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论文范文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小城市软环境评价模型构建
一、构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模型的目的及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生存较量已从规模、专业、浅层次的外在竞争，逐步发展到内在的、隐含的、综合性的、深层次的战略性竞争，这就涉及到软环境。我国学者对投资环境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主要针对宏观经济环境而设计，由于投资软环境含义广阔，评价范围过于宏大和宽泛，评价指标直接关系到的是国家或区域创造性能力的提升，对中小城市而言，缺少针对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笔者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便于指导实践工作。
二、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
1．价值性。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此，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应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指标中要具体体现降低企业成本、吸引外部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问题。
2.独特性。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它是一个城市内在的、隐含的、深层次的，是本城市所特有的，能为城市带来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因素，它不易被其他城市模仿和替代。设计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要反映城市的历史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等信息。
3.整合性。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是由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单个某一方面的优势和强大都不足以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因此，这些要素必须与城市的其他软环境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或具有整体互动的功能，才能向国内外的投资商展示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越性。
4.针对性。中小城市无论在规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因此，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应具有针对性。着力于解决在执法、政府政务、市场竞争机制、文化特色等方面问题，所列指标要突出企业和群众经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改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这篇论文
5.导向性。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投资软环境的现状，又要导向未来，指引人们应该如何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
三、建立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
对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分析为探索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过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好坏集中在法治与政策环境、行政服务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四大方面，其构成了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下设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投资服务环境、资金盈余环境、诚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基础服务、商务基础设施、文化环境、舆论环境和教育环境等12个二级评价指标，并通过51个观测群的调查分析，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和诊断。建立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详见下面图表。
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了目标层、指标层、观测层等多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指标数量要繁简适中，以便用来测度和分析我国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
参考文献:
[1]梦祥茹杨育红:开封市优化投资软环境若干问题研究[J]．开封大学学报,2007（3）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一）区域投资环境的自然环境因素引导民间资本配置在农业社会里，人类会优先选择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的上等土地进行开垦。其次，当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的上等土地被开垦殆尽的时候，次级土地便成为上等土地的替代品，逐渐被人们进行开垦。当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时，次级土地亦不能满足市场吸纳量年年翻进的需求，劣等土地渐被开垦。实现生产运输成本最低是这种生产扩展方式的优势所在。这种扩展方式同样表明了人类具备天然的理性选择能力。在工业社会，人类同样存在着这种理性选择能力。利润的实现是通过资本投资力求实现的最终目标。当投资者选择投资地区时，主要有两大参考因素，即当地市场吸纳力和生产资源获得的便利性。因此，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原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是影响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绝对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能否降低。因此，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差异并不明显的阶段，投资者选择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和交通便利的地区。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纵观历史，但凡物产丰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行政区域，均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或货品集散地，且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这是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道路交通条件以及历史发展决定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自然环境因素的战略地位不再像工业初期阶段那样受重视，而是伴随着劳动力、资本及技术等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着资本的配置，但是追逐自然资源的丰富、优越的区位条件是资本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下，世界上一些不发达国家及地区仍然以出口资源为主，自然环境因素在这些国家招商引资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从本质上讲，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一定的资源来进行深入地加工形成产品，并进行交易的过程。所以，自然环境因素对于民间资本配置起到极大的引导作用。
（二）区域投资环境影响民间资本投资方向在接受投资时，受资地区会从区域实际及优势出发，通过综合评价择选利于有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投资项目，做到既要符合区域产业政策，又要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项目，而对那些不利于地区发展或会危害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以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政策予以约束。因此，我们认为区域投资欢迎对民间资本的投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虽然投资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及投资领域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决策权，但是当投资企业进行实际的投资时，往往会受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接受来自宏观角度的指导。对投资企业而言，从微观角度其拥有生产决策和营销行为的自，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者投资数量的多少又受到了被投资区域市场规模及消费水平的影响。市场机制下，要求投资者结合区域实际调整投资水平，而受资区域的人员流动状况及劳动力素质也对区域投资的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不公平性是地区市场准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会对区域民间资本的投资形成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一些一般性竞争性产业，因准入门槛较低，十分容易出现行业间的国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对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来讲，在区域市场准入存在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间资本进入该区域市场的难度，甚者出现民间资本撤离实体经济，转而选择进行间接投资等现象。这一现象在现实市场中主要表现为民间资本转向购买股票、购买债券等，又或将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到房地产业，对民间资本及区域经济的安全产生极大的潜在威胁。
（三）区域投资环境影响民间资本投资企业机能和效益投资者始终在寻觅着最佳的投资区域，这在国内投资和国际投资中均是如此。投资者十分热衷于选择最佳投资区域。而致使投资者形成这种投资倾向的原因在于，这些优质的投资区域能够实现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投资成本获得做大的投资收益。对投资者而言，对良好的投资环境可谓趋之若鹜，这表明对投资者来讲好的投资环境能够在资本生存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增值，且会对资本产生一定的牵引作用；反过来讲，当投资者遭遇较为恶劣的投资环境，往往尽可能的规避。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法默(R．N．Farmer)和多伦多阿尔尼亚大学里奇曼(B．M．Rugmam)两位教授主要围绕影响跨国经营的重大要素为研究要点进行系统的分析进而提出关于跨国经营企业效益是如何形成的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的综合效益是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要素的函数。对企业而言，企业效益受到两方面各自的差异而产生不同，即由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二者的共同作用”。上述模型揭示了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受到来自外在因素投资环境的影响。“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是企业内部资源组合、协调及其运作的方式，其广泛包括企业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的生产和经营等。其中，组织行为主要涉及企业的战略与规范、组织与控制以及领导与鼓励。而组织的生产与运营则广泛涉及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包括资源的采购、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人力资源管理、营销、财务以及公共关系等。”（邓宏兵2000），外在因素投资环境影响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而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则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决定能否获得投资效益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接受投资地区的经济、文化、市场竞争状况等均会对企业的经营机能产生重要影响：是处于劣势需要政府帮助，还是已具备较强的竞争活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需要侧重注重外部社会效益，还是应重点关注降低企业的内部各环节的成本。投资环境的不同，会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风格各异的企业特征，且通过投资环境的这种作用会对企业投资效益的获得以及企业的决策产生影响。
二、我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与指数测算
（一）构建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理论分析民间资本投资是资本投资活动的一种典型形式，因此也具备一般资本投资活动的属性。在整个的民间资本投资过程中，要牵涉到人文因素、社会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等多种环境因素，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民间资本投资成果生成的决定性因素，但绝对是保证民间资本投资活动得以全面实践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客观评价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前提是合理分解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环境因素。针对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自身特点，结合前人有关区域投资环境因素遴选的经验，本文将区域投资环境细分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如图1所示。如图1所示，我们从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五个方面对区域投资环境进行详细地划分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因素。1.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自然资源环境是区域投资活动能够进行的基本物质保证。区域投资活动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活动，尤其在投资过程前期，基本上是高投入、零产出。因此，区域投资活动一般容易发生在自然资源密集的地区，比如富含煤矿、天然气、石油等区域。可以说，一个地区自然资源越富足，硬环境越良好，区域投资活动发生的概率就越高。2.经济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对区域投资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是影响其能否获得良好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投入区域投资活动中的人才、资金、设备足够充分，经济环境足够优越，那么获得投资成果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提高。另外，一个地区良好的经济实力能够提供吸引外来投资的良好经济环境，这样有利于对资金的转换和吸收。可以说，一个地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环境越好，用于投资活动的资金越充足、资金渠道越丰富、资金来源越充足，这个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越有利。3.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整个区域投资环境中，是以导向性的作用出现的。由于区域投资是一种风险性很高的活动，区域投资主体的创新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化，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涉及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可以说，看一个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是否有利，首要考察的就应该是社会环境因素。4.文化环境因素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性普及，我国人民文化素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区域投资环境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只有这个地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区域投资成果的后期推广才能获得广泛认同。所以，一个地区的文化基础越好，它的区域投资环境越有利。5.生态环境因素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的生态环境主要是以人工生态环境为主，而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则不同于城市地区，主要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主。随着近年来经济发生速度的加快，我国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来自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诸多方面的威胁。区域投资的生态环境因素是指要协同、全面地治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是区域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
（二）构建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参数设计根据前文研究，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对区域投资环境进行了详细划分。为提升运用于后续分析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我们借鉴陆迁和杨天荣（2010）、白永秀等（2013）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将这些因素细化为23个二级参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我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数测算结果分析根据西部地区民间资本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我们遴选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投资环境的相关数据。各项统计数据从2007年到2012年，采用统一的年度时间维度，将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利用熵权模型计算二级参数的熵权，可以求出自然资源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态因素对于总体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得分如表2所示。从表2数据显示来看，我国区域投资环境呈现以下特点：（1）2007~2012年间，我国区域投资环境指数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偶有波动。受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7~2009年我国投资环境出现短暂的恶化。由于我国政府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2010~2012年我国投资环境出现明显改善，并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目前我国区域投资环境呈现阶梯状分布特征，自西向东，呈现十分明显的东强-中弱-西更弱特征。区域投资环境的这一特点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水平的阶梯状格局是相符的。（3）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差悬殊。根据表2中2007~2012年区域投资环境指数评分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3倍。这反映出我国投资环境地区差异明显。（4）影响我国各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顺序存在差异。从全国层面来看，影响我国投资环境指数的主导因素为经济环境，其他依次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和文化环境；从分区域层面来看，影响东部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资源环境；对中部地区而言，影响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而影响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
三、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灰色关联度模型从系统论角度出发，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涵多种不同类型的因素，各因素之间通过交互作用对整体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一般而言，为确定各因素对整体系统的影响程度，我们在进行分析时，主要选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法。但陈平（2004)指出，目前广泛使用的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发展非稳态非参数的分析方法和复杂经济科学。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复杂经济科学———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的影响。
（二）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综合考虑所用软件的运算能力和样本数据缺失等因素，本文研究认为民间资本是除政府资本、国有企业资本之外的国内非国有经济的经营资本。考虑到从规范渠道极难获取与民间资本相关的数据资料，本文采用近似法，选取2007~2012年我国全社会投资额减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投资额，再减去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额的方法以获得民间资本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于CCER金融研究数据库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3），采用的灰色关联度模型软件是GM灰色关联度分析软件。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使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软件分析了东、中、西部以及全国投资环境指数与民间资本投资的灰色关联度结果，具体如表3。其中，第一行关联度R1表示的是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第二行，关联度R2表示的是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第三行，关联度R3表示的是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θ=0.5）。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都有较显著的正相关性，东、中与西部地区关联度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与民间资本投资综合灰色关联度才0.503，明显低于全国综合水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这也表明亟需改善和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积极引导、鼓励和推进我国民间资本对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予更多的投资，以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为目的，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缩小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
四、结论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本文根据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把投资环境的表征系统设定为以下三个层次:(1)投资环境目标层,包括经济运行环境、基础结构环境、社会发展环境和资源组成环境四大子系统;(2)投资环境次级目标层,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外向性、金融状况、城市化水平、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生活设施、科技水平、教育水平、社会服务、人民生活质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界定观察对象;(3)具体指标层,即对上述16个次级目标层做出具体描述。
二、投资环境评价的方法
本文对指标的数据处理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设有P个指标X1,X2,X3,……xp,反映了观察对象的个别特性(样本值),表现为P维的向量,并用矩阵表示。在已知数据矩阵X中,需要通过建立反映P个指标(X1,X2,X3……xp)的线性函数,才能恰当地反映P个变量在N个样本上的差异。用这个线性函数算出的指标值,即为矩阵X中N个变量的主要成分。其计算过程为:
(1)求出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
(2)求V的最大特征根λ和相应的特征向量α,于是,a1x1+a2x2+…apxp(即aTx)。就是分析所需要的主成分分量;
(3)用主成分来反映P个变量变化的程度,即用最大特征根λ和P个变量总的变化状况之比表示。其中,P个变量总的变化状况是各个变量方差之和,即为变量P的方差,i=,l2,…,P),则主成分对各个变量的反映程度为。这个比值称为主成分atx的贡献率,其比率越大就表明aTx的“综合性”越强。
对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的计算的特征方程va=λa具有多个解,因此除了算出最大特征值外,还需要计算其它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为此,需要对协方差矩阵V的P个特征根按大小排序,即λ1≥λ2≥…pn≥0。由于V为非负定值,其相应的特征向量用r1,r2,…rp表示,于是有:vri=λiri,i=1,2,…,p,且riri=1,rirj=0(i≠,j,ij=1,2,…p),则:
I
另则y1,y2,…yp是互不相关的,且yi的方差是λi,并从根与系数的关系得到:
这表示y1,y2,…yp的全部方差正好是原始指标变量r1,r2,…rp的全部方差,所以,y1,y2,…yp解为r1,r2,…rp的主成分分量。由于y1,y2,…yp的前几个分量集中了r1,r2,…rp方差的80%或90%以上,所以,只需讨论少数几个主成分就可以得出原始指标值。
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如果第一主成分综合因子所反映的变量变化程度足够大,则可用ri的多个分量作为系数,从而得到综合评价因子y,即:
y=r11x1+r12x2+r1pxp
其中,r1=(r11x12,…r1p)T,以此算出各个样本的y值,再按照y值的大小对样本做出评价的排序。如果第一主成分分量方差的比例(即贡献率)不是足够大,需要个别分量加总才能占到足够大比例(85%以上),就要考虑采用因子分析法。
三、西部各地区综合实力评价
根据原始数据,论文首先利用SPSS10·0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具有同一性,故计算出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其次,以此为依据得出综合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并按照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90%的原则确定公因子个数。
第三,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25次旋转)得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用于分析综合因子所反映的投资环境信息。最后,用回归法计算出西部各省级区域综合因子得分值。令各省级区域综合得分为F,Fi=∑fij·Rij其中,fij为第i省级区域第j项综合因子的得分,Rij为第i级区域第j项综合因子的权重。依据计算结果,对各省级区域投资环境得分排序并进行综合评价(如表1)。
根据表1所列数据,从因子分析法提取的公因子来看,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一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对投资环境的影响都在30%左右,其中突出因素为人力资源、经济总量、金融和交通运输等;二是人均社会经济水平,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在16%左右,其中以经济结构、城市化、信息化、卫生医疗条件尤为突出;三是人居环境,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在15%左右,其中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居住条件和收入水平。以上三项综合因子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达到50%以上。
再以表1所列数据作为投资环境现状评估的基础,可以得出以下评价:
(1)西部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是四川省,以后依次排序为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和贵州。
(2)西部各省级区域的得分都不高,只有四川、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得分值大于0。这说明西部的投资环境整体状况不理想。
(3)西部各省级区域间的投资环境状况差异较大。如排在第一位的四川(0·73121)与排在靠后的贵州(-0·56648)得分差距达到了12倍。
(4)从综合得分与因子之间的关系看,排名前列的四川、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在社会经济总体状况,人均水平和人均环境等方面得分较高。而其他地区得分较低则是由于上述因子的得分较低所导致。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一类区域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在于建立西部现代金融中心
川陕两省投资环境成为西部一类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省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总体水平较高,市场容量较大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见图1)。
而川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关键是人力资源丰富,尤其是高校在成都和西安的集中度较高,显示出强劲的科技实力,劳动生产率高,工业化速度快。从上面可以看出,1997~2003年期间,西部的川渝与陕西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工业发展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川渝的工业增长速度不及陕西,但从工业潜力来看,重庆新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5·9%,远远高于陕西8·2%的水平。四川新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14·7%,也高于陕西省的水平,说明川渝经济创新能力在西部首屈一指。
