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文
人口经济范文第1篇
在封建社会，所谓“农村经济”，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中国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政府移民运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另一种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人口大流动。他们是为了“躲避差役”等项剥削而四出逃亡，辗转各地谋生的，这些人可以称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1）。
明初，政府移民包括徙民开荒和调军屯垦，都是仿效历强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收效显著，影响深远。
人口经济范文第2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经济范文第3篇
一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样几个概念问题。生存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瑟尔瓦尔在作这一阐释时借用了古莱特(Goulet)的发展概念，但是在古莱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与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构成了发展(development)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也就是说生存不是与发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从属于发展的子概念。参见D.Goulet,TheCruelChoice:ANewConceptontheTheoryofDevelopment,NewYork:
Athenaeum,1971.）同样道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同生存与发展类似的两个概念，如果以某一时点为基点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比如一块10公斤重的蛋糕10个人分1个人可得1公斤，后来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却是20个人来分，1个人还是只能分得1公斤，虽然总量扩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增长。这个例子还启发我们，谈论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规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长期的，它还会通过其结构和质量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构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人口经济学已经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福格特(WilliamVogt)、汤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populationpressure)说和“人口爆炸”(populationexplosion)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optimumpopulation)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W.S.汤普森：《人口问题》，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1956年英文版；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英文版。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的福雷斯特(Jay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动态学》，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美国伊利诺里大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H.Kahn)及该所其他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一方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注：H.康恩等：《下一个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注：C.S.SmithandG.T.McDonald,1998,Assessingthesustainabilityattheplanningstage.
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52:15）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主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亦即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Direc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DP。）。学者们强调的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andW.Shearer,1996,Anintroductiontothedefiningandmeasuring
sustainability.TheBiogeochemicalFoundations,NewYork,19-56.），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注：戴维·皮尔斯：《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并且，在经济体系和生命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繁荣（注：M.MunasinghaandJ.Mcmeely,1998,KeyConceptsandtechnology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概括起来说就是：就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言，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后代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非人类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因此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一同构成了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及其已经明确了的相关原则已成为各国相约遵守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战略。新近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峰会汇总和充实各国自主实施的计划内容，将进一步增进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但是真正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目前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首先，虽然经济学家们循着庇古(A.C.Pigou)的思路对众多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庇古提出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科斯解释了最初权利怎样以各种途径分配；阿罗解释怎样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斯塔雷特曾指出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麦肯齐提出了关于存在一个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均衡的第一个理论；沙普利和舒贝克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心。参见：Sidgwick,H.,1887,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2[nd]end,London:Macmillan;Marshall,A.,1890,Principle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
Coase,R.H.,1960,Theproblemofsocialcos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1-44;Arrow,K.,1969,Theorganizationofeconomicactivity:issuespertinenttothechoice
ofmarketversusnon-marketallocation.InJointEconomicCommittee,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
Expenditures;thePPBSystem.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47-64;Starrett,D.,1972,Fundamentalnon-convexitiesinthetheoryofextemalities.JournalofEconomicTheory4,180-99;Shapley.L.andShubik,M.,1969,OnthecoreofaneconomicsystemWith
