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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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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论文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目前我国存在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小学必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进行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查找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进而提出运用校园体育文化改善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旨在为解决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校园体育文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一、前言

校园体育文化能够给学生营造一种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是最能推进校园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对促进学生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网上调查显示,截止2014年,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共有119425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25.1%,其中小学87066人,占全市小学生总数的25.7%,初中32359人,占全市小学生总数的23.4%。① 可想而知,两年前就已经有这么多的留守儿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现在的留守儿童还会少吗?面对这一数据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和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呢?论文主要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运用校园体育文化的优势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在学院图书馆、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和维普网收集大量与本论文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给本论文的完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2.2 问卷调查法

对德保县民族中学、泮水中学、德隆初中等几所中小学的学生进行抽样,抽取500名学生填写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内容亲自制定学生调查问卷500份,并亲自对调查问卷进行发放、回收、统计与分析。最后收回问卷494份,回收率为98.8%,其中有效问卷485份,有效率为98.2%。

2.3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收集到的全部有用数据进行数理统计。

2.4 逻辑分析法

将问卷统计处理的数据与文献进行分类对比及分析综合,并结合相关的体育文化理论,总结出观点。2.5 访谈法对德保县民族中学、泮水中学、德隆初中等几所中小学的体育老师进行访谈,了解与本论文研究相关的情况,收集信息。

三、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调查

1.留守儿童在农村当地存在的普遍性情况

从表1可以得知农村的留守儿童是普遍存在的,一半以上的受调查学生选择了“普遍存在”,达到56.3%,可见随着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由于缺失父母的关爱,容易造成这些留守儿童心理发育不健全,从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会给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带来许多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2.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情况

由表2可知,通过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情况的调查,期末考试的成绩跟当学年期中考试成绩对比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其中有20.9%的学生成绩上升,却有79.2%的学生成绩是下降的,占的比例较大。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状态令人担忧,大多数留守儿童学生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长期累积就会产生明显的不自信和自卑心理。如果长期产生自卑心理就会严重影响到学习心态,从而导致他们养成不良的学习习惯,成绩怎么可能提高呢?相对于成年人,留守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脆弱,更加需要别人的关心与关注,同时需要别人的认可,只有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的心才能全部放到学习上,不然他们的学习成绩只会越来越差。

3.相关农村留守儿童专门工作机构的设置情况

由表3可知,有395人认为没有为留守儿童设置专门的工作机构,占81.4%,而只有32人认为所在农村有专门为留守儿童设置工作机构,只占6.6%。如果专门为留守儿童设置的工作机构过少,则会使留守儿童难以得到社会的关心,总会觉得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为留守儿童专门设置工作机构,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会使留守儿童觉得有家的感觉,觉得无时无刻能得到社会的帮助,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关注着他们。可见,农村留守儿童专门工作机构设置不健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关心不够,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4.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性格类型调查

从表4可以看出,在所调查的学生中,外向型性格的有78人,只占有16.1%,混合型性格的有118人,占24.3%,而内向型却有289人,占59.6%。可见农村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性格影响是非常大的。外向型的人经常表现为活泼开朗,热情大方,不拒小节,但是内向型的人感情比较深沉,办事非常小心谨慎。可见内向型的人对于学习和工作都是很不利的,其他同学也会慢慢地疏远这群内向型的留守儿童,长此以往,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就会有很大的落差,严重的可能会封闭自己,不敢也不愿与人沟通。

5.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情况

由表5可知,对体育运动有兴趣的只占17.1%,但是对体育运动根本没兴趣的就占了57.5%。可见现在农村中小学的留守儿童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不浓,在校园里缺少体育运动的氛围,勤奋学生不能起到带动懒惰学生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培养留守儿童养成终身体育理念。

6.对农村留守儿童自卑心理的调查

表6中可以看出,有63.1%的留守儿童在输了比赛后会有自卑心理,而只有8.9%的留守儿童在输了比赛后不会产生自卑心理。我们举行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同学们的友谊,输赢不是比赛的最终目的,但是事与愿违,调查中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在输了比赛后会出现自卑心理,这就说明留守儿童的心理比较脆弱,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在面对失败时,心理的承受能力较弱。

7.影响留守儿童参加体育运动的主要因素

参加体育运动或集体活动首先能让人快乐,不觉得孤独,还能使人形成一个好的性格,更能提高留守儿童的观察能力并且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能提高他们的交往能力,还能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由表7可知,因为懒惰或者会编很多种理由不去运动,最后没有毅力不能坚持运动的留守儿童占了51.2%,留守儿童一般都是与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自己的兄妹一起生活,爷爷奶奶一般年龄较大,与儿童交流的代沟更深,经常达不到对儿童的监管和教育要求,父母不在家,这些留守儿童容易养成懒散的生活习惯,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毅力。调查发现,有70.1%的人讨厌参加集体活动,这个比例也对应了上文调查中的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性格都孤僻内向的现状。

8.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喜欢的运动项目情况调查

从表8中可知,在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进行课外体育活动的运动项目的调查中,男生选择的主要有篮球、乒乓球、跑步、羽毛球、足球,女生选择的项目依次为:跳绳、跑步散步、乒乓球、羽毛球等。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中小学场地器材的硬件设备不足,并且村级学校除了有少数的水泥篮球场以及几张用砖砌成的乒乓球台外,就没有其他的体育运动场地了,更别说有标准的田径场地。从表中可知,不需要专门场地的项目选择的人较多,比如跑步。但是需要专门场地才能进行的运动选择人数偏少,就连男生最喜爱的篮球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充足的场地会直接影响学生对运动项目的选择。

四、校园体育文化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

1.校园体育文化能有效调节中小学生的不良情绪、消除心理障碍

据调查,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在输了比赛后有63.1%的人会产生自卑心理,所以需要通过合适的校园体育文化来调节他们的不良情绪。体育文化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本体作用,留守儿童通过积极地参加体育运动能够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也能让他们正确认识自我、加强自信心及意志品质,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高心理素质。体育运动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调节是最直接、最积极、最容易调控的,所以对于留守儿童更加需要引导和组织他们参加校园体育文化,使自己能够把对父母的思念转化为运动的动力,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不是孤单的,而是生活在一个集体里,能够找到归属感。

