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我规训；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尊严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60-01

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中的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古典传统思想分科当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等要素的。作为一个缉拿民族因素、历史严谨线索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现代产物。本文从实际出发，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接受等问题展开探索。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持。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式星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就是由于规训不够，因此无法机身热门学科。这里所谓的热门学科，指能够吸引研究者全心进行深入探究。

从学科的自我规训来看，一个学科要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就需要为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们提供能够良好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长期以来学科的自我规训，都没有清的呈献给研究者，也没有得到其他竞争学科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竞争者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优势资源。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很难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当中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从属学科。

而要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增强学科竞争力，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第一是国别辨析，应明确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能够建立起更为合适的学科准则，从而引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二是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需要进行国别定位，同时也需要进行学术定位。现如今，人们在对政治思想史仅进行整理时。常常会采用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相关概念，从而形成政治思想史。

第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相对而言，观念史更注重文化体系的核心理念，因此，丢星期较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需要脱开无法凸显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约束，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历史学科的独特行政。

第四是理论尊严。从学科上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而兴起的。由于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因此附带性的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大同。这样的认同，不等于尊重，而是同情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有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并建立起自身便捷明确的规训体系，才能够具备理论尊严，获得学术敬重。

参考文献：

[1]李宁.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探析――从方法的多元到范式的转变[J].江苏社会科学，2016（01）.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史 分期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及不足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

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党史为线索,根据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如邱伟光、黄小惠、许启贤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等三个大的时期。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并以党史的历史分期来命名。如张耀灿、刘建军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等。三是依据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时间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如毛锡学、李其然将其划分为:(1)形成时期,以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标志;(2)逐步成熟时期,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为标志;(3)发展时期,从1944年4月起到1954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颁布为止。(4)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从1954年起到1976年粉碎反革命集团止。(5)创新时期,从1976年10月到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

(二)上述分期存在的不足

重新审视这三种历史分期不难看出,它忽视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不是党史的“缩影”,不应以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分期进行命名,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混为一谈。另外,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还未形成统一的划分标准。不论是以党史为线索进行划分,还是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进行划分或是以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划分,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曾有精辟的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理论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际思想认识水平之间存在的矛盾(差异)以及如何解决矛盾,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经验,有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解决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领域特殊矛盾的客观规律,②这一学科特殊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学科的独立性。我们不可否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与中国共产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既是中共党史的分支学科,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一门分支学科,“而且主要是在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点、结合点上生长、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③因此,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在与党史分期不相矛盾的大背景下、结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本身的发展特点进行的分期,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

(二)把握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分期的标准

笔者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的标准能否确立,主要是看分期是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否有助于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适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将会促进事物的发展,反之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同样,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无论是横向划分还是纵向划分,都要遵循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对其进行的分期首先是是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时空上的变迁规律,这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其次是是能否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使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因此,笔者认为,以此为依据确立的分期标准,就不会偏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大的方向,更不会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标准与党史的分期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期的科学性强,它能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良性发展。

(三)把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评价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实效性问题意即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否被教育对象接受内化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是一个曲折变迁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目标任务的改变,已经成熟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后续实践的发展。“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④因而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的评价、找到在当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契合点,这才是对其进行历史分期的着力点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

依据上述需要把握的问题,笔者尝试将党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21年-1949年)

1.思想政治教育探索时期(1921-1927)。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

2.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时期(1927-1935)。从1927年10月的“三湾改编”的把“支部建在连上”尝试建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开始,经过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系统总结我军工作经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的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生命线”地位的确立,表明党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规律的基本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因此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发展时期(1935-1949)。这一时期从针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我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事求是工作作风,这是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一次伟大创举。在理论上,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1944年谭政代表留守兵团政治部作的《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阐明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地位和方法,完整地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围绕争取和平和统治的政治任务,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建设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1949年―1978年)

1.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式正向转变时期(1949―1957)。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系列实践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实践活动表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有针对敌对势力的传统的革命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又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指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化转变实践的反映和总结,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式转变在认识上的深化,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标志性成果。

2.思想政治教育革命式反向转变时期(1957-1978)。这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期甚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项革命式的反向转变,片面扩大社会主义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政治斗争化的革命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

(三)建设新时期的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78年至今)

1.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转变时期(1978-1992)。这一时期,围绕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的僵化指导思想,以“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为起点,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仁穷在有关会议上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随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表现在国家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门培养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残留着革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痕迹,比如运动式的教育口号、方式等等)

2.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确立及发展时期(1992至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进一步改革开放,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围绕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开展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以及国外资本主义思潮等带来的错误思想和认识的影响,党不断深化、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同时,在9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是党和国家工作根本指导思想,也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科学内涵。

注 释:

①选集(第一卷),1966,第284页.

②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论[J].思想教育研究,2006,(3).

③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史[M].陕西:陕西师大学报,1988.

