科学兴， 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 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中国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20]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 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1]（P93）。

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中国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

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

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22]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 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3]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24]

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中国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三、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

有了现代科学的白话语言，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了学者的象牙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与鲜活的现实、语言、创作有任何关联。随后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所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按照西方“文学”学科的体系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就面临着概念与知识体系上的尴尬。正如王国维早先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 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25]（P116）而中国古代文论相对于科学而言表现更为糟糕。正如后来朱光潜说到的那样：“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26]（序，P1）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27]

然而有了前面学科的示范性效应，不管传统的“诗文评”如何凌乱不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总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相信的科学的力量。再者，中国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几乎都接受过西学的影响。比如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文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28]。正是在科学的影响下，郭绍虞先是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1927）与《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1927）。虽然这还不属于一个学科所要求的文学批评，但科学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获得了某种启示与力量，为其后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某种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从郭绍虞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对于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也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走向独立，最终完成了科学对之进行的改造而获得一种体系性、学科性。关于这一点，接下来通过对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便是郭绍虞与罗根泽所撰的著作。

首先郭绍虞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状态：“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29]（P3）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学界一直在科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朱自清所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艰难。然而深受西学影响的郭绍虞前所未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郭绍虞先是运用他先前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个历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接着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体系进行描述。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最难的莫过于寻找“文学”的定义。而郭绍虞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不难发现，在后边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显地贯穿着这一线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而言，科学首先要做的是设定一研究范围，否则不可能成为一独立学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性为中国古代文论取得学科独立性的标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绍虞这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奠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体系。而先前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有其名，但因缺乏现代科学体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演，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30]（序，P2）。其实周勋初所说的“新意”实质上就是缺乏一种科学性与系统性。

后来郭绍虞的学生罗根泽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得更为透彻。在他第一章“绪言”中就着手进行概念的区分，以求获得科学的“文学”观念，找到“文学”本质。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响下将文学批评体系化为“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即“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一）批评的前提和（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一）批评的前提，（二）批评的进行，（三）批判的立场，（四）批评的方法，（五）批评的错误，（六）批评的批评，（七）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30]（P7）。其中对于批评方法的运用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科学的因素，即根据森次巴力所总结的方法体系，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鉴赏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30]（P6）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罗根泽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30]（P7）。罗根泽所说的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原理的本质性所在。而对于本质的追求实质上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规律，也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根泽时刻不忘在其中贯穿他的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且适当地穿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等）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氏的文学批评史相比郭氏而言，不仅范围更为清晰明确，而且方法更为精细，具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尽管是借鉴森次巴力的体系，但还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科学化的观念与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学界关于科学化观念的影响往往置之不谈，而是多半说到当时通过翻译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之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当时从国外理论所翻译过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实质上也是早已被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所“规驯”了的。关于这一点，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早就看到了：“我们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藏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31]（P105）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实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32]（P342）。而通过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来的“真”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引入中渐渐地被“规驯”为一门学科，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一门知识体系。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中国古代文论首先在科学的“白话文运动”中将中国传统批评的土壤彻底斩断，使之成为一门“死文学”而归入历史档案。随后通过“整理国故”与“科玄论战”，已经死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再一次接受科学观念与方法的系统改造，基本上成为一门科学性的体系性的独立学科。

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却忽略了这一点，致使出现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决。当然在当时科学主义的大潮中他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由此，关于“失语症”的论争似乎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建构与独立成科的过程中早已注定，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不过被科学的权力话语与“规驯”长期遮蔽延宕了而已！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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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风水学；风水文化；科学性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晋代郭璞（公元276～324年）所著的《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关于风水的诞生和发展，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出现于战国，成熟于汉唐，鼎盛于明清。风水学是在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如何选择居住环境的经验和实践方法，并总结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以典籍和师门秘传的方式传承下来。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以及对人的福祸和命运的影响。风水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现称居住环境学，其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1 风水产生的哲学基础

1.1 “阴阳”思想对风水学的影响

阴阳思想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的基本符号是“―”“――”，分别称阳爻和阴爻。三爻成一卦，阴阳两爻交错配合是八卦，八卦两两相重，便形成六十四卦。《易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易传・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迸”，说明《易传》在总结《易经》思想之后，明确地用“阴阳”作范畴解释卦象、爻象以及事物的根本性质。

《黄帝宅经》开篇便谈阴阳：“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又说：“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物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通篇以“阴阳”为纲，“考寻休咎”。《管氏地理指蒙》中说：“混沌开辟，江山延裹。融结阴阳，磅礴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钟形势，以通气候”。以阴阳解释了天地的生成。《五星捉脉正变明图》认为，点穴时要善辨阴阳，书中说：“太极既定，次又分其阴阳。晕间凹陷者为阴穴，晕间凸起者为阳穴。就身作穴者为阴龙，宜阳穴。另起星峰作穴者为阳龙，宜阴穴，反此皆有凶咎”。表明了阴、阳穴在地势上的差别。可见，风水学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说为根本，来认识大地、选择地形的。

1.2 “气论”在风水中的反映

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识起初是分为对立的“阴”和“阳”，随着对自然认知的日渐加深，人们用“气”，来释义阴阳。到春秋末期，气论发展出“精气”说，主要是“阴阳二气对待”，还未直接把阴阳二气结合起来。郭璞的《葬书》则体现了阴阳二气的结合，认为“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论成为风水学的最普遍原理。按照《易经》的观点，“生气”有昌盛之意，主大吉。葬者得生气，能让“遗体受荫。而“人受体于父母”，彼此间能得到气的感应，父母“遗体受荫”，子孙也能受荫。因而“生气”论成为风水学的核心。

对阳宅的选择同样强调，乘生气而避死气。《黄帝宅经》根据天干、地支在罗盘上的方位排列，指出了每月的生气和死气的位置，书中说：“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气、死气之位。……正月生气在子癸，死气在午丁；三月在寅甲，死气在申庚；……十二月生气在亥壬，死气在已丙。”虽然风水学中的生气说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然而生气说深受古代气论的影响则是无疑的，它是气论思想在风水文化中的体现。[1]

2 风水学之争：科学还是迷信

风水学是关于对地理环境、家居布置、时运祸福的一种关系认知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江湖术士和算命大师的演绎，风水学也沦落为市井赚钱之术，因而也遭受到了不少的诟病。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国人对风水的批判甚嚣尘上，将之视为迷信或封建糟粕而加以摈弃。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风水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传播，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李约瑟博士就肯定了风水的积极意义，这也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学逐渐引入了风水学的内容。但是，对于风水的科学和迷信之争，也依然在继续。[2]

梁启超曾根据西方科学观，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书中把风水和中医等一概判为“迷信”。[3]此后，风水一直是被作为迷信看待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均有禁止风水的法规和文件规定。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亦沿袭梁启超等思路，对风水在中国建筑―景观―规划学中的作用也加以否定，负面影响至今犹存。[4]比如《辞海》至今依然把风水视为“迷信”。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风水从科学审美和环保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而传入国内，对国内的风水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诸多学者从建筑学、环境学等角度对风水的积极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大量风水资料的建筑―景观―规划学分析和对中国古代风水遗存调研，对“五四”以来一概否定风水的思潮展开了批评，提出中国风水虽含若干迷信因子，但其基本追求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即“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境界”。[5]

因此，风水可谓是一种集“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在内的“综合的自然科学”，也是中国建筑―景观―规划美学。总体来看，国内科技界学者对风水的研究结论是，在承认它含一定迷信因素的条件下，也承认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环境美学的价值。

3 风水学与现代相关学科

中国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居住选址、规划、营造的一门实用技术，俗称“相地术”。那么，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否也有与中国古人相近似的对天地人的认识及其科学技术呢？以往西方科学研究缺乏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协调的思维，随着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纵深发展以及互相渗透，再次走向交叉综合，出现了诸如“人文地理学”“人生地理学”“行为地理”等，这些学科与中国风水“天地人合一”的理论路径有着一定的内在相关性。

3.1 人文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

所谓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扩散和人类社会活动空间结构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将人类创造于地表的文化景观称为人文现象，它与自然地理学并列为地理科学的两大支柱。

人文地理学采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认为自然能决定人类历史发展。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19世纪），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鼻祖。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是公认“环境决定论”的创立者，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由环境主宰着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

人生地理学突破人文地理学的“环境决定论”，提出了“人地相关论”。人生地理学认为：自然为人类居住规定了界线并提供了可能性，但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映或适应，则因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这颇似中国风水的“天人感应”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地理学研究中，自然与人的统一性，在国际学术界再次得到确认，形成人与环境“和谐”的观点。这又颇似中国风水的“天地人合一”论。

行为地理学是21世纪60年代的新学科。它研究不同阶级、阶层，不同人对各种地理环境所作出的行为和决策。具体地说，它着重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诸如心理状态、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对地理环境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影响。行为地理学认为：所有影响人作出决策和行动的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受到个人本身及社会因素的种种影响。

3.2 心理场理论

心理场理论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心理学史上，将之归在完形心理学范畴。研究“场”的鼻祖是德国人勒温。勒温将心理场定义为“心理生活空间”（Psychological Life Space）即“综合可能事件的全体”。这包括三个因素：第一，准物理事实，即人类心目中的自然环境。第二，准社会事实，即人类心目中的社会环境。第三，准概念事实，即人类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差异。这里的“准”即非真正实物，只是主观感受，这就区别了现实和心理两种不同概念。[6]