2.校园体育文化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目前,很多中小学的体育课都是 “放羊式”的教学,甚至有些学校为了升学率,都取消了高三的体育课,在这种形势下,学校难以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校可以以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载体,着力营造人文、科学精神相融合的校园文化,使学校思想政治状况、宣传舆论氛围、师生文明素质、校园综合治理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气象,促进了教职员工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师生员工的团结和深度融合,通过体育文化的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3.校园体育文化能减少孩子因长期独处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诸如开家长会父母不能到场参加、参加文体活动父母不能来现场加油、甚至有可能被同学们认为是没有家教的孩子等原因都使得留守儿童产生一定地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生不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众所周知,体育运动可以促进人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提高,中小学生在不开心或者心理有压力的时候可以选择通过体育运动来进行缓解。

4.校园体育文化能让学生在成绩落后的情况下鼓起信心

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促进人树立信心。体育运动过程本来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过程,参与者可以从中体会竞争、合作、成功、失败和自信,能够使人在这一过程中体验与感悟其中的奥妙。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觉得在比赛失败之后会产生不自信的表现,而他们往往会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失败,因此,需要合理利用体育文化激起他们的自信心态,努力去提高自己,使下次比赛能够做的更好,并将这种心态运用到自己的学习中。

五、有效发挥校园体育文化对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促进作用的对策

1.加大招聘体育老师的比例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通过对部分中小学体育师资状况的调查,有53.6%的学生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存在师资不足,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教师是教育之根本,体育老师水平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体育教学水平。调查显示,只有少数的中心小学配备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体育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体育教师比例较小,再加上为了学校实际工作的需要,又有近半数的体育教师还要兼教地理、政治等科目,导致体育老师用于专业教学的时间不够。因此,农村中小学应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引进高水平、高素质体育专业教师;对现有的体育教师加强专业培训和增加他们进修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2要加大支持力度,完善运动场地设施

通过对留守儿童喜欢参加的体育运动项目情况的调查,有78.5%的学生选择参加对场地要求不高的我项目,如跑步等,可以看出,农村中小学的体育经费严重不足。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的不完善,必然影响体育活动的有序开展,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必须重视起来,加大资金投入,尽可能完善体育场地、器材设施;加强对现有场地器材的维修和更新;尽最大的努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活动环境。

3体育教师要加强学习和交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水平

通过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体育兴趣的调查,有57.5%的留守儿童对体育运动没有兴趣,有很多人都是觉得原有的上课模式陈旧,没有新意,激发不起自身的学习兴趣。因此,面对我国实施的新一轮体育教学改革,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坚持“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和“快乐体育”方向,使体育课在学生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真正发挥良好作用,将运动与健康有机结合,通过体育运动促进健康,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

4在课内外组织多样化的体育类集体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协调发展

参加体育类集体活动能有效地促进同学们的身心发展,增加同学们的凝聚力,体现他们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是在调查中发现,有70.1%的同学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为他们进行人际交流提供平台。众所周知,人际交流不仅是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所以学校组织多样化的体育类集体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我们组织的集体活动难度不能太大,因为难度太大会伤到他们的自信心,我们需要因人而已。譬如喜欢篮球的就组织篮球比赛,喜欢排球的就组织排球比赛等。这样既可以丰富学校校园文化生活,又可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5.学校要加大对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的支持,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活动项目

体育运动项目多种多样。通过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喜欢的运动项目情况的调查,有19.2%的学生喜欢打篮球,35%的学生喜欢打羽毛球,22.4%的学生喜欢打乒乓球,14.6%的人的人喜欢跑步等。所以在各类运动项目中,不同的学生对不同的体育项目兴趣不一样。有的喜欢打篮球,但是他的身材很瘦小;有的喜欢排球,但是身高不够高;有的人喜欢跑步,但因身体的某些缺陷而跑不快等现象经常存在。如此以来,就会让他们产生畏惧心理,失去信心,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心理反应。那么学校就应该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加强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力度,构建体育项目体系。根据开发体育课程资源的需要,体育教师、学者等应共同努力对体育项目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针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兴趣爱好,开发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项目。

六、结语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以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为被试,考察人格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采用艾森克人格测验和scL一9O对芜湖一所中学160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不同人格类型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无显著差异。

一、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儿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人到经济建设的队伍中,这必然导致留守儿童数量的增加。因此,有关这一群体的教育与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显示留守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几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并且,在学习成绩、社会交往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有显著差异。桑标、范方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由于其家庭环境的改变形成了以下一些人格特点:一是乐群性低,比较冷淡;二是情绪不稳定,易心烦意乱,自控能力不强;三是自卑拘谨,冷漠寡言;四是比较圆滑世故,少年老成;五是抑郁压抑,忧虑不安;六是冲动任性,自制力差;七是紧张焦虑,心神不安[Ci]。黄艳苹和李玲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总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曾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均差,主要表现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方面[z]。卢利亚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很高,具有轻度及其以上心理问题的3100,他们的SCL-90的得分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现突出的是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和恐惧[3]。目前,大多数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都表明,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令人堪优,但对于人格对其心理健康究竟有何影响,不同人格类型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如何,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因此,本研究以艾森克的人格理论为基础,探讨不同人格类型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希望能通过人格教育来改变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法,在芜湖市某初中进行取样,其中留守儿童80名,男生48名、女生32名。选取非留守儿童80名作为对照组,其中男生36名、女生44名。被试年龄在13一15岁。

(二)程序与工具

采用量表测验法对留守儿童及对照组的人格因素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试,用SPSS11.0进行数据处理。

人格因素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少年版(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简称EPQ)"实测,该量表是Eysenck于1975年制定的,它是一种自陈量表,包括4个量表:E—内外向;N—神经持质,又称情绪性;P—精神质,又称倔强、讲求实际;L谎造或自身隐蔽。经艾森克等人的因素分析计算,前3个量表代表人格结构的3种维度,它们是彼此独立的,L则是效度量表,代表假托的人格特质,也表现社会性朴实、幼稚的水平,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中国的艾森克测验由陈仲庚等于1981年修订。

心理健康水平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SCL90最原始的版本是由Derogaitis,L.R.在他编制的Hopkins症状清单(HSCL1973)的基础上,于1975年编制而成的。本测验共90个自我评定项目。测验的九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此量表使用简便,测查角度全面。它对有可能处于心理障碍边缘的人有良好的区分能力,适用于测查人群中哪些人可能有心理障碍、有何种心理障碍及其严重程度如何。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统计

数据录人完成后,用SPSS11.0进行方差分析、事后检验等。

三、结果

(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人格类型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以及艾森克人格问卷的测量结果,将SCL-90中10个因子分呈阳性的被试及EPQ中典型精神质和典型神经质的被试人数统计如下(见表1)a

