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政治文明；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6―0057―02

一、政治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是整个社会文明价值体系的创新与重构，而且是一个永无止歇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在内的社会全面转变过程，是一个摆脱落后社会状态，走向高度文明的社会历史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使物质文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要实现文化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互相作用，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政治现代化即是指政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它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方面。G・哥迈尼在《现代化的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国家组织的合理化”(用韦伯的术语)，包括工业社会中执行其多样化、专业化和集中化程度不断扩充与增强的国家职能时的高度有效性；第二，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领导和接纳结构变迁的能力，同时又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整合；第三，全部或绝大多数成年人口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其他经常提到的组成成分可以看作是所列举的这三种特征的结果或侧面。政治的现代化也仍然是一个无限发展过程，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现代化需经历若干特定的阶段。在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问题将逐次在政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也将逐次出现。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选举权、新政治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独立等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其他阶段，自由和所谓文化的世俗化就成为显著的问题。而到了另一阶段，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成了显著的问题。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自然状态”到现代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的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更是一个从没有国家、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国家的社会又到最终无国家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性过程。本文中所涉及的政治现代化问题主要是指西方二十世纪的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表现在政体方面。现代政体具有下列传统政体所缺少的特征：(1)高度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制度；(2)政府机构内的高度整合；(3)理性的、世俗的政治决策程序的广泛存在；(4)民众对国家历史、疆域、民族实体的广泛认同和亲近感；(5)政治决策的数量大、范围广、效能高；(6)民众对政治体系具有广泛的兴趣与投入，尽管并不一定参与决策过程；(7)政治角色是按成就标准而不是按先赋性标准配置的；(8)司法和控制手段是以世俗的、资本主义的法律为基础的。[2]从更抽象一些的意义上说，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特征是在于它的理性化的权威、分化的结构、大众参与以及随之而来的实现广泛的目标的能力。

同样，政治要求的表达和政治活动的表现过程与对政治精英提供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比以往更加密切，而且政治要求表达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各个阶层中既能利用资源与政治支柱，同时又能明确表达政治要求的精英，对于政治体制的运行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同样为统治者表达政治利益及动员政治支持的机关一政党，也就成为制定重大政策和做出决策的重要结构。利益集团、社会运动、“舆论”机构，以及政党是特别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前三者可以被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党是最有表达力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

“现代化的政治框架基本上是根植于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变迁之中。”“政治现代化的特征是，传统精英及统治者的传统合法性的弱化，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确立可以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原则。”简而言之，国家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超自然的认可，而是来自于世俗的认可。权威逐步以人民的意志以及对公民可以说得通的理由为基础。因此，政治现代化首先涉及的就是权威来源的转换。宗教的、传统的、种族的权威将被单一的、世俗的国家政治权威取代。同时，出现了权威的集中化，这包括政治整合和国家整合。由于世俗主义证明了政治事件必须基于人的意志的重要性，也就会更加强调理性、科学和世俗的决策技能。这就意味着，人民有权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并有权参与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因此。现代国家一定是民主国家。在这当中，存在一种参与决策过程的竞争。“竞争是政治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人民只有在他们获得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参与决策过程。因此，这里就存在一种对权力的竞争。政府不再是孤立于老百姓的权力的代表，相反，它必须以人民的参与、同意为基础。

三、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它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手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多方面内容。现代政治文明是在政治现代化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是政治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政治文明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在现代文明的整个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目前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我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保证我国的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次，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再次政治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巨大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巩固而日益发展。只有在良好的政治体制、健全的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下，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够顺利进行。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层面上，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一，提高国民的素质。只有国民的素质提高了，他们才会认识到什么是政治、为什么要关心政治以及如何关心政治，进而推动政治文明的进程。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国家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这种国家的政治是不可能说得上是文明的。因为，政治是否文明是由全体国民来评判的。

第二，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上，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逐步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监督的渠道，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并维护其自身的权利，使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作为权力主体的最大多数人民的参与监督之下。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对政治文明的建设十分重要，只有参与，广大民众才能理解民主、自由和法制等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和理念，进而使这些观念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而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等等现代民主意识。

第三，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转变管理方式。要使政府管理者认识到他们的权力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民给予的。因此，政府要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克服、行政命令的传统管理方式，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权力政府为责任政府，最终导向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将政治权力回归于社会回归于民的民主建设向度。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权力再分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时，既不把历史看作预成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自在进程，也不把历史看成毫无规律，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意志任意决定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般趋势下出现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因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因此在历史上现代化又被称之为西化，欧化或工业化。然而，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辩证法决定了现代化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包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

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政治现代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反应一洋务运动，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扩大。

首先表现为督抚专权。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对地方政治势力的增长非常警惕，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省级设立总督衙门与巡抚衙门，总督与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既各有所分，又相互牵制，从而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的正规军受到重创，不得不扩大地方武装的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中央军权下移，地方上军政合一的局面，其主要标志乃是湘军的兴起，湘军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太平军，随着湘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护卫一方的地方武装，而是维系清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于曾国藩极其湘军的崛起，清廷在军事上有利用它的一面，同时在政治上还有限制它的一面。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形势逼人。清廷已无力对抗，只好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权的第一步。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接着各省的巡抚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这样就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同时。他们还因袭湘军军饷自筹的习惯控制了地方财政，此外，湘军集团还排斥异己，任用亲信控制了地方用人权。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上下相应，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

其次是造成了官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督抚专权的出现，清政府官僚阶层发生严重分化，这种分化倾向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上层汉族官僚势力的增长，二是洋务政治派别的兴起。

清政权建立以后，清政府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任用大批汉人以巩固政权，经过多年的发展，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虽有所缓和，但两个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异与猜忌仍然存在。清朝统治对汉族官员始终抱有戒备之心，虽然在表面上满汉官员一律平等，但实际权力仍操纵在满官手中，道光以后，由于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汉族官僚的势力逐渐增长，清廷满汉官员之间的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的八旗，绿营经制之师受到重创，一蹶不振。许多满族官员面对这种危机却无能为力，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大批汉族官僚，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这样一来，汉人官僚与士绅在地方的势力得以扩张，最典型的就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湘军集团的兴起。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多是一批经世儒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满族官僚知悉这些情况，决定利用他们去对付太平军，结果使一大批汉人官僚兴起，湘军集团因此而由一般军事武装变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导致了督抚专权的局面。可见，督抚专权不仅标志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而且也反映了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张，这种局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清政权倾刻之间的土崩瓦解。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法治；权利本位；公民意识；有限政府；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22-08

政治文化是民众在特定社会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制度化于秦代，定型于两汉，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发展，流行数千年经久不衰，成为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深层文化土壤与牢固精神支柱，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影响深远。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实现的根本范式转变展开深入分析。

一、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意识源远流长，且占主导。孔子认为国之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1] 孟子亦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 荀子更明确地指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3] 均是强调了人治而不是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倡导君权神授、天赋王权。真正的君主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大德之人，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民众唯有服从的义务。[4]主张君权至上，可覆盖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5] 君主独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拥有对官员和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

