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媒论文范文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诚勿扰》 传媒文化 媒介传播 影响
《非诚勿扰》的走红
电视相亲类节目是在媒介激烈竞争压力下的新型产物,虽然它并非由中国媒体原创,但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却让该类节目的原产地美国的媒体《今日美国报》等都大为惊叹。“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包括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①
《非诚勿扰》节目符合当下社会关于“剩男”“剩女”的话题,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并且成功运用了“视觉传播”效果,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包装还是女嘉宾的形象上,都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度。《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使得全场节目充满变数、伏笔重重,更增加了其收视率。此外,精准的“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定位也让《非诚勿扰》高居收视榜首。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的“话题”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电视台频频制造的各种噱头正是这类节目火爆的最大理由。“拜金女”“富二代”等互相攻击的出位语言,在《非诚勿扰》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甚至保持着较高的频率,这使得“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大型网络讨论区内有大量针对该节目褒贬不一的发言,而且言辞同样犀利。即便如此,该节目依然能够“夺冠”,由此使得同行竞相羡慕、效仿。“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一些处于弱势、低收入和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女嘉宾的调侃对象。一些节目中明显表现出嫌贫爱富、轻视普通劳动阶层的不良现象。”很多话语“体现出了80后青年对感情处理的直接而粗暴,甚至是不负责任。”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这样的两个观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会使一切文化变成附庸甚至消失,而这种消失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③如今,在由“看图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④当代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的转向使得传媒文化形成了视觉霸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 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rninam)。”⑤
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众传播影响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大众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等。尼克・斯蒂文森说,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传播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媒介就是文化的产物。有了文化,就需要传播;文化越繁荣,传媒越发达,传媒文化越繁盛。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s)这个概念最能反映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表明传媒自身也构成一种文化系统。⑥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形式及传播内容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觉文化突出,电视媒介注重“形象包装”。现在,无论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等传统的印刷传媒,还是电视传播媒介,甚至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正在遭遇着“视觉的征服”。当“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了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也正因为“视觉至上”原则,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以超凡的色彩和夸张的布局来争取更多的受众。《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形象包装”充分体现了视觉文化的转向对电视媒介的巨大影响。节目的包装非常精心细致,不论是现场整体的环境氛围、灯光服装、化妆以及道具,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尽量与节目的目标受众“时尚的年轻群体”贴近。同时节目参与者的装束也十分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多位平面模特的加盟更在无形中为节目创造了较多的看点与卖点。
我们甚至可以亳不夸张地说,电视传媒如果缺少视觉冲击力,同时又面临互动式新兴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将会立即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电视传媒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今日电视传媒的视觉性高低可以说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上的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难免会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⑦
第二,传媒文化促使电视媒介商业化与娱乐化。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繁荣程度。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评判权完全交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至此,为了讨得广大消费者的欢心,传媒文化不得不将电视媒介推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道路。
《非诚勿扰》以夺得收视排名第一为目标,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为手段,全然不顾由节目内容而引发的各类争议。看过几期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每一期节目几乎都会“精心”设计一个话题,或与金钱有关,或与道德有关。比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宝马女”,牵一下手要20万的“拜金女”,甚至是因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及现场调解员乐嘉“攻击”的“富二代”,明明条件很好,却迟迟不肯速配下台的女嘉宾,这些都会成为受众攻击的看点。诚然,为讨好消费者,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于是,受众想要什么,《非诚勿扰》就做出来什么,美女,金钱等社会上热议的话题毫不加回避直接讨论,虽然收视率提高了,但是对广大受众的误导与错误的价值观的宣传,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也是传媒文化娱乐化的巨大弊端,它削弱了传媒文化的深刻性,导致其日益趋向浅显低俗的娱乐化,并颠覆了现存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第三,传媒文化激发了受众“偷窥欲”。《非诚勿扰》节目在激发受众“偷窥欲”上做了很好的处理,甚至可以说,该节目的火爆也归功于敢于暴露男女嘉宾的隐私。将功利主义裸地摆放在公众面前,对自己交过女友的数目坦然暴露给公众,得益于受众对隐私的好奇,由此《非诚勿扰》超越了多数电视传媒节目,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南京师范大学新传院副教授于德山认为,真人秀改变了大众对隐私和自我表达的态度。事实上观众和真人秀节目的关系远比一般节目复杂,他们收看并不是因为某个角色是行为模范,而是因为彻头彻尾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的深层含义是:真人秀节目迎合了人性中坏的成分,尖锐丑陋,喜欢看人出丑。”⑧《非诚勿扰》的制作人王刚也承认,其实只是借着婚恋交友的名义,节目的实质还是真人秀。
如今为了提高自身的商业价值,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介,将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作为“卖点”;在电视节目中,更是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以吸引受众;在互联网中,个人日记更是被搬上博客以曝光个人隐私作为增加点击率的筹码,等等。当代传媒高度娱乐化,越是奇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就越有传媒的商业价值。然而却因为中国的传媒立法尚不健全,以至于导致了传媒对私人生活的窥探,进而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
在这个“快餐化”与“物质化”高度盛行的时代,相亲类节目只是顺应浮躁的环境而滋生的产物。传媒文化对电视传播节目的影响也绝非仅限于以上三点,更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经济学院)
注释
①《非诚勿扰》baike.省略/view/1664023.htm?fr=ala0_1。
②王彩平:“‘热相亲’的冷思考――兼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10年第6期。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0页。
④江月英,贺莉娅:“真人秀节目的‘怪胎’:电视相亲类节目――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例”,《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第4期。
⑤⑦周宪:“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论传媒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 文 章来 源 自 3 e d u 教育 网
如今进入媒体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日益被电视、电影、网络、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所包围、渗透。文学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文学终结文学死亡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
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而对国内文论界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米勒也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①在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中,他们断言在媒介化时代,“文学的时代”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国内学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从事实看,“文学终结”的判断不免过于悲观,只不过是文学已失去往昔的光环和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图像化”时代,文学的身影早就穿越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游荡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瓦尔特?本雅明早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就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时代的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显着的就是在传播媒体发达的今天,文学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媒介,其跨媒体传播成为现实,尤其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的关系愈益密切。本文在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化生存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学与影视传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一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 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ldquo
;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着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着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着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着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着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着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着深刻的审美意蕴 。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着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三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 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李伟、郭东编译,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③ 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n 论传媒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 论传媒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 ：视觉文化研究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风格
论传媒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 文 章来 源 自 3 e d u 教育 网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而对国内文论界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米勒也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①在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中,他们断言在媒介化时代,“文学的时代”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国内学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从事实看,“文学终结”的判断不免过于悲观,只不过是文学已失去往昔的光环和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图像化”时代,文学的身影早就穿越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游荡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瓦尔特?本雅明早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就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时代的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显着的就是在传播媒体发达的今天,文学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媒介,其跨媒体传播成为现实,尤其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的关系愈益密切。本文在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化生存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学与影视传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一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 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
;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着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着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着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着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着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着深刻的思想 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着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着深刻的审美意蕴 。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着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三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 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李伟、郭东编译,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③ 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影视文化；跨平台
20世纪60年代，国外出现了新媒体（NewMedia）概念。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概念，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媒介传输平台，新媒体逐渐走上传播的主角位置，传统的影视传播与新兴媒体相互融合发展，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们开始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关注影视传播形态的发展。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的大众传播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视作品的传播也开始突破传统，传播内容可以在不同媒体之间进行互动，传统影视与新兴媒体之间的传播边缘淡化并相互渗透融合，开启了全新的跨平台传播模式，呈现出联动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一、新媒体平台为影视文化传播开拓了一个全新渠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6年8月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而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则达5.14亿，使用率提升至72.4%，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过网络音乐，成为娱乐类的第一大应用，更是远超过通过影院、电视观看影视的观众人群。从这些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通过视频网站来点播和下载电影和电视，利用手机、移动终端等电子产品随时随地收看视频内容，新媒体应用的普及为影视文化地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传播渠道。借助高科技的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平台，以新媒体作为影视文化的传播平台，其传播方式更为立体化和多元化。
首先，影视文化传播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弥补了传统“影院+电视台”的线性传播模式。虽然“影院+电视台”的传统传播模式，可以完美地呈现影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极大地增强影视画面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但瞬间即逝的传播效果却是其致命短板。而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弥补了“影院+电视台”的传播缺陷，影视作品的后续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性模式，利用互联网的高科技，可以实现影视作品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延续性传播。
其次，新媒体的大数据技术在丰富影像资源的同时，也使得上传和下载显得简单而方便，而且日益更新的新媒体技术为在线直播、差异化传播和互动点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满足了信息时代观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影视文化的这种传播形式不仅适应了现阶段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而且差异化的传播模式也促进了新文化群落的形成，推动着影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媒介融合的跨平台模式，也为影视文化的立体化、多元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传播优势，一方面使得影视作品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从“影院+电视台”的直播，到新媒体的延伸性传播，以及后续衍生的关于影视文化的新媒体节目，这一系列的融合传播战略不仅弥补了单一线性的传播短缺陷；另一方面接过多元化传播的接力棒，实现了影视文化的跨平台传播，增强了影视文化的传播效果。
二、媒介融合实现影视文化的跨平台传播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普及，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传播其价值理念，进行文化输出构筑其形象时，跨平台的影视文化传播就成为一个全新的渠道。通过媒介融合的跨平台传播，影视文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吸引、感召和同化不同的观众，传递着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媒介融合形成以视听和互动为核心的传播模式。这种“影院+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多终端、立体化传播，在功能上提供影视作品的自由播放、下载和分享；在内容上既集成了传统“影院+电视”媒体的精品内容，又集纳了网络自制的影视个性化节目；在地域上不仅能覆盖当地和国内，而且可以实现全球化传播，扩大观众对影视文化的消费选择。观众除在跨媒体平台上享受影视作品外，还可以通过微博、BBS论坛、豆瓣评论、微信公众号等参与影视作品的讨论中，以此提高影视文化的外延传播。