(二)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比较按留守儿童以及非留守儿童分类,对其心理健康十个因素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十个因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三)留守儿童的气质类型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对留守儿童的气质类型(由艾森克人格问卷区分)以及心理健康之间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气质类型与其心理健康的十个因素均不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四)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格类型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对留守儿童的人格类型(精神质、内外向以及神经质)以及心理健康之间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精神质、内外向与其心理健康的十个因素均不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神经质人格类型中,焦虑因子对其人格类型产生显著差异(F=3.45,P=0.029)。

四、讨论

本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在SCL-90的十个因子上,留守儿童的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和偏执几个因子差异尤为显著。在对留守儿童的人格类型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发现其人格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不显著,即人格类型不能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有:一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影响了家庭功能的完整性,父亲或母亲角色的缺失,影响了留守儿童某些方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研究表明,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环境的改变,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及行为问题。另外,有些留守儿童被寄养在亲属或祖父母家里,家庭的环境和家长的态度也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人格类型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不显著,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从该概念中可以看出,留守儿童是指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本研究的被试年龄在13-15岁,在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人格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种不稳定的因素无法来预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另外,人格包括性格和气质两个部分,以往的研究已表明,气质没有好、坏之分。因此,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气质类型和人格类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该研究结果也说明了,任何气质类型和人格类型的人群都有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的可能,因此,教师要全面的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日常表现,应根据不同儿童的人格类型来因材施教。

五、结论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虽然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被译介的势头越来越旺,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据万方数据检索结果,2000年至2010年,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学位论文约98篇,学术论文近100篇,论著就更是屈指可数了。本文作者对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翻译研究视角做出了总结或综述,随后提出了一些新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

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

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

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

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

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

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5]笔者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拿来”,但我们不能老“拿来”,老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其实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实力挺强的,挺受儿童喜爱的,如郑渊洁的作品就是典型。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中国人自己或外国人对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呢?比如,也从诗学、赞助者、语言、译者主体性等角度着手研究,说不定会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更大的“出口”之门找到秘笈,到时作家们不再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堪忧。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情感;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

引言

目前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约两亿五千万左右,大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对儿童医疗保健的重视,人们对儿童医院服务模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是以满足基本医疗功能为前提的,自上世纪30年代起,众多国外儿童医疗机构开始依据儿童的年龄阶段和心理特征进行医疗环境的规划设计,我国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借鉴国外成功案例的基础上,也逐步提出了相关的设计理论和改良实践[1]。本文以情感维度为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儿童医院环境设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希望这些探索能为营造愉悦、舒适的儿童就医环境提供一些帮助。

一、儿童医院环境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色彩设计缺乏生气。目前国内儿童医院的空间色彩,大多数仍以传统的白色为主调,虽然白色能够体现医院的洁净感,但同时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当人长期处于无色彩的环境中,会产生脆弱、消极的心理联想,在一定程度上会疏远医患之间的关系[2]。也有一些儿童医院通过在白色墙面上添涂鲜艳色彩活跃就医环境,但往往色彩搭配盲目无序,缺乏有针对性、科学的整体色彩设计。

(二)材料选择与造型设计单一。装饰材料是美化室内环境的重要因素,目前大部分儿童医院使用的空间装饰材料与综合医院是相同的,无法通过材料的质地、肌理去营造符合儿童心理的感官效果。同时空间造型设计多以简洁的直线为主,在儿童的视觉感受中也是冰冷而无趣的。

(三)功能分区及视觉导向不明确。医院空间是一个集合多种功能的公共空间,科室众多组织机构庞杂。目前,大部分儿童医院功能分区不够清晰,缺乏统一醒目的标识系统进行引导,在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家长携带患儿难以辨别下一站的准确位置,从而降低医治效率。

二、儿童就医的情感需要

(一)情感化设计。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系统地提出了情感化设计理论,其理念赋予了设计物自身的生命和情感,从本质而言就是消除人与设计物之间的距离,设计物的形成皆以人为出发点。唐纳德将情感设计分为三个层面,即本能层面、行为层面和反思层面。本能层面反应是人的感官受到刺激后即时产生的直观反应;行为层面反应是人的使用经历,易于操作和使用方便将会拉近设计物与用户的距离;反思层次反应则是建立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上,表现为用户心中更深度的意识、理解和情感感知。情感化设计颠覆了现代设计中重技术而轻情感的局面,是依据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要而进行的设计[3]。

(二)儿童就医的情感需要。情感化设计使更多的设计师通过作品去传达爱心,关注弱势群体。在儿童医院陌生而嘈杂的环境中,患病儿童会产生自我保护和反抗心理,焦虑不安加上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往往会増加患儿就医过程的难度,由此,关注儿童的情感需要,缓解儿童由于陌生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和排斥感,营造温馨的就医氛围,成为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的重点。将情感化设计理论引入儿童医院的环境设计,可以从以下这三个层次考虑。本能层面顾名思义源于人的本能而言,关注的是最原始的感知反应,人的视觉、触觉和听觉等感官体验占据着主导因素。儿童医院环境本能层面的设计,设计师可以通过形态、色彩、材质等视觉效果的创造,获得儿童最初的情感体验。这里,环境视觉效果的贡献在于儿童情绪的改善,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易导致人面对困难消极逃避,而放松、快乐的正面情绪则使人更具容忍度,儿童医院环境形、色、质的设计满足了儿童的本能需要,以最纯粹的交流方式给予儿童愉快的心理感受。行为层面的设计关注的是操作效用,表现为功能性、可用性的设计。如果一个杯子漏水,即便这个杯子很漂亮也是失败的设计。同样,儿童医院环境设计的功能是指满足就医需要,这是设计的根本,脱离开这个功能,任何设计都变得毫无价值。实践证明,在功能设计不够合理的环境中,人们使用遇到阻碍会产生迷茫或沮丧的情绪;反之,环境功能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使用时容易达到预期目标,会引发积极的情感。儿童医院环境行为层面的设计,可以通过色彩的医疗功能、指示识别以及造型尺度等角度进行。反思层次的情感产生与前两个层次联系紧密,这个层次的反应来源于本能与行为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更深层的思想感情,但又与前两者不同,反思情感更为复杂。这种情感与用户自身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理解程度相关,受到生活环境、地域文化,尤其是教育程度等的综合影响。儿童医院环境设计的反思层面设计由于儿童心智发展水平较低,相对于前两个层面开展的范围及深度有所不及,主要可以借由儿童就诊过程中的印象、回忆获得情感唤起或者增长性的共鸣,从而产生美好的记忆[4]。