与心理场相对应的是物理场，（环境空间）共处于一个大系统中，优美的环境空间应该是心理空间的物化体现。这不正是中国风水中所追寻的“气”与“形”的关系吗？关于中国风水中的“气”，即“精”“元”，《张子正蒙注・太和》说：“物各为一物，而神气之往来于虚者，原通于氤氲之气，故施者不各施，受者乐其受，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老子称气为“其细无内，其外无大，充盈天地”；《庄子・外篇》：“气变则有形，形变而有生”等。

在西方，判定中国风水中“气”的自然科学含义的工作，最早是由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开始的，他提出了“气”即以太的见解。”气，在我们这里可以称之为“以太”，因为物质最初完全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不能分两部分。这是人们所想象的最稀薄的物体。”

李约瑟引证《吕氏春秋・精道》论述道：“在古代中国关于物理世界的构思中，连续性波和循环是占优势地位的。在这里，‘精’有时差不多可以翻译成为辐射能。”对此，李约瑟甚至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如此领先于西方人，以致我们差不多可以冒险地猜测，如果社会条件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人可能首先通过磁学和电学的研究，先期转到场物理，而不必经过撞球式的阶段了。”[7]

4 风水学中的几个现代科学特征

4.1 整体系统特征

风水理论思想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环境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风水学的功能就是要宏观地把握协调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黄帝宅经》主张：“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以整体原则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是现代风水学的基本点。

4.2 时空统合与因地制宜特征

因地制宜，即根据环境的客观性，采取适宜于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很大，土质也不一样，建筑形式亦不同。西北干旱少雨，人们就采取穴居式窑洞居住。窑洞位多朝南，施工简易，节省材料，冬暖夏凉，人可长寿。西南潮湿多雨，虫兽很多，人们就采取干阑式竹楼居住。我国现存许多建筑都是因地制宜的楷模。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名胜，整体是按照地势高，砌造墙垣和宝殿，使人与建筑适宜于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这正是风水学的真谛所在。

4.3 协调适中的特征

适中，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接近至善至美。《论语》中提倡的中庸，就是无过不及，处事选择最佳方位，以便合乎正道。风水理论主张山脉、水流、朝向都要与穴地协调，房屋的大与小也要协调，房大人少不吉。房小人多不吉，房小门大不吉，房大门小不吉。

适中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中，中国历代都城不选择在广州、上海、昆明、哈尔滨，因为地点太偏。《太平御览》记载：“王者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洛阳之所以成为九朝故都，原因在于它位居天下之中。适中原则还要求突出中心，布局整齐并围绕轴心。在典型的风水景观中，中轴贯穿南北，与经线平行，向南北延伸。中轴线的北端要有横行山脉，形成丁字形组合，南端要有明堂，东西边有建筑物包围，并有河流环绕，形成弓带水的风水布局。

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风水学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不能一味否定，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风水蕴含了丰富的环境伦理、人地关系和中道等思想，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其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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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edham.Joseph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M] .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88.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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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创新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1]。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品质、哲学内涵及具体层面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品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为基础发展而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又一重要关头。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科学发展观就是与时俱进产生的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以邓小平发展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基础,深化了对我国社会发展本质、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继续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目光放在了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上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应对新挑战所提出的党的新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对不同的时代要求曾提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指导了我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前进。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着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从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科学发展观是与时展、与实践发展共同前进的党的新的指导理论,它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升了党对国家建设、自身建设的认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

最后,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以世界眼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步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国际性问题有待各国协调解决;世界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综合国力的竞争仍在加剧;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同时安全问题突出这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中来,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科学发展观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将全面推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我国将借助世界发展之机促进自身和谐发展,同时也为世界整体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发展观在哲学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蕴涵丰富的哲学精神,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一,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2]。对于人的关注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一条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了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发展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以现实中从事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其出发点、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的视为发展主体、发展目的、评价发展的尺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发展中应该兼顾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系统的内部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又马体现了克思主义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到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曾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科学发展观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全面的方向。

三、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关于发展的具体问题上坚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4]。

在发展认识论上,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为依据强调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继承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把发展看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在发展方法论上,科学发展观在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协调发展放在了突出位置,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强调协调发展,提出按照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协调各方面利益,更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因此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并有利于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构建节约型社会,协调了人与资源的关系,是保持发展可持续性的有效办法。

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划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步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仍以发展生产力为任务,将社会的和谐列入富强、文明、民主的战略目标之中形成物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局面;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以台阶式发展战略稳步前进,增强方面的联系与协调发展;在通过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科学发展观在尊重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而努力。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在党内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深化了发展为民的思想,更加凸现了党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展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发展的最终目的,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状态,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靠人民,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条件,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以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要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以对当前国情、党情、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来源,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从不同层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是新形势下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释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56

[2]许庆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9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研究生；学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选题深度问题

（一）选题深度意识不强，缺乏研究目标

选题的深度取决于选题的价值，选题的价值体现出主体对客体的内在属性、功能等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或有用性。论文的选题不在于一味寻求新颖或华而不实的内容，而在于选题角度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是否对研究方向有深度挖掘。大多数研究生对选题深度的意识不清晰，这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观点不够全面，强调某些方面的价值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价值，不能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辩证。选题的深度不明确在论文中表现为研究目标不准确。研究目标的准确定位有助于量化研究的具体实施过程，针对明确的研究目标展开研究。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由于研究目标缺乏，因此对研究内容模糊不清，论文写到最后分不清是否按照研究目标完成了研究内容，有的甚至偏离了研究方向。研究目标是研究的主线，要始终坚持并明确。在研究论文中要体现研究目标，并通过对研究目标的了解去掌握研究的方向，这是评判学术论文质量的较为重要的指针。在研究生教育中，对于论文的选题，要强调学生在务实的基础上拓展角度，增强对论文选题的研究意识、目标意识、深度意识。

（二）研究现状不清楚，弄不清研究起点

研究的开展是建立在充分掌握和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的。研究现状的分析是研究生的基本功，要通过学术现状找到研究方向中的重点问题，它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别人的观点并罗列出不同的内容，而是要在掌握和梳理同领域研究现状基础上对不同研究观点高度概括。如，他人在相同领域运用了什么研究方法、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提出了哪些该领域的学术观点、对该领域起到何种影响等等，由此解决目前未曾解决的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是论文提出论点的起点，有了明确的基本方向，研究的内容才有新意。在对研究现状不明确的状况下去奢谈研究的方向或内容创新，是本末倒置。没有清晰的研究思路作为支撑，研究的起点就如空中楼阁。

（三）资料占有不够，全凭臆想推测

对于研究生论文而言资料的占有是比较重要的，正确地掌握和解读文献资料才能在撰写论文时有所依据。胡适曾说：“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1]700“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以形成“合乎逻辑的证据链”[2]。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对待资料的占有关注不够，没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撑论点，仅仅靠对于研究对象的主观推测和臆想得出结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样得出的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有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会做结论，甚至不敢做结论，直接用结语结束论文是不规范的，这样缺乏严谨的学术精神，也不能称其为学术论文。

（四）理论基础不够，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

现在很多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反映出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很差。尤其是做史学的，比如美术史、音乐史、艺术史等方向的研究生，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所有艺术写作的目的都是真实地描述作品。”[3]2目前研究生论文过多关注所谓的创新，但选题方向无论大小，所体现的研究价值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异、新变，而是基于掌握史料基础之上的深入分析与问题挖掘。忽略了艺术史研究中历史的事实和真相，艺术史学论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学术问题意识

（一）没有真正的学术问题，需要辨清伪问题

现在很多的研究生论文里没有学术问题，有的论文有学术问题，但是他的学术问题是个伪问题。很多研究生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或者什么是假命题，这是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加强的部分。在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时，要让他们明确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实问题还是空问题，从论文中研究的意义可以看出是否把学术问题做实了。如果把假命题或者伪问题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做研究，做到最后是不能成为学术论文的，所以，ξ侍獗旧硪有辨析。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要逐步树立学术问题意识，具备真正的问题意识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二）提不出问题，看不到问题，罗列资料

研究生的学习主要是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现在很多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时提不出问题，也看不到问题。没有问题意识何谈学术研究？学术问题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研究当前相同领域中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找到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目前研究生论文中，常常看到学生查阅了很多资料，但最后只是附在论文中，没有根据论文的思路和框架合理地驾驭资料并灵活地运用在论文中，失去了其在论文中的意义。尤其是做史学的，比如美术史、音乐史、艺术史等方向的研究生对资料的运用能力更是缺乏，堆积查找来的文献资料成为他们研究的常态。

（三）缺乏学术敏感，缺少追问问题的思维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对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培养，这需要研究生对学术有敏感性。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4]236有些学生对于学术问题比较敏感，和导师探讨时，能根据一些问题马上追问，并在交流中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由此深度挖掘，从而有了自己的创新点。而有些学生在导师千百遍讲解中也提不出一个问题，对学术的敏感度不够。没有创新思维，学术研究就只能原地踏步。尤其是理论研究，它不像设计学方面的研究是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需求提出某种研究对策、方法和措施，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但有的学生把理论研究方向的论成了应用方向的论文，出现了论文跑题的现象，理论方向研究偏离了理论研究的初衷，成为理论研究逃避问题发掘的脱身之术，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合格的。怎样才能变得对问题更敏感呢？应该培养研究生养成多思考的习惯，阅读资料时候，要带着问题，要勤于思考、不断联想，在思考中发现问题。同时，不能把视野单一放在某一个方向，而是要辐射开来。当然，辐射的范围要以研究方向为中心，并作对比，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思考，才能有问题意识。

