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胡锦涛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江泽民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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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胡锦涛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转型；特质；趋向

中图分类号：I206

纵观中国历史，稳固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纽带。自秦汉以来，儒家文化系统维系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近代后，中国封建专制走向没落，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强烈冲突，中国文化被迫开始了近代的转型。然而，中国文化转型历经一百多年，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符合当前历史发展的核心价值文化体系。在新的关键历史时期，文化不仅仍然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纽带，而且日益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软实力。所以探讨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问题，同时也是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来，历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大一统，经宋明理学，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儒释道传统文化，注重精神上的满足和内在的修养，道德的约束，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特性。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封建社会的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种转型的迹象，这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轨迹，是历史前进的表现。但是由于满族的入侵，大清强大的封建专制帝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转型就被打断了。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最早出现的时期，有些研究者认为应该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但是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转型形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应该从鸦片战争后开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封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先河。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下，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士人在思想上也开始转变，开始向西方学习；冯桂芬“采西学、制洋器”，经洋务运动30年实践，中国物质文化也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洋务运动破产，知识分子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物质技术，是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因而，时人又开始转向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积极谋求制度上的变革，自上而下的实现中国自救。当然，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但中国开始具有西方制度文化的视野和深度，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变。由技术近代化，到制度上的近代化，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国成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律的形式规定在民，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胡适、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向传统文化发起进攻：打到孔家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人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从此之后，人们开始抛弃原来的儒家为首的文化价值理念，文化开始走向近代化的深层次发展。

二、中国核心文化理念的近代转型特质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呈现出中西矛盾、内外结合的双重特征

中国传统经过由鸦片战争之后到新文化运动这完整历史阶段的变化。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转型的特点及其缘由，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其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内在的诉求以适应时代精神要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里更加强调中国文化内因的作用，在中西文化矛盾下，在中国民族、国家危机之下，中国人仍然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尊的文化系统中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西方外来文化仍只不过是一种补充，是一种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剂良药而已，西方文化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人谋求的是一种把西方文化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内，而这一特点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实践，以魏源、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最，其中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系统的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这种典型的“中国中心”文化发展模式，不得不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谋求近代化的历程，是一种内在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根本上是一种西化的过程，是一种所谓“冲击――反应”的模式运行。这种文化转型模式，极力强调西方文化的刺激作用，把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仅仅看成是中国固有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剌激的一种消极反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复杂的文化变动过程，看成是用西方文化逐步取代中国固有文化的过程”。“中国中心则认为，文化变动的真正动力是在中国文化的内部。因此他们致力于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发掘新质因素。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时过分高估了传统文化内部某些变动的程度及其意义。”①然而这两种观点，正如耿云志在其《近代文化转型导论》中所说“这两种模式都存有‘片面性’，“都不免有些‘隔’”。

事实上，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近代化，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专家郑大华教授如是把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比喻成一种类似“鸡蛋理论”，形象的说明了中国近代化转型需要借助一种外在的力量的敲打，两相结合才是其发展的合理解释。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是如此。

（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从传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封建文化专制转为一种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平民主义的文化个性

两千多年，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儒家伦理成为封建统治者维系国家统治、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虽然历经朝代的变化，但是儒家文化也能适时传承和演变，适应时代需求，宋明理学的产生就是政治发展的需要，因而，纵观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王朝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大一统的文化系统来维系，这也说明文化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这种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的核心价值理念，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国家的核心纽带。这种的核心文化理念，毕竟是农业经济时代、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这种封闭的、单一的、专制的文化系统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近代化的需求。“就物质条件而言，近代文化是以近代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没有一定发展程度的近代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出近代文化的，最多只可能产生某些个别的不太明确的含有近代的观念而已，从长时段观察，近代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与近代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应的，或者可以说，经济的近代转型没有实现之前，一般地说，文化的近代转型也难以实现”②，由此看来，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的社会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近代经济开始发展，为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转型的内在根据。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由单一转向个性多样，由文化专制转向民主、科学，由统治上层转向平民大众，各种各样的文化团体，文化主张、文化学说竞相呈现。魏源提出“师夷”，冯桂芬“采西学、制洋器”，郑观应仿效西方倡导“议院”，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胡适、陈独秀等人发动“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同时，在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学说、救国学说非常之多，其中典型的有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主义都是与西方社会文化主义相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文化现象混乱局面的产生，恰恰是中国文化近代历史发展的一大典型特征。传统文化强调天朝上国，主张“华夷之辨”，主张伦理道德……而到了近代，西方进化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文化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到了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基本价值文化理念。然而，这种文化价值系统并不稳固，也并没有成为社会实践的核心理论，传统的儒家文化系统仍然以一种无形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尊重并信任孔子的思想，在学者有识者之间日渐变淡，这是事实。不过涉及中国方方面面的一般思想，都不能脱离孔子的信念③，因此，这在当时历史发展环境来看，近代文化的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种局面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完成，文化发展并没有到质的改变。文化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文化的更新，文化的转型，只有新质的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④。

三、总结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发展，自然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两千多年来，对地域相对独立的中国而言，文化发展更加具有其独特的个性，随着近代中国遭受外来文化入侵，中国文化才开始了它特有的转型和变化。然而，中国人的这种骨子里的历史延续的传统文化内涵与近代西方文化存在着矛盾冲突以及融合，这二者贯穿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力图把文化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中来，中国文化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然而，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期十年的爆发，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挫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化再次转型，正如耿云志在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曾指出“文化的发展进步，最基本的事沿着两个路径，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化”这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近代化的特性，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个性文化的同时，也开始了世界化的过程，这两个文化发展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目前的发展趋向。

注释：

①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安徽史学.

②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502.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思想；中国化；古代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61-03

作者：邱景源，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1

20世纪初，处于内忧外患困扰下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并非偶然，有当时的现实条件和深刻的民族心理根源。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证了国人渴求变革自强的历程。进化论让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落后和落后就要挨打，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给人们提供了摆脱落后挨打、走向自强的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那么的契合，更何况，我们传统儒家思想本来就有突出的实践理性色彩和人类大同的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行、扎根、发扬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表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翻译文本的非经典性。中国现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文本并不多，主要有马克思《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导言》)、马克思《思辩构成之秘密》(《神圣的家族》第五章)、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译)、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书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之类的几本著作，数量十分有限。中国学者的早期译介。主要是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性著作、前苏联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的论著为主。其中良莠不齐，掺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逐渐形成了一条比较偏狭的、功利的模式。二是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其一，语言的间接性。中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每一次翻译，既是对原文的创造，又是对原文的偏离。其二，地域的间接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道日本、俄国、并非仅是借道而已，在译成这些国家的语言时，译者也无疑会考虑其读者的文化习惯，其译本也无疑会浸染这些民族的文化意识。三是译介中有所偏重的选择性。在译介的选择中明显偏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中国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由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思想家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倾向于选择阶级斗争内涵比较突出的文本，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也倾向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就在中国扎根，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已成蓬勃之势。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伴而行。从1917年至1937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期间，……受了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碰撞中被激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从1908年王国维发表的《人间词话》，到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出版的一系列《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确立。

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超越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而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中国从现实的功利需要和自己固有的文论传统出发，优先选择了以社会历史内容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者便迅速生长，并进而与前者融合，展开了本土化的历程。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逻辑走向与理论架构，已经大致确定，并最终形成了文艺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

二、与传统文论的契合

20世纪前期马克主义及文艺理论传入中国，随即便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20世纪前期，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就能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呢?一般地讲，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被本土吸收和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一种外来文艺理论入主中国，这既要满足中国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时还应在中国固有文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找到许多契合点，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支点。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有着许多可以沟通和契合之处：没有，富于历史观念，怀有大同理想，充满人际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等等，最重要的是二者都强调理论的实用功效性。注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存在着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修齐治平的理论传统，注重社会功利性，强调要把理论有效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这一理论特色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更加彰显，成为近现代中国在接受任何外来文化和设计自己的理论构架时，最为根本和先在的价值尺度与选择方向。

马克思主义恰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品格。从揭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本质同一性出发，它强调使思想从思辨的水平成为现实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种实践性品格的基本涵义在于，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使历史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性格，非常适合于当时中国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使中国人从中看到了耀眼的希望之光。于是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学说便在中国危机四伏的土壤上迅速发芽开花，成长起来。在当时潮水般涌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是和这样的基本理论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文艺思潮，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输入中国的。

中国传统文论中还明显地带有重视文艺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要求文艺创作积极地介入和干预生活的浓重色彩，从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 说，都强调艺术创作主体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否定批判态度，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文艺作品，这一优秀的理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内在的沟通与共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作品的现实性内容，倡导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和战斗性，主张创作主体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态度，旨在“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从而动摇和破坏旧秩序，建设新世界。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恰恰要求文艺家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斗争之中，充分发挥其宣传鼓动力量。这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在依据和基本逻辑走向，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便大致循此展开。

三、中国化典范――文艺思想

文艺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正式形成，并在文艺领域确立了话语主导权和领导权。文艺思想对一些文艺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和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命题，这些后来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原则，直接影响和规范了以后三四十年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1、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指出，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不能脱离阶级和政治。他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出：“革命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及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文艺建设与整个党的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文艺家思想感情改造问题。要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为革命政治服务，就要让文艺作用于大众，这就涉及到文艺对大众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由于四十年代初期的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942年，在延安讲话中，针对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些混乱状况，十分严肃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湘西地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是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 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中学已有接触，一些学生对开设此课程有一定的厌倦感。因此，要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标，就必须采取有效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充实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理解历史的生动素材，从而增强《纲要》课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与此同时，也有利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湘西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革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六军团曾在该地区建立了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的怀化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湘西会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取了彻底的胜利；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早期领导人，如、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周逸群等都曾在该地区战斗和生活过。因此，该地区与《纲要》课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本文主要结合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就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问题作个探讨。

