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保险论文范文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2002年国际船舶保险条款；承保范围；潜在缺陷

2002年在伦敦保险市场上出现了一套新的船舶保险条款，同时，现行的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仍可选用。从这些变化本身很难看出隐藏在制定该新条款背后的真意。但是，一些变化引发了对条款含义和效力的严重争议。本文旨在分析列明承保危险条款的变化，尤其是对潜在缺陷的理解问题。

介绍和背景

2002年新的《国际船舶保险条款》沿袭了1983《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简称1983年条款）和1995年《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简称1995年条款）列明风险的形式。条款变得冗长，纳入了一些可能不被双方同意而订入保单的条款，使得条款的使用变得更麻烦。

对于承保范围，《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第6条，如今规定在第2条。除了一些极小的变化，此条款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锅炉爆炸、尾轴断裂和潜在缺陷的处理方面。1995年条款有与众不同之处，即第6.2款对谨慎处理但书的规定为“如果此种损失或损害并非由于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或船技主管或他们的岸上管理人员未谨慎处理所致”。新条款的第2.2款但书的规定却与1983年条款的规定相同，即“如果此种损失或损害并非由于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未谨慎处理所致”，删除了“船技主管或他们的岸上管理人员”。因此，由于但书措词的变化，在新条款第14条规定之下，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将承担更大的责任，承保危险的范围比1995年条款的规定缩小。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船舶所有人的境况将更糟，因为第14条的规定不仅仅适用于第2.2款受但书限制的列明风险造成的任何损害，也适用于第2条列明风险造成的任何损害。

上述第2条的主要变化体现于潜在缺陷。《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相关规定如下：

“6.2本保险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灭失或损害

6.2.1锅炉破裂、尾轴断裂或者机器、船壳的潜在缺陷“

此条款的大概意思和它所承保的范围很容易理解。承保的不是锅炉破裂、尾轴断裂或者潜在缺陷本身，而是上述原因之一造成船舶的损失或损害。如果没有因此造成的损失，例如，船舶存在潜在缺陷，但是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依据保险合同，也就不存在任何赔偿。如果潜在缺陷造成损失，可以得到的赔偿是因该损失而发生的合理的修理费用，但修复潜在缺陷本身或锅炉或尾轴的费用得不到赔偿。此种费用应向保险人投保附加险条款（1995.11.1）以获得赔偿。

英国法在这方面有几个著名判例，争议集中在：是否存在进一步的损失，或只是并不被保单所承保的潜在缺陷，由于通常的使用而被发现。例如ScindiaSteamships（London）Ltd.v.TheLondonAssuranceCo.Ltd.一案，当事船舶营运了好几年未发生任何事故，后来进船坞进行尾轴衬的下半部分木衬的换新，因此需要移动螺旋浆和尾轴。当螺旋浆被楔入时，尾轴因已存在的潜在缺陷而断裂。螺旋浆和尾轴的尾端掉入干坞中，螺旋浆的一叶损坏。保险人同意赔偿修理螺旋浆的费用，因为这是由潜在缺陷或者尾轴断裂造成的损失，但拒绝赔偿更换尾轴的费用。检验人员发现在断裂的地方有一个从顶端延伸出来，深而光滑的裂缝（deepsmoothflaw），另一半原本是完好的但最近折断。该缺陷被认为早已存在，尾轴报废。船舶所有人辩称更换尾轴的费用由“尾轴断裂”或“机器的潜在缺陷”所承保，因为尾轴是机器的一部分，它的损坏是由潜在缺陷引起的，保险人应当赔偿。法官驳回了被保险人的请求，认为“尾轴断裂”指尾轴断裂本身得不到赔偿，这种断裂的损失或损害也不是尾轴断裂造成的。由尾轴断裂造成的损失仅仅是螺旋浆的损失，被保险人已获赔偿。法官同时认为，被保险人即使以“潜在缺陷”抗辩，基于同样的理由，亦得不到支持。尾轴并没有受任何风险，只是进行了一项船舶修理中的正常操作，而这项操作导致了它的断裂。这种断裂不是由潜在缺陷引起的，只不过是早已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发展而已。

最近，TheNukila一案，与另一个关于船舶保险中潜在缺陷的案子，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更多关注。TheNukila一案的案情有所不同。保单涉及用于起居间的移动平台。承保范围按照《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和《协会船舶附加险条款》。投保附加险的意义在于，如果被保险人证明潜在缺陷造成了该平台的损坏，保险人应赔偿所有的修理费用，包括修复潜在缺陷的费用。如果没有损失就没有赔偿。法院只需判定是否存在损失并精确地定义损失的含义，而判定什么是缺陷纯属多余。事实上，由于平台支架上存在的有缺陷的焊缝导致了进一步的疲劳裂纹，而扩展到结构的其他部分和先前完好的钢铁架。进一步的开裂意味着，裂纹被发现时平台处于倒塌的危险之中。但是，船舶所有人在取得保单时，即使谨慎处理也不可能发现支架上存在的缺陷和微小的裂缝。进一步的开裂和钢架的断裂是取得保单时业已存在的潜在缺陷造成的。保险人声称不存在损失而拒绝赔偿。即使船壳存在潜在缺陷，也只是有缺陷的部分受损，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失。潜在缺陷在日常使用中不断加深并最终明显。

是否存在损失是法院需要判定的事实而非法律问题。上诉法院判定：基于常识得出的结论乃是：存在损失。这已足够判决本案。Hobhouse大法官总结相关规则：

“如果（保单承保的）航次开始之前已经存在潜在缺陷，然后被保险人发现了它的存在，那么没有保单规定的损失发生。船舶处于与保险期间开始之时同样的状态。因此，欲根据英其玛丽条款或类似条款索赔，被保险人必须证明船舶物理状态的变化。如果他不能证明此点，则无法证明存在船舶保单中规定的损失。…但是，如果损失确实发生，导致船舶的物理状态发生变化，这种损失可以成为根据保单索赔的对象。”

保险人抗辩认为区分缺陷和损失的界限在于缺陷之外的船舶的另一部件有没有遭到损坏。法院考虑了先例确定的权威结论，进而驳回了保险人的抗辩。原则在于是否存在进一步的损失。法院认为，部件一词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并具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在判断是否存在损失方面并没有帮助。

上述关于theScindiaSteamships一案，引用了Branson大法官判决的内容，早已存在的缺陷导致了尾轴其它部分的断裂。Hobhouse大法官认定：

“Brandson法官所得出的结论明显正确无误。未证明是承保危险造成了损失。尾轴已经处于损坏状态，它的价值已接近报废价值。该尾轴的断裂只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部件的断裂，需要替换。并没有发生承保的损失。Branson大法官在问及是否存在与潜在缺陷的损失不同的损失时所用的措词反映了这一点。…船舶所有人遭受的损失是由于发现潜在缺陷而导致经济损失，不是潜在缺陷造成的任何损失。

当然还存在一些实际情况使得难于运用这些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当缺陷在保单签发之前已经产生并保持这种状态，由此产生的争议就是何时发生了损失、造成进一步损失的原因何在。因此，在考虑基于《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的索赔时，应运用上述规则。

新条款

新条款第2.2条规定：

2.2本保险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

2.2.2机器或船壳的潜在缺陷，但本保险承保的部分仅限于弥补造成的损失或损害的花费超出如修复潜在缺陷会产生的费用的部分。（笔者加下划线以示强调）

新条款规定的变化体现于下划线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对应的第2.2.1项的规定为“锅炉爆炸或尾轴断裂，但不包括修理爆炸的锅炉或断裂的尾轴的花费”。该花费“本应发生的”事实上存在的损失。

作出改变的理由

以上提及作第一个改变的理由，即强调潜在缺陷本身和潜在缺陷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区别，此点在the“Nukila”一案的判决之前业已存在，但未提及“部件”一词。但作此种解释的首个难题在于the“Nukila”案认定：损失确实存在。如果同时投保了《协会船舶附加险条款》，则意味着修复潜在缺陷的费用无论如何都应得到赔偿。而且，the“Nukila”一案并没有先例。如果缺陷存在于一个组件，例如船壳，如何认定潜在缺陷的部件？争议从未平息过。这仅是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的难题。在the“Nukila”一案中，保险人未局限于此，认为船壳是船舶的一个单独的部分，在没有发生全损的情况下，无论疲劳裂纹怎么多，也不论是否导致了剪力或其他受拉破坏，都不属于英其玛丽条款规定的对船壳造成的损失。也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回复到这种观点的趋势导致了上述变化。

新条款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the“Nukila”一案时的立场。Hobhouse大法官曾指出：“原则上，修复潜在缺陷的费用应由船东而非保险人负担。”笔者认为，这段论述是对如在损失未发生之前修复潜在缺陷而产生的费用（以下简称预计费用）引入了一个入门机制。

新条款-实践

欲搞清承保范围必须整体考察新条款。很明显，对于潜在缺陷导致的索赔，承保范围与1983年条款相同，如承保由于机器或船壳中存在的潜在缺陷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

对于损害，如果已修复，可以索赔的仅是修复损害所需费用减去应扣减的部分。任何索赔金额都应按照三套条款的规定作相应调整。在新条款下，应当考虑新加在承保范围上的限制-经调整的修复进一步损失的实际费用是否大于预计费用？在超出的范围内，被保险人可得到赔偿。

本文无暇详细论述这一条款的确切含义。因为这将决定是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来证明预计费用是多少。简言之，虽然该条款被放在承保危险部分作为承保范围的但书，但它似乎是一个影响赔偿数额而非承保范围的条款。如此，证明存在超出部分的举证责任落在了被保险人而非保险人身上。因此，证明预计费用的责任则由被保险人单独承担。

但是，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机器由于潜在缺陷受损，不得不拆下修理，即使没有造成其他损失、光修复潜在缺陷也需要花费拆下机器的这笔费用，因此在计算潜在缺陷造成的其他损失时应分担部分拆机器的费用（如同为了船舶所有人和保险人的利益拆机器一样）。不幸的是，即使这两种费用一样多，此种计算方法也不符合新条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首先应确定修复潜在缺陷造成的损害所需费用。这必须是实际遭受的损失，同时要考虑修复潜在缺陷的花费和为船舶所有人和保险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费用。这两种费用不是新条款所指的进一步的损失，因为如果把它们归入新条款所指的进一步的损失，将会使新条款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为这将使事实更加复杂，大家实际上可能还是按原来的计算方法计算损失。第2.2.2项与众不同之处可能就在此。

然而按照第2.2.2项的规定必须确定预计费用是多少？船舶所有人将之拆下修复需花费多少，总额如何？上述任何一项都不能依据新条款得到赔偿。

不幸的是，（从力求清晰的角度言，新条款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理论上如何计算修复的花费没有任何规定。是按损失、损害、修复发生之前，还是按照其他时间的状态计算？由于船舶在一定时期的状态和缺陷性质的不同，计算的时间标准，对理论上的损失数额有较大影响。曾有人提出，因为保险人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通常要进行多次磋商，应以签发保单的时间为准。这种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船舶所有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修复缺陷，花费究竟是多少？综上所述，通常费用均不包括在内。

新条款比起以前的《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在承保范围上大大缩小，因此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比以前更加慎重。

投保附加险的影响

新条款第44条规定了附加险。奇怪的是，承保的不是修复潜在缺陷的花费，而是如下规定：

“44.1如果保险人书面同意，本保险承保以下…

44.1.2在潜在缺陷造成第2.2.2项规定的损失的情况下，在损失发生之前如修复潜在缺陷应需要的花费。“

实际遭受的损失并不是限制条件。按照这种计算方法会得出结果迥异的结论。例如，在不考虑任何扣减的情况下，修复潜在缺陷和造成的损失共花费￡40，000，其中￡20，000作为修复潜在缺陷的花费而非造成的损失，应由船舶所有人承担。根据第2.2.2项可以得到赔偿的是造成的损失￡20，000超出预计费用的部分（这是一种计算出来的损失，而非实际的损失）。假设预计费用为￡15，000，根据第2.2.2项，只有￡5，000和附加险承保的￡15，000可以得到赔偿，船舶所有人实际遭受了￡20，000的损失。这与不加保附加险的1983年条款和1995年条款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预计费用为￡25，000而不是￡15，000，根据第2.2.2项保险人无需赔偿，但根据附加险条款则需赔偿￡25，000.比起加保了附加险的以前的协会条款，船舶所有人实际遭受了￡15，000的损失。

第三种可能性，虽然很少会发生，但实际可能存在，如果预计费用为￡45，000，超过了所有实际的修复费用。船舶所有人根据第2.2.2项得不到任何赔偿，根据附加险条款则可得到￡45，000，超出实际损失的￡5，000部分可谓是一笔横财。

未修复的损失

未修复损失索赔和推定全损这两种情况也需略加考虑。以上都是假设损失已修复。如果损失未修复呢？在这方面，新条款第20.1款的规定与《协会船舶定期保险》相同。赔偿限额为由于未修理而造成的市价贬值，但不应超过合理的修复费用。但是，条款根本未规定第2.2.2项的新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适用。赔偿限额是第20.1款规定的合理的修复费用呢，还是第2.2.2项规定的这笔修复费用超出预计费用的部分？本条款对此未作规定。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能得到赔偿的数额是不同的，同时，船舶所有人修复或不修复损失，能得到赔偿的数额也不相同。同样，在加保了第44条规定的附加险条款的情况下，船舶所有人的地位如何，对于这一点条款未作任何解释，也不明确。根据第44.1.2项，船舶所有人应可得到预计费用的赔偿，而不论市价的变化或实际修复发生的费用。

推定全损

在新条款第21条规定的推定全损的情况下会发生类似的问题。除非预计的修复费用超出船舶保险价值的80%，任何以推定全损名义提出的索赔都得不到赔偿。在潜在缺陷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什么构成《海上保险法》第60（2）（ii）项规定的损失？根据第21.1款的规定，判断是否存在推定全损索赔，应将预计的修复费用与船舶保险价值的80%作比较。条款对此规定不明确。

如果船舶所有人加保了第44.1.2项规定的附加险，在构成推定全损索赔的情况下，承保范围应如何确定。附加险是否给予被保险人在保险价值之外的额外的赔偿，这颇值争议。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开放范围不断扩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尤其是在国内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平等竞争的局面正在全面铺开，如何巩固已经占领的国内保险市场份额，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本文认为，国内保险公司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国内保险市场，还要下大力气研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在保险经营国际化和保险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国内保险公司的国际扩张战略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保险公司国际扩张的必要性

概括地讲，国内保险公司的国际扩张是适应经济金融开放形势，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要。实际上，保险公司经营的国际扩张是对经济全球化、保险顾客全球化的现实反应。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实现规模经济。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而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拟保风险要符合“大数法则”，即某一风险必须是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不确定性），但实际出险的标的仅为少数（确定性）。保险公司通过对大量不确定的风险收取保费，建立相应的赔付基金，对少数确定性危险给予补偿。保险公司的保险经营过程，既是风险的大量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广泛分散过程。保险公司从事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是风险大量原则，即保险公司应在可承保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承保能力，争取承保尽可能多的风险和标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雄厚的保险基金，才能确保保险经营的稳定性。因此，在经济开放新形势下，国内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大胆探索，积极对外扩张保险业务，通过增加保险业务规模来降低单位保险标的的保险费率，提高保险经营的稳定性，从而实现保险业务的规模经营。

2、分散经营风险。保险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是一般的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劳务活动。保险公司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风险分散原则。如果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在某段期间或某个区域内过于集中，一旦发生较大的风险事故，可能导致保险企业偿付能力不足，就会威胁到保险公司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保险公司分散经营风险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拓展保险业务时注重保险品种和保险区域的合理分散，通过有效分散保险业务，从而抵消单个保险的非系统性风险。在经济开放、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内保险公司应充分利用有关WTO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条款，遵循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和时空分散原则，走出国门，把自己置身于整个国际保险市场的环境中，根据自身优势和不同的市场特点，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分散业务区域，降低经营风险。

3、发挥比较优势。这可以从保险经营中的国家竞争优势角度来进行分析。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可能来源于该国家的保险公司与国外的同行业相比在保险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竞争中获得的竞争优势。一般认为，从总体上来说，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人、再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在保险业务的许多方面，从风险评估到资产管理，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在具体的保险品种、特定的保险子市场方面，国内保险公司却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例如，我国是一个崇尚勤俭节约的国家，居民储蓄意识强，储蓄率高，所以我国的保险公司在寿险业务方面很明显具有比较优势。再比如，我国拥有一大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他们熟知计算机和有关的处理技术，精通财务理论和金融实务，从业人员素质高，人力资源供给充足，这对国内保险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比较优势。为充分发挥国内保险公司的比较优势，国内保险公司不能仅仅满足于巩固现有的国内市场份额，还要积极走出国门，走国际化扩张之路，占领一部分国际保险市场份额。

4、满足跨国顾客的需要（尤其是国内公司跨国发展的需要）。在开放经济形势下，保险人的客户（被保险人）是在世界各地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要满足他们在国际间的保险需求，就必须进行国际扩张，否则这些客户就会被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竞争者抢走。加入WTO后，根据对等互利的原则，我国企业将获得更多对外拓展业务的机遇，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将大大加深，保险公司客户经营行为的国际化趋势也将大大加强。这要求国内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任何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本国保险业跨国经营的配合。国际经验证明，金融支持比国家支持更具说服力和信用保证。因为国际化的保险公司拥有资金、人才、国际金融市场、客户联系等优势，能够为公司的海外投资与经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二、国内保险公司国际扩张的主要途径

1、自身扩张。自身扩张的创办方式是指保险公司在进行国际扩张时，使用公司内部的经营方法，公司的业务经营通过各处、分公司结成的服务网络来完成，这是在国际保险业务经营中常用的一种传统方法；除此之外，母公司在海外新建自己完全所有的子公司，这种方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成为了处和分公司的又一种补充。经营的优点在于需要的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在竞争的条件下，管理方面的困难是相当多的，而且因为费是事先依据人办理保险业务的数量确定的，并非是依据利润的多少决定，所以费是相当多的；并且，最终会因为大型处在雇用员工或其他费用的负担方面产生问题而导致企业风险过于集中。应用设立分公司进行扩张的扩张方式可以加强管理，但往往也会同时加强资金负担（如分公司资本总额必须满足当地有关规定的要求）和其他诸如员工工资、营业场所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等方面的负担。新建完全归母公司所有的子公司可以通过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一体化调整，便于母公司的统一协调和计划管理，可以增加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授权，激励当地员工并使得子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更符合当地的需求。新建子公司的主要缺点是创建子公司需要有足够的资金。

2、战略联盟。战略联盟可以使得保险公司在其联盟伙伴的经验基础上，有效渗入一个新市场，并利用伙伴的分销网络节省大量的资金。战略联盟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联营协议和合资企业。联营协议安排是索赔——理赔这一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方式灵活方便，在临时个案或者是长期保险中都简便可行。联营协议安排进一步延伸，还可以包括市场信息和专门知识的交换；互换培训人员、提供互惠的教育计划；增加首次再保险的业务往来；扩大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等等。联营协议可以解决保险人在接受跨国风险时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1）在某些风险因素可能发生的地区，国外保险公司遭受歧视性待遇或者根本就不允许其经营保险业务；（2）保险公司缺乏保险事故发生地、所在市场的有关信息，或保险公司与保险事故发生地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从而导致了经营保险业务极为困难。通过联营协议，协议一方可以承保那些保险事故发生在协议另一方所在国的风险，因此，这类保险业务就可以应用当地的习惯做法在当地办理，或者发生索赔时，直接在当地办理理赔业务。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满足某些保险公司的国际保户的需求。

合资企业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可以方便地创办一家新公司，或者是重组一家已有的公司。合资企业可以从许多渠道获取资金和其他资产来进行规模庞大的投资。这对于合资企业内的各个单个公司来说是办不到的或者是不经济的。在组建合资企业时，合伙各方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合伙方是否同意合资企业中个体和总体所要达成的目标？（2）是否已完整的表述各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3）合伙各方在合作、服务、技术和人员配备等方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成一致意见？（4）是否考虑了将来进行融资时的规模和方式？（5）如果合资企业不成功，则解散合伙的程序是什么？（6）有无规定如果合伙各方发生争议或类似事件，应适用哪国法律？

3、跨国并购。跨国并购是目前世界通行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主要由大型跨国公司作为投资主体。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外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国内实力雄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应积极尝试主动并购国外公司。对国内保险公司而言，以并购方式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优点是：（1）自建分公司、子公司相当于先栽树、后摘果实，而跨国并购相当于直接购买果园。与自建分公司、子公司模式相比，直接收购国外相对成熟的同类企业，不仅可以早早收摘果实，而且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合资过程中双方的矛盾。（2）吞并了竞争对手，减少了市场上竞争者数目，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3）通过并购国外的上市公司而进入国外证券市场，可以避免国内企业到国外直接上市的耗时费力，以最快捷的方式获得低成本进入、低成本扩张、本土化融资的优势。从理论上讲，跨国并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整体收购、部分收购、股权转让等，还可以通过专利、战略联盟等不动用资本投入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企业和市场份额的目的。

4、海外上市。针对我国保险公司资本规模偏小的现状，保险业界普遍认为，通过保险公司发行股票上市的方式来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扩充资本实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保证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加快发展的最佳策略选择。面对开放经济的形势，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海外上市的办法来实施其国际化扩张战略。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中，国内保险公司海外上市具有较大的制度优势。表现在：（1）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上市保险公司多元化的资本供给机制，既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大规模社会资本，改变资本短缺的被动局面，又可以将保险市场的经营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及至整个市场体系中去，为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准备基础性的制度条件。（2）可以占领国际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公司海外上市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关注，增强国内保险公司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便于其到海外市场拓展保险业务，占领一部分国际保险市场份额。（3）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利用上市方式筹资，可以使上市保险公司迅速增强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主动迎接“入世”所带来的挑战。（4）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外部监管。保险公司上市后，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在广泛的监督下，公司必须加强管理，保持利润稳定增长，保持企业的稳健经营。

三、国内保险公司国际扩张的营销策略

1、市场定位。国内保险公司的国际扩张战略的实施不能盲目进行，更不能全面开花，应结合自身的优势，进行科学的市场定位，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在对某一目标市场是否适合进行国际扩张的分析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1）市场规模：评估对象不应只包括总人口规模，更为重要的是评估那些有购买本公司产品潜在能力的人口部分；（2）市场的未来增长趋势：主要是对那些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的部分人口的增长率进行调查；（3）竞争性质：假如东道国某一保险公司正在经营某外国保险公司擅长经营的业务时，就必须将竞争纳入分析的范围之内。还应考虑竞争的资本实力。（4）监管环境：该国政府是否区别对待新进入公司和已有公司（即是否实行国民待遇）？在众多法律监督下，公司会有多少技术资源闲置而无法使用？（5）分销渠道：假如外国公司知道在其母国最适合该公司的分销方式，在东道国是否可以收购或重建一个同样有效的营销系统。（6）预期投资回报率：必须了解到在目前情况下，投资收益为多少，还要考虑到随时间的推移、竞争的加剧以及利润率降低的后果。通过一步一步地排除，最终可以发现那些存在扩张机会的市场。这个排除过程包括对技术因素、管制条件、税则和法律规定等因素的考虑。

2、产品设计。跨国保险公司是否能够为东道国顾客提供他们所需的特定保险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保险承保范围和费率的厘定应该能够反映出这一情况。同时保险产品的设计还必须保证符合保险监管机构的要求。在发展中国家，人寿保险通常都是传统的终身死亡保险和生存死亡两全保险，但个人意外伤害险和团体保险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发达国家，一些更为复杂的保险险种（如养老金保险、综合保险、变额寿险、年金保险等）正在逐渐占领保险市场。每个跨国保险公司必须有其自己的营销战略，它必须考虑诸如公司经营历史、组织结构、母公司情况、人力资源、经济实力、自身的局限性等等因素。在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宏观环境中，保险公司还必须经历一段所谓学习期，这个学习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有时还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3、分销渠道。保险人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的分销渠道向国际顾客提供保险产品和其他服务。无论保险人在母国市场上的专属人和独立人所组成的分销体系多么有效，他始终无法断定这一分销体系在其他市场上是否能一样成功。举例来说，在有些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根本就没有成熟的保险经纪人或独立人体系可供使用。还有一些保险人不经过保险中介人，而采取直接办理保险业务的方式销售保险产品，如邮寄或电话销售或者使用其他直接分销渠道。尽管办理直接保险业务的保险人数目较少，但在某些市场上，尤其是一些个人保险市场，这个趋势一直在增强。直接保险业务的发展势头如此强劲，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应该说很有必要建立一些支持和协调机构，并配备精通国际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这样可以协助保险人的销售机构、保险经纪人和顾客，也有助于加强联营协议或合资企业中各公司间的联系。因此，保险公司一般会在其公司本部中开设国际业务部。在联营协议和合资企业的各有关方的组织结构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营销、服务机构或协调机构。

