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本章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论文参考文献多篇写作及规范格式，与文献撰写案例；以《中国旅游地理教学改革目标取向及实现路径研究》例题参考文献为标准。

[1]保继刚.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理性回归——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30年回顾[J].地理学报，2009，64（10）：1184-1192.

[2]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J].旅游学刊，2010，25（10）：13-17.

[3]刘智运.论高校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J].中国大学教学，2006（2）：24-27.

[4]许箫迪，王子龙，谭清美.知识溢出效应测度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7，28（5）：76-86.

[5]赵勇，白永秀.知识溢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09（1）：144-156.

[6]王坤.知识产权对象中存量知识、增量知识的区分及其功能[J].浙江社会科学，2009（7）：54-59.

[7]聂长建，李国强.从“知识增量”向“知识升质”：以法学研究为例[J].理论与现代化，2012（3）：62-69.

[8]张建华，刘仲英.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贡献激励机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2（7）：966-970.

[9]石中英.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教育变革[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4）：1-7.

[10]宣勇，钱佩忠.知识增长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探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21-26.

[11]杨冠雄.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J].国外人文地理，1988（1）：43-46.

[12]王宁.旅游中的互动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6）：18-24.

[13]章锦河，张捷.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及黄山市实证分析[J].地理学报，2004，59（5）：763-771.

[14]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23（4）：58-63.

[15]唐文跃.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7，22（11）：70-77.

[16]杨奎松，谢维扬，赵世瑜等.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1999（4）：49-71，205.

[17]郭来喜，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研究，1990，9（1）：78-87.

[18]Corley，K.G.&D.A.Gioia.Buildingtheoryabouttheorybuilding

[19]张茂泽.论学术批评[J].学术界，2001（2）：85-99.

[20]保继刚，王宁，马波等.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3.

[21]毛丹.理想主义的改塑与解构[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3）：99-108.

[22]保继刚，张骁鸣.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检讨与反思[J].地理学报，2004，59（S1）：132-138.

附1：《论我国地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大道.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全球变化研究[J].地理学报，2011（02）：147-156.

[2]柴彦威，塔娜.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近期进展[J].干旱区地理，2011（01）：3-11.

[3]刘卫东，金凤君，张文忠等.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479-1487.

[4]保继刚，尹寿兵，梁增贤等.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506-1512.

[5]方创琳，周尚意，陆玉麒等.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470-1478.

[6]蔡运龙，李双成，方修琦.自然地理学研究前沿[J].地理学报，2009（11）：1363-1374.

附2：《旅游地理学学科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冯卫红.旅游产业集群：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微观领域.人文地理，2008(3)

2.朱桂凤.中国旅游地理教学理论与实践探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4)

3.冯琼兰.关于中国旅游地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高教论坛，2008(1)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附3：高职《中国旅游地理》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育

参考文献：

［1］李晓梅，项桂芳，彭花燕.谈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的职

业素质培养［J］.十堰职业技术学学报，2007，（8）.

［2］李向群，卢睿.旅游人才综合素质研究［J］.南宁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7，（12）.

［3］李因，汪艳丽，梁磊.旅游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查研究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地理教育改革正在不断走向深入，步入成熟。在世纪之交如何认真地回顾地理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展望新世纪地理教育改革的前景，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地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地理教育界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我国地理教育改革的沉思

地理教育在未来社会中到底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地理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地理教育改革到底应该怎样突破、怎样深人？对此人们都有点徘徊不前，拿不出一个具有强烈说服力的意见来。我国地理教育改革在沉思，地理教育改革徘徊在十字路口。

（－）地理教育改革中贯彻"三个面向"的反思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新技术革命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形势，站在国家民族未来命运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提出来的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十几年来，地理教育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冷静的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地理教育在贯彻、实施"三个面向"中，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地理社学内容陈旧、部分内容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需要、地理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落后、学生知识能力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尤其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还远远不够。另外，地理教育改革缺少必要的理论指导，时常处于观望、等待甚至盲动、不知所措的状态，对社会的变化缺少必要的反应能力，地理教育理论对地理教育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缺乏分析能力和评价能力。地理教育理论与基础地理教育的教育教学实践缺乏联系与合作，地理课程内容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教育理论与地理教育实践和地理专业知识尚未能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教育理论与地理学科知识体系"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

因此，要正确、深刻地认识与理解现代地理教育的待征，就必须突破旧的思维方式，自觉地从“三个面向”的战略高度和统揽整个社会发展的视野中去认识把握地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脉搏。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学观、质量观等素质教育新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用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二）地理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思考

时代的变革与理论的深化将一系列重大实践与理论课题摆到地理教育研究者面前：什么是地理教育价值？什么是地理教育功能？地理教育目的、地理教育功能、地理教育价值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地理教育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符合时展的地理教育价值观？……这是当前实现地理教育价值、不断提高地理教育效益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当前我国地理教育实践与理论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和必须闯过的难关。

现代地理教育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追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而且十分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价值。但是，不少人一提到地理教育的价值，往往更加注重其间接的、外在的价值，即地理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价值，而对于地理教育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价值，却相对地忽视。这表现在许多学校的地理教学中，注意让学生掌握具有实际意义与职业意义的知识与技能，而不注意地理教育活动本身对于学生身心尽可能完美发展的深远意义；注意地理教学内容的实用价值而相对忽视其训练学生心智的价值。尤其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对教育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作了片面的理解，因而在专业设置、学科课程开设、以及学科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倾向，市场上要什么，教师就教什么；社会上刮什么“风”，地理教育就下什么“雨”。这样的地理教育在突出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所需要的学科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地理教育自身的特殊规律性。

现代化的地理教育，必须把促进学生自身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除了对学生有统一的知识技能教学要求外，应非常重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努力发展学生良好的个性，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现代地理教育应该深入认识与把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主动地考虑到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恰当地组织地理教育活动，提供多种有利于发展学生潜在才能的学习锻炼机会，使学生在极富个性化的地理教育活动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优势与特长。同是在教给学生必要的基础知识过程中，重视教会学生收集与掌握各种新知识与新资料的方法。教育学生懂得怎样摒弃旧思想，如何获取新的思想。

