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研究范文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1篇

一、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促进旅游业发展

一个好的景点，不开发，养在“深闺”人未识，是很难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换句话说，如果旅游业要发展，就必须强化对外宣传。近几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已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立地位正日益凸现。但要真正让南阳旅游走出盆地，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强化旅游外宣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旅游外宣作为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把握好旅游事业的专业性特点和对外宣传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旅游，是人们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文明、进步、高雅、有益的生活方式，旅游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衡量旅游事业是否发达，取决于旅游人数的多少，而人数的多寡，又取决于旅游资源的质量和知名度。在旅游资源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哪个地区的知名度越高，旅游人数就越多，旅游事业就越发达。而要想提高知名度，就必须扩大对外宣传。南阳具有得天独厚的优美自然风光，有老祖宗留下的众多人文景观，其中不少还是世界级独一无二的。但是，我市旅游业却起步较晚，目前充其量可称为旅游资源大市，而远非旅游强市、旅游名市。究其原因，固然有我们在景点开发上投入不足、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我们在对外宣传上声势不够，一直没有响亮的支柱品牌作为龙头来统率全市旅游业大旗。靠旅游业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第三产业大发展远没有形成气候。

专家指出，市场开发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不断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市场的开发都不是被动的。但对市场的开发，仅仅靠主动还不够，还要把主动性变为实际行动，开发旅游市场也不例外。近几年，南阳市委、市政府开始加大旅游对外宣传力度，南阳旅游业已开始兴旺起来。譬如西峡，该县按照“立足南阳、挺进中原、走向全国”的市场定位，不断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炒热叫响西峡旅游。该县积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多次在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等地举行宣传推介会；在中央、省、市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在国内外开设了10多个办事处，在互联网上开设了“西峡旅游服务网”、“西峡旅游信息港”等等。在对外宣传的强力攻势下，西峡县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县里的支柱产业，年旅游综合收入呈几何级递增之势，成为河南省旅游界的一匹黑马。

旅游业的开发，重点是指景观开发和市场开发。无论是景观开发还是市场开发，都离不开对外宣传。往往深藏丰富旅游资源的地方，大都是山区，经济不太发达，缺乏资金，势必造成这些风光优美的地方基础设施落后，单纯依靠自身开发旅游的可能性很小，必须想法借助外力。而借助外力，吸引投资，对外宣传是有效途径。南阳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基本上是经济比较贫困的山区县，如桐柏、西峡、淅川、内乡、南召等县，旅游资源很丰富，但由于受资金所限，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非常有限。不宣传，或宣传不到位，吸引不来投资者，资源得不到很好地开发利用，就会制约着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对这些山区县来说，对外宣传旅游资源，制定宽松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借力开发人文自然景观，对推动当地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借助对外宣传活动，带动其他行业发展

旅游鲜明的商品属性，是其与一般外宣工作的重要区别点，同时，鲜明的商品性，又注定旅游宣传必须增强竞争性，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站稳脚跟，挫败群雄，一个十分重要的秘诀就是突出特色。近年来，我市开展了不少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极具亲和力和吸引力的旅游外宣活动，成效明显，譬如北京人游南阳专列的成功开行就是最好的范例。实践证明，对外宣传在旅游业的开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提高知名度，增加旅游效益，发展当地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南阳的旅游资源在向“朝阳产业”嬗变的过程中，南阳市委、市政府巧借外力，不断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起到了强大的催化剂作用。2002年以来，我市先后在武汉、西安等周边大城市举办声势浩大的旅游宣传活动，南阳日报派出骨干记者随团采访，事前撰写了大量宣传南阳旅游整体开发情况的资料，在武汉、西安各大媒体大力宣传南阳旅游，吸引了两地成千上万的市民到宣传现场咨询南阳旅游情况，架起了南阳和武汉、西安的“旅游”桥。近几年，武汉、西安市民纷纷到南阳来旅游，为南阳旅游业长足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2010年，我市旅游总收入达到了95.6亿元，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5%，正逐步向全省旅游经济强市迈进。

对外宣传工作在旅游业开发中，不仅起到树立整体形象、交流各种信息的作用，还能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譬如2003年4月，南阳借助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以向北京市民送丹江水、纯净水为契机，在北京举办“丹江情”宣传活动，使南阳的旅游宣传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由单独的旅游推介变为对全市整体的宣传，其规模、阵势、影响及效果均是空前的。南阳日报派出了文字、摄影两名记者，除往回发稿件外，还负责给首都媒体提供报道素材。活动期间，在中央、省、市各新闻媒体刊播各类新闻消息、通讯250多篇、专版5个、图片60多幅、专题片一部；在各类网站新闻、信息、专题800多条近60万字，在外宣史上创造了新的纪录。在宣传期间，全市累计洽谈达成旅游合作意向1300多个，签订合同520份，使南阳旅游实现了由市内向周边乃至全国的辐射。与此同时，还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南阳在“丹江情”宣传活动期间，以宣传活动为平台，广泛招商引资。

三、丰富对外宣传活动形式，提升旅游业品牌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要开发旅游业，必须先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这种宣传不是单凭主观想象，也不是搞假捏造，而是要在建好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做到有的放矢。

首先，要找准对外宣传的载体。选好宣传载体，把人们的旅游活动通过宣传、市场运作纳入到有特色的旅游活动中，不失为旅游市场开发中成功的运作手段。比如河南焦作，对云台山这个景区就不惜投巨资，别出心裁做文章。该市每年利用“五一”、“十一”旅游黄金周举办节会，吸引八方来客。焦作市正是选准了云台山景区这一宣传载体，并大造声势，才带动了当地其他旅游景点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为借鉴焦作发展旅游的经验，南阳日报专门派出采访小组，深入焦作各景区景点，发回大量鲜活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南阳的桐柏县，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该县利用淮源风景区举办“桐柏淮源旅游文化节”，对外强力宣传、招商，取得显著效果。

其二，要灵活多变，生动活泼。在对外宣传中，不仅要利用媒体宣传和开展各类活动，还要出版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专题论著，制作大量的录像带、投影片、幻灯片、纪录片等等。譬如说少林寺，本来是一个藏在深山的古寺，但自从一部《少林寺》影片放映之后，少林寺一下子在全国叫响。少林寺所在的登封县，国民收入在短短几年内便跃入全省前列，一个落后的山区小县现已成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其三，要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上网”促销是当今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旅游业在对外宣传活动中也应运用新媒介作为宣传的重要工具。国际上一些旅游地区都建立有多个旅游访问网站，探访的人员越多，旅游业发展得越快。对于像南阳旅游业起步稍晚的地方，我们更应该快速掌握和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这对旅游业的发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2篇

[摘要]：继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等学说之后，笔者提出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意义”是诠释传媒生产与消费的核心概念。意义经济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三大部分，它具有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多重属性。当今意义服务作为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备受关注，同时在新技术新媒介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70多家媒体机构参加了会议。这是自2006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以来，世界传媒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近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年增长率均在两位数，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预计2010年超过5000亿元。[①]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传媒经济研究也纳入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版图，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正在建立起来。然而，到底什么是传媒经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共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媒经济的主体认识，推进传媒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也就传媒经济的本质提出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主体。

一、意义经济的概念提出

自2006年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召开以来，我国关于传媒经济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笔者以2007——2009年为限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键入关键词“传媒产业”和“媒介产业”搜索到论文650篇，键入关键词“传媒经济”和“媒介经济”搜索到论文仅有132篇。由此可见，有关传媒产业的研究远多于传媒经济的研究，即使在传媒经济研究的论文中也大多是关于产业实务和微观经济的讨论。从研究层次来看，经验性的描述较多，学理性的分析较少；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引进移植的居多，本土原创的极少。综观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用各种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讨论传媒经济问题，如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系统经济学等；一类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传媒经济，如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受众经济、舆论经济、权力经济等。笔者认为涉及到传媒经济本质的讨论，后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和急迫。目前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MichaelH.Goldhaber）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注意力才可以转化为财富。有人更形象地把注意力经济称之为眼球经济。但这一理论也受到媒介批评学者批判，斥之为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唯注意力论”。美国学者菲利普M.南波利于2003年出版了《受众经济学——传媒机构与受众市场》，可以看作注意力经济的实用版。无论是注意力经济还是受众经济学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和国外传媒产业现实土壤上提出的传媒经济理论。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了影响力经济学说。这一理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我国传媒产业现实的。他认为传媒真正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对于其目标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②]然而，“影响力论”也受到质疑，广西民族大学唐谊军认为：“‘影响力论’不仅是一种模糊的结论，而且是一个有特定倾向性的结论，它并不能成为对传媒本质的一个有效解释。”[③]如此说来，舆论经济和权力经济则是一个更具特定倾向性的概念了，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影响力经济的另一个版本而已。因为它们都是侧重影响传媒的社会行为，较少涉及传媒的消费行为和市场因素。

