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论文范文

前言：写作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探索。我们为你提供了8篇不同风格的行政改革论文参考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给你带来宝贵的参考价值，敬请阅读。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我国的行政管理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段历史时期经历了行政管理的创建、行政管理的探索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的失误等复杂的历史过程。从总体方面来看，既有发展又有失误，其失误主要指在1966年党中央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开展的“”活动，这一活动持续了10年的时间，给我国的行政管理导致了很严重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和人民而言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我国的行政改革也与我国政治和经济改体制相结合全面展开，不断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二）我国行政改革的成就与经验我国行政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实行行政改革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建设，行政改革是我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突出的作用。实行行政改革，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使其更加民主化，通过行政改革，基层自主组织实现了直接选举，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到了扩大，其管理范围也更加广阔。第二，在经济方面，实行行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在1994年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为557亿人民币，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为3624亿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实现20年之后，1999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到82054亿人民币，跃居世界第七位，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且人均人民币达到了6900余元。在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和平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经济方面的这些伟大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也是由于行政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在文化方面，实行行政改革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通过调整政府内部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建设服务型新型政府，使其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四，在行政方面，实行行政改革有利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去部门和人员过多、职能交叉或不明确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现象等问题，提高了政府的管理能力，政府行政机构与人数进行了精简，使其政府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

二、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现状以及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现状第一，当前我国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行政管理人员管理观念落后的问题，传统的“官本位”与“官贵民贱”的观念依旧存在，有的行政人员对于当今政府的职能认识不到位，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薄弱，未做到依法行政，致使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一部分行政人员的思想保守，不作为，缺乏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害怕负责任，导致其行政活动没有活力，影响了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改革目标的实现。第二，当前我国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传统的行政管理以牺牲效能为代价，许多行政部门仍使用“行政命令”和“内部文件”等原始的方式来进行其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且其透明度很低，很容易导致随意裁决和“暗箱操作”现象的发生。在这种原始的管理方式之下，若遇到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式首先是进行开会研究，研究之后将相关的解决措施和要求逐级下达，然后在将其结果进行层层上报。因此，耗费了大量的行政经费，导致了行政部门高成本、低效率问题的出现。第三，政府部门在实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未能合理运用其管理手段，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但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运用方面则显得不足。且在其具体的管理中，政府对于社会经济事务的高度干预导致了办事效率的低下。

（二）我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加大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力度，转变我国行政管理方式，改变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行政管理结构不合理，行政管理方式与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与规则不符合的行为，加大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建设，改革传统的审批事项，积极运用监管、备案以及检查等新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第二，提高我国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转变其思想和观念，提高其法治意识，提高其为人民服务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其勇于创新的精神，提高其科学决策能力，使其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并精简行政机构人数，克服其行政部门过多、职责交叉的问题，并建立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精简、高效的政府。第三，行政机构在进行行政管理改革时，应当注意从我国先前的行政管理改革中吸取有用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且行政机构在进行行政管理时，应当注意明确自身的职责范围，既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又要保证不越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其职责，继续推动行政机构改革的实施，逐步实现执政权与行政决策权的相对分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三、结语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2篇

（一）依从性：行政改革决定于、服务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府的行政改革，之所以决定于、依从于、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因为：其一，所有国家政府机构的产生，都是社会基于其客观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或程式选择的，没有一定社会的选择，就没有一定的政府。其二，社会充当政府的基础，向政府输入支持性资源，是以政府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输出所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为前提的，政府不能满足社会的这种要求，削弱或失去了社会支持的前提，就会受到社会的瓜葛，甚至被社会所淘汰。其三，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是绝对的、不停息的，而行政格局则是相对稳定的，这就决定了行政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注定会发生，而由不适应转变为新的适应的途径只能是行政改革。其四，行政改革的目标也是依从和决定于社会的。行政当然要追求行政效率，但这种效率必须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与发展效率。失去了行政改革的这一社会皈依的性质，行政效率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二）系统性：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行政改革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它的系统性在于：其一，行政改革是由政府更新行政观念、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人员素质、理顺权责关系、进行制度创新、优化行政运行机制等要素改革组成的行政改革整体；其二，这些要素改革之间、要素改革与整体改革之间都是有机统一的，它们的联系是不可割裂的，割裂了这种有机联系，无论是要素的改革还是整体的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难免改革失败的命运；其三，整体的改革功效是非加和的。整体的改革功效以要素的改革功效为基础，没有要素改革的功效就没有整体改革功效，但整体改革的功效绝不是各要素改革功效的简单加和，整体功效一定大于要素功效之加和。行政改革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工程，所以进行行政改革，一定要有整体系统的思维，有了经过科学的系统整体设计和论证的改革方案，再付之实施行政改革；碎片思维下走一步看一步的行政改革，没看清楚就盲目进行的行政改革是很可能会失败的。

（三）艰巨性：行政改革是一种复杂和困难的长期改革行政改革所以艰巨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行政改革涉及的关系复杂。其中有政府内部纵横结构与职能的关系、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公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行政观念与行为的关系……行政改革中理顺如此复杂的关系，的确很困难、很艰巨。其二，行政改革遭遇的阻力大。其中有来自政府机构内部保守势力的阻力，也有来自机构外部某些利益相关方的阻力；有来自传统守旧行政文化的阻力，也有来自实践行动中的阻力；有反对进行改革的阻力，也有把改革引入歧途而阻止正确改革的阻力；行政改革中冲破、克服如此复杂的阻力，当然也很困难、很艰巨。其三，行政改革的复杂性、困难性、艰巨性是需要长期面对的。政府对社会的关系是按：“适应—不适应—改革—新的适应”的周期循环曲折地向前运行的，政府与社会的这种周期性关系存续多久，改革的艰巨性也就有多久。行政改革的艰巨性是长期的，所以行政改革的应对之策，就要有长期的战略性。

二、行政改革的原则

行政改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反映在观念中，经过逻辑思维的加工论证，就形成为行政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实施行政改革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一）改革取向上的适应性原则行政改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主流文化都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行政主体是社会或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因而它的行为内容必然决定于社会及人民的根本要求；行政改革寓于政治改革，是政治整体改革的一部分，而部分又是由整体决定的；行政改革处于政治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左右各种社会行为，当然也左右行政改革。行政改革也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从根本上说，它的这种反作用是由政治、经济决定的、由价值文化左右的。行政改革遵循这些规律，就必须坚持反映这些规律的适应性原则，就是以自己积极的回应性，去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发展的要求，去适应以人为本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行政改革的原则中，适应性原则是反映和主导行政改革的总体取向或方向的。

