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部门所雇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适当放宽,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会加快人均产出收敛的速度。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并没有因之而缩小,反而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本文谨从我国异质性人口流动现状出发来分析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

流动方向为向东部地区集中。从省际人口的地区流动来看,1990-1995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各省区人口流动总量的65.09%,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期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总量的76.24%,较1990-1995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轻。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中,迁移年龄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迁出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迁出率达到了10.21%,其次是25-2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6.71%,15-1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5.98%,位列第三,呈现出年轻人口省际外迁的空间格局。

迁移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迁移劳动力所受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0.1年,其中67.6%的迁移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迁移劳动力总量的15.5%,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受高等教育的平均4.8%,甚至高于城镇的9.9%。

二、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择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我国表现为年轻人、技能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种选择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对迁入地区而言,人口的流入增加了迁入地区劳动力总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的推动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流入和集中,会使流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就业竞争,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且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也可能因社会、医疗保障等体系的不完善,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对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口流动的作用则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迁出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人口对本地资源、环境的压力;且人口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的部门流出,流向资本劳动力比率高的部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趋于一致,减少了就业竞争,提高本地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时,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生产力的提高,迁出地因为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损失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如果将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劳动力的迁移对地区增长的差距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人口迁移政策

中国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人口流动的结构与规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现阶段人口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强化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调整和引导,而不能靠政策进行人为限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放宽对人口区际流动的限制。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地区集聚力的作用,这种集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要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迁移的政策限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东部地区的生产活动向的扩散,满足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平衡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随着东部分散力的提高,使人口流动自然调节到均衡水平,实现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转变。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如下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反映农村人口结构、农业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其中，α4表示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α5表示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其他符号同上。为克服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2）中引入了对消费存在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1）农村居民收入Incoit，在凯恩斯消费函数中，收入被认为是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2）通货膨胀率Infit，其反映了价格波动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对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3）城乡消费比Ratit，其反映了城乡居民消费份额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于是，模型（3）可进一步拓展为如下形式。

（二）变量选取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市、区）2001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各地区少儿抚养系数、老人抚养系数、家庭规模和性别比数据取自2002至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至2013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定义说明如下：农村居民消费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值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用少年儿童（0～14岁）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表示；老人抚养系数用老年（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表示；农业经济增长以人均第一产业产值的对数值表示；农村居民收入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表示；通货膨胀以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消费物价指数－100）表示；城乡消费比以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表1给出了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估计方法与模型估计由于在估计静态面板模型时，通常考虑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方法，故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来识别模型（1）至（3）；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形，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差，相关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由模型（1）至（3）可知，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整体依次增大，说明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显著性有所改善，并且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0，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根据拓展模型（3）的估计结果展开。至于依据模型（3）的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则需要通过相关检验来进行取舍，传统的做法是进行Hausman检验，其假定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率的，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复合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素，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这时便无法进行Hausman检验，于是，我们采用了与Hausman检验等价的Xtoverid检验来验证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Xtoverid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相应地，本文还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给出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及农业经济增长等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图2至图5），从图上可以发现，老人抚养系数、人均农业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关系，而少儿抚养系数和总抚养系数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反向的变动特征，有关它们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接下来将结合模型识别结果进行详细论述。

（二）实证结果分析第一，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66％，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子女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视，从而使得家庭少儿总抚养支出对家庭抚养孩子数量的弹性增大。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抚养的孩子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抚养的孩子较少时，父母往往倾向于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环境。加之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希望子女“跳出农门”的农户家庭，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数量换取质量。也就是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而上升了，这一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儿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负相关，而与消费水平正相关，但是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条件，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生命周期理论中，居民要以一生为跨度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据统计，2012年底中国农村仍有9899万贫困人口①，如果加上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数字将大大增加，对于这些居民而言，暂时性收入是其当期消费的主要来源，较低的收入使居民没有足够储蓄来实现消费在不同年龄段的优化调整。同时，在面临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时，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未来收入与支出状况，只能依据现期收入与财产状况进行“阶段性”决策，其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典型的“短视性”特征。第二，老人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抚养比每上升1％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39％。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逐渐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农村老年人便无法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其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或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农村老人将成为净产出为负的消费群体，并需要成年劳动力为其提供食品、医疗等消费品。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加大农村居民家庭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在农业技术条件不发生改变或进步缓慢的情形下，还会引起社会总产出水平的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会使消费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上升。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并不会将储蓄存款作为其养老的保障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因为现阶段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也许是唯一）选择，老年人的生活、医疗等消费需求，可以依靠子女和自己来满足。同时，中国老年人比较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往往会选择节衣缩食来减少当前消费，以便能为子女遗赠更多的财产，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因而，在农村居民较弱的谨慎的养老动机和较强的关心子女的遗赠动机共同作用下，农村老人抚养比将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农村少儿抚养系数呈现不断下降态势，而老人抚养系数在逐步上升，少儿抚养系数下降幅度超过老人抚养系数上升的幅度，从而人口总抚养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共同作用将使总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如图4），从而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即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第三，人均农业产值与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农业经济增长将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农业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会提高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而引致农户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农户可将剩余农产品转化、加工后进行消费，从而提高农户消费水平，而不是将仅有的农产品进行出售以换取生活补贴，或作为来年的生产资料储备起来。第四，首先从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间关系来看，模型（2）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在模型（3）中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在模型（2）与（3）中均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偏效应为α3＋α4Youthit＋α5Oldit，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其中，少儿抚养比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贡献的偏效应分别为α3＋α4Agriit和α3＋α5Agriit，表明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贡献被强化，而老人抚养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的贡献被弱化。第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系数远大于农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城乡消费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表明全社会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越小，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分配份额过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将直接制约我国居民整体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