三、基于情感维度的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

(一)活跃的环境色彩设计。儿童对于空间信息的感受大部分来自于视觉刺激,其中色彩是首先被儿童视觉所感知的,也是儿童观察世界最直接的方式[5][6]。在儿童医疗空间中,色彩表现出的冷暖、软硬、轻重会直接影响儿童心理感受,形成欢喜、安静、忧郁等情绪反应。大量临床试验证明,当色彩作用于人的视网膜并通过神经系统被感知后,能引发一定的生理反应,对脉搏、血压、消化等人体生理指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蓝色让人想到天空和大海,容易让患者放松,可以起到降低血压、减缓脉搏以及镇静的作用;粉色温暖柔和,具有安抚情感、缓解生气,有效降低病人的紧张度;橘黄色能激发人的社会性,对于提高身体活力起到积极作用;而大面积的黑色与白色则会引起恐怖的联想,加重病人的沮丧情绪。儿童医院环境用色的情感效应,首先要注意悦目性,儿童心理学研究认为,明亮的颜色最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可以使他们产生愉悦感和好奇心。其次要注意情绪性,将色彩的美育、调节和激励等色彩心理效应用于医疗环境设计,使之成为一种情绪药物,有效缓解儿童的焦虑情绪和由疾病产生的疼痛。具体而言,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色彩设计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1.医疗功能性。医疗空间环境的色彩设计必须考虑空间的性质和用途。比如,欢快活跃的色彩促进了儿童大脑皮层的兴奋,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健康愉快,智商水平也会比处于灰暗环境中要高,所以儿童医院墙面和顶面的主色调,应尽量使用明快活跃的色调;走廊的色彩可适当加入一定补色调节氛围,缓解狭长走道带给患儿的压迫感,但也要避免过于复杂的色彩组合,防止通道显得更加拥挤;对于开敞的公共休息空间,可在墙面与地面绘制儿童熟悉的图形,轻松的等候氛围能够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儿科病房的色彩要避免过于强烈的色相对比,含有灰度的暖色可以营造安静温馨的休憩环境,在床头与病房的入口预留一定空间,让儿童患者根据自己喜好粘贴卡通图案或者涂鸦,这些富有童趣的形象能使患儿获得情感上的抚慰,从而产生家的亲切与归属感。2.标识导向性。为提高就诊效率,我们可以利用色彩对儿童医院诊疗空间进行合理的功能布局和交通组织,比如对不同科室的诊室、通道、挂号单、甚至医护工作者的服装及工作牌等采用同色系设计,通过提高或者降低色彩的明度和纯度丰富该空间的色彩环境,这样不仅方便患者找到目的地,缤纷的医疗环境也让孩子们不再感到恐惧。当然,进行色彩分区要围绕医院的大色调进行,不能过分强调各个功能空间的色彩差别,才能形成整体有序。儿童医院合理的导视设计,还要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视觉元素的运用要简洁明了,可以采用醒目的色彩结合儿童熟悉的自然物态,比如美国科罗拉多州儿童医院导视系统,变化的色彩、简单的字母和儿童喜爱的动植物剪影共同构成了特征明确的标识,对于这些熟悉的形态儿童容易产生兴趣,形成深刻的记忆,从而方便儿童了解医院的空间布局,如图1。

(二)温馨的装饰材质设计。材质的体验产生于皮肤与材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天性好动的儿童对于空间中的事物会习惯性地去触碰,通过触摸他们直接获得材质带来的奇妙感受,粗糙或平滑,柔软或坚硬,冰冷或温暖,这种体味是语言难以描述的,触觉成为儿童了解世界的另一重要途径。对于儿童医院空间环境使用的装饰材质,设计师要充分了解其特性,必须在保证儿童安全的情况下,通过材料所具有的色彩、肌理等营造丰富的视觉和触觉效果,比如木质材料的自然纹理,石材的稳定感和坚硬度,磨砂玻璃比清水玻璃视觉更加柔和,布艺亲肤温暖适合大面积使用。这些装饰材料丰富的质感语言,带给儿童更多元的感官体验。以原研哉的梅田医院设计为例,作为妇幼专科性质的医院,设计师在其标识系统设计中融入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在这里,金属、木材等做标识的常用材料没有被采用,原研哉创造性地选用纯白色的柔软棉布作为医院标识的载体,材料的触感与医院氛围相得益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被潜移默化地传递出来。标识被固定在天花板或者墙面上能够随时拆洗,红色的导视信息醒目的印制在白色棉布上,加深了医院标识的识别度,也使医院气氛趋向温暖。这种通过材料的舒适性,把医院的冷漠感消除于无形的设计,虽然形式简单,却显示出设计者的独到用心和医院环境人性化设计的趋向,如图2。

(三)丰富的造型与适度的尺度设计。通过添加趣味性的空间造型转移儿童的注意力,缓解儿童就医精神上的压力,是目前儿童医院环境设计的常用手法[7]。儿童对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好奇,丰富多变的造型能够增强儿童感知外界事物的能力,比如将动物、植物、天空、大海等这些儿童熟悉的自然意趣的事物模型融入到医疗空间中,经由触摸与观察,儿童可以亲切的感受到阳光、声音或色彩,满足自然体验的同时,也拉近了儿童与医院的距离。儿童医院空间的造型还包括尺度的儿童化,空间物品的设置要符合儿童尺度,这里包括儿童的身高尺度、儿童家具尺度、儿童的视觉尺度等,比如为儿童提供了各种高度的座椅,厕所专为儿童尺寸设计马桶及洗手台面,走廊设置符合儿童身高的挂钩,甚至墙面装饰造型也应根据儿童身高呈现高低错落的布置,方便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高度的儿童都可以触摸得到。美国俄亥俄州儿童医院就期望成为“富有治愈能力的景观场地”,其设计全局性地与景观整合起来,从室内到室外富有连续性的大片繁茂的自然元素和植物,使空间转换不会产生视觉上突兀,自然气息通过天然木制品和动物、鸟类以及蝴蝶等自然形象引入室内,仿生树木高耸在医院走廊,地面上自然散落的叶片,墙上斑驳叠加的树影,随处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模型,透过空间儿童仿佛置身于鲜活的自然之中,整个环境的每一个细节都饱含浓浓的温暖和对儿童情感的关爱,如图3。结语情感是人类精神的核心,儿童患者的恢复和治愈力直接受到就医环境的影响,从情感纬度进行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即在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下提供情感方面的关注。经由合理设计为儿童营造健康、愉悦、舒适的就医环境,可以使儿童的恐惧感和紧张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缓解,为顺利配合医疗诊治提供条件。同时,良好的环境不仅有利于儿童患者的康复,体现医院的人文关怀,还可以帮助儿童医院塑造、推广品牌形象,对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婷.儿童心理学在儿童口腔医疗中心设计的应用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6.