（二）改革工程设计上的科学性原则行政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进行行政改革必须有科学的系统思维，要依据系统理论提供的理论工具。第一，对现行行政的功能与结构及其同社会环境关系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细致分折、系统梳理、全面诊断，切实找到行政系统问题之所在。第二，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完整、系统和可行的改革方案设计。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有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的、可度的目标、有效的措施、可行的方法、准确的突破点以及针对改革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提出的相应救济和应对措施。第三，实施改革方案，要基于方案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制定实施计划，整合实施力量，统一实施步调，依序落实措施，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差。只有切实做好这些工作，才能获得丰硕的行政改革成果。

（三）改革过程中的稳定性原则稳定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的平衡性、外部社会体系的平衡性以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政府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也是稳定社会及其与自身平衡关系的调节器。当政府行政系统内旧有的平衡稳定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时候，这种不适应性集中表现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性，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于是就需要进行行政改革，打破行政系统内部的旧有平衡，以建立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社会发展过程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稳定关系。所以，追求新的平衡、稳定就成为行政改革所必然追求的重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原则了。行政系统和社会的稳定是行政改革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前提，行政改革就无法顺利进行。行政改革中的稳定决定于保持自身内部与社会公共秩序的控制力，而要保持这种控制力，政府就要在行政改革中把握好稳定性原则，即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种因素，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各方面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有序进行。

（四）改革方略上的法治化原则进行改革在方略上坚持法治化原则，是行政改革决定于社会发展要求必然的逻辑结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决定的，故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而人民集合体不可能人人直接运用公共权力决定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能委托某些人组成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决定和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公共权力是人民所有的，政府是受人民委托而代行政权而处理公共事务的，那就必须依据人民的公共意志来处理公共事务。然而，人民的公共意志只有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获得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所以依据公共意志处理公共事务，必然通过法治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法治的逻辑。行政改革是特别重大的公共事务，所以必须依据体现人民公意的法律和制度规范来进行行政改革。依法进行行政改革，就是把行政改革所有事项，都纳入体现人民公意的法律和制度规范中，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规范来进行，这就是行政改革所要坚持的法治原则。行政改革的法治原则不仅是关于如何改革依据的原则，同时也是关于如何保障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原则，因为行政改革中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受到惩处和矫正。

三、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

行政改革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行政观念的更新、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重配、行政组织机构的改革、行政干部队伍素质的优化和行政运行机制的完善。

（一）更新行政观念当即有的行政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阻滞社会发展的时候，就必须进行行政改革，而进行行政改革的先导，则是更新行政观念。因为，行政观念是行政行为的精神动力和内在引擎，行政观念往哪引，行政行为就朝那动；旧有的行政观念不改变，就会义无反顾地把行政往老路上引而成为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思想障碍；只有更新了行政观念，才会有新行政观念指引下的新的行政发展。更新行政观念的思维机理，概括起来，就是“立足现实，顾后瞻前”的思维机理。所谓“立足现实”是指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顾后”是指扬弃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汲取精华，抛弃糟粕；“瞻前”则是指开拓创新，凝结合乎客观逻辑的行政新思维。行政观念的更新内容，主要是强化政府服务人民、社会的观念，依法行政的观念，平等、民主的观念，负责、诚信的观念，透明、廉洁的观念，求实、创新的观念和高效行政等观念。

（二）转变行政职能行政职能，是政府与社会、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是二者得以良性互动、彼此同性兼容的枢纽，因此，转变行政职能，优化行政职能体系就成为行政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政府决定于社会，因此政府行政职能的设定、转变和职能体系的优化的方向与内容，必须视社会的性状、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定。当代行政职能的转变的主要方向有四个方面：其一，政府减少不该担负的职能，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大量社会性事务移交给第三部门，由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城市社区去管理，集中履行核心职能。其二，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提供服务和宏观调控市场的规制，释放市场能量，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的弊病，促进经济稳健有序地持续发展。其三，增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调节收入分配、全面协调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健发展。其四，强化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构成社会的主体部分、稳定社会的基本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中，特别要强化为社会基本群体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三）重新配置行政权力行政机构中各个层级的部门，要履行其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行政职权或行政权力工具。所以，随着行政职能的转变，必须为各个层级的行政职能部门重新配置行政权力。配置行政权力的根本原则，是行政职能与权力彼此对称、相互平衡的内在统一的原则，也就是事权统一的原则。配置行政权力，使行政职能和权力达到对称、平衡的致思逻辑是：其一，在规模与强度上，职能与权力应同其广大，有多少（多大）职能，享有多少（多大）权力。如果职能多权力少（小），势必力所不及，导致职能束之高阁、难以有效实现；反之，权力多（大）职能少，则会造成权力过剩，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权力腐败。其二，在性质上，同一部门的职能与权力应有内在的同质性。承担行政决策职能，享有行政决策权力；承担行政执行职能，享有行政执行权力；承担行政监管职能，享有行政监管权力。一个机构享有的权利与其承担的职能如果在性质上相悖不一，它就会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陷入混乱。其三，在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间，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一方面，都要依据其职能分别享有相当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在不同的层级间，形成顺畅的领导、合作和服从的关系机制。这样，在整个行政机构系统中，就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面调动和发挥各层级行政组织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能顺畅系统地全面实现政府行政职能，保持政府行政对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四）调整行政结构政府的行政职能是行政机构设置的前提和根据，行政机构是行政职能存在的载体和实现的基础，因此，行政职能与行政机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在于此，转变行政职能、优化行政职能体系，就必须调整行政机构、优化行政机构体系，使二者真正达到“合二而一”、“二位一体”。行政机构的改革，要坚持精简的原则，但绝不是减得越多、留得越少就越好，而是达到行政机构与行政职能内在统一。达到这种统一，致思的理路是：其一，明晰职能，合理分工，行政机构体系中的部门，同行政职能体系中的具体职能一一对应，什么样的部门履行什么样的职能，使部门与它所承载的功能内在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不合理的政府机构设置。其二，行政职能体系中的各种职能，是互不相同的，不可相互替代的，所以，同一行政部门，不能承担不同的职能，同一职能不能由不同的部门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部门职责交叉，避免降低行政效率。其三，行政职能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体系中的不同职能是彼此衔接的和互补的。按照机构满足职能要求的原理，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优化，就应当使各个部门之间有特定的衔接秩序和互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府职能的整体性和对外部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五）优化行政干部素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因为路线确定之后，推行路线的关键是大量精干优秀的干部。同样，明确了新的职能、搭建了新的机构，重配了权力之后，关键是要建设高素质的行政干部队伍，因为行政干部队伍是行政机构的组成者，行政权力的行使者、政府职能的履行者。行政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形成一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专业配套、精干高效的高素质队伍。其中高素质是指这支队伍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能力，高尚的职业操守，勤奋的敬业精神，务实的工作作风；具有尊重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推，系统掌握公共行政管理的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熟练掌握本行业专门技能，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一句话就是德才兼备。建设高素质行政队伍，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没有捷径可走。建设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干部自身的修养和实践锻炼，以自己自觉的努力自我提升；二是制定、实施并适时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制度，以制度的功能提高干部队伍；三是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专业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以教育和培训为干部队伍适时充电，补充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聚集不断适应发展着的公共行政的正能量。

