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6篇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 跨文化 尝试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96-02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在不断交流、比较。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进入21世纪后，因为有了之前数百年的发展作为基础，在对于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已经逐步摆脱了简单的望文生义，即把比较文学看作为简单的中西文学比较。从目前来看，对于比较文学一个比较肯定的解释就是跨文化的文学阐释。摆脱了之前的文学误区后，我们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科定位，这种阐释将使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发展中更加具有特色和优势。在比较文学中，跨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因而也就必须面临异文化的问题。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历来不仅仅是文学家们探讨的核心，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文化对比，最终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位。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最终的目的依旧是进一步深化文学阐释。

一、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基本含义

如果把比较文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比较文学出现的时间就在上世纪初前后。关于比较文学的具体定义，和很多文学名词一样，它同样有很多种解释，不同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来源于不同的出发点。常见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者更多种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对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被列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在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研究派别又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

研究比较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无论如何探讨比较文学的含义，最终都必须回到文学的本质上。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学科，基于这些背景，探讨人与人之间文学沟通的各种历史与现状。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在探讨比较文学时，必然会面对不同文化，因此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有不同。所以在面对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观点时，需要始终保持互相尊重和理解。

（二）比较文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著作中，是1816年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但本书仅仅是提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文学名词，并没有详细涉及比较文学的内涵或者方法论等。让比较文学这一文学用语逐步流传开来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维尔曼，同时维尔曼也是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了《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该书是他之前在巴黎大学开设相关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来。在演讲和书的记录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一词，并且对比较文学做了很多阐释和实例，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流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后人也尊称维尔曼为比较文学之父。

（二）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从狭义的方面看，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拿来进行比较。而广义的比较文学，则是把文学同其他各种学科来进行比较，甚至包括自然学科在内。到上世纪末，英国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跨时空的一种关系研究。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不仅仅是跨文化，更是跨越了语言、学科。它产生于文学文化的交往基础，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已经成为一门文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门类。中西方历来都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西方学者中，歌德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的先驱。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的比较文学学派可以分成法国和美国两个派别。在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中，更加注重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和干预。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则主要更加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并且这种比较是基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找出文化差异性的规律和原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代很多文人墨客也喜欢比较文学。但如果引用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如果谈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过程，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末著名文学家、革命家梁启超，在其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一书中，梁启超就曾把黄遵宪的长篇诗和西方的史诗作比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可以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相比。还有学者把李白和拜伦相比，把李贺和雪莱相比。虽然从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来看，这些比较只是一些简单的依附，但也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在民族觉醒的时候，中西文学比较文学已经有了_端。而后，像我们熟知的作家，如鲁迅、矛盾等人都曾细致研究过不同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逐步开始介绍国外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例如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总体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更加强调跨文化的研究，这就不可避免谈到异文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中国的强调跨文化研究，还是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都不同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而是要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把自身的文学作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

二、比较文学与异文化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跨文化的问题。对于异文化来说，广义上的异文化指的是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但在本文中，笔者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因此在本文里异文化指的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文化，泛指跨国文化、跨民族文化等。

（一）异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以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最常见的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启蒙阶段，例如梁启超等人，他们虽然进行了比较文学的探索，但是往往是简单的依附。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把李白、李贺等与拜伦，雪莱相比。因为在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甚至带有盲目学习的冲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在进行文学比较时，希望把中国的代表文人与西方文学巨匠相比。在现代比较文学来看，也许这都不能算是严谨的比较文学，只能是简单的依附。而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依附的实质，不难发现还是当时的自卑。而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新文化运动对学与自强，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极端表现，一些极端的革命者认为造成中国不断被列强欺压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桎梏，即儒家文化对人格的桎梏。在这种心理下，产生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现象。从现代比较文学来看，这些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异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有了这些“异文化”，才会产生文学的“比较性”。如果我们把文学限定在狭义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抑或是散文，乃至现代的电影剧本等等，文学创作的基础都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文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因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学界也有人认为这是百年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研究领域最为开阔的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文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很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真正感觉到在世界上站了起来，改变了原有“不断挨打”的局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学术环境越来越好。同时随着国内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多语言学者，为我们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著作，为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可以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这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摆脱了近代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简单依附问题。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在现代，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很多人也喜爱把电影比较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新时期的异文化，已经不单单是某一种文化，甚至是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文化输出大国当属美国，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小说、散文、电影等时，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种文化交织的背景。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西方人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比较正面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对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启发。