[2]黄小惠.思想政治工作70年[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3]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登才、董京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建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3-0052-05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仍然不够充分。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们在阐释和分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上,阶级斗争学说仍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理论与实践；阶段划分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35 ― 03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体系，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身又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脉络，就必须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科学的阶段划分，总结每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和实践经验，才能形成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划分力求既立足于历史，又能结合学科建设的特点，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为线索，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划分。

一、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历史分期论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的划分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服务的，不同的划分标准折射出不同的理论成果。学术界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的标准争论不休，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无论哪一种划分，都有特定的合理性，当然也都存在不足，关键是看它的认同度。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有三种：

（一） 建国论

这种观点以党史为线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为界点进行划分。主要代表人物有邱伟光、黄小蕙（《思想政治工作7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6）、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等，他们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

（二） 史论

这种观点以中共党史、革命史分期为标准来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龚海泉等。史论与建国论具有相似性，但比建国论更加细化，在三大分期的基础上，每一个分期又划分为几个阶段。如龚海泉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划分：建国以前创立和形成时期，分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端（1921-1927）、创立（1927-1937）、形成和发展（1937-1949）三个阶段；建国以后发展与挫折时期，分为新发展（1949-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1957-1966）、严重挫折（1966-1976）三个阶段；恢复与创新的新的历史时期，分为拨乱反正（1976.10-1982.8）、改革探索（1982.9-1989.6）、吸取教训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1989.6-）三个阶段〔1〕。

以上两种理论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史学紧密相结合，围绕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由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原理，阐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党史、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大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要获得更多的科学依据，就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历史学、党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如果过于依赖史学，就成为历史学或党史学的附属学科，它本身的特点或独立性就会被占有。陈桂生提出，“以学科标准来衡量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其关键在于他是否形成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命题，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2〕P41如果要以学科的标准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以上两种划分理论对历史学和党史学的学科依附性太强，出现了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领域被侵占”的问题。

（三） 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划分。

这种观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张耀灿、刘建军等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1921-1935）、成熟时期（1935-1945）、发展时期（1945-1956）、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1956-1976）、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1976-）五阶段〔3〕P18-20。这一划分依据体现了较强的学科独立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联系，以学科的理论形成发展为线索划分阶段，弥补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缺陷，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影响也是很大的。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如界点是否明晰、各时期的标志是什么等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未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标准。比如，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划分为“思想”为指导的时期、邓小平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时期等；毛锡学、李其然等依据党的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为标准划分为形成时期、逐步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时期、创新时期等；以领袖人物的领导时代划分为毛、邓、江、胡等阶段……这些划分依据都是将各学术领域中的独到见解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中的体现，但这些都是并非专治“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况且有些表述还值得商榷。比如，以指导思想为依据，而指导思想本身就有一个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界定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也有人指出这些划分“跨越了新旧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这样的分期就显得很勉强。”〔4〕P121

二、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

（一）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具有科学性

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划分标准的具有多元性，但是历史事实是唯一的，这些划分又都是要质疑的。针对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事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阶段划分既要有学科的标准，又要结合历史。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划分依据就可以提出来，这不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标准和研究的独特性，又凸显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陈桂生在《教育学的建构》中将学科作了“理论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的区分，并指出“每一类型的实践教育学，同指导实践相关的批判的、分析的教育理论，都有存在的理由。”它们各有“代替不了的独立价值”，“重要的是每一种教育理论都须名副其实地起到各自所能起的作用。”〔2〕P80思想政治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学，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史学。

其次，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有其研究的对象和形成发展的规律，要有曲线性前进的过程。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必须要依托历史事实，史论结合。

（二） 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1.思想政治理论借鉴为主的阶段（1917-1927）

这一时期称为理论借鉴阶段，并非否认这一时期的实践经验，而是说这一时期以理论借鉴为主，包括借鉴苏联以及中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是一个以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阶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开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借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无组织的宣传时期，即1921年以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陈独秀、陈望道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

这一时期主要是宣传“十月革命”，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翻译了30多种马恩的经典著作；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同时在自己周围组织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新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各种新思潮流派之间的论战等，都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苏联、日本等国理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宣传。但这一时期的宣传是零散的，甚至有误解和扭曲，因此称为无组织的宣传时期。

（2）比较有组织地领导宣传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开，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和决议，开始有目的、系统化地进行思想政治宣传，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领导工人运动。但一大的召开仍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进行的，宣传工作更是直接借鉴苏联经验，理论宣传除《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经典著作之外，还介绍《俄国共产党纲领》、《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等社会主义书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引导工人运动；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当时共产党各方面不成熟，一无军队、二无政权，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薄弱，共产党的独立宣传工作只能紧跟的步伐，听从的指挥。最主要的就是等在黄埔军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制定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组织讨论会等，发表《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章，组织《军队中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章程》等演讲，将党的理论宣传与军队训练相结合，极大地激励了青年军人的革命热情，培养了一批革命军人。同时，党开始在农民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代表有、彭湃、邓中夏等，这些宣传体现出不同于俄国和的创新性的一面，也是共产党独立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开端，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开展农村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3〕P50-60。