（六）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说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曾经引用拿破仑在一则日记中描述的马木留克骑兵与法国骑兵之间的战斗情形：“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4]这种情形表明，完善系统运行机制尤为重要。在行政系统中，行政职能、权力、机构、队伍等要素及其同社会的互动方式，在运行过程中结合的优劣，体现着运行机制的优劣。在其运行过程中，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行政运行机制优，行政运行功效优，反之则功效差。正是因为行政运行机制决定着行政功效，行政改革应当包括行政运行机制的完善。行政系统要素及其同环境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是通过行政决策、执行、协调、监督等具体的运行机制体现出来的，所以，完善行政运行体制，就要积极探索和优化行政决策、执行、协调、监督等机制。

四、行政改革的动力

行政改革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因此会有各种矛盾碰撞，生成重重阻力。但改革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潮流，因此行政改革的推动力，一定会打垮各种阻力，推动行政改革向深广两个层面发展。行政改革的动力是一体多元的多股动力凝聚而成的整体推动力。

（一）改革思想的认知力、解释力和外化力行政改革思想成为行政改革的动力，是有其形成的必然逻辑的。人们知道，社会的新陈代谢、丰富和发展，都会对政府的职能会提出改革要求，但相对稳定的政府通常不可能做出相应的及时反应，于是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就显现出来，引起思想界或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采用不同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改革认识，并加以整理而形成不同的改革理论和改革主张。这些不同的认知经过相互的碰撞、传播、解释和民众的筛选，就会形成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形成主张某种改革的主流舆论，尊重规律、顺应民意的政党及其权力机关在此基础上做出行政改革的决定，制定改革的原则、政策和方案并付诸实施，于是行政改革思想的认知力、解释力就成为外化力而发挥推动行政改革的作用了。

（二）人民群众的推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行政改革的动力。人民群众推动行政改革的机理主要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其一，人民群众基于自己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形成要求政府增减某些职能，提供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舆论呼声，为形成行政改革理论的形成提供素材；为代表他们的政党和权力机关作出行政改革的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为行政改革政策与方案的出台发挥推动作用。其二，内容科学，符合民意取向的行政改革政策与方案出台后，人民群众广泛认同、拥护，全力支持行政改革政策与方案的推行、实施，从而推动行政改革深入发展。其三，人民群众还会以社会舆论的方式，对反对行政改革或企图把改革引向歧途的人和各种势力形成压力，为清除行政改革阻力扫清道路，从而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积极的保证作用。

（三）执政党的领导力在现代政治社会，国家是由执政党来组织的和领导的，政权由执政党执掌，政治由执政党领导，行政改革寓于政治改革的框架之中，因此也是由执政党来领导的。执政党代表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集团和群体，其执政地位通常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因此其领导行为只要合民意，就具有现实的领导力。执政党对行政改革的领导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社会和民意的要求，影响权力机关制定和出台行政改革的政策；二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政府实施行政改革政策，完成行政改革任务；三是引导它所有代表的社会力量支持行政改革，努力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对每一个经历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奇迹，尤其是与百年来的中国做一个纵向比较则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三十年内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就不那么特殊了。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还是6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都曾经历过类似的经济成长，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东亚奇迹”。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更应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能够利用其自身优势和国家环境，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就虽不必过分夸大，但必然有其成功之处。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因何在呢？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解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最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其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别，传统经济学即可解释。中国的增长仍然是一种资源禀赋下的经济增长，高储蓄、低通货膨胀、高投资、人口红利等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这些因素在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内也同样是有迹可循的。其二，该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打开国门，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和全球化的浪潮，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结果。全球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基础，打开国门不仅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引进西方的技术，也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国家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利用中国本身的低劳动成本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陈志武在比较晚清、民国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后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有两个主因：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机遇来自于外部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而中国只是顺应了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已。其三，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新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对个人和组织的激励，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结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市场信息都需要政府来提供，提供信息、维持平衡所需要的官僚机构成本被证明是无穷的。改革开放前的全能政府从市场和社会领域逐步退出，这使得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契约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作为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因必然是复杂的，上述各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试图用某个单一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变革都会有以偏概全之感。但比较这几种观点，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国家也同样具备这样的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但却并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秘诀必然还在于中国自身的变化，而制度经济学则为此提供了合适的视角。此外，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忽视国家或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无疑也是其适于解释中国现象的一个原因。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改革”无疑比“开放”更具有说服力。关于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典的论述有很多。马克思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即揭示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关系。生产关系既可能阻碍生产力，也可能会促进生产力，关键是二者是否相符。诺斯则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指出制度的变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核心观点在于能够对个人或组织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的关键则在于产权的明晰界定。诺斯的制度概念比较宽泛，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习俗、习惯甚至人的心智构念都可以包含其中。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指出的宗教尤其是新教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可以被归到这一范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也非常多。学者们指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提高了对组织和个人的激励，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其主要特征包括：其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是指国家从社会领域的撤退，给社会和个人以自主权，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其二，政府内部中央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政府与市场体制、新的政治控制体制、新的官员激励体制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最初动力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整个改革的走向会是如何。在农村，改革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家庭，即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改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变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1978年的农村改革促进了80年代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也为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市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周其仁关于中国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指出，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是60年代初期那些短期政策和安排的大规模重演。原有体制通过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所有权的逻辑，终于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8］。而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也通过台湾地区的实践说明一定条件下契约的达成对于土地收益的增长是显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农民之间契约关系的达成。“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为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最通俗的概括。伴随着这种制度变革，在经济上，国家从农村的逐渐退却使得农村集市和市场这种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交易场所再度出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提供了交换农副产品的场所，从而增加了农民的个人收入。在行政上，自然村逐渐取代了生产队、等基层机构，而无所不包的职能也逐渐瓦解，农村干部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9］。这种障碍无疑是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制度限制。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不断受到负责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粮食及其他集体种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10］。旧有的体制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又是社会的组织，因此，体制的瓦解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所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是行政制度变革的结果，也即制度变迁的后果。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关系上，钱颖一注意到了中国在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对各省发展经济所提供的激励，这就是政府间竞争机制的作用。林毅夫使用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数据证实财政分权确实改善了经济绩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等政策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激励，尽管在90年代中期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遭到胡鞍钢、王绍光的猛烈批评，但这种权力下放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周黎安则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强烈愿望“，晋升锦标赛”的评价官员的激励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2］。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亦指出，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他指出“：我是1997年才惊觉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当然，地方政府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13］中国的行政改革重构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