对于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仅仅要站在一种宏观的角度，更需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过去我们走过弯路，曾过于贬低自己，强调西方的优越性。也曾过于鄙视外国文化，强调以我为尊。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心态，都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因此，探讨异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核心观点就在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三、结语

文学的比较从古至今都在西方和中国盛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含义仍旧要从法国人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一书说起。中国人虽然在很早开始就探寻比较文学，并且也尝试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但受到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贬低自己就是过于自大。到现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斫行比较文学研究。同时，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开阔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得以呈现出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徐新建.文学研究的跨文明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2016（1）.

[2]韩晓清.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的还是跨民族的[J].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1）.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大学图书馆能够为大学文化服务育人提供广阔的课堂条件。大学图书馆为莘莘学子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源源不断的知识资源，是大学文化服务育人的课堂。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应当善于利于图书馆服务育人的特点来培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以人为本作为当代大学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更多的人。设备齐全的图书馆能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阅读条件，既能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又能形成优良的学习风气，这对于建设大学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2.大学图书馆是体现和传承大学文化独一无二的载体。图书馆内典藏着大量的文献资源，能为大学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提供宝贵的资源基础，它是学校进行科学教研项目的基地，直接反映着一所大学的教育水平。图书馆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所在。图书馆固有的教育和服务功能影响并改变着一代代学子，它是体现和传承大学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它是一所大学独一无二最神圣的象征。

3.大学图书馆是大力发展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基地。当你身处于大学的图书馆内，你会被它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包围感染，这里是知识的海洋，是学习的天堂。每一所大学都应当与时俱进，不断传承发展其独一无二的大学文化，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大学图书馆文化与大学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发展。大学图书馆具备两个重要的作用：其一是不断传承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其二是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答疑解惑，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思想。

4.图书馆平等自由的学习氛围体现了大学教育平等的理念。人们常说，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这表明所有的学生都能在图书馆内平等自由地学习，不分身份高低，不论贫富贵贱。图书馆会为每个热爱学习的学生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并以此来不断磨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和精神。图书馆内浓郁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尽快融入学习的环境中，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创新人才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二、简述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1.图书馆是建设校园文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校园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图书馆文化的大力支持。从物质的角度来讲，校园物质文化应当包括校园内的文化设施、环境建设、绿化程度等，图书馆属于文化设施，也属于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

2.图书馆文化集中体现了校园精神文明与文化。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论是从物质方面来说，还是从精神方面来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来分析，图书馆主要是利用其本身能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文化的氛围的优势，并且以此来达到影响学生行为习惯的目的。如果只说它在精神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其实纵观图书馆文化在大学文化中的作用来看，它是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产物。它是校园精神文明和文化的一种神圣的象征。

三、关于加强高校图书馆校园文化建设的几项措施

1.优化图书馆环境建设，营造高校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众所周知，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图书馆内良好的阅读环境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情绪，宽敞的阅读空间、明亮的阅读环境再增添一些人性化的配置会提高读者的阅读热情，激发读者的探索欲望。人性化的配置有助于读者放松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样的环境能使学生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能培养学生们热爱学习、热爱阅读、热爱学校的情感。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鼓励学生们开展一些类似书画展览会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既能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又能陶冶情操，促进大学文化的发展。图书馆的配置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满足读者的变化要求来调整馆舍的布局、配置等。图书馆可以创新一种信息共享的阅读模式来将信息资源与更多的人实时共享，这种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纸质阅读的局限性，而且更有利于读者快速进行阅读，这也将大大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