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的价值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形式多种多样，如历史遗迹、遗址、文献、档案及影像史料等，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到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吉首大学部分教师已经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纲要》课程教学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可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教材是以全国为地域范围、近现代历史为时间界限的，是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概括。由于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中学已有接触，并且因其所讲的历史事件距今较远，学生难免感到枯燥，提不起学习兴趣，使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如果教师在讲授课本时，能联系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不时地穿插讲述当地史实，就能增强《纲要》课教学的现实感，使学生倍感亲切，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另外这样也容易引导学生把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积极情感和兴趣转移到对整个《纲要》教学内容的学习和理解上，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其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纲要》课教学的主要目标。《纲要》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常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史实来实现的， 而如果这些史实与学生距离越近、联系越紧，教学效果越明显，对此，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热爱祖国是从深入热爱自己的家乡开始的。无论学生家就是湘西地区的，还是从外地来到这里读书的，大学四年，必将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成长，高校所在地常常就是学生的第二故乡。地方历史文化使学生穿越了时空的局限，走进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进而大大拉近学生与这门课程间的距离，使学生具有更直接、真实、具体的感受，这种亲历式的教育远比空洞的理论说教效果显著。通过地方历史文化的教学，培养学生树立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好地彰显《纲要》课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然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具体性、直观性以及地域上的亲近感等优势，将它融入《纲要》课程的教学有助于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缺少师生互动的弊端，可以激活教学主体――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意识。同时，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譬如教师拟定一些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纲要》课的选题，让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性学习，写课程论文等）以及组织学生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桑植故居、纪念馆，参观怀化芷江日军受降旧址等），这样既能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也有利于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纲要》课程教材时间跨度为 170 多年，内容多、课时少。如何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的教学，笔者认为可采用下面几种方法：

（一）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穿插补充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以湘西地区为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穿插相关的地方人物、事件介绍、历史图片、历史影视资料等。如在讲授“纲要”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插入湘西地区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的图片，介绍郑国鸿是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攻占的第一块领土劫后余生的守土军官，是鸦片战争全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捐躯者，是被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又如在讲授第二章第三节“维新运动”中添加介绍湘西地区熊希龄的事迹（主张维新立宪，辛亥革命后曾经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再如，讲授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时插入介绍湘西的风云人物以及讲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讲授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等等。这样，在课堂上适当补充和分析这些地方史料，不仅可以丰富教材的内容，也能使课程更具有趣味性与地方性。

（二）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系统了解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师把与之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不同的专题，系统地向学生讲授。譬如，对湘西地区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适合在《纲要》课中作为专题讲授的内容有：第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意义（如：教师可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建立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史实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了解，学生们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会倍感兴趣；） ；第二，抗日战争中的“湘西会战”（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第三，对湘西著名的人物进行专题讲授等。通过专题式教学，能够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地人民为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努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当然，这种专题教学方式难度较大，要求授课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三）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课外实践教学活动

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课外实践教学活动也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学生们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历史图片、模型等的情景再现，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遗址，亲身感受历史。（譬如在湘西地区，教师可组织学生参观桑植刘家坪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故居、怀化芷江日军受降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历史调查（譬如访问老红军等）实践活动。虽然《纲要》课教学内容涉及到的时间比较久远，但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地点就在当地，参观其遗迹、遗物，调查采访相关的人物， 通过这种亲身体验式的课外实践，能使学生形成心理上的亲近感，容易产生学习兴趣，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同时，在客观上可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网络平台的教学活动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进《纲要》课， 网络是拓展教学空间不可或缺的载体。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而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网络平台的教学，也能进一步增加《纲要》课程的实效性。因此，高校的《纲要》课程应开设专门的教学空间，网络设计应该更加细化， 譬如在课程教学空间设立地方历史文化专栏（可以添加各种文献、档案、视频等资料）， 开展网络地方历史文化专题征文活动等。此外， 还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等手段延展教育效应。在网络中关注、讨论、分析、研究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在网络中继续加深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 无疑是《纲要》课教育教学目的在课堂外的进一步升华。

总而言之，在教学中合理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增强《纲要》课的教育教学效果非常明显，但在应用中应当注意处理好教材内容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之间的主从关系、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关系以及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等，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切实起到对《纲要》课教学的有效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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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晓华，马良玉.地方史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运用――以黑龙江省地方史资源为例[J].黑龙江史志，2010（15）.

[3] 赵改萍.浅论地方历史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应用――以晋南地区史料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3）.

[4] 孙忠良，吕学芳.概论”课开发利用地方性实践教学资源的探索――以湘西地区为例[J].当代教育论坛，2010（7）.

[5] 刘进.地域历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价值与运用[J].思想教育研究，2008（10） .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提要：今日 中国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建设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的基本方略，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诸多的社会、 经济 、 历史 、文化等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现状仍然存在令人难以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司法不独立性，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本文试就多个方面 分析 其原因之所在。 论文关键词： 司法行政化 依法治国 历史缘由 正文： 在今日之中国，"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 ，我们的法制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法制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诸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现状仍然存在令人难以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司法不独立性，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对此，很多学者从历史根源、现行体制、苏联模式、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 ，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毕竟仁者见仁，作者见智，鄙人对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历史缘由甚感兴趣，因此，不揣浅陋，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现状 1 、 法院运行体制行政化。随着法制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司法独立受到行政的严重 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首先，法官的产生方式行政化。在中国，法官是国家公务员，其产生与行政官员一样。以院长为例，在中国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受同级人大监督，对同级人大负责，任期与同级人大相同，如果在任期内有失职或其他严重 问题 ，人大可予以罢免。这样的 政治 设计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负面影响。一是司法缺乏稳定性，每开一届人大，必换一班人马，司法队伍不稳定。二是突出了院长在法官群体中的地位，院长往往从行政官员中选出，形成"院长出自法官之外"的局面，有人说，"十个院长，九个法盲"。对普通法官，《法官法》设立门槛太低，有大量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虽然也设立了一些保障措施，但并非是终身安全的，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情况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官员是很相似的。 其次，法官内部存在众多的级别，酷似行政机关。根据《法官法》的明确规定，法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如此众多的级别划分，形成一个法官的官僚层级系统。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法官的才能和品德是次要的，而资历则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审判的正确与否不是决定于法官的学识和才能，而是取决于其级别、职位。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官系统也存在着"首长负责制"，即院长负责制。我国法院存在着长官把关的制度。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又显露出来了。 2、 司法权定位行政化。我认为，在今日中国是没有独立的司法权。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首先，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没有独立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是为行政权提供 法律 保障，也就是说，司法权的设立不是基于司法权本身，而是基于行政权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家和法律理念，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志，因此，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在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镇压敌对阶级和反动分子的反抗，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全国人大是全权机关并拥有宏观的立法权，行政机关是人大的执行机关，因此，行政权具有大量权力和部分立法权；司法权来源于立法权，当然也受控于它的执行机关了。因此，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并由公、检、法三家所分享，分工负责，共同为行政权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是"准行政机关"。 其次，司法权对人大负有政治责任，同于行政机关。中国是"议行合一，人大至上"的政治制度，一切机关都要向人大负责。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但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高中历史；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5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饱含了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高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重要意义，通过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以及创设教学情境等形式实现传统文化与历史教学的融合，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提高个人认识、提升自身修养。

一、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1、 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腐朽文化和思想随之不断涌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以致出现了许多中学生热衷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却不知端午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内涵。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感悟古人的精神气质，从而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例如教师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时，可以将儒家的“孝”文化、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人格气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融入教学，这样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2、 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依然强调死记硬背，教师一味地让学生记忆历史时间、历史意义等，使得历史课堂教学枯燥无味，因此学生往往缺乏学习兴趣。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历史人物以及文学典籍等开展历史教学，能够给学生呈现一种全新的课堂感受，而且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授程朱理学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在讲程颐、程颢的主张时可以加入“程门立雪”的历史典故，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这样学生既能了解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历史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习效率。

二、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策略

1、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传统文化储备

陶行知先生曾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一桶水”，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首当其冲要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为此，历史教师首先要在课前做好备课工作，结合历史教材的内容查找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并努力将两者巧妙地进行结合。譬如教师在讲授孔子教育主张这部分历史时，可以选取孔子“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一些教育名言，让学生通过理解领会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至理名言来学习和巩固相关历史知识。其次，教师还注重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平时多结合教材看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努力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此外学校也应给予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优化师资队伍，如为教师购置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也可以针对历史教师开展国学知识培训和竞赛活动。

2、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还是摆脱不了应试的功利性目的，恰恰忽视了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让学生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从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今后教师要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利用民族精神激励学生。传统文化中有着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适当插入一些历史典故来激励学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例如在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可以插入“荆轲刺秦王”的典故，让学生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中领略古人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气节，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效果

新课程标准强调教师要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可是当前的历史教学方式太过死板单一，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努力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方式改善教学效果，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中可以利用古典诗歌拓展历史教材的内容。古典诗歌犹如一部历史典籍，包含众多历史知识，对历史教材有着拓展和弥补作用，教师在历史课堂中适当引入古典诗歌，有利于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历史基础知识。如教师在讲授孔子的教育主张时，可以引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等名句来帮助学生理解孔子“学、思、行并重”的教育主张。其次，教师可以采取讨论法、演示法等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教师在讲授科举制这部分知识时，可以让学生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历史现象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4、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切实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教师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还要注重创设教学情境。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因此教师要认识到利用多媒体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性，通过视频、图画等资料来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将传统文化知识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呈献给学生，让学生在历史教学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子》这部影片以直观的形式讲述了孔子的一生，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引用了大量《论语》中的名言，教师在讲授孔子时就可以借助这部影片展开教学，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巩固和拓展历史知识，同时体验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次，教师要积极拓展第二课堂，通过开展一些课外活动来创设学习情境。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编排历史剧，历史剧的题材根据历史教学大纲选取，学生的台词则注重引用传统名言佳句，这样既能将传统文学与历史教学相融合，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高中历史教师要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意义，采取多种途径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学好历史的同时提升品格、净化心灵。