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59,687-9.），并正确地将这些问题的存在归因于市场机制的缺陷，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解说和内在化思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次，像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虽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部分原理，但尚未整合成一个利他主义或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来取代主流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因而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再次，沿用至今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不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而联合国倡导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另一个障碍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行动比较困难。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微观的经济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仅体现为当代人的环境污染，也体现为后代人将会面对的生态灾难。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要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但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独立性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确立，“搭便车”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何摆脱“囚徒困境”，需要一种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目前在克服南北对立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由于先进工业国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过去100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制造了全球60%促使气候变暖的碳氧化合物，1990-1999年仅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就占了全球总量的30%（注：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保护气候：领导还是僵局？》，2001年，华盛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后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作了不同的规定。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尽管遭到了美国的抵制，与会各方还是达成妥协就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形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从而使各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深刻理解外部性问题是理论界思考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研究表明，对付外部性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控制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例。首先，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取消对矿物燃料庞大而又隐蔽的补贴，那些先进的工业国应当率先将“碳税”引入本国的能源消费领域，并严格禁止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短期内可考虑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技术援助；其次，政府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加大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民间投资，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政府要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服企业和民众“不能仅仅因为房子还未被烧毁，就说买保险纯属浪费”。要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变成各国企业和民众的自觉行动，就得使全球管理意识通过宣传和引导深入人心。
三
中国政府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后，中国又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中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维持多少人口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口的发展？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重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潜在可耕地已经非常有限，现有的耕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因而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速将会有所放慢，但是总体上看食物供应的增长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只要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只要确立起公平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机制，只要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那么由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在地区上的不对称引致的局部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是在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养活世界21%的人口，而从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和未来可能的粮食进口量来判断，对我国的食物保障前景依然可以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不过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的农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经济适度人口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但适度的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是这种境界只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果实。但是，一方面，人口增长有很强的惯性，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并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理想境界还需要付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
传统观念认为“人多力量大”，以为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就多，从而生产总量就会相应扩大。殊不知，只有与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而资本不足恰恰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进行的预测表明，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人口总量的惯性增长，这一现象在若干年内会变得愈发严重起来。应对这种形势，政府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使这些失业人口不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二要确保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从趋势上看，未来可行的扩大和深化就业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疏导非正规就业部门，拓展服务业就业领域；(2)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尽可能地消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4)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5)开放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6)加强学校教育和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建立职业介绍信息网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以上途径多管齐下，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不过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失业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特别是忌讳通过减少就业市场的刚性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由此实现的比较高的就业率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有许多理由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的劳动标准，至少应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来确保现有的已经显得过低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降低。