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范文7篇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缺乏宏观意识。吕钦文、铁峰、冯为群、李春燕、张毓茂、高翔、黄万华等人的文章和史论著述从宏观的角度或综合探讨，或整体审视，或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阐释与论析，使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成熟与厚重的特色。有些研究在对某些作家的分析和评价中，也能够做到全面把握整体透视，力求明晰而准确地评判一个作家创作的得失与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该作家的时代影响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些成果都从整体上提升了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宏观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相配合，20世纪的东北文学也被人为地“断裂”为“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当代文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这段历史，让文学回归本体。尽管关于“贯通”的具体效果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认为，不管怎样，“它的宏观视野和整体的审视角度，促进和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贯通”是非常必要的，这个观点对于东北文学的研究同样适用。东北文学也不能只是满足于分阶段研究，因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求寻求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孕育过程，探源东北现代文学的延续性，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格局”，把20世纪东北文学视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深度一体化，“系统研究20世纪文学的规律性特征，揭示历史的连接与影响，必将会导致东北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研究者要着眼于全局，以东北现代文学为起点和基点，从文学现象、文学观念、主题演变、创作方法、文体消长和文化意识等方面，对20世纪东北文学做总体性流动性开放性的考察与书写，有效地勾勒出东北文学在那样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流变。还要沟通融合近代与现代，搞清东北社会系统转型过程中文学子系统所呈现出的状态与特征，探寻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地域特色形成的深层原因，新旧文学的转换境况以及转换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激荡变动过程。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开掘。

以上属于纵向的考察。横向来看，有必要考察东北新文学与“他域”文学的相关性。首先与关内“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深刻联系。众所周知，从总体上看东北新文学是在“五四”文学的召引下诞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对关内新文学，有吸收，有融汇，也必然会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拿来”与创造。这方面的研究不乏丰盈厚重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如高翔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既有文学发展历史的纵向书写，又有文学发展特征的横向剖析，使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东北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个别与整体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的发展关系。然而，该项课题在史料挖掘和学理探讨方面的工作仍需继续，在已有学术资源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做更高层次的理论审视和进一步的历史还原。其次，东北新文学尤其沦陷时期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途径是多向的，除“五四”新文学，还有日本文学、俄苏文学、欧美文学等，这些互动关系有必要一一梳理，从宏观上做冷静细致的研讨与剖析。尤其要以沦陷时期“滞守”作家甚至所谓的“附逆”作家为中心来梳理文学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对东北新文学做出更为客观和动态的判断与评价，在科学辨析中揭示出历史真相。另外，与东北新文学并存的旧文学的发展状况，东北新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东北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等，都需要在宏观意识的引领下做整体的鸟瞰、建构与掘进。宏观意识主要表现为开放的姿态，以新文学为基点，既在一个时间段上做整体考察，又要在时间性上向两端延伸，在视线上做内外变换与流动，“把研究对象放在文学史的长流中，对文学的整体进行历史的、能动的分析。”走出封闭型的研究道路，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视野，在中国文学和东北文学整体格局中勾勒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演变，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寻找多元对话，发现现代东北社会和东北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和独特意义之所在。

二、关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微观意识

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微观开始的，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和史料的整理中使得东北现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得到日益清晰的梳理。然而在走向宏观之后，微观意识似乎淡弱了许多。由于与关内相比东北现代文学总体水平并不太高，所以导致了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做文学元素和作家作品的整体研究与考察，微观的观照力度不够，很多作家总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出现，许多作品则只闻其名不见其貌，缺乏鞭辟入里细致独到的分析阐释文章，一些研究空疏浮浅，缺少客观性与科学性，有些甚至属于历史的误读，或真相的遮蔽，研究中有整体美而无个体形状。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那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如东北流亡作家群，尤其萧红等人，对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或置之不理，或浅尝辄止，或似乎认为找不到可以切入深层的文本。笔者认为，既然是地域文学，那么大多数作家作品也只能是具有地方影响的，对他们的关注恰恰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重中之重，对有特色者不能忽略遗忘或者置若罔闻，应该以微观意识烛照之，作出客观的剖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那么，东北现代文学是否存在可以切入深层的文本？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沦陷时期作家爵青的作品。抛开敏感的政治身份不谈，作为“艺文志派”中艺术思维最为复杂的一个，爵青习惯于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思考生命的议题和展示精神的困惑，他的小说“追求问题意识和思辨色彩，由观念或问题意识来营造小说，小说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爵青的作品还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他推崇文体创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企图展现文学的高度的艺术性，并努力在文学的场域中执守着“生活之本义”。爵青是一个不能仅仅远观也不是一个让人轻松近视的“天才”作家。爵青的创作是真诚的，爵青本人及其作品却是孤独的。目前学界对爵青作品的解读是不透彻的，甚至是简单而无力的，“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重要作家，爵青及其作品不该被忽视。”作为个体，在宏观视野下，经过微观考察，在不断的解读与审视中，爵青的作品一定会获得具有超越自身时空局限的永恒性质。当然，对爵青的研究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充分认识其人其文的复杂性，辨伪存真，对其发表的不当言论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微观意识不仅仅关注单一的文学元素或某一个作家及其某一部作品，还包含着一种对于作家作品的解读的姿态和态度，要建构微观的“小语境”话语模式，做好微观的文本细读，并且要把社会时代的宏大背景与文本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基点下的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回到文本自身，文本细读引发的必然是多种解读视角，多维认知取向。因为一个文学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和独立的存在，包含各种不同阐释的可能性。作为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文本细读，一方面要重视语境对语义分析的影响，一方面要将解读重点聚焦到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上，对一些重要文本切切实实地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内部”和“外部”的相互结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大而化之草草而谈的文学研究不能探寻到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深邃性，这种局面必须改观了。目前，有学者提出，东北现代文学须向细部开掘，笔者认为这种开掘既包含着对一些“不被入流”的作家的关注，也应该体现为文学研究的微观意识，因为做细才能做足，见微方能知广。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对“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总的来看，“从事宏观研究必须尊重微观研究的成果,并不断据以修正自己的看法。”