人治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统治者意志至上。统治者支配着公共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6]人治之下，权力支配法律，它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因为法律不体现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反映社会的基本诉求。民众不是基于保障自身权利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服从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的强制不得不服从法律。权力支配法律，权力就可以借助法律，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所决定的。权力的绝对化和法律的卑微必然导致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情结。[7]

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把法律而不是把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中，法治思想由来已久，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8]并且认为法治包含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即“法治=法律至上+良法之治”。

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将法治作为治国之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树立法律至上意识。这是区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10]法治从根本上否定特权，要求普遍地服从法律的规约，不得有任何个人、集团凌驾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律之外。其二，坚守保障权利意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前提。这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法律必须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消除民众对权力的高度依附，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和法治意识的新型公民。[11]其三，强化制约权力意识。“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12]法治要求严格界定、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与政府行为，有效控制权力的自我扩张。法治要求政府不得违背其价值前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直至最终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纳入宪法的规定，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规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真正的实现。

二、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拥有权力是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时，权力必然会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即表现为权力本位。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全面覆盖，社会自主空间极度狭小。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无尚尊崇和绝对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诚乃至盲目迷信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特征。

权力本位的基本特征可集中概括为十个方面：1.权力无界。认为“权力圆”无限大，权力的行使范围没有边界，可以渗透到任何权利者的任何领域，不受权利者“权利圆”的边界限制，其具体表现是权力无界，权力包管，权力很少甚至不受拥有约束。2.权力万能。相信权力可以支配一切、改变一切、实现一切，被支配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权力，否则必受拥有权力者惩罚。3.权力至上。权力的地位至高无上，人也因拥有权力的大小分属于不同的等级。4.权力崇拜。权力被视为一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整个社会呈现崇拜权力、迷恋权力和争夺权力的倾向。5.权大于法。在理念上将权力的价值和地位看得高于法律，在实践中轻视法律、虚置法律，以权力取代法律，破坏法定的制度规则。6.权力被认为天然合理、正确，与权利者发生冲突时权力者永远无错，若有错必定是权利者的错。7.权力独立化倾向，权力的价值被从手段转换为目的，从工具提升为终极。8.强调公共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会失去一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家长制盛行；对权力保护的力度远大于对权利的保护。9.国有财产地位凸显，并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是权力本位的经济表现。其具体表现是：肯定国家所有权客体的无限广泛性，并对个体所有权客体进行严格限制；返还被不法占有的国家财产不受时效限制；国家与个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时，事实上无法确定时，推定为国家所有；所有权不明或没有所有人的无主财产，均归国家所有。10.主张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这是权力本位的社会内容。权利以个体利益为社会经济内容，权力以国家利益（即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公共利益）为社会经济内容。[13] 以上是对典型的权力本位特征的理论概括，在实践生活中并不会总是表现得那么典型、那么全面，它可能集中地体现出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也是权利从权力中获得解放的过程，即权力与权利发生结构分化的过程。努力维护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基本权利、充分享有基本权利必将成为文明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文明社会的建构、权力本位的逐步消退和权利本位的逐渐生成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权利本位包含五方面的基本内容：1.权力源于权利。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权力由人民所赋予、让渡和委托。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的权利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不是权力“创造”和“衍生”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和“衍生”了权力，公民利益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和赖以运行的根本。2.权力服务于权利。公共权力的价值体现在为公民权利服务之中，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正、惩恶扬善是公共权力的应尽之责。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正当的和合法的。权力服务权利，更重要地体现在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展权利的疆域。3.权力以权利为界。权利界定了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基础和合法性限度，它是公共权力的界标。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就是公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就是防止他人或强权干预的屏障。在这个空间内，主体可以尽其所能地自由发展，充分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创造性地发挥其潜能，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这个自由空间不仅是为他人所设定，公共权力的运行应当以此为界限。[14]4.权利制约权力。权力自身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本性，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常会异化，带来破坏性的结果，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找寻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是政治哲学家们矢志不渝的追求，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机制构成现代宪法制度的基本内容。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迄今在实践中制约权力的两种最有效的手段。5.法大于权。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个人或组织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权利为核心重构现代法理念已成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共同追求。“现代法意识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主体性意识，包括对本人权利的主张（自由）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平等）这两个互相关联（团结）的方面。由于每个人的权利的确定都是以其他人的权利的共存为前提，因此，‘为权利而斗争’与排他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不仅不会破坏安定团结，反而会升华为‘为法制而斗争’，强化合法秩序。”[15] 法律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良法的本质在于它同正义与道德原则的一致，而不在于它同命令与威胁的结合。

三、从臣民走向公民

臣民意识是贯穿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意识，臣民意识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相伴而生、如影相随。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深远影响，宗法关系、专制皇权导致的奴性心理、权力崇拜，人治传统造成的依附观念、等级观念，致使臣民意识在人们内心深处不断积淀和发酵，难以根除，至今仍深深影响人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模式。

臣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圣人崇拜心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人是一种在道德修养方面被理想化、抽象化了的人格。在政治实践中，圣人与君主互助共生，君主赋予圣人种种特权，圣人论证君主地位的至高无上和行为的绝对正确。二是高度依附心理。君权至上是封建专制社会基本的政治准则，民众处于绝对的从属和被支配地位，毫无独立性和自主性，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缺失，更谈不上政治参与意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型塑了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依附心理和奴性意识。这种高度的依附性使个体的自主、独立、平等从根本上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形成了“尽人皆奴仆”的政治生态。三是义务至上心理。人们主体意识的缺失同时意味着其权利意识的缺失，义务至上是臣民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人们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诉求不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利形式来体现，而是经由报答浩荡皇恩、尽臣民之义务来体现。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坚守和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法治意识、自律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树立政治主体意识。个体应摆脱依附和臣属心理，克服政治冷漠心理，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被动、消极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其二，强化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的普遍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其目标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和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的意识。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反映着政治民主化的水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发挥其政治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其三，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不会有民主政治成长的健康环境，就不会有公民发挥其主体作用的政治舞台。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是公民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公民意识是近代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的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领域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公共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和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16] 其四，确立政治规则意识。克服中国传统社会沿袭几千年的“为政在人”的人治思维定势，确立起法律法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促进公民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理性化。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就在于后者只是统治者的顺民，只能绝对服从统治者，没有参与国家和反抗政府的政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而前者的这种参与权和反抗权受到高度尊重，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得到体现，并被因势利导，使之成为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随着公民意识的培育和走向成熟，社会成员所尊奉的不再是唯美主义的乌托邦式空想，而是社会民主政治生活逐步趋向更好境界的现实的、合理的愿景。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不再是非理性的狂热抑或极端冷淡，而是伴随着理性的约束与规范的热诚。它将熏陶出自律性很强、追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社会公民。他们将拥有受宪法保护、公共权力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四、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

