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迁中的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一、教派主义对政治的渗透与影响

台湾学者陈鸿瑜认为，转型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危机是认同危机，“是如何完成共同的认同感”。他认为，多数新兴国家传统的认同形式，“是对部落、卡士特（种姓）、种族、语言团体、阶级的认同，而非对较大规模的民族的认同。”因此，新兴民主政权建立后，必须解决认同危机问题，新兴国家的人民必须承认他们民族的土地是其真正的祖国，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但这种认同问题常牵涉“要解决传统遗产和现代实践两者”之间的矛盾。除了认同危机，新兴国家还面临合法性危机，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首先是理念基础，即认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是其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权力一般都需要意识形态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持，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统治者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是“赋予他们的领导以合法性”。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合法性问题常“牵涉有关政府的基本精神及民族努力的基本目标是什么的情感问题。”如何解决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如何塑造国民意识？国家政治生活中以什么思想占主导地位？用什么主张统一全民思想，规范全民行动，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准则？印度独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两种，一是世俗主义的主张，一是教派主义的主张。独立后，鉴于教派主义带来的严重灾难，国大党政府确立了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主张把教派主义排除在政治之外。尼赫鲁多次阐述了教派主义的危害，强烈反对教派主义与政治的结合。但印度毕竟是一个宗教的国度，宗教自古以来引导着人们的生活理想、道德规范，规定着印度社会基本结构和风俗习惯，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世俗主义不能使国民意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源泉，其影响自然受到限制。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广大民众仍处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思想观念仍深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传统意识观念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印度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差异、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并未消除。“由于社会层面现代化进程的缺失导致印度传统社会的分割性继续存在”，“由于精神文化层面现代化进程的缺失而导致的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反理性主义的继续存在”，“由于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中现代化进程的缺失而导致了困扰印度数百年的贫困问题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下，教派主义思想自然会上升。教派主义对历史传统的汲取，教派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宣传确实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产生了范围广泛的“什么是印度？什么是印度人？印度人应该是什么？”的争论。

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同盟家族”围绕文化问题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手段。“同盟家族”利用印度民众维护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心理进行政治动员，在印度政坛的影响迅速扩大。当然，教派冲突、教派残杀使印度民众也认识到教派主义的危害，教派主义只能吸引一部分民众，教派主义政治也面临本身的局限性。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与执政，表明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日益紧密，尼赫鲁时期坚持的世俗主义政治已出现深刻变化。教派主义政治的抬头，对印度政治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冲击了国大党长期一党主政的政治局面，使印度出现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尽管给印度政坛带来不稳定，但它表明了民主的扩大，群众动员的面更为广阔，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各政党必须更多地面对选民，接受他们的评判和选择。

二、种姓与政治的结合及其影响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归根到底是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推动的结果。政治体系的功能一方面要依靠结构来履行，另一方面也必须依靠政治文化来促进。一个政治体系的文化世俗化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其政治结构的功能的发挥。印度独立后，宣布实行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印度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人种、世袭阶级、性别、出生地点或其中任何一项之理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政权下之任何雇佣或职位，不得仅根据宗教、人种、世袭阶级、性别、家世、出生地点、住所或其中任何一项理由，对任何公民认为无资格、或有所歧视。”1976年通过的宪法第42修正案将“世俗化”正式写入宪法序言。种姓制度与民主制的平等原则相悖，但种姓与政治却绝妙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种姓具有一定的集团意识，这样，种姓便自然成为政党利用的工具。政党借用种姓的外壳来谋取党派利益，种姓则借助政党维护本种姓利益，种姓政治应运而生，表现形式便是出现了种姓协会与种姓政党。种姓协会（CasteSabha）是种姓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的组织。种姓协会一般由同一种姓的人组成，定期召开大会，开展各种活动。如：讨论如何提高本种姓地位，办报办刊宣传本种姓，发掘整理种姓系谱，推选代表本种姓利益的候选人参加选举等。种姓协会以提高种姓地位、参与政治活动为目的，是现代民主制度与传统社会组织相结合的产物。种姓协会虽然与传统的种姓制有实质上的区别，但也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种姓协会加速了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

种姓组织的出现使人们的种姓观念有所复苏，这与种姓应逐步淡化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一定程度上与世俗化相悖。种姓还构成很多政党的基础，目前印度很多政党都具有种姓背景，如泰米尔地区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是反婆罗门的政党；民族是奈尔种姓的党；社会主义共和党是艾札瓦种姓的党；阿卡利党、共和党等，也都是种姓政党。这些政党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往往从本种姓的利益出发，而这些种姓也往往支持本种姓的政党。因此，政党斗争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种姓集团的斗争，如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社会党的斗争反映了非婆罗门与婆罗门的斗争；安得拉邦的共产党与国大党的斗争实际上是卡马种姓(Kamas)与雷迪种姓的斗争；喀拉拉邦的社会主义共和党与社会党的斗争是艾札尔种姓与纳亚尔种姓的斗争。印度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制，政党的得票多少决定了政党的命运。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各政党往往需要寻找一些集团的支持，在印度，他们自然把目光投向种姓。一个政党只有从占优势的种姓中任命候选人，该政党才有可能赢得选举，因为在单一选区多数得票制下，这种做法才能使一个政党得到多数票。于是在选举时，各政党便使出浑身解数，争取人数占优势的种姓的选票。而在选举时，尤其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因素是种姓团结”，选区中大的重要的种姓“倾向于或者支持本种姓受尊敬的成员，或者支持本种姓认可的政党。”这样，在印度很多地区，种姓往往成为政党竞相争取的对象。例如在北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中间种姓和较低种姓一直成为政党争取的对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首先是社会党的争取，60年代和70年代是民众党，1989年和1991年是人民党，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落后种姓甚至贱民被印共（马）所争取。