2.注重馆内文献资源的全面建设工作，为校园文化提供优质的物质保障。丰富的书籍资源是图书馆建设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是影响整个校园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种类齐全的书籍是师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资源基础，因此高校校园图书馆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种类的图书来满足每个师生的阅读需求。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当注重文献资源建设的工作，从培养素质人才的目的出发，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引进积极向上的书籍资源来满足当今学生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3.注重图书馆馆员的文化素养，更好地为建设校园文化服务。高校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来服务育人，因此图书馆管理人员也应当具备熟练的业务水平和一定的文化素养。高素质的图书馆馆员不仅会对校园文化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前来借阅的读者。我们应当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不能只是停留在借书还书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尝试提供一些可供咨询的服务来提高读者的阅读热情。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学文化；数学学习；文化认知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基本理念中充分肯定了数学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在“课程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指出，教材可以在适当的地方介绍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数学家的故事、数学趣闻与数学史料）。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则进一步强调：“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为此，高中数学课程提倡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设立‘数学史选讲’等专题。”可见，数学文化已逐步从理念走进中小学数学课堂。如何使数学文化真正走进数学课堂，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使之融入到数学学习之中。这不仅要重视数学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还要探讨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对文化、数学、学习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做深入的考察。

一、高中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

根据维果茨基的“文化发展的一般发生学原理”：儿童的文化发展所有机能出现两次或两个层面，先是社会层面，接着是心理层面。首先它作为心理间的范畴出现在人们之间，然后作为心理内的范畴进入儿童中。[1]可见，从文化的视角剖析数学学习，至少要采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

（一）同喻性

一个时代文化环境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传递机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从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差异出发，将人类的文化变迁划分为三个部分：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同喻文化是指学习主要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其基本特点是以当代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今天的高中学生带有同喻文化的特征。

高中学生的同伴影响逐步扩大。我国绝大部分高中学生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缺乏可以沟通的兄弟姐妹。而在多数中学，一个班级通常有四五十人之多。家庭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使他们更倾向于在学校群体生活中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同龄人的观念、行为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学教师的长辈角色正在淡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使教师再也无法通过施加压力来传播旧的文化观念，原来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已失去了部分魅力，许多青年人通过自己摸索和感受萌生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想法和期望。特别是高中学生，由于知识的增长及心理的逐渐成熟，开始比较多地从个体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生，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必完全照搬前辈的经验去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那种后喻文化中说教式的思想教育方式，比以往更不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作为文化的数学正以学生乐于认同的方式被传播。数学具备文化独有的特性：它是延续人类思想的一种工具，是描述世界图式的有力助手，精确的形式化、简洁的符号表征常常被成功地运用到其他科学领域。伴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联系数学。在数学新课程背景下，一些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的数学知识进入高中教材。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学生得以快速了解大量知识。不断拓宽的信息通道，活泼平易的呈现方式，使数学有机会向学生展示它人文的一面。

（二）不均衡性

人的认知源于人与大自然、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发展又与个体内部的认知因素密切相关。由于学生的大量知识通过学校习得，他们的认知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联系我国目前高中教育的实际情况，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知存在如下问题。

1.知识结构的不均衡造成学生对“数学”的文化感知产生偏差。学校的学科设置力求体现当代人类知识的主要特征，现代人类知识总体结构中，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部门已大大超过了人文社会科学。人类6 000余种学科中，属于科技类的知识约占总数的。与之相应，我国普通高中课程虽然设置了政治、历史和地理，但在学校的地位却难以与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相比。如果高一阶段有若干可以机动安排的课时，学校更愿意留给数理化等学科。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文、理科学生人数的差距巨大，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文科学生通常只占同年级人数的左右。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均衡，使学生文化素养不够全面，对待事物容易就事论事。有不少学生认为数学是确定的，数学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学校中学到的数学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价值。

2.组织结构的不均衡导致学生对“数学”的文化认同出现逆差。人们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不只表现在教育规模、教育结构方面，更表现在课程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换句话说，科技文化统治着学校教育，科技知识、理性思维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和左右着学校教育教学过程”。[2]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组成方式不均衡。在中学界，几乎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相当重视数学，但他们对待数学的动机不同，其中不乏出于高考的压力。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教学中存在着重结果、重应用的现象，忽略数学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知识的生成是快速的，知识之间连接的链条被机械地焊接，知识的运用中充斥着大量的习题。在“现成的数学与做出来的数学”之间，很难将数学看成是人类的活动。学生数学“学”得越多，对文化的认同反而越少。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学习中的表现形态