参考文献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全文如下：

摘 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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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主旋律"意识的不断升温，"五个一工程"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视"飞天奖"和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热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广电部重点国产影片成批推出……，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一道道风景。与前一时期各种政治观念、文化形态、道德思想以及美学流派的喧哗和骚动明显不同，相对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这一影视文化局面的出现是与国家政权强化了对影视文化的调控力度直接相关的。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一些矛盾的加剧，西方国家外部压力的增强，启蒙文化解构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传统而形成的价值真空，市场化与既存体制之间的裂缝所带来的"腐化"现象的加重，同时也由于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都对中国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战。所以，从1989年召开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中央越来越强调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政治权威的维护，政治觉悟、大局观、稳定意识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号召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文学艺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表明，执政党对文化发展的指导性和支配性再次获得了强化。在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业的总体调控的同时，国家政权也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具体规范。90年代以后，执政机构对影视文化巨大的传播覆盖面和感性的传播渗透能力越来越重视。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中央权威地位、加强电影剧本的审批和电影生产的规划、制定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国家和电影管理管理机构先后颁布《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影视文化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不仅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文化生产工业，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社会语境，明显地强化了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

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创作现象。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发展迅速。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形成了两个高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8部16集），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丁荫楠执导的《》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影视作品以其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举世罕见的制作规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大量增加。有的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孔子、李时珍等人的传记作品，有的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等，还有的是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题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等，这些作品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中国历史、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人文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耽耽，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了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第三，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以各行各业模范典型

为题材的影片《蒋筑英》、《军嫂》等，它们都将人物置身于艰难困境之中，叙述他们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试图将他们塑造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榜样，以说服和引导观众认同现实秩序和自我的社会位置。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还体现为创作上的一种伦理化趋势。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国家政治通过社会家庭伦理进入现实人生，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过这种一体化而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借助于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这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的伦理化倾向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这种伦理化倾向体现为三个层面：

一、传统道德观念的复兴。这不仅表现为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增加，如电视剧《渴望》、《咱爸咱妈》，电影《九香》、《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我也有爸爸》等，它们都以家庭、社会的人际伦理关系为叙事中心，而且更表现为它们都自觉地用传统的道德逻辑，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即便一些并不完全是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姊妹行》、《北京人在纽约》等也都按照这样的道德尺度来设计叙事情节和作出伦理判断。这种对道德主义的呼唤，使90年代的影视文本在价值尺度上与80年代、甚至"五四"新文化那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传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如1997年出品的电影《这女人这辈子》，尽管它的前半部似乎与张艺谋的《红高粱》等民俗电影在人物结构、场面效果、视听造型甚至大西北的民俗化细节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是影片后半部却将张艺谋电影那种以个性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置换为了一个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念，影片中原本渴望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灵凤听从了父亲的临终遗嘱，?"孝"的名义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永义，后来受到永义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的感召而自觉地以身相许。接着影片采用了当年《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相同的叙事策略，让永义在完成了对灵凤的教化以后偶然身故，使灵凤成为他的道德精神的继承者，后来灵凤果然放弃了个人的爱情幸福，成为一个圣女般的"节"、"义"女性，而当年同她一起追求爱情幸福的男主人公留根却终于走向了私欲的深渊，于是这个表面上看来与《红高粱》如此相似的影片，却阐释了一个与《红高粱》乃至"五四"新文学那种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道德主题，利他性成为一种精神本位，超然于一切之上。在一些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感性个体常常被道德理性所压抑和放逐。一方面，这可能是对当今社会缺乏能够被共享的道德准则和能够维护人们心理平衡的物质条件的一种策略性补救，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许会提出怀疑，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价值观念不经过创造性转化而全盘继承下来的话，我们的影视文化是否真的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强化民族凝聚力。

二、"主旋律"作品的伦理化策略。许多被称为"主旋律"的影视作品，都通过伦理化的政治形象的塑造，为意识形态主题注入了伦理感情，采用一?"泛情化"的叙事策略，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不仅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对政权与民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流思想做了有效的证明，而且它对观影者伦理感情的成功调用，使它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一直希望的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成功，使"主旋律"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化"策略不谋而合。所以，无论是"历史题材"影片《》、《的故事》、《老娘土》、《乡亲们》、《焦裕禄》或?"现实题材"影片《凤凰琴》、《蒋筑英》、《炮兵少校》、《孔繁森》，它们都殊途同归，用伦理感情包装政治意识形态，用伦理感情设计叙事高潮，以唤起观影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尽管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或作品的一些段落中，有时政治的伦理化由于某些本文之内或本文之外的原因，没有或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有时影片的煽情手段和技巧由于过于外露而被观众所识别，没有达到预期的叙事效果，但政治伦理化显然是这一时期"主旋律"电影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叙事策略。（2）

"主旋律"和伦理化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创作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两个支点：一方面"主旋律"形成了影视文化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伦理化规定了影视文化的基本趋向，前者是一种视野的确立，后者是一种视角的选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力量。这种力量，对这一时期影视创作的题材选择、价值观念的表达、叙事方式以及对人性和世界的表现深度、甚至影视语言本体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影视创作与前一阶段相比更加单纯化、共性化、戏剧化，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时代风格。二 大众化转型的社会趋势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为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而后的现代主义运动，无论是朦胧诗运动或是"第五代电影"，无论是探索话剧，或是前卫音乐，则都把中国文化纳入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用更加风格化的方式和更加存在主义的视角试图形而上地解释世界和人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主流逐渐背离了这一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开始了大众化转型，使文化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3）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除了受到政府行政机制支持的"主旋律"影视创作以外，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逐渐成为了一种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消谴性的"原始魔术"，它们不断地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快乐原则的狂欢节。与80年代的影视文化不同，这时期的许多影视作品都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影视产品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影视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各种市民情节剧、惊险动作片、通俗轻喜剧、青春言情片等在数量上成为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它们提供的大多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影视艺术被名正言顺地命名为一种叙事游戏：它们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割断了与现实生存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文本游戏。

因而，首先我们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是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在这种娱乐性文化中，影视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因而，在电视剧《乾隆皇帝》中，一代乾隆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小生，在电影《西楚霸王》中，楚汉的的金戈铁马也被写成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浪漫悲剧，在电影《秦颂》中，高渐离刺杀秦始皇的壮举也被演绎成了一段儿女情长的恩恩怨怨。影视文本被简化为一种封闭的游戏文本。这种游戏往往通过一种缝合的手段来

遮蔽现实的出场并完成它的自我封闭。它把动作分解为细节、情节分解为场面，然后又按照一种模式化的组合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早就被规定好走向和命运的程序化的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局部的复杂性产生了一种没有局部的幻觉，甚至是没有形式的幻觉，使接受者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对文化产品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在忘乎所以的叙事游戏中，观众从实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通过与文本的认同，投射着他们的勇气、智慧，实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在文本中那些情与爱、生与死、沉与浮之中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

其次，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审美文化向文化工业的转型。这意味着影视文化产品不再是个性化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结果，从策划、投资、制作到宣传、发行，进入实际消费，影视产品都被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被投入文化市场。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许多影视创作者都自动放弃了对工业复制原则的心理抵抗或者警惕，而是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工艺环节，因而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不再把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做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商品化的形式在人物、情节、场面、视听造型等各个方面无处不在。于是影视产品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影视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谴的一种手段，商业策略、广告效应代替了对人文关怀、心灵升华的执着。工业生产的逻辑不仅影响到电影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电影的评价方式和价值观念，以至于影视圈似乎以说影视是一种艺术而耻、说影视是一种商品为荣，许多人都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影视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影视文化的意义。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深度文化向平面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故事离奇的情节剧、奇观化的动作电影、市民化的家庭肥皂剧占据着银屏的主导时间，它们大多既不需要通过对现实境遇的揭示来唤起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觉悟，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期望来引发人们的实践热情，在这些影视文本中，故事服从于模式，如层出不穷的电视室内剧；影像变成了幻像，如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新武侠电影"；现实转化为梦境，如那些花前月下的爱情故事；时间压缩为空间，如那些色彩绚丽的音乐电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日益淡化，而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许多影视产品都以一种共时的平面性创造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儿童乐园，让人?"听"、"看"、"读"着一个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对生命的形而上学关怀被搁置，终级意义被封存，人们躲藏在影像后面体会游戏的欢乐。