跨平台的影视文化传播，由于网络技术在传播领域的介入，赋予影视文化传播崭新的特征，其中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传播层级的重构上，即传播通道由单一的线性模式向多极化多元化的非线性模式转化。这种传播的多元化非线性打破了影视传播集权化、权威化、单向性的传播模式，很多的影视作品在宣传和播映影视作品时，除了利用影院、电视台等传统的传播媒体外，也会利用网络传播的跨时空和交互性进行宣传，为影视传播提供多元化条件，形成网络传播和影院加电视台相结合的跨媒体联合推广的新模式。比如Fox（福克斯）网站除体现影视动态、影视文化和影迷俱乐部这些基本影视元素外，还研发角色扮演等参与性强的网络游戏活动。电影《赤壁》正式上映后，其网络视频伙伴也迅速推出一套名为“赤壁”的网络小动画，并获得了大量点击量，与《赤壁》的传统票房战绩相互呼应。
因此，这种跨平台的媒介联合互动创新了影视文化的传播思维。目前，各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显示出其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重要性，影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业，借助跨平台的媒介联合，可以充分发挥扩展其传播的影响力。虽然“影院+电视”作为传统的传播平台，其视觉效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但转瞬即逝的传播力却是其传播短板。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虽然在内容和质量上稍显劣势，但在传播上却有着庞大的观众群和独特的吸引力。因此，影视文化的跨平台媒介联合既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使观众享受到传统“影院+电视”播放模式的视觉盛宴，也能够方便满足信息时代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提高影视文化的传播力。
三、媒介融合的“合纵连横”模式提高影视文化的传播力
约瑟夫•奈教授在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阐述到：“美国软实力就是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并为美国价值观服务的，具体表现为美国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快餐、时装、主题公园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美国雄霸全球的文化产业为基础，并通过大众传媒的有效传播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影视艺术的文化影响力已经成为传播价值观念及文化理念的重要工具。而美国也正是依靠好莱坞高科技电影和包括FOX和CW等在内的五大电视网娱乐节目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借助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融合的“合纵连横”传播模式，有效提升了美国人所标榜的“美国文化”。媒介融合的“合纵连横”模式，既包括以传统“影院+电视”和新媒体发展的技术联合，也包括以观众需求为核心的内容联合。因此，这种跨平台的“合纵连横”，既能够使传统“影院+电视”和新媒体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够借助平合提高影视文化的传播力。当某一影视作品引起观众的高度关注时，在新媒体的BBS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影视文化社区中就会展开交流，电视节目的形式内容、节目编排；电影的主题深度、剧情表演等都是观众热烈讨论的话题。新媒体平台上除了观众关于影视文化的自主关注和自发讨论外，很多与影视文化相关的节目和广播也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向公众传递影视文化信息，满足公众的需求。豆瓣的评分和影评、喜马拉雅的《反派影评》广播节目、微信公众号的影视工业网等自媒体平台，不断向公众传递关于电影的资讯和外延文化。因此，从传统的“影院+电视”模式逐渐延伸到新媒体的跨平台传播，在影视文化的传播力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这种全媒体的融合方式使得影视文化传播呈现立体化趋势。
交互性是新媒体传播的重要优势，全媒体的互动形式增强了人们对影视文化的传播力。现在很多电视节目在制作和播出过程中都融合了新媒体的互动性，除了现场的互动形式之外，场外的互动传播也成为电视节目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系列电视文化节目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调动场外观众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蒙面唱将猜猜猜》《中国新歌声》等娱乐类节目则通过与新媒体的跨平台传播，吸引观众的集体猜谜和讨论。这种互动形式一方面能扩大观众的覆盖面，激励广大观众积极参与到电视节目的传播中；另一方面则激发场外电视观众的兴趣，实现电视文化的外延伸传播，丰富影视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因此，跨平台传播的互动是对影视文化传播的有益探索，也是影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转型。这种跨平台的互动形式一方面借助传统的“影院+电视”传播平台，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影视文化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也借由观众的场内外参与，关于影视的外延视音频节目，增强影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利用媒介融合的跨平台传播影视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近几年来，人们的文化消费心理和行为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寻求更有效的传播手段满足人们的收视需求也成为影视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环节。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影视文化传播开始寻求突破和创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影院+电视”传播平台，而是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创新影视文化的传播新模式，利用媒介融合的跨平台展现更加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播新思维，满足观众日益改变的文化消费心理和行为。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影视文化跨平台传播，让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视觉效果的同时，也让大众化的影视文化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关注媒介技术本身、聚焦于媒介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对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反思中，重构理解媒介社会的理论视角。
一、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特征
传统的媒介研究包含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主流，经验学派是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其研究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沉默的螺旋，枪弹理论等）；批判学派关注大众媒介的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多的是媒介的所有权。其源头一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媒介中内容所导致的影响。批判学派不关注传播的效果影响，也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方面带来的社会影响。
媒介环境学一方面强调媒介和人的关系，媒介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强调媒介、技术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关注媒介的不同形式带来的影响，以新的观念看待媒介技术和社会相互共生关系。
二、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媒介技术历史分期
媒介环境学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媒介技术的变革是同步发展的，基于这样层面，把人类社会变革按照媒介技术的变革作如下历史分期：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依靠人体的发声，面部表情，肢体手势动作，简单物品摆放等完成的，传播在近距离实现，信息量少，零散无序。信息传播源是族里长者，是最重要的信息媒介。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的出现使信息传播由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文字信息量大，精准，易储存，实现异地传播。文字作为媒介的传播，从时间悠久性、即时性和空间的广袤、无界限上实现对信息的传播。
（三） 印刷传播时代
印刷术给人们提供大批量复制信息的途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使信息传播进一步民主化。印刷术给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给大众创造新行业和产业，国家的法律条文通过印刷媒介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四）电力传播时代
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技术相继问世。电子媒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巨大改变，因为媒介传播给大众的信息种类繁多，信息量大、质量高。
（五）数字传播时代
新兴起的媒介有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手机及不同的社交软件等。信息传播以数字信号形式进行传播，传播速度极快，且及时播报；存储空间大，可云同步，实现全球性传播。数字媒介较电力传播媒介不同的是，使用者可以控制信息流向，实现媒介和使用者的互动传播。
三、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新媒介的内容是旧媒介的延伸 。媒介社会与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从口语到文字的传播时代，社会背景不同，技术也不相同，文字出现使信息准确度得到提升，使口语传达过时，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使言语思维得到再现，发生逆转后出现了印刷技术，印刷技术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言语。而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社会，互联网使人们认知能力得到提升，它使电视功能被弱化，而互联网传达的信息使电视内容得到再现。
媒介对社会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媒介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限于内容，媒介技术形式本身一样带来了变革。一切的技术都是媒介，一切的媒介也都是我们自己感官的延伸。媒介与社会关系是非线性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是动态的，是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化，这个转化并不一定都是前进的，从口语时展到如今的新电子时代，历经了口语（感知的听觉）时代，进入印刷（感知的视觉）时代，逆转回归了电力媒介（听觉和视觉结合）时代。
而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洞见：“媒介即讯息”，并非字面的意思，媒介就是讯息，并非侧重内容，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媒介本身的形式比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更为重要。每一个新媒介的内容往往与旧媒介相同，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体，理解这些共同体的不同特征，则这些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媒介形式本身比他们所交流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
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
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社会的主导传播媒介发生变化，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在生理―感知层面，把每种传播媒介当作感知环境，每时每刻都调动着自身感觉器官去感知周围环境。而每个人感知世界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受遗传获取的感觉器官情况，感官赋予每个人不同程度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符号层面上，把每一种媒介看作一种符号环境，由一整套的独特的代码和句法有条不紊的构成符号环境。一方面，我们凭借感官来感知我们周围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部去思考、感知物质世界。而语言的内部符号结构和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参数，在这个参数内我们重新构建周围世界的概念。
总体上看，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思维展开，是以下面的基本理论命题为前提的：
理论命题1：传播媒介不是“搬运工”。不单单只是把数据和信息从原来的地方完整的传输到新的地方，不是无价值标准的渠道。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
理论命题2：每种媒介具有不同程度偏向性。其中具体包括有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形而上、认识论以及政治和社会偏向等。每种传播媒介均起源于非真空里，都必须以某种物质为载体。
理论命题3：传播技术对心理、感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中包含正面和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与媒介技术本身偏向有关，两者是相依相生的。
其理论命题是一个连续体，其两端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视角，一端是软技术决定论，在媒介的一系列发展、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人是核心，人的主观能动性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另一端则归于硬技术决定论，推崇技术至上，技术是引起社会变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应该在两端找到平衡，即媒介技术共生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变革中虽占有一定的影响，但既不偏向与媒介技术，也不偏向人的能动性，人与技术或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共生，而引起的社会变革。
五、重构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涵化理论 传媒 价值观影响 教育引导策略
当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影响力巨大，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学校甚至家庭的作用，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大学生的社会认识和自身人格塑造有着巨大的作用，深刻影响着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有的大学生在传媒环境中难以自拔，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接触媒体之中，对学习失去兴趣，学习成绩下降，影响了学业和自身发展；有的则沉溺于传媒，热衷于虚拟交往，而忽视现实的社会交往与沟通，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态度；还有一些大学生，消费观念深受媒体中的自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消费行为变得冲动而缺乏理智。诸多现象说明大众媒体的现代化与多样化，使不少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生的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对于人们深刻认识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的影响，理性认识传媒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涵化理论揭示了传媒与人们的价值观形成的密切关系
格伯纳与他的合作者在1969年开始实施的 “文化指标”的大型研究项目，其核心部分的内容就是涵化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产生于美国举国上下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特有暴力影响的关注背景下，其主要内容在于指出大众传媒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核心内容是如下：
首先，当今的电视等大众媒体不但是人们的娱乐工具，它所传播的信息、观念和意识也对受众认知世界发挥了主宰作用，或者说大众传媒对人们的价值起到了教化作用，并且这种教化作用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其次，大众媒介在受众形成当代现实观念和社会意识的“主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主流”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传播的内容而异的。再次，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并且这种倾向性价值观不是以古板说教的形式，而是以事实报道的形式，甚至是以娱乐化的形式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最后，受众在传播媒介中接收到的场景信息与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遇到场景具有重叠性，因此，它容易使人们产生心理的共鸣，从而提升教化的效果。因此，传媒越是发达，人们接触大众传媒越多，其价值观念就越是受到传媒的强烈影响。尽管该观点过于绝对，在传播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但它的重要性是无法否定的，它对于传媒界反思自身节目制作，尤其是近年来电视屏幕上广泛出现的选秀节目的创作具有重要批判意义。
涵化理论揭示了大众传媒与受众的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使人们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对于接触媒体较多的大学生来说，其价值观受到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深刻的。同时，涵化理论也为人们分析传媒影响、认知传媒作用，并采取相应的媒体应对策略，具有引导和借鉴意义。
二、从涵化理论看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之影响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它曾经形象地将传媒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虽然鱼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但鱼却离不开水，若是水受到了污染，鱼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同样，虽然人们对传媒的存在可能并不留意，但它同样对人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若传媒环境受到污染，就会对人们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和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他们精力旺盛，对外界信息需求强烈，但对事物的辨别能力还不很强，情绪和价值认知还很不稳定。而大众传媒的普及与发展决定了对大学生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当今大学生接触传媒的时间要多于社会交往，加剧了传媒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需要一定的过程，一般包括选择、赞赏和行动三个环节。价值观的形成是逐渐的，它随着个体知识、阅历、个人需求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对价值影响不同。其中大众传媒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信息传递，尤其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的继承和传播，这也是“超女”类选秀节目收视率的攀升和明星偶像崇拜现象的重要原因。当前，对大学生影响程度最高的媒介是网络，其次是电视，再次是报纸杂志，之后是书籍，最后是广播和手机。选秀、明星备受大学生青睐，说明它符合大学生对多彩人生的向往，意味着某种潜在的理想，至少迎合他们的心理需求，继而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三、涵化理论强调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教育和引导
正如涵化理论佐证了大众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教育者和大学生之间也是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价值观则是受众的内质。教育者将正确的价值观传播给大学生，学生必须翻过“说什么——讯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两座大山，这正是制定教育对策的关键着眼点。“讯息”意味着携带正确的价值观内容，在学校的教育主要体现在德育课程教育上，同时大学文化也是一种隐性教育，作用不可小视。 涵化理论解释出的传媒环境与人们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关系，既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的深刻影响，也为人们采取传媒环境的干扰策略，促进人们价值观的正确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涵化理论的指导下，当前应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引导中，可采取如下策略：