三、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2001至2012年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增长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控制农村居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及城乡消费比的条件下，检验结果依旧稳健。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老人抚养系数升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此外，控制变量农村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通货膨胀和城乡消费差距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第四，人口高速增长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困化。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人口 经济发展 研究综述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 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 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 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 其后, 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围, 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 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 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 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 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 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 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 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 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 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 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 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 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 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 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 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况, 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5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23

“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是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前者认为，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后者认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比相对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虽然两种假说在学界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如果不存在，什么因素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本文综合考虑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建立新兴古典模型并进行超边际分析，对提出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为政策工具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Malthus T R[1] 认为过快增加的剩余人口会消耗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打破经济增长的正常秩序，降低人均消费水平。Solow[2]认为，资本一定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单位产出就越少。Krugman[3]将D—S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国际贸易中，预见人口规模越大，均衡的消费品种类越多，生产率越高，每种产品的成本越低，人均真实收入就越高。Easterlin[4]发现没有合理的数据显示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自Gelb[5]首先提出资源诅咒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Wright，Czelusta[6]认为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统计学选择性误差问题。Lederman，Maloney[7]认为，资源诅咒的结论缺乏稳定性，部分指标的筛选缺少相关性，另外，限于数据的制约，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跨国数据难以准确描述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Alexeev，Conrad[8]用人均资源占用率来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结果表明，在长期，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在国内，学界对于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并没有达成一致。徐康宁、王剑[9]，胡援成、肖德勇[10]等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个层面上资源诅咒存在。方颖、纪衎、赵扬 [11]转换了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在城市数据层面资源诅咒并不成立，不过资源丰裕的城市对省内其余城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我们认为，关于“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学界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依据和检验技术两个层面。在理论分析层面，现有文献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研究重点放置于资源分配，而忽略了组织结构。在实证检验层面，现有文献一方面各自独立地对“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进行检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仅注意搜寻经济增长的一般要素，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真正支撑点和动力源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分工演化，运用新兴古典全局均衡分析方法，将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融为一体，综合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系统阐述了两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诅咒”和“人口规模”等命题均是伪命题，交易效率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只有通过交易效率的传导作用，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才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2 构建模型与超边际决策

王智新等：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1 产品和资源不存在固定费用的新兴古典模型[12]

经济系统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包括两种产品x，y。该经济系统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摘要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 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

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维·罗默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一版。

5、［德］克劳德’F·齐海曼编，彭松建，周雄飞等译：《适度人口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6、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7、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02，P136-P142。

8、陆杰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口与经济》1999/06，P3-P10。

9、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01，P8-P16。

10、陆亨俊，“在研究南亚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经济参考报》1999/9/13。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转贴于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google.com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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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克劳德’F·齐海曼编，彭松建，周雄飞等译：《适度人口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6、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7、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02，P136-P142。

8、陆杰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口与经济》1999/06，P3-P10。

9、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01，P8-P16。

10、陆亨俊，“在研究南亚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经济参考报》1999/9/13。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摘要:在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口素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生态文明分解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兼容性这三个要素,探索了人口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研究了素质对生态和经济兼容性的贡献。本文的结论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 人口素质 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

研究背景

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文明,即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为核心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在全球资源基本被瓜分完毕后才逐渐崛起的国家,中国对生态文明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特殊紧迫性。环境质量下降促使人们反思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

人口问题是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构成人口问题的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一定的探索,但对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文明的研究则尚存空白。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的定义为基准,以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人口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将生态文明分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的兼容性,探索了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描述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论证了人口素质对提高经济生态兼容性的贡献。另外,以往对人口与生态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生产者”的角色,本文在探讨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及其与经济兼容性时引入“消费者”的角色,从而在完整的人口学视角下进行研究。

人口素质各要素影响生态文明的传导机制

本文将人口素质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分解为人口的思想素质及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生态兼容性的影响,从而全面地探索该作用的传导机制。

