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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

文学与文化论文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 跨文化 尝试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96-02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在不断交流、比较。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进入21世纪后,因为有了之前数百年的发展作为基础,在对于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已经逐步摆脱了简单的望文生义,即把比较文学看作为简单的中西文学比较。从目前来看,对于比较文学一个比较肯定的解释就是跨文化的文学阐释。摆脱了之前的文学误区后,我们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科定位,这种阐释将使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发展中更加具有特色和优势。在比较文学中,跨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因而也就必须面临异文化的问题。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历来不仅仅是文学家们探讨的核心,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文化对比,最终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位。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最终的目的依旧是进一步深化文学阐释。

一、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基本含义

如果把比较文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比较文学出现的时间就在上世纪初前后。关于比较文学的具体定义,和很多文学名词一样,它同样有很多种解释,不同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来源于不同的出发点。常见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者更多种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对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被列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在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研究派别又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

研究比较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无论如何探讨比较文学的含义,最终都必须回到文学的本质上。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学科,基于这些背景,探讨人与人之间文学沟通的各种历史与现状。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在探讨比较文学时,必然会面对不同文化,因此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有不同。所以在面对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观点时,需要始终保持互相尊重和理解。

(二)比较文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著作中,是1816年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但本书仅仅是提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文学名词,并没有详细涉及比较文学的内涵或者方法论等。让比较文学这一文学用语逐步流传开来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维尔曼,同时维尔曼也是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了《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该书是他之前在巴黎大学开设相关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来。在演讲和书的记录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一词,并且对比较文学做了很多阐释和实例,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流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后人也尊称维尔曼为比较文学之父。

(二)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从狭义的方面看,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拿来进行比较。而广义的比较文学,则是把文学同其他各种学科来进行比较,甚至包括自然学科在内。到上世纪末,英国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跨时空的一种关系研究。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不仅仅是跨文化,更是跨越了语言、学科。它产生于文学文化的交往基础,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已经成为一门文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门类。中西方历来都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西方学者中,歌德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的先驱。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的比较文学学派可以分成法国和美国两个派别。在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中,更加注重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和干预。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则主要更加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并且这种比较是基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找出文化差异性的规律和原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代很多文人墨客也喜欢比较文学。但如果引用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如果谈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过程,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末著名文学家、革命家梁启超,在其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一书中,梁启超就曾把黄遵宪的长篇诗和西方的史诗作比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可以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相比。还有学者把李白和拜伦相比,把李贺和雪莱相比。虽然从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来看,这些比较只是一些简单的依附,但也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在民族觉醒的时候,中西文学比较文学已经有了_端。而后,像我们熟知的作家,如鲁迅、矛盾等人都曾细致研究过不同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逐步开始介绍国外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例如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总体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更加强调跨文化的研究,这就不可避免谈到异文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中国的强调跨文化研究,还是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都不同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而是要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把自身的文学作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

二、比较文学与异文化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跨文化的问题。对于异文化来说,广义上的异文化指的是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但在本文中,笔者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因此在本文里异文化指的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文化,泛指跨国文化、跨民族文化等。

(一)异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以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最常见的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启蒙阶段,例如梁启超等人,他们虽然进行了比较文学的探索,但是往往是简单的依附。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把李白、李贺等与拜伦,雪莱相比。因为在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甚至带有盲目学习的冲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在进行文学比较时,希望把中国的代表文人与西方文学巨匠相比。在现代比较文学来看,也许这都不能算是严谨的比较文学,只能是简单的依附。而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依附的实质,不难发现还是当时的自卑。而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新文化运动对学与自强,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极端表现,一些极端的革命者认为造成中国不断被列强欺压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桎梏,即儒家文化对人格的桎梏。在这种心理下,产生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现象。从现代比较文学来看,这些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异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有了这些“异文化”,才会产生文学的“比较性”。如果我们把文学限定在狭义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抑或是散文,乃至现代的电影剧本等等,文学创作的基础都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文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因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学界也有人认为这是百年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研究领域最为开阔的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文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很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真正感觉到在世界上站了起来,改变了原有“不断挨打”的局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学术环境越来越好。同时随着国内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多语言学者,为我们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著作,为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可以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这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摆脱了近代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简单依附问题。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在现代,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很多人也喜爱把电影比较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新时期的异文化,已经不单单是某一种文化,甚至是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文化输出大国当属美国,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小说、散文、电影等时,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种文化交织的背景。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西方人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比较正面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对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启发。

对于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仅仅要站在一种宏观的角度,更需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过去我们走过弯路,曾过于贬低自己,强调西方的优越性。也曾过于鄙视外国文化,强调以我为尊。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心态,都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因此,探讨异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核心观点就在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三、结语

文学的比较从古至今都在西方和中国盛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含义仍旧要从法国人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一书说起。中国人虽然在很早开始就探寻比较文学,并且也尝试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但受到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贬低自己就是过于自大。到现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斫行比较文学研究。同时,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开阔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得以呈现出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徐新建.文学研究的跨文明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2016(1).

[2]韩晓清.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的还是跨民族的[J].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1).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大学图书馆能够为大学文化服务育人提供广阔的课堂条件。大学图书馆为莘莘学子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源源不断的知识资源,是大学文化服务育人的课堂。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应当善于利于图书馆服务育人的特点来培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以人为本作为当代大学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更多的人。设备齐全的图书馆能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阅读条件,既能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又能形成优良的学习风气,这对于建设大学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2.大学图书馆是体现和传承大学文化独一无二的载体。图书馆内典藏着大量的文献资源,能为大学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提供宝贵的资源基础,它是学校进行科学教研项目的基地,直接反映着一所大学的教育水平。图书馆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所在。图书馆固有的教育和服务功能影响并改变着一代代学子,它是体现和传承大学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它是一所大学独一无二最神圣的象征。

3.大学图书馆是大力发展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基地。当你身处于大学的图书馆内,你会被它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包围感染,这里是知识的海洋,是学习的天堂。每一所大学都应当与时俱进,不断传承发展其独一无二的大学文化,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大学图书馆文化与大学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发展。大学图书馆具备两个重要的作用:其一是不断传承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其二是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答疑解惑,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思想。

4.图书馆平等自由的学习氛围体现了大学教育平等的理念。人们常说,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这表明所有的学生都能在图书馆内平等自由地学习,不分身份高低,不论贫富贵贱。图书馆会为每个热爱学习的学生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并以此来不断磨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和精神。图书馆内浓郁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尽快融入学习的环境中,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创新人才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二、简述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1.图书馆是建设校园文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校园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图书馆文化的大力支持。从物质的角度来讲,校园物质文化应当包括校园内的文化设施、环境建设、绿化程度等,图书馆属于文化设施,也属于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

2.图书馆文化集中体现了校园精神文明与文化。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论是从物质方面来说,还是从精神方面来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来分析,图书馆主要是利用其本身能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文化的氛围的优势,并且以此来达到影响学生行为习惯的目的。如果只说它在精神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其实纵观图书馆文化在大学文化中的作用来看,它是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产物。它是校园精神文明和文化的一种神圣的象征。

三、关于加强高校图书馆校园文化建设的几项措施

1.优化图书馆环境建设,营造高校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众所周知,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图书馆内良好的阅读环境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情绪,宽敞的阅读空间、明亮的阅读环境再增添一些人性化的配置会提高读者的阅读热情,激发读者的探索欲望。人性化的配置有助于读者放松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样的环境能使学生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能培养学生们热爱学习、热爱阅读、热爱学校的情感。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鼓励学生们开展一些类似书画展览会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既能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又能陶冶情操,促进大学文化的发展。图书馆的配置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满足读者的变化要求来调整馆舍的布局、配置等。图书馆可以创新一种信息共享的阅读模式来将信息资源与更多的人实时共享,这种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纸质阅读的局限性,而且更有利于读者快速进行阅读,这也将大大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

2.注重馆内文献资源的全面建设工作,为校园文化提供优质的物质保障。丰富的书籍资源是图书馆建设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是影响整个校园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种类齐全的书籍是师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资源基础,因此高校校园图书馆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种类的图书来满足每个师生的阅读需求。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当注重文献资源建设的工作,从培养素质人才的目的出发,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引进积极向上的书籍资源来满足当今学生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3.注重图书馆馆员的文化素养,更好地为建设校园文化服务。高校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来服务育人,因此图书馆管理人员也应当具备熟练的业务水平和一定的文化素养。高素质的图书馆馆员不仅会对校园文化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前来借阅的读者。我们应当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不能只是停留在借书还书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尝试提供一些可供咨询的服务来提高读者的阅读热情。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学文化;数学学习;文化认知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基本理念中充分肯定了数学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在“课程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指出,教材可以在适当的地方介绍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数学家的故事、数学趣闻与数学史料)。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则进一步强调:“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为此,高中数学课程提倡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设立‘数学史选讲’等专题。”可见,数学文化已逐步从理念走进中小学数学课堂。如何使数学文化真正走进数学课堂,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使之融入到数学学习之中。这不仅要重视数学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还要探讨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对文化、数学、学习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做深入的考察。