二、未来地理教育改革的展望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信息的交流起来越快速，世界各国互联网的建立，缩小了地球的距离，世界变得起来越小，为地理教育现代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展望新世纪，地理教育改革将是势在必行，我们要在改革中创造出未来地理教育的蓝图。

（－）转变教育思想，更新观念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先导

教育是未来的事业，需要有预见性、超前性，教育观念的转变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无论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我国经济的转型，对地理教育改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都对地理教育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要求。目前，地理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不够理想，各方面阻力仍然很大，困难也很多，有相当多的问题，属于思想认识和观念方面的。必须摒弃旧的观念，树立新的观念。必须以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为先导。

地理教育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何面向新世纪，是每一个地理教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更需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推进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探讨和研究。当然我们要防止那种远离现实、空对空的纯学术研究的倾向。地理教育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要有突破性进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阻力，亟需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上不断更新，克服重硬件、轻思想，重近用、轻长远“急功近利”的倾向。如果思想观念上理不清、把握不准，就不可能知道地理教育改革该如何深化。教育仅靠学习过去、重复再现已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地理教育必须强化"面向未来"的观念，以创新为主要特征，并且逐步取代重复和再现。

一种面向新世纪，以培养具有全面综合素质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素质教育观正在形成。在教学思想上，摒弃把学科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观念，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素质教育；摒弃单纯传授具体知识的观念，强调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实践技能、创新能力和道德品质的综合培养和训练；摒弃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强调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技术进行双向教学，使学生学会学习，具有自学和充分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些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将对下一个世纪的地理教育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二）构建崭新的地理教育理论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关键

教育理论研究演进到当代，应该说已完成了有关教育基本“观察”材料的搜集，并且从由夸美纽斯开始的对教育现象的系统概括与归纳也臻于“完整”或“全面”。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如果想在原有认识框架内来寻找突破口是徒劳无益的。教育理论研究态势必然地要走向一种新的整合，以求得对教育认识的全新突破。21世纪地理教育改革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首先去致力于形成严谨的关于地理教育的概念与原理体系，构建崭新的地理教育理论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旦形成了这种体系，本身便酝酿着地理教育理论的一场大变革。这一点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前十年的研究“热点”和“关键”，并经此突破口而带动整个地理教育改革向着纵深发展。

本世纪以来，教育学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地理教育学”则显得更为滞后。今天，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所重视。我们的地理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经验水平，更不能醉心于陈腐观念的炒作。地理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必须依靠开展地理教育科研，从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出发，进行系统的艰苦的探索。

随着我国繁育改革的蓬勃发展，地理教育改革中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亟待研究解决。而地理教育研究远远落后于教育改革的形势，它必将影响我国地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地理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必要同时也有可能从理论形态、思想体系上去讨论研究地理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地理教育改革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并由此构建地理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由于我国广大地理教育研究者思维空间的拓展，地理教育研究正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由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由孤立的静止的线性研究转向整体的动态的立体研究，正向健全的完整的地理教育学的科学体系迈进。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我国地理教育改革的沉思

地理教育在未来社会中到底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地理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地理教育改革到底应该怎样突破、怎样深人？对此人们都有点徘徊不前，拿不出一个具有强烈说服力的意见来。我国地理教育改革在沉思，地理教育改革徘徊在十字路口。

（－）地理教育改革中贯彻"三个面向"的反思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新技术革命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形势，站在国家民族未来命运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提出来的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十几年来，地理教育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冷静的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地理教育在贯彻、实施"三个面向"中，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地理社学内容陈旧、部分内容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需要、地理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落后、学生知识能力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尤其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还远远不够。另外，地理教育改革缺少必要的理论指导，时常处于观望、等待甚至盲动、不知所措的状态，对社会的变化缺少必要的反应能力，地理教育理论对地理教育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缺乏分析能力和评价能力。地理教育理论与基础地理教育的教育教学实践缺乏联系与合作，地理课程内容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教育理论与地理教育实践和地理专业知识尚未能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教育理论与地理学科知识体系"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

因此，要正确、深刻地认识与理解现代地理教育的待征，就必须突破旧的思维方式，自觉地从“三个面向”的战略高度和统揽整个社会发展的视野中去认识把握地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脉搏。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学观、质量观等素质教育新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用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二）地理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思考

时代的变革与理论的深化将一系列重大实践与理论课题摆到地理教育研究者面前：什么是地理教育价值？什么是地理教育功能？地理教育目的、地理教育功能、地理教育价值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地理教育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符合时展的地理教育价值观？……这是当前实现地理教育价值、不断提高地理教育效益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当前我国地理教育实践与理论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和必须闯过的难关。

现代地理教育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追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而且十分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价值。但是，不少人一提到地理教育的价值，往往更加注重其间接的、外在的价值，即地理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价值，而对于地理教育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价值，却相对地忽视。这表现在许多学校的地理教学中，注意让学生掌握具有实际意义与职业意义的知识与技能，而不注意地理教育活动本身对于学生身心尽可能完美发展的深远意义；注意地理教学内容的实用价值而相对忽视其训练学生心智的价值。尤其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对教育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作了片面的理解，因而在专业设置、学科课程开设、以及学科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倾向，市场上要什么，教师就教什么；社会上刮什么“风”，地理教育就下什么“雨”。这样的地理教育在突出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所需要的学科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地理教育自身的特殊规律性。

现代化的地理教育，必须把促进学生自身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除了对学生有统一的知识技能教学要求外，应非常重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努力发展学生良好的个性，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现代地理教育应该深入认识与把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主动地考虑到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恰当地组织地理教育活动，提供多种有利于发展学生潜在才能的学习锻炼机会，使学生在极富个性化的地理教育活动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优势与特长。同是在教给学生必要的基础知识过程中，重视教会学生收集与掌握各种新知识与新资料的方法。教育学生懂得怎样摒弃旧思想，如何获取新的思想。

二、未来地理教育改革的展望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信息的交流起来越快速，世界各国互联网的建立，缩小了地球的距离，世界变得起来越小，为地理教育现代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展望新世纪，地理教育改革将是势在必行，我们要在改革中创造出未来地理教育的蓝图。

（－）转变教育思想，更新观念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先导

教育是未来的事业，需要有预见性、超前性，教育观念的转变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无论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我国经济的转型，对地理教育改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都对地理教育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要求。目前，地理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不够理想，各方面阻力仍然很大，困难也很多，有相当多的

