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价格单一化；价值标准；汇率；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54－05

一、引言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一金银到信用纸币一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

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

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

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　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

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

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

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高潮，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　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1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1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高潮。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

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

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　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性载体。但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所有世界货币计划都失败了，蒙代尔将原因归于人们无法对没有信用保障和黄金支持的货币赋予足够的信心。

因此，目前较为可行的改革路径应是区域性货币安排，即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性货币安排的目的就是增强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

展望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会动摇美元的根基，美元的地位何去何从有待于观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元一枝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将极大地改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金砖五国”的崛起，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演变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世界货币格局演变将会由现在的三角格局到四角格局变化，甚至出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新景象。中国的人民币也可能成为重要货币，毕竟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额和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大中华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金砖五国”联合起来，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变化产生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牢牢掌握货币与汇率，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价值标准才是理想的。所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理想价值标准，既有利于抵御和缓冲外部冲击干扰，又有利于促进内外均衡；既能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又能有利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西关尔，货币哲学[M]，华夏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人民出版社，1962：99

[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汇率制度是指，各国确定货币的汇率、汇率波动的界限和维持汇率措施的制度。总体上，汇率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固定汇率制度，一类是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是一种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或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并保持其变动幅度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政府对汇率的确定和变动不加干预，任其在外汇市场上根据其供求状况自行涨落的汇率。1999年1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各国现实汇率水平来判定其施行的汇率体制，将汇率体制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硬盯住汇率体制，其中又分为3类：（1）无独立货币，如美元化的东帝汶，澳元化的基里巴斯以及欧元区国家。（2）货币联盟，指一种或几种完全可兑换货币形成的固定不变的汇率。其货币政策是基于联盟的水平，不允许联盟中任一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存在自主性。联盟内实行单一的对外汇率政策。例如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3）货币发行局，货币机构只发行完全基于外汇资产的一种货币。汇率由政策和法律固定，国内货币基于外汇储备。具备国际收支的自纠机制，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则自动收缩货币供给，缩减支出。例如香港等。各国货币对外汇资产依存的种类和比例各不相同。

一类是软盯住汇率体制，分为三类：（1）固定软盯住体制。货币在中心汇率±1的窄范围内盯住锚。IMF认为中国即是实行的此种体制。（2）爬行软盯住体制。对货币进行阶段性调整，调整依据为一个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3）带状软盯住体制，又分为：地平线带状体制和爬行带状体制。地平线带状体制指币值盯住固定汇率，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范围大于±1。爬行带状体制指围绕中心汇率进行阶段性调整，依据是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如以色列。

还有一类是浮动汇率体制，分为：（1）有管理的浮动体制。管理当局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影响汇率，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货币。进行干预主要依据的指标是国际收支头寸、国际储备水平、在平行市场中的发展等。如越南、埃塞俄比亚、印度。（2）完全浮动体制。汇率由市场决定，官方干预只在汇率异常波动时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不锁定任一特定的汇率目标。如美国、冈比亚、南非。

三、固定汇率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的特点

由于国际价格的可预测性，固定汇率可以鼓励贸易和投资，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固定汇率可以通货膨胀作为名义锚，盯住一个低通货国家的货币，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同时，要实现盯住的目标，对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提出严格要求，这将有利于约束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因素。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参与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随意性。固定汇率的缺点是货币政策失去抵御国内外冲击的自主性。一个完成融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国家，如果执行硬盯住的汇率政策，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化解冲击，对财政政策提出严格而有弹性的要求。固定汇率容易受到投机冲击，宏观经济秩序锁定在盯住汇率体制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可能引发汇率风险或短期投资资本的流入。此外，采用固定汇率体制必须维持足够的外汇储备。浮动汇率体制具备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限制了投机冲击的空间，可避免承受过度的汇率风险。但是，浮动汇率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汇率波动风险加大。从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预测性的角度，是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浮动汇率更大的自由度还可能使央行产生误解，认为不得不更多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是浮动不仅使汇率不确定，而且没有为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更大的自由度。

四、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及实践经验

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有几个流派：

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把经济体所面临的内外冲击的性质和规模，作为选择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

二是实际冲击与名义冲击的权衡理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冲击相对于名义冲击的重要性。如果一经济体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来源于名义冲击（如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则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实际冲击（贸易条件、政府消费、投资等）是危机的主要来源，则应选择浮动汇率。由此推论，在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情况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更适合。

三是政策拐杖论。它论断通过盯住汇率制度可获得或加强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一国的体制公信力低，盯住汇率可提高公信力，降低通账预期。

四是三元悖论。它认为蒙代尔、弗莱明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三元悖论”，揭示了在经济开放国家，保持汇率固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经验表明，在国内货币和财政机构信用缺乏的情况下，应采用固定汇率体制。贸易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干预外汇市场。当固定汇率能给一国带来更大利益时，该国会应用紧盯的固定汇率政策。如果邻国都选择盯住的汇率体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盯住的是同一货币。关于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篮子货币的判定。如果一国是低通货国家，且在与本国的货易中占主导地位，则可选择盯住该国单一货币。如果不存在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应选择盯住篮子。其好处有二：一是篮子中的单一货币波动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二是对篮子中的货币选择适当权重能保护竞争。理论上，盯住一篮子货币有助于避免交叉汇率的不稳定，但实践中很难选择合适的篮子构成。篮子的权重和构成通常不公开，汇率波动区间及中央银行干预的手法不明确，盯住篮子的制度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当所盯住的货币不能反映本国的贸易格局，或者贸易竞争对手已放弃了盯牢的体制，现行的盯住汇率体制就可能会降低本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可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向爬行盯住，或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而盯住一个汇率篮子。当持续资本流入时，可采用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其好处，一是可降低资本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二是可降低盯牢和严格管理的汇率体制的暗示作用，抑制短期流入资本的波动。三是鼓励谨慎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和企业无障地累积外汇头寸。四是由于市场参与者避险的需求，刺激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五、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

退出盯住汇率常常是被迫的。大部分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伴随着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迫使这些国家被动退出。当一国经济严重放缓或金融部门出现问题时，很难维持盯牢汇率体制所需保持的高利率。当金融部门出现问题，如果采取提供再贷款的救助措施，将改变本国货币投放量，难以维持盯住的汇率体制。资本大量流入也会冲击盯住的汇率政策。经验表明，汇率稳定、本币升值是退出盯住汇率的时机。退出固定汇率制度需要为货币政策选择一个名义锚。国际金融经验有两个基本的货币政策名义锚可选，一个是货币供应量 ，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市场的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和物价变动的关系高度不稳定。通货膨胀目标不仅使货币政策关注于国内的问题，及时对经济的变动产生反应，保持价格稳定，使央行保持低通胀的承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需要与一个更开放、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支撑，政府、政策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市场决定利率和汇率，增加企业、个人结售汇的自主性，进一步放开外汇市场，引进更多的避险工具。退出过程中，还要严密监控跨境资本的流动，防范热钱的冲击。

六、IMF针对成员国汇率问题的4个原则

（一）成员国要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来获得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二）成员国在必要时可以干预汇市，但仅限于应对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波动。（三）成员国在干预汇率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四）成员国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时，要确保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

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风云突变，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出现异动，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速的猜想。当前汇率波动的状况能否为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实战训练场地乃至机遇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汇率监管，上海证券报，2007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需求函数制度变量协整分析向量误差调整

货币需求函数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焦点，从费雪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的古典学派，到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托宾－鲍莫尔的存货模型，直至弗里德曼和梅尔茨的货币主义学派，投身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所获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货币需求函数模型的建立也是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起点。进一步讲，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1.理论和研究方法回顾

1．1国内理论的回顾

由于国外的货币需求理论汗牛充栋，各类文献都有涉及，故本文不给予回顾，而是主要着眼于国内理论的新近发展。从国内的有关文献看，近年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大多是在国外经典理论上的修补，部分学者看到国外发达市场上发展出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货币现象，从而引入了制度变量。易纲（1991）提出旨在突出经济货币化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他认为，中国转轨经济中货币化因素促使了超额货币需求的产生。根据其模型的推断，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化指数的影响程度必然会逐步缩小，货币化进程对超额货币需求的吸收能力也将逐渐变小。秦朵（1997）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用一般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我国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过于简单，仅仅构成Goldfeld和Sichel（1990）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特例，她对通用货币需求模型进行扩展时考虑了与中国经济制度有关的三方面因素：一是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资需求，二是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三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对货币的超常需求。李成（2002）在对易纲、秦朵、张杰等人的理论进行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在不同改革阶段，货币需求函数中包含的主要因素不相同，处在制度转轨期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需要做出不断修正和扩展，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加以解释。改革初期货币化进程是促成货币超额需求的主要因素，90代国家控制能力又成了促使货币供应量超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0年代末期迄今则需要新货币需求函数的出现。

另外，在选取制度变量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有：郭浩（1999）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考察了货币需求。李恒光（2000）对美国和亚洲九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货币定义，而且也使货币需求动机和货币需求目标变量发生变化。谢富胜（2000）和焦瑾璞（2002）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货币需求函数之间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王平权（2002）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研究了人口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王松奇（2003）通过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内涵的重新解释，理论上解释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货币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影响。