三、结语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进入新世纪以来，解志熙正式提出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说法。在为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一书作序时，解志熙谈到赵海彦在著作中遭遇到的一个“困扰”——也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即“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并试图以“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超越之：“有必要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无非是要重新确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类的‘文学活动’其实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最具主体性的实存行为。确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许多高深问题也许就有了比较明了的意味。即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论，其文学创造行为当然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时代，但也决不是时代社会背景之简单的反映和被动的反应，而是他们对其身内与身外种种问题的发之自觉的应对、有所企图的行为——当然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我把这样一种研讨思路姑且称之为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以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10在另一处，解志熙重申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方法11。这是解志熙为数不多的带有理论概括的文字，不是因为他不善于理论思辨，而是“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方法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通常是由一个具体的文本、历史现场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入手，然后在丝丝入扣的分析中展开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学图景。研究者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大概如此。“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重心仍在“实存”，但是我不认为它可以解决当代研究者“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回到历史实存之中只是暂时搁置价值判断的困难，顶多是把判断的难题推给了历史，而历史本身是无法为后来者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价值判断的。实际上，“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来自于当下，而非历史，归根到底它是当代研究者处于众声喧哗时代中的价值认同困境，尤其是那些不满足于流行价值观的研究者，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反过来看，困扰的存在对于研究者也未必不是好事，它可以成为研究者反思自身思想、方法、立场的契机，也可以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比如解志熙在论及“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时，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化批评的误用现象，“以文化来淡化社会现实和政治及道德等历史性因素”。可是当他发现为周作人附逆行为辩护的学者也郑重其事地声称“历史是不可简单对待的”时，他不免陷入了困境。这意味着对同一历史现象持截然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互相指责对方将历史简单化。解志熙转而揣测对方的谬误“乃研究者求深心切或求甚心切之过”，实际上也就消解了原初的问题。不过，随后他又注意到对方的立场可能是“失去必要的历史分寸感”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唯文化论者在周作人研究中极力宣扬文化的无上神光以追求深刻超越的发现时，他们大概忘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旗帜上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以至于时事的色彩，这就是对周作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同情。”

解志熙开始意识到：历史研究者虽然享有后见之明的便利，但他们的认识也一样需要被历史化，即放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历史之中去分析。如果是这样，关于历史对象的评价分歧毋宁说主要来源于研究者自身价值观的不同。几年后，当解志熙探讨支克坚先生的革命文学研究时，他便直接遭遇了两个层面上的实存——革命文学这一对象的实存以及革命文学研究者支克坚的研究工作的实存。一方面他反对以理想化的历史去苛求或反思历史，“用它作为标准去评价历史不但徒劳无益，有时还会扰乱以至于妨碍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历史反思思维需要反思，“在历史反思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包括支先生和我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也该是反思一下这个反思思维中层出不穷的种种理想预设是否陈义过高、迹近傲慢，以便更准确、更切实地把握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时候了”13。在此基础上，解志熙再次强调，“准确地把握历史是怎样的并进而对历史何以会如此这般作出准确的解释，是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真正本己的学术目标”。这多少带有点连环套的意味：如果革命文学有权利要求按照其自身的历史情境来理解它，它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及不得不然的历史限制，那么对革命文学的反思为什么就没有类似的权利呢？那么解志熙对“反思”的反思是否也会影响到他准确地把握当代历史的实存呢？尽管他没有设置理想的历史去要求当代历史，但是他的批评之中是否也寓含着对当代历史的理想成分呢？或者说，解志熙是否觉得革命文学是历史，当代正在进行中的文学研究没有资格算作历史呢？当然，这些逻辑推演都意义不大。我只是想表明，解志熙本人的立场——对人民革命的认同和对某类自由主义的反感在他的论述中起了重要作用，决定了他对待两种实存的不同的态度。价值评判是历史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且不论对于历史材料的分析了，即使材料的选择，背后也寓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进行价值判断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存在完全“中性”的材料。事实上，解志熙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由于对历史实存的注重，他有时不自觉地会把历史当成是自足的、客观的，仿佛历史之中已经包含了对它的正确评判一样。然而，解志熙的研究越是偏离于时代的主流观点，他越能感受到历史实存和对历史的评判之间的这种紧张。这种紧张与其说源于“实存分析”方法本身的限度，不如说是解志熙作为研究者与时代的距离的产物。近些年，解志熙运用“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方法做出了更为出色的研究实践。我指的是他的新著《欲望的文学风旗——沈从文与张爱玲文学行为考论》中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文学行为所作的梳理和分析，似乎是为了验证他多年以前说过的话——“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学术性的现代文学研究，才刚刚开始”，他一旦涉足这些看上去已经很难再出新意的领域，竟然向我们展现了颇为不同的文学景观。和解志熙以前的著作一样，该著作中同样发掘、运用了许多新的文献。在一篇谈论解志熙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文章中，迟迟不提他在新文献发掘、整理方面的贡献，似乎是失职的，其实我只是不想一般性地、孤立地强调文献发掘工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阅读原始报刊和文献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基本要求，许多学者都涉猎过不少原始文献，但真正像解志熙这样多年来不间断地爬梳原始文献的学者则是凤毛麟角，他已经把阅读原始文献当作了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其实也与他的“实存”分析方法直接相关，正因为每一个文本、作家、文学现象等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也就需要在其历史关系中把握它们的存在，唯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才能还原它们独特性的实存，还原历史关系。

