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论文范文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篇
一、晋商影视剧满足现代
山西人的文化归属需要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表征，受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影响。（1）而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差异而存在，又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相似而进行调节。晋商在明清时期曾辉煌一时，当年仅在太谷县城内就有八家大的票号。连嫁给山西太谷土财主孔祥熙的宋家大小姐宋霭龄，初到太谷都为当时的晋商辉煌大为震惊。再加上当时的祁县、平遥等地的票号商号，使当时的“祁、太、平”号称“中国的华尔街”。现存的晋商大院也为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无论是庭院格局、民俗艺术还是当地的风味小吃，都是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对“晋文化”认同的延伸。《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决定南下武夷山贩茶时，曾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送命，都知道去了很可能茶路通不了反而送上性命，我才偏要去！没有人做的事，这里面本身就蕴藏了多大的商机。如果我不去，大家都不去，那么就现在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形势发展下去，大家最后都没的银子赚！”他带着各商家不怀好意的股银踏上了艰难的贩茶之路。这无疑是晋商胆识过人、有勇有谋的集中凝练。当包括亲戚在内的众商家传言乔致庸遇难，抢着瓜分乔家财产时，乔致庸历经磨难，打通了茶商之道，带着各家的茶叶回来了。此时，乔致庸的“义”与各商家的“私”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晋商身上的“诚信”“仁义”。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获取对“晋文化”简单的认知，由对像乔致庸等“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晋商形象情感认同，到对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即以孔孟之道经营商道的儒商思想的理性认同，最终达到的是对中国几千年厚重绵长的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一致。从这一角度看，晋商影视剧不仅传播的是有异于其他文化的“异”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凝练出了中华子孙共同敬仰和遵守的“同”文化，达到了文化认同的至高境界，极大地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产生情感和文化认同上的共鸣。在受众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山西人。当这一部分受众在收看晋商影视剧时，虽然时间距离较长，也可能身在异乡，但是从晋商影视剧中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晋商大院，熟悉亲切的乡音缭绕，醇厚朴实的乡土人情，红红火火的民俗礼仪哪一样不是极大程度地缩短了山西人的空间距离。乔致庸一句高亢的“走嘞——”，这个带着乡音的词，拉近了多少山西人的心理距离，情感和理性的认同交织在一起，水乳难分，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大家怀揣着对祖辈的敬重以及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认同，达到的不仅是地缘归属，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归属。一方面，身为山西人，为自己的祖辈有这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身为晋商的后代，应继承和发扬祖辈不畏艰辛、诚信经商、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优良传统。对祖辈传承和发扬的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以及情感共鸣，这样的态度决定了现代山西人对自身发展以及对新晋商文化内涵传承延绵的行为。
二、晋商文化的内涵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会试图达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低层次的需要伴随其中。对晋商文化从好奇心的满足开始，达到文化层面的归属及认同。在此基础上，更多人在思考，如何从晋商影视剧中优秀的人物身上找到自身的不足，探究自我实现的空间。认知因素、观察学习、自我调节过程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都会对人的自我实现产生深刻影响。心理学家班杜拉非常强调社会认知的作用，十分重视通过模仿他人获得行为的过程，即“榜样的力量”。（2）
1.晋商影视剧中的“榜样”。无论是《驼道》《白银帝国》《乔家大院》，还是《走西口》，纵观晋商题材的影视剧，每部作品中都成功塑造出剧中的灵魂人物。这些灵魂人物以其豁达的胸襟、善良的本性、豪爽的为人、智勇双全的果敢令受众折服。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遇到的波澜起伏、坎坷磨难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可是他们的处事态度、胸襟气度也是常人所没有的。《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为平息高粱霸盘之事，为避免再生矛盾，原谅了逼死自己大哥的元家，并与元家结为相与。乔致庸将个人恩怨化小，心中以大局为重，让人心生佩服；乔致庸北上恰克图与俄国人做贸易，南下武夷山开辟茶商之路，期间所受的艰辛与遭人暗算可想而知。然而，在贩茶回乡后却在每包茶叶中多出一两的斤称，宁愿自己损利而绝不让百姓吃亏，与元家、水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人爱财，取之亦有道，真实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做法为乔家的生意赢得了美誉；面对土匪的逼迫，为保乔家上下老小，乔致庸甘愿下跪受辱，责任和担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爷们儿形象；在内忧外患之时，乔家多次向国家捐献钱财以救助国家保卫疆土“；天下汇通”的宏大理想早已超出一个商人的“自我”利益，那是利天下、利百姓之大事。如此有情有意，心系天下商人的晋商形象在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现代，已然使人心生敬佩，这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榜样”。再来说说有“山西第一抠”之称的乔致庸岳父陆大可。他抠到连喂鸽子掉的一粒米都要捡起来，多泡的茶叶也要捏出来，一生拥有金银无数，可最终为了帮助乔致庸实现“汇通天下”的宏大理想，用二两银子买了口薄皮棺材了却此生，使我们感叹凄凉之余，更多的是看到他的勤俭治家、造福天下商人的博怀。他抠了自己，成全了天下商人，这是另一种无声的“榜样”。陆玉菡自嫁与乔致庸，一心为了丈夫的事业日夜操劳，危难时鼎力相助，互敬互爱互助的夫妻感情，又是一种暖心的“榜样”。《走西口》中田青不畏困难走西口，勇于开拓创新，不计前嫌，危难时帮助“瘦猴”改过自新，吃苦耐劳，最后将田家大院变卖，捐给孙中山的革命组织，这是超越商人的普通境界，而展现出晋商在民族大义前心怀天下的广阔胸襟。这是充满民族气节的“榜样”。晋商影视剧中的诸多“榜样”，虽表现细节不同，但他们身上却有着晋商文化的共性，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概括起来便是“仁、义、礼、智、信”。对待相与、对待掌柜伙计，拥有仁爱之心，互相帮助，便是“仁”；先义后利，心中有家有国，国家危难时慷慨解难，百姓受难时，及时捐助，有大义民族气节，便是“义”；对待东家、掌柜、伙计有严格的号规、商规，对待长辈遵循礼制，夫妻间互爱互助，便是“礼”；能吃苦耐劳，有勇有谋，勇于开拓创新，便是“智”；重信义、诚信为本、童叟无欺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标准之一——“信”。受众在接受这些“榜样”传递出的信息时，在认知、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学习，进行自我调节，进而影响到自己的行为。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为人夫者该如何担当家庭的责任；为人妻者，该如何尽妻子的本分；从商者，是否做到先义后利，“义”字当先；每一个普通受众，是否关心国家命运胜过自己利益而这些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受众对晋商文化核心内涵的认同过程，也是探究自我实现的过程。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2篇
（一）功利美学。
影视剧植入广告是在围绕经济利益的实现基础上来塑造审美形象的，所以与更为单纯的艺术形式相比，影视剧植入广告在创作过程中要受到很多的局限。在此基础上，如果影视剧植入广告仅仅追求对消费者审美需求的满足而忽略了广告本身的宣传功能，影视剧植入广告则会失去自身最为根本的价值。并且以纯艺术视角来创作影视剧植入广告，则可能产生产品定位错误以及虚假宣传等问题。因此，影视剧植入广告在塑造审美形象的过程中有必要实现功利性目的与艺术表现的高度统一，在实现艺术效果的基础上强调广告所具有的宣传功能与促销功能，从而体现出影视插入广告对于企业产品经营的促进作用。影视剧作品作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实现了艺术、娱乐以及影视技术的结合，在呈现出商业特征的同时也承载着提高社会大众审美认识、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审美机会以及完善社会大众审美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所以从影视剧广告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来看，影视剧植入广告具有着功利美学的审美特征。
（二）情感美学。
影视剧植入广告所具有的情感美学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我国在艺术所具有的情感美学方面具有很多的论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白居易通过《与元九书》提出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观点。虽然这些论述都是从文学角度来做出的思考，但是这些论述中所阐述出的情感的重要性对于影视剧植入广告而言同样适用。由于人都具有着丰富的情感且这种情感容易被激发出来，而要让广告内容打动人心，就有必要以情感为突破口。即在影视剧广告宣传中虽然是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以及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目的，但是无论是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还是消费行为都与情感活动具有紧密的联系，甚至消费者的情感对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以及消费行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影视剧植入广告需要在内容方面动之以情，从而实现影视剧广告审美价值的有效提高。品牌的宣传需要情感的注入，广告在对产品信息进行传递的同时也对人类情感进行着传递，所以许多广告可以跨越文化以及时空障碍让人产生感动。这些广告可以在满足受众情感需求的基础上对受众消费动机进行激发，通过引发受众情感共鸣来实现良好的宣传效应。影视剧植入广告内的情感因素主要通过柔和、亲切的广告语言、流畅自然的风格以及诚恳的诉求来影响受众的情绪，并通过巧妙的插入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并让受众产生好感，从而通过在感性方面征服受众来实现品牌宣传与销售的目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影视剧植入广告由于强调情感植入而已经成为了取悦受众的艺术，尤其是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重视情感也让影视剧植入广告与人们的审美需求相契合。在这种情况下，影视剧植入广告体现出了明显的情感美学特征。而为了让影视剧植入广告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广告设计者有必要减少广告本身的商业味，通过带给消费者感动来让消费者自愿接受产品信息和商业信息，从而减少受众对广告的反感与逆反心理并强化广告本身的感染力，在使受众获得审美愉悦的基础上对广告本身产生情感认同。
