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制造行业改进措施范文

1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产业配套齐全的产业群，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台式计算机产量占世界产量50%以上。微机、彩色电视机、激光视盘机、彩色显像管、组合音响、电子元件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名列全国首位。在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带动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为广东的重要支柱产业，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产值1643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32.7%，工业总产值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涌现出了华为、中兴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开始占据国外重要的通信和消费类电子市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仍然存在着以下两大突出问题:第一，结构方面:产业层次低，对外依存度高，出口加工模式占主导地位。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加工组装生产模式使得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过大，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严重威胁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出口减少、代工厂商倒闭的现象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另一方面，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以代工生产为主，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销售渠道，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因而总量巨大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低下，从出口代工模式(OEM)向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自主品牌制造模式(OBM)升级成为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迫切需求。第二，技术方面:研发不足，技术发展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发展大多停留在模仿与“山寨”的低级阶段。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和产品创新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作为支撑和保障。数量众多的广东省电子信息企业多为代工企业，创新意识薄弱，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即使是研发投入最多的华为公司，2009年研发投入也仅为20亿美元，与微软、IBM等企业的年研发投入经费60亿美元左右相比，研发投入差距仍十分明显。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利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其成因进行解析，并以此提出制度层面的改进措施。

2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2.1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思想

路径依赖思想来自物理学和数学，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其引入到制度经济学研究当中。对路径依赖理论贡献最大的是PaulA.David和W.BrainArthur。David(1985)在《ClioandtheEconomicsofQWERTY》一文中关于QW-ERTY键盘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使得路径依赖的概念被正式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当中，他揭示了偶然的小事件对技术变迁的影响:最初由于打字机设计问题，不得不降低输入速度而使用QWERTY键盘，后来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仍继续使用这种键盘，而不是使用打字速度更快的键盘。Arthur(1989)从技术的相关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阐释了路径依赖的机理。Arthur的路径依赖理论建立在收益递增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现代技术经济的发展显示了报酬递增的特性，一旦某种随机事件选择了某一路径，这种选择就可能被“锁定(lock－in)”，而不会选择其他更为合理或者先进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路径依赖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制度变迁研究当中。North(1990)认为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他认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主要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学习效应，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制度变迁受到制度重新建立时的建设成本制约。

2.2外向型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

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选择代工生产这样的模式，采购与供应链中国市场2011年第10期(总第621期)是广东乃至中国的资源禀赋的自然选择，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亟须从代工生产(OEM)向自主品牌制造(OBM)转型升级。由于技术能力不足以及国际销售渠道被跨国公司控制，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向自主品牌制造模式升级十分困难，价值链难以得到延伸，因而长期“锁定”于代工生产模式。于明超等(2006)指出，如果中国本土企业满足于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无法获取或掌握核心技术，在技术上易形成路径依赖。张杰、刘志彪等(2008)指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导致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偏好于代工或贴牌方式的出口加工贸易;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的条件下，从事构建自主品牌且销售于国内市场的高技术能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仍然不足，首先是以代工模式为基础而增加的签约或订单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其次是模式转换成本太大，这些都使得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形成了长期的路径依赖。

2.3技术模仿与“山寨”的路径依赖

从模仿到创新，从引进、消化、吸收到改进、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走向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从掌握成熟技术生产能力，到产品设计能力，再到最终形成基础研发能力，这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阶梯。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亟须由依赖技术模仿的模式升级为依靠自主创新的新道路。当前，“山寨”现象很好地体现了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技术模仿中所出现的路径依赖问题。“山寨”一词出自广东话，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理的意思，其流行始于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其实，“山寨”现象早已有之，但是近几年来以电子制造业为代表的“山寨”产业链迅速膨胀。这些企业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以低价格取胜主流产品。“山寨”现象是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模式的真实写照。当然，“山寨”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底子薄，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和国外主流大品牌硬碰硬，那么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无法生存。可以说，“山寨”模式是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最经济路径。但要实现技术赶超最终还是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以及品牌化的发展路线。华为等通信设备制造商起步于模仿，但是注重研发，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超越。然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一旦选择了“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就会产生了创新的惰性。因此，技术模仿与“山寨”模式转型为自主创新需要依靠和建立良好的创新激励制度。

3宏观制度层面的原因分析

3.1信用体系不完善

民营经济在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我国民营经济生存发展中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账难和贷款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由于银行等信用机构的资源主要投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贷款难一直是困扰着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另外，在内需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拖欠和“三角债”问题普遍存在，在外部融资难的情况下，这会严重干扰企业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而在代工模式下，以代工模式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另外在国际贸易中有信用证等贸易方式的保证，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市场。这样，虽然利润比内需市场低，但由于订单稳定并且能在一个确定的预期期限内收回账款，总体来看，企业的选择出口的利润要大于在内需市场的利润，因此，其选择出口的动机就更为强烈。

3.2市场竞争环境欠佳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来自民营企业，但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受到的条条框框束缚仍然太多，其活力没有爆发出来。民营企业所受的待遇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市场准入问题，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民营企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市场充分竞争、依赖劳动密集型要素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次是融资待遇问题，由于担保体系不完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融资困难;另外人才问题也比较突出，民营企业需要人才，但没有转人事档案权，人才不能落户，社会保障问题难解决，因而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缺乏问题。再次，以GDP为核心标准的官员绩效评价标准和地方政府GDP竞赛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低端制造业的角色。由于企业以出口代工对地方GDP增长拉动最快，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扶持出口代工企业，人为扭曲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制造业的角色。最后，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有效的资源配置，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国内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的真正形成与优化。

3.3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低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能高效运行，导致“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模式和“山寨”现象盛行。模仿者无须高昂的前期研发投入就获取了新产品的技术与工艺，与研发者进行低价恶性市场竞争，导致研发者无法实现创新投入的充分补偿和收回，严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4制度层面的改进

要改变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代工模式和技术模仿的路径依赖，就必须克服“锁定(lock－in)”效应，主动偏离现有路径，从中“解锁(lock－out)”，实现“路径创造”。而这依赖于对现有制度环境进行改进。第一，完善信用体系。首先要完善征信系统，建立全国性质的征信网络，大力发展信用中介和评级机构。其次是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加强执法，使得违约成本增加，从而达到鼓励和尊重合规守信行为的目的。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首先要不断宣传知识产权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光荣，侵犯知识产权可耻”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联动，建立全国性质的知识产权数据库。再次是要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第三，优化市场环境。一方面，给予民营经济以更为平等有利的市场地位，放宽市场准入，完善鼓励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在政府购买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真正建立起高效运行的国内大市场。诚然，上述制度环境的改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制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本文所分析的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有利，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效益的提高，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加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