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劳动愿望、就业岗位并符合法定的劳动条件；但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研究表明，人口众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时中国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制约，过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第三是居民收支预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第四是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预期的供给面的变化，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倾向；第五是消费环境欠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或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第六是人口基数不断扩大，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投资率过高会缩小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消费品市场已经明显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盲目的投资扩张无疑会造成更多的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人口经济范文第4篇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上，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全省总面积17．62万平方公里。2011年末，常住人口3475万人，国民生产总值5701．84亿元，比上年增长15．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7%、40．9%和46．4%。2000年以来，贵州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和发挥国家新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以及西部极力打造的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政策优势，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努力建设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和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下文将对2000年以来贵州省人口与经济系统发展协调性问题进行测度和评价。
二、人口与经济协调性测度与评价
本文通过对2000－2011年贵州省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数据的分析，再依据公式(3)计算得到各年份人口与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表2)，该指数反映的是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相对水平，值越高说明发展水平越高。
1．人口综合发展水平。从图1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口综合发展指数从2000年0．0899增长到2011年0．4423，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发展速度较慢。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可以划分为2000－2002年、2003－2011年两个阶段，2000－2002年人口综合指数的发展明显偏低，在0．0899－0．1073之间;而2003－2011年，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基本可以拟合成一条直线。究其原因，近年来非农业人口比例、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不断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而其他指标变动不大，而2000－2011年人口综合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就是人口指标变化的结果。
2．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0－2011年贵州省经济综合发展曲线总体呈线性增长趋势，除2005年经济综合指数偏离较大外，其他年份基本可以拟合成一条直线，表明了贵州省近12年来经济系统发展是平稳且迅速的。究其原因:2000年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这四项指标迅速增长;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也逐年增加;其他指标如人均铁路里程数和人均公路里程数变动量没有前面四项增长速度快，但也呈逐年增长趋势。因此，2000－2011年间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迅速提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态，是经济系统中各指标发展变化的综合结果。
3．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利用耦合协调度公式(4)、结合耦合协调度值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计算得到贵州省2000－2011年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D(x，y)，并判断其协调发展类型(表2，图1)。可以将不同年份贵州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耦合协调度值在0．30～0．49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由轻度失调衰退型向濒临失调衰退型过渡。这一阶段出现在2000－2003年，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逐渐提高，由2000年的0．3185上升到2003年0．4923，前三年增长速度较平稳，2003年增速最快。究其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逐步提高，人口素质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一个必要条件。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发展，人口系统内部各指标之间正在发生着大的变化，比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年降低、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及普通中学在校人数的增加等，其结果就是协调度在逐渐增强，但协调程度较差，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第二类:耦合协调度值在0．50～0．79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由勉强协调状态上升为中级协调状态。这一阶段出现在2004－2011年，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0．5384到2011年的0．7432，增长速度平稳，起伏不大，可拟合成一条直线。说明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能够为人口系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人口系统也在逐渐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与经济系统由磨合逐渐走向协调过渡，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数年的时间。从表2就可以看出，从04年的勉强协调类到2011年的良好协调，经历了7年的发展时间。究其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会带动着其他行业的发展变化。2004－2011年这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值都在逐年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对教育投入力度的增加，使得大专及其以上人口和普通在校学生的比重在增加;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降低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这些数据的改变表现在系统中就是协调度在逐年上升，且发展的速度较快。这一阶段，人口与经济系统协调程度在逐渐好转，由勉强协调类向良好协调类转变，到2011年，两者的协调度已经达到了良好协调类型的标准。