在竞选中，种姓口号是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无论高种姓还是低种姓，发现民主、选举制度可以为他们提供合法的角斗场。种姓政治的出现，使政党、选举等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找到了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低种姓政治力量的参政，也使印度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分化组合，增加了印度政治变迁的复杂多变性。由于种姓政治的出现，民主政治和联邦分权使印度种姓冲突在邦一级大大增加：如安德拉邦的kamma种姓和reddi种姓，卡纳塔卡邦的vokkaliga种姓和lingayat种姓，拉贾斯坦邦的rajput种姓和jat种姓，泰米尔纳杜邦的婆罗门种姓和非婆罗门种姓。印度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大小王国互相征战，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种姓复杂多样，这样的特点使印度历史上不曾有过“印度”国家的大概念，而只有宗教、语言、种姓、地区意识。地方领导人为了党派利益，为了个人目的，常有意识地利用地区主义情感，以削弱中央权威，增强他们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因此，他们常“毫不犹豫在群众中进行地区主义的宣传”。国大党执政时期，“所有反对党都力图利用地区的、教派的和种姓的不满情绪来扩大反国大党的力量，所以出现了一些不详的迹象，其中之一就是效忠地区政治的现象明显地重新出现。”因此，种姓政治的出现，不仅使种姓冲突大大增加，也使中央—地方关系出现变化。种姓与政治的结合，一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增强了人们的种姓认同，加剧了种姓冲突，但另一方面，它使印度出现政治多元化格局。种姓政治的出现，对下层人民来说，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表明了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对于印度从国大党一党主政向多党竞争格局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政党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利用种姓这种传统工具拉选票，种姓成为政党联系群众的一个媒介。种姓政治的出现，使印度民主政治带上了传统特色，使印度民主政治具有自身色彩，也是印度传统组织对政治现代化的适应。

三、家族政治的影响与作用

印度自1947年独立到1989年的42年时间，尼赫鲁家族三代成员担任印度政府首脑达38年。2004年大选，国大党再度执政，家族政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家族政治与民主制相背离，容易导致专制、腐败等不良现象。但家族政治在印度有如此长远的影响并非偶然，是由印度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印度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民众具有崇拜权威、崇拜领袖的心理。而印度又有特殊的种姓制社会结构，人们对婆罗门种姓普遍尊崇。尼赫鲁家族老一代成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婆罗门种姓的身份，自然得到印度民众的崇拜和尊敬。民众对尼赫鲁家族的这种心情又转移到下一代家族成员身上，使得家族政治在印度长期延续。印度种族多样，文化多元，教派复杂。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民主制的推行可能还需要集权的形式，需要家族政治的作用，正如政治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说：“民主在本质上倾向于以威权的方式解决重要问题。”

印度这样一个特殊历史国情的国家，独立后成功推行和实施了民主制，家族政治和权威人物发挥了核心作用。尼赫鲁是印度民主制的推行者，是印度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师和执行者，他的执政使印度奠定了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他始终处在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他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国大党如果没有我，在中央和邦就不会有稳定的政府，就会出现分裂，这是事实。”英•甘地执政时期，虽然出现了短暂的威权主义政治，但她最终结束了威权主义，使印度民主制经受了考验。英•甘地执政时间之长仅次于尼赫鲁，这是印度“发展成熟时期”，是“自立、自信，能经受住国内外压力的时期”。[18]英•甘地的执政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消极影响，但她实施农业发展新战略，解决了长期困扰印度的粮食短缺问题，80年代进行经济政策调整，拉开了印度经济改革的帷幕。这些成就不仅对印度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印度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拉•甘地在发展印度经济、解决教派冲突、缓和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尼赫鲁家族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把家族传统与西方民主政体结合起来，依靠传统家族政治的形式推动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构建。家族政治在印度的存在是由其历史国情决定的，它对民主制的推行、对印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家族政治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家族政治为民主制在印度的推行发挥了一定作用。印度有上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有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多元文化，又深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由于印度具有特殊的历史国情，民主制还需要威权领袖以集权的方式来推行，从尼赫鲁到英•甘地再到拉•甘地，长期的家族政治使印度从独立之初就有一个坚持民主主义信条的稳定的威权核心来推动和维持印度的民主政治，其间虽然有波折和摇摆，但尚未脱离民主政治的轨道。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在尼赫鲁家族长达38年的执政中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民主制度的确立和运转与尼赫鲁家族的作用密不可分。一国的传统文化是影响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首先，传统文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和背景，任何政体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其次，文化观念是政治制度确定的先导，文化的嬗变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形式的变更。再次，传统文化对政治主体具有塑造作用，它培养国民的意识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素质，造就政治角色。人们的政治行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印度独立后虽然确立了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但印度宗教文化浓厚，种姓观念根深蒂固，教派主义对政治的渗透、种姓政治的出现不断冲击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也动摇了国大党的一党主政地位，使印度出现多党竞争执政格局。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一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政治现代化找到合适的方式，推动了政治多元化。

作者：洪共福单位：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