一、高中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

根据维果茨基的“文化发展的一般发生学原理”:儿童的文化发展所有机能出现两次或两个层面,先是社会层面,接着是心理层面。首先它作为心理间的范畴出现在人们之间,然后作为心理内的范畴进入儿童中。[1]可见,从文化的视角剖析数学学习,至少要采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

(一)同喻性

一个时代文化环境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传递机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从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差异出发,将人类的文化变迁划分为三个部分: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同喻文化是指学习主要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其基本特点是以当代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今天的高中学生带有同喻文化的特征。

高中学生的同伴影响逐步扩大。我国绝大部分高中学生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缺乏可以沟通的兄弟姐妹。而在多数中学,一个班级通常有四五十人之多。家庭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使他们更倾向于在学校群体生活中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同龄人的观念、行为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学教师的长辈角色正在淡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使教师再也无法通过施加压力来传播旧的文化观念,原来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已失去了部分魅力,许多青年人通过自己摸索和感受萌生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想法和期望。特别是高中学生,由于知识的增长及心理的逐渐成熟,开始比较多地从个体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生,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必完全照搬前辈的经验去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那种后喻文化中说教式的思想教育方式,比以往更不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作为文化的数学正以学生乐于认同的方式被传播。数学具备文化独有的特性:它是延续人类思想的一种工具,是描述世界图式的有力助手,精确的形式化、简洁的符号表征常常被成功地运用到其他科学领域。伴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联系数学。在数学新课程背景下,一些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的数学知识进入高中教材。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学生得以快速了解大量知识。不断拓宽的信息通道,活泼平易的呈现方式,使数学有机会向学生展示它人文的一面。

(二)不均衡性

人的认知源于人与大自然、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发展又与个体内部的认知因素密切相关。由于学生的大量知识通过学校习得,他们的认知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联系我国目前高中教育的实际情况,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知存在如下问题。

1.知识结构的不均衡造成学生对“数学”的文化感知产生偏差。学校的学科设置力求体现当代人类知识的主要特征,现代人类知识总体结构中,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部门已大大超过了人文社会科学。人类6 000余种学科中,属于科技类的知识约占总数的。与之相应,我国普通高中课程虽然设置了政治、历史和地理,但在学校的地位却难以与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相比。如果高一阶段有若干可以机动安排的课时,学校更愿意留给数理化等学科。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文、理科学生人数的差距巨大,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文科学生通常只占同年级人数的左右。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均衡,使学生文化素养不够全面,对待事物容易就事论事。有不少学生认为数学是确定的,数学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学校中学到的数学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价值。

2.组织结构的不均衡导致学生对“数学”的文化认同出现逆差。人们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不只表现在教育规模、教育结构方面,更表现在课程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换句话说,科技文化统治着学校教育,科技知识、理性思维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和左右着学校教育教学过程”。[2]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组成方式不均衡。在中学界,几乎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相当重视数学,但他们对待数学的动机不同,其中不乏出于高考的压力。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教学中存在着重结果、重应用的现象,忽略数学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知识的生成是快速的,知识之间连接的链条被机械地焊接,知识的运用中充斥着大量的习题。在“现成的数学与做出来的数学”之间,很难将数学看成是人类的活动。学生数学“学”得越多,对文化的认同反而越少。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学习中的表现形态

数学文化与数学学习融合的过程中,文化、数学、学习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必以某种形态表现出来,而这些表现形态又将决定我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在分析高中学生文化认知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将从数学学习的“文化”特征、文化学习的“数学”课程以及数学文化的“学习”过程三个方面探讨数学文化在数学学习中的表现形态。

(一)群体的活动性

群体与活动是数学文化进入数学教育过程的直接表现。一旦我们以文化的理念开展数学教育,这种表现形态便应运而生。

其一,数学教育的文化观强调学生以活动的方式进行数学学习。

数学作为人们描述客观世界的一种量化模式,它当然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承认这一“客观性”的基础上,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数学对象终究不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是一种人为约定的规则系统。可见,数学的文化观念不仅承认数学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还强调“人”在数学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的界定中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活动的参与中,通过活动,使知识学习与精神教化自然地结合起来。并且,数学文化的渗透性具有内在和外显两种方式,其内在方式表现在数学的理性精神对人类思维的深刻渗透力。因而,在数学教育中,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发挥数学在精神领域上的教育功效。

其二,文化意义上的数学教育提倡群体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的概念始终与群体、传统等密切相关。在现代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中,关于文化的一个较为流行的定义是:“由某种因素(居住地域、民族性、职业等)联系起来的各个群体所特有的行为、观念和态度等。”在现代社会中,数学家显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数学共同体,在数学共同体内,每个数学家都必然地作为其中的一员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从而也就必然地处在一定的数学传统之中,个人的数学创造最终必须接受社会的裁决。“只有为相应的社会共同体(即数学共同体)一致接受的数学概念才能真正成为数学的成分。”[3]文化意义上的数学正是关注到了数学与整体性文化环境的关系,数学“不应被等同于知识的简单汇集,而应主要地被看成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以‘数学共同体’为主体,并在一定环境中所从事的活动。”[4]

可见,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数学知识,蕴涵着一定的“社会性”。教科书上貌似明了的叙述,其实是经过历史荡涤的精华,承载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在学校教育的条件下,教师与学生自然构成了一个“数学学习共同体”,虽然他们未必能发明或创造出新的理论,但面对同一个数学问题,各成员有着不同的行为、观念和态度,这些差异常常在相同的时间聚集于同一个环境。鉴于高中学生文化认知的同喻性,某个学生的见解需要接受共同体的评价才能被承认,教师的教学内容同样需要经过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真正被学生内化。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学校中的数学学习实质上是一种微观的数学文化。

由于学生主要通过在教室中获得数学知识,所以,数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应在教室。已有的国内外研究表明,教师和学生所具有的各种与数学教学直接相关的观点、信念等是影响数学教室文化的重要因素,彼此的数学交流与合作是构建教室文化的主体部分。近几年来,现代教育学正将这种相互交换想法的学习(即互惠性学习reciprocal learning)当做未来学习的模式,作为建构新的教室文化的指标。

(二)系统的开放性

群体的活动显然可以贴切地表现数学学习的“文化”特性,但这些活动始终在“数学”范畴内展开。我们有必要探究高中数学课程的特点。

从文化传承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组织构成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它与社会生活及现代数学的动态联系。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数学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外部力量对于数学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就曾促进了系统分析、博弈论、运筹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研究。虽然高中数学课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出于教育的目的对数学知识进行了重新整合,但这种“教育加工”仍然要尽量地展示数学科学的原貌,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数学的一些分支等正逐步地进入高中教材。虽然外部力量对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学数学课程没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它们表明了数学的广泛应用价值,从而为高中数学课程结构的开放性给出了有力的证明。例如,教材中的有限与无限、随机与确定、结构与算法等都与现代科学技术有联系,而数列、线性规划等直接地涉及学生的社会生活。

从文化传播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观念整合的开放性,通过课程的活化促进文化增殖。数学课程中内容的选择、编写乃至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文化与观念等要素的影响,从而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文化的扩展和延伸。课程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化增殖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在中学阶段,虽然各位教师面对的是同一本教材,但教师总是要根据具体教学过程的需要进行具体的再加工,而这种加工的过程又必然会溶进每个教师特有的个性因素,渗透着教师本人的世界观,体现他的精神面貌并以此对学习者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学生个体素质的多样性,即使是由同一位教师传递并且传递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对每个学习者来说,文化信息的接受也存在着差异。[3]

从文化传递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整体效能的开放性,通过系统属性的联合作用,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和”的功效。在高中数学课程内部,各子系统既保持着纵向的知识序,又维系着横向的方法序。例如,从指数函数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到反三角函数,这些知识被有序地排列着,它们之间借助反函数融为一体,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生动地刻画出函数的性质。在其外部,高中数学课程以工具性学科的地位与其他中学“友邻”课程形成协同关系。“数学课程向‘友邻’课程提供知识和智能方面的储备工具,又从‘友邻’课程那里获得需求信息、实证材料、强化运用数学智能的场所。”[5]例如,函数与物理的势能、立体几何与化学的分子结构、排列组合与生物的基因分析、对称与语文的对偶等。

文化与课程的关系表明,高中数学课程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作为中学数学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要对“数学”有正确的认识,那就是:是整体的数学,而不是分散、孤立的各个分支;是广泛应用的数学,而不仅是象牙塔里的严密体系;是与其他科学密切联系的数学,而不是纯而又纯的抽象理念。

(三)知识的默会性

对群体活动与数学课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数学文化表现形态的总体脉络,但数学文化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被学生领悟。由于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作为文化的数学与作为科学的数学在学习过程中也有所不同。

科学的数学追求完全确定的知识、精确的运算与严密的推理,追求用简单且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世界的规律。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科学观的支配下,人们过多地强调知识的客观性、非个体性、完全的明确性等等,出现了“人的隐退”现象。

其实,知识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纯形式逻辑的,而是常常与人休戚相关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充满着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6]在国际哲学界以创立意会认知理论(Tacit Knowing)而闻名的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从“我们所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出发,把人类的知识分为明言知识与默会知识。明言知识指以书面、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默会知识是指未被表述的、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例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波兰尼认为:“在非言传的‘意会’认知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7]

