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高等职业院校不仅要办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共性特色，还要有鲜明的在具有一般高等职业院校共性基础上含有的与众不同的个性。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在宏观层面上是指区别于其他同类院校的整体办学特征或文化特征；在中观层面上是指学院某一领域的个性风貌；在微观层面上是指学院某一方面的独到之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或哪一层面，都要选准突破口，以点带面，实行整体优化，作为特色项目都要有丰富的内在品格和特质[1]。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最终都归结为学校独有的优质的育人环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实现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是高质量高水平办学的重要支柱，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精华所在，是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学质量的保证。

二、深入研究探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的意义

高等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一就是对于其办学特色的深入研究。历史证明，无论任何一种类型层次的教育形式都必然具有自身独特的办学特点。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发展的历史不长，教学理论以及配套硬件设施都先天不足，所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人才市场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综合办学实力和竞争能力，形成和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以办学特色来求生存谋发展。如果一所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办学特色很不鲜明，不具有比一般高等教育院校更多的特色和优势，就会失去自身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精神支柱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有必要，通过对办学特色的深入研究，可以大大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的研究也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一个迫切要求。目前，办学特色已被我国国家教育部纳入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系统，作为衡量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办学特色是一种无形的实力，它直接影响着一所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我国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各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生源的竞争和就业岗位的竞争，其核心就是人才质量的竞争，看各大高等院校能否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不可替代的、理论和实践能很好结合起来的全方面人才。因此，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运行机制、经费的投入、管理模式、课程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准确的定位，从而全方位地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详述目前我国新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的五大办学特色

1.办学服务方向的地方性。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只有通过深入地分析地方经济发展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深入研究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如何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实时地调整办学结构，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的特点，才能培养适合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而为地方经济的腾飞服务。高等职业教育只有牢牢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才能显示出高等职业教育植根于地方的优越性。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服务的地方性首先体现在为农村、乡镇企业、城市中小型企业积极地培养和输送全方面的技能型人才，在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乡镇企业和城市建设急需的大量的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人才缺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约着乡镇企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所以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的历史重任。

2.办学性质的职业性。高等职业教育的常规建设之一就是专业设置。专业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到直接的作用，所以必须得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建设。高等职业教育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专业设置必须把为市场经济服务这个方向作为立足点，以社会和经济需求为导向，从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岗位着手分析，科学合理地进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确定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时首先要进行市场调研，及时了解各行各业所需人才的数量以及规格，做到对人才的需求心中有数。比如宿迁职业技术学院已经连续多年按照上述方式设置了5系2部，开设了18个专业，如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动漫设计与制作等等，涵盖了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等五大学科门类，成长为一所以建筑、财经类专业为龙头、具有鲜明特色的多科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3.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规格的适应性。专业设置是社会需求与高等职业教育实际教学工作紧密结合的纽带。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教学工作主动、灵活地适应社会需要的关键环节。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应用性决定了它在专业设置上应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坚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不断调整专业设置、专业结构和专业方向以拓宽专业口径，切实地抓好老专业的改进和新专业的创办工作。高等职业教育是在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也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其培养目标既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的高等院校，也有别于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一线的高层次全方面人才。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培养哪种人才是由市场需要哪种人才来决定的，是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在专业发展上，也不能盲目地开设各种专业，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作出科学的人才预测，把握住专业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发展，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1．教育经费投入较低，与学生规模不适应

教育经费的投入，不仅反映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发展水平。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其投入力度与学生规模日益扩大的速度是不相适应的。随着国家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在逐渐扩大，然而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这不仅满足不了学生规模的日益扩大，给学校增加了负担，也不利于中职教育的发展。

2．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直接导致了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如今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而技能型人才却严重紧缺。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就是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然而，虽然中央政府以及各个省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中职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中职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3．中等职业教育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综合素质是衡量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教育的综合素质水平直接决定了教学教学质量水平。就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办学条件、教学环境、自身管理，还是师资力量和学生素质培养方面都存在欠缺，整体的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环境和教育管理体制都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其办学体制改革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有效改变现状，提高职业教育综合素质水平。

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转型

1．树立新的教育理念

为了加快中等职业教育的转型，必须从观念入手，树立新的教育观念。新的教育观念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要采取有效措施转换办学格局，改变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散乱的现状;其次，要将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进行有机地结合，并加强教育各部门的组织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拓宽培训途径;再次，是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实行校企合作，走产教结合之路;最后，是加大专业设置的调整力度并培养特色专业，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使其能够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最终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2．提高认识，加大重视程度

中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创新办学思路，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中等职业教育不仅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我们要明确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提高自身认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其发展。

3．加大投资力度，改善教学环境

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教育经费的投入，因此要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努力改善其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如果仅仅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进行多方投资，拓宽教育投资渠道。为此，可以建立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以加大投资力度，使学校有能力配备与学生规模相适应的教学设施，改善教学环境，有力地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可以建立一些满足学生实习需要的校内与校外实习基地，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进而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率。

4．提高学校师资力量整体水平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对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师资力量的整体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一个优秀的师资团队能够带动学生进行有效地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水平，良将手下无弱兵，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必须重视师资力量整体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积极引进人才扩大师资队伍，根据专业特点为学生配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教学技能的优秀教师，逐渐优化师资队伍，从而确保中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则不能疏忽对现有教师队伍的专业培训，多安排一些学习交流活动，加强教师教学技能与专业知识水平，从而提高整体师资力量的教学水平。

5．强化舆论宣传力度

中等职业教育的成功转型离不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舆论宣传对社会大众的行为有着导向作用，可以通过转变人们的观念进而使人们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对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以及教育事业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大力营造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舆论氛围，并对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对优秀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以及创业人才的典型事迹等进行大力宣传，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作用。

6．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有效改革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对促进职业教育的成功转型有着重要影响。当前的课程体系以学科结构课程体系为主，教学内容则以理论教学为主，缺少与实际的结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抓住关键，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应用与实际角度出发，由课程专家根据专业工作描述编制具体教学设计方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此外，要注重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的步伐，根据教学内容合理安排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结束语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职业道德教育是指包括敬业、爱业、乐业、勤业、精业五个方面的基本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职业院校对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是遵循“成材之前要先成人”，而成人的要素当首推道德品质。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中职生的职业道德素养是好的，基本上适应了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但也有部分中职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与企业要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有必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加强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注重中等职业道德教育与企业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要学生树立职业意识，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更要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文化的接轨，培养学生与企业员工相同的行为规范。中职生普遍年纪都不大，要从日常小事、生活习惯上自觉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在学校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能够帮助他们对以后的就业以及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更能自觉地遵守职业行为规范。通过教育可以帮助中职生深刻地认识到：职业道德教育不仅是某些特定行业劳动者对所从事的职业所必须的行为标准和要求，而且也是行业劳动者对社会和对所从事的工作应担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二、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

学校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主要目标是中职生能够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能够胜任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职生毕业走向社会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人，处在建设祖国的最前沿，所处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一线的岗位，做的也是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此外，中职生在社会中从事服务社会，实现自身价值，职业道德素养方面尤其重要。因此，帮助中职生树立起“爱岗敬业”和“诚实守信”的良好职业道德是达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方法。学校通过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帮助中职生能够尽早地适应社会，适应自己所处的工作岗位，帮助中职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展示自我和完善自我，以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

三、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学校通过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使中职生懂得工作后作为从业人员基本职业道德应该怎么遵守，使中职生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作为职业人应有的职业操守。学校加强对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是多方面的。

（一）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敬业意识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指的是中职生要十分珍惜和从内心要十分地忠实于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有较强的自豪感，要有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作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应当具有强烈的爱岗敬业精神，做到尽职尽责，坚守岗位。作为一个从业人员，要发挥才智做出成绩，只有通过爱岗敬业、以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对工作充满激情，将全身心投入到职业活动中。要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只有通过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来实现。

（二）讲究质量、注重信誉的诚信意识

讲究质量和注重信誉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业主们应该去认真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讲究质量要求企业或从业者立足于以质取胜、反对忽视质量；注重信誉要求其以信立本、反对不讲信誉。讲究质量和注重信誉，它既是反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行为，又是反对用户不负责任的作风。讲信誉指的是要求企业业主们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或事先约好的条约去做，也必须去认真履行已经向社会和对个人做出的承诺。关于质量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企业或从业者能够得到顺利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三）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

遵纪守法、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遵纪守法和公平竞争从实际上来讲是企业业主们必须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自觉遵守行业职业纪律，自觉抵制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只有企业或从业者都自觉遵守市场法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得到有效保证。同时，它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四）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合作意识

现代的许多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都要考虑应聘者是否具有“团队精神”。原因何在呢？事业要获得成功，单凭个人力量，进行孤军奋战，是难以实现的。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下，职业团体内部人员之间和协作团体单位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和支持，才能形成职业团体、行业团体中良好的道德氛围，提高从业者的热情，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激励他们创造出更好的业绩，从而更好地实现为社会服务。

（五）苦学习、不断进取的钻研精神

职业技能主要是指从业者们所从事职业活动、在工作中所履行职业责任的能力和手段。它要求所有从业人员努力钻研所从事的专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不断提高技能。从业者如果不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和熟练的服务技能，那么从业者根本就不可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更不可能谈得上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问题。作为新时代的从业人员，要勤于探索，不断学习，才能紧跟时展的步伐。因此，要培养从业人员的学习意识，要有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

（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精神财富。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从业者，要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吃苦耐劳精神，要千方百计地在降低产品成本上多下功夫，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减少能源的消耗，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对于一个企业或职业团体来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提高其经济效益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社会主义职业活动中的从业者，要珍惜国家和集体资源，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四、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如何常常是通过人们的日常行为体现出来的。在教育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从细微处做起，注意从小事抓起，从平常抓起，要求学生从自身做起。要尽力去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尽力做到让学生感受到要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认真实践，遵循相关的规范要求。加强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往往是结合中职生的学习时间分阶段进行，有序推进。第一个阶段：入学时期，与入学教育相结合。在这一阶段，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首要的任务和培养的重点是中职生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以帮助中职生顺利过渡到职业院校的学习生活，并能够尽快适应一切。在这期间，更要注重对中职生的心理教育，培养他们对专业的兴趣，通过组织新生参观学校的实习实训基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引导并启发教育他们热爱学校、热爱专业，以增强他们对专业学习的信心。第二个阶段：专业学习时期，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中职生对本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在加强对职业道德教育，并对职业道德规范有清晰的认识。中职生在认真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通过高等学校职业道德课程体系的系统学习，能够了解和认识中职生所学专业的职业道德的具体标准。与此同时，要培养学生认真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加强其对专业技能的学习。第三个阶段：就业指导时期，与就业指导相结合。中职生具有熟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侧重点应该是开展就业指导。高等学校可以采取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与此同时，在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高等学校要通过规范中职生的行为，通过严格管理，使中职生自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且将这些良好的习惯转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素养，使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得到有效规范，具体转化到今后的工作实际行动中去。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职生在岗位或工作上实践分不开的。要真正使中职生达到知行统一，高等学校可以组织中职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通常可以采用如下一些方法：第一，参观现场法。通过挖掘并收集一些有关职业道德教育的正面或反面教学资源，组织中职生实地参观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现场，考察与专业相联系较多的工作或岗位，形成或撰写参观与考察活动的报告。第二，社会服务法。职业道德教育中强调的敬业与奉献精神，可以通过中职生课余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来帮助其强化。在课余可以组织中职生走出课堂，走入社会，运用自身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提供多种无偿服务。这种做法通常是在中职生顶岗实习阶段进行，并且这种服务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既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又强化了学生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第三，调查法。为了帮助中职生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可以开展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道德现状调研活动。采用小组的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与专业相关的行业道德综合性实践活动，针对性地实地调查，以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以及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五、加强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

（一）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提高综合素质，加强自身知识需求的迫切需要

当前，科技文化知识迅速增长，我国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处于这一国情下，对于中职生的综合素质提出的要求就更高了。中职生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素质等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首要素质，它的核心是强调要学会做人，而学会做人最关键点还是在职业道德素质上。中职生在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同时，不只是在于学多少知识，而更在于学会认知；不仅要学会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如何做事和怎样做人的知识。此外，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职生，应当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人与人的合作，更强调具备团队精神。

（二）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自信自立，敢于和善于竞争的客观需要

我国每年有几百万的中职毕业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或流入社会。毕业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为用人单位提供了更多选择人才的机会，这对于毕业生而言，则意味着面临更激烈的就业竞争，难免让中职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从企业和用人单位反馈的信息来看，中职生在适应职业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良的表现，比如：出现浮躁心理、功利心理、自傲心理、依赖心理和矛盾心理等等。因此，在专业知识技能水平相当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更多看重的是人才的职业道德水平高低。在我国政府重视和职业教育大众化的推动下，整个社会与学校更加关注与重视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将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的教育统一起来，中职生只有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才能积极应对就业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只有及时地将自身置于社会职业的现实大环境中，才能有效地衡量出自身的价值与竞争力，才能准确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位置。中职生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充分自信的职业心理素质。自信是中职生求职择业的动力和职业成功的有效保障。中职生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并不是空洞的说教或空谈，而是需要付诸现实的行动。