2.思想政治革命实践为主的阶段（1927-1949）

1927年南昌起义，共产党逐步走上独立开展宣传工作的道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以实践引导理论，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重要的历史会议和革命事件为标志，贯穿党的思想、政治宣传的线索，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体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时期。

（1）党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以三湾改编、赣南“四整”和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实践内容。赣南“四整”加强了军队的团结和纪律，是开展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的成果体现；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进行了党内民主的宣传教育和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民主原则的体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改造地方武装等活动，团结了农民和大量的无产者，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同时启发了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阶级觉悟。

（2）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标志。提出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有效的内容和方法，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等。尤其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提出，成为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政治训练的首要原则，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3）确立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引导政治工作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主要的实践活动有在游击战争、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4）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革命实践既受到的影响，又形成自身独特的实践理论。国共合作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主要围绕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宣传全民族抗战政策。由于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曲折开展的。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共产党开展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发动运动，加强党内教育和干部教育，形成了正规化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方法、特点和经验。在这一时期，等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矛盾论》《实践论》等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哲学基础，有效地指导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P99。

（5）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人民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通过开展农民运动，进行解放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通过整党运动、七届二中全会等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这一阶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最强的阶段，大部分的经验和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升华形成的，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曲折探索阶段（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其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也发生的转变，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其实践的开展也是围绕这一目的。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三大改造”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整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中共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初步总结，明确了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并开始在高校中适当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形成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框架。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但这一时期也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庐山会议党内开展的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化”运动也是在人民群众中灌输急于求进的“超越”思想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入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

4.思想政治工作严重挫折发展阶段（1966-1976）

“”是党的历史上的特殊的时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由于错误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价值观念和组织基础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大搞形式主义，否定优良传统。如在理论上宣传“破四旧”，而在行动上宣传个人崇拜。因此，这一时期是需要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反过程。

5.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段（1976-）

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是对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反思，之后展开的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确立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标准和原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重点高校开始正式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党中央把思想政治工作做为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加以重视。宋任穷同志在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教育工作，这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在这个岗位上的几百万干部要努力钻研这个专业，造就大批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去完成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任务”〔5〕P22。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国内外的重要实践活动和事件相结合，而且立足于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和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历史时期，并不断向前推进。

以上的划分是为了说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开始就是向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趋势发展的，这一特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深入化。尤其在当前政治格局多极化、价值取向多元化、“西化”暗流涌动的浪潮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研究，关注国际政治动向，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并用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才能凸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并保持永恒发展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龚海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

〔4〕蔡有法.简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和时代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5篇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 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 在这" 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 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 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 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8]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 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 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5]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改革；轨迹

[作者简介]李正亭，西南林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云南昆明65022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153-0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这一课程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等各个层面。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曾使用过“公共必修课”、“政治理论课”、“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等名称，但绝大部分时间采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名称。本文就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课程与教材历史轨迹作简要梳理。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就对思想政治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底，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当时确定的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1951年，“社会发展史”一课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再加上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着重于讲授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

1950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指示，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该课程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改为“中共党史”)。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有两本：《马恩列斯语录》(编)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习》。由于苏联色彩浓厚，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年后，该教材出版。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12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

1961年，教育部《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分析了当时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明确当时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还规定了课程设置和学习时间，布置了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和培训师资力量等任务。

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当时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配合学校中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围绕新的任务，教育部对课程进行了新的调整，并提出了编写新教材的原则和要求。

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停开。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结束。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

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8月，教育部试行《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规定(草案)》，对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学习时间、阅读书目、考试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报告”两门课程。

二、不断深化改革到“98”方案的实施

197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对建国以来28年全国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对“”在“”时期对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破坏进行了批判，重新明确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目的和任务。

从1978年至1984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主要是纠正“”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学内容。1980年7月，教育部印发《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地位和任务，明确了马列主义课的教学方针，确定了马列主义课的课程、学时、大纲和教材，并对高校马列主义课的教学制度、教学环节、教学方法、教师队伍建设、领导管理体制等作了明确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精神，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1984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确定在高等学校新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从此开始，马列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为“两课”，思想政治教育正式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科和专业进行建设。这一阶段思想政治课在课程的设置上主要是突出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为主的课程体系。

从1985年到1997年是“两课”形成时期。1985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复旦大学成为首个试点。不久，由牵头集体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此次调整中还把“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时任总书记的还提出，要开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这一课程演变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1986年到1988年间，各地高校组织编写出版多个教材版本。在改革逐步展开的过程中，课程设置由原来的老四门变为新四门，即“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不久，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