(一)人口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促进作用。人们的文化素质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对环境保护有所助益,道德素质则决定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二者的发展还需协调、均衡,才能使生态得到保护和改善。

人口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协调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促进环保。从宏观角度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更易产生制度创新,从而解决生态恶化的外部性问题,例如美国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改善了碳排放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也要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人口的道德素质是环保意识的重要基础。横向而言,较高的道德素质能使人推己及人地关怀他人,不愿为一己之私占用他人资源,从而减少公众资源的浪费。纵向而言,道德素质较高的人口则更易接受“代际公平”的理念,将资源留给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而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环境保护过程中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如同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讲究配比一样,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协调对环保也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我国人口飞速提高的文化素质需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辅助协调。从生产角度看,技术进步是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新技术、新产品的污染具有显露上的滞后性,当结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譬如,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而该方法使公地的悲剧在企业的资源战中愈加凸显;另外,贴现方法导致了资源过度开采,因为现在的资源比未来的资源更有价值(Eric A.Davidson,2003)。因此,知识在缺乏思想道德约束时可能会成为毁坏生态系统的利器。唯有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才能控制这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从消费角度来看,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往往占有更多财富,从而有能力消耗更多环境物质并产生相应的生态足迹。Friedrich Schmidt-Bleek(2003)谈到:典型的过度消费者是北美人。他们每天的物质消耗相当于自身的重量。这意味着一个北美人的消费等价于34个孟加拉人。按此意义计算,相当于美国有70亿孟加拉国的人口,而孟加拉国有大约500万美国人。所以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道德水平对挥霍型生活的约束尤为重要。其次,思想素质较高的人要拥有恰当的环保意识,也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支持。自然知识不足容易导致“人口中心论”,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余谋昌,2000)。如果认为人类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的利益,人对自然并不存在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人口的思想素质越高,越迫切期望改进自己和同伴的福利,对自然的索取就越多,因为其决策的约束条件只有财富、时间和精力,并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文化素质的发展需要思想素质作保障,思想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文化素质,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才能使人们创造出环境友好型技术,接受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原则,从而对自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复。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界已成共识。在现实社会中,穷国和富国的“俱乐部收敛”就是例证。

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产出贡献较大。马克思在论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人口素质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紧密相联,高质量人力资本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有更高的回报率,从而直接增加经济的总产出。

从纵向的角度比较,人口素质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诸多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三)人口素质对生态与经济兼容度的影响

Eric A. 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一书中用图形展示了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了生态与经济的兼容度问题。生态学家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物质流动如同金字塔一般。位居金字塔宽阔基层的是土壤,植物可从中获取养分、水和生长据点。以绿色植物为食的动物在数量上少于植物,肉食性动物的数量则更为稀少,因此金字塔的宽度随着食物链的上移而变窄。荤素不忌的人类,由于不太可能被其他动物吞食,因此位于最上层(图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金字塔中,每一层的宽度都由该阶层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金钱价值决定。因而,其金字塔随着产品附加值的增加逐层变宽,和生态学家的金字塔形状恰恰相反(图2)。

生态文明的内涵在于经济学金字塔不能超过生态学金字塔的容纳范围,此即生态与经济的兼容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态足迹,即压缩经济学金字塔的面积,还能保持福利并改变消费层次的比例,使其“上大下小”的形状有所改善,从而更容易纳入生态学的金字塔中。

从生产者角度看,高素质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是从物质形态为“原材料――消费品――垃圾” 的“牛仔经济”转变为物质循环利用的“太空船经济”的过程。文化素质提升使人们逐渐掌握循环生产技术,道德素质的提高则利于人们对生活和生产废弃品的正确投放和处理。在这种部件的再使用和材料的二次使用过程中,人们用“人工循环工程”来弥补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向生态系统的排污和索取,同时保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因而增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目标的兼容性。

从消费者角度看,人口高素质对绿色消费的普及大有裨益。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自觉地选择耗能小、污染小的消费品,并对已用过的物品稍做清理后进行重复使用或用于别的目的。文化素质让人得以分析日常习惯,归纳出环保的方法并修正行为。这两种途径都使经济学金字塔更易嵌入生态学金字塔中。

结论和政策含义

现有人口学角度的生态文明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而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与生态兼容性而言,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即高素质总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兼容。

“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的基本人口政策,对改善中国人口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工作一直都把“稳定的生育率水平” 作为绝对重点,即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当前,我国人口处于绝对量上升伴随增长率下降的阶段,这恰为人口政策重点从“数量”转向“素质”提供了条件。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重视人口素质的必要性,这也是人口总量巨大和老龄化趋势并存背景下解决数量和结构间矛盾的可行方法。

人口素质自然发展的结果,常表现为文化素质的领先和道德素质的相对滞后。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其内生规律,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它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较量中,科技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李晶,2007)。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均衡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提升道德素质,当属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生态文明的外延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领域,并非单一学科所能全面覆盖。本文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物质成果,而对精神和制度领域的分析尚有待补充。另外,进一步的研究可构建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并量化它与人口素质各部分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细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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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谋昌.生态哲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李晶.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D].山东大学,2007