1．2国外研究方法的回顾

90年代以来，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大多采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货币需求与相关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LastrapesandSelgin（1994）运用向量自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短期持有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对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反应；Darrat（1996）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做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长期和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值得注意的是他引入了外汇作为其中的一个因变量，以代替该国的国内资本市场收益。

H.Fujiki（1998）利用季节调整合成数据（paneldata）的方法，估计了日本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检验结果是强有效的。MichaelFunke（2001）利用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欧元区的货币需求长期有效性和短期有效性之间的联系。JunNagayasu（2003）通过对货币需求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发现标准货币需求模型无法解释1992年以来（即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衰退现象。

1．3国内研究方法的回顾

我国目前对货币需求函数建模的方法与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利用1980～1996的季度数据给出了Johansen检验结果，得到两个协整向量，分别对应货币市场和和商品市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然后建立了误差调整模型。陆金海和陈浪南（2000）运用了协整分析和误差调整(ECM)分析方法，考察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我国的货币需求同样存在长期均衡，货币需求量受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呈显著水平。汪红驹（2002）根据误差修正（ECM）模型估计了中国1979～2000年的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M1和M2的实际金额与实际GDP和一年期存款利率之间存在同积关系，说明长期的货币需求与实际GDP以及利率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2.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回顾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那些参考国外的经典理论并用较为现代的计量方法建立的模型，尽管在统计意义上看是成功的，但他们建模时大多忽略了制度变量，这些制度变量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货币需求；而那些对制度因素感兴趣的学者往往无法测度出制度变量或者建模技术过于陈旧，难以给出较严格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利用1998～2002年的月度数据，选取了能够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个方面的制度变量，通过Johansen检验，试图找出长期稳定关系，并得出经过向量误差调整（VEC）的货币需求函数。本文的贡献就在于对若干制度变量的选取和测度，使得模型更具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本文之所以只选取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方面的制度变量，是因为我们在选取制度变量时，主要考虑到目前经济运行中较为突出的现象，比如经济结构转型，这是贯穿于中国经济现象的长期命题，不可忽略；而企业信贷活动扩张恰好是当前中国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分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对国有企业仍然有着体制性的“软预算”机制。正是这些现象，它们对货币需求影响程度有多大，把它们引入长期的货币需求函数中是否合理，就成了本文要考察的问题了。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因素复杂而且广泛，除了以往经典理论里出现的解释变量外，要想对货币需求函数精确建模，还需要现在和后来的学者们不断挖掘尚未发现的解释变量。

以下是对本文建模所包含的变量以及数据的说明：

2.1因变量：

实际狭义货币MR=M1/P：中国人民银行将M1定义为现金+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我们采用M1作货币指标，而不采取M0和M2；原因在于：一、M0已经无法反映实际货币需求；二、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生产总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另外，我国的M2统计口径在不同年份有较多差异，从数据的可采取程度来看，也不倾向于采取M2。这里的P我们取较常用的消费价格指数。

2.2规模变量：

实际消费品零售额YR=Y/P：一般代替财富的规模变量可选用GDP,GNP，国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民货币收入等，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取了消费品零售额，在实际操作中是反映国民永久性收入的一个比较好的变量。

2.3机会变量：

2.3.1实际利率RR：等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减去通货膨胀率INF

2.3.2静态预期通货膨胀率INF：即INF=P(-1)。

2.3.3实际证券市场市价总值VALUE：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里，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是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但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较晚开展，而且交易量较小，其对货币需求影响不大，另外，债券收益率数据在中国是相当难采集的；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由市价总值来度量，是以往的文献里较多出现的测度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市场总量的急剧扩容有可能是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

2.4制度变量：

2.4.1国有工业产值比重RATIO：

即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我国经济结构转轨过程的常用变量，把它归入制度变量，目的在于考察市场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对于为什么选取这个指标，秦朵（1997）给出了论证，我们这里直接采用。

2.4.2企业信贷活动规模CREDIT：

谷京萍（2001）曾重点阐述了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的成因，她认为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在于国有企业的微观机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企业的投资饥渴与个人收入的超分配，企业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以及过度的投资需求和收入分配需求，而银行信贷约束的软化使企业过度扩张的信贷需求得以实现。她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构造一个新的指标衡量企业信贷需求扩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这涉及到各个企业混乱的微观财务状况，统计意义并不明显。1998年，构成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中，对银行债权仍占78.4％，构成金融资产总量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银行存款贷款；而银行的资金运用中，信贷资金占到了70.4%。企业在贷款取得后一部分存在企业活期帐户和少量现金持有以待扩大投资，另一部分一般是弥补亏损，我们要测度的是这部分企业信贷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变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程度，所以大致上取CREDIT＝【（金融机构存款－居民储蓄）＋企业亏损额】÷金融机构贷款。

2.5随机因素：

随机变量u，包含其他制度变量以及数据观测误差等等，除本文选取的两个制度变量外，其他的变量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

相应的，以上变量取对数形式后，分别为LMR=LOG(MR)，LYR=LOG(YR)，LRR=LOG(RR)，LINF=LOG(INF)，LVALUE=LOG(VALUE)，LRATIO=LOG(RATIO)，LCREDIT=LOG(CREDIT)；上述变量都经过了从名义变量到实际变量的转换，且不考虑对上述变量进行季节调整。

从而函数表达式为：

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等，数据从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60个样本，这次考虑只是做1998年至2002年的函数形式，原因在于：一、以往的文献证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1994年以后的货币化程度可以在模型中忽略掉，这样做可以减少模型的复杂性（谢富胜2000）；二、满足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第三季度起定期公布季度数据，而月度数据在1998年以后比较容易计算和获得。三、我们认为5年符合中国5年发展计划的宏观调控周期，可视为中长期时间跨度，在这个期间内，制度变量是不可忽略的。

3.计量方法与实证分析

3．1计量方法：

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容易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现象。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要对所有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平稳性和整形阶数。本文采用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变量进行检验。

对于1阶差分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关于协整检验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二是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Johansen极大似然法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r，因此我们采用Johansen方法。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VEC：VectorErrorCorrection）模型对函数进行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不同于误差向量调整模型（ECM），是因为它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VEC模型只能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

3．2中国的实证：

我们利用计量软件SPSS10.0对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对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建模。

3.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长期的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考察它们是否具备同阶整形的条件，这也是进入协整分析的前提。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ADF检验值检验类型（c,t,n）临界值(5%)

LCREDIT-2.314544（c,t,3）-3.4904

LCREDIT-5.620754（c,o,1)-2.9127

LMR-3.068633（c,t,3）-3.4904

LMR-7.944472（c,0,1)-2.9127

LYR-4.586632（c,t,3）-3.4904

LYR-4.920526（c,0,1)-2.9127

LRR-2.580948（c,0,3）-2.9137

LRR-7.757722（c,0,1)-2.9127

LINF-3.187362（c,0,3）-2.9137

LINF-5.890185（c,0,1)-2.9127

LVALUE-0.879052（c,t,3）-3.4904

LVALUE-4.635321（c,0,1)-2.9127

LRATIO-0.366660（c,0,3）-2.9137

LRATIO-7.611158（c,0,1）-2.9127

注：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表中所列临界值为5％置信水平下的ADF检验Mackinnon统计值。

我们可以看到在95％的置信区间里，上述7个变量全部是1阶整形；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分析。

3.2.2Johansen检验：

通过Johansen检验发现，第五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99％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第五个原假设被拒绝，即至少有4个协整关系。我们关心有一般经济意义的协整关系式，故取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表，如下：

表2Johansen检验结果

EigenvalueLikelihoodRatio5%CriticalValue1％CriticalValueHypothesizedNo.ofCE(s)

0.756385221.3992124.24133.57None**

0.529316140.905794.15103.18Atmost1**

0.45029497.9522568.5276.07Atmost2**

0.42446163.8450647.2154.46Atmost3**

0.34331132.3555329.6835.65Atmost4*

0.1279038.38445215.4120.04Atmost5

0.0101890.5837653.766.65Atmost6

注：*(**)表示在5%(1%)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3标准化协整系数

LMR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C

1.0000001.168161

(0.36872)0.301516

(0.06185)3.514679

(0.83901)0.109613

(0.10296)2.413601

(0.39713)-2.832221

(0.57258)-37.75279

写成数学表达式：

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该方程式反映了序列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另外，令

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在0附近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需要注意的是，VECM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

从协整关系看，

1、实际消费品零售额的系数为1.168161，接近于国际上的检验结果，即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每变化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1.168161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实际货币需求的弹性收入大于1，说明经济中的货币化进程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但模型中的弹性系数并未偏离太多，可以大致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这与以往学者们的结论一致。

2、利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利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0.3个点。但要注意到，中国利率尚为市场化，利率的变动并真正不能反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均衡，人们在持有货币时并未十分考虑利率因素，认为中央政府一旦将利率提高就意味着要紧缩经济，反而持币观望。

3、通货膨胀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相当大，将近3.5。我们知道，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宏观经济状况，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大幅增加。

4、股票市值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说明投资者更愿意在股市上冒险赚钱，而不是分散风险。但0.1的弹性系数并不是太大，我们尚无法推断出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

5、市场化程度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相当高2.4，这也表明了市场化程度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影响相当大，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这也是学者们在从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时不能绕开的问题之一。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减小，实际货币需求量将大幅的减少。