投资环境决定经济效率,因此,西部深度开发,需要培育以川渝和陕西为中心的西南、西北经济增长极,走工业快速发展之路。四川资源丰富、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科技实力雄厚,因此,可以通过传统产业、资源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共同发展,促进工业化进程;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研实力雄厚,因此,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等促进其工业化进程。
而一个区域产业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资本能否有金融资本的强力支持。研究表明,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资本是技术与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金融是区域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因此,西部投资环境改善的最关键环节之一,是建立西部金融中心。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西部区域开发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融资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节奏不相吻合。因此,西部开发离不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而西安与成都,尤其是成都是西部金融环境最好的城市。2003年末成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240·8亿元,增长23·1%。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587·9亿元,增长19·2%。个人消费贷款余额328·2亿元,增加96·6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64·2亿元,增加68·4亿元。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6781·7亿元,现金支出6658·2亿元,现金净回笼123·5亿元。证券市场继续发展。2003年推荐1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在证券市场融资6·6亿元。年末有证券营业部91家,全年证券成交额2263亿元,比上年增长35·7%。保险业务发展迅速。全年保费收入62·5亿元,比上年增长41·8%。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19·3亿元,增长41·8%;人身险保费收入43·2亿元,增长41·8%。各类保险赔偿与给付支出12·8亿元,增长5%。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7·3亿元,人身险赔付支出5·5亿元,分别增长7·4%和2·1%。年末全市共有保险公司15家。另据统计,2003年,存贷款差额,四川占全国的比重为18%,四川的融资能力主要集中于成都。因此,成都要担当建立西部现代金融中心的重任,为改善西部投资环境,促进西部深度开发服务。
(二)二三类区域投资环境改善的关键在于采用差异性策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如前所述,一个区域投资环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既受投资环境的制约,其本身又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基础,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西部改善投资环境,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至关重要。
首先,新疆、云南、广西、内蒙古四省区需要坚持“以开放促进开发”的发展战略。因为四省区均为边疆地区,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有地缘优势。因此,四省区要以开放为突破口,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以发展促边贸,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形成多元化投资体系,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另外,政府投资重点应着力于建设中心城市,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整体水平;并在城市基础设施,对外口岸建设,农村结构调整,科技和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其次,重庆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需要通过“一体化战略”改善投资环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加速趋势。我国东部正在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湾”等“经济板块”。但迄今为止,西部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显然,如果呈现东部“经济板块”与西部“散兵游勇”之间的竞争,东西差距不但不能缩小,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西部一体化进程的“示范区域”主要依赖于川渝。因为其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可以互补。另外,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其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了主城区的规模扩张,且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源的贫乏更是成为其发展的短板。重庆虽受益于直辖建市的政策优惠,在主城区改造、基础结构和交通运输等方面走在了西部大城市的前列,但如果不解决好主城区扩容的方向和发展模式,不处理好二元结构和邻近大
城市之间的协作关系,就难于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因此,重庆的发展不能不与四川合作,这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形成以成渝为核心的川渝经济区,是日后重庆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重庆投资环境改善的重点区域应是与四川紧邻的“渝西经济走廊”,这也是川渝合作的重点区域所在。
最后,甘肃、宁夏、青海、贵州改善投资环境路径需要政府推动。甘肃、宁夏、青海、贵州是西部最落后的区域。四省区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都很低,且自然环境条件较差,投资环境的改善十分困难。如果完全依赖“自救”,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由于西部三类地区经济落后、产业竞争力弱、人才外流严重、科技不发达,基础设施差,需要国家“推动”其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国家要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大资金,促进其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其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郭利平,2001:西部十一省(市,自治区)经济实力评价,《经济地理》第5期
[2]李善同主编,2003:西部大开发与地区协调发展,商务印书馆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一）融资环境比较任何企业在长期经营中都会面临资金周转问题，融资方式和融资便利程度是外国资本进入一国市场前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融资方式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其中外源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租赁等；③融资便利程度包括贷款手续复杂性、利率水平的高低、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等要素。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开放程度较高、市场比较成熟的哈萨克斯坦对在其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没有特别的融资限制，实行国民待遇。2013年底外国企业的贷款利率约14％，虽是国内企业的两倍左右，但相较其他四国已不算高。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四国相比，由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阿拉木图市已开设分行，可以更好地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另外该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有一定基础，已为2200余家企业提供了证券交易平台。其他四国的融资环境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则差距较大：（1）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没有证券市场，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虽有证券市场，但运行极不成熟，这就意味着上述四国的外资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融资；（2）就银行贷款而言，上述四国国内银行普遍规模较小，金融服务水平低下，但贷款利率却很高。其中，塔吉克作为最不发达的国家，近年的贷款利率却维持在24％～36％的高水平，乌兹别克的贷款利率也高达17％～24％。土库曼斯坦贷款利率稍低一些，约为10％，但对外企贷款有特别的限制；（3）上述四国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信用卡普及率低，这使得非现金支付手段受到很大限制。最后，截止2013年底，中国国内银行都未能在上述四国设立分行，在该地区投资的中资企业只能通过四国的国内银行融资。困难重重的融资环境，对有意在四国投资的中资企业而言，是做出投资决策前必须考虑的不利因素。
（二）投资经营成本比较日常经营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者的盈利预期。该项主要包括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使用成本、水电气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费支出、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以及受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影响带来的物流成本。中国企业在中亚五国投资，日常经营成本也是决策前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水、电、气使用费率方面，由于中亚五国的水、天然气等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利用水平参差不齐，④所以水、电、气等生产生活基本原料的成本差异较大。劳动力使用成本，包括员工日常工资福利等显性支出，还包括各国法律规定的企业或雇主应该依法为员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培训等隐性支出。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素质也是五国中最好的，相应地员工平均薪酬在中亚诸国最高。其他四国存在工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熟练技工短缺的问题，但廉价劳动力充足。中亚五国对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一项规定差异较大，支出水平最高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社保费用约占员工工资的40％左右，而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员工的社保费用约为员工工资的20％。相似之处在于，无论费用高低，五国都规定，社保费用全部由企业或雇主承担。中亚五国都为内陆国，除哈萨克交通、通信、互联网络发展较好外，其他四国都存在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互联网络体系不够发达的情况，这其中尤以塔吉克基础设施最为落后。这些因素无疑增加了商品流通的成本。
二、中亚五国投资环境非商业要素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除了面对日常经营的商业风险外，还面临着政局动荡、东道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法制环境变化，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诸多不可控的非商业风险。非商业风险的不可预见性与不可控制性使得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更难把握，也是引发国际投资纠纷最多的原因之一。中亚五国投资环境中的非商业要素，受各国政治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差异较大。
（一）自然资源比较中亚五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其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筹码（如上表3所示）。从自然资源的种类和分布来看，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塔吉克斯坦水资源人均拥有量全球第一，水电兴国是其基本国策；塔吉克、哈萨克、乌兹别克三国的各种贵金属储量惊人；吉尔吉斯在资源方面没有太大优势，虽有矿藏但开发不够，而水资源也很丰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也位居前列。总体而言，中亚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不足，潜力巨大，这是该地区吸引外资的优势所在，也是近年来这些国家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领域。
（二）政治环境比较在国内层面，自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至今，有从未更换总统，因而政策连续性好、政局稳定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有政权曾经发生非正常更迭导致政局不稳、影响投资者信心和安全感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其中哈乌塔三国自独立后20余年来，一直是同一人担任总统执掌大权，如此稳定的政权带来的优势是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使外资放心进入其国内市场。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任职20余年的总统年事渐高，时间越长，外国投资者对总统突然离世引发其国内局势动荡的担心越严重。特别是在各方面发展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国的哈萨克斯坦，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身后哈萨克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国投资者应当未雨绸缪，早作谋划。在国际层面，中亚五国与中国外交关系良好，但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该区域巨大的影响力、美国“东进政策”所带来的变化，以及恐怖主义问题。除土库曼斯坦因为被联合国大会承认为永久中立国而不能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外，其他中亚四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上合组织近年来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力度，但由于中亚五国国内居民都以穆斯林为主，加之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特别是塔吉克首都杜尚别距离阿（富汗）塔（吉克）边境不到200公里，因此在这些地区投资，提高警惕防范恐怖活动的破坏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三）行政和法制环境比较国内法制不健全是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的短板，并且五国都经常发生以总统令、内阁规定等文件调整外商和外国资本在其境内活动的情形，这就大大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①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普遍存在政府运行效率低下、官员贪腐行为多发、权力寻租和执法随意性较大的现象。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主要用两种指标（“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其中清廉指数反映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清廉指数虽不能绝对准确地体现一个国家的行政和法制环境，但能够较为客观地从侧面表明该国行政和法制体系的运作效率。在包含约180个国家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榜上的名次（如表4所示），清楚地显示出中亚五国政府清廉状况不佳，行政和法制环境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种法制不彰的情形，也是中国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前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即便做出投资决定或已在当地开展投资活动，也应有充分心理准备，对涉及政府行为的事项，应适当调整心理预期。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投资产业策略比较基于本国经济现状和发展策略，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外国投资产业策略各有不同。哈萨克斯坦尽管矿产资源丰富，但对外国在该领域的投资限制越来越严格，矿产开采以外的产业是其鼓励的投资领域。矿产资源同样丰富的乌兹别克斯坦本是传统农业国，但正在向工农业并重的国家转变，而且也已对流向其重点资源领域的外资有一定限制，无线电子、轻工业、食品工业等产业则鼓励外资进入并从税收方面给予减免优惠。油气资源丰富、沙漠风光独特的土库曼斯坦先后制定了国家发展战略的中长期纲要。纲要显示，油气开发、化工、电力、纺织、交通通讯、旅游是其优先发展的产业，也是鼓励外国资本重点投资的领域。经历过两次政权非正常更迭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意识到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12年出台的《2013－2017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稳定发展战略》把稳定做为国家各方面最重要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吉尔吉斯鼓励外资重点投向其燃料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环保等领域，电力、矿产开发、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也是其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经济落后、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塔吉克斯坦在《截至2015年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指出，交通、能源、粮食安全等问题是塔吉克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水电工程、交通行业、农业该国鼓励的外国重点投资的领域。
三、结论及应对之策
（一）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提升与吸引外国投资毋庸置疑的是，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成为正在崛起的重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在过去十年间，流向这一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每年20亿美元增加到了每年超过19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丝绸之路投资指南》指出，在诸多有投资价值的领域中，潜力最大的是交通和能源业，③投向这一地区的外资来源国主要为俄罗斯、美国、中国、荷兰和土耳其等。但中亚五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有明显的差异。综上所述，无论从基础设施水平、金融环境，还是从政治环境、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来看，政局稳定、经济水平较高的哈萨克斯坦吸引外资的能力远超其他四国。十余年来无论是外资流量还是存量，哈萨克吸引的外资数额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四个国家吸引外资的总和，是中亚五国中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但近年来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会对该地区的外资流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哈萨克在资源领域对外资的限制必定会将一部分有意投资其资源领域的外国资本挡在国门之外，而土库曼和塔吉克却在大力吸引外资开发其能源业。乌兹别克也同样在资源领域对外资有着巨大的吸引力，2013年前九个月吸引外资的领域统计表明，乌兹别克石油天然气领域吸引的外资比例仍然占据绝对多数，高达58．9％。①而经历过两次政局动荡的吉尔吉斯，现在也在奋起直追，通过修改法律、设立经济特区等措施，增强其吸引外资的能力。尽管塔吉克各项指标均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但如《2015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塔吉克的改革力度令人瞩目。中国与中亚五国中三国接壤，中国西部地区多个民族与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地利与人和的先天优势，使得中国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投资国之一。据2014年前9个月的统计，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②，同时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另据商务部统计，到2014年6月为止，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投资额仅次于俄罗斯，是塔吉克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另外，中国还是哈萨克斯坦第四大投资来源国。中国每年对哈萨克的直接投资无论从流量还是从存量方面来看，也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对其他四国直接投资的总和（如表6所示），与全球趋势一致。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1、进一步加强"硬环境"建设
"硬环境"指那些具有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供气、供水、环境保护、社会生活服务和旅游设施等。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本身的配套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好坏是吸引投资的基本条件。
中国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资第二大国。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存在着巨额资金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依然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处于激烈的吸引资金的竞争中。这样，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就成为备受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从我国地区来看，东中部地区投资快于西部地区，地区不平衡矛盾有所加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还无法和沿海相比。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与投资密切相关的外部物质条件，投资者是不可能到一个能源供应短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和生活条件艰苦的地区进行投资的。例如，在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传统产业中的五成、高科技产业中的八成是加工装配出口型的，一定要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这是一个制约因素。
今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谈到西部投资提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债投资对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是逐年加大的。以国债投资为例，2000、2001、2002和去年，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22%、41%、42%和43%。去年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确实比东部地区要慢一些，不是因为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慢了，而是因为东部地区增长得更快。由于东部地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较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的投入更多地流向东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盛九元指出：随着祖国大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台商投资方向也将逐渐向大陆中西部进发，2005年可望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放，台商进入西部地区发展将在大陆广阔的内销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行销渠道。这是推动台商投资中西部的最大动力。另外，西部地区的西安等城市拥有非常雄厚的科研实力。把台湾企业行销能力和生产能力与当地雄厚的基础研发能力结合，使中国大陆成为市场进入标准的制定者，将为台商进入内地带来可观的利益。
所以，首先要改善西部的投资硬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综合全面的市场体系，为投资者提供广泛的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渠道。基础设施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设施系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商投资的必要条件。国家还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也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创造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努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多种途径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简而言之，今后要双管齐下，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广开资金道，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但是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一状况会有较快的改善。
2、进一步完善"软环境"建设
"软环境"是指那些没有具体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政策、法规、文化社会风俗、优惠政策。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三年以来，中国西部各地在转变观念、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让投资者尴尬、使项目搁浅的事件仍屡见不鲜。西部大开发是与改革同步进行的，必然要与旧的思想观念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发生直接碰撞。大开发实际上是对旧秩序的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中国西部大开发须先“软开发”。
有投资商感叹，在西部跑不审批不仅要遭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要“车跑烂，腿跑断”。政府太过强大而市场功能有限，官员地位膨胀而企业及企业家缺乏尊严，正是西部地区错乱的综合表现。
“软件”问题：一是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一方面政府办事程序多，一方面背离市场秩序的“潜规则”、“人情规则”等人为因素重，这些均加大了交易成本，滞缓了发展节奏；二是“官”的意识强，权力更多的是与管、卡划等号，而不是服务；三是局部眼光和短期行为普遍存在，或许是因为发展的迫切，对于投资者更多竭泽而渔，却很少放水养鱼。市场机制下的西部大开发，生产要素的流动不是靠政府调拨，也不是靠一个倡导或号令就能“应者云集”。哪里有利润，哪里有效率，资金和人才才会流向哪里。另外，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提出资金缺乏仍是目前制约西部经济发展主要瓶颈之一。西部地区目前在吸引投资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西部地区产业聚集度严重不足，缺乏产业发展的配套能力，这无形中加大了外来企业投资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软环境"建设，我们要做的是：(1)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要有健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健全的外汇市场，健全的资本市场，帮助外商投资企业解决外汇平衡问题。投资环境的差距就是现状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差距，改善投资环境就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习惯、方式。(2)完善法律环境。曾有外国投资者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认为绝对不要把尖端技术带到中国去，这将极大地阻碍我国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保护投资者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我国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制建设，需要形成和完善一个尽可能综合的政府监督机制，以及对触犯法律者有效的惩罚手段。我国一定要创造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规范的法律环境。(3)改善政府管理。在原有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政策招商的基础上，我们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透明、稳定、高效的投资环境。简化办事程序，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引资机制。(4)西部地区需建立融资新机制。要吸引外来投资，就必须要优化地方投资环境，完善西部投资机制。投资环境需要适应跨国投资的新形势，努力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因为投资的软环境成为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最后，要使投资软环境、硬环境相互促进。
在2003年12月召开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增加投资环境的深度和广度"，广度是指把良好的地方治理结构和基础设施扩展到更大的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使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在这些地区得以发展﹔深度则是指，中国应更普遍地扩大发展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以及更加尖端的制造业和服务生产。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WTO规则；外商投资；软环境；
[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elementswhichattractforeigninvestment,thearticlerecognizesthatinthisareatoomanyelementsarenotinconformitywiththeWTOrules.Theauthorpointsoutfourdrawbacksoftheelementsofthesoftenvironmentforforeigninvestment.