作者简介: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摘 要：本文从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人口红利的测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者做的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从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研究做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简评。

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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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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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叶文振.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15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22-02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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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变；消费；投资；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3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其出生伊始直至死亡过程中一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人口因素成为考察宏观经济运行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又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因此，人口对经济发展可能会存在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影响。综合而言，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果，这或许正是早期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的研究依循这一思路，逐渐开始同时考虑人口总量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综合考察人口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逐渐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居于这类研究的中心。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并被认为在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起步较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因其“转变时间短、幅度大且总量规模大”而更为引人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又使得我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这一“中国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阶段所呈现出的“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似乎正好与我国同期高储蓄率保证和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相一致。不可否认，这一发展模式与我国政府试图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导向战略不无关系，但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促进出口的人口结构转变是否是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以至于同时期相伴随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期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但又值得深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1 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进展及其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

国内外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围绕着人口究竟是消耗资源（从而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消费者”）、还是提出（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辩与讨论，相关研究也因此大致可以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悲观论”（马尔萨斯派），或许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时间内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乐观论”（反马尔萨斯学派），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取决于诸多传导机制的综合效果从而净影响并不明确的“人口结构转变论”（中间学派）。由此使得人口、管理以及经济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进而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人口管理政策重心上也常常在控制还是鼓励人口生育之间徘徊。

早期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比于其人口而言是有限的，从而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过剩会阻碍人均产出的提高，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3月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堪称这一理论的代表[1]。但是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与人均收入均持续增长的现象使得马尔萨斯派的“人口增长悲观论”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人口增长乐观派认为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的讨论。例如Kuznets[2]认为人口增长使人类更容易获得知识发明和传播的规模效应，Simon[3]也认为人口增长在对资源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会对人类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人口增长也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实际情形是，从总量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4]，但不同学者因为所关注的问题、数据或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存在较大出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或者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既有可能意味着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而言影响的净效果并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存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问题结论并不稳定。前者如Arrow[5]以及Mankiw[6]等的研究结论所示，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同时是提出的生产者也是消耗产出的消费者，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耗产出的净效果。后者正如Barlow[7]以及Kelley与Schmidt[4]等研究所指出的，通常而言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从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并不一定比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高或者低；并且早期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国家随后的人口出生率也通常比较高，而早期高出生率对应着随后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具有正向贡献的劳动力人口，与此同时随后的高人口出生率则意味着更重的少儿抚养负担因而消费更多的产出，从而意味着单纯从同期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其对同期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存在数据处理上的问题，因而结论也是模糊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开展的人口与经济互动影响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似乎才是考虑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关系的关键所在。

人口结构转变现象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共享[8]，阐述的是在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源于对西欧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验分析的结论，最早可追溯到Landry[9]与Thompson[10]的研究，到40年代由 Notestein[11]等学者形成人口结构转变系统性理论，初步创立了“人口转型学派”，之后许多学者[12]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早期的人口转型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定义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但随后的研究[13]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而应该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转变过程的综合现象：包括流行病学转变[14]、生育行为转变[15]以及家庭组织结构变动[16]等。因而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人口特征变化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与Brumberg[17]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个体平滑其一生消费的动机使得其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以用于退休之后的消费，进而不同年龄个体的生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宏观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动将通过影响该国或地区总的产出、消费和储蓄水平等中介变量并最终传递到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上来[18]。随后，不同学者遵循这一逻辑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形：①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动从而影响劳动供给；②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下降或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发生改变，带来消费和/或储蓄变动从而影响投资，并进而影响物质资本存量；③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变动影响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投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④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还有可能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更进一步，如果该国或地区为开放经济体，则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存在差异时将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从而将通过进出口贸易等进一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之相对应，国内外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围绕其对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形成、通货膨胀率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等几个方面展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开始逐渐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转变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的研究也渐渐增多；其中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

2 人口结构转变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

尽管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体在其一生中经历从净消费者到净生产者继而到净消费者的角色的转变，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会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实际情形中这一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