二、影视剧广告植入的美学发展趋向
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数字电视以及手机等新媒体不断出现，要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就有必要对受众做出更细的划分，并提供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来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影视剧广告植入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一）从对技术的推崇到以人为本。
影视剧受众的好恶、评价以及眼光是对影视剧植入广告优劣做出衡量的价值尺度，所以要保证影视剧中的植入广告获得受众的普遍认可，就有必要以影视剧受众的好恶、评价以及眼光作为影视剧植入广告设计的重要依据。另外，从提高影视剧的竞争力来看，必须通过提高影视剧受众的接受度来提高影视剧受众对影视剧本身的关注度，尤其是在媒体多元化发展背景下，做到这一点是影视剧竞争中的实质。而以影视艺术为载体的植入广告设计则应当更加重视受众的关注与接受度，如果广告植入影视剧而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那么这种广告也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在植入广告设计中，体现出对受众的尊重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术的不足。在这种美学发展趋向下，影视剧植入广告的设计者有必要认识到受众在情感需求与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强化社会服务与大众服务意识在遵守广告受众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基础上使用受众乐于接受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模式来体现出影视剧广告植入工作中以人为本的理念。虽然传播活动中信息的传播者处于主导的位置，但是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而言也具有着明显的主体意识。面对影视剧中的植入广告，影视剧以及植入广告受众也希望能够对自我需求进行表达并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心理主要体现为他们希望获得影视剧创作者以及植入广告设计的尊重与承认。所以在植入广告的前期准备、中期拍摄以及后期制作中，都有必要将受众审美需求放在首位。从美学角度来看影视剧的广告植入，在影视剧广告植入的方案中，需要将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以及体现出对受众的人文关怀当做最高的价值，并通过让植入广告贴近受众生活，体现出平民化以及生活化的特点来适应影视剧广告植入、重视以人为本的这一美学发展趋势。
（二）从对利益的追求到实现经济效益与审美价值的结合。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3篇
奈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动态对等”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功能对等”理论。简单来说，功能对等就是要将文化因素反映到译文中，达到译文与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达到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追求在语言形式上对等。奈达认为，翻译就是要在接受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然后是风格，同时考虑译文在译文读者心理反应是否与原文在原文读者的心理反应相似。（叶子南，2008：168）加之翻译也被大多数人们看做是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目的是彼此间的了解和学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过分注重译文的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梁爽，2012）因此，在翻译过程当中，译者应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形式上对应，这一做法也符合了影视剧字幕翻译的目的，让译入语的观众通过字幕，能像原语观众一样理解对白内容，因此“功能对等”理论适用于字幕翻译的研究及应用，它是一个包括了文化、语言、社会和心理等因素的“全方位”翻译理论。
2.历史题材影视剧字幕翻译特点——以美剧《都铎王朝》为例
2.1历史题材美剧《都铎王朝》简介及其语言特点
《都铎王朝》是由美国Showtime有线电视台出品的一部时代古装剧，故事背景横跨1509至1547年，主要讲述HenryⅧ（亨利八世）在位的三十八年的执政期间的风云变幻包括对法战争，脱离罗马教会统治的斗争以及对英国意义深远宗教改革。跌宕起伏的剧情，令人回味的台词，奢华夺目的布景和演技精湛的演员，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十六世纪的宫廷，使其成为一部质量上乘的美剧。作为一部时代古装剧（costumedramas），即有时代背景设定为古代的电视剧或电影，与现在大多数口语台词新鲜时髦的现代剧有所不同的是，在《都铎王朝》的台词中，有许多的日常用语和表达方式和现如今的有所不同，例如一些措辞用语等，像在“Letmeconceive.”这句话中，conceive指的是怀孕，而不是构想、设想之意；在“You，unhappyman”这句中，这里的unhappyman并不是指不快乐的人，而是指行为不正的人。另外，在当时社会里，不同阶层的用语有比较大的区别，特别是皇室成员与官员、下人之间对话的用语都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例如在与国王说话的时候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称他为Yourmajesty，与不同官职的官员说话时亦不能叫其大名，只能根据其官职称为Youreminence，YourGrace等。不在场的时候亦不能对其指名道姓，只能用敬语Hismajesty，Hermajesty，HisGrace等。正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说话者身份阶级的不同等原因，使得该剧字幕的翻译工作更显复杂，更加考验译者更全面的语言功力和更丰富文化背景知识。但字幕翻译毕竟与文学或非文学翻译有些许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因此，要做好字幕翻译还需要对其有一定的了解。
2.2字幕翻译特征
我们这里所说的字幕翻译指的是语际字幕，即在保留影视原声的情况下将译文叠印在字幕下方的文字，即通常所说的字幕翻译。（李晓梅，2007：82-83）而影视剧语言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内容涉及到时事、宗教、风俗、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且对话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因此想要每次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字幕信息时，都能够正确地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翻出优秀的译文，制作出精良的字幕，仍然是学界需要不断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地。许多学者有着丰富的影视字幕翻译经验，他们从自己的实践出发，各自撰文总结了影视剧字幕语言的特征。其中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钱绍昌教授也指出影视语言不同于书面文学语言的五个特点：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无注性（钱绍昌，2000）。麻争旗归纳的影视翻译五大特征包括口语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口型化、通俗化（麻争旗，1997）。张春柏总结出影视剧语言的两大特征：即时性和大众性，尤其对影视语言的口语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张春柏，1998）。除此之外，影视字幕翻译具有严格的空间限制。简单来说，时间限制就是字幕必须在与原语对白相同的时间内完成所要传递的信息内容，太长或太短都会在译入语观众的理解上造成偏差。而空间限制是指由于画面屏幕受限，所以字幕必须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信息传递，字幕过长不但会占用过多的画面，同时也会给译入语观众对内容的理解造成困扰。结合历史题材的美剧《都铎王朝》的语言特点及字幕翻译的特征，在做翻译时应该“对症下药”，学会灵活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不赞成“从一而终”地只使用单独一种翻译方法。
3.《都铎王朝》字幕汉译的翻译策略分析
奈达提倡“读者反应说”，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价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他在LanguageandCulture——ContextsinTranslating（Nida，2001：86）一书中写到“Itisessentialthatfunctionalequivalencebestatedprimarilyintermsofacomparisonofthewayinwhichtheoriginalreceptorsunderstoodandappreciatedthetextandthewayinwhichreceptorsofthetranslatedtextunderstoodandappreciatethetranslatedtext.”也就是说，当译文读者看到翻译内容时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在阅读原文时反应在最大程度上等同时，才算达到了“功能对等”。因此，在做影视剧字幕翻译前必须了解剧集语言的自身特点，深刻理解影片，正确认识其中的语言现象、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等。不论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要以观众为中心，要充分把握译语观众的期待视野、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先在知识、心理需求等，注重译语观众的接受性，从而正确估计潜在观众的现实视野和历史视野，采取翻译策略（谢锦芳，2009）。
3.1归化策略
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主张译文应为目的语观众着想，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消除语言文化的障碍。（徐建平，2002）归化从本质上使译文本土化，强调翻译效果，注重目的语观众的反应。（王红卫，2002）因此，把奈达“功能对等”的理论应用到翻译上来达到归化的目的，不旨在追求译文与原文本词语在形式上的相似，而是使译入语观众得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原文的语境意义，这是符合我们翻译的目的的。在此剧的字幕翻译中，不难发现译者大胆地将英语的表达中国化，即归化策略。例如：YourMajestyisbesetbyenemies.译：陛下您正四面楚歌。这句话中，虽然直译“被敌人所困扰”也无不妥，但“四面楚歌”这一成语的使用，更能体现出当时HenryⅧ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的危机之势。Butdon’tsayanythingtoalarmhim.译：但别打草惊蛇。Saysomethingtoalarmsb.在中文中可以找到意思相近的成语“打草惊蛇”，虽然在语言的形式上没有达到一致，但是意思表达上准确无误，加之这是一个常见的成语不会给译入语观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符合了“功能对等”的原则。又如在第二季第十集，HenryⅧ的第二位皇后Anne在临刑前的告解中，牧师所念的经诗中的话：Thereisatimeforeverypurposeunderthesun.译：天道昭昭，万物有时。由于本剧是一部历史剧，年生在十六世纪，当时的英语也非现代语体，加之是有关宗教的诗句，而译文不但非常中国化，还有古汉语的表达方式，是把原文语体、意思、时代背景都考虑进去的译法，在译入语观众欣赏画面的同时，字幕还有能将他们带回到古时效果。归化得很到位，意思上没有偏差，亦不会影响译入语观众的理解。在《都铎王朝》这一部历史题材的美剧中，不难发现归化策略使用得相当频繁，在这里是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归化赋予了比剧中原文更多的时代感，更符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更容易被译入语观众接受和欣赏。
