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文
前言：写作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探索。我们为你提供了8篇不同风格的人口经济参考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给你带来宝贵的参考价值，敬请阅读。
人口经济范文第1篇
在封建社会，所谓“农村经济”，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中国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政府移民运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另一种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人口大流动。他们是为了“躲避差役”等项剥削而四出逃亡，辗转各地谋生的，这些人可以称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1）。
明初，政府移民包括徙民开荒和调军屯垦，都是仿效历强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收效显著，影响深远。
人口经济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高度关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我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实力也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此为主题展开探讨，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1前言
众所周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的重要话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高度关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我国依旧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经济实力也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此为主题展开探讨，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
2我国的人口增长概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4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共达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为7.16‰。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我国人口总量依旧很大，但是增长速度开始慢慢放缓(图1)。自进入近代之后，我国人口在某个阶段内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葛剑雄教授的统计，我国人口在17世纪中叶大约有1.2亿人，到了1850年，增长到了4.3亿人，在20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3亿多人，一直被视为人口增长的奇迹。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1949～1987年之间，我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了10.9亿，几乎翻了一倍。然而，在1987～2009年之间，我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不足1%，到了2009年之后，人口增长率更是不足0.5%。据王丰、郭志刚和茅卓彦的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14亿人口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那个时候，我国将不再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这一地位会被印度取代。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模式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人口增长率处于5‰左右的低水平；二是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三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四是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五是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快速发展。人口变化的新常态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影响。
3我国的经济发展概况
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逐渐蔓延，对美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形成了巨大影响，致使美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寒冰期”，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开始进一步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和频繁，所以我国也未能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慎重对待外需减缓、游资抽离的形势。必须承认，国际大环境的转变，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变得尖锐，并存在经济下行和“硬着陆”的风险。以2012年为转折点，我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据我国统计局资料中心统计，2009年，我国GDP增长率是9.21%，2010年增长率是10.45%，2011年是9.3%，2012年是7.65%，2013年是7.67%，2014年是7.4%。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模式中(如图2)。
4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几乎同步进入新常态中，这并非偶然现象，因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人口分布变化等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了解不断增多，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入，新增长理论和人口红利理论开始将人力资本和年龄结构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的研究视野中，并将其视作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量。从理论角度而言，人口增长与变化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又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关系结构。具体而言，人口增长与变化情况对经济发展形成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点。
4.1极低的人口增长或负增长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2015年1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了一份名为《全球增长：劳动生产率可以拯救老龄化的世界吗?》的报告，其中指出：就算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根据过去50年年均1.8%的速度提升，人口数量的减少也会使世界GDP的增长率在未来50年下降40%，而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下降30%。从目前来看，人口低增长可能提升经济结构调整的弹性，但从长远角度而言，人口极低增长或负增长可能会加速经济增速的下滑，并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同时，人口低增长还会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另外，人口低增长还可能导致个人和社会资产的贬值，降低其使用效益和规模效益。
4.2劳动力减少将给经济带来多重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人口增速显著下降，特别是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种情况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是多重的。从积极影响来看，劳动力减少可以刺激企业转变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用技术和物质资本代替劳动力，也可以激励企业对技术加大投入力度，实现创新，在这样的驱使下，企业能逐渐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消极影响来看，劳动力减少会推动劳动成本不断上涨，如果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有效提高的话，劳动力规模萎缩会直接致使经济增速下滑。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并不断加速。然而，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这就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4.3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速十分明显，这意味着曾经支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枯竭。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银行储蓄率、减少消费需求、加剧公共财政负担。这明显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显而易见的劣势，一是我国的劳动者收入比较低，限制了老年人口为老年进行储蓄的能力；二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尽合理，很多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三是很多老年人口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这样也会影响子女的储蓄能力。综合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乐观的。
5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针对我国当前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情况，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予以优化。
5.1适当放松人口控制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总量得到了很好地控制。然而，我国现在的人口增长呈放缓状态，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我国现如今已经适当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如今，我国对城市人口控制得比较严格，而农村人口控制得比较宽松，这就导致我国人口的整体素质比较低。所以我国应该出台一些鼓励高素质的人多生孩子的政策。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相信这一政策在长远角度能对促进我国的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
5.2实施有效的人口转移这些年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凸显，导致我国开始面临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使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老龄化现象严重的问题。人口的合理流动也能促使一些农民提高生活质量、拓展视野见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这对提高我国人口的整体素质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5.3继续坚持科教兴国战略良好的国民素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当前形势背景下，劳动力数量众多已经不再是劳动力资源优势，只有当劳动力的量与质有机融合，才算是真正的人力资源优势，再将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从而产生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有鉴于此，我国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具体而言，我国在努力提高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提升人口质量，需要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以良好的人力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我国还要使人才素质尽快与国际接轨，适应时展的要求。
5.4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老人都处于生命衰退期，各种疾病防不胜防，尤其是慢性疾病，使他们的身体饱受折磨。政府要为老年人口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可以在结合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个人统筹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进一步扩大可报销药品的范围，并为老人补贴一定的门诊费用。对于身患重病的空巢老人，政府要给予一定的医疗补贴，一切医疗费用不必延时报销，在住院期间就结算清楚，延长住院费用的使用时间。
6结语
我国一直以人口大国而自居，人口和发展情况在国际上占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形势背景下，我国要正视人口增长态势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的各种影响，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促使人口的量与质同步提高，使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我国在国际上占据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华民.走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理论误区,中国经济高增长并未终结[J].人民论坛,2014(6).