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一种阶级/等级文化向泛市民文化的转化。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被否定，"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国际"冷战"时期的结束，世界大战的威胁相对减弱，都市社会的迅速膨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由不同的政治集团、阶级、阶层、职业、年龄所形成的具有共同消费利益的广泛的大众群体。而影像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又使这一泛大众群体具备了接受文化传播的能力，而影视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的声画合一的传播媒体，则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即便文盲或半文盲往往也能观看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影像文本。此外，由于影视的产品化、工业化、市场化，也使得大众作为消费者具有了首要的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掩饰、抹去自己的风格、个性和前卫性，而去有意识地迎和尽可能多的对象的需要，填平雅与俗、高与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界限、鸿沟，从而形成了一种泛大众的影视文化，通俗性、大众性使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在风格、类型、样式上更加模式化和世俗化，精英性、前卫性的探索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中国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不是历史的偶然。这种转型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进程的深入，随着大众从文化学习到文化消费的心理变化而逐渐到来的。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影视文化陆续被推向了市场。中国电影业从过去一种计划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转化为一种文化工业桃担缬按又谱鞯椒⑿卸急蝗娴赝度肓耸谐。涸谕蹲史绞缴希サ缬吧饕芍破蹲剩渥式鹄丛词枪易詈椭泄缬胺⑿蟹庞彻镜墓潭ǚ⑿惺杖耄?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资金来源随着电影行业改革进程逐渐减少，难以满足电影生产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大量社会集资拍摄和与海外境外合作拍摄的影片。各种国内外企业投资电影，对电影的题材、样式、风格、制作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使电影生产必须将市场定位放在首位。在电影发行方式上，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1994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以后，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各电影制片厂直接面对各个基层发行放映企业，电影是否能够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是否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更加加速了电影的工业/商业化进程。中国电视业虽然一直是属于政府管理的行政机制，但是由于广告收入在电视业经营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大量社会和海外资金对电视节目制作的投入，伴随着电视节目市场的发展，收费有线电视的逐渐扩大，使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的创作也不同程度地走向了"生产化"、"产品化"。市场化使电影的上座率和电视的收视率成为影视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因而作为上座率和收视率的主体的观众就成为影视产品的"上帝"，除了受到政府行政机制支持的影视作品以外，进入市场的影视作品都必须通过大众的接受而回收制作成本和换取利润，所以，经济效益、利润成了衡量影视文化产品的重要参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促使影视创作/制作者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观众的需要从而换取利润。大众的好恶引导着文化生产。如果说在80年代，影视文化被推向市场，还是一种被动的强制的结果，许多导演甚至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是"逼良为娼"，但90年代以后，影视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便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影视业被当做了一种可以赚取巨额利润的工具。除了原有的国营影视企业之外，各种集体所有制的影视企业、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相继涌现，这一切，都促使了中国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在这一转型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支配权被削弱，大众对娱乐、轻松的要求，因为受经济规律的支撑而成为引导影视文化发展的动力。

尽管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趋势与"主旋律"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冲突，一方面，市场化冲击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和道德意识也限制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因而从80年代以来，影视大众化的娱乐要求经常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伦理要求发生对立，形成了几次关于影视的娱乐性和娱乐片的辩论，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大众化与政治化之间经过相互较量和相互协商，却逐渐寻找到了结合部和协作点，因而一方面影视工业常常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也常常借助大众 文化逻辑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

而既因为处在大众化与政治化的双重夹缝中，又因为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角色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状态下的突然失宠，影视文化的精英性在这时期则面临着空前的挫折：人们几乎很难见到80年代象《黄土地》、《黑炮事件》那样在人文意识和美学观念上都具有前卫性和独创性的影视作品了，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自觉地以一种国际化的时尚来寻求跨国市场和资金的支持，即便是象黄建新这样的执着于对中国现实的关怀和表达的导演也不得不将香港黑社会片的类型特征嫁接到他那具有深厚的人生意蕴和现实力度的影片《埋伏》中来，事实上，无论是影视制作/创作者或是影评人、投资者都已经很难容忍影视作品在电影市场上的失败或者受冷落，无论是知识分子观众或是普通观众也都很难容忍影视作品的个体性和深度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中边缘化的声音很难被听到，象《三毛从军记》、《民警故事》、《巫山云雨》、《谈请说爱》这样的电影和《南行记》、《9.18大案纪实》、《凤凰琴》这样的电视剧，在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格局中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了。三 多元化形态的生存格局

处在政治/工业/艺术、意识形态/商品/美学这样"一仆三主"的境遇中，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双重诱惑和挤压，90年代中国影视创作在徘徊中突围、在泥泞中挣扎、在希望中生长，从谢晋等"第三代"，谢飞、吴贻弓等"第四代"，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第五代"，一直到胡雪扬、章明、娄烨等所谓的"第六代"，还有姜文、冯小刚等很难归代的影视创作者们，都受制于这一时期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以多元化的审美形态在夹缝中努力地寻找着各自的生存空间和位置。

在这种多元形态中，属于常规影视形态的，既有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的历史文献故事片，处在大众文化主流的生活情节片、动作/悬念片，也有处在国际化语境中的新民俗片，处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的新体验影视片，属于非常规边缘状态的纪实性故事片、音乐情绪片和后现代实验片等。这些不同的影视形态，其经济运作、文化定位、市场走向都各不相同，而处在同一形态中，由于创作/制作者的人文素养、艺术才能、融资能力以及职业品质有很大区别，所以其作品的创作、制作质量也各不相同，有的作品包括一些被传媒或机构带有明显功利目的所宣传的作品，可以说还处在影视艺术的初级阶段，无论是叙事方式或是造型效果以及制作水平都与现代电影的发展相去甚远，而这一时期也有一批影视作品在美学观念和制作标准上与世界影视艺术的发展保持了基本同步。

在这些影视形态中，数量最多、市场最广的也许是生活情节片。从电视剧来看，是1990年的《渴望》开启了长篇电视情节剧的道路，随后出现了《爱你没商量》、《皇城根儿》、《京都纪事》，直到后来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英雄无悔》、《儿女情长》，在电影中则出现了《大撒把》、《永失我爱》、《九香》、《我也有爸爸》、《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影片，在这些影视作品中，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淡化，人物大多作为平面的叙事因素，激化并最终从属于情节的运转。各种现实矛盾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通过叙事的策略性过程的处理，文本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那个早就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之后，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便翩然而至，这些文本也完成了它对现实的梦幻化改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90年代出现的一些生活情节剧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间叙事艺术如话本、戏曲、说书中的"苦戏"传统，如《九香》、《孤儿泪》，甚至一些儿童影片，都用伦理冲突来结构戏剧冲突，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许多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痴男怨女、清官良民都以他们的苦难和坚贞来换取观众的涕泪沾巾，剧中人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难似乎可以带给远离这一处境的观众以心理的平衡和知足。一些生活情节剧最终演化成为了一个一个善恶有报、赏罚分明的老态龙钟的道德寓言。

动作/悬念片，一直是商业影视片、特别是电影的主打类型，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香港动作片和好莱坞大制作影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使中国的动作/悬念片的奇观意识更加自觉。尽管因为中国既具有悠久的伦理本位传统，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集体主义、群体精神是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的核心，而好莱坞娱乐性商业电影主要以被掩饰过的性和暴力为主题，它那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显然与中国国情相抵牾，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性的排斥。中国电影不能生产个人的无意识的'梦幻'，而只能创造民族和政治的光荣与梦想。但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电影却对中国的动作/悬念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一影响的核心就是对奇观效果的重视。象塞夫、麦丽丝导演的《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何群的《烈火金钢》，张建亚导演或监制的《绝境逢生》、《再生勇士》等影片，都一方面提供了壮观的影像、奇异的场面、惊险的动作和超常的人物，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对影视类型作了中国式的改造，使无意识的情感宣泄与有意识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主题相结合，使影片在一种东方式的伦理精神支配下产生奇观效果。但是，受到影视工业规模、技术条件和制作水平、创作观念和意识的局限，也因为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对动作/悬念片的叛逆、暴力、性倾向的抑制，除了一些与港台合拍的影片如《新龙门客栈》、《狮王争霸》、《飞虎》以外，中国的动作/悬念片创作从总体上说仍然远远不能与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水平相接近。

这一时期，"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主导样式则是历史文献故事片。历史文献故事片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历史事件文献故事片，如表现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役的影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表现红军长征的电视剧《遵义会议》、电影《金沙水拍》，表现抗日战争的电视剧《百团大战》等。另一类是历史人物文献故事片，如电影《的故事》、《》，电视剧《》等。90年代拍摄的这些文献故事片与前一时期那种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单一的叙事视点、平面化的视听造型完全不同，它们不再采用以"我"观"敌"、以局部带全局的限制性视点，而是采用了全知、全局式的非限制性客观视点，创作者隐蔽了那种包含明显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的非历史的主观虚构立场，居高临下，全方位、立体性地展示历史过程和人物风貌。这种全景式视点，隐匿了叙事者的出场，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使这些作品具有了一种历史文献感。在这些作品中，它们往往注意使人物不只是历史的某个承载体、某种历史符号，而是开始重视表达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诗意体验，不仅以人来写历史，而且也以历史写人，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获得个性感和生命感。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一些作品不仅站在无情的历史视点上而且也站在有情的生命视点上来叙述历史，一方面从历史视点上展示历史的辉煌、壮丽，同时又从生命视点上写出历史的残酷、冷漠。于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衡量中也嵌入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视野。历史视点与生命视点一起创造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电影类型。

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是 "新民俗"片的大量出现，张艺谋从《红高粱》以后，先后导演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导演了《霸王别姬》、《风月》，此外还有滕文骥的《黄河谣》、黄建新的《五魁》、何平的《炮打双灯》、周晓文的《二嫫》、王新生的《桃花满天红》、刘冰鉴的《砚床》等，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中国乡民的婚姻、家庭的民俗故事，但它们并不是民俗的记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民俗在这里不是真实而是策略，一种寄托了各种复杂欲望的民俗传奇。这种类型为中国的影视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他们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由注重空间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状态的影像构成所形成的风格，使这些影视作品具有了一种能够被辨认的能指系统。这些作品大多提供了一个没有特定时间感的专制的"铁屋子"的寓言。这一铁屋子的意象是由那些森严、稳定、坚硬的封闭的深宅大院，那

些严酷、冷漠、专横的家长，那些循环、单调、曲折的生命轨迹所意指和象喻的。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故事发生的环境是东方的，但故事却往往为西方观影者所熟悉。所以，在这些"新民俗"片中，民俗奇观中演绎的往往是一些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陌生的主题、故事、情节甚至细节，从而唤起西方人的认同，一种从东方故事中得到满足的关于对自己的文化优越感的认同。尽管当这些影视作品按照一种西方人的"他者"期待视野来制作时，一种"伪民族性"在所难免，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生隐隐约约地推向了远处，但作为一种影视类型，这些作品因为具有一定的叙事魅力，融合了视听艺术的修辞经验，表达了某种现代人文价值观，能有效地吸引投资、并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所以它们对于中国影视文化的积累、对于提高中国常规影视制作和创作水平、对于通过类型成规来满足消费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4）。