改革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进步。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中。这种市场经济既有可能变成好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健全的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但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弱肉强食，腐败丛生的权贵市场经济。而最终的走向如何，则决定于另一个领域，即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在行政领域来说，也具有和经济领域类似的过渡特征。这种过渡性质的行政体制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相比，无疑是更具有经济绩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已经逐渐从微观管理中退出来，但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金融、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各级政府官员仍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仍然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则在于规范政府的行为，进一步改革政府，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计划失灵。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行政改革有意推动下的制度变迁，还是无意造成的制度安排，与计划经济相比，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但这样的制度变迁仍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机制，都不可能长久地为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提供动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要求已经形成的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以适应这样的发展。一旦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或停滞，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政治权力的扩张下为官员寻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却可能在将来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中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必然需要打破目前的制度安排，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与不断推进改革的愿望相比，现实中的中国行政改革却陷入停滞。提到中国的行政改革，公众都容易将之与六次中央国家机关行政机构改革相等同。但事实上，行政改革是在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其外延要宽泛得多，机构改革只是整个行政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机构的合并、撤销与设立与深层次的规则、制度相比，只是表层的变化。数量上的简单增减并不意味着实质的推动，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政府职能不转变，只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效果有限，且屡次陷入精简增长再精简的怪圈。因此，尽管中国的机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维持五年一次的频率。但中国的行政改革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却始终徘徊不前。真正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行政改革多是隐形的，是一种非正式的规则和约束的改变，甚至是诺斯所说的“心智构念”的变化。这种类型的行政改革或者制度变迁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在不断的变动和冲突下形塑了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种行政改革符合诺斯所说的改变交易成本、增加经济绩效的制度变革，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基层行政结构的变化和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变迁。但在这种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之后，却存在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虽然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看似一直没有停歇，但始终未能在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在更深层次的行政制度内，各种非正式的规则已经形成并内嵌于其中，过渡性质的体制具有的路径依赖惯性阻碍了进一步的改革。

正如许多学者观察并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的现状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滞后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表现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著存在的。在经济领域，某些地方政府以宏观调控之名，大肆干预微观市场交易和企业活动，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对土地的掌控和财政资源的不足，“卖地财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之中。而在社会领域内，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却远远不足，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被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是私人领域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才会出现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在考验着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也是行政改革滞后的突出表现。但与中国行政改革近年来的滞后所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如何解释在行政改革滞后情况下的这种增长？概括起来，已有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已有改革所带来的动力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已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制度绩效作用，改革的惯性仍然存在，虽然这种制度绩效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比，改革所形成的各项现实制度已经落后且发展速度滞后。但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行政改革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已有改革的边际效用仍然存在。政府退出经济、社会的部分领域给企业、个人所带来的自主权和激励对于经济活动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发挥作用。亚当•斯密所说的个人私有的动机能够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正是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个过程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其次，外部环境的推动因素不可忽视。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是中国出口的迅速提高，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近十年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的形成是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市场，分工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发展为后发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迅速的技术模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再次，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政府加强控制下的资源投入密不可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是建立在结构转变基础上、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单纯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制度不变、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产出量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中央政府紧急投入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在此带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投资活动。这种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很显然在短期之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经济危机之下的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种依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效率的提高，只是一种资源投资下的人为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但不可持续，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对环境、资源所造成的破坏在短期内不可恢复。即政府在非常规状况下所采取的应急经济措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而加以推广、固化，在长期看来，这种不当的干预只会挤压市场的自由空间，降低市场所起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行政改革滞后的状况下，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这种经济增长与改革初期相比却存在质的不同，制度绩效提升被高投资、高消耗的政府投入型增长所代替。虽然这样的增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明显成效，但增长背后的陷阱却不能忽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引致增长的管理体制一旦固化，就会陷入诺斯所谓的路径锁定。诺斯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再退出［14］。

三、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行政改革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成功的改革可以推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成长和进步。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无疑会对行政改革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能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也有可能会阻碍行政改革。从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来看，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如李普塞特、达尔等都曾指出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行政改革的目标在很多方面是与民主化的改革目标一致的，例如更加透明的政府、更强大的公民社会、更多的公民参与等。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转型中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成中国近代百年来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进程，而经济增长无疑是民主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

首先，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社会的进步会促进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涌现，各种平等、自由、宪政、民主等改革政府的理念和思想也逐步扩散和传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文化背景、态度、价值观符合政府改革的取向和趋势。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扩张，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已经从1982年的0.615%上升到2010年的8.930%，尽管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人口收高等教育的比率仍然很低，但纵向比较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随着这一趋势的出现和扩散，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接受并认同改革政府的各种先进理念和实践，对外部世界的逐步了解也使得公众重新审视中国政府的各项职能及其对公众的影响，进而关注并参与到中国政府的各种公共决策之中，对政府提出各种意见。不管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还是目前持续不断的网络举报所掀起的反腐风暴，都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公民个体和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参与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公众可以更直接更有力地推动政府的行政改革，促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其次，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了更多样化更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新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政府不断改革以回应这样的现实变迁。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大型跨国公司、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逐渐涌现并成长起来。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这些权力越来越多地要求自己能够对公共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参与到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之中。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首次允许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改革正是对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权力增长的现实回应。财富的增长使得个体尤其是企业家关注自身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公开的政府、法制化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成为企业家和社会公众的集体诉求。对于政府行政改革来说，这些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使得政府能够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容纳改革的成本，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增长和改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从亨廷顿所说“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完成民主化转型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都是在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引导下完成经济起飞和发展，奠定政府改革和民主化的基础。虽然这种经验性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只有富裕和转型国家和地区才会进行行政改革，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却会为政府的行政改革奠定良好的财政基础。相反，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政府官僚机构由于财政的限制和约束根本无力吸纳现代化教育所产生的人才，改革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亨廷顿指出：“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成了关键的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国家。”