[2]薛阳春.从原研哉的设计再认识设计之意义——“梅田医院标识系统”分析[J].大众文艺,2012(13):85-86.

[3]李刚,李唯羽.梅田医院导视系统中情感化设计的解析[J].设计,2015(01):92-93.

[4]邢文宣,朱凤,康复医疗特殊用房环境设计研究.[J].设计,2014(07):63-64.

[5]王静.现代医疗空间室内设计的色彩应用研究[D].青岛:青岛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4.

[6]孙海峰.基于患儿心理的儿童医院室内色彩设计实践[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7.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在入学的资格上。东大教育科在最初的招生简章中,对招生人数及教育教学经验的要求十分严格。如在学额上,规定“现招教育、体育、农业、商业专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学资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师范或中学及同等程度之学校毕业、身体坚强、品行端正且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专修科生除上列资格外,须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经验,应由服务之机关缮具说明书。”从招生简章可以看到,东大教育科招生人数少,利于小班教学。教育经验作为能否被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符合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也是这样遵守的,如1918年入学的罗炳之在自传中记载到:“我二十岁吉安中学毕业后,曾任城、乡小学教师各一年。当小学教师,原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步感到当教师的兴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于是,“1918年7月,我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8月往南京入该校教育专修科肄业。”1919年入学的陈启天这样描述:“我第一次在大学专攻的学科,虽是政治经济,但是毕业以后,并未立即走入政治经济界,而是在学校教书。自民国五年秋至九年冬,我在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连续教了四年半的书。因此我深深觉得不懂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民国八年前后,又是新文化运动正盛的时候,有心人多半讨厌政治,我也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于是决意重新专攻教育,于民国十年春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1920年入学的吴俊升回忆道:“升学高师,本是先父的设计,也是我的素志”,“我因为立志从事教育,所以不仅进入高师,还选择了高师的教育科。”东大教育科在入学资格上重视学科背景与教育经历,其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教育学科提供一定的支撑,切实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缩短教育科学人才的培养周期,入学前的志向使学生的学习更有目的性与针对性。

其次,在课程安排上。东大教育科的教师大多有留美经历,他们耳濡目染美国新教育运动,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东大教育科规定凡教育科学生共同学习的课程有:英文、国文、社会学、生物学、世界大势、哲学入门、科学发达史、体育和择业指导,共计39学分。共同必修的专修学程为:教育通论、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共计12学分。而教育科的具体课程,据陈启天回忆:“我在南高及东大先后选习的功课,有英文、生物学、遗传学、西洋哲学史、西洋教育史、西洋科学史、论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学史、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验、心理测验、体育、音乐、教育实验及参观等科目。”1919年入学的教育专修科学生章柳泉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有一门介绍科学常识的课,陶老师(陶行知)在这门课中给我们讲遗传学,从达尔文到德弗里斯,特别是孟得尔的杂交试验。第二年我们就学《科学的发展史》(张子高老师教的)。生物学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课程(秉志老师教的)。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学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实验心理学’是重点,共学两年,做过很多实验,还开设有‘心理学史’课程(都是陆志韦老师教的)。此外还有教育统计学(陶行知老师教的),‘测验之编制与应用’(是以麦柯尔等人为主教的)。”从课程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教育科不仅重视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也积极拓展学生的综合能力,陶冶学生的性情。对此,吴俊升后来回忆到:“除了必修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之外,我在高师选修的课程,多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刘伯明先生所授的《西洋哲学史》和《论理学》,使我获益不少,后来我在教育方面专治教育哲学,与这两科有关。”东大教育科这种培养模式,在教育科学发展程度不高的时代,对于提升教育科学的学科品质,系统培养教育科学人才,使学生掌握教育、心理专业知识与以后开展教育实验活动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在培养模式上。东大教育科十分重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东大附中、附小以及后来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都是东大重要的教育教学实习单位,而“教育专修科与附属小学校、中学校之关系尤为亲密,故于1918年、1919年先后规定初等教育学程与附属小学主任职务、中等学校学程与附属中学主任职务,各由一人担任,庶使学理与经验有所联络。”对于东大附小的性质,1918年入学的胡叔异有这样的介绍:“东大附小是国立的小学校,这个学校的性质有三种:一方面是公益学校,以教育儿童为目的;一方面是实验学校,以试验新教育原理原则为宗旨;一方面是实习学校,供东大教育科研究初等教育实习之用。”

东大教育科教师廖世承、俞子夷和陈鹤琴三人分别担任附中、附小与幼稚园负责人,这为教育科的教学与实习提供了便利。对于具体情况,毕业于东大教育科的李清悚这样回忆他的学习生活:“鹤琴老师在教学上极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他所教的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课程中往往以其子女个案调查事实为例证。讲幼儿教育就带我们到他所创办的鼓楼幼儿园中,一面观摩,一面教学。许多问题,往往和我们探讨,不坚持己见,择善者而从之。”不仅东大附属学校作为东大教育科的重要实践与实习基地,全国各地的学校也是他们实践的舞台,章柳泉对此回忆道:“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提倡,编了四十多种测验,有团体智力测验和各种教育测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各校采用,按照麦柯尔的体系编制,主编的人如廖世承、陈鹤琴和俞子夷等,都是协助麦柯尔教我们测验课的老师,我们学这门课时,在导师指导下,到江苏各县小学初试,提取数据,编成各种测验的常规,也还出过力。”332-333正是东大教育科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加上学生们个人的努力,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在教育与其他领域大放光彩。东大教育科部分毕业生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毕业生一开始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从事着中小学教育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教学转移到领导岗位,成为近代中小学校长,并在学校办学特色与发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些人留学国外,继续深造,回国后在大学教育科中任教,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改革与实验活动,在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上施展着他们的才华;一些人改学其他学科,为中国的学术与社会发展奉献毕生。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东大教育科的培养模式同样不可忽视。

