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论文范文

这段文字是目前可查的关于中国近代儿童戏剧品评的最早记载，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价值。关于儿童小说，梁启超提倡应该视之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精神食粮，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以欧美变革中小说的功用为例间接说明了这一点:“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民、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很明显，梁启超把“童孺”也列为小说陶冶的对象，这无疑是对儿童与小说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梁启超虽未直接点出儿童与小说的关系，但是非常明确地指出，儿童与其他不同身份的成人一样可以读小说，通过小说能了解时政，接受教育，这样的观点可谓是震聋发溃。在传统社会里，对于成年人而言，小说尚不能登堂入室，列为正当读物;而梁启超居然提出儿童也可以读小说，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确是一次观念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梁启超身体力行，译介了两部外国小说供儿童阅读:一部为法国作家焦士威尔玛(即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另一部是法国作家佛林玛利安的《地球末日记》。梁启超还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上陆续发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外国小说，这些小说对当时几代少年儿童影响极大，成为了他们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写道自己当时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福尔摩斯包探案》时的惊奇感以及在《新小说》上看见焦士威玛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曾回忆自己在南京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来源于梁启超在《新小说》中刊登的那些科学小说。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核心内容是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来考量儿童文学的创作特点，诗歌要通俗易懂，戏剧应声情激越，小说该启智增识，这实际上是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价值的思考。很显然，社会功利性是梁启超认同的儿童文学应具有的价值。在梁启超看来，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向儿童灌输浓郁爱国主义激情、开启心智、了解西方、增强自我知识与能力的手段。这样的儿童文学价值观显然带有极大的时代特征与局限性。儿童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其价值属性应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以特有的审美特性作用于儿童的精神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符合他们的身心成长，让他们感到精神上的愉悦与自造，从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样的价值观才能让文学与儿童和谐共处，从而真正发展儿童、完善儿童、提升儿童、有益儿童。梁启超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并没有彻底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思想。但是，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说、戏剧、诗歌联系起来，并给予这些文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有益于拓宽儿童的视野与眼界，在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中极具开拓性，对于当时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展、儿童教育理念的更新都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二除梁启超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究外，当时还有几篇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其中，刊于《杭州白话报》1902年上册“论说卷”的黄海锋郎的《儿童教育》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早期成果之一。黄海锋郎为笔名，真实姓名无以为考。这篇文章主要谈儿童教育问题，重视教育对儿童的引导作用，其中有部分文字涉及儿童读物的问题。作者先反后正，先提出儿童读四书五经只会“自幼至老，懵懂一世”，那“四书五经是圣贤的大义微言，就是胡子一把的老先生，也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那是乳臭未干的儿童。所以儿童入塾读书，终日高声朗诵，却不晓得书中的意思，积久生倦，趣味毫无，反阻止了儿童好学的心思，埋没了儿童活泼的天籁”。

接着，黄海锋郎指出能让儿童陶铸天性的应该是“爱国的故事”与“为人的箴言”。黄海锋郎的儿童读物观虽然是只言片语，在当时却是一种极有冲击力的文学观点。作者明确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育的惯常读物定位为让儿童“受害无穷，脑门受伤，便成废物”的罪魁祸首。从现有资料考察，这是近代明确反对传统儿童蒙学教材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外，黄海锋郎提出的儿童应读爱国故事与为人箴言的看法与同时代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都是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与社会功利作用来考察儿童与文学的关系的。同时期徐念慈的《请为儿童写作小说》也是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论文。徐念慈，近代著名小说作家与理论家，热衷于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他在1908年《小说林》第9和第10册上连续刊载了有关小说理论的专文《余之小说观》，其中第8节为《小说今后之改良》。20世纪初，“小说界革命”在文坛掀起，小说的社会作用遂为有识之士所悉知。阅读小说是国民之精神需要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儿童读者。在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158说联系起来之后，提倡小说革命的徐念慈提出，应该专门为儿童创作一种属于他们的小说，这无疑将梁启超的儿童小说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念慈撰写了专文《请为儿童写作小说》，详细陈述自己对儿童小说的认识: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此番细论不同于之前黄海锋郎的泛论，他力求遵循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从形式、体裁、文字、描图甚至价钱上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具体特点，这实际上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考量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消费应该具备的构成要素。这里的文学消费不仅有物质上的消费，如提出读物的定价应“极廉，数不逾角”;还有精神上的消费，儿童读后可以“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虽然徐念慈对儿童小说的精神价值的提倡有过于强调教化作用之嫌，但其从儿童特点出发的立足点无疑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都有实在的参考价值。1909年11月刊行的《教育杂志》第12期发表了未署作者姓名的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这篇文章是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分析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儿童的阅读心理的专文。文章首先指出儿童所读之书对于儿童意义重大，依据是:“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在精神成长的同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所以对成长期的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那么什么样的书适合儿童阅读呢?作者立马给出三条建议。第一条为“以言日常生活之事，又富有趣味者为佳”。

儿童书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同时又富有趣味。这样的观点是只有蹲下来与儿童对话、用儿童的心思考过的有识之士才能体悟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世上的苦与难、是与非，如果儿童不知道的也应该告诉儿童，不要为儿童关闭，应该让儿童知道、了解，这样才能辨别、认识社会。对于是否应该把社会真实的黑暗与悲哀之处展示给儿童，这一直都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这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还处于开荒状态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很显然，作者让儿童了解真实人生的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他希望儿童通过阅读图书了解社会中的善与恶、丑与美，知晓人生，洞悉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实世象。文章对读书的建议之二为:儿童应读他们爱读的书。如果想让读书有益于儿童，那么必须重视儿童的意见。作者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指出学堂让儿童读的书其实儿童喜欢的并不多，并提出学校在配备图书时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见。作者对儿童自身的兴趣给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正体现出了他将儿童观与儿童读物观有机联系的理论体悟。他认为儿童的兴趣必须要予以重视，这样的儿童观推导出的结论正是儿童读物必须要满足儿童的兴趣，只有儿童爱看的书才能有益于儿童。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儿童身上而建构起的儿童读物观不正是现代儿童文学时期“儿童本位”文学观的初始表达吗?新文化运动时，儿童文学理论的一项重大成果即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其核心观点正是儿童文学在创作时要完全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遵循儿童的心理需要，满足儿童的兴趣。从这点出发，笔者认为，儿童文学本位观的首倡者不是公认的周作人，而是此文的作者无名氏先生(抑或女士)，他的这声“儿童读其嗜读之书”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仍占主导意识形态的晚清可算是一声另类的呐喊与呼吁。只可惜这声音太微弱，直至五四时期才变得强劲有力。

阅读建议之三为:“史传中之大种族深化、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以成为儿童“精神的滋养物”。理由是，“少年时代恰与神话时代相当”，因此，神话故事比现代文明更能让少年理解。将少年时代与人类的神话时代相提并论，这不正是西方人类学有关原始心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吗?西方人类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门新学科，认为人类的文化与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分阶段进化发展，并提出了儿童的成长与人类进化的程序完全一致的“复演说”。从“复演说”可以推导出，儿童的思维与原始人的思维具有一致性，因此儿童必然喜欢并理解有关记录人类原始文明时期的神话与传说。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复演说”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极大，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现代童话理论的建构者都是在其影响下进行有关童话起源和分类的酝酿的。无名氏先生的观点(“神话故事，与少年之关系，较现今之文明，尤为密切”)很显然有“复演说”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西方人类学早在五四之前已经开始被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并运用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了。这比中国较早运用人类学理论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论———即周作人1913年8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的《童话研究》一文———还早近四年。