1.加强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第一，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提倡启发式、引导式教育。德育工作者应重视聆听学生的诉说，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掌握他们的道德取向，突出他们的主体地位，把握他们思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编排道德选择的故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大学生们的学习情趣，发挥他们的潜力，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利用好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以活动为载体，提高德育工作的效果。其次，重视德育工作者素质的提高，以适应传媒环境下大学生德育工作的需要。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大众传媒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受大众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紧紧把握传媒环境下大学生德育工作规律和技巧，对学生正面灌输科学的道德价值观，进行积极引导，帮助他们提高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大学生吸取“信息精华”，远离“信息糟粕”。教师要建立起畅通的师生交流交往的渠道，为做好学生思想引领工作提供情感、智力、审美的环境，通过交往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的人际关系。所以，高校要大力提高教师特别是德育教师的实践能力，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德育教师的思想素质，使德育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把握当前传媒环境下德育工作的特点，以提高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和水平。
2.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加强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影响。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本质上是通过文化信息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因此，高校应重视大学文化的传播，重视大学精神的凝练。通过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展示，来发挥对大学生的激励和教育作用。由于校园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大学生校园生活的长期性，决定了校园文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高等学校里，校园文化是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一种内在动力，高校应加强校内各种报刊、校史室、广播站、电视台、网络、宣传橱窗、报栏等宣传舆论阵地建设，使之成为传播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同时，要重视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弘扬主旋律。
3.加强对大学生媒体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对媒体的驾驭能力。媒体素养是一种应对媒体的素质和能力，是人们在复杂的传媒环境中，正确地认识媒体，分析媒体信息、正确判断与评价媒体，在此基础上有效利用媒体的素质和能力。在大众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媒体素养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的能力，是大学生在复杂的传媒环境中成长、成才的基础，是他们在人生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因此，应重视对大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媒体，增强对媒体的判断，为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服务。学校教育具有对象广泛、教学规范、效果良好的特点。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在高校开设选修课，也可以通过媒体传播实践活动，或以开办媒体素养讲座，举行媒体素养研讨等教学方式，提高大学生的媒体素养。高校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知识竞赛、组建学生影视社团、开展社会实践以及组织学生媒体参观等方式广泛开展媒体素养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关心媒体、重视媒体的氛围。
4.重视高校媒体建设，尤其注重发挥校园网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作用。高校校园媒体具有大众传媒的属性，同时也具有高校自身的育人特色，其信息传播不只由高校控制与管理。与此同时，传媒在育人过程中应担当其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思想引导功能，对大学生的价值成熟与发展发挥良好影响。因此，高校应当重视各种媒体的建设，加大投入，丰富校园媒体的内容，增强其吸引力，努力提升校园媒体的价值引导功能。特别是校园网络，作为校园媒体中的主导媒体，应当根据高校的特点和大学生的特点，努力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为一体的高校主题教育网站，使主题教育网站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同时，要注重辅导员博客的建设，让辅导员通过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分享与互动，把辅导员博客建设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心灵驿站”和“网上教室”。
5.发挥社会合力的作用，全方位促进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发展。上述对策仅从学校层面出发进行价值观教育，大学生价值观实际上是受社会、家庭、学校、媒体行业等多方因素影响结果，这些因素形成一股磁力线般的“场”，包围着价值观教育的传播者与受众。我们看到，从“传播者”到“效果”，全过程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该系统具备实证的反馈功能，能实现良性循环。因此，如果要从社会或家庭或媒体行业的层面探讨价值观教育，需将此时的“传播者”由“学校的教育者”替换成“社会”“家庭”和“媒体行业”，从新的出发点思考，指定新的讯息和媒介。
[参考文献]
[1]蔡骐，杨静.关于涵化理论的历史考察和方法论反思[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郭中实.涵化理论：电视世界真的影响深远吗？[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媒体；影视传播；环境；传播方式
1 新媒体的定义和主要特点
1.1 新媒体的定义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与通信传播技术的前进步伐迅速，信息的传播方式与形式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单一的传播方式和形式已不再能满足当代人们追求高效率信息传播的需求，因此新媒体应运而生，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逐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究竟什么是新媒体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美国的《连线》杂志上对新媒体是这样解释的：“所有人对所有人进行传播”，这一定义虽没有被公认为标准的答案，但对于新媒体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科技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土壤”，网络数字传输技术是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技术基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新媒体衍生出多样的媒体形式提供了技术保障，如数字广播和手机电影等。
1.2 新媒体的主要特点
（1）交互性与平等性。从传播的方式来看传统媒体是线性和单向的，信息的传播速度较为缓慢且范围较窄，这就直接导致受众不能快速获取最新的信息，缺乏及时性。但新媒体的诞生却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扩宽了传播范围，当某一事件发生时受众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最新消息，并且随时随地获取消息的更新状态，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限制，同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而是被一种多元化的互动交流方式逐渐取代。这种互动性体现在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信息传播平台能够自由的进行讨论或信息反馈等，如网络论坛这一传播模式。同时大众也不再是只充当信息接受者的角色，也能作为信息的者，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就形成了平等关系。
（2）即时性与快捷性。网络数字传输技术发展迅速，为新媒体信息传播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持，使信息传播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约束。然而时间和地域却是影响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的重要因素，新媒体不再对时空有较强的依附性，信息的传播范围可以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并且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传递给信息接收者，使世界真正成为了“地球村”。
（3）开放性与共享性。新媒体时代海量的信息资源可供人们自由选择，这就体现出了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开放”和“共享”是建立在新技术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开放和共享已经成为新媒体生长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技术加入其中，模糊着已有媒介介质的边界，并共同孕育着新介质的产生。
（4）匿名性和虚拟性。网络媒体作为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就意味着新媒体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人们在网络平台进行交流沟通或获取资源时大多都是选用的虚拟身份。文本、图片和视频等等都是以数字信号的形式被传输，这就意味着在网络媒体平台传播的信息只是一串串虚拟的符号。
2 新媒体对影视传播的影响
2.1 对影视传媒的影响
当前新媒体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发展给影视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好莱坞电影导演眼中的奇幻世界，或是简淡的现实生活，还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广告，这些原来只能在影院和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现在正通过手机、ipad、电脑等新的媒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同时传播方式突破了单一的线性模式，真正过渡为即点即播，即时评论的多元互动传播模式。传播过程中的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成为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形成了真正的双向互动。
2.2 新媒体对影视作品制作方式的影响
新媒体从诞生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其影响下许多视频网站不再只选择播放常规影视作品，他们也开始尝试制作不同风格的影视作品，有的是通过漫画改编，有的则是自创的网剧，无论是在内容形式方面还是风格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虽不如美国大片那般精致，但却也新鲜感十足，受到一大批网民追捧。新媒体给制作人和观众都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空间，一方面降低了影视创作的成本，让更多热爱影视制作的人能参与到创作中来，另一方面也让大家能欣赏到更多不同风格的影视作品，满足了不同受众需求。
2.3 新媒体影响了影视作品的影片风格
通过观看新媒体技术拍摄出的影视作品不难发现，无论是制作规模还是制作方式等都和以往有较大不同。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取代了传统影视技术，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媒体技术将传统影视技术的特点都“据为己用”，再结合新模式进行影视创作，以另外一种新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例如，一些以纪实和创意为卖点的网络剧，在形式风格方面都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拍摄方式新颖，台词也常常穿插一些较为流行的网络用语，较容易被大众接受和认同，因此传播的范围十分广泛。
新媒体技术与电影电视技术的有效结合是保证新媒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影视作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新媒体在影视在创作方面也不只是完全追求“新”，也融入了许多传统文化内涵，两者之间的结合能使创作者在影视作品中更好的传递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审美等，也能积极地推动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影视传播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影视制作技术是影视传播的技术保证，新媒体技术伴随着新媒体的诞生而出现，将其与电影技术的结合是媒体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技术的支撑影视传播的方式和理念以及内容等都相继发生了变化，新媒体概念开始真正推广，对于影视传媒来说这就是一场“革命”。社会形态在变化，大众需求在变化，信息传播形式在变化，也就意味着新媒体是促使影视传媒发展的助推力量，它降低了影视制作的门槛，让影视创作不再是属于专业人士的代名词。低成本创作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影视制作过程中来，风格各异的影视作品满足了各类群体的需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让更多有想法的创作者涌现了出来，让他们带领一代人掀起自主创新的浪潮。全新的影视作品风格层出不穷，让我国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走在一起得以实现，从而使影视行业迈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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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传播；媒介；中国文学史；解构；重构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59—07
作者简介：陈晓洁，女，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艺术传播学博士（济南250022）。
文学发生史与媒介演变史是两条交错在一起的主线，从大的轮廓上看，一方面是媒介作为文学活动得以实现的载体和环境，深刻影响着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的传播反过来影响着媒介的形态和演变。当我们在这种交错的主线指引下观照文学活动时，文学史上的作品、作者、读者、事件、资料、数据等都将被重新归类、分析、编排和阐释。各种文学传播现象、传播案例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也将被重新审视和评估，并确认其在文学传播历史与理论研究框架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
将传媒视野引入文学史研究，有助于重新解读文学与社会、文化及思维的互动关系。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定历史阶段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形态构成文学活动的具体媒介环境，媒介环境的演变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这些改变也必然影响到文学活动。把中国文学史研究放在具体媒介环境中去分析，站在客观科学的立场看待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坚守构建和谐健康的文学传播环境的理想，对促进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出发点
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是人类自我认识在历史进程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需要对当下的视点有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在传播媒介的视阈下重新审视文学发展史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我们立足于什么样的时代语境和视点，从什么样的立足点去看待文学的历史，或者说我们解构和重构的理论出发点是什么。
从文学的当下现实出发，我们的立足点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学属性多样化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下媒介环境中，文学属性的具体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文学作为精英艺术的那些特征逐渐淡化，而作为文化商品的那些特征正在逐渐彰显。我们要从多样化的属性特征去看待文学的历史。
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就能归纳出事物的不同属性。这说明事物是复杂的、生动的，正是这种复杂性才使世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之所以事物的不同属性在人类实践的价值尺度上被分别置于本体的地位，是因为事物本身的演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们考察事物属性的语境和前提。不论是事物自身发生变化，还是外部关系发生变化，都会导致事物的不同属性之间的更替和凸显。当前的媒介环境重构了文学的外部关系，赋予文学艺术新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迫使我们去思考文学本体发生的变化。
媒介的演变使文学的单一性特征转变为多样性特征，使“单调”的文学变成“复调”的文学。长期以来，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中国的文学合乎逻辑地呼应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需求，始终显现着意识形态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精英艺术的一种，文学扮演着突破政治重围和历史重负的先锋角色，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不断探索新的文化身份。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也逐步走向了市场化，原先的意识形态本位和精英艺术本位逐渐发生动摇，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动下，文学滑入文化产业的怀抱。
把文学视为一种文化产业，并非否定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精英艺术属性，而是调整了文学属性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变迁，文学的商品属性从过去的边缘地位逐渐走上了前台，成为强势属性，而意识形态属性和精英艺术属性逐渐退居到后台，这不是说它们消失了，相反，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在商业大潮的掩护下，在不同阶层、民族、国家和地域间扩散，如同无色无味的空气渗透到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的缝隙中，以一种更加消遁于无形的战术，成为某些文化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武器。
把文学置于文化产业的本位上，是中国文学的自我调适，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学变化的显在的方式，文学一旦进入产业化运作，必然导致创作、管理、发行、阅读等诸多传播环节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把影响扩大至全社会。文学的产业化意味着文学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过程，通过消费实现利润。资本和市场是产业的两大要素，文学产业化也就是文学成为资本，被市场化，文学资本通过文学生产、流通、消费获得经济收益。文学的资本化不只是意味着经济资本的投入，还包含着文学资本的发掘、积累和运作。文学资本一般以文化资源的形式潜在着。“一个国家越是拥有稀缺性的文化资源，便越能拥有更为强大的文化能力，并在产业化运作中转换为文化资本的相对优势。”①文学一旦被历史车轮裹挟着进入市场，就必然要依循市场化运作的规律。于是，如何扩大文学的传播范围，推动市场和消费，以争取更大经济效益就成为文学产业化的预期目标。文学作为传统精英文化的光环褪去了，带着商业指环的文学放低了身段，在不同的媒介和场合下做着专职或兼职工作，以便在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大潮冲击中争得立足之地。
文学属性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提醒我们不要以固化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要从多个角度，结合具体语境动态地、客观地看待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具体特性。
（二）文学价值多元化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当下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价值出现多元化。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审美，都不再是文学主要的或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立足于当下传播环境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要采取多元化的价值标准。
进入大众媒介时代以后，文学的市场形态得到前所未有的发育，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市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虽然这并不是说文学的艺术价值标准丧失了，但是至少在评判文学作品价值时，市场价值成为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文学作为精英文化的一个象征就是文学史编写的“名著”传统，我们的文学史其实是名家、名著史，这种传统把文学的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标准和目的，因而贬低了历史分析中的语境关系，减少了对文学演变过程中其他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把审美特性与文学其他特性分离开的做法阻碍了对文学的非美学考察，而这些非美学因素——尤其是传播媒介的变化——有可能是形成或影响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从当下的语境出发反思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我们更能感受到那种孤立的艺术或审美角度的局限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艺术审美是文学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特性，但并非全部，除此之外，文学还是一种信息，一种商品，一种文化媒介，这些不同层次的要素和特性共同构成文学这种社会现象的性质和形式，通过在不同的视角和框架中建构起这些性质和形式因素的相互关系，文学的本质属性得到了不同层次的表述和展示。