（三）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适应社会和发展自身的内在需要

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受社会发展需要的决定和制约。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不再是单指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还取决于劳动者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职业道德教育的鲜明特点就是必须要建立在职业这个基础上，它的最基本精神和最基本的原则也必须是国家所公认的，具有社会的普遍性。与此同时，职业道德教育也是国家的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观念在所从事的职业工作上的最直接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业道德其实也是社会公德之一，只是由于职业道德是建立在职业特点之上的这个特殊性，职业道德有侧重点而已。此外，让中职生在校期间接受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帮助中职生更加适应社会，推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也让中职生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力军。

六、结语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 中国化；契机；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3-0005-05

中国的职业教育学自从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后，一直受到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和作为母体的教育学的影响。过于依赖进口和母体导致职业教育学处在一种边缘化的位置，如何建立既能摆脱依赖又能自足的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成为诸多职业教育学者的愿景。职业教育学引进之初就有学者进行过可贵的“本土化“探索，由于学术积累不足和历史局限性，并未生长出有中国特质的职业教育学。当下，中国职业教育实践和职业教育研究的学术积累已经为职业教育学的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为加快职业教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契机。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现实诉求

职业教育学“中国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职业教育学中国化的主要目的旨在反映中国职业教育事实、需要，指导实践，解决现实问题，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职业教育学自身发展诉求

长期以来，无论是职业教育理论流派还是实践模式，中国一直以引进西方为主[1]。首先，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我国有着“移植”的传统，最初从日本转译，后学习欧美，之后全面“苏化”，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仍然沿袭移植和引进的传统。这一传统保持的结果是中国成为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大凡中国职业教育问题需要国外职业教育理论来检视，并由此加以“语境化”或加以剪裁。移植和依附在一定阶段特别在起步阶段（初期或许是必要的），可促进一个国家某一学科的发展。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很多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都经历从译介引进国外的理论、著作到本土化理论建设诉求的发展过程[2]，职业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系列中的一员，也概莫能外。但是若长期驻留于此，不对西方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进而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理论，那么中国职业教育就永远是西方理论的“实验场”，中国的职业教育学也就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处于从属地位。过多移植和引进，就必然导致职业教育学研究者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过多模仿、参照，而适合本国及本民族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构思则显得十分苍白，影响职业教育学中国化和民族化道路的探索。职业教育学从国外引进开始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按学科发展的逻辑已经到摆脱依附的时机。

其次，中国职业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引进和移植西方职业教育学；另一方面，受普通教育学的影响，不断移植和复制普通教育学的内容，试图从一般教育理论中演绎出职业教育理论，如直接在教育学概念前加上“职业”的前缀就变成“职业教育学”的概念。普通教育学比职业教育学从国外引进稍早一些，它的发展也同样依赖引进与移植，它的内容里面充斥着国外教育学植入性话语，“教育学这个母体并不健全，意味着从这个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子科学先天不足，有可能从母体中带来或多或少的‘胎记’”[3]。从母体中间接移植国外的东西，变成转口移植，使得职业教育学毫无自己的品性，所处位置十分尴尬。因此，职业教育学要走向独立、成熟，减少母体影响，中国化道路是必然选择。虽然作为母体的教育学到目前还没有完成中国化进程，但按照学科发展的规律，作为子学科的职业教育学是可以率先超越母体实现中国化。

（二）职业教育实践改革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倡导和牵引下，中国职业教育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张，如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目前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职业教育规模扩张并没有带来质量和内涵同步提升，相反带来许多问题，有一些问题完全依靠政策是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依靠职业教育理论来指导解决，例如，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等问题。但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学不仅学术化水平不高，而且缺乏自主性，在指导职业教育实践过程中显得有一点力不从心。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学习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以满足中国职业教育实践需求，这一情形一直伴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产生于特定社会和教育环境，照搬硬套，会水土不服，对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职业教育具有自身的实际需求，不可能简单照搬他国经验。“今天，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原有的教育理论不能给予诠释与说明，国外相关的理论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参照和借鉴的作用，除了扎根中国的教育土壤，消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教育理论成果，建构符合这一特定时代要求的原创理论别无他途。”[4]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至今，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需要做出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是在中国特殊语境和文化场域中产生的特有问题，无论中国现有的职业教育学，还是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都不能很好回答，解决这一问题途径只有依赖建立有中国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学。实践的需要呼唤职业教育研究要自觉关照中国职业教育现实问题，从自己的学科立场超前思考，从历史与逻辑视角做出分析，在全球意识与本土实践的关照中做出判断，以中国国情和现实为依归，努力构建既能描述中国职业教育现象，反映中国职业教育需要，又能指导中国职业教育实践、解决中国职业教育实际问题的职业教育学。

（三）职业教育学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和普遍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不看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存在着他们特殊的教育问题。”[5]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必然有其特殊道路，必定要去探索这种教育发展的特殊道路，照搬国外是行不通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民族特性，寻找中国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本身就具有重大国际意义。“今天若离开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现实的国情、民族的特色，也不会产生出对世界特殊的重大贡献的东西，只有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6]职业教育的中国化并不是排他的、孤立的，局限于中国这块地盘做文章，而是在“全球意识”的关照下，以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依托，以本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使之与本民族的职业教育思想和经验沟通、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的研究，创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生性的职业教育理论，使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成为世界职业教育科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其应有的一席地位，从而在职业教育理论的国际交流中达到视界的融合，对整个世界职业教育学发展作出贡献。总体来说，中国职业教育的世界化和世界职业教育的中国化才是中国职业教育学必由之路。

二、职业教育学中国化的契机

中国学者近百年来职业教育学中国化探索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探索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丰富而宝贵思想财富。当前无论是经验的积累，还是外部环境抑或是职业教育学学科建制等都为职业教育学中国化提供了条件和契机。

（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

进入21世纪，国家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和教育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战略性作用，职业教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基础、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条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任务以及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正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加快职业教育学中国化进程提供了有利契机。“就社会历史条件来说，当今时代是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地位急剧提升的黄金时期，社会既有强烈的需求，又具备了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应物质基础，这为职业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7]

（二）职业教育实践经验的积累

中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改革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智慧），但大多还停留在经验描述层次，亟待上升到理论层面，以形成有分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职教理论。“职业教育理论服务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实践滋生学科理论就是一种‘共生性发展过程’和‘互动与双向建构’的学科发展历史。”[8]职业教育学产生并发展于职业教育实践活动，随着职业教育活动的发展，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也不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充满曲折艰辛，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其中，既有自身的独立实践探索，也有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基础上的探索。在收获一系列改革成果的同时，更需要将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进一步概括和提炼，由此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做出理论贡献”[9]。一切理论学说必然是特定历史时代产物，必须以一定社会条件和社会实践为必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职业教育实践进行反思，进而形成反映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与符合中国职业教育实际的科学认识，这个认识既包括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失误的反思。

（三）职业教育学外在建制趋于成熟

中国职业教育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学科外在建制基本形成，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可培养自己的研究生、本科生。截至目前，职业教育学博士点已经达到10个，硕士点已50余个。专门从事职业教育的独立研究机构日益增多，初步建立了一支以专业研究人员为主，各方广泛参与的职业教育科研队伍。从学科合法性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建设的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位置已经基本确立。在中国职业教育学外在建制趋于成熟之时，内在建制显得相对滞后，尚未形成比较完整、严密的概念和术语体系，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谨科学的逻辑系统，也没有形成研究者认同统一的研究范式。“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等内在建制是学科的核心和根本，外在建制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支持和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的建设必须以内在建制的建设和成熟为先。应然学科的建设路线，就是要充分发掘外在建制对学科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以期通过清晰的学科意识、完善的资源保障和畅通的交流机制来促进学科内在建制的迅速成熟。”[10]外在建制的成熟，不仅可以为培养专业化职业教育学研究人才创造良好条件、为丰富职业教育学学科内涵提供新的历史契机，而且可以有力促进职业教育学中国化的内在建制建设。

三、职业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路

（一）吸收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智慧

“任何理论的成熟决不是建立在理论构造者的凭空思维想象中，而是建立在人类遗留的思想宝库基础之上的。”[11]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认为，教育目的在培养君子和通才，强调“学而优则仕”，希望这些经典文化人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作用，他的“君子不器”的观点带明显轻视职业教育倾向。“在中国，自古就有‘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之说。在孔子‘君子不器’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一直是分离的。学者传统是通过思辨寻求‘道’，工匠传统则通过技术追求实用。在‘道本器末’思想的支配下，技术由于被认为是‘形而下’的‘器’，因而被讥讽为‘奇技淫巧’而受到人们的歧视。”[12]儒家文化深植中国大地上，职业教育几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思想压抑，直到当下社会仍然存在鄙视职业教育的现象，就连传统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在中国专门讲教育史的教科书上也很难找到有关职业教育思想史的内容，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传统职业教育思想，而是缺乏有效的挖掘总结。“我国古代对职业教育提出许多具体要求，许多见解不仅具有合理的因素，而且是有独到之处，对此，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研究，批判继承这份珍贵历史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13]职业教育是一个历史概念，在17世纪以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均没有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概念，对古代职业教育研究，必须放下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概念思维，寻找古代的那些与今天的职业教育范畴相对应的事项、知识加以研究，古代学者对职业和技术的探索可视为职业教育研究。如“孟子的‘大制不割’的技术教育思想，颜子的‘技艺兼习，稍通能用’的技术教育思想，墨子的‘以德驭艺，兼利天下’技术教育思想，庄子的‘由技至道’‘机心并举’技术教育思想等，这些都成为技术教育学科理论宝库中的珍贵瑰宝”[14]。当下，已有职业教育研究者对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作了初步梳理，但面对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宝库，还有待进一步深度挖掘。

（二）扎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沃土

职业教育学中国化之所以步伐缓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科无法通过应用研究向社会证明其服务社会实践的能力和贡献，这将损害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和学科发展的外在环境，并最终有可能摧毁学科的外在建制。”[15]职业教育学是指导教育实践并适应教育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一门学问的产生，无疑应以服务教育实践作为其终极目标。职业教育研究具有合理解释和有效指导实践的旨趣，离开中国职业教育这一块实践的沃土，其研究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变得毫无意义。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中面临许多棘手的、具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增加学科知识、完善学科体系。因此，只有紧紧围绕中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及理论探讨来创建中国的职业教育学，特别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丰富成果给予足够关注，关注鲜活的职业教育实践，才能找准职业教育学生长点，使中国职业教育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

中国化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中国化并不是排他性的。职业教育学中国化并不排斥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但反对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和移植。职业教育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共性，对国外理论的科学分析和比较借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和少走弯路，有助于我们站在世界的高度对职业教育做出更全面、更学术的理解。职业教育中国化策略绝对不是国外原理加上中国的实例，中国化实指吸收国外的合理思想与中国职业教育实际的结合，增进职业教育学对本土职业教育认识和在中国职业教育的应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和经验，是中国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先行者已经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方面做好出了很好范例。如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就是与这种借鉴密切联系的。黄炎培先生倡导的职业教育，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纠正了清末实业学堂的弊端，又吸收欧美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为职业教育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财富。

（四）开展职业教育学原创性研究

“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于‘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他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16]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特殊时空为职业教育学开展原创性研究提供了素材和平台，可催生很多原创性成果。如中国学者提出的“双师型”理论就是在中国职业教育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提出的。“双师型”教师是一种只有在中国具有特殊称谓，是一种独立的别人无法替代的言说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特殊文化背景虽然为职业教育学中国化提供原创性素材和时空，但仍然不能驻留于此。职业教育学原创性还在于发现新的研究对象，拓展原有的研究范畴，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式原创性的研究已经迈出可喜的一步，如姜大源提出的职业教育跨界性，就是对职业教育研究范围的突破，徐国庆提出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就是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的突破。这些原创性成果对丰富职业教育知识有一定促进作用，对促进职业教育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教育中国化将是一项长期和艰苦的任务，职业教育界的学者应增强自觉意识，将职业教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责任和使命，潜下心来，真正为职业教育学中国化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为职业教育中国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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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叶澜.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1-6.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Pedagogy

TANG Xi-hai1，2， XIAO Feng-xiang1

（1.Educational College，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

2.Nann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08， China）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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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随着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研究也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然而在职业教育研究过程中存在纯理论化的倾向，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本篇通过探讨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的原因，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使职业教育研究更能联系实际需求，更好得为职业教育实践服务。关键词：职业教育；纯理论化；危害与对策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159-01自2005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大，职业教育的改革进度加快，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也日益加强。与此同时，多所高校的职业教育学硕士专业也相继开设起来。以江西省为例，有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则可得知，国内具有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硕士点的学校已有51所。一、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的表现形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研究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截至目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输入“职业教育”进行搜索，可以看到职业教育研究论文数量以达到69684条。然而，认真阅读后则不难发现，不少职业教育论文却出现了纯理论化倾向。

职业教育纯理论化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照搬教育学理论，比如教育学理论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教育学理论是否能直接应用在职业教育中暂且不论，直接照搬的做法明显忽视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二是照搬其他职业教育类论文中的观点，比如把中职英语教学的论文观点、内容套用到中职化学教学中去，这显然忽视了学科的特殊性。

三是照搬国外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忽视了国内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二、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的危害性