既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行政改革有如此多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然会导致政府的行政改革呢？事实并非如此。影响行政改革的因素众多，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都会对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推迟改革。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通过航海贸易和对南美洲殖民地的掠夺迅速发展，但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反而助长了封建主阶级奢靡与寄生的生活，助长了高利贷的剥削，并对城市手工业与农业起到腐蚀的作用，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它们国力的衰落和殖民地霸权的丧失。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反而巩固了西班牙原有的政治制度，使得其改革的阻力增大。即使所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措施堆积如山，但却找不到力量来完成这些建议。此外，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使得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借口之下推迟行政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东地区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国在过去二十年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改革进程被一再推迟，反而最后酿成“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因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既为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也产生了可能会阻碍行政改革的因素。那么为何有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改革？而有的经济成长反而阻碍了改革呢？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对于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诺斯指出，“尽管新的技术使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都发生了变化，但其结果却根本不同。在英国，它导致了用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的政治与经济的演进，并使它主宰了西方世界。而在西班牙，尽管它初始条件更为有利，但却导致了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没收财产、不稳定的产权以及三个世纪的相对停滞。”

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诺斯进一步指出：“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集中化或分散化来区分两个社会，但这一特征确实是使它们产生重大差别的关键，而且是它们的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差异的征兆。”［18］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比较了西班牙和英国在16世纪-19世纪的经济增长［19］。西班牙相比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航海贸易起步较早、殖民地的自然条件也优于英国。然而英国最终成为了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并发展成世界霸主，而西班牙却很快衰落。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对比，他们指出造成这样的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两个国家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差异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差异。在英国，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商的权利等使得一般公众能够分享贸易利益，出现了新的工商阶级，从而能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藩篱。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变革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西班牙王室的特权垄断在经济和财富的增长下却日益牢固，贸易所得被用于奢侈消费之上，而社会公众却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发展的最终不同，这样的结论与诺斯的观察和解释是一致的。因此，经济增长与行政改革能否形成良性的循环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以及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财富分配方式。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诸多的条件，如上文所说的政府能力的提升、公众理念的改变以及对于改革的诉求、新的权力来源的涌现等等。但种种有利条件并未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中国的行政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明显：仅仅2006年间，个体经营户的数量就下降了15%，达到2600万户——比起13亿多的全国总人口来，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头三个季度私营企业对国家税收收入的贡献不到10%，而且2008年上半年这一数字还更低。经济增长反而使得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增加了改革的阻力。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行政改革滞后呢？

四、经济增长下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论述改革的经典著作很多，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改革滞后的问题都有经典的描述。学者们对于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论述也多引用这些观点来探索中国改革滞后的原因所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一国的行政环境影响其行政系统和变革。里格斯提出影响一个国家行政的生态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因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符号系统包含了政治神话、政治法则等。如西方的政治传说中包含了主权在民、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的根本被许多学者视为政治体制的制约，中国缺乏宪政秩序来真正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其二，从组织变革的角度出发，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成功和失败的变革探讨组织变革过程中的阻力和动力、变革模型、方式方法等。尽管组织的变革与行政改革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仍可以为行政改革滞后提供解释力。例如组织变革理论将影响组织变革的因素分为个人的抗拒和组织的抗拒。而这样的结论同样可以在中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观察到。董礼胜对浙江公务员群体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作为行政改革的参与主体，也是行政改革的客体对象，公务员对于行政改革的了解却很有限。其三，从政治学意义上的利益角度出发，“十年”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共同的危机意识和利益诉求，中国的行政改革在初期容易取得共识，而且改革每一步的边际效益巨大。而改革的成果在全社会的分配又使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明显，民众从改革的利益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因此顺利地推动改革的前行。但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由于改革的帕累托效应已经逐步消失，改革的边际效益正日趋消失，而对于改革的方向则出现了各种争论。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势必要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改革成果被全社会所分享，但这样的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不愿意接受的。行政改革需要通过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施，因此中国行政改革的主导者恰恰是这样的一批既得利益者，基于个人理性的自私，既得利益者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自然缺乏动力和激励去推动。从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来看，改革滞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上文中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也都可以在现实中被观察到。然而将行政改革仅仅视为多种环境下的一个变量，往往因为强调客观条件的作用而忽视改革本身。正如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比较西班牙与英国16世纪在大西洋贸易中的表现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外部条件要好得多，但最终却是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虽然外部条件、技术等因素可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更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策略以及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本身。正如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策略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选择了一条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改革道路成就更加突出。然而，渐进式改革要面临的问题在于当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如何推动深层次以及根本性的改革。Roland在考察国家的制度移植问题时，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问题，他曾把制度具体划分为快速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前者主要是以政治制度为代表，后者主要指的是文化，包括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规范。单豪杰、沈坤荣将这两类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在中国的改革实践内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提出，快速变革的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规则等；缓慢演进的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法治建设、经济分权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等，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在中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这种制度类型上的划分为解释中国的改革滞后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国渐进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了市场化、对外开放等快速变革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如上文所提到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府间竞争机制、官员政治控制机制等。这种制度安排下所引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日益被政府官员、垄断国企员工等利益集团所瓜分，经济增长不但没有通过培育新的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反而使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长增加了改革的阻力，使得缓慢演进的制度的改革一再推迟。这种被国外媒体称为“政左经右”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初始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使得各级官员以手中的政治权力为依托不断侵蚀改革的成果，企业私营业者的活动能力和范围随时可能被挤压，个人的经济权利在政治权力压力之下经常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这种官员的权力寻租不可能通过道德教化或意识形态教育来消除，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改变，即缓慢演进的制度的变革才可能遏制这种权力寻租。杨小凯、萨克斯和胡永泰通过理论和证据对中国渐进型改革进行了严密和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短期效果不错，但长期的代价极大。正如诺斯在论述西班牙的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从上到下都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经济学家也给出了诸多的建议措施，但改革却难以推行。而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即面临这样的危险，有可能陷入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之中。具体来说，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分配的不当只会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和棘手问题，但社会问题又需要在不断发展中来解决，即不能够降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制度安排不断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而这样的高速增长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行政改革停滞不前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不悖，使得行政改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陷入不能摆脱的恶性循环之中。

五、结语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4篇

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

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

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

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

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同学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

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党的喉舌》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