问题，属于思想认识和观念方面的。必须摒弃旧的观念，树立新的观念。必须以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为先导。 地理教育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何面向新世纪，是每一个地理教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更需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推进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探讨和研究。当然我们要防止那种远离现实、空对空的纯学术研究的倾向。地理教育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要有突破性进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阻力，亟需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上不断更新，克服重硬件、轻思想，重近用、轻长远“急功近利”的倾向。如果思想观念上理不清、把握不准，就不可能知道地理教育改革该如何深化。教育仅靠学习过去、重复再现已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地理教育必须强化"面向未来"的观念，以创新为主要特征，并且逐步取代重复和再现。

一种面向新世纪，以培养具有全面综合素质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素质教育观正在形成。在教学思想上，摒弃把学科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观念，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素质教育；摒弃单纯传授具体知识的观念，强调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实践技能、创新能力和道德品质的综合培养和训练；摒弃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强调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技术进行双向教学，使学生学会学习，具有自学和充分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些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将对下一个世纪的地理教育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二）构建崭新的地理教育理论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关键

教育理论研究演进到当代，应该说已完成了有关教育基本“观察”材料的搜集，并且从由夸美纽斯开始的对教育现象的系统概括与归纳也臻于“完整”或“全面”。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如果想在原有认识框架内来寻找突破口是徒劳无益的。教育理论研究态势必然地要走向一种新的整合，以求得对教育认识的全新突破。21世纪地理教育改革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首先去致力于形成严谨的关于地理教育的概念与原理体系，构建崭新的地理教育理论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旦形成了这种体系，本身便酝酿着地理教育理论的一场大变革。这一点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前十年的研究“热点”和“关键”，并经此突破口而带动整个地理教育改革向着纵深发展。

本世纪以来，教育学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地理教育学”则显得更为滞后。今天，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所重视。我们的地理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经验水平，更不能醉心于陈腐观念的炒作。地理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必须依靠开展地理教育科研，从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出发，进行系统的艰苦的探索。

随着我国繁育改革的蓬勃发展，地理教育改革中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亟待研究解决。而地理教育研究远远落后于教育改革的形势，它必将影响我国地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地理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必要同时也有可能从理论形态、思想体系上去讨论研究地理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地理教育改革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并由此构建地理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由于我国广大地理教育研究者思维空间的拓展，地理教育研究正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由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由孤立的静止的线性研究转向整体的动态的立体研究，正向健全的完整的地理教育学的科学体系迈进。

（三）加大地理教育内容改革的力度

现代科学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所接受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从国外若干国家的改革设想看，主尽是打破学科中心主义的课程和内容结构，实行学科综合、知识和自力的综合，以实现教育内容的整体性要求。美国《2061》计划就反映了21世纪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全新框架，在各种课程改革设计中，学科的严格界限将被整体组合的课程所代替；在重视"显形"课程的同时，还十分重视"隐型"课程的作用等等。尽管课程和内容的架构有各种不同的设想，但从学习者一一21世纪新人的整体素质出发做出改革设计，这是共同的出发点。我国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学校在进行不同设计思想的实验，并吸取国内外有益的经验，规划我国未来的地理教育内容和议程体系。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世界共同探讨的热点问题，其目标是：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新地理学科教学内容，建立现代地理课程体系。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传统内容与现代内容的关系，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关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实现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的重心转移；从“知识中心”向“方法、动机、活动、经验中心”的重点转移；从“教师中心型”向旨在自我教育的"环境活用型"的重点转移。要改革地理教材和教学，要删减陈旧、繁琐的教学内容，吸取现代科技成果，开阔学生的视野。要教会学生最基本、最核心的知识，在掌握必要文化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获取新知识的学习方法和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补充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加快推进地理教育方法和手段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材版本；教材评价；编写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 G・J的《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发展，但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教学、研究、出版相互推进。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和教学的不断更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人文地理学内容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因此，人文地理学教材应不断更新，对于陈旧的教材必须充实新内容和修正旧资料、数据，修编新版本教材，应该将学科理论和实践进展的成果不断充实到教学中去，只有这样，人文地理学才会不断发展前进。人文地理学教学在发展，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教材的编写者也应当顺应时代步伐，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优秀教材，这样才有助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地理学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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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茂林.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评价与建设献议[J].地理科学，2007，27（6）.

[7]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8]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第3版）[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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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陆林，等.人文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陈慧琳，等.人文地理学（第三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2]顾朝林，等.人文地理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3]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4]Terry G・J.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M].1990.

[15]李小键.英美经济地理学教材特点及我国同类教材改革思路[J].地理科学，1998，18（3）.

[16]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 现状 发展方向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只有完整的、高尚的文学理论才能够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国度。所以，文学理论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发展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要能够掌握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全面推进我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一、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

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之下，我国不断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一定的变化。再加上中西方两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使得我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偏差，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惑。

（一）金钱主义盛行。在社会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之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竞争压力的提升，金钱主义开始扩大，尤其是面对人们对物质世界要求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已经逐渐超过了对社会文明、文学理论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学者研究的东西，与他们无关，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谋生，就是赚钱。在如此强盛的金钱主义的影响之下，文学理论的发展自然容易被忽视，使得它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二）人文关怀的缺乏。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是维持社会运作、保障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在人们都在追求经济的同时，竞争的加强、生活速度的加快都在消耗着人们的精力，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人文关怀越来越缺乏，这就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得不到支持，无法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三）世界观出现偏差。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之下，我国的文学理论开始不断地受到来自于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些多样化的思潮不断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不断地撞击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些思潮中有好有坏，这样就容易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开始出现偏差，使得我国的文学理论发展中失去了共同标举的世界观以及价值取向，这将给我过文学理论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危机，影响我国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四）没有强大的思想以及精神支点。在多国思想的冲击下，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开始失去了强大的领导者，使得我国文学理论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开始自行其路，学者们都开始依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展开文学理论的研究，使得文学开始出现边缘化，也就是说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显得非常混乱，没有强大的思想以及精神的支点，导致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知所措的局面。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面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我国的文学就真的将在此止步了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失去我国文化的精髓，我们只是暂时地在文学上出现彷徨。那么，我们一定要能够掌握好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认清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再创辉煌。那么，就我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其发展方向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技术化及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技术的修养也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那么，在现在文学理论的发展道路上，人文精神的弘扬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字和知识的传承了，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文学理论很有可能会以技术的形式继续存在，例如琴棋书画的传承，以及其中所含有的精神依托。而且，因为现在的人们早就已经厌烦了那种仅是文字的命名和口号，技术的高低才是评判一切的标准，所以只有将文学理论的发展具象为一种技术和专业，才能够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全面推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面对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强，各国不同的思潮开始涌入我国，有好的，有坏的，这些思想、文学都将对我国的文学理论造成一定的冲击，推动着我国文化的改变。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文学理论的发展要能够坚守自身的文学精髓，不可因外来文化而动摇，同时要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良的部分，以此来改善我国文化的不足之处，以完善我国的文学理论，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推动我国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学的不断扩大，全面丰富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优化我国的文化产业。