既然这种默会知识藏于内心,无法用明确的规则来表达,那么该怎样学习传授呢?波兰尼指出:“通过了解同样活动的全过程,我们才能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东西。”基于高中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和数学学习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突出数学知识中的“人性”。

1.客观对象“数学化”。弗赖登塔尔曾言:“我们的教育应当为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文化遗产。”对学生而言,“学一个活动的最好方法是做。”[8]通过“做”数学,“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真实地反映了在数学课堂中形成的文化:具体的教师、具体的学生以及正在形成的具体的‘数学化’。”

2.数学解题“拟人化”。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数学解题过程,它是策略创造与逻辑材料、技巧性与程式化的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序结构的统一体,它与数学的特征相一致,隐含着数学家的思维方式,从而使解题超越了数学思维活动本身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文化道德、思想修养的素质范畴。G·波利亚的《怎样解题》中包含了程序化的解题系统、启发式的过程分析、开放型的念头诱发及探索性的问题转换等,字里行间不时地涌现出诸如“如果你有一个念头,你是够幸运的了”“好的题目和某种蘑菇有点相似,它们都成串生长”“呆头呆脑地干等着某个念头的降临”这些平和的话语,使读者不知不觉间置身其中,一些解题外的感受也油然而生。优秀学生对解题感兴趣,更多时候像在做游戏,说明数学习题中蕴涵着很多人性化的品质──题中寻趣,在于换个角度看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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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振华.默会理论的SSK意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9):32.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1.在大学的建立上,中世纪大学体现了教会与王权的霸权。大学最初的产生与发展始终贯穿着与基督教教会以及世俗王权的冲突与摩擦。到了13世纪末期,教皇与国王权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巴黎大学丧失了许多特权,成为教皇或王权的附庸。绝大多数新建立的大学都要获得教皇的特许,“至13世纪后半期起,获得教皇的特许已经成为普遍趋势”[2]92。如布拉格大学的创办是有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Ⅵ)颁布的特许状;法国的图卢兹大学就是在教皇霍诺留三世(HonoriusⅢ)和格列高利九世(PopeGregoryⅨ)提议下,由图卢兹伯爵(comtedeToulouse)建立的[2]327。2.大学内部的等级体现了神学知识的霸权。在中世纪大学内部,学部是大学的核心,所有的教学或学术活动都围绕学部展开,学部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学问。学部之间的等级关系非常明显,同时反映到所开设的各种科目的等级关系层面上,因为自柏拉图时期,就认为各种知识是有等级关系的。在传统的四学部的设置下,神学部一直享有垄断地位,这种地位受到教皇的保护,所有的教学内容与科目设置都围绕神学的逻辑来进行,文法与修辞在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高级学部的专业知识充斥着教会内容,如法学部主要有《教会法》《封主的书》《敕法摘要》等。同样的,基础学部各科目的重视程度与高级学部的专业性质密切相关。少数教师也因为资深、位高等垄断了各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大学的实权人物和实际控制者。3.学术性行会的生存与神权的保护有关。由学者组成的行会即学术性行会虽然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以及自,但是还是需要获得外在的保护或特权,学术行会的生存也离不开特权的保护,只有围绕在基督教会的周围,才能生存下来。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斗争,在博洛尼亚大学的学者教师甚至还要有政治派别,学校也不允许对立派系的学者来校进行讲学与交流。这种文化的统一性与极端性,在中世纪大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的特殊选择。教学与学术在此时还没有分裂,学术是教学的一部分,学术以教学的形式展开,学术研究是学者教师们个体自发的行为,由于教学是主要围绕逻辑思维的训练,因此学术研究也是以思辨玄学为主,学术与教学同时统一在神学的周围,为神学的霸权地位服务。教学与学术研究处在大学文化的边缘,政治文化占据着大学文化的中心位置。在中世纪漫长的时期,代表大学本身的文化不断与政治的强权文化进行斗争,只是两者的力量对比悬殊较大,自身的文化一直被外在的强权压制着,处在边缘地带,要使大学文化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首先就必须是自身的蜕变和解构,而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西方大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历程。

二、小科研大教学:文化的危机与重立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受到文艺复兴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传统的大学无论在结构、管理、学科设置、课程开设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科学革命使得中世纪神学与宗教文化发生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当一种人们习以为常、赖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同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这种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就陷入了危机。”[3]94文化危机更多的是发生在人的观念与心理世界,实质上是主导性文化脱胎换骨式的质变。16世纪至18世纪,受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影响,以牛顿力学、微积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为代表的近代自然学科体系得以建立。尽管近代科学思想并不是从传统的大学中产生,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问世摧毁了神学的无知与狂妄,使得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社会主导性文化开始向先进的自然科学倾斜,近代科学思想与科学研究方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文化的转变对传统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学就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主张。其后,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也把科研列为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中世纪大学的科学研究虽然在大学也有表现,但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它与教学是一种混合混沌的状态。而上述两所大学明确将科研从教学中分离出来,奠定了科研在近代大学的重要位置。然而教学在大学中所占有的一直是基础性地位,大学最初就是为了知识的传播而建立的,因此科学研究在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研讨班”,即少数或一部分程度较高的学生在教授指导下,通过阅读资料,对某一学术领域或课程采取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轮流分工就某一专题组织系列报告和讨论[4]。由此可以看出科研开始在大学确立了自己的领地,此时的科学研究还只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丰富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视野,大学的主导依然是强化教学,教学渐渐有了较高的自,科学研究在提出之初实质上还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可以理解为小科研大教学,此时的大学文化开始由宗教神学的极端霸权文化向以教学自主、自治转变。

三、科学研究的确立:教学主导文化的消解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大学数量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工科大学与地方技术学院,学生人数在人文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增加并不明显,但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药学专业领域的学生人数增幅较大,科学技术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知识的角度,开始慢慢显示它强大的力量了。“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入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最先感受文化冲突的往往是敏锐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3]99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在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时就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统一性”原则。然而任何概念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研究在内涵上与洪堡时期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洪堡所处的时代,虽然科学的实用功能正在显露,但洪堡恰恰是实用科学的反对者。洪堡秉持典型的‘纯科学’观,坚决反对实用科学进入大学的校门。”[5]与人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洪堡认为如果要获取最高形式有机统一的知识就需要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与能力,为此他在各个系设立大量的研讨班与研究所。当研讨班与研究所大面积扩展到大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时,科学研究方法与能力的训练就不再成为教学的辅工具,学术研讨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从而取代传统刻板的讲课、听课。这一学术研讨的方式迅速成为文化潮流被各个国家的大学汲取接纳。在这其中向德国学习最为彻底的是美国。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美国不仅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授予博士学位与加强研究生教育,更加显示出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科学研究也成为今天意义上的所指。伴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社会团体、工商界进入大学,科学研究除了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之外,其工具性价值显现出来,实用主义的彰显,对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知识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使得大学中科学研究比教学产生的实质性作用大出了许多,各大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大量利益。科学技术的光芒从一出现就照亮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不知所措地跟随着科学技术。在大学尤其如此,科学技术很快从小科研的位置一跃成为在教学之上的大科研,占据着大学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科学研究指挥棒领导下,学者教师们唯科研是从,教学从大学文化的中心退居边缘地带,为科研服务,大学主导的科研文化由此确立起来。

四、教学科研:文化的融合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教育专家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他们认为专门的思想道德课程,对学生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的帮助不大,在课程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更深入、更持久,学生也乐于接受。因此,在医学院校化学教学中,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是促进其成长为复合型人才的起步。

2医学化学教学与人文教育情境结合

医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精神,还要培养其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以追求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2.1具体实施

(1)化学教学设计中渗透医学人文教育。

教师除了讲授物质的化学结构、性质、作用外,还要分析该化合物的合理使用、使用不当或滥用对医学、环境、食品卫生、人体健康的影响。明确化学物质既可以成为挽救生命的良药,也可以成为损害人类的利器。由教师提供或在学生互动中选择一些共同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将所学的化学知识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紧跟社会相关热点信息。导入化学知识,由点入手,点滴渗透,使学生在参与中理解并巩固知识。教师引导学生发散思维,逐步构建与现实相关的化学知识情境,形成学习兴趣与行为规范。

(2)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增加实验室和化学药品安全使用的考核

将《实验室安全卫生制度》及《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纳入学生实验考核中,监督其做好危险化学药品的取用记录。教导学生本着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化学实验的每一个环节,指导其精准、规范、合理地取用化学药品。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还可以训练其严谨认真的实验态度。互动的实验环境是师生相融、合作交往人文精神传播的良好契机。

(3)社会活动的实践教育。

通过化学科普以及相关讲座、社会调研将人类精神文明成果通过公益性活动传播至全社会。将所学知识融入社会实践,科学普及与人文精神培养十分重要。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不仅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原点,而且还是人类的信念之基、力量之源,昂扬向上的现代人文精神是激发一切创造的灵魂所在。因此,让学生参与医学化学科普,能够使其人文素养普遍提升。