从上面的分类结果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口和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较好的年份为2004－2011年，而2000－2003年总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但从协调度变动趋势来看(图1)，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时序差异在逐渐缩小，发展趋于平稳。就人口系统而言，在人口数量方面，人口总数偏大，人口增长速度偏快;在人口质量方面，人口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大专及其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在人口结构方面，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城镇化水平偏低，就业结构的变动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就经济系统而言，经济总量不高，影响了人均经济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经济结构方面，作为产值最高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仍然较低，发展潜力不足;在经济能力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足，工业增加值不高等，这些都表明在人口与经济系统有一些不利因素在制约着系统的协调发展，协调好系统内部间各个指标，是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结语
通过对区域人口与经济协调性测度与评价理论梳理与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模型，对贵州省2000－2011年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从贵州省人口综合发展水平上看，2000－2011年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2000－2003年发展速度较慢，2004年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从贵州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上看，2000－2011年经济综合发展总体呈线性增长趋势，除2005年经济综合指数偏离较大外，其他年份发展较好，基本上可以拟合成一条直线。(3)从贵州省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上看，2000－2011年人口与经济系统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3年间发展速度较慢，从2004年开始，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整体上看，人口与经济系统协调性发展状态较好，但也有个别年份协调状态不理想，可能引起的原因是:教育投资力度不足，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较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承载力度不强;城镇化建设速度慢，阻碍了人口的流动等。从发展过程来看，贵州省2000－2011年人口与经济综合发展指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两者在数据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年份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要高于人口的综合发展指数。
人口经济范文第5篇
1、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年人口迅速增长，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重大。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速度相当惊人，老龄人口增速过快，增长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地区及城乡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受到我国幅员广阔、地区间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不断上升，表现出一致性。劳动力对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存。随着人口向高龄化迈进，劳动力年龄也将出现高龄化现象，随着高龄劳动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那时，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
2、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作为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多种因素：例如人口规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者个人偏好以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等，都会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发展，相关的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也会对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随着这些人成为中年和年长劳动力时，期内人口老龄化还不会过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技术结构转型，并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来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会加大企业的经济负担，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接受比较困难，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是利弊相连的，老年型劳动力多从事经验型、熟练型劳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条件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年轻劳动力多从事创新性劳动，只要合理分工均能说明老龄化不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当今知识经济的爆发式发展，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合适的劳动力技术结构与之相匹配。但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有所不同，老年人对商品市场中的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较大。政府是推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发展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产业和老龄服务产业。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启示。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经验包括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制度，多种多样的退休制度，形形色色的老人服务机构和其他一些对策。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养老保障必须法制化，我国必须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靠完备的法制强制推行，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养老保险基金在来源上应多样化。建立长效稳固的社保资金筹措机制，在运营上应向商业化发展，政府制定某些重要项目的全国统一标准，在基金管理体制上尽可能避免过快地分散化。应充分重视家庭养老的作用，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家庭内各成员间的社会保障相关联，努力在社会上形成家庭成员内“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3、对策与建议
人口经济范文第6篇
第一，产业与人口、居住、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匹配，进一步加剧城市运行管理压力，阻碍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条件下，如果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城市运行效率相对较高，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较小。反之，如果城市内部的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在空间上布局不合理、不匹配，都将明显增加不同空间之间的交通流量，严重影响城市运行效率，造成更多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将对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资源环境在受到经济、空间、人口等因素作用的同时，也对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产生强力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可以不断提高，但是，如果人口规模、经济体量过大，超过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就会使区域发展环境严重恶化，反过来又将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北京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已严重影响对海外高端人才、国际组织、跨国总部资源等的吸引力，对北京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严重挑战。