有人怀疑现代文学研究中原始史料的价值，理由是现代文学必然要经典化，在他们看来，爬梳原始史料似乎只能发掘一些小作家的作品或重要作家的极个别的佚文，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意义不大。这就犯了把原始史料孤立化的错误，似乎原始史料只有和作家文集、选本中的作品一样的价值，只是简单的研究对象而已。实际上，发现佚文只是爬梳原始史料工作的一个副产品，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始史料带来的是历史的氛围和形态，试从整体上想想综合性报刊中文学作品与时事、社会新闻、广告、图片等共同呈现的情景，它们之间往往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却一起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广阔信息。这样的信息是无法从后来的文集和选本中获得的，某种程度上不也正启发我们不能把文学和政治、社会孤立开来看待吗？至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说法，也禁不住严密的考察。在“经典”这一相同的字眼之下，即使是相同的作家和作品，不同的时代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沈从文和张爱玲而论，他们成为“经典”不过是新时期以来的事。鲁迅虽然一直被当作经典，但极“左”时期的鲁迅形象和当下的鲁迅形象岂可同日而语？解志熙关于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实存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乍看上去，“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似乎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区别不大，但却有着根本差异。上文提过，解志熙提出这个概念正是为了区别于后者。简单而言，“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所取的路径恰好逆向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前者是由作家的具体作品出发，以作家的文学行为为中心，寻找它们与其他事物包括文学、家庭、社会、政治等的具体勾连，强调作家的主动选择，因而避开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中常见的反映论、决定论的误区。从根本上看，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是由本质看现象，恰恰是“实存分析”所反对的。“实存分析”在注重作品分析方面有点类似于新批评，但它不把作品看作是封闭自足的，而是作家的文学行为和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看似简单，操作起来难度却很大。解志熙尝试了“叙论”的写作风格，以叙带论，夹叙夹议，代价则是常常需要很长的篇幅才可以把问题说清楚。这是一种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式的写作方式，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融为一体，也印证了韦勒克所说的三者之间“完全是互相包容的”判断。解志熙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渗透着韦勒克的积极影响，除了对作品的重视外，韦勒克的一些主张，比如“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simultaneousorder）”、“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14等等，都能在解志熙的文字中找到隐秘的回响。“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之难、之精彩都在解志熙的新著中展现出来。以“张爱玲沦陷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为例，解志熙由张爱玲的“家败世乱体验”入手，分析了她作为“衰落大家庭的末代子孙”的精神特征。这不是决定论式的论断，因为解志熙注意到“衰落大家庭的末代子孙”中，“富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也不乏其人”，比如鲁迅。正是在与鲁迅的比较中，解志熙没有明言却强调了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全文中类似的比较还有不少，重要的如“苍凉”的美学风格与悲剧的比较、不同类别的“人的文学”的内涵和表现的比较等。解志熙没有否定张爱玲的文学才能和贡献，分析了她“反传奇的传奇”、“抓小放大、俗事文讲、凡中求奇、参差对照”的叙事策略和“精细的写实”功夫，但也注意到她艺术趣味上所受到的好莱坞“现代罗曼司（传奇）影片”如《乱世佳人》《蝴蝶梦》的影响，等而下之就变成了媚俗，产生了像《连环套》这样的“纯粹趣味化”乃至“粗鄙化”的“败笔”。当然，文章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对于“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的绵密分析，这类论争和直接的思想交锋也最适于“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最能体现“实存分析”方法的优越性。通过考证《自己的文章》的原发时间，解志熙指出，“张爱玲自己才是第一个对迅雨即傅雷的批评做出反应的人”；也洞察到胡兰成《评张爱玲》续篇中所潜藏、却又精心掩饰的“为张爱玲辩护的痕迹”。这些地方体现了解志熙本人所欣赏和提倡的“批评性校读”的功夫，即“把文献学的校读法扩展、运用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15。