四、国际扩张进程中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

1、监管与税则问题。尽管全世界市场准人的条件都越来越宽松，但各个市场的特性在经营操作中仍将是一个重点考虑的对象。国内保险公司在进军国际保险市场时首先应充分了解目标市场所在国的监管制度及相关法规。一是关于保险公司的开业条件。各国对设立保险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股东的数量和持股比例等。各国对保险公司的设立程序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采取核准制，有些国家采取的是注册制。二是关于缴存保证金的规定。英国1981年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所有注册的保险公司所需缴纳的保证金的最低限额以欧洲货币单位计算，综合性公司必须将人身险和非人身险偿付保证金分开计算，不能挪用。三是关于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如美国规定的保险组织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和相互公司两种；日本规定的保险组织形式是株式会社、相互会社和互济合作社三种；英国除股份有限公司和相互保险社外，还允许劳合社采用个人保险组织形式。四是关于业务经营种类和范围的规定。还要重点了解目标市场所在国关于保险业的税收规定。只有这样，国内保险公司才能有针对性、富有效率地实施国际化扩张战略。

2、会计制度差异。国际保险的会计计账和会计报表的报告实践随着国家、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这不仅是因为各国在公布财务报表的目的上有着不同的传统，而且各国在保险业的实际操作中也各不相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兴起，金融市场促使内幕交易、接管、会计计账和会计报表报告的实践需要一个更为统一的规则来进行管理。管理机构必须保证保险人在其监管之下，尽可能好地行为，以此来确保资源不被浪费。会计计账和会计报表的报告实践不同，可能会使保险人的账面利润发生扭曲，尤其对一些保险期间比较长的险种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利润率很高的险种，在其刚开始销售时总会出现高额亏损，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期间发生的一般费用和高额的收购费用。限制收购费用递延分摊，遵守保守性原则和资产评估这三者一起使得账面利润的出现推迟了几年。当新的保险业务不断增长时，保险人便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冲抵早些时候由于收购所支出的高额费用。由于有这些要求以及财务报表报告实践差异的存在，使得评价保险人的经营业绩十分困难。

3、货币问题。与一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还有国际间货币币值的波动。很明显，这一点对于经营国际保险业务的保险人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公司的负债的币种与资产的币种不同时，这便产生了风险。与承保人的未到期责任和未决赔款有关的货币风险已得到广泛关注，但还要注意，股东资本与其他资产在币种上不相匹配的风险。国际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所面临的由于汇率引起的风险一共有三种：交易风险、汇兑风险和经济风险。跨国保险公司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更有效地运营，必须设法降低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解决办法之一是以同一种货币计算保险人的资产和负债，如果这样做在实践中不可行，还可以将其资产的计算币种变为篮子货币，以此来降低由于货币的不利运动带来的损失。这种资产的篮子货币应与负债的货币是同方向变动的。

参考资料：

⑴孙爱琳，“保险公司上市问题研究”，《金融与保险》，2002年第2期；

⑵小哈罗德·斯凯博著，荆涛等译，《国际风险与保险》，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⑶张铁刚，“欧洲发达地区保险业的现状和趋势”，《保险研究》，2000年第5期；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他国学者大多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应是被保险人，而非我国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我认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比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更有重要，因为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并不具有保险利益，无利益即无损失，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时，被保险人并无损失，又如何能要求保险人填补其损失呢？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之利益投保，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是被保险人，投保人不具有保险金请求权。虽财产保险中投保人一般亦同时为被保险人，但亦有投保人不同时为被保险人者。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实务中，我国财产保险保单规定保险标的为“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亦是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为被保险人。

保险利益是构成保险关系的主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其成立之要件及意义因观点较为一致不再述及。

以下先就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有关问题稍事论述。

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的主要样态

个人认为可加以列举为

〔1〕因物权而生之利益，又细分为

a、因自物权即所有权而生的利益，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b、因他物权而生之利益；

他物权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投保人可因对特定所有人的特定财产进行依法利用和用益即有用益物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其中的典权尤其应予以注意，虽《民法通则》无规定而欲以消灭，但实际存在而使出典人对出典之房屋有其保险利益〔有关典权问题两岸存在较大差异，于此不再论述〕。

投保人亦可因担保物权中之抵押权、质权中之动产质押、留置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

c、因准物权即占有而生之利益；

占有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有其保险利益自不待言，非法占有则应加以分析。它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包括确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即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后者在《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相对无效并非当然无效，如当事人一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仍然有效，对因之取得之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2〕因债权而生之利益

a、因有效合同而生之利益；

b、因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行为而实现之利益；因《民法通则》而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因而具有保险利益。

〔3〕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又可分为：

积极之期待利益：指有利于投保人的利益。如有财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生之盈利收入利益；

消极之期待利益：指期待某项责任不发生而有之利益，但应以现有之利益为寄存，若仅为一个希望或凌空之期待而在法律上不确定者则不得为之，如遗产继承之期待不得为之。

〔4〕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之利益

投保人因对特定财产有承揽、运送、保管等责任而生之利益；

海上保险中从有利于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角度出发规定有可废止利益〔可撤销利益〕和或然利益〔或有利益〕。可废止之利益指对某种财物之权益尚未经法律最后认定之前而的先行之利益，如于战时所获敌船，若经法院判为战利品则利益完整；若判须释放。则利益被废止。或然利益指由于偶发或意外而来之利益，如买方以规格不符或其他理由拒付款同时退货卖方因风险回归而又有之保险利益虽无现有权利或利益、但依法律关系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之灭失，此情况为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担保之抵押物，保证人应合同债权人的合同请求代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义务而对抵押权随之转移的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

这里介绍一种劳合社可承保的保险利益，有时人们以为劳合社经常签发一些古怪的似乎是具有性质的如承保一次选举结果的保险单，这是由于人们不大了解劳合社承保的根据加上媒体的错误渲染而生的错觉，劳合社的会员是曾为一次选举的结果而承保，但同样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就是如一个纯粹受政治因素支配的员工，如果另外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以此以选举的结果投保。而如果只是以选举的结果投机的人，则不会成为劳合社会员承保的对象。这种保险利益似可归为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

〔二〕保险利益何时具有

财产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这是各国保险界认定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投保时是否应具有则有不同观点。

a、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或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须强调在保险单签订时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顾虑事后核实的困难和某些对保险了解较深之不法分子的存在；

b、为避免交易呆滞，且发挥人类之互助精神而未有此限。

我国保险法虽未作明确规定，但多有学者认为应如前项而行。依我看法，严格限制保险利益应在投保时具有在保险业起步之时尚未昌盛之际有其一定必要，但随经济发展交易频繁保险业腾飞之际则应放开此限，以免保险反成经济活动之制。但于货物运输、海上保险中因实际要求而无两种观点之争，均认为只须损失时有保险利益即可，因在货物运输、海商活动中，合同成立物权的转移均较复杂，机械要求订立合同时物权一定要转移到投保人手中，是不合实际的。

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六条还规定了另一种情况，即保险标的以“损失或不损失”进行投保时，除订立时被保险人已知其损失发生而保险人不知其发生，即使被保险人于标的物灭失后方获得保险利益亦为有效。此条款系因彼时通讯设备缺乏、被保险人无法知悉远隔重洋之标的情况，为保障被保险人计而规定此有追溯力之条款。另有“以保险单证明保险利益”之保单即ppi保单，但于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四条列为无效不受保护，故乃为全凭诚信为信赖之保险，应慎为之。

在保险有效期内是否需一直具有保险利益或可包括偶经转移而后于损失前又再回归，于法上并无明文规定，但依业界统一认为应在有效期内均应一直具有。香港保险总会之《个人保险》认为，在保单有效期内，投保人对标的物的关系可能会中断，那么“可保利益”便随之消失而保单亦自动终结，可作参考。

〔三〕保险利益的变更

保险合同的主体、标的变更时，保险标的亦随之变动，因而附着在标的之上的保险利益亦随之发生改变，如依我国保险法之定义，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由此可知，保险利具有专属性属于投保人所有，如投保人转移其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当然消灭，如无保险人同意认可，保险合同终止。但在一些情况下，多数国家的法律承认保险利益并不当然消灭而继续存在，新的关系人代替了投保人的地位，这种情况即为保险利益的变更。这些情况包括保险利益之移转与处分。

〔1〕保险利益之移转，分三种情况讨论：

a、继承

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应继续存在？财产保险中各国法例大都采取同时移转主义，即保险合同仍为继承人之利益而存在。我国保险法并无规定，但依《保险法》第十三条“保险标的的转让应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后依法变更”类推之亦应保险人同意方可。此举我认为不妥。因为若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尚未决定是否接收继承时保险事故发生，若以此拒赔，一方面于死者生前之愿有违，又一方面会给积极之投保人带来消极之影响;

b、转让

保险利益附着于保险标的，保险利益是否随保险标的之转让而同时移转各国立法有其不同之处。有采用同时移转主义，即所有权移转时保险标的亦随之移转于受让人，如德国商法、日本瑞士保险契约法、法国保险契约法、韩国商法、日本商法；有采用不动产移转主义即认为保险利益之移转仅限于不动产之移转，如奥地利保险契约法。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须经保险人同意方可移转，而台湾地区之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保险契约除另有规定外，仍为继承人或受让人之利益而在。此系采用同时移转主义。我认为，日本商法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日本商法地六百五十条规定：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于前款情形，保险标的的转让显著变更或增加危险时，保险契约即丧失效力。我国保险法并未加以规定，台湾地区之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要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仍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或保险人得于破产宣告三个月内终止契约，其终止后之保险费已交付者，应返还之。此规定有利于投保人之债权人，同时又有恰当时间予保险人和破产管理人可慎虑行使终止权，有其可借鉴之处。我国《破产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破产宣告到破产程序完成时依法可得的财产列入破产财产，而投保人若依保险法有其因合同约定外而可解除合同而得返还部分保费之权利。此保费当然为依法而得。

〔2〕保险利益之处分

合伙人或共有人就合伙之财产或共有物为标的时，合伙人或共有人其中一人或数人可否让与其保险利益于他人。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则规定共同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应得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若合伙人或其他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因有此权而转让而使保险合同失效或定需由保险人同意方可则有损其他共有人之利益。台湾地区于其保险法第十九条承认保险合同不因之失效，我国立法者应加以注意。

〔四〕有关重复保险之问题

保险利益如上所述有其多样性，因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既如一投保人亦有可能对同一标的有多个保险利益。若同一投保人就保险标的之不同保险利益投保则表面观之不违有关重复保险之规定而有超额得赔之可能。因而如此情况应依权利混同或吸收之原则，仅得就较大一项之利益而为投保。但多数学者并未考虑，应予讨论认定。

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方面，较早的观点认为，如果他人的生存可以给我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那么，我对他人就具有保险利益，这一点可以大致适用于除以自身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这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投保，而以自身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因为一般要指定他人为收益人，所以这是为他人的经济利益投保。这种观点以经济观点来解释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利益，并不恰当，因为有时人的继续生存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反而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减少，这一点在失去工作能力或者因为年老或疾病而不适合工作的人的身上可以得到解释。再而言之，人的不再生存所带来的不管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都会给亲人带来心灵上莫大的哀痛，这心灵上的哀痛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因而从经济利益的观点去看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是不适宜的。所以现在则进一步认为：亲密的血统关系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以构成保险利益，而不用关心他们之间的金钱关系。但是这个观点也有其商榷之处，因为有的虽然具有亲密的血统却是没有了情义存在，希望对方早点不再存在，若以此亲密的血统关系投保则投保人希望被保险人的早日不复存在而获保险金，这是与被保险人的愿望所不相符合的，而有的虽然没有亲密的血统关系却情同手足或如同亲出，若是因此却没有保险利益不可投保，这与被保险人的愿望也有所不相符合同时也有违世上公理。就一定的法律关系而言，这种法律关系必须同时也经济上的关系即对方的继续生存可给自身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如雇主对其重要的雇员的生存具有经济利益，合伙人或共有被人对其他合伙人或共有人有保险利益，债权人对债务人有经济利益，担保人被担保人有经济利利益。但是，若是以具有亲密的血统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投保，难免会滋生对被保险人不利之现象，所以一般国家都规定，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需要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但是如父母以子女为被保险人或夫妻以对方为被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就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因为其间天地至情相融，一般不会有道德因素夹杂其中，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因素有些利欲熏心之辈置此情此爱于不顾企图得获巨额保险金，因此在如果是金额过大的保险合同一般要经过保险业监督部门的批准。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了上述人员，还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中出现了“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字眼，这个做法是较具特色的，它把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和保险合同的有效揉和在一起。其他国家鲜有此做法者。关于投保人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的性质，有以下几种规定：

台湾地区所列举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

①本人或其家属，

②生活费或教育费所仰给是之人，

③债务人，

④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

其中所谓家属，是指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一家人。应而可知，在台湾地区，投保人并不能为已出嫁独立生活的女儿订立人寿保险合同，应为并无保险利益的存在。

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限制上还有一种观点要求以他人为被保险人之保险合同要求受益人亦需具有保险利益，即通常所谓的sob法则(sobject-owner-beneficiaryrule),s是指保险标的(sobjectmatter),o是指保险单所有人(ownerofpolicy),b是指受益人(beneficiary)，这个法则要求保险单之受益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需具有保险利益，尤其是以他人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因为其自身特点而与财产保险有其不同之处，在保险利益何时存在的限制上，有不同的观点存在，我国保险法同样没有规定。一般的看法是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不必严格限制于投保时存在，但须于损失时存在，因为财产保险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失，若没有利益，就谈不上损失。利益归属于何人，事故发生时，何人就有损失。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则于投保时应存在，在事故发生时不必存在。原因是由于人身保险只要在投保时对保险利益详加考虑，若保险单订立后没有保险利益关系亦少有道德因素之影响，同时，一定要求在损失时有保险利益也有违社会公平(虽然社会其实并不公平)，依英美惯例，夫妻以对方投保而后离异，保险合同能属有效，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妻或夫依保险合同之规定，亦可从中受益。公司为其职工投保，而后职工离职死亡，保险合同亦属有效。

在保险利益的变更问题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亦有不同之处：

在保险利益之移转上，同样可分三种情况讨论。

①继承

人身保险是以人身为保险之标的，而人身当然无所谓移转的问题，被保险人的死亡，使保险合同因而终止，但如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而死亡，存在一种情况，即投保人为债权人，被保险人为债务人时，保险利益移转为投保人之继承人所有，合同为投保人之继承人而存在。

②转让

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不随保险标的之变更而变更，但是存在随投保人的变更而变更的问题，如债权人转让其债权与他人，保险利益因而随之移转。

③破产

在人身保险方面，投保人破产时，如合同有受益人，保险利益不发生移转。

在保险利益的处分上，投保人可以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以保险金额的一部或全部，给付予其指定受益人，而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即是投保人处分保险利益的体现。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是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也可变更受益人。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同时规定：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1、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后，若是已声明放弃其处分权，那么他是否有权再以合同或遗嘱处分之，保险法并无规定。台湾地区有此规定：受益人经指定后，要保人对其保险利益，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得以契约或遗嘱处分之。可以借鉴。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我国保险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保险国际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从四个角度对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予以现实思考。

一、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界定

保险国际化是指各国保险活动日益跨越国界，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即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一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它包括本国保险人与国外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外保险人与本国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本国保险人走出国境到国外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国外保险公司到本国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其二，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二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反映着保险资本的社会化、国际化。保险分配关系的两个层次反映着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随着保险活动的扩展，保险国际化的内容日益丰富，主要有保险企业国际化、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监管国际化等方面。

保险企业国际化指一国的保险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保险业务，形成信息灵敏、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保险企业网络。同时在对等的条件下，允许外国保险机构进入本国，开放本国的保险市场。

二、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现实考虑

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我国保险业国际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现实考虑。

第一，不一定要在本国市场出现饱和时才向海外扩展。通常大型保险公司只有在本国的业务和市场出现饱和的情况下才会向海外扩展。在本国拓展业务的同时，适当向海外扩张，通过实战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等也可以促进本国业务的成熟。

第二，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仍应重视。在全球保险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过去很多曾是封闭型市场，现在向国外保险业开放，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印度以及中国。但实际上包括法国和德国向海外保险公司开放市场也是在十多年里才开始的；二是许多曾对保险产品费率和条款格式进行严格控制的国家，已开始放松管制。现在如果一个企业要进入海外市场，门槛来自于纯粹市场经营能力，而不再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如果人们对新的市场不熟悉，仍然要面临严峻的考验。

中国保险企业走出去之后，就要面临所在国的法律约束和监管，必然需要对所在国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很好的把握。除此之外，保险企业应重视文化的认同，这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最不容易被看到，但又是最容易造成损伤的风险。

可以说，保险国际化后对保险经营的影响主要是经营风险的增加。保险经营风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承保风险，一类是投资风险。在承保方面，保险国际化使得保险经营国际化和惯例化。另外，国际化使保险市场竞争加剧，那些片面追求份额、不计经营效益的非理性竞争行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市场，以至于对整个行业造成损害。在国际化条件下，再保险分出业务和转分保分出业务在更多的国家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金融形势的变化和保险市场的波动都会对再保险业务分出国的保险市场产生影响，都会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波动，甚至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这对保险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风险。在投资方面，国际化会增加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在这种体制下，不但本国利率的变化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关联国利率的波动也会对本国保险市场产生互动。同时，不同国家的交易方的信用水准也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稳定。总之，在保险国际化条件下，保险公司风险将出现多元化、国际化和复杂化，保险市场波动将呈现出连动化的新局面。因此，对于国际化中出现的风险仍应予以重视。

第三，大力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再保险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保险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速我国保险国际化的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近年来，随着直接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再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股份制公司和外资公司多种形式并存、专兼业经营相结合、公平竞争、多元化发展的市场格局。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共9家，其中，中资专业再保险公司3家(1家集团公司、2家股份公司)、外资分公司6家。随着再保险供给主体的增加，以及各主体资产总额的上升，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完善我国再保险市场的途径

3.1优化市场主体结构，扩大国内再保险供给能力

其一，做大做强中再集团的同时，加强市场行为监管，反对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改造中再集团，使其成为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在改造中再集团的时候，必须将其推向市场，让其感受到市场的压力，促使其自身的变革，实现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凤凰涅槃。

其二，建立共保集团，鼓励各直接保险公司建立互惠共保体系。巨灾风险损失的巨额性和竞争的激烈性，都促使国内保险公司选择了联合以应对大型的单个保险项目。国内已形成了共保机制，实行首席共保人制度，这样的合作无疑增强了国内保险公司整体的承保能力，缓解了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但是对于常规保险业务，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较少。对保险公司来说，即使承保的是非巨灾风险等，也会由于某一风险的发生，导致赔付额瞬间大幅上升，导致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所以，各保险公司应继续考虑针对一些特殊风险，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组织或组建某风险同保集团，这样既可形成国内各公司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尽快走向成熟，也可防止出现市场开放造成的保费严重外流现象。

其三，鼓励、促进中外资再保险公司合作。国际再保险业开展得较早，早期的经验积累和数据较完善，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可以引进短期外资战略投资者，或中资再保险公司与外资公司建立短期战略合作关系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承保与风险管理技术和信息系统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3.2鼓励再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

由于再保险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一般保险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再保险人的业务都是通过再保险经纪人等中介机构办理的。而目前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寥寥无几，再保险中介机构的缓慢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再保险经纪人为代表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高要求性则是再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再保险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应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专项培养，加紧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尤其是国际型、开放型、复合型的再保险管理人才和业务专业人才。

此外，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再保险监管制度。我国应建立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相结合，并以间接监管制度为主体，符合国际惯例并体现自身特色的再保险监管体系。具体来说，我国应建立包括市场准入机制、市场日常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在内的再保险全过程监管框架。

四、加强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对于跨境保险机构，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进行合理的监管分工和合作。通常，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最终清偿能力等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等实施监管。同时，两国监管当局要就监管的目标、原则、标准、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因此，在逐渐开放我国保险市场的同时，应尽快对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具体来说应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

另外，要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加大对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引进，从而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当局，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同时，有针对性地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和建议，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研究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机制，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小梅，李小燕.培育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2(5)：16-19.

[2]孟龙.关于新兴市场国家保险监管制度的国际接轨问题[J].2005(1)：11-14.