官本位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以官为本、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意识是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人们以官为贵，以做官为尊，以官为荣，全社会形成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三是以是否为官、官阶高低、官职大小为标尺，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与官不相干的职业也比照官阶级别来定位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四是在此基础上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17]

中国的官本位意识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而不断强化，明清时期，官本位意识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后，官本位意识才逐渐衰微。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从根本上摈弃官本位意识的艰难历史进程。但计划经济时代将整个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所有组织都被等级化和层次化，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级，不同层级拥有不同的权力。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服务制度。泛行政等级制客观上又强化了官本位意识。

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然要求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民本位意识建基于人民原则之下，奠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基础之上。民本位意识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根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主体力量。

牢固树立民本位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作为执政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要从根本上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最终只能依靠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完善的选举制度和法定的民主程序，把政府官员产生和政府系统运行的全过程置于全体公民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之下，改变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政治生态和思维定式，从而抽掉官本位意识的制度基础，为树立民本位意识奠定根基。在延安时期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

五、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全能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运行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监督倾向的政府模式。全能政府有两个根本特征：其一是中央高度集权。全能政府之下，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从根本上否定向社会分权、向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其二是泛政治化。政治权力全面介入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政府几乎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干预和掌控微观经济主体。政治权力全面渗透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功能居于文化功能之上。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公共权力领域吞并私人领域，社会全面政治化。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政治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有限政府是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准在于一个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运行上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定，是否自愿公开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制约，政府在逾越其法定边界时，是否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有限政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职能须严格限定在政治性公共权力领域，其要旨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管理公共事务和服务社会大众，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政府权力有限。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权力有严格的边界，必须依法行政，不得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三是政府规模有限。有限政府应是一个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和办事高效的“小政府”。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广泛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19]四是政府责任有限。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承担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无限责任。

全能政府可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可能暂时为人们带来众多福利，但它绝不可能带来公民的自主和自治，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民主政治，就必须根除全能政府意识，弘扬有限政府意识。它包含三个重要环节。

1.政府权力上，实现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两个内在关联的部分。其一是政府向社会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是政府间分权的基础。没有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间分权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畸形膨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地方政府自身成为利益主体，、。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把政府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其二是政府间分权。政府间分权是在政府向社会分权的基础上，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这首先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中央与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间都有明确的职权界限，确立地方政府的地方治理主体地位，每一政府层级都有相对的地方治理自，实现有限自治。

2.政府职能上，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管理既是一种管制，同时也是一种服务。迄今为止政府仍然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秩序的主要管理者，它必须行使对社会和公民的管理责任，其中包括实施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管理就是对公民生活的一种必要管制，政府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管制的过程。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完善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政府管理中的管制成分正在日益减少，而服务的成分则日益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型政府不断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过程。[20]

3.管理方式上，实现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统治与治理都是实施公共管理的方式，两者有共同之处，但存在着重要区别。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统治一样需要借助于权力和权威，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两者的重要区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过程中所依凭的权威类型不同。统治与治理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两者都需要权威，统治所赖以实施的权威必然是政府，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自觉认同和基本共识。第二，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权力运行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活动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建立互信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三，管理的范围不同。政府统治所涉及的范围就是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而治理所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实施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社会组织，所以，治理所涉及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疆域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单一国家领土疆域的国际领域。[20]

六、从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

国家本位理念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定位的政治和法理念。它主张国家高于和优于社会，在国家本位理念下，公共管理就是政府管理，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管理公共事务，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即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有效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全面驾驭社会的时期，除了国家机器外，人们很难找到有效的机构和机制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且只有国家机器才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资格。

国家本位理念强调政府体现和维护公共性的一面，而忽视政府偏离和危害公共性的一面。从政府产生、政府目标到政府运行等多角度看，政府与公共性都有其相容性；公共性是政府有效运行的保障，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府存在的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政府又存在偏离甚至危害公共性的倾向。由于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排他性的主体地位和权力，政府操纵着对公共性的认定权和解释权，一旦政府失去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又缺乏制度和道德的约束以及有效的制衡力量，政府就极易偏离公共性，谋求披着公共性外衣的私人性。[21]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名，行谋取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之实。

市场经济的成熟过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过程。社会本位是以社会（包括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定位的政治和法理念。它主张社会高于和优于国家，人民是治理的主体，法律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它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把握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本体，以平衡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个体自由、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宗旨确立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功能和价值。

社会本位理念主张国家与社会两重分化之下的社会自治，其基本特征是：（1）自治的主体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的成员，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公民社会时，承担的是社会的角色，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功能；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政治社会时，充当的是政治角色，执行的是政治社会的功能。在此情境中，出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分析的人自身的两重分化，出现了同一生命个体作为“私人”和“公人”的差别。（2）自治的性质是社会性的。社会自治是公民对社会事务的自主管理，包括对私人生活、公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济领域、非政府组织等的自主管理。（3）自治的范围限于公民社会领域。政治国家还不是社会自治的领域和对象，少数职业政治家和政治的专业管理者主要执行其职能，公民主要通过间接的途径和手段参与政治国家的管理，公民的文化水平、管理能力以及科学技术，都没有发展到公民直接管理政治国家的程度。尽管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但它仍然只是跨越了国界，而没有跨越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4）自治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既有直接形式，又有间接形式，还有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形式。

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本位理念逐渐消退，社会本位理念逐步形成的过程。在社会本位理念之下，政府已经不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只是其中的重要主体之一，甚至仍然是、长期是最重要的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类管理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平等协商、良性互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三者在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以平等协商为前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配职能，实现管理职能与管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只有社会本位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才能真正体现“人本”、“责任”、“服务”、“参与”、“合作”和“互动”精神。“人本”、“责任”、“服务”精神是社会本位理念的核心内涵，“参与”、“合作”、“互动”是“人本”、“责任”、“服务”的外化和实现途径。

七、从扬善为主走向制恶扬善并重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探索由来已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而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影响最大的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特别是汉代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孟子的“性善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府建构的理论基石。儒家人性论，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既为政治上“王权至上”的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道德政治化奠定了基础。其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的统治者施“仁政”，实行“德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与当代意义的“以德治国”不是同一概念。“德治”与君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君主领导下的德治，是对君主政治的道德要求，其实质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人治。）

儒家力倡德治，从强调统治者的自律角度，德治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德治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道德的狂妄，是一种对统治者自身理性力量的狂妄。它的逻辑起点是对民众道德品质和认知能力的极度低估，它把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圣主明君的道德修养和理性自律。它为披着德治外衣的人治，为君主专制和极权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当道德政治化，统治者就可用目的之善证明手段之善。任何达至所谓崇高道德目标的手段都成为应当。

在人类历史上，公共权力经常地体现出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且两者都得到过淋漓尽致的发挥。政府由人组成，善与恶都是以人为载体的，这种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不是源于政府，而是源于人性。人性本身的恶决定了政府具有无法消解的毒素。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2]