梁启超、黄海锋郎、徐念慈及《儿童读书的心理》的作者无名氏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的成果构成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主体研究现实。窥一斑而见全貌。他们的研究成果凸显出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历史特点。首先，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整体呈现研究材料零散，研究观点表述粗浅，研究成果形式简单的总体特点，与同时期的成人文学文论著家蜂起相比，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声音微弱，发展缓慢。其次，虽然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散、粗、浅、陋，但是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自觉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与推进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关于儿童诗歌、戏剧、小说的文体思考对于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家虽然观点陈述有限，但却在有限的表述中直击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儿童与小说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儿童文学的体裁特质、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等。这说明，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可研究的材料匮乏。当时并未产生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儿童文学理论家思考的理性深度。比如，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理论涉及到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价值探讨，从现代儿童文学延续到当代儿童文学这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说，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诸多思考维度无疑为后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理论方向。对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一直甚少，但是其呈现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在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予以足够的深究与挖掘，这是尊重历史、还原学术脉络发展的需要。

作者：王蕾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1.引言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儿童文学有不同于成年人的主题。父母之爱下的儿童、顽童及其受到的教育、自然及其与童真的相通是最集中的三大主题。①《海滨的孩子》写二锁到姥姥家的见闻感受，角度类似鲁迅的迅哥儿到鲁镇。这一角度的优势在于，不同于长期定居此地的儿童对身边生活形式与内容的理所当然，海滨对初来乍到者，时时处处充满新奇感。上潮的时候蹲在海滩上，将天边滚来的潮水引到沙岭底下；和大虎去拉鱼，看到网里乱蹦的鱼喊哑了嗓子，都是海滨生活才会有的新鲜刺激。正因为这些新鲜生活的诱惑，尽管二锁内心不愿意承认大虎哥超乎于自己的识见、恼羞于大虎的嘲笑，他还是不得不紧随大虎身后去拉鱼、挖蛤，背着大人兴奋地筹划去港渠子北挖蛤。小说对两个孩子在港渠子北的一日冒险描写，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中描写海滨渔家儿童生活的最佳角度，也是当代对儿童心理真实精细刻画的经典片段之一。在前往港渠子北的路程中，小说以二锁的观感，衬托了两个孩子进入海洋禁地之深：二锁初是兴奋；走到到满潮的时候露出尖顶的石岩、看不清姥姥家的房子了，港渠子还只是一条白线，问大虎，得到的是“十里才走了三里呢”的回复，这时心里开始嘀咕；穿过沙滩之后二人进入烂泥滩，二锁不断跌跤的尴尬无奈；终于在日头快到头顶了的时刻，二人才到了渠子边。之后的遇险—脱险描写，则是无可替代地惊险生动。在金色的沙滩上，大虎因为“里面蛤多”要到海的里面去，这时他筑了两个沙堆并嘱咐二锁看着，等潮水把沙堆淹倒了，就是二人必须离开的时候。大虎的目标就是蛤，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不在海边长大的二锁，竟会对挖蛤有更大的兴趣。于是，二锁就在大虎走后起初的寂寞、害怕、犯困之后，因为挖到大花蛤而兴奋。

他先在周围挖蛤，继而扩散到四周挖蛤并在海滩上筑了围墙围“囚徒”，后来他专心专意挖蛤以致忘却了观察的使命。等到二锁意识到时间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到了日头偏西。他跑回渠边，沙堆不见了，渠子宽了，渠子里的水浑了。二锁慌了，发疯一样在沙滩上跑着叫大虎。可是，大虎的影子半天工夫才在沙滩上出现，此时海已经变得一会儿海水就淹上来四五尺宽。二锁吓哭了。勇敢的大虎没有惊慌、害怕和犹豫，而是马上就采取行动。他最初想带二锁水过渠，行不通；后来，他机智地用二锁的裤子做成救生圈，冒险带着二锁过港渠子，他自己甚至又游回去取衣物和挖到的蛤。二人拼命和海赛跑，终于跑到了村头，化险为夷。喘息待定，二锁眼里的大虎已经变了样，他主动向大虎示好，大虎却已经在思考对爹如何交代。这些生动的描写，只能来自真实难忘的生活体验。萧平一直强调生活积累的重要性：“感受是前提，没有感受，也就无从表现。”正是因为有了艺术上的这些成功表现，《海滨的孩子》先后在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一等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洲儿童小说选》，成为80年代初日本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精选》唯一入选中国作品。创作于1958年的《除夕》，尽管主题是表现合作化，在表现儿童心理与生活方面仍不失生动鲜活。栓儿心心念念的是要爹带他赶腊月三十的半半集，买鞭炮花火。可是，爹从早上起床到天黑，也没能够来得及带栓儿买成鞭炮。小栓在别家的鞭炮声里，把一个小凳摆在院子中间，等爹带回火炮摆在上面放这一开放性的结尾，将一个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社干部形象衬托出来的同时，一个乡村顽童的心理，也很细腻真实地表达出来。当少年心事的经典作品很少。将自传性的《啊，少年》与作家的自传《逝水悠悠》对照，不难看出高昆良身上作家少年的影子。这里，“成长”的主题有迷雾重重的困厄、有沉重不堪的压抑、有拨云见日的欣慰，也有不忍的割舍与惨重的创伤。

1943年的圣诞节，电器行的少年学徒高昆良对樱树文具店的女掌柜维拉的女儿玛莎的一见钟情。两性意识的懵懂觉醒，使他会多愁善感地阅读《啼笑因缘》时想象自己是樊家树、玛莎是沈凤喜；玛莎给他看手相会引得他心旌神荡，这是性的觉醒带来的迷惑。结识颜素真，这个高雅、朴素又和蔼平易的女子博得高昆良美好崇敬之情，也在他的心理深处引发对自身向更好的境界努力的规划，这是爱情的力量。他孤身在外常遭到别的学徒欺负、不得掌柜待见、站柜台被敲诈、遭到掌柜指责、被辞退的恐慌，还有因为家乡不太平对父母亲人的牵挂，都令他产生各种不安全感。少年高昆良对时事政治有很多现实体悟、却又看不透彻，好在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可以相互安慰、一起谈欢乐苦恼幻想，年长的张志英从文学和人生观里都带给高昆良一种令他激动奋发的东西。而和老家来的亲戚的闲谈中，他得知“村里走了不少人，多数是到东北了，有的参加了八路，有的当了汉奸。他小时的同伴，也有好几个参加了八路。”这些，让之前听凭长辈安排人生的高昆良意识到：到了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了。在眼前的黑暗和营救张志英过程中，他更加了解认可了张志英的选择。遭到裁减之后，尽管维拉向他抛出橄榄枝，他认真思考了自己的处境终于明确：他不愿意一辈子站在柜台后面卖货，他所希望的，是到张志英所说的那种全新的生活。告别了冰封的北国，高昆良也同时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失望的玛莎和朋友们，踏上归途。小说结尾处，1945年10月，高昆良以秘密身份被派往哈尔滨从事地下活动。他会在哈尔滨怎样再次遇到昔日的朋友们？也仍然是开放性的结局。直至小说结束，读者的心也还被作者紧紧抓在手里。除了《啊，少年》，《令子》《我们的司令》《于文翠》《孩子和小猫》都带有明确的成长主题。从萧平笔下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里，在各种内外因的促动之下或主动或被动地“成长”。这成长，有时伴随着欢乐，更多时候则是伴随着无奈、泪水甚至苦涩。其次，萧平的儿童文学作品常常不是正面摹写，侧面进入生活是他最拿手的方式。这反映了萧平生活的旁观者的视角，和冷静理性的写作姿态。在他反映现实的作品，和那些童话、寓言故事中，从来不乏深入严肃的思考和深刻的哲理体悟。萧平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部分是从儿童的视角反映成人世界，是时代的折射。这里，主导的是第一手的貌似相对轻松单纯的儿童世界。《除夕》如是，《孩子和小猫》《寂静的黄昏》也是如此。《除夕》中，以栓儿希望得到鞭炮花火、几番波折最后几乎落空为线索，反映作为社主任的栓儿爹遇到的各种问题：均分配是否符合按劳分配、无处不在难以根除的精于算计自私狭隘思想、一心为公的干部自家生活问题与夫妻矛盾，都因为孩童的视角和儿童生活底色而更加鲜活和令人信服。《孩子和小猫》中，四五岁的男孩随着被打成黑帮在分校劳动改造的父亲，在沙原孤独的生活。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观察老鼠洞，甚至熟知了那个老鼠家族每个成员的一切。捉、养小猫这个突兀新鲜的事件，终于给孩子孤独无聊的生活内容带来一点新奇，而最终放掉小猫，是因为小光看到大猫小猫的惨状，联想到自己坐火车离开家和妈妈的切身感受。孩子的这一“成长”杂糅了酸涩。更令人倍感唏嘘的，是小说中以小光的视角貌似轻描淡写的成年人世界：爸爸、伯伯们战战兢兢的生活，年幼的小光当时不会了解，却构成他终生也不会忘记的童年灰色底色。《寂静的黄昏》揭开惨痛的时代创伤，将荒谬时代的悖谬事件横在眼前：父辈有关革命与背叛的较量彻底被颠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显得更加强弱悬殊和触目惊心。十七岁的刘军不堪凶残虐待狂刘世才的折磨，同归于尽的“雷”声：“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雷。