3.2缩减策略
瞬间性是钱绍昌教授总结的字幕翻译的特征之一，由于字幕翻译有时空制约，经常需要大幅度删减不必要的标点符号和一些多余信息，让观众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信息量，激发影视欣赏的愉悦性。缩减法就是对信息接受者在有限时空中的与认知活动无关紧要甚至毫不相关的信息可进行删减节略，以凸显相关性更强的信息；对信息接受者固有认知结构中缺乏而在有限时空中又无法补充的信息可从略；对画面或音乐已提供了充分语境的信息亦可考虑进行缩减。（李运兴，2001）例如：IamcompelledtotellyouthatIcan’tdefendthiscastlewithoutmoresoldiersandarms.译：我被迫相告，若无增援，城堡恐将失守。Thereishopetheymaydispersepeacefully，butoftheserebelscontinuewiththeirillegalassembliesandtheirdefiancethentheirrebellionwillbecrushedsoforciblythattheirexampleshallbefearfultoallsubjectssolongastheworlddoesendure.译：有望和平解放叛军，但若叛党一意孤行，吾等则将赶尽杀绝，永世以儆效尤。Iwasjustthinkingofthosewhoarenolongerheretosupwithus.译：逝者已矣，念意尚息。在以上的例子中，都或多或少地缩减或浓缩了一些英文单词或表达方式，也许可能导致部分语义或文体亏损，但因为具有图像和声音（比如表情、语气等）的补充，在一些情况下译入语观众也能够通过剧中人物的表演而了解到大概之意，因此字幕所传递的信息并不会影响故事情节发展。此外，也有采用汉语中习惯使用的四字短语表达，结构紧凑，意思简单明朗。这样一来，译文虽然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但却用最少的字数传达出了原文的含义，不仅没有丝毫影响到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反而加快了观众处理信息的速度。
3.3增译策略
增译法是在翻译时按照意义、修辞或句法上的需要，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成分，从而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王雪梅，2012）译者加以对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导致译入语观众难以理解，从而妨碍对影片欣赏的这样一些信息甄别并使用恰当的手段增补空缺，以确保译入语观众能够无障碍地理解台词语言的内涵。除此之外，增译策略的使用也是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的特点所要求的。我们都知道，英文是一种比较直白，朴实无华的语言，许多的词语、句子需要加以我们的想象才得以更好的理解。而中文则不同，中文有着华丽的辞藻，丰富的表达来描述世上一切事物。因此在该剧英译中的过程中，适当地点缀用词，可以使句子看起来更有文采更加饱满，也能体现出说话人的涵养（剧中大多为受过教育的贵族）。例如：Theserebelsareourtraitors，Charles，fullofwretchesanddevilishintense，theymustbepunished，fortheirdetestableandunmaturedsinfrebellionagainsttheirsovran.译：那些叛军是叛国者，查尔斯，卑鄙肮脏，穷凶极恶，他们必应期作乱逆上这的行为而受到严惩。ForGod’ssakes，williteverrain?译：上帝啊，何时再天降甘霖？Yourgenerosityoverwhelmsme，asalways.译：你的慷慨一如既往，让我感激不尽。除此之外，在翻译一些口令时，也应该增译，把意思补充完整，这样更符合译入语观众所熟知的表达习惯。例如：“Theking!”译作“国王驾到！”，“Stay！”译作“留在此处！/留守在此！”等。
3.4转换策略
在字幕翻译中，为了使句子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词类转换经常出现在对字幕的翻译中。例如：NowIaskhisgraciousmajesty，thekingofEngland，toalsosign，ingoodfaith，thetreatyofuniversalandperpetualpeace.译：现在我恳请仁慈的英格兰国王，诚挚地在条约上签字，共同缔造持久的和平。（名词转换成动词）HaveInoteveryreasontobehappy?译：诸事顺遂，自然喜由新生。（疑问句转换为肯定句）Ifstilltheydonotsubmit，Mr.Cromwell，thenIpromisethedestructionofthem，theirwivesandchildren.译：如果他们还不归顺，那我发誓必将他们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名词转换为动词）除了这四个策略外，加注释也是该剧集里常用的翻译策略。因为字幕有瞬间性，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把所有的信息放入字幕里一目了然，加之许多文化因素，例如一些概念、典故或特有名词等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需要特别注释出来。这样做不但有助于人们更好理解台词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积累外国的文化知识。例如：Iwanttomakehimacupbearer.我要封他为侍酒官[皇家宫廷的高级官员]。TheFrenchbuiltacastleatArdresandabridgeintothepaleofCalais.法军在阿德尔简历城堡又建起通往加来[曾属英国]的桥。
4结语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影视；文学；英剧；文学气质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一、从英剧的文学气质说起
2010年9月，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推出的英剧《唐顿庄园》首播，迄今播出二季，不仅赢得了本国观众之心，还产生了巨大的海外影响，先后夺得美国艾美奖和金球奖的多项大奖，并在2012年上海电视节上摘取“海外电视剧大奖”金奖。电视剧从1912年泰坦尼克号失事带给英国一个贵族之家的影响讲起，其中财产限嗣继承法的限制，一对年轻人逐渐克服“傲慢与偏见”的爱情，立刻唤起文学爱好者对奥斯丁的文学经典的记忆。人们纷纷发问：此剧改编自英国哪部古典小说呢？
其实这出剧为英国身兼作家、电影导演和编剧，曾以《高斯福庄园》勇夺奥斯卡最佳剧本奖的朱利安·菲洛斯的原创作品。剧作所具有的浓郁的文学气质，集中体现了英剧的一大特色。
英剧的文学气质首先体现在充分利用本国丰沛而优秀的文学资源。作为公共广播电视代表的BBC（英国广播公司）出品了一系列由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从1978年开始，以恢弘的气势将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全部制作成电视剧；单是19世纪的优秀文学作品，诸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盖斯凯尔夫人的《妻子和女儿》（电视剧译名《锦绣佳人》）、《克兰福德》、《南方和北方》，等等，均在荧屏上一一展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传统文学的辉煌时期，从经典作家到有特色的小作家，BBC文学改编剧均给予关注，并因其对名著的忠实、出色的演绎、精美的制作而赢得一大批拥趸，BBC电视剧也因此几乎成了文学名著改编剧的代名词。
即使是并非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是由编剧原创的电视剧本，也往往具有明显的文学气质，这也是影迷们所谓的“文艺范儿”的一个重要标记。就以《唐顿庄园》为例，围绕着庄园继承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与爆发期间那充满变迁、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将人物与庄园的命运交织展开。其中有贵族、平民，上层主人、下层仆人，纷纭的人物，复杂的关系，锋芒毕露或是暗潮涌动的戏剧冲突，悬念丛生或是峰回路转的情节铺陈。不同人物之间的故事，各自独立又相互交错，表现出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复杂的人性。同样是原创性的、表现青春叛逆题材的电视系列剧，从2007年起在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也受到中国网友热追的英剧《皮囊》（豆瓣网上网友对每一季的评论少则数千条，多则数万条）就比美剧《绯闻女孩》深刻，写尽了青春的飞扬跋扈、张扬无羁和迷茫艰难，其中的现实感和人文意味，明显可见悠远的文学传统的影响。
英剧的浓郁的文学气质特性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与影视究竟是何种关系？同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的文学传统国度，中国可以从英剧发展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二、影视进逼。文学败退？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传媒技术的影响下，现代文化出现了从以语言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的转向。视觉文化无处不在，影视观看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中心，而传统的文字文学作品的阅读明显减少，文学的风光不再。今天，我们不断听到关于文学因为受影视步步紧逼而节节败退的悲观说法，甚至“文学终结论”或“文学死亡论”时有耳闻。
“文学终结论”基于一种认识：存在着一个有着明确的内涵和清晰的疆界并固定不变的文学观念。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以来所具有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属性，没有产生根本变化，但随着从口语媒介、文字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形式的更新，文学的文本形态在不断变化，相应地文学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就近现代文学中的大宗小说而言，印刷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世纪报纸的发展和连载小说的形式，推动了小说的文化消费，加强了小说认识和娱乐的双重属性。而20世纪以来影视这样的电子文本，采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可视可听，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娱乐本性，文学成为一种极其大众化的精神消费品。随着科技发展和网络普及，文学文本形态发生新变。据《新京报》报道，今年8月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显示：数字阅读已成出版潮流。当有人感叹文学退隐的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农贸市场”：“玄幻·奇幻”、“武侠·仙侠”、“科幻·灵异”、“耽美·同人”等，之下还有“盗墓”、“穿越”、“后宫”等热门题材类型，数量惊人，阅读者众多。
今天的文学的生态是芜杂的，市场化、大众化和传媒化联袂而来，文学生产体制包括生产、流通、评介和接受，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着变化。当我们把文学当做一个芜杂而真实的存在而并非一个抽象的观念时，我们就不再轻易地把文学看作“明日黄花”，或是把电子时代的主要符号——影像看作是文学的替代者。电子媒介时代可能会使一些文学样式衰落淡出，也会孕育产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可能会使传统媒介的文学形态被冷落，也可能产生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交融形态。
影视与文学各有独立性，但又密切相关，甚而相互渗透、相互成就。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审美悖论