性善抑或性恶仅作为对人性的形而上价值论预设，并无优劣之分，但以此为逻辑基石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却渐分高下，优劣明显。中国政治文化中主导的性善假设及其推论铺就了一条通向人治和全能政府的道路。西方文化中主导的性恶假设及其推演却促成了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有限政府模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意义的法治和建构有限政府已无路可寻，或者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人性论来一次人性论的全盘西化呢？答案并非如此简单和绝对。传统文化并非说摆脱就能置身其外的，而且西方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的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也并非一无是处。

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非性善即性恶，它导致不是对人性盲目乐观就是极度悲观，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逻辑与历史严重相背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雄辩地说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有为善和作恶的两重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此，制恶与扬善是制度设计的双重任务。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克服传统政治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其主要是制恶功能。它既要制个体之恶，更要制公共权力之恶。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靠的是人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作为自律性规范，其主要功能是扬善。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证明和提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但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只有在制恶的基础上才能谈扬善。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单纯的道德约束是不能有效制恶的。因为人具有两重性，是不可靠的，易变的，且经常处于现实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中。我们必须以性恶论为基点设计政治体制，唯有如此才能有法治和，才能有效防止滥用公共权力，才能切实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

虽然建立在性恶假设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是比较合理的，但它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我们在防恶的基础上必须扬善，否则会造成道德缺位和信仰缺失。只讲制恶的政治体制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造成权力机械化，使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放弃道德追求，成为政治的“单面人”。这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另一种“异化”，背离了公共权力的本来意义。所以，在制恶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人性的另一面——扬善。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行为关系的社会规范，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它能规范法律所不能及的领域，与法律的功能适成互补。[23]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兼备制恶和扬善的双重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政治规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没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激励，个体就会丧失精神家园，公共权力就会异化和丧失其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道德缺位。制恶与扬善，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只有把权力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抑制人性中坏的可能，实现人性中好的可能。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提高道德水平，才能把我国真正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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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4篇

政治决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决策：如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奇(Carl.J.Friedrich)认为，政治决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一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狭义的政治决策：中国学者初尊贤先生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一书指出，政治决策是由具有普遍权威性和强制力的国家政治机构对国家和整个政治系统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从现代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看，唐晓、杨帆(2009)采用广义的政治决策概念，认为政治决策是政治行为之一，指政府、政党、政治集团、政治领袖或公民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影响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选择、执行、评估和监督的过程。

一、当前中国政治决策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政治决策在公众的参与程度、规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民参与程度比较低，利益表达不够充分

目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程度低除了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外，主要是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尽管我国在公民参与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社会协商对话制、听证制、制、基层群众自治制等制度，但受政治体制发展滞后的影响，这些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如制度，虽然量很大，但立案数相当少，大部分事项是不了了之。如听证制度，政府更多地是借助这一制度公布政策决定而不是真正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大量的非“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后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的与利益有关的信息，为决策者将各种利益整合为公共利益提供机会。现阶段，我国人民利益多样化的特点使得执政党整合出以公共利益表达出来的“和而不同”的人民利益带来了困难，这就需要执政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多元化的协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每个主体为共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同时也听取其他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在换位思考和协商中各主体寻求能为多数主体认同的公共利益取向。由于现代政策技术程度比较高，因此，公民参与的重点不是具体政策方案细节的制定，而是政策议程的确立。

（二）政治决策程序不规范

目前在我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党的决策系统，还是国家机构的决策系统都存在着决策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突出表现：一是“重大问题”的界定。无论是党的决策，还是行政决策，都规定“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主要通过办公会议和民主集中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对于哪些问题是重大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一般都是由领导确定。人大决策也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尽管宪法和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重大事项有决定权，但是由于相关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笼统，因此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为个人专断提供了空间，而且还为个人的经验决策提供了空间，并最终影响整个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公开性和科学性。二是党的决策系统中各决策主体之间的关系。按照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是党的各级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书记和常委是党的领导中心和领导集体，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决策。当然，这一情况符合决策的效率要求，也是决策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表现，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的规范程度不高，则容易产生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人专断甚至个人专断的弊端。三是政府和人大决策程序的规范程度上。目前我国政府决策程序在是否进行调研、是否进行专家咨询、是否进行听证、是否进行合法性论证、是否进行集体讨论决定、是否追究决策责任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够规范的地方。至于人大，相对于地方而言，全国人大的决策程序越来越规范。但是，地方人大，尤其是县和乡镇人大在决策程序上存在相当不规范的情况。此外，受“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存在规范虚置的情况。四是党政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规范党政关系，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党政关系不清会给我国整个政策过程带来不稳定性因素，影响整个政策过程包括决策的透明性、公开性，进而影响整个政策程序的规范性。

（三）政治决策过程中动员的知识不够

要动员足够的知识，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专家学者和各种政策研究组织的力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专家学者与其他决策辅助人员对重大决策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政策咨询报告。二是组织专家学者参与起草重大政策文件。三是征求意见和建议。四是对政策效果进行专业性评估。西方国家存在大量的官方、非官方和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政策研究组织，它们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且还为政党、利益团体的政策活动提供服务。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官方政策研究组织，但其受重视程度长期以来还不如为领导服务的秘书部门。独立性强的民间政策研究组织由于缺乏资金和制度支持一直发展缓慢。相对于地方来说，中央对政策咨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也保证了中央决策的质量。而一些地方，政策咨询往往被看作是政策论证的工具，甚至被用来装门面。

（四）政治决策过程中动员的信息不够

在一党主导的创议模式下，决策最终能否科学并符合实际，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信息处理机构。在多党（包括两党）体制下，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有了生存空间。而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竞争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在执政党主导的创议模式下，社会各阶层的信息很难通过这种机制得以体现，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处理机制来弥补这一不足。目前，我国政治决策中的信息机制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联系群众机制。“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执政党政策创议决策模式中，联系群众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执政党要成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必须随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党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主要是通过领导成员的基层调研、座谈会、机制来联系群众。这些机制有流于形式化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结构内的组织信息沟通机制。即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传递信息。这一机制目前存在两大问题：(1)由于我国责任追究制度化不是很强，所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出于规避责任的内在冲动，各级官员对上级组织存在报喜不报扰的动机，对下级则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动机。(2)由于我国政府层次多，所以很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三是互通情报制度，即领导成员之间及相关部门之间互通信息的机制。这一机制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不到良好的贯彻时，不仅可能流于形式，而且易于产生决策前的事先招呼，甚至是暗箱操作。四是传播媒介机制。传播媒介在我国一直是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党和政府获取信息、宣传政策以及监督政策执行的重要阵地。但是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和资金依赖下，这一机制在政策信息的反映上体现了一定的局限性。出于责任规避的考虑，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存在干预新闻报道的情况，使得一些重要信息不仅不为人民群众知道，而且不为上级所知。

二、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改革与完善

要实现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增强政治领导的能力和效力，政治领导者就必须按照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进行政治决策。