三、学科性质问题

（一）学科意识不清

前面提到的很多学生缺乏学术敏感，对自己所学的学科领域提不出问题，这是由于平时对学科领域思考太少，也是由于对学科认识不清，临到毕业也搞不清自己所学的学科是研究什么的。只有理清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才能对选题的方向及其价值意义有正确的判断。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它学科

张道一在《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中用“经纬相错而成纹”来比喻艺术学研究，认为：“应以艺术的总体共性和总的特征为经，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艺术为纬。具体的某种艺术只能说明具体的某个问题，不能说明艺术的整个问题。只有认识理解了艺术的整体，才能抓住艺术的整个特点。”[5]4-5“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艺术理论研究，相对于其他门类艺术研究而言比较形而上一些，当然也不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就空，不深入，不具体。也不是这样的。不同于门类艺术那样具体到可以仅针对某个局部问题展开研究，艺术学理论是从大处着手，宏观把握、综合思考、整体入手。”[6]104-114只有理清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才能较好地实现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三）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主次问题

跨学科的研究强调在系统、有机的整体上看待研究的问题，但是在整体基础上要分清楚学科的主次、上下关系。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各学科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相互结合和配合，甚至还要相互融合。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主次关系。要站在自己所学的学科上进行跨学科，分清楚跨学科里学科的主次，不要在别的学科上跨学科，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四、学术规范问题

（一）摘要、关键词、绪论和结论

“关键词和内容摘要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为的是满足和便于他人检索的需要，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7]17摘要、关键词、绪论和结论等这些学术规范问题是2017年研究生年会的主题。很多研究生毕业论文反映出来的问题，首先是不会写摘要。摘要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在摘要中用“本文”如何，@样会弱化摘其要点的功能。据《国家标准GB7713-87》的界定：“摘要是报告、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次是关键词不关键，没有起到论文的核心词的作用。关键词要让人一眼看到，就可以获取论文的主要信息。再次，在现在研究生论文里，很多把绪论中，比如研究方法等作为正文放在第一章节，这是不正确的，论证过程才是正文，论证结束后要得出结论。正确的学位论文格式有摘要、关键词、绪论、正文、注释、结论等。从论文格式体现出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大多关注选题的价值、论文的结论等，而忽略了作为研究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

（二）参照国家标准GB7713-87

研究生应该查阅国家标准GB7713-87，它是对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的规范文件，对怎么写关键词、怎么撰写绪论、怎么做结论等也都有明确的说明，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的国家标准。在研究生教育中，从这些规范开始做学术研究，也体现了学风的严谨。

参考文献：

[1]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谢维.考证行为，体察动机――读茅海建《史事考》[J].近代史研究，2005（4）.

[3]（美）大卫・卡里尔.艺术史写作理论[M].吴啸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张道一.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2004（2）.

[6]李倍雷，陈小琴，徐子涵.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研究与相关问题的思考――李倍雷教授访谈录[J].艺术百家，2015（3）.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除政治、文化及学术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我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特性以及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诉求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代学人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学术的民族性追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