但小雷和大雷形成的原因是一样的。小雷往往是大雷的前奏，当无数小雷汇集成大雷而雷声滚滚的时候，暴风雨也就要来了”。萧平透过他的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儿童的生活并不像理解中的那么单纯轻松；他们总在不断走向成人世界，但是童心真纯，和成人世界的复杂丑陋是天然的对抗关系。萧平还有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品，是从成人的视角勘察儿童心灵，比如《三月雪》和《圣水宫》。《三月雪》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周浩的回忆，带出十多年前的故事。紧张激烈的胶东反“蚕食”斗争，刘云和农救会长被杀死在三月雪树下的烈士墓前，都是刘云十二三岁的女儿小娟成长的背景。严峻的斗争年代的小娟机智勇敢，残酷的斗争让小娟迅速成长。眼前和平时代的大学生李秀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过母亲的日记也是继承母亲的遗志。她坚毅自信的面庞，令周浩想到那飘散着清香的早春的花——三月雪。这篇曾经被批判为宣扬军事题材的“和平主义”的小说，确实是避过惨烈的斗争场面，侧面表现新一代血雨腥风中的成长。但是，这并不妨碍对胶东反“蚕食”惨烈程度的表现与李秀娟形象的真实可信度。正如孙犁也是侧面描写战争时代一样，这是因为时代和人的精神是作家更加关注的，美与善的歌颂也是作家更倾力而为的。《圣水宫》这一取材透露了前现代时代，道教在胶东的深厚影响，也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新的时代与政党对人的关注。在县委书记李群的帮助下，深山道观里的小妞妞小英子得以受到现代高等教育，从父母的迷信和愚昧教育中摆脱出来，成长为师范学校的陈玉英。

这些成人视角的儿童文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平本人是一位教育家，关注儿童的心灵与成长、希望通过真善美的熏陶使得他们健全成长，是他最大的心愿。寓言故事《一株苞米》中塑造了一株为抢占春光，总比别人高出一尺，却没有意识到“把自己的一点本事都用在出风头上了，当然结不出籽粒了”的苞米；《走路》中萧平设想本来两条腿是并齐蹦着向前走路的，后来一条腿顶着对方的反对毅然变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虽然看上去前后“有差别”，但是走得快了；《豌豆的牢骚》里有一棵总是不满的豌豆，因为牢骚耽误生长，结果没来得及长成，被煮了青豆；《动物运动会》里，总是不甘失败的猴子三番改章程，却先后败于狮子、鸵鸟、松树，得出总是从外界找原因永远难免失败的教训；童话《小布谷鸟》展示了一只小布谷鸟从艳羡锦鸡，到“我想变回我自己”的心灵历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侧面进入生活，并不意味着作家的逃避和躲闪。视角和立场并不是一回事。侧面进入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萧平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没有非常大的“力”度，但是从来不乏“美”感。而萧平对现实的思考和表现，最后总是要以揭示矛盾和得到启示为目的。

1958年的《除夕》因为写社干部家庭感情纠葛，被批判“歪曲”社干部形象；《一天》因为写一个充满爱心的女大夫，被冠之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的罪名。今天看来，当年对萧平宣扬“人性论”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是切近萧平的创作本质的。萧平关注人性的本真，痛心于异化。萧平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招弟》和惨烈的《寂静的黄昏》，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招弟》以有些类似于萧红《小城三月》的哀怨故事，表达出对招弟这个普通农村女孩的悲悯之情。表面上，好像招弟的命运正如母亲找人算出的“命独”——其实，何尝不是这些迷信思想以及太沉重的生存压力束缚住她的父母，又进一步束缚住了她？父亲常年在外，夫妻两地分居自然少有子嗣；父亲终年辛苦劳累自然性格压抑得厉害，意外的打击自然承受不起于是发疯死去；母亲和她相依为命日久，对她的情感依赖可想而知，先是因为苛求求亲者才使得她老大没有嫁出去，后又请求她等自己死了再出嫁——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一直拖到72岁而她已经50岁时才死去。这就是一个为人女者的一生。为人女，却没有机会做自己。小说里没有强烈的情感，却窥探到了父母基于爱的名义导致子女的人生悲剧，读来深感悲哀。《寂静的黄昏》其实并不寂静，无论不堪折磨的刘军、还是凶虐残暴的刘世才，都承受着极端的恨与痛。刘军用同归于尽的惨烈方式，控诉了刘世才的凶残，也是自身遭受的精神蹂躏超极限导致的必然结果。《三月雪》被批判为“不健康地”以感伤的情感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残酷性，实际上，感伤是由悲剧决定的。悲剧中除了有悲壮一种格调之外，还有悲伤、悲愤、悲悯等思想。因此，摈弃任何形式的人性异化，呼吁本真率直的人性真善美，成为萧平小说的第三个重要特质。即使在遭受批判的时期，他依然坚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信念：绝不写虚假的东西，做违心之谈”。他是教育者，他的儿童文学却从不说教：“有小猫、大雁、狠虎、布谷鸟；有两代人间的革命情谊，有朦胧飘忽的少男少女间的心心相印，有师生之间久而弥深的情分，有童年朋友长大相逢的喜悦。”②萧平说过童年的学堂和私塾生活，带给他很少愉快的回忆，但是大自然让他快乐。他时常与他笔下的孩子们一起沉溺陶醉于自然界。《海滨的孩子》们挖蛤网鱼的大海，《锁住的星期天》里孩子们沉醉的东山果园，《玉姑山下的故事》《圣水宫》《秋生》中也都不乏美丽的山村景致与善美人性人心，《童声》《阴山风雪夜》的塞外景致与少年的美好性情，《养鸡场长》《于文翠》则是表现农村少女——泼辣能干的十五岁少女小英、无忧无虑的十七岁女孩于文翠如何紧紧跟随甚至走在新时代的前面，率真阳光向上，形成山村别样的景致。《童声》以几乎没有情节的描写，表现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在路遇“我们”时，怎样在老乡不信任我们，甚至用枪威胁之际，专程回转来以真挚无邪的童声，赢得老乡的信任打开门接纳我们，使得我们的“伤病员”得以休息调整。萧平主张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中，认识的关系追求真、功利的关系追求善、审美的关系追求美。萧平“审美地掌握生活”的结果，就是作品中真的情、美的景与境以及善的人。