二、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

第一,创办期刊,向社会传播最新的教育讯息。《新教育》创刊于1919年,每年出版10期,1925年10月停刊,在近6年的时间里共出版11卷53期。该杂志起初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等5家单位联合发起。东南大学,尤其是东大教育科,自该杂志创刊之时,一直在《新教育》的编辑与出版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编辑部的设立上,第1卷1期到第4卷1期,编辑部设在上海市江苏省教育会,而第4卷2期到第11卷1期,编辑部设在东大教育科,第11卷2期至11卷3期,编辑部设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可见,在编辑时间上,东大教育科共编辑了7卷,占总数的63.6%。其次,在主编上,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和王希曾先后担任《新教育》主编,其中,蒋梦麟共主编15期,陶行知主编14期,徐则陵主编22期,王希曾主编2期。陶行知与徐则陵先后担任东大教育科主任一职,王希曾为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最后,在刊文数量上,《新教育》共刊文1456篇,署名文章378篇,其中发表文章6篇以上的作者有:陶行知(21篇)、俞子夷(19篇)、蒋梦麟(14篇)、郑晓沧(13篇)、胡适(12篇)、陈鹤琴(12篇)、郭秉文(11篇)、麦克乐(10篇)、推士(10篇)、程湘帆(9篇)、朱家治(9篇)、廖世承(8篇)、姜琦(8篇)、蔡元培(8篇)、刘英士(8篇)、邹秉文(7篇)、黄炎培(7篇)、凌冰(6篇)、徐则陵(6篇)、王文培(6篇)、唐钺(6篇)、汪懋祖(6篇)等[15]。其中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陈鹤琴、程湘帆、廖世承、姜琦、凌冰、徐则陵和汪懋祖等人都为东大教育科教授。由此可见,东大教育科在大多数时间里实际主持着《新教育》的各项工作,将其作为传播新式教育思想、研讨教育问题、介绍新的教育实验与测量方法的重要思想阵地。《新教育》自创办以来,一直设有“世界教育”专栏,在“专论”、“参考资料”、“介绍书报”、“教育家传”等栏目中积极推介欧美等国教育发展实况,开阔国人的视野。对此,读者金洪均说道:“我定买《新教育》杂志,就想在此书中了解世界教育潮流新观念。读了以后觉得很得益不少。……我很希望,贵杂志将来永远有‘世界新教育的图画’及‘世界体育界新体育’,以教国人。”[16]此外,《新教育》上还发行了“杜威号”(第1卷第3期)与“孟禄号”(第4卷第4期)两个专号,着力介绍与宣传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学说,还有对国内教育问题的探讨,如学制问题的探讨。《新教育》不仅刊发了大量的专论文章,而且就学制草案专门刊发了“学制研究号”(第4卷第2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不仅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学制草案的大诊断,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学制革新的大宣传,正是因为这次学制的大探讨,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实际国情之重要,也为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奠定了基础。另外,《新教育》上刊发的“乡村教育专号”(第9卷第4期)、“国文教学特号”(第10卷第3期)、“全国教育展览会报告号”(第9卷第5期)等专号,宣传了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有力地支援了“”时期的国文统一、白话文改革等运动。最后,在教育实验与测量方法的推广上,《新教育》以廖世承、俞子夷为主撰,刊发了两期中等教育号(第10卷第2期和第11卷第1期)、两期小学教育专号(第8卷第5期和第11卷第3期),积极介绍国外中小学教学方法与测量,并根据他们在中小学的实验情况进行推广。

第二,兴办暑期学校,积极进行教育服务活动。暑期学校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主要是通过暑期办学的形式,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以提高各类教师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教研水平。暑期学校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17]。暑期学校这种教育培训模式自1920年引入中国,由南京高师率先仿照开办,从1920年至1926年,一共开办6期,其中,东大教育科师生成为其有力的筹划者与参入者。现以第一届暑期学校为例,系统探讨一下暑期学校的一些细节[18]。如在招生方面,暑期学校主要面向学校教职员、地方办学人员、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从第一届培训人员统计上看,总人数1040人,而小学教职员有804人,中等以上教职员123人,中等学校毕业生90人。在培训的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专门艺术的肄习,教师与教育行政人员对于职业和修养方面知识的扩充,中小学英文、算术、国文和其他科目的补习,名流言论的宣传。在开设课程方面,共有19门:有小学组织法、小学教学法、白话文法、注音国语、儿童心理学、英语语音学、天演学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概论、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实验教育心理学、英语教授法、近代西洋哲学史、团体游戏及竞技运动、青年心理学、近世欧美文学趋势、高等数学、个人及公众卫生等课程。在这一期暑期学校中,东大教育科的陶行知、俞子夷、凌冰、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和郑宗海都是其中的教员,其中廖世承作了“本能的研究”、“寻常人和上智下愚的分别”和“测验的种类”三次演讲,陆志韦作了“超人之心理评论”、“近代心理学史大概”、“最近心理学上两大学派”和“关于习惯的大问题”四次演讲,郑宗海作了“杜威学说”的演讲。为了更好地办好暑期学校,东大教育科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王克仁、缪凤林、施之勉、杨效椿、唐瑴、吴定良、成荣章、章松龄、张念祖、张绳祖、金海观、罗廷光、倪文宙、吴肃和邰爽秋等人从事教学管理与服务工作。鉴于第一期暑期学校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东大连续举办了6期暑期学校,培训了一大批的中小学教师,同时也传递了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与方法,进而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第三,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推介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7篇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3.2.1.1语言(对比/差异)视角这类研究以英汉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修辞等对比为基础,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裴斐从语音角度出发,讨论音美再现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了音美再现的相关技巧。

3.2.1.2文化(对比/差异)视角这类研究基于英汉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张霄指出翻译时出现的文化缺失问题是由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导致的,添加注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制作调查问卷,分析读者对《丛林之书》译本中注释的满意度和重要度的评估,指出与“语境”、“文化特色”相关注释的重要性。

3.2.2特定理论视角分析

3.2.2.1功能主义/目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角度转向德国功能主义研究,主要理论有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赫兹•曼塔利(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汉斯•费米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的文本分析模型(Munday,2010:73-88)。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对译者来说了解原文翻译目的及译文要发挥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吕浚生分析了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并对比赵元任和吴钧陶《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翻译,以目的论“关联”和“连贯”概念为参照,分析译文的不同翻译策略和功能,体现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