文学理论并不是僵化的理论，文学理论的领域和视野经历过多次变化和扩展。“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研究作家转移到研究作品本身，第二次又从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②这两次转移体现了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呈现出“作家—文本—读者”的逻辑顺序和历史轨迹。这个顺序和轨迹也构成了文学传播发展的基本历程，对应着文学传播活动中的几个要素：“传者—信息—受者”。文学理论研究的路线从最初研究信息的发出者开始，然后转向信息本身，认识到文学信息的文本是最重要的，之后又认识到文学接受者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制约和影响。这个逻辑历程与传播学研究发展的逻辑顺序正好契合，而且也符合信息传播的基本范式和规律。
当我们站在文学与媒介双向互动的立场，依据多元化文学价值标准，在媒介环境演变的视野下观照文学史的时候，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将面临被解构的压力。许多习以为常的结论，或者曾被忽视的见解和史实在新视野下显示出新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恰恰是这些曾经被忽视的线索和痕迹以某种方式构成了今天的文学，并且还会继续影响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扩展
从最近几年关于文学传播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我们能看出如下几个转变趋势：一是向传播学靠拢；二是向媒介形态靠拢；三是向主体间性靠拢。向传播学靠拢表现在分析文学与媒介的视角和方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文艺学、美学等向传播学理论，尤其是媒介研究理论转变。麦克卢汉等传播学者的媒介理论成为许多学者分析文学传播现象和规律的重要理论工具。向媒介形态靠拢表现在从泛泛而谈媒介对文学的影响，逐渐过渡到结合媒介的具体特征，从媒介形态的演变以及具体媒介类型出发，分析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向主体间性靠拢则体现在从单方面分析媒介对文学的威胁和冲击，转向比较客观地看待文学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在二者相互作用的视角中分析问题。
这些变化趋势正是文学研究主动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一种表现。传媒视阈下的文学研究需要积极地借鉴传播学尤其是媒介形态理论，既要关注微观领域的具体文学传播现象，也要宏观概括文学活动中文学与媒介的整体互动规律，从互为主体的立场上辩证地解析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性的思路和方法。
（一）引入媒介形态理论
文学传播活动首先是基于媒介的活动。如果离开具体媒介形态，文学也将不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传播媒介的变化，才导致如今文学的社会角色和作用的转变。所以，从传媒视角分析文学活动时，我们首先要关注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形态理论。
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把西方关于媒介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批判的研究方法，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第二种是象征和文化的方法，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第三种是研究媒介形态的方法，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③前两种媒介研究方法都属于内容研究，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
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④
这种状况随着信息媒介的革新而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理解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这种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的方法把关注点放在媒介的形式上，以研究媒介本身为目的，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以及社会、文化的总体影响。如今这种研究媒介形态的理论范式逐渐走向成熟独立，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以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翁、莱文森、梅洛维茨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的立足点是“人”，认为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自身的传播倾向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这个理论提示我们从媒介与人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传播环境的平衡。
媒介借助自身的特性塑造了特定的传播环境，在特定媒介环境中发生的文学活动自然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同时，文学活动又会反作用于它所产生的媒介环境。在这种交互关系中，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会对文学的历史面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流派、艺术特色等方面，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史研究所忽视。因此，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形态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不仅是文学史研究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拓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媒介的影响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媒介会影响人的传播心理和行为；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媒介能够影响社会和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特征。所以，我们借助传媒视野考察文学活动时，既要关注微观领域的具体文学传播与接受行为，也要关注宏观的社会整体效果。
从现在的文学传播研究成果来看，关注微观领域的成果相对比较多一些。以“媒介”为主题词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与文学相关的文献，从论文数量来看，说明媒介因素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是从微观或者中观的角度论述某种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或者针对某一具体文学类型或者文学作品的媒介形式演变展开研究。宏观分析媒介形态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
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含义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⑤前者强调的是媒介作为传播手段的属性，后者强调的是媒介作为社会组织的属性。在文学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作为传播手段的具体媒介形式，还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各类媒介传播机构，都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影响文学传播活动中的各中介因素，影响着文学史的整体面貌。
我们无论是从传播手段的角度去理解媒介，还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去理解媒介，都存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相互协调问题。研究某一具体文学流派或文学作品的传播活动时，要同时关注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的传播媒介的总体特性以及这些媒介特性为社会、文化所提供的特定信息传播与解读的方式。因为任何媒介形式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都是对人的某些感官的扶持，同时也是对另外某些感官的遮蔽。这样就会影响人们的编码和解码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艺术形态。
同样，当我们在传媒视野下力求宏观地解析文学活动与媒介、文学史与媒介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过于空泛。西方的媒介形态理论着眼于考察媒介形态特性所塑造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宏观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导致出现过于空泛的偏颇。因此，我们在将媒介形态理论引入文学研究时，要注意宏观概括与具体梳理相结合，要重视原始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不论是研究作为社会组织的文学传播媒介，还是研究作为传播手段的文学传播媒介，我们都需要在文学与媒介互动共生的大视野中解析具体案例和材料在宏观历史坐标中的作用和定位。
（三）构建文学与媒介的主体间性
文学是一个活动的过程，首先，它表现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建构，正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其次，从具体的传播过程来看，文学也表现为作品所承载的信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流动过程。
而媒介表面看来是一个名词，其实它同样是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个概念记录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手段和结果的变化历程，可以说，我们今天任何信息传播行为都是媒介演变进化的结果。
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坐标来看，文学与媒介这两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概念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关系，我们要从主体间性的立场去解析它们之间的互为主体、交叉逆反的辩证关系。因此，将传播视阈引入文学研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任何处于传播过程中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与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因此，我们分析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时要采用辩证的方法，既要考察媒介技术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要思考文学媒介与文学内容的相互影响，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史有全面的立体的认识和分析。
第二，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社会信息系统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化，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由此而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而并非反之。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是决定媒介作用以及媒介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和人的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一点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
三、历史资料的发掘与重释
明确了理论指导方法之后，我们面临的首要基础性工作就是史料的重新发掘、收集和整理、阐释。一方面，先前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文学传播活动的发展轮廓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是我们研究的可靠基础和素材；另一方面，一旦用传媒视野对焦文学研究，梳理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那些涉及传播或媒介的人物、现象、事件、背景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从头做起。我们可以借鉴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⑥正像我们上面论述的那样，区别于传统文学史把历史对象置于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价值观下的线性连续时间里研究的方法，媒介理论视野下的文学史要尊重历史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尊重文学的多重属性和多元价值。
中国文学史已然形成唯杰作传统，各时期的名家、名作构成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名家、名作的研究也以考察其艺术价值为主要目的。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价值上并不是很突出的作品往往被轻描淡写，甚至直接被忽视。然而，当我们从媒介发展的视角去考察时，会发现许多艺术水平可能不是很突出的作品，却在文学传播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甚至那些名家、名作的艺术价值也是建立在这些并不突出的作者、作品和事件所奠定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只能去重新发掘史料，整理文献，在新的视角和框架内解析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史料。
在此，笔者建议传媒视野下的文学史研究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资料：
（一）和媒介尤其是文学传播媒介演变相关的资料
对于文学来说，媒介的变化或快或慢地引起文学内部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我们往往会因为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而忽视了文学传播媒介本身的形态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如报刊连载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就和它所依附的媒介密切相关。报刊连载小说虽然也是小说，但是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特点，因为媒介并不是简单地为小说提供一个平台而已。小说在最初登上报刊的时候，就已经被报刊这种媒介形态所改变。比如报刊的快捷性、连续性和版面特点使作者得以紧密结合时事，一边写作一边发表，把文学创作和现实的距离拉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32年，青年作家张天虚（笔名“天虚”）在北平《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上连载了两个月的中篇小说《黄埔滩头的梦》，这部连载小说以“一二·八”战争为题材，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报刊这种媒介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发表于同年5月20日的小说后记中，张天虚尖锐地抨击5月5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⑦时事成为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文学成为影响时事的重要力量，文学创作因为媒介的变化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同步的方式参与到现实世界中去，这对传统文学出版形式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这种强烈的现实性和即时性是媒介赋予文学的新特征。
（二）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文学史料
我们需要从传播学的框架和角度分析那些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文学史料在文学传播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文学传播媒介不仅表现为物质媒介形式，而且表现为符号媒介形式，媒介环境是符号环境和感知环境的统一，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改变媒介环境，并进而引起社会文化的整体变化。
语言符号不仅是表征的手段，其本身就影响了表征的意义，不同地域和文化中使用的不同语言符号其实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所以，跨越地域、文化、民族等界限的文学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翻译”，也是不同思维的碰撞和交融。当文学从一种符号系统转化成另一种符号系统时，这种转化是一个双重解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文学的内容以及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的影响也必然与原有文化语境截然不同。因此，分析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文学史料不仅对于研究文学作品的传播轨迹、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风格的转向、文学在异域语境中的解读和影响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让我们从文化的大视角分析文学媒介与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的历史关系。
中国近现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曾经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裹挟在新的诗体、语汇和意境中，介绍到我们这个历来以诗歌为傲的古老国度。比如，1905年马君武先生在留日期间全文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语言风格沉郁真挚，富有鼓动性；再比如，1914年应时翻译出版了《德诗汉译》，这是第一本翻译德语诗歌的文集，也是一本罕见的翻译诗集。作者选择德国诗歌代表人物如戈德（歌德）、翕雷（席勒）、哈英南（海涅）等人的名作，采用中国传统的五言、七言、古风和楚辞等体裁译成。1939年此书再次自费重印时，萧友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譬如《鬼王》（今译《魔王》）一诗……而溥泉先生（应时）则纯照古诗体译成，固不失其本意，即使离开乐谱朗诵出来，亦觉得淋漓尽致，声调铿锵，因此更不能不佩服溥泉先生艺术手段的高妙了。”⑧这本诗集在文学史上也许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但是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中，在研究中西方文学比较以及文学参与社会改良活动等方面，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
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汉学家的作品对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学传播的价值和影响。如曾任香港总督的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在青年时期曾在广州工作过，他出版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中国诗歌评论》，编写了《中国概览》、《中国见闻录》、《鸦片战争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中国杂记》等专门介绍中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著作。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中国戏剧和小说。这些专著和翻译作品对于研究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文学的变化趋势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三）与文学编辑、印刷和出版等活动相关的史料
作为构成文学传播媒介的重要环节和因素，编辑、印刷和出版等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很大，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和扩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书籍史，文学在发生之初就已经受到相关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制度、媒介形式以及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样态和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主体发挥能动性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在考察文学形态的演变过程时需要把它放到媒介环境的大背景中，结合社会传播具体条件和媒介形态对其进行关系性的分析。
例如，我们对清代通俗小说的考察，如果离开了对当时印刷出版大环境的研究，肯定会失之偏颇。“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的信源和明末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文人对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的介入，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掌握者，成为制约通俗小说创作水平高低、促进通俗小说发展的主要因素。”⑨正是因为文人型出版人的出现以及文人介入传播链，掌控了出版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清代前期《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不管我们对清前期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来看，这是文学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它促使文人进入文学流通、文学商业化的链条中，对清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如王富仁在《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认为，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以及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他认为：
现代小品散文的繁荣，现代杂文的产生，诗歌绝对统治地位的丧失，小说地位的提高，中国话剧艺术表演性能的一度弱化与阅读性能的一度加强，莫不与现代报刊杂志这种主要传播媒体的特征息息相关。即使说现代白话文就是适应现代报刊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也不为过。⑩
从文学传播的宏观历史维度来看，王富仁对白话文与现代传播媒介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正确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作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媒介变革，白话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文学符号媒介的一次自我革新，它既是由现代报刊杂志引发并扩散，同时也为现代报刊杂志的发展成长提供了符号媒介的便利和基础。张伟在《尘封的珍书异刊》一书中这样描述“五四”前后的报刊出版状况：