6、企业信贷扩张与货币需求量呈相关系数相当高，接近于市场化程度弹性，这与我们对企业信贷扩张对实际货币需求影响的估计相符合的。这反映了近5年里，现行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冲动”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和对银行的特殊“安全”准则继续存在。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任重道远。

3.2.3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最后在协整关系的约束条件下，建立货币需求函数的向量误差调整模型，观察在长期均衡中的短期波动。采用Hendry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去掉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得到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D(LMR)＝－0.4710102847×D(LMR(－1))－0.4330927203*D(LMR(－2))＋0.1503427887×D(LYR(－1))－0.8126287334×D(LINF(－1))＋0.053675543×D(LVALUE(－1))＋0.05528580046×D(LVALUE(－2))＋0.1052109636×D(LRATIO(－1))＋0.1682600795×D(LRATIO(－2))－0.3706352754×D(LCREDIT(－1))＋0.02635528142－0.153780584×VECM

其中，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从拟合度、AIC和SC等统计量上看（如附录之表4所示），模型是成功的。

从结果上看，长期系数是－0.154，修正幅度并不太大，而短期冲击值得关注，这说明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

1、短期的滞后一期的收入弹性继续存在，且影响较大，即短期内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波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波动0.47个百分点。

2、模型中忽略掉利率变量，这与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有关，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坚持2～3年利率不动，短期内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是条直线。:

3、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这既符合传统理论，也较好的解释了居民更愿意采用通胀率而不是利率来预期未来。

4、证券市场短期对人们的持币量影响很小，说明投资者短期内对中国证券市场不信任，容易用脚投票，短期内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性很强。

5、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市场化以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信贷扩张，它们在理论上是假设短期内不变，但我们还是将它们引入了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影响不大，这也与理论假设相符合。

4.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1998年1月～2002年12月间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消费品零售额、利率、通货膨胀率、实际证券市价总值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及企业信贷活动规模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在短期内利率、证券市值波动以及制度变量等一些解释变量不会对实际货币需求产生大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利率市场化必须加快，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以及现行体制内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的现象继续存在。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建模是个复杂而又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挖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郭浩，1999，“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对货币需求的考察”，《城市金融论坛》，第5期，P16-22.

【2】谷京萍，2001，“企业信贷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易纲教授.

【3】黄先开、邓述慧，2000，“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均衡下的货币需求建模与预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5期，P46-53.

【4】焦瑾璞，2002，“股价变动对货币供求影响增大---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课题组.

【5】李成、赵鹏，2002,“货币需求实证分析和区域货币政策建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P27-33.

【6】李恒光，2000，“金融创新和货币需求函数变动的相关性分析”，《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第4期，P5-12.

【7】陆金海、陈浪南，2000，“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长期均衡实证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P63-68.

【8】秦朵，1997，“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经济研究》，第10期，P16-25.

【9】汪红驹，2002，“用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中国货币需求函数”，《世界经济》，第5期，P55-61.

【10】王平权，2002，“人口和货币需求论”，《人口与经济》，第5期，P59-63.

【11】王松奇，2003，“中国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西南金融》，第4期，P9-13.

【12】谢富胜、戴春平，2001，“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1期，P24-29.

【13】易纲，1996，“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12期，P21-26.

【14】Ali-F.DarratandSulimanMOsman,1994,VolatilityofMoneyGrowthandtheU.S.VelocityPuzzle:SomefurtherResults,JournalofBusiness,May.

【15】EngelRF,HendryDF,andRichardJF.,1983,Exogeneity.Econometrica51,277-304.

【16】EngleRFandGrangerCWJ.,1987,Co-integrationandErrorCorrection:Representation,EstimationandTesting,Econometrica55,251-276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李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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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著

2015年12月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需要一种或若干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来充当跨国交易的媒介。由于国际体系总体上仍然呈现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权威的、中立的世界政府根据现实的经济需要来发行和管理国际货币，因此，过去在民族国家内部流通的、有信誉的国民货币（又称货币或领土货币）便开始超越国界，发挥国际通货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少数国内货币能跨越国界流通形成国际货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并带来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后果。

国民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能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国际经济利益和特殊的国际政治权力，因此有能力的大国都积极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扩张，竞相谋求更高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而引发激烈的货币竞争。

如果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讲，国际市场跟国内市场一样，流通的币种越少，交易的成本就越低。过多币种之间频繁的汇率波动，犹如关税一样，构成了一种新的无形的国际交易壁垒。但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始终难以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通过理想的国际制度设计来解决单一垄断的国际货币所带来的权力滥用问题。这是因为国民货币虽然跨国流通行使国际通货职能，但发行国却始终只对本国国民的福利负责（有时甚至只对本国势力强大的特殊利益负责），只会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结构来制定货币政策，而不会致力于实现全球层次的最优结果。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大量使用他国货币来从事国际交易，还带来了经济安全上的忧虑，给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治胁迫行为提供了可能。

因此，如何确保国际货币承担国际公益的职责而非滥用货币权力谋求“私利”，如何在多种货币相互竞争制衡以防权力滥用，与少数货币扮演公益以提高效率之间取得平衡，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转的经典难题。在当今美元处于绝对优势的年代，其他货币如何进行国际扩张以对美元霸权地位进行制衡，便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主题。

本书的研究发现，无论是霸权货币还是崛起货币，它们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除了满足基本的经济条件之外，还高度仰仗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即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特别是货币伙伴中那些具有重大而关键意义的货币支点国家，以及为该种货币国际地位提供“合法效应”和“锁定效应”的国际（区域/全球）制度体系。而目前的学界对于国际货币政治基础的研究很不充分，这主要源于学科的分立对知识生产所造成的人为壁垒。

对此，《制衡美元》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一种关于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学理论，它强调对国际货币政治基础的研究。本书认为，无论是崛起货币还是霸权货币，其货币地位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发行国在必要的经济条件之上，有效发挥国际政治领导能力，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来争取货币合作伙伴和创建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竞争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竞争也是一场政治领导能力的竞争。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货币强国，货币强国必然是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共同产物。本书在传统的关于国际货币的经济学研究之外，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视角。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采用200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四变量的SVAR(3)模型，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的传导途径来影响实体经济的，但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过于猛烈，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应;SVAR模型  1引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由中央银行信号变化而产生的脉冲所引起的经济过程中各中介变量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引起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途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问题是货币经济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者的现实研究热点。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进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纷纷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同时，我国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自2008年9月15日以来，央行连续4次降息，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加大货币投放放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适度宽松”作为货币政策的最新基调，为近十几年来首次采用。从全球经济过热到目前的全球经济紧缩，各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果究竟多大，其传导途径是怎样的，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我国的研究 2.1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米时金(Mishikin etc.，1995)对三种主流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泰勒(Taylor)坚持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强调货币资金利率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短期市场利率变化，经由市场预期作用，影响长期利率和实际投资，最终影响产出;梅尔泽(Meltzer)强调货币主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普遍的资产价格调整，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最终影响产出;伯南克(Bernanke)则提出了新的信贷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净价值，进而影响经济中的信贷规模，最终影响产出。围绕这三大理论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但是分歧仍然很大(瞿强，2008)。 2.2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动态定量研究并不多见。王振山、王志强(2000)较早地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信用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经。周英章、蒋振声(2002)对我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但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裴平、熊鹏(2003)检验了我国1998-2002年“积极”货币政策中的“渗漏”效应。谢赤(2003)对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最佳货币政策指标方面进行了探讨。瞿强(2008)用我国1996-2008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通过比较分析利率、货币数量、汇率和信贷等主要金融变化的产出、价格等实际经济变化的影响模式，观察到信贷是一个特别注意的变量。还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相似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Census X12法消除数据的季节效应，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作进一步处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这里以1990年1季度为100)，并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由于实际利率可能为负 ，因此实际利率不能对数化)。首先对单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原实际序列对数差分后平稳。 3.2简化式VAR模型的估计 为了研究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影响及其贡献度，本文建立了四变量的VAR模型，根据AIC和SC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3，由于方程右边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不存在同期相关问题，所以OLS估计是有效的。 经检验，上述模型是平稳的。四个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RR=0.937、R2 M1=0.915、R2loan=0.845、R2GDP=0.85，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但扰动项存在同期相关关系。简化的VAR模型却无法刻画它们之间的这种同期影响关系，需要用结构VAR模型来刻画。 为了进一步检验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产出的影响关系，对上述估计的VAR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实际利率不能Granger引起实际M1、实际金融机构贷款，但能Granger引起实际GDP，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为0.14372，这反映了我国内需不足，部分商品处于供大于求，因此当对货币的需求扩张时，会由于价格调整而抵消，货币供给的数量调整对产出的影响较弱，这与高铁梅(2006)、刘金泉(2003)得出的结论相同，但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却显著地下降了，这可能是近几年我国内需有所增加的原因所致;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从早年的信贷配给到目前的信贷政策，金融机构贷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先行指标，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3结构VAR(SVAR)模型的估计 由于简化式VAR模型不能刻画同期相关关系，而SVAR模型则可以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短期影响，本文仅对SVAR模型施加短期约束，不考虑上述变量对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在上述估计出的简化式VAR(3)模型基础上，构建AB-型的SVAR(3)模型。由于模型中有4个内生变量，因此至少需要施加2k2-k(k+1)/2=22个约束条件才能使得SVAR(3)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由于AB-型的SVAR(3)模型包含了k2+k=20个约束条件。本文根据经济理论，再施加三个约束条件:实际利率对当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利率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由于模型扰动项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可以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IML)估计得到SVAR(3)模型的所有未知参数，以上各项系数都比较显著，SVAR(3)模型较好地被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对实际GDP的冲击效应，可以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来识别这种冲击效应。 3.4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给实际利率一个正向的冲击，从第1期(以季度为单位)开始直到第4期，对实际GDP有一个正向的冲击，之后虽有负向冲击，但总体影响却是正的，单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很小，国有企业往往对利率不 敏感，对利率敏感的是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上融资非常困难，不得不从地下金融市场中获取资金，最终拿到的资金利率往往是正规市场上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3.5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考虑到实际GDP对自身的贡献率，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前8期时都是最大的，第1期的贡献率达到92.56%，但从第二期开始显著下降;实际M1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第8期之后稳定在20%左右;实际利率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从第1期到 第2期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第9期后保持在40%左右，超过了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前8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主要是信贷渠道。 参考文献 瞿强.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之谜——基于结构VAR的分析[J].货币金融评论，2008，(11). 文章 来源：中華勵志網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货币合作可行性机制叶策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要求。针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现状，本文通过重新界定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关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持有浓厚兴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影响力日益提高､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这些都使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目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探寻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关系的再认识