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在影视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体验"的影视创作类型。《围城》、《过把瘾》、《一地鸡毛》、《无悔追踪》、《月亮背面》等电视剧，李少红的《四十不惑》、夏刚的《大撒把》、刘苗苗的《杂嘴子》，特别是黄建新的《站直罗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埋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离开雷锋的日子》等电影，一方面吸收了"第五代"所积累的造型感和修辞经验，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在叙事上这些作品更自觉地用偶然性来冲淡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性，突出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在意识上对将人生困境化?"冲突-解决"的戏剧性模式更加不信任，不愿意为人生给出一个完整的结束；在视野上，它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普通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躲避的人生问题。这些影片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创作态度，一种充满关怀的人文意识，它们因为对当下中国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博大的同情心和真诚的现实精神，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观众从那些仿佛生活在周围的"熟悉的陌生人"所经历的事件中，从平日的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中体会到了其中常常被忽视或者遗忘的生命的哀乐愁苦，传达出了一种对于人和生活的关怀。这些作品不仅以其真实而且也以其人文关怀为观众带来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尽管这一类型的作品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主流，但是它们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影视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影视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

由于意识形态逻辑、更由于影视生产市场化的经济逻辑的的限制，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影视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现代主义美学形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因而，影视文化中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但是由于制作和融资方式的多元化，仍然有一些非主流、甚至非常规的影视作品以一种边缘的姿态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种倾向：

一是纪实性故事片，如电视剧《9.18大案纪实》，电影《找乐》、《民警故事》、《巫山云雨》，一方面它们是虚构的故事影片，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采用了高度的纪实手段，如长镜头、实景拍摄、非职业化表演、同期录音、散文结构等，这些作品借鉴和发展了世界影视史上的纪实传统，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国大陆第四代导演郑洞天、吴贻弓等人在80年代巴赞美学影响下的纪实性探索，侯孝贤的电影风格等，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甚至最老套的故事，但它却要表现主人公有他们的非凡与动人之处；同样，最节约的用光，最老实的布景，最平板的画面，最枯燥的调度，最低调的表演，最原始的剪接方式，最廉价的服装和最容忍的导演态度，却要搞出最新鲜的影像表现……?"（5）

另一种非常规的影视形态，则是一群更年轻的影视制作人创作的一种音乐情绪片。这类影片的作者大多是人们所谓的"第六代"或者说新生代导演，从一开始的"非法"影片张园的《北京杂种》到后来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直到最近李欣的《谈情说爱》、阿年的《城市爱情》，这些作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音乐为叙事载体的音乐片，而是一种表达音乐情绪的影片。新生代导演似乎与音乐（特别是具有青春反叛意味的摇滚）有一?"血缘"联系，故事情节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不羁、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于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他们用装饰性的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的结构、MTV的节奏、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翼、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这些影片的特征并不在于那些也许并不新鲜的故事，而在于它讲述故事的方法，它们提供的不是都市状态而是一种青年人的都市体验，青春不是一种矫饰的炫耀而是一种现实的困惑，都市是一种迷乱、无奈，充满希翼和失落、奇遇和误会的世界。这些影片带给观众的不是都市的物质景观，也不是戏剧化的言情故事，而是充满个人情绪的体验。

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就以这样的多元选择形成了其艺术格局，一方面，影视观念的更新一直在艰难地发生，一些影视艺术家还在致力于影视美学本体的改造，这一时期正在或者已经产生了一些足以载入影视发展史册的经典作品，但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观念也对影视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一时期人们引以自豪的那种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艺术崇高感在影视文化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无论是主流影视创作对影视美学本体的常规完善或是前卫影视创作对影视美学手段的非常规探索，都还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影视文化的世纪转折远远还没有完成，因而，这一转折仍将可能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历程。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市场机制下的大众化转型、艺术形态的多元走向，构成了本时期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国影视文化的世纪转折时期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很可能还会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因而，我们的研究当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也许对于将来来说，这一研究由于与这一时期的历史联系是如此同步，所以将会具有某种历史见证的价值。

注释：

1、尹鸿等《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年鉴1991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2、关于"主旋律"电影的伦理化倾向可参见《在喧哗和骚动中走向多元化--90年代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3、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电影艺术》1997年第1期。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主旋律"意识的不断升温，"五个一工程"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视"飞天奖"和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热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广电部重点国产影片成批推出……，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一道道风景。与前一时期各种政治观念、文化形态、道德思想以及美学流派的喧哗和骚动明显不同，相对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这一影视文化局面的出现是与国家政权强化了对影视文化的调控力度直接相关的。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一些矛盾的加剧，西方国家外部压力的增强，启蒙文化解构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传统而形成的价值真空，市场化与既存体制之间的裂缝所带来的"腐化"现象的加重，同时也由于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都对中国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战。所以，从1989年召开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中央越来越强调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政治权威的维护，政治觉悟、大局观、稳定意识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号召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文学艺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表明，执政党对文化发展的指导性和支配性再次获得了强化。在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业的总体调控的同时，国家政权也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具体规范。90年代以后，执政机构对影视文化巨大的传播覆盖面和感性的传播渗透能力越来越重视。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中央权威地位、加强电影剧本的审批和电影生产的规划、制定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国家和电影管理管理机构先后颁布《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影视文化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不仅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文化生产工业，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社会语境，明显地强化了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

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创作现象。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发展迅速。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形成了两个高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8部16集），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丁荫楠执导的《周恩来》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影视作品以其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举世罕见的制作规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大量增加。有的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孔子、李时珍等人的传记作品，有的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等，还有的是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题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等，这些作品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中国历史、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人文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耽耽，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了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第三，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以各行各业模范典型为题材的影片《蒋筑英》、《军嫂》等，它们都将人物置身于艰难困境之中，叙述他们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试图将他们塑造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榜样，以说服和引导观众认同现实秩序和自我的社会位置。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还体现为创作上的一种伦理化趋势。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国家政治通过社会家庭伦理进入现实人生，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过这种一体化而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借助于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这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的伦理化倾向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这种伦理化倾向体现为三个层面：

一、传统道德观念的复兴。这不仅表现为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增加，如电视剧《渴望》、《咱爸咱妈》，电影《九香》、《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我也有爸爸》等，它们都以家庭、社会的人际伦理关系为叙事中心，而且更表现为它们都自觉地用传统的道德逻辑，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即便一些并不完全是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姊妹行》、《北京人在纽约》等也都按照这样的道德尺度来设计叙事情节和作出伦理判断。这种对道德主义的呼唤，使90年代的影视文本在价值尺度上与80年代、甚至"五四"新文化那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传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如1997年出品的电影《这女人这辈子》，尽管它的前半部似乎与张艺谋的《红高粱》等民俗电影在人物结构、场面效果、视听造型甚至大西北的民俗化细节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是影片后半部却将张艺谋电影那种以个性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置换为了一个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念，影片中原本渴望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灵凤听从了父亲的临终遗嘱，?"孝"的名义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永义，后来受到永义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的感召而自觉地以身相许。接着影片采用了当年《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相同的叙事策略，让永义在完成了对灵凤的教化以后偶然身故，使灵凤成为他的道德精神的继承者，后来灵凤果然放弃了个人的爱情幸福，成为一个圣女般的"节"、"义"女性，而当年同她一起追求爱情幸福的男主人公留根却终于走向了私欲的深渊，于是这个表面上看来与《红高粱》如此相似的影片，却阐释了一个与《红高粱》乃至"五四"新文学那种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道德主题，利他性成为一种精神本位，超然于一切之上。在一些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感性个体常常被道德理性所压抑和放逐。一方面，这可能是对当今社会缺乏能够被共享的道德准则和能够维护人们心理平衡的物质条件的一种策略性补救，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许会提出怀疑，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价值观念不经过创造性转化而全盘继承下来的话，我们的影视文化是否真的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强化民族凝聚力。

二、"主旋律"作品的伦理化策略。许多被称为"主旋律"的影视作品，都通过伦理化的政治形象的塑造，为意识形态主题注入了伦理感情，采用一?"泛情化"的叙事策略，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不仅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对政权与民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流思想做了有效的证明，而且它对观影者伦理感情的成功调用，使它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一直希望的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成功，使"主旋律"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化"策略不谋而合。所以，无论是"历史题材"影片《周恩来》、《毛泽东的故事》、《老娘土》、《乡亲们》、《焦裕禄》或?"现实题材"影片《凤凰琴》、《蒋筑英》、《炮兵少校》、《孔繁森》，它们都殊途同归，用伦理感情包装政治意识形态，用伦理感情设计叙事高潮，以唤起观影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尽管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或作品的一些段落中，有时政治的伦理化由于某些本文之内或本文之外的原因，没有或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有时影片的煽情手段和技巧由于过于外露而被观众所识别，没有达到预期的叙事效果，但政治伦理化显然是这一时期"主旋律"电影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叙事策略。（2）

"主旋律"和伦理化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创作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两个支点：一方面"主旋律"形成了影视文化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伦理化规定了影视文化的基本趋向，前者是一种视野的确立，后者是一种视角的选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力量。这种力量，对这一时期影视创作的题材选择、价值观念的表达、叙事方式以及对人性和世界的表现深度、甚至影视语言本体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影视创作与前一阶段相比更加单纯化、共性化、戏剧化，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时代风格。

二 大众化转型的社会趋势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为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而后的现代主义运动，无论是朦胧诗运动或是"第五代电影"，无论是探索话剧，或是前卫音乐，则都把中国文化纳入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用更加风格化的方式和更加存在主义的视角试图形而上地解释世界和人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主流逐渐背离了这一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开始了大众化转型，使文化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3）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除了受到政府行政机制支持的"主旋律"影视创作以外，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逐渐成为了一种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消谴性的"原始魔术"，它们不断地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快乐原则的狂欢节。与80年代的影视文化不同，这时期的许多影视作品都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影视产品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影视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各种市民情节剧、惊险动作片、通俗轻喜剧、青春言情片等在数量上成为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它们提供的大多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影视艺术被名正言顺地命名为一种叙事游戏：它们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割断了与现实生存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文本游戏。 