“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也向我们展示了“沦陷区文学行为特有的复杂性”，譬如“妥协主义”的政治常常在文学上以“纯文学”、甚至“人的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自然是貌合神离，实则是张爱玲等人的“一种带着浓重的利己性、现世性及生物性的乱世生存哲学与乱世生存美学”的伪装16。当然，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即使“人的文学”不经伪装，也未必总是进步的，原因就是时代处于变动之中，时代的各种力量和问题也处于变动之中，“人的文学”未必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边、能够有效抓住时代的问题症结。所有的文学主张不管设计得多么全面、精美也逃离不了这个规律，它们都只能在政治、社会、文化诸种关系之中实现其意义。这也内在地决定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必要性。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解志熙的文章中固然融合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但说到文学理论则未免牵强了。这不免就把文学理论理解得表面化、片面化了，似乎它可以脱离具体的研究对象、作为外在框架独立存在似的。我以为，所谓理论说到底其实就是现实，就是问题，也只有在面对具体的现实和问题时，才会产生和需要理论。就此而言，解志熙关于沈从文和张爱玲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他必须一直面临的现实和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张爱玲和沈从文的形象被神圣化了，恰如极“左”时期鲁迅被神圣化一样，尽管神话的内容不同，但形式并没有本质不同。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关于他们的“文学标准像”17，通过文学史的书写、教学和阅读，这些“文学标准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文学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也未撼动这些“文学标准像”，让人不禁怀疑，莫非这些理论不过是隔靴搔痒？各种后现代主义学说早就进来了，“解构”、“颠覆”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似乎唯独它们自身是免疫的，不妨碍它们被作为文化利器和偶像供奉起来；“知识即权力”、“文化政治”几乎人人皆知，最盛行的仍然是反政治、非功利的文学观，让人不禁要问：生产这种“文学标准像”和文学观的知识代表了什么权力？它们背后的文化政治是什么？它们到底只是80年代“拨乱反正”思潮的延续，还是当下市场意识形态的同谋？

这些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尚需具体分析。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沈从文和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上升，一个直接的原因大概是美国汉学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的影响。夏著产生于冷战时期，作者并不掩饰他的反共立场，不过他所主张的文学标准却是“艺术至上”。按照刘康的说法，“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1949年后至80年代初的情况别无轩轾，差别只是相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已”18。有意思的是，西方汉学界对立的意识形态恰恰是以“指责中国现代文学的强烈政治意识性”、“缺少内在的艺术价值”表现出来的。我们再次看到，文学的艺术性或“纯文学”是多么容易被拿来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掩饰，也唯其如此，它们才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诱惑力。“艺术与政治无关”本身即表达了一种政治性，鲁迅和瞿秋白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19不过，“艺术与政治无关”传达的政治性需要依据语境决定，或积极或消极，得依据它在特定时代中所对抗、提倡的东西而定，得依据它与特定时代中的主要统治性力量的关系而定。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能动性也不可忽视。否则无法解释何以激烈反驳夏著的普实克的观点和方法（一样属于西方汉学）不太受重视。也许令夏志清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比夏著走得更远。读过夏著的人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尽管夏志清对沈、张赞誉有加，但也是有批评的，像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不够深入，……往往把这些土著美化了”、“在沈从文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中，讽刺性越明显的，越不成功”；评价“张爱玲喜欢描写旧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20等。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则大有一边倒之势，只唱颂歌，闭口不提二人的缺陷。王瑶先生在80年代谈到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时，曾专辟一节谈对于国外现代文学研究的正确态度，指出“有一些人一方面出于对国内研究工作现状的不满，一方面也为国外某些研究方法或论点的新奇所眩惑，认为他们的一些论著表现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这种看法是缺乏分析的”21。“现代化”、“国际水平”等字眼提醒我们，必须把这种学术倾向置于80年代以来的大的社会思潮之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它。80年代被称为“新启蒙”时代，经常被拿来与“五四”启蒙相提并论，不过，如果说“五四”启蒙中逐渐发展出了革命的命题、革命又反过来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超越的话，80年代的新启蒙中则渐渐浮现出一种以启蒙否定革命的趋势，最著名的当数李泽厚、刘再复“要改良不要革命”、“告别革命”22的观点。80年代的这种思想趋势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但它显然与社会上对刚刚过去的“”的反思直接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上肃清“”遗毒的举措也是合拍的。相应地，80年代的人文学科也确立了自己的新的研究范式，即德里克所说的从60年代的“革命范式”向80年代“现代化范式”的转向23。虽然德里克是就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范式而言的，但其实也可以推及人文学科的其他研究领域，只不过像现代史、现代文学这些学科因为直接研究现代这一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罢了。80年代“现代化”话语的强大还可以由一个侧面看出：作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重要推动者，甘阳在回忆中把“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译介重心称为“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从德国浪漫派、马尔库塞到海德格尔等等，“我们所引进的东西都不是现代化的东西”。但是，这些批判现代性的著作当时也受到热烈追捧，常常被笼统地当作现代化的东西来接受了24。