[Keywords]WTOrules;foreigninvestment;softenvironment
外商直接投资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以港台资本小额投入为特征，项目多为粗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为投资规模与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多次成为年度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外资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技术含量也逐年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世界500强企业有近半数在我国进行了投资，标志着我国正在从区域性投资市场转化为世界性投资市场。但这些成绩取得有其历史性原因，也有必然性原因，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软环境已尽善尽美。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存在着大量与WTO规则不相符之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才导致了外商平均投资规模偏小，大中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处于试探性、风险性投入阶段。在华外资总规模与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容量、丰富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及各种政策优惠条件均极不相符。如果扣除因文化因素而进入大陆的海外华人资本，因区位因素而进入的邻国（区）资本，因回避高关税等贸易壁垒而转移至大陆的生产性资本及为占领我国市场、不顾短期效益的投资外，真正意义的由于投资软环境优越而进入大陆的国际自由流动资本是少而又少。在当今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直接投资主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势必在软环境中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才会导致外资没有大规模全方位进入我国。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
1．缺乏必要的财产保护
外商投资，意味着将资产长期置于我国境内。这些资产的安全是否能得到长期保证，是外商投资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法律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进入我国的外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主要依赖于中国法律，其次才是靠政府权力。而我国法律在财产保护上存在不完备之处，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私人财产保护程度，没有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一些法规如土地法、规划法、水利法等多部法律认定政府对私人财产有处置权，且政府补偿标准严重低于市场价值，甚至不予补偿。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投资方不仅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保护上存在不安全性，甚至有形资产如房地产、机器设备等也缺乏有效保护。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积极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并不存在以国有化名义进行的政府征收，必要的财产征收如修建水利设施和交通设施而进行的财产征收数量极其有限，且政府均给予合理的补偿。但由于依靠政府权力进行财产保护在投资者看来缺乏长期性和可靠性，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财产保护的法律才能解除外商投资的后顾之忧。
（2）政府权力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也构成了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的潜在威胁。我国各级政府拥有政府较多的经济权力，同时政府名义上又拥有众多国有企业。因此，理论上说，政府有牺牲私人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更何况我国已建立起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外商投资者与政府合作，共同经营改造国有企业，既易受到政府扶持，又可避免在基础工作上的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捷径。可是合作双方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拥有一定的纠纷处置权的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使外方感到不公平和财产缺乏安全感。尽管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各级政府并不真正代表国有企业利益，因此，一般也不存在政府利用
特权替国有企业谋夺外方投资者资产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投资。
（3）无形资产的保护问题
如果说，来自法律与政府权力上的对外资有形资产安全威胁只是潜在性的和理论上的，那么在我国外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则可能是现实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民众对无形资产认可程度较低，除商标与专利外对软件版权、地理标志权，外观设计权、商业机密权等权利的保护缺乏深入认识，不主动保护知识产权，认可各种侵权边缘行为，对侵犯知识产权采取宽容态度。这是外资企业无形资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基本原因。其次我国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设立时间短，缺乏品牌，也缺少创新能力。因此仿制与再开发是其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侵犯产权的问题，使轻微的侵权成为普遍性问题；第三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中，均存在观念上的偏差，认为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远大于利益，因此存在被动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无形资产保护是一个体系，不仅包括法律条款和制度上的措施，更包括观念上的赞同和行为的主动性。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无形资产保护体系，外商才会将一流的技术引入我国。
2．过度的行政干预
外商能否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经营其投资项目，是外商选择投资地点时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国，受计划经济模式和国有经济体制双重影响，各级政府习惯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在外商投资领域，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中的某些部分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差别，构成对外商自由经营权的威胁。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主要有：
（1）外资企业设置主管部门，进行层层审批。
在我国，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拥有隶属关系的行政管理门。根据《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设立、企业终止、企业变更章程与合资和合同等重要经济行为时必须报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指定的机构审批，由此，类似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了事实上的业务主管部门。而在一些服务性领域，如旅游、广告、投资、建筑、医疗、商品批发零售，须接受相关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与外经贸部的双重管理。如果外商投资规模较大，还需报请计划经济委员会审批。于是，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对外商进行的非职能部门的管理。
（2）阻止企业竞争，限制外资准入领域。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它有关规定，政府有权
指定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区。我国政府将投资领域划分为三类，即鼓励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领域一般均为难以获利的领域，如农业、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反，对进入电信、银行、保险、批发零售业、专业服务等易获利领域进行限制，甚至禁入。为了阻止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竞争，对一些国内生产能力饱和的领域也限制外资进入。政府这种根据资本来源划分企业类型并管理投资准入领域的作法与国民待遇原则严重背离，是阻碍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的直接障碍。
（3）提出种种附加要求。
我国企业除承担纳税任务外，还须承担许多社会义务，如安排复员军人、残疾人就业等，而对外资企业政府提出了更多的附加要求。如当地人员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外汇管制要求、出口实绩要求、技术转让要求、当地股份要求、雇用劳动力要求等，企图利用企业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对外资企业的开业条件，贷款条件、获取许可证配额条件的要求也高于其它企业。由此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负担，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虽然在新修改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对有关要求进行了部分删除，但同时在新近开放的经济领域，其附加要求仍大量存在。
3．缺乏仲裁机构与国际仲裁机制
外商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难免不与中方国有企业、消费者、有关政府甚至有关法律发生矛盾。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矛盾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可以由法院裁决，一般性纠纷可由政府仲裁。但也存在例外情况，包括：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中国承认的国际上通用的法律法则
和有关承诺相矛盾且损害了外商投资者利益的。如我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缴纳所得税率与国内企业所缴纳税率不完全一样，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通常是根据企业利润率、利润规模确定为不同税率，最高为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皆为33%（除去优惠税率部分，仅指一般情况）；
（2）中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该决定虽然不违背我国法律
但明显不合理且损害外资方利益的；
（3）由于文化差异而得不到公正解决的纠纷。这些矛盾与纠纷实质上是外资方同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作为弱势的外资方迫切需要进行公正的国际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国际仲裁机构之前，公正地解决外资方与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较小。
4．歧视性环境
严格意义讲外资企业是一类资金来源于境外的中国企业，它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一样，履行着纳税义务，因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观念上，均不应对其另眼看待，更不应对其进行歧视。但目前歧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主要有：
（1）以保护民族工业、幼稚工业为由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保护国有企业的政策。在我国普遍地将外资企业产品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等同于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即将外资企业产品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产品等同于进口产品。因此，很轻易地将世贸组织容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作法，作为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民族幼稚产业政策的基础。其实，这是由于并未真正理解世贸组织相关规定的实质所致。利用较高的关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是为避免这些产业消亡或发展不充分而造成税收和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已经上缴了税费、雇用工人，也就不存在对其限制的理由。相反越是发展薄弱的经济领域和目前效率低下的领域均应鼓励其进入，以增加税收与就业，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发展。
（2）歧视性收费。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对外企和外国人收取高于国企和本国公民用费的作法，甚至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如土地价格）也有相同问题。由此造成经济意义并不大但外资方心里上难以接受的歧视性收费问题。
（3）透明度歧视。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经济贸易领域政策信息缺乏透明度问题。由于外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这点明显不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而且由于与政府各部门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对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行政依据及相关信息知之甚少，而对一些变更的规定的了解常常滞后，造成透明度歧视。
由于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引进外资领域存在不完善实属必然。对此应进行充分讨论并逐步完善。上述问题是全国性问题但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政策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取得了明显效果。可见，目前存在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IBRD.1992.GuidelinesontheTreatmenttoForeignDirectInvestment.[M]
2．OECD.1976.DeclarationofInvestmentandMNE[M]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著，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区域进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环境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学者提出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较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环境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定性、货币稳定性、对外商的管制程度、法令障碍等因素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考虑。因此，从软硬环境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3]）、生产成本包括房地产价格（X[，4]）和劳动力成本（X[，5]）、市场规模和潜力包括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城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X[，10]）、行政管理效率（X[，11]）、知识产权保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劳动力成本以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销售额之和来度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人口中高中毕业及其以上人口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行政管理效率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调查结果来间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以三项专利批准量与GDP的比例来表示。
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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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方法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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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附图
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城市投资环境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城市投资环境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城市的排序虽有变化，但大居中游。
表2广东省城市（中观层面）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排序（1998～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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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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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8～2000年的评价结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方法对各年度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划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环境互动发展型；第二类：硬环境滞后发展型；第三类：软环境滞后发展型；第四类：软硬环境缓慢发展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城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城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城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场址选择。精明的投资者往往能够恰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以便减少失误，提高效率，赢得竞争。
进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根据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对自然、经济、技术、环境等条件的个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覆盖率、洪水淹没的机率、地震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三乱现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术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距车站、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节点的距离、土地成本和租税、水电气的供应及成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距离、当地的支持产业和辅工业的配套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准、资源禀赋、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方法有：（1）专家决策法：即根据所选取的场址特征指标值进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匹配法：即根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匹配程度来选择最优场址。（3）层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选择中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环境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密集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成为其布局的重要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捷达；环境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工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丰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律师、会计、专利商标、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底，区内共有各类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能的机构和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销售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位面积产出列全国高新区之首；世界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合作，在担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通过努力营造高品质环境，实现由产业发展向功能开发的转变，以期塑造一个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越的创新环境，使该区的服务质量、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环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便指导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关联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才能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层次分析方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投资环境评价的多层次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环境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微观层次投资环境的系统综合研究仍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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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载于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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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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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0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1年。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风险投资控制管理运营软环境资源性内耗