20世纪20年代初，受“”的影响，很多年轻人满怀报国激情，到处寻找真理，思想非常活跃，而当时的出版环境也比较宽松，有钱有人便可以很方便地出书出刊，当然一遇到风波就得马上停刊了事，或者另起炉灶。因此，便形成了当时出版界空前繁荣，而很多报刊却又旋起旋灭的奇特情境。
当时很多文学期刊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各自凑钱创办的，所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各自创作的，比如应修人、潘漠华等人所办的《支那二月》；蒋启壎、楼适夷等人所办的《现代生活》；滕固、章克标等人所办的《狮吼》等。“五四”前后这些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对白话文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传媒视野引入文学史研究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对待文学活动，以一种多元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待文学当下的现实境遇，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会为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而且将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增长点。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影视文化；价值观；三级传播；新媒体
影视文化是价值观对话和冲突的重要场域，影视文化实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观念、态度，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传播着价值观。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有其特殊规律性，价值观的传播与接受涉及价值观本身、传播者、传播方式（媒介、渠道等）、传播环境、接受者的情况等许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式、传播现状等进行研究，提高传播力，才能使影视文化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充分发挥作用。
一、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三级传播模式
借用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的观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分为初级文本传播、次级文本传播和三级文本传播三个层次。①初级文本就是人们所消费、使用的各种文本，初级文本传播以影视剧、电视节目、畅销书、流行歌曲、电子游戏、广告、笑话、段子等形式进行。初级文本是影视文化价值观传播的主要载体。影视剧、电视节目具有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影视剧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各方面都包含社会集体意识和作者的价值观念，只是它多半通过叙事的方式，将价值观巧妙蕴藏其中，不为观众所察。观众在观看中获得代入体验，并接受角色所传达的价值观。在中国，电视剧的主要受众群之一是文化层次、收入相对较低、年龄较大的女性观众，这个群体是相对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容易受传统媒体价值观影响的人群。不过，初级文本并不仅仅以媒介文本的形式呈现，许多歌唱选秀节目的传播不仅通过电视进行，还通过到各地的现场演出、现场互动等形式进行。这也可视为广义的影视文化文本，因为每一次演出或活动都是一次价值观的营销与传播。次级文本传播的具体传播手段包括对影视作品的介绍、批评、制作单位的宣传、节目及人物专栏特写、花边新闻、影视歌迷杂志等，在新媒体时代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点评、点击、点赞、转发等。初级和次级文本都是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许多作品的价值观不是在初级文本阶段建立的，而是在次级文本阶段经过广泛讨论确立的。例如，电视相亲类节目中曾一度主张将各种价值观都自然主义地呈现出来，因此，从表面上看，各种价值观平等博弈，难以看出究竟节目本身所坚持的价值立场是什么，只有经过广泛讨论、专家批判，才逐渐将媒体在社会价值观引导上的缺失暴露出来。也有许多影视作品因题材敏感、作者追求艺术表达等原因，文本本身充满从各种角度进行阐释的可能性，而到了次级文本传播阶段，这些可能性变得更为复杂，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蜗居》最初问世时因为触及社会热点，并且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舆论也是一片赞扬声，经过不断讨论，观众才逐渐意识到全剧在价值观传播方面的失衡。三级文本则是观众为自己制造的文本，包括观众反馈、对于文本的闲谈讨论以及对文本的接受等。三级文本围绕文本消费展开。消费是影视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对影视文化的消费实际上包含着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过程。的确，有一些受众以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形象或明星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导自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将自己喜爱的作品中的生活方式当作理想的生活方式。为了增强互动性，电视媒体在各种节目及影视剧中设置短信、微博、微信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发送至相关信息平台，电视台选择后于电视屏幕。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三级文本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有相当多的观众在决定观影之前，会先到豆瓣、时光网等网站去查看电影评分和评论，并用作自己观影选择的重要参考。近来，弹幕（观众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将自己的评论以字幕形式发表在视频里）文化的出现更使得三级文本跨越界限，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短信等互动形式往往经过传播者把关、选择，多半是有利于文本接受的信息；而弹幕与短信互动不同，以调侃、宣泄、批评和否定性言论为主。
二、新媒体语境下的次级文本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各种移动媒体成为互联网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阵地，并在价值观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给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新变化，尤其是次级文本在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相亲节目为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收看电视相亲节目，但一旦通过互联网观看，其所接受的就不仅仅是节目本身，还有围绕节目的各种介绍、评论、吐槽等，对于观众是否选择观看、观看介入的程度深浅、相关价值观的形成或改变，都会产生影响。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使信息流动呈现立体化，丰富了公众表达。概言之，在新媒体时代，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发生了明显变化。1.价值观表达失序不同于传统媒体由点到面的单中心、单向度的传播，互联网的传播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多中心的特点，网民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还同时扮演着舆论传播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新媒体工具使自己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成为价值表达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表达，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使观念碰撞成为日常形态。但是，传播格局的“去中心化”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也带来了价值碎片化、缺乏引导等问题，甚至导致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解与挑战。可以说，从BBS到门户网站，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各种自媒体，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不断改写着公众价值观念生成与传播的机制。然而，互联网也并非价值观自由、平等传播的乌托邦。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民众的话语权被极大地放大，价值观传播碎片化，也呈现出表达失序的混乱状态。在围绕电影《小时代》的争论中，一方舆论领袖是影评人周黎明，另一方则是郭敬明及其粉丝。周黎明在首映当天发表微博评论称：“无数郭敬明粉丝来围攻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老了，跟不上这个小时代了’。但你知道吗？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②郭敬明则在微博中回应说：“抱歉周先生，电影里的女孩，林萧是勤奋努力的小助理；顾里是富二代但依然努力修双学位；南湘家贫穷但她画素描赚钱只为选修服装；宛如不在乎名牌，她自信而可爱。她们没有一个像您说的一样。宫洺最后给南湘鼓掌，不为金钱、不为美貌，是为她的才华喝彩。”③这些争论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迅速发酵，但众声喧哗并未带来深度争鸣，反而自我消解了讨论的价值，甚至成为电影营销的一部分，为电影票房添砖加瓦。这种情况一方面突显了影视文化价值观在传播和接受方面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媒体并未促进不同价值观相互之间的真正交流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双方间的鸿沟和双方阵营的固化。影视文化作为生产者式文本，“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④。一部大众文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个层次传达多种价值观，许多大众文本都具有异质性，既可以从中分析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含一些异质性的以及与霸权相互矛盾、对抗的成分，因而具有颠覆主流价值的潜力。在多数情况下，在互联网上进行价值观表达无须公开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因而事实上更鼓励在现实生活中不便表达的非主流价值观，更倾向于宣泄不满和表达批判立场。同时，这个平台向任何人开放，导致各种价值观都有机会进行传播。而其进行传播时，则是以个人表达、分享交流的方式替代单向性传播，不带有强制性，网民更容易接受。价值观经过群体传播后被放大，由于信息并不畅通，网民对于有限的信息过度解读，加之匿名性导致网民对自我情绪不加控制，更容易引起网民群体的情绪化和极端化。这些评论关注的角度不一，缺乏逻辑性，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对话题的深层次讨论。而社交网络则为具有相同爱好和兴趣或相似身份的人提供了聚集的空间，一方面使得相同价值观很容易在某些群体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甚至导致行动，一方面也使得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2.价值观传播中的舆论商业化新世纪以来，影视剧的生产注重口碑营销，甚至屡屡出现营销大于内容的现象。营销和宣传人员占据了影视剧的舆论生产和传播中的重要位置，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对于影视作品的阐释、影响作品价值观的传播。在传播者多元化的同时，社会中对于大众的价值观引导有普遍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却出现缺位。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认为，信息并不是直接“流”54总第297期讨论与思考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舆论领袖这个中间环节。⑤影视文化是开放文本，意义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意义在双向交流中不断循环往复。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影视文化文本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立场，最终哪一种价值立场成为代表大众立场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取决于支持该立场的人数的多少，还取决于具有话语权的舆论领袖的态度。在网络环境中容易形成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的马太效应，话语权大的人容易成为舆论领袖，没有话语权的大多数则成为沉默的螺旋理论（TheSpiralofSilence）中的沉默者，当他们的观点与舆论领袖或多数人的观点一致时，他们会发表回复、评论或以点赞方式强化舆论领袖的影响，反之则可能保持沉默。就影视文化的传播而言，舆论领袖往往是作品或产品的创作者、投资者、营销、宣传人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在网络舆论中，舆论领袖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信息的、转载者以及媒体平台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把关者，其作用主要是扩大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范围，他们成为舆论领袖的原因主要是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当然这种传播力也可以来自于个体在现实中拥有的地位、名声和影响力。另一种是给出权威、有价值意见的网民，包括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个体。在新媒体时代，在豆瓣和时光网以及微博上活跃着一批频繁对热点影视作品发表评论的舆论领袖，他们在相应网站和社区都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但许多舆论领袖立场过于主观，很难在价值观的传播中起到主导作用。过去几年，微博代表民间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往往通过微博影响社会和媒体的议程。2014年，随着微信使用的迅速推广，微博逐渐式微，微博中舆论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正逐渐被“自媒体人”取代。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出现了商业化的特征。随着影视文化的生产转型为文化工业，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创作投资方为使舆论有利于自己以获取利益，往往直接充当舆论领袖，对产品的价值立场进行定性、阐释甚至评论。许多微博大V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明码标价，转发商业评论，在各种商业和文化营销中谋利。一些个性化、与主流价值观保持距离的舆论领袖的意见被当作主流观念广泛传播，另一些舆论领袖过于积极参与各种话题发言，导致其权威度受到挑战，舆论队伍中缺乏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代表。
三、新媒体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改写
观众的价值观形成不是依赖于一两部作品，而是在众多作品的持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此，许多作品作为个体看，或许并不至于导致价值观的崩塌或损毁，但如果在一段时期内，有大量同类作品出现，则必然会有力地作用于或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新媒体的出现为大量无法在传统媒体传播的价值观提供了传播渠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为了迎合各种亚文化需求，它们甚至常常将小众的甚至具有一定颠覆性的作品、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把亚文化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当作主流的甚至是所谓超前意识的东西来接受、吸收。例如，宅文化、伪娘等在互联网的助推下都俨然成了主流文化。如果说初级文本更多地作为艺术或文化文本，那么，到了次级文本阶段就更多地作为媒体文本了，其传播完全按照大众传媒的传播逻辑进行。诞生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大众传媒原本就数量庞大，而新媒体的兴起带来的海量信息更使得注意力营销的媒体逻辑漫延至整个文化。一些影视剧不怕恶评，个别明星名人也不怕损毁自己形象，只要有利于提高收视率和票房，只要能获得关注，不惜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只要能引起关注就可以带来商业效应，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不重要。传统媒体在新闻来源、话题来源上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不仅使得各种假新闻侵入传统媒体，导致传统媒体失去权威，并且将互联网讨论的伪自由观念带入传统媒体，使许多传统媒体遗忘了自己在价值观引导上的责任——不但新闻源取自互联网，甚至连观点也直接来自互联网。它们彻底放弃传统媒体的责任与优势，将自己变成互联网的另一个传播媒介。实际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媒介，它也同时参与影视文化的生产，直接影响传统的影视文化形式，将互联网中流行的价值观渗透进影视文化的生产之中。几年前，作为国内首部以抗日为题材的大型三维动画系列片，36集少儿动画片《帽儿山的鬼子兵》曾经在主流媒体播出。该剧讲述在东北帽儿山，三个儿童智斗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士兵的故事。三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6岁，他们将战争视为游戏，日军士兵则不堪一击，不断被三个孩子戏弄而不自知。片尾曲采取说唱的形式配上电子音乐，歌中唱道：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一九三八年呀/来了帮鬼子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劝他都不灵/咱们的帽儿山呀/出了几个小百姓/虎子妞妞铁蛋娃娃/专搞鬼子兵/我气死鬼子兵/我玩死鬼子兵/我连耍带逗连踢再打/我搞死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我气死气死气死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在题材决定论的惯性思维之下，这部剧曾作为优秀动画推荐剧目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赞赏和积极推荐，而家长们则充满信任地把孩子们置于这部充满痞气与戾气的作品面前。该剧将一段沉痛的历史改写成一个个充满喜剧感的小故事，无视历史、颠覆历史，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被游戏化，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被完全过滤。这实际上正是把网游的戏谑、恶搞风格带入了动画片的创作。近年来，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全面进入影视剧内容生产的队伍中，新媒体对于影视文化的改变已经贯穿到从创作、传播乃至影视观念、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以《老男孩》《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新媒体影视作品总体上更为娱乐化，为迎合网民趣味，其价值观越发趋向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对所谓庶民价值观的弘扬。以颠覆传统、颠覆中心、推崇个性为特点的新媒体为各种非主流价值观提供了传播空间，这种对主流价值观的消解、改写并不仅仅发生于新媒体之中。事实上，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也嘈杂无序，甚至不时离轨。诚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构成空前复杂，阶层利益诉求差异极大，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这是有其客观现实性的，社会发展应当允许不同阶层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诉求。但是，经过表达和相互碰撞后，应当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与主流价值观，才会最终有利于社会发展。
注释：
①[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该微博网址：
③转引自张曦《郭敬明的“硬伤”：不懂电影语言用品牌塑造人物》，
④[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1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影视传播
2009年7月，在《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明确提出了“全媒体”的概念。她指出，全媒体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她强调，从总体上看，全媒体不再是单落点、单形态、单平台的，而是在多平台上进行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1]在这样的全媒体时代，大规模的媒介融合已成必然趋势。信息传播个人化、透明化的现象日益凸显，“沉默的螺旋”理论所警示的强者越喧嚣弱者越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2]似乎已不复存在，众声喧哗，一切均让位于信息自由传播的狂欢。但究其实质，由于从众惯性与技术侵压等因素的存在，“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强化。
在这一情形下，舆论引导跟进策略的研究显得极为迫切。但学界的研究对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利多有侧重，而对舆论引导的关注则较为薄弱，同时，传统舆论引导形式单调、宣教意味浓重，已远远落后于媒体发展的需求。论文通过媒体细分提出具体的舆论引导跟进策略，并兼及当下舆论引导策略跟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当下重信息传播分析轻舆论引导研究的偏向及时纠正和弥补。
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跟进策略
当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已经较为普遍，但多集中在娱乐及服务类板块。新闻类栏目的互动多停留在对新闻的追踪和事件发展的跟进上，舆论引导相对薄弱。“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宣传仍然占据主流，其说服力与引导力薄弱，很难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传统媒体舆论引导在改良以前引导方法的同时，呼应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可以通过具体栏目的设计达到媒介互动的引导效应；同时，设置主旋律议题，以理念植入的形式，通过影视剧的传播途径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全媒体带给受众的最大便利即信息传播的个人化。在这一语境中，传统媒体的受众同时接受多种媒体的洗礼，各种信息纷至沓来，使人应接不暇。同时，信息传播的个人化也引起接受的平民化回归，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中，受众急需切实有效的信息梳理，但对营造典型的英雄情结相对排斥。因此，在具体栏目的设计上，可以结合当下的时政热点追踪事件线索，并利用移动终端等议题、搜集反馈信息，及时发现信息传递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亮点与错漏，在事件进程中找到舆论引导的着力点。同时，与传统典型人物相结合，注重发现普通人的典型事迹，发掘日常生活细节，摒弃说教宣讲，使舆论引导生动顺畅，更有感染力。