“现代化”是一个颇为正面、美妙的字眼，似乎它本身不证自明、颠扑不破，因此掩盖了其中负面的东西，尤其是掩盖了它与西方的权力关系。正如刘康所言，中国“80年代的文化批判最后变成了对革命传统与霸权的政治声讨，而这种声讨又与西化情结纠缠不清”25。对革命传统的声讨因此走向了非此即彼的逻辑：革命是成问题的，那么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受到了青睐；革命文学服务于政治，没有文学性，那么伟大的文学必是非政治化的“纯文学”。今天，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文学观还是这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观，这从沈从文、张爱玲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地位仍然居高不下可以反推出来。如果说这种文学观在80年代前期尚有其进步性，它有利于肃清极“左”时期遗留下来的泛政治化、唯意识形态论的错误文学观；那么到了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推行以来，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盛行，这种文学观即使不是与它们沆瀣一气，也对它们无能为力，对全球化浪潮中一支独大的资本的力量视而不见了。这样，在新的形势下对80年代以来“反思革命文学”的反思、对启蒙现代性之下形成的“纯文学”观念进行超越就成为了必要。我们看看解志熙在研究工作中是如何走向对“反思”的反思和超越的。解志熙也是在80年代“文化热”中成长起来的，汲取了80年代的文化滋养。解志熙所研习的萨特和存在主义学说曾是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存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26。从上文分析过的解志熙文学观念看，他对“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观有着强烈的共鸣，应该也对80年代启蒙现代性有着较大的认同。当他审视80年代中对于革命文学的群体反思时，也逼迫他重新思考革命和启蒙的关系，也就是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整体的思考和评判。如果站在80年代去反思革命文学的局限性、甚至以启蒙否定革命，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革命文学为什么会产生？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革命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的产生有没有必然性？正是在这些地方，解志熙表现出了和主流思潮不尽相同的思考，他的带有启蒙色彩的文学观念中也带有一些革命的色彩。这与他的人生经验有关，也显示出某些研究对象的影响——研究对象并不是“死的”，有时候也会形塑研究者的品格。我们会发现，简单地以“启蒙”、“革命”这些宏大的概念来判断历史或研究者，多少都有点大而无当，在相同的概念之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算细微的差别。解志熙的文学观念中有启蒙的成分，却没有什么精英色彩；有革命的成分，却没有唯政治论的色彩。贯穿其中的大概就是从民众和社会的解放、幸福来看文学，因此文学不能仅仅是个人的、艺术的，不能与政治、社会、文化分开。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影响由于生态文学旨在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因此，具有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197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相继出版了大量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最终形成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伦纳德•西格杰、帕特里克•穆菲以及劳伦斯•布伊尔等美国评论家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更高阶段。

(二)美国生态文学误区对于生态文学的认识，我们正在进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盲目扩大涵盖面，将许多并不是生态文化的作品，硬纳入其中。另外一个是西方作家强行地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指导文学创造，在“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合法性带来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使其理论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生态文学在艺术形式上，与其他种类文学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其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随之产生的生态电影这一新生文学艺术业态在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人们视听冲击。

二、欧美生态电影的兴起

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理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同时，西方生态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一种迅速扩大的电影类型。

(一)生态电影兴起原因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对生态电影发生、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动力。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使创造者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创造生态电影，赋予影片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使其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以此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文学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当前生态的脆弱性，为电影培养了大批的受众群体。所以，美国生态电影的兴起，离不开生态文学在前期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及文本基础。第二，人们对生存环境和灾害的反思。10年间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严重的生态灾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核电站泄漏、墨西哥湾漏油，中国泥石流、阿富汗的山体滑坡，等等。敏锐的西方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制作出品了大量以生态危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大地震》《后天》到纪录片《海豚湾》等，人类不断发挥着各种想象和推理能力来描绘未来所面临的自然灾难。第三，电影制作技术的成熟。现代科技特效的场景，惊心动魄的真切时空感受。

(二)生态电影与生态文学的比较同样作为文艺形式，两者所批评的主题和反映的内容相同，然而集声光电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生态电影，对生态文学作品冲击巨大。1．生态电影强化了感观冲击，生态文学无法做到“当摄影机被当作是对一系列投射影像的观看视角时，它就成为我们眼睛的人。”从电影理论上看，摄影机是导演给观众的眼睛，摄影机对准什么，就是观众看到什么。“我们希望理解影片，能够掌握它，就必须认同电影的观点”，受众以摄影机替代自己的眼睛视角，建构自身对故事的理解，因而接触到生态意识。观众在观看生态电影的过程中，电影文本文化内涵投射到受众内心深处，从而对其潜意识产生影响。电影里的灾难场景在现实真实上演，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类电影的重要价值，接受了电影所宣扬的思想主张。这种视角的替代和冲击，是生态文学这种文本无法实现的。最典型的影片，当属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记述在日本和歌山县的一个叫“太地町”的小村镇，当地的渔民每年驱猎捕杀海豚的经过。人们亲眼看到猎杀的血腥场面，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的红色，海豚的哀叫从有到无，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上浮下，与渔民的笑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场面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然而，作为单纯的文本作品《寂静的春天》，却要花十年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两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主要是电影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们心理巨大的冲击，这是文学作品无法取代的。2．生态文学作品多种叙事方式强于生态电影生态电影通过对现实灾难的反思，表现其真实性，从而使人信服。不管是在表现自然灾害上，还是反思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自身因素时，美国的生态电影多采用形式主义的叙事风格，如《后天》中逼真的冰雪灾害;《洪水》中海水淹没城市的镜头。但是生态文学作品的表现风格，远比电影多样，包括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只要有利于表现中心主题，刻画人物心理都可以。这是生态电影无法比拟的，也正是生态电影的短板。生态电影终究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否则得不到观众的心理认同，而有疏离感，最终会冲击票房和影片影响力。