如此看来，无论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都有偏颇和缺陷，虽然二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传媒经济的特性，但都不能涵盖和解释传媒经济所有的性质。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卜彦芳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注意力经济是影响力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传媒如果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那么就谈不上对其产生影响。影响力经济是注意力经济的目的与提升，传媒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做出决策。”[④]然而，她还是没有从本质上阐述传媒经济。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试图打通传播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复旦大学周笑则从时间价值入手，试图揭示传媒经济独特的本质属性。但是他们的理论设想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要对传媒经济的本质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的取向，二是研究的进路。回顾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过去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块。但自金融风暴以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缺陷。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大体系（含由其衍生的产业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产业的现实操作更清晰了解，同时，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业的许多基本问题达到一个本质的把握，二者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可偏废。”[⑤]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的进路，即研究的切入点。复旦大学顾永波和殷晓蓉归纳目前传媒经济最典型的研究进路有两种：一种是传媒产品，一种是传媒稀缺性问题。笔者选择前者，选择传媒产品作为研究进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选择了以商品为切入点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传媒产品入手展开研究一方面能解释传媒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⑥]选择传媒产品为研究进路可以说是回到经济学研究的原点。

在确定研究的取向和进路之后，笔者选取传媒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传媒产品的“意义”入手，提出意义经济（Meaningeconomy）这一新概念，进而建构传媒经济的主体理论。

二、意义经济的主体构成

传媒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用于传播的载体——信息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接收行为；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际上人们消费它的不只是信息，而是信息里所包含的内容、文化和意义。因此，它是一种意义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意义”概括起来说就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务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人类在传播活动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内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图、认识、知识、价值、观念等等，都包括在意义的范畴之中。实际上在传媒经济中，人们消费传媒产品只是消费信息产品的意义层面，即以符号形式传播的精神内容。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在中文里“意义”有四种含义：1.谓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2.内容；3.美名，声誉；4.作用，价值。在英语中“意义”以及它的派生动词包含的意思更广泛,包括“意味”、“所指”等意思。从词义学和符号学来看，“意义”还包括“能指”和“所指”的两个层面，它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比如电视剧《潜伏》，其能指（浅层表意）就是一部好看的谍战片，它满足观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而其所指（深层表意）就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它使观众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产生共鸣。“意义”是媒介产品的本质和价值所在，可以说传媒经济就是一种意义经济。意义经济是指媒介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并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三者的内涵与外延。

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是有层次之分的。一篇报纸文章也好，一个电视节目也好，一条手机短信也好，首先要有内容，有用且可读（看、听），满足人们认知世界和精神交往的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信息需求和最普遍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消费。尔后，还希望它讲求思想性，进一步满足人类求发展的精神需求，这往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更高端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影响。意义影响不仅影响消费者，还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不仅有层次之分，还有性质上和功能上的不同。

从意义消费角度来看，传媒产品是一种适用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产品，例如廉价报纸和免费电视，它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文化需求，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它与一般的产品不同的是，一是作为信息产品，它的边际效用不同一般的劳动产品，根据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产品的符号价值，它不一定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二是它除了它的效用性之外，还有它的公共性，因为它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成。由此可见，意义消费与注意力经济十分相似，都是以传媒产品的内容来吸引受众进行消费的一种经济活动。

从意义影响角度来看，传媒产品还是一种适用于分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如付费电视和时尚杂志，它满足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有些传媒产品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和时间成本才能去消费它，如纪录片。传媒产品的意义影响不仅影响到消费者，还影响到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从意义影响的层面来看，传媒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还涉及到媒介素养、国家安全、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自然而然它会触及传媒制度、政府管制和族群认同等文化壁垒，因此它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多元文化背景。由于传媒产品的意义不仅影响受众，而且还会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还会产生政府管制、市场准入、文化保护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和制约行为。因此，传媒、受众与各种利益集团会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在传媒市场上形成一个博弈的产业格局。例如谷歌扬言要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就是国外传媒巨头与我国政府管制的一次博弈。由此可见，意义影响与影响力经济相近，都是体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一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

在意义经济的构成中，产业性、文化性和技术性是意义经济的三重属性。意义消费是最基本的，它可以形成各种传媒产业，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图书出版以及网络、手机等媒体，它的效度可以用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来测量；意义影响则是最具核心价值的，它可以形成创意产业、传媒规制以及传媒的国际贸易等，文化属性是产生和制约意义影响最重要的属性，它的效度则以权威性、公信力、美誉度来评价。“在注意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学规律无处不在；在影响力发挥作用的领域，文化的、符号的力量举足轻重。”[⑦]这段话其实很好地概括了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的功能与作用。而意义服务则是给二者提供广义的技术支持，如何支持我们将在后面再详加解释。我们先来分析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三者的关系。在意义经济中，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和简单相加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形成一种内嵌互动的经济结构。意义影响以其核心作用内嵌在意义消费和意义服务中，而意义服务则因其对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提供广泛的支持，而成为整个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三、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传媒经济也是一种服务经济，传媒产业也因此划归到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里面。在服务经济视阈下，意义经济中的意义服务举足轻重。但意义服务比起一般的经济服务更显特殊，更显复杂，而以往研究者对此却关注甚少。

前面说到意义服务是给意义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支持是指技术手段和技术产品，广义的技术支持是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如搜索引擎原是一种网络技术产品，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和内容，但人们可以通过它迅速地找到想要消费的传媒产品，从而获得所需的信息和内容。人类因为发明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发明了数字技术和卫星技术，才能消费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传媒产品，才能创造出以往没有的各种传媒经济活动。媒介技术是一种技术产品，它是为人们消费传媒产品提供技术支持的，因此可以说媒介技术是意义经济实现运行的物质基础。

那么，是不是有了媒介技术或技术产品，意义经济就能够运行起来呢？在北京奥运期间，搜狐凭借赞助商及官网的地位，将其奥运赛事信息系统独家接入奥运会官方信息系统（INFO）和比赛评论员系统（CIS），研发出将INFO2008系统中的数据转化为在页面上即时呈现的网友最关注的赛事赛程、比分直播、奖牌榜、快讯、资料库等五大媒介产品，网友在页面上看到的比赛数据与赛场完全同步，从而实现了赛场新闻刊发最新、最快、最全。由此可见，技术产品只有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意义经济。当搜索引擎从一种技术产品演变成为一种服务产品的时候，当它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传媒产品消费服务的时候，它才能给受众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服务。从经济形态上来看，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经济，具有更多的网络经济特征。然而，如果传媒经济未能从虚拟经济着陆到实体经济，没有从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还是不能形成它的经济运行。

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还不能说形成真正的意义服务。在网络泡沫时期，尽管人们开发出大量的网络技术和服务产品，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致使大量网站难以维持，纷纷倒闭。同时，如果没有解决好盗版问题，视频网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赢利模式。可以说，只有媒介技术和服务产品，没有有效的商业模式或赢利模式还是不能维持意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媒介和媒体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媒体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从媒介技术到媒介形态再到传媒经济实体，任何新媒体都经历这样一种生成和演进过程。成熟的商业媒体具有三大构成：内容、渠道和商业模式。服务产品加上商业模式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服务，同时给予意义经济广义的技术支持。

首先，意义服务为意义消费提供最广泛的技术支持。其服务体现在意义经济运行的空间和时间上，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令意义服务得到不断的拓展，使传媒产品成为一种跨媒介传播的空间产品，例如视音频数据库和多媒体信息交换平台，既可以为传统电视提供内容，也可以为网络和3G手机提供视频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意义服务的提升，降低了意义消费的时间成本。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研究人类在“稀缺”问题下做出选择的科学。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当我们在制作电视节目的时候，视频素材数据库就会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当我们收集知识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为我们提供最便捷的工具，从而为意义消费降低了时间成本。

其次，意义服务还可以为意义影响创造平台，从而成为意义消费的“放大器”。意义服务是要解决经济学中的“稀缺”问题。“如何让消费者将有限的时间资源以最有效地支付给最符合自己需求的内容产品。”[⑧]意义经济在时空上的拓展往往借助平台经济，“平台实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进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⑨]意义经济往往通过构筑各种新平台来拓展其发展空间及影响力，例如利用各种大型文化传播活动、重大仪式性传播等平台都可以把意义经济中的各生产要素迅速地聚集起来，形成传媒产业集群和社会文化资本，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传播力、受众消费力和文化影响力。

由于传媒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的条件下，意义服务也会受到意义影响的制约。例如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境外卫星电视在我国落地的限制等都说明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文化安全和传媒制度的制约，从而体现出全球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资本博弈和制度约束。在意义经济中，意义服务无处不在；在意义服务中，意义影响无所不在。意（中国论文联盟整理）义服务还可以促进意义消费与意义影响之间的互动互换，如报网互动和台网互动。传统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影响新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而新媒体也可以通过新的媒介技术和新的传播渠道影响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媒介技术的发展必将催生出更多的服务产品，从而推动了意义服务的升级换代，而意义服务的不断提升也促进意义经济的全面发展。意义服务无疑是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之间的转换器，通过平台聚合和媒介融合必然导致整个传媒产业的分化与整合，它激发出更多新的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集群。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意义服务丰富的内涵：意义服务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展望未来，在新技术新媒介新观念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传媒产业还会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特性，从而不断地丰富传媒经济的实践和理论。

[注释]

[①]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2009年4月27日在北京的《2009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CentreofMediaOperation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ReportonDevelopmentofChina''''sMediaIndustry（2009）”April42009,BEijing.(inChinese)]

[②]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第1页[Yu,Guoming,“AttentionEconomy——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Industry”,ModernCommunication,2003,1,Page1.(inChinese)]

[③]唐谊军：《向“影响力论”发问》，《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第36页[Tang,Yijun,“Question‘TheTheoryofInfluence’”,JournalismReview，2007,8,Page36.(inChinese)]

[④]卜彦芳：《传媒经济学——理论与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第9页[Pu,Yanfang,“MediaEconomics-TheoryandCase”,ChinaInternationalRadioPress,Page9.(inChinese)]