前言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
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
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8篇
CAOGENKANTAI
姜伯静
新版《红楼梦》在各地方台播出以来，尽管网友拍砖不断，但是抛开网友诟病的造型、穿帮多、气氛诡异，在内容方面，红学家们大多肯定了改编忠实于原著。然而，随着新版《红楼梦》播出和1987年版截然不同的大结局，红学家们终于被惹火了。红学家西岭雪就认为，这完全是对红学研究的倒退！（7月12日《新快报》）
经常看到好莱坞电影被翻拍或者拍续集，只听说有剧情合理不合理的说法，“倒退说”还是第一次听到。可是，影视剧不是红学会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技术，谈不上倒退和进步。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9篇
2012年岁末，由徐铮、黄渤、王宝强联袂主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一经上映变异破竹之势横扫贺岁档，并击败其他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取得了国产电影的票房奇迹。这个结果一方面使电影创作者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草根文化”与“屌丝逆袭”成为大街小巷、报纸杂志热议的社会话题。
所谓草根文化是不同于主流文化、优雅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表达方式和根植于民间根植于大众的强大生命本文由收集整理力。它的特点是聚焦于平凡大众，通过表现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人生抉择来展示一种区别于“阳春白雪”雅文化的或朴实生动，或心酸曲折，或痛苦彷徨的人生状态。而在诸多商业喜剧电影中，“屌丝逆袭”的故事则成为“草根文化”的一种代言，一种偏爱。“屌丝”是一个催生传播于网络的新名词，它的意思是相对于“高帅富”的“矮穷挫”，是一帮迫于生活压力的年轻人的自嘲与无奈，当人格和尊严可以被自嘲、被调侃的时候，“全民狂欢”的时代便由此开启了。当“逆袭”来临时，没有人能抵挡的住那种现实生活中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突然实现的快感，由此影视剧中的“逆袭”便成为观众一种替代性的心里满足和释放，所以“屌丝逆袭”的故事便一遍遍新瓶装旧酒的出现在各电视剧和电影中。
我国电视剧《裸婚时代》、《aa制生活》、《婆婆来了》，男主人公都不是“高帅富”，但最后都抱得美人归，生活美满。电影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单说香港导演周星驰，他的许多电影素材都是取自生活于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却凭着他们特有的善良、执着、正义和勇敢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喜剧之王》和《苏乞儿武状元》。还有现在名声大振的黄渤则是完完全全起家于《疯狂的石头》中的“屌丝”小偷。王宝强始为人知也是缘于《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儿”形象以及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傻得冒泡儿的士兵“许三多。人们对于草根文化的青睐成就了黄渤们、王宝强们的演艺事业，这也说明帅哥、美男形象已不再是观众们追逐喝彩的唯一审美原则，草根们更贴近观众的生活，所以草根的华丽转身和完美蜕变更能表达出普通人对于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这种可能性的愿望和期待，毕竟亲眼目睹一只丑小鸭变成天鹅的过程比单纯的欣赏一只天鹅更能让人感慨和激动。
为什么影视剧如此青睐草根文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屌丝逆袭”的故事？这需要从影视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以及电影类型片的制作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市场需求这方面，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许多从事影视娱乐业的投资人和制作者，他们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混合商人对市场商机的灵敏嗅觉，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蒸蒸日上的今天，找到了一种没有传统“王侯将相”和“阳春白雪”文化的草根文化。以赵本山的本山传媒为例，他的实体演出有刘老根大舞台，经常出演各种小品和话剧，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培养了一批扎实的东北受众群。本山传媒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在北方城乡也有着一批的受众群，收视率颇为可观。为什么城乡人民会喜欢看草根文化的“乡村爱情”呢，就是因为它取材于农村，取材于村民身边发生的事，他贴近民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在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乡村爱情”里有乡村，也有爱情，还有左邻右舍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甚至有邻里打架，其文化格调谈不上崇高伟大，也谈不上浪漫激情，它甚至是有些墨迹和啰嗦的，但正是这种啰里啰嗦和默默唧唧中产生的喜剧效果才给观众送去了欢声笑语，让他们喜欢上剧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而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又促进了本山传媒的这种品牌效应，是的赵本山和“乡村爱情”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市场号召力，于是每有一部“乡村爱情”问世，观众们都要先睹为快，这正是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完美平衡，正是有了赵本山对草根文化市场需求的正确估量，并量身打造了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才有了“乡村爱情”草根文化的成功运作。
再者，观众的审美心理是影视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影视作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可以说观众的心理导向和预期就是上帝，这一点，韩国的电视剧行业是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发言权的。韩剧的制作还采用了一种新的制播方式——周播剧，一边拍摄一边上映，同时广泛采纳观众的意见来决定剧情走向。韩国电视剧以偶像剧风靡亚洲，获得粉丝无数，如果说韩剧有两只脚，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阳春白雪”的雅文化里，另一只脚站在“草根文化”的俗文化里，主人公也是“高富帅”男和“矮穷挫”女，或者“白富美”女和“矮穷挫”男的爱情搭配，最终“矮穷挫”都会成功上位实现青蛙变王子或者灰姑娘变公主的华丽转身，如韩剧《my girl》和《魔女幼熙》分别讲述的就是女版屌丝和男版屌丝华丽蜕变的故事。虽然韩剧大多风格唯美奢华，但其中的屌丝逆袭也是有草根文化的成分在里面的，只是这些成分由于受到“偶像剧”的限制也被偶像化了，失去了原本生动鲜活的内涵，只剩下了一个符号，即“屌丝”。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草根文化 丝逆袭 市场需求 观众心理 类型片制作机制
2012年岁末，由徐铮、黄渤、王宝强联袂主演的《人再途之泰》一经上映变异破竹之势横扫贺岁档，并击败其他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取得了国产电影的票房奇迹。这个结果一方面使电影创作者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草根文化”与“丝逆袭”成为大街小巷、报纸杂志热议的社会话题。
所谓草根文化是不同于主流文化、优雅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表达方式和根植于民间根植于大众的强大生命力。它的特点是聚焦于平凡大众，通过表现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人生抉择来展示一种区别于“阳春白雪”雅文化的或朴实生动，或心酸曲折，或痛苦彷徨的人生状态。而在诸多商业喜剧电影中，“丝逆袭”的故事则成为“草根文化”的一种代言，一种偏爱。“丝”是一个催生传播于网络的新名词，它的意思是相对于“高帅富”的“矮穷挫”，是一帮迫于生活压力的年轻人的自嘲与无奈，当人格和尊严可以被自嘲、被调侃的时候，“全民狂欢”的时代便由此开启了。当“逆袭”来临时，没有人能抵挡的住那种现实生活中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突然实现的，由此影视剧中的“逆袭”便成为观众一种替代性的心里满足和释放，所以“丝逆袭”的故事便一遍遍新瓶装旧酒的出现在各电视剧和电影中。
我国电视剧《裸婚时代》、《AA制生活》、《婆婆来了》，男主人公都不是“高帅富”，但最后都抱得美人归，生活美满。电影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单说香港导演周星驰，他的许多电影素材都是取自生活于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却凭着他们特有的善良、执着、正义和勇敢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喜剧之王》和《苏乞儿武状元》。还有现在名声大振的黄渤则是完完全全起家于《疯狂的石头》中的“丝”小偷。王宝强始为人知也是缘于《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儿”形象以及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傻得冒泡儿的士兵“许三多。人们对于草根文化的青睐成就了黄渤们、王宝强们的演艺事业，这也说明帅哥、美男形象已不再是观众们追逐喝彩的唯一审美原则，草根们更贴近观众的生活，所以草根的华丽转身和完美蜕变更能表达出普通人对于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这种可能性的愿望和期待，毕竟亲眼目睹一只丑小鸭变成天鹅的过程比单纯的欣赏一只天鹅更能让人感慨和激动。
为什么影视剧如此青睐草根文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丝逆袭”的故事？这需要从影视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以及电影类型片的制作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市场需求这方面，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许多从事影视娱乐业的投资人和制作者，他们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混合商人对市场商机的灵敏嗅觉，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蒸蒸日上的今天，找到了一种没有传统“王侯将相”和“阳春白雪”文化的草根文化。以赵本山的本山传媒为例，他的实体演出有刘老根大舞台，经常出演各种小品和话剧，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培养了一批扎实的东北受众群。本山传媒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在北方城乡也有着一批的受众群，收视率颇为可观。为什么城乡人民会喜欢看草根文化的“乡村爱情”呢，就是因为它取材于农村，取材于村民身边发生的事，他贴近民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在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乡村爱情”里有乡村，也有爱情，还有左邻右舍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甚至有邻里打架，其文化格调谈不上崇高伟大，也谈不上浪漫激情，它甚至是有些墨迹和嗦的，但正是这种里嗦和默默唧唧中产生的喜剧效果才给观众送去了欢声笑语，让他们喜欢上剧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而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又促进了本山传媒的这种品牌效应，是的赵本山和“乡村爱情”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市场号召力，于是每有一部“乡村爱情”问世，观众们都要先睹为快，这正是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完美平衡，正是有了赵本山对草根文化市场需求的正确估量，并量身打造了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才有了“乡村爱情”草根文化的成功运作。