从消费角度来看，Erlandsen与Nymoen[19]利用挪威近40年的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显著影响同时期挪威总消费的变动，李春琦与张杰平[20]也认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李文星等[2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1989-2004年间各省居民消费差异的解释极其有限。就储蓄而言，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重率先下降（从而少儿抚养比下降）可能意味着家庭或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并且研究表明资产价格将在人口红利窗口期被抬高而增加投资收益率[22-23]，从而刺激居民储蓄行为。Leff[24]的经验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负相关，因而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抚养比率先下降和老年抚养比随后上升，将意味着国民储蓄率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Modigliani与Cao[25]利用我国的数据也发现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下降是我国同期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Cutler等[26]在新古典拉姆齐（Ramsey）模型中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在两国开放经济体模型中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比较。他对美国数据的动态模拟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将使得美国消费率在最初上升之后趋于下降，并最终达到小于初始值的稳态消费水平；储蓄率则在最初大幅下降随后上升，但仍小于初始水平，最终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Athukorala[27]发现台湾少儿抚养负担或老年抚养负担增加1个百分点，将分别对应着家庭储蓄减少25或0.10个百分点。然而，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可能跟少儿抚养负担负相关，但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居民增加储蓄[28]。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使得人们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本回报[29]，并且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家庭对后代的预防性生育需求，从而使得家庭更有资源对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寿命变长、出生率下降、推迟生育和教育投资增加等相伴随出现的现象相一致。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时，寿命的延长是否必然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代表性个体更偏好子代数目还是更偏好后代的福利，但一旦引入社会保障后寿命延长会有利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 人口结构转变对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人口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机理在于：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相对丰裕的劳动力禀赋，进而带来较高的产出，以致出口更多；换到进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意味着进口国有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多的商品[30]。Taylor与Williamson[31]通过研究发现1960 年到2000 年间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从逆差到顺差的飞跃与同时期这些国家年龄结构的差异以及变动密切相关。Debelle与Faruqee[32]对1971-1993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发现人口结构对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Batini等[33]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他们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主要是：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将首先出现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相同的问题，而相对年轻的美国则将出现经常项目盈余。Bloom等[34]评价了中印的经济增长，认为健康状况改善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转变进程互换之后，至2006 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将下降超过30%，相对应地印度的出口总值则会上升超过30%。许多实现了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也是如此。其他经验研究[30，35]结论表明，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经济体选择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采取这个模式的时候，都处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劳动力供给的时期；从而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

与之相对应，当一个国家经历由人口结构转变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决定的大规模人口年龄构成变化时， 国际资本流动会随之变化[31]。这是因为人口年龄构成会影响国内总投资机会——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轻成年人，那么将出现投资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处于收入高峰期的较年长劳动力，那么将出现储蓄率高峰。从而经济体在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其人口年龄构成将会通过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峰的不同而影响其对国外资本的供给和需求。Higgins与Williamson[36]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相伴出现的生育率上升与死亡率下降从而总人口增加的情形使得亚洲国家减少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亚洲国家60年代以来储蓄大幅增加与同期少儿抚养负担大幅下降相对应，并利用1950-1992年的数据发现部分亚洲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以经常账户盈余相反数衡量的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在其少儿抚养负担最高时正好达到峰值。Feroli[37]模拟估算了G-7 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本在G-7 国家间流动的影响。他们从历史的G-7 国家人口年龄数据出发， 估计人口变动趋势的基本经济参数，用于预测未来人口年龄变化的状况。他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从2010-2030 年G-7 国家中的相对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其他的五个国家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祝丹涛[38]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认为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人口结构转变同时也可能对不同经济体间的汇率产生影响。Andersson与Osterholm[39]利用瑞典1960-2002年间的数据、Andersson与Osterholm[40]利用OECD国家1971-2006年间的数据均发现人口结构是实际汇率的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Aloy与Gente[41]发现日本人口结构转变后期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实际汇率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以上各小节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特征因素变动对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经济中介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24，42-46]，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结构转变第二阶段“人口老龄化”阶段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压力。

就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而言，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一般先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呈现出“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之后的人口出生水平下降使得少儿抚养负担急剧下降，从而可能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47]：一是储蓄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趋缓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二是促进储蓄率的提高。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48-50]的结论基本与此逻辑相一致。与之相对应，人口老龄化则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43，51-56]：①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劳动力供需关系力量变化，并使得经济总产出下降；②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③人口老龄化会对公共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将面对养老金、医疗卫生等支出持续上涨的挑战，这在客观上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产生了上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将使税基缩减，税式支出增加。

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口抚养负担下降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从而转换为所谓的“经济增长红利”，而需要合适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使得“人口红利”有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的传导机制[57]：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得以持续。早期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表明这些国家国内环境以及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红利”转换为“经济增长红利”机制在这些国家得以实现[49]。与之相对应，学者也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但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如我国）而言，有可能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等来实现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49，58-60]。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态势的增强，行为人预期到自身寿命延长和负担增加，很可能会选择性地增加储蓄以削弱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额也将增加；从而意味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61-63]。这与Azomahou与Mishra[64]发现年龄别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高度非线性关系的结论相对照。因此现有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中所赖以检验的线性基础受到很大质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远比传统的线性假设复杂，从而进一步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

5 理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历经人口结构转变这一现象，人口和经济学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呈现出纵深化的特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转变的文献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并不单一，将通过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贸易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多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从而影响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情形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从而实证研究中因为各学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对引发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的设定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人口结构转变与这些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不同；因而考虑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既是一个国际化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应用探索，更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