数学文化与数学学习融合的过程中，文化、数学、学习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必以某种形态表现出来，而这些表现形态又将决定我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在分析高中学生文化认知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将从数学学习的“文化”特征、文化学习的“数学”课程以及数学文化的“学习”过程三个方面探讨数学文化在数学学习中的表现形态。

（一）群体的活动性

群体与活动是数学文化进入数学教育过程的直接表现。一旦我们以文化的理念开展数学教育，这种表现形态便应运而生。

其一，数学教育的文化观强调学生以活动的方式进行数学学习。

数学作为人们描述客观世界的一种量化模式，它当然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承认这一“客观性”的基础上，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数学对象终究不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是一种人为约定的规则系统。可见，数学的文化观念不仅承认数学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还强调“人”在数学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的界定中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活动的参与中，通过活动，使知识学习与精神教化自然地结合起来。并且，数学文化的渗透性具有内在和外显两种方式，其内在方式表现在数学的理性精神对人类思维的深刻渗透力。因而，在数学教育中，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发挥数学在精神领域上的教育功效。

其二，文化意义上的数学教育提倡群体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的概念始终与群体、传统等密切相关。在现代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中，关于文化的一个较为流行的定义是：“由某种因素（居住地域、民族性、职业等）联系起来的各个群体所特有的行为、观念和态度等。”在现代社会中，数学家显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数学共同体，在数学共同体内，每个数学家都必然地作为其中的一员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从而也就必然地处在一定的数学传统之中，个人的数学创造最终必须接受社会的裁决。“只有为相应的社会共同体（即数学共同体）一致接受的数学概念才能真正成为数学的成分。”[3]文化意义上的数学正是关注到了数学与整体性文化环境的关系，数学“不应被等同于知识的简单汇集，而应主要地被看成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以‘数学共同体’为主体，并在一定环境中所从事的活动。”[4]

可见，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数学知识，蕴涵着一定的“社会性”。教科书上貌似明了的叙述，其实是经过历史荡涤的精华，承载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在学校教育的条件下，教师与学生自然构成了一个“数学学习共同体”，虽然他们未必能发明或创造出新的理论，但面对同一个数学问题，各成员有着不同的行为、观念和态度，这些差异常常在相同的时间聚集于同一个环境。鉴于高中学生文化认知的同喻性，某个学生的见解需要接受共同体的评价才能被承认，教师的教学内容同样需要经过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真正被学生内化。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学校中的数学学习实质上是一种微观的数学文化。

由于学生主要通过在教室中获得数学知识，所以，数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应在教室。已有的国内外研究表明，教师和学生所具有的各种与数学教学直接相关的观点、信念等是影响数学教室文化的重要因素，彼此的数学交流与合作是构建教室文化的主体部分。近几年来，现代教育学正将这种相互交换想法的学习（即互惠性学习reciprocal learning）当做未来学习的模式，作为建构新的教室文化的指标。

（二）系统的开放性

群体的活动显然可以贴切地表现数学学习的“文化”特性，但这些活动始终在“数学”范畴内展开。我们有必要探究高中数学课程的特点。

从文化传承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组织构成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它与社会生活及现代数学的动态联系。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数学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外部力量对于数学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就曾促进了系统分析、博弈论、运筹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研究。虽然高中数学课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出于教育的目的对数学知识进行了重新整合，但这种“教育加工”仍然要尽量地展示数学科学的原貌，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数学的一些分支等正逐步地进入高中教材。虽然外部力量对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学数学课程没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它们表明了数学的广泛应用价值，从而为高中数学课程结构的开放性给出了有力的证明。例如，教材中的有限与无限、随机与确定、结构与算法等都与现代科学技术有联系，而数列、线性规划等直接地涉及学生的社会生活。