3.2.2.2美学/接受美学美学视角是从儿童文学作品本身美学特点出发,探讨儿童文学翻译对美学信息的传达。潘华方介绍了巴金的翻译美学思想,以其所译《快乐王子及其他》为例,从语言、意象、风格三方面分析译文对原文美的体现,以期大家对儿童文学翻译有更深的认识。胡开宝、胡荣指出“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根据接受理论,读者是文本接受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的主体。读者的先在理解或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直接影响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姚思解释“期待视野”为“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文本的思维定向”(姚思、霍拉勃著,周宁、金浦译,1987:339-341)。胡君分析了接受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哈利•波特》为例,分析现代儿童期待视野扩展与变化下对文本选择的要求、译文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缺点,建议译者满足儿童读者扩大且变化的期待视野。

3.2.2.3描写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除了德国功能主义研究,翻译学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代表人物以色列文化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在此基础上,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提出了描写翻译学理论及翻译规范。Even-Zohar认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活跃的部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的位置将决定翻译实践。邓琴运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的翻译规范对安徒生童话汉译的四个时期进行描写性的历时研究,揭示了不同时期安徒生童话译本选择、接受和翻译规范体现的不同特点及文化环境、社会条件等决定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èvre)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文学系统的控制因素有业内专家、赞助人和主流诗学,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相互作用。李颖昕以《小王子》三个中译本为例,分析了翻译操纵论中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于译本形成的影响,指出了《小王子》大量复译背后的操纵因素。描写学派的发展促使人们认识到译者主体地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1999:137)。胡波分析了儿童文学的特点,解释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其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

3.2.2.4语言学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论这一重要语用学理论。他提出语言有变异性、协同性和顺应性。宋志平在探讨翻译时结合顺应论,指出翻译“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毛慧青从顺应论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分析《柳林风声》的两个中译本,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是为达到上述四个层面的顺应而不断做出选择,从而满足儿童需求的过程。关联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由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话语的关联取决于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付出的努力,最佳关联即在最小认知努力下获得最大语境效果。格特(Gutt)受此理论启发,认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赵彦春指出“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但可以有效地(1)解释翻译活动;(2)指导翻译活动;(3)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郭贵丽用关联理论解释翻译过程,通过实例为译者达到最佳关联提出建议,分析如何将直接和间接翻译理论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韩礼德将语言的元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气和情态系统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徐涛针对儿童文学的特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语气和情态系统对人际意义塑造的作用,比较探讨了两位译者语言的不同,对翻译过程中人际意义的传达提供借鉴。

3.2.2.5功能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出翻译不应拘泥于形式,而是动态对等,找到最贴近原文的对等语,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对等的阅读效果。王洁在该理论指导下,以《汤姆•索耶历险记》为例,从意义、风格、文化上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实现功能对等。

3.2.2.6哲学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的主要论点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有自己的视界。他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王岳川,1999:216)。包红玉基于哲学阐释学的三个主要观点,分析比较《快乐王子》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的译者策略、句法、词汇和修辞,解释了重译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胡塞尔在其现象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世界不是作为个体的先验的自我的意识活动的对象,而是作为个体的主体间社团(anintersubjectivecommunityofindividuals)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世界是在各个个体的主体间社团这个共同体的意识活动中被构成的,而个体的自我就‘体现’在这个主体间社团中”(王岳川,1999:30)。陈大亮认为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王红敏基于该理论,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沟通的重要性,以《秘密花园》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提出译者要如实再现原作者要传达的主题、人物等,并创作儿童喜爱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提出的重要理论,强调没有他者,就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是无法完成的。王铭玉分析巴赫金所提“解释”和“理解”的不同,“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反之,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鲁赟从对话理论的视角出发,说明译者应以读者为中心,展现儿童的狂欢主义文化,并以《狮子,女巫,魔衣橱》的不同译本展开案例分析。

3.2.2.7生态学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fromanecologicalperspective)。“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译者选择”等是其重要概念。钟声分析了译者的生态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任溶溶和杨静远翻译的《柳林风声》为例,指出优秀的译本是译者同时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产物,证明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能够适应多方面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

3.2.2.8计算机技术辅助语料库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研究。廖七一指出20世纪90年代蒙娜•贝克(MonaBaker)等翻译理论家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的研究思路。臧光亚以汉语为导向,自建小型儿童文学(6~12岁)翻译语料库,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和特点进行描述分析,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文本词汇、句法特点,词汇、句法层面欧化导致语言拖沓、句子冗长,口语化程度低等给儿童阅读造成障碍,提醒译者注意这些问题。翻译软件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大有裨益。黄湘雨介绍了使用翻译软件SDLTradosStudio2011开展翻译项目的过程,并指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3.2.2.9心理学儿童处于特殊发展阶段,有独特的心理特征,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概括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帮助人们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要考虑到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才能使译文更贴近儿童、为儿童喜爱。陈路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探讨了如何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采取有效翻译策略。

3.2.2.10伦理学骆贤凤指出“翻译,和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是一项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伦理活动……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有助于协调翻译主体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翻译活动及翻译研究的良性发展。”张雪介绍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的五个主要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分析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和翻译现象,同时指出了理论的局限性,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翻译伦理学发展提供实践支持。

3.2.2.11“信达雅”“信达雅”理论首先由严复提出,“信”指译文准确,“达”为译文通顺,“雅”为译文优雅有文采。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我国传统译论的精髓。丁丽萍在“信达雅”标准的指导下,从语音、词汇等层面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传递童真、童趣。

3.2.2.12社会学“惯习”“场域”“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社会学概念。彭郅洁指出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与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dispositon)体系”。布尔迪厄的理论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殷翠玲介绍了我国译学界对惯习的运用,指出译者的惯习包括职业和语言惯习,分析《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赵元任译本和王永年译本,找出其中的差异,并分析了两位译者职业、语言惯习对他们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成人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要突破自身的不利惯习的束缚。

3.2.2.13信息学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ElwoodShannon)是信息论的创始人。信息论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尤金•奈达(EugeneA.Nida)就将信息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万泽介绍了奈达在信息论指导下提出的翻译过程两种传输负载形式——形式负载和意义负载,分析两种负载形式在马爱侬译《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体现,指出译者要从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和儿童的心理特征出发,减少传输负载,创作出儿童易于接受的儿童文学译作。

3.2.2.14其他理论一些翻译家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如许渊冲先生提出了音形意“三美”,高健先生提出了语性理论。刘燕妮分析了高健先生的语性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如何体现源语风格。综上,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视角的多元化体现了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另外,视角的运用不是单一绝对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语料库研究与传统语言对比研究就是紧密结合的。本文所划分的视角是基于论文的主要视角。

