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与文学翻译关联性范文

近来，德国最具声名的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表示忧虑，指出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外语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1]这种说法招来的是不解和反对，其中包括著名学者陈平原等人。反对派的意见是“中国作家的任务是用中文写中国人的经验和想象，会不会外语，似乎没那么重要。”“对外国事物的熟悉程度，更多影响的是一个人的写作对象和情调，而不是基本品质。”

争论双方，各执一端。在此，笔者想就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的关系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不会写作是因为不会翻译”，这种说法乍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如果考察有关的文学理论，就发现它并非没有依据。法国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任何一个文本的构成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在这一构成中，某文本与其它相关的多种文本相互参照，彼此连接，形成一个蕴涵丰富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意旨，实践着语言符号在文本间的化合过程。这其实否定了原文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创性，又有谁能断定中国作家的经验和想象就不能从国外经历或外语文本获取呢？用这样的视角来思考翻译问题，就构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即任何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切语言都包含着其他语言的因素。本雅明在他的名篇《译者的任务》中揭示了不同语言的亲缘关系：“不同的语言彼此从来不是陌路人。它们相互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瓜葛，更在先验的意义上通过它们所要表达的事物而勾连在一起。”[2]这样，“不仅伟大的文学作品要数世纪的过程中经历全盘转化，译者的母语也处在不断的转化过程中。诗人的语言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获得持久的生命，然而与此同时，就连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其语言发展的一部分，并被吸收进语言的自我更新之中。”

换言之，翻译凸显了语言的多重性，给语言带来了冲击：一种语言在发现自己不足之时，又同时得到补足。新的表达方法也由翻译催生出来。任何一种发展成熟的语言，如果不接纳新的元素，就会失去活力，甚至可能老掉、死去。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年轻的语言都需从他者汲取成长的养分。现代汉语是一种年轻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发产生的文学语言，这种说法已经得到公认。纵观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化史，有不少文学创作与翻译互动的例子，一些新文学运动先驱在利用翻译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例如新文学运动干将鲁迅在1909年发表的《〈域外小说集〉略例》既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文中明确指出“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音”[3]，尤其强调“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音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3]“留其音响”不只是提倡现代意义上的音译，呼唤一种新的翻译规范，更重要的是，主张在音译的背后对小说细节、小说要素进行关注。这不单是对现代翻译法的阐释，更是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新的小说创作法则。同一时期，还有不少文学家兼翻译家主张从翻译中获取文学创作的新元素。周作人提出：“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的消长。”[4]梁实秋呼吁：“要明目张胆地模仿外国诗，取材的选择，全篇内容的结构，韵脚的排列，都不妨斟酌采用。”[5]胡适也是这样一位实践者，译诗是他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开创白话新诗和白话译诗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和模仿了英美诗歌的表现方法。例如，在翻译哈代的一首诗中，他维持了原诗的三行连韵、交韵和抱韵等韵式[6]。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白话新诗体的建构探索出一条道路，成为新文学的模范。当今中国文学评论界，也有人承认中国的当代文学垃圾盛行。目前由于网络媒体对文学形成的冲击，整个文学创作领域表现为底蕴不足、品位不高。高雅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文学创作为了迎合大众低俗的欣赏趣味，牟取经济利益，更是倾向于朝着另一个极端发展，从而出现了大量媚俗的都市情感小说、恐怖小说、科幻小说等。他们把原因归咎为中国当代文学视野的狭隘和思想的肤浅，认为我们（中国）对当今世界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文学作品的了解非常局限、滞后，甚至脱节，找不到世界文学的脉搏。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历来不重视文学翻译以及发展不平衡的中外文学关系造成的。说中国不重视文学翻译是有据可依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六次翻译高潮：一次是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这三次没有哪次以介绍文学作品为主。“五四”运动以后，开始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但在这次规模较大的翻译活动中，由于当时民主革命的社会语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上升到了重要地位，其文艺美学价值则退居其次。