[2]徐以升.中国经济“新常态”[N].第一财经日报,2012-03-12.
[3]中国发展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4]李建民,周保民.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格局及战略应对[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5]吴帆.基于人口视角对欧债危机的社会观察——对中国的警示和启示[J].人口研究,2013(3).
人口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经济学;经济发展;贫困地区
1一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没有人的存在，既不会有经济活动的动因，也没有经济活动的动力，正是人的存在和人类活动，才推动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才推动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演进。满足人的生存和消费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它将人类经济活动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向现展的逐步推进。从生产角度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为：首先，小规模的人口制约着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不利于规模经营的采用，男耕女织是与中世纪的人口规模相联系的，人口增长却扩大和提高了总的需求，从而扩展了市场规模，机械化大农业和纺织业就是与当代人口规模的扩大密切联系的。其次，人口增长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增加产出，就必须增加劳动人手，就要求更大规模的人口。在当代，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的人口，人们就难以享受到优质的人性化服务。从另一个方面说，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口也就越多，科技和经济活动的潜能就越大。其三，如果说人口的膨胀限制了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劳动力的扩充则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和财富总量的增长。在人口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口和嘴的增加，还要看到手和脑的增加，不能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而过度强调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其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压力会变为一种反压力，正如赫希曼所认为：“社会共同体进行的阻止生活水平下降的活动，使得该共同体增加了控制环境的能力和为发展而组织自己的能力”。从消费角度看，人口增加不仅推动着生产规模的发展、组织生产体制和能力的进步，还推动生产朝着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朝着精耕细作和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人们不断萌生的新需求不仅推动着科技进步和产出的提高，还会促使人们去发现新的资源，充分地利用旧资源。正是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多样化消费和需求欲望，人类才在生产上有了各种发明和创造，才最终推动着生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尔萨斯也曾说：“假若没有强大的人口压力，人类本身就不会摆脱野蛮状况。”
2过度的人口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伴随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既从自然资源和环境表现出来，也从影响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来。从资源环境看，它主要表现为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必然带来粮食供给的巨大矛盾，即人粮矛盾，人粮矛盾的解决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既靠精耕细作也主要靠开垦荒地来解决，树木的砍伐和草场的开辟，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漠化、石漠化、盐碱化，可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生物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中的土地被占用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大量“荒地”被开垦，加上人口增加对森林做原料、建筑材料、生活用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造成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从而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伴随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淡水资源也逐渐变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时，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也加剧了水资源污染，这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水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人口增加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大量开采和利用不仅使资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可能引发矿难，经济发展中对此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能源是工业生产的润滑剂，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过渡使用不仅使不可再生能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新能源的开发也会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总之，人口的增加不仅给自然资源增加了压力，而且还会付出高昂的环境和经济成本，投入与产出之比越变越小。
人口增加也会从对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压力来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与人均收入。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一是加剧了人地矛盾，二是引起消费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三是家庭人口的增加使支出增加，不利于资本积累。
第二，人口与生活水平。人口的迅速增长会引起食品、衣物、住房等需求的上升，但由于缺乏诸如原材料、熟练工人、资本等相关要素，人们生活需求品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增加，其成本和价格必然上升，使生活成本提高，从而使原本就低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人们极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第三，人口与农业发展。农业人口的增长会造成人地矛盾加剧，会增加更多的隐形失业人口，从而降低人均收入，使储蓄和投资水平双双下降，阻碍农业经济发展。
第四，人口与就业。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困难。
第五，人口与基础设施。人口膨胀会加剧基础设施供给的紧张，如果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会减少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处在两难境地下的政府只好力不从心地从事部门间的平衡工作。
第六，人口与资本形成。人口的迅速增长会消耗更多的新增产品，资本积累和形成的速度下降，社会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源会减少，尤其是国内消费的激增会减少出口，导致国际收支的恶化。
第七，由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使人们会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并在实际上削弱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
第八，人口增加会引发许多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正常经济秩序会遭到破坏。