在货币国际化的含义中，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扩大的结果，最初是依赖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自由货币”。但随着经贸发展和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货币就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信用和政治权力的支撑，“自由货币”逐渐过渡到“国家货币”。而国际性货币是随着各个经济体合作和依赖关系的加强，由某国货币突破该国国界进入流通范围形成的。

最初的国际货币本是信用货币，凭借其银行券身份可自由兑换成金银而被人们信任。但黄金非货币化后，国际货币因退化成不兑换纸币，其本身价值微乎其微，已经不可能有自由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价值储藏以及世界货币的职能。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对应于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国际货币也就可以分别使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三大领域。因此，从货币的需求和货币购买力的角度，国际货币可定义为在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三大领域中承担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从国际货币的定义出发，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指某种货币由国内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从货币国际化的程度上看，有部分国际化和完全国际化之分。部分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完全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既是流通手段､又是支付手段､而且还是贮藏手段。笔者认为只有完全国际化的货币才能称之为国际货币。

而货币的自由兑换是指一国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不受限制地按市场汇率兑换成他国货币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三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一般而言，一国货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即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把货币自由兑换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其实这是由于混淆了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形成的误区。根据上文我们对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概念的界定可知，货币自由兑换是国内货币转变成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实现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地发挥货币职能。相反，由于货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货币的自由化是有层次的，货币国际化作为一个国内货币向国际货币转变的成长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两者有着时空上的伸缩弹性，因而可以在时间空间上同步推进。所以货币自由兑换并非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在货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资本项目管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政治实力提高后的必然选择，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潜在的国际经济资源。

人民币目前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由于理论误区的存在，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到极大限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在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前几年，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中开始流通。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是唯一能接受的支付和结算货币，而且还形成非正规汇市行情;有的国家(如越南，缅甸)，人民币甚至可以全国通用。香港澳门回归后，人民币俨然已成为当地的合法货币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远快于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严格受限于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从主要国际货币的形成历史看，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主要有:经济规模以及外贸规模在世界总量中占的比重大;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较强的地位且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该国货币的价值长期稳定且国际信誉良好;货币和金融市场发达等。结合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不难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化已初步具有了现实基础。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仅次于美､日和欧盟。商品进出口大幅增长并持续保持顺差，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加大，2002年后我国年吸引外资都在500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已突破2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十分迅猛，国家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这样迅速增强的经济基础，尤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我国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96年12月，我国成为IMF“第八条款”国，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为金融机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正朝着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乃至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三､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此，从目前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之前，我国宜结合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1.继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越不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影响，其货币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强，给交易者带来的信心越足。另外，规模大的经济实体在国际交易中的规模往往也大，交易规模的大小与交易成本的高低成反向变动关系，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给货币使用者带来的收益也越大。因此，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人民币开放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选好今后的工作方向，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谋求周边贸易投资结算的人民币化。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把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的阶段性目标。为此，我们应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研究相关策略。具体实施上，我国可有选择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投资自由化等形式的合作机制，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并通过签订正式协议的方式，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使人民币境外流通由民间走向官方，率先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3.积极稳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具备同时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有选择､分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具体的策略安排上，我国可以从资本账户的具体子项和具体国别两个维度，选择资本账户的某些子项，适度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同时选择人民币流通范围较广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区域，间接地推动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4.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只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货币和资金到该市场上，从而为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目前要做的是:(1)加快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国债市场一方面可作为一个可靠的“资产池”，吸收境外人民币回流，解决突然的回流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支持。(2)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些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推动其金融市场功能的国际化。(3)建设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把香港培育成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发行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提供人民币的贸易信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加强和改进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1)积极消除金融隐患。近些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始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银行资产质量不高､地方金融秩序混乱､金融立法和执法疲软等。这些金融隐患不消除，将严重削弱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2)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改变现行的以封闭型､分散型为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和健全一体化的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有效监管，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保证货币国际化目标顺利实现。(3)建立健全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制度。要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统计和监测制度的研究，防范和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和保持金融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钟伟.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J].世界经济，2003，(3).

[3]李瑶.非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J].金融研究，2003，(8).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要求。针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现状，本文通过重新界定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关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持有浓厚兴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影响力日益提高、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这些都使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目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探寻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关系的再认识

在货币国际化的含义中，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扩大的结果，最初是依赖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自由货币”。但随着经贸发展和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货币就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信用和政治权力的支撑，“自由货币”逐渐过渡到“国家货币”。而国际性货币是随着各个经济体合作和依赖关系的加强，由某国货币突破该国国界进入流通范围形成的。

最初的国际货币本是信用货币，凭借其银行券身份可自由兑换成金银而被人们信任。但黄金非货币化后，国际货币因退化成不兑换纸币，其本身价值微乎其微，已经不可能有自由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价值储藏以及世界货币的职能。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对应于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国际货币也就可以分别使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三大领域。因此，从货币的需求和货币购买力的角度，国际货币可定义为在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三大领域中承担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从国际货币的定义出发，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指某种货币由国内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从货币国际化的程度上看，有部分国际化和完全国际化之分。部分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完全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既是流通手段、又是支付手段、而且还是贮藏手段。笔者认为只有完全国际化的货币才能称之为国际货币。

而货币的自由兑换是指一国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不受限制地按市场汇率兑换成他国货币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三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一般而言，一国货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即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把货币自由兑换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其实这是由于混淆了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形成的误区。根据上文我们对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概念的界定可知，货币自由兑换是国内货币转变成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实现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地发挥货币职能。相反，由于货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货币的自由化是有层次的，货币国际化作为一个国内货币向国际货币转变的成长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两者有着时空上的伸缩弹性，因而可以在时间空间上同步推进。所以货币自由兑换并非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在货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资本项目管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政治实力提高后的必然选择，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潜在的国际经济资源。

人民币目前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由于理论误区的存在，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到极大限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在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前几年，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中开始流通。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是唯一能接受的支付和结算货币，而且还形成非正规汇市行情;有的国家(如越南，缅甸)，人民币甚至可以全国通用。香港澳门回归后，人民币俨然已成为当地的合法货币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远快于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严格受限于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从主要国际货币的形成历史看，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主要有:经济规模以及外贸规模在世界总量中占的比重大;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较强的地位且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该国货币的价值长期稳定且国际信誉良好;货币和金融市场发达等。结合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不难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化已初步具有了现实基础。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仅次于美、日和欧盟。商品进出口大幅增长并持续保持顺差，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加大，2002年后我国年吸引外资都在500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已突破2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十分迅猛，国家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这样迅速增强的经济基础，尤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我国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96年12月，我国成为IMF“第八条款”国，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为金融机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正朝着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乃至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三、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此，从目前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之前，我国宜结合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1.继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越不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影响，其货币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强，给交易者带来的信心越足。另外，规模大的经济实体在国际交易中的规模往往也大，交易规模的大小与交易成本的高低成反向变动关系，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给货币使用者带来的收益也越大。因此，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人民币开放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选好今后的工作方向，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谋求周边贸易投资结算的人民币化。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把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的阶段性目标。为此，我们应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研究相关策略。具体实施上，我国可有选择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投资自由化等形式的合作机制，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并通过签订正式协议的方式，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使人民币境外流通由民间走向官方，率先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3.积极稳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具备同时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有选择、分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具体的策略安排上，我国可以从资本账户的具体子项和具体国别两个维度，选择资本账户的某些子项，适度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同时选择人民币流通范围较广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区域，间接地推动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超级秘书网

4.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只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货币和资金到该市场上，从而为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目前要做的是:(1)加快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国债市场一方面可作为一个可靠的“资产池”，吸收境外人民币回流，解决突然的回流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支持。(2)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些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推动其金融市场功能的国际化。(3)建设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把香港培育成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发行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提供人民币的贸易信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加强和改进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1)积极消除金融隐患。近些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始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银行资产质量不高、地方金融秩序混乱、金融立法和执法疲软等。这些金融隐患不消除，将严重削弱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2)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改变现行的以封闭型、分散型为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和健全一体化的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有效监管，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保证货币国际化目标顺利实现。(3)建立健全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制度。要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统计和监测制度的研究，防范和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和保持金融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钟伟.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J].世界经济，2003，(3).