二、新阶段首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多年来，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与首都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受制于国家现行财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摆脱“通过扩张经济规模来增强财力，进而支撑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思路。虽然北京通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逐步减弱。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要求相比，我们必须看到，现阶段首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矛盾与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快速发展引致首都人口过快增长。近年来，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纳了大批就业人口，就业人口总量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2012年，全市就业人口总量从619.3万人增长到1107.3万人，年均增长近41万人，就业人口年均增量占常住人口年均增量的69.7%。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外来就业人口成为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外来就业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33.7%提高到2010年的55.7%，净增337.2万人；从外来就业人口的就业行业看，外来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四大传统行业，占外来就业人口总量的2/3左右。同时，随着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催生了更多的城市生活性服务需求，家政服务、保安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迅猛发展，进而带来更多的流动人口进京。
第二，还存在大量与城市功能定位不匹配的低端产业。目前，与首都功能定位要求不相符的传统低端产业仍占一定比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业等部分低端生产环节仍在京发展；中心城区还存在大量小商品批发、建材批发、服装批发等低端市场。比如，大红门地区有服装市场31家，建筑面积合计达76万平方米，其市场交易量占到全市服装批发量的50%。
第三，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目前，北京市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三高”行业和企业，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2012年，北京单位GDP能耗是2007年东京的11倍、伦敦的5.5倍、纽约的1.69倍；单位GDP水耗是2007年东京都的7倍。产业发展带来的能源资源消耗在全市整体资源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仍然偏高。2012年，北京产业用能占全市能源消耗的4/5，产业用水约占全市用水总量的3/5。同时，产业发展也是北京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2012年工业二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市的63.2%、46.2%和48.1%。
第四，经济功能与居住功能、公共服务功能等在空间上的不匹配加剧城市运行管理压力。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集聚了全市近六成的就业人口，其中，西城金融街、朝阳CBD、海淀中关村西区等地区成为主要的就业区域。总体来看，就业主要集中于四环以内；而居住人口向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边缘地区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区县看，西城、东城、顺义、海淀、朝阳五个区县的职住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余大部分区县职住比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区域职住比不平衡，尤其是昌平、通州两大居住人口集聚区最低，职住比严重不平衡。比如，2008～2012年，昌平区新增常住人口达88.8万人，是新增就业人口（5.2万人）的17.1倍；通州区新增常住人口25.2万人，是新增就业人口（2.8万人）的9倍。详见图4。经济功能与居住功能、公共服务资源相互间的不匹配，给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城市运行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郊区居民需要到中心城区就业，形成“钟摆式”通勤格局，这也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北京市平均通勤时间长达50分钟，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由于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位于中心城，加大了新城居民看病、享受文化娱乐以及小孩上学的成本，导致城市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提高，从而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上升，增加了整个城市的资源消耗和交通运行带来的污染，加剧了全市资源环境压力。
第五，全市缺乏强有力的统筹调控机制。市级层面对于城市发展中的规划、重大项目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效率不高，推进力度不大。面对分税体制和GDP层层考核，各区县、乡镇发展经济动力十足。虽然北京市多年前就提出并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区县、乡镇在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矛盾面前，往往选择前者。各区县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些规划或项目，从局部看或者从全市发展经济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从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角度看未必合理。
三、推动首都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整体部署，为北京破解城市发展矛盾、实现科学发展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北京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迫切需要站在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抓住这一战略契机，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以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发展，抓住关键性、根本性矛盾，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切实有效地推动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一）以经济调控为突破口，主动降速、提质发展
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控经济增速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第一，明确重点发展和坚决淘汰的产业方向。一方面，要明确各区县差异化的产业定位和发展重点领域。基于四类功能区功能定位，深化区县产业定位，按照差异化发展思路，明确各区县重点产业领域。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高技术研发，每个区明确2～3个重点发展领域；城市发展新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具有明显优势的高技术制造业，每个区县明确2~3个重点发展领域；生态涵养发展区各区县结合优势资源，适度发展旅游、都市农业、生态休闲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另一方面，要确定各区县应当坚决淘汰退出的产业目录清单。制定各区县与功能定位不相符的传统产业退出清单，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时间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分类逐步搬迁五环路以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物流仓储等低端业态；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着力清退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制造业。
第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全市经济发展质量。北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是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产业内部结构深度调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北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强大引擎和主要阵地。要抓住中关村范围扩大契机，充分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凝聚更多的高端创新资源，承载更多的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增长极。