（一）推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

有学者指出，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如何保证建立一套对政策制定者的有效监督机制成为推进政治决策民主化、提高决策质量的一项根本任务。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并完善决策的政治监督机制，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就是政治参与度的持续提升。塞缪尔·亨廷顿与尼尔森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这些活动是以影响公共决策为目的的。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一方面要依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关心决策并愿意参与到决策进程当中来，通过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与政治参与度来扩大决策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对于作为决策主体的决策者来讲，也要不断的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与民主决策意识。另外，决策者同时必须时刻牢记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相信与依靠群众，做到决策切实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呼声并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二）推进政治决策的规范化、法制化

法制化是科学决策之基石，推进决策的规范化、法制化，一方面要求我们继续改革政治决策体制并建立健全各种为政治决策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与咨询机构，努力实现机构配置合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决策结构；另一方面要坚决地推进决策机制的法制化，完善决策立法和监督。

（三）推进政治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

推进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是提高决策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改革的一个必然方向。首先，应提高决策者素质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政治决策队伍，杜绝单纯经验决策现象的发生。其次，加强对当代先进决策模式与理念的学习、借鉴。努力避免其可能存在的缺陷，用科学的理念和操作程式来规范决策活动。第三，形成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与良性的政治沟通体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中国政治决策的改进是一项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改革当然也包括努力克服政治文化、心理机理等前述决策制约因素的不良影响，同时积极利用与发挥这些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的正面效应。此外，任何政策都必须接受其现实政治效应的评估与检验，它离不开一个反馈机制以及在既有基础上不断修正与改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体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分层人格独立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人的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客观上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特定单一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束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同时也把它们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社会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社会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社会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成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程度。

2、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其中农民阶级占有绝对优势，保持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国家和集体生活的政治集合物，并且在政治社会上居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农民阶级由于受到认识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约不能够居于国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对象，都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现代化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第一，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纯农业劳动者队伍在缩小，商业服务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扩大；第二，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一支独特的力量。现今社会除了最富于和最贫穷的两个极点之外的社会群体绝大部分都处于中等或中等左右社会结构层次中，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但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相信这支队伍的壮大和兴起，将会有力地改变我国社会政治结构，为现代社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会阶层分化正逐步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最大成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解放，即实现了从“单位人”、“国民”到“社会人”、“公民”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封建皇权（地主阶级总代表）和对于国家（集体利益总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场因素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支配地位得以确立，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自主独立性，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独立”，使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国家政治的控制。产业工人、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既得利益阶层，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身份依赖程度大为减弱，农民从单纯的土地和狭小的农村天地束缚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崛起又创造了一批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树立了以才能和业绩为基础通过社会竞争和选择去服务社会和发展自我才是最为光彩的思想和意识，极大地否定了过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模式，更多地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利益分配和个人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公平条件和机会。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外生型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以国家的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各种政治力量。这一方面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新阶段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同时也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同时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对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政治领导地位。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造就了成长中的“市民社会”、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市场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亲缘关系的藩篱。同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在现阶段以及今后长期内还将面临一些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例如传统型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间阶层弱小问题、政治地位不一致问题、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正问题等等，对政治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1、政治参与的压力有利于加快我国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参与热情，同时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这种要求是通过合法的集体的渠道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目前，我国社会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有了积极参政的要求，拥有了一定政治权利和地位后企图寻求进一步拓展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诉求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如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的不满，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我们只有积极回应这些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而不是消极压抑他们的政治诉求，积极稳妥地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合法途径有效的引导各种政治力量走“协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才能使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2、价值的质询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现实。同时在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国产私有、卖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现代化的“预期值受挫折”，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原动力，而这些热情和参与是带有相当“非理性化”或者破坏性意味的。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将势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3、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是所有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总称，是在本质上排斥国家公共权力介入过多的社会组织状态。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组织的成长，因为公民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形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对抗，防止“暴政”。虽然我国社会公民意识由于封建历史较长等原因比较滞后，民间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成长壮大，全国性区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能，初步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分享权力、分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发挥了社会非政府中介组织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进一步凸现，造成了政府摊子过大，权力过多，服务水平过低的困局。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需求和政府供给能力的不对等使社会对于“全能政府”提出质疑，必将使国家对公共权力的分配进行再分配，市民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些将会使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分层变化，努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阶层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必须要将这种良好发展的格局持续的延续下去。

1．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且为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一定措施，积极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现阶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力行业的过高收入政策壁垒，通过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地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应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2、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治沟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是指对政治信息的接收、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两者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参与和民主化成正相关的关系，与政治稳定是否正相关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与创新能力。政治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与成功，而这个交换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来进行的。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愿望，这时就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了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现存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建构。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积极探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使这些机构发挥应有的技能和优势；其次要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之类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应当极力推行村民自治、乡村自治，使基层民主得以切实实现，使基层问题在基层得到合理解决，防止基层小问题影响国家大战略；第三要建立起决策听证制度和广泛的征询群众意见、专家意见，政府信息要公开透明，公共信息及时，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积极性，改变过去政府关起门来搞“统治式”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的开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积极发挥现代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使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真正成为政府和民众实现有效沟通的桥梁。

3、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营造理性、和谐、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贯穿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实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十分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我们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知道，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的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政府—民众关系，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势力，打击政府企事业单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的恶劣行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扭转不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人类文明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参考文献：

[1]王雷宇，论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

[2]赵理富，走向社会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学刊，2005.（5）

[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2.11

[4]塞缪尔•亨廷顿，《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

[5]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杨光斌，《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王笑鸿，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前沿，2005.8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6篇

1.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曾反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里，邓小平着重阐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即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推进全面改革的需要，实质上更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适应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需要。此外，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极不寻常的自我革命。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改革党和国家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同时进一步肃清封建社会的残余和影响，更新社会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型，需要改革和剔除一切束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体现中国风范、突出中国特色，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事实上，从国家治理的发展演进过程看，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是一个需要分步骤、循序渐进的过程。

2.理顺党政关系，党政进一步分开。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针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邓小平曾提到这样几点：第一，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党政分开，首先必须明确党和国家的职权。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其职能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个方面，而这些职能是通过其制定方针、路线、政策来实现的，而非过去的“以党代政”，党“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因此，党必须摆正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明确职能，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第二，理顺党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把具体的社会事务管理权交给国家机关，“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第三，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活动，切实体现人民的意志，做到为人民服务。事实上，理顺党政关系，也就是明确国家治理过程中主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执政党、国家政府、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都应该而且也可以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主体应该是多元化、开放性、包容型的，而非一元化、封闭性、控制型的。