[⑤]张辉锋：《传媒经济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第14页[Zhang,Huifeng,MediaEconomics,NanfangDailyPress,March2006,Page14.(inChinese)]

[⑥]谭天：《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暨南学报》2007年第1期，第127页[Tan,Tian,“WaysandNormalFormstotheResearchofMediaEconomy”,JournalofJinanUniversity,Page127.(inChinese)]

[⑦]支庭荣：《世界是平的,传媒是凹的——对传媒经济特性和规律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第95页[Zhi,Tingrong,“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Economics”,ModernCommunication,2007,3,Page95.(inChinese)]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并购重组；龙薇传媒；证监会

1龙薇传媒高杠杆收购万家文化

2016年龙薇传媒欲以305，990万人民币并购万家文化，杠杆率高达51倍。此次并购的资金全为自筹资金，其中只有6000万是股东自有资金，其余资金的筹集计划是：向西藏银必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150，000万元，期限为三个月，年化利率10％，担保措施为赵薇个人信用担保；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剩余的149，990万元，年利率6％左右，担保措施为质押本次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并购双方为何能达成交易呢？龙薇传媒希望并购万家文化并借它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来推助本公司上市以牟求更大的利益。万家文化几乎没有固定的主营业务，在文化咨询、动漫设计、金融信息咨询、体育信息咨询等方面泛而不精，近几年更是出现了亏空的现象，需要一个靠山。龙薇传媒通过万家文化公布了收购决定后，万家文化的股价大幅上涨，涨幅达32．77％，而收购预案被否公布后，万家文化的股价开始持续下跌，下跌幅度高达63．88％。股票短时间的大幅度涨跌，侵害了股东的利益，挫伤了中小股民的信心，严重影响了股票市场的稳定性。因此证监会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罚，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在禁入期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证监会对龙薇传媒的处罚恰恰是对其的帮助

证监会的介入加速了龙薇传媒放弃收购的速度，但这对龙薇传媒来说真的是坏事吗？如果龙薇传媒并购了万家文化方案得以实施，在其后我国股票市场步入下行通道的情况下，并购双方均会遭遇重大风险，甚至可能因此破产。

2．1经济和股票市场低迷带来的风险

在2018年的经济形势下，市场经济下行，人们对未来经济预期普遍比较悲观；加之文化产业在市场上并非新兴之火，市场竞争很激烈；龙薇传媒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股市处于低迷状态的情况，对于一家刚刚并购的公司，投资者更是信心不足。龙薇传媒将面对的是股价下行，意味着龙薇传媒无法在股票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没有资金的支持，公司日常的经营活动将难以展开。另外低迷的经济也会使公司经营活动获利减少。没有资金支持，龙薇传媒将难以偿还贷款，面对每月高额的应付利息，很难保证龙薇传媒能够持续经营。而银行发现一个企业无法持续经营、资不抵债，往往会提前企业的还款日期以降低银行的坏账风险。不能偿还高额债务、没有盈利能力，债务人通常会申请破产清算，这样一来，不仅赵薇的信用受损，而且他们的投资也血本无归，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2．2龙薇传媒自身的风险

由于龙薇传媒本身没有开展过经营活动的缺陷，其收购后还将存在很多风险。

2．2．1管理风险公司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在于董事会，优秀团结的董事会将对公司的发展产生良好的指引方向的作用。龙薇传媒没有经营经验，除创始人之外，一般没有公司管理层任职人员，导致未来董事长在决策时缺少董事会的认可度。收购后公司的管理层内部矛盾增加，不便于决策的确定和执行。龙薇传媒并没有健全的机构部门以及相应的人员，因此在收购后没有自己的员工。加之收购前只能通过公司财务报表、公告以及其他有限的材料了解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并不熟悉被收购公司的部门连接、分工及各自的特点。日常经营活动还是万家文化原职人员负责。因此，如果并购得以实施，龙薇传媒可能遭遇许多管理风险。

2．2．2战略风险战略是一家公司取胜的关键，好的经营战略具有前瞻性，能够“看到”市场未来的发展，及时准确的调整经营目标，进而带动整个公司的良性发展。战略管理理论指出，公司的战略要根据内外部环境来制定。对龙薇传媒而言，并购完成后需要熟悉新公司的内部环境，结合外部市场制定战略。因此短时间内整个公司都难以有契合市场的战略。除此之外，如果龙薇传媒已有比较完备的发展战略，公司需要推翻万家文化已有的战略，尝试新的方案，这期间会有新战略带来的风险。

2．2．3信誉风险信誉是决定上下游公司以及金融机构是否愿意与之合作的重要因素。没有先前经营积累，龙薇传媒在在信誉方面是一张“白纸”，在竞争时缺乏优势。这一风险在我国经济下行阶段和龙薇传媒高负债的情况下会加剧公司经营的困难。

3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收购预案被否可能是喜事，避免了赵薇遭受更大的损失。并购重组不可避免的面对一些风险，要防范这些风险，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3．1详细了解自身和被收购方情况

企业在并购之前应对公司自身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应考虑未来发展战略是否确实有并购重组的需要以及自身在资金筹措、管理层与基层交互、公司文化融合等方面是否满足收购的要求。如若需要收购来满足本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应了解被收购方的内部情况，考虑被收购方是否符合自身收购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上考察被收购方的市场信誉、市场份额以及通过财务报表洞察其经营状况和负债情况。

3．2对经济与市场发展方向做出正确判断

市场竞争、经济形势、宏观金融情况、国家政策、未来行业发展方向等因素都对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积极的经济形势、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前景可以增强收购的成功率；相反，低迷的经济形势、反对政策和被淘汰的业务会增加收购失败的可能性。

3．3监督机构加强监管力度

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致使杠杆收购赢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同时这也加大了收购失败的风险。相关监督机构在面对公司收购问题时应加大对相关公司的监管力度来防范风险。就龙薇传媒收购案而言，监管机构及时发现并购方案的问题并发出了问询函，加速了龙薇传媒结束收购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市场和赵薇本身的损害。监管机构有制定交易规则、维护交易秩序的职能，对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整体市场进行把控的同时要更加关注企业并购重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严格对待企业的并购重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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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M］．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江南天慧经济研究公司，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6－17．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媒企业并购；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最小二乘法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对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前学者对这方面进行研究时，侧重于探索技术进步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的行文思路主要参考了前者的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出企业并购对企业技术进步是有正面影响的。想要发展我国的并购市场，必须做好宏观调控。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指出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变为了中高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忽略了许多问题，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大，因此，中国经济市场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购作为企业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方式，是较有吸引力的扩张方式。技术进步与企业并购是否对对方有着积极影响已经成为并购界的热点。最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也逐渐显示出国内经济的各种问题，传媒企业的单独发展已经不适应国内经济现状，所以传媒企业不得不进行并购。企业并购有助于企业推动企业自身技术创新，促进自身发展、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更好说明传媒企业并购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需进一步证明。本文以企业并购和技术进步关系为主线，运用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结合逻辑分析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结合的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最小二乘法，对传媒企业并购与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理论背景

1.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增加投入生产要素，另一种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叫作技术进步率。在一定的技术知识水平背景下，投资机会是有限的。投资总是从能带来最大利润的投资项目开始，但是，这些最有利润的投资项目是在不断减少的，而且投资收益在不断减少，进而资本边际收益也是不断减少的，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总产出会相对减少，所以导致资本生产率递减。提高产出、降低成本和改善结构这三个方面是技术进步的意义。在一定的资源环境条件下，技术进步可以使产量增加，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新技术直接引起资源和产出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新技术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成本。所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2.企业并购相关理论企业并购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观察全球经济史可以看出，全球曾经经历了六次并购浪潮，并且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并购活动影响到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方面是对国家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影响，法律和管制方面也对企业并购活动有影响，企业并购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企业并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并购，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各企业部门的协同效应。员工参与企业项目的知识和能力是系统演化的主导因素，而并购协同的过程则是通过自身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力量来源于企业家和整个团队的智慧、远见和判断能力，为了使并购后的企业结构能够顺利而且高效地调整，企业管理团队要有目的地进行整合，而不是漫无目地浪费时间，影响企业效益。

3.企业并购与技术进步关系分析经济增长总是首先出现于一个主导部门，从这个主导部门开始发展新技术，然后扩大这种技术在市场上的影响，交易额增加进而获得利润，增加企业的资本积累，继续扩大利润，接着增加资本积累。比如刘易斯模式。这样就增加了非主导部门对新产品的需求，可以带动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当主导部门的影响范围已经扩散到其他非主导部门时，原来的主导部门就会被新出现的主导部门所替代，每个部门的产业结构都会逐渐升级以完成整个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如果以这样的趋势发展，那么可提炼出一条主线，即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通过技术的进步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诸如并购等的措施，依托这些措施推动企业的扩散和升级，行业的并购以技术推动为条件，实现整体效益的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由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技术能力，二是企业专利。进行并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技术，企业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很多的积极影响。综上所述，企业并购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熊建明等提出企业并购是有利于实现技术跨越的，一些先进国家企业可以帮助技术落后国家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机会，当企业间并购的难度比较小时，就可以实现并购并且获得技术跨越。