（二）以空间调整为着力点，建限并举、重心外移
为促进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从国际大都市空间发展历程来看，在推进城市空间优化过程中，有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建”，即通过分阶段建设城市“副中心”来推进城市空间优化。如东京于1958年开始分三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形成目前“一主七副”城市空间格局。二是“限”，即通过出台各种限制中心城过度开发建设、引导城市中心区功能有效疏解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空间优化。比如，巴黎市政府于1959年宣布禁止在市区内建造1万平米以上规模的办公大楼。三是“联”，即同步推进大容量、网络化、高速度的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又如，东京首先修建了一条环市中心的轻轨线，依托各个交通枢纽把多个“副中心”连接起来，使东京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要“疏堵结合”，一方面，要限制中心城区的再开发，禁止大型公建项目、商业项目、商品住宅项目等的开发建设，防止中心城区继续“摊大”和“摊厚”，避免人口、产业等功能向中心城区再集聚。同时，要积极引导中心城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大型公交枢纽等搬迁，推动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向城市“副中心”、“新城”疏解。另一方面，要引导城市发展重心全面转向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借鉴东京经验，近期集中精力加快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高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提高对人口和产业项目的吸引力。此外，还要加快大容量、网络化轨道交通体系建设，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补上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的“短板”和“欠账”，一方面要继续加密中心城轨道网络，研究现有地铁线路满复线建设，通过采用“大站快车”方式，提高轨道交通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加快规划和建设市郊铁路干线，使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和产业功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疏解，在更大尺度上引导城市空间格局优化。
（三）以体制机制为根本，上下联动、多主体协同
推进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体制机制上对区县关键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全市“一盘棋”、令行禁止的工作格局，彻底解决“调不动”的问题。
第一，实施差异化的区县财税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市区税收分成制度，积极引导区县高端化、差异化发展。按照差异化发展思路，调整市、区税收分成比例，对区县产业发展进行分类指导，鼓励各区县积极发展符合自身功能定位和重点方向的产业，并加大区级税收留成比例；限制各区县发展不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产业，并相应减少区级税收留成比例。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积极推进区县政绩考核体制改革。改变以GDP增速为主的政绩评定办法，取消对区县经济总量和增速指标的考核，重点考核单位GDP税收、能耗、水耗，以及创新能力、生态效益、特色化高端产业集聚程度等指标。
（四）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跨区域配置首都城市功能
东京、纽约等世界城市都通过在更大腹地范围进行功能配置来缓解“大城市病”。因此，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要跳出北京，在京津冀地区乃至环渤海区域等更大尺度空间范围内实现功能再配置，实现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第一，提请国家建立“首都经济圈发展协调委员会”。协调推进北京与首都经济圈、环渤海地区其他省市重大事项的合作。近期，协调北京、天津、河北规划设立“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战略储备区”，重点涵盖武清、廊坊、涿州等地区土地资源，遏制一些大型地产商、国企等以各种名目“跑马圈地”、转手获利，为北京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合作、功能对接预留空间。
第二，探索建立北京与周边区域产业合作的多元路径。加强北京与首都经济圈其他城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积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这样既可以减缓周边地区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周边地区的发展又可以吸引一部分外来人口就业，对北京外来人口发挥一定的“拦截”作用。建议在首都周边地区选取具有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的开发区、工业示范园区，以“共建园区”、“总部—制造基地”等模式，优先支持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在周边产业化。
第三，引导首都养老服务、健康休闲等部分功能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北京功能再配置的核心在于，要舍得“做减法”，强化首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等核心功能，将部分制造、养老休闲、会展、批发商贸、农产品供应等城市功能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比如，在养老服务方面，可以将北京市新建养老院、养老基地等选址在周边区域，探索建立异地养老补贴机制，建立跨区域养老保险对接制度，鼓励北京市老年人异地养老。
人口经济范文第7篇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安徽省人口众多，紧邻长三角地区，同时安徽省内部发展差异明显，包含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城市，可以作为研究的典型区域。由于不同区域、城市、县(县级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为保证研究单元内部的均质性和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以县（县级市、地级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数据包括各研究单元的流动人口数据、各研究单元和流出地的经济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于安徽省人口计生委提供的2001-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统计报表，经济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安徽省和苏、浙、沪历年统计年鉴。研究数据涵盖安徽省56个县、5个县级市和17个地级市市区，共78个研究单元，时间跨度为12年，总体规模为936，剔除没有统计和无效的数据，有效数据占比为95.9%。本研究主要采取回归分析法，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驱动人口流动的经济因子，为了消除量纲，采用净流出地与净流入地的人均GDP比值作为自变量，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构建定量模型（式1-3），进而做历史分析和断面分析判断经济因子对人口流动影响的时空差异。式中，Y1、Y2分别为研究单元的跨省净流出人口和户籍总人口，X1、X2分别为跨省净流出地区的人均GDP和流入地的人均GDP。若研究单元出现人口净流入，则将其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人口来源地作为人口净流出地。
二、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特征
经过分析，发现安徽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跨省流动人口先快速增加后平稳增长，流量规模巨大就全省来看，2001年以来，安徽省人口流动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2001-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2004-2009年为稳定期，2009年以来为稳定趋降期。在快速增长期，2004年，全省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净流出人口分别较2001年增长37.8%、93.1%和98.9%。在稳定期，全省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处于1033.0万至1076.5万之间，各年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均占全省户籍人口规模15.0%～16.5%左右，2009年净流出人口规模超过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在稳定趋降期，2009-2012年全省跨省流出规模逐年缓慢下降，跨省流入规模则缓慢上升，净流出规模平稳下降，显示一定的回流趋势。