3膨胀的人口：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贫困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过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导致非生产能力的人口增加，被抚养的比重增大，尤其少儿负担系数加大。其次是人口高增长使其人均水平与低增长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参与分配的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缓慢的矛盾作用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低增长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极不协调。国民收入最终要分解为消费和积累两大部分，积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增长速度影响，经济不发达、人口增长快的地区，其积累率就越低，并面临着较大的人口、资源和生态压力。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4的新增国民收入被新增人口“吃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积累和经济发展。中国长期将经济增长率确定在8%左右，这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们可以被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新增人口，大约为3%；第二部分用于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大约为2．5%；而另外的2．5%则用于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所以贫困地区的出路在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因地制宜地改变产业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贫困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交互影响的，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之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增长快、生产和就业结构单一、科技文化落后、人民生活亟待改善的现状，膨胀的人口使经济和资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十分凸显。人口与资源是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人均占有耕地就越来越少，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就越来越差，在收入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很难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粮食产量。我国贫困地区多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带，其土地垦殖指数小，土地资源开发已达极限，在经济发展无力抵消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很难脱贫致富。人口数量与质量也存在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由于贫困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低、积累能力差，其落后的教育和科技成为其未来发展的软肋。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又是由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所决定的。贫困地区劳动者低下的科技文化素质对经济技术结构造的改善构成严重制约，成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结构落后、资源不能有效开发、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低、生态恶化的根源。收入影响投入，投入又制约收入，过低的收入使贫困农民除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外，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基本的农业生产投入都难以维持，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
人口经济范文第4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经济范文第5篇
2000年，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而到了201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9.7%，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1〕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和西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衰退问题。〔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数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显著;另一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跨度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相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冲击，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紧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空间集聚现象。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6〕，而少数学者则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结论，比如巩勋洲、尹振涛(2009)认为，人口老龄化给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未必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10〕从现有成果的研究维度考察，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只考虑了时间单一维度。然而大量的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各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表征各经济变量的数据不能被看作是从独立同分布的同一总体中产生的〔11〕，如果仅仅假定数据具有空间匀质性，忽略其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很难有说服力。为此，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科学合理地制订人口发展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提供科学依据。
二、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分析框架的逻辑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区域内一定时期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OP来测算。若采用前者，则应保持GDPt＞GDPt－1，否则意味着无增长;若采用后者，则应保持GDPt/POPt＞GDPt－1/POPt－1。这一测量方法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GDP的增长率≦POP的增长率，同样意味着无增长，而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有重要影响的。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将人口经济问题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但最初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没有考虑资本具有再生性的问题。其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人口红利理论。1956年，经济学家索洛首次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且证明了产出(Y)取决于资本(K)、劳动(L)和技术发展水平(A)，其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F(K(t)，A(t)L(t))，其中，t代表时间。但ClarkandSpengler(1980)摒弃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设，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处于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时期的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
而Thorndike(1940)从人类心理行为角度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进入45岁或50岁以后，尽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技术熟练，但随着年龄上升，体力和记忆力逐渐衰减，从而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质量。1954年，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与布鲁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是以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会综合考虑终生的收入，将一生的消费与储蓄进行跨期最优配置。在年轻时考虑未来收入会增加，消费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在中年时，考虑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和未来养老，收入超过消费，形成正储蓄;在老年时收入减少，消费又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14〕，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影响社会的总消费和总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该理论存在假设条件缺陷，如储蓄无利率、生命周期与预期寿命的确定性等，因此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1998年，DavidE．Bloom与JeffreyG．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以获得较高储蓄率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