2.2实践中的改进

(1)医学化学理论学时与实验学时有限,相关课外科普活动也要占用很多时间

学生在选题、查找资料、参与社会调查、分析讨论、总结汇报时,需利用课余时间来完成。这就要求教师能够灵活分配时间,课内与课外开展指导教学活动。由于采用主动型学习方式,学生在选题初期会无从下手,选题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和迷惑。应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入手,将知识获取、平时学习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载体,在实际活动中引导学生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2)医学化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融合,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学识水平与人文修养。

只有加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教师才有能力和经验解答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还要能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进行引导,从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推动教学过程中化学知识与医学情境的融合。教师指导学生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时,要以平等、博爱的心去关注学生、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3医学化学教学与人文教育情境结合的意义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日益感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其实,早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当外国文论不断介绍到我国,那时我们讨论问题,总要把它们放到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去探讨,自觉不自觉地汇入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从而使我们的意识逐渐趋向一种全球化的倾向。

90年代,是我们深深感到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文化争论、爆发着冲突的时代。在我们自身周围的生活中,到处弥漫着不安与焦虑,好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动与转变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不很确定,难以定形。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边缘化等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大为流行,似乎所有现象都受到它们的浸淫,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权威的人们,一听到这些名词就心惊发憷。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兴起流行文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思想,企图参与现实、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相互的影响。无疑,这些文化行为正使我们渐渐融入一种全球化的意识之中。

至于在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正是它们获得自主性同时又是走向边缘化的时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与批评终于回归自身、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为的轰动效应,而逐步趋向正常状态。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与信息技术的直接介入,使得大众文艺、影视艺术以及传媒工具,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冲击,这导致文学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趋向多样与宽宏。文艺思想进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文艺界实际上派别林立(正常意义上的)而又相互共处。多种文学话语与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地喧哗,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严肃的文学的探索,也有颓唐的文字经营与媒体的无休止营利炒作。开头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甚了了,随后意识到,我们正被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势力,投入了商业化的操作之中,这是难以抵御的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与种种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陈。

在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场,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立场,来理解90年代文化现象。我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大体一致,或者有很大出人,甚至相互对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种故意弓;起“轰动效应”的、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式的批评,或是乱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评,大家就完全存在着求同存异的对话的可能。

我国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构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这在早期当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再行设置任何新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己无济于事,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已按着自身的生存方式与自身的规律办事,远离行政的号召与指令。这一趋势的进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进这一趋势的出现,现实生活的需求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各种号召与指令,即使应时顺势,再也难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文学艺术、文学理论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我国的时候,我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我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我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在我看来,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们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我和童庆炳先生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广收我国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方面有创建的著作,以记录学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与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建设,留下一份思想资料。

在这套丛书里,有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著作和审美价值结构与感情逻辑的著作;有研究文学艺术精神与艺术的生存意蕴的著作;有阐释艺术与人和文艺学的人文视野的著作;有文学艺术本体反思、文化批评、汉语形象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文艺学的民族特色、比较诗学、宗教文艺审美创造的探索;有新意识形态批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主张的张扬;有诗学研究、创作心理、文化诗学、文本生产、原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细致剖析和审美实践文学论;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主张的标举等。此外还将收入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从上面涉及的不少论题来看,它们触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过去的文学理论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些论著阐发问题的深度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论,它们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针对文学、理论的现实,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是新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论实践中发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们自已的文学理论的视界。上面提及的不少问题,可以作为重要课题而继续深人,同时新的理论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丛书的出版,显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展的实绩的一个侧面。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重要的文艺论著,由于出版条件关系,未能列入,使我们深以为憾,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文论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一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从目前的双方文学理论情况来看,说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错位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文论研究向外转的潮流中,我觉得学者们的取向,是不尽一致的。像法国的某些结构主义者,发觉了文学内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文学本身固有的文化涵义,以充实文学研究,这大体是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如托多罗夫。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实际上一开始就转向了所谓“文化研究”。欧美的这种文化研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德国、英国就开始了,80年代初,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已,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研究相应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与主题。关于这点,我国一些学者已有介绍。我们看到,在当今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涨中,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发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义,不仅把文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际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消解了文学理论研究,趋向后现代文化思想。

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解构了以往的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差异、分离、分解、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i]。

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真实则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广告动画、甚至建筑风格与思潮,探讨政治、种族压迫、新的殖民现象、妇女权利与文艺、文化新潮现象,以切入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展现了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化恩潮,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的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酝酿、冲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从而表现了这一研究的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使社会、政治问题学术化。这种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经济、民族问题、种族压迫、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显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某种批判性的一面。同时,几百年来科学分析方法受到了怀疑,学科愈分愈细的做法受到抨击,要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研究的呼声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论建设,又立即拆散、解体了这一趋势。这种种矛盾的文化思想与心态,成了催生当今五花八门的、颇有声势的文化研究的内因,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

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曾经来我国介绍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接着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又风靡我国文论界,并且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80年代下半期,当文化研究在我国还未流行开来.那时我们还把这种研究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跨学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静反思,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处和特点,于是迅速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并且形成了一股争说后现代的热潮。稍后我们看到,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转向了经济、政治、思想的评论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跨向其它学科的分流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在80年代上半期见到的情况截然相反,那时讨论文学问题,指责过去忽视审美,同时对文艺与政治、伦理、历史、社会等联系,避之犹恐不及;或是对这些方面形成的干扰,与文学审美应有的文化选择捆绑一起,进行挞伐,要使文学变得纯而又纯。现在正好相反,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那些探讨社会、思想、经济、科技的学术著作,进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的评论,力图介入政治。社会、思想批判,既有指点江山式的激扬文字,又有随意套用西方术语的现象发生,又一次出现西方术语的大移植,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自然是,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特征、风尚,已经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之一拍即合。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向西方学术前卫思想迅速靠拢、及时学习甚至移植的风尚,把握前沿性问题,以扩大学术探讨的领域,迸而掌握这一话语赋予的话语权力。所以不久之后,媒体就册封了我国的“后现代大师”。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原本竭力反对要有什么中心,倡导颠覆、消解。现在通过后现代话语权力的占有,赢得了声誉,自己就成了中心,却从来没有听说要对自己的地位与宣扬的学说进行颠覆、消解。三是我们发现,后现代研究形形,它们把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问题搅在一起,结合起来,介入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生活,批判现行制度以及体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学术政治化,又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以往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话语权力,力图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无疑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四,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推动了探讨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写作、建筑艺术的倾向,而这些部门,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研究与我国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五是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确实,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引进多种方法,以补充自己。比如,重读中外文学,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来开掘作品的新意,扩大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不是解构主义的研究,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以丰富现代学术的研究。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垢病,我们在后面还将涉及。

我们在上面讲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文化研究,新起的文化思潮的研究。其实,文化研究在各国文化活动中早就存在,有着多种文化观就有多种派别存在,只是没有像当前的“文化研究”那么炫耀而已。比如,我国有历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有考古、语言、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它们是我们文化研究的真正主体。在我国文化研究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

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现代往与后现代性问题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我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多次谈到文学、文学研究问题,认为在当今电信时代,文学是个幸存者,文学艺术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ii]。另一位美国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教授认为,“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iii]。当他们在学术交流中,发现一些中国学者所选择的题目较多地倾向于“审美诉求”,探讨诗学、诗性文化、神话美学、中西文论比较等,就觉得这类问题大而无当,说在美国三四十年前就不做了。同时,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风,忠告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具体、细致[iv]一些,等等。

在这里,美国学者的一些意见,确实是切中肯綮的。比如我们有些会议上的个人论题,相对都比较大,很抽象,个人力有不逮,但还是要做,结果是大题小做,空有架子,缺少血肉,学术质量受影响;而且确定某个问题。样样不管前人有没有做过研究,解决到了什么程度,却是一切由他重新开始,还自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这是重复劳动,这自然不符学术规范。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论文,就不是这样,一般论题小而具体,论述方式是先从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或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围绕引文中的思想,旁征博引,展开阐释,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叫小题大做,做得好,十分讨好。我国一些精通英美文学的老专家,多数受过这类训练,就是这么做文章的。但有时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即有些外国学者这类文章有时做的过于琐碎,难以卒读。这种学风,从新近的传统来看。无疑受到新批评、作品细读方式的影响。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一种基本方式,稍远一些看,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余绪,近一些说,无疑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

从美国学者的意见来看,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不顾理论、政治方面的因素,单纯地讨论文学问题,将是不合时宜,而且看来在他们那里己经有一段时间。这就让我明白了过去极感疑惑、十分不解的下面这些现象:譬如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读到,在英美的文学教学课堂上,讲讲诸如弗洛伊德、德里达、萨特、伽达默尔就算是讲文学理论课了。大学英语系的哲学课,不是由哲学系的老师讲授,而是代之以英语系的教师来操作[v]。再譬如有关全球化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要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是相反,要把哲学著作当成文学著作来读,并要求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如此等等。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而呈现解体现象,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当代欧美学者那种精深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原因了。