[3]李瑶.非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J].金融研究，2003，(8).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最优货币区；货币替代；亚元

作者简介：苏治，男，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李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从事金融市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期条件下资产定价主流偏差时变机理”，项目编号：7110115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全球经济分析模型”，项目编号：10YJC790220；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68-08

引 言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可以用“两个75%，一个80%，一个90%”来概括，即美元和欧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75%，占全球债券发行总量的75%，占特备提款权的80%，占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量的90%（美元64%，欧元26%），可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特别是美元仍然处于霸权地位。危机后，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带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发展中国家出现输入型通胀以及外汇储备价值减少等问题，更导致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混乱。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使全球货币结构与全球经济结构出现脱节并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在拯救经济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摆脱美元陷阱，既有利于遏制美元的霸权地位，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也符合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东亚货币合作，不少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如“人民币国际化”、在亚洲组建“亚元”充当亚洲“平行货币”等。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早期主要侧重于对“人民币国际化”成本与收益的研究，2008年以后转为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研究，周元元（2008）通过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收益-成本分析，阐述了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策略。[1]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认为，可以采取一种双轨制的步骤，充分发挥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作用，包括在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同时在境外充分运用香港的优势，尽快扩大人民币证券市场规模，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而对于亚元则侧重于对亚元可行性以及如何构建的研究。其中，忠和董新辉（2010）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一个由易到难的动态过程；渐进性地盯住共同货币篮制度缺乏长期可持续性，只是一种“次优”选择，东亚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单一“亚元区”。[3]Eichengreen（2006）提出亚洲地区应该以平行货币理论为基础进行货币合作，创建一种亚洲货币单位（ACU），该货币单位的价值是亚洲国家货币币值的加权平均值，并允许该ACU与各个国家的货币一起在本国市场中进行流通。[4]这些构想都有助于打破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制的局面，并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则难易不同。本文基于对货币替代和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梳理归纳，从现实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较之“亚元”更具备可行性，同时基于货币替论的视角，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一、货币替代：“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

参考现实中出现的拉美国家美元化及其他美元替代现象，学术界围绕货币的不同职能论述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需求理论，进而阐明了货币替代的形成机制1，概括来看，大致分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Miles，1978）[5]、货币需求边际效用理论（Bordo & Choudhri，1982）[6]、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Cuddington，1983[7]、Thomas，1985[8]）、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理论（Poloz，1986）[9]四种模型。Miles等（1978）通过建立货币持有余额和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两个模型，分别对货币替代现象的成因和程度进行了解释和测度。[5]在货币持有余额模型中，Miles将利率作为货币持有的唯一机会成本，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下，认为当一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时，会引起该国利率下降，并导致该国资本流向外国，从而发生该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替代行为。进一步地，Miles等建立了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来检验加元与美元之间的货币替代程度。该模型假定货币持有者追求货币生产服务最大化，建立以两国货币供给、利率水平、汇率与价格水平为约束的资产约束方程和货币生产服务函数，通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加元与美元之间存在替代性（达5.43，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更为深入地，部分学者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细化，例如Saurman（1986）探讨了“Shipping-the-bad-money-in”效应，提出本币的贬值率会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从而引发货币替代现象。[10]Zou（1993）的研究则证明当本外币无法配合提供流动时，美国和拉美国家政府合作的结果是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引发拉美国家的“美元化”现象。[11]Sturzenegger（1994）采用前苏联与阿根廷的数据表明，在一国经济处于高通胀时期引入新的货币，从长期看，该经济主体将更多地使用这种新的货币[12]，Freitas（2004）也认为短期高通胀会引发长期货币替代现象。[13]以Bordo和Choudhri（1982）为代表的货币需求边际效用理论认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没有考虑预期汇率变化、实际收入等变量对机会成本的影响。[6]该理论从货币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对货币需求（用M1、M2来表示）与远期汇率建立双对数模型，得出了与Miles等的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模型完全相反的结论。进一步地， Bordo 和Choudhri在假设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无套利、货币持有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建立关于货币和商品的效用函数以及包含来自金融的实际收入和来自其他资源的实际收入的预算约束方程，从而建立了货币需求的边际效用理论。他们指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没有考虑实际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并且忽略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针对两种模型不同的看法，Thomas运用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即第三种主流模型。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由King， Putnam 和 Wilford 于1978年首次提出，Cuddington（1983）[7]，Thomas[8]（1985）[8]对其进行了发展而形成较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从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出发，将不生息的货币余额看作是个人所持有的一种资产形式，出于保值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人们根据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均值和方差调整所持有的本外币资产比例，进而导致资本流动的出现。当这种本外币资产持有比例的调整体现为货币余额的调整时，就表现为货币替代的发生。[8]Thomas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解释上述两种模型的分歧：当资本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非货币资产的调整时，实证检验得出的货币替代程度会很小；反之亦然。Poloz（1982）则认为，之前的理论学说都没有考虑到获得货币资产所需支付的流动易成本以及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是基于交易成本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在这两者的约束下，经济行为人出于个人资产真实收益的最大化从而改变其持有的本外币余额，进而导致了货币替代现象的发生。[9]概括来看，货币替代的四种主流理论模型均侧重于对货币替代的产生原因进行研究，认为通胀、货币供给、预期利率变动、汇率波动、实际收入等因素均可对货币替代产生推动作用，通胀率高的国家以及汇率波动较大的国家都易产生货币替代现象。另外，Miles等（1978）认为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也是引起货币替代的原因。[5]Fielding和Shortland（2005）通过建立埃及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替代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认为政治暴力冲突也是引起货币替代的因素之一。[14]同时Dowd和Greenaway（1993）还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对货币替代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网络外部性是导致人们改变本外币需求的主要动因，从而导致了货币替代。[15]进一步地，Stix（2011）通过建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替代进程中历史因素和网络外部性的作用。[16]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学说，学术界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替代的影响。一般来说，对发生货币替代的国家，影响主要体现在实际汇率、通胀税或铸币税及福利水平三方面：（1）当外币替代本币执行价值储藏功能时，本国居民为了更多地获得外币资产必须通过经常账户的盈余来实现，而经常账户的盈余需要通过本币的贬值来获得。因此，货币替代现象会伴随有实际汇率的波动。（2）货币替代程度越高，政府就越难通过发行货币进而引发高通胀来为其赤字融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本币的货币需求对通胀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因此，政府所能获得的通胀税与没有货币替代时相比更小一些。（3）政府通胀税的减少会带来居民福利的增加，然而Ozbilgin（2012）通过建立福利成本函数发现，只有当一国通胀率高于44%时，本国居民才能从货币替代中获利。[17]货币替生时，居民会更多地选择外币存款减少本币储蓄，本国银行由于储蓄减少不得不减少贷款收回投资，进而导致本国投资减少、国民收入下降、福利水平下降。对替代货币发行国而言，Effiom和Samuel（2010）认为货币替代会带来该国货币铸币税的增加，同时也会削弱该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18]Miles等[5]（1978）和Thomas（1985）[8]认为，由于货币替代的存在，当一国进行货币扩张导致持有该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下降时，两国居民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引起该国货币流向外国，进而削弱了该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二、最优货币区（OCA）理论：亚元的理论基石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由于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汇率政策很难在调节国际收支中发挥作用，周期性的国际收支危机经常爆发。西欧地区试图建设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的实践进一步使Mundell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构想并探讨了怎样的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Mundell（1961）认为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在货币同盟区内自由流动，即使工资与价格呈刚性，当遇到非对称冲击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来抵消，即所谓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可以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在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而与最优货币区外的国家保持浮动汇率制以保证区内国家的内外均衡。[19]Mckinnon（1963）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开放度”标准，认为若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即可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可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化带来的汇率的改变将意味着国内物价水平的大波动，而对国内生产的实际影响却很小，所以贸易往来频繁的区域可以组成最优货币区。[20]Ingram（1973）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他发现金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减少汇率调整的需求。因为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波动，就会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促进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从而可以减少汇率调整的需要，进而减少汇率的波动。[21]Kenen（1969）提出“生产多样化”标准，认为生产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因为产品多样化意味着可以分散商品受外界市场冲击的风险。具备这样条件的国家之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共同货币区，一方面可以稳定国内经济，另一方面可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追求货币统一后带来的货币效率。此外，Kenen还提出“财政政策统一”标准，他认为在货币联盟里一定要建立超国家的财政体系，这样才能在联盟内部发生非对称冲击时，将资金财政转移到受到冲击的国家，而不用调整汇率政策来缓解失衡。然而，这个标准意味着参加联盟的各国要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从而同意这样的财政安排，欧元区的危机也进一步证明了共同货币区内财政政策统一并加强财政监管的必要性。[22]Fleming（1971）提出了“通胀偏好相似性”标准，他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国家必须具有通胀偏好相似性。此外，若加入货币联盟国家之间对通胀偏好不一致，将会影响超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从而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23]