萧平是地地道道的胶东人，他了解胶东，所以在表现胶东的时候，这里的乡土与民俗风情画卷他可以信手拈来。乡村、道观、海滨、果园，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乡土气味——无论从深度与浓度上，都“用‘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显示出“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以及其最基本的要求。”③周作人也曾对乡土小说有这样的概念阈定：体现地域特点；体现民风民俗中具有“个性的土之力”；体现文学意义上的人。萧平的儿童文学，就是胶东前工业社会里农村民俗风情画卷和儿童生活内容和游戏的大汇集。《海滨的孩子》中，晚饭后渔家有序的平静生活，与二锁大虎私底下兴奋地筹划的潜在危险——“潮来了跑不及就淹死了”的反差，读来令人紧张，也为后面的惊险埋下伏笔。我们看到当小花一步不离地跟在姥姥后面，姥姥生气地说：“我还能做点什么，长尾巴啦”，小花赶紧拉住姥姥的衣襟问“在哪里？在哪里”之时，生活感跃然纸上。《养鸡场长》中，贫农李洪奎夫妻俩以前的“穷吵”，“儿郎女儿”长大后李洪奎性格的改变都写得饶有趣味。昔日瘦弱畏怯的小英如今壮实沉静，在和老雕、鼠狼子、长虫斗争中养大了小鸡，通过“武装斗争”“政治斗争”成功“收服”了保顺，连夜赶来回六十多里的山路取药治好鸡瘟，并合计着到新疆去。一个小英折射出解放后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这是她们自己一点点努力的结果。在缺少玩具的时代里，自制的玩具、自然界的事物，都可能成为儿童的玩伴。《锁住的星期天》里，美丽的东山上，有诱人的果园，夏天三爷点了山椒子驱蚊，香气弥漫在整个果园；秋天熟透的柿子掉落地上摔成圆饼，还有各种秋虫鸣叫：金钟、纺织娘、蟋蟀——尖头的或者黄翅膀的等等。锁住被妈妈叫醒时，正梦到山上柞树林里追小兔。妈妈翻他的口袋，发现装了三块火石、半截破刀子、一卷破布条、两根钉子、一把火柴、一个破铁盒子，此外竟然还有一个小灰老鼠。锁住用小老鼠把小冬引诱到自家门前玩；后来小冬又用小兔做诱饵将小老鼠哄到手，童真童趣与儿童的狡黠都写得十分生动。打枷、打架，是那个时段男孩子的主要游戏方式。《令子》中，儿时伙伴“彪子”令子课堂上呆笨，不编顺口溜没办法记住课堂背诵的内容，生活中却总能让着我、打枷的游戏中总当司令、大胆到可以去阴森的土地庙给土地爷抹大酱、帮助大人打狼救下小翠。

我从东北回来的路上，夜里住店遇到“闯敌区的”，原来是强壮严厉的令子。《令子》的“成长”主题，洋溢着对刚性血性男儿的赞颂之情。那时的孩子的生活较为单调，却不乏乐趣。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④，这在前工业社会里体现得尤其真切。《我们的“司令”》中，童年时期暮色中牛群回村的情景：母牛-公牛-小牛-老牛馆-小牛倌的顺序之下，引出十六岁的牛倌姜铁子。小说写到“我”与姜铁子比摔跤、扔石头、打准儿，这些当时男孩子最为追捧的游戏方式，俨然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确定强弱高下的重要尺度。从最初的谁都不服谁，到最终却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佩服他大胆，他佩服我会讲故事。我们和邻村的男孩子每年都会因为在南河里洗澡开战，作为好朋友的小牛倌姜铁子主动提出他可以指挥我们取胜，但是他有一个要求：让我们称呼他为司令，以解被称为“牛”司令之耻。四十年过去后的1977年，当年的混战依稀残留在脑海。我调回家乡，看望任港口城市警备司令的姜汉铁，他谈笑间提及与当年手下败将的戏剧性相逢。小说结尾没有正面写到三个童年时朋友（或者冤家）的会面，却可以想象到会是何等热烈。同样增强萧平儿童文学灵动感的，还有儿歌童谣的引用。《两只大雁》中的小慧英嘴快到令人生厌，她时常编针对身边伙伴的缺点错误的歌谣，常成为引导村里孩子们舆论导向的主要力量。《锁住的星期天》锁住和小冬在东山上闹掰了，锁住想要回小老鼠，就说“公鸡叫、母鸡叫，给了东西不能要”，小冬坚决不想还回，就说“公鸡头，母鸡头，给了东西不能留”，当地流行的童谣显出孩子的小狡猾与外交策略，更增添了童真童趣。

1．作品与译本的介绍

《精灵鼠小弟》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作者是E•B•怀特，他还创作了另外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这三部作品都深受儿童读者的喜爱，也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精灵鼠小弟》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美国纽约有一位费雷德里克•立特尔，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叫斯托尔特，生下来时只有一只老鼠那么大，虽然小但是他能够帮助家里做些事，比如妈妈的戒指掉进排水管里，他可以下去拿；家人打乒乓球时，他可以帮助捡球；甚至当钢琴的琴键出现问题，他可以钻进去推。他可以在大房子里洗脸，锻炼身体，也可以出门搭乘顺风车去参加帆船比赛，生活的一切对他而言就像是探险，可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小鸟玛加洛，并爱上了这只可爱的小鸟，但是猫咪野茉莉和其他猫咪想要吃掉玛加洛，玛加洛不辞而别，这让斯图尔特很伤心，他决定离家出走，寻找小鸟玛加洛。他得到牙医的帮助，驾驶微型小汽车出发了，途中他去学校当了一天代课老师，再艾姆斯镇遇到了和他差不多大小的艾姆斯小姐，他继续朝北走，他觉得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他觉得他一定会找到那只美丽的小鸟玛加洛。作者认为；“斯图尔特的旅行象征了每个人不断的人生旅行———追求完美又到不了手的东西。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到翻译儿童书里可能太深了一些，可我还是这样做了……《斯图尔特•立特尔》是一个写追求的故事。生活主要是追求，我就写这一点。书在追求还在进行着的时候，我是存心这样做的。等到你大一点，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许多人都在过着追求一种美好事物的生活———这种事物我们常常说不清楚。对斯图尔特来说，他在追求小鸟玛加洛，那是他美好事物的理想。”[1]（5）《精灵鼠小弟》的译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他的翻译充分再现了原作中的童真童趣。