三、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电影的影响

生态电影从产生到现在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无法取代生态文学。

(一)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为生态电影提供拍摄蓝本生态文学经过近50年的发展，从理念到理论，从作品到影响，都是成熟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其独有的虚构性、碎片化的风格，批判着美国政府及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应现实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兴电影类型，生态电影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和支撑，只有选择对读者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作为拍摄蓝本，才可能准确捕捉到受众者的心理，从而通过视听冲击激发受众者的生态意识。

(二)生态文学作品的批判性指引美国生态电影的发展美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后现代文学小说具有多元化的鲜明特点，思维方式灵活、文字表达多样，颠覆了传统的形式，是对整个虚构的情节本身的种种描述和展现。其本身的批判性特点，尤其是对人类因过分追求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做法的严厉批评，有助于生态电影，特别是生态纪录片，通过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其本身应有的生态思想性。因此，美国生态电影若想在思想上深度表达生态整体的和谐，应当在借助先进的电影技术的同时，以生态批评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三)文学作品弥补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一方面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拍摄蓝本，另一方面，过多的影像奇观和画面冲击，大大消耗了电影本身蕴涵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能够体味到人文关怀及对生态系统、非人生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同等看待人与自然的价值。然而，电影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影片的生态理念，因而感觉不到生态和谐的内涵，这与追求科技发展的批判主题形成反差。因此，生态电影应更多地吸取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并将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传授与受众者，以弥补目前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现象。

四、结语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所以，仔细阅读与体察现代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学主题”、“审美风格”和“创作思想”等诸多方面，现代文学“有意”和“无意”地吸收了古代文学资源。首先，从文学主题看，古代文学一直弥漫着“寓教于乐”的教化传统，崇尚“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有着“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充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些理念一直是传统文学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为“正人心”、“淳风物”、“止乎礼”的道德规范，指涉的对象是顽愚不化的下层民众。现代文学发端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时刻，在山河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启蒙”与“救亡”自然成为了文学的时代主题。“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启蒙先驱那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公民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⑨鲁迅曾说，“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⑩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发现了传统“吃人”的本性，有感于国民的愚昧和麻木，迫切渴望通过文学来“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希望”。于是，现代文学的“启蒙”就与古代文学的“教化”有了不谋而合的共同指向，即“不开化”的社会民众，而且两者都是以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的，不开化的民众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处于被动接受的尴尬局面。

这样，现代文学虽然高举“反孔、反传统”的大旗，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却被许多作家潜意识地作为了参与社会的人生规范，古代文学中忧国忧民的传统母题也成为现代作家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解放的创作旨归。正是现代作家们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认为文学具有“改造人心”的功能，所以从现代文学的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再到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协”等，都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的爱国情怀。从这个角度上看，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不是“反叛”，而是“继承”。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作新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輯輥訛现代文学的创作是要在整理中国旧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其旨归是“为人生”，可见，“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们并没有要“断绝”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而且“为人生”的目的与“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古代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基因式”关联。到了“左翼革命文学”和“抗战文学”，由于“革命”和“救亡”的时代要求，文学的教化功能、救亡主题就表现得极为迫切和明显“，在满怀政治激情的左翼批评家眼中，古典主义艺术的政治性被极度强化”輰訛輥。这就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关注现实、表现人生、干预社会的价值立场方面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济世”的思想母题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郁达夫在《沉沦》中呼唤“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輱輥訛，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渴望一个衰败的民族浴火重生、变得华美和芬芳，闻一多忧愁着祖国的面貌犹如“一沟绝望的死水”，等等，现代作家对人性的反思，对人生的拷问，对时局的关切，与古代文人的“但悲不见九州同”等情怀是一致的。试想，如果不是对古代文学中的爱国思想感同身受与自觉继承，现代作家能在他们的作品发出如此真切的爱国声音与忧思情怀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人性的反思，不是西方式的对人的‘原罪’和纯粹的人性缺陷的反思，而是对‘文明’与人性、与民族性格关系的反思，体现着中国式的实践理性精神和现实情怀”輲訛輥。