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着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新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法律科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不久，邓小平访美，并于1979年1月31日与卡特总统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法律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1979年7月7日签订了《中美贸易协定》，约定相互对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实行全面保护。在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的同时，新中国启动了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和学科建设的进程。本学科的特殊性在于，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二者互为里表、相互依存、息息相关。讨论知识产权法学学科建设，离不开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中的思想交锋与理论争鸣。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制与学科建设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携手共进，不断发展的。在上述进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既是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参与者，也是知识产权法律学科与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事业的积极开拓者。 一、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设者 197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起草小组成立，郭寿康教授受聘为起草小组成员。此后，刘春田教授等人大法学院的其他学者也受邀参加了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工作。到1993年，相继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建成知识产权的法律架构。在漫长的知识产权诸法律的起草、制定中，中国人民大学是唯一受邀参加该项工作的高等学校，人大的学者借助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运用其学识与智慧，结合中国的国情，从知识产权法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体系设计、制度安排、对外关系等基础问题，乃至于具体概念的推敲、条文的表述、法律名称的确定，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主张，其中很多主张被立法采用，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的、长远的、全局性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除人大的学者以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谢怀木式、夏淑华、郑成思等教授也参加了该项工作。 把专业学识贡献给立法是人大学者的光荣传统。郭寿康教授作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第一代学者的杰出代表，是唯一参加了新中国全部知识产权法律制定工作的学者。他专业精湛、学贯中西，在国际知识产权界享有盛誉，是我国知识产权界国宝级的学术大师。郭寿康教授对推进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都有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体制变换的特殊历史时期，除了专业学识上的贡献，学者还要参与知识产权制度立与废的论争。众所周知，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对在我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知识产权制度，甚至应否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人们的认识曾出现多次动摇与反复， 也曾发生过尖锐、激烈的争论。在思想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以致使当时正在紧张起草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相继不得不停顿了两年之久。郭寿康教授秉持科学与理性的态度，基于对前三十年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基于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力主解放思想，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和其他学者一起，推进了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进程。同时，他利用通晓多国语言的优越条件，广泛涉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知识产权法律建设上的经验与成果，为立法工作抬高了眼界，拓展了视野。同时，他及时的把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让外界对初开国门的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多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国际会议，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相互交流。 在知识产权的其他立法中，人大新老学者兢兢业业，在漫长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中，在被社会奉为规矩的法律文件中，都闪烁着他们的思想与智慧。在最高立法机关的文献中，至今存有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说明，在思想交锋尖锐、理论争论激烈的问题上，都有人大学者的声音，体现出他们追求社会主义法治，一以贯之的理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著作权法的立法，一波三折。既有立废之争，也有体系设计的封闭与开放、制度的安排与取舍，更有法律名称之辩。比如，对原著作权法应否设置第4条第一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的问题，就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辩。这一规定，既关乎立法技术，又波及意识形态。人大的学者坚持法治的理念，坚持科学的立法技术，提出：国家对公民表达自由施以规范，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做法，是国家主权的表现，无可厚非。同时又主张，法律应当是理性的、逻辑的。从法律的体系化要求和立法技术上讲，规范该类行为的职能应当由调整言论、新闻、出版等社会关系的公法来承担。著作权法是单行的民事权利法律，不宜承担它所不该承担的功能。诸法实乃“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否则，会弄得“牛守夜、狗耕田”，造成对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破坏。著作权法该条款的争议持续20年之久，最终随着中美争讼的结局有了法律上的结论， 2010年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藉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之机，对该条款作出了修改。顺便指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解决了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即自动享有著作权的问题，但是又规定“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在民事法律规则体系中，突兀地、孤零零地横亘着这样一个公法条款，违反了法律的体系化、逻辑化要求，是明显的立法技术瑕疵，令人遗憾。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制定及其子课题的研究中，人大学者积极参与，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承担了若干课题的研究。其中，他们所主持的总论部分的课题“保护与禁止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研究”报告，获得主持该项工作的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知识产权法也与时俱进，几经修订。在相关法律的修改中，人大学者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的立法工作，都是在民法典体系形成以后单独完成，但实践中都在民法的制度与理念的蕴育中运行。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中国迄今没有民法典，法律文化又相对落后，没有丰盈的民法理论足以涵养知识产权立法。知识产权法的创建又始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得不采用职能部门立法的模式，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造成知识产权立法起步伊始，就先天不足，远离民法。所幸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渐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客观上要求知识产权还原其私权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上述倾向，促进了知识产权法通过历次修订，渐渐地回归民法。同时，应当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积习和部门立法造成的弊端，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完善的障碍。学者，与立法者、行政者一样，皆天下公器，对促进法律的现代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人大学者将一如既往，不放弃使命，关心国事，做合格的共和国法律建设者。 二、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事业的积极的开拓者 中国的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事业创始于中国人民大学。近30年来，人大以知识产权法律学科建设为首要任务，始终以教师、教学、教材和教书育人为核心。他们不急功、不近利，扎扎实实，一步一跬，不断开拓，组建了一支由郭寿康教授领衔的，年资、能力与知识结构合理，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老中青结合的高水平的学术队伍，他们精进学术，敬业乐群，承担了中国最大规模的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体系。人大知识产权专业的各类在校人员，包括第二学位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国内外访问学者，常年保持在200人以上；人大为知识产权法学科所作的课程设计被教育部认可，并被全国普遍采用；教育部委托人大学者主持编写的全国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是专业的主流教材。人大知识产权法学科的历史是一个缩影，全面、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产权高等教育。 1981年，在人大的研究生招生中，郭寿康教授在民法专业中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研究生，首开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先河。同年，佟柔教授主编的《民法概论》和1983年司法部法学专业统编教材《民法原理》，均由郭寿康教授撰写“智力成果权(知识产权)”篇章。 1985年，刘春田教授在佟柔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在人大为法学本科学生开设36学时的《知识产权法》，在中国第一个开设了系统知识产权法课程。该课程经法律系主任高铭暄教授同意，纪宝成副教务长批准，被学校列为法学专业本科选修课。 1985年，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鲍格胥博士根据郭寿康教授的建议，致函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黄辛白，建议中国建立专利学院，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是年12月，原国家教委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专家召开座谈会，讨论鲍格胥的建议。人大高铭暄教授、刘春田教授参加了会议。 1986年， WIPO派出专家组来华，在人民大学与国家教委会谈具体合作事宜，人大纪宝成副教务长、郭寿康教授等参加了会谈。同年6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在中国开展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发文授权人民大学创办，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教育与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郭寿康教授为第一任主任。 1986年，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法教材，郑成思教授的《知识产权法通论》、刘春田教授的《知识产权》、赵秀文教授的《著作权》等，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1986年12月，原国家教委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全国高校专业目录制定工作会议。刘春田教授作为法学学科组召集人，在高铭暄、刘升平、 马绍春等前辈资深教授的支持下，力倡建立知识产权法专业，致会议最终将“知识产权法”列入全国法学专业目录，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 1987年，人大创办知识产权法专业，从获得理工农医专业学士学位者中招生，攻读知识产权法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同年，人大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开始招收民商法博士研究生，从而在国内第一个建立起包括第二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的完整的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体系。 1991年，司法部委托郑成思、刘春田、陈美章教授等合作编写我国第一部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教程》，郑成思、刘春田对教材进行了全面设计，郑成思任该书主编，于1992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1995年，刘春田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程》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反映了人大学者对新兴的知识产权法律学科的全面理解与表述，开始着手建立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框架，为后来的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产权法》设定了雏形。该教材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成为全国高校知识产权法的主流教材，到2009年已出版四版，发行近60万册。 1996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刘春田教授作为唯一的知识产权法学科代表，连续两届被聘为委员，为“知识产权法”从长期以来的选修课，一跃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做出了贡献。 2000年，受教育部委托，刘春田教授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产权法教学指导纲要》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同年，受教育部委托，刘春田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知识产权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到2010年已出版四版，发行40余万册。该书和人大出版社的教材一起，为全国高校法学专业“知识产权法”的课程，提供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学用书。 2001年，受教育部委托，刘春田主编的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材《知识产权法》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2002年，郭寿康教授主编的《知识产权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2005年，郭禾教授主编的《商标法教程》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2009年，刘春田教授主编的《知识产权法》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近期，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政法大学出版社还将出版人大学者编著的知识产权法类的教材。 根据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需要，根据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的发展任务， 2009年11月2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学校赋予该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建成亚太地区的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和知识产权文献出版中心。围绕这一任务，为长远计，知识产权学院矢志认真总结经验，决心从头做起，做好知识产权法学科的基础建设。从实际出发，提升学科的国际化，根据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改革知识产权法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案，以便更适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三、人大对知识产权法学的理论贡献 人大的知识产权法律学科建设源远流长。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民商法学是知识产权法学的基础和理论源泉，以佟柔、郑立、赵中孚、郭寿康、杨大文教授等前辈学者开创组建的人大民商法学科，是新中国民商法学的一面旗帜。正是借助于这样一个资源丰厚的学术与教育平台，人大又在知识产权学科上作出了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被学界称作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的重镇。 (一)从制度诠释到理论建设的推手 中国近30年来的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前后经历了从制度诠释转变为理论建设两个时期。人大正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推手。其中前15年是第一阶段，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红红火火，成绩骄人。但是对知识产权法的研究相对滞后，学术建设相对贫瘠。知识产权法就像离群索居的孤雁，没有自己的理论家园。从1996年起始至今，是第二阶段，知识产权法回归民法沃土，开始理论建设的进程。目前，第二阶段尚未完结。 第一阶段，理论贫瘠背景下的制度诠释。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学与制度建设同步进行。由于脱离民法，知识产权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早期的知识产权法研究，学者们囿于学识与眼界，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人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法律制度既陌生又新奇，既无足够的条件深刻理解外部社会已历时数百年的成熟制度，也难以把握举棋不定、变革中的中国社会走向。人们短期内难以深谙知识产权制度的内涵，在所难免。因此，对知识产权法的研究限于国际条约的介绍、外国法律制度的引入和对中国法律的解说，这个时期的知识产权法的出版物以各种各样的“解说”、“概论”为主，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严格的讲，只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学理上，知识产权法既无起点，又找不到归宿，就像“离群孤雁”，几成法学理论的孤儿。 第二阶段，从制度诠释到理论建设。随着知识产权法律构架的完成，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渐趋成熟，对外交流的繁荣，利益冲突与法律纠纷的频仍，无论国际条约，还是国内法的条文，都不足以从理性上回答知识产权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法律如兵刃。宝剑虽好，苦于无“道”，一车兵器，不过废铁。反之，深谙“道”者，区区寸铁，亦可杀人。实践的召唤和理论供给短缺这一尖锐的矛盾，曾长时期困扰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批判与突破是学术的生命。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学要进步，必须突破注释法学的藩篱。必须从知性走向理性，处理好搜索与思索、眼见与心得的关系，摆脱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的窘境；中国知识产权研究必须回归民法科学的沃土，从头作起，从基础作起，从基本概念作起，运用理性、科学的方法构建知识产权法的学科体系。在经过长期思考并充分听取其他学者的意见之后， 1996年，笔者发表了《简论知识产权》一文，对传统的研究现状、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力图把我国知识产权研究从制度诠释推向理论建设。起初，该文的思想和主张遭到了笔者的良师益友郑成思教授的强烈批评，他认为，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外国早已解决，中国学者重复研究没有出路。郑老师与笔者早年藉参与立法之缘，结为诤友。二人学术观点每每各持己见，合而不同。此番争论，经过讨论与交流，终获共识，意识到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此后，郑教授更关注基础研究，关注知识产权与民法的关系问题。在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对基础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在人大至今已毕业的40多位攻读知识产权法学的博士中，半数以上的论文选题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他们分别对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法律属性、对象与客体、法律体系建构、价值评估、归责原则、侵权赔偿、历史梳理、文化价值等知识产权和与知识产权最密切联系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于1996年之前的状况，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北大、法大、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学校，有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选择基础问题研究。知识产权的理论建设，蔚然成风。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困难与阻力。目前的体制以及由该体制造成的知识产权的部门立法的弊端并没有克服，知识产权法自身的非体系化以及欠缺与民法整合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现实的力量和影响是强大的，它既影响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也间接影响知识产权理论的进步，甚至会影响研究者的信心与理念。因此这一回归民法的阶段尚未完成，还需要长期努力。 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理论回归民法的同时，应当适时地开启第三阶段“寻找自己”的研究。所谓“寻找自己”，是知识产权法在完成对民法的“认祖归宗”，确保私法基因的基础上，划清与物权法、债权法、人格权法的界限，寻找知识产权法的自我，逐步建立起理性、科学的知识产权法独有的学术体系。这同样是一个艰巨而长远的任务。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知识产权法学体系 1.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法的本质问题是知识产权理论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它决定着知识产权理论与制度的根本面目。对知识产权的本质的争论，伴随知识产权法学的建设与发展。尽管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明确将知识产权归于民事权利， 1994年的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多边条约的形式宣示了文明社会的共识：“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但由于知识产权在产生程序中公权力机构的介入，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致使实践中对知识产权本质的曲解。诸如“知识产权属于行政特许”、“知识产权系私权公授”或“知识产权的私权公权化”，以及“知识产权法属于公法与私法的混合(或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混合)”等说法多年来不绝于耳。这种曲解，客观上为有关部门极力主张的所谓知识产权现行“行政执法”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对此，人大学者明确坚持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提出：“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属性是客观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并理性地分析了知识产权与公权力的关系，指出：“在私权的运行机制中，离不开公权力的辅助。知识产权在权利形成、权利赋予、权利行使、权利请求和权利救济中，离不开公权力的参与……有必要指出，社会生活中公权力与私权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在私法体系中，私权和公权力之间，私权始终居于目的、实体、主体、第一性的地位，公权力则居于手段、程序、辅助、第二性的地位。公权力的作用再突出，也不可能超越法律对私权确认的实体性规定。相关政府部门 ，比如商标局或专利局，对民事主体提出的确认私权的请求所作出的决定，有义务给出理由，这些理由所依照的是商标法或专利法等私权法律，而非公权法的规定。构思该理由的方法是私法的，而非公法的。按照私法的逻辑，该理由不仅是可以理解的、正当的，而且是可以证明的。这不会导致私权属性的变化，不会出现私权公权化。”那一时期，金海军的博士论文《知识产权私权论》在考察知识产权制度发生、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深刻、系统论述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2.我们提出了“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是民事普通法，不是民事特别法，主张知识产权法在体系化的前提下与民法实现整合，进而把知识产权法的研究深入引向理性。前述知识产权法研究第一阶段的特征之一，“总论”是空白。早期知识产权法出版物普遍反映了这一通病。知识产权法是一个诸法分立，而又有内在联系，可以相互集结并融为一体的、独立的法域。形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根源到底是什么，经过一个时期的基础研究，驾驭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总论问题必然进入人们的视野。总论是一个学科体系化成果的集中体现，学科越成熟，总论的共识越多、分歧越小。但在众多研究者那里，知识产权总论就像手中的万花筒一样，每个人的眼中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图景。知识产权法总论是阐述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该学科走向理性的重要标志。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知识产权的发展历史较短，理论的体系化程度也较低。尽管存在较为流行的“通说”，也欠缺理性，远未成熟。因此，体系化研究是当前知识产权法学的重要任务。 3.我们参酌国内外研究成果，对知识产权的基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为重塑知识产权的学术构架作了理论准备，对知识产权法学中的某些“通说”提出了质疑，把知识产权基础研究引向深入。1990年，人大放弃了WIPO的定义，在校内印制的讲义中第一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基于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经过发展，形成了当前的表述：“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我们对知识产权为无形财产权的“通说”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对作为知识产权特征的“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和“可复制性”做出了否定的评论；定义了“知识是人类对认识的描述”；在对知识与信息做出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对知识产权为信息产权的观点作出了评论；放弃了“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的传统提法，提出了“创造成果”的概念。我们认为，创造不是劳动的特殊形态，而是与劳动有本质区别的另类的人类活动。创造成果“前无所受，凭空而来”。因此，创造成果不可以用劳动的尺度来衡量。知识财产的价格计量应当有其特殊的规律与法则，应当另辟思路、深入研究。我们还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对象和客体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的观点，认为对象是“知识”本身，“客体”则是主体对对象所施加的行为。这些颇具争议的探索，不少观点已被学界接受，为知识产权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 (三)健康正派的学术作风 第一，宁拙勿巧，从容淡定的心态。和而不同，善于合作的团队精神。郭寿康先生学贯中西，德高望重；郭禾会通文理、深沉持重；王春燕专攻一域、兢兢业业；李琛心灵笔巧、宁静致远；金海军能攻善战、学术铁人……其余同仁，各具千秋。大家各有特点，相互尊重，善与同道团结合作，共同造就了人大知识产权学人的风格。 第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不计名利的实干精神。人大学者的文章、著作，在同行中，平心而论，属于低产的。但无论专著，还是论文，皆出于心得，并务求言之有物，无愧于心，不负读者。本文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人大对翻译知识产权著作的态度。郭寿康老师常说：“译书是苦差事，能人不愿干，孬人干不了。”近年来，他不顾逾80岁高龄，戏称自己是“80后”，身体力行，带领研究生翻译了三本巨著。其中，著名学者菲彻尔的WIPO版权条约解说一书，翻译中发现多处矛盾。郭老师一字不苟，致信作者，提出疑问，菲彻尔回信诚恳地承认了错误。金海军译书，更是废寝忘食，不投机、不取巧，以铁人般的意志，埋头苦干，接连翻译了波斯纳和戈斯汀等人的三个大部头名著，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得到原作者的高度信任。不久前，准备启动对戈斯汀教授的四卷本巨著“论著作权”的翻译，当金海军与作者联系时，戈斯汀爽快同意，并通知美国的出版社万里迢迢寄来了样书。金海军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但通过译书，同行中无人不识金海军。 第三，学术领域只服从真理的科学精神。知识产权法的学术活动和经济社会生活，和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息息相关。与学者、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意见 冲突都可能发生。当前社会环境，坚持学术精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既可能得罪学者同仁，也可能触犯部门或他人利益。能否始终如一的坚守不移，也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难题。多年来，人大学者较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不失原则、表里如一、服从真理、坚持法治理念，对违反法治的现象明确地表达观点和立场，又求真务实，善于与人合作，形成了公认的、人大独特的学术风格，并且逐渐被各界接受和认可，被称作知识产权研究的重镇。这既是经验，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一卷)，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二卷)，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金海军：《知识产权私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知识产权法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同注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财政法理念之转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 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