人们常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对于欧美文论来说确是如此。从世纪之初到80年代,欧美文论经历了它的繁荣期。内在研究方式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使得在分解文学作品各个因素的探讨方面,曲尽其妙。各种学派一个接着一个,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发挥到了极致,以致觉得再往下去,已经难以有新的作为。这些研究自然都以“审美诉求”为其基础的。所以研究文学性、审美现象、审美思维、细读、象征、神话、修辞、叙事方式等等这类诗学著作,已经出版很多很多,再探讨下去,一时也难有突破。不少被我国译者翻译过来的这类著作,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确实大半是外国几十年前的东西,近期这类论著已是不很多见。像20世纪欧美文艺批评那样群星灿烂的繁荣的时代,可能在未来很难重现。

可是,中国学者为什么仍然要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呢?在我看

来,在当前全球化的处境中,这种倾向正好显示了中外文论相互之间的差异所在。这就是由于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文学艺术研究上所持的不同观点,正好在于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诉求出发,而外国学者的着眼点则是后现代性,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文学理论研究上可能发生的第三次错位的原因了。如果说外国文论确是美妙无比,即使全部翻译过来,但也仍然替代不了我们自己的文论;我们还得建设自己的文论,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这可否说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思想的不同诉求,以何者为主,则要看那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了。

中国文论滞后,其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即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进而完全遏制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的自由想象力。摆脱了这种不幸境遇,文学艺术要成为文学艺术,自然首先要恢复其原有本性,即审美特征。于是在80年代初期,美学、文学理论中就出现了有关“审美”的大讨论,使文学艺术恢复其自身特征,以回到自身,建立自己的学理,确立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随后又看到,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压制既久,所以反抗也烈,以致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认为审美就是审美,审美与其它文化因素无关,排除了审美本身的文化选择与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现象。

这样,在我国,所谓对文学艺木的“审美诉求”,至今尚在清理与探讨过程之中。我国文学艺术所经历的这种艰辛,可能外国同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不少文学理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成过去;从他们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自然已不成问题。但是正好是他们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正是些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的重构。同时在我看来,即使在他们的文论里,也还有一些重要课题要做,如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探讨,恐怕也并未完成。在这方面,外国学者也只是各说各的,并元统一定论和现成答案。而且近几十年由干反本质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不少人宁愿多研究具体问题,而少谈或不谈主义即理论,这种思潮在我国文学理论界也有反映。

比如,如前所说,各类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而且大有涵盖其它学科的势头。90年代下半期之后,在感受到全球化氛围的、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外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学者以为现在再来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文艺诗学、文化诗学已经有点过时了,外国早就不这么干了;只有通过几个文学的例子,引申开去,探讨社会、经济、政治、种族。阶级、公共空间、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与后后现代,才算进人了国际学术前沿,这恐怕未必尽然。自然,外国人说得在理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但是没有必要用外国人这么说了,那样做了,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或是当成我们的学术规范。这种一反不久前的唯审美诉求的做法,又使我们感到困

惑,文学艺术怎么了,怎么把主要是虚拟的文学现象,与经济、史实、社会调查一视同仁,等量齐观了呢?它怎么又成了别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它还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吗?

退一步说,外国人的文学理论的确高明,搬用外国文论,以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在过去就出现过,而且在80年代又发生过一次,但是这种搬用与完全西化的办法未能奏效。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恐怕只是开了个头,我不相信我们的研究开头就成了终结,我倒更相信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比如,我国古代文论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态,更不具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形式。一些专家对及其丰富的著述在清理、整合,力图厘清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进行阐释,建构它的体系,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多种论著各有千秋,但它们分歧也很大,一时难有定论。古代文论的研究,无疑还应寻求新路,进行下去。这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形态。现代性重在精神与价值,要求重构与建设。近百年来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的倾向,或是替代,固然使我们了解到不少东西,但也留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原因在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众多的国家文化中,地位确是太特殊了,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传统悠久,内涵深厚,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如果因为自己的文化制度、文化传统存在问题,企图跨越它们,弃置不顾,而把他人的文化思想、原则搬过来就用,这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弊端丛生,主要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的需求。我国毕竟不同于欧美诸国,后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而且由于地域关系,在进入商业资本时代之后,交流方便,虽然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风尚,传统与习惯,但无疑有着几乎大体一致的文化大背景,有着更多沟通的机会,存在着文化上的更多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确有它们的相通之处,否则就难以相互交往与沟通。但是一个民族,它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的特殊性、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在新的文化的建设中,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更新。要想前进,就必须以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来观照传统,既尊重传统,又批判传统,融会传统。不是简单地采用他人的文化替代自己的文化,而是吸取他人文化中的长处,融会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文化的创造,迸而更新传统,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文学理论简单的搬用总是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现代性思想视为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主导思想。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走过了极为曲折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清理与重新评价正在进行。虽然已有一些批评史、理论史著作,但不少著作由于尚缺乏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或带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如仍然承袭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把探讨变成就事论事;或是只重视某些表面性的文艺论争,以此代替理论自身的探索,结果现代文论自身的形态不见了,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看来需要把种种问题与论争,置于国际文化、文学思潮与国内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加以探讨,并应用多种方法,努力阐明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自身要求、差异与内涵,揭示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不断生成与变化。以现代性、交往对话精神、人文诉求,进行学理性的探索;以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历史理论现象,对存在于一些人中间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与态度,进行适当的辨析。如果不了解20世纪我国现代文论的多种形态,并把它们看成传统自身.只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进行片面地描述、消解与否定,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新的文论建设的起点。因此我们文论的建设与创新,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又是文学理论研究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附带说一下文学史的研究。我们还将在适应现代性的要求、“审美诉求”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必须进行新的整合,尽管现在古代文学遗产研究中有“危机”说,如缺少“兴奋点”,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文学研究”的时代。但对以往经典仍然需要重新进行阐释,同时新的文学材料还会被不断发现,新的文学经典还会被不断界定,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还会重新进行下去的。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素有与多种文化因素结合一起进行阐发的传统,这一传统看来将会获得丰富与发扬。又如有关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述不少,但有新意的不多,而且即使是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著作,也是言人人殊,纷争不休。有的称作文学史,编排有如教程,但很有新意;有的文学史称作教程,但提出的新说,学术个性太强,公认的程度不够高,仍需切磋。

在当今来势凶猛的、主要是体现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潮流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理论,如上所述,恐怕还会按着自身的规律运作下去的,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同时,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今后文学存在的形式与文学艺术创造的思维方式。

把文学视作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不错的。几千年来,文学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之外,相当部分一直混迹于其它学科之中,人们不断认识这些现象,了解它们的特征,直到近百年来,才把文学现象从其它文化形式中分离出来,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较为科学的观念。在高科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转折的全面影响下,人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变化,相应一切意识形式自然会在内部发生变异,文学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正在变化之中,语言文字的艺术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文学艺术的形式无论如何多种多样,它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比如小说,虚构的也好,标榜非虚构的也好,网络小说也好,影视小说也好,写实的也好,玩玩叙事策略的也好,而且即使是那些不断出现的艺术新形式,它们都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艺术意识、审美思维,是人在千百年的自身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的自身本质的确证。在当今文化手段的多姿多彩的变化中,文艺创作会增加自身文化选择的可能,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但它恐怕不会被文化掉自身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特征,而被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兼并。就是说,人的审美思维将会继续存在和得到丰富,那些引不起

文学理论也是如此,19世纪外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了建立文艺科学的初步设想,但只是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形态,用以较为科学地阐释文艺现象。文艺作品自然可以被文化研究视为研究对象,但真正能够全面说明它们的特性的,恐怕还是文艺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在思维方式上是同又不同的。两者都是综合性理论思维,但各有专职。文学研究通过审美感受和接受,探讨文艺作品自身存在的艺术思想、叙事方法。技巧使用等问题,即使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等方面,如政治、社会、伦理、哲学、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仍以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观念、审美变异、审美思潮、审美传统等方面为其主线,意在阐明作品自身的问题。审美意识中的文化的选择与阐释,丰富了诸种审美因素的阐明,所以它仍是文学的研究。这种审美的文化选择的探讨.大体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同样是一种混合型思维的研究,但不同于文学研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研究,它一开始可能从某部文艺作品出发,某个作品的细节作为例子,但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文艺作品本身的问题。从目前我们见到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形式来看,它着重探讨的是全球化经济问题、社会或社会思想问题、政治或政治思想包括诸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身份、阶级等问题。这种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学问题相互混合一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研究中的地位,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用来论证、说明其它学科思想的例子或工具,审美因素实际上被排除、榨干了。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文艺学家所做的这种研究及其著作,主要在于阐明,文学艺术的现状在何种明显的或隐蔽的程度上成了反映了经济、政治状况的手段,这里也涉及大众文学、艺术趣味、艺术形式如何变为一种风靡一时的时尚,时尚又如何变为群体的一种追求,但主要在说明杜会、政治、经济等状况与问题。这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往往相互交织,这一方式的确扩大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但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往往被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风向标,或是它们的附属物。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思维的综合是一种趋势,以致会导致某些学科的合并。但是人类思维方式是否会急剧向混合型思维方式转向,并完全支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我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过去各种学科由于分工过细,妨碍了对事物的整体的理解,而今必须走向综合,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大力倡导综合,主张一些课程的综合与兼并。但相当部分的学科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各种专门性的探讨仍然需要,因为它们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阐明,而且问题又在不断发展。在这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理论、主义要研究,专门的、局部的问题也要探讨;综合性的本质论要深人,单一的现象学问题也不能偏废,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也无止境,所以这一过程可能会较长,此其一。其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一种综合型思维形式,它