由此可见，现代作家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吸收和利用完全是自觉和不自觉的，他们身上都遗留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对古代文学的有用资源自然无法抵制。因此，现代文学的现代化绝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是“现代化、民族化的双向选择及传统与现代交错发展的复杂过程”，輳輥訛是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的渐进过程。其次，从审美风格看，古代文学的创作繁复多样，《诗经》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离骚》则创造了浪漫主义的先河，这两种审美风格如涓涓细流从古至今一直流淌在文学作品之中，为历代的文人所借鉴、所喜欢，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惯用手法。五四新文学的创作虽然全方位地向西方开放，积极吸纳西方多元的现代创作手法，但是也同时在无意识地继承与转换传统文学的创作样式。总体而言，五四小说就是一种“悲剧＋反讽”模式，它介乎晚清小说的“滑稽＋反讽”传统模式和高度教化的政治寓言小说模式之间。茅盾在1920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一篇宣言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文学还介于“古典”和“浪漫”之间，他看清了现代文学的变革并不是完全彻底的，“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輴訛輥。现代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个性解放、倡导科学民主、张扬理性批判，由此也容易形成注重现实、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品格，以及注重个性、独抒性灵的浪漫主义倾向。从文学思潮和总体审美特征看，现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又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元审美风格互渗并存，交织发展。

可以说，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浪漫文学资源是现代文学最为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还有道家文化关于“回归自然、关怀生命、尊重个体”的传统母题，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孕育一种朴素情感和独特风格的基因底蕴。不可否认，《离骚》的多情浪漫与象征手法，《史记》的悲剧气氛和传奇色彩，《古诗十九首》的批判精神与感伤情调，以及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豪迈飘逸，等等，这些灼灼生辉的审美风范如同太阳的光芒投射在每一个现代作家的心里，在他们的作品中生根、发芽和绽放。因此，从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看，现代文学的很多流派特征在古代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契合点”，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造社的风格则趋向“浪漫主义”，后期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反映出在审美趣味上向中国传统诗歌特征的回归。就创作个体而言，鲁迅的文章嬉笑怒骂、冷峻犀利，既有尼采个性主义的超脱思想，又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怀，还有不畏权贵的“魏晋风骨”，他的辛辣讽刺艺术则直接师承和借鉴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他的《故事新编》就是以“古今杂糅”的方法，借古人与今人的相通之处来来达到一种现代性的嘲讽。郭沫若创作《女神》时火山喷发式的恣情率性、潇洒浪漫，与古代的屈原、李白难道没有精神气质上的吻合？林语堂的独抒性灵，周作人的冲淡平和，沈从文的关注自然，与道家思想中的个人本位、超脱物外有着天然的承继关系。王德威曾指出，“沈从文的家乡湘西既是蛮荒的乡村，又是风景如画充满浪漫气质的地方，尤其还是诞生了两部伟大的古典文学经典：屈原的《楚辞》和陶潜的《桃花源记》。因此，沈从文充分意识到，他正是在这种杰出的文学传统中写作”輥輵訛。还有一代才女张爱玲的古文功底特别深厚，其小说创作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创造了一种“新旧交织”、“雅俗共赏”和“古今杂糅”独特文体。而且，仔细考察现代作家，古典文学修养深厚者非常之多，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都擅长旧体诗写作。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等至今依然脍炙人口。郁达夫的旧体诗清新、流畅、意蕴深远，徐志摩与朋友写信惯用文言文，而且写得十分漂亮，凡此等等，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学作家们有着十分浓厚的古典文学情结，承载着传统文化思想的古代文学，其当中的许多元素都成为了现代文学不可忽略的精神资源。再次，就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来看，现代文坛的作家们整体上都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奋发心态，以及渴求“建功立业”的宏伟理想，与古代士大夫渴望参与社会的精神气质尤为相似。

古代文学作品将士大夫精神的阐释可谓淋漓尽致，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小觑，比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意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勇无畏，等等，这些积极入世的思想不可能不烛照现代作家的心灵。无论在民不聊生的晚清之际，还是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衰朽凋蔽的祖国，往往“以事功为重，既渴望以启蒙唤醒民众，但更希望取得切实且巨大的事功”輥輶訛，这种价值立场和人生追求体现了传统文人思想的延续，正如学者余英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民主、自由、进步等公共价值原则看成是个体事情，是源自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士人传统。”輷訛輥的确，现代作家们面对颓败凋弊的社会，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主动参与时政，力求干预时弊，“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忠贞爱国、心怀天下的明证。无论是五四时期的第一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闻一多、茅盾等，还是第二代作家张天翼、丁玲、老舍、巴金、曹禺等，他们身上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以及“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这种责任意识和献身精神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现代文学普遍呈现出一种情绪高亢的“焦虑感”和画面低沉的“灰色调”。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我们学校开设两个学期，共108学时，相对较多一点。近十几年来的教学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必然性，然而，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专业加通识的思路只能让我们的课程体系越来越庞大，但是，现有的教学体制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力可以改变，所以，改革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成为的重要课题。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和困境，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学教育立场，重建对文学的信心，重建文学和人生的联系，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坚持文学教育立场应该重建对于文学的信心。王国维曾经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文学如果说有所谓的永恒的价值，正在于此，在于对永久性的精神的重建。但是在新的媒介越来越普遍的时代，画面和图像似乎比文学能更直接地诉诸人的感觉，从而带来审美的快感，文学逐渐被边缘化。在当今时代，坚持文学教育的立场意味着必须建立文学和人生的联系，直接诉诸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世界。实际上，对现代文学而言，这也是现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表现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从五四文学开始，现代文学就以表现人生和社会为己任，进而试图指导人生。鲁迅对人性弱点的洞见，郁达夫关于青春的压抑和苦闷，冰心的单纯和理想，沈从文对人性美的赞颂，钱钟书的机智幽默等。通过对诸多作家作品的阅读回味揣摩，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当代大学生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开阔自己的人生境界。