（三）理论构建与批评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在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理论的构建和批评往往是相互分离的，理论构建负责主要的理论阐释，而批评则是负责对理论的批判与评价。因为两者的互相分离使得理论的构建显得更为片面，无法凸显出文学理论的客观性。所以，在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之下，理论的构建和批评一体化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之一，通这个发展过程中，理论的构建是主体部分，批评则是次要部分，通过理论构建的同时对该文学理论实施评价和鉴定，能够有效地消除掉文学理论发展的片面性，这对于推进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四）“中国问题”的关注度增加。我国是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中，理应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长期的对外交流中较多外来文化的涌入，使得我国学者开始对国外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却逐渐忽略了本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这样就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对本国问题的关注。所以，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中，“中国问题”的关注将被加强，文学理论学术的研究将更加以“中国问题”为核心，注重“中国问题”所阐释的有效性和现代性，从而为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总结：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发扬传统文化，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够认清我们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重新整理好我们的发展意识，认识到我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全面推进我国文学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淮南. 艺术美并不“高于”自然美[J]. 河北学刊. 2013（03）

[2] 刘淮南. 中国经验和文论教材建设[J]. 中国图书评论. 2013（11）

[3] 刘淮南. 再谈文学不“高于生活”[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01）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应该做的工作首先是冷静地不卑不亢地审视、反思与追问,清醒理论意识,清理研究思路,明白问题与症结,寻求理论突破的切入点,然后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着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着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 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 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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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自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传播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怎样才叫做“中国化”，如何才能够“中国化”，一直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中国化”问题日益变成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

这里想从问题的角度，谈一谈反思性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依然要抛弃两种“僵化”：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僵化；一种是对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理解上的僵化。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解释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解释成编织所谓“中国化”知识体系的材料；后一种是把西方现有各种学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身上，当作所谓“中国化”最新最高水平的成果。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一种“僵化”，虽说还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有些时候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对于第二种“僵化”，至今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反而存在一种缺乏深入了解基础上的迷信。

比如，当人们强调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要有其价值倾向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时候，信奉某些现代西方文论的人便会拿出所谓“审美非功利”来加以反驳；当有人强调文艺理论要有“求真”的科学性时，一些人又拿出西方所谓“生命本体论”或“后现代”理论加以阻挠。这说明，在西方现代文论面前，只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缺乏带现实感的“本土”意识，是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弄成不伦不类或实用主义的东西的。

再以当下的“文化研究”为例。本来在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它与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一些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来讲是反诗意的。因此，“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他们一般不把“文化研究”归人某一具体学科。而我们中国，有些学者则鼓吹文艺理论要向“文化研究”作“战略转移”，要进行“文化转向”，甚至吓唬人地说，谁不搞“文化研究”，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仿佛“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出路，大有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势。这种“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构成的危害，恐怕不在其它教条主义之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髦化”或“庸俗化”。对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时尚，若“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外国理论是解决外国文艺问题的，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解决的是中国文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结合的好坏，就是“中国化”程度的高低。除此以外，走别的路子恐怕都是未必可行的。

不能不承认，在文艺理论领域，一种新的西化教条倾向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种倾向已波及到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对此，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早已有所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实现自己的“中国化”，一直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此外，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应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潮流，因为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是一致的。可现实情况是，要真正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往往需要有默认“非主流”定位的勇气，有同抢夺话语权、霸占媒体主体的“西化派”对垒的准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西式”僵化的危害。如果任凭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替代科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或者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边缘化，那我们真的就会沦为只能在西方“后学”的“殖民地”里耕耘。不可否认，人们已经看到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热情和能力，与传播和张扬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和能力相比，是很不对称、很不均衡的，后者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实际上，前者的任务和创新的课题，却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一则说明我们的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有某种偏离主航道的倾向；一则说明我们有效整合西方现有文艺理论和学说系统的独创性工作还做得不够；再则说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部还缺乏自觉的学派意识，因而缺少同国外学界交流、对话的独有的理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僵化滑向另一种僵化，不可避免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我理解，首要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艺问题。搞清楚我们时代的主流文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质上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同我国文艺实践结合的具体化，就是解决中国文艺实际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获取支持和营养。

历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中。该报告1944年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里时，这一概念没有变化。但在建国后，该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删除。这个变动，固然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也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和“在中国具体化”，其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可能认为后一个概念比前一个概念更为贴切、更为准确。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既包括观念方面的成分，又包括形式方面的成分。他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就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同革命的进步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同落后倒退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它必须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实施和传播。这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应当“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这一点，确乎已成为文艺学建设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已经明确表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搭界。这在当前理论“多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成果，可细究起来，它们与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还相差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形势下，还为数不少。 这个简单论文也接近于无。这和上海那家文艺理论研究刊物的状况比较相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上述现象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相当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正处在萧条、冷落、边缘化、被无视、被排斥的状态。这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初衷，是很不协调，很不合拍的。

三

与这种被冷落的情况相呼应，还有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都喜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都认为那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掘、拓展或超越。因而，出现明显的“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这也很值得深思。

譬如，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说“后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或“存在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中国化”学说呢?换句话讲，把“存在主义”、“实践本体观”与“主体间性论”等理论融合起来，是否就能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呢?是否这种观点就可以说成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又如，把西方的文艺学说、尤其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直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属性和特有原则，只是承认或强调所谓人类性、文化性或审美性，这样的文艺理论，尽管其中有相对合理的成分，但能说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吗?回归康德，回归尼采，回归“新感性”，回归“社会交往”或“文化诗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途吗?