致谢：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王丰教授为本文早期版本提出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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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A Literature Analysis

ZHANG Xinyi1，2 ZHANG Qi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2

一、引言

山东省在确立外向型经济模式以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型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也在逐步地增强。从西方传统贸易理论代表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现代自由贸易理论者赫克歇尔和俄林，这些理论学家都在自身的经济环境下探讨国际贸易与经济间关系，并且这些学说为我们当前研究两者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当代经济领域，许多专家学者对二者间的关系论证观点不一，主要存有三种观点：即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会促进、阻碍亦或毫无作用于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从山东省的实际出发，通过对非平稳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建立回归方程以及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来分析山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理论分析

（一）经典理论

正如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析研究国际贸易如何增加一国金银的财富，到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明确指出：“确定国家经济进步的原因属于国际贸易的研究范畴”，这些传统理论论述了国际贸易给一国经济带来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随后，在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末，H-0理论（即要素禀赋理论）因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而成为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的典范。随后众多经济学家们用动态分析法研究国家间的对外贸易产生的各种新现象以及探讨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某种利益关系。在市场条件下，理论学家提出的技术差距理论、产品周期理论等都探讨了国家贸易给一国经济带来的经济现象等都会促进一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二）山东省实际情况分析

改革30多年来，山东省国民经济发展飞速。截止到2011年，山东省国民生产总值为245361.85亿元，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5343.24亿元，其中进口总额为7117.84亿元，出口总额为8124.40亿元，分别是1984年的212倍和168倍。山东省近些年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利用绝对的临海优势促进了山东省的进出口，同时也有加快山东省经济制度改革以及产业经济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步伐。

三、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山东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本文依据1984年到2011统计数据，选取山东省国民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用出口总额（EX）和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发展状。本文所有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3.1软件。为使模型趋于合理，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

1.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将以美元计量的进口、出口额分别乘以当年汇率中间价，即计算公式表示为进口、出口额（人民币）=进口、出口额（美元）×当年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亿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汇率带来的数据本身的误差。

2.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给数据带来的影响，本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84=100）对所取数据进行平减，以此得到实际条件下的数据。

3.为增强数据存在的稳定性，避免异方差存在的问题，本文对所取数据分别取对数，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OG（GDP）、LOG（EX）、LOG（IM）来表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出口总额和实际进口总额。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从图一中可以看出，山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均有逐年迅速增长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图二的数据是经过一阶差分以后的序列，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这些序列是平稳的，可见LOG（GDP）、LOG（EX）、LOG（IM）都是一阶单整数列，说明山东省进口、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发展关系。

图1 LOG（GDP） LOG（IM） LOG（EX）的趋势 图2 LOG（GDP） LOG（IM） LOG（EX）一阶差分

在研究对外贸易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协整关系前，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问题，首先要检查变量间的非平稳性。本文选择ADF方法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 ADF检验①

从上表数据中可以得知，原有的时间序列在1%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本文主要使用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为分别研究进口额、出口额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本文共有两个协整方程，涉及解释变量也有两个即为LOG（IM）、LOG（EX），被解释变量为LOG（GDP）。得到的协整方程如下：

（21.03388） （26.71264）

R2 =0.96 DW=1，.88

（34.58004） （62.76792）

R2=0.99 DW=1.14

从协整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进口与GDP之间的可决系数R2达到了0.96，即有96%能被样本解释，DW值大于临界值（=1.30），消除了误差存在自相关可能性。然而出口与GDP之间的模型虽然拟合度较高，但是DW值小于临界值（=1.30），说明该模型的误差存在自相关，对此需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

有广义最小二乘法得回归方程如下：

表2 LOG（GDP）与LOG（IM）间的广义回归方程

则原方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是：

（19.41169） （35.93999）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较高（=0.98），虽然现在的0.98比修正前的0.99稍低，但是DW值大于临界值，消除了误差存在的自相关。下面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AEG检验，就协整理论而言，当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协整关系，而由于存在一个残差序列，即为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这个部分序列，是对非均衡误差的估计，这个残差序列应该也是平稳的。AEG检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协整方程的两个残差序列均小于1%/和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残差序列通过检验，可见估计的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这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这些变量可能是非均衡的，所以需要误差修正模型予以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所以，我省对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示如下：

长期发展趋势：

短期发展趋势：

我省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下：

长期发展趋势：

短期发展趋势：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系数均为负值，符合误差修正的负反馈原理。这说明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山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稳定的趋势，且短期内也有均衡的发展趋势。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山东省进口、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正向的发展关系。分析进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弹性系数，我们可以推断出，当出口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0.82个百分点；进口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国民省生产总值同方向变动0.76个百分点。在误差修正模型下，当进口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016的调整力度影响下一年的经济增长；同样的，在出口的短期波动内，将以0.18的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