风险投资在我国近20年的兴起、发展，潮起潮落，风雨洗刷，停滞不前，甚至进入发展迷途，主要是其软环境资源性内耗因素侵蚀风险投资控制管理运营机制和激励功能所致。其软环境资源性内耗因素探讨方面主要是：风险资本投资战略位移偏离度、资本撤退机制与途径、优惠政策和产业补贴、风险投资理念与特质、风险资本运营组织形式、科技企业发展阶段风险资本投入时机选择、海外风险资本进入与退出渠道、前沿型优质高新科技项目、人才机制运行失当和流失严重———风险投资“脑死亡”、风险投资法律枷锁与政策困境、民营资本与政府投资及政府政策支持协调失当等等。
1.风险资本投资战略位移致使风险资金扎进传统行业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有别于一般的风险（Risk）概念，又有别于一般意义的投资（Investment）。它不是借贷资金，而是确切意义上的权益资本，它是融、投资的复合体，包纳有资本经营管理运作的各项业务程序展开的有机整合，是一个融、投资集合的风险管理运作进程而衍生的风险资本“融资、投资———承担风险———失败或成功退出”的动态管理系统。其核心特征是资本投入风险企业（项目）使其迅速成长、壮大，并成功退出。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在风险资本运营过程中，特别是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熄灭后，其资本投入真正的风险企业减少，并且无耐心忍受风险投资必要的长期投资“煎熬”，进而转入传统行业、证券行业，更有甚者直接投资于二级股票市场，不务正业炒作股票，偷换“风险投资”概念。风险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典型特质应体现在其核心使命———推进有巨大成长潜力的中、小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壮大。特别地，风险资本应投入这些企业的初期经营运作。然而，我国风险资本目前处于一种游离、茫然、无着落的状态———迷失战略投资方向，挣扎在进入“风险企业不敢”、扎堆在“传统行业无序”的泥潭困境。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权益投资，其立足点在于风险项目的潜在高额回报，而不是盯住眼前的盈亏；投资主体看重的是其成长型增长前景和资产增值效应。所以，它不是借贷资本而是权益投资。因而，风险投资主体投资激励的必要条件是：所有权（产权）结构明晰且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应；其充分要求是：风险投资项目资本退出的便捷途径（方式）和潜在巨额报酬。这是风险资本控制管理运营的核心所在，也是风险投资的本质特征。满足不了这些条件，风险资本将被逼向歧途，另寻出路。
风险投资作为分散风险、构建风险投资项目群、利用“收益———风险”组合机理互补风险投资项目损益，因而具有组合投资的特征。而我国风险投资实践的损益互补效应，存在缺乏管理经验，风险投资项目组合风险较大，资本投向不合理的状况，因而风险资本战略投向位移在所难免。
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高新科技创业要素和风险资金聚集要素的有机组合，二者互依互存，构成风险投资专业性特征：风险资金（金融）———科技创业、专业经营管理的典型独特控制运营特征。风险投资控制运营发展特征显示：职业金融投资专家（团队、机构）———风险资金作为权益资本注入风险项目（企业）———介入风险项目（企业）经营管理、咨询、决策，必要时利用控制权市场接管，以促使风险投资取得市场成功，进而顺利退出并获取巨额投资回报。由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理和退出途径（方式）存在严重缺陷，高新科技创业要素和风险资金储集要素的有机组合难以达到，并且我国的高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不畅，具有体制性梗塞，致使风险投资资本聚集度小，战略位移偏离度大，进一步加剧了二要素有机组合的难度。
2.风险资本撤退机制运转失灵，已投入的风险资本处于“退出无顺畅途径，亏损却日益蚕食资本”的无奈之境
我国3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经营运作的400多亿元注册资金能够盈余或收支平衡的少于20%；太大的亏损面，会使风险资本投资者望而却步。且我国风险投资资本运营过程的退出机制与运营环境具有强烈的国情特征，致使很多知名的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在我国投入的几十个项目，成功退出的屈指可数。其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对我国的政策和监管环境，创业企业文化的理解不甚深刻、清楚，对我国的国情特征知之甚少。按照国外发达国家成熟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与程式，不外乎“上市退出”、“M＆A”、“管理层回购”和“清算”。这些模式在我国风险投资机构运用时，行之无效或成效不佳，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多照搬国外发达国家那套成熟的风险资本运营模式，以为它昨天成熟的风险投资模式就是我国今天的风险投资径途。然而风险投资在我国发展的现实说明，风险投资机构成功项目很少，失败项目很多，待其醒悟时才发现，我国国情特征遏制了国外风险投资成熟模式在我国的简单应用。二是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途径在我国简单应用时，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理念模糊，没有理解、弄清楚“Venture”与“Risk”、“Capital”与“Investment”的准确含义和动态内涵；风险投资家队伍的不成熟，低劣的风险投资系统规划设计和侥幸淘金的机会主义行业行为，造成风险资本“投资失败”的绝望悲鸣。
实际上，任何国家在风险投资发展初期以至后一段时期，也不可能有一套健全、完善的“退出机制和途径”在等待实施应用，它是在过程中不断创造、发展、完善而健全起来的。我国目前的退出机制和途径是可以完善和发展的。虽然创业板千呼万唤出不来，其他渠道、途径客观上还是存在的。有资料数据显示，美国也只有30%左右的风险投资企业通过上市退出，更大比例的风险投资机构是通过回购、兼并收购等方式回收风险资本。根据现有的政策、法律、条例，我国具有浓厚国情特征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可以有：（1）境外设立离岸控股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如新浪、网易、金蝶等）；（2）境内股份制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如H股、N股、S股的中贸网、成都火炬网、北京华清实泰、信海科技、深圳蓝点等）；（3）境内公司境外借壳（买壳）间接上市（如部分H股、N股，如北京世纪永联等）；（4）境内公司境内A股买壳（借壳）间接上市（如部分风险投资企业买（借）壳挂牌深、沪A股市场等）；（5）境内设立股份公司在境内主板上市（如挂牌沪、深A股市场的部分风险投资上市企业）；（6）股份转让产权交易（如讯龙公司被新浪收购；邦讯被亚信收购都是很成功的退出案例）；（7）管理层回购；（8）清盘。但以上途径在风险资本寻其退出时，绝非一帆风顺，障碍、缺陷、疑虑多多。因而，很难谈得上退出顺畅。例如：限制外资进入部分行业；QFII投资禁限六个行业范围就是明证。一般风险投资企业难以承受买（借）壳所需的巨额现金，付不出高昂的收购成本。
我国风险投资依赖的资本市场运作所需的金融支撑体系不完善。若通过金融机构提供过桥贷款完成收购，具有巨大的财务风险和信用风险；风险投资企业在境内主板上市显然只适应极少数实力型风险投资企业，对于大部分中、小风险投资企业在缺少创业板的资本市场寻求风险资本退出，显然是不现实的：漫长的上市等待期，等待期间的暗箱操作，不透明的审批等，对于没有特殊背景的民营企业和高成长类中、小科技型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回购和股权转让/产权交易无成熟的控制权市场和相关配套的法律、政策；金融工具缺乏，制约风险资本有效退出。风险投资项目的巨大收益和同时伴随的高风险，极大地吸引着具有风险喜好的金融投资专家（机构或团队），因而风险投资的动力反过来促使风险投资主体极力寻找资本退出途径，以形成认可的科学的退出机理，建立和不断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创造和保持优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我国风险投资控制管理运营的退出途径显然不完善：资本市场是新生市场，且主板上市门槛太高；创业板至今未开设；M＆A处于法规监管不力的起步状态；创业者资本积累微薄，回购可能性极小；且刚性退出的清算也因法规不全，退出难以保证风险投资家的利益。退出机理与退出途径不协调，无法有机整合，致使运行机制障碍多多，政策困惑重重。
3.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新科技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出台甚少，抑制了风险投资者特别是民营风险投资者的积极性和投资渴望
发达国家成熟的风险投资经验证明，政府在发展风险投资中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推进动力，主要表现在适时出台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条例，特别是优惠政策的出台能吸引大量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我国政府在支持风险投资发展中的相关规定、决议、政策和条例，多半从规范的宏观角度出发，框架式的构建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则；较少从实施的可行角度去推进风险投资实际操作。因而，其支持力度明显不够，推进力度弱化，有效性大打折扣；具体到税收优惠和产业补贴的政策，因其实施细则和措施力度明显难以刺激风险资本投入欲望而显得软弱无力。如果国家能够出台更多、更切合实际的优惠政策，风险资本投放将会更有行业积极性和投资动力。
对风险投资机构所需的激励机制与激励政策因未形成配套体系，使其投资运营的积极性难以高涨。这样，大量可以进入风险资本投资领域的闲置资金，游离在风险投资的门外观望、徘徊、等待。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2月中旬宣布，城市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1月末余额逼近10万亿元大关。我国资本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市场若能走出低谷，居民储蓄巨额资金将有所转移。近10万亿元储蓄资金何去何从？仅浙江温州2002年就有1600亿元民间资金不知往何处去。风险投资应有怎样的动作，值得政府和风险投资参与者深思。故而风险投资软环境资源性内耗损失巨大，困难局面一年半载难以打破。
4.我国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同样不成熟，更没有一支风险投资信念坚定、事业心强的队伍；风险资本控制运营操作理念和程序有悖其运作机制逻辑，致使风险投资欲望难以提升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是分开的。我国风险资金在前几年互联网泡沫熄灭后，大量进入股票二级市场炒作和传统行业投资。从一般投资角度来看待这一投向是得理的，但从风险资本运营的角度来分析，显然是不务正业———风险资本本应投入风险企业开发、经营，否则，何为“风险投资”？我国风险资本的这种运营走势，是风险投资机构将风险资本所有者的风险资金拿来经营，只求给其一个不菲的固定回报，完全没有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家的管理风范和职业道德、风险胆识和投资信念。投资机构在找不到合适的高回报、高风险科技项目时，就“病急乱投医”地将风险资金扎堆股票市场和传统行业，以求取一个稳定的、可接受的回报向风险资本者“交差”。而美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在风险资本运营方面实施承诺制，风险投资资金由风险投资者承诺投入。风险投资机构不直接持有资金，而是按风险项目投资进度由风险投资者按需提供资金投放。由于我国风险投资队伍管理经验不丰富，决断力不强，风险投资信念不坚定，风险投资事业心淡薄，他们更多地表达的职业性格特征是投机、投资，而不是风险投资；其投资理念的曲解和迷茫，致使风险资本控制运营有悖运行机制逻辑，非理智的风险投资观念使其困惑，走入迷途。
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是非常严格和专业的，应该通过严格的审查程序，才能立项确定。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还没有一整套科学严密的审核程序，因而，其投资成功率可能性更小（相对于发达国家）。风险投资项目一般具有潜在的未来产品市场规模，其市场潜在成长明显，但风险度较高，投资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发达国家数据显示，风险投资项目若能以IPO方式退出，其平均投资收益率可达610%.高新科技企业一般都是中、小企业，其资本结构特征决定其很难以传统融资方式从一般金融机构获取创业资金。这给职业金融家提供了风险投资机会的空间，获取较大的风险投资权益，进而可望获取潜在成倍投资报酬的机会。若风险资本投入风险企业控制运营的操作理念和程序有悖其运作机制逻辑，则风险资本家和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欲望就很难达到积极投入运营的阈值。
5.我国风险投资曲解风险理念，急功近利、畏于长期投资、毫无风险资本投资的忍耐特质，钻营风险企业发展后期的成熟阶段投资，对风险项目发展初期最需要风险资本投资进入时期漠然视之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动荡不安，国内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不健全，退出渠道不畅，优惠政策出台甚少且迟缓，实施细则、措施乏力，导致风险投资家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比商业银行贷款还小心，只愿意投资风险项目（企业）后期成熟阶段能眼见收成的稳定时期，而对其风险较大且又急需风险资金的发展新期（种子阶段和初创阶段）则畏于风险资金投入；2001年以来，甚至将风险资金投入二级证券市场和传统行业以获取“功利性回报”而“叛变”风险投资的特质功能内在初衷，显露风险资本的不健康投资的“投机嘴脸”，大失风险投资家应有的风险胆识和事业风采。是为风险投资低落蛰伏的内耗要素之一———风险投资人才职业素质低下和风险投资机构职业道德不高，人为地推挤“风险投资下悬岩”———低落、缩减。
风险投资具有风险系数大、投资过程长（一般为3～7年）、投资报酬高、投资主体主要作用于高新科技企业或新技术产品，及高成长开拓型企业。这类企业固定资产存量和需量较小，无形资产和智力资产投入量较大，隐含契约投资较多，流动资金需要量相对较多，且筹措运营资本极为不易（主要是固定资产较少，担保和抵押贷款不易），难以传统方式从传统融资渠道取得发展运营资金，只能依赖职业金融投资专家慧眼识英雄，有胆有智地进行科技风险投资。因其投资过程长、投资期间资本沉淀、流动性小，固有“滞呆资金”的尴尬之称。我国风险投资应该体现其特质功能，真正使风险资本“滞呆”于风险投资事业之中。
6.海外风险资本进入我国风险投资领域的渠道不畅，政策和法律的缺陷及退出困难是其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使海外风险资本进入我国风险投资领域成为可能。风险投资发达且成功的国家无不在引进海外风险资本方面尽情着力，设置各种吸引海外风险资本进入的渠道、跳板和路桥。美国提供各种风险投资形式，吸引个人风险投资者、独立私人投资基金、金融和产业集团（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组织等）的附属机构和子公司等不同性质、不同需求的国际资本，在风险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科技行业，积极参与高新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以致使其各种新兴产业飞速发展，且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种开放式地吸引和利用国际风险资本的机制和理念，成就了美国当代科技产业的成功运作。新加坡主要由“东南亚风险投资机构”等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吸引国际风险资本，投资其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等科技领域；以色列是新近崛起的一个国际风险资本投资中心，其吸引国外风险资本的措施、政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颇值得我国借鉴：一是政府设立“官助民营”的风险投资基金作为第一推动力；二是政府将风险投资作为推进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并制订相应政策、计划协调配合发展；三是政府支持风险投资家利用国外资本市场实现风险资本退出；四是政府注重加强人才培养，推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五是政府在推动风险投资事业进程中注重有所为有所不为，尽量避免直接介入风险投资活动，只是在市场机制失效和风险资本无能为力的领域才给予创新活动直接支持。
我国对海外风险资本的进入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充分重视：法律建设滞后，尚少风险投资方面的具体法律、法规和规范化的监管条例、办法；特别是吸引国际风险资本方面的政策、法律、措施很少，即使最近颁布的QFⅡ（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也没有解决吸引国际风险资本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一重要的投资领域的问题；优惠政策和产业补贴措施面窄量少，无法吸引国际风险资本大量涌入；对国际风险资本进入国内风险市场投资的反而限制很多，门槛太高。虽然，近期（2003年3月）取消了“离岸公司在境外上市的‘无异议函’的审批”这一核心审批环节，但也只是在这一个渠道利用国际风险资本有所松动。外汇自由兑换的限制也极大地遏制了国际风险资本成功退出、偿还境外股东的可能性；缺乏高质量的服务咨询机构，也是障碍国际风险资本进入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特质，须有优质的风险投资咨询机构来为国际风险资本进入服务，其是引进国际风险资本的主要辅助力量和桥梁、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示我国应在吸引国际风险资本方面制定足够的政策和法律措施，以推进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再度崛起。
7.科技成果很多，前沿型优质项目和成长潜力巨大的实用科技项目太少，致使风险资本无事可做———无用武之地，闲置游荡；风险投资的软环境欠佳和退出风险阴影犹存，难免偷换“风险投资”概念
简单举例即可说明：人才济济、科技成果丰硕的高校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难有突出的前沿科技含量，不具较大成长潜力：“清华紫光”百元牛股梦仅维持两个小时，却引来连续3年的“阴性惨跌”，只差一顶还没有来得及戴上的“ST”紫帽：“清华同方”的主营业务科技含量有目共睹，二级市场股价长期阴跌，致使其所谓科技龙头风光不再：“北大高科”无从体现“高科”特质：“湖大科教”在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将宝座拱手让出。如此众多个案充分说明，其他远离科研前沿的风险企业去购买风险项目以引进风险资本应该“三思而后行”。因而，发展新技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建立新型的开放式的科研体制，是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重要课题。没有高端的前沿型科研开发，就没有我国风险投资的再度崛起，也就没有高新技术项目群带动国家产业结构大调整；风险投资就将困境犹存，低落依旧。
8.风险投资人才机制运行失当，人才流失严重———风险投资“脑死亡”
风险投资是智能资本运营过程，其控制管理运营需要学有专长的科研型企业家和富有风险胆识的风险投资家。他们有聪明的头脑、务实的干劲和创业的精神，胸怀大志、诚信服人、思维严谨、知识渊博、处世乐观，笑对创业艰难和失败，组织管理能力极强，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是导引风险投资事业成功的“大脑”。
在风险项目的选择和管理上，显然，职业金融投资专家对所选风险项目的经营管理、市场发掘、技术培育、产品研制等方面，一般由其投资团队（或机构）提供丰富、强大的管理能力和经营经验支持，以保证风险投资项目稳妥迅速的取得市场成功。风险项目管理的团队效应是必备的，而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的管理运营缺乏强有力的团队支撑。我国风险投资行业近几年风险投资人才培养乏力，真正的风险资本投资高手不多，中、低档人才因风险投资低迷而大量跳槽流失，致使“风险投资大脑”运转失灵：指令错乱、困境重重；若还不拿出适配政策、有效措施“抢救大脑”摆脱困境，将会使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崛起、重振，拖延更长的时间。
综上所述，我国风险投资事业要走出低落的蛰伏困境，唯有从制度的角度重造风险投资控制运营软环境，重构资源结构框架，获取风险投资和国家产业竞争优势，“新的竞争优势理论必须从比较优势的观念提升到‘国家’竞争优势的层面”。“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必须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重点”；从风险投资竞争优势的角度消除障碍其发展、扩增的风险投资软环境资源性内耗因素，促进风险投资资源流入风险投资领域，打破蛰伏僵局，励治图新，才有望重振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实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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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9篇
生态位理论作为生态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目前被广泛运用于研究群落结构、种间关系、生物多样性、生物结构稳定性与演化等方面。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学者共同接受的“生态位”概念。最具代表性的有1917年Grinnell提出的“空间生态位”、1927年CharlesElton提出的“功能生态位”以及1957年Hutchinson提出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其中对实践最具指导意义的是Hutchinson的理论。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通过对生态环境各因子进行指标量化，可以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从而为理论的运用提供可能。他认为生物在环境中受到多个而不是两个或三个资源因子的供应和限制，每个因子对该物种都有一定的适合度阈值，在所有这些阈值所限定的区域内，在任何一点所构成的资源环境组合状态上，该物种均可以生存繁衍，所有这些状态组合点共同构成了该物种在该环境中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结合生态位态势理论，城市房地产投资生态位包括“态”、“势”两方面的属性。其中，城市房地产在过去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所积累的结果被称为房地产投资的“态”；城市房地产对环境、周边其他城市房地产及区域房地产发展总体水平的支配力、影响力被称为房地产投资的“势”。这两方面的综合就是房地产投资生态位宽度，体现了一个城市房地产整体在区域房地产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其他城市房地产的影响情况，通过分析其变化情况就可全面了解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演变规律。
2基本思路及指标选择
区域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测评的基本思路是：（1）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初选。从自然环境、宏观经济、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5方面选择指标，初步建立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Xi｝。（2）修正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对12个城市的数据，反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小二乘法从投资环境优劣的排序分析中查找并剔除可能导致排序结果偏差的指标，确定合理的测评指标体系｛Xi＇｝。（3）采用OLS确定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权重。（4）建立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测评公式。根据逻辑严密且易于操作的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测评公式（式1、式5），结合修正后的测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完成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生态位的测评。
2.1指标初选
遵循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设计出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环境维（X1-X3）、宏观经济维（X4-X12）、房地产市场维（X13-X23）、基础设施维（X24-X29）、社会文化维（X30-X33），共5个维度33项指标（见表1）。由于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环境等的定量化解释性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假设这些软环境是无差别的，在评估时暂不考虑。
2.2指标检验及修正主成分分析法