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 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 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6]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

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 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

德国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 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

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

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 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

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着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请记住我站域名/

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机制难以实现。[9] 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

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 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财政法制改革之取向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

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 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 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

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

;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

[14] 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

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 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 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彩

票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 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19] 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

[20] 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

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

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 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

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 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

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三、结语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文化建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今天参加由四川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共同主办的“2014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学术会议”的学者中有很多艺术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例如长江学者张法、王一川、曹顺庆，他们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很需要学术讨论和争鸣，因此学科组在国务院学位办的领导下，请了一批这方面的专家，如艺术学理论学科领域的凌继尧老师、音乐舞蹈学学科领域的贾达群老师等。戏剧与影视学学科领域的蓝凡、金丹元教授，撰写了不少著作。我们确实需要潜心著述来活跃学术思维。今天与会的，除了各个大专院校办的不定期的学刊之外，还有一个地处南京，靠近南京艺术学院、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的部级核心学术刊物《艺术百家》，这本学术期刊长期以来支持艺术学学科理论建设，刊发了不少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文章，在座的彭吉象、周星、凌继尧、黄、刘伟冬、王一川、王廷信、蓝凡、陈池瑜、田川流、厉震林等知名教授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文化部属下还有《艺术教育》杂志，也给大家提供了阵地，这些都很好，都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们在这里召开这次艺术学年会，正如刚才凌继尧会长所言，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邀请的在座诸位专家学者都有着丰硕学术成果，这一点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黄教授皇皇两卷关于中国印说的文献梳理，已经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不仅有丰富的文论、丰富的乐论、丰富的书论、丰富的各种艺术门类的传统美学经验的积累，也有像现在蓝凡教授、金丹元教授的关于影视美学方面的大部头著作，特别是中国电影美学方面的系统的梳理。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等学校，如东南大学，系统地出了一系列的关于艺术学的书籍，南京艺术学院和上海大学也都出了很多。所以，我们是在有相当的艺术学实践的基础上来召开这次会议的。相信诸位专家学者都会以高深的学术造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把两者结合起来，联系实际，抽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理论体系，趟出一条有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积淀、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本次会议的宗旨。

我们还非常高兴地得到了出版界、传媒界、新闻界的支持。我们知识分子的报纸、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沈卫星同志亲自参加会议。他刚才在与我交谈中明确说：《光明日报》要重视和加强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报道。他所领导的评论部已经相约我们在座的专家和没有与会的艺术学的专家们撰写系列的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文章。我们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文联党组领导下把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原社长朱庆博士调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去了。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已经决定要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艺术学学会和我们学科组的通力合作下，出版一套中国艺术学文库，使我们的理论建设不断有成果面世，增进我们的的理解和交流，提升我们的学理层次，深化我们的认识。

教育部艺体卫领导万丽君同志刚才的讲话使我一下想起了我的老领导孙家正同志。这位老领导在他新出版的《艺术的真谛》的后记里说，他以往出版的几本书离工作较近，而《艺术的真谛》却离思想较近。搞艺术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要把二者兼顾起来，既不能纯学理不管现实，也不能沉浸在现实里边上升和抽象不到学理层面。要明白这个道理，我自己体会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老师钟惦先生说的“审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艺术学要升格为门类，加强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起什么作用，对于全人类的进步能做什么贡献，要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审时”。而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失去判断力。这是离学理更近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讲？最近关于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去年8・19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一直讲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他不断强调要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从他的治国理政思维上看，突出强调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讲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但这次系统学习领悟总书记的讲话，他更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因此，我们今天从事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可以这样理解，根据21世纪世界的总体情势审时度势，更强调文化立国的重要性。经济能致富，但是文化才能强国。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个民族要对全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就需要自觉认识文化立国的重要性，当然也包括教育、艺术在立国中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就成了必须关注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稍有艺术良知的人都会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的艺术鉴赏虽然整体上日趋丰富和多样化，但鉴赏力和审美水平却在下降，一些艺术领域的创造力和公众鉴赏眼力，素养在整体下滑，这是实际情况。因此不能不面对这个实际来研究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怎样引导民族精神提升和艺术鉴赏的公赏力提升。这个艺术鉴赏的公赏力即对艺术美的判断力究竟怎么提升？刚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讲了很好的意见，作了深入实际的分析，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他启发我，认识要统一到8・19讲话里的“两个结合”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一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二要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就是辩证思维。整个文化建设，包括艺术鉴赏力、公赏力的培养，都必须遵循着“两个结合”的重要原则。

不能讳言，相当时期以来，我们谈到艺术学学科建设面临的这个问题时，更多地强调的是“看人民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这当然是对的，应该说人民喜欢的、高兴的、欢迎的要重视，这是重要的。但是需要反思一下，群众喜欢的、欢迎的、高兴的，全都是对的吗？这需要我们从学理上深思了。正如王一川教授指出的，影视明星的婚变文章成了大家最喜欢关注的东西。当一个民族对艺术的思维聚焦于一个明星的婚变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公赏力在下降，这个民族的审美素养在下滑，这就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所以说，只有喜欢、高兴、欢迎即“满足群众”这一面是不够全面，还必须讲“教育引导群众”这一面才全面、才辩证。