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

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

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

三、观点方面的毛病

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观点错误。

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

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

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

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毕业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

有的毕业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毕业论文中比较多，有的毕业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

4．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

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途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反映科研成果的毕业论文，也必须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见解，有独创性。而在毕业论文中，有些文章重复别人已经谈过的东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个人创见，没有什么新角度、新材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作者不注意阅读文献资料，研究信息掌握不足，研究的问题是别人已研究或解决了的，或者也是由于作者对某问题缺乏钻研精神，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三、观点方面的毛病

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观点错误。

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5篇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6篇

一、会议的基本特点

由于每届会议的时间、地点、背景、主题、举办方等各不相同，因此，每届会议都各有特色。本次会议共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亚洲学者与官员参与程度高

亚洲参会代表占代表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我国参与代表也明显多于往年；有超过一半的发言代表来自亚洲。与此同时，亚洲代表也比以前更为活跃地参与研讨，其他各洲代表对亚洲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也更为关注。亚洲代表之所以有比较高的热情参与本次会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亚洲各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经验与比较深入的改革反思；二是本次会议在印尼召开，亚洲代表的参会成本相对较低。

（二）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是研讨重点

新公共管理运动初期，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治理模式构建为重点。此后，管理与服务技术、工具的科学化成为研究与探讨的热点。近年来，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反思不断深化，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这种反思全面升温。在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以追求公共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协同行政与公平行政逐渐受到重视，逆市场化、民营化和分权化以及源于此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能力建设成为一种新潮流，而在国际行政科学研究领域，对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重构的探讨再次成为热点，且超越“政府规模”视角、“能力适度”成为研究重点。在三个分议题中，第一个分议题，即以重理政府责任与角色为核心的公共行为再审视成为提交论文最多的议题，共收到论文49篇，占论文总量的45%，而第二、第三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论文，也从政府如何履行职责、更好履行职责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

（三）实证研究成果是主体

关注实践发展，提升实践经验，推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是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的使命。近年来，参会论文对公共行政改革实践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本次会议依然如此，其突出表现就是绝大多数发言论文以案例分析、改革经验总结为主要内容。纵观发言论文以及大会交流研讨的总体情况，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反思与审视；二是对协同行政与公平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两个关注点的形成清楚地表明，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仍处于相对活跃的发展时期，公共行政理论也处于否定之否定的持续演进时期。

（四）更为关注国际比较

目前，全球化（区域化）与民族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全球化（区域化）使公共行政的国际协同、合作与借鉴更为必要与急迫，民族化则使公共行政的个性需求与比较优势更为凸显。正因如此，国际比较逐步成为国际行政科学领域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相关成果不仅成为探索国际行政科学发展规律的有效基础，也成为各国公共行政实践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可靠依据。本次会议比较研究持续升温：一是使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的论文比重明显大于往届；二是比较的对象主体更为多元，不仅有传统的双边比较，更有广泛的多边比较；三是比较的内容更为广泛，不仅有管理方法即工具层面的比较，还有治理结构即管理体制、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偏好层面的比较；四是比较的交流更为深入，不仅有彼此实践与学术成果的相互展示，更有基于共同关注问题的观点交流与碰撞。

（五）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与理论研究领域的互动明显

公共行政理论指导并引领公共行政实践发展是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的一贯追求。公共行政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在公共行政改革时期表现尤为明显，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如此，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同样如此。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公共行政实践需要有别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行政改革理论浮出水面。以此为背景，近年来，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的会议呈现出学者与官员共同关注、学实互动日益深入、官员更为急迫地探求实践指导的态势。本届会议，这种态势更为突出，政府官员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学者更为关注改革经验总结。

二、会议主要观点

全球金融危机使公共行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与分议题，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以及基于此的对政府角色、公共治理、行政文化和政府能力建设等问题的探讨都更为系统深入，其核心思想就是应强化政府作用，重视文化公共行政的影响，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和公共治理结构优化。

（一）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责任有限，其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其活动内容是提供市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服务，即提供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推动下，很多国家认为“小政府”是一种理想模式，相信小政府和基于市场的改革会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很多国家开展了以市场为导向、缩小政府规模的行政改革。但对市场过度依赖，对社会公平一定程度的忽视，已经蕴涵着政府治理能力的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使“市场导向型政府”饱受质疑，政府职责和角色再次被重新界定。与会代表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倡导的“小政府”，不是适合于所有国家的万能钥匙，也不是国家能力和稳定的保证；政府的职能范围、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制度能力，每个国家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改革路径。

（二）民营化需要重新评估

在新公共管理时期，民营化是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过去的十年，新公共管理利用市场化的管理技术提高效率，市场在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逐渐上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自由主义政策会提高政策实施效率；通过民营化，私人企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通过减少政府作用提高效益；即使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合法化的情况下，私有化也能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民营化的发展和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使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目前，民营化已经受到广泛质疑，逆民营化正在进行之中。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将公共服务外包逐渐收回，美国“9·11”事件之后，民营的机场安检已经收归政府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因此，在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制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民营化的负面影响，探索新的替代政策。

（三）公众回应性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多元治理、良政成为公共行政的新理念，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包括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到政府管理中来。许多人相信，这种多元主体治理在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是一种强有力的战略模式。实际上，为实现区域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福利，每个主体，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社团，都有其可以分享和合作的优势。然而，一些主体可能存在个体或集团利益，其腐败或者寻租行为会削弱区域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应建设良好的公共政府和合作政府；回应性治理应成为这一时期的新概念；政府管理应更加多元，人民应被授予更多权利；应以更强调责任、协作、参与为前提，重构公共行政中的多方合作关系。

（四）政府职能与能力需要重构

基于对新公共管理思想与实践的反思，面对新的公共行政环境，与会代表普遍认同政府职能与能力必须重构的观点。具体而言，很多与会代表认为，进入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下，各国政府的能力重构应重点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强化政府公共性。面对新的变革，政府要强化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公平、维护发展环境等方面的职责，要成为促进社会融合和促使各类主体达成共同使命的领导者、参与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各类主体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合作与协作集体中的行为激励者与约束者。

2.加强政府对社会和公民的保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体系和经济社会条件,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必须承担如下职责，即加强对公民和社会的保护，加强教育、培训、社会保障，消除性别歧视，保护弱势群体，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愿望。

3.政府要着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政府要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避免过度追求效率，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作为价值标准评估公共服务，保证公共服务受益者的公共服务可获得性，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4.通过管理创新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通过平衡记分卡、业务流程再造等方式，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和质量。以公众满意度为重要参照，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追求整体协同绩效。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建立管理与服务规范和标准体系。