可用于众多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优劣排序，但无法实现少数城市间的比选，且运算过程较为复杂，直接作为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方法有一定局限。本文根据这一优点将其用于修正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北12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在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分值计算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投资环境的优劣排序，查找并删除导致排序偏差的指标，直至排序结果合理。
2.2.1检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文收集了湖北12个主要城市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确保数据一致性，本文以更高层次部门的数据为准。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使计算具有可比性，采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公式：式中，i=1，2，…，33；j=1，2，…，12；n=12，Xij为第j个城市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值；为所有城市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值的平均值；n为所选城市个数。利用SPSS21.0对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12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得分，具体过程为：（1）计算主成分的特征值与贡献率。对X=(Xij)mn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因子分析，选择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大于90%的3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指标的主成分。（2）计算主成分荷载。进行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荷载矩阵Aij。（3）计算指标与主成分的系数。计算各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与各主成分之间的系数关系(Rij)p，p=1，2，3。（4）计算城市综合分值。首先，计算各个城市的主成分值。以武汉为例，第一主成分F1值为：（式3）式3中，F1为武汉的第一主成分分值；A1j为各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上的载荷；Zj为武汉房地产投资环境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同理，可以求得武汉F2、F3的值。其次，计算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总值，以武汉为例，其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分值为：表1：湖北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初选目标层次因素层次因子层次湖北省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综合生态位自然环境维X1：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X2：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3：工业废水排放量宏观经济维X4：人均GDP；X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X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0：实际利用外资；X11：出口总额；X1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房地产市场维X13：房屋建筑施工面积；X14：房屋建筑竣工面积；X15：商品房销售面积；X16：商品房销售额；X17：住宅销售面积；X18：住宅竣工面积；X19：住宅销售额；X20：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X21：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X22：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X23：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基础设施维X24：建成区面积；X25：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26：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X27：邮电业务总收入；X28：居民生活用水量；X29：居民生活用电量社会文化维X30：人口密度；X31：普通高校学生在校学生数；X32：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33：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式2）房地产开发（式4）式4中，Rp为武汉第p个主成分的权重系数；Fp为武汉第p个主成分的分值。同理，可以求得各城市的综合分值。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和排名（见表2）。根据目前市场情况，为使表2中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排名更符合其实际发展程度，对初步建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
对初步建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利用OLS方法进行分析和筛选，剔除相关性强或易相互干扰的指标，同时选择更能解释目标层的指标。OLS估计法不仅能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而且能够说明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力度是不同的，因此用来对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进行修订是可行的。利用OLS估计法对指标进行检验，剔除变量对应参数P值高于0.3的变量，因为P值高于0.3意味着变量有30%的概率与待评价的变量房地产投资环境没有关系。剔除后的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修正R2为0.868404，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强，指标能较好解释被解释变量，除X19外，所有参数P值均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可认为其参数显著。AIC值和SC值较低，该模型拟合较优。X5、X12、X14、X15、X19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X16、X23、X32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因此考虑以上8个指标作为最终的评价指标，且房地产投资环境Y可表述为：Y=0.846406X5+11.36405X12+0.143804X14+1.902915X15-8.592176X16-286.6454X23-240.4752X32+4.417250X192.
2.2.2因子分析法检验指标合理性
对以上筛选出的8个指标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OLS估计两种方法得到湖北省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见表4）。从表4可知，新的评价指标下，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得分和排名基本符合目前市场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建立新的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体系（见表5）。
3湖北主要城市房地产生态位测评与聚类分析
3.1生态位测评结合生态位态势模型，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态”的度量以各城市变量2013年的现状值为度量指标，房地产投资生态位“势”的度量以各城市变量2000-2013年的平均增长量为度量指标，时间尺度设为1年，即量纲转换系数为1，应用式1计算各城市各因子的生态位，再结合OLS确定的指标权重运用式5计算城市因素层生态位及城市房地产投层聚类树形图（见图1）。湖北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可分为3种类型，第Ⅰ类为武汉；第Ⅱ类为宜昌、孝感和襄阳；第Ⅲ类为十堰、荆州、黄石、荆门、黄冈、鄂州、咸宁以及随州。
3.2聚类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运用SPSS21.0分析湖北12城市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类型。
3.2.1第Ⅰ类为武汉武汉综合生态位为0.272，位居区域第1位，在湖北全省所占比重达27.2%，处于区域的主导地位。武汉综合生态位也就是生态位宽度最大意味着它在区域房地产系统中的竞争力最强，对周围资源及环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最大，在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也最大。具体而言，武汉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各个因子生态位均为12市之首，说明武汉在各种资源上均占据着十分有利的位置。
3.2.2第Ⅱ类为宜昌、孝感、襄阳宜昌综合生态位为0.132，位居第2，仅次武汉，生态位宽度较大，房地产投资环境较优。宜昌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商品房销售面积等均排在全省前列，但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则排在了第12和第7位，说明宜昌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二产业比重偏大，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说明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孝感的综合生态位为0.131，位居第3。其作为距离武汉最近的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随着汉孝城际快铁的开工建设，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将成为拉动孝感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重要力量。但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排在了全省较后位置，说明孝感的医疗水平还跟不上经济发展。襄阳的综合生态位为0.096，位居第4。作为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各方面发展势头良好，适合进行投资。但也要看到襄阳在产业结构和医疗条件上与孝感类似，这是襄阳下一步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上三个城市综合排名均在前列，其他指标增长趋势相近，同时产业结构都发展不合理，但综合来看，第Ⅱ类城市是湖北房地产投资环境优良的地区。
3.2.3第Ⅲ类为十堰、荆州、黄石、荆门、黄冈、鄂州、咸宁、随州十堰综合生态位为0.076，位居区域第5，这主要得益于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优良的医疗水平，但随着汽车行业的搬迁，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放缓，导致房地产市场活跃度降低。荆州以综合生态位0.062的水平排在区域第6位。除房地产从业人员这一指标靠前外，其余指标均处于全省的中流水平。黄石综合生态位为0.061，与荆州水平相当。除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靠前外，其余指标得分不高。荆门、黄冈综合生态位排在第8位、第9位，黄冈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得分排在全省第二，这与黄冈广阔的土地面积是分不开的，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黄冈的房地产市场潜力巨大。鄂州、咸宁、随州排在全省末尾，除个别指标外，各项指标得分均靠后，这在短期内不能明显改观，但这也展现了这类城市房地产投资的特色，对部分特殊定位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综合来说，第Ⅲ类城市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以拓展城市的综合生态位，提高在区域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4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湖北区域房地产发展策略
4.1区域房地产发展空间模式结合以上分析，基于12城市经济水平、房地产发展潜力、地理区位、目标市场与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相互作用，本文以第Ⅰ类城市为区域核心城市，第Ⅱ类城市为区域一级节点城市，第Ⅲ类城市为区域二级节点城市，通过交通线路连接各城市，构建合理的湖北区域房地产投资单核地空间等级圈层格局（见图2）。武汉应充分发挥区域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中心带动功能，以自身优势向周边城市扩散，全面提升周边城市的竞争力，营造优良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形成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体。宜昌、孝感、襄阳3市应充分发挥房地产投资圈节点连带作用，承担起连接核心城市以及引领二级节点城市的作用。十堰等8个二级节点城市要充分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如黄冈、鄂州利用武汉城市圈的政策优势，积极接受与其毗邻的武汉的经济辐射与扩散，通过城市间异质产品分散组合的方法减少同构产品的内部竞争和生态位重叠，同时加强与核心城市、一级节点城市的合作，逐渐构筑多样化的房地产投资环境线路。
4.2区域房地产内部发展策略竞合模式（thecooperation-competingmodel），简称CC模式，是基于竞争前提下的有机合作，其实质是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的一体化。本文借鉴竞合模式优化湖北区域房地产投资环境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良好格局。
4.2.1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分离策略主要是为了避免因生态位资综合生态位（见表6）。城市房地产投资综合生态位；Ni为测定的相似（生态位重叠）而导致过度竞争进而遭致淘汰现象的发生。生态位分离策略包括空间错位、时间错位、营养错位策略。各城市通过采取以上分离策略可以有效优化竞争关系。第一，空间错位是指同样类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在空间上要保持一定距离；不同城市在吸引房地产投资主体时对客源市场的定位要分离。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环境特色，积极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步成长为区域房地产投资节点，通过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达到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合作和相互促进，以形成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合理的空间梯度。第二，时间错位是指房地产开发不仅要注重城市房地产开发的主次关系与时间次序，做到分期开发、滚动开发，同时也要对具体的房地产产品进行时间上的梯度开发。如城市住宅项目根据市场需求设置短期、中期、长期开发策略。第三，营养错位是指各城市在进行投资环境优化时要考虑到不同目标客源市场的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如鄂州、黄冈等毗邻武汉城市就要及时改善交通条件，襄阳、鄂州、随州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
4.2.2生态位扩充策略第一，开拓潜在生态位。目前各城市扩充生态位最常用到的优化策略就是开拓潜在生态位。如政府的基建计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主体的进驻，弥补前期没有占据的生态位。第二，引进新生态位。各城市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实行房地产优惠政策等使城市自身的生存空间不断增大。
4.2.3生态位特化与泛化策略生态位竞争理论认为，在资源和空间充分饱和的情况下，竞争将导致种群中某些个体的生态位被压缩，使其在发展中被淘汰，从而释放出所占有资源空间，这些物种个体则形成了“单食性”或“窄食性”（特化），可以通过强化某一特殊功能，提高自身适应性，而一些优势个体因得到这部分资源空间而使其生态位得以扩充，形成了“杂食性”或“广食性”（泛化），以增加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一般说来，行政级别高、经济发达的城市通常采取泛化策略，而行政级别低、经济落后的城市则采取特化策略以求生存。如武汉自2009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覆盖市政基础设施、商业、住宅等方面的投资项目体现了武汉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广食性”。咸宁则充分利用其优美的环境及温泉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温泉旅游方面的房地产投资主体，使得其生态位逐渐特化。
4.2.4生态系统演替优化策略为促进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的成长与发展，必须要在综合考量各地利益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区域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互补，科学分工和协作，从而推动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替与优化，达到更高级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应采取以下措施：发挥武汉的中心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周边城市的竞争力，形成一个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体，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针对性改善各子环境的发展水平，在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同时，找出影响各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障碍因子，有的放矢地对投资环境中的弱项进行改进，从而较快地提高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水平；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对接和产业经济的转移和融合，要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如“半小时铁路网”和“一小时经济圈”等的建设，促进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融合，缩短时空距离，以形成强大的区竞争力。每个指标的生态位值；Ri为指标权重。
5结论与讨论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投资环境；竞争力
引言：
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与其产业集群发展缓慢有很大的关系。据报道，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集群发展程度低，招商引资难度很大，一些已经引进来的企业也由于地方缺乏足够多的相关产业和上下游产业形成产业集群，造成产品成本上升，在市场上竞争力显著下降而撤出，移师东部。事实上，产业集群给企业提供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一些地方虽然过去通过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措施能引进一些企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方面的优势将越来越少。过去单纯靠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越来越不可持续。在这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中西部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产业集群,又称企业集群,简单地说，就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划分的专业化产业区域。有关它的定义，不同学者也给出不同的定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E.Porter2000）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斯切特密兹(Schmitz1995)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地理和部门上集中，企业之间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劳动分工，并拥有参与本地市场为竞争所必须具备的、范围广泛的专业化创新的企业群组。派克(F.G.Pyke1992)等人则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通常在一个产业内，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区。克若曼斯科(Czamanski1979)提出，产业集群是指在所有经济产业中，一群在商品和服务联系上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并在空间上相互接近的产业。
其实，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后1909年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1934年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1991年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理论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的形成、特征和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然而当代最有影响的要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E.波特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新竞争理论。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产业集群和新经济学”一文，更是将产业集群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峰。
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的关系：
毫无疑问，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一方面，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一产业的相关企业（既包括纵向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关联企业，即上、中和下游企业，也包括横向与某一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加速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但是，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必然促成产业聚集，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方面例子；另一方面，产业集群通过更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共享，知识传播与创新的速度加快，集群内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大大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为企业提供了实质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投资环境。与前者不同的是产业集群一定会改善投资环境。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还应该区分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考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各地方应该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给予入住企业相当的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让更多的企业入住以便后来可能形成产业集群。因为企业入住并不必然形成产业集群，所以在随后的阶段，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利用政策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来有意识地培育产业集群的形成。我们这里研究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二阶段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重点应该考虑的问题。