因而，首先我们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是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在这种娱乐性文化中，影视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因而，在电视剧《乾隆皇帝》中，一代乾隆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小生，在电影《西楚霸王》中，楚汉的的金戈铁马也被写成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浪漫悲剧，在电影《秦颂》中，高渐离刺杀秦始皇的壮举也被演绎成了一段儿女情长的恩恩怨怨。影视文本被简化为一种封闭的游戏文本。这种游戏往往通过一种缝合的手段来遮蔽现实的出场并完成它的自我封闭。它把动作分解为细节、情节分解为场面，然后又按照一种模式化的组合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早就被规定好走向和命运的程序化的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局部的复杂性产生了一种没有局部的幻觉，甚至是没有形式的幻觉，使接受者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对文化产品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在忘乎所以的叙事游戏中，观众从实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通过与文本的认同，投射着他们的勇气、智慧，实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在文本中那些情与爱、生与死、沉与浮之中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

其次，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审美文化向文化工业的转型。这意味着影视文化产品不再是个性化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结果，从策划、投资、制作到宣传、发行，进入实际消费，影视产品都被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被投入文化市场。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许多影视创作者都自动放弃了对工业复制原则的心理抵抗或者警惕，而是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工艺环节，因而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不再把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做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商品化的形式在人物、情节、场面、视听造型等各个方面无处不在。于是影视产品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影视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谴的一种手段，商业策略、广告效应代替了对人文关怀、心灵升华的执着。工业生产的逻辑不仅影响到电影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电影的评价方式和价值观念，以至于影视圈似乎以说影视是一种艺术而耻、说影视是一种商品为荣，许多人都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影视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影视文化的意义。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深度文化向平面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故事离奇的情节剧、奇观化的动作电影、市民化的家庭肥皂剧占据着银屏的主导时间，它们大多既不需要通过对现实境遇的揭示来唤起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觉悟，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期望来引发人们的实践热情，在这些影视文本中，故事服从于模式，如层出不穷的电视室内剧；影像变成了幻像，如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新武侠电影"；现实转化为梦境，如那些花前月下的爱情故事；时间压缩为空间，如那些色彩绚丽的音乐电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日益淡化，而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许多影视产品都以一种共时的平面性创造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儿童乐园，让人?"听"、"看"、"读"着一个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对生命的形而上学关怀被搁置，终级意义被封存，人们躲藏在影像后面体会游戏的欢乐。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内容 提要：今日 中国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建设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的基本方略，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诸多的社会、 经济 、 历史 、文化等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现状仍然存在令人难以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司法不独立性，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本文试就多个方面 分析 其原因之所在。 论文关键词： 司法行政化 依法治国 历史缘由 正文： 在今日之中国，"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 ，我们的法制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法制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诸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现状仍然存在令人难以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司法不独立性，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对此，很多学者从历史根源、现行体制、苏联模式、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 ，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鄙人对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历史缘由甚感兴趣，因此，不揣浅陋，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现状 1 、 法院运行体制行政化。随着法制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司法独立受到行政的严重 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首先，法官的产生方式行政化。在中国，法官是国家公务员，其产生与行政官员一样。以院长为例，在中国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受同级人大监督，对同级人大负责，任期与同级人大相同，如果在任期内有失职或其他严重 问题 ，人大可予以罢免。这样的 政治 设计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负面影响。一是司法缺乏稳定性，每开一届人大，必换一班人马，司法队伍不稳定。二是突出了院长在法官群体中的地位，院长往往从行政官员中选出，形成"院长出自法官之外"的局面，有人说，"十个院长，九个法盲"。对普通法官，《法官法》设立门槛太低，有大量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虽然也设立了一些保障措施，但并非是终身安全的，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情况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官员是很相似的。 其次，法官内部存在众多的级别，酷似行政机关。根据《法官法》的明确规定，法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如此众多的级别划分，形成一个法官的官僚层级系统。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法官的才能和品德是次要的，而资历则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审判的正确与否不是决定于法官的学识和才能，而是取决于其级别、职位。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官系统也存在着"首长负责制"，即院长负责制。我国法院存在着长官把关的制度。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又显露出来了。 2、 司法权定位行政化。我认为，在今日中国是没有独立的司法权。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首先，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没有独立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是为行政权提供 法律 保障，也就是说，司法权的设立不是基于司法权本身，而是基于行政权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家和法律理念，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志，因此，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在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镇压敌对阶级和反动分子的反抗，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全国人大是全权机关并拥有宏观的立法权，行政机关是人大的执行机关，因此，行政权具有大量权力和部分立法权；司法权来源于立法权，当然也受控于它的执行机关了。因此，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并由公、检、法三家所分享，分工负责，共同为行政权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是"准行政机关"。 其次，司法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摘 要 题】美术史 

【关 键 词】比较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符号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辩证的历史符号学 

【正 文】 

一、研究范式的检讨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著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注：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中的内容提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少修正，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生物进化论 历史哲学 影响

生物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世界各国的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由于广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生物进化论在结合各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成熟，并对世界各国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使人们放弃了某些他们最重视的信念，诸如静止的世界观、神创论、绝对人类中心论等，从而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文章致力于探讨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以折射出生物进化论对社会领域的影响。

一、生物进化论的由来和发展

（一）进化论的提出

进化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在中国和希腊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就早已孕育了朴素的进化思想。我国古代早期的唯物主义者管仲就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无独有偶，古希腊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哲学家的著作中，也都含有一些进化思想。众所周知，进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拉马克、达尔文等知名学者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被修正。这些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在进化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最早提出系统进化论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他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拉马克进化理论。他认为生命具有向上发展的必然趋向，并且强调动物意志、器官用进废退及获得性状遗传在进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进化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学者达尔文，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则是科学进化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他认为进化的动力在自然界内部，并把进化的机制归结为自然的原因。这就科学的说明了生命自然界发展的主要过程。

（二）进化论的发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许多重要论点，很多论点至今仍是进化论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并不能全面地理解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自己也说过：“我们对变异法则是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指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找不到一个。”因此，达尔文在阐述他的进化论时，只能以既有的变异为出发点，着重于找出一种能够使变异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形式，而对引起变异的原因则研究得不够透彻。

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的遗传法则，为遗传的粒子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起初他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00年，其他学者做了大量的植物杂交实验后，得出了与孟德尔相同的结论，这一理论才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在生物学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革命，而且带来了遗传学的大发展和促成了综合进化论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遗传学发展迅猛。遗传物质结构、遗传密码以及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相继被“攻破”，把进化论的研究推向一个定量研究的新阶段。

二、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历史哲学观

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繁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变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烦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

1.倒退历史观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认为，“小国寡民”的封闭式的原始村社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社会，而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道家学派认为这是社会退化的表现，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的思想。总而言之，道家学派主张要毁弃人类在脱离原始社会后所获得的文明，返回原始村社那种素朴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获得更多的利益。

2.循环历史观

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即“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孟子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膝文公下》）。意思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变化无非就是一治一乱，即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循环往复。朱熹解释孟子这句话时就发挥说：“孟子这段话是讲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治一乱，不断循环，是“理之常”，即是一种历史规律。关于这一理论，他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气运丛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因而人类社会也便是“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朱子语类》卷一）。经过他的阐述，孟子所谓的“一治一乱”便被明确地规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基本规律了。

3.变易进化历史观

中国传统的变易史观中，变易进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变化是今胜于昔的”。社会大变动的先秦时代，是变易进化史观发展的一个高涨期。儒家和法家都曾提出过关于变易进化的历史观点，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因革；荀子提倡“法后王”等。特别是反映儒家观点的《易传》，更是提出了变化、更革、日新等思想，并且强调了“自强还息”和“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突出了人在社会变易进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史观对史学转型的促进与影响

1.进化史观与“史界革命”

用进化史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史学，使得人们对史学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指出了旧史学的种种弊端、重视“民史”、对史学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进化史观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梁启超是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提出“史界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用进化论认识和解释历史，由此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历史撰述有了全新的看法。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第二年，他又发表《新史学》。在《新史学》中，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内容性质加以界定，即“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建立“新史学”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序幕。

2.“五四”先驱投向专制主义的长矛

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民主主义者主要代表的陈独秀和等人在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中，将民主革命和进化论联系起来，他们前期的历史观也深受进化论的影响。陈独秀认为进化论是现代最能够变古之道的重要理论，民主与科学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极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宣称：“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比较发达，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赐”，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同样坚信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说：“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则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是“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顺应历史进化潮流的产物。因此，他激励青年们要“以破坏与创造”的革命精神“觅新国家，拓新世界”。

不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不同的是，陈独秀、的进化论思想很快孕育出无产阶级革命因子。陈独秀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而世界进化的前途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断定“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明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理想。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民主主义才能符合20世纪社会进化的需要，呼吁中国只有彻底地抛弃封建君主专制，粉碎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且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3.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纂有重大的影响

进化论中的“适应”思想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国人渴求编纂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史书。由于前所编纂的史书存在很多漏洞和错误，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于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就提议要重新编撰适应中国实际的史书，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很快就被时代淹没了。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众多文人学士在进化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编撰新的适应时代的史书。他们编纂史书是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和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史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结语

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新看法，这有助于人们挣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从而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把这些新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在和辛亥革命中化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提倡变法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为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生物进化论使得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总而言之，进化论始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结合，适应着革命实践需要不断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成为从变易史观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张牛，马文昊.进化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巨大影响[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9）.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04(8)

作者简介：周岚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引言：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的解读

在2007年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先生发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的主题报告，针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传统保护方法的困境，提出必须对原来的理论体系、方法等重新加以审视，应该用“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加以应对。虽然此前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制定过程中，吴良镛先生率领的团队已经综合运用了这一思想以解决北京城市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但较为完整阐述这一理论学说尚是首次。