（二）人口流向相对集中，以流向发达地区为主在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三大传统流动人口汇聚地（朱传耿、马荣华、甄峰，2002）中，沪宁杭城市群是安徽省人口省际流动的第一流向。根据统计数据，以2009年为例，全省各地市流向江浙沪的人口比例均超过50%，长三角是吸引安徽人口流动的第一磁极，其他人口也纷纷流向经济水平近似的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三）各地区人口跨省流动差异明显受安徽整体发展阶段影响，大部分研究单元属于人口净输出地，尤以皖西、皖北为主。有部分研究单元出现人口跨省净流入，主要是合肥市区、芜湖市区，马鞍山市区等。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其规模和比重均存在很大差异。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人口跨省净流出规模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分别为547、713、220、409倍。将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人口除以该研究单元户籍总人口得到各研究单元净流出（入）率，2001、2004、2009、2012年合肥始终是人口跨省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净流出率最高的研究单元与最低的研究单元的比值分别为415、568、374、351、452。以上分析表明各研究单元人口跨省净流出（入）规模差别很大，其影响原因有两个：第一，人口基数的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规模的差异，称为规模差异；第二，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别，称为平均差异。关于规模差异的研究已比较广泛，本文重点研究平均差异。
三、经济因子对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的影响
（一）经济因子对人口省际流动的基本影响人均GDP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衡量生活标准的关键指标之一，较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流出地较低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推力，流入地较高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拉力，利用流出地与流入地人均GDP之比可表达影响人口流动推拉力的合力（下文用X表示人均GDP比值）。同时历年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反映了各研究单元的省际流动差异（下文用Y表示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通过对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反映X和Y的回归模型中确定系数R2最大的为指数模型（见图2），R2为0.883，F统计量为3809.755，显著性水平为0.000，回归方程为：方程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随着人均GDP比值的提高而呈指数形式降低，当X=0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为0时，Y=1，表明人口全部流出，当X趋向1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与流入地相等时，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趋向0。
（二）经济因素对人口省际流动影响的时间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技术条件、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改变，因此同类现象的发生过程会变化。根据历年的数据，选取2001年（起始年份）、2004年（转折年份）、2009年（转折年份）、2012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回归曲线如图3。表1显示，历年的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在上升，回归系数绝对值下降表明G值对Y值得弹性在减弱，说明其他非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的作用在慢慢变大。
（三）经济因素对人口省际流动影响的空间分异安徽省空间结构的划分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历版城镇体系规划空间结构看，1995年版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二带二群一组团”的城镇体系格局，2004年版调整为“两线三片多极”。此后安徽省内又分别提出了“沿淮城市群”、“淮蚌城市群”、“皖东北城市群”、“皖西北城市群”、“皖东城市群”、“合肥经济圈”、“马芜铜城市群”以及“铜池组合城市”、“芜马组合城市”等城镇组合方式，而最新版的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两圈两带四极”和“一带一圈一群”的双方案，以体现城镇体系规划的灵活性。尽管安徽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长期以来处于非稳定状态，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内部的均质性和内外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安徽省南北差异在历版空间结构中都得到体现，本研究基于此将安徽省划分成南部和北部两大片区分别进行对比研究，南部片区包括芜湖市、马鞍山市、安庆市、铜陵市、池州市、滁州市、宣城市、黄山市、原巢湖市、合肥市，北部片区包括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阜阳市、亳州市、淮北市和宿州市。通过分析得到结果见表2，回归曲线见图4。表2显示南部地区的案例大多X值大于0.2，北部地区则多在0.2以下，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是南部地区低于北部地区，表明经济欠发达的北部地区X值对Ln（Y）值的影响敏感性高于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四）经济因素主导下跨省净流出率标准值根据公式4，可以得出不同X值对应的Y的标准值，各个不同的地区可以据此进行参考（表3）。在X值较小时，这个模型的应用效果较好，但X值达到0.8时，Y的标准值为0.0022，数值较小，人口对流特征相对于人口单向迁出更加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人口经济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口经济学;经济发展;贫困地区
1一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没有人的存在，既不会有经济活动的动因，也没有经济活动的动力，正是人的存在和人类活动，才推动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才推动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演进。满足人的生存和消费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它将人类经济活动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向现展的逐步推进。从生产角度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为：首先，小规模的人口制约着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不利于规模经营的采用，男耕女织是与中世纪的人口规模相联系的，人口增长却扩大和提高了总的需求，从而扩展了市场规模，机械化大农业和纺织业就是与当代人口规模的扩大密切联系的。其次，人口增长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增加产出，就必须增加劳动人手，就要求更大规模的人口。在当代，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的人口，人们就难以享受到优质的人性化服务。从另一个方面说，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口也就越多，科技和经济活动的潜能就越大。其三，如果说人口的膨胀限制了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劳动力的扩充则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和财富总量的增长。在人口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口和嘴的增加，还要看到手和脑的增加，不能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而过度强调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其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压力会变为一种反压力，正如赫希曼所认为：“社会共同体进行的阻止生活水平下降的活动，使得该共同体增加了控制环境的能力和为发展而组织自己的能力”。从消费角度看，人口增加不仅推动着生产规模的发展、组织生产体制和能力的进步，还推动生产朝着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朝着精耕细作和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人们不断萌生的新需求不仅推动着科技进步和产出的提高，还会促使人们去发现新的资源，充分地利用旧资源。正是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多样化消费和需求欲望，人类才在生产上有了各种发明和创造，才最终推动着生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尔萨斯也曾说：“假若没有强大的人口压力，人类本身就不会摆脱野蛮状况。”