我手头有旅法女作家边芹最近的一系列著作，有本《谁在导演世界》，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她认为，21世纪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明战争”，西方文明总是想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特别是用西方的审美观、价值观“由电影艺术渗入百姓精神世界”来解构、剥夺中华文化的审美权、道义权。这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21世纪人类面临着无休止的局部战争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么严峻的局面下，西方的一批有识之士，据说是都得过诺贝尔奖的，会聚在巴黎，在一个姑且称之为《巴黎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面临着人类严峻的课题，人类应当回到2500多年前东方孔子那里去讨教。讨什么教？显然是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谐哲学之教，靠此来和谐这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就应该清醒地看到，艺术学学科建设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是一句空话。高度的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首先是“各美其美”，对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化人养心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要有高度的自觉，进而要有高度的自信，对它的永恒的魅力和它对于当代生活的主要作用要有一种自信。这个问题又是强调的。说：“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怎么展示呢？他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出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里边有许多有生命力的东西是可以跟当代社会相衔接的，从而成为今天重构中华民族当代文化精神的宝贵资源。

我生造了一个词语“自厚天美”。我曾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激励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他人，厚德载物；对自己，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文化给我的精神营养。我曾有幸听北大与张世英、叶朗教授教诲，明白了中国古典哲学最简单的概括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最简单的概括可以说是“主客二分”，它们各有长短，不能够完全是此非彼。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就能够很好地协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唯其如此，西方有识之士才说要到中方古典哲学那里讨教，讨的就是这个教。我们不能像亨廷顿那样讲“文明冲突论”，认为强势文明就可以征服弱势文明，为了抢石油就打伊拉克，不能这样。要重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特别是儒释道蕴含的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都是宝贝，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好的精神资源。但是搞过头也容易压抑个人的主观创造性，对个性的培养不大有利。这也为历史所证明。而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就是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个性培养，这是其长处，但是它也有短处，一过度就破坏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我赞成张世英先生的主张：构建一种中西共存互补的，既有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又吸纳世界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的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建构。这就证明了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从“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抽出“自厚”两字，从“天人合一”与“美美与共”中抽出两字曰“天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因“自厚”而“天美”，故曰“自厚天美”也。

这里我想呼吁一下，要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资源的发掘。提出的“四个讲清楚”，第一个讲清楚就是要求我们讲清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都应该走有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中国电影就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例如蓝凡教授、金丹元教授的著作中都很清楚地厘清了这条中国道路。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走在世界的前端，为世界瞩目。那是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小城之春》为代表的进步电影的传统。新中国以来，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左”的干扰影响，但是也留下了以《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等为代表的共和国人民电影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了以《人生》《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一直到《人到中年》《乡音》《野山》《黑炮事件》等为代表的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共同着呼吸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带有浓郁反思意味的电影传统。如今，某些电影创作却把这种传统和道路轻易扔了，走了一条鹦鹉学舌的好莱坞模式加香港模式的发展道路。我不是说全部电影，但像《泰》这种票房高的电影，恐怕离开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道路，就是香港式闹剧，还有些如《无人区》就是美国公路片的模仿版，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不是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道路，但是舆论把它们捧得很高很高。

回头想想，为什么强调道路自信？他提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要有道路自信。如果我们今天的电影公赏力鉴定标准已经开始被别人的标准取代了，那就危险了，那么这个民族的审美权乃至于审美权背后的道义权就会被剥夺。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什么呢？有学者说就是文明的轴心，文明的显现形式是围绕审美权和道义权显现出来的。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和道义权不知不觉被别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取代之后，这个民族的文明大船就要沉没。可怕的是沉没之时，船上的人群还不知道这个船什么地方出现了漏洞。文明战争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表演说，很突出地讲中华文明观。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因交流而多样，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平等就是没有高下之分，不要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强势文明，别人都是弱势文明，可以取代别人。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共存互补世界才会多彩，这样世界才会安定。我曾建议太湖文化论坛第一届就请当时还在世的亨廷顿讲“文明冲突论”，请当时在世的一些中国学者如费孝通等讲“文明和谐论”。让世界各国的学者听听，谁的主张更有利于今天世界的稳定、大同。

审时度势，站在高处看，联系当下的实情，我们会更加自觉地看到艺术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我相信，这样下去，坚持数年，通过一两代人，肯定会为人类奉献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因为这件事是钱学森大师提出来的。人类现在面临的就是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互补生辉的新世纪。科学思维开通探求真理的道路，让人们发现新的世界、新的奥秘；艺术思维在为人类通向真理的道路营造和谐宽容多样的文化氛围，从而使人类的科学思维爆发到最理想的极致。所以，他提出科学与艺术互补共进。在电影界，现在有没有真正有思想的艺术同有艺术的思想统一得比较好的作品？我们共同认为好的作品，像获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的《额吉》《爱在廊桥》等，根本上不了院线，院线不接受。难怪我们北师大的老领导之一的许嘉璐副委员长质问过我：“你们现在的电影院线其性质还属于人民吗？”电影院一旦承包出去，承包者的第一原则就是赚钱，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运作的最大原则――利润最大化。而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方式，审美创作的最佳境界是“超功利”。这是中西大美学家们的共识。一个要利润最大化，一个要超功利。所以，伟大的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说了：“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是死敌。”他讲的诗歌，是广义的，包括文学。这足令我们思考。

我前面提到的边芹还说，西方天天在宣传艺术的价值靠市场检验，但她在西方生活多年，知道这从来就是一个谎言。西方的市场都是像田地一样，田埂有一个入水口，有一个放水口，这个入水口和放水口都是西方的高层掌控着的，只不过秘而不宣。宣传艺术靠市场决定价值是陷阱，是引君入瓮，骗那些傻乎乎的人的。然而我们有人就傻乎乎地相信这个东西，相信票房、码洋、收视率决定艺术的价值，造成了如今的现状。深刻地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想想看，我们现在丢了多少阵地？就是因为在导向上出了问题。导向是什么？导向就是培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还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你看历代的明君要有作为，要么登泰山找信仰，要么去曲阜寻文化的根。亲临曲阜，还与孔子研究院的学者座谈，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宣传“讲仁爱、重人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礼义仁智信、忠孝节义等传统文化基因都要与时俱进，抛弃糟粕，取其精华，使其变成当代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宝贵资源。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研究中心金雅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寄给我，让我很感动。书的题目叫《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她从梁启超、朱光潜、丰子恺，一直到宗白华，逐一研究，最后提出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应该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呼吁强化民族学理。她不是闭关锁国，西方好的学术资源她同样吸收了。她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她善于“美美与共”，对西方学术资源是“见好就拿，拿来就化”。我觉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如果说，中国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在西方文论冲击下出现了“文化缺根性危机”；那么，正在建构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就切勿重蹈此辙。

还强调了“两个巩固”：第一个“巩固”，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二个“巩固”，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自1999年至今，我们的博士论文普遍引用西方文论，从弗洛伊德到尼采，但有几个引马克思恩格斯的、的？我不反对引用西方文论，但这毕竟反映了一种轻视自身文化传统和老祖宗的倾向。譬如好多论及婚姻爱情题材创作的文章，引了许多弗洛伊德的言论，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讲得最精辟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名言却少有引用。这不对！

这次会议在四川音乐学院主办。如刚才柴永柏书记所介绍的，四川音乐学院是一所发展中取得辉煌、奋进中取得前进的高等艺术学府。虽有苦难，而备尝荣耀。这所高校适应时代需求，顺应人民呼唤，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所学校在发展的进程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某些教训。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我历来相信，一个单位的总体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把手”形象。我到四川音乐学院来学习，很受教育的一点，就是在昨天下午的讲座上看见四川音乐学院有这么好的学风，我很受感动。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同志倡导“川音精神代代相传”。什么是“川音精神”？恐怕是看不见摸不着却令每位师生深入其中、不由自主地就得到灵魂的熏陶、知识的扩充、精神的提升的学术氛围，此乃一所高校最宝贵的文化软实力。我赞成梅贻琦先生关于“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论断。大学要靠硬件，更要靠大师，尤其要靠大师们率领师生们营造出来的一种代代相传学术氛围。学校就是培养人的，不要都挂着董事会、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就像进了一个经济建设单位一样。当然，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一百年不能变，但是意识形态，包括教育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搞不好要亡党、亡国。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强化建设民族学理思维，集中力量把我们的艺术学学科特别是艺术学理论这个年轻的学科建设好，让这个学科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发挥应有作用。（责任编辑：楚小庆）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Art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be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ONG Cheng-xia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Beijing 100029）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如果说科学方法和技术设备等对教育评价的影响是表层的、有形的,那么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影响就是深层的、无形的,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被人们意识到。

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作支撑,单纯靠改进科学方法和更新技术设备,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评价走进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教育评价受到什么样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行检讨,反思对待科学思维方式的态度,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我们认为,使教育评价走向人性化,不仅可行、有效,而且合理、合情。

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①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研究活动,并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追求客观、讲究精确、重视实证、注重效用等特征。具体而言,科学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形成严谨踏实、客观公正、讲求效率的良好工作作风,也可以使人们增强活动的前瞻性和预测性,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但是,科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它适用于自然领域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现象有别于自然现象,研究社会问题不同于研究自然问题,不能只有物的尺度,还要有人的尺度。科学思维方式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注重普遍而忽视特殊、注重必然而忽视偶然、注重定量而忽视定性、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些倾向,对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教育活动与科学活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教育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观念的形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从教育目的的制定到教育评价的实施,无不受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评价就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教育评价中相信客观实验、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坚持价值中立、推崇定量分析,以及标准化测验、常模测验,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这种教育评价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效率大大提高,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控制轻理解、重效率轻公平,被人们指责为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活动。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评价观并进行试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习惯使用这类评价模式。