再者，观众的审美心理是影视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影视作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可以说观众的心理导向和预期就是上帝，这一点，韩国的电视剧行业是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发言权的。韩剧的制作还采用了一种新的制播方式――周播剧，一边拍摄一边上映，同时广泛采纳观众的意见来决定剧情走向。韩国电视剧以偶像剧风靡亚洲，获得粉丝无数，如果说韩剧有两只脚，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阳春白雪”的雅文化里，另一只脚站在“草根文化”的俗文化里，主人公也是“高富帅”男和“矮穷挫”女，或者“白富美”女和“矮穷挫”男的爱情搭配，最终“矮穷挫”都会成功上位实现青蛙变王子或者灰姑娘变公主的华丽转身，如韩剧《My girl》和《魔女幼熙》分别讲述的就是女版丝和男版丝华丽蜕变的故事。虽然韩剧大多风格唯美奢华，但其中的丝逆袭也是有草根文化的成分在里面的，只是这些成分由于受到“偶像剧”的限制也被偶像化了，失去了原本生动鲜活的内涵，只剩下了一个符号，即“丝”。
第三，从类型片的结构上来讲，《人再途之泰》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尽量遵循了喜剧片的制作模式：夸张无厘头的剧情，搞笑没商量的对白和完美大团圆的结局，而作为重要喜剧元素的草根丝王宝宝是不可或缺的，王宝强这个演员似乎就是为草根而生的，他的相貌、语言似乎注定了他就是这个时代“草根”英雄的代言人，因为草根所以质朴，在厚黑学当道的今天，这种质朴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然笑料，而“逆袭”作为喜剧片大团圆结局的必要部分也拉开了“狂欢”的序幕。如果说《人在途》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描写草根辛酸生活的文艺片的话，《人再途之泰》则是更彻底、更全面、更清晰的定位于喜剧片，无论是影片的画面风格，叙事节奏，语言对白和故事本身都是按类型片的标准打造的。如果说《人在途》的结局老板结束了婚外恋情回归婚姻本身和讨债的民工“成功”讨回了外债是导演出于一种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的话，那么《人再途之泰》的结局王宝宝成功实现了与女神范冰冰的互动合影则是典型的喜剧元素“丝逆袭”的运作，一方面它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它完成了喜剧片作要求的故事走向。
近年来，影视剧的跟风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某部电视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某部电影赢得了不俗的票房，就会造成同题材的影视作品扎堆出现的问题，比如谍战剧、清宫剧以及近年来如火如荼的穿越剧，同题材的作品扎堆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影视作品粗制滥造毫无新意等问题，从而导致影视资源的浪费。表现“草根文化”的作品也不例外，因此，影视艺术工作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粗糙模仿，应该以创新的态度去实现影视作品制作与发行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鲁顺元.“草根力量”与乡村现代化[J].西北民族研究，2003（02）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草根文化；屌丝逆袭；市场需求；观众心理；类型片制作机制
2012年岁末，由徐铮、黄渤、王宝强联袂主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一经上映变异破竹之势横扫贺岁档，并击败其他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取得了国产电影的票房奇迹。这个结果一方面使电影创作者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草根文化”与“屌丝逆袭”成为大街小巷、报纸杂志热议的社会话题。
所谓草根文化是不同于主流文化、优雅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表达方式和根植于民间根植于大众的强大生命力。它的特点是聚焦于平凡大众，通过表现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人生抉择来展示一种区别于“阳春白雪”雅文化的或朴实生动，或心酸曲折，或痛苦彷徨的人生状态。而在诸多商业喜剧电影中，“屌丝逆袭”的故事则成为“草根文化”的一种代言，一种偏爱。“屌丝”是一个催生传播于网络的新名词，它的意思是相对于“高帅富”的“矮穷挫”，是一帮迫于生活压力的年轻人的自嘲与无奈，当人格和尊严可以被自嘲、被调侃的时候，“全民狂欢”的时代便由此开启了。当“逆袭”来临时，没有人能抵挡的住那种现实生活中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突然实现的，由此影视剧中的“逆袭”便成为观众一种替代性的心里满足和释放，所以“屌丝逆袭”的故事便一遍遍新瓶装旧酒的出现在各电视剧和电影中。
我国电视剧《裸婚时代》、《AA制生活》、《婆婆来了》，男主人公都不是“高帅富”，但最后都抱得美人归，生活美满。电影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单说香港导演周星驰，他的许多电影素材都是取自生活于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却凭着他们特有的善良、执着、正义和勇敢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喜剧之王》和《苏乞儿武状元》。还有现在名声大振的黄渤则是完完全全起家于《疯狂的石头》中的“屌丝”小偷。王宝强始为人知也是缘于《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儿”形象以及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傻得冒泡儿的士兵“许三多。人们对于草根文化的青睐成就了黄渤们、王宝强们的演艺事业，这也说明帅哥、美男形象已不再是观众们追逐喝彩的唯一审美原则，草根们更贴近观众的生活，所以草根的华丽转身和完美蜕变更能表达出普通人对于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这种可能性的愿望和期待，毕竟亲眼目睹一只丑小鸭变成天鹅的过程比单纯的欣赏一只天鹅更能让人感慨和激动。
为什么影视剧如此青睐草根文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屌丝逆袭”的故事？这需要从影视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以及电影类型片的制作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市场需求这方面，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许多从事影视娱乐业的投资人和制作者，他们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混合商人对市场商机的灵敏嗅觉，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蒸蒸日上的今天，找到了一种没有传统“王侯将相”和“阳春白雪”文化的草根文化。以赵本山的本山传媒为例，他的实体演出有刘老根大舞台，经常出演各种小品和话剧，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培养了一批扎实的东北受众群。本山传媒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在北方城乡也有着一批的受众群，收视率颇为可观。为什么城乡人民会喜欢看草根文化的“乡村爱情”呢，就是因为它取材于农村，取材于村民身边发生的事，他贴近民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在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乡村爱情”里有乡村，也有爱情，还有左邻右舍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甚至有邻里打架，其文化格调谈不上崇高伟大，也谈不上浪漫激情，它甚至是有些墨迹和啰嗦的，但正是这种啰里啰嗦和默默唧唧中产生的喜剧效果才给观众送去了欢声笑语，让他们喜欢上剧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而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又促进了本山传媒的这种品牌效应，是的赵本山和“乡村爱情”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市场号召力，于是每有一部“乡村爱情”问世，观众们都要先睹为快，这正是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完美平衡，正是有了赵本山对草根文化市场需求的正确估量，并量身打造了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才有了“乡村爱情”草根文化的成功运作。
再者，观众的审美心理是影视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影视作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可以说观众的心理导向和预期就是上帝，这一点，韩国的电视剧行业是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发言权的。韩剧的制作还采用了一种新的制播方式——周播剧，一边拍摄一边上映，同时广泛采纳观众的意见来决定剧情走向。韩国电视剧以偶像剧风靡亚洲，获得粉丝无数，如果说韩剧有两只脚，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阳春白雪”的雅文化里，另一只脚站在“草根文化”的俗文化里，主人公也是“高富帅”男和“矮穷挫”女，或者“白富美”女和“矮穷挫”男的爱情搭配，最终“矮穷挫”都会成功上位实现青蛙变王子或者灰姑娘变公主的华丽转身，如韩剧《My girl》和《魔女幼熙》分别讲述的就是女版屌丝和男版屌丝华丽蜕变的故事。虽然韩剧大多风格唯美奢华，但其中的屌丝逆袭也是有草根文化的成分在里面的，只是这些成分由于受到“偶像剧”的限制也被偶像化了，失去了原本生动鲜活的内涵，只剩下了一个符号，即“屌丝”。
第三，从类型片的结构上来讲，《人再囧途之泰囧》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尽量遵循了喜剧片的制作模式：夸张无厘头的剧情，搞笑没商量的对白和完美大团圆的结局，而作为重要喜剧元素的草根屌丝王宝宝是不可或缺的，王宝强这个演员似乎就是为草根而生的，他的相貌、语言似乎注定了他就是这个时代“草根”英雄的代言人，因为草根所以质朴，在厚黑学当道的今天，这种质朴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然笑料，而“逆袭”作为喜剧片大团圆结局的必要部分也拉开了“狂欢”的序幕。如果说《人在囧途》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描写草根辛酸生活的文艺片的话，《人再囧途之泰囧》则是更彻底、更全面、更清晰的定位于喜剧片，无论是影片的画面风格，叙事节奏，语言对白和故事本身都是按类型片的标准打造的。如果说《人在囧途》的结局老板结束了婚外恋情回归婚姻本身和讨债的民工“成功”讨回了外债是导演出于一种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的话，那么《人再囧途之泰囧》的结局王宝宝成功实现了与女神范冰冰的互动合影则是典型的喜剧元素“屌丝逆袭”的运作，一方面它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它完成了喜剧片作要求的故事走向。