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具有显在的和潜在的双重危害性。显在的方面，职业教育纯理论化势必导致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与职业教育本身的实践要求脱节，不能真正有效的指导职业教育的应用，不能为职业教育的长期稳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而且有些信口开河、貌似合理的说法还可能对职业教育的进程造成干扰，对职业教育教学造成不良影响。三、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的原因 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内因而言，职业教育研究人员的研究态度主要原因。目前学术界存在浮躁情绪，有些研究者伪造数据、拼凑文章，而职业教育作为比较新的学术领域，创新不易，复制不难。

第二，从外因来看，教育学理论、同类职业教育文章、国外职业教育文章给职业教育研究者提供了 “照搬”的资源，为这种理论抄袭行为提供了条件。

第三，从约束机制上来看，目前对论文质量的审核不严是直接原因，而深层次来看，学术界重视的数量，对硕士、博士毕业以及教师聘职称都有硬性的论文数量规定，对论文质量却不严加审核，使得这种职业教育理论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四、职业教育应与实践密切结合

职业教育应该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由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决定的。

职业教育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实践，其理性又可分为实用理性和诗意理性两种。职业教育的实用理性注重教育方法、技术和经验，注重职业教育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关注学生个体的现实存在，立足和回归现实生活。职业教育的诗意理性则强调以“以人为本”、“终极关怀”等。具体来讲，就是注重人的“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是否得到充分张扬，人的主体人格是否得到自由发展等，可以说是职业教育的最终理念。五、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问题的对策

面对职业教育研究纯理论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多方面考虑解决方案，使职业教育研究回归到实用理性和诗意理性上来。

首先，应该加强对职业教育研究者的研究态度的培养，理性教育与感性教育并用，使其真正意识到这种创作思路的错误。

其次，应该加强论文质量审查，对借鉴痕迹明显的纯理论类职业教育文章进行把关。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一、朦胧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初起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分析，早在职业教育产生时，我国就开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鸦片战争之后，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围更深、更广，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而早在本世纪初，黄炎培先生就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论述，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提出了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联系的教育思想，并倡导职业教育必须体现社会化。1914年，他在《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中又反复强调：“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社会”。可以看出，在民国初年，黄炎培就意识到要把社会化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从改革开发初期到九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都处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职业教育社会学并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社学会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研究也仅是在其相关领域的探索，包括从经济、文化、政策、人口等方面单独阐述职业教育与这些相关社会因素的关系，而很少将这些因素作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领域来进行综合研究。仅有少数人试探着从事了一些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职业教育学的著作和教材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作为职业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教学认识论等，很少有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统一探讨。此前虽然有大量的职业教育社会问题和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并引起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但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也仅出现了少数基本涉及职业教育社会学的著作，如《技术教育概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年），提到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应文涌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则较为典型，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在期刊文献上，完全以职业教育社会学为主题的研究则较为稀少，只是相关的职业教育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方面的研究论述。如张先锋、张庆彩1999年《教育与职业》第十期上发表的《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经济学思考》就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初步成型

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在21世纪初期则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基本形成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体系框架，可以称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初步成型期。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步伐加快，不少研究都表现出了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出版了一些研究和分析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专著。其中以钱民辉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黑龙江出版社，1999年）较为典型，但是也是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职业教育社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等方面来进行逐一阐述，还尚未提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内涵和概念，但也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标志着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书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放在中国社会整体性发展、放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分析，把职业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历程、与社会及其变迁、与社会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结合起来，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和宏观的研究视野。

从21世纪初期开始，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则基本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研究体系。其重要标志之一是200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承担，主持人：王清连、张社字，课题编号：DJB10747）。该课题组2002年在《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的文章。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透视，梳理了近2O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基础。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路径。并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进行了分析。这不仅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创新和拓展。标志之二是张社字于2002年提出过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认为职业教育与经济、职业教育与文化、社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人口、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体制等相关研究已具背一定的深度，基于相关研究，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标志之三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系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讲座。2003年，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则在职业教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课程，并设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开始职业教育的社会学思考，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如教育结构问题（《防止教育结构失衡》）、女性职业教育问题（《职教女性颂》）、户口与职业教育（《漫议户口与教育》、职业教育公益性问题（《职教的公益性不容忽视》）、职业人问题（《职业人并非社会人的全部》）等，设计职业教育社会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而且使职业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理性、科学和规范。

三、深化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中，其研究的领域和辐射范围已越来越大，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继而深入到职业教育与社会和谐、职业教育与社会公平、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及职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等热点问题。这些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充实和完善了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如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热点社会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尽管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未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研究领域，还未有具备说服力的成果出现。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的、能够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为职业教育社会学所独有的概念体系。另外，尽管目前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特点的相关观点理论，但是这些观点和理论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借鉴”特征，而且具有相互分离的问题，具有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糅合”的痕迹。另外，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缺乏时间的检验，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检验理论和假设正确与否的特有标准，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因此，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未来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解决职业教育社会学本身中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的“需求”，探寻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科环境和学科意识，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即不仅要建立科学、完善、合理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而且将逐步完善职业教育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科体系，如职业教育学校社会关系学、职业教育学生社会学、职业教育教师社会学、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学等。

（二）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

独立的方法论是一门学科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和创新难度太大，基本上是沿用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如教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社会会学研究将具有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三）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的逐步壮大

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人员并不是很多，也未有专门的在学术领域有权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从收集到的著作文献来看，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工作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社会学，而是涵盖了职业教育原理、职业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文化学等，职业教育社会学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视域，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将逐步扩大。

（四）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将更加深入和扩大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职业技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文革”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部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部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所，一些高等院校如华东师大及某些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大学、职工大学也设有职教研究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贯重视职教研究，有研究组织和专兼职研究人员，并出版学术刊物《教育与职业》。

一般的市、县及重点职业学校均建立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师资的培训工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有相当数量和较高水平的职教科研队伍，他们为职教事业的发展，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着广泛和逐步深入的研究，为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据职教中心研究所最近的统计，现在全国共有中央级和省市级职教研究机构（所、室）81个，中央级和省级专职研究人员约400人。

早在197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1979年1月，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在该纲要的研究项目教育制度重点项目内，提出了要重点研究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实验研究以及高中设置职业课程与训练制度的研究。《纲要》在此把教育结构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纵观20年来职教研究工作的开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介绍外国职教，研究我国职教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也还很年青，在我国该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各地学者纷纷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现状和体制、理论和模式、教学过程和管理，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有益经验和模式。此时，陆续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一批译介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西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学》、《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初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一批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的丛书。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理论、结构、体系、发展历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

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重新起步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实践中遇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全国各地许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育研究人员纷纷开展职教研究。这时，属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应用为主，它与职教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研究成果多为论文，发表在各类报纸刊物上，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立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使职教研究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不仅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颇有深度和较高水平的成果，也使全国性的职教科研规划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8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及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83－85）有一项为《技术职业教育的研究》，由李蔺田等同志负责。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精神，提出了职教体系为“两大类型、多种层次、自成序列”的构想，报告还对职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对加强职教管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科建设

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并不断有成果问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较早的是《职业教育概论》、《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

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安排看，理论研究的比例有所增加，部级部委级课题共129项，其中理论研究25项，占19.4%，应用研究仍占主要部分，有95项，占73.6％，实验研究9项，占7％。职教研究立项11项，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并有专门立项，如《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职业指导研究与实验》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职教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从事为数众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包括课题规划以外的研究，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写的专著问世。如《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中专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导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导论》、《职业技术教育新论》、《中国职业教育史》、《职业培训概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这批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建设构建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职教研究密切结合改革实践，为行政决策服务，推动职教事业迅速发展。

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实践性强，职业教育又处于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职教研究必须密切结合改革的实践，探讨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推动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理顺管理体制、确立多元办学体制。

职业教育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而中国的特点之一是人口多，职业教育底子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就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涉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初期，职业学校办学困难重重，资金设备严重不足，教师、教材缺乏，毕业生就业渠道不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探索，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新风，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观，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在研究领域，“七五”规划中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政府出台了“先培训后就业”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资金设备不足、师资教材缺乏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密切了职教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职教进一步增强了办学活动，明确了服务方向。

（2）职教发展比例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方针，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中应占多少比例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职教工作者和职教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涉及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及教育投资结构问题．该问题在报纸刊物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比例范围，也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00年，使中等职业技术学鹇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

（3）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八十年代，职教事业迅速发展，事业的发展涉及人财物三个因素，即师资、经费和教学设施。当时职教师资十分紧缺，数量严重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严重制约着职教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此，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有一个师资问题的立项，该课题工作结束后所提支的研究报告中对师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议。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召开过多次职教师资问题座谈会，各地的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1995年8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制定并落实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计划的通知》，然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了《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和进修基地，扩大了来源和进修渠道，目前职教师资数量基本满足需要，素质水平正不断提高。

（4）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问题

1993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的现象，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与在校生数大幅度减少。全国招生数由92年的25万人下降至93年的16万人，减少34.6％，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职教行政部门与研究机构曾作过多次联合调查，通过调查，认识到滑坡问题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转移、市场经济规律有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适度编减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此“急转直下”的趋势，则超越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范围，若继续高速下滑，势心使农村职业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实际，形成新的不适应。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同时，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对农业类专业采取适当的扶持和倾斜政策，建设示范学校，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创业教育，使毕业生能够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对此，原国家教委与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意见》（教职1996，5号），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业类专业滑坡现象已基本上得到遏制。

4、专、兼、群相结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职教研究队伍。

职业教育固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然而更多的是职教实践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可喜的是许多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职教管理、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同志参加到职教研究的行列，还有许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他们与专职研究人员组成了一支专兼群结合的研究队伍．使职教研究与职教改革密切结合，改革又促进职教研究。这是职教研究的一项经验，也是职教研究的一个特色.

二、职教研究成果丰硕

20年来职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理论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学术理论成果（1）、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如前所述，“七五”、“八五”期间问世的学术专著颇丰，理论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这是职教研究的重大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以及在我国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其分支学科，如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学等很难说已经成形，而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史同职业技术教育学一样仍处于初创阶段。然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一般认为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与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令人欣慰。

（2）、职教体系理论研究取得较好成果

“七五”单独立项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村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研究。其成果研究报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教体系的若干原则，如职教结构必须与社会人才结构相适应；职教应与普教、职业培训沟通；文化基础与专业技术、技能协调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等。报告提出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对建立我国的职教体系，各地的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成果大多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所采纳，如主要包括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三级分流的确立；实行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国家宏观管理、社会积级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职前职后衔接，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3）、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勾划了我国职教未来发展蓝图

对职教发展规划的研究，“七五”，尤其是“八五”有许多立项，如2000年我国职教的发展战略、合理比例；区域发展规划如“老少山边侨”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职教、西北五省区职教发展、农村职教的布局结构等。“九五”教育规划尚有多项发展规划的课题起步研究，如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农村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农村社区、经济特区、苏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这些项目的研究将把职教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有助于各地职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2、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职教研究也不断发展。职教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的问题是实际问题，职教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研究。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专业研究机构和职教社团抓得紧，加上广大的职教实际工作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得到了及时的研究和解决。归纳起来，这些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1）职教立法的研究为立法机构制订职业教育法提供了依据

早在《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中就提到了“教育立法问题研究”，虽然没有在科研规划中立项，但由于职教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研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的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的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探》、《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问题的探讨》、《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在各省市已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2）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的普通教育、基础教育仍沿袭着传统的升学路子，教育未能密切结合农村建设的实际，为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职业中学迅速恢复和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受到批判。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立足农村。

（3）职教研究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落实到适当的职业岗位上才能产生效益。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步。对此，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同志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研究的有七五全国重点项目《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研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研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教育过程、教学改革落实到对培养目标的能力培养上。

职业教育及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与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关系密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向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生产实习的经验，德国的“双元制”徒工培训的经验和北美社区学院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职教研究人员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教育思想上都认识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过去比较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转变到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正围绕着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去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

由于职业教育重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全面素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课程开发，实施创业教育，这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也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部级的省级重点校建设相结合，职教行政部组织了几次评估、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和评估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为今后职教评估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发展问题

以短期职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市办短期职业大学，最多时达到128所。由于对兴办高等教育认识不尽一致，其管理归属、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就业等也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职业大学发展迟缓。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教育研究“七五”、“八五”规划均有立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途径及其特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也不断组织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有研究报告、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文章。短期职业大学和一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少数部级重点普通中专学校，在试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从中取得的成果对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3、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1）、文献信息库与职教网络的建设

职教信息与网络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是职教研究机构自身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职教事业的发展所必须，通过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将来并入国家教育网并与国际互联网联网），为职教研究机构、职教行政部门及各类职业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职教中心所已初步建成了如下5个文摘信息库：图书目录题录库、期刊论文题录库、期刊论文文摘库、政策法规资料库、省级职教研究机构资料库。对国内外有关职教的文献与信息，经过整理加工，现在以不定期的刊物《职教文献与信息》面世，至今已出版四期：《职教研究机构简介》、《教学文摘专集》、《外国职教文摘专集1、2》等。

对于职教信息网络的建设，“九五”教育科研规划已有立项：《建立全国职教信息网际网络的研究》。由职教中心所与地方的一些研究机构共同实施，目前已建立职教主页。除计算机网络外，正在建立职教研究的“协作网”，开展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