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提供了比经典科学更先进、更符合世界本来面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现代科学可以包容经典科学,可以把经典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看成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特例。

两种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具有不同影响。

一,对教育系统、教育活动以及教育中的人的不同假设,直接影响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建构和教育评价手段的采用

在经典科学的思维范式中,“事物成为客观的、僵化、无组织、死气沉沉的东西,它只会在外界规律的支配下运动。被抽象到这一程度,没有形式,没有组织,没有个性,这类物体当然极不真实。不过,用它们来做测量和试验却很方便,而测量和试验之行动却是极真实的行动。”②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它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同样看待,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看成工厂中的产品加工过程。对于封闭、确定、抽象的事物或活动的评价,力求客观、精确的刚性评价制度则是简便有效的。刚性教育评价制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通常只评价教育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只评价预定的教育方案是否实现,而不考虑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收获;评价标准追求客观、精确,一些不能精确、客观评价的东西被拒于标准之外;重视共性因素的评价,忽视个性因素的评价,等等。测量和评价物那样测量和评价人,虽然便于操作、简单高效,但在很多情况下评价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共性的、预设的、僵化的东西,而一些本质的、个性化、生成的、鲜活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远离我们而去。更为严重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了。如果说简化的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认识线性、封闭、确定的简单系统,那么对于认识多变量、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就未必有效了。自然界、社会和人体中恰恰都存在许多复杂系统,如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信息系统、大脑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教育系统中有人、物、信息等多种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教育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教育过程是计划性与生成性的统一,教育结果是预期性与非预期性的统一。例如,教育影响和学生发展之间就存在不确定关系,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事件对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影响,而一些偶然事件却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样,教育评价就不能只关注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教育价值,也要关注教育过程中非预期的、偶然事件的教育价值;不能只重共性标准,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不能只看重精确评价,也要看到模糊评价的意义。为了使教育评价不远离教育活动的真实面目,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弹性教育评价制度。这种教育评价制度是规范的、判定的,但更是引导的、激励的。

二,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须透过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两极的对立去进行,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算计与被算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分离和对立。教师是学生的评价者,学校是教师的评价者,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评价者。

体与客体、物质与环境、系统与元素等的对话。“对话意识”所追求的,是消解上述种种两极之间的对立,让它们平等地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对话式的真理是超越的真理,是两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肯定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一极吃掉另一极后创造出来的。③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思维,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等两极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重视两极在互动中实现转换。这样,教育评价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作判断、下结论、排秩序的单向活动,而是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赏识、互相鼓励,积极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话能获得理解,通过研讨能激发创造。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者的需要而控制被评价者,而是为被评价者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激励被评价者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

三、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执着有其狂妄的一面,认为复杂的现象都遵循几条基本规律,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过度相信科学的力量,某些人甚至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受这种科学功能观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评价的功能很乐观,通常没有考虑到教育评价功能的限度和可能存在的负功能,动不动就给学校、教师和学生严格地排秩序,肯定地下结论,精确地作预言,并且经常用优劣、好坏等极端标准一锤定音。被评价者也非常相信评价结论,获得好的评价就沾沾自喜,获得不好的评价就垂头丧气。现代科学的发展破除了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物理学家福特断言:“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

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尊重被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所歧视的偶然性、特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等,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组织与自组织等的不可分离,及有序与无序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精神。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等,则体现了宽容精神。时间的不可逆性、对象与环境不可分离性、系统方法等,则体现了历史意识。总之,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谦虚的,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的功能,对科学功能的限度和负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评价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评价中就会更宽容,慎重使用评价权力,充分尊重和关怀被评价者,不轻易给被评价者下定论、贴标签、排顺序、做预言。对于被评价者而言,不再盲目相信、被动屈从评价结论,而是主动反思评价结论,既不会因好的评价而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评价而丧失信心,评价成为他们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产生什么影响,在很大态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如果人们片面地对待它,或被动地受其影响,那么消极影响就不可避免。要正确发挥科学思维方式的作用,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坚持主动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习惯性的思想观念、隐蔽地发挥作用的思维模式,通常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深层次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进行反思,而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就不知道科学思维方式是否先进,对我们的行为和活动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会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过度迷恋它、依赖它,从而受制于它,成为它的奴隶。要让科学思维方式发生积极作用,人们必须增强自主性,把它从潜意识中挖出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有选择地运用,并对运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监控。一句话,就是变被动影响为自主选择、能动运用。

在教育评价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两种取向的提倡者都是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来理解教育评价,都无法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性,因而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片面的。提倡科学主义的人相信客观的实验,评价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过实验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评价采用自然科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如评价者必须严格采取中立的态度,防止带有个人的价值观;所收集的资料都是量化的,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根据在标准化考试中所取得的数字或分数来判断许多课程计划的质量和学生理解的水平,等等。人文主义取向者认为,实验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切割开来分别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观倾向性。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个案研究是一种“灵丹妙药”,因为必须把人类行为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理解;重视在调查研究中,在随机观察中,在与参与者的会谈和讨论中,获得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资料。⑤经典思维方式对科学本性进行了狭隘理解,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因而不能全面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等问题上,持非此即彼的观点,造成教育评价的片面化。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对象是相关联的,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关涉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统一的,多义性代替单义性等等。当前,教育评价所强调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他评与自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观点和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辩证思维,人们也应用全面的观点对待它,并运用它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超级秘书网

我们发现,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看似合理和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却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例如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评价结果越精确越科学,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认为像教育这样一个自身是复杂的、变化的、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精确”。⑥相反,一些以往被视为影响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因素,如教育评价者的价值倾向性,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却恰恰是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应有内涵。这说明,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如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就有可能犯错误。例如,如果停留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理解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要么就会认为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导致教育评价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要么就会因对机械化和非人性化的不满而完全否定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是经典科学的发展,它能够包容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可以看作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特例。如果说经典科学的“精确”的取值是一个点的话,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确”的取值就是一个区间。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科学思维方式仍有其价值,同样的,对于受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传统教育评价的合理一面,我们也应该予以继承。

注释

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莫兰著、吴泓缈译《: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③滕守尧:《对话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页。

④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3篇

本科生学位论文应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写作伊始阶段论题的选定方面；规范意识，主要贯穿在确立好写作论题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以上两种意识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但在本科学位论文中却极为稀缺，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有系统加以指导的必要。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本文由收集整理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转贴于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本文由收集整理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四、现代汉语论文指导示例

（一）示例1

2012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开明国语课本>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作者：高歌）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均体现出创新意识。初稿在内容的分析和逻辑结构安排方面还稍显粗糙，在进一步仔细分析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经过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和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内蕴语言形式”的实质消化之后，对于课本语言特点的概括更加到位，对语言形式负载的价值观的解释深化了，全文的逻辑关系也加强了。

论文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分析到位，语言精准。兼具双重意义：既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于建构由语言表层形式上升到语言内蕴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参照意义；又揭示出了语文课本文质结合的特质和规律，对于当下语文课本乃至教育改革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支撑。将多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本身又兼具多种价值的论文是不多见的。

（二）示例2

2011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曲阜街头用字的调查与思考》（作者：秦鹏）

这篇论文的初稿思路很开阔，非常难得，体现了作者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和作者寄予这篇论文的重大责任意识，也因此，文章显得很“沉重”，把过多的问题都夹杂了进来，有些论述离了题，个别地方有过度阐释的表现。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文章主旨应始终紧紧围绕社会用字问题，在列举出问题之后寻找汉字使用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

论文从选题、调查到修改、定稿历时一年多，其间经十数次修改，整体框架和思路相比初稿都有很大改观，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肯定。

此类论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翔实而可靠的调查基础之上，但又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精准的分析，全文逻辑思维缜密，创新意识突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既可以对语言学界纠正以往语言政策性失误提供一定的借鉴，又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形象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示例3

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话语初探》（作者：吴金霞）

此篇论文原来的题目是《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语言初探》，论文基本框定在小品幽默语言手段层面作探讨，无法做深层次的挖掘。其最初思路有两个基本缺陷或误区需要纠正：

第一，仅分析幽默语言手段；第二，将赵本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

笔者针对论文论域过于狭窄的问题，将标题中的“语言”一词，修改为“话语”。标题表面的一字之改，即将论域扩大到了语言的内涵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对于“话语”这一概念，我们突破了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而是将其视为外在形式结构与内蕴价值意义结构相统一的整体。全文因此增强了逻辑联系，前后两大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修改之后，论述的信度、深度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把握都具备了。通过对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中独特话语手段和语言本身现实意义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赵本山小品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并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努力存在的局限性，揭示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农民表达话语只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皈依。转贴于

（四）示例4

【学生初稿提纲】

《浅析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的反向应用》

提纲：

1.对话剧小品进行概念界定；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说明对其进行语言学角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2.界定语用和言语交际行为的概念；阐述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论的内容；进而提出有关话剧小品中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是反向应用的。结合具体的例子论证主题观点，并分析说明其反向应用的各种具体方式：

（1）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

（2）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礼貌原则

（3）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使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二者发生冲突