吴良镛先生指出：从理论上讲，面对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局面，关键是寻求将保护与建设结合起来的理论方法。为此，提出“积极保护”的观念，即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文物建筑本身，保持其原生态、环境与风格，在周边确定缓冲区、保护区，而且对保护区内发展中的新建筑，我们必须使它遵从建设的新秩序，即在体量高度造型等方面要尊重历史遗产所在环境的文脉，要尊重文化遗产所在主体情况，以烘托文化遗产，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为依归。这样使所在地区不失相对独立，既保持和发展城市建筑群原有的文化风范，又使新建筑富有时代风貌，即“有机更新”。“积极保护”并不否定过去传统的保护方式，我们敬重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努力和可贵贡献，同时又审视处于转型模式下新的发展潮流，不仅要保护传统建筑，而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化建筑的个别处理为整体性创造。例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必须包括交通、行政功能疏解、环境等方面，对新旧建筑及其环境创造有整体的考虑，积极地加以创造，而不是“就保护论保护”。总体看来，新建筑要与所保护的建筑环境在高度、色彩、肌理等方面在可能范围内达到整体协调，保持一定的体形秩序。

笔者认为吴良镛先生积一生专业经验提出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出路所在。我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南京城市规划一线从事规划编制和管理近20年，欣喜看到历史文化保护总体愈来愈受社会关注，同时其间也亲身经历了若干次历史文化保护“事件”，相应的研究了解到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不断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始于1982年…，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面临困境。以南京为例，南京是全国最早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城市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编制的三版保护规划都被业内人士认为富有代表性，“每次都有见地，有创新，并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一版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还是没能挡住现代化建设改造的洪流，文人评说“南京：越来越不像自己”。带着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我到清华跟随吴良镛先生学习，聚焦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结合多年的规划实践和研究思考，我认为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是对传统保护规划的变革和创新，不仅可以解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当前针对性问题，对世界历史文化保护的理论发展也有积极贡献。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在价值导向上，其保护态度积极，坚持历史资源论，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发展的资源而不是包袱；其保护思维辩证，坚持城市发展论，既正视城市发展，尤其是中国快速城市化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冲击，又看到中国快速城市化为当代规划建设、整合历史资源提供的机遇，珍惜随着社会进步后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的上升以及随着经济发展后的保护实力的增强；其保护方法理性，坚持渐进更新论，用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坚持当代建设应同时为未来发展进行保护和控制，防止现代化建设对历史资源的破坏，同时又注重整合可能的财政资源，促进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当代复兴和有机更新。在方法论上，坚持科学保护论，强调历史文化保护科学务实的行动，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普查、理性评价、科学分类、对策明确。在制度支撑上，坚持发展协调论，不是就保护论保护，而是要求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其他综合战略的协同，包括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空间总体战略的协同， “疏导结合”、“建新城、保老城”；坚持社会支撑论，认识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绝不仅仅是少数文人名士的理想，它涉及发展权的公平问题以及巨大的空间利益，因此需要有公众参与、法规保护、规范支撑、管理联动、制度创新、财务支持、实施行动以及社会监督。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创造”，在价值导向上，坚持城市发展论，既珍惜城市快速发展为规划建设带来的“黄金机遇期”，又正视如若规划建设不当、对未来城市空间环境的长期负面影响：坚持文化传承论，要求规划建设者不仅仅学习西方的规划经验，还要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传统，传承传统的精华，保护历史的文脉，并将历史的保护与新建设的传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历史资源论，把历史文化的脉络，作为当代建筑和空间塑造的珍贵素材，作为提升空间品质和文化内涵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在方法论上，坚持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融贯思考各种发展机遇、历史文脉、当代需求和空间素材，整合塑造一体化的宜人空间，形成点、线、面有机协调的整体城市意象。在制度支撑上，坚持社会支撑论，重视社会共识的形成，既大力宣传积极保护的思想，又强调新旧联动思考，倡导基于历史资源保护的文化创新；坚持发展协调论，重视城市空间的品质和文化的内涵，倡导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导向的城市发展定位。

综合上述关于“积极保护”和“整体创造”的理论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核心理念可解析为以下“八论”，即城市发展论――从静态的“遗址”到动态的城市，历史资源论――从保护的负担到文化的资源，科学保护论――从非理性的坐而论道到科学务实的保护，渐进更新论――从一蹴而就的改造到试点渐进的有机更新，整体设计论――从孤立的保护到整体的创造，文化传承论――从历史的割断到文化的传承，发展协调论――从就保护论保护到战略的综合协同，社会支撑论――从保护的专业技术到社会支持的公共政策。

一方面，“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论学说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哲学思考、理论创新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不是空洞的理论概念， 其哲学思想需要结合各历史名城的特点、因地制宜在实践中予以综合利用并不断丰富发展。下面笔者结合南京城市规划的实践思考，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的核心理念一一分别论述。

1　“城市发展论”――以历史南京城的演变为例

虽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明确“名城不能采取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不能冻结在某一时段”，但是传统的历史文化保护观和方法论往往把微观的单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方法和思维简单放大，视历史文化名城为静态的保护遗址。

城市发展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自产生演变到现在，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产物。那些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城市，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已经被自然淘汰，有的则逐渐衰落。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应因时代变化要求的城市，才能演进发展至今。因此城市不仅有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历史，还有现代的历史，以及不断变化创造中的新历史。

历史南京城的变迁史清晰地揭示出城市不断演化、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生命”特征。自公元前472年范蠡筑越城起，南京至今已经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先后经历了东吴定都、六朝辉煌、南唐中兴、明初鼎盛、民国建都等沧桑，其间虽因政治原因，有被抑制发展的短暂历史，但它总能撅而再起、衰而复振，表现出顽强的成长生命力，也形成了延绵不息、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

范蠡所筑越城，是南京可考的最早城池，始建于公元前472年，城周仅“二里八十步”，北凭秦淮河，南与“长干山相连，形势特重”。后越国不敌楚国，公元前333年楚于清凉山置金陵邑，南京由此得名金陵。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时代，当时的南京地区，与中原相比，属“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东汉末年，政局动荡，南京以其守江凭淮、“龙蟠虎踞”的地理形势脱颖而出，公元211年孙权将统治中心从京口迁到秣陵，次年在当时秦淮河与长江交汇的战略要地“石头山”上建造“石头城”，由此南京逐渐开启了作为六朝古都的辉煌历史。

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南京迅速发展成为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周边城市京口(今镇江)、芜湖、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武昌(今鄂州市)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句容中道”及破岗渎的开凿，进一步加速了宁镇地区与太湖地区及宁绍平原的沟通与融合。当时建业，作为与曹魏都城洛阳、蜀汉都城成都三足鼎立的都城，市内店肆林立，百货齐备，车水马龙。

东晋之后，中国南方相继出现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并皆以健康为都城。经东吴、东晋的开发和经营，到南朝时期，南京周围地区已经比较发达，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时段，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但文化十分昌盛。分裂时期官方控制力的降低以及北人南迁带来的文化交融，多样化的思想流派、艺术风格、宗教派别迅速产生、传播和发展，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六朝的建康发展成为当时人兴物阜的大城市，诗人杜牧歌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日本考古学家吉村怜先生指出：“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这一时期，六朝都城建康繁华不再，隋灭陈后出于政治的考虑，将六朝国都降级为一个普通的县治，南京“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日地险，实为建邺之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南一邑”。但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的开挖，加强了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尤其是沿运河城镇的繁荣。至唐中期，安史之乱使中国北方地区再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当时的江淮地区远离政治中心，人口经济得以相对较快发展，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

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南京到了唐中后期经济逐步复苏，又成为南方经济重镇和南北交通要冲，在唐末军阀割据、诸雄相争、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形势下，再次成为南唐都城及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中兴时期。南唐的金陵城建设避开已经荒芜的六朝宫城，跨内秦淮河立城，将内秦淮河两岸繁华的商业区和人烟稠密的居民区纳入都城，突破了六朝建康以“君”为本，单一的皇城功能，体现了“造郭以卫民”的规划思想。

北宋时期，金陵先后置为异州、江宁府和异国。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下，大批汉人过淮越江，追随宋室到南方避难，这是中国人口迁移史上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文化再次因南北融合而发展、兴盛并影响后世。南宋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建康是仅次于临安的重要军事、政治中心。元代是个大一统的朝代，疆域空间辽阔。出于对南宋旧地加强控制的考虑，元在东南地区设江南行中书省，并设立机要军政衙署。这一时期，南京仍然保持着东南区域中心的地位。

元末朱元璋攻占南京，以此为据点，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逐步壮大力量，于公元1368年统一中国并正式定都于此，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都城，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都城首次选址在中国的南方。朱元璋在称帝前，已开始按规划建设南京，在保留南唐以来的老城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营建城池，筑城的建筑材料来自全国32府、148州县，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南京成为规模空前、壮丽无比的一国京师，由外郭城垣、京师城垣、皇城城垣、宫城城垣四重组合的城垣宽厚高大、巍峨壮观、固若金汤。城区范围大大扩展，东填燕雀湖建宫城，北沿玄武湖南岸转折西岸再向西北，包狮子山于城内，西沿清凉山脉、秦淮水道曲折南行，到水西门，接上南唐城。公元1421年明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和南直隶，保持着全国仅次于首都的地位，但实际上迁都后南京明故宫等皇家机构和建筑日趋衰败，至明末已严重损毁。