[3]姚壬元.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2)：21-23.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结合我国保险业实际，研究吸收国际保险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完善我国保险监管体系有重要启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出金融监管领域的弊病，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了契机。自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都在大力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其中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作为国际保险规则制定机构，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总体来看，国际保险监管改革呈现出以下趋势：全球保险监管规则趋于统一、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并举、逆周期监管和保险创新监管得到加强。

1全球保险监管规则趋于统一

危机前，国际上没有形成对保险业的统一监管规则。美国国际集团危机暴露出各国监管规定宽松不一所导致的监管套利等风险，制定统一的国际保险监管规则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6月，IAIS决定比照银行监管的“巴塞尔II”，面向保险集团研究建立全球统一的保险监管规则，即“共同评估框架（CAF）”。CAF将重点关注集团监管，从适用范围、集团结构与业务、定量和定性标准、监管合作、管辖权等五个方面评价集团监管。这是国际保险监管界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的监管规则，标志着国际保险监管向全球统一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前，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市场也先后启动了对其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的评估和修订，以使其更符合现实情况，同时力求对全球监管规则施加更多影响。欧盟于2001年启动偿付能力II项目，目前正在起草偿付能力II细则，预计于2010年10月底完成，2011年10月实施；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于2008年6月启动“偿付能力现代化项目”，在资本要求、会计准则、保险负债评估、再保险和集团监管五个方面开展偿付能力评估框架研究。

全球统一规则将可能对我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形成压力，也将为我国完善保险监管体系提供有益参照。我们应从保险监管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全面审视统一规则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影响。一是深入研究IAIS统一规则框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做好技术准备；二是充分发挥保监会作为IAIS执委的作用，坚持统一规则要充分考虑IAIS各成员，特别是新兴市场成员的现实情况，允许成员自主选择规则实施的时机和范围；三是以统一规则为契机，合理把握我国保险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的节奏和进度。

2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并重，维护金融稳定

危机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成为监管机构的主要任务，宏观审慎监管由此备受关注。美国、英国和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改变以往仅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金融机构风险的做法。宏观审慎监管应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和宏观审慎监测，“工具”主要指监管者采取的行动，是一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之和，“监测”主要侧重于市场分析，包括数据搜集和分析、预警系统及压力测试等。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其成员正致力于开发定量工具，用于监测和评估金融体系中的宏观审慎风险及其演变过程，包括杠杆率等系统性指标。IAIS认为，保险领域存在系统性风险，但作用方式与银行不同。保险业通常并非系统性风险的始作俑者，而只是其传递载体或受害者；少数源于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将在较长时间内逐步释放，而不会在短时间内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目前，IAIS已经向二十国集团和FSB提交了《系统性风险和保险业》调查报告，介绍保险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状况；修改《保险核心原则》，制定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明确保险监管机构拥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建立针对跨国保险集团的跨境危机管理和解决机制，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道德风险问题；将金融稳定工作组升格为常设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建立金融稳定框架，研究宏观审慎监测体系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另据欧盟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介绍，欧盟正对大型金融集团开展压力测试，对欧盟内部各地区风险进行评估，并收集有关金融稳定数据上报FSB。

宏观审慎监管赋予了金融监管部门新的职能，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保险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在资本市场、养老健康保障和“三农”领域等多方面都有体现，并超越经济范畴作用于社会管理领域。相比其他金融领域，保险领域独立性较强，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紧密，手段兼容。保险业必须坚持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并举，才能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全面覆盖和全程监控，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一是积极跟踪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探讨，密切关注IAIS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全面了解保险领域宏观审慎监管的范围和主要措施；二是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测机制，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完善保险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改进动态偿付能力监测和压力测试；三是针对重点区域、重点公司和重点业务领域推进跟踪报告制度，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排查；四是建立保险领域的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对危机事件的预测和预防，完善对非正常退保、外资保险公司母公司发生危机等突发事件的处理措施。

3加强逆周期监管，熨平经济波动

顺周期效应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程度，是金融危机升级的重要原因。FSB认为以下领域易产生顺周期效应：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方法、以“已发生损失”为标准的拨备方法、以公允价值为原则的会计准则和以短期业绩为激励的薪酬体制。IAIS认为，保险业在上述领域也面临顺周期压力，需开展逆周期监管。要特别关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的周期变化及关联程度，考察其对实际资本和最低资本的影响，研究建立超额资本和应急资本的可能性；重点监控利率变化对保险公司负债的影响，考虑使用更为灵活的评估利率计提技术准备金，减缓低利率环境对保险公司负债的压力；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准备方面的最新进展，深入考察“动态拨备”的潜在影响；全面了解“公允价值”会计方法对保险长期资产计量的影响，寻找适应保险业特点的解决办法；借鉴FSB2009年4月颁布的《稳健薪酬实践原则》，建立具有长期风险视野的保险薪酬体制。

下一步，要高度重视顺周期效应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影响，研究开展保险逆周期监管。我国于2006年适用新的会计准则，使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使用“已发生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008年保监会颁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应当以风险为基础评估偿付能力”。金融危机发生后，保监会果断颁布《国有保险公司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周期压力。上述重要制度在有力推动保险监管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监管制度与国际全面接轨。今后，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密切关注国际上对顺周期效应的探讨，研究顺周期效应在保险领域的作用方式；二是借鉴FSB、BCBS、国际会计准则等组织的逆周期对策，了解保险领域应用逆周期措施的具体做法；三是推动逆周期监管与我国保险监管制度结合，改善我国偿付能力、会计准则和高管薪酬等监管制度；四是研究逆周期监管措施的实践操作方法，合理把握逆周期措施的实施节奏，确保逆周期措施的实施效果。

4完善金融创新监管，向全方位监管过渡

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的监管过于松懈甚至缺位，是欧美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金融体制改革体现出弥补监管漏洞、扩大监管覆盖面并实现全方位监管的趋势。机构方面，将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纳入监管范围。FSB2009年6月了《信用评级使用综述》，供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者在使用外部信用评级时参考，以降低监管机构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产品和市场方面，将场外衍生品和其他未监管市场和产品纳入监管范围，在引入中央对手方和推动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标准化和透明度方面不断取得进展。2009年9月，场外衍生品监管机构论坛正式成立，以推动全球统一监管。

金融业不能过度创新,但也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压抑创新。我国金融业普遍存在创新不足问题，品种少，现有品种同质化严重，很多领域开发不足。因此，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应准确了解金融创新产品的基础资产质量；二是避免滥用金融创新技术；三是应坚持主业。AIG陷入危机就是辅业拖垮主业的现实案例。保监会鼓励同时涉足银行、证券、保险的保险集团成为主营业务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机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机构。

5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跨国金融集团监管

在资本跨行业、跨境流动日趋活跃的今天，单一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容易犯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在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之一，而重中之重是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为实现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应加强对大型金融集团的监管，尤其应将集团内部不受监管的实体和不经营业务的控股公司纳入监管范围，并对不同地域和业务领域实施标准统一的监管措施。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 独立担保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独立担保制度的风险进行分析，是我们研究并完善独立担保制度的需要，也是我们有效避免其在实践中产生负面效应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独立担保 风险 一、独立担保的含义 独立担保真正在国际贸易中开始作为一种有效的担保手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是中东石油开发。随着中东石油的发现与大规模的开发，中东国家积累了大规模的财富，他们利用积累的财富向西方国家进口商品和对外承包工程。但是由于他们缺乏贸易经验，时常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欺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采购机构坚持要求承包商和出口商提供以银行为担保人的、无条件的、与基础合同无关的、见索即付的独立担保。 从那时起国际贸易中开始大量采用独立担保作为担保的主要方式，其适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担保运动。作为对传统从属性担保制度的“颠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独立担保在国际经贸实际业务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国际贸易双方感到在没有独立担保情况下就无法达成交易的程度。 二、独立担保风险来源 1.申请人风险 一般情况下，银行在保函项下主要保证申请人履行某一项合约项下的义务，并在申请人违约，受益人索赔时向受益人支付一定金额。银行在向受益人作出赔付后，取得向主债务人(申请人)的立即追索权，可以要求保函申请人对银行作出的赔付进行补偿。来自保函申请人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1)申请人在银行向受益人作出支付后违约，不愿或在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不能及时向银行偿债，则银行就可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使“银行因此处于一种信贷风险中”。(2)如果申请人破产、或无力偿债，而银行又不能从反担保人处得到补偿，就形成了一笔不良贷款。(3)申请人所申请担保项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效益风险。 这就是银行在保函项下可能承受的来自保函申请人方面的风险，即申请人因财务实力和信用状况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是申请人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但是如果银行不能有效防范，它们就会转嫁给银行，银行将面临并承担相应的类似于贷款的法律风险。 2.来自受益人的风险 来自受益人的风险主要是指受益人欺诈或滥用权利，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欺诈例外”。之所以称为“例外”，是指当受益人欺诈或者滥用权利时，担保人以此作为抗辩，拒绝付款。 对于欺诈，尽管在概念和具体案例的适用方面没有得到统一，但所有国家的司法实践都承认欺诈例外是一项抗辩，通常都要联系基本交易加以确定，并受严格的证据要求的限制。各国法院在指出欺诈例外的基础时，都提及欺诈破坏一切或欺诈抗辩等传统格言或经常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现的诚信或禁止权利滥用这样的一般原则。从这一点上来说，欺诈侵犯了独立原则。 3.反担保风险 反担保方式主要有保证金、抵押、质押或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担保函等几种形式。反担保人除了有申请人类似的风险外，还因保函业务本身债权转移的环节较多，过程较长，有其特殊风险，例如要由反担保追及到担保时范围和期限的问题。虽然保函明文规定责任范围和有效期，然而由于文字外延有时难以界定得十分确切，同时索赔还有一个时间过程，例如单据的邮递过程等，都会造成担保行在保函约定的一定范围、期限外对受益人履行偿付义务。这些因素，应在开具保函落实反担保条件时，转嫁给申请人或反担保人。否则，担保银行就会自行承担风险。 在抵押或质押作为反担保时，如抵押或质押的手续不全，未按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或转让及或重复抵押时都有可能造成银行按保函规定向受益人赔付后无法得到补偿，而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担保函形式的主要风险是反担保人不具有代清偿能力，这些情况将使担保行在对外赔付以后，既不能在申请人处得到补偿，也不能在反担保人处得到补偿。所以，担保人银行在接受委托，落实反担保时，一定要审查反担保是否具有代清偿能力。除此之外，反担保的风险还一可能出现反担保人破产、无履约能力和不愿履约的情况。 4.担保银行自身风险 作为一家担保银行，随时存在由于内部管理不严、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和业务操作程序不规范而引起的一系列风险。譬如银行内部人员未经授权或超权限开立银行保函，不经审查相关情况和内容私自出具保函等。 另外，对外担保业务属于银行对外的或有负债，只有在申请人违约，由受益人提供有效证明及索偿文件时，银行才首先对外付 款，之后再向申请人追收款项。银行对外付款后，代付资金才转为对申请人的贷款。因而若处理得当，担保项下的银行风险并不大于现汇贷款业务的风险。但由于对外担保业务不可用的是银行信用，不需动用资金，而且是表外业务，可以不作账面反映，因而易于忽视隐蔽的风险，降低审查标准，放松对反担保和抵押的要求，不顾自身担保能力而盲目扩大对外担保业务量。这样，一旦风险发生，其危害性将更大，将极大威胁着银行自身的安全。 三、国际贸易中独立担保的风险防范 独立银行保函业务中，担保银行实际上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独立担保业务本身就有高利益和高风险并存的特点。而且，由于其承担的风险往往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延伸性犯，为银行在实务中的防范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难。银行往往承担独立保函风险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银行和申请人信息不对称、银行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还不能满足保函业务发展的要求、银行的风险意识不足、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机制不够健全等等。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银行防范独立保函风险的能力。 1.加强对担保申请人的审查。银行保函虽然只是信用担保，不占用资金，但一旦出现了索赔事件的发生，银行必须代位清偿，实际上也就是等于银行对担保申请人提供了一笔贷款。银行要向被担保人行使追索权的风险其实和贷款风险相当。国外防范风险成功的银行将基本经验总结为一句话：“不要和骗子打交道”。所以，为了防止违约风险的出现，我们必须将独立银行保函当作贷款一样来对待，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对担保申请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及发展前景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严格的审查，保证银行“不要和骗子打交道”，确保银行最终审批同意给予提供保函的对象符合担保的有关要求，尽可能将风险杜绝于门外，把好独立银行保函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第一关。 2.落实并采取反担保措施，积极争取主动权 银行开具保函后，增加了自身的或有债务，为防止申请人无力还债，因此在对外提供担保之前，银行常要求申请人提供反担保措施，如提供保证金或提供抵押、质押等，并签订书面的反担保协议书，以分散出具担保合同的风险，积极争取担保银行掌握主动权，保证一旦银行对外赔付事件发生后，如果被担保人无力偿还银行的垫款，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就能补偿银行因履行担保责任而作出的任何的支付。对于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的主体资格也要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必须保证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是资信可靠，有足够担保能力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以免担保银行对外赔付后，如果不能从担保申请人处得全部补偿，又将面临反担保无效或者反担保人无经济实力而使反担保文件成为一纸空文的风险。 3.做好担保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加强提供担保后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出具保函往往是为了某一项目投标或某一经济合同的履行作担保，所以，银行还应对该项目或合同进行预测、判断和评估。对项目提供了保函后，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时刻加强对项目进展情况的监督、了解和检查。这是实际工作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以为经过了可行性论证和反担保措施的落实及保函手续费的支付，风险已经不存在。实际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担保申请人和反担保人都会产生经营风险，反担保物的价值也会有变化，因此还可能发生赔付的事件。只有在担保责任期限过后，才可以说风险己经不存在，否则，就永远不能松懈。 4.加强担保合同的拟定和管理工作 在保函的拟订中，因为保函自身的记载内容决定了银行所应承担的义务和风险，那就要求银行业务人员和银行法律专业人士严格操作程序，一起认真对待和审定合同条文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细节，要做到字斟句酌，充分理解合同条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的含义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各项内容都应予以明确地规定，不存侥幸心理，保证不因合同条文规定不清或留有疏漏而给将来的业务运作留下隐患。 5.加强对银行保函相关人员培训 一方面必须加强对银行业务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增强其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加强银行法律专业人士对保函具体业务的知识掌握和法律审查，尽可能减少银行业务人员的主观失误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孟国碧:独立担保项下担保人的抗辩权初探[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2 李国安:独立担保欺诈例外法律问题研究[J].现代法学，2005.2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7篇

第一节WTO关于保险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评述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1995年7月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的界定，保险及与保险相关的服务被纳入金融服务的范畴，这意味着在对保险服务贸易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均应适用GATS及其相关协议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

一、保险服务贸易的范围及具体表现形式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录（AnnexonFinancialServices）的界定，保险服务贸易涵盖如下以下一些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商业性活动：[1]

1、直接保险（包括共同保险），又可细分为人寿保险（lifeinsurance）和非人寿保险（non-lifeinsurance）这两类保险业务。

2、再保险（reinsurance）和转分保（retrocession）

3、保险中介（insuranceintermediation），如保险经纪（brokerage）和保险（agency）。

4、辅保险服务（servicesauxiliarytoinsurance），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及理赔服务等。

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上述界定涵盖了现实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盈利性保险业务，至于非盈利性及带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险业务，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业务，则不在GATS的规范范围内。因为GATS第一条第1款（b）项明确规定，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调整的范围内，同条同款（c）项进一步补充说明了所谓“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系指既不是商业性质的，又不与任何一种或多种服务相竞争的各项服务。毫无疑问，社会保险业务乃各国政府当局为实施社会保障职能而提供的公共，其与商业保险并无直接的竞争关系，因而属于“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更何况社会保险具有较强的属地性和属人性，根本不存在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的现实可能性，故GATS金融服务附录将其摒弃在保险服务贸易的内容之外。

根据保险服务的提供者或接受者是否需要在国家间进行位移，可将保险服务划分为四种类型：

1、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的提供者或接受者均不发生位移，故亦称为“跨境提供”（cross-bordersupply）。在这种服务方式中，保险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有一定的地域差距，服务的提供方式有些类似于货物贸易或与货物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甲国的保险公司为售往乙国并在乙国使用的汽车提供车辆保险。随着营销水平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不需要与货物贸易相伴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能跨境提供一定的保险服务，如甲国的保险公司可通过甲国当地的经纪人或人在乙国提供保险服务，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如英国的劳埃德公司（Lloyds）可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保险产品的服务贸易。[2]

2、在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提供者不移动，接受者发生位移，故又称为“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保险业较常出现的境外消费是当地保险公司为来自国外的游客或商人提供诸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服务。

3、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方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提供保险服务。这是一种特殊的保险服务贸易方式，表面上看，这种服务贸易方式并不涉及人员的流动，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保险服务水平的差异，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保险发达国家在保险落后国家开拓市场，创设商业存在的同时，仅仅依靠雇佣当地人才是难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的，还必须向商业存在注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才能满足业务拓展和稳健经营的需要。商业存在与其它保险服务贸易方式不同的特征在于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必须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常设机构并通过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因此以商业存在方式进行的保险服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问题。

4、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自然人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方式中供应者个人发生流动，而服务接受者不移动，故人们将这种服务提供方式称为“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保险业中典型的自然人流动如甲国的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到乙国实地提供保险或保险经纪服务。

二、保险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是指一国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这一行为的管理与控制。GATS将市场准入条款放在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加以规定，表明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对各缔约方而言不是普遍的绝对的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义务，即这些义务只有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列入成员国的市场准入承诺表，才对该成员国具有法律拘束力。保险服务贸易自然也不例外。成员方一旦对保险市场准入义务做出承诺并附于该国市场准入减让表中，就必须保证其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其在承诺表中所确定的待遇标准。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一成员方一经承诺保险市场准入义务，便不得在保险部门中采取和维持下列六项限制措施：（1）以数量配额、垄断、排他提供者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如以许可证形式直接限制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数量；（2）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如直接限定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量或资产总金额；（3）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经营总量或按规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保险服务产出总值，如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额或保险市场份额做出限定；（4）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特定保险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提供保险服务所需自然人的总量，如限定外资保险公司从业人数或保险人的数额；（5）限制或要求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如只允许合资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展业；（6）采取外国人最高持股比例、单独或累计外资总值的规定，限制外资参与，典型的如不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50％。应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否定性义务并非绝对性义务，只要一国在其承诺计划表中予以说明，它仍可以保留其中一项或几项限制措施。

根据WTO《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以下简称《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各成员方在承诺维护国内既有保险服务管理现状的前提下，还应承担如下市场准入义务：

1、垄断经营权的透明度要求及渐进修正义务。每个成员方应在其承诺的保险服务时间表中列出现存的垄断性经营权利，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其范围。市场垄断实质是一种限制竞争行为，理应加以禁绝，但由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发育不全，市场主体单一，国有保险企业的市场垄断受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显然不能采取“令行禁止”的简单做法，故《金融服务谅解》对此给予充分谅解，只是要求成员方执行透明度要求，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市场垄断的范围，从而给了相关国家足够的缓冲期和回旋余地。

2、保险开业权的保障。《金融服务谅解》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者在其境内设立保险机构或进行商业性拓展，包括并购现有的保险企业。成员方可对保险开业和扩展设定一定的附加要求、条件或程序，但这些要求、条件或程序不得构成对保险开业的实质性阻碍或违反GATS项下的其它义务。

3、新保险服务的许可。新保险服务是指在一成员方境内任何保险服务供应者所不提供的保险服务，即所谓的“保险创新”，包括对现有保险服务的实质性升级或更新，如开办新险种。《金融服务谅解》明确规定，对于其它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在本国境内提供保险创新服务。

4、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成员方不得采取措施阻碍保险信息（包括以电子手段传递的数据资料）传递或处理，或是阻碍保险设备的转让。其前提是这种信息传递、处理或设备转让是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正常商业行为所必需。这是与保险开业权密切相关的一项禁止性义务，保险企业的正常开业除了需要一定的资本、人员、场地外，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如寿险的精算资料）和关键的机器设备（如信息处理设备）对保险公司的正常展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这一规定有助于预防成员方以禁止或限制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的方式来变相阻碍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正常营业，从而使“开业权”落空的规避行为。但这一规定并不限制成员方保护个人资料、个人隐私、个人记录和金融秘密（FinancialPrivacy）的权利。

5、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依《金融服务谅解》第9条的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正在境内或已在境内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下列人员暂时入境：（1）对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保险服务提供、控制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具有信息独占权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掌握保险客户名单的营销主管人员等；（2）保险服务经营的专家，如高级企划人员；（3）计算机服务、电讯服务及保险财务方面的专家；（4）保险精算专家及法律专家。但上述（3）、（4）项人员的临时准入，须考虑成员国境内合格人员的供应量而定，亦即若可在当地觅得充足的（3）、（4）项所列的专家，便无需从境外引入上述人才，实际上意味着成员国可以本国已有充足的相应人才为由，拒绝（3）、（4）项人员的准入要求。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和保险信息传递处理两项义务分别从人员、信息（及设备）方面保障了保险企业“开业权”的实现。

6、保险服务供应的非歧视措施。依《金融服务谅解》第10条之规定，在非歧视的前提下，成员方可以维持下列措施：（1）决定是否提供各类被许可的保险服务，即保险服务的业务限制；（2）限制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业务范围扩及该成员全部境内，即保险服务的地域限制；（3）其它一些符合GATS条款，但对其它成员方的保险服务经营者经营、竞争或进入成员方市场的能力有消极影响的其它措施。《金融服务谅解》第11条还规定，上述（1）、（2）项的业务限制和地域限制措施应尽量不影响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在该国境内既得的市场机会和利益。

三、保险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

与市场准入问题一样，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性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特定义务，各成员方仅在自己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中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根据GATS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每一成员方在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中，依照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或资格给予其它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标准。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市场准入是国民待遇的前提，如果一国不承诺给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予市场准入的机会，国民待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国民待遇并不是市场准入的必然结果，国民待遇的实施至少受到两项合法限制：一是成员方仅在其具体承诺并列于开放计划表的部门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二是成员方可在计划表中对国民待遇设定明确的限制和条件。

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保险服务领域的国民待遇除了贯彻GATS的基本原则外，还有如下的特殊规定：

1、公共机构保险服务采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虽然有GATS第13条“政府采购例外”的规定，《金融服务谅解》仍要求每一成员方应确保在其境内建立机构的外国保险服务供应商在提供或出售本国公共机构的保险服务方面，应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跨境保险服务的国民待遇。

这一国民待遇要求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非居民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中介或本身作为中介，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提供如下保险服务：（1）海运和商业性航空航天运输及运费保险；（2）运输（含国际运输）的货物、运输货物的工具和由此产生责任的保险；（3）再保险、转分保；（4）咨询、统计、风险评估、索赔等辅保险服务。另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居民在其它成员方境内购买上述保险服务。

以上保险业务范围与GATS金融服务附录所列的保险业务范围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种人寿保险被明确排除在跨境提供的国民待遇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并非对人寿保险的业务歧视，而是由于人寿保险的业务特征所致，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寿险服务提供者邻近寿险服务接受者仍是寿险服务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如此，寿险服务提供者才能为客户准确地解释寿险条款，全面了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概况，评估风险发生概率和准备金比率，从而既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寿险服务，又可有效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在目前的保险业实践中，寿险的服务提供者多与寿险的服务接受者在同一国境内，这是基于寿险行业的上述特点，国际保险业中寿险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水平极低，未成规模，故《金融服务谅解》将其略去，未作列举。

3、支付与清算的国民待遇。

根据GATS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任一成员方应当允许在其境内已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商使用由公共机构运营的支付与清算系统，以及获取正常业务活动过程中所提供的官方基金援助和再融资便利。但外国保险服务商不享受官方最终资金贷款或清理的权利，因为依据国际惯例，跨国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和债权债务清理人通常是其母公司或母国金融主管部门，故外国保险服务商不得以国民待遇为理由，要求东道国金融主管部门对进行最终贷款援助或债权债务清理。

4、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

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在加入或参与保险自律组织、清算机构或别的组织、机构时，其享受的待遇应与本国保险公司相同。当成员方直接或间接地给予相关组织成员予提供保险服务的特权或优惠时，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也应一体均沾，福利共享。

《金融服务谅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特殊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成员国金融当局给予金融企业的特权或优惠，是以金融企业加入相关组织（如保险业的保险同业公会）作为前提的，并且这种特权或优惠往往是通过同业组织间接给予的，在这种情形下，成员国政府实际上可通过限制外国金融服务商的入会资格，来限制或剥夺外国金融服务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本可享受的特权或优惠。故《金融服务谅解》对外国金融服务商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作了特别强调，以避免成员方上述规避行为的发生。

第二节各国保险服务贸易开放态势述评

保险服务贸易是国际金融服务市场中行业规模和经济影响较大的服务行业之一。由于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宏观政策上的特殊影响，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国力出发，确定其保险服务开放方式，其保险服务贸易法制不一而足，各具特色，本节主要对一些代表性国家的保险服务贸易法制及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修改动态作一评介。

一、保险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基本模式

1997年12月13日，WTO第二轮金融服务贸易谈判达成最后协议[3]，包括美国在内的总共56个成员方（代表70个国家和地区）正式通过了《全球金融服务协议》。《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允许其它成员方在本国境内建立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服务公司，并按平等原则参与竞争；其它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享有与本国服务提供者同等的进入金融市场的权利；取消跨境服务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金融服务贸易的投资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该协议涉及全球95%的金融服务市场，至今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在协议项下作出了承诺。[4]结合各相关国家保险服务贸易立法状况，分析其在《全球金融服务协议》项下所作的承诺，我们可将世界范围内保险服务市场开放格局大别为四类，兹分别介绍如下：

1、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市场完全开放模式

此类发达国家保险市场高度发达，保险公司实力雄厚，保险产品品种繁多，保险创新层出不穷，保险从业人员素质较高，加之保险服务法规齐全，监管得力，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中明显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在法律上对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给予充分的市场准入机会和完全的国民待遇。

2、以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限开放模式

此类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也非常发达，保险市场的发展历史较长，但保险法规、制度长期未能定型，有的是出于一体化原因使法律频繁变更（如欧盟），有的是因为国内保险业的痼疾得不到解决而使法律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如日本），因此这些国家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态度上表现得较为犹豫，严格限制外国保险公司介入本国保险市场。

3、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充分开放模式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谈判中表示愿意原则上接受金融服务自由化的目标，但同时亦主张，对自由化的进程速度保持严格的控制。此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我国台湾地区、智利、南非、摩洛哥和匈牙利等。它们鉴于本国或本地区的保险资源相对贫乏，又迫于发达国家开放保险市场的强烈压力，依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在保险市场开放上给予外国保险公司较为充分的国民待遇和开业权。例如，智利在其特定承诺表中，对外国公司在其本国开业，除养老金业务之外，对保险业务不加特别限制；再如，南非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对人寿保险公司除了国外再保险之外，也采取了无限制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

4、发展中国家有限开放保险市场的模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保险服务落后，缺乏竞争力，如果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压力无限地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势必会冲垮本国保险业，并为日后的保险监管带来隐患。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条件的市场准入和分国民待遇的原则，在拟定特定承诺表时，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予以灵活性的有限承诺。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大多采取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来防止外资对保险市场的冲击。