分析话剧小品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例子及方式来说明论证。

3.得出结论：在话剧小品中作者常通过反向应用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创作。

【笔者意见】

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语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在分析之前就“观念先行”，就已经套好了理论，那样做的话，最后你分析的那个语言对象只能是装在那个或那些个理论套子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如果是我写这篇文章，文章标题我会改为“话剧小品中的反向会话（或对话）”。要具体分析以下问题：哪些会话或对话故意违反了常规？用什么方式违反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故意？这种故意对于话剧小品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其中，可以用你学的那些语言和语用学理论来解释。但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那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证你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了。所以，应该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不仅仅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被语言学中有限的理论彻底控制，把研究对象装入理论的框架之中，让理论异化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语言对象。我们应解决和解释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问题。

（五）示例5

【学生咨询】我最近看到一本谈修辞新格的书，不知可否把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新修辞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这些新修辞格不值得分析的话，那我能否继续修改以前你指导过的那篇论文？

【笔者意见】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四、现代汉语论文指导示例

（一）示例1

2012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作者：高歌）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均体现出创新意识。初稿在内容的分析和逻辑结构安排方面还稍显粗糙，在进一步仔细分析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经过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和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内蕴语言形式”的实质消化之后，对于课本语言特点的概括更加到位，对语言形式负载的价值观的解释深化了，全文的逻辑关系也加强了。

论文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分析到位，语言精准。兼具双重意义：既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于建构由语言表层形式上升到语言内蕴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参照意义；又揭示出了语文课本文质结合的特质和规律，对于当下语文课本乃至教育改革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支撑。将多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本身又兼具多种价值的论文是不多见的。

（二）示例2

2011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曲阜街头用字的调查与思考》（作者：秦鹏）

这篇论文的初稿思路很开阔，非常难得，体现了作者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和作者寄予这篇论文的重大责任意识，也因此，文章显得很“沉重”，把过多的问题都夹杂了进来，有些论述离了题，个别地方有过度阐释的表现。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文章主旨应始终紧紧围绕社会用字问题，在列举出问题之后寻找汉字使用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

论文从选题、调查到修改、定稿历时一年多，其间经十数次修改，整体框架和思路相比初稿都有很大改观，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肯定。

此类论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翔实而可靠的调查基础之上，但又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精准的分析，全文逻辑思维缜密，创新意识突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既可以对语言学界纠正以往语言政策性失误提供一定的借鉴，又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形象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示例3

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话语初探》（作者：吴金霞）

此篇论文原来的题目是《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语言初探》，论文基本框定在小品幽默语言手段层面作探讨，无法做深层次的挖掘。其最初思路有两个基本缺陷或误区需要纠正：

第一，仅分析幽默语言手段；第二，将赵本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

笔者针对论文论域过于狭窄的问题，将标题中的“语言”一词，修改为“话语”。标题表面的一字之改，即将论域扩大到了语言的内涵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对于“话语”这一概念，我们突破了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而是将其视为外在形式结构与内蕴价值意义结构相统一的整体。全文因此增强了逻辑联系，前后两大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修改之后，论述的信度、深度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把握都具备了。通过对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中独特话语手段和语言本身现实意义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赵本山小品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并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努力存在的局限性，揭示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农民表达话语只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皈依。

（四）示例4

【学生初稿提纲】

《浅析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的反向应用》

提纲：

1.对话剧小品进行概念界定；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说明对其进行语言学角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2.界定语用和言语交际行为的概念；阐述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论的内容；进而提出有关话剧小品中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是反向应用的。结合具体的例子论证主题观点，并分析说明其反向应用的各种具体方式：

（1）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

（2）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礼貌原则

（3）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使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二者发生冲突

分析话剧小品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例子及方式来说明论证。

3.得出结论：在话剧小品中作者常通过反向应用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创作。

【笔者意见】

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语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在分析之前就“观念先行”，就已经套好了理论，那样做的话，最后你分析的那个语言对象只能是装在那个或那些个理论套子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如果是我写这篇文章，文章标题我会改为“话剧小品中的反向会话（或对话）”。要具体分析以下问题：哪些会话或对话故意违反了常规？用什么方式违反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故意？这种故意对于话剧小品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其中，可以用你学的那些语言和语用学理论来解释。但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那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证你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了。所以，应该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不仅仅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被语言学中有限的理论彻底控制，把研究对象装入理论的框架之中，让理论异化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语言对象。我们应解决和解释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问题。

（五）示例5

【学生咨询】我最近看到一本谈修辞新格的书，不知可否把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新修辞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这些新修辞格不值得分析的话，那我能否继续修改以前你指导过的那篇论文？

【笔者意见】

你提到的谈论修辞新格的论著，我看过。那本书对于修辞格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狭隘的分类描写的低级阶段，尚未把修辞格当成一种真正的语言现象去关注和解释，没有揭示出特定修辞格的本质属性来。分类的无限扩展背后对应的是认知的肤浅。如果进行分析的话，主要反思修辞研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存在这些缺陷的原因是什么。

你先前那篇论文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结果，这点难能可贵，如果说你的那篇论文理论性不足，算是它本身的不完善之处的话，比起更多人所惯用的生搬硬套理论类的文章来，我倒以为这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还想继续加工你原来的论文，涉及到的修辞问题也不要受那些修辞学教科书的影响，倒是可以进一步挖掘你分析的那些“解构”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原因在起作用，以及语言本身为这种“解构”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和基础。这种“解构”手法形成一定阵势的话，或许“解构”本身就是语言发展的一种正常方式呢。

中国科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初二三班 林智洪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可想而知，读书就是为了追求上进，读书是开辟辉煌前程的奠基石，读书是汇聚成浩瀚大海的源泉，读书是驰骋于苍茫大地的动力，读书是翱翔于寥廓长空的翅膀。

然而，当今社会，有的读书人反倒黯淡无光，一事无成，挥霍时光的人反而闪耀璀璨，成就辉煌，绽放光彩。那么，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读书未必能铸就辉煌。孔乙己的身上一直演绎着悲剧，他确然饱读圣贤书，恰似充满内涵，满口皆是“之”“乎”“者”“也”，然而，他却遭遇着封建社会的悲剧穷途。孔乙己在别人眼中是多么的卑微，多么的低贱，多么的黯淡。可见，那个故事反映出，那时读书是多么的愚昧，那时读书是多么的肤浅，那时读书是多么的不实在。

弃文从武能谱写辉煌的前程。汉朝的傅介子年幼无知，曾“好学书”，岁月的变迁，感悟到真谛，“弃瓢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为散儒！’”遂投笔从戎，竟得封侯。傅介子树立了这个榜样，为班超醍醐灌顶，让班超阔然开朗，班超毅然把书一扔，说：“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不读书的妙处在班超身上再次得到印证：梦寐以求的定远侯如愿以偿了。并且，杨彤的《从军行》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些事例同时反映出，不读书在某些时刻的确比读书更闪耀，更璀璨，更辉煌。

但是我们不能一味追求不读书所铸就的侥幸辉煌，那是不足恃的。回想一下，人类灵魂升华的源泉是什么？回想一下，人类能谱写光辉璀璨的历史篇章的支柱是什么？回想一下，人类发展的需求依靠什么？回想一下，推动社会的进程依靠什么？回想一下，促进国家发展依靠什么？不读书就能升华人类的灵魂？不读书就能支撑人类谱写光辉璀璨的历史篇章？不读书就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不读书就能推动社会的进程？不读书就能促进国家的发展？

读书是人类灵魂升华的源泉。读书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让人类谱写光辉璀璨的历史篇章，人类的进步离不开读书。古往今来，涌现出人类智慧的光辉，商鞅变法的牛耕时代，战国时代的司南，后汉的蔡伦造纸，隋朝的雕版印刷术，唐朝应用于军事的火药。还有春秋的百家争鸣，东汉的建安文学，唐朝的壮丽诗篇，宋代的风雅宋词，元朝的清丽散曲等。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的智慧结晶，然而，人类的智慧结晶都是通过读书凝聚的。因为读书，才能让人类获得书中奥义的渗透。因为读书，才能让人类领悟到大自然的真谛。因为读书，才能让人类的参透一切，升华灵魂。不读书又怎能升华人类的灵魂乎？

推动社会的进程依靠读书，促进国家的发展依靠读书。人文文化的进步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前提，人文文化素质有所下降，则会造成国家的堕落。曾记那段耻辱否？清朝傲慢的闭关锁国，就如一个人的不学无术，导致鸦片战争的掀起，导致甲午海战的惨败，导致八国联军浅踏。南京条约的耻辱让人心酸，火烧圆明园的狼藉映入眼帘，“东亚病夫”鄙夷之声时常在耳边缭绕。不禁让我们意识到不读书而导致的人文素质下降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强弱。曾记那段辉煌否？后来通过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马克思主义，即开放和海纳百川的思想，相当于一个人在博览群书。结果迎来八年抗日的胜利，迎来了开国大典的美好，迎来了三大改造的成就，迎来了原子弹升起的“蘑菇云”的壮举。不禁让我们见证到读书所铸就的辉煌为国家增添绚丽的色彩。因为读书，才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营造美好的社会氛围。因为读书，才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促进国家的发展。因为读书，才能培育出超群的英杰，让出类拔萃的英杰主宰国家的浮沉。不读书又怎能主宰国家的浮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