三、对策

综上所述，对于山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协整检验表明，山东省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发展的均衡关系。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进口和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的发展关系，并且，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略大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由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省继续坚定大力发展“走出去”战略。企业要不断加快自己的创新能力，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切实提升跨国投资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要支持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创立经济平台鼓励企业与跨国集团的合作，从而强化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

（三）由于相对出口而言，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略低于出口，所以应对进口贸易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应当适度扩大进口，进口国内短缺资源或高新技术设备，通过增加进口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等问题，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稳发展。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与否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缓解因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四）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山东省在保持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地优化进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切实贯彻十中对外贸易发展策略，推动外贸进出口从扩展市场规模向追求高质量产品方向转变，从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从注重贸易顺差向提高国际竞争优势方向转变，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综合利用国际市场，积极开展多元化的合作方式，从而不断促进我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ADF检验由SIC和AIC准则确定。（*，**，***）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D表示一阶差分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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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新丝路经济带；新常态；一带一路；茶叶；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S-9；C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01-03

Abstract： In 2013， Chairman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initiatives of building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 2014， He further proposed to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community of destiny"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bluepri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tea export to the New Silk Economic Belt will become a new normal. 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the Grounded Theor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results are analyzed to study the possible problems for exporting Chinese tea to the New Silk Economic Belt with progressive coding. Then， coping strategies are given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subdividing the export tea market， regularizing tea planting environment and processing procedure with strict standard， and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abits of laws and cultures， and the detai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market opera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New Silk Economic Belt， New Norma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ea， Grounded Theory

一、引言

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常态[1]。提出的新丝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西翼部分，通过新丝路经济带可与沿线国家与地区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总理在2014-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从战略高度推动贸易均衡发展”、“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等。我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出口新丝路经济带是一个新的契机，充满机遇，同时也存在诸多挑战性问题。据国际茶叶委员会统计，2014年全球茶叶产量达502.6万吨，其中中国198万吨、印度118.5万吨、斯里兰卡33.8万吨，“一带一路”地区重点产茶国产量占全球总量超80%。全球茶叶出口总量达182.5万吨，其中斯里兰卡出口31.8万吨，中国出口30.1万吨，而全球茶叶进口总量位居前列的俄罗斯、巴基斯坦也在“一带一路”地区[2]。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地区的茶叶数量为7.15万吨，同比下降9.79%，出口金额2.74亿美元，同比增加3.7%，分别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和总金额的23.7%和21.5%。如何规避“一带一路”地区竞争问题应对茶叶出口挑战，将是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战略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扎根理论分析

扎根理论①是借助系统化程序从资料中提升理论，对某一现象进行研究并归纳式地引导出结论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对资料进行系统编码；从收集的资料中生成概念；对概念进行比较后生成理论性问题；建立概念间的联系；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高度和变异度的整合性。最核心环节是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包括开放式、关联式和核心式三个层级编码。扎根分析已经在商业研究领域越来越普遍，为企业机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借助扎根方法，从国家、行业与企业层面对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存在的问题进行逐级编码整理与分析，结论可为茶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一）问卷调查与访谈

调查问卷选择我国茶叶出口第一大省浙江，采用互联网问卷、邮寄问卷、实地问卷以及委托问卷等方式，选择了30家茶叶出口企业为调研对象。被问卷对象为基层管理人员及以上②。发放调查问卷475份，收回389份问卷，剔除灰色信息答卷与无效答卷，有效问卷336份，实际有效率71%。基层、中层与高层管理者的问卷比例近3：2：1。被调研者学历皆为专科及以上，工龄在3年及以下的占到32%，3年以上的占到68%。进一步在调研区域选择5家业绩优秀的茶叶企业进行深度访谈，被选企业均龄为3年以上，本轮被访谈对象为每个企业总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③。

（二）逐级编码

问卷调研及深度访谈过程中咨询与请教了茶叶研究相关专家与学者，资料严格按照扎根理论和方法的规范要求，利用质化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三个层次的逐级归类编码分析（表1-表3）。样本数按照2：1随机分成2组，一组用以（2/3样本）编码分析，另一组（1/3样本）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使用。

1.开放性编码。通过开放性编码分析可确定抽象概念类属的属性和维度，从收集的问卷与访谈样本资料中发现抽象的概念类属，进一步对抽象概念类属给以命名及类属化。通过开放性编码分析，从样本资料中抽象生成出60个开放性编码（限于篇幅仅以部分内容示例），如表1所示。

2.关联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分析可确定各范畴之间的关联度，通过查找与构建概念类属之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逐步收缩样本资料中范畴密度。进一步对凝练的开放性编码进行关联性编码分析，最终得到12个关联性编码，如表2所示。