2007年，RonaldLee与AndrewMa-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在应对老年时期的危机时会增加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积累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6〕不难看出，考虑时间因素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的文献非常普遍，但是却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已经形成相互联系，通过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包括流动总量、方式和程度等)以及产品和服务贸易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作用。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其质量和数量的变化有关，而影响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变动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总量、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变化等，以及一个重要指标———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空间现象，某一地理空间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邻近的地理空间区域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能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及其结论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这是本文将时间与空间多维度结合进行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依据。
三、空间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的时空跨度为2000－2013年31个省级区域。考虑到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内地不同，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度量;将人口老龄化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基于国际标准，本文将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的7%，或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作为界定标准。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采用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少比、总抚养比等。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完整性，本文选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及老年人口抚养比两个指标。老年人口比例根据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总人口数计算得出。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各省(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2005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2000年与2010年为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年份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由于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17〕，如果仅考虑人口老龄化单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忽略邻近区域经济增长对本区域的潜在影响。故本文采用Moran'sI指数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图1所示为2000－2013年全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变化情况。Moran'sI指数在0.24－0.27之间波动，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14年间中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GDP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再基于局域Moran'sI指数得到Moran'sI散点图，从而可以进一步揭示各省级区域人均GDP的空间集聚特征。李婧等(2010)提出为了能直观地表示Moran'sI散点图，可将结果直接标识在地图上〔18〕，我们认为比较可取。因此，利用Geo-da095i软件形成了局域空间自相关(LISA)集聚图(如图2)。图2所示，2013年中国各省级区域人均GDP在地理上呈现出4种类型的空间集聚现象:“高－高(H－H)”、“低－高(L－H)”、“低－低(L－L)”与“高－低(H－L)”集聚模式。处于“高－高(H－H)”集聚模式的主要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工业基础雄厚、交通便利，资源信息互动性强，能够带动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且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河北省和海南省处于“低－高(L－H)”集聚模式，与邻近省份的经济联系较弱，河北省人均GDP较低，而邻近省份人均GDP则较高;海南省从地理上与其他30个省级区域的相连关系较弱。四川省处于“低－低(L－L)”集聚模式，其周围省份多属于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区位、自然禀赋以及发展战略与政策等各方面原因的影响〔19〕，四川省与邻近省份的人均GDP均较低，经济增长较为滞后。广东处于“高－低(H－L)”集聚模式，该省人均GDP较高，但未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扩散作用。经济增长需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而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和流动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完整的市场中，生产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使其区域间要素的最终收益趋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过实行渐进式改革和地区间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市场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期间虽然国家在1999年便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年提出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但是经济发展的空间区域差距依然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本文要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现实依据所在。
(三)模型设定空间相关性检验既已确定了经济增长存在空间依赖性，那么有必要将空间因素纳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空间滞后变量的类型和空间相关性作用范围两个维度，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分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类。〔20〕空间面板滞后模型主要研究因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则主要研究邻近区域因变量随机误差项对本区域的影响。因此，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可采用如下两种形式。