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前者,它确是力图发现现实中的新问题,但这是一种重在描述、报告、趋向彻底消解以至否定的思维方式。凡是新的就是好的,主要是对以往一切文化只提质疑,或进行颠覆,而不顾其历史、人文的价值。经典经过几下贬抑批判,就算被消解了,但是没有新的什么可以替代,也不想用什么替代。

自然,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探讨问题的范围,它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使得不少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两栖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由文艺而进人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研究的层次,从而也拓宽了个人研究的领域,这可能正是对我们原有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学科思维的一种反拨。而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正是中外学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活动的领域与舞台,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交叉与结合。至于这类文化研究课题,原先都是外国人根据他们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来的,是否都适合中国,适合到什么程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况且,中外文化研究的现实作用恐怕也不尽一致。

文学理论批评有其自身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它可以从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吸取教益。学者可以一身兼作几种研究,或以文化研究为主导,使文学艺术种种材料为我所用;或主要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兼用其它学科与方法。但是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

比如,在我看来,在大学文科教学中设置文学理论批评这类课程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尽一致。比如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它不是满足于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它探讨以及提供有关文学艺术的风尚、审美标准。审美的文化选择等问题的基本知识,辨明作品的艺术思想质量的高低上下,多样中的优伪良莠,乃至是非曲直,这对于形成人的健康的审美趣味、鉴赏能力至为重要。这是一门人文性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学科。缺少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人们自然仍能写作,并且生活得很好,但是也是一些人在艺术上不能分清高低上下的一个原因。同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趋向多样,需要不断发展的。至于文化研究的注意力,文化研究的学者的真正兴趣,恐怕述不在于文学艺术自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政治。人的活动的公共空间的状况,人群、阶级、妇女权力的变化上,两种知识不好互相替代。

一般来说,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并无文学理论一说,有的只是作品分析,现今似乎也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所替代。前面提及,在课堂上,除了谈谈德里达、弗洛伊德等人就算是讨论文学理论了。有一则消息说到,大学课堂上的内容设置主要是大众文化、影视艺术、行为艺术、春宫画片、广告动画等。因此,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爱德华·萨伊德说:“现在,文学本身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同时由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去的经典著作渐渐被否定;文学教学为了不断求得新奇,以引起听者兴趣,课程就得不断花样翻新,于是争先恐后地引进那些品位不高的、冷僻的文学文本,以替代原有的文学经典。解构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文学意义的消解上,在语言多义、语言能指无限膨胀的思想指导下,以为人们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徒劳的,论者充其量不过是在“表态”而已。当文学的意义、价值、感情被消解干净,突然,相反方向的潮流,如国家、民族、阶级、等级、殖民主义、权力消解、文化冲突等问题又滚滚而来,让人应接不暇[vi]。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文化教学了,它提供了不少知识,但缺乏了人文的关怀。我以为,这些信息不一定反映了全部的情况,但我想也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曾就此问题向一些外籍学者做过了解,情况大体如此,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最近在《文艺报》上见到一文,该文作者有一段时间曾经亲临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做了考察,用不少见闻说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情况。他说到美国的文化研究,原本盛极一时,但是近十年来,已渐渐走人令人尴尬的处境。主要是文化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始于词语,终于词语,看上去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实际上是些不装引信的炸弹,并没有什么危险。同时,文化理论批评不断更新,十分时髦,但没有系统理论。一些保守的名牌大学虽然并不公开反对,但把它们视为左道旁门,在课程中不予认可,以致使得那些原本站在潮头的理论家们的理论难以进入现实。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萨伊德等人,后来都写起小说来了。也有像斯坦利·费什这样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家,公开宣布理论与实践元关,理论与理论之间也无联系,主张“理论无用论”。倒是萨伊德对文化批评理论的遭遇十分痛心,并追悔莫及,他“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谓‘人文的堕落”’,呼吁去掉浮躁,回归旧时细读传统,从文化回归文本[vii]。说的很是实在,他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方面。至于理论家写写小说,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不过上面这幅图景真有些使人心惊,也逼迫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门相当困难的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恐怕得在学养上大下功夫。单凭懂得一些外文,搬用一些外国词汇,对问题并不内行,就拉开架势大谈文化问题,好像天下大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但令人读后或是觉得整篇文章好像是篇翻译文章,或是尚缺乏可信性,有些隔靴抓痒,可能在开头阶段在所难免。文化研究既然是门综合的学问,研究者恐怕得精通几门专门知识,对一些问题确是做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才有发言权。当然,由于我国情况特殊,有时这类文章不免要使用伊索式的语言,从而增加人们理解的难度,这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理论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表现。

[i]见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第155-156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ii]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iii][iii]见《理论旅行(的交流),对话录》,《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v]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1.1国家意识和民族归属感淡化。受西方强势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他们听欧美流行音乐,看好莱坞“大片”,用硅谷“芯片”,吃薯片,过圣诞节、情人节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阅读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却感觉枯燥乏味,对端午、中秋等民族传统节日兴趣索然,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信仰、习俗正被遗忘。这充分表明,大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减退等民族归属感淡化问题。

1.2理想信念不鲜明,人生追求庸俗化。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指引人生的奋斗目标,提供人生的前进动力,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和生存价值感。部分大学生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激励,导致其人生目标短浅、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贪图享乐、进取心不强,缺乏高尚的人生价值追求,人生理想物质化、庸俗化、享乐化。

1.3责任感不强,社会公德和诚信意识淡漠。一些大学生重利轻义,重物质轻精神,缺乏责任意识和义务观念。一些大学生对国家和集体的事漠不关心;对他人、社会缺乏爱心和奉献精神,自我意识过强,人际关系冷漠;公德和纪律意识淡漠,随意破坏公物、随地吐痰、排队加塞、过马路闯红灯等公共场合不文明言行。

1.4人文知识匮乏,人文精神缺失。部分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缺乏兴趣,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缺乏历史的观念、民族的认同感和广阔的胸襟。中科院院士、教育家杨叔子先生有感于此,曾撰文指出:当今的大学生“精于科技、荒于人文;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盘算、荒于仁义;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平等”。人文底蕴的流失,使得一些大学生精神空虚、情感脆弱、心胸狭窄,为高等教育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

2.文化传承对于大学生成长及未来发展的意义

2.1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品德和文化素养。《礼记•大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解。只有自身修养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完成更高层次的任务,实现人生更高的目标。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促进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行,使得身心健康发展,充满正能量。

2.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树立远大目标,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信念。党的十适应国内外新形势、顺应各族人民的新期待,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为此,需要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曾参说:“士不可无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党对当代大学生寄予的厚望,要求大学生立宏志、担大任,形成肯担当、不屈不挠、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2.3有利于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完善自我、提升自身修养、以身作则,才能推及全社会,影响他人、成就事业。传统哲学重视调解人际关系,推崇以诚待人,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建立充满爱心的社会。当代大学生时有缺乏为他人着想的现象,大家同在一个寝室,却不和睦相处,经常为一些琐事斤斤计较,若懂得正己正人的道理,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或将大大缓解。

3.高校人文艺术教育品牌建设的途径

3.1在师生中培树科学的文化传承和教育观念。学生在大学阶段接受比较完善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但要成为一名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仍需要人文素养的有力支撑。应把理工科缜密的逻辑思维与人文艺术的形象思维完美结合,形成目前所推崇的“全脑思维”模式,为大学生在未来社会生活中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教师作为教育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其思想观念、教学方式、职业素养等直接影响学生受教育的程度,教师应该就文化传承和如何有效地开展人文艺术教育问题在观念和行动上做好表率。

3.2在校园中营造良好的人文艺术氛围。有些高校存在人文艺术教育缺失等问题,学生即使有兴趣和潜力,也因缺乏正规引导而有所偏颇。制度和平台是重要保障。例如实行“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要求”即从制度层面和基本框架上给出开展人文艺术教育的方向。高校可以通过第二课堂讲座实现对人文艺术的启蒙,结合专业需求、围绕学生兴趣设计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学生艺术节等活动,营造良好的人文艺术育人氛围。

3.3突破固有范围,以兴趣为牵引建设学生所需的特色活动。开展人文艺术教育要基于学生的需要、兴趣和专长。由此,没必要将教育活动的开展封闭于某一群体、某一方面,完全可以打破固有范围,做到融合互通。例如:J学院的相声俱乐部和A学院的话剧社,收纳了全校多个专业年级的学生加入,以共同兴趣为牵引但又各自分工,实现人尽其才,为学生接受人文艺术教育提供自主空间,达到良好效果。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英语教学不仅要教会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在教学中尽可能为学生创设文化的情境,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但目前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教授更多的是文化产品(如知道英语国家中典型的食品和饮料的名称),而很少涉及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更不会提及有关文化社群和文化个人的内容。根据课程标准的描述,文化意识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如果说文化知识的灌输主要靠合理配置的教学素材,那么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则要仰仗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以及教师日常教学中的潜移默化。(张革承,张洪岩,2007)教师在设计教学问题和活动时要重视文化教学,要考虑到对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文化教学目标应与其他教学目标进行整合教学