职教中心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编制并定期《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内容有：一、综述；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三、师资；四、农村职业教育；五、职教经费。职教年度报告旨在反映该年度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概述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存在的重大问题，列出主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为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经过提炼的信息。

（2）、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的建设和教学媒体的研制

报纸刊物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既传递信息也推广研究成果。椐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职教报刊60余种，（3）教学媒体的研制。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司和职教中心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一些职校校长培训和师资培训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德国双元制的职教课程的教材，如《汽车基础教程》以及一批教学录像带（46个节目）。1997年10月，职教中心所组织召开了”职业教育教学媒体研讨会“，有11个省市的职教工作者及德国专家出席。

4、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借鉴国外办职教的先进经验，发展有我国自已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是我国职教界的一贯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研究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等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职教模式以及课程开发的方法。

我国与联邦德国在职教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派出多批学者和教学与行政人员赴德国访问或进修，在六个城市和某些行业实行“双元制”试点，在各地还有如天津的“中德培训中心”等二十多个职教项目在实施，

为博采各家之长，我们也借鉴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能力本位教育及课程开发的方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我国派出多批职教工作者赴加拿大考察进修，有数十所项目学校引进和试验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课程开发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1993年9月，由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有20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次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职教行政官员与国际众多职教专家与职教官员进行的深入的学术交流。

为了加强我国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职教中心研究所”作为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UNEVOC），成为其成员，参与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交我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报告，作出了我们应作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作为UNEVOC的成员，参与了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借鉴并推广＂创业教育＂的经验，并从信息网络中获取有关国家的职教信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职教贷款．先后两期共计8000万美元．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训，对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评估表明世行职教贷款项目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三、“九五”职教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及期的展望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制订职业技术教育的“九五”科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冬委托职教中心研究所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以便提高职教学科“九五”规划的整体水平，使之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职教研究的发展。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职教研究的研究，为此，由职教司与职教中心所联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调查研究采取文献检索、成果分析、专家咨询（书面征询33名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所列项目及其成果作了统计和分析，对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最后提交了一份《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报告对制订“九五”职教科研规划提供了建议。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工作，也是职教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的教育科研分为12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是其中之一。从以前的情况看，职教研究的立项偏少。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0年的调查，八十年代全国528个主要教育研究机构承担的课题数达4337项，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类95项，占总课题数的2.19%，显然，作为12大类之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偏低。

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职业技术教育类立项41项，其中部级重点课题2项，教委级重点课题22项，部委级重点课题3项，社会科学基金与青年社科基金课题6项，青年专项课题6项，一般课题2项。均超过“六五”规划（1项）、“七五”规划（11项）、“八五”规划（31项）。

从研究内容看，“九五”规划复盖面广，以区域职教发展及各类职教发展占多数，如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地区、经济特区、中部地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三峡库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川藏边区，高等、中等、初等、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比较研究；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法与专业设置；职业资格与考核；职教信息网络；职教与劳动力市场；职教与普教的衔接与沟通；等等。研究范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研究领域趋向具体和深入。“九五”规划的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层次和特定地区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亟须加强职教研究工作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为此建议增加职教研究的经费投入，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人员水平，以促进职教研究和职教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为实现现国家建设＂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作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教育科研体制、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文献资料》，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3年。

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王明达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

3、《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职教中心所，1995年6月。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职业技术教育在“”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部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部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所，一些高等院校如华东师大及某些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大学、职工大学也设有职教研究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贯重视职教研究，有研究组织和专兼职研究人员，并出版学术刊物《教育与职业》。

一般的市、县及重点职业学校均建立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师资的培训工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有相当数量和较高水平的职教科研队伍，他们为职教事业的发展，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着广泛和逐步深入的研究，为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据职教中心研究所最近的统计，现在全国共有中央级和省市级职教研究机构（所、室）81个，中央级和省级专职研究人员约400人。

早在197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1979年1月，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在该纲要的研究项目教育制度重点项目内，提出了要重点研究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实验研究以及高中设置职业课程与训练制度的研究。《纲要》在此把教育结构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纵观20年来职教研究工作的开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介绍外国职教，研究我国职教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也还很年青，在我国该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各地学者纷纷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现状和体制、理论和模式、教学过程和管理，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有益经验和模式。此时，陆续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一批译介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西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学》、《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初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一批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的丛书。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理论、结构、体系、发展历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重新起步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实践中遇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全国各地许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育研究人员纷纷开展职教研究。这时，属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应用为主，它与职教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研究成果多为论文，发表在各类报纸刊物上，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立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使职教研究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不仅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颇有深度和较高水平的成果，也使全国性的职教科研规划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8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及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83－85）有一项为《技术职业教育的研究》，由李蔺田等同志负责。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精神，提出了职教体系为“两大类型、多种层次、自成序列”的构想，报告还对职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对加强职教管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科建设

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并不断有成果问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较早的是《职业教育概论》、《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

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安排看，理论研究的比例有所增加，部级部委级课题共129项，其中理论研究25项，占19.4%，应用研究仍占主要部分，有95项，占73.6％，实验研究9项，占7％。职教研究立项11项，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并有专门立项，如《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职业指导研究与实验》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职教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从事为数众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包括课题规划以外的研究，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写的专著问世。如《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中专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导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导论》、《职业技术教育新论》、《中国职业教育史》、《职业培训概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这批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建设构建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职教研究密切结合改革实践，为行政决策服务，推动职教事业迅速发展。

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实践性强，职业教育又处于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职教研究必须密切结合改革的实践，探讨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推动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理顺管理体制、确立多元办学体制。

职业教育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而中国的特点之一是人口多，职业教育底子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就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涉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初期，职业学校办学困难重重，资金设备严重不足，教师、教材缺乏，毕业生就业渠道不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探索，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新风，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观，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在研究领域，“七五”规划中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政府出台了“先培训后就业”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资金设备不足、师资教材缺乏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密切了职教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职教进一步增强了办学活动，明确了服务方向。

（2）职教发展比例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方针，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中应占多少比例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职教工作者和职教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涉及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及教育投资结构问题．该问题在报纸刊物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比例范围，也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00年,使中等职业技术学鹇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

（3）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八十年代，职教事业迅速发展，事业的发展涉及人财物三个因素，即师资、经费和教学设施。当时职教师资十分紧缺，数量严重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严重制约着职教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此，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有一个师资问题的立项，该课题工作结束后所提支的研究报告中对师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议。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召开过多次职教师资问题座谈会，各地的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1995年8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制定并落实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计划的通知》，然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了《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和进修基地，扩大了来源和进修渠道，目前职教师资数量基本满足需要，素质水平正不断提高。

（4）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问题

1993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的现象，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与在校生数大幅度减少。全国招生数由92年的25万人下降至93年的16万人，减少34.6％，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职教行政部门与研究机构曾作过多次联合调查，通过调查，认识到滑坡问题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转移、市场经济规律有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适度编减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此“急转直下”的趋势，则超越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范围，若继续高速下滑，势心使农村职业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实际，形成新的不适应。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同时，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对农业类专业采取适当的扶持和倾斜政策，建设示范学校，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创业教育，使毕业生能够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对此，原国家教委与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意见》（教职1996，5号），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业类专业滑坡现象已基本上得到遏制。

4、专、兼、群相结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职教研究队伍。

职业教育固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然而更多的是职教实践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可喜的是许多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职教管理、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同志参加到职教研究的行列，还有许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他们与专职研究人员组成了一支专兼群结合的研究队伍．使职教研究与职教改革密切结合，改革又促进职教研究。这是职教研究的一项经验，也是职教研究的一个特色.

二、职教研究成果丰硕

20年来职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理论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学术理论成果（1）、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如前所述，“七五”、“八五”期间问世的学术专著颇丰，理论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这是职教研究的重大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以及在我国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其分支学科，如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学等很难说已经成形，而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史同职业技术教育学一样仍处于初创阶段。然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一般认为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与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令人欣慰。

（2）、职教体系理论研究取得较好成果

“七五”单独立项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村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研究。其成果研究报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教体系的若干原则，如职教结构必须与社会人才结构相适应；职教应与普教、职业培训沟通；文化基础与专业技术、技能协调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等。报告提出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对建立我国的职教体系，各地的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成果大多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所采纳，如主要包括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三级分流的确立；实行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国家宏观管理、社会积级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职前职后衔接，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3）、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勾划了我国职教未来发展蓝图

对职教发展规划的研究，“七五”，尤其是“八五”有许多立项，如2000年我国职教的发展战略、合理比例；区域发展规划如“老少山边侨”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职教、西北五省区职教发展、农村职教的布局结构等。“九五”教育规划尚有多项发展规划的课题起步研究，如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农村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农村社区、经济特区、苏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这些项目的研究将把职教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有助于各地职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2、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职教研究也不断发展。职教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的问题是实际问题，职教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研究。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专业研究机构和职教社团抓得紧，加上广大的职教实际工作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得到了及时的研究和解决。归纳起来，这些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1）职教立法的研究为立法机构制订职业教育法提供了依据

早在《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中就提到了“教育立法问题研究”，虽然没有在科研规划中立项，但由于职教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研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的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的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探》、《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问题的探讨》、《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在各省市已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2）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的普通教育、基础教育仍沿袭着传统的升学路子，教育未能密切结合农村建设的实际，为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职业中学迅速恢复和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受到批判。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立足农村。

（3）职教研究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落实到适当的职业岗位上才能产生效益。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步。对此，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同志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研究的有七五全国重点项目《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研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研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教育过程、教学改革落实到对培养目标的能力培养上。

职业教育及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与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关系密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向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生产实习的经验，德国的“双元制”徒工培训的经验和北美社区学院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职教研究人员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教育思想上都认识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过去比较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转变到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正围绕着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去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

由于职业教育重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全面素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课程开发，实施创业教育，这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也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部级的省级重点校建设相结合，职教行政部组织了几次评估、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和评估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为今后职教评估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发展问题

以短期职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市办短期职业大学，最多时达到128所。由于对兴办高等教育认识不尽一致，其管理归属、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就业等也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职业大学发展迟缓。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教育研究“七五”、“八五”规划均有立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途径及其特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也不断组织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有研究报告、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文章。短期职业大学和一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少数部级重点普通中专学校，在试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从中取得的成果对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3、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1）、文献信息库与职教网络的建设

职教信息与网络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是职教研究机构自身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职教事业的发展所必须，通过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将来并入国家教育网并与国际互联网联网），为职教研究机构、职教行政部门及各类职业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职教中心所已初步建成了如下5个文摘信息库：图书目录题录库、期刊论文题录库、期刊论文文摘库、政策法规资料库、省级职教研究机构资料库。对国内外有关职教的文献与信息，经过整理加工，现在以不定期的刊物《职教文献与信息》面世，至今已出版四期：《职教研究机构简介》、《教学文摘专集》、《外国职教文摘专集1、2》等。

对于职教信息网络的建设，“九五”教育科研规划已有立项：《建立全国职教信息网际网络的研究》。由职教中心所与地方的一些研究机构共同实施，目前已建立职教主页。除计算机网络外，正在建立职教研究的“协作网”，开展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

职教中心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编制并定期《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内容有：一、综述；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三、师资；四、农村职业教育；五、职教经费。职教年度报告旨在反映该年度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概述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存在的重大问题，列出主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为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经过提炼的信息。

（2）、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的建设和教学媒体的研制

报纸刊物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既传递信息也推广研究成果。椐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职教报刊60余种，（3）教学媒体的研制。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司和职教中心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一些职校校长培训和师资培训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德国双元制的职教课程的教材，如《汽车基础教程》以及一批教学录像带（46个节目）。1997年10月，职教中心所组织召开了”职业教育教学媒体研讨会“，有11个省市的职教工作者及德国专家出席。

4、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借鉴国外办职教的先进经验，发展有我国自已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是我国职教界的一贯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研究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等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职教模式以及课程开发的方法。

我国与联邦德国在职教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派出多批学者和教学与行政人员赴德国访问或进修，在六个城市和某些行业实行“双元制”试点，在各地还有如天津的“中德培训中心”等二十多个职教项目在实施，

为博采各家之长，我们也借鉴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能力本位教育及课程开发的方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我国派出多批职教工作者赴加拿大考察进修，有数十所项目学校引进和试验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课程开发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1993年9月，由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有20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次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职教行政官员与国际众多职教专家与职教官员进行的深入的学术交流。

为了加强我国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职教中心研究所”作为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UNEVOC），成为其成员，参与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交我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报告，作出了我们应作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作为UNEVOC的成员，参与了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借鉴并推广＂创业教育＂的经验，并从信息网络中获取有关国家的职教信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职教贷款．先后两期共计8000万美元．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训，对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评估表明世行职教贷款项目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三、“九五”职教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及期的展望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制订职业技术教育的“九五”科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冬委托职教中心研究所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以便提高职教学科“九五”规划的整体水平，使之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职教研究的发展。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职教研究的研究，为此，由职教司与职教中心所联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调查研究采取文献检索、成果分析、专家咨询（书面征询33名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所列项目及其成果作了统计和分析，对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最后提交了一份《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报告对制订“九五”职教科研规划提供了建议。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工作，也是职教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的教育科研分为12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是其中之一。从以前的情况看，职教研究的立项偏少。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0年的调查，八十年代全国528个主要教育研究机构承担的课题数达4337项，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类95项，占总课题数的2.19%，显然，作为12大类之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偏低。