近年来，影视剧的跟风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某部电视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某部电影赢得了不俗的票房，就会造成同题材的影视作品扎堆出现的问题，比如谍战剧、清宫剧以及近年来如火如荼的穿越剧，同题材的作品扎堆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影视作品粗制滥造毫无新意等问题，从而导致影视资源的浪费。表现“草根文化”的作品也不例外，因此，影视艺术工作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粗糙模仿，应该以创新的态度去实现影视作品制作与发行的良性循环。（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鲁顺元，“草根力量”与乡村现代化[J]，西北民族研究，2003（02）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影视剧；地域文化；湘西；编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43-02
狭义的少数民族电影指专门描写和反映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文化、特殊风情、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片。湘西地处湖南西部山区，其文化是一种区域历史文化形态，有较稳定的特质和独立的时空范围。近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汲取湘西文化而创作的影视剧作品，下面对它的地域文化和影视剧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一简单的梳理。
一、地域文化与题材的选择
（一）优美细致的风景风光——自然地理
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特殊性，湘西保持着原始完整的自然风景风光，电影《阿凡达》中的哈利路亚山原型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的南天一柱，《芙蓉镇》是在原永顺王村里全程拍摄，《边城》反映了湘西小城在20世纪初叶的社会人生风貌，更是表现出湘西雄奇的山、清绿的水。自然基础的地理条件和民情风俗的文化特色，同样吸引着记录片的拍摄。
（二）野美的民族风俗——民俗文化
湘西是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民俗文化特别，保存较完整。2007年连续剧《血色湘西》是在其大背景下拍摄的，剧中所出现的“麻溪铺”、“雷公寨”、“天坑岭”、“栖凤桥”均是实景拍摄。演员身着本地的民族服装，将湘西子弟民众的性情展露无遗。其中五月端午节麻溪铺热闹场面：妹伢拜傩公，竿子营男子授环、赛龙舟等场面都令观众记忆深刻。石三怒长竹横拦穗穗的那股子豪爽劲，情歌唱的妹伢脸红心跳，湘西男子的野性一跃而出。
（三）特别历史经验——红色文化
历史的进程让湖湘大地一跃成为国内最有号召力的红色土地之一，延伸出的红色文化，也在屏幕上迅速地传播开来。湘西革命老区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竿军抗击日侵略者、匪患的斗智斗勇等。《血色湘西》是20世纪40年代湘西一带将士和民众的抗日救亡故事。竿子营和排帮在面对侵略者时，同仇敌忾奋力抗敌，山水中的儿女情长忽然血肉澎湃，柔情似水的淳朴山民忽然暴戾乖张。
《十一公里》据历史纪实小说《血战嘉善》改编而成：“淞沪抗战”的最后阶段，为防止上海沦陷，七千湘西子弟在师长顾家齐的率领下，在嘉善境内与日军殊死血战。真实事迹是陆军128师，由湖南凤凰县的农民、土匪、少数民族等组建起的一支杂牌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日军七天七夜，才让日军推进“十一公里”。《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往事》、《父亲的战争》都是讲述发生在湘西地区的红色故事。
二、个性人物的塑造
（一）土匪、游侠形象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地极险，人极蛮。”土匪身份非无源之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具体体现：大多数是当地失地农民，为生存才走上土匪的道路。而影视体现的“湘西土匪”就是几个暴戾的土匪头子和一群没有思想的土匪队伍。描述上有创作规律的束缚形成偏差，会导致观众在内容接受层面受到一定影响。1986年《乌龙山剿匪记》里诡计多端的钻山豹让观众是又佩服又恨，健康的体魄和冷静狡诈的头脑，直率霸气的男子气概一览无余。
《血色湘西》作者黄晖说过“石三怒”是沈从文笔下的“田三怒”而得灵感 ，“二十年闻名于川黔湘鄂边区凤凰人田三怒”不到十岁就挑衅横蛮的屯垦军子弟；十五岁为友报仇；二十岁成“龙头大哥”。他懂得“尊重读书人”对门下管教严，对他人酒后辱骂不放在心上，在地方上充当着一个维护正义、惩恶扬善的侠客形象。在近代，政治舞台动荡迭变，《十一公里》英勇竿军的结局却是缉捕了师长，解散了部队，至此原因之一有湘西人本质性格，由于受压迫的地位和原始社会的遗风，向两个极至发展——刚强的英雄心理和懦弱的忍让心理。所具有的独特人性、野性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构成了影视作品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湘西女形象
翠翠是《边城》女主角，对傩送的爱情始终是她的理想寄托，她单纯娇羞，自始自终把深沉的爱恋埋藏心中，这种性格影响了她获得幸福。即使心上人离开，也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思考和怀念，玩笑似的命运，最后回归传统，向礼教屈服。《血色湘西》里的田穗穗，独自扛着枪在山林中穿梭打猎时勇敢坚毅、充满活力，而面对长竹横拦的情歌时娇羞可爱，正是这样的女子，才在观众中产生了共鸣，在当今时代是罕见的，体现出地域特色。
《村妓》讲述了阿七的丈夫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的遭遇。早期湘西一带地区非常贫苦，有条不成文的习俗：丈夫在家耕地，妻子则到城里作生意当。在这里，老七的行为究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但在她及“乡下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一种不与道德冲突的普通工作。故此，这一行为在特定意义上还不具备人性扭曲的属性。由于在“城里”，“做生意”的乡下妇人经过一些时日的耳濡目染“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于是妇人毁了”。而故事终了，老七跟随丈夫回乡下的家去，意指纯洁依然存在，朴素的思想感情和人性标准由此可见。
（三）边缘人物形象
《烟雨长河》大家闺秀三三与豆腐店老板四狗子相恋，家长却要她嫁给省城阔少。为此三三吞金自尽，四狗子在悲痛之后掘坟盗尸，并在山洞中举行了殉情仪式。影片四狗子恋尸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源于极度爱恋，以至于在女子死后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其次因有传说：女尸被所爱的男子陪伴七日，就能够复活。湘西地处偏远的山区，人们还处于蒙昧阶段，生产力也相当落后时，男子成年后不能正常的娶妻生子也是导致恋尸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
四川笑星沈伐在《湘西往事》中挑战湘西特有的赶尸人。苗蛊巫术都是塑造边缘影视人物的好素材，湘西人原始神秘的命运，及对命运的顺从和反抗，反映了他们的人性美和不羁的生命力，也揭示左右他们的社会现实。这些另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极大地丰富了湘西系列作品，并为现代影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鲜明张扬的主题精神
（一）非民族的主流意识
被主流意识约束，少数民族影视的发展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的演绎状态：创作者受自身文化背景和心理特质的影响，先入为主的标准来衡量少数民族文化。建国初期，尽管有表现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我表达，但都是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再建构。影片的导演、编剧、演员基本上是由汉族来完成，对其生活方式的直观描述，使汉民族自然而然的认为自己处于文明社会，而少数民族处于野蛮落后的、需要他们文明社会的拯救。
《乌龙山剿匪记》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是电视剧创作模式相对单一的改革开放初期，它几乎奠定了其后匪患题材影视剧的叙事模式：被土匪或者部队迫害的落难者被拯救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亦为之后的匪事题材影视剧提供了可靠的范本，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入是文化传播偏差的原因之一，也成为少数民族影视剧的特点。
（二）普遍性内涵的注入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普遍性虽是寄寓于特殊性、个别性中，并不等于只要表现了个别就表现了一般，而是应该主动地、深入地发掘个体所包容的一般性的深刻内涵。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与普遍观众熟悉的生活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具有儒家或西方文化背景的他们，难免会以高姿态的眼光看待这些民俗。只满足猎奇心理，而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人与自然的认同和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美善、对民族历史的责任感及对部落和家庭的奉献精神等深层的内涵才是值得发掘的普遍内涵。只有在民族特殊性中注入更多的普遍性内涵，才能实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理想。
《湘西往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斗智斗勇、爱恨情仇，该剧用当代思维方式站在人文关怀的角度，重新审视湘西剿匪，是剿匪题材创作的一次突破和开拓。据制片人陈永宁介绍，虽然表现的是剿匪，但不会大仗小仗不断，也不同于北方的《林海雪原》，表现湘西的神秘与传奇中着力刻画人物性格和地域文化，真实再现那个年代的人物特性和时代气息。
电影《边城》中的傩送最后能不能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也许不回来”是争取观众的表现，带有非常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宗教色彩，不光是人性的冲击力和爱情的吸引力，同时也有了神秘的命运感。
（三）本土情态的再现
全球化浪潮已然不可拦阻，强势文化不断地将自身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输送和播撒到弱势文化中，民族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文化本土性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让这个世界的文化生态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要创作出精品的本土少数民族电影、塑造出灵魂人物就需要展示出真正少数民族观念及文化。
湘西山区落后的原始形态的习俗，既带有朴素的人情味也有压抑和摧残人性的特征。《血色湘西》中把月月吊在天坑架上残酷的家法，龙十四爷软禁月月长达5年之久的惩处，都显现出这个封闭的山区极端的落后，封建社会妇女悲惨的命运在月月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边城》里面的男主角傩送，典型的湘西男人。在端午节赛龙舟时是豪放的；在追求情人隔岸唱情歌时是温柔的；在大佬离家出事之后，他的离开有点凄凉，有点悲壮，这时是隐忍的。这方人所特有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发乎情，止乎礼”，最终回归到传统轨道。
四、注重创作人才的培养
少数民族编剧、导演、演员、摄像这样一个电影工作群体仍然极为缺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影严格意义上讲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具有汉族视觉的特色。应强化民族影视教育，鼓励高水平创作者以个人风格崭露头角，在创作之初就应具备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深入发掘他们的精神世界，体现出民族文化，掌握少数民族人文地理、、民俗文化及风土人情。现代作家沈从文以本乡人身份努力消解外界偏见，其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是湘西题材影视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地域环境和历史原因造就了湘西朴素神秘的民俗民风，在影视传媒建构下，湘西文化总是很有特色，甚至是另类的出现。从影视回到现实再结合历史，旨在揭示影视传播不足或是对湘西文化的误读，或者是进一步探讨对湘西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真挚的民风，是在美丽与残酷，纯朴与愚昧，善良与残暴相生相伴的环境之下滋养出来的，柔弱之气与雄强之风是各种艺术形式所要表现的湘西实态。