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程。同时，为了加强对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思想概论。这次的课程调整方案又被称为“98方案”，即1998年经报请党中央同意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高校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理科分别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课程，另有“形势与政策”课。

“98”方案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思想政治课的学科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学科加以建设，把“两课”作为学校的重点课程加以建设。把课程建设和教学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重要课题，列入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把“两课”教育工作的状况作为评估学校工作和领导班子实绩的重要条件，作为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准之一。1997年12月，国家教委成立了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加强“两课”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1998年到2004年是“两课”的发展时期。1998年4月23日，党中央批准了“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八门课程，并于同年秋季实施。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于2003年调整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三、“05”方案的实施：高校思想政治课全面务实的改革

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中共中央以16号文件的形式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和教育部于同年12月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5年1月批准了这个《意见》。《意见》将“两课”更名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对具体的课程内容作了新的调整，确定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课程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与政策”。本方案从2006年秋季开始实施，简称“05方案”。

此次调整之后，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变为四门。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其中还补充了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原“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此外，“形势与政策”课以必修课的方式延续了下来。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设置，暂仍按照“98方案”开设相关课程。当前，研究生层次(包括硕士生、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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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肖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增补第3版.

〔6〕胡兴华.陆贾及其《新语》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

〔7〕陈倩.陆贾思想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5.

〔8〕刘志霞.陆贾《新语》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9〕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0〕刘德贵.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2）.

〔11〕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3〕李禹阶.陆贾新“无为”论探析――论汉初新儒家的援道人儒思想[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8篇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_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统计并分析了部分重点期刊①1979-2013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文，共计483篇，发现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从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对建国后中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处于薄弱地带。《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与2013年两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总数近480篇,9份期刊关于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总数仅相当于这份期刊两年的总量，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之低。另外，在这483篇论文中，研究建国后60余年相关问题的仅有197篇，占整个政治思想史的41%,远少于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由此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建国后部分又在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研究的薄弱地带。

 

第二，从研究主题来看，专题研究整体稍多于人物研究,但在部分时期情况则相反。9份期刊中，中共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约占57%,人物研究约占43%。建国后部分专题研究占58%,略多于人物研究，与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情况相同。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阶段的主题分布差异较大。在前一时期，人物研究在数量上仅为专题研究的一半;而后一时期，人物研究则在数量上超过专题研究，占总量的58%。总的来说，人物研究所占比例接近1/2,这反映出人物研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载体。

 

在人物政治思想研究中，不平衡现象突出。综合各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占所有人物政治思想研究总数的44%,将近占人物研究总数的一半，其他人物所占比例则较少。同时,人物研究数量上的不平衡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占了近九成，超过了其他人物研究的总和。在研究成果方面，关于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已有专著出版，如杨树祯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徐久刚《邓小平政治思想专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而对于一些非重点人物，其政治思想往往只是作为所有思想的某一方面加以述说，如王继平等人所著的《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龚强华《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等则将其政治思想同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思想集成一书。

 

第三，从时间分布上来看,1980年代是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建国以来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则出现在1990年代。9份期刊1980-1989年共发表中共政治思想史论文154篇，占34年总数的31.9%;1990-1999年共发表168篇，占总数的34.8%;2000-2009年共发表129篇，占总数的26.7%;2010-2013年共发表32篇，占6.6%。199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发文数量看似超过了1980年代和新世纪头14年。但实际上,此次统计的期刊并非都是从19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一些期刊创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如《党的文献》(1988年创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则在1990年代出现增刊。如排除这类刊物，1990年文数量明显少于1980年代，不到它的90%,而新世纪头10年发文数量又只有1990年代的80%。由此可以看出，198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数量上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之后呈现出逐渐下滑的态势。在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关于‘‘大民主”的定义，早期很多学者认为“大民主”就是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45](p207-208)李晓社则进一步分析了‘‘大民主”的手段和目的，他指出毛泽东对大民主涵义的理解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大民主”实质上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第二“大民主”的主要形式或手段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三“大民主”的目的是对所谓的“敌人”实行专政。[46在此基础上，有的研究者意识到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是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那里借用来的概念，毛是针对西方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出的“大民主”。47]杨德山更进一步发现，毛泽东的“大民主”针对的不仅是西方式民主，其内容也并非单纯的群众运动。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提及的‘‘大民主”有五种：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大民主”、波匈式的“大民主”、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闹事”式的“大民主”和“四大”式的‘‘大民主”。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否定了包括群众运动在内的前四种“大民主”，而选择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民主，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四大”式的‘‘大民主”有其独有的特点：有针对敌我矛盾的_面，但不带暴力性质，属于“文斗”;有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_面，但具有群众运动特性，所以更具威力;有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性的一面,但有组织性和可控性，而少破坏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学者们各自对“大民主”的理解不同，因此在毛泽东选择‘‘大民主”原因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分岐。高锡文将“大民主”理解为以“四大”为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而将毛选择“大民主”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革命年代群众运动惯性延伸;“四大”形式与基层民众文化传统的契合，即群众需要更为简单、更容易接受的民主形式;实现政治理想强烈愿望的推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影响。49]杨德山则视毛泽东的“大民主”为一种有别与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因此他认为毛泽东选择“四大”式的‘‘大民主”主要是受当时认识水平所限。