表2给出了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的极大似然法(LM)检验统计量，由于LMLAGLMERR，所以选择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对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Haunsman检验，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样本随机取自总体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较为恰当，而当回归分析局限于一些特定个体时，则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21〕由于本文按全国31个省级区域划分进行研究，显然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四)回归分析根据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非观测值效应的不同控制，分为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4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从空间滞后系数ρ来看，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空间滞后系数ρ均为正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省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模型拟合优度R2和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来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无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区域不平衡，大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梯度分布格局，如果假定区域之间具有相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能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性。从固定效应模型类型来看，在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中，老年人口抚养比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明可能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可能不存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反映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随空间区域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水平的影响;空间固定效应则反映随着空间区域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的拟合优度均较高，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能准确体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表明空间固定效应是最优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体现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受到经济结构和自然禀赋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体现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受到经济周期、突发冲击的影响。但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前者的估计结果应该较后者更为理想。所有模型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为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系数为正，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是被抚养人口，而劳动力年龄人口不仅要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财富，还要生产满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需要的财富，以及生产满足社会其他需要的财富，所以在社会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如果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社会角色，从赋闲人员转变为有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持续就业开发其人力资源价值，则可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空间面板数据，在考虑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依赖性条件下，首次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建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实行渐进式改革和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与空间集聚。(2)某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相似空间区域省份的经济增长，故形成了4种空间集聚模式:“高－高(H－H)”集聚模式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已形成积极的相互促进效应，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低－高(L－H)”集聚模式主要为河北省和海南省，其周围省份区域的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增长;“低－低(L－L)”集聚模式为四川省，其周围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均较为滞后;“高－低(H－L)”集聚模式为广东省，虽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未对周围地区形成辐射扩散作用。(3)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涵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但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也能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同样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015年3月，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而中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现状，考虑到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逆转，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将呈现老化，同时中青年劳动力即将率先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3〕，而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
人口经济范文第6篇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安徽省人口众多，紧邻长三角地区，同时安徽省内部发展差异明显，包含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城市，可以作为研究的典型区域。由于不同区域、城市、县(县级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为保证研究单元内部的均质性和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以县（县级市、地级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数据包括各研究单元的流动人口数据、各研究单元和流出地的经济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于安徽省人口计生委提供的2001-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统计报表，经济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安徽省和苏、浙、沪历年统计年鉴。研究数据涵盖安徽省56个县、5个县级市和17个地级市市区，共78个研究单元，时间跨度为12年，总体规模为936，剔除没有统计和无效的数据，有效数据占比为95.9%。本研究主要采取回归分析法，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驱动人口流动的经济因子，为了消除量纲，采用净流出地与净流入地的人均GDP比值作为自变量，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构建定量模型（式1-3），进而做历史分析和断面分析判断经济因子对人口流动影响的时空差异。式中，Y1、Y2分别为研究单元的跨省净流出人口和户籍总人口，X1、X2分别为跨省净流出地区的人均GDP和流入地的人均GDP。若研究单元出现人口净流入，则将其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人口来源地作为人口净流出地。
二、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特征
经过分析，发现安徽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跨省流动人口先快速增加后平稳增长，流量规模巨大就全省来看，2001年以来，安徽省人口流动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2001-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2004-2009年为稳定期，2009年以来为稳定趋降期。在快速增长期，2004年，全省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净流出人口分别较2001年增长37.8%、93.1%和98.9%。在稳定期，全省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处于1033.0万至1076.5万之间，各年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均占全省户籍人口规模15.0%～16.5%左右，2009年净流出人口规模超过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在稳定趋降期，2009-2012年全省跨省流出规模逐年缓慢下降，跨省流入规模则缓慢上升，净流出规模平稳下降，显示一定的回流趋势。