三、模型分析以及结论

1.模型分析由于用OLS回归的方法来研究传媒行业企业并购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关系。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模型一中以企业并购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研究。研究指标为，解释变量1：技术进步率（EC）；解释变量2：技术变化率（AC）；解释变量3：技术创新（TA），被解释变量：并购次数（N）。建立如下模型：=+0EC+1AC+2TA+在模型中技术进步率、技术创新和技术变化率对传媒企业并购次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选定这三个因素来研究其对企业并购次数的影响，以这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以传媒企业并购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本文选取了传媒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自变量之间的现行关系分析，得出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要剔除变量，从剔除过程看来，技术变化率AC被剔除，由于数据可能存在误差，为了进行直接进行回归分析，避免伪回归现象，所以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这三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均接受原假设，因此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存在单位根，序列是非平稳的，因此不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单个变量不稳定所以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得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进而可检验序列N，EC，TA之间的协整关系。接下来又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同时对N，EC，TA进行一阶差分，并把残差e作为非均衡误差的估计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到误差修正模型。模型得出企业并购次数和技术进步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并购次数和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并购是对企业技术进步是有正面影响的。

2.结论本文用模型分析了传媒行业并购和技术进步的关系，并得出并购是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而且一些企业技术进步了又会推动更多的企业进行并购。如果中国经济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实行企业并购，不仅可以借鉴其他企业技术，也可以更好地对其消化吸收，以提高企业效益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较为全面分析了传媒行业企业并购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得出了预想中的结论，企业并购后是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是有正面影响的。不过仅仅有这样的计划与想法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本文在各方面知识的限制，论文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在模型知识方面还有欠缺，对于本文的模型分析，本文只是运用了Eviews统计软件进行了分析，没有运用其他的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其次本文也只运用了最小二乘法，协整检验，误差分析，平稳性分析这几个方法进行建模，还需要加以深入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太准确。最后，本文只研究了并购对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并没有研究其负面效应，本文只研究了传媒行业并购的正面效应这是符合研究本文的初衷的，不过这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继续研究，了解并购的全面效应和研究其他行业的并购效应，是笔者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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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文超，卢道华，李春林.基于时间序列建模的陀螺仪随机误差分析.现代科学仪器，2016(11).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5篇

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企业边界是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企业边界是指“企业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其决定因素是经营效率”。企业的经营范围即企业的纵向边界，划分了企业和市场的界限，在交易成本意义上决定了哪些经营活动由企业组织内部完成，哪些经营活动应该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经营规模是指在经营范围确定的条件下，企业能以多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经营，等同于企业的横向边界。本文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将对传媒企业边界加以限定和剖析。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企业的技术变化和知识生产做为“黑箱”处理，简单抽象化为生产函数，企业边界由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成本决定，企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被认为是在给定的技术状态下，企业内部生产与外包生产之间基于交易成本的均衡。系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本身即为复杂经济系统，企业的边界由产品特征决定。在系统内，个体为同一生产目的进行技术和知识集成，并体现为知识技术集成———新知识、新技术产生———产品创新的动态过程，企业边界是系统内知识集成效率的表现。系统通常具有许多特征，在深层次上表现为系统基本要素之间发生关联而生的复杂性。成思危将其简要归纳为五个方面:(l)系统各单元之间联系广泛而紧密，构成一个网络。每个单元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单元变化的影响，并会引起其他单元的变化。(2)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每一层次均成为构筑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也有助于系统某一功能的实现(突现)。(3)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学习并对其层次结构与功能结构进行重组及完善。(4)系统是开放的，它与环境有密切联系，能与环境相互作用，并能不断地向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变化。(5)系统是动态的，它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中，而且系统本身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预测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影响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生产组织间交易费用越低，社会分工水平就越高。传统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研究通常是建立在外生交易费用的基础上的，因而无法对分工和组织效率进行准确评估。所谓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引起的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价值扭曲的结果，如商品运输过程损耗是一种直接的外生交易费用，而用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则是一种间接外生交易费用。系统经济学则认为，降低生产组织内生交易费用对社会分工水平和经济发展意义更大，因为它是内生的，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知识积累的形成而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分为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和狭义内生交易费用两种类型。所谓广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是指，所有交易的参与者都作出基于经济理性的决定后产生的交易费用。即它是经济个体基于经济理性进行行为博弈的后果。狭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通过买卖双方博弈后形成的市场均衡同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即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而使交易成本增加所造成的一部分效率丢失，或使资源分配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借助于系统经济学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单一产业或经济区域内，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总合生产力，该产业或地区的传媒产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其传媒生产力总合，产业内部分工水平越高，其生产力水平越靠近可能性边界。但是，由于实际交易中存在着分工收益与交易费用的背离，当社会交易效率不高时，产业内部生产力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通产低于最高分工水平。因此，系统经济学认为，现实经济现象中帕累托最优不一定与生产可能性边界吻合，而是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会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逼近。

交易效率是促进传媒市场发育和生产效率提高的推动力量，传媒产品的流通效率决定着传媒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传媒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参与竞争的企业的组织效率而不是资源配置效率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效用程度。而资源配置效率则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由组织效率决定的市场结构体现在传媒产业中的现象就是“赢家通吃”，每一细分市场中领先者的效率会持续增长并将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组织效率越高的企业市场统治力越强。对于传媒企业来讲，是自己生产内容产品还是外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系统经济学派将分工水平、交易费用、交易效率的概念体系连同一般均衡的分析工具，以及制度分析引人区域产业空间的研究中，不仅是一种经济学分析方法上的创新，而且对现实产业集群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产业集群是全社会按照生产效率分工的产物，是一种经济空间表现形式，目的在于降低同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和获取由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系统理论中的自我强化和渐进累积观点同样证实了产业集群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产业集群其自增强动力机制来源于由专业化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通常来讲，在交易过程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交易费用是每对交易距离的增函数，产业集群则可以被看做交易伙伴之间一种空间聚，缩短了交易距离，从而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导致产业集群的产生与发展。

在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不可预测性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企业个体无法也没有必要囊括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每个企业必须采取与其他企业或生产组织合作或交易形式来获取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同一产业链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频率不断增加，进而包括运输、包装等费用在内的广义交易成本不断增加。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内，上下游企业间的空间邻近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创意、策划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丢失，从而实现企业的报酬递增，吸引更多新企业的加盟，扩充产业空间，进一步提高同一产业园区企业的分工水平。不断强化的分工和专业化使各个生产环节的技术、工艺得到更好的完善，分工、协作提供的网络化服务成为技术和产品创新思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并且能够成功缩短新产品的商业化周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伴随企业之间分工的不断深化推动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与物质生产企业相同，传媒企业边界包括纵向边界和水平边界。纵向边界是指某一种活动较接近或较远离最终使用者，比如雅虎只提供网络连接，惠普只生产计算机等硬件设施，而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时，提供全部垂直相关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网络连接及有线电视服务。水平边界是指企业运营的规模和多样化程度。

当前，传媒企业边界变化的两种趋势———因为信息技术，产品交易效率提高导致传媒企业实体规模缩小，表现为各个跨国媒介集团在不停的削减职能部门和员工人数;另一方面，传媒产业的生产活动性质决定了传媒企业之间的交易以知识交易、产权交易为主，由于知识产品集成、传输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同企业之间基于市场契约、商品契约的交易成本增加，又再促使传媒企业扩大自身的生产边界。这两种趋势，正好从两个方面分别印证了系统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企业是一定范围内要素契约的集合，通过要素契约代替市场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组织内部的知识集合和专属的管理信息传输系统。企业具有技术经营知识的要素集合本身可以进行内部的创造性的交易，并影响内部交易的效率，企业家将要素契约效率与市场交换状态下的商品契约效率的进行比较和选择，确定不同的契约组合。处于产业链中心位置的核心企业还可以运用知识信息赋予的权威，将商品契约升级为要素契约，从而实现企业边界的扩展。核心企业是产业价值链网络的构造者，它们本身是一系列要素契约的集合，在限定自身生产活动边界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构造出其他不同契约的集合，将外部资源纳入到企业内部能够整合的范围内。

2传媒产业的市场结构演化

产业经济系统的运行核心是企业，产业系统可以被视为由各个不断交互作用的企业形成的特定结构，因此，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是由不同的企业个体在由外界环境变化引起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系统经济学认为，所谓市场结构可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产业系统内不同个体即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关系，二是系统层次上的传媒产业系统针对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自组织方式。近年来传媒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传媒企业巨型化、经营领域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产业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竞争深化的自我调整。

在传媒产业全球化的条件下，传媒市场集中度持续提高，但同时伴随着更剧烈的市场波动。这种产业组织现象应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规模理论解释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源自古典物理学的静态观点强调规模经济在确定企业最优规模中的基础性作用。静态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利润最大化前提下的最优生产规模是由U型成本曲线决定的。同一产业内部企业生产有效规模由面对同一市场的企业数量决定。由此可以推论，集中度不高的市场结构不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只有由少量大企业主导的寡头或垄断的市场结构才具备规模经济产生的条件。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在传媒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过程中，企业规模存在广泛的多样性，并非越大越好，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合并就以失败告终。传媒产业的市场份额具有持久的波动性，最具创新精神意识的产品或公司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原有的市场结构。传媒产业市场结构演化的这些特殊之处需要较之新古典经济学更为动态、更具系统观点的分析范式，才能归纳出传媒产业市场结构变动的原因并作出更为符合现实的解释。运用系统经济学表述一个生产系统需要三个层面的分析:第一层面是系统内部成员数量变化，这是仅与量变有关的群体内部动态变化形式，这个层面的分析是为了描述系统内部的简单动态;第二个层面是现存群体内部成员的性质变化，是描述引入质变的群体内部动态变化;第三个层次是可辨别的群体数目变化，是描述系统内部质变的主要因素即群体动态的变化形式。这三个层面综合起来成为其系统内部的动态复制。