清以南京为江南省首府，并设立管辖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和江西省的“两江总督署”，南京成为清政府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从1 842年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南京条约》起，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改称天京。洪秀全出于军事需要，在紫金山西麓筑天堡城和地堡城作为防守要塞，并改造加固明代城垣，缩小城门。在城市建设上，太平天国期间未改变城市的格局，主要修建了天朝宫殿和众多王府。在两江总督府的基础上营建了“天王宫殿”，同时在城内各处建设众多的大小王府。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其间连年攻战，战毁大于新建，明以前的古建筑、太平天国的宫殿、王府几乎全被烧毁。1865年，李鸿章于南京建金陵机器局，开南京近代工业之先河；1871年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在下关建洋棚(简易码头)：1895年南京开始修筑“马路”，到20世纪初，南京“马路”已较通达；1899年，下关港口开放，对外开设金陵关，外国商船可从海道直驶下 关；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南京逐步成为长江下游地区及华东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建立新型的中华民国，标志着中国自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的。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开始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北伐成功，结束了军阀的统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复定南京为首都。此后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与古力治为顾问、清华留美学生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为助手，制定首都规划。《首都计划》引入了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等理念，提出了“欧美科学”与“吾国美术”相结合的规划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道路系统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等规划概念与内容。1928年8月，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中山大道破土动工，随后南京辟建了一系列马路，同时在中山大道及马路沿线建设了民国“五部八院”等一大批行政建筑和公共建筑。

上述历史南京城的演变简述揭示出：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城市的规模和空间格局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明初和民国的南京是统一国家的都城，东吴、东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唐、太平天国时的南京则是偏安王朝的都城，其他时期南京多作为国家下设的一级政区，也有“被贬”为县级政权的短暂历史。纵观南京建城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有五个发展的高峰期，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六朝时期，第二个中兴时期是杨吴南唐时期，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明朝初年，第四个黄金时代是民国时期，第五个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1世纪以来。高峰期和低谷期的城市地位是迥异的，城市规模、空间格局也随之显著变化。在城市发展的低谷期和过渡期，城市空间和格局更多地沿袭前期，而在城市发展高峰期的黄金时段，城市空间和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跳跃式扩张特征。

2　“历史资源论”――以南京的历史资源为例

历史资源论视历史遗存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因为它们以生动的方式反映着城市独特的演变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业绩，是市民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之所在。通过历史文化遗存，人们可以直接感知民族的历史、触摸祖先的过去，也可以借鉴反思未来发展的轨迹和道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城市重要的物质财富，是城市空间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能够丰富立体地折射出城市内在的文化魅力，在文化竞争力正演变成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今天，它们是城市不可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保护运用得当，可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对此，吴良镛先生曾指出：“文化意义与经济是一回事一文化是经济的发动机，文化的繁荣可以促进社会教育，推进旅游业”。

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有35万年的人类史、6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近2500年的建城史、近500年的建都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限于篇幅，仅举几例略加说明。

南京的汤山古人类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唯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它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史推到35万年以前，对于研究中国境内古人类的演化历程及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1993年南京考古工作者在东郊汤山镇雷公山北麓葫芦洞堆积物中，发现1具直立人头骨化石、1枚直立人臼齿化石、20多种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它们对研究和复原当时“南京人”的生存环境，掌握测定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地理、气候具有重要的意义，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京的“石头城”是中外著名的《三国演义》、《三国志》中描述的孙吴水师总部所在，公元212年孙权在此筑城，当时的“石头城”临江控淮，地势险峻，恃要凭险，江滨常有上千艘船只，气势恢宏。1975年朝鲜金日成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求参观，邓小平曾亲自陪同游览。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楚金陵邑，也是南京称为金陵的发端地，自古有“石城虎踞”之称，和“钟山龙蟠”相对应，是构成南京“龙蟠虎踞”文化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挖掘是2008年影响全国、尤其是宗教界的轰动事件，挖掘原为考证建于明代、毁于清军与太平天国战火的大报恩寺，但却意外发现建造年代更加久远的宋长干寺，更意外出土可能包藏佛祖顶骨及舍利的鎏金宝塔。明大报恩寺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大报恩寺塔曾被17世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因明大报恩寺太过著名，原考古方案忽略了原址更加久远的历史，包括孙吴长干寺、南朝阿育王寺、宋长干寺等。2008年7月考古工地挖掘出一块高约1米、宽60厘米的石碑，碑文上有“金陵长干寺”、及“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等铭文。经探测，鎏金宝塔内确有“金棺银椁”，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佛祖顶骨及舍利的期待，虽然最终结果还有待国家宗教局和文物局的鉴定，但明大报恩寺自身、及其与宋长干寺、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等关联已经使得大报恩寺遗址备受世人瞩目。

南京明孝陵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位于紫金山中峰南麓，气势恢宏，形制独特，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经汉唐的发扬张励，至明发展至顶峰，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陵墓制度，为此后500多年明清两代帝陵建筑所沿用。分布于钟山之阴的十余座明王侯陵墓，是明孝陵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明清帝陵制度和明文化的有力实证。

南京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科举考试场所，始建于南宋(公元1168年)，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至清光绪年间已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乡试中举后、经殿试考中状元者，超过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明清两代从此走出了江南才子唐寅、“扬州八怪”郑板桥、光绪老师翁同以及清末实业家张謇等，同时江南贡院也同名著《桃花扇》、孔尚任和李香君，以及《儒林外史》、吴敬梓和范进一起为人津津乐道，它连同夫子庙，对于秦淮河的繁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的历史资源仅是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极小部分代表，从有限的介绍中，已经可以强烈感知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但另一方面，经过历史的发展变迁和快速城市化的冲击，南京当代的历史文化遗存已经十分珍稀，表现在：(1)历朝历代的历史遗存加起来的数量和规模，也无法与当代建设相比，在大规模快速化的城市建设背景下，历史遗存仅如同“沧海一粟”；(2)历史上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常常将前朝都城的“印记”销毁，再加上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累积和覆盖性特点，使得年代悠久的历史遗存较少，出现某些重要历史时期的遗存不足，如六朝、南唐、和宋元；(3)目前保存较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多为公共建筑类遗存，如朝天宫、两江总督府等，而传统民居型的历史遗存较少、保护状况较差，如老城南传统民居；从年代上来看，民国时的民居型历史地段，如颐和路、梅园新村等由于建造年代较晚、设施配套较好、较易适应现代生活等原因，现存状况远 远好于传统民居型地区。不仅如此，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颐和路、梅园新村等民国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仍是市民心目中的“高尚住区”，而老城南地区早已演变为城市的“下之角”。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集合意义，它们不仅真实生动地介绍着南京悠久的历史和城市的变迁，不少还代表着历史中国的文化高峰，是今天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未来南京发展的文化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南京尚存历史文化遗存的不足，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保护南京珍贵的历史资源，用更科学理性的理念、更多元的手法、更完善的制度保护、展示和利用历史遗存，让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串起来、活起来”。

3　“科学保护论”――以南京的历史资源保护为例

基于历史资源论的认识，科学保护论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行动对待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强调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保护，整体保护和多元保护。

所谓全面保护，是指要全面拓展保护的内涵。在类型上，不仅要保护法定对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还要保护大量有价值的非法定历史资源；不仅要保护辉煌的府衙官属和公共建筑，还要保护同样记录城市记忆的工业遗产，以及反映普通市民生存状况的传统民居；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上，不仅要保护古代的历史遗存，也要保护近现代的历史资源；不仅要保护都城时期的历史遗存，也要保护同样反映城市历史的非都城时期的历史资源。在空间上，不仅要保护地面尚存的历史资源，也要保护地面遗址和地下文物埋藏区；不仅要保护城市核心建成区的遗存，也要保护周边的历史村镇和历史资源。

所谓整体保护，是指要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将各类应保尽保的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整体的保护框架。同时，要改变过去微观局部的“孤立”保护，更加重视历史资源及其所在历史环境的保护，更加重视单个资源与历史格局的关联保护，更加重视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和总体风貌的保护。

所谓多元保护，是指要改变过去将针对单体文保单位的保护方法简单运用于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倾向，区分历史资源点、历史地段、历史镇村、历史文化名城等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尺度以及不同保护要求的对象，要对内涵大大拓展后的历史资源细分保护类型，针对各个历史文化资源的现状情况、历史格局、资源特点、保护需求等多个要素，逐一认真研究分析，科学开展理性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有针对性的保护举措。要重视法定保护、登录保护、规划控制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对于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又有着较重要意义的历史资源，可进行登录保护，由市政府审批公布保护名录；对于有一定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可通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向社会公示，同时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保护控制。

科学的保护工作要从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普查、深入调查做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建立起历史资源的多媒体数据库，因为每个城市的历史资源是独特的、具体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宏观的文化概念。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并未建立起系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库，使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家底”不清。针对于此，笔者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工作”，通过近三年的部门联动、市县配合、多学科合作、市民参与，挖掘出了南京一千多处过去未纳入保护视野的历史资源，包括1206处点状历史文化资源、19个历史镇村以及22处历史地段，每处资源均以GIS空间定位，建立起包括文字、表格、图片等多媒体数据格式的档案库。通过深入的工作，摸清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存量，解决了过去保护对象不够全面、基础资料不够系统的问题：通过现代测绘和空间定位技术的运用，解决了过去历史资源空间定位不准确、因而后期规划编制和管理难操作的问题：通过普查合作建立了资源共享的计算机GIS数据库，解决了过去部门不联动、数据不共享的问题；通过规划、文物部门的联动，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使得基础调查、系统研究、管理保障等容易得到落实。从学术的角度，建立起了学术研究机构和政府多部门共享的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平台。

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要对面广量大的历史资源进行理性评估、科学分类。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评价，不同于国家、省的历史文化资源评定，其目的不是为了遴选资源、淘汰不达标的候选名录，而是为下一阶段分门别类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意见奠定理性的基础，因此必须从名城及资源的特征出发，考虑工作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鉴于南京已经纳入法定保护名录的各级文保单位保护状况良好，而大量的非法定保护历史资源处于被忽视、保护状况较差的客观现实，我们的工作主要聚焦于普查出的一千多处尚未纳入法定保护范畴的历史资源，以区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般的、次要的三种等级情况，因此评价指标无须繁复，应简明易判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