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第一，关于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做过比较系统完备的论述，他就如何改进、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提出过一系列的具体建议和措施。总的一条，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第二，关于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认为，一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生活民主化以带动人民民主。二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三要切实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权利，加强人民和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从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不仅强调保障人民的四个民利，支持引导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社会、国家各项事业的管理，而且尤其重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积极引导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第三，关于法制建设，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他还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如果靠一两个人的威望来维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他还多次强调，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认为，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关键点、核心之处是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走向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制度化、法律化，逐步实现由过去的“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最终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问题。邓小平曾明确要求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他曾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但“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依法治国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国家治理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平等、公正、民主，各主体共同参与。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遵循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国家，要求执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公开透明的政策、负责任的态度，以切实有效的方法回应社会各阶层民众、各群体的诉求，从而达到引导人民使社会实现善治或良治的目的。事实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又一特色之举。

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1.坚持从“新常态”出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报告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全党一定要牢记人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依据新时期新国情，即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国背景下的“新常态”。就世情而言，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基本趋势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的动态化特征。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就国情而言，经济方面，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增速仍是适度的，可持续的；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质量逐步提高。政治方面，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尤其是协商民主逐渐成为人民民主的主要形式，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引领社会风尚，但思想意识多元化程度增强，价值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社会方面，民众主体意识增强，更加迫切参与社会的治理与自主决断事务，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近些年来呈现增长的趋势。就党情而言，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生活作风奢靡腐化、脱离群众、与民争利等等，党面临着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机。通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根本上制止腐败依然任重而道远。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是一种“常态”，而在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阶段具体表现出来的形式则是一种“新常态”。因而，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根植于新时期的国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冲破思想、利益固化的藩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随着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要冲破藩篱，首先要解决“老体制”中尚未完全触动的利益格局，最主要的还是权力的过分集中、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而导致的权力滥用、腐败滋生、权力寻租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利益固化，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30多年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了，但国民财富也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这些人，通过特殊的途径垄断各种资源，试图影响和左右政治，极力促成社会向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方向发展，这与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总理曾在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提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为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把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核心问题当作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的突破口，以“削权、减利、增责”为核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于权贵利益集团，我们可以依靠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决策力和执行力，痛下决心，惩治腐败，“拍苍蝇”与“打老虎”相结合；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优势，逐步释放当前政治制度的红利，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让人民群众来监督。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标准，让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权力，铲掉垄断企业过度投机的土壤，从重处罚投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总而言之，只有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才能真正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

3.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改革”。邓小平曾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程度的衡量标准。事实上，政党执政、政府行政、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的优劣，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评价。为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而展开，因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主体。国家治理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作主体，而将其视为“客体”“对象”，那么国家治理就背离了其原意而退回到“统治”阶段了。因此，围绕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加强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法绕开的重点。民众的诉求主要表现为希望经济上更加富裕，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社会更加和谐，环境更加优美，希望住有其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要实现民众的这些诉求，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4.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好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多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促进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第一，把握执政的根本方向，增强战略定力。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实质上就是强调要保证方向的问题。而增强战略定力，不仅“胆子要大”，还要守得住底线，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反对任何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图谋。第二，强化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需要健全责任机制，狠抓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了“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将进一步督促相关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第三，转变作风，加强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执政党良好的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实证明，要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干部作风建设尤其重要。此外，各级领导班子还应该率先垂范，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探索适合新型城镇化条件下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第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培养和选好人才。推进国家治理，作为执政党应该广开进贤之路，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每个人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以“能力本位”来评价和选取人才。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社会基层则是最好的课堂。因此，党更需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引导、激励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的治理。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文明/民主/路径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进入了激荡的“改革时代”。透过历时性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制度的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方向与目标的变革过程。这个方向就是政治文明的建构。这次全会因而也成为了中国真正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圆点。

一、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历史的概念，是普适的话语，它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是现代化的思想准备阶段。现代化的物质进程正式启动于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上的累积和扩展。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两面旗帜。现代化的判断指标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许多人在物质层面上求变的欲望很强，但在制度、观念层面上却是“保守主义”的，甚至持有“科技乌托邦”的倾向，这就必将导致“瘸腿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仍然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仅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丰富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尤其要重视现代性在制度、观念层面上的积累和扩展。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要分三步走，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文化上建立科学、民主、大众的先进文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核：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

民主具有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意蕴。从规范层面来界定，其实质内容就是自由、平等、最高的善；从经验层面来界定，民主则是一种程序、一种机制。在这种安排下，采用竞争性选举投票来决定人民“代表”、“代表之代表”，再由这些接近“公意”的代表来代表选民决策。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笔者对所谓“历史的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毕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多数的暴政”就是民主永远的痛。[2]萨托利则认为：多数原则是零和原则。这也许就是哈耶克与布坎南等自由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吧。但是作为避免人性之恶的艺术，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3]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它既具有民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从经验的层面来考察民主，实现了民主分析的经验转向，从理想走向了现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既是规范的，也是经验的。它是一种议事决策机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强调民主的运行，必须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规则。这种程序和规则，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化约少数派的权利。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必然会由政治民主迈向社会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类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未来社会里人权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达致这一目标的通路就是驱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配套规范程序建设、政治文明的观念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规范与实证统一的理念之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建设等路径来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驱动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

1.宪政主义的张扬

“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而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4]有了宪法并不见得就有宪政，宪法只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5]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人不是“天使”，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人性本恶，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宪法又建基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法”之上。自然法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6]就一般意义而言，自然法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宪政，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政府既为社会全体谋利益，也维护个人的权利。宪政的实质意义是用良宪限制国家权力，以建构个人权利。

宪法是宪政的基石，它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应然”是公意的表现形式。现代宪法学的理想就是人民主权，也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两部分，但公民权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证人民享有一切法律规定的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在肯尼斯·米诺格眼里，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7]它内含价值、制度、行为三个层面。“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法律权威从采就不仅仅来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凭借的外在强制，而是更多地来自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性。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无良法则无善治。”[8]价值向度是宪政的核心指向，它决定和表现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如果价值维度缺失便会只有宪法秩序，而没有宪政秩序。

我国的第五部宪法吸纳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文明和人权等因子，表明人权成为了国家的价值观，人权从政治权利升华为法律权利，成为国家机构工作的基本或最高准则。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逐渐具体化。政治文明写入宪法，表明了执政党对政治权力的运作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形式发展，以更文明的方式治理国家；也是党建构宪政秩序，推动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047-02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流传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化，显现了其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强劲生命力。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无疑具有丰富的价值和意义。

1 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文化孕育着教育，不同的文化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教育思维方式，而且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发展出了不同的教育意义，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进而展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教育脱离了相关的社会、文化脉络，就不能对教育问题产生较深切的同情式理解。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形成之后，教育便担负起了传承这一文化、发展这一文化和创新这一文化的重任，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在决定文化寿命长短的因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脱离传统、脱离民族的任何文化创新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期，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样也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2 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当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整体上来说是好的，其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多元文化的相互冲突、激荡，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具体表现在：