二、典型国家或地区保险服务贸易开放态势及其保险服务贸易承诺概况介绍

针对以上四种迥异的保险服务开放模式，我们分别以其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美国、日本、台湾地区和泰国为例，对其保险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及其最新承诺概况作一介绍。

（一）美国

美国是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其保险市场的典型代表，这与其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是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仅1998年美国的保费收入就达到7364.7亿美元，占世界总保费收入的1/3强，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服务输出国。因此，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金融服务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倡导者，也是GATS协议谈判的主要发起方。

美国在立法上将保险公司监管的责任下放到各州，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署的批准才能在该州营业，此外保险公司还必须遵守该州的费率厘定和财务报告要求，[4]因此各州在保险公司的组建、注册、审核、税收等方面存在不小差异，在特定承诺表上，美国根据各州监管法律的差别，拟定了不同的市场准入限制。例如，不同的州对外资保险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美国国籍要求各异，路易斯安那州要求外资保险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必须100%具有美国国籍，而其它州则要求75%甚至更少。

在国民待遇限制上，美国对于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主要是通过加收联邦执照税和限定保险业务范围加以制约。其它几种服务方式则无任何限制，这主要是因为在跨境提供方式下，外国保险公司身处境外，难以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有效监管。

在辅保险服务上，如人、经纪人、理赔人等，美国各州一般均有严格的限制，其从业主体资格仅限于本州居民，不发给非本州居民执业许可证。在新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中，美国承诺在州水平上取消对保险服务和辅保险服务颁发许可证的居民或公民要求，并保证对新的保险进入者扩大其现有的经营活动范围，并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新的措施。

（二）日本

以保费收入总额统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保险大国。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非常重视保险业的发展，其对保险业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日本对保险业的课税方法别具一格，既不对保费收入征税，也不对公司利润征税，只对其资本运用收益部分征税。与此同时，日本严格限定外国保险公司在日本的开业权，并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审批和经营范围严加限制。在这样封闭的市场环境下，日本的保险业发展呈现出一种“负重前行”的尴尬态势：一方面，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由复苏到繁荣，加上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特殊扶持，日本孕育了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保险市场，培养了诸如日本生命保险、第一生命保险、东京海上保险等世界知名的保险业“旗舰”，1998年日本的保险业务收入高达4531亿美元，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由于受政府严格的准入限制，保险市场

供给主体有限，缺乏充分有效的竞争，日本保险公司盲目地拓展规模，扩张业务，造成保费负增长、退保率攀升、不良资产比率恶化等一系列恶果。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充分暴露出来，并引发了日本保险业的“大地震”，一些曾经辉煌的保险公司如日本生命保险、东邦生命保险等大型保险公司相继破产。

从1993年起，美国开始同日本进行开放保险市场的谈判，要求日本加快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并增强保险监管的透明度。1994年10月，日美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申报制直接在日本开业。1996年12月15日，日美之间达成新的保险服务贸易协议，协议进一步放宽了外资保险公司费率厘定及参与第三领域保险（即既非生命保险又非财产保险的损害保险）的限制。

日本保险业的开放是在其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下作出的。在新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进一步加快了保险服务贸易开放的步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1996年6月，取消了保险服务中的一些限制，如：保险过境交易中的空运保险、海运保险的限制；保险经纪人和保险零售中的日元支付要求及保险赔付中的日元支付要求。（2）在1998年7月以前，汽车、火灾等伤害保险的费率完全自由化。（3）从1998年4月起，外汇交易完全自由化，废除对保险经纪人的禁令。

在日美两次签署保险协议后，日本逐步开放其保险市场。到2000年9月底，日本国内共有外资寿险公司5家，外资财险公司5家，外国财险公司分支机构27家，日本保险公司开始面临来自外资保险公司直接的竞争压力。

（三）台湾地区

台湾保险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目前的台湾保险市场中，有33家寿险公司和23家产险公司正式营业，其中美资保险公司占相当比重，寿险公司中有15家是美资公司，产险公司中有7家是美资公司。1996年台湾保费总收入达到156亿美元，外国保险公司在寿险市场所占的份额将近6%，在产险方面则为1.4%.

台湾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台湾保险市场主要对美国保险公司开放。1987年，在美国以“特别301条款”相要挟的情况下，台湾不得不向美正式开放保险市场，允许美国安泰人寿、家庭寿险两家公司在台开业。根据双方协议，自1988年起，台湾方面每年可核准美国的两家寿险、两家产险公司在台营业。为规范准入条件，台湾“财政部”还于1990年公布了《对美国保险公司申请设立分公司的审核要点》，规定美国保险公司申请在台设立分公司，必须符合以下5个条件：（1）具备等值于5亿新台币以上的实收资本；（2）经营者经营所申请的保险业务达5年以上；（3）申请前的营业状况经台湾主管当局认可的国际保险鉴评机构评定为A级；（4）最近5年内无重大违规经营受处罚的记录；（5）在美国国外设有分公司或与美国国外保险业有再保险业务往来。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延续至今，1994年，以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契机，台湾开始酝酿岛内保险业的全面开放。为满足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从1995年开始，台湾决定全面开放其保险市场。根据台湾1995年7月17日颁布的有关《外国保险公司在台设立分支机构规定》的修正案，台湾全面放宽了对保险市场的外资准入限制，取消了进入台湾的外国保险公司有关高额实收资本和高额资产净值的“双高”履行要求，将准入条件局限在以下两方面：（1）从业记录良好，以往三年财务稳健；（2）五年内未因违法而受其母国监管当局的惩处。此外台湾还放宽了外资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允许外国相互保险公司在台湾开设分公司，并取消了外国保险公司开业权的互惠限制。从上述保险服务贸易规范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保险服务市场已基本实现了自由化，因此称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充分开放保险市场的典型代表。[5]

（四）泰国

泰国于1993年起开放保险市场，其保险业已形成一定经济规模。目前泰国境内共有110家保险公司，其中有10家外资保险公司，全国范围内本国与外资保险公司共设有1700多家分支机构，通过15万名寿险人和4千多名非寿险经纪人开展业务。

为应对保险市场逐步开放过程中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泰国政府未雨绸缪，及时制定了一些保险服务贸易法规，其主要内容如下：1、提高保险公司边际偿付能力和未决赔偿准备金的比例，以确保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2、扩大投资范围，鼓励险种引进，以提高保险公司的生存能力和经营效率；3、逐步放宽保险监管，减少对保险条款、保险费率和承保范围的干预与限制，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政策和监管环境。[6]基于泰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泰国主要奉行分阶段有限开放的保险市场开放模式，其在GATS项下特定承诺表的承诺基本上也贯彻了上述思路。在1997年全球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中，泰国政府作出了以下三点承诺：（1）分阶段提升外资在本国保险业的参与水平，从1993至1997年，允许外资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拥有25%的股权，从1998到2002年，允许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从2003至2007年，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拥有50%以上乃至100%的股权。（2）对外国保险人才的准入作出限制，只允许外国高级管理人员、专家及技术人员入境，且需经泰国保险监管部门批准。（3）泰国对于购买本国保险公司寿险产品的投保人即予一定免税待遇。

三、对WTO主要成员方保险服务贸易承诺概况的评析

1998年，学者LauraJ.Lane对《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的70个原始缔约方的保险服务贸易承诺情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她分商业存在、跨境提供、市

场准入及保险服务范围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一组统计数据：[7]

在商业存在方面，有45个国家允许外资通过100%全资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形式进入本国保险服务市场；有9个国家允许外资持有合资保险公司50%以上的股份；7个国家允许外资拥有全资子公司，但不允许外资设立分公司；有5个国家禁止外资在合资保险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超过50%；另有4个国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在跨境提供方面，有35个国家有选择地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作出了承诺；有27个国家允许海上保险、航空保险、运输保险、再保险和保险经纪业务的跨境提供；有8个国家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方式未作出任何承诺。

在市场准入和保险服务范围方面，有53个国家保证对所有的保险领域实行市场准入；有13个国家只对部分保险领域作出了准入承诺；另4个国家无任何承诺。

对以上主要成员方的保辗癯信登榭黾右苑治觯颐强梢缘贸鋈缦录傅憬崧郏骸？/p>

1、大多数成员方积极地扩大了承诺的范围或在既有承诺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承诺。其中自然有弱小国家谈判受压而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各成员方均认识到保险服务贸易自由化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保险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将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广泛和优质的服务，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南北国家均可以从保险服务开放中受益：对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而言，保险服务承诺的拓宽与加深将使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服务市场，赢得更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它们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领域的强者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通过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保险产品，历史经验表明，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更何况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换取有关国家相关服务产业的准入机会亦可获得“共赢互利”的效果。

2、纵观承诺改进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多为放宽外资股权限制、扩大险种范围、取消业务或地域限制等实质性承诺，而发达国家作出的承诺则多为对既有承诺的技术性或程序性修缮。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金融保险业实力雄厚，且一贯奉行金融服务国民待遇原则，早在1995年的GATS生效之时便对金融保险的市场开放作了全面、彻底的承诺。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当时基于“免费搭车”（FreeRide）效应的考虑，提出基于互惠的最惠国待遇限制之外，其它发达国家对外国金融保险服务商进入本国市场并未设置明显的障碍。1997年金融服务协议达成后，美国、澳大利亚也撤回了其“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豁免要求，重新回归到GATS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轨道中。有鉴于此，发达国家主要对一些技术性或程序性要求作出改进承诺。

3、发展中国家的改进承诺力度不小，但一些关键问题上仍谨小慎微，充分地利用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分步骤、分期限地开放本国保险服务部门。GATS项下的承诺采取“原则综述”与“逐项给予”相结合的原则，这使发展中国家成员方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作出抽象的原则性承诺，如巴西承诺未来的立法将允许私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塞浦路斯承诺扩大再保险的开放等；另一种是作具体的限定性承诺，如印尼承诺保险公司的外资股权比例可上升至100%，马来西亚承诺到2005年6月30日，允许外资设立6个新的再保险公司等。两种承诺方式各有利弊：抽象承诺没有具体的时限和实施条件，不立即履行所受的压力较小，但若迟迟不予兑现，会给其它成员方造成“不守信用”的印象；具体承诺设定具体的指标或期限要求，若不予兑现国家所受的外交压力较大，但成员国作出的具体承诺往往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外资对本国经济冲击较小的保险部门或保险领域进行开放，并且附加了诸如时间、立法修改、配额、比例等各种限制，采取具体承诺，国家可将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稳稳地操控在自己手中。两相比较，较之抽象承诺的泛泛而谈，具体承诺的优势较为明显，也容易被相关国家所接受。因此，大多数国家在改进承诺时作出的均为具体承诺，而抽象承诺的运用较为有限，多用于对一些原则的阐述与声明。

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保险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述评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保险及其相关服务（包括寿险、健康险、年金险、非寿险、再保险和保险附属服务）作了如下具体承诺：

（一）关于跨境提供的保险服务

只对如下一些保险服务作跨境提供方面的具体承诺：再保险、国际运输保险、大型商业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和运输保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对其他保险服务不作跨境提供方面的承诺。

（二）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外资保险企业的形式和外资股权比例限制

1、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分公司或合资企业，外资可占51%.

2、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取消企业形式限制。

3、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寿险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可占50%股权，并可自行选择合资伙伴。

4、对于大型商业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运输保险和再保险经纪，自入世时起，允许设立外资股权比例不超过50%的合资企业；入世后3年内，外资股权比例增至51%；入世后5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对于其他经纪服务，中国不作承诺。

5、允许保险公司随着地域限制的逐步取消设立内部分支机构的限制。

（三）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限制

1、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及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

2、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非寿险公司及保险经纪公司在下列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

3、入世后3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

（四）外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1、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提供无地域限制的“统括保单”大型商业保险，向境外企业提供保险，并向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相关责任险和信用险。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国内客户提供全部非寿险服务。

2、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外资独资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服务，无地域限制或发放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

（五）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许可条件

自入世时起，许可的发放将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资格条件如下：

1、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中有30年以上设立商业机构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

2、应连续2年在中国设有代表处；

3、在提出申请的前一年年末总资产应超过50亿美元，但保险经纪公司除外。保险经纪公司的总资产应超过5亿美元；入世后1年内，其总资产应超过4亿美元；入世后2年内，其总资产应超过3亿美元；入世后4年内，其总资产应超过2亿美元。

（六）国民待遇限制

1、外国保险机构不得从事法定保险业务。

2、自入世时起，外国保险机构要就非寿险、个人事故和健康险的基本风险的所有业务向一家指定的中国再保险公司进行20%的分保。入世后1年，分保比例为15%；入世后2年，分保比例为10%；入世后3年，分保比例为5%；入世后4年，不要求任何强制分保。

在我国的入世谈判过程中，保险服务贸易是成员方提出要价最多的金融服务贸易，也是金融服务贸易中我国作出具体承诺内容最多的领域，这多少反映了在这一领域我国与其它成员方谈判的复杂与困难程度。考察最终文本中我国作出的具体承诺，我们认为，中国较好地利用了GATS“渐进式开放”和“审慎例外”的原则，充分维护了中国保险服务业的权益，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期。

首先，我国沿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入世具体承诺中的作法，对保险服务贸易作的是“逐项给予”的具体承诺，即明确市场开放的具体领域和进度，选择外资对本国经济冲击较小的保险部门或保险领域进行开放，并且附加了诸如时间、立法修改、配额、比例等各种限制，从而将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稳稳地操控在自己手中。

其次，我国借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保险业开放的有益经验，奉行的是“渐进式”开放的原则，即使是冲击不大的领域，也不一蹴而就地全面放开，而是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开放。以地域范围限制为例，我国根据保险业发展程度，分步分区域地逐步开放，入世即开放上海、广州、大连、深圳、佛山五地，第二年开放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天津十市，第三年取消地域限制。其实，第一步的五市与第二步的十市，其保险业发展程度并没有特别悬殊的差异，之所以作两步安排，还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意在充分地利用GATS规则，为我国保险业迎接入世冲击赢得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

再次，我国在入世承诺中既承诺开放市场，也不放弃市场准入监管。我国对外资保险机构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要求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中有30年以上设立商业机构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总资产超过50亿美元，且应连续2年在中国设有代表处。资历和总资产要求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筛选”，通过硬性的资本要求吸纳资质优良、实力雄厚的大型保险公司，而将缺乏竞争力的小公司拒之门外。代表处前置要求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项准入条件。笔者认为，代表处前置要求不仅仅是一项程序要求，而且具有深远的实际用意。第一，代表处前置要求有助于中国监管机关了解申请者的资信和财务状况，增强对准入申请实质审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第二，要求外国保险公司在准入前设立代表处，可以使外国保险公司对陌生的中国市场有所了解，作好准入后应对风险的充分准备，从而加快外国保险公司适应中国市场的进度，减少经营风险，实现外资保险公司的安全稳健经营；最后，在外资保险公司大量申请准入的情况下，对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申请者规定必须已设有代表机构两年以上，实际上是创设一种变相的“缓冲期”，以减小同一时段外国保险公司大举进入对我国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造成的冲击，同时也为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最后，尽管有具体承诺，我国可以充分利用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审慎例外”规定，强化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审查……“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是国际金融界对金融附录（AnnexOnFinancialService）第2款（a）的习惯性简称，规定WTO的成员方出于审慎目的而采取的审慎措施可以不受GATS及金融承诺的限制。WTO《金融服务附录》在第二条“国内法规”中明确规定：“尽管有本协议（GATS）其它条款，但不能阻止一成员方出于审慎的原因而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金融服务提供者对之负有信托责任的人，或者为确保金融体制的完善与稳定而采取的措施”。这一规定实际上肯定了东道国监管当局为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性，有权基于审慎目的制定附加的保险准入条件。金融附录之所以规定“审慎例外”缘于金融服务贸易的特殊性，金融业与其它众多的服务行业不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具有公共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需要进行严密的监管，否则，金融自由化不但不能取得预期的收获，而且甚至会给成员方带来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8]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了上述授权，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交由金融监管机构个案审查的其它审慎性条件：（1）具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2）具有稳健的风险管理体系；（3）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4）具有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5）申请人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6）具有有效的反洗钱措施。这些条件从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强化了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要求，也使我国监管当局在审核外国保险公司准入申请时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第三节加入WTO对中国保险服务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法律应对

结合上文所述的WTO主要成员方保险服务承诺概况表，分析我国作出的承诺，不难看出，我国在保险服务领域所作承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标准。从原先的经济试点开放模式突变为全方位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格局，对我国的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宜一概而论，而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辩证分析。

一、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积极意义

我国开放保险市场的承诺预示着竞争机制将逐渐在中国保险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和主导作用。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我国保险业将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将逐步融入国际保险业，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具体而言，保险市场开放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有助于优化保险市场结构，提高保险市场效率。

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确实履行GATS项下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放松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限制。随着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加，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在1991年之前，中国保险市场基本呈现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花独秀”的局面，1991年后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分拆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三个独立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以及太平洋、平安、天安、大众、新华、泰康、华泰、永安、华安等一大批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崛起，中国保险市场已经打破了中保集团独家垄断保险市场的局面。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断言我国保险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呢？笔者认为，作出这种判断为时尚早。从保险公司的数量上看，我国保险服务供给者数量的确不少，但从各保险公司的资质及其业务分布格局来看，各保险公司之间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目前，除了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设立较早，资力雄厚，网点遍及全国各主要省市之外，其余保险公司要么有区域性展业限制（如天安、大众、永安、华安保险公司），要么缺乏在全国拓展业务的实力。这样，就导致我国保险市场格局呈现出一种地域失衡：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保险供给主体较多，竞争较为充分；在各省会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只有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四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处于一种寡头垄断状态；至于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则只有中国人寿与中国人民两家保险公司，分别在寿险市场和财险市场居于完全垄断地位。[9]这种格局，依靠我国保险市场机制自身是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只有引入外资保险公司，才能使上述地区的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格局向充分竞争的方向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国承诺在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展业的地域限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二）加入WTO有助于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经营，开拓海外保险市场。

根据世界各国保险业发展的经验，在引入外资保险机构及其经营技术的一段时间后，必须同时向海外投资，建立海外保险机构，这样，才能发展外向型经济，真正实现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接轨。因为对一个实行保险市场开放的国家来说，只有在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要素双向流动的情况下，才能使本国保险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保险市场开放缺一不可的两方面，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10]从目前看来，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经营已经奠定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均在海外设立了数量可观的保险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和人员组织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海外站稳了脚跟，积蓄了经验，初步具备了与当地保险公司相抗衡的实力。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向其它成员方开放本国保险市场的同时，亦可充分利用其它成员方的市场准入承诺，以现有的海外保险机构为基础，逐步扩展机构网点，开拓海外保险市场。

（三）加入WTO有助于保险产品创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现代商业保险不仅仅具有损失弥补、死亡给付、疾病护理等功能，而且派生出了很强的信息传递、储蓄、投资等功能。我国保险业这两年虽对保险产品创新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如平安保险公司在1999年下半年推出了具有投资功能的分红保险，但总体而言，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一些著名的保险公司相比，在产品创新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西方大型保险公司一般都有专门的保险产品开放部，负责保险产品的开放设计和改造升级。以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为例，公司要求进行保险产品开发时应遵循如下三个原则：1、适时性原则，强调保险产品开发的时效性，要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作出敏捷、准确的反映；2、市场性原则，即要求产品开发适应市场的需要，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并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3、盈利性原则，产品开发应注重经济效益，强调保费收入要恒大于开发成本和营销费用。[11]

而我国极少有保险公司具备这样的产品创新素质和理念，因而目前我国保险产品品种单一，产品开发迟滞，难以满足保险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保险消费需求。例如，在寿险经营中，各保险公司都在竭力争夺少儿险、学生险市场，在产险方面，各保险公司的竞争和创新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险种上，责任险（包括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职业责任险、场所责任险等）、信用保险、保证保险、投资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潜力的新险种，却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据相关资料显示，国内的产险公司大都把目光集中在机动车险、企财险和货运险等几个已经形成规模的险种上，这些险种占财产保险业务总量的90％以上，而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险种虽然发展空间大，却开办得较少，仅占财产保险业务总量的10％以下，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可达20―30％，由此可见我国保险市场险种单一之一斑。[12]与险种单一的状况相对应，我国保险产品结构的重复现象也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家保险公司险种结构的类同率高达90%以上。[13]这种状况不仅使各保险公司在一种低水平上重复建设，无法构造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且导致保险市场上供给过剩，过度竞争，造成生产力和保险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加入WTO后，这一局面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届时，外资保险公司大量涌入我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获取更大利润，它们必然努力开发和推广新的保险品种，从而使中国消费者能够获取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同时也造成“溢出效应”，即使国内保险公司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培养和树立起保险产品创新的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保险产品开发的能力，从而提高中国保险业的经营水平，促进保险市场供给日渐规范和完备。

（四）加入WTO有助于充分、合理、有效地引入保险资金、技术，并有助于我国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目前，保险界在分析一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时，普遍采用四个指标，即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资产与银行资产的比率和保险需求弹性目标值。从保险深度来看，我国1998年的保险深度为1.57%，不仅低于日本的11.9%、北美国家的8.7%、西欧国家的7.4%，而且也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5%的平均深度水平；从保险密度来看，1997年全球人均保险消费为423美元，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00美元左右，而我国同期的人均保险消费仅有10.9美元，仅居世界第77位；从保险资产与银行资产的比率来看，英、美、德、日等国家保险资产同银行资产基本上可以并驾齐驱，有些国家的保险资产甚至超过银行资产，而我国1998年保险资产仅占银行资产的1.63%；最后，从保险需求弹性目标值来分析，一般认为经验目标值参数大于1时，说明该国保险市场供不应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保险市场供过于求，而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保险需求弹性目标值一直维持在1.015－1.058之间，说明我国保险市场始终是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14]以上四个指标均说明，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瓶颈的存在，我国保险市场的供给主体数量偏少。目前全国仅有20余家保险公司，而且大多是区域性或专业性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与国内的其它行业相比，长期以来保险市场的开放度较低，实际上保险业作为一个垄断程度较高，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供需悬殊如此巨大的产业，本应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而在引资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莫过于引入外资保险机构。目前，国外的大型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潜力极其看好，加入WTO之后，它们将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广设经营网点，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补我国保险业的资金缺口，缓解我国保险市场供不应求的供需矛盾。

保险经营技术包含市场营销、产品创新、承保、理赔、资金运用等方面，可大别为两类：一种是模仿技术，即可以通过模仿加以传播的技术（如市场营销技术和展业技术），模仿技术扩散速度较快，例如1994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首先在上海实行寿险业务人制度，使国内保险公司大开眼界，竞相仿效，从而促成了我国寿险营销制度的重大变革；另一种技术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掌握（如产品设计和开发技术），也称为授受技术。十余年的保险试点开放经验昭示我们，引入外资保险公司资金和观念方面对中国保险业良有助益，而且对提高中国保险技术也大有帮助，尤其是在授受技术方面。当外资游离于中国保险市场之外时，我们是难有机会学习和掌握其授受技术的，即使其进入中国市场，若其采用的是封闭的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形式，国内保险公司亦难以接触和掌握其核心的授受技术。因此，从这一点上分析，引进保险技术的最佳方式是与外资合作成立合资保险公司，我国在保险服务开放问题上，应尤其重视以合资方式引入外资保险公司。

保险业的特殊经营形式使其对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以及保险中介等方面人才有着特殊的要求，而上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自建国以来，我国保险人才培养工作几经停滞，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断层，保险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以保险公估人为例，我国迄今培养的高素质保险公估人寥寥无几，以致在一些重大赔案中，我国不得不聘请港澳或国外的保险公估人。[15]由于保险业强调“以人为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断层对中国保险业的制约要远大于资金短缺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制约。WTO《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第9条强调，各成员方应允许正在境内或已在境内设立商业存在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专业人才临时入境。这一规定表面上看，是从人员配备方面保障外资保险公司在东道国的开业权，但东道国亦可因此获得“溢出效应”，即国内保险从业人员可在与这些专业人士共事或竞争的过程中，接受新思维，掌握新技术，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自己的素质。加入WTO后，中国与国外保险人才的双向交流活动会更加频仍，中国保险从业人员在向国内外资保险机构专业人才学习的同时，也将大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如此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国保险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五）加入WTO有助于中国保险企业组织结构及保险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加入WTO之后，我国保险业将日渐融入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潮流之中。当今世界的保险业，从保险企业组织结构到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方式，无不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创新。打开国门后，外资保险公司将把这些变革与创新引入中国，从而使中国保险业与国际惯例充分接轨，全面推进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步伐。