此外，影视剧的主旋律议题设置可以通过影视剧的传播间接地达到议程设置的舆论引导传播效果。1987年3月，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电影局局长滕进贤第一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3]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主旋律”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变化。观众对主旋律影视剧的认识也渐渐由“宣传说教”转向了“主旋律也可以好看”。可以说，在如何主流又好看方面，之前的主旋律电影等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部分取得了票房与口碑双赢的效果，但其与当下热点的结合尚不够密切。从历史事件中挖掘主流价值是主旋律影视剧的一个重要创作途径，现实生活也应同样成为主旋律影视剧不竭的源泉。当然，舆论引导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热点的表面，而要从文化与时政的双重视角，不仅关注引导的时效性，而且注重引导的根源性。毕竟，影视剧不仅是当下生活的反映，更从深层呼应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此外，主旋律影视剧与地方资源的结合也应该进一步积极尝试。区域形象的建立不仅有赖于区域本身资源的配置，区域形象的传播同样至关重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在信息多向传播的全媒体时代已显得过于原始。对地方文化产业的开发可以借助影视剧的形式形成渗透和辐射，从而为区域建设树立有地方特色的主流形象，为其他开发建设的多向度发展打好文化基础。
资金投入上，可以适当考虑大投资大制作，也可以多采用小成本影视剧的形式，方便快捷地传播。比如制作周期较短的电视电影、有固定播出周期的电视栏目剧等。资金来源可以采用政府资助与民间融资相结合的方法，多方调动制作积极性。同时，适当打破单一形式，既可以有严肃的正剧，也可以有轻松的喜剧，甚至可以用搞笑、惊悚等形式实现，也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设计诸如儿童剧等。
全媒体时代新媒体舆论引导的跟进策略
新媒体的影响力日趋强大，在中青年群体中有压倒性的优势。其舆论引导策略应与媒介特征与接受群体的特征贴合：通过互联网网民民意与传统意见领袖的融合并置；手机报与短信及视频短片的信息共有与互动；官方微博及政府官员微博的建立及政务公开和信息传输；“病毒”视频或话题的多平台传播。
新媒体的影响力强大，其受众囊括中青年群体，并向少儿和老年受众群辐射。而且，网络环境的匿名性表象下隐藏的是其非匿名性的实质：“85%的人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性格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性格表现完全或基本一致，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心理认知和群体压力是一定存在的。”[4]在舆论引导过程中，网络民意的搜集与引导至关重要。在网络环境中，由于从众心理的作用，网络舆论领袖不断进行传播引导，众多网民即时跟帖、转帖，其反应的快捷致使沉默的螺旋迅速形成。在此情境中，网络舆论领袖与传统意见领袖的融合并置，会形成对网络民意的正向引导，同时，有助于网民的信息梳理与甄别。形式上，可以采用手机报或单纯短信息的话题形式，形成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信息互动，同时，官方微博及政府官员微博的建立有助于政务公开和信息传输，也为舆论引导提供了便利的途径。具体策略上，应力避宣教色彩，尽量以活泼的网络语言融入，如词媒体的介入——借助网络热词蔚为壮观的语言风暴，并对其进行积极有益的梳理规范与精英化改造。
微电影的形式可以作为舆论引导的新尝试，开创舆论引导与影视传播结合的新途径。计算机终端、手机终端、车载影视等众多影视传播平台为视频短片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微电影以其微时、微规模投资、微周期制作的“三微”特征，使其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需要占据的硬件资源微乎其微，正是这一特点，微电影才得以迅速生成与传播。由于与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快餐化的消费习惯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微电影与舆论引导结合，其快捷性使舆论引导得以快速传达，其可视性又可以为受众提供足够的生动性，共同实现短时间内达到极大影响力的传播效果。同时，微电影具有的某种连续性和后开发潜力使传播过程不以传递信息的闭合为终点，而是在前次传播的基础上，尚有较大的开发空间，这种后续开发的可能性使舆论引导得以多层次多向度进行，从而形成持续传播和深层引导。作为影视发展的新事物，各方面对微电影的关注正渐次展开，知名企业、知名导演和演员的参与，使微电影蓬勃发展；2011年5月国内首个微电影节的举办，使人们对微电影的关注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但公益性质的微电影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稍逊一筹，微电影与舆论引导的结合应该是一个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契机。
同时，可以借助病毒视频传播的话题性特点，提供舆论引导的自主性传播策略。目前，病毒视频有的是原生态的、草根的，因偶然获得大量的关注与转载形成了病毒传播；还有一些是商业短片通过创意的手段包装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获得了病毒式的传播，[5]而自主的公益性质的病毒视频尚属鲜见。舆论引导和病毒视频的结合必定形成社会文化和时政热点的倍增效应。在激发受众潜在需求的前提下，病毒视频倍增的速度将实现扩散式传播。而且，病毒视频独特的传播方式与风格特点也会使舆论引导有效地规避以往的官方、宣教、自上而下，对消弭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感大有裨益。舆论引导在其依赖口碑相传的群体分享式传播过程中变得更为日常和贴近，充满草根性和亲和力。同时，病毒视频诙谐幽默的风格也往往会使居高临下的舆论引导易于接受，并使受众从被动接受信息的无奈中脱身，乐于参与其中，从而形成自主性传播的主动局面。
民间传媒组织及团体的积极参与与舆论引导策略
全媒体之全，不仅体现在众多媒介的融合共生，也在于各种传媒力量的合力，多平台、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应包含传媒组织及社团的传播。相关宣传部门可联合高校、影视制作公司、社区组织等开展多种创意制作与展演比赛活动，内容可包括公益广告、新媒体短剧甚至民间曲艺等多种形式，激发民间创造力、丰富民众生活，从而积极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和谐。
高校作为传媒生力军的培养基地，向来思维活跃。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各高校传媒专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相继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开设了媒介融合等新兴专业，以呼应传媒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高校学子的创造力与专业潜质为未来的行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专业赛事对他们既是实践与历练，也是其磨砺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与高校联合的赛事可以采取专业细化的形式，使各专业都能够在比赛中一展所长。同时，参与赛事的过程也是信息传递的过程，通过公益性的主题和议程设置，从而自然达到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并行的双赢效果。
影视制作公司作为专业的影视制作团队，吸纳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同时，承接各种影视制作面向社会传播，并积极与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寻求合作。参与赛事为影视制作公司在常规的商业性活动之外开辟出另一路径，在赛事议题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过程中，其公益性质又可以提升影视制作公司的美誉度，为公司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此外，还可以与摄影爱好者协会、DV爱好者协会等民间传媒团体联合，积极调动民间自发性质的传媒组织参与其中；也可以与社区组织联合，结合时政热点，组织创意制作与展演活动等。家用设备的普及与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全民参与成为可能，家庭式参与使时政热点与日常生活直接关联，在个性化的演绎中，信息的传播者同时成为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过程成为自主循环的良性传播，其传播效果事半功倍。
具体形式上，既可以是某一媒体的单一介入，如电视公益广告、新媒体短剧、广播剧、手机短消息等，也可以是多种媒体的共同参与，通过线上线下的共同努力，多角度思考、全方位覆盖。同时，相关宣传部门、高校、影视制作公司、社区组织可以联合活动，信息、资金、人力、场地等多种资源共享。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引导的具体策略也应迅速做出反应。在传统新闻舆论引导的主线之外，开创舆论引导与影视传播结合的新途径；借助网络病毒视频传播的话题性特点，研究舆论引导的自主性传播等策略。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的全媒体切入，不仅是与时俱进的积极姿态，而且，研究具体的舆论引导跟进策略有利于为海量信息冲击下民众的从众心理纠偏，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6）.
[2]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M/OL].baike.baidu.com/view/1428228.htm.
[3]袁蕾.离不开主旋律的日子[EB/OL].infzm.com/content/trs/raw/2006-1.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文学；传媒；热点；异同；走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181-03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15日在重庆的《全球传媒发展报告（2015）》指出，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传播市场，美国传播业收入位居全球首位，移动互联网已是数字广告的主力。而移动互联网广告已成为数字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报告预计2016年占比将过半，2018年将达66.2%。在如此繁荣的大众传媒中，文学也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像任何新兴事物一样，总有其发展的益处和弊端，并始终对传统文学有所渗透。因此研究者开始从传媒与文学的角度分析其发展的未来和走向。论文因此从2011年至今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的分析中探讨这五年间热点的异同从而理清并分析出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2011年至今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研究的异同
从2011年到2015年，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者探索的重要角度之一。总结来说，其研究现状有同有异，而且历年来关注的焦点都有所侧重，使得文学与传媒的关注点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或者当时文学思潮的转变而发生着或隐或显的转变。论文首先从近五年分析出的热点问题中探讨其大致相同或一致之处。第一，纵观这五年文学与传媒的热点分析，可以分析出历年来研究者都有在理论方面对文学和传媒的关系有所阐释，从文学主体性、意识形态领域、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或文学批评方面阐释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例如：2011年主要从文学主体性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探讨文学与传媒间的关系，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主要从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等方面对传媒时代下的文学进行探讨等等，这些例证都说明在传媒时代下对文学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话题和研究角度。这一相似的研究角度一方面说明研究者对理论问题研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尽管理论研究在当下呈逐渐减少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究中，大多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新的创新角度，这也就导致理论问题研究的逐渐下降（下章将具体谈及），这会导致思维模式的僵化，不利于文学或传媒的未来发展。第二，在文学实践方面，从2011年至今分析历年研究者研究的热点，可以发现热点多集中于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等方面，历年热点大都不尽相同，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相似的热点趋向，其一便是影视改编的热点问题，近五年来，每年都会出现探讨影视改编或文学作品的图像化问题，这一热点是跟随当年热门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影视剧的磅礴发展促成研究者转而研究文本与图像之间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在目前看来经久不衰。中国现在正进入全民娱乐的时代，综艺节目、影视剧或电影在中国娱乐化产业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比重，不论前几年红遍一时的《甄执》，还是今年热播的《琅琊榜》，都在证明着影视剧对于国人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研究影视剧改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当下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举例说明：2011年曾发表的《“触电”的背后：几多欢喜几多愁？――浅析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潮流》阐释了经典文学的影视剧改编问题；2013年曾发表的《文学与图像――兼论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阐释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2014年《论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论述了诺贝尔文学家莫言的电影改编问题，诸此等等，都说明着影视剧改编正在成为当下学者主要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三，在近五年研究总结中发现，一直在探讨甚至失去创新能力的网络文学依旧是研究者喜欢的热点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当下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网络文学热度不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高收入的网络，尤其与影视剧改编相配合，使得研究者重新审视网络文学的生存语境和存在方式。
研究出近五年的热点问题的相同之处，我们有必要对其不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把握文学的风向和走向。对于不同之处来说，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化的探索虽然历年都有，但正呈现逐渐减少化的趋势，2011年研究传媒时代下的文学理论的研究非常之多，比如，2011年发表的《电子传媒时代文学接受的主体性研究》探讨文学的主体性研究；《文学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欲望能指的“叙事狂欢”――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一》研究传媒语境下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研究理论的论著或期刊逐渐减少，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学院派学者在进行研究，对文学理论进行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探讨，等到2015年至今，研究理论的论著已经明显减少，转而对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进行实证研究。第二，在文学实践方面的论著或研究正在逐渐增多，在传媒时代下，越来越多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被研究者大量征用，成为学者探讨的主要话题，研究者被纷繁复杂的文学景观所包裹，运用各种方式阐释与文学的关系。例如：2015年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市场消费文化下的文学与传媒，从传播机制，生产机制和消费机制等等方面对文学与传媒的关系进行宏观性的把握。《传媒改制、出版主导与文学导购――兼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建立》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研究》阐释了新媒体时代下的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等等方面。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对当前热门的文学现象进行解读，一方面象征着学者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紧密，不再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学与市场之间的默契与融合，显示出了更为可视的热点和趋向。第三点变化，所谓“旧瓶装新酒”，研究者更加注重创新型与创造性，在陈旧的话题热点中窥探出新意。比如，2015年发表的《从网络女性形象的建构看网络女性写作》论述了网络女性写作的发展，对于网络小说来说是一个创新之处；《论消费语境下的郭敬明现象》从消费语境下对郭敬明进行研究探讨；《近现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论述了近现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等等。研究者在一般概念下对文学进行微观把握，从一般概念的某一个角度重新对文学进行界定，一方面细化了文学的分类和研究，使得某一个话题研究更加细致，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陈旧的、老套的话题不再能成为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相反，在这种老生常谈之中，取其新意进行重新整合和研究。这样会使得文学与传媒之间的话题与角度多了一丝新颖和别致，对于文学与传媒领域的发展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2011年至今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研究的原因探析
纵观近五年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的异同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文学与传媒热点的关注点和趋向，但我们必须要了解其背后深藏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上述我们简要阐释了部分原因，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所要阐释的观点，因此对于原因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详尽的分析，梳理出热点背后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必要的关联。
对于文学与传媒视域下历年热点问题的相同之处，不难总结分析出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从我国国情出发，中国的大众传媒发展迅速，势头不可阻挡，而对文学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在这个大传媒时代下，文学的走向和未来似乎成为每个研究者的热点话题，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在相对平稳发展的中国背景下，研究文学与传媒的共通问题成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因此，研究文学理论，探讨火热的文学现象成为研究者喜欢探讨的话题。第二，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关，文学发展至今，从五四文化开始的精英文学，到如今的消费文学、市场文学，文学如何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立足成为研究者经常提及的话题。文学是否还能按照以前传统的模式对一切市场的、现代的东西彻底摒弃？文学是否还能保持精英文学的高尚地位？这些话题曾经无人谈起，现在却大肆宣扬，归根到底便是，文学却是发生了某种新质，不可否认，文学与传媒、市场等的关系日益紧密，文学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身的立场。因此，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时代改变着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也使得文学与传媒、市场合流，这样文学才能不至于消亡。第三，与接受者有关，这种接受者既包括文本作品的接受，也包括影视电影的接受，随着中国教育制度的完善，大众都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文学史的建构之中，尤其是影视化图像化的传播，使得曾经遥不可及的文学走向大众，往往图像化的关注程度会引起文本的重新阅读与审视，（尤其是青春系列电影的火爆荧屏会迅速将这股图像化热潮转变为文本的热潮）因此，这股大众的浪潮不仅波及普通民众，也使得研究者迅速把握文学的走向，在市场、文学等功利和私利的驱使下，在批评界也形成一股浪潮，出现一大批研究同一现象或思潮的热点话题。因此，往往相同的话题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更有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通过探究热点问题的“同”，才能得出文学的“同”，从而把握文学的发展方向。
对于文学与传媒视域下热点问题的变化来说，其实与上述原因是配合发展，相得益彰的。首先便是研究情势的总体变化。陈旧的、腐朽的文学角度不再成为研究者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众多类似研究已经出现，大体都有雷同的倾向，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样的热点缺乏创新，在市场和教育制度等的趋势下，研究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创新点来发掘新的方向。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似乎不能满足当前社会情势的期待，除非一些卓越的学问家才能在理论方面重新有所建树。而相对而言，对于文学现象和当前文流的研究似乎更能博得研究者的“青睐”。一方面，这些角度是时下最流行的角度，易于发表和阐释，另一方面，也与主流媒体或者主流大众相契合，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因此，在文学实践方面的热点不断增多似乎变得顺理成章。第三，在跨领域研究的背景和热潮下，文学与传媒关系的研究成为研究者青睐的话题，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广阔的文学史长河中相对固定，而传媒的内涵和外延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涵义，互联网属于传媒，影视、电影、媒体和各种新兴现象也都与传媒有关，由此文学与各种传媒现象相交叉存在，研究的广度和宽度超越了文学之外，已不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产生巨大的交合之力。因此，这种热点的变化也能够看出跨领域下文学与传媒的发展有个更为广阔的含义和影响。