（1）不注重品德修养，功利主义思想严重。

常言道：做事先做人。“三成”教育中亦把成人放在成才、成功的最前面。但部分大学生求取成功心切，急功近利，往往把道德修养抛之脑后。即使在脑海里、在口头上认可普遍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执行着另一套道德理念和范式。道德修养似乎已经成为大学生心中铭记却又束之高阁的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做事讲有没有用，学习讲有没有用，当学生干部讲有没有用，参加活动讲有没有用，一切没用的东西都不是优先考虑的范畴。道德修养让位于功利主义，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和卫生、帮助弱势群体等变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不善于与人相处，自我意识膨胀。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与他人和谐友好相处，不但是一种生活交往的需要，更是一门生存的必修课。然而，在现实中，人际关系冲突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大学生自我意识高度膨胀，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只考虑自己所谓的“愉悦”、“舒心”。寝室中，私人空间膨胀；教室中，“占座”习以为常；上车时，加塞插队。生活中，更有网络炫富、言语轻佻、行为怪诞者，一些超越公众心理底线的言论和行为被一些人看做是“潇洒”、“有个性”，盲目追从所谓的“非主流”，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和公共道德规范。

（3）不关心社会，国家民族意识薄弱。

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集中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应积极关心社会、回报社会，但一些大学生只关注，不关心。在一些公益活动中，鲜见他们的身影。义无献血、植树劳动、见义勇为、捐款捐物等，唯恐避之不及。还有些同学对国家所处的时局亦不关心。中共“十”何时召开？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军事重心移至亚太是否给我国造成军事压力？这些大学生应该普遍了解的时政，有些同学却全然不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不关心”渐成一些同学的口头禅和行为指南。

（4）不珍惜自然资源和环境，奢侈浪费严重。

优美的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渗透环境育人的重要载体。但践踏草坪、破坏公物、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常被讽刺为“小心眼”、“斤斤计较”。“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节约用电，人人有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耳熟能详的句子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吃穿攀比，玩乐享受，超前消费也已“蔚然成风”。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美德的行为，现在被认定为“另类”，而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羞耻的现象，现在却被认定为“流行”、“时尚”。

3 中华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优秀的精神内容，尤其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在人与自我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人格。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个人格塑造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就非常注重人格的独立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强调为了坚守仁德，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强调了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义利发生冲突时，应当“舍生取义”，而不能“见利忘义”。这些蕴含独立人格精神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尤其应该拿来塑造大学生的高尚人格。有了高尚的人格，大学生的思想观点才能真正“复位”，使学为真正之学，做事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纯粹，真正做到简单做事，踏实做人。

（2）在人与他人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人际和谐。

“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从“欲”和“不欲”两个角度阐述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要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对于大学生来说，在与他人相处时，就要以礼待人，尊重他人。孟子也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会关系，追求“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一个人如果是做到了这一点，完全可以达到将心比心，化解猜疑和怨恨，与人和谐相处了。这些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协调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促进与他人友好相处，避免恶性竞争和私欲膨胀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3）在人与社会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很早就有“夙夜在公”“以公灭私”“天下为公”的观念，都是强调个人私利要让位于公利，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正是这种奉献精神和整体观念才使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次次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和外族的入侵，繁衍至今。但是，它并不完全否定私利，而是强调先国后家、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于社会公利的精神。爱国主义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宝贵、最普遍的精神财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岳飞的精忠报国、谭嗣同的视死如归等都是中华儿女对国家、民族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体现。这种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对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具有易切入心灵深处、难以忘怀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4）在人与自然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精辟的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万事万物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概念，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统一的。这些文化观点都是在强调人应当尊重自然，平等对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突破当前的困境，唯有回首中华传统文化，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才能为构建起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J］.北京大学学报，2007，（5）.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9篇

摘 要 随着我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国有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重要的发展内容，能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本文将针对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探究，从而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现代国有企业 文化建设 思想政治 管理方式 生产经营

随着现代国有企业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了现代国有企业未来的实际发展趋势，国有企业必须在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及固有联系进行相应的努力与探究，从而采取措施去促进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进行。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转变，其国有企业也在迅速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国有企业文化属性的进一步转变。所以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具有相应的联系，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能够为企业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反过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

思想政治工作其属性偏向于政治，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党和国家所下达的总路线与总方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于个人来说不仅仅能够促进廉政，同时也能够塑造企业与员工正直的工作面貌。另外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能够明确党的发展目标，积极配合党的发展路线，为国计民生而进行奋斗，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企业的文化建设则是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成分较多，是企业自身的发展行为，每个企业都会有自身的企业文化，都会进行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更加有利于企业去进行综合性的管理与控制，才能够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综合水平。所以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是互帮互助并且相辅相成的，不仅仅能够促进企业整体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也能够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思想进步带动企业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二、如何落实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并且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一）建立企业职员档案库，丰富培训活动

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不是仅仅设立出规章制度就可以完成的，要落实到每一个企业领导以及企业职员的身上，所以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职员档案库。这样就可以以建立企业职员档案库的方式了解企业职员的实时动态，分析思想行为，从而针对员工的整体及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施的手段就是丰富职员们相应的培训活动。对于企业员工要实现再教育，因为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候会根据社会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工作内容的相应改进，所以及时进行思想培训与思想教育都能够较好与党及国家的发展方针相接轨。

（二）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

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之中，需要不断完善理论，使其能够较好地指导相关工作，因此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合理借鉴国外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同时也要注重在地域化区别上的相应改进，在引进新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时，需加强企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进程，在理论体系中不仅仅要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特点，同时也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转变。除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也要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标，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的完善。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的融合

我们不应该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脱节来看，而是要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的融合方式，促进对于二者关系认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企业与党之间的重要的建设项目，也是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结语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其发展过程的重中之重，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要在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背景下，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同时，利用加强对企业职员的教育培训、完善企业文化及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关系的把握，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琳.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关系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5.

[2] 陈肖帆.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融合[D].湖北工业大学，2014.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主体视角;综合评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9-0100-02

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逐渐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和科学化日益得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本文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研究动态、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总体回顾与分析,旨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整体状况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尚没有专著和直接性的著作,部分重点教材和主要著作在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以重要内涵的同时有所提及,其余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论述则散见于一些报刊和课题项目之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最早的论述是1986年刘之平发表在《高教探索》第1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之后便是1993年侯锦阳发表在《社会科学》第8期的《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体法律观念现代化》一文,其间中断了6年。从1999年起,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便未出现断层,数量上也总体趋于平衡。将1986-2008年这22年间的所有期刊文献资料进行分段汇总,结果见表1。