（二）人口流向相对集中，以流向发达地区为主在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三大传统流动人口汇聚地（朱传耿、马荣华、甄峰，2002）中，沪宁杭城市群是安徽省人口省际流动的第一流向。根据统计数据，以2009年为例，全省各地市流向江浙沪的人口比例均超过50%，长三角是吸引安徽人口流动的第一磁极，其他人口也纷纷流向经济水平近似的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三）各地区人口跨省流动差异明显受安徽整体发展阶段影响，大部分研究单元属于人口净输出地，尤以皖西、皖北为主。有部分研究单元出现人口跨省净流入，主要是合肥市区、芜湖市区，马鞍山市区等。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其规模和比重均存在很大差异。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人口跨省净流出规模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分别为547、713、220、409倍。将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人口除以该研究单元户籍总人口得到各研究单元净流出（入）率，2001、2004、2009、2012年合肥始终是人口跨省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净流出率最高的研究单元与最低的研究单元的比值分别为415、568、374、351、452。以上分析表明各研究单元人口跨省净流出（入）规模差别很大，其影响原因有两个：第一，人口基数的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规模的差异，称为规模差异；第二，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别，称为平均差异。关于规模差异的研究已比较广泛，本文重点研究平均差异。
三、经济因子对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的影响
（一）经济因子对人口省际流动的基本影响人均GDP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衡量生活标准的关键指标之一，较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流出地较低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推力，流入地较高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拉力，利用流出地与流入地人均GDP之比可表达影响人口流动推拉力的合力（下文用X表示人均GDP比值）。同时历年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反映了各研究单元的省际流动差异（下文用Y表示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通过对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反映X和Y的回归模型中确定系数R2最大的为指数模型（见图2），R2为0.883，F统计量为3809.755，显著性水平为0.000，回归方程为：方程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随着人均GDP比值的提高而呈指数形式降低，当X=0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为0时，Y=1，表明人口全部流出，当X趋向1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与流入地相等时，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趋向0。
（二）经济因素对人口省际流动影响的时间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技术条件、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改变，因此同类现象的发生过程会变化。根据历年的数据，选取2001年（起始年份）、2004年（转折年份）、2009年（转折年份）、2012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回归曲线如图3。表1显示，历年的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在上升，回归系数绝对值下降表明G值对Y值得弹性在减弱，说明其他非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的作用在慢慢变大。
（三）经济因素对人口省际流动影响的空间分异安徽省空间结构的划分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历版城镇体系规划空间结构看，1995年版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二带二群一组团”的城镇体系格局，2004年版调整为“两线三片多极”。此后安徽省内又分别提出了“沿淮城市群”、“淮蚌城市群”、“皖东北城市群”、“皖西北城市群”、“皖东城市群”、“合肥经济圈”、“马芜铜城市群”以及“铜池组合城市”、“芜马组合城市”等城镇组合方式，而最新版的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两圈两带四极”和“一带一圈一群”的双方案，以体现城镇体系规划的灵活性。尽管安徽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长期以来处于非稳定状态，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内部的均质性和内外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安徽省南北差异在历版空间结构中都得到体现，本研究基于此将安徽省划分成南部和北部两大片区分别进行对比研究，南部片区包括芜湖市、马鞍山市、安庆市、铜陵市、池州市、滁州市、宣城市、黄山市、原巢湖市、合肥市，北部片区包括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阜阳市、亳州市、淮北市和宿州市。通过分析得到结果见表2，回归曲线见图4。表2显示南部地区的案例大多X值大于0.2，北部地区则多在0.2以下，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是南部地区低于北部地区，表明经济欠发达的北部地区X值对Ln（Y）值的影响敏感性高于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四）经济因素主导下跨省净流出率标准值根据公式4，可以得出不同X值对应的Y的标准值，各个不同的地区可以据此进行参考（表3）。在X值较小时，这个模型的应用效果较好，但X值达到0.8时，Y的标准值为0.0022，数值较小，人口对流特征相对于人口单向迁出更加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人口经济范文第7篇
历史发展证明，物质资源的缺乏并不能阻止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人口整体素质较低，那么它将有可能永远处在贫穷与落后。当前世界中有许多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都比我国更加短缺，但是他们将国民财务的挖掘与生产重点着眼于人口素质的提升方面，从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也证明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知识为基础，换而言之，对知识的获取、应用、发展以及创新决定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所以人口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创新以及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实现人口素质的提升、推动人口素质结构的改善已经成为了一个紧迫而现实的战略任务。在我国经济增长中，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最为宝贵的生产要素，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同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是人口的质量而并非数量，所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仍旧应当对人口数量进行控制，并对人口素质进行提升，从而更好的发挥出人口素质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首先，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推动科技的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从而有效的增强产品竞争力并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其次，人口素质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知识更新速度，从而将更多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只有重视人口素质的提升，才能够实现知识存量的递增，才能够培养具有管理能力的企业人员和高素质的劳动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革新。另外，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转变消费模式。