3.核心性编码。核心性编码分析可使样本资料信息进一步收缩凝练，最终集中到与核心类属相关的编码中，通过系统化对比分析已构建的抽象概念类属的理论程序，并关联性编码进行横、纵向与范畴化归类分析，给集中的关联性编码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再结合原始样本资料进行动态比较，最终提取3个主核心范畴（样本分析发现，核心编码主要集中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方面，本文暂定义为国家、行业与企业层面），如表3所示。

4.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理论饱和度利用一组1/3的留置样本，结果发现各项范畴已经发展完善，其中3个核心性范畴没有再发现明显的新关联范畴，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新初始抽象概念，因此可视为通过扎根方法对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的问题研究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措施问题。我国政府对新丝路经济带的各种政策正向影响着茶叶产业的发展，可大大促进茶叶企业对新丝路经济带出口的业务热情。

（二）环境污染问题。一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影响着茶叶的生产与出口状况，天蓝、水清、地绿的环境更适合生长优质茶。我国目前已经在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很多环境污染法律法规已经出台。绝大部分茶叶生产园已经被当地政府进行有效管控[3]，农药、肥料等也进行了统一集中管理，无性系良种茶园比例达到35%。

（三）文化习惯问题。新丝路经济带跨国文化差异容易导致理念冲突，影响茶叶出口贸易合同的订立。新丝路经济带沿线不同国家的风俗文化及消费习惯的噪音会影响我国茶叶企业的出口业务流程，增加企业出口成本和合作风险。

（四）市场拓展问题。我国茶叶种植与产出率较高，但茶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较低。加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纷纷涌入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出口市场，使我国开拓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市场面临较多对手。

（五）人力资源问题。向新丝路经济带出口茶叶需大批懂管理以及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贸人才。出口的茶叶质量过硬，需要茶叶种植与生产的高技能人才。

（六）信息技术问题。信息技术是国际贸易的平台与载体，信息技术发达的茶叶企业更容易在新丝路经济带市场接单。茶叶出口会牵扯到知识外溢与知识转移，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七）创新能力问题。SaaS④、PaaS⑤、IaaS⑥及在此基础上演进的基于云计算平台的贸易模式，促进了茶叶出口贸易方式的创新。随着云经济时代来临，大数据逐渐流行并渗入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每个角落，OtoO模式给茶叶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带来较大的机遇与挑战。

（八）品牌能力问题。我国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茶叶企业相对较少，茶叶企业普遍缺乏品牌竞争意识，缺乏国际品牌竞争能力。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市场上拥有响亮品牌的茶叶企业在谈判时的话语权较强，能够争取到较好的业务源。

（九）合作能力问题。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茶叶企业存在“小、散、乱、弱”格局[4]。瓶颈性规模阻碍了整个茶叶行业的发展壮大，还会形成茶叶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与内讧。合作能力风险主要在于茶叶出口企业间做不到资源共享、利益共沾，彼此内在联系少，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

四、有效应对的策略

新丝路经济带的提出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更近了一步，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不可小觑。在“走出去”战略的驱动下，我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合作会更加广泛与密切，上述问题发生的频率将越来越高，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刻不容缓。从国家、行业与企业三个层面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第一，在政府的顶层设计下细分茶叶出口市场，针对新丝路经济带沿线不同国家与地区开展更具专业性的茶叶出口；第二，严格规范茶叶的种植环境与生产流程，特别是对茶叶生态园与产业园做到科学统筹规划；第三，掌握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特征与法律文化做法等，熟悉对方消费市场运营细则；第四，在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建立茶叶生产与销售子公司等，将出口转化为内销，弱化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意识；第五，加强茶叶生产与外贸的人才培养，提升茶叶产业人才的综合素养，行业协会指导高校与社会机构培养对口的茶叶综合人才；第六，强化互联网环境下对茶叶出口企业的安全与数据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保护；第七，领悟“互联网+”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质，注重云计算平台下电子商务对茶叶的促销作用；第八，采取“1+1模式”，将茶叶出口品牌化锻造，即一方面塑造中国茶叶品牌价值，另一方面让国际茶叶市场体验到中国式茶叶品牌的亲和力；第九，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重组、收购兼并等方式，诞生大型茶叶出口企业，或通过战略联盟，在茶叶协会帮助下抱团出口，实现茶叶出口资源最优化。

五、结论

扎根理论属人类学应用学科，主要利用应用人类学常用的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帮助决策机构找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本文对中国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的问题研究正是遵循扎根理论方法，对茶叶出口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对企业进行深度访谈，找出了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构筑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为茶叶相关组织做出出口决策提供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茶叶出口地区与出口企业较为分散，从业人员平均薪酬与其他行业相比不占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差距及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变大；还有，一些茶叶企业难以高薪留住高素质外贸人才，可能导致企业高级人才流出；再有，向新丝路经济带出口茶叶可能给我国茶叶产业带来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深度冲击。

[参 考 文 献]

[1]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5（1）：34-38

[2]“一带一路”催生中国茶业新机遇[EB/OL].http：//.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