三、传媒时代下文学的走向和未来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农业科教片 媒介联动 传播实效
1972年，美国两位年轻的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M・McCombs & D・Shaw）通过舆论调查和对传播媒介的内容分析，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某些话题经大众传媒不断宣传和强调后，会对受众产生暗示作用，从而使受众认同这些话题的重要性”①。纵观农业科教影视片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分析科教片传播实践证明，应用议题设置理论创造连续不断的舆论传播以形成一定的影响，能有效提高影视媒介传播先进科学思想和现代技术知识的效果。
议题设置理论的应用价值
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最有效媒介就是电影电视，尤其是电视。广大农民在发展生产和建设家园的实践过程中非常渴求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是农民致富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桥梁。但是随着媒体的多样化，农民对科技知识的获取是多渠道的，影视媒介传播教育科学知识对农民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农民对知识点的实际需求和影视传播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农民急需的一些科技知识不能马上得到满足；影视媒介传播对农民产生影响有限，或者说影视媒介的传播愿望并没有最大化的得以实现。
影视媒介的传播愿望为什么和农村受众的实际需求产生了距离，问题出在哪里，最近开展的“吉林省农村对农业科教影视需求调查”显示，产生诸如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传播的内容和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实际需要相脱离；二是影视媒介播放科教片的时机与农业生产季节不对称；三是影视信号的流动性与不可再现性，给农村受众学习和实践造成困难；四是影视媒介传播的科教片主题和内容比较分散，未能形成一定的议题，对农村受众的影响有限。
根据一个时期国家的“三农”政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针，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关心的新技术推广、新农村建设等热点焦点设置议题，并根据议题组织农业科教片的制作和传播，这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越来越被农业影视制作者和传播者所认同。就目前来看，影视传播者在认识上已经没有问题，而是实践中尚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讨。笔者认为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是：农业科教影视的议题设置还未形成规模化和常态化；议题设置和“三农”的实际需求还有距离；议题设置的盲目性和不合时宜的情况屡有发生。这就势必造成媒介的愿望与现实相脱离，不但没达到传播的目的，反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科学合理地设置农业科教片议题
媒介怎样设置农业科教影视片的议题才是科学合理的呢？实践证明，科教影视片对农村受众的舆论引导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性工作。相对于城市受众而言，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农民生活的特殊性等特点，要求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要处理好宏观议题设置和微观议题设置的关系。宏观议题设置是指以传播理念和思想为议题，而微观议题设置是以某个先进技术和具体知识为议题，宏观议题设置是“面”，而微观议题设置是“点”。处理好“点”的选择与“面”的传播关系，以“点”带“面”和“面”指导下的“点”的合理设计有机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比如，当前把低碳农业作为议题设置的“面”，那么在这个“面”的指导下，就要设计若干个与“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点”，如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利用农家肥生产有机水稻、科学利用土地资源、自然能源的利用等一系列农业科教片的累积播出，以及同一点的不同角度、侧面的科学解释，如肥料和农药的科学使用，可以拍摄若干诸如农家肥使用、生物治理病虫害技术、化肥的科学适量施用、太阳能的利用、沼气开发、循环农业生产技术、再生资源利用等科教片。这些都是对低碳农业这个“面”的议题的最好阐释。而“点”的累积传播，也就实现了“面”的议题设置预期。
按照议题设置理论，电影、电视媒介可以通过设置事关“三农”的特定议题，形成或影响舆论，进而引起农村受众对某一问题重要性的注意，也能改变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接受某个科学理念和科学知识，媒介也实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
真实是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的生命
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的设置必须建立在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客观实际基础之上，选择带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生活常识等，而且必须是最先进的，是“三农”最需要的。如果影视媒介对设置的议题不加选择，传播一些农民已经掌握的知识，甚至是落伍的思想观念和过时的技术，自然不会引起农村受众的注意，也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
农业科教影视议题设置要真实地反映“三农”的现实，通过突出某一个方面和选择有意义的内容来“构造世界”，引导农村受众共同注意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一些受众可能会做出不同反应的方面。比如水利建设、低碳农业、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集中一段时间播放这方面的科教片，受众的注意力就像被 “聚光灯” 笼罩着一样集中而具体感受到议题设置的中心，把农村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个“点”上或者某个“面”上，对所设置的内容的理解和接受效果就好得多。但是，媒介的议题设置如果和客观实际相背离，或者远离客观实际，就会产生错误的舆论，其结果是媒体设置议题的失败，甚至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还会使受众对媒体失去信心，媒体的公信力也将下降。
议题设置对受众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农业科教片在设置议题的时候，要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和慎重的态度审视议题的真实性，从议题的提出到围绕议题组织农业科教片的制作传播，都要以警觉的目光审视议题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议题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实际需要的一致性。农业科教影视是为“三农”服务的，就要充分考虑农村受众的导向需求，只有符合受众的导向需求，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效果才能凸显，才能更好地达到为“三农”服务的目的，这样的议题才具有真实性。
议题量的优化与传播时机的把握
影视媒介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设置多少农业影视传播议题为好呢？应该说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农村受众对外界信息的接受是有限度的，对信息的接受量有自然的选择性，首先对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比较关注，而不同时期，农村受众的利益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无疑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自然规律不无关系。此外，农村受众收看电视的时间，也是议题设置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农忙时，农民收看电视的时间比农闲时要少一半以上，而各个地区的差异，也决定农村受众接受农业科教影视片的时间不尽相同。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农业科教影视片的宏观议题日程不能超过三到五个，这样有益于强化一个时期所要向农村受众传播的主要议题，也和社会一个时期的热点、重点相吻合。而在限定的议题中，也有主次、轻重之分，不可能完全均等。假设以水利建设、低碳农业、新农村建设和农民权利四个议题为例，水利建设可谓首要，媒介应该给予重点关注。
议题的传播时机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议题的确定和设置，另一个是把握议题传播时间。设置议题和社会大环境相一致，和一个时期国家的工作重点和热点相一致。媒介根据国家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社会的热点，很容易制定和一个宏观的议题。而把握好议题传播的时间，则是媒介要细心考虑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内地和沿海等地域的差异，决定对电视媒介接受的时间各有不同，亦有相同之处。不论哪个地区，17点至21点是农村受众接受电视媒介的黄金时间。北方农闲时（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上午8点至10点，是农民收看电视的第二黄金时间，其他时间则为收视率低频时段。
受众的接受能力影响着农业科教片议题设置
农村受众的认知能力和文化程度也是限制信息接受量的重要因素。据吉林省农村对科教影视需求调查，吉林省农村人口普遍学历为中小学，高中或大专以上的很少。农民对科教知识的认识认知程度在提高，但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决定了对信息接受能力和接受量的限制。农村受众能够感受到的与其利益相关的议题，例如新的致富技术、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等，能比较快地产生效果，而与农村受众关系不是很密切、一些不易直接感受到的或者比较抽象的议题，比如乡村政府信息公开、农村城镇化、农民素质提高等，产生效果的时间相对就比较长。那么，就不同媒介来说，电视的传播效果短，而报纸等纸媒产生的效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流媒体相对于平面媒体的一个弱势。因此，电视媒介在进行议题设置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特点，根据所设议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议题设置的时间，就可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现代传播已经不再是媒体的一厢情愿，受众的主动接受并形成双向反馈是当今传播的特点。那么，农业科教影视片要实现传播的最大化，达到理想的效果，就要在议题设置的时候充分考虑农村受众群体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因素。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伯通过对受众选择性心理研究发现，受众不论是对媒介的选择性接触，还是面对信息公众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都受同一心理机制的制约。农村受众的心理结构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媒体数量的增加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群众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认知的自主性也在提高，对信息的选择有了很强的自主性。20世纪90年代前，大众媒介传播什么，受众只能接受什么，农村受众几乎没有选择的意识和自主精神。到了21世纪的今天，媒介选择性的增加和农村受众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导致选择信息的主动性更强，现今，媒体独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电影电视媒介传播的农业科教知识信息，只有农村受众需要，才会得到认同和接受，如果传播的信息和农村受众接受的心理距离过大，和农村受众的利益不相干，哪怕电视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也不过是媒介的自言自语，农村受众根本不会买账。因此，要使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考虑农村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为“三农”服务的农业科教影视片传播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注释：
①张宁：《试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国际新闻界》，1999（5）。
参考文献：
1.逄格炜、李艳英等：《农业影视创作与传播》，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聂艳梅：《议题设置理论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中国广告》，1999（4）。
3.张国良、李本乾、李明伟：《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新闻记者》，2001（6）。
4.刘子刚：《充分发挥议题设置的舆论引导功能》，《中国测绘》，2009（2）。
5.胡凡、张俊瑶：《试论议题设置理论的应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综合版）》，2005（1）。
6.万丽：《中国新闻传媒的议题设置》，《新闻知识》，2006（1）。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3篇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4篇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阐述了体育传播的相关概念，研究综述了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生活影响，即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和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希望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体育传播 体育生活 影响
所谓体育传播就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体育传播中的信息，以文字、图像、声音、数字等形式存贮在报刊、图书、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介质上，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体育文化传播的目的[1]。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体育传播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体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具体而言，体育传播研究的学科基础主要是体育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随着传播的兴起及研究的深化，体育传播的研究领域受到重视，而且从不同的程度影响人们的生活。
一、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关于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外有所研究。如荆光辉等人在《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探析》中论述了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中体育需要、体育观等问题。其中教育与宣传对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新闻报刊、杂志的宣传与引导能有效地触发大学生体育生活的思维共振与行为互动。刘德佩和苗大培都对体育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中大众传媒是体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2]。许仲槐对广东部分开放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在影响居民体育价值观形成的因素中居第六位[3]。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以来，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对大众传媒机制的解释，受众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的焦点。 因此，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体育价值观和行为的效果问题的研究变得特别的重要。 以上的研究综述可以说明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价值观、行为的影响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否人们接触不同媒介会有不同的影响？还未见研究。
二、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关于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的研究主要有：陈天仁的研究认为“在影响青少年学生体育意识和正确体育价值观逐步形成的诸多主要因素中，大众媒介体育信息传播是首位的，其次是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 [4]，英国Goodger等人对柔道项目的电视转播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中体育传播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在张松贞等人的调查中，发现居民最初参加体育运动的影响因素中主要是受了同伴朋友的影响（49.2%）和大众传播的影响（37.5%）[5]。文葭等人的研究认为：“学生所受的各种教育都离不开媒介和电子传媒作为提供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形成 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电子传媒传播正确的体育信息， 对中学生的各种体育意识和理念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正确引导和培养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意识” 。符巍的研究表明，电视传媒作为大众媒介中普及率最广，影响力最高的一种媒介，对人们了解体育，欣赏体育到爱好体育参与体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体育生活。（37.5%）。王晓莹关于电视传媒体育信息的传播对北京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的研究证实“电视体育传播对激发人们的体育兴趣和帮助人们尝试锻炼有一定作用，同时，对人们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还指出：“接收电视体育传播越多的人，其参与体育的比例也越高[6]。李勇勤等通过调查认为，体育新闻媒介的宣传对大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会产生多方面积极的影响，如“87%的女生和87%的男生认为自己受体育新闻报道的影响，参与或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同时，体育新闻宣传对大学生“对体育意义、概念的认识”、“运动水平提高”及“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
综上研究来看，很多研究者公认传播会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影响，并认为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传媒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是否所有的媒体接触都会对人们体育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介接触的消极影响之一是导致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的减少，如何去验证？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未见研究。
三、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
关于大众传媒对体育消费行为影响的专门性研究还不多见。但是有研究者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中，大众传媒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西平等对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研究中指出群众的体育消费受到包括“新闻媒介对体育的宣传力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余军标等对厦门的调查认为在“激发体育消费中诸因素”中，大众传媒占第五位（3.93%）[8]。另外，应该认识到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体育信息的需求和获得体育信息的消费应该成为体育消费新的增长点之一。
前文从以上几个方面主要概述了与本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他还有很多成果在此未能——引用。在已有的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大众传播对体育价值观及体育行为方式影响进行了肯定。但体育传播对受众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程度是多少？不同的媒介种类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媒介内容对体育价值观和体育行为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影响受众媒体选择的因素与未来趋势是什么？面临媒介对人们体育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学校体育面临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体育教育的问题等都需要系统和深一步的研究。
四、结束语
从以上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关于大众媒介与学校体育的发展及对人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可见，有关大众传播与学校体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研究，即使是一般的关于大学体育和大众传播的研究也较少见报导，这种状况是亟待改变的。体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涉及到大众传播，揭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对人们影响的规律，可促进体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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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天仁.论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6.1.
[3]张讼贞等.我国大中城市人众传播媒介体育传播接收现状初探[J].体育与科学，1988（6）.
[4]刘德佩.体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变迁.[J]体育科学，1987（3）.
[5]许仲槐等.广东开放城市居民体育价值观的新积淀.[J]体育科学，1994（1）.