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职业技术教育类立项41项，其中部级重点课题2项，教委级重点课题22项，部委级重点课题3项，社会科学基金与青年社科基金课题6项，青年专项课题6项，一般课题2项。均超过“六五”规划（1项）、“七五”规划（11项）、“八五”规划（31项）。

从研究内容看，“九五”规划复盖面广，以区域职教发展及各类职教发展占多数，如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地区、经济特区、中部地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三峡库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川藏边区，高等、中等、初等、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比较研究；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法与专业设置；职业资格与考核；职教信息网络；职教与劳动力市场；职教与普教的衔接与沟通；等等。研究范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研究领域趋向具体和深入。“九五”规划的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层次和特定地区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亟须加强职教研究工作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为此建议增加职教研究的经费投入，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人员水平，以促进职教研究和职教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为实现现国家建设＂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作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教育科研体制、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文献资料》，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3年。

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王明达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

3、《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职教中心所，1995年6月。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我国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都存在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轻视文化教育的问题。本文以对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内涵发展演变分析为基础，面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今对文化教育的紧迫诉求，提出“践行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观念”、“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提升文化教育教师队伍素养”三种可供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文化教育，路径选择

长久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所处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从近代早期的“生活技能教育”发展变化为现代的“培养职业上的专门技能和知识”。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也从近代田正平所指出的：职业教育思潮以“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作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今的“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由此可见，我国职业教育的内涵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职业教育”的内涵，直接运用于当下，同时也不能够简单的用“职业技术教育”来代替整体的“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的内涵

我国《职业教育法》中对职业教育是这么描述的：职业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施以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训练，职业教育是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地位平行的四大教育板块之一。其中，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但由于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职业教育内涵有了横向和纵向的延伸，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2014年6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本文现以经济和社会重点领域“现代服务业”作为例子对职业教育内涵进行分析，该规划中指出：根据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需要面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和高技术服务领域，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的新型服务人才，培养具备高尚职业道德、较高人文素养、通晓国际标准和高超技术技能的专门人才，通过人才专业化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从上述对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来看，高尚的职业道德、较高的人文素养已经成为对职业教育横向要求的延伸，而通晓国际标准无疑是纵向的拓展，职业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生活生存的教育，而是以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

二文化教育的内涵

著名的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知识教育是从知识角度来理解人类各种文化，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以课堂和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知识教育以教科书为主要载体，逻辑、系统的传播知识，脱离文化母体，独立存在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逻辑中，缺乏理想、激情、直觉和想象力，这种教育于学生角度表现为学生对知识的无兴趣。文化教育则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文化教育包括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教育五个层次的教育，知识是基础，思维是关键，方法是根本，原则是精髓，精神是灵魂[1]。由此可知，教育是具有文化普及、传播、传承、创新等诸多功能的特殊文化，教育的中心应该是人和文化，其中人应该放在首位，挖掘各种文化的人文意义，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希望人们在理想的文化生活中，不仅获得理论知识，而且接受文化熏陶，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感悟到创造者不可多得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从而不仅最大限度地获得全面发展，而且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解放和幸福[2]。

三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诉求

英国学者庄士敦曾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同时，世界上不少汉学家在比较中国与韩国时都认为，韩国在传统儒学的保护与传承方面远远胜于中国，这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一直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我国的各类教育招生规模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职业教育的发展只重视技能的培训和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导致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素质较为匮乏。职业院校的学生在长期的专业知识教育中，虽然技能得到一定提升，也获得一技之长，因此也获得工作的机会。但随着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获得生活技能的他们并不能够感受到生活和职业的快乐，只是为生计而碌碌工作，缺乏创造、创新能力。这些学生无论从职业横向拓展还是纵向升迁都存在较大阻碍，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我国职业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四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践行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观念

从本文上述的教育的内涵可知，教育需要培养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如怀特海所说：“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知识教育是逻辑和实证主义教育，崇尚知识的功利主义，而文化教育则是思想、创造、文化、精神的教育，崇尚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由于这两种教育存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的区别，一直以来，都是独立存在与实施的，且普遍存在重知识教育，轻文化教育的现象。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模式，不仅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论的教育观而且更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也就是说，要构建一种使知识、文化和生命三者融为一体并以生活为根和本的新型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由此形成一种使知识、文化和生命三者融为一体并以生活为根和本的新型教育观，从而引导教育回归生活之根和本。这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可称为“科学文化哲学”[3]，其目的就是要将知识论、文化论和生活论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其建立在生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科学观。显然，这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观，不仅蕴含着一种将知识论、文化论和生活论三者融为一体，并将其建立在生活论基础之上的新型教育观，而且还蕴含着一条使教育回归生活的途径，那就是从知识教育回归文化教育、再从文化教育回归生活教育的途径[4]。简单的分析上述科学文化哲学理念，就是将知识概括为人类历史的经验的沉淀，将科学理解为人类过去式，现在式、将来不断创造着的文化，将教育的内容从知识扩大到整个文化，包括理想、信念、境界、价值观、人生观、生活等，主要从求真务实的原则传授科学文化，从求善务爱的原则来传递人文文化，以人为教育的中心，关心人如何生活、实践和创新，努力将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五个教育维度历经博学，睿思，笃行的过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令受教育者能够激活知识并超越知识，达到通过实践来验证、并实现创新的目标。

（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并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绝不是西欧国家，而是中国。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来形容当下所称的敬业乐业；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有不少关于诚实守信、以礼待人等与当今职业教育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目标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是对全体中国人关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精辟陈述，而在当下，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教育已然成为良好文化修养的基本要求[5]；上述种种无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职业教育进行文化教育源源不断并丰富的素材来源。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中，不仅应将文化教育设计于思想政治课程等人文素养课程中，还应该尽可能与行业、产业和专业相结合，将文化教育内容融合在专业技术课程之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文化教育的重点是要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文化创新意识。

（三）提升文化教育教师队伍素养

在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教育还是文化教育，教师所起的作用都十分关键。新型科学文化哲学教育理念下，对教师的要求也更为全面：要求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通过修炼气质、修养和人格魅力等来进行言传身教，只有教师对待对科学文化的情感真切深刻，对科学文化的探索过程犹如“感情和思想的一种净化”，新型科学文化哲学教育理念要求广大教师教育与科研并重，只有教育者自身参与创造性活动，才有助于真正切入科学与人文之生命，教育者具有科学和人文两种生命，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教育[6]；受教育者才能受到科学文化熏陶，从教育者身上理解科学文化之美，才能切身思考如何学习，包括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要学等。

五结语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更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修养的复合型人才。我国职业教育在专业化教育的同时更加应该关注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依靠高素质的文化教育教师队伍，在融合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新型科学文化哲学理念下，汲取我国源源不断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探究出符合我国现当代国情的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教育之路。

作者：王俊彦 单位：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叔子，吴昌林，张福润.四论创新之根在实践[J].杨叔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2）.

[2]孟建伟.教育与生活-关于“教育回归生活”的哲学思考[J].教育研究，2012，（3）.

[3]孟建伟.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科学文化哲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4]孟建伟.科学•文化•生命——论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J].社会科学战线，2008，（5）.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职业教育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的认识相当模糊，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因此，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在1917~1927年间，通过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集会研讨，编、撰并出版职业教育理论著作，等等，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

一、职教社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背景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于上海假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召开，并暂借江苏省教育会为社所；参与发起者除来自教育界的蔡元培、严修、范源濂、袁希涛、陈宝泉、张伯苓、周诒春、蒋维乔、邓萃英、顾树森、郭秉文、黄炎培等个中翘楚外，还有来自实业界、出版界乃至政界的著名人士，像伍廷芳、唐绍仪、汤化龙、王正廷、张元济、陆费逵、史量才、穆藕初、余日章，以及尚在美留学的蒋梦麟等，计48人。虽然他们所受教育背景不同，甚至学术思想也有分歧，但却对职业教育怀有共同的情结、期盼和希冀。7月，上海《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同时发表了他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附“组织大纲”）。

在职教社同仁看来：“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之。”因此，“宣言书”规定，职教社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为目的，规定其所办事业计有：调查，研究，劝导，指示，讲演，出版，表扬，通讯答问，设立职业学校，设立教育博物院，组织职业介绍部。其中，“调查”包括调查现行教育及职业界的状况；调查社会各业供求及学校毕业生的状况；调查各地已办职业教育的状况。“劝导”是指“劝政府使注意促亦职业教育；劝导社会有力者倡办职业学校；劝普通学校之堪以兼办职业教育者，务注意办理并指导之；劝职业学校之有须改良其教育方法者，务注意改良并指导之；劝导学生与学生父兄，凡青年力不能升学者，速受职业教育；劝导社会，成注意职业教育。”等等。可见，“宣言书”既是这些有志的发起人士基于中国教育弊端所作的沉痛概括，更是他们基于借鉴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经验为民族强盛所开的救国之方。

在职教社的发起人、主要领导者及其一些社员中，有的是思想比较开明的实业界、教育界元老，有的是民国初年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民主教育家，也有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熏陶、先进教育理论影响的留学生，还有的是从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校）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面对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新的民主共和国，面对落后、传统的教育发展和创立先进教育体系的客观要求，使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了当时这些在当时极具开拓性和影响力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理想。

然而，要推行职业教育，实现“职教救国”的目的，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虽然，早在1914~1915年黄炎培于国内进行教育调查和远涉重洋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黄本人及少数有识之士就对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进行过一定探讨；如在《新大陆之教育》中，黄炎培就曾说：“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们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②但时值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从职教社在成立“宣言书”中关于职业教育十分概括的说明，也可见一斑；而1917年7月，朱元善“取日人川本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研究》一书，芟其繁芜，抉其精髓，衡以我国国情”译述而成的著作，取“名日《职业教育真义》”，③更可谓当时职教界同仁在职业教育理论十分匮乏情形下对之急切期盼的一个典型注脚。

实际上，在当时，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是职教社的大部分发起人，对职业教育这一舶来的新生事物的内涵、意义，以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太多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有以为普通教育中，不应涉及职业教育者，有以为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名异而实同者，亦有以职业教育为功利主义之教育而反对者，甚至有别立一派，专事攻击职业教育者。”就其反对之声而言，因为职业教育关注生计，有人即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仅仅只是为将来谋得一个饭碗，故将职业教育视为“饭碗教育”“吃饭教育”“饭桶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最初乃是黄炎培从菲律宾舶来，而菲律宾又是美国的殖民地，遂将职业教育鄙视为“奴隶教育”；还有人利用谐音，将职业教育称为“作孽教育”：种种不实、不符、不当之词，不一而足。有鉴于此，职教社成立后，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一时蔚为风气。

二、职教社早期职业教育理论探讨的主要形式

在1917，1927年中国职业教育的草创时期，职教社同仁开展职业教育理论探讨的形式至多，要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一）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

1917年10月20日，职教社的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创刊，《教育与职业》所设栏目每期不固定，在1927年以前，主要的栏目有：专论、通讯、调查、通讯、社务丛录、校事报告、研究、附录等。其中，专论和研究栏主要刊登有关理论研究文章。

统计《教育与职业》创刊到1927年刊登的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文章主要有：蒋梦麟《教育与职业》（第1期）、《蒋梦麟先生演讲职业教育之原理》（第2期）、黄炎培《职业教育析疑》（第2期）、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第3期）、黄炎培《职业教育淡》（第3~6期）、郑宗海（译）《职业教育诸问题之分析》和顾树森《职业陶冶之意义与其方法》（第5期）、俞子夷《职业陶冶的办法一例》（第6期）、穆藕初《穆藕初先生演说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第7期）、蒋梦麟《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和顾树森《职业教育与道德训练》（第8期）、朱鼎元《对于实施职业教育之管见》（第10期）、庄泽宣《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第11期）和《关于职业教育的名词与定义》（第23期）、潘文安《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第23期）、廖世承《中学校与职业教育》（第33期）等。

就理论研究来说，《教育与职业》注意敦请专家担任编述，注意介绍职业教育专家的新学说、新方法，注意调查中外实施职业教育的状况，广搜各方意见。

除了发表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外，还出版有多种专号。如“补习教育号”（第13期）、“职业指导号”（第15期）、“职业学生自治号”（第16期）、“职业心理号”（第17期）、“农业教育号”（第25期）、“工艺教育号”（第26期）、“商业教育号”（第27期）、“职业教育研究会特号”（第28期）、“职业训练号”（第29期）、“女子职业教育号”（第30期）、“职业科设计教学号”（第31期）、“家事教育号”（第32期）、“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第33期）、“农村职业教育号”（第38期）。这些“专号”所登的文章和其他有关研究文字一起，对推动早期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到了重要作用。