2.从翻译实例看如何再现语言特点与儿童情趣

《精灵鼠小弟》的翻译实例再现了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匠心独运之处。例一：“Butthetruthwasthedrainhadmadehimveryslimy,anditwasnecessaryforhimtotakeabathandsprinklehimselfwithabitofhismother’svioletwaterbeforehefelthimselfagain.”但事实上排水管弄得他浑身湿哒哒黏糊糊，他只好大大洗了个澡，再用妈妈的紫罗兰香水把全身喷了一通，才觉得自己又缓过气来。故事中妈妈的戒指掉进了下水管道，焦急之中，小儿子斯图尔特答应下去为妈妈捞戒指。当他成功把戒指捞上来时，浑身都被下水管道的污垢弄脏了，原文中Slimy的意思是粘滑的，而译者用“湿哒哒黏糊糊”，生动形象的叠词，符合儿童的用语习惯，而且再现了斯图尔特的从下水管道爬上来的状态，浑身湿透了而且染了一身的污垢，才让小读者认为下文说的洗澡与喷妈妈的香水很有必要。例二：Mr.andMrs.LittleandGeorgegotdownontheirhandsandkneesandputtheirmouthsascloseaspossibletothemousehole.Thentheyallcalled“Stooooo-art!”Andthentheyallkeptperfectlystillforthreeseconds.立特尔先生和太太加上乔治，三个人用手用脚趴在老鼠洞前面，把他们的嘴尽量靠近洞口。接着他们异口同声地叫：“斯—图—尔—特”接下来他们全都保持绝对静默三分钟。一天早上斯图尔特起得很早，锻炼身体时为了和猫咪野茉莉比腹肌，不慎被窗帘卷裹起来，他的喊声太小了，没人能听得见。而野茉莉又把他的东西都放在了老鼠洞口，这样爸爸妈妈和乔治都认为斯图尔特是跑进老鼠洞出不来了。他们非常焦急的喊斯图尔特的名字，“Stooooo-art”英文名字中有两个音节，拉长第一重读的音节，体现出三个人齐声喊的声音很大。汉语名字是独立的汉字，“斯—图—尔—特”把每个字都拉长了发音，符合汉语喊名字的特点，大声而拉长每个字的读音，以便让对方听见。汉语读者能体会到喊斯图尔特名字的声音和场景。但是在描述爸爸妈妈趴在老鼠洞口时，原文“gotdownontheirhandsandknees”意思是趴在地上。汉语中的“趴”本来就是胳膊和膝盖着地，译文中“用手用脚趴在”中的“用说用脚”几个字就显得多余了。但是原文中的“ontheirhandsandknees”具体地描述出了三个人的姿势，译文如果只用一个“趴”字确实不足以准确生动地再现他们的动作，如果译成：“三个人趴在地上，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身体。”既不会像“用手用脚趴在”缀词缀语，也可生动描述动作。

例三：EverybodyshookhandswithStuart---everybody,thatis,exceptthepoliceman,whowastoowetandmadtoshakehandswithamouse.[1]（169）每个人都同斯图尔特握手———不过每个人不包括那位警察，他又是浑身湿淋淋，又是气的要命，没有兴趣跟一只老鼠握手。[1]（39）斯图尔特穿着水手服来到公园的池塘，主动与微型船模主任攀谈并在船上担任水手，与另一艘遥控船比赛，大家都来观看一只老鼠开船的新鲜事，把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挤倒在池塘，造成池塘水波涛汹涌，但是斯图尔特凭借高超的技术赢得了比赛，大家都来和他握手，除了那个浑身湿淋淋的警察外。原文中的“everybody,thatisexceptthepoliceman,”译为“不过每个人不包括那位警察”。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符合儿童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强调了与斯图尔特握手的’人当中不包括警察，与“每个人”形成对比，有强调的作用。如果译成“每个人都同斯图尔特握手-----不过除了那位警察”读者也能够理解到警察没有和斯图尔特握手。看是缺少了顺承的思维，儿童语言中的重复性特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在辞藻多么华丽优美，而在于符合儿童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易于儿童理解。译文再现了儿童语言特点，也是再现童真的表现。体现出儿童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保留原作中的童真童趣。例四：“Help!”hecalled.“It’sdarkinhere.It’scoldinthisrefrigerator.Help!Letmeout!I’mgettingcolderbytheminute.”“救命啊！”他大喊大叫。“这里面黑咕隆咚的。这冰箱里冷死了。救命啊！放我出去！我这会越来越冷了。”妈妈在做饭的时候，斯图尔特在一旁观看，妈妈开冰箱时，斯图尔特打算也到冰箱里那点东西，可是妈妈不知道这一点，随手把冰箱的们关上，斯图尔特被困在冰箱里。“It’sdarkinhere.”译为“这里面黑咕隆咚的”把dark翻译为“黑咕隆咚的”具有儿童语言特色。儿童的语言更加形象化，具体化，很少抽象的词。“黑咕隆咚”较之“太黑了”更生动活泼，能让汉语小读者们产生共鸣，体会到斯图尔特在冰箱里的感受。“It’scoldinthisrefrigerator.”译为“这冰箱里冷死了”“cold”是冷的意思，而译文“冷死了”极为扩张的词语对斯图尔特在冰箱里的感受一语中的，儿童语言中多夸张的表达，夸张更能体现出儿童对事物的认知和感受体会程度。具有儿童语言特色的译文很容易被儿童读者接受和喜爱。例五：Itwasn’tuntilhalfanhourlaterthatMrs.Littleagainopenedthedoorandfoundhimstandingonabutterplate,beatinghisarmstogethertotrytokeepwarm,andblowingonhishands,andhoppingupanddown.这么下去，一直到半个小时以后，里特尔太太又打开冰箱门找东西，这才发现他正站在一碟牛油上，两条胳膊互相拍来拍去好歹取点暖，又在手上吹气，又用两脚蹦上跳下。

斯图尔特被关在冰箱里，一直到半个小时妈妈再打开冰箱拿东西才被发现。为了不被冻僵，斯图尔特做了一些动作热身。原文中“hopping”是跳跃的意思。既然是跳，一定会用到腿和脚。“hoppingupanddown”译为“又用两脚蹦上跳下”，其中“用两脚”这几个字就多余了。比如汉语中从来不用“用脚踹门”或“用手扇了一巴掌”等等。因为动词中已经明确了发出动作的部位，再用语言表达出来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例六：Itwasaprettylittlehen-bird,brown,withastreakofyellowonherbreast.TheLittlesdidn’tagreeonwhatkindofbirdshewas.“she’sawall-eyedvireo,”saidGeorge,scientifically.“Ithinkshe’smorelikeayoungwren,”saidMr.Little.这是一只很好看的小雌鸟，棕色，胸口上有一道黄条纹。里特尔一家人对它是只什么鸟意见不一。“这是一只大眼睛绿鹃，”乔治科学地说。“我想它更像是一只小鹪鹩，”里特尔先生说。斯图尔特在冰箱里冻了半个小时，生病了。正在修养的时候，家里有个小客人造访。一只小鸟翅膀受了伤，落到了斯图尔特的家。对于这个漂亮的小家伙，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和好奇。“‘She’sawall-eyedvireo’saidGeorge,scientifically”译为“‘这是一只大眼睛绿鹃，’乔治科学地说。”译文中“科学地说”，意义有点模糊。怎样说才是科学地说呢？根据小说中对乔治的描述，他说的语气似乎他的猜测很有科学依据的样子，而实际上又不正确。如果译为“他觉得说的很有科学道理”避免了“科学地说”意义模糊不清。在这不小说的翻译中，译者主要使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但直译的表达与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不符或会造成表述模糊不清或有歧义时，意译的翻译策略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例七：“Thisismyfriend,Stuartlittle,”hesaidtothemanwiththegauzeinhischeek.“How’oooo,Soo’rt,”repliedtheman,asbesthecould.“verywell,thankyou,”repliedStuart.“这一位是我的朋友，斯图尔特•里特尔”他向嘴里塞着纱布的病人介绍说。