首先，从公司组织结构来看，传统的保险企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互保公司、劳合社协会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还产生了自保公司（即某企业集团为防范自身风险而成立的保险公司）、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险企业。据权威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上将出现4000余家自保公司。[16]此外，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现象也越来越多。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使能够从股票市场上大量募资的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业备受青睐，互保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转化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日渐增多。根据WTO项下GATS协议的相关规定，若我国在入世时未对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加以特殊限制，我国将允许有限责任公司、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进入中国市场，这无疑将使中国保险企业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对增强中国保险市场的活力是有利的。理论界有些学者以《保险法》第70条将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局限于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由，认为法律限定了我国绝对不得引入除上述两种类型之外的外资保险公司。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虽然《保险法》第154条规定，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及外国保险分公司原则上适用《保险法》，但同一条亦规定允许法律、行政法规对外资保险公司另作规定。同时，《保险法》第156条还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性质的保险组织，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条法律规定语焉不详，可理解为非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类型保险组织，可由国家以专门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因此，《保险法》第70条规定的合理性姑且不论，但从《保险法》附则中的上述条文可以看出，国家并没有将引入其它类型保险公司的路堵死。何况在实践中，目前我国允许进行开放试点的外资保险公司有不少是有限责任公司，今后，还要大量引入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以实现我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国际保险业中已经出现了保险电子化和网络化的趋势。1994年，伦敦保险市场开始使用电子承保系统（ESP），由此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在保险行业中，慕尼黑再保险公司首先建立了电脑增值服务网（PINET），促进了全球再保险交易的自动化。同时，在许多大型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中，从内部文档处理、数据处理到承保、理赔、资金运用⑵笠稻霾叩雀鞲龌方诰迪至说缱踊胪缁？script>WriteZhu（‘17’）；相形之下，我国保险业无论是客户服务，还是公司内部管理，都还在沿用传统的经营模式，经营电子化和网络化尚未真正启动。加入WTO之后，更多外资保险公司将把新型的经营服务方式介绍到中国。为了提高保险效率，不在竞争中落败，我国保险业必然会对上述新型保险经营方式加以吸收或借鉴，甚至于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营方式，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保险经营的现代化水平。

二、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保险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属“幼稚产业”，一旦全面开放，中国保险市场将面临一系列冲击与挑战。概括而言，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保险监管和资金流出三个方面：

（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内保险公司既有的市场份额与人才资源有被不断侵蚀的危险。

加入WTO之后，随着市场的全面开放，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国保险公司数量将会不断增加，据估计，由于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全球大约有300多家大型保险公司制定了开发中国保险市场的计划。[18]中国保险业将面临来自大量外资保险机构的激烈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国内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服务意识、保险产品、保险技术、保险人才等方面都存在改进和变革的压力。当前，保险费率等传统因素已不再是市场竞争的主要着眼点，而保险产品的创新能力、服务水平、风险评估、理赔咨询、人力资源等非价格因素才是对竞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而这些正是中国保险业的薄弱环节。因此可以预见，入世之后保险业的竞争可能是很残酷的，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保险人才流失等情况难以避免。

从市场份额上看，外资保险公司资本雄厚，营销经验丰富，经营管理水平高，中国民族保险公司与其相比，明显处于竞争劣势。以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为例，1994年美国友邦公司在上海人寿保险方面的市场占有率最高曾达到45％，几乎占了上海寿险市场的“半壁江山”，保险人队伍超过5000人，年保费收入超过5亿元。[19]而这一切还是在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有着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全面开放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公司所辛苦营建的市场份额恐怕将被技高一筹的外资保险公司所大肆侵夺。

外资保险公司对中国民族保险公司的另一重大威胁，在于它们将从民族保险公司中挖走本来就非常稀缺的保险专业人才。目前国内的保险企业在人事用工制度上较为僵化，基本上还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可能采取高工资、高福利的优惠待遇，吸纳国内的保险专业人才，这将不可避免的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业务骨干与专业人才的部分流失，对民族保险公司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20]

（二）加入WTO将对我国的保险监管造成冲击。

首先，从保险监管模式来看，我国现行的保险监管主要只就外资保险机构准入形式、履行要求及准入程序等作出规定，有学者称其为“门槛式监管”。这种监管模式注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的审批程序，外资获准进入的难度较大，但一旦获得经营许可证之后，有效的后续监管却不完善。[21]加入WTO之后，无论在准入监管环节还是在经营监管环节，我国都将面临严重的考验。从准入环节来看，我国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日渐增大，为了我国入世时所作的市场准入承诺，我国将不得不对现行的严格准入模式加以放宽；从经营环节上看，外资保险公司一般均具有与监管部门“博弈”的丰富经验，能通过捕捉监管漏洞，进行规避性活动，以牟取额外的利润，这为我国目前宽泛的经营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保险监管手段来看，我国目前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一种合规性监管，即对保险公司业务行为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一种规范性监管，监管方法主要采用非现场检查即报表审查的方式进行。随着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保险创新层出不穷，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的混业经营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增加了额外的市场风险。外资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保险创新能力和规避监管能力，陈旧的合规性监管和非现场检查方式显然对其缺乏足够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对贷款集中、内部控制、表外业务等所产生的市场风险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

再次，从保险监管体系上看，我国保险监管体系与成熟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1）保险立法粗陋，保险基本法《保险法》虽已颁布实施，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再保险、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资金的运用等重大问题均未作具体规定；（2）监管机制单一，主要运用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力量，尚未建立起自律性的内部监管机制，而在发达国家保险业中，以保险同业公会为代表的行业性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管作为外部监管的补充，对规范保险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3）监管人力、物力匮乏，据199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专职保险监管人员仅有百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保险专业人才，国家下拨给保险监管部门的经费也有限，上述瓶颈使我国保险监管仅限于常规的稽核检查，难以进行全面性的风险监管。[22]以上监管体制上的缺陷，将在入世之后更加凸现出来，如若不加以改善，很可会称为外资保险公司规避监管，违规经营提供可乘之机，从而危及我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三）加入WTO后，我国资本市场可能有资金外流的潜在危险。

保险业不同于其它金融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运营依据是数理概率论上的“大数法则”。[23]这使得保险业尤其是人寿保险业具有一种资金吸纳的“磁场效应”，投保人将大量保费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备足准备金之后，将巨额保险资金用于投资，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与增值。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运用率在85%以上，而中国的保险资金运用率只有10%左右。国外保险业已从单纯经营负债业务发展到同时经营资产业务阶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资所获得收益不仅使保险公司能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而且保险投资也在金融市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习惯于运用资金投资的外资保险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可以以吸收保费的形式聚敛资金，用于投资，然后将巨额投资收益转移出境，而与此同时，外国保险公司带入中国的外资相当有限，如此有可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形成一股资金“逆流”，与我国吸引外资的初衷相悖。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05条的要求，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其资金用途也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较为稳健安全、收益率也较低的投资途径上，禁止保险资金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这就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上述资金逆流的负面影响。但值得重视的是，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证监会、保监会的议事日程。从近日的实践来看，已经初步显露出了外资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苗头。例如，首次向保险公司配售的同盛基金，共有11家公司获准参加配售，其中有中国人寿等10家中资保险公司，还有1家中法合资的金盛人寿保险公司。[24]入世后依据GATS协议渐进式“国民待遇”的原则规定和《金融服务协议》关于“平等参与竞争”的要求，我们显然不可能长期拒外资保险公司于证券投资基金之外。随着入世后外资保险公司的大量进入和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上述资金逆流的风险将进一步凸现出来。

三、加入WTO对我国保险业的利弊权衡

单纯地论述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保险业的积极意义或负面影响，均不足以直观地确证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此还必须进行利与弊的权衡比较，以确定加入WTO之后我国保险业的得失，为我国保险法制为迎接入世所作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目前，理论界关于加入WTO对我国保险业利弊权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确对待保险业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的矛盾。

在保险业开放与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我国长期以来在认识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外资保险公司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保险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必然造成众多的负效应。这些负效应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近期负效应，如转移利润，逃避税收，不正当竞争，转嫁经营风险等；另一类是远期负效应，这类负效应是由于跨国保险公司全球化战略与东道国经济政策发生冲突所致，相较近期负效应而言，影响更为深远，危害更为严重，如部分经济自受损，在市场份额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影响东道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等等。在资本趋利性的推动下，外国保险公司的大量准入必然会对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必须减缓金融开放的步伐，对外资进入金融市场施予严格的准入条件，实行严格的法律管制。另一种倾向则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势所趋，我国保险业也应顺应这一

历史趋势，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带来了我国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加快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扩大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规模，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实际上，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对外开放的扩大，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体制，从而使金融安全得以维护，而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反过来又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金融开放的“度”，即金融开放的总量与速度应在我国金融体系的容量与安全系数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决定了我国在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方面务必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一方面，要逐步推进金融开放的进程，保持和加强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的国力发展态势，实行适度的保护策略，要未雨绸缪，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加紧构筑我国的金融安全防线。

（二）正确衡量保险市场份额下降与引进保险技术、经验的利弊得失

80年代后期，我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旨在通过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引进外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1992年保险业试点开放之后也一直奉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试图以牺牲部分市场份额的代价引进我国保险业急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有些同志对此感到不理解，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让出了市场，技术却没有实质性提高，其负面影响远大于其正面作用。[25]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人为地放大了外资保险公司侵夺中国保险市场的负效应，却淡化了中国保险业因引进外资而产生的技术升级和观念更新。以寿险市场为例，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刚进入上海时，凭借其较为先进的保险技术和灵活的管理体制，先声夺人，曾一度占据上海寿险市场的“半壁江山”，但随着中资保险公司通过学习逐渐掌握了友邦公司引入的寿险人营销技术之后，美国友邦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1997年仅占有上海寿险市场的8%，风光不再。由于吸取了上海市场开放的教训，更重要的是，由于寿险人制在全国的普及与推广，1995年美国友邦公司进入广州市场时，所造成的影响远没有进入上海时大，1997年美国友邦公司在广州的市场占有率为2%，仅及上海市场占有率的1/4.[26]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以市场换技术”这种战略选择本身是正确的，关键是具体操作中“以市场换技术”的形式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某些学者所担忧的技术没换来，市场又丢了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形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存在问题，而是在实施环节中一些具体的条件或形式上存在问题。再以上海保险开放试点为例，除了头几年友邦公司引入寿险人营销技术之外，外资保险公司似乎极少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让渡或传授给中国同行。这主要是因为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友邦、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公司多为外国保险公司的在华分公司，全由其国外的母公司掌控，对外形成自我封闭的体系，因此对它们先进的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中资保险公司只能“临渊羡鱼”，而不能“隔空取物”。这是因为保险业与其它行业不同，在保险业的经营与管理中充满了专有技术（know－how），各公司对外一般将其列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获取专有技术的唯一途径只能以契约或股权参与的形式与外国保险公司融为一体，通过共同经营，才有可能获得外国保险公司核心的授受技术。[27]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应坚持以合资保险公司作为外资准入中国保险市场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使中方合营者在与外方共同经营中潜移默化地掌握外方投资者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标。

（三）客观地权衡引进外资保险公司与资金逆流之间的利弊。

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同程度上均存在者投资收益汇回母国的问题，因此严格说来，资金逆流是所有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保险业奉行的“大数法则”使其资金逆流的效应凸显得尤为明显而已。笔者认为，对保险业资金逆流的负效应应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一方面，的确存在着外资保险公司将保险基金用于投资，并将大笔投资收益汇出境外的问题，这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引资效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外资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是其在中国从事投资活动所获得的，无论其将保险基金投资于股市、汇市还是期货、债券，只要我国的法律未予明确禁止，这种投资活动就是合法的，应受中国法律保护。更何况，将资金投入中国市场，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贡献，以证券市场为例，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着资金面不足的瓶颈，由外资保险公司参与募集的保险基金无疑将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证券市场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将大量资金投入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外国投资者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并汇回其母国，这正是我国引进外资的应有之义。更毋论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在资本净输入的大条件下，外资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的逆流并不足以对我国资本项目的盈余构成实质性影响。即使我国外汇储备或资本流量出现了问题，我国亦可以通过外汇管制等应急保障措施暂停或禁止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的汇出，恢复我国的外汇平衡。如果在考虑到引入外资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及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资金逆流的负效应更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资本逆流的负效应尽管客观存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因为担心可能存在的少量资本逆流而延缓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利弊权衡的角度来看，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正面影响远大于其负面效应，为了我国保险服务贸易水平的根本提高和中国保险市场的长期繁荣，牺牲一些眼前和局部利益是值得的，并不会对我国金融安全和根本经济利益构成威胁。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影响便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而应坚持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只有通过与外资保险公司激烈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锤炼我国民族保险公司的素质，建立起强大的民族保险业。

四、入世后中国保险服务贸易的法律应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保险服务业尚属“幼稚产业”，这是不争的事实。《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保险市场开放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有以下一些特惠条款：（1）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需要，确定保险业的国内政策目标；（2）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保险服务竞争，同时发达国家和WTO有义务帮助不发达国家提高业务水平和竞争能力，并优先提供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信息；（3）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保险提供行业补贴；（4）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度开放保险市场，逐步实现保险服务贸易的自由化。[28]因此，入世后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应对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修订和完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律体系，健全保险监管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上述特惠条款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内保险服务业免遭外来冲击。

（一）完善保险立法，建立健全的保险法律体系。（由于《保险法》的修改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颁布，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废、改、修，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因此建议删除这一部分的内容）

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保险法》、《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数目不少，但始终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保险立法存在着以下三大缺陷：

1、保险政策多变，法律规定不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为加强金融保险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开始允许外国保险机构在有限的地区设立非营利性保险办事处。1987年国务院通知，将金融保险业列为限制外商投资行业，1988年又升格为禁止外商投资行业。进入90年代之后，出于中国复关及入世的考虑，中国保险业的开放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颁布了《保险法》、《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一系列法律法规。由于我国在不同时期保险开放的策略不同，颁布于不同时期的保险法规贯彻的是迥异的政策属性，造成了新法与旧法的不协调，影响了统一保险法律体系的形成。

2、法律法规不配套，缺乏实施细则。《保险法》于1995年颁布，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虽然2002年作了修订，但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资金运用方面，仍未有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始终未能颁布配套的实施细则以解决上述问题，造成了实践中的混淆。

3、除《保险法》外，大多数保险立法法律阶次不高，且均是暂行或试行法规，法律效力不确定。以《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为例，该暂行办法颁布于1992年，至今仍然有效，“暂行”变成了“现行”。法律阶次不高，影响到法律规范的拘束力和权威性；法律效力不确定，则影响到我国保险业开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加入WTO后，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将日趋多元化，保险市场竞争也将日益激烈，而保险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保险法律体系为保障。因此，我国应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整饬保险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保险法律体系。较为理想的立法模式是以《保险法》为基本法，辅之以《保险业法》和《保险法实施细则》，下设保险合同法、保险市场主体法、保险市场竞争法、保险监管法和外商投资保险企业管理法等配套法规，还可允许各地方根据上述法律的原则，制定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外资保险机构管理办法。

（二）逐步弥补我国保险立法的滞后性，贯彻GATS协议对国内立法的透明度要求。（修改为“严格履行GATS协议对国内立法的透明度要求”）

我国现行的保险立法多颁布于1995年之前，与我国在入世谈判中所作的承诺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例如，我国现行立法仍将保险开放局限于经济试点的范围内，有严格的地域和业务限制，而我国在与有关国家进行市场准入谈判时承诺将分阶段全面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并将险种限制大幅放宽。根据GATS的相关条款，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受制于国内法，而我国国内法一者缺乏有关保险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规范，二者既有规则与我国入世所作的承诺不完全一致，面临着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当然，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尚未完全定型，我国现行保险立法的修缮也不应是一蹴而就的，而应根据我国服务贸易承诺的变化而相应地作出修改和完善。（删除此段落）

根据GATS的透明度要求，任一谈判签字方都必须将影响服务贸易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它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作出的，还是由非政府的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作出的）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对上述有关法律、规则的任何修改，也应该对所有缔约方及时予以公开。这就对我国保险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透明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目前，我国在中央层面上保险法律规范的透明度较高，基本上能做到在生效前予以公布。问题主要集中在职能部门的一些内部规范和地方政府的一些保护性规定或措施上，如中国人民银行及保监会关于保险费率厘定的标准、保险险种审批的准则，以及地方政府对某些险种（如学生险）的强制性规定等，这些所谓的“红头文件”透明度极低，不要说外商，即使是国人也未必知晓。加入WTO后，这方面的透明度必须加强，具体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实行全面的透明度要求，只要是与保险服务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无论其采用何种名目，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和商业秘密，就必须予以强制性公开；二是要禁绝或限制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违背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的不当立法权，例如上文提到的某些地方政府强制中小学生向某一保险公司购买学生险的行政立法，纯属一种反竞争的市场垄断行为，不仅违背了市场规律，也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对这样的不当立法行为，应予以坚决禁止。

（三）坚持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严格监管，健全和完善我国保险监管。

保险监管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严格监管方式，另一种是松散监管方式。前者强调对费率和偿付能力实行双重监管，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所有的保险活动都受到全面监管，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保险产品质量即条款和费率的管理、对保险资金运用及准备金比率的管制等；后者则只对偿付能力进行监管，放松对保险产品、保险业务甚至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因而采取的主要是控制财政资金的监管手段，并且要求具备完善的会计规范评估原则和详尽的财会报告制度。[29]由于中国保险市场尚未成熟，保险业的自律监管尚不完善，尤其是缺乏实行松散监管的财会条件，我国目前对外资保险公司采用的仍是费率与偿付能力并重的严格监管方式。

中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严格监管方式，反映了中国保护民族保险业的原则和对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的谨慎态度，这种严格的保险监管方式为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上了一道“安全阀”。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应对入世的挑战，还应努力健全和完善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具体应着重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利用GATS协议的“市场准入”条款，行使对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的准入“甄别权”。要达到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目标，就必须在准入环节上设置资质要求和业绩要求，积极引入那些资力雄厚、业绩优良、财会制度健全的外国保险公司，而将那些资质或业绩较差，财会制度不健全的外国保险公司拒之门外。从GATS项下市场准入的承诺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均保留着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甄别权，同时这也是我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一项必要措施。

2、进一步充实保险监管力量。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在建制上已经独立化和专门化。但保监会仍存在着人员、网点不足的问题，无法在全国主要诚市形成一个自足的监管网络，在某些地区、城市的保险监管还存在空白。加入WTO前后，应努力在外资保险公司集中的城市增设保监会分支机构，配备专业保险监管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从人员和机构上保证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有效监管。

3、完善和创新保险监管方法。在监管方法上，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应双管齐下。必要时，可参照国外的三级管理制度，建立外资保险公司资信等级制度，根据外资保险公司资金实力、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遵纪守法情况，综合评定其资信等级，并定期予以公布。同时，还应创设统一的保险公司报表体系和科学的预警指标系统，以求紧密跟踪检测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保险经营风险。

4、应尽快建立起保险自律监管机制。实践证明，行业自律作为外部监管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对于协调外部监管矛盾，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具有外部监管难以企及的良好效果。我国的保险同业公会虽已正式成立，但相应的规章制度尚未建立，会员纳入程序也未予明确，今后应加强和完善其自律职能，尤其应将外资保险公司纳入保险行业组织中，从行业自律的层面加强对其的监督和规范。

（四）逐步裁减国内保险企业的政策性要求，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待遇，以国民待遇为目标，创造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虽然GATS对国民待遇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强制性、普遍性的义务，但从市场竞争的要求和WTO的宗旨来看，国民待遇贯彻了平等竞争的理念，应成为各国金融服务业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我国作出的既有承诺或限制上，宜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对现行国内保险企业待遇水平作相应的调整。

目前我国内外资保险企业的待遇情况是教为复杂的：一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享受税率上的优惠待遇，[30]同时在保险业务和经营地域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内资保险公司在所得税上负担较重，并承担着一些政策性保蘸透度挝瘢衷谀承┫罩只蚰承┑赜蚰谙碛蟹苫蚴率瞪系穆⒍暇ǎ玫礁骷墩母髦址龀帧R虼耍中写鏊降母谋渚幌窭砺劢缬行┭д咚髡诺牡シ饺∠庾时O展镜乃笆沼呕荽瞿敲醇虻ィ？script>WriteZhu（‘31’）；而应有一个相互消长的过程，即一方面要逐渐减少我国对内资保险公司的各种扶持，消除人为的险种或地域垄断现象，同时也要卸下内资企业的政策性保险负担，将内资保险企业完全推向市场，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则需逐步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超国民”的优惠待遇，渐次地开放其业务和地域经营范围，使其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市场竞争。应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应双管齐下，在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建立新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国民待遇，营建起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保险国际监管合作。

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因是追逐高额利润，与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提高本国金融服务水平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跨国保险公司往往凭借其全球经营战略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设法逃避东道国的监管，发展法律所未规范的业务。而东道国监管当局由于监管技术落后，监管信息闭塞，难以对实行有效监管，因而出现所谓“监管落空”的局面，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出现了隐患，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隐患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积极拓宽与国外保险监管机构的交流途径，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个层次进行：

首先，我国作为国际保险监管者组织（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Supervisors）的成员，可以定期参加该组织的会议和论坛，参与国际保险规则的拟定，加强与其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国际保险监管者组织为各国就某些重大问题（如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危机）进行沟通、磋商和处置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使对突发危机和事件的处置更为及时、有效。国际保险监管者组织还为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资料协助，这对提高我国监管官员的素质和保险监管水平是不无裨益的。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航空货运，代位追偿，承运人责任，平行诉讼，境外追偿

一、案情简介

2003年1月”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托运人或被保险人)通过北京康捷空货运有限公司(下称康捷空)深圳分公司和美国华盛顿国际速递公司(ExpeditorsInternationalofWssldngton，Inc.下称华盛顿速递)，承运一批通讯设备，自深圳经香港运抵澳门，然后由华盛顿速递代表托运人租赁一架IL—763414型飞机，将货物从澳门空运至东帝汶的包考(Baucau，EastTimor)。康捷空深圳公司签发了航空运单，运单抬头为欧亚航空货物运输公司(Eum-AsiaAviationAirCargoTrasportation，下称欧亚航空)，另外托运人与美国华盛顿速递签订了一份货物运输租赁协议。

2003年1月31日，东帝汶当地时间16时承运飞机在包考市附近撞山坠毁，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上述承运的货物全部毁损。该批货物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公司聘请香港一家公估公司对货物损失进行了公估，并于2003年12月16日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135.3万美元，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保险公司向康捷空及其深圳分公司和华盛顿速递要求赔偿货物损失，均遭到拒绝。

2004年10月20日，保险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康捷空及其深圳分公司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货运损失612140美元。2005年1月28日，保险公司委托美国律师在美国纽约南部地区联邦法院，以被保险人及本公司名义对华盛顿速递提讼，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35.3万美元及利息。由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国内法院直到2005年5月9日才进行第一次开庭，7月26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美国法院于2005年3月10日进行初步审理。

二、诉辨双方的观点和案件处理结果

保险公司在国内案件中诉称，被保险人按被告要求填写了空运货物托运书，被告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了航空货运单，因此被告是承运人。根据《华沙公约》规定的承运人责任限制，按照每公斤20美元计算，被告应赔偿612140美元。保险公司在开庭前提交了《投标邀请书》、《投标书》、《商务报价单》、运费发票，以证明康捷空深圳分公司是货物承运人。被告康捷空深圳分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辩称：首先，保险公司已经在美国就同一事实提讼，为防止原告不当得利，国内诉讼应中止审理；其次，康捷空是货运人而不是货物承运人，不应承担货损赔偿责任；再次，康捷空与华盛顿速递属于同一集团。在第二次开庭时，康捷空提交了澳大利亚交通安全部对本次事故所作的《空难事故报告》(《AirSafetyOccurrenceReport》)，认为本次事故是机组人员严重过失造成的，依据《华沙公约》规定，承运人可以完全免责。