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推动了OCA理论的发展，“合理预期”假定的提出使得人们对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进而意识到组成共同货币区后，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是很小的，这使得对于OCA理论的研究转移到成本收益的分析上来。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24]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概念，部分成本与收益的不可量化性使得一国不可能描绘出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Dowd与Greenaway（2003）联合提出了“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他们从货币转换成本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与收益。他们认为，货币为它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网络外形”，一个具体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网络”内有多少用户在使用该货币，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使用这种货币的人均利益就会上升。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货币存在，他们认为，主要是受历史环境及不确定性（用户数量及其潜在好处大小不确定）的影响，特别是向新货币过渡的“转换成本”（如政府发行新货币的成本），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一种“惰性”。因此，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变迁动力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以及对政治因素的考虑。[15]

Mundell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时，外部冲击主要表现为单一产品需求变化的冲击，而现代经济的区域化、多样化又使外部冲击呈现新特征，出现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冲击的差别。如果区域内国家面临的冲击是对称性的，则区域内国家就更不需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更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相反，如果是非对称性的，则前述对组成货币区的标准和成本收益的研究便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并不具备现实意义。Poloz（1990）等学者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变动、股票价格变动、劳动力流动性、财政转移支付等指标判断经济冲击的对称性。[25]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SVAR方法，将经济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26]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提出VAR方法，他们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德国、丹麦、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冲击有一个正向的关系，而且这些国家之间冲击的相关性比南部欧洲城市要高，但仍低于把美国分为8个经济地区之间冲击的相关性。[27]针对货币一体化对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事前”不满足OCA的货币区能否在“事后”满足，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专业化观点与OCA内生性观点。OCA内生性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收入相关性与贸易一体化是正相关的。因为货币一体化降低了由汇率变化产生的交易费用，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同盟国之间会结成长期的经贸关系，进而会促进某种程度的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反过来会推动双边贸易、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商业周期的同步性。与OCA内生性相对应的克鲁格曼专业化观点，认为随着单一货币的实现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的产生，国家会集中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会变得单一化从而易于受到非对称性冲击，进而促使联盟国家间收入的相关性降低。

OCA理论为货币合作提供了一种思路，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行为，也可以用于分析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情况。组成最优货币区后，各经济体之间通过维持固定汇率制，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制，不仅可以促进货币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发展，还可以利用汇率政策抵抗货币区外的经济体带来的冲击。同时平行货币作为一种向OCA过渡的手段，可以尽量减小对各经济体的冲击。然而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待完善的地方，在实践中，组成共同货币区对各国财政政策、通胀偏好的要求较高，需要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高度协调性，这一点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这次危机中欧元区的表现便是一个例证，构建“亚元”区也须以此为鉴。

三、人民币还是亚元：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

货币替论与最优货币区理论都可以作为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在货币替论中，一体化货币是区域内某一国家的货币；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一体化货币是包含各经济体货币的权重货币。人民币充当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其本质是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内实现对其他货币的替代，而亚元则是建立在OCA理论的基础上，旨在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两者对于打破现在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有战略意义。

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在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上的差别，决定了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需要各个经济体的合作，不仅要求各国通胀偏好的一致性，更是对财政政策的一致性提出要求，需要各国经济、政治上的高度协调性。由于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这种协调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极有可能出现一国债务由其他国家一起负担的现象（例如欧元区的希腊与德国）。此外，在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会存在各国之间的博弈，这不仅耗费巨大的博弈成本，而且由于博弈各方收益矩阵的难以量化性，使得博弈的结果很难预测和把握，对于博弈进入类似于囚徒困境这样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很难避免。与之相反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行为不需要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对于各国经济政治的协调程度要求不高，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并且中国可以顺应市场选择，通过做好“homework”进行人为推动。例如2012年6月开启的人民币日元直接兑换被认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正在推进的允许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也可以为人民币在外投资创造机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第二，鉴于目前亚元的构想还没有付诸实施，因此与采用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不仅可以获得同样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货币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成本减少等优势，而且可以减少时间成本。此外，人民币区域化避免了多国博弈，消除了博弈成本，并且由于不需要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不需要设立区域央行及其他组织，因此消除了机构设立成本及运行成本。概括来看，与使用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可以降低时间成本，消除博弈成本与机构设立成本及运行成本，进而减少改革成本。

第三，由于亚元的构建和维护需要多国共同努力维持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度协调性，人民币的维护则只需要中国一国维持其政治的稳定性，经济金融的开放性、稳定性及发展性，因此与亚元相比人民币更具有稳定性，更有助于实现东亚共赢。中国在东亚地区占有重要的贸易地位，2011年东亚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占比高达50.77%，进口总额中占比为34.51%。2010年东亚地区向欧盟出口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占比达33.47%，进口总额中占比为49.34%。若采用亚元作为结算货币，东亚地区的贸易企业整体会受到很大影响，而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保证东亚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总额中的一半以及向欧盟出口的贸易总额中的1/3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从而降低货币一体化过程对东亚经济带来的震荡，实现东亚共赢。此外，与采用亚元相比，选择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也可以为中国带来更多收益。这种额外的收益主要体现为铸币税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来源于基础货币量增加带来的货币铸币税，另一方面来源于对其他国家央行负债的抵偿使用。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多问题，进而减少中国外汇资产的价值流失。因此，与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稳定性，可以减少东亚地区改革成本、降低货币一体化对东亚经济的震荡并且为中国带来更多收益，具有利益普惠性，有助于东亚地区实现共赢。

四、东亚地区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在空间上必然表现为一个从人民币区域化到国际化的过程。在释放渠道上，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制造品出口大国并且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很大，不可能通过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来降低出口，因此短期内依靠经常账户逆差来输出人民币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从2011年四个季度的数据来看，我国进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加之我国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与欧盟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出口遇冷情况，长期来看，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人民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然而，与此同时必须创造更多可供投资的人民币资产以建立合理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另一方面，我国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大量国内投资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向国外，且国内仍有大量储蓄没有得到相应的投资机会，因此顺应资本流向，尽早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进而通过资本账户渠道来释放人民币才是一条可行路径。

从货币替代的理论来看，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汇率的稳定或逐渐升值以及较低的通胀水平以保证人民币的货币价值。刘爱文（2005）在《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一文中也分析到由于人民币信誉的存在以及亚洲经济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馈作用，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长期收益要大于其成本。[28]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根据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货币分析法和货币数量理论，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和维持低通胀水平可以通过我国国民收入的稳步上升来实现，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推进经济转型，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投资而非出口拉动经济，使得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GDP不会硬着陆。此外，在Miles等的货币余额模型中虽然提及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带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替代，然而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国资本完全流动的基础上的，并不适用于我国现在的情况。况且，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带来本国货币对他国货币的替代也是因为本国货币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带来的只能是本国通胀率的迅速上升和本国货币的迅速贬值。另外， Dowd与Greenaway（2003）提出的“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认为，由于历史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惰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对目前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进行考量也是必要的。[15]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美元仍处于霸权地位，并且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国内的危机矛盾向国外进行转嫁，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外汇储备流失以及输入型通胀等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本文从货币替代与OCA理论出发，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1. 货币替代与“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均可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一部分，本质区别在于在货币合作中选择的是一国的货币还是由各货币组成的权重货币。两者都可以为区域内国家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好处，但在促进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最优货币区的组成需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协调合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保持一致，而货币替代则是一国可以操作和推动的，且对于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一致性要求。

2. 将人民币作为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选择，不需要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而且对各国协调合作的能力要求较低，因此更具可操作性。同时采用人民币而非亚元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稳定性，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东亚整体出口的影响，实现东亚地区的共赢，实现货币区域合作的普惠性目标。因此与亚元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更具有现实意义。

3. 对于人民币区域化而言，在人民币释放渠道方面，短期内建议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尽早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来输出人民币，长期来看可以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两种渠道来释放人民币，但需要尽早建立合理的人民币回流机制。

4. 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为了输出人民币的同时保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需要保证国内的低通胀水平，同时尽早实现GDP增长方式的转型，更多地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GDP，以保证人民币的货币价值。此外，根据“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由于历史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惰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对目前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进行考量也是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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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物价水平 超额货币供给 实际产出 ECM模型 脉冲响应

中文图书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一般物价水平的每一变动总会对经济个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度量即CPI指数受到普遍关注。在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和物价上涨隐忧背景下，专家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优先目标确定问题上展开过争论。针对通货膨胀，国家发改委曾撰文指出央行超发货币是主要原因。关于物价水平与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关系，传统货币数量论的现金交易说给出了经典解释，但由于其苛刻的前提假设和恒等式的特点所带来建模和数据处理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现金交易说的框架内对方程过程中各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和传导路径尚未有权威的实证研究。