5.提高国家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影响下，对中央政府的集权要求更高，金融危机表明政府态度和实施政策的类型决定着国家危机管理的成功与否。危机管理的成功则取决于政策制定的及时性和协调实施的有效性。公务员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线人员，其专业能力和情绪劳动是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提高公务员的情绪劳动能力和情感领导力至关重要。

6.重视文化镶嵌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国家和区域文化差异使各国的公共行政各有特色，文化镶嵌影响着对政府回应性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就提出了对公众的反应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治理的重点在于强调内部控制、政策制定的问责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对公众角色的文化镶嵌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对跨文化的背景不能给予足够重视，就不可能建成具有回应性的政府。

三、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实践经验与教训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持续了40年的国际性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一些可资吸取的教训。本次会议的很多成果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一些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梳理。

（一）权力的合理有效行使是权力下放的必要条件

权力下放是新公共管理的一个信条，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权力集中也未对权力下放持完全否定态度。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都显示，权力下放指向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质量提升，但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下放的权力必须有实施对象。这是日本中央向地方放权改革的教训。下放公共服务职能、税种与财权是日本权力下放的主要措施。但由于一些小城市的纳税群体及其能力有限，有些下放的税权与财权缺乏作用对象。与此同时，这些地方获得的地方分税以及国家财政补贴却都减少了，其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由此受到制约。因此，权力下放的结果与其预期背道而驰。

2.下放的权力必须有适合的承担主体。也必须有合理的规范约束。印尼的权力下放就因遇到此类问题而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2001年，印尼开始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运动，几乎将中央政府开支的1/3都转移到了地方，希望借此提高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有专家认为，印尼是世界各国权力下放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权力下放后，出现了三种情况：有些地方利民政策的突破和创新被看成违规行为，致使有些地方官员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而放弃改革；有些地方官员因能力不够无法承担改革重任；有些地方官员拥有的权力过大，甚至出现服务党派和商家大于服务大众的现象。正因如此，分权改革并没有完全体现发展地方公共服务的初衷。

3.权力下放必须以具有危机集权机制为条件。韩国政府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正反两方面实践是其典型表现。1997年，韩国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早期危机信号出现时，政府仍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没能及时采取调动各界力量有效应对的积极措施。与此相反，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韩国政府设置了应急管理总部，采取了综合积极的集权应对方式，包括金融、公共支出和汇率政策及时集中运用。有效的危机协调保证了各方力量的整合，避免了相关利益冲突。这些举措不仅使韩国顺利渡过了经济危机期，其恢复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国家。

（二）技术创新是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有效途径

开展绩效评估已经成为国际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纵观各国的绩效评估实践，选择适当的绩效评估技术与方法对提高公共部门绩效至关重要。

1.基于战略的绩效评估是提升公共部门绩效的有效方法。其典型例证就是泰国运用平衡计分卡方法进行绩效管理取得了很好成效。2002年，泰国开始在公共部门使用平衡记分卡进行绩效评估，2004年，平衡计分卡正式运用到政府绩效评估领域。当时有154个中央行政部门、75个省有关部门和61所公立大学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估。得益于平衡计分卡的持续广泛使用，目前，泰国公共部门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和遵守规则的管理文化。

2.独立的绩效审计是提升公共部门绩效的有效手段。自2001年，印尼政府借鉴国际经验，一方面，强化绩效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职业性，并加强对公共行政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审查。另一方面，引进国际审计部门参与评估。经过几年的实践，绩效审计改革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管理责任性以及公共服务成效等都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中绩效审计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如缺乏有效的绩效审计标准，致使公共部门绩效审计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同时对绩效审计的改进建议也缺乏有效的实施约束。

3.基于全程参与的对象评估是提升公共部门绩效的良好工具。公共服务贵在有效，而对有效性的最好评价是服务对象的态度，因此，对象评估成为促进公共服务绩效提升的重要方式，相关探索也极为普遍，成功案例很多。基于公众参与管理全过程的公众评估在芬兰有较为成功的实践。芬兰在推进公共服务改革过程中，公民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公共服务的发展。公共服务目标的形成与制定必须经过与公民的协商程序与过程，而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绩效也主要靠公众评价。

（三）政府能力建设是提升公共行政质量的基础保障

在全球化持续发展、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背景下，政府能力竞争日益激烈。加强政府能力建设作为提高公共行政质量的基础工作，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经验也较为丰富。

1.注重政府整体能力提升。这方面澳大利亚和印尼的改革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澳大利亚主要从四个方面提高政府能力：一是建立更为综合、公开的行政模式，提高政府满足公民需求的能力；二是通过加强战略性政策研究与咨询、公开政策信息等措施，提高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战略引导能力；三是通过完善工作条件、促进职业发展、加大人力资源管理投资、回归更为中央集权的薪酬系统等措施，保留并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四是通过开展系统的绩效评估、放松规制、加强部门协调等措施，提高政府效率。印尼的改革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改革特征。在公务员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公开招聘，推行基于能力测试的晋升，实行公务员业绩工资制，加强教育培训。在行政方式改革方面，加强政务公开，推行电子政务与一站式管理，开展公民满意度调查与评估，发展独立组织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2.注重政府系统协同行政能力建设。其典型表现是韩国绿色发展政策制定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韩国原来一直将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视为对立关系，现在通过绿色增长这一概念，着力实行环境和经济的协同发展，因而环境和能源等各项政策被整合到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更高的政策体系中，现在“低碳绿色增长”已经上升为国家纲领，其政策体系包含节能、降耗、减排、摆脱对国外石油依赖、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发展绿色经济增长引擎等各个方面，政府专门成立了总统办公室绿色增长委员会，负责推进和落实绿色增长战略。

四、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启示

我国处在国际行政改革的大循环中，新的行政理念以及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对我国都有指导与借鉴意义。具体而言，本次会议的成果对我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深入研究行政改革理论

改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行政改革不仅需要具体方案的周密安排，更需要有清晰的理论假设、系统的逻辑分析与论证，以及基于此的健全的政策体系设计。目前，很多国家对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研究极为关注，并有效发挥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也正是很多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改革的理论研究、逻辑分析与论证不足，进而导致改革政策设计的全面性、系统性不够，使改革存在某些断层和断链现象，直接影响到改革的顺利推进与有效深入，进而影响到改革整体绩效。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影响要素越来越多，其系统性与复杂性越来越强，科学性与前瞻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前期的相关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必须深入到位。