产业经济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产业组织个体组成的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市场结构是不同个体在微观层次上进行交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微观机制作用的宏观现象涌现。在系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下，产业组织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是用系统演化机制来解释一些宏观层次上的产业动态现象。从传媒产业领域发展的实践来看，传媒产业系统宏观的动态特征主要表现为:传媒产业的企业规模分布大体呈现pareto或偏规模分布的形态，具体分布随各个子产业的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而不同，如处于衰退期的报业新开办的大型企业几乎没有，而在兼并、重组十分频繁的互联网领域，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型企业诞生或倒闭。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适用于绝大多数产业组织研究，该理论认为“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企业市场份额的不稳定性，市场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而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发展成熟阶段，企业市场份额的分布变得较为稳定，并且市场结构表现得较具垄断性。同时，小企业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对于现存传媒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基于系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市场结构是创新能力不同的传媒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产业系统层次上的宏观表现。在同一产业系统内部，不同企业间的研发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盈利水平等必然存在差异，企业对超额利润的追逐吸引他们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即进行产品创新或管理创新。由于各个企业内部知识积累、学习能力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企业的创新行为导致的市场结构演变是处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内生化过程，在产品创新频率很高的传媒产业，表现为市场结构的周期性变动。现有的市场领先者往往成为创新行为的跟随者，而不是率先进行创新性“破坏”，因此激进型创新通常发生在传媒产业中的中小企业。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知识积累要求和由此产生的报酬递增机制，会导致“锁定”和“路径依赖”现象的发生，一些具有良好学习曲线的企业的成长性持续高于其他企业。系统经济学框架下的市场结构研究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式相比，其根本区别在于:首先，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认为的企业都是原子状的同质性组织不同，系统经济学认为企业间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是由经济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协同演化造成的，是企业相互竞争过程的结果。其次，产业系统作为复杂系统，其内部组成部分———企业的多样性必须长期存在，并不能随竞争消失，否则系统将崩溃;第三，某一时段市场结构的表现出来的特征表征，如企业规模分布特征和随时间变化的不稳定性，是由产业系统的微观个体，即不同企业交互作用在宏观层次上的涌现，而不是最优化或均衡的结果。

3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产业中公司的数量以及这些公司的产品类型的概念，竞争最激烈的市场结构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定义是大量厂商提供同质产品，竞争最弱称为垄断市场，处于两者之间的有两种市场形态即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形态。本文借助系统经济学中对于竞争的定义来考察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企业之间为争夺消费者时间、金钱以及广告收入等稀缺资源进行竞争的状况。传媒产业竞争无处不在，既存在于跨国公司和本土的媒介组织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传媒行业之间，引入系统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使媒介竞争这个复杂的现象变得易于分析，系统经济学中关于竞争的定义如果不加修改的引入到产业组织理论中来显得过于宽泛，可能会使某些重要的竞争现象被忽略，准确测量经济单位之间的竞争强度可以降低风险，，运用系统的标准评价比简单的把产业划分为一种市场结构更为合理精确，系统经济学认为分析复杂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是通过层次分析形式。

系统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层级系统广泛存在于传媒产业当中，根据昝廷全的定义:层级系统是由众多子系统按照层次结构方式组织起来。本研究借助层级系统来描述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及分类。竞争分类体系层次由高到低，高层级系统构成较低组织的运行环境。第一层级:全球在本分析层次，将世界范围内或者洲际之间的竞争做为分析对象，数十年前，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方面发挥重大影响的是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两个机构资助研究传媒政策，并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影响媒介竞争的国家层面的政策。在当今，这种各个国家制定媒介政策的途径已经被更大的政治主体和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决策组织所替代。例如，世贸组织要求各国开放电信市场，这将影响中国的传媒产业，使其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像WTO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欧盟、东盟这样的地区性贸易组织所制订的政策，将决定本区域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力。第二层级:国家在这个分析层级中，影响竞争的因素主要有两种: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

其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将为该国的传媒产业和企业设置竞争参数，而国家的经济状况则决定了广告等媒介可调配的资源状况，媒介所有权强烈影响国家内部的竞争强度。例如，美国的媒介政策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其主要监管特征是受到1996年电信法案的影响，该法案主要消除了对媒介所有权的限制，结果是美国传媒产业迎来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者认为兼并和重组将导致寡头垄断或竞争减少，支持者认为需要提高企业个体竞争能力，提高生产效率。运用传统的实证研究并没将1996年法案的竞争效果测算出来。国民经济现状是影响传媒企业及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环境提供了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决定因素，如经济衰退时期的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受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的广告支出等。第三层级:行业之间的竞争本层级涉及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同时与其他产业也存在竞争。层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概念上和实际应用中能够测量、反映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的方法。

竞争存在于产业之间或者由很多产业构成的组织群落中。群落中包括很多层级并限定在某一固定地理区域，产业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由共同属性的企业组成的组织，产业当中的企业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其他产业，传媒产业可以通过技术，特别是生产技术来定义，假设所有的媒介都将以数字化形式出现，但它们的生产技术仍然使得每个产业清晰可辨。在产业系统内部，大量企业或组织形成行业和共同市场，每个行业和共同市场竞争最为激烈。行业是由使用共同资源的一组企业构成，竞争实质上发生在使用相同或相似资源的企业之间，即替代性和差异化的为特征的两种维度相互竞争。在同一共同市场中，竞争通常有四种表现:弥漫竞争、系列竞争、优势竞争和竞争性取代。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竞争常常发生在某一行业领域或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从系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竞争可以定义为一个产业内部成员的联合效应，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生态群落中，两个竞争力较弱的群落联合起来可以产生等价于加倍的竞争效果，就是所谓的弥漫竞争，弥漫竞争的结果是产业资源在没有新的进入者的情况减少。系列竞争发生于当某一行或市场领域被新兴产业成功进入的时候，系统经济学将系列竞争定义为“成功进入者对原有系统产生的联合或累计效应”。

研究发现，自1935年到2000年，报纸在美国广告业所占份额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这个时期内侵入报业市场的其他行业(广播、电视、传媒产业)瓜分广告份额的联合效应在不断增强。报纸在广告业中所占份额的减小是系列竞争带来的明显后果。优势竞争是指某个子产业在产业系统中有能力获得支配地位进而占据部分或全部资源的地位和状态。例如，在获取消费者时间支出的角度，电视比较其他媒体占据优势，优势产业或企业在系统中占据优势地位是其超强竞争力的结果。竞争性取代是同一市场空间争取有限资源的竞争方式之一，例如电视在广告市场中对广播的取代，电子邮件在个人通信市场中对长途电话的取代。竞争性取代的过程导致竞争者分化，也常常导致原有激烈竞争者的共存。竞争性取代通常发生在企业资源位高度重合的情况下，其中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占据明显优势。

4传媒产业的创新行为

传统产业组织学理论认为，创新是按照一个两67阶段的周期进行的:最初是不稳定性阶段，伴随熊彼特认为的“新的组合”，之后是巩固阶段，主要进行“主导设计”以及运用规模经济和知识生产曲线进行有效率的生产体系建设。当产品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竞争压力转向生产体系效率方面。这种两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创新包含知识、理念创新和工艺创新两个层面。熊彼特的创新生命周期理论已经通过新产品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转移生产得到了验证，如手提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生产地点的梯次转移。根据这一理论，创新源于拥有先进技术和需求的领先国家，创新产品经过市场检验后开始“扩散”，即为了更多的拓展市场，降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来应对下一阶段的竞争。

创新的生命周期理论表明，在产品的理念、知识创新的阶段需要相对分散的非一体化的组织形式(Foster，2003)例如众多小型企业组成的产业园区;或者是一种分散的不具有紧密产权联系的企业联合体，而创新的产品化阶段则需要具有更为紧密的层级结构的组织来实现。两阶段创新周期理论在能够解释一些产业组织现象的同时，也暴露出了理论建构的不足之处，首先，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某些产品的创新过程中，工艺创新反而早于理念创新，而不是伴随其后;另外该理论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涉及产品理念、知识创新的起源，是什么引起了创新周期循环。系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四阶段创新周期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同一宏观经济系统中产品形态的多样性与市场情境的多样性的一种交替演进。

产品创新受动机、机会和手段的引导，当企业家对生产绩效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克服了个人和组织的惰性，产生产品创新的动力。在产品市场空间中发现新的需求和应用新技术的机会时，首先应对市场机会进行鉴别，通过在企业或个人能力范围内的各种途径进行检验，使意向或构思经历各种情境，即广化;随后确定在不同情境下的适合条件，即区分;与不同的适配条件下的环境和人群进行信息交换，采用新的理念或元素，即交流;在进行产品市场推广之前，要首先对有关创新的构思、理念从意会性知识向可整理的系统知识转化，可称之为创新的“固化”。由于劳动分工和协调的原因，创新行为在“广化阶段”需要将原来模糊的、意会性的思想碎片进行不同程度的逻辑整理和标准化，这一要求取决于所涉及的产品或技术的系统化程度。通过嫁接来自其他实践的要素而创造组合的新的结构又将引发下一循环的结构创新。