关于产出、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影响研究的文献不是很多，以前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方面的研究，如：产出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或者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刘斌(2002)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实证结论表明，中国的货币供给在长期是均衡的，在长期和短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和物价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赵留彦，王一鸣(2005)对1952-2001年期间中国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长期和动态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发现流通中的货币（M0）与价格存在着稳健的协整关系，引起物价变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货存量。Mishkin（2001）通过对加拿大1971-199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存在一定关系，货币供应量能有效解释物价水平的短期波动。关于产出、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影响研究,和立道、范修礼(2010)应用现金交易方程分析我国货币供给状况，得出我国在过去30年一直存在超额货币供给的结论，并从货币角度考虑，我国一直存在通货膨胀的陷阱。孙韦、郑中华(2010)发现当期的价格水平和前一期GDP的增长率是正相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下一年度物价水平的上升。赵影、周岳(2010)则认为实体经济景气状况和货币供应量是决定CPI中期波动的重要因素。

2. 理论依据

作为经典货币数量论，现金交易说在经济中货币需求决定机制解释的同时，也为在同样的框架下探求现实中价格变动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货币数量论长期均衡理论的属性又为研究一般物价水平与均衡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交易说以实际产出不变为前提的假设不符合我国现实。

但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化阐述，费雪设定充分就业的前提，主要是为强调物价与货币量同步变动的结论，这可从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稳定且长期变动也极小的另一假定得到证实。结果证实了物价变动和货币数量、实际产出之间存在可信关系。费雪对方程式中各因素的说明是抽象的，因此本文需要寻找其变量。由于实践中变量的代表性和测量技术问题，难以找到一般物价水平P的精准度量；同时费雪对于的货币层次M也未能指定具体划分；商品和劳务交易量T如果视为常数将不合乎实际。

关于货币流通速度V的经验研究，一般依赖于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传统的（lower(1967)）现金先期约束（CIA）模型一般认为流通速度独立于货币增长率；Stockman(1981)尽管考虑了资本积累，不过仍然假定仅有消费品的购买需要货币预付，此时货币增长速度并不影响流通速度，即使资本品的购买也需要货币预付，货币流通速度仍为常数；赵留彦（2009），由中国经验数据，认为货币化进程并未导致流通速度的显著下降。依据前人的结论，本文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为常数来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取狭义货币量（M1）度量货币供给量，以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月度数据表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序列（2000年为基期）作对数差分处理来表示月度物价水平lnP的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各月度的GDP（将GDP季度数据平均至各月）进行指数平减，得到实际GDP作为商品和劳务交易总量T的变量，即总产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季度生产总值核算历史》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数据。

由于总产出GDP和货币供给量M1序列值含有季节因素，会掩盖经济发展的客观变化，因此在本文中参照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X-12季节调整方法对上述两个变量序列值中所含的季节因子进行剔除。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为常数，在原来费雪模型 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得到 ,取对数并对方程设置参数，可得：

其中，lnP、lnM1_SA、lnGDP_SA分别是物价水平和经X-12法调整的实际货币供给、实际产出的对数长期趋势值，即均衡值。

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运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本3.3 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中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关系，即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下面利用Johansen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5，选择有截距项无趋势项的协整检验形式，得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3.4 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描述系统中某一内生变量发生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动态效应轨迹，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实际货币供给和产出对物价水平变动的相对影响。

分别给出了我国一般物价水平对于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的一个单位冲击的动态响应图，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物价水平对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现部分为计算值，上下两条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者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从图2可以看出，给予实际货币供应一个单位冲击，将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正响应，并在12期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趋于收敛，这与模型中实际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给予实际产出一个单位冲击，将导致物价水平的负响应，并在第10期达到最低点，然后逐渐收敛。比较来看，实际货币供给冲击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比产出冲击的影响明显，这在模型估计参数结果中也能得到反映。

3.5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给出的是对VAR模型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一个随机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由表3可知，虽然物价水平的变动来源于自身，但是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对物价水平变量的预测误差仍然有较大的贡献率。尤其是随这滞后阶数的延长，货币供给对物价水平的预测误差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40期达到11.7%，而实际产出对物价水平预测误差的贡献率相对较小，并在13期后维持在4%的水平。由此可以认为，在改进现金交易方程框架内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是导致物价水平波动的主要原因。

3.6误差修正模型

前述模型描述的是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实际经济数据却是由非均衡过程生成的。因此，在建模时需要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误差修正模型（ECM）就是对这种思想的体现。

误差修正结果:

输出结果基本描述了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作用于一般物价水平的路径及短期动态关系。估计系数表明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的短期波动分别以0.355、-0.0344的比例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其作用方向与长期均衡表达式一致；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部分将以0.108倍于偏差的速度对下一期物价水平的变动进行反修正，形成回归长期均衡的拉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短期内，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也与长期均衡下的方向一致，这为当局通过货币供给调控和产出供应保障以实现通货膨胀预期的良好治理时可免于短期干扰提供了依据。

4. 结论

本文通过费雪方程，在现金交易说的框架内，运用脉冲响应技术和ECM模型对一般物价水平与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均衡值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动态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阶段，货币供给在影响我国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起主导作用，而实际产出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小，而且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时期，长期存在着超额货币供给，使其在满足实际产出增长所需要的资本投入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影响物价水平变动，相应地弱化了实际产出变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货币供给相对产出对物价水平预测误差的贡献更大，且这种贡献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处于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货币供给的通货膨胀滞后效应比较明显，当前的物价上涨很大部分可能来自于前期超发货币的贡献。脉冲响应图显示，尽管产出对物价影响系数较小，但产出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对抑制物价上涨能够做出贡献，误差修正模型也表明短期内产出的增量能对物价产生0.0334倍的负向影响。因此，作为权宜之计，通过扩大供应以抑制物价在短期内是可取的。针对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当前应当在维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下控制甚至回笼货币作为主要手段，同时减少市场进入壁垒，加大市场供应，辅以其他经济法律手段，必要时采取临时性的行政价格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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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洲货币一体化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 年在12 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 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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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俊贤.欧洲债务危机的反思及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J].西南金融，2010（10）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债权型货币错配　原因　政策建议

“货币错配”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在Cooper(1971)、Mishkin(1996)和Calvo(1998)文献中。Goldstein和Turner(2005)对货币错配进行定义，指一个经济主体的净收入流量或者资产负债存量净值对汇率变动比较敏感的现象。并划分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和债务型货币错配。债权型货币错配是指拥有的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反之，则为债务型货币错配。不管是债务型货币错配还是债权型货币错配都是长期存在，从微观角度看给经济主体带来损害，从宏观角度影看响到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只要世界各国货币不能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种以汇率急剧波动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还将会持续出现。

一、货币错配理论概述

纵观近年来货币危机的历史，货币错配现象频繁爆发于发展中国家，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货币错配现象。因此认为货币错配可能是引发货币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之一，于是很多学者对货币错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从国内外金融市场完善性、汇率、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最早提出原罪论(OriginalSin)假说，他们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无法真正放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原因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些国家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原罪引起的。Calvo和Reinhart(2002)提出浮动恐惧论(Fear of Floating)假说认为金融危机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债务与资产的计值币种的错配使其不愿意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被称为“害怕浮动”，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债权或债务型货币错配程度。Goldstein和Turner(2005)提出“累积实际货币错配指数(AECM)”，他们认为，原罪指标忽略了各国在出口依存度、外汇储备以及外汇资产数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不能很准确地评估货币错配程度，为此提出了累积实际货币错配指(AECM)。他们称必须全面掌握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收入流和金融衍生品的币种结构等资料，才能相对准确地衡量一国货币错配程度。

二、中国货币错配原因浅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表现为较大的净外币债务对国家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而我国的情况是有着较大规模的净外币资产，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即所谓的债权型货币错配。

1、中国货币错配特征

(1)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影响经济发展

中国货币错配从性质上看是债权型错配，不同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型货币错配，这种货币错配不是人民币币贬值会带来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而是人民币升值时资本流动效应大于贸易效应带来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从而影响了经济稳定发展。

(2)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呈上升趋势并长期存在

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程度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之一，截至2010年9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债权型货币错配将会长期存在。

(3)货币错配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央银行

我国长期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银行结售汇制与较为全面的资本项目管制，导致官方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使得中央银行承接了私人部门的大量货币错配风险。造成货币错配风险主要集中在官方，这也是中国经济与金融在高货币错配背景下能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2、债权型货币错配原因

(1)中国的贸易大国与金融弱国矛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GDP增速年均保持在9％以上。2009年末我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上升到第3位，并接近日本，预计2010年末将超过日本，对外贸易总额排在美、德之后，也进入前三名的贸易大国。但是我国目前还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处于劣势地位，具体表现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没有什么发言权，同时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国际货币。金融大国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上的优势，金融强国则意味着一国货币能够充当国际货币，并且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与发达的金融市场。我国从金融资产规模来看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我国从金融体系来看处于转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我国从金融市场来看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体系不健全，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不是国际货币。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远不及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地位，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与金融弱国是矛盾，出现债权型货币错配也就不觉得奇隆。

(2)招商引资和鼓励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出现债权型货币错配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我国对外开放实行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外援为辅”，但在实践当中，各级政府为了追求各自的政绩，采取各种优惠措施进行招商引资，使得民营经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造成外资抢夺内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我国长期以来坚持鼓励出口的政策，对出口企业在政策上进行多种支持，实行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制度等优惠措施；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展能够出口创汇的行业和企业。这种招商引资和鼓励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近年来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趋势，也在特定时期促进了我国国际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一些矛盾与问题，比如国际收支失衡、贸易摩擦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等。此外，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货币错配问题，因为当一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该国的经济主体在对外经济交易过程中必须大量使用外币计价，又因为本币和外币之间的汇率很难稳定，从而不可能避免货币错配的风险。