再如，把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进程主要描述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 ’特征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过程解释成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不是视野狭窄、偏于一隅?是不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真实进程格格不入呢?这种梳理，打着改革开放和肯定成绩的旗号，其理论内涵恰恰带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实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和灵魂。

还有，就是认为我国“五四”以后的文艺理论走上了一条重功利、重政治、重道德、重反映论的歧途，主张新时期“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主张新时期文学理论要“改弦更张”，要回到“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上来。这种“改弦更张”论的药方，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诸如此类的所谓“中国化”现象，还有许多。尽管从全局看，这些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代表本质，但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其中有一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不能变成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文艺理论，也不能变成用所谓中国文艺理论去“化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变成中国文艺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还是强调“综合创新”，强调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强调“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总之，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提高到新的境界。这些不尽相同的提法，不过是各自强调的侧重面 ——有的侧重于它的实践性，有的侧重于它的创新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时代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民族性等——有所不同罢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归根结底是与它的鲜明的时代特性、突出的实践特性、浓郁的民族特征和不竭的创新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体部分，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一直在实践中铸就着有中国特点的文论品格。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既是一个实践诠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过程。而且，这种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一致的，有时实践诠释走在前面，有时文化解读走在前面，有时两者可能发生摩擦。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先进文艺的结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已经基本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呢?我认为是远远没有完成的。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个提法很有针对性，也很有新意，对文艺学的建设也很有指导意义。我理解这里的“推进”，就是创新；这里的“坚持”，就是继承；这里的“中国化”，就是具体化；这里的“结合”，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而这里的“基本原理”，主要就是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法。报告中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进一步表明，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过程，是需要许多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的。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文章主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人文地理学的含义[1]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科。人地关系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它与自然地理学被并列为地理学的两大支柱。人文地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经济、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民族、行为、感应地理学等等。

2．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人文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和拉采尔，当时称为人类地理学。由于他们过分强调"地对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坑。20世纪2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韦达 白兰士及其学生白吕纳提出"人地相关论"称其学说为人文地理学。他们的观点成为人文地理中"或然论"的理论基础。本世纪20年代始，地理学注意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探讨地理学新起点的各种学说竞相争鸣。各种学说的共同点都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都抛弃了以往那种"自然为因，人生为果"的命题，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人地关系。

3．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内容[2]

人文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1）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2）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3）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4）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趋明显，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加强。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将可能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识形态观念学。寻求知识的社会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认识论。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假设（我们认识了些什么？我们是如何认识的？）（3）本体论。支持理论或观念体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设（什么可以被认识）。（4）方法论。一套可以应用于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现象的计划和程序。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论。

4.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4.2 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4.3 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4]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4 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应研究的热点。

4.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人微观。

5. 结束语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1] 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2] 林珍铭．二十一世纪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优化和创新[J]．内江科技，2006，(8)．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漫漫长路中，有一个人似桥梁――坚定不移地架在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本土问题之间；有一个人似灯塔――指明了中国社会学前行的方向，同时也指导了一批杰出的后生。这个人是吴文藻，他打破了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理论架构的生搬硬套，他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他在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所率领的“中国学派”的精神可以给当今社会学界以极大的启示。

关键词：吴文藻；社区研究；“中国学派”精神；启示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的关键性人物。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热情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之上，更表现于他毕生为此所做出的大量实践工作。为此，吴文藻被社会学界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亦被李培林先生称为“社会学中国派的奠基人”（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吴文藻1929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开始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书。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方面,吴文藻是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

一、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应用的误区

李培林先生在他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

李培林的意思十分明确，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陷入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盲目应用的一个误区。广大学者希望运用自己的“洋知识”来救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抛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抛开战时中国的复杂国情等等，而单纯试图将已有的事实与西方理论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误区。

对于这一点，吴文藻在当时是清醒的。他清晰地看到：中国学者若是想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首先要寻找一种有效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构架,才能用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科学的研究理论框架？怎样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吴文藻十分迫切地希望找出这一条社会学中国化之路。

二、社区研究之路与“中国学派”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文藻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他带领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青年学者，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燕京-云南社会学工作站，并希望以此为基地贯彻中国社会学者建立比较社会学的设想。

经过对西方各派系社会学理论的苦苦思索，吴文藻提出了他的“路”――“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他认为这就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吴文藻借鉴了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吴文藻对自己的“路”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而他眼中的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除此之外，吴文藻还对“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更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换言之,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

吴文藻提出的这一条“路”归结起来说就是将“社区研究”作为核心议题，同时将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李培林先生认为，吴文藻的这个社区研究理论框架奠立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基于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做出的贡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将他所领导的学术团队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在吴文藻的领导下，形成了众多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以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分支以及其学生林耀华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学派”的两大分支，对“中国学派”的发展起做出了突出而有力的贡献。

三、“中国学派”精神及其启示

吴文藻这样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

他本人在推行社区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亲自到蒙古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还另派研究生到一些乡村作实地考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可见,吴文藻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是紧紧围绕中国问题的实际而构建的。

我将吴文藻及其“中国学派”在贯彻社区研究之路时所体现的精神称为“中国学派”精神，这种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1.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早在孔德之时，社会学的先哲们就已提出“实证”的思想，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因此，无论当今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发展，我认为实践或者实证都是应当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的。

在吴文藻创立社区研究方法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者事实上已经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隔离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吴文藻带领的“中国学派”走出了这种误区，走向了研究实地。他们使学界的方向重回“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这种“方向上的回归”给当代研究社会学的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在任何时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都不应该脱离社会学研究实践。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论是何种社会学研究课题的提出都需以理论知识为依靠，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便很难提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也很难保证调查研究在一条科学、顺利的路途上进行。其次，光有理论也是不行的。缺乏数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而没有说服力的，一个再严谨的理论方案若是没有实践调查的检验，都是无法被认可证明的。同时，我们会在“实证”的过程中发现理论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从而对现有的理论做更好的修正，使之更加适应实际情况。