保险公司在美国案件申诉称，被告未能按照其与被保险人签订的包租协议的规定，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原告享有《华沙公约》和有关修订文件规定的以及判例法确定的有关权利和救济，被告应赔偿全部损失。被告华盛顿国际速递辨称：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和28U.S.C.§2406规定，应驳回本案诉讼；中国法院已经先受理了一个当事人和案件事实都相同的案件，美国法院应该驳回原告提起的诉讼，或将案件移送至一个更合适、更方便的法院审理；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被告享有责任限制权利。美国法院法官认为，虽然两起案件的被告不同，但是涉及同样的证据，从提高司法效率角度看，应放在一起审理，因此要求原告限期将国内被告追加为美国案件的当事人或更正诉讼请求。

在国内案件开庭以后，两个案件的被告都主动提出和解，经过多轮磋商，2005年8月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由美国被告赔偿保险公司43万美元，保险公司撤销美国和国内的两个诉讼。

三、本案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代位求偿案件，保险公司采取了少见的跨国平行诉讼的追偿策略，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中美两国分属不同法系，两国法院对于案件程序和实体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探究。

(一)跨国迫偿的诉讼策略

本案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功拿到赔款，与其采取的追偿及诉讼策略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积极调查取证，锁定承运人身份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承运及关系较为复杂，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首先必须分清谁是承运人。本案牵涉货物运输的共有三家公司：康捷空是在中国北京注册的公司，深圳分公司是它的分支机构，是航空运单的签发人，它们主张自己是人；华盛顿速递是在美国纽约注册的公司，从被保险人提供的货物运输租赁协议来看，该公司代表被保险人租赁飞机安排货物运输，但是协议没有该公司签章，航空运单表面上与其不存在直接联系，该公司也主张自己是货运人；欧亚航空是在老挝注册的一家单机公司，事故发生后其偿付能力可能成为问题，且老挝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太为外国人所熟悉，追偿工作无从下手。由于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承运人身份，保险公司初期的非诉追偿工作处处碰壁，一度陷入困境。在重新与被保险人反复沟通以后，保险公司终于成功地搜集到《投标邀请书》、《投标书》、《商务报价单》、运费发票等证据，基本上可以证明康捷空深圳分公司就是货物承运人。保险公司决定首先在国内提讼，将追偿重点放在康捷空身上。在诉讼时效快要届满的最后几天内，保险公司又在美国对华盛顿速递提讼。

2.正确选择诉讼策略，规避漫长而又复杂的跨国诉讼程序

跨国诉讼追偿必须考虑到送达和判决执行问题，否则很可能陷入一场前途渺茫的马拉松式的诉讼。按照1965年生效的《海牙送达公约》，向外国被告送达的程序相当复杂，很多案件经过多年还没完成初次送达程序。判决以后，境外执行在目前的国际司法协助环境下也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难题。本案的诉讼策略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以康捷空、华盛顿速递和欧亚航空为共同被告，在国内或美国和第三国提讼，优点是可以将相关当事人一网打尽，不会遗漏真正的责任人，胜诉把握较大；缺点是无法逾越涉外送达和执行障碍，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被告形成诉讼压力。第二种选择是单独或同时就单一被告在被告所在国提起国内诉讼，优点是国内诉讼程序简单、时间短、诉讼结果可预测性强；缺点是一事多诉浪费诉讼成本，并有可能形成平行诉讼，而一事一诉又会错过诉讼时效，放跑真正的责任人。在综合平衡各方面因素后，保险公司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确立以国内诉讼为主、境外诉讼为辅、以诉促和的追偿方案。事实证明该方案是非常成功的，境内外法院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多次开庭，使得案件事实得以水落石出，责任人无处遁形，最终促成和解。

(二)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归责原则和责任限制

由于对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理解以及掌握的证据不同，保险公司在国内外两个诉讼中提出的赔偿金额相差巨大，而国内外两个被告的抗辩主张和举证策略也是大相径庭，由此可以看出，了解和掌握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国际公约对追偿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航空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承运人防范航空风险能力的不断提高，承运人责任制度经历了归责原则从宽到严、责任限额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现行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是通过1929年制定的《华沙公约》及其后多次修订所形成的华沙体系确立的，1999年在华沙公约体系的基础上制定了《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我国于1975年加入《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蒙特利尔公约》于2005年7月31日对我国生效。

承运人责任归责原则从最初的过错责任逐步过渡到严格责任，最终发展到双梯度归责原则。《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确定的是推定过错归责原则，即除非承运人能够证明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否则，它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1929年《华沙公约》第17条规定：“因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故，造成托运的行李或者货物毁灭、遗失或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承运人如能证明存在下列三种情况，则可以不承担责任：一、承运人或其受雇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损失的发生是由于领航上、航空器的操作上或导航上的过失；三、损失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或促成的。1955年《海牙议定书》删除了第20条关于航行过失免责的规定。《蒙特利尔公约》实行严格责任制度，该公约第18条第1项规定：“对于因货物毁灭、遗失或损坏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损失的事件是在航空运输期间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在《蒙特利尔公约》不复存在。对于旅客运输，《蒙特利尔公约》实行双梯度归责原则，即10万美元以下实行严格责任、10万美元以上实行过错责任。

承运人责任限额在旅客运输方面变化最大，从最初的1万美元、2万美元，到7.5万美元，再到10万美元，最终到双梯度无限额。货物运输责任限额则一直变化不大，《华沙公约》规定承运人对于货物的赔偿责任以每公斤250法郎(约20美元)为限，《蒙特利尔公约》规定以每公斤17特别提款权(约22.5美元)为限。虽然措词稍有不同，但是《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和《蒙特利尔公约》均规定：如果损失是由于承运人、受雇人或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承运人不得享受责任限制。如果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货物价值并加缴附加费，承运人必须按照声明的价值或承运人可以证明的货物实际价值赔偿，也不能享受责任限制。

我国和美国都是《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的会员国，本案航空事故发生时《蒙特利尔公约》还没有生效，我国也尚未批准加入该公约，航空货运单约定适用《华沙公约》及承运人责任限制。保险公司在提起国内诉讼时，是按照《华沙公约》规定的责任限制计算诉讼请求金额的。在提起美国诉讼时，保险公司根据最新掌握的《空难事故报告》，认为机组人员存在重大过失，承运人不能享受责任限制，于是按照全部损失和保险赔偿金提出索赔金额。华盛顿速递主张享有责任限制权利，而康捷空在国内诉讼中援引《空难事故报告》进行了免责抗辩，该公司没有注意到海牙议定书已经删除了《华沙公约》关于航行过失免责的条款，其错误的抗辩主张和举证不当反而为保险公司打破承运人责任限制，进一步追加诉讼请求提供了依据。当然，如果原告要成功打破责任限制，还需在证明机组人员的航行过失构成“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方面作进一步努力。

(三)中外保险代位求偿诉讼程序比较

通过上述案件国内外诉讼比较，我们发现案件的两个原告身份并不相同，在国内诉讼中保险公司作为原告，而在美国诉讼中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并且被保险人作为第一原告。名义的不同体现出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对于保险代求偿权认识上的差异。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代位求偿权作为一项衡平法原则而被广为接受，他们认为被保险人是权利人，只不过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和第三人白白免责等衡平因素，才适用代位原则。在英国法下，保险人在对全损或部分损失作出赔偿后取得代位权，但保险人仅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代位权并不使保险人产生独立以自己的名义或提讼程序的权利。当然，被保险人必须允许保险人以他的名义，否则，法院可以判决强制他允许。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重要一员，其保险代位原则承袭英国法，但自《1873年司法法》以后，保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把被保险人列为共同原告。美国法院的这一做法并不为国内业界所熟悉。

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代位求偿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法定的债权转让，在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就自动转让给保险人，保险人作为权利人当然地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至于保险人取得代位权益后，还能不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国内理论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赔款时就已经丧失了向第三人的求偿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没有法理依据，在实务中，借用他人名义诉讼也存在诸多掣肘因素及不便之处。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支持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讼，禁止以被保险人名义进行诉讼。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该法的若干问题意见都规定：保险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以他人名义的，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如果被保险人已经提讼，保险人在取得代位权后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当事人；保险赔偿只能弥补被保险人部分损失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提讼。在非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案件中，地方各级法院对于上述规定的大部分做法都予以采纳，唯独对于被保险人先的情况下保险人申请变更当事人的做法不予支持，他们一般都要求被保险人撤诉或驳回，由保险人另行提讼。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既浪费国家诉讼资源，又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还有可能耽搁诉讼时效，因此，笔者强烈建议在非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案件中采纳海事诉讼的先进立法经验，准许保险人直接申请变更当事人。

(四)平行诉讼

国内外两个被告的抗辩理由都包含平行诉讼，平行诉讼问题也是中美两国法院要继续推进诉讼程序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实践中有两种具体形态：一种是相同原告在不同国家对相同被告提讼的，另一种是两方诉讼当事人在不同诉讼中互为原、被告。在国内民事诉讼中，各国为了节约诉讼资源、防止滥诉和矛盾判决，都禁止重复诉讼。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涉及国家司法，国家之间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也缺乏关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普遍性法律制度，平行诉讼的现象经常发生。但是由于平行诉讼助长当事人挑选法院，影响国际民商事交往和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多数国家都对国际平行诉讼采取限制措施，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英美国家的比较衡量法和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判决预期法。

判决预期法遵循先诉法院优先原则，如果外国法院受理在先，并且其判决将来有可能得到本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本国法院就应中止对案件的审理。比较衡量法主张由法院综合分析案件的各种情况，衡量本国法院或外国法院哪一个是更合适的法院，然后对不合适的法院的管辖权进行限制。具体包括“不方便法院”原则、“未决诉讼”原则和“禁诉命令”三种方式。“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指本国法院从诉因、当事人、证据及法院等方面判断，如果审理案件极不方便，由具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审理更为合适时，就拒绝行使管辖权。“未决诉讼”原则是指为支持外国诉讼而主动中止本国法院诉讼的程序性方法。“禁诉命令”是指法院命令禁止本国属人管辖的一方当事人参加外国诉讼。1999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起草的《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下称《海牙公约》)兼采两大法系国家的做法，以先受诉法院管辖为主，辅以判决承认预期理论，同时以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以及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例外。

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表达了不支持平行诉讼的观点，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美国法官援引“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的可能性较大，一是因为本案运输行为、事故发生地、证据等均不在美国，与美国的唯一联系是被告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二是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看，存在对外国原告歧视的现象，他们认为本国原告作为纳税人，有享受本国的司法救济权利，法院一般不得以不方便法院为由拒绝管辖，但是对于外国原告则不存在此优先权。当然也不排除法官适用“未决诉讼”原则先中止美国诉讼的可能性。

我国属于对国际平行诉讼不加限制的少数国家之列，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于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不予允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奉行“本国法院优先”原则，国内诉讼不受国外诉讼的影响，外国判决国内不予承认和执行。因此，罗湖区法院法官并没有理会被告中止诉讼的申请，而是径自推进诉讼程序，法院判决指日可待。应该说，国内法院对于平行诉讼的态度给被告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国际平行诉讼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潮流，没有考虑到国际礼让和协调，一味地拒绝承认外国司法管辖权和外国判决，必然会引致外国法院的对等报复，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交往，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海牙公约》的规定修改和补充我国民事诉讼立法。

就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与一般的平行诉讼稍有不同。虽然国内外诉讼是基于同一次货运损失，但是两个诉讼的被告不同、合同依据不同、诉讼标的金额也有差距。与平行诉讼追求有利的法院判决或增加被告负担不同，本案原告双重诉讼的根本原因是在诉讼时效内不能够确信承运人身份及其执行能力。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在同一个国家，法律也不禁止分别对两个被告提讼，唯一可能采取的处理方式就是合并审理，或先中止一个诉讼，待另案审结以后再恢复。由于两个被告都主张自己不是承运人，同时判决两个被告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出现这样的判决，也可以通过执行的程序避免原告重复受偿。按照《海牙公约》的规定，中国法院作为先诉法院和方便法院，其管辖权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法院的态度：如果驳回，则原告在美国诉讼的目的将落空；如果中止诉讼，待中国法院判决以后再根据判决结果决定是否恢复诉讼，刚好暗合原告以美国诉讼作为国内诉讼不作保障的打算。根据上述相关限制平行诉讼的理论和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中止诉讼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和合理的选择，毕竟拒绝管辖不是目的，防止矛盾判决才是问题的实质。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9篇

IFRS4对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只做了有限的改进，一些国家都允许本国的保险公司沿用既有的会计政策进行计量，各个国家保险公司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无法比较，关于保险合同的会计被业界称为“保险黑箱”。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影响力的增强，2004年IASB启动了该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其重点旨在保费收入的确认和保险准备金计量等方面达成共识，在FASB的积极参与下，IASB分别于2010年7月30日和2013年6月20日了征求意见稿，主要围绕履约现金流（包括获取成本）、折现率、边际、保费分配模型、列报、适用范围、分拆、再保险、过渡条款等作出结论，有望彻底攻克保险合同会计这一难题。中国保险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保险经济国际发展的必然趋势。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继而在2008年8月7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保险公司在保费收入确认、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和保单获取成本是否递延等方面，应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2009年12月22日财政部又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简称《新规》），《新规》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分拆处理，吸收IASB准备金计量三因素模型，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全面吸纳并积极实施IFRS《保险合同》第二阶段最新成果的国家，提升了我国对国际保险会计准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我国保险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一）结构调整未得到实质性突破，分红保险一险独大

《新规》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用保险风险比例来度量重大附加利益，对混合保险合同提出分拆要求，这意味着非保险责任或保障程度低的保费不能确认为保费收入，其目的是引导保险公司调整业务结构，多做保障型业务，增强保险行业核心竞争力。《新规》实施后，作为保险公司的主打产品投资连结保险、万能寿险不再确认为保费收入，因而其比例不断下降，但《新规》对分红保险的分拆要求相对宽松，依然作为保险合同计入保费收入。据中国保险年鉴资料统计，2000年分红保险仅占寿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88％，但2009年该比例增长到66．94％，2010年和2011年占比分别为77．25％、76．46％，之后各年比率不低于80％，2013年占比86．29％，分红保险成为目前主导寿险市场的龙头。分红保险的主要特点在于投保人除了可以取得传统保险责任保障外，还可以参与保险公司承保和投资所得盈余的分配。虽然它在某种程度带有保障功能，但更多的是一种理财产品，这种功能错位和金融过度，一方面淡化了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由于在理财上没有优势，在分红比例达不到银行、证券、信托基金的情况下，退保压力增大。目前，各保险公司退保率急剧上升，很多公司当年现金流为负，赔付危机已经显现，这实际上是为这些年来金融过度在买单。另外，《新规》用保险风险比例大于或等于5％作为保险合同的确认条件，促使某些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故意设置条文，增加出险率低，但出险时赔付金额较大的附加险，从而增加保险事故发生情景下保险人的支付额，使本来应该作为投资合同或其他合同的险种得以纳入保险合同的范围。

（二）公允价值有失公允，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可靠性受到质疑

保险合同准备金是为了承担未来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它具有未来性、估计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种或有负债。《新规》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准备金计量三因素模型（即对未来现金流的当前估计、风险调整和合同服务边际），以公允价值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能够客观、适时地对公司的保险负债予以反映，但是这个理想化的目标由于缺少一个公平有效的交易市场而受到阻碍，假设条件的复杂性，加之专业水平的限制也会影响计量结果的准确性。比如，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实务中统一是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定的750个工作日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移动平均为基准，加合理的溢价确定。对于分红保险合同，对其现金流按照与非分红保险合同折现率相同的原则确定其折现率，并不区分不同的现金流。对于具有“长尾巴”赔款的非寿险保险合同也没有考虑对其折现。关于风险调整，目前我国大部分保险公司采用情景对比法来计算，即风险调整为不利情景下的负债与合理估计负债的差额。但不利情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要考虑死亡率的变动（对于定期寿险考虑死亡率增加，对于年金险通常考虑死亡率减少）、退保率的变动（退保率的变动方向需根据产品特征确定）、费用增加等因素。对于非分红保险需要采用和合理估计负债相同的折现率，而分红保险需要考虑预期投资收益的变动，而这些因素目前没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标准。在许多情况下，要求保险公司精心挑选为数不多的情景进行分析，而不是权衡无穷无尽的各种方案。关于合同服务边际，虽然我国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确认首日费用，没有确认首日利得，而将其作为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即用合同服务边际消除首日利得，但在保险合同准备金后续计量时锁定合同服务边际，选择摊销因子在后续期间内进行摊销，但不改变计算摊销因子的假设。如何寻找合适摊销因子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滥用会计估计变更操纵利润

《新规》改变过去按照保监会制定的统一的法定精算规定，要求采用盯市的方法，以合理估计金额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但对于同一事项可能有不同的估计方法，这期间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和专门方法，精算假设和计量方法的选择不同会导致准备金的评估发生差异，从而使不同的保险公司会计信息难以比较。比如，保险公司在确定折现率时对合理的溢价需要作出大量的判断，在进行风险调整时要作出各种主观权衡。不同的公司在选择摊销因子时采用不同的逻辑前提，有的选择摊销因子的出发点定位于利源，因而选择以保额或预期保障利益支出作为摊销因子；有的则对所有险种都采用保额作为摊销因子；还有的对分红保险采用未来红利支出作为摊销因子。如何达到“随服务的履行系统摊销合同服务边际”的要求，《新规》并没有确定合理的选取范围和方法。另外，从理论上讲，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但《新规》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对于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编制日以前发生的有关会计交易或事项应进行追溯调整，其结果是2009年所有的保险公司受益于《新规》的实行，采用追溯调整法通过少提责任准备金等手段进行调整，利润出现全面大幅度增长。

（四）保险监管指标计量基础发生改变，偿付能力报表编报规则面临重大调整

一个完整的保险会计体系不仅包括一般公认会计，而且包括保险监管会计。由于《新规》的实施，将大量改变保险监管指标不同项目的计量和核算基础，最低资本和实际资本的计算口径发生变化，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计算相应会受到影响，认可资产表、认可负债表编报规则有待调整。最明显的是保险资产和保险负债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在计算实际偿付能力时，有关保险资产和负债的认可价值是否应该也与公允价值挂钩，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另外，2001年，欧盟委员会下属保险委员会启动了偿付能力II项目，2009年10月正式通过，将于2016年1月正式实施。而目前我国偿付能力指标体系、偿付能力报表科目和披露内容依然沿用欧盟偿付能力I的标准，它建立在旧会计准则和报表科目之上，不能充分反映保险公司的风险，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相适应。

三、完善我国保险会计准则的对策

（一）改进保费收入的度量标准，引导保险业回归保障

1．完善保险合同分拆规定。在确认保费收入时，无论是投资连结保险、万能寿险，还是分红保险，对于存在“显著”的投资组成部分，应将其分拆出来并比照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不能计入保费收入。如果投资组成部分与保险组成部分不是“高度关联”，则认为存在显著的投资组成部分。表明投资组成部分与保险组成部分是高度相关联的特征包括：（1）不可能发生一个组成部分到期或失效而另一个组成部分却没有相应到期或失效；（2）与各组成部分相应的产品在相同的市场或地区不存在单独的销售；（3）保险组成部分的价值随着投资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而变化。另外，保险公司在判断某种情形下是否支付重大附加利益时，应当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按照此原则，目前我国对于某些保险风险比例刚好等于或稍微大于5％的合同，有可能通不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2．对保障型业务实行政策倾斜。保险公司应从产品设计、费用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规划结构调整。产品条款的改变对结构调整会产生重大影响，保险公司在定义保险责任及其他条款时，应结合保险合同识别和保险合同分拆的相关要求，明确和量化保险产品的本质特征及其审批备案标准，不断探索保障型和投资型业务的合理配比，深入分析保障型产品销售不畅的原因，优化产品设计方案，减少保障程度低的产品流入市场。科学制定财务费用方案，实施差异化的费率管理政策，从严控制投资型产品费率水平，严格控制其费用开支，提高保障型产品费率水平，放宽其预定利率限制水平，增强保障型产品的吸引力。建立和完善以结构调整成效作为考核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改变过去以保费规模和市场份额增长指标作为评价标准的现状，综合运用规模类指标、结构类指标、保障类指标和品质类指标来科学评估保险公司业务发展质量。

（二）完善准备金计量三因素模型，提高公允价值的技术含量

1．关于折现率。保险公司在确定折现率时不能采用权宜之计，例如国债利率、高质量的公司债回报率、或者两者的组合，所使用的折现率应当与金融工具可观察的当前市场价格保持一致。该金融工具的现金流量特征应当反映保险合同负债的现金流量特征，比如时间、币种和流动性等方面。后续计量时，折现率应当反映报告期末的所有可获得信息，即是一个“当前折现率”的概念，不得锁定。如果保险合同的现金流不依赖于特定资产的收益，折现率应当采用无风险利率，同时针对非流动性作出调整。如果保险合同的现金流的金额、时间或不确定性全部或部分依赖于特定资产的收益，则该保险合同的计量应当反映这一依赖性。也就是说，应该区分分红保险合同和非分红保险合同的现金流，对那些受到投资特定收益影响的现金流部分，其折现率应当反映特定的投资收益，不受投资特定收益影响的现金流部分，按照与非分红保险合同折现率相同的原则确定其折现率。另外，对于具有“长尾巴”赔款的非寿险保险合同要求折现，但如果折现的影响不重大时，可不考虑折现。2．关于风险调整。保险公司对未来现金流的金额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应作出显现估计，即风险调整。风险调整应当是理性的保险人为了不再承担最终履约现金流超过预期值的风险所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它反映出保险公司风险规避程度和分散化效益。鉴于情景对比法的局限性，保险公司可以考虑采用75％分位数法、条件尾部期望值法和资本成本法，并披露置信水平信息［6］。3．关于合同服务边际。保险公司应当以在初始确认时确定的折现率对合同服务边际的账面金额累积利息。合同服务边际不再锁定，对未来现金流估计发生的有利和不利变动对合同服务边际的影响都予以调整。不限制合同服务边际调整的增加额。对合同服务边际的调整采用未来法。合同服务边际在任何时候不得为负，且应在保险期间内以简单的时间流逝为基础被系统的摊销计入当期损益；但如果赔付和给付预期发生的时间和简单的时间流逝基础存在重大差异，则应以赔付和给付预期发生的时间为基础。摊销的基础应与所提供的服务模式保持一致，保险公司应分别选择直线法、预期赔付支出和风险净值作为服务的转移模式。

（三）引入综合收益表列报方式，优化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1．积极采用汇总边际模式，将利润表改为综合收益表。保险公司传统的利润表基于收入费用观，采用保费分配模式，主要从保费收入、赔付支出、退保金、费用等计量指标进行披露，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三要素没有体现，而且容易造成保险公司过于注重业务指标，片面追求保费规模，忽略了自身的内涵价值。为此，可以考虑借鉴IASB提出的汇总边际模式，将利润表改为综合收益表，列示风险调整当期估计变更后的变动、合同服务边际的摊销、与合同过去和当期服务相关的变动（经验调整）、按锁定的折现率累积的利息（保费负债利息支出）等信息。将折现率变化的影响计入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中的其他综合收益。折现率估计更新导致的变动与保险公司的经营努力关联不大，如果计入损益，损益将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较大，承保业绩信息受到干扰。因此，应将使用初始折现率计量的摊余成本信息在损益中反映，而将使用当前折现率计量的现时价值变动信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这样分开列示，可以提供更加明细的有用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资产负债的匹配度。当然采用这种方法，对系统有更高的要求，需要追踪保单所有期间的折现率估计参数。而且无法完全消除会计错配，对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错配仍然存在。因此在现阶段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资产配置情况，自主选择折现率变动计入损益还是其他综合收益，但是一旦选定，不得变更。2．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保费分配模式与汇总边际模式相结合的模式。目前，汇总边际法遭到国内众多学者和保险公司的反对，这主要因为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管理所使用的计量指标是承保保费、赔款、给付以及承保利润等，保险公司普遍担心采用综合收益表后将失去这些量化指标，而且分析师、评价机构都用这些指标来计算关键业绩指标，业绩指标的变化会影响在主要财务指标的排名以及评级机构的排名。由此看来，采用汇总边际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仅涉及保险公司内部管理观念的变化，还涉及外部评价标准的调整。传统的保费收入仍含有重要信息，公司股东和外部报表使用者都十分看重，建议在报表中保留对传统保费收入的列示。该模式下保费收入的列示应采用“已赚保费法”，这里不仅体现在“已赚”和“应计”的差异，而且体现在是否将其投资组成部分进行分解，即保费收入应该是已赚保费扣除投资组成部分所对应的合同保费。建议对投资成分单独存在且易于计量的合同采用剔除的方式列报，如具有独立账户的保险合同，以及无重大保险风险的具有任意分红特征的投资合同。其他合同的投资成分分拆难度较大，建议不要求分列。理赔支出金额也应剔除投资组成部分，保险合同准备金项目下面应详细列示合理估计负债、风险边际和合同服务边际等信息。确认首日费用，保单获取成本应当按照与分摊合同服务边际一致的方法列入报表，即按照与保险合同项下提供服务的转移模式相一致的摊销基础。