系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四阶段创新理论与哈耶克提出的市场机制的发现功能具有功能指向上的一致性。对于产品和技术而言，新的情境是指一种新的应用领域或新的细分市场。在全球市场保持一种选择机制:只要企业能够控制产品创新机制，它们就可以生存，当创新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独占前期的垄断利润，此时产品创新进入下一轮循环的节点。如果不能克服个人和组织的惰性，则创新循环可能终止。具体到传媒产业，通常的生产体系建设方式，即标准化过程和规模经济并不意味着“福特”制生产组织形式，传媒产品的标准化过程允许大范围的产品差异化。所谓标准化是指产品成产过程的中的控制和协调手段的统一。例如当前各个电视台实行的频道总监制度，实施过程是高度自主的，栏目组成员运用个人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组合成优秀节目的创意提案，但必须遵循和维护相关的专业标准和相对一致的质量评价体系。

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创新产品，或通过并购取得所需要的创新，并充分挖掘创新产品的潜在用途，或通过重新构建产业价值链来改变游戏规则，实现价值突破。根据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特征，创新者常常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在缺乏足够的营销能力的条件下，拥有成熟营销体系的大企业就往往有机会与之合作，并从中获益。因此，价值创新通过新的价值创造实现了与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同关系。技术创新是传媒产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新熊彼特主义指出，创新扩散是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传媒产业在新的创意、技术在扩散阶段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该项技术或创意的商业化成败。如果该阶段运行不畅，传媒产业将演变成缺乏交换机制的废弃系统。

5传媒产业的政策规制

媒介的独特性质引发了特殊的政策问题，传媒市场的双重属性———用以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内容产品和销售观众注意力的广告市场结合，与其他产业不同，传媒产业同时生产经济产品和文化商品，正是由于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中国传媒产业一直处于各种监督和规制之下，每个国家的传媒产业政策框架是由更为广泛的政治惯例和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制度安排来决定的，不断壮大的传媒经济研究团体认同了针对传媒产业的公共政策的作用以及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必要性，但是，传媒产业的多重变革如数字化、产业融合、全球化已经在挑战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管制政策。20世纪，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管理方式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而在传媒经济研究领域，政府的作用已经被固化，即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做为外部机构来规制传媒产业，以保证社会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传媒产业中的市场力量的存在和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外部性，成为政府介入传媒产业的有力理由，当市场力量自由放任发展与社会成员的共同理念发生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被看做是合理的。多角度的传媒经济政策研究形成了这样的框架:政府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的自利的行为者，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塑造和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而系统经济学认为将政府看作是传媒经济活动的构造性要素，做为传媒产业活动中的内生参与者的观点有特殊重要的价值，有助于得出更为全面和更有价值的结论。传媒产业技术平台的快速发展和媒介的扩散、增值过程增加了应用传统经济理论开展研究的难度，并使得设计有效的产业政策变得更为困难。不完全信息、来自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约束使得政府对传媒产业的规制的目标和效果之间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系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做为产业经济系统中的个体是受系统环境约束的。任何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依赖产业系统及以上更高层次的经济系统所能提供的环境。当企业处于高度变化的动态环境中，其经营绩效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特征。基于动态的环境假设，企业的行为集合并非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的最优集合，而是在具备动态环境下对可能行为的筛选。当外部环境变化，系统内生的选择机制又开始下一轮的筛选，产生了产业组织行为。同样，在动态环境假设下，市场机制也并非完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产业组织的调节和选择的弊端已经日益明显，不同的市场机制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组织形式。企业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和知识积累来增加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在之前的研究论述中，我们针对传媒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立足于传媒产业本身即为复杂系统的现实，试图解决传媒产业组织问题只能在宏观上描述，却不能在宏观层面上解释的问题。产业组织是由于产业系统内企业个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网络特性的结构形式，从系统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是微观机制的宏观涌现。传媒产业组织演进是一个时间不可以逆、非均衡、具有历史依赖性的过程。因此，基于系统经济学的传媒产业政策设计，也将注重传媒产业组织的动态特性。

与传统的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经济指标的均衡性的政策设计(如基于SCP范式)相比，重点关注并引导产业组织演化过程的系统经济学产业组织政策设计能够更有效率的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在较长的产业发展周期中削弱产生“路径锁定”的经济基础。由于复杂系统具有初始条件敏感性，使得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政策实施以后的长期效果评估和对系统内部个体多样性的影响。从制定政策的目的来讲，具体某项政策的执行如果有利于产业内部实现自组织，有利于系统内部多样性的生成以及以产品创新和知识积累，从而合理避免了单纯依赖行政手段推动的效率低效的弊端和自由放任市场调节的浪费资源的缺陷，即实现了对存在外部参量控制的系统自组织的强调。首先，基于系统观点的传媒产业制度设计必须先确定可选择行为集合，并对现行制度进行评价，然后对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对产业技术、知识发展和积累现状的描述应该与系统的复杂性分析和制度理解融合起来，使政策规制形成的市场结构能够适应竞争压力，并能够提供产业系统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空间和演化条件。其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存在负反馈，并运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证案例证实规模效益递减的规律。但对于当今信息和知识取代有形物质成为生产要素主体的发展趋势来讲，必须考虑复杂的、动态的、非均衡的理论支撑。传媒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

通过对传媒产业发展领先国家的制度设计研究，我们可以讲创新激励归结为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产品创新和理念创新模式———投入巨资进行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研究，辅之以发达的商业化机制和发行渠道;以日本为代表的流程创新模式，借助跟随策略带来的后发优势，在传媒经济某些领域也取得了部分优势。针对我国传媒产业创新政策制度设计，我们认为，在鼓励产业基础理论、基本研究与产品创新，加强中国传媒产业原创能力的同时，也应在流程创新方面大力追赶，尤其是一些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系统分工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不同的创新模式。在复杂的动态情境下，产业制度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的方式也有必要多样化，成功的创新实践依赖企业的多样性探索，因此，使企业成为传媒产业的市场主体，深化产权、经营体制改革才是解决中国传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措施。发达国家和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实践均以证明，在传媒经济领域，大企业和小企业在机会均等、无政策歧视的前提下，都有能力进行传媒产业的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

企业个体多样化竞争及合作关系能够促进系统内有序结构的形成，并构成自组织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组织网络的形成有保证了系统内企业个体的多样化和不断演进。建立在涌现和自组织基础上的传媒产业系统组织结构能够衍生出多样化递增的演进机制，这正是当下中国传媒产业亟待建立、完善的重要机制。中国传媒产业政策制定的着眼点应是建立有利于企业有效灵活的配置现有资源，提升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协同发展效应，促进创新扩散和知识交流，而不应局限在价格、利润、资产规模等静态指标的考察。在产业的运营系统中，也存在着和自然界类似的关系，彼此相关的企业间将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企业间通过诸如共创技术标准等策略，形成新的竞争与合作规则，使不同的企业都生存在一个协调动态的系统中，最大限度的获取系统的协同效应。同时，有关博弈论的理论研究也有力的证实了合作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带来比单纯竞争更高的效益，企业间的合作在许多场合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出于一种追求长远共同利益的自发和主动行为。

6结语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6篇

本文就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分析河北文化产业结构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产业结构；应对策略

一、中外文化产业现状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可译作文化工业，也可译作文化产业）：20世纪初最先出现在霍克海默及阿多诺所著的《启蒙辩证法》。文化产业乃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经济形态，于不同国家、于不同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理解就仁者见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是定义：“文化产业指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为导向，文化本身的创作与销售，狭义涵盖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工业以及建筑设计。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现状却是，我国文化产业现代文化市场尚缺统一、规范、竞争和有序的体系，制约着发展；未有效利用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法规建设滞后；体制不完善，管理不畅通。纵观全球，美国乃文化产业头号强国，具备日报1，500多家，周报8，000多家，杂志1.22万种，电台1，965家，电视台1，440家，美国广播、哥伦比亚广播及全国广播三大电视网，也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生产基地，有着“三片”文化（薯片、大片、芯片）。其GDP的10%来自文化产业：世界广播和有线电视56%的收入，收费电视85%的收入以及总票房55%的收入，都被老美收入囊中。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及走向，稳坐世界第一位。美国文化产业特点是市场化、倾向实用主义、高科技做后盾、传播多样化、输出型。英国最早提出“创意产业”，并以此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之理论。就比如2001年其文化产业总产值为1，125亿英镑，此后基本年增长9%。“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乃英国首相布莱尔倡议筹建，国内对文化产业创意的重视可见一斑。英国文化产业特点是重视创意，代表作有筹办“世界创意产业论坛”，2002年筹办“伦敦设计节”。日本文化产业（也即娱乐观光业），侧重于文化内容。2002年其文化产业产值为11万亿日元，当年日本闻名世界的汽车业产值为22万亿日元。其中“酷文化”（以音乐、动漫、广告、设计为主）和数字内容产业（以音乐、游戏和信息出版为主）最为突出。文化产业在日本所表现的特点是文化企业队伍成熟、综合经营多样文化产业、文化中介组织和管理制度成熟完备。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产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之一，文化产业的结构在其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京津冀地区而言，文化产业已成为北京支柱产业之一，GDP所占比连续数年超过12%，已经构建以文化产业为特色和支柱产业的产业形态或格局。河北省有着与首都北京毗邻的天然地理优势，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也是京津冀协调发展之核心，可谓天时地利。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经济联系松散，除北京和天津联系最紧密外，北京与唐山、廊坊、沧州较有联系，天津与唐山、廊坊较有联系，北京、天津与河北省其他城市经济联系程度较低甚至很低，发展失衡；在逐步过渡至扩散阶段，不适宜的产业也在逐步向扩散；产业间水平合作增多；正在加大产业转移。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产业集中也间接造成了交通拥堵。论城市之间的发展落差，北京已处于后工业化期，天津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可知，文化产业发展好了，可以减少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工业污染。河北省文化产业链的提升刻不容缓，河北省对首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很有必要。