（二）集会研讨

1．年会。职教社的年会，每年5月举行。从1918—1927年间，共举办年会9届。年会是职教社最重要的会议，讨论涉及问题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职业教育目的。1918年5月5日，职教社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职教社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第二，报告有关职业教育发展近况。在年会中，除例行报告社务外，还要专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况进行报告。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有关职教社职业教育发展近况的有关报告中，报告人常常会结合职业教育开展中的问题，发表见解，提出建议，供大会讨论，而这无形中，就体现了理论探讨的成分。如在1922年5月的第五届年会上，顾树森在报告中华职业学校近况时，鉴于中华职业学校一方面是要使学生获得相宜的职业，一方面又要养成其具有一般公民的知识，故提出必须重视学生自治，“俾效力于国家社会”；并认为，办理职业学校，既要注意于设科，又要有相当的教材，而“设科须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根据社会心理的趋向”“教材须要预有计划”⑧。

第三，议决有关职业教育的议案和计划。职教社召开年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向有关部门提出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规划，而这些方向、目标和规划，则主要是通过有关议案的形式来体现，并在得到采纳后最终实施。在职教社历届的年会中，通过的职业教育议案众多，不胜枚举。如1924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年会上，就通过了《西北各省区职业教育推行计划案》。在这届年会上，还议决了1925年度本社的进行计划，计有十项：继续为各省区计划职业教育，继续为各省区代办职业教育，从退款项下提倡大规模之职业教育，编订职业课程标准，实施职业指导，提倡女子职业教育，继续调查职业教育统计，推广出版事业，筹备职业教育出品展览会，附属各机关之规划；同时召开的中华职业学校联合会第三届年会，通过了《请求政府准许各职业学校原料及出品一律免税案》。这些议案和计划，对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邀请实业（职业）界和教育界名人讲演。在职教社的同仁看来，讲演是宣传、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年会上，常常会邀请一些名人进行讲演，这些名人，除了实业（职业）界的巨子外，更多的是对职业教育有所研究或熟悉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近况的专家。

如1918年5月，在第一届年会上，马相伯、穆藕初和吴稚辉分别演说《教育与实业联络为救国之本》《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和《英国职工之生活》，另请甘肃省教育会牛厚泽演说《甘肃省对于职业教育之希望》；1920年5月的第三届年会，请时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讲演《职业教育之精义》和《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I92I年6月的第四届年会，郭秉文、黄炎培先后讲演《美国职业教育之新趋势》和《南洋职业教育之新趋势》，邹秉文讲演《我人今后对于国家农业上应有之觉悟》，菲律宾教育局副局长兼职业教育科、体育科科长奥西亚斯讲演《菲岛职业教育状况及趋势》；1922年5月第五届年会，请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演讲《职业为发明的先河》，阮尚介演讲《德国战后之生活状况及职业教育》；1923年5月第六届年会，请穆杼斋、崔奇峰演讲《职业界希望职业学校学生应备之性行知能》；1924年5月第七届年会，请同济大学工科学长德国培伦子博士演讲《职业补习教育》；1926年5月第九届年会，陶行知演讲《<大职业教育主义>之说明》。这些演讲，从不同方面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解读，对增进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开展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专家会议。专家会议是职教社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是职教社邀请社会上的职业教育专家、教育专家与中华职教社的办事部负责人共同讨论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高层次研讨会，有时也会对重大社务工作进行讨论。从1 926年起，每年春召开一次（1928年和1932年除外），其中在1927年前的两次会议，即1926年2月和1927年1月召开的第一和第二次专家会议，先后在苏州和嘉定举行。#p#分页标题#e#

由于专家会议的举办意在缜密讨论当时有关职业教育的重要问题，以期圆满之解决，所以，历次的专家会议往往会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研讨。如第一次专家会议就对此前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进行了研讨，不仅对“大职业教育主义”加以肯定，而且提出，在实施“大职业教育主义”时，应遵循视其缓急、量力而行的原则。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有每年3月和9月举行董事部的董事会，每年1月、4月、7月、10月各举行一次的评议部的评议员会（遇有必要时，得举行监事会），每周一举行的办事部的办事员会；以及各种不定期的研究会、顾问会、谈话会等。这些会议，同样也是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形式。

（三）职业教育理论书籍的编、撰

在职教社的同仁看来，有关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重要问题，因此，从职教社成立始，在积极倡导职业教育的同时，针对职业教育概念不明、内涵不清、理论匮乏的状况，职教社在1917年8月，专门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部”。研究部吸纳江苏省教育会所设的职业教育研究会，积极开展理论研讨。不久，又设立职业教育编辑股。在研究部和编辑股的组织领导下，职教社有关领导人充分发挥职教社各地社员的积极性，在引介职业教育、宣传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的同时，组织刊行了大量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值得指出的是，在早期，由于对职业教育的理论认识十分有限，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以翻译为主，由本社同仁自己编写的著作多以概括性的阐述为主，这也可见当时职教社同仁对职业教育本身基本问题的认识尚十分粗糙。这些著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1．明确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如：《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版）：该书系徐甘棠辑译美国施讷登博士所著《职业教育问题》一书而成，由蒋梦麟审订。该书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形作了简要的说明，通过它，有关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将涣然冰释，故出版以来，风行全国。

《职业教育表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该书是职教社鉴于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未能十分了解，为了帮助人们有所认识，由顾树森辑40幅表所成。书中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种类，职业教育设施的范围、准备，职业教育实施的方法，以及职业陶冶等，均有简要的说明。

2．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庄泽宣译述《美国家事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该书在简单介绍美国家事教育机关的基础上，对家事教育的范围、目:、教法、设备等作了分析，并就乡村学校、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等与家事教育的关系作了说明，另列举了美国一些实施家事教育的主要学校。 《德国工商补习学校》（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版）：为“职业教育丛刊”第六种，系陆振邦根据同济医工大学工科学长德国培伦子博士原著所译。该书详述了德国工商补习教育的现行办法和实施情形，出版后，成为当时国内办理工商补习教育和热心积业教育者的重要参考书。

3．关于指导职业教育如何实施的书籍。为了有效地指导各地职业教育的实施，职教社专门编写了指导职业教育如何实施的书籍，这类书籍，一般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论起，涉及职业教育实施的方方面面。兹录数种如下： 《职业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丛刊”第一种，系邹韬奋根据新近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况》，并参考其他英文名著、斟酌中国情形编成，经黄炎培校阅审定后，于1923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10章，涉及职业教育的意义和重要问题，职业学校的分类，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等，书末并附有“美国实行振兴全国职业教育之大计划”，被认为是“研究职业教育最新颖最完全之善本”。

《小学校职业科教授要目》（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版）：乃江苏省立各师范附属小学针对本省各县设立职业科的小学日渐增多，而对小学校职业科教授要目所做的研究草案。该书条分缕析，内容详尽，被称为小学开办职业科的最佳参考书。

《实施职业教育要览》（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版）：由职教社编，包括内容有10个方面：职业教育在新学制上之位置，职业教育之定义，职业教育之目的，职业教育之分类，职业教育机关之种类，职业学校名称标准，职业教育设施标准，职业教育机关各学科之种类及分量，职业训练标准，职业教育参考书诸要目钩要、提要一览。该书被认为是“办理职业学校者不可不看，研究职业教育者不可不看”的一部重要著作，自1922年5月出版后，1923~1928年曾五次修订（正）再版，对指导当时职业教育的有效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可见，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倡导，研究、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的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后的最初10年间，其同仁团结一致，怀抱“教育救国”“职教救国”的信念，在致力于介绍西方职业教育的经验、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寻求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他们所编写或撰著的大量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当时职业教育的近代化，更是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1篇

职业技术教育在“”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部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部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所，一些高等院校如华东师大及某些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大学、职工大学也设有职教研究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贯重视职教研究，有研究组织和专兼职研究人员，并出版学术刊物《教育与职业》。

一般的市、县及重点职业学校均建立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师资的培训工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有相当数量和较高水平的职教科研队伍，他们为职教事业的发展，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着广泛和逐步深入的研究，为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据职教中心研究所最近的统计，现在全国共有中央级和省市级职教研究机构（所、室）81个，中央级和省级专职研究人员约400人。

早在197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1979年1月，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在该纲要的研究项目教育制度重点项目内，提出了要重点研究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实验研究以及高中设置职业课程与训练制度的研究。《纲要》在此把教育结构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纵观20年来职教研究工作的开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介绍外国职教，研究我国职教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也还很年青，在我国该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各地学者纷纷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现状和体制、理论和模式、教学过程和管理，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有益经验和模式。此时，陆续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一批译介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西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学》、《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初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一批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的丛书。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理论、结构、体系、发展历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

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重新起步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实践中遇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全国各地许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育研究人员纷纷开展职教研究。这时，属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应用为主，它与职教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研究成果多为论文，发表在各类报纸刊物上，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立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使职教研究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不仅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颇有深度和较高水平的成果，也使全国性的职教科研规划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8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及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83－85）有一项为《技术职业教育的研究》，由李蔺田等同志负责。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精神，提出了职教体系为“两大类型、多种层次、自成序列”的构想，报告还对职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对加强职教管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科建设

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并不断有成果问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较早的是《职业教育概论》、《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

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安排看，理论研究的比例有所增加，部级部委级课题共129项，其中理论研究25项，占19.4%，应用研究仍占主要部分，有95项，占73.6％，实验研究9项，占7％。职教研究立项11项，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并有专门立项，如《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职业指导研究与实验》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职教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从事为数众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包括课题规划以外的研究，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写的专著问世。如《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中专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导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导论》、《职业技术教育新论》、《中国职业教育史》、《职业培训概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这批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建设构建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职教研究密切结合改革实践，为行政决策服务，推动职教事业迅速发展。

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实践性强，职业教育又处于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职教研究必须密切结合改革的实践，探讨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推动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理顺管理体制、确立多元办学体制。

职业教育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而中国的特点之一是人口多，职业教育底子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就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涉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初期，职业学校办学困难重重，资金设备严重不足，教师、教材缺乏，毕业生就业渠道不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探索，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新风，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观，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在研究领域，“七五”规划中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政府出台了“先培训后就业”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资金设备不足、师资教材缺乏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密切了职教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职教进一步增强了办学活动，明确了服务方向。

（2）职教发展比例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方针，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中应占多少比例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职教工作者和职教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涉及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及教育投资结构问题．该问题在报纸刊物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比例范围，也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00年,使中等职业技术学鹇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

（3）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八十年代，职教事业迅速发展，事业的发展涉及人财物三个因素，即师资、经费和教学设施。当时职教师资十分紧缺，数量严重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严重制约着职教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此，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有一个师资问题的立项，该课题工作结束后所提支的研究报告中对师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议。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召开过多次职教师资问题座谈会，各地的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1995年8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制定并落实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计划的通知》，然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了《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和进修基地，扩大了来源和进修渠道，目前职教师资数量基本满足需要，素质水平正不断提高。

（4）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问题

1993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的现象，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与在校生数大幅度减少。全国招生数由92年的25万人下降至93年的16万人，减少34.6％，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职教行政部门与研究机构曾作过多次联合调查，通过调查，认识到滑坡问题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转移、市场经济规律有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适度编减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此“急转直下”的趋势，则超越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范围，若继续高速下滑，势心使农村职业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实际，形成新的不适应。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同时，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对农业类专业采取适当的扶持和倾斜政策，建设示范学校，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创业教育，使毕业生能够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对此，原国家教委与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意见》（教职1996，5号），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业类专业滑坡现象已基本上得到遏制。

4、专、兼、群相结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职教研究队伍。

职业教育固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然而更多的是职教实践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可喜的是许多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职教管理、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同志参加到职教研究的行列，还有许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他们与专职研究人员组成了一支专兼群结合的研究队伍．使职教研究与职教改革密切结合，改革又促进职教研究。这是职教研究的一项经验，也是职教研究的一个特色．

二、职教研究成果丰硕

20年来职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理论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学术理论成果（1）、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如前所述，“七五”、“八五”期间问世的学术专著颇丰，理论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这是职教研究的重大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以及在我国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其分支学科，如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学等很难说已经成形，而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史同职业技术教育学一样仍处于初创阶段。然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一般认为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与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令人欣慰。

（2）、职教体系理论研究取得较好成果

“七五”单独立项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村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研究。其成果研究报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教体系的若干原则，如职教结构必须与社会人才结构相适应；职教应与普教、职业培训沟通；文化基础与专业技术、技能协调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等。报告提出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对建立我国的职教体系，各地的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成果大多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所采纳，如主要包括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三级分流的确立；实行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国家宏观管理、社会积级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职前职后衔接，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3）、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勾划了我国职教未来发展蓝图

对职教发展规划的研究，“七五”，尤其是“八五”有许多立项，如2000年我国职教的发展战略、合理比例；区域发展规划如“老少山边侨”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职教、西北五省区职教发展、农村职教的布局结构等。“九五”教育规划尚有多项发展规划的课题起步研究，如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农村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农村社区、经济特区、苏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这些项目的研究将把职教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有助于各地职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2、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职教研究也不断发展。职教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的问题是实际问题，职教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研究。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专业研究机构和职教社团抓得紧，加上广大的职教实际工作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得到了及时的研究和解决。归纳起来，这些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1）职教立法的研究为立法机构制订职业教育法提供了依据