参考文献：
[1]曾耀农，丁红.现代影视艺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2]高鑫.试论电视剧的地域特色.现代传播，1991年第2期.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3篇
形似与神似
我在影视圈有个外号，叫“坏蛋专业户”，我演过的坏蛋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在《马本斋》中，我是叛变投敌、出卖亲人的回民支队参谋长哈少甫；在《石门情报站》里，我又是阴险狡猾的特务；到了《烈火金钢》中，我变成了汉奸；演《我是一个兵》时，我又化身小偷；而我最满意的，是《笑面江湖》中自己演的汉奸队长，当然《天桥梦》中的伪警官也让不少观众津津乐道。我很感谢这些地痞流氓、汉奸特务角色对我的磨练，它们让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我塑造的反面角色向来以凶狠、狡诈、邪恶、阴毒、刁钻来俘获观众。有人说，我在反面角色的塑造上的造诣是因为我拥有一副“其貌不扬”、极富特点的外表。其实，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外表的优势充其量只停留在形似阶段，对角色塑造的成功与否，实则在于神似，也就是挖掘人物的内心。尤其对于一名反面角色演员而言，在形似基础上追求神似，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反面人物从骨子里透露出的那股子坏劲儿。在我演过的众多反面角色中，20集电视连续剧《江湖笑面人》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片中，我饰演阴险狡猾、做尽坏事的汉奸队长梅青，他的戏份比较复杂。剧中，梅青共经历了小混混、狗腿子、汉奸三种身份的转变，唯一不变的是他对穷苦百姓的欺压和敲诈以及对权贵的谄媚，这就是这个人物的“灵魂”，也就是这个角色的“神”。要知道，演员扮演反面角色不是为了宣扬他，而是为了把角色的丑恶尽力地揭示在观众面前，让大家憎恨他，同时反衬烘托出正面人物。只有引起观众对反面角色的厌恶与唾弃，演员才能认为自己的表演成功了，表演的目的才算达到了。所谓心到神到，在演梅青时，我抓住了梅青的基本性格，尝试运用逆向思维模式揭露他的丑恶。在这一思维的指导下，再现这一人物不同阶段下作的言行，最终达到了让观众对这个人物恨得“牙根儿痒痒”的效果。
克服演员与角色不统一
演员与角色的不统一，是反面角色塑造的最大难点。要知道，没有几个演员有过反面人物的生活经验，但如果要塑造好一个反面角色，克服这一问题却是关键。我演过很多地痞、流氓、无赖、汉奸的角色，虽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但在塑造这些角色的过程中，我总是积极地融入到角色的生活中，与角色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我常说，演员在塑造角色时，不能总是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角色，而应该以投入的姿态，把自己融入角色当中，不能总是想着“我在演他”，只有做到“我是他”的境界，才能把每一个角色真实生动而准确地诠释出来。尤其是在反面角色的塑造，“我在演他”跟“我是他”的表演有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就是表演造作“不接地气”的根源。这是因为当你演绎一个反面角色时，你会很自然地以一个好人的道德观看待这一反面人物，加之台词剧情对反面人物的固化，如果以“我在演他”的心理去表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表演造作和痕迹化的现象。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更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坏蛋；反而，坏人会认为跟自己价值观道德观相反的人才是坏蛋。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我是他”的表演在反派角色塑造上的重要性甚于正面角色的塑造。《我的故乡晋察冀》中的侯景太，算是我扮演汉奸的一个缩影。他穷凶极恶、狡黠奸诈，但我在诠释这一角色时并不只看到了他的坏，当我把自己真真切切当成侯景太时，我走进了他的内心，我甚至看到，当初侯景太投降日军当了的走狗时，很可能是为了保全自己。有了这种对人物内心的理解，展现侯景太在日本人面前的极力谄媚，对八路军极尽轻蔑，在老百姓面前又狐假虎威的分裂做派，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件难事了。而我在《错嫁》中饰演的曲德胜是一个歹毒的恶霸，这个恶霸无论是对金钱还是女人都认为是理应被自己占据的东西，这原本和很多恶霸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当我“变成”曲德胜时，我开始问自己，这个曾经勇敢拿起枪保卫东家的小伙计怎么就变成了霸占大小姐，勒索钱财的坏蛋了呢？在追问中，我看到了曲德胜心中的不忿：东家的生意能够东山再起，曲德胜功不可没，但他不仅没有得到丰厚的奖赏，还常常被太太和小姐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心中早已装满了仇恨，爆发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的经验是在塑造反面人物时，要尽可能准确摸清人物心理和性格特点，将自己与角色有机统一，体会角色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真实还原生活中的人物，才能令表演自然生动，达到最佳效果。我想，这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角色中的自我，自我中的角色”的实践吧。
借助细节的力量
影视剧的表演重视还原生活，生活中是什么样，就怎么表现，做到这点，表演需要借助细节的力量。我认为，表演中的细节能使人物更加真实。例如，一个鬼鬼祟祟的眼神就能让观众觉得你是个小偷，一个捉虱子的动作观众就相信你是个乞丐。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动作，但是可以大大增强人物的真实感，让观众认为你演的就是“他”。比如，我在塑造经典反面人物《马本斋》中的哈少甫一角时，就运用了大量细节表演来诠释人物。剧中，汉奸哈少甫为了讨好日本人竟抓了马本斋的母亲，自己的大表姑，导致马母绝食而亡。马母死前平静地问道：“是少甫啊，你给鬼子干事儿了？”我演的哈少甫刚开始低头不敢直视马母，后又抬头、扬眉、翻眼皮偷偷瞅马母，通过这些细节，我把人物内心出卖马母的愧疚、尴尬和胆怯，以及人物奸诈的性格成功地表现出来。再如，《玉碎》中，我所饰演的臭咧咕遭遇了陆雄飞的毒打，这时的我仰望着陆雄飞，眉毛抬起、眉心皱着，眼睛瞪得很大，瞳孔也放大了，鼻子在抽搐，咧着的嘴歪得更厉害了，再配以喊冤枉和求饶的哭腔，以及快挨打时吓得全身抽搐的动作细节，把臭咧咕要挨打时无比恐惧的状态刻画得十分鲜明。一个好演员，还要学会挖掘藏在台词下面的潜台词，这样的做法往往能让细节释放能量。很多观众告诉我，《洪湖赤卫队》中我演的王金标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角色的演绎上我就用到了挖掘潜台词的方式。我记得“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那场戏，我没有一句台词，站在窝棚旁，听队员们唱着“韩书记，她办法强，胜过那当年的诸葛亮刘队长，有胆量，摸到那敌人的后厅堂”当时我心中一直在叨念着“不公平，凭什么没有我？”不自觉地朝庆功会场望了望，过了好一阵，导演从监视器上抬起头，叫好道：“杜老师这眼神绝了！”这些细节性的表演很多是我从生活中学来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深信，一名优秀的演员一定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善于从生活中学习的人，生活中的细节无处不在，女孩照镜时会捋捋头发，人们惊恐时会张大嘴巴，说谎的人目光不敢直视，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细节，但是却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人物特点。而这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有时却是表演的绝佳秘笈。
表演张弛有度
在塑造影视剧的反面角色时，过于夸张的动作表情有时是最危险的表演。我年少时，曾是一名河北梆子的戏曲演员，作为一名戏曲演员，特别是在演绎反面角色时常常需要借助夸张的动作、表情、声音以吸引任何座位的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看到反面人物的丑陋言行。但成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后，我发现这样的表演很是危险。镜头调度是影视剧区别于戏曲的根本，尤其是在特写镜头下，影视剧演员仿佛置身于显微镜下表演，这种表演能反映出一般情况下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人的心灵。有时演员一次睫毛的颤抖、脸颊的微颤，甚至眼神的变换都能反映人物细腻的情感变化，从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此时演员的表演过于夸张，很容易令观众“跳戏”，为表演减分。
比如，我在《大宋提刑官》中有一场戏是杀人犯唐二宝感觉到宋慈马上就要查出真像时，镜头给了我一个面部特写，我并没有采用龇牙咧嘴的动作去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我只是让我的目光凝滞了一下，但镜头已经把我眼神中的恐惧和担忧准确地放大在观众面前了。如果我当时采用夸张的神情处理，这很可能就成为剧中的一处败笔了。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当代戏剧影视中甲胄造型的艺术特点
在现代社会，甲胄的原始功能几乎消失殆尽。它只是戏剧影视中人物造型的一个元素。凡是涉及甲胄的戏剧影视作品，都需要人物造型设计者进行设计制作。有人把服装叫做穿在演员身上的布景，因此，它不是简单的还原，是艺术化处理，是一件艺术作品，是二度创作。这件作品的风格，与设计者对作品的理解、对作品再现的那个地域和时代风貌的了解程度以及设计者自身所处的年代、自身的学养等密切关联。简言之，即使对同一位历史人物进行包装，中国的设计者与欧美的设计者不同，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设计者与当下的设计者也不同。差异就是艺术，就是风格，就能甄别出品位与高下。从各类国内外的戏剧影视作品甲胄的造型来看，不同的设计理念，效果也异彩纷呈。特点一：忠于史实，厘清时代界线，准确诠释历史原貌在戏剧影视中，人物是灵魂。造型是刻画人物形象至关重要的手段。设计的重点在于准确、明晰地体现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引领观众更好地了解故事的主题。尤其是出现甲胄的历史故事，多发生在历史久远的冷兵器时代，受考证难、材料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甲胄的设计制作都存在较大难度。如果研究不透彻，基本功不扎实，往往会张冠李戴，漏洞百出。话剧《秦王政》是2009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大戏。这部戏集结了国内戏剧制作领域领军级人物组成了主创团队，是近几年国内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作品。剧中人物甲胄造型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秦朝的出土文物，其造型结构直接取材于兵马俑，颜色以近似青铜器的沉黑为主色调，以表现历史的厚重感与沧桑感。为了准确表现嬴政这个千古一帝的霸主风范。在嬴政作为军营中统兵百万的将领的戏中，为他设计了黑红搭配的一套戎装，一袭黑色的披风，裹着及膝的红色铠甲。铠甲胸前上面部分是连缀在一起的较小的方形甲片，有鱼鳞的感觉；下面是流苏式的褶皱，在甲片的连缀点和褶皱上饰以大小不等的铜珠；肩部是甲片连缀起来的护肩。铠甲边缘处有精致的不规则几何彩绘图案，整体感觉器宇轩昂、坚毅勇猛，表现出他志在巅峰的宏图大志。及至嬴政君临天下之后，为他设计的是一套镂金错彩的帝王服饰，上身是金色的软甲，上面印有凹凸有致的花纹，高高地护在颈部周围，腰间是大红腰封，有蟒龙的纹样印制，下身是及踝的金色蔽膝，两条红色飘带从腰间垂下，随着人物的行走而飘摇摆动，帝王的尊贵感一览无遗。虽然秦始皇铠甲的造型色彩等都以史实为基础，但是由于使用的是现代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因此，完全不能等同于原物，审美价值更为突出。特点二：突出地域特色，融合多文化元素，旨在为刻画角色服务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地域不同、种族不同，其服饰也大相径庭。但是，现代社会，全球一体化趋势又越来越明显。