简而言之：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共同发展才可以取得真正的发展。

2.“活”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学派”适时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中提取中适合中国的部分，并进一步依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完善，从而提出一套对中国“对症下药”的社区研究方法。这样的做法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理论仿佛有了生命，“变装”来到另一个国家，然后新生。

这对当代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社会学理论绝不是死水一潭，所有的理论模型框架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变成适合特定情况的“新理论”。只有当我们将社会学理论这样用“活”了，它才可以发挥更好的功用。

这就给了当代学者一个非常广大的研究空间：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相关研究。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笔者在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的短短两年中，虽尚学浅，也知道我们更多地是在学习西方社会学大家的“原版理论”。确实，我们可以在这些理论中获得启发，但它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性却是较低的。我们更希望学习到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以后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还是在于服务社会，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者，就是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实践知识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因此，我呼吁广大中国社会学者可以在研究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使之变“活”――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一些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具有中国实际社会意义的理论。

3.对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自信

这最后一点是我所受的最大启发。

且看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差距之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在我们看来已经到了一个“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实际上也反应了他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不自信――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进行独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必须依靠西方的先进理论为支撑。

这时，吴文藻不动声色地行动打破了这种被动。

吴文藻率领他的学生开始建立社会学工作站，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展开社会学研究――他们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之路、从而为中国社会做出些贡献。

结果呢？结果是他们找到了作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研究理论基础的“社区研究”之路，同时以其不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肯定，被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是这样理解这其中的道理的：作为学者，只要除去身上的浮躁之气，秉着一个简单的信念，克服困难，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研究，他都会有所成就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但只要学者们真的希望为中国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并且可以克服各种困难，他们都是可以做到所谓“成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想来的，也不是等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来的。

反观今天的社会学界，西方理论依然处于“帝国主义霸权”地位，但以史为鉴，中国学者还要被这种“霸权”吓住，畏缩不前吗？

因此，我想说的是：中国学者有理由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研究保持自信！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凭借对祖国和学术研究的一腔热情取得耀人的成绩，那么在各方面条件都更加完备和成熟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能在中国本土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吗？

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自信，并且有所作为。笔者希望，在21世纪，会有新的“中国学派”诞生！

结语：读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漫漫长路中的所思、所行，对当代社会学界的启示是极大的。本文仅为笔者一人所感，还望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00）

参考文献：

［1］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J］.晋阳学刊,1982,(6).

［2］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文艺论争；《文艺报》；真实性；形象思维；影响

苏俄文学和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传播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期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不可忽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文艺报》是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重要桥梁，对中国此期文学的发展与规范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国内文艺论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文学真实性和形象思维两个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对《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情况做了一番梳理考察，以探讨五十年代《文艺报》如何通过传播苏俄文学与文论而对国内建立一体化文学规范起到影响和作用的。

一、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是五十年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 “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文艺报》对这一问题的论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此时的《文艺报》可以更多地认可自主的、自由的声音，可以认可文学的真实性的提法。并且，《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以来关于真实性的文艺思想，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间接表明了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使得国内文学界能够接纳真实性的文艺观念。《文艺报》1952年13号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号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号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威·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实际上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到：“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1］塔拉森柯夫的文章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实际上与国内提倡的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没有区别。索弗罗洛夫在《争取生活的真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脱离现实，“许多作家都已丧失了苏维埃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他们都似乎只急于想把我们的生活予以诗一般地美化，而对于生活中那些否定的现象，对于那些伪善者，已不予注意。对于我们的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正在顽强地和尖锐地斗争着的那些缺点，也都忽视不见了”［2］。索弗罗洛夫要求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样新颖、真实、能吸引人的剧本才能够以自己的尖锐性和真实性，以自己能接近人民思想与渴望的东西而抓住观众”［3］。《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表现出拥护真实性的立场，并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真实性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影响国内对真实性的认可。

这种情形在特写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写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特写在苏联受到重视，它主张如同新闻特写般地真实地再现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现象。瓦·奥维奇金更是大力提倡以特写来真实地再现生活，从理论上辨明特写的重要性。《文艺报》成了传播特写的阵地，无论是苏联关于特写的动态还是关于特写的理论都一股脑译介过来，这些文章倡导特写，引导写真实的文学思潮。《文艺报》1954年第22期刊载《苏联召开全苏特写创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了苏联特写创作发展的情况。1955年第23期译介《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把特写分为两类，深入地论述了不同特写的特征。1955年第七、八期发表了刘宾雁翻译的瓦·奥维奇金的论文《谈特写》。该文详尽地介绍了特写这种文学式样的意义以及特写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并把特写称为“侦察兵式”特写。《文艺报》1956年第8期发表刘宾雁的散文《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深入地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风貌，介绍了他的有关文学特写的思想。在苏联众多的文学问题中，《文艺报》把目光投向特写，旨在为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推波助澜，引导国内比较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国内掀起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文学浪潮，通过译介苏联特写来影响国内的文学创作。所以，五十年代“干预生活”的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文章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将主要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保守主义以及革命意志衰退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社会弊端，都是受到苏联特写的影响，这其中《文艺报》传播苏联文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

这一问题同样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思想、译介苏俄理论文章直接影响了论争的开展。形象思维本来是文艺创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思维，但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在苏联，别林斯基最早提出了形象思维的命题。1840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中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953年，布罗夫在《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中对形象思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形象思维不能解释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本质，他还认为在创作活动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能并存，布罗夫实际上是否定了形象思维。尼古拉耶娃反驳了布罗夫的论断，她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中认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定义的中心。”［4］1956年，布罗夫出版《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更加引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虽然在三十年代形象思维的概念就传入我国，但真正的论争是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的背景下引发的。《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苏联学者的文章，如狄莫维埃夫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伯林斯基的《论所谓纯粹艺术问题》、索包列夫的《美学问题与苏联文学》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形象思维问题，但其中不少地方有所涉及，引发了中国对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在《文艺报》的引导下，国内这次论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文艺报》1956年第9期发表了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将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到高潮。由此可见，《文艺报》译介苏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文章对国内产生论争以及论争的焦点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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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文论对论争的作用