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的机理分析
如上所述，产业集群主要通过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改善投资环境，所以在实证分析中国东部地区如何通过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之前，从理论层面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特性，以及其如何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即分析其经济学机理。产业集群能够提升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与产业集群的特性分不开的。产业集群具有互动性、共生性和柔韧性三大特性。所谓互动性是指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由这种互动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加快升级；所谓共生性指的是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在产业上具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一些互补产业则可以产生共生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因此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双重效益；所谓柔韧性则是由于集群内聚集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众多的企业，一方面高度聚集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随时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存在也使集群内的经济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达到效益的极大化。产业集群内自发形成的这种经济资源与企业效益的良性运作，增强了集群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使产业集群具有一般经济形态所不可比拟的柔韧性，造成了产业集群得以持续繁荣不衰的优势。
正是因为产业同时集群具有上述三种特性，可以快速提升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而为企业进入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可靠，稳定持续的投资环境。这种内在机理也可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进行分析。（1）外部经济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能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学习经验曲线中的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2）“规模报酬递增”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他把马歇尔的“产业区”优势的论述总结为三点：本地专业化劳动力的发展；大量增加的相关企业和生产服务活动对核心产业的支持；以及频繁的信息交流对创新的贡献。这些优势构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3）交易费用理论：科斯于1937年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理论。由于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区位成本低、交易频繁，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由于数目众多的企业地理接近，增加了市场参与的角色，市场机制更能发挥作用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加强了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促使交易双方达成并履行合同，节省了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4）聚集经济理论：德国的韦伯、美国的胡佛和英国的巴顿先后都提出了聚集经济理论。韦伯强调在集聚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分享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劳动力资源、销售市场等获得聚集经济效益；胡佛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巴顿的贡献在于探讨了产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他认为，地理上的集中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聚集有利于企业、供货商和客户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信息的传播中了解市场动态，最终导致创新的产生。（5）新竞争理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和柔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难以达到的。
产业集群除了通过提升集群内企业竞争力，增强内部企业粘附力和成长力、集群外企业吸引力改善投资环境之外，还通过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真正改善了投资环境。波特认为：“在内部的交会点上，产业簇群的发展通常特别激烈。在暴风眼中，来自不同领域的洞察力、技能和技术汇集在一起，激发出新的事业。多重交会的产业簇群出现后，回进一步降低进入障碍，因为潜在的加入者和扩散效应来自好几个方向，多元化的学习也刺激创新。”（《竞争论》第257页）另外，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触发自我强化过程，成立新公司也是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体现。波特认为：“在一个健全的产业簇群中，企业树木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在其中，专业化供应商开始萌芽，信息积累，本地机构发展出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和适当的法规。而产业簇群的面貌愈来愈清楚，也在同步成长。企业家看到潜在的市场机会，而且进入障碍也在降低，因而成立新公司。（《竞争论》第257页）最后，产业集群的发展加速了本地机构的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备的法规建设，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频繁交易更容易培育出一个良性、规范、健全的市场体系。而这些对于企业的设立、组织经营、扩张等都至关重要，也集群外企业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些是从整体上改善了地方投资环境。
中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首先出现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如浙江宁波、温州地区（服装行业）、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家用电器行业）、江苏的环太湖地区（纺织行业）和福建闽东地区（电器、制鞋行业）等。所以以下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实证考察来总结发展产业集群的规律，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浙江省。从全国来看，浙江的产业集群程度是最高的。据初步统计，1999年，浙江省特色工业总产值约达4300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的65％，部分乡镇甚至达到80％以上。“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已成为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目前全省已形成特色优势产品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306个，平均每个区域8.7亿元。涌现出了诸如温州的鹿城服装、鳌江鞋业、乐清电工电器，台州的模具，绍兴的纺织，海宁的中国皮都、经编等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工业园区。
浙江产业集群概况
产业集群名称所在地理区域企业数（家）产出（亿）统计年度备注
市县（市）区镇
五金机械金华永康6500108.51997（1）
低压电器温州乐清柳市1080641996（2）
皮革皮件嘉兴海宁4000721999（3）
纺织印染绍兴绍兴柯桥11803071996（2）
领带绍兴嵊州116533.12000（4）
袜子绍兴诸暨849883.72000（4）
鞋业温州鹿城905602000（5）
服装宁波12758.8亿件1996（1）
资料来源：（1）《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研究》第150页；（2）《小企业集群研究》第59页；（3）《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研究》第170页；（4）《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2001）第133页；（5）《鹿城文史资料》第13辑第117页。
上海：如今几大产业集群已成上海经济版图最鲜亮的底色。在北面，政府推动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宝钢与上钢联合重组，使200来家从冶炼、轧钢到各式管、线型材的产、销，非钢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研发中心，聚集在以宝钢为龙头的钢铁产业链上，形成60多亿元的年纯利。在南面，多元投资的上海化工区围海造地，先期形成10平方公里区域面向全球招标，BP、BASF、BAYER三大国际化工巨头同时落户。一个北连金山石化、南接吴泾化工、生态和谐的世界级化工产业带雏形已傲立于昔日荒芜的滩头。在东南，已形成国内微电子生产线最密集区。中央和上海两级政府数十亿元的投资带动了数十倍于国资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先进技术与一流人才的进入。在英特尔、IBM等国际巨头编织的IT产业群落里，近2000家IT企业的上中下游产品占据了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往日浦东的繁华只限于黄浦江畔，而今不断东扩。在西北，上海汽车城雄姿英发。国内唯一的轿车试验场、汽车测试中心崛起于此，汽车学院和F1赛场兴建于此，整车与零部件厂商云集于此。
广东省产业集群集中的行业有玩具、食品、服装、电子、家电以及陶瓷等。有代表性的如中山的灯饰；佛山的陶瓷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汽车工业一体化时代大潮的冲击，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汽车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短短4年间，广州市花都区——一个容易被人们联想起“盛产鲜花和农副产品”的都市郊区，以市场经济为动力，不断地演绎业界传奇，在珠三角经济版图上，迅速聚集了众多的汽车及相关企业。
江苏省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已经成形的产业集群有110个，集群企业数46571个，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5320亿元。产业集群不仅有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建材、电器、轻工等传统产业，也有IT、环保、花木园艺等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几乎在各个县市都有分布，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一批集群名牌。江苏的产业集群中纺织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省已形成了几个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一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群凸显，成为拉动电子信息产业乃至全省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汽车产业群和工程机械产业链的活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全省机械工业发展的主力军。三是石化行业运行质量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一个龙头、两条链、两个基地（集群）的发展局面正在形成。四是冶金行业已形成从矿山采选到冶炼压延加工、辅助材料、冶金机修及科研院所等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链、群。五是逐步形成纺织、服装、化纤、鞋业等产业链，以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集群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看，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现象主要出现在轻纺、电子信息、汽车和石化等产业。二、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规律
按照波特的理论，产业集群的产生可能有多种情况：（1）早期企业的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是像专业化技能、大学的研究专长、有效率的具体地点、特别的或适当的基础设施等生产因素，不但充分而且容易取得。（2）产业集群也可能从不寻常、精明或严苛的本地需求中产生。（3）原有的供应商产业、相关产业或完整的相关产业簇群，也可能是新产业集群的种子。（4）新产业集群也可能因一两家创新能力强的厂商，刺激其他簇群的发展而出现。（5）对产业簇群诞生而言，机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早期出现的企业，通常与当地有利的状况无关，而是反映出创业的行动。
波特对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例得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的产生有其特点：（1）民间自发形成的产业：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和福建分布着众多民间自发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具有较强的活力，尤其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集群最为突出。这类集群以私营企业、家庭工业为主，集制造、营销和配套服务为一体。虽然这些企业单个规模都较小，但集聚成群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如温州的低压电器、打火机和鞋业响誉世界，产品占据世界总产量的近三成。（2）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外向型加工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众多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特色的外向型加工产业集群。如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电子产业中间产业集聚群，是一个以日美投资为主面向出口市场的产业集群。（3）信息化浪潮推进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数十年的繁荣和在信息技术领域不但引导潮流的神话，激起了世界各国建设高科技园区的热潮，我国也不例外。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经过近10年的开发，构造了三大部级基地，即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科技创业基地。（4）政府规划扶持的各种工业园区：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出现一批有政府规划和扶持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如上海漕泾化学工业园区是1996年上海市政府规划和启动的。目前该工业园区已吸引了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BP公司、拜尔和巴斯夫公司等，总投资达7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启动。
中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
通过以上规范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对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根据波特的研究，产业簇群发展始于国家层面，但已经延伸到省和地方，新西兰约四分之三的地方经济发展单位都是采用界定产业簇群和促使升级的办法，作为它们活动的整合机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产业集群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现在都在加速发展，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同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省份产业集群发展极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数量少、质量低。这不仅高新技术产业如此,而且传统产业也是如此,甚至有些省份至今还没有自己像样的产业群。为什么西部地区省份产业集群发展缓慢,笔者认为除西部地区有些省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之外,还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是：观念落后、缺乏龙头骨干企业、不太重视产业链整合与产业集群规划、电子化供应链管理运用问题和政府行为问题等。对中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政府引导、市场选择、企业主导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基本原则。一些地方政府处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良好动机、强烈愿望，政府替代市场选择，强制企业搬迁等催生形式上的产业集群。政府应是集群的催化剂和剂或者桥梁，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创建过程，要让企业成为集群的主导者，不要企图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集群，新的产业与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政府不要刻意创造产业集群，要避免创造产业集群导致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同的地区追求相同的产业集群重点导致的重复建设。
（二）产业集群产业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尽量避免盲目照搬。地方政府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计划，不能只瞄准发达地区发展起来的集群类型，如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或外向型的出口加工业等，应该考虑包括农业、轻工业等传统产业，还应该考虑萌芽中的或新兴产业群。实际运作中，早期的产业集群发展工作应该兼容并蓄，从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产业机群中筛选出适合本地方情况的方案。
（三）大力发展民间部门，发挥它们对产业集群生成、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积极参与民间部门主导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比政府全盘掌控更有机会让产业集群发展成功。地方政府应加快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适当引导集群的规模，增强集群总体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扩大集群的影响力。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或一些公共机构、智囊团体，改善集群的结构。
（四）集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遵循产业集群形成、演进、升级的规律。地方政府应把握集群发展各阶段的特征、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对集聚产业的整合、调整从而延长产业链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厉无畏、王振，《中国产业发展前言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迈克尔·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徐康宁：“开放经济中的产业群集与竞争力”，《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1期。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1篇
1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1．1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作者尝试从2001、2006、2011这3年入手，对江苏省近10年来现有的49个县级市的投资环境进行纵向分析比较，基于GIS技术、空间分析建模技术，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13．0以及MicrosoftExcel2003等软件，对江苏省49个县级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比较．在遵守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性、可比性、差异性等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涉及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人力资源与科技教育状况以及市场开放程度与消费状况这4个层面的27个因子，构成指标体系，其指标数据统计，来源于2002年、2007年、2012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降维的思想，将研究对象的多个相关变量综合概括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变量，反映原变量提供的主要信息．本文对选用的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需要各个因子之间具有综合性，然而各因子由于性质、计量单位不同，往往缺乏综合性．解决各指标的数值可综合性的问题，避免当各指标间的水平相差很大并直接将原始指标数值进行分析时，数值较高的指标作用过于明显，使得各个指标等全参与运算分析，需要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10］．
1．3实证检验—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设定主成分提取条件为特征值大于1，主成分得分采用回归方法得到．同时设定分析结果，给出KMO检验，根据KMO检验的结果判断方法的适用性．这3年的KMO统计量值分别为0．845、0．880、0．890，较为接近1，表明变量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因子，数据适合作主成分分析．成分分析．这3年数据的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了86．250%、86．687%、89．004%，说明这3组数据的主成分包含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用这3个主成分替代原来的变量．主成分1的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61．237%、67．752%、67．422%，说明各指标因子在这个主成分上的载荷较多．结果分析．将总方差解释表对各个变量作为主成分的特征值进行了计算．由于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因此，抽取的因素就是主成分．在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下2001年可以抽取4个因素，而2006年及2011年只能抽取3个因素，鉴于以下分析需统一口径，并且只有少许因素在2001年的主成分4载荷值较高，又因为计算综合得分时权重影响较小，因而对于2001年的主成分也只抽取前3个．当抽取3个因素作为主成分时，其主成分的贡献率已经分别达到82．125%、86．687%、89．004%，故使用这3个主成分的解释率已经很高了，得出表1．根据表2分析得出结论:在主成分1上载荷值较大的主要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指标，可以概括为经济实力指标，由此可推断出主成分2主要反映的是人力资源指标，主成分3反映的是市场开放程度与消费状况指标．
1．4得分与综合排名