反映在戏剧影视作品中，是强调地域特色还是以现代人的视角，杂糅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不同的设计者有不同的做法。但其宗旨是最好地服务于角色的塑造。电影《墨攻》中甲胄的款式能直接体现出地域性。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戎装款式差异性较大。汉民族的服饰特点是宽衣肥袖，因此其盔甲也相应肥大；而游牧民族由于其骑马的需要，服饰多紧身箭袖，所以铠甲也紧凑贴身，一松一紧，民族特色一目了然。我国香港导演李仁港拍摄的电影《三国之见龙卸甲》中，甲胄造型各类文化元素融合的特点十分明显。影片中，刘德华扮演的赵云所着盔甲明显有日本武士的影子。“赵云在历史书籍中只是蜀国的一员武将，比起曹操、刘备和孙权都要低一个级别，但他是当今青少年最熟悉的三国人物。一方面保留了《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比如大战长坂坡，另一方面则从游戏中挖掘创意，以便让片中人物从内到外都更符合今日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李仁港曾这样阐述他的设计原因，也透露影片人物和造型的很多灵感来自于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三国志》系列游戏。这样将中国元素、日本元素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设计风格，在李仁港指导的电影《锦衣卫》和《鸿门宴》中也很突出，铠甲造型中各类元素的应用也很普遍，他追求的是人物造型的表现力与美感。特点三：以效果为王，追求艺术价值中央戏剧学院2008级表演系的毕业作品《虎符》的人物造型设计，在历史真实与舞台美感的结合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虎符》描述的是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中主要人物信陵君是一个仗义纾难的英雄人物，为了美化这个人物，设计者在还原战国时期铠甲款式的基础上，从材质的肌理再创入手，在局部嵌入以篆字为基础演变出来的图案造型，图案通过对面料的叠加以将材料的视觉空间体现出来，通过层次的变化，体现一种浮雕感，使得信陵君的戎装造型肌理丰满而具有视觉冲击力，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诉求。沃尔夫冈•彼得森拍摄的电影《特洛伊》，其情节内容源自古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该片中有众多宏大的战争场面，也塑造了许多身穿甲胄的经典形象。影片中，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甲胄的装饰元素来塑造人物。比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盔甲，既是他出席公共场合的礼服，又是作战时的戎装。精致的银色装饰将其装扮得犹如太阳神阿波罗般俊美潇洒。铠甲上雕刻的过于精美的花纹暗示着帕里斯的软弱个性。而郝克托尔是帕里斯的哥哥，是战争中真正的英雄。在剧中，一身青铜精美的铠甲色泽深沉、质地厚重，完美呈现了郝克托尔式的英雄主义形象。第73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得主——影片《角斗士》的服装设计师珍提•叶提斯，是盔甲设计的高手。影片中铠甲主要以硬皮料为制作原料，配以金属材料装饰，精美的造型和绝美的配色，完美地呈现了古罗马时期强大的军事形象。
二、甲胄造型艺术的创新路径
历史车轮走到当下，“80后”“90后”成为戏剧影视受众的主体。这些年轻人都是玩着机器玩偶长大的，机器玩偶的铠甲造型根植于年轻人的心中，因此，在戏剧影视服装设计中强化甲胄元素，无疑会受到年轻一代人的追捧。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要找准甲胄传统造型艺术与现代元素的契合点，既保留甲胄传统物种的基因信息，又避免泥古不化，创造出适应新时代审美诉求的新的甲胄造型艺术，就需要从业者下一番深功夫。
（一）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拓展甲胄造型艺术的创作空间戏剧影视作品的甲胄造型设计，要尊重历史，重视其写实性和象征性，追求戏剧影视作品的历史感和真实感。但由于甲胄造型艺术内涵空间的逼仄，如果思路不开阔，必定难以施展拳脚。从业者应该兼收并蓄，从多种领域中汲取养分，吸收绘画、建筑以及木偶、皮影、泥塑等民间艺术的有益元素，甚至可以把服装界的混搭风、绘画界的抽象派等皆“拿来”为其所用，取其形，续其意，传其神，为甲胄造型找到新的发展极点和发挥空间，丰富造型手段，提高造型技术，以适应时代的快速发展和人们不断提高的审美水平。
（二）在未来题材作品中恣意驰骋未来题材戏剧影视作品，是设计者的设计思想自由释放的空间。可以天马行空式的展开想象，不受史实的约束，甚至不受服装各元素的约束，可以无限夸张，可以怪戾，可以似真似幻，可以不伦不类。如《钢铁侠》系列电影，匪夷所思地将甲胄与机械结合，把甲胄作为元素运用到了未来科幻的主体上，重新诠释了甲胄特有的造型美。一夜之间，钢铁侠成了炙手可热的影视形象，票房一路飙升。这种将甲胄的造型特点元素化的设计是未来人物造型的一大趋势。未来、奇幻风格的设计，需要这种设计理念来为戏剧影视甲胄造型注入新的力量。外国这类科幻题材的电影尤为值得借鉴。如《雷神》，将甲胄与现代诸多元素融合的堪称完美，通过许多怪异的造型和新兴材料的运用，将铠甲与未来相结合，造型极为夸张很有未来风格。
三、结语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5篇
传统广告之所以惹人生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过于直白地表达营销的目的，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广告是以一种毫无艺术性的方式，裸地来推销其产品与理念。而影视剧植入广告与微电影广告都是借助于影视的拍摄技法和表现手段来展现，将产品信息、品牌理念与影视剧这个大众喜爱的娱乐形式结合起来，使观众在欣赏精彩剧情之时，来接受广告信息。这种隐蔽的展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观众的抵触情绪，更易于企业产品的推销和品牌理念的传播。二者的差异在于：影视剧植入广告是将产品信息与品牌理念隐性地融入到剧情之中，而微电影广告则是围绕着准备宣传的产品与理念而创作电影剧情。因此，影视剧植入广告就其本体而言是影视剧，而微电影广告的本体是广告，二者的创作立足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其成为两种不同的广告形式。优秀的影视剧植入广告能将广告信息策略性地融入影视剧剧情之中，使受众在欣赏精彩剧情时，不知不觉地接受广告信息。同时，由于它与影视剧的不可分离性，使其具有强制性接收、到达率高的优势。这一优势在电影植入广告中尤其明显。如果植入的广告信息又能与剧情巧妙融合的话，既不会引起受众反感，又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微电影广告很多时候是需要受众自己主动观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丧失了一部分主动性不强的受众，而这部分受众也有可能是产品的潜在用户。因此，就受众数量而言，其到达率远没有植入广告高。但微电影广告由于其立足于广告本身，电影中的剧情、场景、人物，甚至是对白、音乐都是围绕着广告目标精心构思的。因此，相比影视剧植入广告，它的产品信息与品牌理念与剧情具有更高的契合度，使产品信息成为了电影中的主角，能够更全面地展现产品的性能，更深入地阐释品牌理念，也更能够与消费者进行深度沟通。这一点是植入广告难以做到的。可见，立足点的差异使影视剧植入广告具有广度优势，而微电影广告具有深度优势。无论是宣传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广告发挥其功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创作目标的异同
影视剧植入广告与微电影广告都是借助于影视剧这一媒介来传达产品信息的，二者的创作目标有一个共同点，即：产品信息及品牌理念必须与影视剧剧情相契合。就影视剧植入广告而言，只有在植入的过程中使产品信息与剧情恰当地融合才有可能将受众的排异反应降到最低，产生正面的宣传效果，最终才有可能达到营销目的。而对微电影广告来说，虽然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所要宣传的产品及理念来创作的，但是如果二者契合度不够，不但不能创作出优秀的微电影作品，而且很难达到应有的广告效果。因此，只有二者完美地结合，才能算是成功的微电影广告作品。然而，二者的创作目标虽具有一致性，但其实现途径却存在着诸多不同。影视剧植入广告是将所要宣传的产品信息植入到已经创作好的影视剧本或影视作品之中。因此，植入哪些信息、选择何种方式植入、植入多少可以说是植入广告的主要创作任务。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经过谨慎的设计和论证。植入不当不但会影响广告效果，而且会伤害到影视剧本身的艺术质量。
首先，植入信息的选择。产品信息在植入一部影视剧之前，应该对这部影视剧的剧情有充分的了解，选择适合的影视剧本或影视故事，甚至在编剧阶段就要进行策划设计，要充分考虑产品信息如何与影视剧进行有机的结合。选择好剧本之后，要对产品信息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评估，寻找产品信息与剧情之间的结合点。
其次，植入方式的选择。广告植入影视剧的方式多种多样，每种植入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如：台词植入是一种较为敏感的植入方式。运用得好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而运用不当，会产生负效果。因此，植入方式本身无好坏之分，其运用得成功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与广告信息及影视剧情相契合，只有三者完美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广告效果。
第三，植入数量的选择。影视剧中植入广告的数量同样要考虑剧情发展的需要，不能为了展示产品信息而使广告凌驾于影视剧之上，否则便会产生过度商品化的倾向，使受众产生强烈的反感，甚至可能会导致影视作品本身也遭受唾弃，影响影视剧的整体艺术性。如：电影《非常完美》、电视剧《丑女无敌》等都因植入广告过多而引起了受众非议。可见，影视剧植入广告不是简单地将所要宣传的产品信息置于影视剧中，而需要进行精心策划，并融入独到的创意。而微电影广告与植入广告不同，微电影广告是围绕准备宣传的产品和品牌去创作电影作品。因此，它不需要像植入广告那样，努力去迎合影视剧剧情，避免了植入广告本身所存在的诸多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微电影广告的创作就易于植入广告。它同样有着自己的创作重点和难点。
首先，选材问题。目前，微电影广告存在着题材重复的现象，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应使其与普通电影一样，实现选材多样化。既可以取材于与百姓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家长里短、情感纠葛，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也可以选择与百姓生活较远的神话、科幻等题材，描述受众内心所渴望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微电影广告只有广泛取材，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由于微电影广告是需要受众主动观看的。因此，所选题材还应考虑到是否与该产品的多数目标受众的兴趣与关注点相契合。只有所选题材是目标受众所喜欢的，才会具有较高的点击率与收视率，从而具有较高的到达率。
其次，故事情节的设置问题。由于微电影广告的片长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为了在短时间内吸引受众的注意，它应具有紧凑完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如：美加净投拍的《回忆爱情》就采用了渲染情感的方式。整部广告以美加净护手霜作为纽带，展现了婚后夫妻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而护手霜被赋予了幸福与爱的光环。它虽然没有多华贵，但却饱含着丈夫对妻子浓浓的爱，易于引起受众的共鸣。
第三，如何凸显产品信息的问题。微电影广告最终的目的是营销。无论其剧情有多么跌宕起伏、感人肺腑，其最终的目的不是让受众关注剧情本身，而是记住产品信息。因此，所要宣传的产品是微电影广告的核心。如何凸显产品信息可以说是微电影广告创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凸显产品信息并不意味产品信息的上镜率有多高，产品的镜头过多反而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因为每一次的产品镜头都在提示受众所看的是广告，而不是电影。这对于最终的广告效果是有害无益的。
三、创作团队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