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是在《文艺报》译介、传播苏联文学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离不开苏联文学这个大的背景，而《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文论对国内的论争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促使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在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苏联文艺观成为论争的标准，不管论争者的立场是什么，都一起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些论争中非常响亮的口号也都是直接从苏联文学拿过来的，作为论争的基石和参照。并且，在论争中，《文艺报》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也间接表明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苏联这一时期出现特写以及相关理论文章，由于《文艺报》的译介，国内马上掀起讨论特写的浪潮。如果苏联的特写理论没有被《文艺报》译介过来，就不可能在国内论争中掀起倡导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特写浪潮，更不可能出现大批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生活阴暗面的特写式小说。《文艺报》促使了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看齐，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也是如此。国内以前一直不太注意这一特殊的思维方式的规律，更没有从理论上去辨明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背景下，国内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局限于苏联形象思维的理论水平，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也大多停留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一些初级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这两个问题的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并没有超出苏联文艺观的范畴。在这些论争文章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家们对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推崇，苏联文艺思想成了他们据以判断论争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文艺报》甚至以绝对的权威性促进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因为，我国在五十年代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文艺政策，苏联的文艺观就是当时的主流文艺观，而《文艺报》是维护主流文艺观点的。为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文艺报》可以动用行政组织话语权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确定所要讨论的某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使论争在设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

其次，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文艺报》认为国内需要澄清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时，往往首先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来构建相关的知识背景，继而诱发国内的论争。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据支撑自己的观点。

真实性问题论争一开始，《文艺报》先声夺人，先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这导致了国内关于真实性的论争一开始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要效法苏联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

此外，《文艺报》通过有意地译介苏联重要的理论论争，或者报道相关的论争情况，来构建论争的舆论氛围，吸引国内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的目光，故意制造论争的契机，以点燃国内论争的导火索。最典型的是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在国内掀起论争之前，苏联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进行得很激烈，但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反响，当时中国文坛对形象思维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形象思维的概念虽然在30年代传入我国，茅盾、周扬、胡风等理论家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及，但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一直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展开广泛的论争。1956年《文艺报》第5、6期刊登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康濯的《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两篇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都极力倡导形象思维，再加之《文艺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对形象思维进行了大力阐释，这些都构建了国内论争的契机，使国内的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产生浓厚的兴趣，故而形象思维的论争一时成为国内的热点问题。

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国内关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论争，都与这个在当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介和大力倡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五十年代《文艺报》在文艺论争、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过程中建构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国内文艺创作中一直以来之所以不重视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虽然与当时特定的文艺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理论先在的提倡，没有在理论上辨清真实性和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如形象思维，它本来是古今文艺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思维规律，但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从40年代到50年代，胡风多次谈到形象思维问题，但由于当时文艺环境的影响，文艺界更多的是批评胡风过多强调艺术认识和文学创作的感性特征，贬低乃至抹杀创作过程中的理性的作用。由于文艺界在理论上忽视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当时文学中出现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在形象思维的论争中，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形象思维对于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些论争，才促使了文艺界对形象思维问题的重视。五十年代《文艺报》探讨的理论问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为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激烈的文学论争不闻不问，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论，为论争寻找理论根源。《文艺报》探讨的这些文艺问题，不仅仅是维护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化。在苏俄文学影响下，《文艺报》探讨的这两个问题，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还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在根本上还是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

苏联文艺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文学环境对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都有影响。但如果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与文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五十年代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党的文艺喉舌，《文艺报》总是积极参与论争，成为文艺论争的重要阵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度广度上影响了论争，而且无形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五十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五十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塔拉森柯夫.艺术的真实[N].文艺报.1952（13）：p35．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它把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文学的基本性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实践所张扬的新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突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对美学、文学理论学科知识总体体系的互文性改造。互文性理论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互文性理论结构，可以理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余年历程，中国国力的渐次强大，促使世界重视惊艳天下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引人注目的当属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事实上，中国国力的强盛，应当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而在国人环视世界，以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自豪的时候，我们又时常在文化上鄙薄自己，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人就经常感慨在时下学界的西化理论走向中，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不为国人争取自身的颜面，没有在文学理论上能够拥有贴上“中国制造”标记的理论。其实，中国时下文学理论界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偏颇有误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不是没有新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这种在当年改革开放环境中齐声叫好的创新性文学理论之一。后来，由于90年代以后社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的转型，文学理论则随之而整体面对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严峻局面，关注文学生产的热点问题，而轻看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总是要以自身理论建构的成果作为留存在历史轨迹中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刻，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论坛之中。与20世纪80年代齐声叫好、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次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新一轮讨论是以论争的方式出现的。一些学者没有如我前面讲的，尽可能地珍惜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笔抹杀之，根本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刚好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毫无理论创新的宏论。然而，据我对于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若干文章的观点的梳理，我发现，尽管这些否定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意用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表述来界定文学的性质，异口同声地否定把审美这样一个在西方理论界成为共识的文学特性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作为文学基本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一起，组合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他们认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不出任何根据的概念拼凑。

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其中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发生的冲突时，必须注意“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观。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形态，则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西方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就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联文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相当流行。比如解放前一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西方美学史时，就指出“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②。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大革新就在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文学政治化的理论禁区，不再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而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独特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来认识。这就不仅仅把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而且把文学作为表达精神世界的人们自身的需要来把握。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转向。中国的理论家摆脱了政治赋予文学的过多的羁绊，直接探讨文学在其自身活动过程的精神运行的轨迹。这个时候的理论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空前的热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成果。这一审美转向的功过是非，当然应当进一步细致梳理。我个人认为，在当年的审美转向中，也确实有一些学人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文学性质的全部真理，片面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在社会维度上所必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性。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只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学观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之处又在于只讲审美，不讲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一方面继承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同时充分认识和坚守文学自身审美特性，构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和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文学理论。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这里，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同时又面向世界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概念，回答新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实际路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文学性质认识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从复杂的二重性角度，来认识文学性质，这样的文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上就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又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超越和发展。难道这样的理论成就不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不值得在新世纪深化、发展、光大其成吗?