在主成分分析后得出3个主成分的基础上，要对江苏省各县级市区域投资环境进行深入分析，需要针对上述3个主成分得分作简单加权处理，计算2001年、2006年、2011年49个县级市的综合得分．具体公式为:wi=∑wijDj其中，wi为江苏省个县级市的综合得分，wij表示第个城市第j个主成分得分，Dj表示第j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与各年分主成分方差累积贡献率之比．最后，运用ArcGIS进行描述分析，按照大于1的为优越地区、大于等于0．5小于1的为较优地区、大于等于0小于0．5的为良好地区、大于等于－0．5小于0的为较良地区、小于－0．5的为一般地区，对2001年、2006年、2011年各市的得分进行划分，得到投资环境评价成果图。
2结果分析与评价
根据各县级市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结果大致如图4．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49个现有县级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出了城市综合得分和排名．根据各地区的评价成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于强调研究区域内部的差异，体现投资环境空间演变的规律，为决策者的选址决策提供微观层面的参考依据．
2．1对投资者的建议
(1)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均占优势的优越地区都位于苏南，可以看出主成分1在区域投资环境中突显的重要性．苏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属于长江三角洲腹地，深受上海大都市经济圈的辐射影响;加上其水陆空各种交通运输特别发达;政府积极引入外资，改善人文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环境相当优越．(2)根据49个县级市3年纵向的评价成果来看，区域投资的优劣并不是与其经济发展呈对应关系．可见，在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的体系中，还有其他影响因子是不容忽视的．从3年的成果图中可以看出，邳州、沭阳等苏北城市的排名逐步提升，区域投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近年来，政府对苏北的扶持政策，为苏北地区引进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优势．苏北地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不是“穷乡僻壤”，其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再者，苏南地区较高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使得苏北地区的投资优势逐步突显出来．江苏省49个现有县级市的投资环境相差甚远，苏北有政策扶持具有后发优势，苏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苏中好像成了个真空地带，总体上呈现出苏南—苏北—苏中的分布特征．从图4可以看出排名退步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苏中地区．苏中各级政府要积极与苏南地区衔接发展，吸取苏南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及学习苏北地区进步的方法，使得自己摆脱区位优势薄弱的阴影，抓住机遇，调整区域产业政策，形成独特的产业结构．(3)从图4中可以看出，江苏省县级市的个数从2001年的58个到2006年的52个再到2011年的49个，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相应地，市辖区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体现出各个地区随着各项政策制度的变化，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的模式逐步淡化，城乡统筹发展的趋势日显明显，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4)像常熟、江阴、溧水、溧阳等地区在过去10年的发展趋势显得很不稳定，可见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因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这些城市位处苏南地区，其主成分1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还是没能保持其原本的发展趋势，对于影响投资环境的新因素适应性不是很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
2．2对引资者的建议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2篇
对金融投资的实际建立主要是积极的把握一条主线，并对多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同时也要进行整体性分析，要从多个方向共同构建。其中，正确的主线就是通常情况下要为相应的投资人员进行服务，要让金融行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对金融的实际构建来说要考虑到以下几种情况：首先，要实际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努力立足于中国的金融资本体制，同时也要出台一些较好的经济政策进行金融投资的引导，并不断激励相应的构造人员与社会性团体积极参与，与此同时也可以积极引进国外的一些金融体制，来充分实现投资体系中的多元化形式。其次，要为相应的投资人员提供多元性选择，要进行积极的采用与发展网络技术，努力实现我国金融的创新性发展。日前，我国金融投资体系的不断建立完全离不开网络的发展，对高科技的不断引用，以及一些基础性设备的更新，已经充分确保了相应的投资需求，进行全方位的投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持续运行，并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三，就是要依据如今国内的相关企业制度与市场型经济的实际需求，积极的实现了中介型的机构，国家要不断制定自律性制度与信用性制度等，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其社会监督的体能。其四，为了进一步尊重市场性金融经济，而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体制，就应该努力避免金融投资与其过程中的活动性参与，努力成为市场经济的调控者与监督者。其五，需要从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来出发，然后从基础上来相应的满足实际金融投资人员的宗旨服务。首先，要积极改变相应投资的复杂性因素。其次，要进行灵活的使用于制定政策方针，要对实际金融投资中的非物质性因素不断进行改善。
二、有关金融实际投资中的评估分析
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投资进行不断的评估，要相应考虑到两个主要方面，最后对所占的比例进行积极判断。
(一)管理和科技的相关系统管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每个行业都不能离开管理的技巧与科学性技术。也就是说，在进行系统的评估的时候相应的金融投资环境良好与否，是否成熟，都是要进行优先考虑的。1、相关科技水平的实际情况在之前的实际金融投资体系中与如今的证券交易中，进行实际投资的时候要用到相关电子的交易变的越来越真实，此时就要求相应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来充分确保实际投资人员的相关利益。2、有关管理水平与人力资源相应的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实际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相应的程度上就可以确保其实际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较少出现错误。一个完美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积极改善投资空间，从而来不断来完善相应的投资环境。
(二)有关金融体系介绍金融企业在进行实际投资的时候要提供较好的服务，这就要对其环境进行系统性评定。1、具有比较专业的机构依据金融行业中的机构数量我们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进行金融行业成熟度的衡量。2、其企业的硬件设施条件较好金融企业内部实际硬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相应投资环境的好坏，其也是相应投资人的直观性感觉。3、较好的社会状况社会的生活状况主要是说相关的投资人员对文化上的认识与实际观念情况等相关因素，都会对相关的投资环境造成直接性影响。
三、有关金融投资环境实际评估
(一)有关金融投资实际环境的必要性评估作为可以满足投资者相应经营模式的金融性投资资源早就已经获得得了比较客观的环境受益，其是一项多因素的、一个动态的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性体质。其中，主要包括有：通讯、交通以及一些基础性措施等环境，不仅如此还包括有政治体质与经济体制等多形态人际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对金融的实际环境投资才能进行评估，从而为我国众多区域的质量好坏进行评价，同时也为经济发展的决策与制订进行了政策性实施，充分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参考性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对金融的实际投资所进行的评估并不是很多，都主要集中在投资环境的实际评估上。相关学者尽量大量的搜索与探究，从而得出了诸多的方法与结论。因为金融在如今的社会体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而又全面的金融性体质，同时研究出更加合理的方式，在如今的市场体质下对如今的金融环境与状况进行评估与度量，并揭示了相关区域环境的好坏，实际金融投资环境在实际的环境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关评估指标的积极确定有关区域金融评价的指标比较多，很难把所有的指标进行量化。而从相关投资人员的角度上来说，因为相关信息与技术的不完善性，并不能将所有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所以，本文就在进行研究、选取以及实际构建评估的相应系统指标下，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种原则：1、具有全面性要尽量完整而全面的进行指标的选择，要让所有指标的环境相互结合。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各个层次与方面反映系统状况与程度。然后，更好的衡量其实际环境的好坏与实际水平的高低，从而避免了相关信息的疏漏，而造成的片面性，最终导致相应的评估结果不科学性。2、具有简洁性就向之前所说的，进行指标的选择要遵循相应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具体到每个细节。而是在进行指标的设置与遴选时要充分考虑其相应的代表性与典型性，要将含义相同的安排两个不同的指标上，要做到少信息量大去反映问题。然后，将简洁性与全面性进行有机的组合，从而避免繁琐以及重复的评估模式。3、具有系统性相应的金融投资系统主要是由一个功能与一个结构共同造成的整体机能。指标系统与指标不是一个整体概念，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相对概念。所以，在进行实际确定与选择的时候来进行指标的建立，同时也要综合性考虑其环境的动态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不仅要衡量系统的指标与现状，还要充分考虑其相关的协调性，同时还要有描述与反映的动态指标。不仅如此，要进行随时的改变以及相应地点的推移和具体的实际情况，对指标的变化进行系统的调节。4、具有科学性在相应的指标中，其指标都是比较科学而确定的。对指标体系建立要依据相应环境进行经济发展的联系，并根据统计性指标与金融投资评价建立科学原则与理论，同时可以选择容易理解并容易计算的指标，以公正而客观的体制进行管理。5、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的评估指标具有一定可行性与实用性，对相应指标数据的获得与选择以及计算，都要努力立足于相应的文献资料以及统计年鉴。相应资料必须容易计算，同时也要采用国内的一些统计方式，其相应的指标必须要明确，从而有效的进行分析、定量与评估。6、具有可比性对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要依据一些研究成果和成功性借鉴，并与多个地区进行对比，进行动态性对比。这就要求在进行实际的选择时，要积极考虑到其历史的延续性，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预测的可能性与支撑的分析性，要尽量做到口径与实际选择范围保持一致。
四、结束语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法律问题,环保标准,绿色壁垒
1引言
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就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而言，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环境指标都正在变成一个影响产品竞争力和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也非常关注环境问题，将乌拉圭回合后的下一个回合确定为讨论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绿色回合”。因此，有必要对环境与国际投资、贸易的关系及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2环境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
21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积极、有利的影响在于：（1）、通过技术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调整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2）要求取消补贴，可以减少那些有害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数量。消极、不利的影响在于：（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刺激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形成新的环境压力；（2）、在现行条件下，自由贸易制度同样存在忽视环境损失的“市场失灵”问题。
22环保标准对产品竞争力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
各国生产力发展阶段，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重要程度、环保资金和技术水平等的差异，决定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参差不齐。而环保标准对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都会产生影响。可以说，各国间环保标准的不一致，会使那些投资于环境管理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受到削弱，从而使工业迁移到那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出现“生态殖民”。而在发达国家，产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对来自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征收“污染倾销税”、“绿色关税”等，以消除因环保标准的差异给产品竞争力带来的不同影响。
23环境标准与非关锐贸易壁垒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边贸易中的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具有合法身份的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从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规定看，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活动余地明显减少，“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区域措施将被限制使用。因此，今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将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名义，通过设定种种环境等方面的障碍即“绿色壁垒”，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形成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3国际条约和公约有关环境与贸易的规定
31国际环境条约、公约中的贸易条款
为了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保护候鸟、鱼、海洋动物以及濒危物种，控制危险产品和物质的危害，保护全球生态环境，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规定了贸易条款，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1）、规定许可证基础上的进出口。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如果确认为是濒临灭亡物种的贸易，应全面禁止；对于有可能面临灭亡威胁的物种，除非这些物种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应该在科学和管理当局批准承认的出口许可证的基础上准许出口，同时规定进口国只能在出口国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口。
（2）、禁止或限制进出口。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危险物品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不仅要求缔约国限制或禁止与其它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还要求限制或禁止与其它非缔约国间的贸易。32关贸总协定（GATT）中的环境条款
GATT第20条允许国家采取“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在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任何国家可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视，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上，该规定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
4环境问题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41环保标准差异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种转嫁污染的行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响。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也存在上述现象，而目前在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因素的适当考虑，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实施。
42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以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为根据，以保护人体健康、环境与资源为表面目的，涉及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产品，因而具有合法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点。就实施效果而言，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对来自环保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不利。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看，常见的绿色非关税壁垒主要有下述几种形式：（1）单边主义，即一国对其内部及外部的商务活动单方面制定法律、标准，并加以实施。（2）境外裁决权，即某一项法案，它有权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活动加以裁决。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金枪鱼-海豚事件。（3）国家环境管制法律法规，即根据GATT第20条的规定，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与健康”的环境措施。（4）多边环境措施，即有些国家利用国家间缔结的环境条约、公约的某些条款建立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香港、日本、美国、欧盟、东南亚、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口进口标准，大都包含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严格的标准，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如果这些国家、地区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将贸易与环境紧密挂钩，将使我国在产品出口范围、出口速度上遭受打击。在产品结构方面，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初级产品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这对以初级产口出口为主的我国显然不利。面对这一国际性趋势，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就对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由于绿色壁垒的制定涉及从产品生产、销售到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制造商、出口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必须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鉴定等手续及其相关费用，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影响到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对策和建议
51完善环境法律和强化环境执法
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特别是制定和完善环保产业专项法规，促进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发展，并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实施力度，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嫁对我国进行“生态侵略”。
52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原则，抵制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如果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其环保标准对我国产品在当地的销售采取歧视性做法，我国一方面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认的相互给予非歧视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和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照顾的规定，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辩，力争通过磋商、谈判解决此类贸易纠纷，同时也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申诉；另一方面可依据《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反报复措施，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53尽早推广实施ISO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并从法律上完善有关制度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程序把ISO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4加强国际立法合作
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现在和将来环境与贸易所进行的讨论和谈判，表明我国在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曲小如，环保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国际贸易问题，1996（1）。
②王瑜，中国社会标志规划，环境，1996（3）。
③孙昌华，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法学评论，1996（4）。
④曲小如，论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条款与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相容性，国际贸易问题，1996（7）。
⑤谈臻，国际经贸中的环境壁垒及其法律对策，国际贸易问题，1996（10）。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4篇