早在《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中就提到了“教育立法问题研究”，虽然没有在科研规划中立项，但由于职教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研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的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的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探》、《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问题的探讨》、《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在各省市已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2）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的普通教育、基础教育仍沿袭着传统的升学路子，教育未能密切结合农村建设的实际，为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职业中学迅速恢复和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受到批判。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立足农村。

（3）职教研究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落实到适当的职业岗位上才能产生效益。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步。对此，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同志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研究的有七五全国重点项目《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研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研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教育过程、教学改革落实到对培养目标的能力培养上。

职业教育及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与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关系密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向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生产实习的经验，德国的“双元制”徒工培训的经验和北美社区学院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职教研究人员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教育思想上都认识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过去比较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转变到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正围绕着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去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

由于职业教育重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全面素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课程开发，实施创业教育，这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也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部级的省级重点校建设相结合，职教行政部组织了几次评估、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和评估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为今后职教评估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发展问题

以短期职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市办短期职业大学，最多时达到128所。由于对兴办高等教育认识不尽一致，其管理归属、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就业等也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职业大学发展迟缓。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教育研究“七五”、“八五”规划均有立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途径及其特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也不断组织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有研究报告、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文章。短期职业大学和一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少数部级重点普通中专学校，在试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从中取得的成果对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3、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1）、文献信息库与职教网络的建设

职教信息与网络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是职教研究机构自身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职教事业的发展所必须，通过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将来并入国家教育网并与国际互联网联网），为职教研究机构、职教行政部门及各类职业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职教中心所已初步建成了如下5个文摘信息库：图书目录题录库、期刊论文题录库、期刊论文文摘库、政策法规资料库、省级职教研究机构资料库。对国内外有关职教的文献与信息，经过整理加工，现在以不定期的刊物《职教文献与信息》面世，至今已出版四期：《职教研究机构简介》、《教学文摘专集》、《外国职教文摘专集1、2》等。

对于职教信息网络的建设，“九五”教育科研规划已有立项：《建立全国职教信息网际网络的研究》。由职教中心所与地方的一些研究机构共同实施，目前已建立职教主页。除计算机网络外，正在建立职教研究的“协作网”，开展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

职教中心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编制并定期《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内容有：一、综述；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三、师资；四、农村职业教育；五、职教经费。职教年度报告旨在反映该年度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概述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存在的重大问题，列出主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为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经过提炼的信息。

（2）、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的建设和教学媒体的研制

报纸刊物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既传递信息也推广研究成果。椐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职教报刊60余种，（3）教学媒体的研制。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司和职教中心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一些职校校长培训和师资培训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德国双元制的职教课程的教材，如《汽车基础教程》以及一批教学录像带（46个节目）。1997年10月，职教中心所组织召开了”职业教育教学媒体研讨会“，有11个省市的职教工作者及德国专家出席。

4、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借鉴国外办职教的先进经验，发展有我国自已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是我国职教界的一贯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研究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等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职教模式以及课程开发的方法。

我国与联邦德国在职教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派出多批学者和教学与行政人员赴德国访问或进修，在六个城市和某些行业实行“双元制”试点，在各地还有如天津的“中德培训中心”等二十多个职教项目在实施，

为博采各家之长，我们也借鉴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能力本位教育及课程开发的方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我国派出多批职教工作者赴加拿大考察进修，有数十所项目学校引进和试验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课程开发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1993年9月，由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有20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次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职教行政官员与国际众多职教专家与职教官员进行的深入的学术交流。

为了加强我国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职教中心研究所”作为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UNEVOC），成为其成员，参与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交我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报告，作出了我们应作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作为UNEVOC的成员，参与了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借鉴并推广＂创业教育＂的经验，并从信息网络中获取有关国家的职教信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职教贷款．先后两期共计8000万美元．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训，对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评估表明世行职教贷款项目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三、“九五”职教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及期的展望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制订职业技术教育的“九五”科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冬委托职教中心研究所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以便提高职教学科“九五”规划的整体水平，使之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职教研究的发展。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职教研究的研究，为此，由职教司与职教中心所联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调查研究采取文献检索、成果分析、专家咨询（书面征询33名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所列项目及其成果作了统计和分析，对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最后提交了一份《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报告对制订“九五”职教科研规划提供了建议。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工作，也是职教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的教育科研分为12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是其中之一。从以前的情况看，职教研究的立项偏少。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0年的调查，八十年代全国528个主要教育研究机构承担的课题数达4337项，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类95项，占总课题数的2.19%，显然，作为12大类之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偏低。

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职业技术教育类立项41项，其中部级重点课题2项，教委级重点课题22项，部委级重点课题3项，社会科学基金与青年社科基金课题6项，青年专项课题6项，一般课题2项。均超过“六五”规划（1项）、“七五”规划（11项）、“八五”规划（31项）。

从研究内容看，“九五”规划复盖面广，以区域职教发展及各类职教发展占多数，如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地区、经济特区、中部地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三峡库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川藏边区，高等、中等、初等、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比较研究；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法与专业设置；职业资格与考核；职教信息网络；职教与劳动力市场；职教与普教的衔接与沟通；等等。研究范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研究领域趋向具体和深入。“九五”规划的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层次和特定地区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亟须加强职教研究工作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为此建议增加职教研究的经费投入，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人员水平，以促进职教研究和职教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为实现现国家建设＂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作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教育科研体制、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文献资料》，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3年。

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王明达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2篇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进行的以“求强”和“求富”为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的洋务运动中，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清政府创办多种类型的新式学堂。伴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西方“职业教育”也被介绍到中国。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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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美>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http://，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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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回首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过译介西方的著作，我国学者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通过借鉴，不断探索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学说，从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学者们所抱有的谨慎、客观与不盲从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与体会。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0-0093-04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概述

黄炎培作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从其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实用主义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的阶段，从他的大职业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敬业乐群”、“劳工神圣”、“金的人格”、“教育救国”的德育观占据其德育思想的主流，汇集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大德育观”。大德育观的概念，最早源自于日本明治时期的“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黄炎培在其“大职业教育观”的基础上，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的理论，最终形成了他的“大德育观”思想。

黄炎培的“大德育观”思想在其职业教育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德育观”思想汇集了爱国敬业、服务社会、尊重劳动、自立自强、塑造人格、报效国家的内容，是整个职业教育德育思想的汇总。他认为，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既要掌握精湛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更要具备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职业道德，具备尊重劳动、服务大众的职业意识，具备自立自强、报效国家的人格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育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前提，离开了德育，职业教育就会迷失或偏离方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黄炎培的“大德育观”思想归纳起来就是要培养学生养成“敬业、乐业”的职业态度，培养学生塑造“铁的纪律，金的人格”，培养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使其成为社会的良善公民。黄炎培职业教育德育的主要内容有职业态度教育、纪律与人格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而这些教育内容又是通过其“敬业乐群”、“劳工神圣”、“金的人格”、“教育救国”的德育观体现出来的。这些德育观是黄炎培在长期的职业教育的探索和民主革命的实践活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分析

黄炎培出生于晚清时期的书香门庭，从小跟随外祖父接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又参加科举，连中秀才、举人。他的儒家文化功底深厚，特别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对他影响极大，这为他后来的职业教育德育观的形成奠定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黄炎培深感中国落后于西方源于中国落后的教育，此时西学东渐已根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黄炎培毅然入南洋公学，开始接触西方思想。1915年，黄炎培随民国政府农商部赴美国考察教育，之后又到日本、菲律宾、南洋、英国各地考察，使他对国外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有了较深的认识。回国后，他把国外的教育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中，特别是针对当时北洋政府时期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人才培养的方式要与社会需求接轨，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形成了他的职业教育的目的观和人才观，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德育思想，并逐渐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德育观的重要来源。

自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变革时代，黄炎培不仅成长为一位职业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在蔡元培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毅然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面对日寇入侵，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抗战;他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区支援前线，供应军需，救济难民，救护伤员，支持抗战。1941年，黄炎培又与张澜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其间组织创办了多所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人才。抗战胜利后，他又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到处奔走。在民主革命和职业教育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职业教育爱国观，这也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理论来源

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在他的职业教育目的观、人才观、爱国观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和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也是其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观

黄炎培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自己职业教育的目的观，即“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归纳概括起来就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首先，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不仅注重个人对谋生的需要，还注重个人对职业岗位的热爱;不仅注重对学生爱岗敬业、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意识培养，还注重对学生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现了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实现了“谋生”与“乐业”的完美统一，形成了黄炎培独特的科学的职业教育目的观。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充分阐释了个人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统一的深刻内涵，体现了黄炎培在关注个体生存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发展的迫切愿望，同时他的目的观又表现出了发展社会生产、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

再次，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充分体现出他的“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教育思想。黄炎培把“敬业乐群”这一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一直贯穿于职业教育的始终。他认为，只有敬业乐群，才能做到使有业者乐业，使所有的劳动者能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他的这一教育思想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主要内容。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人才观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人才观是他针对当时“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和对“虚名、”的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历史背景下，比较了国内外的职业教育而提出的新型人才观。

首先，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不分高低、不分贵贱，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有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能够为自己谋生而劳动，为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劳动，就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他的这一观点打破了封建社会唯读书论、唯出身论的人才观，体现了他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劳动创造性的科学认识。

其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黄炎培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发展职业教育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把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有用人才作为其职业教育的宗旨。在不同历史时期，他都敬告青年人“爱国不废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多次强调“职业教育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这充分体现了黄炎培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就是要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

再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德能兼备，全面发展。他认为职业教育不仅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为个人谋生”，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从内容上不仅要包括对学生职业技能的传授，还要包括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同时，他还提出职业教育同样要遵循“五育并举，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最后，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自治、自立、自强。他希望青年学生从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能大有作为，这样一来，职业教育的效能就大大增强了。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部，实行学生自治。他认为，自治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从而使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职业，明白自治、自立、自强的意义在于“对已在以自力养成规律的生活，对人在以群力发挥服务的精神”，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爱国观

黄炎培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职业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是黄炎培整个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根基。他的一生是救国救民、强国兴邦的一生，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民主、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生。他的职业教育爱国观贯穿于他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职业教育目的观、人才观中都有所体现。他一再强调“职业教育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黄炎培赋予了职业教育鲜明的思想性、政治性，这是他职业教育德育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黄炎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上，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紧密结合起来。他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将自己为之奋斗的职业教育与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以及人民的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黄炎培对国富民强的热切盼望和与时俱进的拳拳爱国之心。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黄炎培积极投身抗日事业，把职业教育融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号召职业学校的学生团结起来，共同努力，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去抵御外敌的入侵，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去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黄炎培还要求职业学校的学生积极投身和服务于抗日救亡事业，把自身的成长成才与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联系起来。从“九一八”至“七七”事变，黄炎培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所到之处，无不在演讲时强调职业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我爱朋友，更爱国家”。在他的努力下，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抗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爱国观成为他职业教育“大德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抗战胜利以后，他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到处奔走，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并肩战斗，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操劳一生。纵观黄炎培的一生，无论是反袁、反蒋，还是反封建、反独裁，无论是办职业教育，还是发起成立派，其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从未间断。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四）我国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观

黄炎培从小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参加了清末科举考试并中了秀才、举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对他的影响很深，使他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亲亲仁民爱物”、“以民为本”等思想的影响，成为他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治国安民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理念特别强调道德修养，形成了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观。黄炎培领会了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深厚内涵和儒家思想的精华，继承了中国文人“重德尚礼”、“以民为本”、“兼济天下”的精神，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自觉地吸收和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关注现实、重视实践、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学术传统，这就为黄炎培从国情出发、以“民生”为出发点开展职业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黄炎培汲取了“仁者爱人”、“以民为本”、强调道德修养等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观，成为他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

（五）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

黄炎培职业教育德育观也受到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杜威的德育思想以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德育理论，他主张学校的德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道德知识被学生所掌握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德育不仅仅是道德课的任务，而且也是各门学科的任务，应将德育内容融入到各门学科的教学之中;在德育过程中必须以学生的本能需要为依据，遵循学生的心理规律;德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都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杜威充分强调社会生活和实践在学校德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德育的基本原则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这也是他德育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黄炎培借鉴了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接受了杜威的传递、生活、发展的实用主义德育观，为其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形成输入了新鲜的理论营养。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快速发展，黄炎培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把职业教育的目的归纳为“谋个性发展、为个人谋生、为服务社会、为增进生产力”四个方面，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黄炎培关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德育理论也来源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与广泛传播。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尝试用心理学理论阐释职业教育的教育家，黄炎培走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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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名称；概念；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孟景舟（1965-），男，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1-0004-04

“职业教育”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国家或社会，或者说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职业培训”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于对这种复杂性的尊重，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立场，将“职业教育”称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职业教育概念在我国也素存争议。在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创立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曾经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20世纪初的“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20世纪中叶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20世纪末的“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历史。每一次争论都是以一个术语取代了另一个术语，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强化了一种内涵的同时，弱化了另一种内涵。然而，每一次用行政或法律方式从表面中止的名称之争，并不意味着这一争论的真正结束。例如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虽然重新确立了“职业教育”术语的官方地位，但是，在今天的职业教育学界，“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仍是两个常见的基本用语。也许结束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即用一种名称去代替另一个名称，并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术语的处理办法，从行政上看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即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但它并没有消减原来各术语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因此，从学术意义上讲，未必是科学的。尽管如此，它为我们处理此类问题带来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即：职业教育的各种名称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基于此，本文对职业教育各种名称的使用进行了思考。