仔细研究反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使这些反对者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审美为什么能够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用以描述文学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审美是从美学的科学视野上对文学性质的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构成角度、文学的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美学是不能相互交融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在现代学科形态的区分意义上，用列宁的经典论述，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若干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把他们的论述编辑成书，也有几大本。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是19世纪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现代美学知识，对文学艺术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论述而开拓出来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建、发展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寻其踪迹，在学术方法上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美学、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知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地建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开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没有知识依托的，不可能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其中并没有引述过任何一句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明确地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③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人类学、艺术史，乃至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大量引用，论证了功利先于审美，劳动先于艺术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理论。如果不把艺术起源的问题，纳入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去充分而认真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不可能得出上述科学结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尔赫恩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在品格上是互文性的”④。对于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论断，马尔赫恩做了一个注释，注释说，“这里和下文，我是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原创意义上使用‘互文的/互文性’这一术语的。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文本性重新界定中的部分。”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对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其文本中，除了具有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标志的文本以外，必然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他者”存在其中。没有这些“他者”，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 转贴于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影响很大，一般用于符号学、文本形式论的研究，影响所及，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术语。互文性理论解构的依然是一元论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按照互文性理论，从对文学性质的研究而言，文学的性质不再可能由单一的概念(作为本文的概念)来概括，在互文性的视野中，由单一概念，比如单一的审美，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贯通的自主、自足的文学观被解构了。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⑥因此，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文本意指实践的丰富性，意义关系的多元性，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互文性概念在文学性质研究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

我认为，这就是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在实践的互文性理论结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本体上的不可割舍的关系。它书写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历史，它的文本本身是互文性的，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也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来丰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当然，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美学的审美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等的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⑦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规定，是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而不是从美学方面提出问题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实际存在方式是审美方式，如何从文学的具体的审美存在方式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纪困惑。中国新时期创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说开始找到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思路。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和文学审美特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文学观。这是一种互文性的整体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结构。从当今受到学术界赞同的互文性理论来审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应该是有其意义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有一些人，还只是专注于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论述，而没有从根本上利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学科范围内的新知识、新问题，难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文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占据西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许多专家之所以不能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就在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中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的结构性理论建构。在学术方法上，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差距，或许就在这里。比如美国的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方式作为阐释模式的历史阐释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出深刻论述，全面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要思想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的充分注意。本文以中国新时期创立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一方面说明这个理论在概念创立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想就此问题，就教于国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特别是就教于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同行，希望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指教。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郝铭鉴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当前文艺理论、建设、学术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　发展

一、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二、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1.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2.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3.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5.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

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入微观。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了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1]林珍铭二十一世纪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优化和创新[J].内江科技，2006，(8)。

[2]杨志英服务业地理学的理论与人文地理学方法论革新探讨[J].人文地理，2006，(6)。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水工环地质；岩土工程；核心理论；理论体系；发展与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TU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21-0113-01

在岩土工程学领域中，水工环地质以及岩土工程学理论的形成，最早是从相对比较分散的水文地质和工程理论中结合发展与延伸形成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日益成熟，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相关的理论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体系，在岩土工程施工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指导性作用和意义。根据目前已经形成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来看，完整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理论内容主要有，水文与工程地质理论、环境水文与环境工程地质理论、岩土工程地质理论、生态水文与工程地质理论、生态岩土工程地质理论等，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理论技术，在岩土工程施工建设中具有相对广泛的应用实现，并且各理论技术的相互结合应用现象也比较突出。本文将对于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进行分析论述。

1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

1.1 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

对于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要从世界性的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形成和我国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形成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概述。而世界性和我国的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包括水文地质核心理论、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环境地质核心理论。首先，世界上水文地质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世纪50年代中期达西定律的建立为标志，发展至今，水文地质理论的形成建立已经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而在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在解放之前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方面都是空白，后来随着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地质学院的成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别才在我国首次进行建立和实现，并且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建立初期使用的教材是前苏联教材，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了自己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教材，并逐渐的发展成熟起来。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是科学技术找水理论，到80年代逐渐转移到地下水开采上，后来随着地下水开采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在面临国家经济发展与地下水资源消耗过大的情况下，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我国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正式进入到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阶段中，当代的水文地质理论应用也全面的进入到了水资源科学调配以及管理、利用发展时期，并且形成了水文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技术量化以及社会的以人为本良性循环理论系统。其次，世界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并且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我国工程地质学理论随着大型工程建设需求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工程地质的勘查，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与发展需求，得到飞快发展，并且在工程地质理论与实践水平上，逐渐进入到世界前列。最后，环境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世界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环境地质同步。

1.2 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分析

世界岩土工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次发展大浪潮。其中，第一次发展浪潮是岩土工程的出现，它的时间比较早，达到数十万年；第二次发展浪潮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第三次浪潮则是以太沙基土力学名著的发表为标志；最后，第四次浪潮是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下出现的。我国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最早以改革开放后为起始，主要将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环境相互结合，实现生态岩土工程形成基础上，与水文地质学以及工程地质学、岩体力学、土力学等结合学科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

2 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1）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中，水文地质理论体系最早形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主要是以地下水资源寻找技术为核心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工农业发展以及现代建设、重点工程项目服务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和贡献。目前，我国的水文地质基础理论比应用技术发展要快，整个理论体系分为三大类型，即标准规范和手册类、标准教材、行业学术理论的研究刊物等。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水文地质学理论与技术也在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开创与发展成果。在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中，工程地质理论体系最早是应用在环境地质研究中，而环境地质学理论成果是以适应工程地质为主。

2）岩土工程地质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应用，与其核心理论形成几乎同步，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是工程地质学与水文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实际应用主要是以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应用到工程建设的各个领域为主，随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技术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3 结束语

总之，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对于工程建设尤其是岩土工程施工建设具有极大的影响与作用，进行其应用与发展分析，有利于促进在岩土施工建设中进行应用，对于岩土工程建设发展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新强，牛振波.论当前我国水工环的现状及实现水工环地质新突破的办法[J].魅力中国，2009（29）.

[2]姜志良，韩晓敏.切实提高水工环技术水平使其更好服务于矿产勘查[J].中国科技信息，2011（9）.

[3]谢万兵，肖刚.关于矿区水工环地质工作对地方产业发展作用的探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12）.

[4]杨亲民.太原市1：5万水工环地质综合空间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J].华北国土资源，2009（1）.

[5]陈梦雄.“八五”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的主要成就与进展（连载V）[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1998（06）.

中国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wWW.lw881.com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