坚持文学教育立场，也意味着必须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必须贯彻美感教育的原则，把培养文学审美鉴赏的能力作为最终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坚持文学教育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在日益知识化制度化的时代，重新回归文学的本体价值，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文学在今天丧失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文学教育忽视了美感教育，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都更注重文学历史知识的讲述，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更加强调理论的使用，框架的建立，历史史料的考证。当然，作为文学研究，理论的使用，材料的考证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教学中，如果过分的强调这些，则会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在对现代文学的教学进行反思的时候，很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存在重知识，轻审美体验的现象。文学的根本要义在于它是对人的经验世界的感性再现，黑格尔说，美就是理性精神的感性显现，文学的阅读则会使我们进入富于美感的世界，获得美的享受，尤其在这样一个功利化和浮躁的社会中。因此，现代文学教学必须从作家作品入手，使学生对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有比较切实的阅读和感受，获得起码的审美体验。近年来，为了解决教学内容和课时紧张之间的矛盾，大部分教师在梳理文学史主要线索的基础上，淡化了对文学史的处理，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对重点作家作品的讲授。我们平时也会督促学生阅读相关作品，要求学期中间写2－3篇2500字左右的作品阅读鉴赏的小论文，在期末的考试中，也把作品的阅读鉴赏评论作为考察的重点，比重占到50％左右。尽管如此，但是学生阅读作品积极性并不高，对文学作品阅读还是非常有限，缺乏最起码的阅读体验和不愿意阅读作品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文学课，在坚持进行美感教育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意识，注意发掘现代文学的思想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些理念和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现代文学课程既是文学课，也是历史课。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课的挑战就是来自它的历史性，因为，在许多学生的认识中，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甚至是已经死亡的东西，它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对它的学习更多的则依赖于知识的记忆。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受当代戏说历史风潮的影响，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调侃的对象，其实，所有这些现象都是非常要不得的，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认识历史，避免，或者流于任意戏说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倾向，而是要努力激活历史，把历史从刻板的印象中解放出来，引导学生能够进入历史，触摸感受历史的温度和态度，进而感受历史的风貌，感受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价值意义，体会历史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建立历史和当代的联系，换言之，就是努力挖掘出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科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但要进入历史，而且要思考历史，使现代文学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场所，一个起点，一次经验。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现代文学成为教育当代大学生的重要课堂。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情感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语文课的内容涉猎相当广泛，也就要求语文教师应当具备广博的知识，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语文教师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杂家”。除了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实现语文教师教书的目的。那么如何育人呢?如何让学生认识假恶丑，真善美?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在课堂上的思想道德渗透，教师具有丰富的情感，才能发掘出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在中学时代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只有教师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可见语文教师的作用非同寻常。

(二)探究的意识，创新的精神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语文教师对教材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处理挖掘教材的能力即对教材的再度开发，体现了一个优秀语文教师构建文本的能力。这就需要语文教师不拘泥于教材，以教材为蓝本，创设师生都能共同参与的教学情境，真正地经历“化信息为知识，化知识为智慧，化智慧为德性”的共同成长的过程［1］。因此，教师在自身创新的同时，也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养成学生乐于动脑、积极参与、勇于创新、团结协作的良好习惯，从而达到语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创新精神、人文素养三方面的教学目的。

二、高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

长期以来，高校的现代文学课教学已陷入困境。教师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中重史轻文，忽略教材的文学性，学生学之毫无兴趣。出现上述情况与高校教师大多注重学术研究，忽略基础教育改革，教学与基础教育脱节有直接关系。因此，现代文学教学如何适应新课改的需求，如何适应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趋势，如何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养的人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改变“一言堂”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高校现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听，学生听得索然无味，教师一人讲的兴趣全无。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生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老师讲多少备多少，根本不去独立思考，更没有钻研、探究能力。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试想这样的教学如何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如何能承担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因此，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单调的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引导者，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进而发现问题、研讨问题，并逐渐分析解决问题。根据现代文学课的自身特点，可以采用互动性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前教师的讲授大多按照概述时代背景—简介作者生平—分析其代表作—总结艺术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一单调模式。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可以这样设计，比如讲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让学生阅读其代表作，教师预留几个问题，让学生自己思考，课上同学们共同交流，教师相机点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能养成独立搜集整理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种教学模式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不需要备课了，相反教师需要更精心地准备，才能提出建设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学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有争议的问题时，教师更要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这就需要教师课下付出更多的心血。总之，教师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才能引导学生徜徉于知识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