“你—奥—奥—好，”那人尽可能清楚点回答。“很好，谢谢你，”斯图尔特回答。猫咪野茉莉和他的朋友商量吃掉斯图尔特家的小客人玛加洛，得知这个消息，玛加洛不辞而别了。斯图尔特为了找到小鸟玛加洛，离家出走。首先他去找他在公园航海时候结识的牙医卡里那寻求帮助，遇见了卡里的朋友克莱斯代尔。而当时卡里正在给克莱德斯代尔先生拔牙。口里塞着棉花的克莱德斯代尔先生与斯图尔特的对话充满了童趣。因为不能清楚发声，原文含混不清的发音，与译文形式对等的翻译，为小读者们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而为了让小读者能了解他们的对话内容，卡里医生都会翻译一遍。根据翻译的内容与克莱德斯代尔的发音对比，让小读者觉得更有趣。这段译文非常的精彩，一方面译者要考虑到口里塞着东西说话的感觉，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译能和克莱德斯代尔的所说的内容读音接近。“How’oooo,Soo’rt,”这是卡里医生介绍斯图尔特给克莱德斯代尔先生时，克莱德斯代尔与斯图尔特打招呼的话。从语境中，斯图尔特明白是问候语，所以回答“Verywell,thankyou,”而之后的对话中，回答的信息是斯图尔特不熟悉的，所以卡里医生的翻译显得非常必要。例八：“Bettergonorth,”saidDr.Carey.“Don’tyouthinkso,Mr.Clydesdale?”“’ookin‘entral‘ark,”saidMr.Clydesdale.“What?”criedStuart.“I’ay,‘ookin‘entral‘ark,”saidMr.Clyesdale.“HesayslookinCentralPark,”explainedDr.Carey,tuckinganotherbigwadofgauzeintoMr.Clydesdale’scheek.“朝北走比较好，”卡里医生说。“你不这样认为吗，克莱德斯代尔先生？”“奥翁肮公肮奥奥，”克莱德斯代尔先生说。“你说什么？”斯图尔特叫道。“我饿奥翁肮公肮奥奥”克莱德斯代尔先生说。“他说到中央公园找找，”卡里医生替克莱德斯代尔先生翻译，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腮帮子里面又塞了一大团纱布。[1]（68）“’ookin‘entral‘ark,”，他本来要发的音是“lookinCentralPart”但是由于口里塞着棉花，句子当中的软腭音，／l∕摩擦音／s∕，爆破音／p∕都无法完成。译者译成了“奥翁肮公肮奥奥，”，而实际的发音是“到中央公园找找，”与原文一样，句子中没有爆破音／d∕／g∕，摩擦音／zh∕，硬腭音／j∕。如果译文中出现了这些音，小读者就会不信服，口里塞着一大团棉花怎么能发出这些音呢。

译者非常细心，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为中心，才能翻译出让儿童信服并喜欢的作品来。以下这个例子中，句子更长，内容更复杂，但译者翻译的恰到好处。儿童文学的翻译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思维方式，心理需求和欣赏情趣。对儿童的文学译本语言的要求是简单明晰，短小精悍，使语言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译者也要保持一颗童心，站在儿童的立场，采用丰富幽默的笔调，用具有儿童特色的语言，使小读者在阅读中能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共鸣。译者要以儿童为中心，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老先生的译本《精灵鼠小弟》真实再现了原著的语言特点和儿童情趣。本文仅从语言层面对儿童文学翻译策略中如何再现童真童趣做了初步的探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翻译，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繁荣发展。

雀儿妈妈日日来看望小麻雀，并最终以死的代价帮助小麻雀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深深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埋葬了小麻雀，自此，“我”再也没有逮过麻雀，也没有再养过其他的鸟儿。小说最后反复渲染麻雀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有着极大的感染力。第二类作品注重反思社会中日渐凸显的不良风气和“十年”对人造成的身心伤害，颇有伤痕意味。这类作品一般创作于“”之后的新时期，主要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两道杠的臂章》直指践踏公平、公正的社会不良风气，发人深思。某小学6（1）班班干部改选所引出的风波，直接关联社会的不正之风。焦耘从一入校就被老师委任为中队长，长期的特权思想助长了她的骄娇二气，非但不起模范带头作用，反而搞特殊，拒不接受批评，致使同学们对她意见很大。然而由于校长的偏袒，同学们长期敢怒不敢言。年轻教师冉敏来了之后，才有几位不知情的勇敢学生反映了她的问题，并要求改选，但这遭到校长反对。他们又经过几次上访写信，在信中尖锐提出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最后在团省委的支持下才进行了公开选举，自然焦耘落榜。然而最后的公布结果在校长的执意坚持下仍然让焦耘担任中队长。其原因竟然是焦耘的父亲是学校所在区的分管教育的区委副书记，学校的宿舍楼和校长的被任命都与其父亲有关。小说读来让人深思，非常具有反讽意味，即便放在当下社会，又何尝没有这种社会现象呢？《鸡丧》写了“十年”对人造成的伤害经久长远，甚至对下一代的少年儿童也产生了心灵创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养的四只小鸡给孩子带来了欢乐，也给成年人带来了安慰。然而，养鸡却被冠以“资本主义”倾向的帽子而被强令停止。小女孩和妈妈虽然千方百计地保护小鸡，但小鸡最终还是悲惨地死去，其原因就是由于“我”是“黑帮”，而不给小鸡注射疫苗。这件事情给女儿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给全家带来极度的压抑。作品具有浓厚的伤痕意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善恶斗争更是增添了几分悲凉之感。《大春与小春》《三色圆珠笔》等也都属于此类作品的范畴。长篇小说《雪国梦》创作于80年代，它是作者以恢宏而细腻的笔触，为少年儿童献上的一部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的杰作。正如评论者所说“作品代表着和涵盖了全人类儿童文学领域里最杰出的文学名篇和艺术智慧成果。”小说是对60年代“左”的氛围下，一个小村庄的变迁史及因此而造成村民们的人生苦难的书写。小说不仅以10岁小女孩喜鹊的有限视角去再现广阔复杂的现实世界，还以个体的童年成长去展示动荡的“社会史”：在“”年代，梨花泉村因为泉水甜美而被个别利欲熏心的当权者所用，要建一所麻风医院，喜鹊同全村民被迫离开故乡，到东北黑河安家落户。充满人生苦难和历史艰辛的画卷开始展现在小喜鹊面前展开，幼小的心灵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创伤。作品极具感染力，再现了6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的人类苦难和对人类造成的心灵创伤。