一、关于职业教育各种名称的使用

（一）关于“职业教育”一词的使用

就像素质教育一样，把“职业教育”理解为一种教育的思想或观念，而不指任何一种具体类型的学校或教育，类似于美国的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作为思想或观念的职业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要为职业做准备”，和普通教育思想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和专业教育、专门化教育同义。我们可以说职业技术学校是职业教育，也可以说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还可以指和职业有关的课程，如职业道德课、就业指导课等，使职业教育从等同于“职业学校”或西方的“vocational　education”的狭义化中解放出来，还其汉语的本来意义。

（二）关于“技术教育”一词的使用

技术教育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学科意义上，用“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使之成为该学科的名称和基本概念。二是在制度意义上，用“技术教育”涵盖原来的“职业教育”，其含义是指正规学制系统的、所有以培养各级各类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性的专门院校或者普通教育中的技术性科目等。

（三）关于“职业培训”一词的使用

“职业培训”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术语使用，和技术教育不同，它是指各种非学历的岗位培训，包括企业培训、社会培训和学校培训等。也可以和“技术教育”一起并列使用，指所有的以培养各种技术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政府文件或会议中，用“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代替“职业教育”，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实践用语。

二、关于职业教育各种名称使用的理由

（一）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分开使用，分别指“作为思想或观念的职业教育”和“作为制度或实体的职业教育”，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确继承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遗产，符合它自身的发展逻辑

我国职业教育在初创时期，主要受到两种模式的影响，一种是所谓的美国模式，一种是所谓的德国模式。美国模式的职业教育其实主要是一种教育的观念、教育的指导思想，更明确说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而德国模式，则是具体的职业学校。因此，两种模式实际上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范畴。按照德国模式，职业教育有着明确的内涵，而按照美国模式，则会使职业教育的内涵无限扩大，从而也就使它特定内涵淡化。在当时，许多争论都是由于我们无法用语言将两种不同范畴的东西表达清楚。这种语言上的混淆带来的争议，如关于高等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等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分开使用，就可以结束这种无谓的争议。同时，也使“技术”和“职业”都成为一个连续体，消除西方阶级社会的残余影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另外，随着高等教育专门化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整个教育也都具有了职业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如果说“职业教育”曾经作为一种具体的学校或教育类型的话，在今天，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本文对“职业教育”一词使用的建议，符合它自身发展的逻辑。

（二）在学科上采用“技术教育”一词，是因为与现在的学科名称“职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相比，它最能反映“职业教育”的本质，语言上最简洁、最少歧义

“职业教育”一词的歧义性已经反复阐述，在这里无需赘言了。“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少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理解为外来的翻译词汇：职业和技术教育；一种按我们汉语理解为：职业的技术教育；一种是按照德国文化理解为：职业性技术教育。且不用说这三种理解方法的涵义差距如何，单就一个词充满着如此不同理解方法本身讲，其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或基本术语或基本概念，都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技术教育”一词是最佳的选择。

（三）在制度上采用“技术教育”一词，能更准确反映国家的战略意图，更好地平衡技术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关系，避免两个体系问题的争论，符合世界民主化潮流

1.能更准确反映国家的战略意图。对事物进行分类，一个是为了研究需要，一个是为了现实需要。也就是说不存在为分类而分类。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王明达先生就主张“应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管理上有利于加强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这种类型的人才为目标，来明确职业教育的内涵”。[1]我国当前之所以在教育中突出一种称之为“职业教育”的教育类别，是因为它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政府对这种教育所承担的任务，在文字表述上虽先后有不同，如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实用人才（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实用技术人才，包括应用技术和技能型人才（2002年、2005年两次《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但这些人才实质上都是技术人才中的一类。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重视技能，重视技工，要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文明风尚。我们不仅要尊重那些有理论素养的教授、专家，也要尊重那些自己动手、实际操作、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专家。”[2]因此，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就是培养各种技术人才。而“技术教育”一词，最能恰当地反映国家的这一意图。而许多围绕着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的争论，不问国家的用意何在，只借口历史或只借口词典或只借口外国，为分类而分类，为概念而概念，结果使“职业教育”一词走入虚幻，反过来又会误导实践。

2.避免两个体系问题的争论。将教育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即一个普通教育体系，一个职业教育体系，不符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演化发展的趋势。随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观念的变化，现代教育出现了“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迹象，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将逐渐消失”。[3]原来的片面的教育将变成“多种价值的教育”：“不同类型的教学——普通的、科学的、技术的和专业的教学——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区别必须废除，而教育从初等阶段到中等阶段，必须同时成为理论的、技术的、实践的和手工的教育”。[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我国的高等教育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我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一个同质的连续体。因此，所谓的“两个体系构建”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发展趋势要完全变成现实，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以应试教育为主导格局还未打破的我国，在一定时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立的状况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强调“普教教育职业化”，而且要强调“职业教育普通化”，以便使这两种教育朝着相互结合的方向发展。[5]如果认同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就不应该与此相反。

3.能更好地平衡技术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认真检讨一下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丧失了原来技术教育的精英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不管职业教育的称谓如何，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精英性技术教育体系。在中等教育阶段，有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标的技工学校，有以培养技术员为目标的中等专业学校，也有为就业作一般准备的各种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有高等专科学校和专门性大学。在当时，由于整个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而事实上中等专业学校是被纳入统一高招或者在中学阶段是经过专门选拔的，非但如此，就是技工学校在最初也带有选拔性），确保了整个技术教育的精英性。而到上个世纪末，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技术教育的精英性被瓦解了。在中等教育领域，首先中等专业学校被归入到一般的职业技术学校，实际上和一般的职业技术学校没有任何差别了；技工学校由于广招应届初中毕业生，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这两种学校都只起到了分流的作用，而不再有任何选拔的意义。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高校入学人数的急剧膨胀，原来的高等专科学校的地位迅速下降，被与新成立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归入一类。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等教育领域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都成了最末流的教育，都是那些学业最差的人在读这类教育。显然，技术教育不应该是学业最差者的代名词，而应该是对技术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的集合体。学习西方的职业教育，我们往往只重视德国，而认为英国的职业教育落后。其实，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先进性首先在它有成熟而完备的技术工人培训体系。而英、法等传统的欧洲国家，在确保技术教育的精英性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英国的技术中学以及重视高等技术教育的传统、法国精英性的高等专科学校。用“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有利于我们在技术教育的大众化和精英化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4.符合世界民主化潮流。从政治意义上看，职业教育是等级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它成了一个逐渐被淘汰的东西。如美国政府就采取“易名”的作法，来提高职教的地位和声望。1988年，美国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教育处更名为职业技术教育处。该处处长W.沃特认为：“不改名就不能克服（公众对职业教育反应消极的）这种现象。”1990年《卡尔·珀金斯法案》要求实现实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衔接，进一步助长了易名的趋势。至1992年，全美国至少有15个州（部分易名的州不计算在内）的职教机构（随后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更改了名称，以“专业”或“技术”取代了“职业”二字。[6]发展技术教育是近十多年来世界教育出现的一个强劲动向。[7]从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性质来看，目前两类学校在功能、目标趋于相同。[8]因此，用“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是一种符合潮流的选择。

（四）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视为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包涵关系，首先反映了在实践上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已经发展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体系的事实。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学校、社会和企业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不同职责

这一点对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我国是典型的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我们常常把“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看作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中等职业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的一部分，有三方面的功能：就业准备、升学和公民教育。就业准备虽然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不是惟一的功能。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实际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普通教育筛选机器下的“收容站”。而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是在教育救国的迷梦中诞生的，曾经在解决民生方面，对它寄予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我们对职业教育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过分夸大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现象。例如，媒体在报道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时，常常习惯从学校找原因。技能型人才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在这里不好说清的问题，但技能型人才单靠学校是无法培养的，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9]因此，把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归咎于学校，不但有失公允，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学校职业教育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和企业在培养技能性人才方面应该尽到的职责和义务。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和工业化水平，都到了要纠正片面重视学校职业教育，突出以企业和社会为主的职业培训的时候了。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列使用，也正是反映了这一时代需求。同时，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术语使用，可以使长期困扰我国职教界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变得容易，如：是采用大职教观还是采用小职教观？是以需求为动力还是以供应为目标？是“就业需求”第一还是“技术目标”第一？等等。首先，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列使用，就使“小职教观”的问题不攻自破。其次，职业学校或者技术学校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对生活作出即时的反映，而只能为就业做基础性的准备，具有“人才储备”的特性，因此，它应该是‘以供应为目标”，“技术目标”第一；而职业培训是直接面向岗位，它应该受制于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第一。

（五）本文对职业教育术语使用的建议，符合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和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利于大众传播和交流

“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狭隘化的过程。vocational　education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它的贴切的名称应该是“技工教育”。[10]直到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然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理解为旨在培养“中级技术人员和手工业者”的教育。[11]显然，如果我们把vocational　education直译成“职业教育”，是在重复一个错误，也同时为“职业教育”歧义化并为此争论不休埋下了祸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概念问题，首先是一个语言逻辑问题，是一个如何将vocational　education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说得明确点，也就是如何按照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使“职业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它的语词意义相和谐、相统一。

关于概念与语词的关系，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曾作过精辟的阐述：

概念与语词是密切联系的．．．．．．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概念与语词虽然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有着质的区别。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想，是人们认识的结果；而语词却是一些表示事物或表达概念的声音与笔画，是民族习惯的产物，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正确反映是相同的，但是不同民族用来表示同一事物的语词却可以是不同的。

由于语词与概念有密切的联系，许多语词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就是概念方面的问题。例如，语词应用的混乱，就同时也是概念的混乱；定义一个语词，同时也是定义一个概念。因此，形式逻辑要求概念的明确与准确，同时就是要求我们明确地与准确地应用词语。

概念通过语词来表达．．．．．．就语言方面来说，同一律要求：如果一个语词（语句或一组语句）表达概念，它就必须表达这个概念。同一律要求语言（语词，语句或一组语句）有确定的意义。

利用语词歧义的诡辩、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等，都属于违反同一律要求的错误。

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如果一个语词同时表达了几个不同的意义，这就犯了语词歧义的错误。[12]

根据形式逻辑的以上要求，首先，“职业教育”一词的概念意义（技术教育或技能教育）与它的词语意义（为职业做准备的教育）发生了冲突。其次，也正因为如此，它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在同一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本文对职业教育术语使用的建议，避免了这种逻辑错误，使各种术语的词语意义与概念意义相和谐，从而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职业教育”语词歧义问题。

三、结语

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争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它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不同认识，而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对于职业教育名称争论的思考，即便在现实行政上起不到任何影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毫无意义。至少有一点价值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这就是促进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无论如何，职业教育毕竟已经成为在大学传授的一门学问，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来说，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贫瘠。正如K.鲁宾松对成人教育学科所作的评价那样，[13]我国目前职业教育的研究生专业，同样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受到威胁。这样一个状况，最终势必要影响到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概念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对概念的争议，是所有理论生长的起点。任何问题的争论最初基本上都是概念之争，最终也还是概念之争。[14]正是围绕着概念方面的争论，构成了作为学科本身的知识。因此，对职业名称争论所作的思考，是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知识，提高其学术品质和文化含量的一个重要渠道。

参考文献：

[1]职业教育基本问题访谈录（I）职业教育是什么[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4）：8.

[2]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http：///72340168526266368/20051113/1410685.shtml.

[3]查尔斯·赫梅尔著，王静，赵穗生译.今日的世界为了明日的世界——为国际教育局写的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17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37.

[5]涂艳国.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95.

[6]刘启娴.世纪之交的国际职业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

[7]李济英.世界教育发展趋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9.

[8]张国庆等.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英汉词汇[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136.

[9]（日）细谷俊夫编著，肇永和，王立精译.技术教育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58.

[10]孙祖复，金锵.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30-41.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19.

[12]金岳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22，266.

中国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由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简单化的思维式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的失语以及市场经济下功利化学术泛滥，职业教育及其研究边缘化，使职业教育理论呈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吃力感提出了建设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构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发展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除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有日共睹的成绩外，我们也大致可以探察到以下儿个存在的问题一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实践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惟独没有完全的白我本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往往滞留于更新观念的层面，而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人探究;二是意识形态—反映论成为当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主耍的哲学依据，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简单化的思维模式也使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在一个狭小话语体系里运行，未能形成自己的话语运作规则和学术建设规范;，是改革开放以后西学强劲东渐，尤其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方文化思想毫无遮拦地汹涌而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出现失语。恰如东施效擎、邯郸学步，巾国许多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者在高度亢奋地将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潮职业教育理论和方法挨个操练一番之后便无计可施了，陷人了进展不理想的境地;四是市场经济浪潮搅扰了人们内心的平静，功利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逐渐增多。针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困窘，许多可贵的学术洁问、有益的学科研究与理论探索早己在职业教育理论界广泛而深人地展开，人们见仁见智，力图激活职业教育整个学科的生命力。笔者由此提出建构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搭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能潜沉思虑进一步强化理沦原创意识。

一、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