 

(二)周恩来

 

对周恩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其统一战线思想，还有学者研究周恩来的过渡思想、民主思想、执政思想等,但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不及前者。王淑琴和郭新新将周恩来统_战线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分为萌发、形成、成熟和丰富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萌发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曰战争前期为形成时期;抗战中、后期，此阶段为周恩来统战思想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丰富和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_是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也要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二是肯定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要求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针对很多研究者视角局限于国内统一战线，彭明和陈答才则提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应该包括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建国之后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三)刘少奇

 

国内关于刘少奇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包括许多方面，如法制思想、民主政治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等，但热点是其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思想。

 

刘少奇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另一个是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少奇最早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如吕小蓟指出，刘少奇在1951年思考国营工厂内部出现的管理机关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时就已经提出了该问题，后来逐渐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后来受“高饶事件”等影响，刘少奇中止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究。

 

在对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研究中，王双梅认为刘少奇的认识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从1948年9月到12月，刘少奇认为建国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正式接收城市后，刘少奇意识到设想与现实的差距，因而在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书面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外部是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内部是人民民主专政内的各阶级、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三反“五反”运动后，刘少奇逐渐恢复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认识。63任晓伟注意到，虽然刘少奇曾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内外矛盾问题，但从1949年8月离苏返京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前，他没有再强调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斗争是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甚至没有再使用过‘‘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概念。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将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斗争列为主要矛盾的提法有缺陷：既然是“残余势力”，它的地位就不应该是‘‘主要矛盾”。刘少奇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提主要矛盾的问题。

 

(四)邓小平

 

邓小平政治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稳定思想、民主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等许多方面。上文已介绍了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状况，此处介绍后面几个方面。

 

不同学者对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定义不同。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和思想情绪稳定等诸多方面。65张彬则认为，从《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稳定的用法来看,虽然“稳定”内涵十分丰富，但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政治稳定”的略称。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包括局势稳定、政治生活稳定和基本政策稳定三方面。56](p204_2W)关于邓小平稳定思想形成的过程，严励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_阶段是“文革”后期复出期间，初步形成稳定思想;第二阶段是1977年恢复工作至1988年，邓小平对如何维护稳定和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作了一系列论述;第三阶段是1989年到1997年，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了稳定这一概念，北京政治风波后更加完善。57]此外,还有人从实现途径入手研究邓小平的稳定思想。

 

关于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早期研究者的界定较为简略,黄如军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59吴宏放的分析更加详细，他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九个方面：民主政治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探索;重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法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保障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本目的是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60立足于更加宏观的视角，戴玉琴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四个方面：民主政治发展的协调性;民主政治发展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民主目标取向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民主进程的渐进性与稳定性。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张建田与钱寿根认为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八个方面组成:核心思想是强调法制建设必须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法制建设必须同经济建设并举;法制发展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是加强立法，制定完备的法律;发展方向是与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是法制建设重要内容之健全法制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建立一支宏大的知法、守法、执法队伍。M(f43_227)高文则认为实现‘‘依法治国”才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并提出邓小平法制思想有两个新的内容: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的是增强国民的法制观念，这也是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刘娟指出，从法律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机制和防范机制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该分为彼此相对独立，但实质关联密切的三个阶段，即“夺取政权”理论(1921.7—1949.9)、“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1949.10—1978.12)、“政治发展”理论(1979.1—)。其中，“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既以“夺取政权”理论为根据，又是它的自然地延伸、发展;而“政治发展”理论则以“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为基础,又在对它的经验教训作总结和反思前提下而形成。如果不能抓住这条主线，就会使个案研究失去导向、标准，使阶段性研究陷入凌乱、破碎状态。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9篇

一、 当代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高校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是这一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时局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历经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变化和调整， 课程内容也不断增减、修改、充实， 对于历代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党史的研究、学习、宣传和教育，高度重视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和总结党的新鲜经验来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大局。多次要求学习党的历史，指出：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提出青年人要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强调： “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指出：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2]中国近现代史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他们的观点直接指明了近现代史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近现代史要着眼于从历史角度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将党的历史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逐步培育和形成内涵丰富的党史文化，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据观察，我们大部分大学生都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够为国家繁荣发展做贡献。例如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活动中以及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中，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来自不同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但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一些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加以解决的新问题。首先，全球化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开放的信息、文化的输入和多元的价值观特征，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全球化在推进多元文化交汇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撞，使得全球化下的文化传播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渗透或文化扩张，其实质是价值观的推行和扩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输出，这个现象对我国大学生的一些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影响。其次，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在心理承受能力、客观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由于社会经验的欠缺，思想方法的不成熟，他们在思想意识领域政治敏感性不强。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类的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很不了解。可见，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存在着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那么，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门以史学为基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问题应当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和潜心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 、中国近现代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体现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说：“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科学的政治科学无根。”[3]可以说，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科学与政治科学的密切关系，治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近现代史教育不仅是一般的历史知识教育或学术教育，而且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它主要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近现代史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渗透功能，对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国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弘扬民精神。