2001年课标和2011年课标中将“文化意识”连同“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和“情感态度”列为五大课程目标。“文化意识”目标与其他四项教学目标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关系。在教学中,应采取整合教学的形式,将文化教学渗透在其他四个课程目标的学习中,而不宜孤立地进行文化教学。

3.教学中“文化五要素”要有侧重

“文化五要素”要整体进行教学,但并不是说教师要花费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在每一个要素上。由于文化内容的认知复杂程度不尽相同,教学时需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儿童学习者。(文秋芳,2012)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合理分配各要素的时间。如低年级学生的思维处于形象思维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强,教师可将精力主要放在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这两个要素上,对其他的三个要素可以略讲,让学生大概了解。但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可以多关注文化观念。文化观念涉及的是深层次的问题,这类问题可以引发学生思考,分析文化差异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4.问题形式和内容要灵活多样

上文表中所列问题只是举例,并不是固定的。教师在设计文化教学时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以及要教授的文化内容的不同等来灵活合理地设计问题。如对低年级学生提问文化产品的问题时,可以直接问“你们知道有关的产品有什么”。而对高年级学生提问时,则可以有选择地多问几个问题,如除了问知道的产品有什么,还可以问与此文化产品有关的场所,如圣诞树放在什么地方,圣诞树在哪里购买等更加有扩展性的问题。

5.教学中要提供充足的讨论与思考时间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语文教师在传授学生知识、方法、技能的同时,应该把对教材的分析和对“地域文化”的分析联系起来,将地域文化渗透在教学的具体细节之中,渗透在整个语文教学之中,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同时语文教师应该以教材为媒介,灵活运用教材内容,通过语文教学来弘扬地方文化,激发学生们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文化的情怀,实现语文教学的观念、内容、方法的创新,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文素养、思维能力。白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宋代的范公堤穿镇而过,是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首义之所,也是文学巨匠施耐庵著作《水浒传》的挥毫之处、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圣地。是江苏省文化名镇,镇内的施耐庵纪念馆和新四军八路军会师纪念碑是盐城市重点旅游景点。那在八年级第一单元《长征》专题中,带学生去会师塔看看,或请老红军干部给他们讲讲以前的故事。再如,读名著《水浒传》时,也带学生去施耐庵纪念馆和张士诚的故居看看,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了解文本内涵,也激发了学生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二、打造乡土文化育人底色

收集地方资源,作为教书育人的底色素材,积极探求地方文化同作文教学、习惯养成的结合点。指导学生留意身边的资源,如家乡的变化、农务农活农趣等,白驹具有地方特色的串场河和施耐庵、新四军等人文景观。捕捉到优势资源后,再充分考虑作文课程与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兼顾作文教学中题材、内容、指导的需要,把地方文化和作文课程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家乡名人的故事、革命者的事迹,学习做人的道理,培养良好的品性、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如:请老一辈革命者、老红军到学校来给学生开讲座,将革命故事。

三、构建地域文化校本平台

编写校本课程资源读本,如《藿场丰碑》《白驹采风》,并开设文化阅览课,为学生提供各种阅读的条件,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激发阅读兴趣,从而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根据校本课程,有选择地寻访、考察家乡优美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文化名人的故居及其他人文景观。引导学生了解家乡,了解家乡的文化,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立足地方,引导学生调查了解家乡特有的节庆、传统习俗,传统文化艺术及渊源,让同学走出校门,亲身感悟体验传统文化的灿烂悠久。如三腊菜,因何得名,翻开白驹的镇志,原来它是因主要原料野麻菜的麻辣,芥子的辛辣,腊月天制作最佳,而辣与腊同音,由此而名,等等。

四、拓展地域文化育人阵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摘 要:有机化学是医学院校的一门重要基础课。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使医学有机化学的教学面临不少困境,如理论课时的减少,学生人数的扩增,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等。对此,本文作者分别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法,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有机化学论文

有机化学是一门集理论性、实践性和系统性为一体的学科。医学有机化学是医学、药学以及生命科学等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它衔接无机化学,并为后续的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物化学、药理学和医学检验等课程提供了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医学有机化学的内容虽与化学、化工、生物工程等专业的有机化学课程大致相同,但教学的侧重点、教学的方法须有所差异,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从以下4个方面谈医学有机化学教学实践中。

一、了解学生化学基础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而现阶段各省或地区的高考政策不尽相同,部分新生参加了化学学科的高考,因而具有较为系统的中学化学知识结构,同时对基本的元素、物质以及化学反应有一定的认识,这类学生具备较好的学习医学有机化学的基础;另有部分考生,未参加化学学科的高考,在高中阶段学业水平测试之后便停止了化学的继续学习,这部分新生的中学化学基础薄弱,普遍存在概念模糊,对元素、官能团的认知不清以及对化学反应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这部分学生学习困难,课堂参与度低,进一步导致学习兴趣和信心的丧失,最终难以顺利完成该课程的学习任务。

针对不同生源的中学化学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不仅需要在合班上课时考虑班级合理编排,更需要在课堂教学中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学生,同时满足基础较好的学生更高的学习需求。另外,我们尝试适当安排时间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单独进行中学化学的重要知识点的回顾和讲解,将有利于这部分学生跟上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进度,也有助于他们对后续课程的学习。

二、引导学生系统建立有机化学知识结构

多数有机化学教材,包括该校使用的医学有机化学教材均按照化合物类型(如烷烃、烯烃、炔烃、芳烃、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糖、氨基酸和蛋白质……)进行章节编排,虽利于学生依据化合物类型建立知识结构,但各章节内容仍稍显分散,知识点较为繁杂,学生掌握不易。为了学生能够从最基本的有机化学概念、原理出发建立完善的有机化学知识体系,我们有意识地加强了绪论部分尤其是关于有机结构和有机反应的基本理论的阐述。

比如:绪论中我们介绍有机化学反应包含两个基本的组成:反应物共价键的断裂以及产物共价键的生成。共价键的断裂方式只有两种:异裂和均裂。前者产生自由基,后者产生离子对,两者均为有机反应的活性中间体,大多数有机反应与这两种活性中间体的生成及参与有关,从而派生出有机反应的三个基本类型:自由基反应、离子型反应(亲核或亲电反应)以及协同反应。

在后续章节的讲解中,我们将具体反应归属到上述基本反应类型进行讲解。比如:讲解烯烃的化学性质时,引导学生关注碳正离子如何形成、如何稳定以及如何参与化学反应;讲解羟醛缩合时,引导学生关注碳负离子如何形成、如何稳定以及如何参与亲核反应。这样不仅让学生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反应,并且能够围绕基本反应的类型及活性中间体,将内容庞杂的知识点进行归类并逐步建立相应的知识体系。

三、注重有机化学与医学的学科交叉

有机化学之所以成为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仅因为有机分子是构成动物、植物体的基本单位,体内的物质转换及能量传递也均与有机化学反应息息相关。在医学有机化学的教学中,我们有意识地引入相关的医学知识,在强化对知识点理解的同时,阐释相关的生物学或医学现象,从而提升学生对有机化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例如:在讲解立体化学这一章节时,我们开篇即以“反应停”(沙利度胺)事件为例,让学生认识到确定化合物立体构型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60年代,“反应停”在临床上被普遍用于抑制孕妇的妊娠反应,但随之而来的大量“海豹畸形婴儿”的出生使该药物被禁止使用。后来的研究表明,当时使用的药物“反应停”实际为一对对映体混合物,即安全的R构型及致畸的S构型的混合物。通过这一实例,学生自然意识到立体化学对于有机化合物结构的重要性,课堂专注度也显著提高。

在具体章节的讲解中,我们还尝试以常见药物分子为例来阐释相关的官能团或者分子片段,做到医学、药学知识与有机化学知识点的融合。比如:在羧酸及其衍生物的讲解中,我们以青霉素等为例向学生介绍了含特殊结构片段――“β-内酰胺”的一类抗生素,使学生对酰胺的理解得以强化。同时,我们还对青霉素的发现、发展和临床应用背景进行了介绍,从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医学研究的兴趣。如图1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体育教学技术教学理论教学

传统的体育课堂教学过分强调封闭,从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机械化和程式化,缺乏生气和乐趣,传统的体育课已不再受到学生的欢迎。2001年新的体育教学大纲的实施颁布,为我们高中体育教学指明了方向。根据新的体育教学大纲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和统一性和选择性相结合的原则,我校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室外体育课采取“半开放式”的形式;室内体育课使用电教多媒体手段进行体育理论课的教学。

一、新课标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体育教学中很多旧观念制约着当前学校体育的发展,与新《大纲》不相适应。要想使学校体育向纵深发展,符合新《大纲》的要求,就必须转变旧思想和旧观念。