以商标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与企业生死攸关，同时也是事关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它对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谁早认识到这一点，并对商标实施充分、有效的保护措施，谁就在竞争中抢占了先机。众所周知，日本已经明确的将知识产权战略列为振兴和发展本国经济的长期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目标。这提醒我们的城市管理者， 应当不容选择地、及时地将商标保护等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城市的发展规划，把商标战略列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对政府的商标主管部门的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第二，商标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互动的辩证关系，也为商标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商标理论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只就商标保护与改善投资环境问题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国内外同行。 一、商标保护状况是反映一个城市社会秩序好坏、品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高低和衡量该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我们知道， 商标原本只是区别不同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商业标记，是企业的重要财产。人们通常限于在商品或服务，在保护企业的财产权和企业发展的层面上认识和探讨商标问题。有相当一段时期，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商标管理部门曾对企业大力宣传“商标战略”的思想。这对企业的商标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同是我国的商标工作主管部门，因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现的新局面，提出了“商标与城市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具有全新的、重大意义的商标工作的战略思想。一言可以兴邦。我相信，这一思想对我国新时期的商标工作和城市发展两方面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它巧妙地揭示了商标保护工作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使商标保护工作不再限于是企业和主管部门的事，同时也成为关系城市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这一结合不是任何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商标保护工作和城市发展在互动中的客观要求。就商标而言，既是企业的知识资产，也是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建立起来的经营销售体系的表征。如果说工厂是企业的心脏，市场是企业的循环系统和生命线，商标则是企业产品或服务在生命线上得以畅行无阻的通行证。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载体，既承载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物质财富，也承载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历史等以人文资源形式存在的精神财富。商标就是由人文资源派生出来的知识资源。商标也属于城市，而且是蕴于城市之中的兼有巨大的物质与精神价值的双重财富。和传统的物质财富不同，商标作为知识财富因其自然属性的特殊，既强大， 又脆弱，既富于扩张性，又极易被人侵害。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商标的扩张性，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以不可思议的规模和速度急剧地扩大企业和城市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商标作为一种特殊的财富，如果掉以轻心，很容易地被人不动声色地掠夺和破坏。因而，就需要比对物质财富的保护更精心、更细致、更完善的法律手段呵护它。商业和市场呼唤秩序和美德。但这种秩序和美德并不能随产品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自发地产生。经济发展历史说明，只有通过法律的规范，通过国家力量对商标权进行充分有效的保护，才会建立一个合于理性和道德的商标法律秩序。在商标的法制结构中，城市作为法律文明的载体，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商标法治是一个立体的、有机的系统，它包括商标的法律理念、商标立法、法律教育和公民法律意识、法律行为、法律实施和法律保护等环节。其中，商标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是检验一个城市是否真的存在商标法制和衡量其商标法制状况的试金石，是一个城市法制化、现代化、国际化等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也是评价城市形象的重要指标。城市作为经济的中枢和文明的主导，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未来。在中国，作为国际化或迈向国际化的大都市，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商标法制应当成为经营城市的重要内容。 二、有效的商标保护是维护交易安全，改善投资环境的可靠保障 城市是特殊的商品，投资环境所形成的信誉，是城市的品牌。城市作为巨大的经济实体，是劳动的产物，是 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又是有生命的，是一刻不停地发展和增值着的有机的价值实体。法制作为城市社会秩序的基石，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平台。当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是可以并且需要经营的。广义上说，城市可经营的资本既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还包括法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知识资源和法制资源则是无限的。知识资源植根于人类的智力创造，它既可以同传统的物质财富结合起来，使物质财富极大地增值。作为知识资本，它还可以使财富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法制资源对知识资源的开发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法制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有效地发掘知识资源。通过对知识资源的利用和有效保护，又可以产生新的财富。传统经济主要是从自然界固有的资源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手段，那是自然的恩赐，是老祖宗留下的有限的遗产。现代新经济则主要是向人的智慧索取财富，而智力资源形同浩瀚的宇宙，永无穷竭。它既可以开发出技术产品，增加财富；又可以设计并实施良好的法律规则，优化社会秩序与市场环境。技术创新及其法律保护已经成为现代竞争的主要手段。因此，运用法律手段对商标等知识资本的驾驭、开发、运用和保护状况如何，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现代化意识高低的重要指标。 当今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物流的便利与资讯的快捷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从而给资本与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空间。自然环境的优美固然可以令人赏心悦目，但对投资者来说，真正的魅力来自文明与秩序之美。良禽择木而栖，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交易安全和利益回报的保障。与天然条件相比，良好的投资环境，才是吸引资金与技术落户的温柔富贵之乡。就环境而言，投资者利润价值的获得，往往要借助于商标这个媒介来实现，因此，它的全部利益几乎都集中表现在对商标的保护上。城市作为法制的载体， 有效地保护商标，可以树立城市的良好形象，也是对投资信心的可靠保障。 三、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商标保护体系，可以为各国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商标的法律保护是率先建立起来的。与专利制度、著作权制度等其它知识产权法制相比，商标保护不但最早，而且商标法生效伊始，其工作重心就被搭载在一个运作机制完整成熟、组织机构自成体系、工作作风快捷高效、办事效率雷厉风行、保护措施立竿见影，并长于管理市场秩序和交易活动的遍布全国城乡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列车之上，因而具备其它任何知识产权法律机制至今无可比拟的先天的资源优势。此外，这一时期人民法院也依法审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根据！#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商标权争议纠纷案件的终局裁决也移送法院管辖。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商标法律机制建设的走向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索。不少人认为，商标权属于私权。西方发达国家在商标问题上惯用行政注册、司法保护的模式。中国商标的行政保护也暴露了一些弊端，因而主张应当根据法制化的要求逐渐弱化行政保护，转而主要寻求司法保护，并最终放弃行政保护手段。本人也曾支持这种主张。究竟应当作何选择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上，商标法实 施二十年来，尽管中国的法院运用司法权已经相当程度的介入商标领域，但是在中国商标法律机制的整体格局中，与法院的工作相比，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无论是对商标法的理论贡献、对立法工作的影响、对商标法制的宣传、对公民商标法律意识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商标工作的对外交往、纠正违法行为、制止侵权、打击商标犯罪，在事实上维护并推动我国商标法制的运转，维护我国广大市场的交易安全，无疑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就办案工作一项，就可见一斑。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自商标法实施至2002年底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案件一共只有4378件。但是，仅2002 年一年，全国工商系统查处的商标违法案件就多达39100起。可见，目前离开了商标的行政 保护，商标法制几乎是一句空话。实践生动地说明，商标的行政保护对商标法制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决定的建设性作用。以上海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对商标的保护为例，商标的行政保护是能动、立体、全方位、体系化和具有开拓性的，他们在长期大量的工作中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对我们理解商标的行政保护的必要性有重要的帮助。上海市工商局在2002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商标的行政管理与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把对商标的事后保护和事先防范有效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商标司法保护的同时，政府有关行政部门积极履行职能，运用各种方法和通过各种途径卓有成效地开展商标的行政管理和保护。通过行政的强制力规范商标使用行为，主动地打击各种侵犯商标的违法活动。实施商标行政管理与保护制度对一个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时间不长，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的中国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这个认识既客观，又中肯。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商标法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中国，商标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重。行政保护是基础，它措施及时、行动高效、成本低廉、手段多样；司法则是商标法制的最终保障。二者各有所重，互相补充、互相规定、手段并举、相得益彰。这就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并在进步中不断完善的商标法制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和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赞许。应当明确这样一个思想：在这个体制下，商标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工作都应当得到加强。 结语 最后，我想强调，不仅企业是经营的，城市是经营的，城市的商标法制环境也要经营，而且要悉心的经营。为了城市的未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每一个居民，有责任把城市缔造成一个与投资者和睦相处的理想家园，实现城市与投资者的双赢。 刘春田
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5篇
湖北要着力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是党中央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对湖北发展的科学定位，也是湖北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即要努力把湖北省建成中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湖北成为中部经济要素富集、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成为巾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平台，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显然，产业集群发展与投资环境创新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一方面，投资环境创新是产业集群良性发展提供保证，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助于企业加速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因此，当前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背景下，湖北省积极进行投资环境的创新，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解决其目前存在的经济外向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职能缺失等问题，增强湖北省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真正发挥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便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2投资环境创新。提高比较优势，加速产业集群发展
与中部六省的其他省相比，湖北省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等，但在全国范围来看，中部六省的投资环境水平总体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其中河南、湖南、湖北属中偏上水平，山西、安徽、江西属中偏下水平，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是中部六省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湖北省只有突破投资环境限制的瓶颈，努力进行投资环境的创新，提高其比较优势，才能在在中部六省中脱颖而出。
投资环境的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一般情况下，投资主体行为的产生主要基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两方面的考虑，其中成本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交易成本则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市场因索则包括市场的规模、市场的集中度以及市场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显然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以及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投资主体选择的理想对象。
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初步发展正满足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来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加速了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的汇聚，降低了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同时产业集群通过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所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资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能有效带动区域产业规模的扩张。规模扩张优势远优于单个企业，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目前湖北省投资环境创新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1)整体科技水平不高，人才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人才流失严重。湖北省作为中部腹地和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省份，全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是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科技实力比较雄厚，但是由于没有好的人才机制，高端人才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作用，更多的则是流失到沿海等发达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2)政府职能缺失，服务水平不高，法治建设有待完善。尽管湖北省的软环境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但与投资环境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制度缺乏整合完善，同时相关的职能部门不能互相协调，直接导致行政审批的繁琐、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责任等现象时有发生。(3)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自然资源浪费严重。在中部六省中，湖北省具有明显的土地资源、水电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等优势，但是普遍存在资源合理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4)区域形象不佳，诚信度有待提高。全民信用意识淡化，企业信用水平较差，由于信用欠缺，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湖北区域信用环境的建设。
3产业集群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投资环境创新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是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集中就促使了大批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的产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和主要力量。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利于节约成本，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有利于开拓市场，有利于规模扩张。而由竞争优势带来的利润前景，会进一步吸引资金、人才，形成良性循环。能否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强弱的关键。因此，湖北应做好规划，明确支持重点，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进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形成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推动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结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产业优势来看，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已经逐渐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以及船舶制造业等，同时还有一些拥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工业激光业、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业等。这些产业通过逐渐的数量积聚和质量提高，已经形成了大量拥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目前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产业关联度偏低，缺乏专业协作。各城市产业有趋同的弱势，特色不明显，缺乏合理的分工和互补性。同时上、下游产业配套和协作不够密切，未能形成较好的互补性较强产业链，使产业集群未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乘数效应的作用。例如：湖北省的襄樊市和十堰市，汽车零部件企业存在集中度相对较低、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营销能力弱的问题，这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形成产业链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2)技术创新能力低。湖北省的制造业虽有一定程度的集群效应，但是整体的科技产出率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的科研转化率低。(3)品牌优势不明显，整体实力不强。
4促进投资环境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对策
针对以上进行的湖北省投资环境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机制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提出以下战略对策：(1)政府要充分发挥其服务职能的作用，做好相关的协调服务工作，要增强服务投资者的意识，提高服务质量。(2)要下大力气发挥科教优势，推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营造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3)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为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4)通过对外宣传以及积极的自身完善，为区域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5)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提高加工深度和调整产品结构来改善经济效益和增强产业素质，进一步巩固工业基础。
总之，在区域经济日益融合而省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条件下，湖北省既要挖掘自身的科技潜力，起到中部崛起的表率作用，又要正视科技发展领域中存在的不足，深化科技领导体制的创新。中部的崛起意味着湖北的崛起，而湖北的崛起也将成为中部崛起的亮点。湖北省通过走科技强省之路，以湖北的发展拉动中部地区的发展，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支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