（二）兼顾效率和公平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行政改革主要关注效率，而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则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从我们行政改革主题的选择上，尤其是在现行的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上都有清晰的表现。目前我国很多省份还仍然把GDP增长放在发展与评估的第一位，这也是我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对社会公平的关注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证明：政府对社会公平必须承担责任。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服务职能的配置、服务意识与作风的树立、高效服务方式的选择，其关键就是对社会公平的重视。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关注各类群体的需求，尤其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与此同时，关注区域平衡、行业平衡，加强对落后地区和弱势行业的保护。

（三）加强政府职能配置与治理结构建设

政府职能配置与角色定位是公共行政改革的永恒主题。目前转变政府职能仍然是我们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要在深入分析行政环境的基础上，有效分析与评估政府、市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等各方的能力水平，明确政府职能与行为边界，强化其经济规制、社会管理、公民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功能，努力提高政府合法性与回应性，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

（四）关注行政方式的优化

行政方式与工具对行政目标的实现具有很大的制约与促进效应。因此，我们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应对行政方式优化给予足够重视。一是不断提高政府法制化水平。强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强化依法行政，强化执法监督。二是加强行政协同。在完善政府治理结构的同时，在政府内部也要营造共同愿景，建立协调行政机制，追求整体绩效。三是加强政府现代化与科学化建设，建立政府管理的技术方法体系。如推行电子政务，建立政府行政规范体系与标准体系，推行基于战略管理的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和绩效管理，等等。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7篇

一、明确教学实习的目的与要求

（一）实习目的

安排教学实习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沟通，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业务水平，尤其是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便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运用和检验教学成果。作为整个教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社会实践虽然安排在一个完整的学期进行，但并不具有绝对独立的意义。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运用教学成果，检验教学成果。运用教学成果，就是把课堂上学到的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尝试性地应用于实际管理工作，并从理论的高度对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设想。检验教学成果，就是看一看课堂教学与实际工作到底有多大距离，并通过综合分析，找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以便为完善教学计划，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提供实践依据。

2、了解和熟悉机关运行。对行政管理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实际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而这种实际能力的培养单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课堂走向社会。近几年来，我系在教学实习单位的安排上侧重于政府机关，目的就在于让学生通过亲身实习报告实践，了解实际的行政管理运作状况，熟悉机关管理的基本节，实际体会一般行政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以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3、预演和准备就业工作。通过实习，让学生找出自身状况与社会实际需要的差距，并在以后的学习期间及时补充相关知识，为求职与正式工作做好充分的知识、能力准备，从而缩短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心理转型期。

（二）实习要求：

实习学生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学校派出的学生，又是实习单位的工作人员。鉴于此，我们对学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1、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实习。要求学生不因实习生身份而放松自己，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和纪律，积极争取和努力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从小事做起，向有经验的同志虚心求教，尽快适应环境，不断寻找自身差距，拓展知识面，培养实际工作能力。2、以“旁观者”的身份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往往被安排在某一实习报告具体的岗位，工作可能很琐碎。我们要求学生自觉服从实习单位的安排，与此同时，也要把眼光放高远，从机关工作的全局出发，了解机关运行的基本规律、行政人的基本心态、行政管理的原则等，这种观察和训练能够使学生在更广的层面熟悉行政，增强适应能力。1、以“研究者”的身份实习。要求学生在实习前通过“双向选择”（指定、自定）方式确定一些研究课题，积极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利用实习机会深入基层，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有准备地进行1~2个专题的社会调研，实习结束时要完成实习论文并作为实习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心组织，认真做好教学实习

（一）实习的时间安排教学实习的具体时间安排经过了一次调整。

年以前，严格按照30.50.5模式要求，安排在四年级上学期；后来发现这段时间与学生日益强烈的考研兴趣相冲突，尤其是在取消国家统一安排就业后，它还与各地人才市场的时间安排相冲突，在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后，调整为三年级下学期。一方面，该阶段学生已掌握了相应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半年的教学实习，学生会发觉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迫切需要有一段时间对知识结构进行调整与充实，系里可利用四年级上学期进行某些课程的设置与调整，以满足学生四年级下学期完成毕业论文及找工作的需要。

（二）实习基地的选取为适应专业方向与培养目标的需要，教学实习基地多选取省内各地各级党政机关。

年以前，实习学生全部离开学校，住在实习单位安排的集体宿舍，真实地融入机关生活中；而近几届学生多数都要在晚上副修其它专业，不能离开学校，因此，实习基地逐渐固定在南京市区，学生住在学校，早出晚归，尽可能地做到实习、学习两不误。

（三）实习前的准备

1、作好实习前的指导工作。请熟悉机关工作的教师作讲座或报告，明确角色转实习报告换的诸多要求和注意事项。

2、要求学生做好相应的知识准备和心理准备。知识准备包括：了解机关工作的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掌握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选定社会调研的系列课题等等。心理准备主要是注意角色转换，形成必要的心理预期，并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做出适应性调整，力求以一个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投入实习过程。

（四）实习的日常管理参加实习的学生受双重管理。一方面，作为在校学生，要接受校、系的管理；另一方面，在实习单位，要遵守所在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为了更好地对学生的实习活动加以必要的指导，并及时发现问题，在学生住地实习时期，系里安排2名青年教师脱产参与，跟队管理。在南京市区实习期间，本系除主要负责人送、接学生到实习单位实习外，平时与各单位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定期访问，双向沟通。另外，我们还强调实习学生的自我管理，通过健全党小组、团小组的组织建设，加强学生自我管理，相互督促。

（五）实习成绩的评定

为调动实习学生的积极性，保证实习效果，本系对实习学生的成绩评定分为两部分：

一是实习结束时，由所在实习单位对学生的综合表现做出鉴定（部分单位实习鉴定附后）；

二是由专业教师对学生完成的实习论文进行评定，用百分制打分（部分实习论文见选编集）。

两者的结合最后形成成绩以12学分计入学生学籍登记表。

三、教学实习的效果与经验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第8篇

根据省司法厅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12年度理论调研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理论调研工作，探索研究我县司法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新对策、新思路，推进科学决策，促进2012年各项工作任务的全面落实，现就做好2012年度司法行政系统理论调研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县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司法局党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司法行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领域、新途径，努力为推进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二、工作重点

结合今年理论调研工作的重点，县司法局拟定了2012年度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调研参考课题（见附件）。各科室（所、中心）、局属各单位要根据县司法局拟定的调研参考课题，结合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三、工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