二、河北省文化产业结构的主要障碍与应对策略的创新发展研究

在这些背景之下，河北省文化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又有哪些主要障碍与创新策略呢？

（一）研究布局的障碍与应对策略的创新发展。

河北文化产业主要在旅游以及手工业，科技含量、联动产业等方面竞争力不足；又大多集中在传统行业，行业间无有效关联，此乃布局障碍。每个城市也没有发挥好各自的优势，对各自背景现状认识粗陋，忽视地区的差异盲目投资，甚至部分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变味，赫然政府的政绩工程（前期投资甚巨，后期收效甚微）。针对这一障碍，河北省政府转变功能，提供平台，走“互联网+”路线，力促省内文化产业结构向技术型、区域性发展；另外，促进文化产业多样化可以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各地以旅游为主、动漫和娱乐为辅的模式比比皆是，在布局中也要考虑区域差异和区域优势。河北省以石家庄市、邯郸市、邢台市、唐山市、廊坊市、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衡水市、沧州市、保定市为代表的县域特色文化产业，成效显著。河北省凭借与首都文化中心毗邻的地理优势，与首都各大院校签订文化产业合作项目，为文化产业的技术型发展提供技术师资和科技保障。

（二）研究结构的障碍与应对策略的创新发展。

省内产业结构偏重于出版业与广电业发展，新兴网络文化较弱。众所周知，显著新闻收入比重日益减小，相对的娱乐和创意设计比重逐年增加，娱乐与创意设计融合了科技支撑与品牌效应。如今互联网公司已是传媒公司，如百度、腾讯70%的收入来自文化产业，河北省应提供更多政策与资金支持众多省内文化企业的传播与平台构建，资源整合。同时也要引进、留住和培养新媒体人才，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智力支持。当然已有的出版业和广电业的发展，也要深耕下去，发展特色，尽快更新换代，以适应新的时代。

（三）集群障碍以及政绩效应应对策略的创新发展。

省内文化产业园建设已初具规模，前期并未关联相关行业，有的甚至仅有房地产效益。某些产业园已经变味。换言之，文化产业园建设形式化，文化及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这一障碍需要政府搭建多方面的平台，多借鉴国内外先例，逐步完善文化建设。可喜的是河北省依托首都这个文化中心，通过政府牵线，产业园及其关联行业在慢慢走向文化建设，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与中国传媒大学开展合作；承德绿世界合作项目由承德绿世界活性炭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共同创建；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园（唐山）的子项目———曹妃甸数字传媒产业园与中国传媒大学全面展开合作，项目计划全程由其文化研究院负责编制；河北乐海乐器合作项目，由河北乐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立，中国音乐学院针对词曲创作、乐队指挥与训练等提供师资力量，设立器乐、乐队等相关课程；此外，还与北京印刷学院、中国社会科技院经济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等皆有合作或意向签约。

三、结语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带动相关产业，形成文化产业链，相辅相成，实现共赢。沿着发展策略的思路，河北省文化产业主要有新闻出版、影视剧生产制作类（动画片《西柏坡》、《印象花木兰》等）、文艺演出类（《印象野山坡》、《海上生明月》等）、文化旅游类（西柏坡红色盛典、中国地道战仿真体验中心、赵州桥文化产业、涿鹿中华三祖文化园等）、县域特色文化产业类。综上所述，河北省具备天时地利，省政府发挥着重大作用：创新模式的发展（人才引进和培养、金融注入、平台搭建、政府牵头）；力促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定能克服文化产业结构的主要障碍，齐心协力求发展、求创新，顺应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潮流。

主要参考文献：

［1］各地创新金融模式，力促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2012.9.25.

［2］杨帆.深化保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问题研究［J］.河北金融，2014.1.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7篇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包含“事实”和“报道”两个构成要素，新闻真实则包含“事实真实”和“报道真实”两个层面，两个层面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此，新闻媒体除了要全面、客观地引用、播报统计数据外，还应保证采用数据的准确无误，这里便涉及了如何正确使用数据的问题。首先，新闻报道中的数据来源必须具有权威性。在新闻中使用数据，首选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公报。如果说统计是“社会的温度计”，那么统计数据则是“社会脉象”的反映。所以，各级政府统计机构通过自己的网站，时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定期向社会各种统计公报、统计报表和统计年鉴，为公众提供大量反映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面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信息，公众可以较具体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和量化特征，较清晰地把握当前社会的基本形势和发展趋势。政府部门是权威数据的主要来源，这些统计数据均建立在系统化、专业化的调查统计工作基础上，具有全面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国际组织、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最权威。对新闻媒体而言，经济新闻要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财经新闻对数据的要求更严格，在证券新闻中，数字通常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是，凡是涉及区域整体性的数据，新闻媒体应向有关统计部门核实。由于管理职能的不同，一些部门掌握的数据并不是区域内全社会范围统计的结果。

总之，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采用来自政府统计机构的权威数据，才有可能保证向公众及时提供真实、客观的信息。其次，在使用数据时一定要弄清数据的来源。除了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如果数据来源于非权威机构，必须严格地识别和分析其获取数据的方法是否科学，调查的样本量有多大，获取样本的范围有多广，所代表的是怎样一个群体等。对于这类出自非官方的数据，传媒人应当运用统计学专业知识和数理逻辑推理方法，对其他机构采集数据的可信度进行深入考察，真正做好防范数据陷阱的把关人，而不能盲目地引用并加以发表。因此，传媒人如何对其他社会机构的数据做出正确判断，在报道中准确甄别这些统计数字的真实可信性，避免引用有问题的数据就非常重要。

此外，要辩证地看待和使用各种数字。在新闻报道中，一要克服数据使用中的片面性，即在新闻报道中只选择、引用所谓正面、积极的数据，让好听、好看的数据说话，把数据当做标签来使用；二要克服孤立地使用数据的问题，即在新闻报道中只引用某个单一的数据，对其他相互关联的数据置若罔闻，把一系列有机联系的数据割裂开来。片面地引用数据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即使对这个数字做出细致的解读，也难于掩盖其背后存在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量化数字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说明、相互支撑的关系。如在宏观经济指标中，经济增长、投资、价格、就业、国际经济平衡、供需协调这六大指标就像一个魔方的六面体，相应的六大统计数据随着魔方的变化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所有数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只有互相对比和参照分析，才能正确解读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

二、科学采集数据

在新闻报道中，媒体在采用官方的权威统计数据外，为了更广泛地报道现实社会各方面最新和细微的变迁，常常会根据所拟的新闻选题进行社会调查，自行采集相关数据信息。社会调查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结论的相对准确，而作为新闻观点支撑的统计数据，必须建立在客观真实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而要获得准确可靠的调查结果，离不开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抽样调查就是从整体的研究对象中选出一部分代表加以分析，然后用所得出的结果推测调查对象的总体性特征。在这项调查中，首要条件是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即被调查对象中的每个人被选择为样本的概率相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许多媒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拿定量研究中的抽样来说，相当一部分媒体经常使用的是偶遇抽样，如街头拦人法、自愿者抽样法、随报调查法、网上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都属于非随机抽样，即使是国内较早采写精确新闻的《中国青年报》，在其1999年10月到2000年3月采写的精确新闻中，也仅有10%应用了随机抽样，20%是非随机抽样，其余70%的社会调查没有明确说明。非随机抽样调查不具备普遍意义，其可推论性相对较差，得出的结论往往出入很大。

相对来说，随机抽样所获得的样本资料方具有推断总体的可靠性，这样采集到的数据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抽样调查是在欧美实证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社会调查方式，本身有着一套较为科学的方法，对此，美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曾提出过十分具体的要求，如对负责调查的机构、问卷所提出的问题、对抽样总体的界定、样本的实际规模、抽样中存在的误差、各项统计结果的实际出处、采访的具体方法、采访的时间选择等情况进行必要说明。媒体在引用调查结果时，也应该公布得出这一结果的调查过程的相关技术参数，包括上述美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提出的建议，如执行调查的单位、样本量、样本选择方法、样本构成、调查时间等，让读者从中判断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公众只有清楚地知道数据是如何得来的，才能辨别新闻中的“假”数据，对媒体形成有效的监督，并充分相信数据的精确性与代表性。依据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采集到的数字才能较为真实可信。因此，为了有效地避免所采集的数据信息失实，传媒人应当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定量研究的专业知识，以保证数据采集过程的规范性。统计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获取一份较为准确和权威的统计报告，需要进行一系列相当复杂的调研工作。任何一个环节不科学都会影响到统计结果的公正性。从专业素养的角度来说，传媒人应当尽快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统计分析和逻辑判断水平，掌握必要的数据处理技能。