[6]王晓莹.电视信息传播对北京市城区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J]北体硕士论文，1998.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民间影像、网络视频、传播
0、引言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出现“媒介融合”一说。目前，美国媒介与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指出：“跨域多个平台的信息流动，多种产业间的沟通与协作，以及多层媒介资本结构间相互流通与利用的探索”的媒介融合，其包括：“媒介技术、形态、内容、平台、终端的融合，以及媒介生产者、信息消费者角色身份的自由转移等各方面的汇合与交融”[1]。由此得出，媒介融合随着在支撑互动和信息储存的互联网而高度发展，信息的主流必将是影像信息或视觉信息，或者说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视觉文化的发达充溢。近年来，以文字、音频、音像、图片形式呈现，提供新闻、消息为主要目的拥有社交功能的传播新新媒介，其中以网络视频形式出现的视听媒介传播为影像传播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它在为传播主体和受众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媒介的格局和传播方式，使得屏幕之外的人们之间处于一种平等、互动、参与的动态传播关系，越来越多用户生产的民间影像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不仅有机会成为创作的主体，更有机会成为传播主体，从而获得更为丰富且带有大众视角的信息。
一、媒介融合时代性下民间影像生产方式的转变
网络视频纷繁多样，主要是“以网络（包括有形的互联网和无线网络）为载体，通过视频形式（刺激视觉、听觉的感官）来进行个人、公共或商业行为的而一种信息交流方式”[2]。它的多样化、生活化、内容题材丰富化，传播快速化，并且拥有经用户自己创作、自己上传的大众参与性；由专门机构组织拍摄提供；甚至可以是通过其他途径转化成为网络视频，而本文所研究的是在海量网络视频中由普通老百姓自己摄制，目的在于纪录与自我表达的 “民间影像”。根据韩鸿在《民间的书写: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中指出：“民间影像，则应从两个层面上理解:从广义上讲，是与体制内的国营电影厂、电视台不同的主要由民间影视机构和个人生产的影像,包括商业性影像与非商业性影像；从狭义上讲，是指非商业的由民众生产的个人影像”[3]。因此，这类由国家体制之外的个人制作与传播的民间影像在媒介融合的网络开发平台中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构筑新型人际和群体间的交流的生活空间。
1.1生产民间影像工具的转变
民间影像作为现代媒介是现代科技与传播的产物，在网络视频中占据半壁江山，数码技术的发展进步，大众化摄像机的产生成为了所有个人夺回话语权的武器。数字时代科技的介入使得民间影像在创作质量上更加精良。从前期拍摄设备多样：手机、IPAD、数码摄像机、数码照相机等多种工具；到后期编辑上：声音制作可使用运用计算机技术获取声音素材、设定音乐旋律，如：Echo回声手机应用程序（可录制作有声表情、分享音乐等）；画面处理上使用，如：Adobe Photoshop、Corel Draw、Painter等以及视频编辑，如：Adobe Premiere、会声会影，包括IPAD自带的Imove、Keynote等应用程序，就连office2013版本的幻灯片也可以制作视频。技术上的支持让更多用户愿意通过这些设备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个个人或群体确实拥有独一无二的感知与经验世界”，民间影像的独特魅力正是在于民间影像是草根化视角的所“看”与所拍。这些带有民间化色彩的影像作品，在这样一个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相互叠加、相互融合的背景下，信息流动的自由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间影像的传播也从家庭亲友、爱好者团体的小圈子人际传播,走向了现代化的大众电视、网络媒介的传播,形成了多元的影像信息传播渠道并存的局面,带来了民间影像空前繁荣的发展状态。
1.2民间影像生产与网络视频的信息建构的转变
在包容性新媒介下，尽管大众媒体和文化传播机构组织存在着，但这些机构组织再也无法垄断文化传播渠道，民间影像的“分权”性能够“绕过现存制度化渠道的潜力，似乎为大多数人民文化活动带来了机会，并降低了他们对各种垄断性文化传播作品和传播来源的依赖”[4]。并且根据《2013年中国在线视频产业发展报告》中指出：优酷土豆、爱奇艺、搜狐视频、腾讯视频、乐视网堪称中国网络视频业的“五大霸主”，这些网络新媒介为用户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来展现民间影像的个性。
我们所熟知的UGC（用户创造内容）就是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网络视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在UGC的媒介生产模式下，受众通过参与互动形式被赋予更多权力，然而不仅仅是参与的权力，更是民主与变革的可能性的增大使得UGC模式下的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形式获得重要发展空间”[5]。网络视频中的民间影像是UGC的重要代表，网络视频平台需要资源的同时民间影像创作者需要施展的平台，双向互动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网络视频行业内与民间影像的融合。这些可供民众其创作的视频网站，都可以成为视频信息的主体,建立自己的主页,制作播放自己的视频影像,以充分体现者的个性特征, 单个个人创作的影像则被收入为原创精品；而有些优秀且有需求的创作者创作的影像联合视频媒介推出一系列网络剧，往往带有“某视频网站出品”字样，例如：优酷土豆网联合推出的《青年导演扶植计划》六季微电影，《嘻哈四重奏》四季、《万万没想到》两季等多部网络剧；网络红人成立各种原创视频工作室“笑工坊”、“何仙姑夫工作室”、“高铭脱口秀” 等登入各大视频媒介（如图1）。回顾2014年，视频网站的自制影像增多，例如“乐视网2014年推出700集精品自制剧、搜狐视频打造9部自制喜剧、优酷土豆集团也投入3亿加强网络自制。在这些网络视频平台运营商“逐渐吸纳大量的视频用户资源，并培养了他们观看、甚至上传分享网络视频的使用习惯”[6]，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民间影像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渐渐挖掘出其商业化的潜质，个性需求的表达迅速膨胀并逐渐扩大，在满足自我表达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社会商业价值属性。
图1 民间视频与视频媒介融合二、民间影像叙事内容的传播
在网络视频中，信息的图像化和影像化表达成为了人们记录生活和对生活的个人观念抒发的影像传播形式表现，影像不仅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表述，甚至是人们借助客观世界的视觉语意，来传达自己内心的关注，抒发个人的思考和情绪。民间影像大致分为：“第一，家庭生活。”作为民间影像承担起反映民间和最大限度地贴近真实生活的使命，作品中处处闪烁着朴素的生活之美。“第二，有整故事情节的作品。”例如：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山寨”春晚、微电影等。“第三，社会新闻。”通过手中的摄像设备记录，反映大众的所见和所想。例如：2013年12月网民拍摄的“习大大排队买包子”视频，瞬间引发网友评论并出现各种经后期添加而成衍生意义的视频影像。“第四，民生记录。”“这些作品的内容不再是闲适生活的影像记录，而涉及了社会民生的教育、医疗、农村、城市建设等多个侧面，记录了一些边缘群体的生活，”[7]呈现出来更多以纪录片影像出现。在网络媒介开放下，民间影像在当下社会中虽然不只是片面的记录和反映，有时简单的关注会引来大量的网民评论从而产生舆论效果；有时人们琐碎的拍摄于也会与官方和商业影像机构共同构成了大众信息影像的焦点，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事情在经过添油加醋后意义延伸，所以，民间影像在传播中存在一定影响。
2.1舆论化民间影像的传播
“媒介技术都有自身的特征，基于这些特征所引发的一些倾向，就是媒介的传播偏向”[8]。那么民间影像的草根性、民主性特征也引发一些倾向，对于它的传播偏向更多是简单化、娱乐性强。 “这类影像大多由非专业人员、设备制作出来的视听信息，但经常成为舆论热点的起爆器” [9]。一方面，“人们有着再现现实的永恒冲动” [10]，群众愿意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并通过时下传播最为迅速的网络媒介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影像内容与传播平台的开放性促成话题的制造、舆论的产生。影像是“现实的拷贝”，是对现实的再现，由于民间影像多以一种原生态的、未精加工的粗糙面貌出现，这种形式简单：可能是短小精悍的视频片段、可能是一幅画面截图或者一张照片，但它们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在极小的篇幅内，这些信息被集中、浓缩、给予观众者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其被迅速说服。影像不拘泥其故事的完整、镜头的组接等传统的叙事规则，“尊重感性的真实空间和时间”，重要的是展现视觉事件的局部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反映事件核心进出和本质特征的关键人物、情节、场景、或者那些与关键人物、情节、场景有密切联系并且本身能给观众以视觉刺激的细节。但是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公民借助媒介融合下的网络匿名性质使其成为部分意见表达的主要公共媒介领域。在这个抒发民众质疑与认同的平台上，那些现实生活中“沉默”的群体可以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获得交流、认可，从而越来越敢于表达，最终形成“反沉默螺旋”，民间影像的舆论性便更加突显。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传播过程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处于开放状态，网络传播信息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单元中线性地展开，而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一个文本中的超链接成为整个信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传播者的分散和个体差异使得更多不同事件之间存在的联系被民众发现成为可能，“网络超文本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也不断增长，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件新的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引发‘旧情绪’，并成为这种‘旧情绪’新的表达”，“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普通性的典型形象，该典型形象再通过与现实社会场域的互动，从而具有反映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功能，即舆论主题形成；而新产生的舆论主题会重新影响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社会构成要素，从而使原来的刻板印象得到补充和更新，形成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冲突的循环体系” [11]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中民间影像被网民或者主流媒体接收，随即在网络上掀起一系列热议，尤其是“意见领袖”的关注和参与，会使舆论影像瞬间增长，根据‘集体记忆’把过往相似影像进行对接，然后网民对此评论、质疑受到主流媒体和官方的重视，便又逆流向全国各地的主流媒体。
2.2民间影像叙事格局与群体在网络媒介的信息交互分享
后现代时期的特点就是大叙事到小叙事的转变，宏大叙事被无数小叙事取代，一个人就是一种叙事，或者说一个人就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网络视频的过程叙事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当民众在表达个体小叙事的同时也是与其他网络个体分享信息的过程。每一段民间影像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端口，既输出信息又输入信息，信息的出入过程中产生交融互动，从而变成网民个体叙事的源头。民间影像既然存活于各大视频网站，它是通过自己的参与行为，在视频网站的信息传播形式上一个：视频上传者（个人或团体）、视频内容、观看者、收藏者、评论者这样的网状结构，观看者、收藏者、评论者与上传者共同一个人社群，他们“主动寻求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取何种信息完全由用户自己掌控，而且所获得的必然是个性化的信息，也就是自己需要的和感兴趣的信息”然后，围绕视频影像这样一个信息形式，以视频网站为媒介平台进行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影像传递出的信息变成抽象虚无的代号，只不过进行了编排拥有自己的秩序。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确实是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各种媒介产品共同构成了媒介的推论模式、信息、意义，正是这种强制模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对世界进行剪辑和诠释的系统。因此，媒介融合下的新新媒介，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中的民间影像的创作与传播带来了更多的互动和参与性，利用“线下”创作，“线上”的信息影像的上传、接收与分享，达到传播与接收信息的目的，实现了网络媒体的过程叙事和个体意义传达。
三、民间影像传播的制度建设
戴维ž冈特利特曾在《网络研究：数字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中说道：“学界和普通用户中的网络狂热分子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强调网络的分权特质，他们说网络的优点就在于天生的无政府结构“。因此，信息影像的制造、传播及其意义的解读都由群众主动完成，传统媒体生产出来的、主观的影像话语权力被分解到群众中去。今日，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流传的视频影像、网民讨论的信息话题都体现了网络传播媒介的开放与传播文化的解放。不管是自主影像表现出的个人文化还是群体文化，都具有自由平等参与网络文化活动的机会和自由，打破了现存文化传播的垄断和控制。但是网络视频对影像传播市场也有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关于自主影像在网络视频爆棚泛滥中的生存问题。一些优秀的创意、构思往往会吸引别人窥视觊觎的目光，例如：“2014年11月29日一则名为《少年不可欺》的维权帖反映此问题。发帖者为一名19岁的网友NIKOEDWARDS.帖子称，他们以“追气球的熊孩子”为题，通过4张城市高空的照片和4张在近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并记录了他们的策划和拍摄的过程，但两大互联网品牌优酷和陌陌涉嫌通过欺骗手段，抄袭其“拍摄地球”的创意。一边是草根作者，一边是互联网巨头，关于保护青少年创意和维权意识的话题很快就在网上引发讨论”[12]。因此，自主影像视频的创作者需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对于其它网络视频网站的侵权行为，要采取法律的正当途径维护自己利益，进行维权诉讼，惩罚侵权行为。政府要加强监管力度，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网民的自主影像创意不被抄袭，做好产权保护，从而创造网络视频市场中影像传播的良好环境。
其次，自主信息影像自由的产物，它们借助网络开创的巨大传播可能性，但是对于其带有负面效应的视觉文化其传播正在误导了群众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有些网民自拍影像所表达出的视觉文化由于内容低俗或者利用镜头嫁接手段使视觉说服转为视觉欺骗这类违背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做法，影像与语境脱离所造成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作为观众需要认清信息影像的真实性，提高影像视频的准入权，保证影像的安全与纯净化。
四、结语
开放与包容的网络新媒介提供给更多民间影像传播的权利，传播出的影像信息既贴近民众 “接地气”又借助于媒介融合下的互联网平台使得一批符合主流媒体价值取向的民间影像向主流文化流动，从而改变民间影像现有的生态结构。然而，网民在民间影像在分散传播中对其进行互动与交流产生舆论热点。因此，在当今社会里，民间影像不仅只是提供给群众观赏的娱乐的信息产品，更是大家抒发表达个人思想与情感的方式。所以，关注民间影像所叙事的内容，利用数字化传播技术，不断拓展民间影像的传播空间，提升传递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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