由此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正式且广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时间起点;1999年以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相对逐渐增多,但年均研究数量基本持平。同时,从时段上可以透视出两个信息:一是从时间逻辑演进上,应该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与“教育现代化”的正式提出是同步的。我国现代化教育思想的系统探讨始于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的题词。中国教育学会曾先后召开了七次学术讨论会、十九次专题研讨和座谈会,对与“三个面向”直接相关的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1]1999年前后,正值对教育现代化的讨论形成一股热潮,从查阅检索的文献资料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出现与这一时间基本吻合。二是从研究的深度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是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较好地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主体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基于现有文献资料回顾,可以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大体研究视角择要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涵义与价值。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解是多元的,但总体上主要有两种界定倾向: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就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整体转变的过程,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科学化、规范化、实效化等。比如,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过程视为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承的“社会本位”或“任务本位”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崇尚的“主体本位”转变的过程。[2]二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单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过程中一系列构成要素和环节的创新化与技术化,换言之,就是用现代先进思想与科学技术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过程要素的现代性转向。这两者的核心概念与认同视点不同:即一个从是宏观的系统理论出发,属于实体理性;一个是从微观的具体运用出发,属于工具理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价值集中在其必要性和意义上来体现。如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具有为社会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促进人格完善等重要价值。[3]同时,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必要性的两个源流:即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随时展审时度势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保障人的现代化进而在人力资源上支持社会的现代化。[4]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多数文献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论述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影响其他环节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体现在观念本身的开放、发展、多样化和创造性上。[5]基于此共识,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徐志远认为观念现代化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突破落后、保守、迂腐和陈旧的观念,以广阔的视野、活跃的思想和即时的应变能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的改进和创新”。[6]许东风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应体现在“确定现代人才观、人才质量观、素质教育观、终身教育观”上。[7]张尚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即“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进行全面反思,特别是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下的地位、作用、功能重新进行定位,廓清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中存在的那些过时、僵化的思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预见性和针对性,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8]邓志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就是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社会活动(现象)的认识与全球化背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和我国日有的社会发展相适应”,为此,应树立开放观念、确立发展观念、强化斗争观念、转变实践观念。[9]杨威等则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主要体现为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与培养创新能力。[10]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体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决策与管理体制、运行与结构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郑永廷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是教育决策、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充分尊重发挥人们在教育决策、管理上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要民主化,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决策和管理要遵循科学程序,运用科学方法,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办事”。[11]徐志远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认为要“改变过去凭经验办事的传统万式,要符合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要求,实现教育结构优化”。[12]钭晓东分析了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角色定位上的两个误区(一是为追求近期功利而不当强化,二是为迎合所谓现实需求而错误弱化),提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制变革与现代化转型。[13]粱启波把机制创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代化的途径之一进行分析,提出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构建有利激发活力、动力和潜力,实现良性循环的工作机制和约束机制。[14]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代化。郑永廷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应当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开展教育,同时必须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内容开展教育。” [15]曾长秋等认为应当对教育内容进行开放性地建构,即“在开放的课堂教学中使活动成为学生参与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学内容可根据具体需求做多方选择,将一切丰富人们精神世界和陶冶高尚情操的精神食粮都统统纳入教学内容当中来”。[16]严椒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最能体现和反映时代特点和面貌的,选择什么内容开展教育决定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特性,为此应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内容开展教育,用具有现展趋势,体现时代特点的人和事来教育引导学生”。[17]贺宝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如同其他现代化一样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主体内容的同时,从培养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完善的智能结构出发扩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18]梁启波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要突出教育内容创新,提出要开展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教育,加强人文精神培养,进行职业道德、抵制西方腐朽文化腐蚀的教育,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及社会化。[19]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的现代化。从当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最多的,不少论文就直接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为题,且大部分论述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与途径展开。归纳起来,以下的主要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张立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既是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根本要求,应当在科学性、民主性、实效性等原则的指导下,吸纳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走向多学科整合,并借鉴中西德育方法的优秀成果,力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发展中求创新,努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纵横联系的教育网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的优化。[20]曾长秋等从课堂教学的角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开放,要改变僵化陈旧的“传授式”、“灌输式”教学方法和学生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法,代之以“探究式”、“合作式”、“研究式”、“发现式”等多样性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现代化。[21]玄成贵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现代化应运用计算机合成与模拟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本着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等原则把现代的疏通引导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22]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视角还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范畴、队伍、载体、评估体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特征等诸多方面。如徐志远指出实现现代化就是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及其体系的理论创新。在范畴提炼上要从发展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发,对前人创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或基本原理的充分肯定和继承基础上以新的观点、范畴、理论原则等形式作出新的补充或论证、发挥。还应从管理教育、文化熏陶、活动参与、网络教育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现代化。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教学评价体系和课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现代化等问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综合评析

结合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论述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价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的论述成为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在其范式上大多趋向干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和主要环节的现代化实现路径来展开。其研究趋势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研究的视野和深度逐步扩展,由经验性研究向现代化路径等理论性研究过渡。有些研究排除和避免了只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现代化的简单描述,开始上升到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结构上进行系统性把握。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大多过于强调现代化动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缺少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探寻其现代化的必然逻辑与本质要求,使其研究漂浮于思想政治教育现有理论根基之上。部分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创新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窄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固有内涵,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同时,部分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实效化等边际模糊,看不出各自应有的差异性与独立性,使得论述松散,概念之间互为套用、随意迁移、似是而非,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二是研究水平比较有限。现有研究大多趋于经验性的宏观描述,如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路径的分析简单依循于现念与科学技术的双重结合,从而得出纯粹的观念开放与网络信息技术运用的若干措施。不少论述一定程度上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解和定位差异导致其研究焦点与研究对象的差异。同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浅显的,所能参照或引用的理论是较为缺乏的,其研究水准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是“粗放型”研究方式普遍存在,研究内容趋于简单重复,表现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分析,并将其各个要素冠之以“现代化”之名,缺少系统性地从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研究。不少文章其研究内容和视角、所安排的结构都基本类似,“观念、内容、方法、手段”等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分别占到46%、27%、38%和30%,研究视角有简单重复之嫌(见表2)。

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逻辑与本质要求,是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变革,从其自身体系上由内而外的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完善过程。为此,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应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应当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范围内有意识地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与范畴。既要肯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与学科化、科学化、规范化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荣共生的关系,又要相互区别,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作出实质性规定。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大名统领一切的极度泛化的研究局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学术性。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应进一步朝多元化方向深化,不宜过分局限于以现念与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单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来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应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容、手段等各个要素的创新变革及其相应现代性路径分析这一陈旧思维,将研究视野扩广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内,从其理论基础、学科范畴、战略地位、社会功能、实施过程与规律、主体客体和方法内容等来展开深入探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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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贺宝月.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4).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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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 键 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 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 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 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 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 ，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 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 ，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 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 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 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 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 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 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 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 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 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 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 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 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 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 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 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 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 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 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 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 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 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 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 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 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 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 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 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 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 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 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 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 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 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 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 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03-04-15.

[3][4][美]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5]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6][美]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J].世界政治(美)，1995，(3).

[7][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83.

[8]毛寿龙.政治发展中知识与实践的制度基础[J].天津社会科学，2003，(5).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03-04-15.

[3][4][美]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5]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6][美]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J].世界政治(美)，1995，(3).

[7][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83.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

；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请记住我站域名/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 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p.63.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5篇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二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宪政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体位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宪政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文化大革命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三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