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才能了解到正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灾难，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从林则徐的“虎门硝烟”、关天培的壮烈殉国、左宗棠的收复新疆、冯子才七旬上阵取得镇南关大捷到杨靖宇的东北抗日、方振武的毁家纾难、佟麟阁的以死报国和张自忠的壮烈捐躯，无不是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的充分彰显；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转战大半个中国，威震京津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无不是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最佳体现。在民族精神方面，我们有可贵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意在提高大学生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和培养大学生的无私奉献， 积极乐观的精神。还有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迫害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 意在帮助大学生树立分清是非、无所畏惧的正确的挫折观。再比如说亲属为革命牺牲及表现出的矢志不渝坚韧顽强的精神， 意在提高大学生临危不惧的品质和忍受痛苦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在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观念， 历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些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牢记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增强凝聚力和生命力 。

2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曾讲过：“历史是一面应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他还说：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为了加深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立足现实，指导现实”。

[4]教学中把解析历史问题和分析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为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方法论指导和重要启迪。比如，我们可以运用英雄人物榜样的力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针对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中华民族进行掠夺和压迫，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对大学生进行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教育；对于洋务派创建民族军事工业，中国商人开办民族产业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对大学生起到创新教育的作用，他告诉大学生群体中国的社会需要变革穿心才有出路，正如启超先生所说“变则通，通则久”。

3.以历史的思维来审视并解决现实问题，为未来的建设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倡导的“西学为用”，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向往在中国建立共和体制，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 都说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是在以开放的意识、改革的理念来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百年历史它包含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 从器物方面的引进到制度方面的学习进而到文化方面的学习， 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也是晚清时期闭关锁国而走向衰落的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和经验。从1840 年开始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经历了许多的波折，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巴黎和会谈判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三年的国共内战、新中国的建立、十年、现代化建设的挫折，在这种种的历史背后，都有着血一样的教训。学习这段历史，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我们有义务去珍惜无数的先辈用血泪换来的今天的新生活；要让学生们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肩上的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为了祖国的腾飞，更要奋发努力；要让他们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不再重蹈覆辙；同时也为了给学生增加忧患意识，让他们牢记这百年的荣辱与奋争。

三、多渠道多方法把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1. 高校成为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阵地。

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运而生并逐步确立起较完备的课程体系。此外，在大学校园建设中，近现代史教育元素往往缺失。在一个个大学城，更多的是充满现代性和时尚元素的大楼，千校一面，而鲜有蕴涵着历史教育元素的标志性建筑或场所。校园建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物态载体，它可以发挥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2.突出重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近现代史教学可以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应用，利用图片、视频、影片给学生以直观的认识，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开展文化月等各种活动，从校内走到校外，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等等。

3.提升任课教师的政治敏锐性。

任课教师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为立足点， 深刻了解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基础； 其次， 教师要对历史知识和所涉及的理论有深入的研究， 教师应该善于在通俗平实的史实中挖掘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利用图片、视频、影片给学生以直观的认识。深入开发多媒体教学手段， 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增强师生的互动性， 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 以便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最后，利用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大力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活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优势，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新方法和新途径，进一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与红色资源地区的沟通联系，共同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 史政结合

教材和教师都应该善于在通俗平实的史实中挖掘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是以中国这一百多年经历的史实为主线的，但是为什么将这门课程加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中，怎样将近现代史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这就要看教师在授课时的教学方法了。这并不是一门单纯的历史，而是要将史政结合起来，讲史实的同时要将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寓于其中，通过讲授一些历史事件，用爱国主义历史人物的情操来熏陶学生，帮助学生树立理想、激发爱国热情；要以理论的高度从史实中的一些事件中提炼出一些经验教训，教授给学生；要用历史联系实际，用史实来告诉学生我们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将来应该怎样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有些教师单纯为了迎合学生的喜好将正史野史都讲授进去，将这门课仅仅变成了历史课，这样做就违背了将这门课程设置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初衷。

在新世纪的今天，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同样对大学生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等的重要职能，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努力创新方式、方法， 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觉悟的科学化水平而努力， 这也是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职责。

[参考文献]

[1]姬丽萍.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J]. 中共党史研究，2010，11：28.

[2]李卫红. 弘扬党史文化 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 中共党史研究，2012，10：16.