在人民文化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实现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使人们的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人们对环境资料以及发展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将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同时人们的消费需求改变能够为商品生产提供导向作用和动力，从而优化生产布局、结构与规模，促进生产的两性运行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二）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推动社会企业产业结构向以技术为导向的方向进行转变。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发展与革新的直接影响因素，而影响技术进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无论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还是20世纪计算机、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技术的发展，都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人口素质是技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它能够在推动技术以及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优化以及产业结构发展革新，这一点作用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着重要贡献，同时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现以及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推动区域结构优化与调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是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的主要内容与最高层次，这要求西部人口、农村人口素质以及素质结构能够得以改善，从而适应西部经济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东西部经济差距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贫富差距等，这对于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人口素质的提升对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提高人们对资源进行广泛利用的能力，从而避免经济增长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可以推动科技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以避免资源的浪费与流失。只有在掌握先进技术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劳动者才能够提高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回收率，从而实现单位产品对资源以及能源消耗量的降低，实现资源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进而让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另外，人口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开发出替代资源，这是解决我国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群体，所以从我国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来看，提高人口素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来自于《统计与管理》杂志。《统计与管理》杂志简介详见）
三、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策略
（一）对义务教育成果进行巩固，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强化我国所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对提升我国人民整体文化素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制约或者人们思想意识的制约，九年义务教育效果并不理想，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是提升我国人口素质的必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当强化义务教育宣传，同时针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教育设施以及教育人才等实际问题制定倾斜政策，促进这些地区九年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另外，我国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在升学阶段更强于选择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而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十分缺乏，这导致了应届毕业生存在素质单一、实用技术欠缺的现象，很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所以政府部门应当坚持强化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引导，通过资金投入倾斜以及就业政策倾斜来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从而在实现人口素质提升的基础上培养应用型人才并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二）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我国高等教育承担着高素质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的任务，在我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世界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如果缺乏该素质人才推动技术进步以及生产力提升，则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就会面临更大的难度，所以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大力发展并重视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要。
（三）重视农民知识素养培训，实现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我国具有众多的农村人口，农民作为现代农业的实践者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素质的提升无论是对我国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还是我国经济的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经济范文第8篇
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处闽东山地东部和闽东南沿海丘陵平原北部，地势从西向东倾斜，闽江流贯中部后注入东海，北纬25．27°～26．65°、东经118．38°～120．52°，面积12152．5km2，与台湾隔海相望，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港口商贸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现辖福州市区，福清、长乐2市，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6县．
2重心及分析方法
重心的概念源于力学，是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运用于社会经济活动中，是指在区域空间上存在某一点，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上的力量对比保持相对均衡［8］，决定重心的因素有两个方面：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属性量值．假定各行政区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不变，那么重心的变化就反映了所代表的属性的变化．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各产业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不同，且在年际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变化都会影响到经济、产业重心的变化，即经济、产业重心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当某种属性的重心出现移动时，移动方向就指示了某种属性的“高密度”部位，偏离的距离则指示了非均衡程度．本文以1988—2009年福州各县市年末人口、GDP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的数据，计算出其重心坐标、迁移方向及移动距离．
3人口重心迁移
在公式（1）中，取Pi为统计单元人口，采用1988－2009年各县市年末总人口数据．计算人口重心的空间位置，同时将各年人口重心坐标代入公式（2）和公式（3）中，计算人口重心移动方向与距离（图1）．
3．1人口重心偏离几何中心