(3)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

李瑶(2004)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研究》中构造货币国际度的指数体系，是指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流通程度，来反映一国货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程度，这一指数可以近似地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李瑶的货币国际度指数实际上由三种指数加权求和得到：

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使用本币的国家数／与本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数

本币境外流通规模指数=本币在境外的流通规模／本币的发行量

本币境外储备指数=本币作为他国外汇储备数量／本币国的外汇储备数量

为了测量人民币国际度水平，她以美元、日元、欧元为例，结合人民币境外流通现状，她计算了美元、日元、欧元和人民币

的国际度指数，结果是美元为第一国际货币，依次为欧元和日元，它们的国际度指数都大于1，而人民币只有0.19远小于1。她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虽有流通，但依然不是国际货币，离国际货币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必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中围的金融改革也已经走到了关键时期，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的深化来控制货币错配的风险，已经成为当前备受关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弱化货币错配。

1、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战略也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在近些年来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连年双顺差，外汇储备居高不下，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种战略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贸易发展战略方面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自由贸易政策，推进贸易自由化，要改变“奖出限入”的政策偏好，减少和取消对出口的各种鼓励。

2、完善国内资本市场

近些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资本市场中仍然存在着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间不平衡，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债券市场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优先发展国内债券市场，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以为企业投资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从而改变了企业长期投资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状况，这有利于解决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中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建立一个高效益低成本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要任务，也是解决企业在境内筹资，消除货币错配风险的有效途径。

3、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外汇储备也连年快速增加，这也促使我国的货币错配风险不断积聚。要改变这种趋势，可出台支持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的措施，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去收购和兼并一些外国企业，这既可以利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又可以降低国家的总体货币错配程度。现实而言，这不失为当前的明智抉择。

4、加快区域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解决我国的货币错配问题的根本出路。人民币的国际化能使我国规避国际货币市场风险，增加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助于实现内外均衡，货币错配的风险自然就不存在了。稳妥地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积极促进与更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特别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互换协议；增加边境贸易中优惠措施，进一步促进边境贸易发展；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通人民币银联卡受理业务，进一步推动银联标识走出国门等，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率先实现国际化，继续扩大人民币的交易网络和辐射区域，最终实现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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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建斌、龙翠红：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6(10)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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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收支顺差； 外汇储备； 货币供给

一、引言

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对外经济也取得了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金额分别为17682亿美元和20023亿美元，其中进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7.1%，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8.3%。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组成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失衡也在继续扩张，继而带来的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在促进我国经济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对货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针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的是货币主义学派提出的货币供给量决定论，Johnson（1972）等学者认为，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超过需求时，超过需求部分的货币就会流向国外，从而使本国现金减少，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了该国的外汇储备需求，因此本质上国际收支失衡是一种货币现象。也有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Edwards，1984；Kumh，2004）来研究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国内学者在理论上（陈岱孙，2011；田华臣，张宗成，2005）从货币均衡模型、国际收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IS-LM模型与不可能三角等不同角度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基本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国内学者还进行了实证研究（秦宛顺，2003；黄武俊，2010），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国际收支通过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

三、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基本理论

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化而实现的。国际收支为顺差时，外汇储备的增加；国际收支为逆差时，外汇储备减少。有关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基本理论是金属货币流通下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说。

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休谟提出，后经过李嘉图等人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该理论的基本思想为，在金本位制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即出口贸易额大于进口贸易额时，会使黄金流入本国，黄金的金流入会增加本国国内的黄金存量，从而相应的增加了本国的货币供给。国际收支能够使货币发生国际流动，自动调节国内市场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说是由蒙代尔和约翰逊发展起来的，其依据货币数量论并以货币的流入和流出为起点，认为国际收支的失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分析说认为一国货币的供求失衡导致了国际收支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的变化会引起货币存量的变化。在信用货币流通的货币制度下，货币的发行取决于一国的货币政策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不再受限制于黄金储备，同时一国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由黄金转为外汇。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说将一国货币供给的来源区分为国内来源和国际来源，国际储备的改变和国内银行体系货币供给的改变都会对一国的货币供给产生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货币供给为Ms=L+meR。其中，Ms表示货币供给量；L表示国内的货币存量；m表示货币乘数；e表示汇率（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R表示国际储备。从上面等式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理论上国际收支的变动通过货币乘数m、汇率e和国际储备三个因素来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当外汇汇率发生变化时，若国际储备的数量不发生变化，则国际储备会通过外汇占款来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

（二）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分析

1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迅猛，国际收支已经连续多年保持顺差局面。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贸易顺差额自1995年开始逐年持续的保持增长，1995年至2011年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在2008年时达到最高值，之后贸易顺差又开始继续增长。在国际收支保持持续顺差的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也随之在不断扩大（如图2），保持高速的增长。199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此后外汇储备的增速开始加快。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增速达到40%，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8537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6年突破一万亿美元，2009年突破两万亿美元，2011年突破三万亿美元大关。截至2013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约为3.7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快速地增加表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然而，高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阻碍也越来越明显。

2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

国际收支通过对外汇储备的变动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根据国际收支的相关理论，一般情况下，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不一定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只有形成外汇占款的时候，国际收支顺差才会通过外汇占款的方式影响基础货币的数量，从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主要是外汇占款和国内信贷，如果外汇占款的比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由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的变动可以通过国内信贷的方式进行调节冲销。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占款，通过国内信贷冲销的调节方式的效果有限，从而使我国的货币供给成倍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如表1）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为顺差。总体来说，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的传导机制如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参与对外经济贸易，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在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下，为了稳定外汇市场，中央银行需要收购外汇从而形成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后，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如图3所示，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下，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1）贸易收支与货币供给

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主要是指贸易和劳务项目的收支，贸易和劳务项目收支本质上就是国际间商品和劳务的相互交换，在国际收支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一国的贸易收支会出现顺差、逆差和平衡三种情况。其中贸易平衡是我国宏观经济目标之一，而现实情况是我国的贸易收支长期处于顺差。当贸易收支发生顺差时，出口企业通过出口产品获得更多的外汇，但人民币是国内市场的流通货币。我国现行的外汇体制是银行结售汇制，即出口企业获得外汇后，通过中国银行进行结汇，中国银行再向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外汇兑换。如果不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非贸易项目，由于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增加，中国人民银行需要进行兑换的外汇数额增加，即外汇占款增加，从而在国内市场新投放的货币量增加，基础货币增加以后，经过货币乘数的的作用，国内市场流通的人民币数量便会成倍增加。

（2）资本收支与货币供给

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包括短期资本往来和长期资本往来。短期资本往来是指偿还期在一年或一年以下的资本项目；长期资本则是指偿还期在一年以上的资本项目，其包括直接投资和对外负债。国际资本的流动不一定会对国内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只有需要向中国银行进行结汇时才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当短期国际资本为净流入时，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会使我国的进口增加，这相当于是一种国外实物资本的流入，只是增加了国内商品的总供给，而不会使国内的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化。当流入的国际资本只是增加了我国的国际储备，即外汇储备中的负债增加，并没有使国内的基础货币发生变化，从而也不会影响国内市场的货币供给。

长期资本往来中的直接投资和对外负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外国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后会引起国内商品和劳务的支付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外汇部门向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结汇，而外汇指定银行需要再向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兑换，这一过程的发生会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数量，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外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通过对国内人民币存量的影响表现出来的，外债的使用会引起国内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和流动资金等配套资金的增加，但这不一定会对国内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只有当与外配套的资金来源是新增的货币供给量，而不是来源于国内资金结构的改变（即国家的货币供给总量保持不变，只是改变了资金的使用结构），外债才会通过这些新增货币供给对国内市场上的货币供给产生影响。

（3）高额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会使中央银行需要兑换的外汇增加，增加了外汇占款，使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加，从而导致货币的供给量增加。过多的货币供给量会使国内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高额的外汇储备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这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控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占款的主要来源，而影响国际收支变动的因素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说不具有可控性，因此中央银行只能被动的适应外汇占款的变动。这样会使得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降低了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使流通中的货币供给保持相对稳定，针对由外汇储备带来的不断扩张的货币供给，中央银行需要频繁的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也降低了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持续增长的国际收支下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使外汇储备急剧扩大，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在我国的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需要购入外汇，使外汇占款增加，这样就会增加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货币乘数效应的作用后，国内货币供给便会成倍增加。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大规模外汇储备，不仅对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而且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和效果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为了应对国际收支顺差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在大力发展出口贸易的同时要兼顾进口贸易的发展，在引进国外资本时要以质量为前提，合理控制外资规模，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这样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其次，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适度放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减轻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目标对外汇储备规模的压力。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国债市场和票据市场，丰富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扩大公开市场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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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晓雷、刘昊虹. 论贸易收支、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调和均衡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12（11）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55-06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m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m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赤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t引，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xnhart和Darrat，Gull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

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Yt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Zt=[rMt，Deft，Yt，Rt，Pt]’。目前，央行把

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1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I＝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1)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2)赤字水平、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加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波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主动调节经济运行，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所以，是否继续以货币供给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短期监测目标需要认真予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