综观邱勋创作，我们可以发现邱勋善于表现人类与大自然、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之道。这一特点不仅升华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增添了几分厚重之感，还显示了作者自觉的审美意识。在作者笔下，大自然已成为少年儿童灵魂栖息的充满诗意的家园，已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们同人类一样，拥有喜怒哀乐、对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作者总是以一颗最柔软的心，怀着无比赞美的笔触去描写大自然和这些小动物们。在《微山湖上》这篇作品里，作者写到“风从芦苇深处吹来，清凉得很。这风也许刚刚在湖水里泡过吧，早晨的湖是碧绿的；太阳落山的时候，湖水是金黄的；现在呢，湖水迎着太阳，一片银光。雪团儿似的云朵儿在蓝天上飘，一片片白帆在银湖里荡……”①在这里，作者勾勒出一副多么美的自然风景画！诸如这种不惜笔墨来勾勒自然风景的地方比比皆是。自然环境、自然风光的呈现不仅能渲染出小说故事的氛围，还能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类只有接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还原人的本性，并获得心灵的净化和释放。康德曾说：“对自然地美抱有直接的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②无论是去微山湖放牛的小驹子、二牛，还是原本住在湖上的荷花及同学等少年，他们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着大自然里的空气，享受着大自然馈与他们的划船、捉鱼、抓蟹等美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们无不流露着天真烂漫、活泼、积极向上的性格。这样的作品读来也让人觉得轻盈明快。动物是大自然中除了人类以外的另一种生灵。在作者笔下，动物和人类有着非常和谐的关系，作者往往能描绘出一幅人与动物友好嬉戏的美图。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小鸡、麻雀儿、牛肚儿等都曾是少年们的朋友，都曾给他们带来过安慰和欢乐。动物们也是有灵性的，它们同人类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虽然它们不会言语，但是从眼神、发出的声音就可判断出高兴与否。《微山湖上》里当二牛为了惩罚小黄腱把它捆绑起来时，“小黄腱仍旧不服气，口里吐出很多白沫来，鼻子弗弗响。眼鼓鼓的地，射出愤怒的光。”③《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里的雀儿妈妈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母爱，最后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好像还在寻找它的孩子”。《鸡丧》里“我”去看藏在蜂窝煤堆里的四只小鸡时，写到“它们蜷伏在黑暗中，在我的抚摸下一定不动。没有一只鸡轻轻叫一声，连翅膀也不煽动一下，没有弄出任何声息。”④小鸡们好像知道了形势的严峻与危险，血管里的每滴鲜血都充满了恐惧，一颗心仅仅收缩着。所以说，充满了灵性的动物们与与人类惺惺相惜，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是作为同人类一样重要的生命体而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事实上，作者这种亲近大自然、亲近动物的思想理念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这种理念不仅存在于他的小说中，还存在于散文和童话中。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作品中的少年儿童的生活场地一般都是拥有田园自然风光的农村。农村赋予了孩子们最天然的生存环境和最纯真的欢乐，村里的小河可以成为孩子们游泳，捉鱼、抓蟹的绝妙宝地，小树林可以成为游玩嬉戏、爬树掏蛋、逮麻雀儿的游乐场，还可以亲近自然界中的万物生灵。童年时期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接受来自大自然的爱的浸润，对少年儿童性格和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邱勋深受传统齐鲁文化影响，其作品深深扎根于齐鲁文化大地，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同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对宏大叙事和故事情节的消解，摇摆不定、零散破碎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文学讲究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邱勋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内容都来源于社会现实，来源于身边的生活。他的每篇作品里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故事有开头、发展、高潮和结果，整个故事常常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现实主义文学中创作的中心是描写生活，而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中心。一切背景、事件都是紧紧围绕人物的行动来展开，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创作。邱勋的小说中就刻画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典型人物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人物形象分成“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形人物”个性单一，或趋向类型化，往往可用一句话或一个短语来概括，其缺点是人物性格固定化，模式化，始终如一，没有发展变化，缺乏性格深度。“圆形人物”是指人物性格比较丰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其优点是性格中的矛盾会能产生足够的张力，体现现实的本真面目，丰富作品内涵。《微山湖上》里的小驹子、二牛、荷花、老爷爷，《换儿姐》中的换儿姐等都属于“扁形人物”。活泼机智、勇敢善良的小驹子，心直口快的二牛，活泼调皮、友爱的荷花，一心为公、敢于担当的老爷爷，还有善良可爱的换儿姐，他们都是性格较为单一的人物，这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是相一致的。到了《雪国梦》中，作者打破了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在“圆形人物”的塑造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喜鹊妈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丧夫失子母女相依为命的情况下，娘俩经历了人间辛酸和苦难，性格刚强而坚毅。她一方面渴望爱情，希望小能爹能当她的丈夫，但另一方面又满脑封建迷信思想，害怕死去的前任丈夫不同意。这说明了她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当最后选择了小能爹当她丈夫时，她变得不顾一些，藐视一切，浑身充满了力量。她的这种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复杂和社会的真实面目，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力度。小能爹、满行老汉、三拐古爷爷、石榴爹妈等都是一个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丰满人物形象。

从叙事视角看，邱勋大部分小说作品都采用了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虽说全知全能视角容易造成由于作者的过多干预而使作品和读者有距离，甚至降低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但在作者这里几乎不存在这些问题，这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有效化解了这一问题。《雪国梦》突破了以往作品中的全知全能视角，转而选择儿童叙事视角。以10岁女孩喜鹊的眼睛来看世界，用她那稚嫩纯洁的心灵感知理解这个儿童与成人相交汇的世界，越发显得社会和人生的复杂性。从叙事语言看，语言简洁易懂，偏口语化，读起来轻盈明快，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趣味。同时，还善于运用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和俚语。比如形容静悄悄没有声音时，作者说成“悄没声地”，小女孩被叫成“小闺女”，这样的语言让读者读起来觉得非常有人情味，可以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四21世纪初始，已经70多岁高龄的邱勋先生又开始执笔写起童话。可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儿童作家，他的创作应该是丰盛的，全面的，对邱勋来说，这也有着某种本位意义。评论者孙亚敏根据其创作内容的不同把童话分为大致三类，“民间童话、诗意童话和讽刺童话。”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提起童话，最被人们所熟知的往往莫过于民间童话，可见民间童话是最为被人们津津乐道和广泛传播的。邱勋也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创作民间童话。《带金星星的白云彩》《寄居蟹绰号的来历》《冬儿公主和小雨点》等都属于民间童话。这些民间童话有的是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的原创，有的则是根据民间故事进行改编和加工。比如《带金星星的白云彩》的创作来源就是民间故事《田螺姑娘》，主要表达了人和人之间的美好友情。孙亚敏所说的诗意童话，是与民间童话相对应，或许叫做现代童话更合适。作者在这类童话中充分调动其想象力，使其充满奇思妙想，妙趣横生，并还能体现一定的哲理。《飘着巧克力香味的汽车》就是一篇充满了童趣的作品，孩子们可以随着童话故事的展开充分发挥想象力，对孩子想象力的培养有一定作用。最后一类是讽刺性童话，顾名思义，这是对一些坏的行为习惯或者社会现象进行讽刺的童话。《小猴能能的官帽》讽刺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和夸夸其谈的行为。《作家邱勋的官帽》是对自己的反思和自嘲。与儿童小说创作相比，作者的童话创作数量不算多，但是由于其精巧而有趣，深刻而有意味，也算得上优等之作，在儿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无论是儿童小说还是儿童童话，邱勋的作品总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和强大的感染力。究其原因，大抵是作者总是带着一颗孩童般真挚的心去寻求灵感、去创作，再加上作者一贯诗意、明朗、清新的文风，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展现了无穷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

作者：仲文娜单位：山东省文学院

一、是向钱，还是向前

其实，中国文化市场的本土化自觉早已经出现，对原创作品的呼声也一日高过一日。然而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效益为先的原则导致了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唯钱是用。一旦某个品种或某位作家的作品受到欢迎，各大小出版社往往一哄而上，争先推出，导致重复雷同之作比比皆是。刘绪源指出：“（即使是）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比如，像怀特那样的作品，如果真的抢占了全部图书市场，一走进书店，到处都只有《夏洛的网》《吹喇叭的天鹅》《精灵鼠小弟》，那么，除了最初的惊喜，很快，它也会造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单调，让人无以承受。”作为经济实体，出版社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以经济效益为考虑的首选。但经济效益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在对手如林的出版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走特色之路。在这方面，许多出版社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如200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阅读树”丛书，共21种，内容全部为国内原创图画故事，物美价廉，广受欢迎。

信谊出版社的思路也颇值得借鉴。台湾“信谊基金会”于1978年成立了我国台湾第一家幼儿图画书与教育玩具专业出版社，1987年又创设了“信谊幼儿文学奖”，以促进原创图画书的发展为宗旨。2005年，南京信谊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它是信谊基金会在大陆的分支机构。这个出版机构在数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大量本土图画书，还设立了“信谊图画书奖”，推出了一系列原创图画书精品，如《团圆》《宝儿》《一园青菜成了精》等。台湾一直很重视本土文化与文学发展，台湾童书出版的质与量都优于大陆，可见本土化发展策略的积极影响。