4.反映的问题

(1)重复性研究。目的论视角的论文数量最多,约占27.8%,且所分析的案例范围窄,集中在《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笔者建议应该拓宽视角和案例范围。(2)新视角偏少。翻译研究是跨学科的,只有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才能不断发展,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在当今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值得更多借鉴。(3)研究体裁的局限性。所研究体裁大多集中在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童话上,儿童文学的体裁很丰富,包括儿歌、儿童诗、儿童戏剧、图画书等等,每种体裁都值得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两种,这样才可以丰富完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5.结语

儿童心理论文范文第8篇

留守儿童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特殊群体。我国儿童产品市场巨大,但以留守儿童为设计的出发点,可以弥补他们缺失的亲情的产品却少之又少。文章以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设计的需求趋势,提出可远距离互动、可陪伴儿童成长、可寄托父母关爱的产品设计方法,以期让留守儿童不再感到孤独。

关键词:

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关爱;陪伴

一、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理念的概述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工作,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儿童,由于缺乏亲情的滋养,这些儿童少有依靠,内心的寂寞与忧伤使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走向消极、孤僻,有的变得任性、暴躁。亲情化产品设计,即设计具有亲情特征的产品,是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尤其适用于长期缺少亲情和关爱的留守儿童产品设计。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是指产品设计在造型、功能上,运用以亲情作为纽带的各种元素,如父母的关心、问候等。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是父母和留守儿童相互沟通交流的媒介,能使留守儿童在使用产品时感受父母的关爱,体会亲情的温暖。亲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存在的感情,是所有爱的起点,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狄更斯说:“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父母的爱,不仅需要物质的供应,更需要心灵的陪伴。一件好的产品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为留守儿童设计亲情化产品,增加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补充残缺的亲情,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留守时期,是解决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心理发展问题的新探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需求趋势

2013年全国妇联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55万。其中不乏有心理健康问题者,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儿童的心理问题往往越严重,这不仅对留守儿童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还给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儿童产品市场是一个富有生机、极具商机的巨大市场。特别在我国国情下,留守儿童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他们的父母未来的希望。父母外出工作,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他们往往自己省吃俭用,却在儿童用品的花费上毫不吝啬。优秀的设计不该只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更要关注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如偏远山区的失学儿童、残疾人、缺失亲情的留守儿童等。然而,国内市场上少有针对留守儿童心理特点设计的人性化的、关注人文情怀的、重视亲情交流的产品,我国儿童产品市场的未来发展尚不全面。

留守儿童区别于一般儿童,在心理发展上有其特殊性,他们容易自卑、内向、孤僻,这些都是留守儿童产品设计中必须注意的。儿童产品是儿童成长中重要的辅助工具,它对儿童的性格塑造、智力成长、心理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将儿童的亲情需求赋予产品,让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陪伴,以满足其情感的需求,增进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感情,帮助留守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留守儿童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城市生活毫不相干,可是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及其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三、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方法

1.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方法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交流沟通渠道单一,造成感情缺失,使留守儿童与父母不仅在空间上的距离遥远,而且形成心灵隔膜。能与父母沟通和交流,成了他们朴素却又遥不可及的愿望。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方法,即为留守儿童与父母搭建远距离交流的通道,提供情感沟通的平台,使他们即便是分隔两地,也能轻松、便捷地进行沟通交流。如,可以设计具有语音对讲、短信互动、定位检测等功能,并能与手机APP互动的儿童手表,缓解留守儿童思念父母之苦,让留守儿童和父母彼此更贴近,让其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也让父母见证孩子的成长。另外,一款名为Frebble的模拟牵手触感产品,它能在视频聊天中模拟与对方牵手的感觉,通过蓝牙无线连接到电脑,它能检测挤压并把压力传送到另一端,实现模拟牵手的感觉。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通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感觉、多维度的设计手段,为留守儿童与其父母提供远距离的情感交流体验,有效解决他们难以互动、渴望互动以及对亲情的需求问题,这也与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理念不谋而合。

2.可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对于产品设计而言,人们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所获得的情感价值与产品的功能是同样重要的。尤其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产品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其功能,其背后的情感价值显得更为重要。可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是指产品在造型和功能上根据留守儿童的成长发育、娱乐、学习认知过程,通过加减、替换零件的方式进行升级和变换,满足各年龄段留守儿童的使用需求,从而有效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产品陪伴儿童成长。留守儿童对产品的情感寄托,在于父母是产品的共同使用者或购买者。在儿童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产品的功能不断快速地转变,但很多产品由于功能单调,很快就因为满足不了留守儿童的使用需求而遭到淘汰,而其父母又因为不在孩子身边,不能及时为他们更换产品。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让父母只需购买一件产品,便可适应留守儿童各个年龄段的需求,这样的产品能伴随他们成长,充当父母派来的小伙伴的角色,可以创造宝贵的亲情价值。

3.可寄托父母关爱的设计方法可寄托父母关爱的设计方法,就是以产品作为寄托父母关爱的载体,在设计产品时,先预留一部分空白的空间,待父母购买产品后,再“填充”关爱,把产品补充完整。如,可以植入声音的电子产品,父母可以将“宝宝,今天期末考要加油哦,爸妈永远支持你”“宝宝,天冷要注意多穿衣服,不要着凉了”“宝宝,别复习太晚,该睡觉了”等话语录入,再设置播放时间。除了声音,还可以将照片、视频等进行填充,满足留守儿童与父母实际的、个性化的需求。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有的甚至记不清父母的模样和声音,通过设计可寄托父母关爱的产品,可以用关爱温暖留守儿童的时光,让他们留守却不孤单,随时感受到父母在身边的幸福。

四、结语

让设计真正符合人们的需求和期望,尤其是设计出能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爱与关怀的产品,是设计师的责任。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以亲情作为切入点,运用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方法,架起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的桥梁,打破心灵的隔阂,使交流不再是奢望;运用可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赋予产品生命力,也能使留守儿童获得不可估量的亲情价值;运用可寄托父母关爱的设计方法,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将是推动儿童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重拾自信,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关注弱势群体的暖心设计是产品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留守儿童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是社会的责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对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研究,传达关爱留守儿童的理念,并为今后留守儿童产品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爱丽.基于情感化设计理论的儿童产品设计研究.大众文艺(学术版),2012(21).

[2]王亮.心理弹性导向留守儿童亲子产品设计研究.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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