三、勇于质疑数据

新闻媒体在原则上应当采用权威的统计数据，但对于数字不应奉行“拿来主义”，而是要批判性地接受，勇于对各类数据提出质疑。有时，某些数据从调查方式到最后结果都经不起推敲，对此，具有强烈求真精神的传媒人应当像深度调查那样对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探寻统计数据背后的“马脚”，直到最后发现事实的真相。这种对数据的存疑求真态度体现了新闻记者应有的严肃、严谨的工作作风。2007年底，媒体了来自建设部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2002年底的22.8平米增加到2007年底的28平米，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83%”。对此，《中国青年报》提出质疑，并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指出：“如果考虑每年拆迁失房面积，城区扩大带来的新增人口等因素，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7.54”。这一调查数据与建设部公布的数据相差10平方米以上，如果所有媒体对此都以讹传讹，将难以解除广大受众对这样一组“乐观”数据的普遍质疑。

对于数据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所列的数字究竟是“环比”还是“同比”，计算的范围是否全面以及科学性有无保证等。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比上涨1.5%”，就曾引起受众和媒体的广泛质疑。而最能引起公众质疑的数据则是平均数。从统计学上讲，平均数是最常用的数据，它既能描述一组数据的整体平均情况，也能作为不同数据比较的标准，在新闻报道中常常用来反映事物的现状或发展趋势。但是，这些平均数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2008年7月，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这一没有其他辅助说明的平均数招来一片不解和质疑声。其实，平均数的表述方式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在目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现实中，这样的表述并不能通达民意。平均数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受到极端值影响，即偏大数或偏小数会将平均数较大地提高或降低，如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平安保险公司及各大银行董事长的天文数字年薪计算进去，便可以大大提高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值。除去这些极端的例证，就基本工资收入而言，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往往偏少，中低收入的人比例很高，平均工资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研究员解释说：平均数只能反映大体的趋势和水平，它会掩盖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忽视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的平均数，难以表现最真实的社会状况，大幅上涨的平均数更容易掩盖一些短板，引入结构性数据，保证了对新闻事实信息全面客观的传达。

为此，媒体在报道总体平均水平之外，还应对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说明，理性分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工薪劳动者薪酬的差距，以比较具体的结构性数据辅助讲明这一平均数的由来，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状况。

四、深入解读数据

在新闻报道中，客观准确地引用统计数据以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只是传媒彰显其新闻传播价值的一部分职能，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新闻媒体还应当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和加工，挖掘数字背后隐藏的内容。但是，在当下国内相当多的媒体中，尽管大多数新闻报道已经开始运用各类统计数据，却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摘引和披露，很少对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新闻媒体是新闻真实的主动建构者，对于统计数字，如果仅仅作为单纯的传声筒，便会使信息传播的真实有效大打折扣。在新闻信息传播的要求中，真实、有效是两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信息真实是动机性要求，传播有效则是目的性要求。同样，在新闻中客观准确地披露数据，只能说媒体践行了其新闻真实的初衷；如果能够进一步对数据进行解读，深入发掘数据所附带的丰富内容，让广大受众知晓数据背后的故事，才能说媒体实现了新闻信息有效传播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统计数据进行由表及里的解码是对媒体人的职业要求，即媒体人有责任在披露有关数据之后，对统计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浅层次的解读，即对统计数据本身进行解析。比如，国家统计机构定期全国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是一个直接反映宏观经济基本运行状况的数据，既为普通老百姓所关心，也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但是，媒体大多关注谁最先这一数据，但没有去想信息传播价值的“第二落点”，因此，新闻媒体的表述大多是：“国家今天公布了三季度CPI”，“CPI又升了”。对于这样的动态式报道，有时候最多加上一个背景介绍。

传媒经济研究范文第8篇

［摘要］通过分析乌鲁木齐职业大师学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基本情况，总结现阶段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会展策划与管理

社会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后的第三功能，有效提高了专业与行业、企业之间的黏合度，使专业能够及时获取行业和社会前沿信息、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成果，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课程体系改革、双师型教学团队和校内外实践条件建设等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对如何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耿金岭(2011)针对高职院校如何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提出了对策;苗振青(2012)从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和直接服务社会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现状，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若干对策;雷久相(2012)通过分析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的现实意义和功能定位，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刘明星(2013)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五个基本组成要素分析表明，存在人力资源共计不足、设施设备功能单一、技术资源市场脱节、服务时间投入有限和服务对象参与不够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自2008年招生以来，非常重视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1基本现状

1.1培养高质量毕业生，为社会输送会展专业人才

截至2014年5月，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共为社会输送了4届101名毕业生，在“八个学期，弹性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下，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了95%，二次就业率达到100%;其中56%的毕业生当年从事与会展专业相关的工作，就业去向主要为会展企业及旅行社，47%的学生毕业当年月收入超过2000元，94%的毕业生对母校表示满意。新疆最大展览场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先后接收11名毕业生，龙头展览企业振威集团新疆公司共聘用15名会展专业毕业生，超过公司员工的1/3，这两家单位共接收1/4的毕业生就业，并对在本公司就业的毕业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2积极参与地方展会，提供策划调研服务

2007年以来，学生积极参与乌鲁木齐地方经济贸易洽谈会，充分运用课堂所学知识为“乌洽会”现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2010年6月28日至7月2日，11名师生为第六届“喀交会”现场服务，展会结束后，针对展会现场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受到了主办方的采纳与好评。2012年6月6—8日，会展策划与管理2009级和2010级学生参与了第九届中国新疆国际煤炭工业博览会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受到了主办方的认可。2012年，72名师生受新疆国际事务博览局委托承担了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商数据采集任务，3天共完成了1372位参展商的调查问卷，圆满完成了数据采集任务，受到新疆国际事务博览局的充分肯定。2013年，72名会展策划与管理等专业学生受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的委托，对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商与观众进行问卷调研活动，共采集1700份调查问卷，现场问卷结束后，还对本次问卷进行了数据录入，经过数据整理与分析最终形成有效数据，为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提供举办展会与改善展会的重要参数指标。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103名师生受组委会委托为中国西部冰雪旅游节暨第八届中国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简称“冬博会”)服务，对维持展会现场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主办方的好评。

1.3创办专业学术刊物，搭建会展业交流平台

2012年6月，经过近一年筹备的《新疆会展》杂志正式出版，为新疆会展活动及会展业工作者、会展及相关行业的教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与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成为新疆会展行业唯一的专业学术杂志。截至目前，《新疆会展》杂志已经连续出版了10期，每期赠送业内人士800本，社会知名度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新疆会展行业内部技术交流、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

1.4积极参与学术研究，为会展业发展建言献策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还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研究，2012年来，公开发表相关论文15篇，其中核心期刊3篇，完成会展相关调研2项、硕士毕业论文和博士毕业论文各1篇，承当横向课题3项，编写教材3本，为会展业发展建言献策，推动了会展教育的发展。

1.5开展会展行业培训，促进地方企业发展

多次开展不同规模的会展行业培训，有效促进了新疆会展企业的快速发展。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在学术交流中心举行的主题分别为“新技术对于发展展示效果的促进与未来”和“企业参展拓展方法与技巧”的两次讲座。

1.6加入各级学会协会，增进会展行业沟通交流

2011年，积极申请加入并成为了乌鲁木齐市会展行业协会成员单位，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乌鲁木齐市会展行业协会的各项工作，增进会展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2013年3月28日，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应邀参加了新疆会展业协会一届二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传媒学院加入新疆会展业协会并推荐为理事单位。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纷纷为新疆会展业的发展建言献策。2012年5月，经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被批准成为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团体会员，积极参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1.7建设一流

校内实训室，承担教学、科研与培训工作骨干校项目建设期间，共建设了软硬件达国内一流的8个校内实训室，分别是会展策划实训室、会展现场服务与管理实训室、会展信息管理实训室、会展搭建实训室、会务实训室、档案管理实训室、礼仪实训室和办公自动化实训室。实训室软硬件总投资809万元，购置了适合会展专业教学及工作的先进计算机、服务器、多媒体等硬件设备和会展设计、会展信息管理以及展览现场模拟等配套教学软件和搭载网络资源课程的平台，加上之前已经建设好的速录实训室和展示设计实训室，除能满足会展专业教学外，还可以承担会展相关科研项目的数据分析以及会展企业员工的入职培训和继续教育。

2存在问题

第一，范围窄，深度浅。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社会服务范围较窄，主要为会展企事业单位服务，深度较浅，还需进一步深入。第二，方式缺乏多样性。社会服务方式多见于培训、提供现场服务等，缺乏多样性。第三，老师能力仍需提升。只有高质量的老师才能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因此，教师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以适应会展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3对策建议

第一，拓宽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容。充分发挥“八个学期、弹性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高学生实习的积极性，将实习单位及提供服务的单位扩展到全疆乃至全国，进一步加强与旅行社、广告公司等相关企业的沟通，扩宽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深化服务内容，充分发挥师资力量与学生所掌握的技能，开展技术服务。第二，创新服务方式，创造合理收入。依靠会展策划与咨询服务中心承接单位职工培训、职业资格考试培训以及职业资格认证，承接横向课题，承接项目咨询、策划等，打破现有的传统的服务方式，增加收入。第三，充实师资队伍，提高教学科研能力。引进专业教师及企业资深专业工作人员进课堂，提高教学质量;鼓励教师下企业，承担实践工作，了解企业工作性质及流程;进一步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形成“科研促教学，教学促科研”的良好循环。

参考文献:

［1］耿金岭.对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36):59－61.

［2］苗振青.高职院校服务能力建设探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2(7):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