从译介的作品主题来看，宣扬救国、革命的题材较多，“为人生的艺术”成了当时翻译界的主流话语。第五次翻译高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前结束。由于当时“左倾”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文学翻译活动，译介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英美等国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认为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被拒之门外。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第六次翻译高潮，各种文学流派的、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应当说，这次高潮是中国文学翻译的黄金时期。但同时，全球化的语境导致英美文学作品译介成为主流，对于英美国家以外的作家及文学作品，国人还是了解不多。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即使是译介过来，或因翻译质量不高，或因读者有限，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以两位当代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和格拉斯的作品为例。伯尔作为成年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颠沛流离中返乡，194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成为职业作家，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六、七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时期，由于政治的导向和影响，对于伯尔作品了解不多情有可原。但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重返世界，人们重新大量翻译、阅读西方近、现代文学作品，人们谈论的却是诸如庞德、艾略特、萨特、加缪等一些英美或者法国的作家、诗人，并没有关注和谈论过伯尔这位当代德国作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在八十年代初最新出版的那批书中，有伯尔的《小丑之见》、《莱尼和他们》、《伯尔中短篇小说集》，但是中国文坛很少有人提及这位战后重要的德国作家，几乎没有哪一位中文作家表明他曾受过这位德国作家的影响。如今阅读伯尔的人则更少，难道伯尔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真的没有价值、不值一提吗？“写战争、写返乡、写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7]。但是，当人们将伯尔的文学现象用“废墟文学”来形容的时候，却伴随着一种批评，甚至带有“责备”和“中伤”在内。伯尔纳闷，“人们似乎并不要我们对战争负责，对把一切都夷为废墟负责，但他们显然怪罪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且当时还在看着。”[7]“谁有眼睛，看得见东西，就请看吧。”伯尔呼吁道。但是“看”，不是仅仅看表象，而是看其内部，看构成生活的那些结构性的东西，看赋予事物以形状和秩序的东西。“‘看’这个词具有超乎光学范畴的含义：谁有眼睛，看得见东西，对他来说，事物就变成可以透视的———他理应能够洞察这些事物，人们可以设法借助语言去洞察事物，深入地去看这些事物。”[8]这段话表明了伯尔一贯的文学态度和政治见解，他总在考虑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面对和承担自己民族历史责任，特别是担当民族历史中那些没有人要的“剩余的部分”、“残余物”，唤醒民众的记忆和反思，进而促使自己所处的社会朝着进步的方向改变。然而对待政治，许多中国作家对于任何政治避之唯恐不及，采取的是“鸵鸟”做法，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藏在沙堆里。许多中国作家宁愿只知道一种政治，即政治家的政治，强权的政治，而不知道他自己富有洞察力的眼光、思考和写作得来的，作为一个自然人、特别是作家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另一位德国作家格拉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铁皮鼓》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铁皮鼓》在荒诞的叙事过程中，融合民间传说叙事、童话叙事等方式，采用了比喻、反讽等手法，体现了作者“寻找精神家园”、“寻找自己的语言”、“寻找道德感回归”的主题，具有现实性，情节怪诞、叙述语调轻松、叙述立场严肃，在荒诞的故事情节当中揭露和批判了法西斯统治下的黑暗、残暴的社会并且深入剖析了人类的灵魂，成功打破了历史与虚构、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界限。

作者融传统与现代、荒诞与严肃于一炉，为长篇小说拓展了生存空间，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新的活力，有力地驳斥了“长篇小说已经死亡”的论调，也为今天的长篇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特点明显，赋予奥斯卡同时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个叙事者的身份叙事，转换叙事视角，借助一个中立者的口吻，更加客观地展示人类的生存处境。目前商品经济无孔不入，导致各种媒体文学、网络文学盛行，传统的文学创作日益被驱逐，成为文化边缘，摆在全世界文学创作者面前的难题之一，就是作为人类精神守望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转变，才能既坚守社会的良心又顺应潮流？《铁皮鼓》这类文学作品创作取材于大众的日常生活，语言生动形象，在活泼、轻松的氛围中实现文学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既能负载文学的教化责任，又适合广大群众的口味，打破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僵持、对立的局面，舍其不足，兼顾二者优势，值得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借鉴。另一方面，文学需借助翻译提升国际影响和地位。本雅明说过原文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获得新生，这话早已不证自明。但同时，也有人担心，随着全球化的蔓延，能够使用外语阅读的人增多，是否会有那么一天，翻译失去了作用呢？这种担心大可不必。首先，全球化意味着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其它语种仍有翻译的需要。即使能使用法语、德语的人越来越多，翻译也不会消失，被翻译的语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体，英语在各国的演变就是最好的明证。其次，全球化并不意味其它语言的消亡，相反，非英语的其它语言（尤其是弱小民族的语言）会享有更多表现的机会，主要途径就是翻译。中国文学要走上世界文坛，必定要以翻译为契机，这个道理，往往不为中国作家所认识。中国翻译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学者都从事过翻译，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朱自清、钱钟书、茅盾、张爱玲、余光中等。他们的参与提升了翻译在中国的地位，他们的翻译发挥了文学文化建构的作用。但是，中国的文学、文化何时才能够走进西方人的视野，这个问题刻不容缓。尽管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已译介到国外，但误读的成分较多，影响力不够。目前，中国文学正处于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作家们如果懂得外语，能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语，或直接用外语写作，那么作品自然在质量、影响上更有保障。综上所述，顾彬所说的中国作家应当会翻译的话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