[3]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中的重大问题〔M〕.刘晓，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6

[4].会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5-09（1）.

[5]周普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研究与实践[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130-134.

[6]重庆红色资源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研究_徐美英.caj.

[7]林雨菲. 中国近现代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浅探[J].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1：75-76.

[8]李妍.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浅谈高等院校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立足点[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02：30-31.

[9]彭平一.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 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7，01：63-66

[10]王红霞.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分析――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03：55-57.

[11]吴善波.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04：48-49.

[12]刘军. 加强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教育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S1：94-95.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我们党一贯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了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同时，其它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积累了值得重视的正反经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的实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求，认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为当前和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思想政治理论课　服务功能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转贴于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我们党一贯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了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同时，其它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积累了值得重视的正反经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的实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求，认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为当前和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2篇

摘 要：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研究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如何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继承的思想的运用能够为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关键词：隋唐时期，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深化

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谰的时代。她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当时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文化极其繁荣，为各国所仰慕。要追究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何如此迅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隋唐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了，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春秋思想的运用使得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隋唐时期是每一个将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王朝。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的理论并不是凭空新创造的，而是对春秋时期的儒学思想的集大成继承时期。两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其社会现实状况的不同，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又是在春秋时期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背景下看，中国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其实际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大儒为标志的儒学发展之成就；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整个一部儒学史就是一部经学史。隋唐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是来源于此。

2. 儒，道，佛三教思想贯穿于两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隋代与唐代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费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道教在思想影响上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相比之下，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3. 教育制度的继承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对春秋文化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继承更是促使唐朝在面对民族大融合，经济新发展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随之进行着大融合。

二．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

1. 儒学成为其主要统治思想

李唐王朝建立封建大一统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教育上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不仅要重新整理前面朝代的破败局面，同时还要开创自己朝代新的发展局面。因此，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唐太宗认为，儒学是政治之本，是行三代之教的有效手段。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他认为，有了儒学，就如同鸟能够乘风飞翔，鱼能够于水自由游动，就可以治国理民。但反过来，如果失去了儒学这一重要的政治思想，国家就无法有效的治理，政治上就会呈现一潭死水的局面，甚至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前途。

2. “以民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唐代君主不仅喜欢在诏书中征引《论语》，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常常运用《论语》的思想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语》中有明显的“民本”思想，唐朝在继承春秋时期的文化理论的同时，贯穿于政治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对与“以人为本”理念的阐述，在《尧曰》篇有“所重：民、食、丧、祭”，把重民放在四重之首;《颜渊》篇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把富民与君主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贞观六年，他曾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2在这些话语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唐太宗对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的深刻认识。

3. “以文兴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所谓“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实质上就是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把儒家的学说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正是隋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隋唐时期教育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这一点也正是对儒学与教育关系的具体揭示。

4. “以古为鉴”与“大阐文教”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文化体系

唐代开馆修史的主导思想是“以古为鉴”，即以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作为现代政治的参照，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大唐王朝采取的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复兴儒学，兴办教育，发展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项“大阐文教”的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其基本手段是发展教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初唐统治者相当关注史学，政府正式设置史馆，大抓修史工作。

5. 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重要考核内容

首先，从人才选拔的思想上，“举贤才”是孔子的为政之举，“无求备于一人”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必须识拔大量的人才辅佐；对这些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唐玄宗曾颁布诏书表示过对人才的渴望，只要是“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之人，均要具名上闻；务求实用，不求全责备。

其次，从人才选拔的制度上，隋唐教育建立了一种较为客观、公正、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将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校育人社会选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资料：

［1］ 吴文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孔令纪.中国历代官制［M］.中华书局,2004.

［5］ 旧唐书•儒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注解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3篇

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湖北政治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中心教授，广州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曾任日本同志社大学客座研究员（1994—1995），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2005—2006）。因教学成果显著而获评武汉大学十大师德标兵之一。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荣誉证书。除了圆满完成科研教学工作之外，每年应邀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部队、党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学术讲座、时事报告，并多次应邀到省内外各种名家讲坛、教育基金会等为广大市民、乡村小学教师举办公益讲座，弘扬优秀文化。并在2011年应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举行讲座。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地方政府管理的研究。出版主要著作《台湾政治风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主体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2009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问题研究。代表作《对“发展问题”再思考》（企业家，1996年第16期）；《亨廷顿的政治发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当代中国反腐败的理论原点与反腐败的对策思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1997年）；《从入世谈我国政府职能模式重塑》（《论WTO与政府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代表作《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刘天旭 张星久）；《农村宗族问题与村级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农村为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儒家思想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价值。代表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介绍）；《从人的观念看中西政治法律传统的差异》（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兼论“儒家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4期）；《文化传统差异看中西政治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楚天名家讲坛》，武汉出版社，2007年）。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代表作《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自主性分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卷2000年3期转载）；《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14期论点摘编）。