从文化传播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观念整合的开放性，通过课程的活化促进文化增殖。数学课程中内容的选择、编写乃至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文化与观念等要素的影响，从而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文化的扩展和延伸。课程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化增殖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在中学阶段，虽然各位教师面对的是同一本教材，但教师总是要根据具体教学过程的需要进行具体的再加工，而这种加工的过程又必然会溶进每个教师特有的个性因素，渗透着教师本人的世界观，体现他的精神面貌并以此对学习者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学生个体素质的多样性，即使是由同一位教师传递并且传递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对每个学习者来说，文化信息的接受也存在着差异。[3]

从文化传递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整体效能的开放性，通过系统属性的联合作用，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和”的功效。在高中数学课程内部，各子系统既保持着纵向的知识序，又维系着横向的方法序。例如，从指数函数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到反三角函数，这些知识被有序地排列着，它们之间借助反函数融为一体，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生动地刻画出函数的性质。在其外部，高中数学课程以工具性学科的地位与其他中学“友邻”课程形成协同关系。“数学课程向‘友邻’课程提供知识和智能方面的储备工具，又从‘友邻’课程那里获得需求信息、实证材料、强化运用数学智能的场所。”[5]例如，函数与物理的势能、立体几何与化学的分子结构、排列组合与生物的基因分析、对称与语文的对偶等。

文化与课程的关系表明，高中数学课程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作为中学数学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要对“数学”有正确的认识，那就是：是整体的数学，而不是分散、孤立的各个分支；是广泛应用的数学，而不仅是象牙塔里的严密体系；是与其他科学密切联系的数学，而不是纯而又纯的抽象理念。

（三）知识的默会性

对群体活动与数学课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数学文化表现形态的总体脉络，但数学文化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被学生领悟。由于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作为文化的数学与作为科学的数学在学习过程中也有所不同。

科学的数学追求完全确定的知识、精确的运算与严密的推理，追求用简单且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世界的规律。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科学观的支配下，人们过多地强调知识的客观性、非个体性、完全的明确性等等，出现了“人的隐退”现象。

其实，知识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纯形式逻辑的，而是常常与人休戚相关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充满着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6]在国际哲学界以创立意会认知理论（Tacit Knowing）而闻名的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从“我们所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出发，把人类的知识分为明言知识与默会知识。明言知识指以书面、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默会知识是指未被表述的、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例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波兰尼认为：“在非言传的‘意会’认知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7]

既然这种默会知识藏于内心，无法用明确的规则来表达，那么该怎样学习传授呢？波兰尼指出：“通过了解同样活动的全过程，我们才能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东西。”基于高中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和数学学习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突出数学知识中的“人性”。

1.客观对象“数学化”。弗赖登塔尔曾言：“我们的教育应当为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文化遗产。”对学生而言，“学一个活动的最好方法是做。”[8]通过“做”数学，“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真实地反映了在数学课堂中形成的文化：具体的教师、具体的学生以及正在形成的具体的‘数学化’。”

2.数学解题“拟人化”。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数学解题过程，它是策略创造与逻辑材料、技巧性与程式化的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序结构的统一体，它与数学的特征相一致，隐含着数学家的思维方式，从而使解题超越了数学思维活动本身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文化道德、思想修养的素质范畴。G·波利亚的《怎样解题》中包含了程序化的解题系统、启发式的过程分析、开放型的念头诱发及探索性的问题转换等，字里行间不时地涌现出诸如“如果你有一个念头，你是够幸运的了”“好的题目和某种蘑菇有点相似，它们都成串生长”“呆头呆脑地干等着某个念头的降临”这些平和的话语，使读者不知不觉间置身其中，一些解题外的感受也油然而生。优秀学生对解题感兴趣，更多时候像在做游戏，说明数学习题中蕴涵着很多人性化的品质──题中寻趣，在于换个角度看问题。

参考文献

［1］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0.

［2］刘振天，杨雅文.当代知识发展的不平衡与教育的战略选择［J］.现代大学教育，2001，（4）：15.

［3］孙小礼，邓东皋.数学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49.

［4］郑毓信，王宪昌，蔡仲.数学文化学［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5.

［5］张永春.数学课程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184.

［6］钱振华.默会理论的SSK意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