福州市的几何中心（东经119．17008°，北纬26．05386°）位于闽侯县上街镇西部中美村附近．自1988年以来，福州市人口重心一直位于东经119．17008°以东、北纬26．05386°以南的区域，大大偏离其几何中心，人口重心与几何中心的最近距离约20．47km，最远距离约21．15km，说明这段时期福州市人口分布呈现不均衡性，人口密度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造成的、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东濒东海，整个福州市的东部、东南部地势较为平坦，而西部、北部多为山地，同时福州市沿海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也大，如历年来福州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4左右，福清市则约占1／5，而福州市的乡村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导致了人口密度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人口重心较几何中心往东南方向迁移．
3．2人口重心移动方向分阶段变化
从福州市人口重心移动方向来看，自1988年以来，东南、西北两个方向为主要迁移方向，各占38．1％，西南方向占19．0％，而东北只占4．9％，具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表1）：在1988－1996年向东南方向移动，1997－2000年慢慢向南方向移动，2001年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在第一阶段，福州市处于人口快速增长阶段，此时东部，南部的县市如长乐市，福清市等人口增长远远大于北部和西部的县市；在第二阶段，各县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仅福州市辖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但总体上沿海一带的县市人口增长速度减少的幅度大于西部的一些县市，导致在这一阶段人口重心微微向西部移动；在第三阶段，各县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更慢，而福州市辖区人口增长速度仍在加快，此时福州市人口重心极大地向福州市辖区迁移．
3．3人口重心移动移动速度
人口重心年平均移动距离约0．80km，东西方向上，人口重心从东经119．34292°迁移至119．34780°，向西移动0．00487°，折算为0．54km，移动的距离较小，且速度慢．南北方向上，人口重心从北纬25．99149°迁移至北纬25．98535°，向南移动0．00614°，折算为0．68km，南北方向相对于东西方向移动的距离较大，且速度快．
4经济重心迁移
在公式（1）中，取Pi为统计单元经济产值，采用1988－2009年各县市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数据．计算经济重心的空间位置，同时将其坐标代入公式（2）和公式（3）中，计算经济重心移动方向与距离．
4．1GDP重心迁移
自1988年以来福州市GDP重心一直在东经119．32841°～119．34054°、北纬26．00470°～26．02920°之间变动，较之几何重心，GDP重心偏向于东部和南部．GDP重心与几何中心的最近距离约17．80km，最远距离约19．66km，年平均移动距离约0．43km，说明这段时期经济发展为不均衡性，东部和南部是福州市的经济高密度区，而西部、北部的内陆地区是经济的欠发达区．在各年份迁移的方向上，西北、东南方向各占33．4％，东北方向占19．0％，西南方向占14．2％，具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表2）：其一，经济迅速扩张阶段，1988－1996年GDP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迁移速度快，年平均移动距离0．56km，该阶段是福州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是改革力度最大、开放领域最广、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的一个阶段，沿海各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大于当时市域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其中福清市增长速度最大．其二，经济紧缩阶段，1997－2003年快速向西方向迁移，迁移速度较慢，年平均移动距离0．29km，各县市区经济增长速度较上一阶段有所放缓，但地处福州西部的闽侯、闽清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此阶段福州市的GDP重心往西部内陆方向迁移，说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减少．第三，扩张阶段，2004－2009年向正东方向迁移，迁移速度加快，年平均移动距离0．43km，随着海西经济开发区建设的加快，两岸交流更加频繁，对台的联系更加密切，如正在开发建设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构建福州市新的经济增长极，该阶段及未来的一段时期福州市GDP重心将往沿海移动．而且东西方向的迁移距离1．35km小于南北方向的迁移距离2．72km，说明福州市的经济发展南北方向的差异大于东西方向的差异．
4．2产业重心迁移
产业结构重心的演变体现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演变轨迹．Pi分别取1988－2009年各县市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运用公式（1）、（2）、（3）可计算出其相应的重心坐标、移动方向与距离．
4．2．1第一产业重心迁移
1988年以来福州市第一产业重心迁移轨迹没有规律性，重心在东经119．35720°～119．39661°，北纬25．97173°～25．99309°之间变化，与几何中心（东经119．17008°，北纬26．05386°）最近的距离大约22．04km，最远的距离约26．50km，年平均移动距离0．80km，远远大于其他产业的移动距离，说明各县市第一产业发展存在严重的非均衡性，且东西方向的差异大于南北方向．第一产业各年份迁移方向上，东北方向占33．3％，东南方向占28．6％，西南方向占23．8％，西北方向占14．3％，重心各方向上的迁移较均匀，迁移轨迹没有规律性．这主要由于第一产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变化不规律，但在纬度上波动较稳定，有一种回归的趋势．
4．2．2第二产业重心迁移
自1988年以来福州市第二产业重心在东经119．30665°～119．33913°，北纬25．99674°～26．04855°之间变化，与几何中心（东经119．17008°，北纬26．05386°）最近的距离约15．20km，最远的距离约19．76km，且年平均移动距离约0．71km．各年份迁移方向上，东南方向占42．9％，西北、东北方向各占19．0％，西南方向占14．1％，说明福州各县市第二产业发展为非均衡性，重心迁移轨迹整体呈现向东南移动的态势，其中1988－1996年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1996－2001年向正西方向移动，2001－2009年向东方向移动．
4．2．3第三产业重心迁移
自1988年以来福州市第三产业重心在东经119．32234°～119．33265°，北纬26．01312°～26．04303°之间变化，与几何中心（东经119．17008°，北纬26．05386°）最近的距离约16．97km，最远的距离约18．57km，且年平均移动距离约0．48km，小于其他产业的移动距离．各年重心迁移方向上，东南方向为最主要的迁移方向，占总迁移方向的47．6％，西北方向占38．10％，西南方向占9．52％，东北方向上4．76％，说明福州各县市第三产业发展为非均衡性，重心迁移轨迹整体呈现向东南移动的态势．
5人口与经济重心演变轨迹对比分析
不同的重心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且移动的方向和距离也存在差别，在图6中，首先，人口重心与GDP重心变化的轨迹趋势存在一些关联度，即这段时期人口重心与GDP重心都是先往东南方向移动，之后向西或向西北移动，说明人口重心的迁移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但人口重心的移动距离明显小于GDP重心．其次，从福州市GDP重心与产业重心的整体空间格局来看，第三产业重心轨迹与GDP重心轨迹距离最近，而且第三产业重心与GDP重心变化轨迹相近，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第一产业重心主要分布在GDP重心的东南方向上，距离相差很远，不管从其变化轨迹还是重心位置，第一产业重心的变化几乎不受经济重心移动的影响．第二产业重心分布的范围与GDP重心大致相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正逐渐向GDP重心靠近，说明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同样存在密切的关联度．
5．1东西（经度）方向
在东西方向上，福州市人口分布重心、GDP重心和第一、二、三产业重心都偏离几何中心，说明在福州各县市区域范围内均呈现非均衡性．1998－2009年人口重心在经线上一直趋于均衡发展，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县市经济快速发展，GDP重心在这段时期出现向东移动的趋势，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东西方向上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第一产业区域差异性显著，较其他产业重心分布，第一产业重心分布范围最为偏东，且有继续向东迁移的趋势，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则说明福州的农业重心在东部，这主要是由于东部都为一些平地，便于农业的规模发展，另外近海养殖和远洋捕捞发展迅速．第二产业的区域差异性也较为明显，自1988年以来重心轨迹先向东迁移，之后往西移动，最后回归于向东的迁移．第三产业重心东西方向上迁移力度不大，渐渐趋于均衡发展．从图7中看出，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重心最终慢慢向一个方向靠拢．
5．2南北（纬度）方向
在南北方向上，福州市人口分布重心、GDP重心和第一、二、三产业重心都偏离几何重心，说明区域范围内存在非均衡性．1988－2009年人口重心总体上是向南迁移，GDP重心在1988－1993年快速向南迁移，之后重心在北纬26．00470°～26．01667°之间变动，渐渐区域均衡发展．第一产业区域差异性较为显著，较其他产业重心，第一产业重心分布范围最为偏南，但其变动范围渐渐趋于2000年重心（东经119．38907°，北纬25．98018°）附近，第二、第三产业纬度方向上都是由北向南迁移．从图8可以看出，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重心最终慢慢向一个方向靠拢．
6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