2过度的人口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伴随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既从自然资源和环境表现出来，也从影响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来。从资源环境看，它主要表现为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必然带来粮食供给的巨大矛盾，即人粮矛盾，人粮矛盾的解决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既靠精耕细作也主要靠开垦荒地来解决，树木的砍伐和草场的开辟，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漠化、石漠化、盐碱化，可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生物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中的土地被占用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大量“荒地”被开垦，加上人口增加对森林做原料、建筑材料、生活用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造成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从而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伴随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淡水资源也逐渐变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时，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也加剧了水资源污染，这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水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人口增加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大量开采和利用不仅使资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可能引发矿难，经济发展中对此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能源是工业生产的润滑剂，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过渡使用不仅使不可再生能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新能源的开发也会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总之，人口的增加不仅给自然资源增加了压力，而且还会付出高昂的环境和经济成本，投入与产出之比越变越小。
人口增加也会从对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压力来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与人均收入。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一是加剧了人地矛盾，二是引起消费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三是家庭人口的增加使支出增加，不利于资本积累。
第二，人口与生活水平。人口的迅速增长会引起食品、衣物、住房等需求的上升，但由于缺乏诸如原材料、熟练工人、资本等相关要素，人们生活需求品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增加，其成本和价格必然上升，使生活成本提高，从而使原本就低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人们极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第三，人口与农业发展。农业人口的增长会造成人地矛盾加剧，会增加更多的隐形失业人口，从而降低人均收入，使储蓄和投资水平双双下降，阻碍农业经济发展。
第四，人口与就业。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困难。
第五，人口与基础设施。人口膨胀会加剧基础设施供给的紧张，如果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会减少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处在两难境地下的政府只好力不从心地从事部门间的平衡工作。
第六，人口与资本形成。人口的迅速增长会消耗更多的新增产品，资本积累和形成的速度下降，社会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源会减少，尤其是国内消费的激增会减少出口，导致国际收支的恶化。
第七，由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使人们会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并在实际上削弱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
第八，人口增加会引发许多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正常经济秩序会遭到破坏。
3膨胀的人口：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贫困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过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导致非生产能力的人口增加，被抚养的比重增大，尤其少儿负担系数加大。其次是人口高增长使其人均水平与低增长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参与分配的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缓慢的矛盾作用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低增长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极不协调。国民收入最终要分解为消费和积累两大部分，积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增长速度影响，经济不发达、人口增长快的地区，其积累率就越低，并面临着较大的人口、资源和生态压力。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4的新增国民收入被新增人口“吃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积累和经济发展。中国长期将经济增长率确定在8%左右，这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们可以被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新增人口，大约为3%；第二部分用于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大约为2．5%；而另外的2．5%则用于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所以贫困地区的出路在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因地制宜地改变产业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贫困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交互影响的，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之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增长快、生产和就业结构单一、科技文化落后、人民生活亟待改善的现状，膨胀的人口使经济和资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十分凸显。人口与资源是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人均占有耕地就越来越少，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就越来越差，在收入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很难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粮食产量。我国贫困地区多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带，其土地垦殖指数小，土地资源开发已达极限，在经济发展无力抵消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很难脱贫致富。人口数量与质量也存在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由于贫困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低、积累能力差，其落后的教育和科技成为其未来发展的软肋。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又是由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所决定的。贫困地区劳动者低下的科技文化素质对经济技术结构造的改善构成严重制约，成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结构落后、资源不能有效开发、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低、生态恶化的根源。收入影响投入，投入又制约收入，过低的收入使贫困农民除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外，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基本的农业生产投入都难以维持，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