（四）完善保险监管会计体系，强化监管要求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我国建立保险公估业监管制度的必要性

保险公估业是服务于保险业的中介服务行业，具有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中介性、法规性等特征。因此，其经营行为理应受到国家的规范和指导，我国完全有必要建立保险公估业监管制度。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民族保险业的需要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估公司正在或明或暗地进入我国市场，我国民族保险业正面临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巨大冲击。一些金额较大的保险业务已开始通过保险公估人来进行风险评估和查勘定损，但由于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滞后以及对保险公估监管不力，许多外资公估公司正在监管的真空地带从事公估活动。如果我国不加强立法并加大监管力度，必然会给我国民族保险业造成巨大冲击。目前，我国国内保险公估公司无论在经验、技术和人才上都十分欠缺，因此，尽快建立保险监管机制是培育和发展我国保险公估市场、确立保险公估人市场主体地位、保护我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需要。

（二）规范保险公估市场行为的需要

保险公估人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是保险中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估人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广大投保人及保险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对保险公估人的行为实行有效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在这方面，我们应吸取忽视对保险人监管的教训，在引进保险人的初期，由于法律滞后和监管乏力，造成许多不规范的行为，严重损坏了保险业的形象，因此从开始建设保险公估市场就应执行严格的监管规则，以保证保险公估人以高起点、高素质、高标准来赢得社会的信赖。

（三）维护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

保险公估是以保险业为依托而生存和发展的。保险是一种经济行为，保险人的经营对象是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由于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不确定性，被保险人为避免风险发生时带来的损失，用购买保险的方式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则通过收取保费的方式接受风险，将被保险人的损失分摊给诸多面临同类风险的被保险人。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收取保险费，而保险赔付则是根据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来确定的。保险公估可以在两个方面发生作用，一是在承保阶段评估标的面临的风险，以确定保险费的收取。二是在损失发生时进行查勘定损，确定保险公司实际的赔付金额。因此保险公估人在保险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地位。如果保险公估人因技术或职业道德等原因不能公正合理地确定保险标的风险和损失，就会破坏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使保险赔付不能公平地反映保险标的风险及投保人事先交纳的保险费，造成保险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为了保证保险公估人的服务质量，使保险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对保险公估人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

二、保险公估业监管制度的国际比较

保险公估活动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其行为后果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保险公估业一般都实行严格监管。如日本与法国分别授权大藏省保险部（现为金融监督厅）、经济财政部的保险司对保险公估人进行监管；保险业历史悠久的英国强调保险公估业的行业自律；而美国在全国有保险专员协会NAIC，在各州也有管理保险公估人的机构，同时还通过行业自律来规范公估人行为。澳大利亚有保险及退休委员会ISC、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委员会ACCC等若干组织同时对保险公估人进行监管，并强调公估人的自律。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对保险公估业的监管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一）政府监管

在保险公估业执业资格的监管中，对执业资格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如美国有34个州要求保险公估人取得许可证，26个州要求估价人取得许可证。许可证每年颁发一次。同时，法律也规定了严格的经营区域，如美国、加拿大、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规定从业的保险公估人不允许跨州公估（发生巨灾和当地的技术力量不足除外）。

对保险公估人实行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保险公估业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为了保证和提高保险公估人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执业水平，各国一般都要求从事保险公估业务的人员，必须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计划和保险公估资格考试。其中，培训的内容包括保险、法律、金融、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以及理工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公估人员参加培训的时间每年不得少于200个小时。另外，许多国家规定参加资格考试的公估人员必须具有3-5年的公估从业经验，并且要根据自身的公估技能级别，参加相应等级的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获准执业。

（二）行业自律

保险公估人主要从事保险专业技术性很强的业务，这些业务能否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会直接关系到保险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组织对整个公估行业进行协调、引导和规范，以维持较高的行业水准。正是这种行业的特殊要求，保险公估人协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才成为可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业的发展来看，保险公估人协会虽为民间组织，但其地位与作用却远远超出了普通行业组织的范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中国香港等地。保险公估人协会在行业自律、专业技术培训、资格考试和认证、信息沟通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日益发挥着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主导作用。如英国特许公估师协会规定其会员必须接受该协会的业务监管，若违反了协会章程、道德规范或规章制度，可能被处以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取消会员资格等处罚。

（三）社会监管

社会监管主要指市场力量的监管，如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保险公估投诉受理中心等机构对保险公估人的社会监管。对于保险公估人的违规行为，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社会投诉部门，允许客户投诉，经由该部门进行调查，酌情采取纪律处分。如我国香港，可向登记委员会投诉，日本则允许客户直接向大藏省投诉。有些国家还将违纪的公估人列入黑名单，如日本、新加坡等。而社会信用评级机构则不定期地对各类保险公估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以作为保险双方当事人选择保险公估人的有力依据。

三、我国的借鉴

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人监管经验对我国保险公估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各国国情、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人先进监管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而不是照搬照抄。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估业监管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完善法制监管

法制建设是保证公估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我国保险公估人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持和监管，游离于国家保险监管的范围之外，致使保险公估活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公估主体资格严重缺位。当前我国保险公估市场监管当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对保险公估业进行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保险法》、《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在确立我国保险公估人合法地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迅速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少已越来越成为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和执业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因此，我国保监会应尽快邀请中国保险学会或其他技术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保险公估实施规则和公估收费标准，使各家保险公估人在执业中有统一的依据。另一方面，监管人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也必须依照现有的《保险法》、《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加强政府监管

首先要加强对保险公估机构的设立条件进行监管。保监会对于保险公估机构成立的审批宜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在审批过程中，要在全国多家保险公估机构申办单位中，据其各因素特别是发起人、投资者身份、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技术力量（包括人员和设备）等进行严格审核，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少数几家作为试点单位。然后再依据审批范例，扩大保险公估企业数目，使保险公估机构走向竞争，实行优胜劣汰。

其次，应加强对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进行监管。主要是组织实施保险公估资格证书考试。通过组织实施保险公估资格证书考试，促进对保险公估人员的监管，为保险公估机构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目前我国保监会已颁布了《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并于2000年12月23日第一次举行了针对现有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的认定考试，《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要求从事保险公估业务的人员必须通过保险公估资格考试，取得保险公估资格证书。

再次，应对保险公估行为进行监管。我国已加入WTO，大批的外国保险公估机构将逐渐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保险市场。保险公估市场主体必将日益增多，保险业竞争格局必将逐渐形成。因此，保监会须防止保险公估市场上出现不规范的恶性竞争行为，如不顾企业信誉，在宣传及展业过程中相互诋毁和违规降低公估收费标准等等。保监会对保险公估经营行为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经营内容、经营区域、公估收费标准、公估公正性、经营业绩、资料管理、公估人员收受额外费用和兼营保险业务、兼营保险经纪业务以及保监会认定的其他损害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也包括保险公估人之间竞争方面的监管。

（三）提倡行业自我监督

随着我国保险公估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各家保险公估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保险公估行与其他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必将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险公估人行业自我监督机制，通过行业内部协作、调节与监督，实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保险公估同业协会行使行业自我监督职能可采用如下方法：1.协助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管理保险公估市场，通过竞争各方的合作、协调和交流，使之互通信息，取长补短，减少摩擦。2.制定同业自律规章，共同遵守，对违规者予以制裁，对竞争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进行协调。3.通过提供信息咨询、定期通报情况、组织专业培训等多种形式向会员公司提供多方面服务，以增强行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4.组织和推动会员公司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并规定保险公估经营中的职业道德，同时代表行业提出合理化建议，维护本行业合法权益，从而有效实现保险公估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规范保险公估经营。

（四）强化社会监管

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对保证保险公估公司的规范经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保险监管部门可对保险公估公司进行资信等级评定，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保险公估公司外部的专业人员，如精算师、会计师、审计师，可对保险公估公司的经营、财务等进行评定、审查、监督，对存在问题的，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消费者也可充分行使权力，对保险公估公司的劣质服务或侵权行为进行投诉或以法维权。

参考文献

[1]Dobson，WendyandPierreJacquet，FinancialServicesLiberalizationintheWTO[J]，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ashingtonD.C.1998。

[2]MasamichiKonoetc，WTO，SpecialStudies，OpeningMarketsinFinancialServiceandtheRoleoftheGATS[J].1997。

[3]黄桃源。中国保险公估业扬帆启航[J].金融与保险，2001-05-115。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论文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 私营保险商 政府职能 论文论文摘要：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呈现出三走新趋势：经营机构的私有化、政府角色的再定住以度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国际化。针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站台当前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国际潮流，探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性盾定位、承保机构、承保方式、政府作用等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出口信用保险自问世100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1：3信用保险传统上属于政策性保险．完全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进行办理，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出：13信用保险出现了许多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私营保险商的出现。面对国际出口信用保险的新潮流．我国的出口信用应如何发展，是否借鉴国外发展模式值得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一国政府为推动本国商品出口，针对本国出口商在收汇方面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它是促进本国商品出口的主要政策之一。出口信用保险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出口信用保险多由政府主办，二是出口信用保险具有双边性。出口信用保险所覆盖的风险大、承保的收益小，涉及的地域广、发挥的作用大，正是基于其高风险、高保障、低收益的性质，国家才积极地参与并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政府充当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险人，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盘直接创办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制定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井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第二个特点是业务的双边性，即业务其涉及进口国与出口国两国．不{步及第三个国家。出口信用保险由本国政府向本国的出口高提供，不向非本国的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对出口商而言，出口信用保险为收j[提供了保障。在国际结算中，对于采用非信用证结算的出口商来说，赊销及跟单托收等方式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收汇风险。国际贸易的复杂性使出口商对进口国与进口商的风险认识不够全面与及时，对国际贸易中的欺诈行为更是肪不胜防。出口信用保险将出口商所面临的风险转结了政府，对国家信用取代了商业信用。对进口商而言，在投有出口信用保险的情况下，以商业作用为保证的结算方式是不容易为出口商所接受的。一国政府在给出口商以出口信用保证时，就相当于为进口商进行了信用担保。进口方的信誉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出口国对它的信用担保，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良性循环与不断发展。对银行而言，出口信用保险往往是银行进口信贷业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国银行在向出口商提供出口信贷时，由于涉及贷款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一般会要求出口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以保证资金的安全。 二、出口信用保险的新发展 (一)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机构私有化 仅仅在十几年前，政府还是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者，而现在，约有25％的短期业务是由私营保险商在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短期业务的私有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仅1996年，私营保险商的保费收入就超过4亿美元，保险金额超过400亿美元。估计再过l0年左右，这些短期业务太部分将由私营保险商掌握。在经营机构私有化的浪潮中．私营保险商提供了更多的新产品，受到了出口商的欢迎不但如此，出口商还能更容易得到贸易融资与更多的风险保障，如装船前风险、出口前融资风险、易货贸易风险等特殊风险。对于不适用于伯尔尼协议指导条例的交易，私营保险商也能提供保险服务。出口商是经营机构私有化直接的受益者经营机构私有化不仅受到了出口商的欢迎．也受到了长期以来承办出口信用保险的政府的欢迎。 【二)政府角色的再定位 以往，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偏重于对出口商提供保险来推动车国贸易发展和积累外汇．却忽视了对出口信用保险中的风险进行管理与分散，致使政府建立或授权建立的许多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连年发生亏损。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对自己在出口信用保险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方案和措施。例如把发展贸易的角色与融资角色相分离、增强内部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对海外客户的了解、提高风险资产管理能力等等。政府角色的再定位还表现在政府与私营保险商的关系变化上。在私营保险商出现初期，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私营保险商的关系变化上。在私营保险商出现初期，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其的关系是一种纯竞争的关系随着私营保险商的发展，政府逐步认识到他们存在的台理性与必要性，开始尽力避免竞争、进行台作：一般而言政治风险与中长期风险仍然由政府机构承担，短期商业风险则由政府授权给私营保险承担。在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出口而需要相互融资 时，政府与私营保险商也常常成为台作者。政府与私营保险商之间的台作范围越来越广，已经发展到了由组织良好的机构来为其进行统一安排的格局。 (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国际化 在贸易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也正实现着国际化。欧盟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在8o年代以前几乎完全限制在车国市场，在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后，欧盟委员会单独颁布了一条指令，井把它作为1992年单一市场改革的一部分。该指令允许成员国内注册的信用保险商在欧盟范围内经营业务。现在，欧盟信用保险市场已经成为运作良好的区域保险市场，并且还能够在其他许多国家，如美国经营保险业务。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 1．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人。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是在80年代束发展起来的。1989年，国家责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有了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权力。目前，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机构共同办理。 2．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业务。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可分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1992年以前，我国出廿信用保险只开办了以保证出口企业收亍[安全性的短期业务，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办理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现在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短期出口信综台险、出口买方信贷保险、出口卖方信用保险、国外来料加工保险、海外工程承包保险和保函类、海外投资保险在内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 3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方式。我国规定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方式必须符台三大原则。其一，统保原则。即要求出口商必须将非信用下结算的全部出口业务统一投保。出口企业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区域市场上的所有业务都要一次性办理出口信用保险；其二，买方信用限额原则保险人对出口商所承担的保险是有限额的，买方信用限额是保险人承担的最大保险责任；其三，部分赔偿原则对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赔付多为80％一90％，属部分赔偿。 (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现存问题 l承保机构重叠。目前同时在两家机构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重叠、权责不明’资源浪费，这是不台理的。由非政策性的保险公司承保致策性保险业务不符台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俸制改革的深化，人保转向“国有独资商业保险公司”的角色定位，再由人保继续代表政府办理出口信用保险既不利于人保商业性保险业务的开展．也不利于出口信用保险这一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发展。 2．参保比率低。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仍然处于较坻的水平，与外贸的大幅增长不相符合。在我国全部出口额中大概只有11％左右的出口贸易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我国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仅占全国出口企业的3％左右．有的企业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的存在。 3实际费率过高。现行出廿作用保险实行差别费率。根据各国风险状况、资信等级与进口企业的情况分类确定保险费用，大致分为4类。其中，一类费率为0．69％左右，四类费率为383％左右。实行差别费率，符台国际惯例，但我们的差别费率的名义值是合理的、实际值却偏高。这是由于根据出口信用保险的部分赔偿原则，企业要自担10％一20％的风险，出口利润本来就利微，费率偏高导致企业无法承担．不符舍政策性保险的初衷4统保方式收效差。作为政策性保险，实行统保原则主要不是为满足企业最低利润率的需要，而是作为促使企业提高警惕、防范风险的手段之一。当这一原则从根本上影响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一原则就有待改进。如何通过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外贸企业的出口．同时注重提高风险控制是有待解决的一问题。 四、对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出口信用保险性质 出口信用保险是继续以政策性保险的方式运作，还是考虑到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新趋势，走私有化发展的道路．抑或是把二者相结合?在保险市场上．我国的保脸公司数目不多，起步晚，还不具备办理象出口信用保险这样风险大、要求高的保险险种。国外的私营保险商往往拥有强大的开发能力，能够在出口信用保险方面开发新险种、不断创新．这一点我们的保险公司就很难做到。即使这样，国外的私营保险商在保险市场上，尤其是出口信用保险方面还没有壮大到足够取代政府角色的地步，确切地说，它是通过补充政府信用保险业务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当前需促进国际贸易、加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的背景下，出口信用保险需要政府的扶持，这一点不容怀 疑。 (二)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机构 为理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有学者建议成立中国进出口保险公司，把出口信用保险交由该政策性保险公司完成。对此，笔者认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专门的政策性外贸银行，在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将出口信用保险从中脱离弊大于利。建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全权负责我国的进出口保险业务，出信用保险中的短期业务可借鉴国外的作法，委托给人保公司，这样既明确了二者的权限与责任，又能充分利用人保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各自的优执，在机构设置上避免了大调整。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是可行且有效的。 (三)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方式 考虑到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我们应努力督促企业投保．减少风险与损失，但这不是说就只能采用统保方式，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求全的方法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实行企业自主选择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金额就会大大地上升。当然风险也会急剧上升．因为企业可以选择投保，那么他所投保的业务必然会是企业自认为风险较大的业务。这就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出口信用保险中政府作用 理顺出口信用保险经营管理体制后．政府主要应当在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以推动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一是增加出口信用保险的专项基金，二是提供厨络信息系统平台。目前的出口信用保险基金约为L亿美元．而我国1998年的出211总额为1838亿美元，承保能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跨国境性质使信息的收集与识别相对较难．而信息在出121信用保险风险管理中至关重要，政府可以调集财力物力l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善、权威的厨络信息平台，降低出121收汇风险。除了加强风险管理，政府还可适法地让承保机构制订与风险相适的费率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国际保理是一项集结算、融资、账务管理及风险担保等功能于一体的金融创新业务。本文在介绍了国际保理业务的基础上，指出加快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可以促使出口企业采取更灵活、更具竞争力的付款方式，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保理信用风险融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对外贸易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但出口商同时也发现随着国际贸易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形式转变以及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出口竞争日趋激烈。要想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采用灵活的贸易方式。从贸易实践来看，出口商一般采用付款期限在120天以内的赊销方式，对出口商而言即是一种较为有利的贸易方式。据资料统计，目前赊销贸易己占全球贸易总额的70%左右。贸易方式的改变，向出口商提供扩大国际市场机遇的同时，也使出口商又面临出口收汇的风险。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500家外贸企业的抽样调查，我国企业的出口坏账率高达5%，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至20倍，目前，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坏账总额累计已经达到1000多亿美元。日益严重的出口坏账问题，致使许多外贸企业常常陷于“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两难境地，不少企业因惧怕坏账风险而采取过于谨慎的信用政策，结果限制了业务的发展。一方面要扩大出口，一方面又面临着高额收汇风险。如何获得有效的出口保障，帮助出口企业规避和化解外贸风险，是摆在出口企业面前迫切而现实的难题。而集贸易融资和账务管理于一身的国际保理应运而生，刚好可以解决这些难题。 一、国际保理业务概况 1.保理业务简介。国际保理业务(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称国际保付业务，它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基础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当出口商以赊销（O/A）、承兑交单（D/A）等信用方式销售货物或者提供服务时，通过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将所产生的短期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来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账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等服务。所以，保理业务是为信用销售特别是赊销方式而设计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出口商安全收回货款或获得融资。 2.保理业务的基本运作模式。保理的运作模式有两种:单保理和双保理。单保理模式下只有一个保理商，双保理模式下则涉及两个保理商。它们的运作过程不同，其中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较多的是双保理模式。在双保理模式中，供应商向出口保理商提出申请，出口保理商对供应商的经营状况进行审查符合条件后，与之签订保理协议，然后出口保理商与购货商所在国的进口保理商签订协议，由进口保理商根据对购货商的信用评估，核准给予供应商的信用额度，即可以提供坏账担保的额度，并由出口保理商通知给供应商，供应商与购货商在赊销或承兑交单基础上达成交易后，由供应商将发票及有关单据通过出口保理商寄给进口保理商，由进口保理商传递给购货商，并到期收取应收账款或者供应商将发票代表的债权转让给出口保理商，获得不超过发票金额80%的融资，待进口保理商到期收取款项后，再偿还出口保理商。 在双保理模式中，进口保理商与供应商之间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它仅对出口保理商负责，而出口保理商对供应商负责，出口保理商不必对各个购货商的资信情况、购货商所在国市场情况、法律、贸易习惯等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将这些工作交由进口保理商来做，从而可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二、积极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意义 推进国际保理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对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有利于出口企业采取灵活的结算方式，提高竞争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竞争已不仅仅是质量、价格的竞争，向买方提供商业信用也成为竞争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型出口企业相当看重的结算方式还是传统的信用证方式。信用证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了国际结算方式的首选地位，但信用证对进口商有以下两点不利：第一，申请开证时须向开证行提供保证金，影响进口商的资金周转，加重了进口商的负担；第二，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银行仅审查提单、商检单等单据的表面真实性，货物的质量只有等到进口商赎单提货后才能确认，因此，信用证不能保证货物的品质。由于上述两点不利，许多进口商拒绝使用信用证，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率迅速下降。而承兑交单 、付款交单等结算方式使进口商节省开证费、保证金等费用，减少资金占用，降低了交易成本，受到了进口商的欢迎。我们一般出口企业内部对 (D/A )承兑交单、(D/P )付款交单、(O/A)赊账等结算方式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对降低收汇风险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尤其在以买方市场为主导， 网上销售异军突起的新的国际贸易大环境下，许多客户都有赊销的要求。据统计， 目前欧美企业之间信用证使用比例已降至25%，亚太国家之间信用证比例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结算方式采用(D/A)、(D/P)、(OA)等付款方式下，引入国际保理这一工具，可以大大分散出口商面临的收汇风险。 2.增加了解客户的渠道。我国中小企业信息闭塞，对国际市场和国外客户缺乏了解，这是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障碍。保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调查进口商的资信状况是其服务项目之一，保理商利用其专业人员和网络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资信调查服务。所以保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获取国外客户信息、消除开拓国际市场障碍的有效手段。 3.保理能解决出口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融资难长期困扰我国企业的发展。融资是保理这种综合性金融业务的服务项目之一，保理商通过承购应收账款向出口企业提供出口合同金额80%的融资额。相对银行货款来说，保理更容易给企业特别是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这主要是基于： (1)保理融资对企业整体资信能力要求低。在贷款这种传统的融资方式下，银行关注的是贷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利润率和现金流量等考核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指标，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整体资信能力大都比较差。保理融资方式的基础是出口企业的产品已经销售出去并由此取得短期内到期的应收账款，融资的依据是出口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被接受程度和盈利状况，而非资产负债的状况，保理商关注的是出口企业的应收账款的质量，将企业的整体资信能力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这正可以规避中小企业整体资信能力较弱的劣势，有利于外销形势好的中小企业融资。 (2)保理融资不需要担保。银行贷款一般需要提供担保，而中小企业往往缺少可供抵押的财产或担保人。而保理融资则不需要提供抵押财产或担保人。 4.保理能降低中小企业的管理成本。应收账款相当于出口企业提供给客户无息贷款，出口企业的资金被客户占用却不付利息。从机会成本看，企业失去了将等额资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或用于其它投资获得收益的机会。中小企业采用保理业务可以将流动性差的应收款变现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货币资金，盘活了中小企业的资产，降低了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同时保理还可以减轻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费用。 三、国际保理的适用限制 在国际贸易中，一般遇有下列情况时出口商可考虑选择叙作保理业务： 1.对国外进口商资信情况不了解，对方又不愿接受信用证结算方式，为了达成出口交易，不得不采用O/A 、D/A或D/P等结算方式。 2.出口商必须是在合法经营前提下，这往往是应收账款能够得到出口商、保理商、进口商所在国家法律保护的前提，也是保理商能够收取债款的保证。另外，出口商要承担货物的质量风险。保理业务不同于L/C以单证相符为依据付款，而是在交付货物与合同相符的前提下，保理商才承担付款责任。 3.出口商要具有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年度财务报告。这是保理商了解出口商的经营状况、管理水平、清偿能力和发展前景，判断保理方式对该出口商的适用程度和经营风险的依据。 4.销售的商品不是复杂昂贵的资本性商品。 四、加快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几点建议 出口企业要想“走出去”，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会遇到更多的风险与挑战。有些风险特别是结算的信用风险仅仅依靠出口企业自身的能力是根本无法规避的。因此就需要国际保理为其分担风险，使其能够更快的发展。如何使企业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并充分利用国际保理这一有效途径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 1.针对我国许多企业对国际保理业务不了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的状况，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外贸企业的经理和业务人员尽快学习和掌握国际保理业务这一有效的避免外贸收汇风险的方法。应该让他们充分了解到国际保理业务在财务管理、风险、融资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进一步扩大其运用范围，创造更大的效益。 2.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提高综合素质，为国际保理业务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国际保理业务既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国际业务，无论是提供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还是采用保理业务进行结算的企业都应重视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利用国外成熟的管理模式和丰富的交易经验培养专业人才，以期切实提高国际保理业务人员的理论及实务水平。 3.完善企业管理、强化风险意识。我们许多出口企业的经营管理往往还停留在传统企业管理阶段，无法系统的分析和规避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此出口企业的经营者和业务人员都必须增强风险意识，从整体利益考虑， 充分认识到国际保理业务对化解风险、扩大出口的重要作用，要重视对出口结算业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的防范，把风险降到最低，保证企业的稳健经营。 4.转变观念，适应市场。企业不仅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更要有正确有效的防范措施，善于运用各种防范措施化解风险，扩大业务规模。我国一部分企业目前虽已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却因噎废食，不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一些企业由于惧怕非洲、拉美、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风险而不敢同其交易，白白失去了许多机会，放弃了本来可能拥有的市场。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担心采用灵活的商业信用支付方式会给收汇带来风险而坚持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其结果只能是忍痛放弃许多诱人的合同，丢掉了客户，使其出口业务更加艰难。对此，出口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在现今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只有采用灵活方便的 O/A、D/A、D/P等方式开展贸易才能占领并不断扩大市场。而国际保理业务又是规避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解决企业后顾之忧的有效途径。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国际保险，国际保险关系，国际保险市场模式