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代表作《论合法性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天命观与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以儒家为中心》（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05年卷）；《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学海，2011年第2期）。

三、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

所主编的《台湾政治风云》是大陆较早系统全面介绍台湾政治发展的著作；《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尝试着突破以往历史、官制史的视野，注意增加政治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在体例和理论性、学科性方面都有新颖可观之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等则运用政治学的知识和眼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对上一代中国人在政治智慧方面的得失、在对政治问题思考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发展问题方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克服片面经济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与社会、政治等全面协调发展；也较早提出，要重构反腐败理论的“人学”基础，着眼于现实的人性的复杂、自私等消极方面，构建解释腐败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4篇

【关 键 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 正 文 】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 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 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 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 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 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5篇

中国文化 古典政治哲学 研究分析 基本认知无论是东方的古典哲学史还是西方的古典哲学史，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都以其独特的姿态在世界的古典哲学当中一枝独秀着，这充分的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先辈圣贤对于政治生活的哲理分析具有非常高度的政治智慧性。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哲学史一直都非常受到国内外哲学界的关注与探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灵魂，而作为一种东方的传统性哲学，中国公民是有责任、有义务将它优秀的部分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本文便对于中国文化当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进行了概述分析，希望能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参考依据。

一、中国人眼中的哲学从古至今，哲学在中国人的眼中一直都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与看法，多位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于哲学的定义一直各持己见，每一位思想家及政治家都拥有自己的哲学意念。汉代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首个历史巅峰。司马迁曾经在《报任少卿书》当中曾经讲道，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的意识便是说从时空的势与向度作出一种三维的思考，从而来探究人同自然及人际的关系――便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本身在面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中共同存在的规律性。在我国历史上，司马迁实际上是最早展现出近代哲学思想的人，他指明了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当中的对于天与人、人与自我以及灵魂与肉体这三项的终极关怀、三级哲学思考的基本理念过程。在此之后，一直到清朝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理论大多与此相似。而后，现代及当代的一些思想家与政治家则出现了新的理论思想，便是以人与人生作为基点来阐述哲学。在20世纪初，我国著名的文学领袖胡适先生首次著作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则是认为哲学便是从根本上思考问题，从实践的根本中解决问题的一门学问。他曾言：“凡是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便是从根本上照相，那边要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便叫做哲学。”哲学史蕴含着真善美的最为根本的内容，所以哲学史适用于任何民族，任何地域文化的一种内容，这种思想当然也是适用于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内容的。

二、中国文化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概述根据对世界哲学史的研究分析，便会发觉每一个国家的哲学都有着其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文化特色等各种各样的差异，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哲学也不会例外，它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模式以及文化特色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的，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的古典政治哲学必然注入了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血液，它以其卓尔不凡的内涵屹立在世界哲学史的高峰之上。浅显易懂的讲，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世界的哲学史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人文主义哲学。简而言之的概述，中国的古典分为四大显学派别，那便是儒家、墨家、道家与法家，虽然他们所论述的都是“天道”，但却更为注重尽人事，虽然他们所关注的重心都在于“人”，可是又在理论当中谈古论今。这四家的哲学思想既相似，又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点便皆为一个“道”字，真碍事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中的精髓。无论是治国齐家平天下之道，皆是容纳其中，无论是广义的人道、天道，又或者是狭义的君臣之道、师生之道、父子之道等等都在其中。例如说，儒家所崇尚的道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而道家言的道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法家说的道是：“道者，万物序。”墨家所讲的道则是：“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论，博乎道术。”虽然这四家对于治国方针皆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重心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以人为本”，那边是在天人之间、人我之间与我与身心之间的关系与超凡脱俗的思维。

三、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执政哲学乃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灵魂中国的民本主义执政哲学乃是我国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所在，真也是近30年来海内外政治学术界学者们探讨所得出的共识。中国从古至今，政治管理的客观载体便是广地众人。自从夏商周这三个朝代以来直至明清，所有的政治格局都是被划分为四个层次为一体的政治体系的。这种格局在政治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官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治理国家。“民乃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之政治学思想中，勤政爱民乃是最为重要的本质，这也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灵魂支柱。

四、结语总而言之，有关于中国文化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便是对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更深一步的、更系统化的认识与研究这种哲学精神以及特征，这不仅仅限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治国理政，而是应该逐渐发展为中华民族当代的政治思维能力，从而全面的提高所有中华公民的道德素养与政治思想，这具有着非常关键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德先.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

[J].理论探讨，2012，（05）.

[2]林存光.重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兼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范式

[J].政治思想史，2011，（03）.

[3]化涛.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J].晋阳学刊，2008，（05）.

[4]林存光.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论纲――一项基于中西比较视角的审视与分析

[J].天津社会科学，2006，（03）.

[5]孙利.中国哲学视野下人的价值与人的本质问题探讨

[J].北方论丛，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