1.体育教学内容的转变

随着体育教育的发展,单纯的竞技教学和身体素质内容,已不适应现代体育教育发展的需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体育教学的内容覆盖着体质、生理、心理、道德、人口、经济、哲学、美学、健康等学科。(1)技术技能教学内容传统体育教学中技术、技能的内容以田径、体操和三大球为主,学习时不分性别、年龄、体质状况、技术基础全班统一,忽视了学生个人的特点,兴趣和各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学习。在现代体育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兴趣、体质等进行教学,有利于学生技术、技能的学习和掌握,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解决了教学中学生“吃不饱”和“吃不了”的难题。(2)理论教学内容。现代体育教学中要重视理论课的教学,增加理论课在教学中的比重。学生通过对营养与健康、养生与保健的学习,增强学生自觉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通过对我国传统项目史、奥运渊源等体育史的学习,激发他们的爱国激情,使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更强烈;通过动作技术原理、项目规则的学习,促进体育实践教学的效果。

2.体育教学组织的转变

传统体育教学忽视教学的效果,重视教学的过程,“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三步曲是多年的教学组织模式。“铁”的纪律,整齐的队形是课堂组织好的典范,学生在这种“死”教学环境条件下心理处于压抑状态,他们只能机械地从事与自己毫无兴趣的活动,学生的个性被抹杀。教学组织形式单一、呆板是学生爱体育却害怕上体育课的主要原因。体育课成了学生的一种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了体育教学的效果。现代体育教学的组织必须营造一种生动、活泼、快乐的教学氛围。从知、情、意、行入手,重过程的参与、重个性的解放,重师生关系的和谐、重成功的体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使课堂教学做到严而不死、活而不乱。

3.体育教学方法的转变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采用封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们认为“严师出高徒”,对课堂上学生的一些“出轨”行为严厉批评,甚至体罚,这样加深了学生的消极情绪,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教师的教学方法也要随之改进提高。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多表扬、多肯定、多鼓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每个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同时合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改进教法,提高教学效果。

4.教师角色理念的转变

体育教师传统上是体育教学中的领导者,往往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独奏者”的角色转变到“伴奏者”的角色,不再是领导者,而是引导者,帮助和引导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要由“学适应教”转变到“教适应学”;要把主动性还给学生,把体育课当成是给学生提供充分锻炼、发展自我的机会,让学生真正成课堂的主人。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内在的体育需求创设一系列和谐、民主、宽松的体育学习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体育活动。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使学生会学、乐学、善学,从而保证学生达到发挥和发展的最佳效果。

二、正确处理好体育教学中技术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

1.通过体育理论知识传授,教会学生对体育知识的学习

体育教材是学生进行体育知识学习的主要教学资料体育教师正确引导学生对体育教材的学习是学生学习体育的基础。重点应指导学生了解体育教材的知识结构,让他们知道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指导他们边阅读、边思考、边比划、边练习。使学生对体育实践内容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体育教科书中的插图和图示有完整动作图、分解动作图、辅助练习图、练习方法图、游戏方法图、战术配合图及卫生保健知识图等,它们是学生进行体育学习的有效资料,教师应指导学生看懂体育教学资料中的插图和与图示的内容动作顺序、动作路线及技术要求等,培养学生的识图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体育的基础知识与运动技能。学生体育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体育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师应帮助学生进行体育基础知识的学习,教会一些简单的学习方法。

2.针对体育课的不同类型进行相应的学法指导

体育课通常分为实践课和理论课,而从体育课的特点和课时分布来看,大部分为实践课。从教学内容来分可分为:新授课和复习综合课。总之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有不同类型的课型,而不同类型的课的教学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时必须以课的类型为依据,才能做到有效指导。在新授课中教师的“教”的比重稍大于学生的“学”,在综合复习课时则要更注重学生的“学”,此时学生的“学”法将形成学生的体育学习习惯和能力。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在新授课学习时,在泛化和分化阶段,教师利用一定条件,对某些错误动作加以限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动作学习的泛化和分化阶段,教师自身要加强正确方法的学习,为学生建立正确的动作概念和动作示范,并利用一定量的辅助手段进行学法指导,促使学生正确学会动作。在复习综合课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要不失时机地运用示范和点拨法,引导学生“学”法的迁移和运用,促使学生会“学”。文化形成的一个标志是文化共同体的确认,也就是该文化的稳定的创造群体的形成。作为物理文化的创造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它的形成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以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产生为标志。众所周知,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物质结构及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起源,内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外源于人类生存和生产力的发展。从古希腊先哲对物质本原的探索到亚力士多德对力与运动关系的思考,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到墨家对力与运动的本质的认识等等,都是古代物理学的成就。其特点是:研究者大多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猜测和思辨的阶段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其结论缺乏广泛的认知群体。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们逐渐开始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研究方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得到公认,在科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此后,随着物理学理论和物质性成果的发展、扩展和其辐射作用,使得不但物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性逐渐增强,而且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群体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物理文化的发展。

考虑到物理文化的整个形成过程,我们借用“群体”以及“意义网络”两个基本概念,将物理文化界定为:物理文化是由物理科学家群体在认识物理世界和相互交往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处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有物理科学研究者、物理科学语言符号、物理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成果、精神与价值观念及其共享群体。这里,物理科学共同体是由物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物理文化的创造主体;物理科学语言符号是用于物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相互间的交往以及成果的表达工具;物理科学方法是物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借助的并导致了成果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是物理学的理论、实验和实践性产品;共享群体是物理文化所辐射的广泛人类群体也是物理文化的受用主体。

三、物理文化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在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样在语言学习中,文化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所在,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传授,文化是语言使用的重要环境。“当你讲授一门语言的时候,你就在传递一种复杂的文化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行为系统”,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者在进行语言教学时同时也要兼顾文化教育,并且注意区分不同的文化,引导学生形成对文化的多元认知,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结合在一起。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918年的英国杂志《现代研究》中,此后国外学者纷纷对此表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教育模式,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语言文化教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如苏向丽的文章《跨文化交际中多元互动的语言文化教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5年第4期)、吴奕绚的文章《外语教学应注重文化因素》(《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都将重点放在语言文化教学的定义,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化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而没有深入到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语言文化教学的课堂模式等具体环节。为此,笔者将借助Patrick的“文化体验”这一概念,从实践层面来分析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以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体验的互动性关系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先在1918年英国杂志《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上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二语教育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目的语国家及其人民的文化生活。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者Brooks倡导在二语教学中应该融入文化元素。

 

随后,一大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例如,Nostrand所提出的“自然发生模式”,其中包含六大范畴:文化、社会、冲突、生态与技术、个体以及跨文化环境。Hammerly强调了文化教学中的人文与情感维度,Damen(1987)则把文化教学称为语言教学的“第五维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Robinson(1985)提出了“文化的多面性”的设想,强调语言教学应注重外语学习者的“内化过程”与“心理变化”,也就是通过语言文化教学使外语学习者具有多面性的文化以此促进自身的发展变化。

 

从以上这些研究观点中可以看出,语言文化教学中的两大核心要素: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关联,首先,文化体验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样是体验目的语文化的过程,这其中涵盖了包括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会受到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语言学习不仅仅只是一种认知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过程,语言教育不应仅仅之专注于技能训练,同时还要融进某种文化批判因素,总而言之,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是认知者在语言认知过程中同时发生且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认知实践过程。

 

反之,文化体验同时也会促进语言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流畅交流,这种交流能力不仅取决于学习者对该语言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水平,而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可以说,文化学习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习应用能力的提高,学习者只有从事文化学习与国际了解,尊重并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了解与欣赏本国及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并了解世界为一整体的地球村,培养相互依赖、互信互助的世界观和语言学习观。才能实现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真正实现和目的语国家的人之间有效无障碍的交流。

 

二、语言文化学习的实践构成因素

 

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联,我们建议在语言教学课堂中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从而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在一起,在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具体实践形式如下:

 

1.以西方文化最为语言载体,首先改变英语教学的学习素材单一、枯燥、陈旧等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材料中增加时下社会热点问题,提高学生语言学习中的文化敏感度,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培养更为宽容、开放的文化观。

 

2.以文化情景表演作为锻炼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化融入到情景表演之中,可以使学生获得不同文化碰撞的直接体验,在感受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无障碍的语言交流。

 

3.文化主题讨论,通过对相关文化主题资料的整理和搜集,锻炼学生自主阅读理解能力,通过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等形式一方面促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改变传统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主动参与到语言教学的过程当中,变被动接受式学习方式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方式。

 

4.通过结合传统试卷测试和课堂口语测试,书面表达测试等多种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力和效果,进一步激励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提高英语学习效果,真正实现英语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总结来看,文化语言教学涉及到语言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各个方面,在教学理念上,文化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核心所在,将其贯穿于教学环节、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加大语言学习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语言文化教学的重点所在,在传统交际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丰富语言教学的课堂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促进外语教学效力的提高。

 

三、文化体验与语言教学的反思

 

尽管语言文化教学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从目前我们的外语教学现状来看,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因素,如学生的英语水平、理解认知能力、教学设备、教材等等。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在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英语水平的基础上,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在语言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尊重不同文化,融合差异文化的宽容文化观,另一方面通过灵活多变的课堂模式,展示不同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可以大大改变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沉闷、学生学习兴趣低迷、教师教学效果不佳等疲软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