一、国际保险发展趋势及变革

(一)国际保险组织形式及变化

1.股份制保险组织形式。在世界50强保险公司排名榜中，大部分为股份制保险公司，而且跨国经营的保险公司也大多为股份制形式。从发展趋势看，股份制形式的保险公司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2.合作保险组织形式。它是由需要保险的个人或单位共同出资组织起来的保险实体。合作保险组织通常也采取公司形式，它以相互保险公司的形式活跃在保险市场上。

3.个人承保经营保险组织形式。个人承保经营方式主要为英国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所采用，个人承保有300多年的历史。根据劳合社法规，缴纳规定的保证金，并以其全部资产作为履行责任的担保，个人成员组合成辛迪加，接纳专项业务。不过，劳合社市场近年来也引入了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并引导个人承保商组成有限公司。

(二)国际保险业务范围及发展

1.主要财产保险。科技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汽车运输保险、铁路运输保险和飞机运输保险相继产生并发展，进而成为财产保险中的主要险种，同时各险种的责任范围也得到完善。

2.保险种类延伸。社会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责任保险不断充实于保险领域：有的成为附加险，以法定形式承保；有的成为独立险种并加以细化，如公众责任险分为场所责任险、电梯责任险、个人责任险等。

3.保险责任范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保险责任范围也不断扩展。如飞机的飞行速度加快，载客量增加，相应的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要求也就增加，保险的责任范围扩大，形成了飞机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旅客和货物责任险、机场责任险及战争险等保险体系。

4.无形资产保险。新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工业、新工艺的产生。如电力革命带来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广泛运用，于是财产保险就增添了保险机器安装和损坏风险的安装工程一切险和机器损坏险，进而扩展到无形资产的保险，如利润损失险或营业中断险的产生。

5.信用保险产生。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投资者可能遭遇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尤其是国际付款方式的多样化，出口信用保险应运而生。

6.人身保险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身保障内容已从生命保障进入到了生活质量和医疗护理方面的保险，保障程度也体现出时代的特征——高额保险。

7.科技保险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集装箱运输的推广，核电站的建设，航天卫星的发射及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又为保险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集装箱运输保险、卫星发射保险和计算机犯罪保险相继出台。

(三)保险业务操作技术及运用

1.选择一揽子综合保险。为适应现代生活快节奏，既要实行简便易行的投保方式，又能满足投保人多种多样保障需求，保险公司提供了“一揽子综合保险”，让投保人签一份保单便能获多重保障。

2.增加保险技术选择度。即基本险的责任范围相对限制在主要风险上，然后通过各种附加险的配置或特约条款的选择，使投保人可获得针对其投保对象特定的和合适的保障。例如，商业企业在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外还可特约附加商业盗窃保险。

3.提高核保技术精确度。现代保险种类繁多，发展快，综合性强，保险核保人员需掌握多险种知识，以适应因科技进步引发的各类保险险种核保需要，如要适应火险、责任险、劳工补偿险等险种内含危险因素的变化，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调整。所以，对核保业务操作技术要求更细致，以便核保人员技术素质要求更高，不断提高核保精确程度。

4.科技领先与加强风险管理。当代保险领域的风险管理和损失控制日益显示出其先进技术的内涵。各国保险公司都能运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数据系统和电脑网络实施业务安排和管理的科学化；在损失控制中，都注重确立“防重于赔”的经营方针，并运用先进的防范技术。

(四)国际保险资金运用及效益

保险基金已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发达国家的保险基金不仅投向不动产，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和发放贷款，还采用银行和信托存款的形式投资。有些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资金运用原则，还创设了保险资金安全运用保障服务系统。跨国投资一般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各国保险人都对全球的金融风险极为重视，对投资取向采取更为灵活的选择手段，投资结构也更为合理。

二、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国际保险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发生的保险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的主要载体是保险资源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和保险经营在国与国之间的活动。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国际保险关系范围扩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必然会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不断流动，许多国家和地区会不断参与进来，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扩展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范围。

2.国际保险关系规模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带动的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使参与国家或地区不断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的量的增加。

3.国际保险关系层次提高。世界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两国或多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保险关系，使国际保险关系层次不断提高。

4.国际保险关系竞争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保险市场的竞

5.国际保险关系发展良好。世界性对外开放潮流的形成促进了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使国际保险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高新科技的进步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高新科技进步——网络保险发展——国际保险关系新的发展。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限增加了企业与潜在客户的接触机会，提高了交易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咨询和交易的成本，简化了交易的环节，使快速、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和自助式服务成为可能。网络保险这种新的销售模式正促成传统的保险销售方式出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网络这一时空的无限性特点将推动着国际保险关系的迅猛发展。

2.高新科技进步——风险国际化——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的应用所产生的新的系统风险，如核扩散造成的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破坏风险、高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所产生的系统风险等，它们通常是超越一国或数国形成区域性的世界性风险，这种风险需多家或多国保险公司联合承保，从而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

3.高新科技进步——系统风险防范技术——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提供的先进技术条件使得各种系统风险通过由多国保险公司协作联合承保而形成复杂的国际保险形式，从而形成新的、高层次的国际保险关系，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层次的提高。

三、国际保险市场发展结构及模式选择

(一)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特征

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具有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区域性是目前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形式，而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则是其总体的发展趋势。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已经出现并存在着许多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而这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就构成区域性的国际保险市场，其中尤以欧盟保险市场为代表。其实，各区域保险市场内部保险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及其进程，以及各区域之间保险自由化、一体化的发展和互动，都会构成国际保险市场上的各种活动，从而使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协作的保险市场上的保险活动自由化和一体化，进而实现其协调性、规范性和公平竞争性，它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组织管理者和进行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机制建立和完善国际保险市场，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是其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又具有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国际保险市场是基于各国保险活动的国际化、自由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跨国界保险活动的场所或领域。由于各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其它国家保险经营与保险服务主体的进入，使各国国内的保险市场本身与国际保险市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而整个国际保险市场在融合中又会体现出地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在保险供给与需求，以及在法律体系、监管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国际保险市场的结构和内容

国际保险市场由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价格三部分组成。市场主体是指国际保险市场上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给方、需求方和中介方；市场客体是指保险市场上供求双方具体交易的对象，由于保险是为了在风险损失发生时给予补偿或给付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保险市场上交易的客体是保险经济保障；市场价格是由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所决定的。但是，影响国际保险市场上价格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当然，国际保险市场上供给的力量通常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要更明显一些。

国际保险市场的管理者主要是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虽然国际保险市场是跨国界的，但参与国际保险交易的双方或中介人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要接受所在国政府以及相关法律的监管和约束。况且作为国际性的保险业务交换不仅要获得准许，而且还受制于保险本身内在运行规律的要求。其实，在国际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不少国际法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并得到了国际保险界.的认同，为维持国际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保险人协会、同业公会、经纪人协会等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各经营主体在国际保险交易中的规范化运作。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一些国际性保险组织在加强保险专业技术的研究和指导，组织成员国定期交流推广新技术和新经验，推动国际保险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交易行为的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国际海上保险联盟组织主要研究海上保险的各种技术问题，以提高海上保险业务技术水平；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联盟是从事信用和投资保险业务研究的行业性国际组织，它们专门拟订为各国共同接受的信用保险经营原则和保险条款，并协调各国信用保险的费率和条款。

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原保险市场、再保险市场和自保市场。原保险市场是指经营直接业务的保险公司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国际原保险市场还包括这些原保险公司在国外开办的从事直接业务的海外分支公司。其实，在国际保险市场上，还有不少原保险公司从事相互的再保险业务，所以，原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事实上并非是完全分离的。再保险市场是由各种专业再保险公司、兼营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集团公司等组成。自保市场主要是指一些自营保险公司。这是按承保方式的分类。如果按业务性质划分，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寿险市场和非寿险市场。按照承保方式还可以将寿险业务分成个人寿险(1ndividual)和团体寿险(Group)。各种非寿险产品的交易都是在非寿险市场中进行的，具体包括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财产保险、信用和保证保险等。

(三)国际保险市场变化的模式选择

按照市场结构细分理论，可以将国际保险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存在大量的买方和卖方，资源流动自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参加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自由，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市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垄断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少数大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垄断公司与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寡头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保险市场中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寡头瓜分垄断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完全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国际保险市场完全由一家保险公司所控制。可以认为，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属于寡占的市场——国际保险并购浪潮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中超级航母的出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并购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不仅反映在保险业内部产寿险业的各大公司的兼并重组，而且还反映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国际保险市场上出现了金融超市，它汇集了巨大的资本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国际保险市场中大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模式。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保险，国际保险关系，国际保险市场模式

一、国际保险发展趋势及变革

(一)国际保险组织形式及变化

1.股份制保险组织形式。在世界50强保险公司排名榜中，大部分为股份制保险公司，而且跨国经营的保险公司也大多为股份制形式。从发展趋势看，股份制形式的保险公司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2.合作保险组织形式。它是由需要保险的个人或单位共同出资组织起来的保险实体。合作保险组织通常也采取公司形式，它以相互保险公司的形式活跃在保险市场上。

3.个人承保经营保险组织形式。个人承保经营方式主要为英国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所采用，个人承保有300多年的历史。根据劳合社法规，缴纳规定的保证金，并以其全部资产作为履行责任的担保，个人成员组合成辛迪加，接纳专项业务。不过，劳合社市场近年来也引入了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并引导个人承保商组成有限公司。

(二)国际保险业务范围及发展

1.主要财产保险。科技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汽车运输保险、铁路运输保险和飞机运输保险相继产生并发展，进而成为财产保险中的主要险种，同时各险种的责任范围也得到完善。

2.保险种类延伸。社会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责任保险不断充实于保险领域：有的成为附加险，以法定形式承保；有的成为独立险种并加以细化，如公众责任险分为场所责任险、电梯责任险、个人责任险等。

3.保险责任范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保险责任范围也不断扩展。如飞机的飞行速度加快，载客量增加，相应的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要求也就增加，保险的责任范围扩大，形成了飞机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旅客和货物责任险、机场责任险及战争险等保险体系。

4.无形资产保险。新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工业、新工艺的产生。如电力革命带来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广泛运用，于是财产保险就增添了保险机器安装和损坏风险的安装工程一切险和机器损坏险，进而扩展到无形资产的保险，如利润损失险或营业中断险的产生。

5.信用保险产生。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投资者可能遭遇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尤其是国际付款方式的多样化，出口信用保险应运而生。

6.人身保险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身保障内容已从生命保障进入到了生活质量和医疗护理方面的保险，保障程度也体现出时代的特征——高额保险。

7.科技保险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集装箱运输的推广，核电站的建设，航天卫星的发射及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又为保险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集装箱运输保险、卫星发射保险和计算机犯罪保险相继出台。

(三)保险业务操作技术及运用

1.选择一揽子综合保险。为适应现代生活快节奏，既要实行简便易行的投保方式，又能满足投保人多种多样保障需求，保险公司提供了“一揽子综合保险”，让投保人签一份保单便能获多重保障。

2.增加保险技术选择度。即基本险的责任范围相对限制在主要风险上，然后通过各种附加险的配置或特约条款的选择，使投保人可获得针对其投保对象特定的和合适的保障。例如，商业企业在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外还可特约附加商业盗窃保险。

3.提高核保技术精确度。现代保险种类繁多，发展快，综合性强，保险核保人员需掌握多险种知识，以适应因科技进步引发的各类保险险种核保需要，如要适应火险、责任险、劳工补偿险等险种内含危险因素的变化，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调整。所以，对核保业务操作技术要求更细致，以便核保人员技术素质要求更高，不断提高核保精确程度。

4.科技领先与加强风险管理。当代保险领域的风险管理和损失控制日益显示出其先进技术的内涵。各国保险公司都能运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数据系统和电脑网络实施业务安排和管理的科学化；在损失控制中，都注重确立“防重于赔”的经营方针，并运用先进的防范技术。

(四)国际保险资金运用及效益

保险基金已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发达国家的保险基金不仅投向不动产，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和发放贷款，还采用银行和信托存款的形式投资。有些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资金运用原则，还创设了保险资金安全运用保障服务系统。跨国投资一般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各国保险人都对全球的金融风险极为重视，对投资取向采取更为灵活的选择手段，投资结构也更为合理。

二、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国际保险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发生的保险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的主要载体是保险资源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和保险经营在国与国之间的活动。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国际保险关系范围扩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必然会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不断流动，许多国家和地区会不断参与进来，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扩展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范围。

2.国际保险关系规模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带动的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使参与国家或地区不断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的量的增加。

3.国际保险关系层次提高。世界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两国或多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保险关系，使国际保险关系层次不断提高。

4.国际保险关系竞争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保险市场的竞

5.国际保险关系发展良好。世界性对外开放潮流的形成促进了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使国际保险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高新科技的进步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高新科技进步——网络保险发展——国际保险关系新的发展。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限增加了企业与潜在客户的接触机会，提高了交易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咨询和交易的成本，简化了交易的环节，使快速、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和自助式服务成为可能。网络保险这种新的销售模式正促成传统的保险销售方式出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网络这一时空的无限性特点将推动着国际保险关系的迅猛发展。

2.高新科技进步——风险国际化——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的应用所产生的新的系统风险，如核扩散造成的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破坏风险、高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所产生的系统风险等，它们通常是超越一国或数国形成区域性的世界性风险，这种风险需多家或多国保险公司联合承保，从而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

3.高新科技进步——系统风险防范技术——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提供的先进技术条件使得各种系统风险通过由多国保险公司协作联合承保而形成复杂的国际保险形式，从而形成新的、高层次的国际保险关系，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层次的提高。

三、国际保险市场发展结构及模式选择

(一)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特征

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具有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区域性是目前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形式，而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则是其总体的发展趋势。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已经出现并存在着许多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而这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就构成区域性的国际保险市场，其中尤以欧盟保险市场为代表。其实，各区域保险市场内部保险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及其进程，以及各区域之间保险自由化、一体化的发展和互动，都会构成国际保险市场上的各种活动，从而使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协作的保险市场上的保险活动自由化和一体化，进而实现其协调性、规范性和公平竞争性，它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组织管理者和进行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机制建立和完善国际保险市场，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是其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又具有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国际保险市场是基于各国保险活动的国际化、自由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跨国界保险活动的场所或领域。由于各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其它国家保险经营与保险服务主体的进入，使各国国内的保险市场本身与国际保险市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而整个国际保险市场在融合中又会体现出地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在保险供给与需求，以及在法律体系、监管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国际保险市场的结构和内容

国际保险市场由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价格三部分组成。市场主体是指国际保险市场上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给方、需求方和中介方；市场客体是指保险市场上供求双方具体交易的对象，由于保险是为了在风险损失发生时给予补偿或给付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保险市场上交易的客体是保险经济保障；市场价格是由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所决定的。但是，影响国际保险市场上价格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当然，国际保险市场上供给的力量通常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要更明显一些。

国际保险市场的管理者主要是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虽然国际保险市场是跨国界的，但参与国际保险交易的双方或中介人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要接受所在国政府以及相关法律的监管和约束。况且作为国际性的保险业务交换不仅要获得准许，而且还受制于保险本身内在运行规律的要求。其实，在国际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不少国际法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并得到了国际保险界.的认同，为维持国际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保险人协会、同业公会、经纪人协会等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各经营主体在国际保险交易中的规范化运作。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一些国际性保险组织在加强保险专业技术的研究和指导，组织成员国定期交流推广新技术和新经验，推动国际保险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交易行为的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国际海上保险联盟组织主要研究海上保险的各种技术问题，以提高海上保险业务技术水平；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联盟是从事信用和投资保险业务研究的行业性国际组织，它们专门拟订为各国共同接受的信用保险经营原则和保险条款，并协调各国信用保险的费率和条款。

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原保险市场、再保险市场和自保市场。原保险市场是指经营直接业务的保险公司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国际原保险市场还包括这些原保险公司在国外开办的从事直接业务的海外分支公司。其实，在国际保险市场上，还有不少原保险公司从事相互的再保险业务，所以，原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事实上并非是完全分离的。再保险市场是由各种专业再保险公司、兼营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集团公司等组成。自保市场主要是指一些自营保险公司。这是按承保方式的分类。如果按业务性质划分，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寿险市场和非寿险市场。按照承保方式还可以将寿险业务分成个人寿险(1ndividual)和团体寿险(Group)。各种非寿险产品的交易都是在非寿险市场中进行的，具体包括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财产保险、信用和保证保险等。

(三)国际保险市场变化的模式选择

按照市场结构细分理论，可以将国际保险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存在大量的买方和卖方，资源流动自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参加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自由，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市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垄断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少数大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垄断公司与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寡头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保险市场中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寡头瓜分垄断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完全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国际保险市场完全由一家保险公司所控制。可以认为，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属于寡占的市场——国际保险并购浪潮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中超级航母的出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并购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不仅反映在保险业内部产寿险业的各大公司的兼并重组，而且还反映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国际保险市场上出现了金融超市，它汇集了巨大的资本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国际保险市场中大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模式。

国际保险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保险企业国际化现实思考

一、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界定

保险国际化是指各国保险活动日益跨越国界，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即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一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它包括本国保险人与国外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外保险人与本国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本国保险人走出国境到国外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国外保险公司到本国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其二，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二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反映着保险资本的社会化、国际化。保险分配关系的两个层次反映着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随着保险活动的扩展，保险国际化的内容日益丰富，主要有保险企业国际化、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监管国际化等方面。

保险企业国际化指一国的保险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保险业务，形成信息灵敏、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保险企业网络。同时在对等的条件下，允许外国保险机构进入本国，开放本国的保险市场。

二、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现实考虑

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我国保险业国际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现实考虑。

第一，不一定要在本国市场出现饱和时才向海外扩展。通常大型保险公司只有在本国的业务和市场出现饱和的情况下才会向海外扩展。在本国拓展业务的同时，适当向海外扩张，通过实战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等也可以促进本国业务的成熟。

第二，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仍应重视。在全球保险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过去很多曾是封闭型市场，现在向国外保险业开放，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印度以及中国。但实际上包括法国和德国向海外保险公司开放市场也是在十多年里才开始的；二是许多曾对保险产品费率和条款格式进行严格控制的国家，已开始放松管制。现在如果一个企业要进入海外市场，门槛来自于纯粹市场经营能力，而不再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如果人们对新的市场不熟悉，仍然要面临严峻的考验。

中国保险企业走出去之后，就要面临所在国的法律约束和监管，必然需要对所在国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很好的把握。除此之外，保险企业应重视文化的认同，这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最不容易被看到，但又是最容易造成损伤的风险。

可以说，保险国际化后对保险经营的影响主要是经营风险的增加。保险经营风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承保风险，一类是投资风险。在承保方面，保险国际化使得保险经营国际化和惯例化。另外，国际化使保险市场竞争加剧，那些片面追求份额、不计经营效益的非理性竞争行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市场，以至于对整个行业造成损害。在国际化条件下，再保险分出业务和转分保分出业务在更多的国家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金融形势的变化和保险市场的波动都会对再保险业务分出国的保险市场产生影响，都会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波动，甚至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这对保险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风险。在投资方面，国际化会增加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在这种体制下，不但本国利率的变化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关联国利率的波动也会对本国保险市场产生互动。同时，不同国家的交易方的信用水准也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稳定。总之，在保险国际化条件下，保险公司风险将出现多元化、国际化和复杂化，保险市场波动将呈现出连动化的新局面。因此，对于国际化中出现的风险仍应予以重视。

第三，大力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再保险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保险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速我国保险国际化的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近年来，随着直接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再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股份制公司和外资公司多种形式并存、专兼业经营相结合、公平竞争、多元化发展的市场格局。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共9家，其中，中资专业再保险公司3家(1家集团公司、2家股份公司)、外资分公司6家。随着再保险供给主体的增加，以及各主体资产总额的上升，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完善我国再保险市场的途径

3.1优化市场主体结构，扩大国内再保险供给能力

其一，做大做强中再集团的同时，加强市场行为监管，反对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改造中再集团，使其成为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在改造中再集团的时候，必须将其推向市场，让其感受到市场的压力，促使其自身的变革，实现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凤凰涅槃。

其二，建立共保集团，鼓励各直接保险公司建立互惠共保体系。巨灾风险损失的巨额性和竞争的激烈性，都促使国内保险公司选择了联合以应对大型的单个保险项目。国内已形成了共保机制，实行首席共保人制度，这样的合作无疑增强了国内保险公司整体的承保能力，缓解了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但是对于常规保险业务，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较少。对保险公司来说，即使承保的是非巨灾风险等，也会由于某一风险的发生，导致赔付额瞬间大幅上升，导致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所以，各保险公司应继续考虑针对一些特殊风险，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组织或组建某风险同保集团，这样既可形成国内各公司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尽快走向成熟，也可防止出现市场开放造成的保费严重外流现象。

其三，鼓励、促进中外资再保险公司合作。国际再保险业开展得较早，早期的经验积累和数据较完善，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可以引进短期外资战略投资者，或中资再保险公司与外资公司建立短期战略合作关系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承保与风险管理技术和信息系统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3.2鼓励再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

由于再保险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一般保险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再保险人的业务都是通过再保险经纪人等中介机构办理的。而目前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寥寥无几，再保险中介机构的缓慢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再保险经纪人为代表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高要求性则是再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再保险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应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专项培养，加紧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尤其是国际型、开放型、复合型的再保险管理人才和业务专业人才。

此外，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再保险监管制度。我国应建立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相结合，并以间接监管制度为主体，符合国际惯例并体现自身特色的再保险监管体系。具体来说，我国应建立包括市场准入机制、市场日常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在内的再保险全过程监管框架。

四、加强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对于跨境保险机构，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进行合理的监管分工和合作。通常，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最终清偿能力等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等实施监管。同时，两国监管当局要就监管的目标、原则、标准、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因此，在逐渐开放我国保险市场的同时，应尽快对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具体来说应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

另外，要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加大对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引进，从而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当局，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同时，有针对性地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和建议，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研究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机制，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小梅，李小燕.培育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2(5):16-19.

[2]孟龙.关于新兴市场国家保险监管制度的国际接轨问题[J].2005(1):11-14.

[3]姚壬元.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