二、是找宝，还是寻根

在国际市场上要展示“中国制造”的特色，必须扎根本土，以稳定的民族风格为基础，以鲜活的本土生活经验为内容。越是贴近本土文化、具有中国民族风味的作品，越是能在世界范围显出独特性与价值。因此，中国原创作品的出版，必须走本土化道路。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业的目光，更应放在凸显本土精神的作品上，这些作品可以从以下三个线索去寻找：第一，回归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艺术、伦理观念，乃至日常生活方式，仍然渗透在当下的现实中，构成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儿童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必然离不开整体社会的文化浸润，也同样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绵延。第二，扎根地域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南北之分，更有地域派别之异，这是土地辽阔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现象。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些以特定地域为中心的创作群体，不仅有南北之异，还有东西之分。这种地域性的百花齐放，正是一个文学大国应有的气象。第三，立足现实文学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即使是幻想之花，也要开在现实的土壤上。真正好的作品是应当有根的，以贴近现实的态度，显示文学的“真”，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具有本土气质的作品，必然应当立足本土的现实生活，写出中国孩子的喜怒哀乐，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中国儿童文学界正信心勃勃地向“儿童文学大国”的目标迈进，无论创作、研究还是出版，都在这条道路上谋取着整体与自身的同步发展。本土化策略，是中国儿童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既能融入国际文化舞台，又能显示自身实力的有效发展途径。

作者：冉震萍单位：文学少年杂志社

一、拟人符合幼儿“泛灵论”的思维特点

拟人，又称人格化，是指根据想象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语言表达手段［4］。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多是篇章化拟人，并且拟人的对象具有普遍性，除了人以外的事物都是被比拟的对象，如秋弟弟、春姑娘、燕子姐姐、青蛙妈妈等。林小杯的儿童诗《我被亲了好几下》通篇用拟人的手法，把阳光、风、衣服，甚至石头和水滴都赋予生命和感情，使作品呈现一种天真活泼的稚拙美，在读者的心理上产生激荡，引发读者对美感的体验。究其根源与学前儿童“泛灵论”的思维有关，学前儿童往往将自身的感情投射到周围的事物上，被人格化了的世界，在幼儿看来却是最本真的最自然的。拟人修辞是幼儿文学创作中的宠儿，可以说拟人是幼儿文学的灵魂，没有了它，幼儿文学便是死的文学，没有了它，幼儿文学便如同折断了翅膀的小鸟，不能在儿童的心空上飞翔。两套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语言注意到幼儿对拟人修辞的喜爱，拟人化语言符合幼儿“泛灵论”的思维发展特点。

二、以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反复为主，情节反复为辅

教材中作品语言的重复多以词语、句子的反复为主，情节反复为辅。反复可以给幼儿安全感和舒适感，也可以让幼儿获得内在秩序感，形成最基本生命的秩序感。如南师版儿童诗《欢迎》中：“欢迎！欢迎！大树真好。”词语反复出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跃然纸上。故事《鼠小弟的背心》，通过小鸡、海豚、狮子、大象反复试穿鼠小弟的背心，最后鼠小弟的背心成了一个布条。情节反复增强作品的趣味性，让幼儿在兴奋、高兴之余，无形地融入作品的情境。但儿童文学的反复是有细小变化的重复，不是单调的重复，苏教版有些作品语言反复单调，没有趣味性。如中班上的儿歌《我爱上幼儿园》：“念念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图。

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福。”中班下的儿歌《上学最开心》：“唱唱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图。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福。”这两篇儿歌内容除了名字和内容中的“念念”和“唱唱”不同外，其余是完全重复的。

修辞性语言代表语言运用的高位水平，修辞的运用有利于儿童认知、情感及审美的发展［5］。幼儿教师应做到顺应儿童修辞天赋，引导儿童分析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语言的修辞特征，鼓励儿童自由使用语言，并不断加强自身关于儿童文学修辞学的知识学习，促进学前儿童修辞性语言的发展。

作者：范雪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一、清末民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就

19世纪末期，顺应当时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开始出现，拉开了我国近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序幕。具体来看，清末民初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规模宏大，作品种类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据现有的文献统计，从1898年到1919年仅仅20余年的时间，所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数量就达到了130余部，参与翻译的译者近70人，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的机构有20多家，报刊有30余家[3]59，可见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规模之宏大。具体来看，在这些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译者中，有鲁迅、梁启超、茅盾、周桂笙、沈祖芬等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也体现出当时文学界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关注。在参与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报馆、中华书局、清华书局等是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最多，占据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作数量的一半以上。除了出版机构，报刊也积极参与到了这场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高潮之中，《新青年》、《浙江潮》、《东方杂志》、《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等知名的报刊都积极刊登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促进了当时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清末民初所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种类上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囊括了法国、日本、英国、丹麦、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比如1900年，薛绍徽女士完成了法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并由世文社公开出版，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所翻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其作者为法国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自此之后，国内掀起了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高潮，译者们先后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秘密海岛》、《铁世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等几部代表作。除了科幻小说，这一时期译者们翻译较多的还有童话故事。1900年，周桂笙完成了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并发表在《采风报》上，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该童话著作的翻译。随后，周桂笙相继翻译了《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豪夫童话》等外国童话故事。除了周桂笙之外，陈家麟和陈大蹬在这一时期也翻译了一系列外国童话作品，如安徒生的《大小克老势》、《牧童》、《火绒箧》、《飞箱》、《国王之新服》等作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以满足当时儿童教育的需求。

2.翻译选材开始有针对性，并改进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方法。晚清时期，由于很多中国译者都是初次接触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选材上并没有多大考究，所采用的方法多以改译为主，有的译者还在翻译外国童话之前加上些许“评价”话，更有甚者，还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家事”的描述，这使得翻译出来的译文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进入民国以后，在清末时期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积累的基础之上，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不得不说是民初时期众多译者留给文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首先在翻译选材上，以后，译者们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开始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于儿童文学的不同需求，以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这也是近代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一大进步。比如开明书店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一书，收录的大多数都是适合10—15岁儿童阅读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阅读能力脱节的状况。此时在翻译方法上也有较大改进，改变了过去以“改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代之以“直译”的方法。与改译相比，直译更加忠实于原文，能更加真实地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夏丏尊在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代表作《爱的教育》时，就曾经对照英文版和日语版，以求忠实原文。英国文学家路易斯•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是一本难以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赵元任在翻译该部作品时，先是仔细阅读了原著，然后再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翻译出来，最后再与原著反复对比。正是赵元任坚持直译的态度，加上他深厚的外语水平和语言文字功底，使得他翻译出来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风格上十分接近原著，堪称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典范。关于直译，周作人在评价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时如此说道“：关于译文我没什么好说的，但地名的译义似乎还有可商榷的地方。”据此可以判断，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作品直译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字都要达到斤斤计较的程度。

3.实现译文古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变。在晚清时期，受中国传统古文体的影响，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翻译都是用古文体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并且很多译文基本也没有使用标点符号，而是使用传统的“句读”符号，这对于儿童而言，十分不利于阅读和理解，即便是成年人，很多译文也难以读懂。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很了大进步，开始由古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深刻指出陈家麟、陈大镫所翻译的文言文版的安徒生童话《火绒匣》是儿童文学的“绝对不幸”，把儿童语言变成古文，完全抹杀了安徒生童话的特色。为此，他还专门拿出了自己所翻译的白话文译文与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进行比较。比如在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伐整齐。背负行李。腰挂短刀。”周作人指出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通过比较分析，周作人认为，不能用深奥难懂的古文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而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如此更加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和特点。为了实现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形式的根本转变，鲁迅在翻译荷兰童话作品《小约翰》时，对于一些难懂的动植物名词，还用了白话文注释，大大提高了儿童文学作品的通俗性。

二、清末民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对近代文学的影响

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期都会对本国文化的质变发挥触媒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文化为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始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而清末民初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初始期，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翻译为我国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我国本土儿童文学极度缺乏的时代，大量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现，为中西儿童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使中国的文学逐渐从古代过渡到近代。不仅如此，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翻译选材与翻译方法的改进，译文文体形式的转变，都为我国近代文学翻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丰富了我国近代时期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为我国文学翻译走上规范之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作者：杨云桃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外语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