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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术论文范文

文学学术论文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小学语文课堂要营造交流、融合的激情语言氛围,使教师从“独奏者”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教师运用激情的语言,能够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课堂氛围亲和融洽。教师要尊重学生的需要,强调学生“学”的主动性,建立和谐愉悦的师生关系,铺垫课堂激情。搭建和谐的语言交流平台,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信,调动小学生的情感,与文本及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受到美的熏陶,把课堂教学推向高潮。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互动生成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要与学生一同分担成功的快乐或失败的教训,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知识、发展智能、完善人格。学生有了兴趣,智慧大门顿开,创新火花不断迸射,课堂教学呈现一派生机,学生就会个性张扬。如,在教学《春风吹》一课时,教师运用激情语言引导学生学文“:春天来了,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有哪些变化呢?”学生积极回答“:柳枝绿了。”(教师板画绿柳)学生接着回答“:桃树上开满了桃花。”(画粉红色的桃花)“吹来了燕子”是什么意思?(简笔画燕子)学生说小燕子冬天去南方过冬了,春天又回来了。春风一吹,睡大觉的田鸡也醒了,从洞里爬出来唱歌了。课文学习结束了,黑板上就出现了一幅春景图:绿柳红桃,燕子翻飞,田鸡讴歌,真是美不胜收。在这师生互动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学生经历文本语言的探究过程,满足了学生成为发现者、探究者的愿望。把握好课堂讨论的最佳时间,让学生的思维不断发生碰撞,真正从课堂讨论中受益,体验文本的语言美。让学生的智慧闪耀光芒,教师引领学生走向成功,实现“以学定教”课堂教学的弹性优化。

二、平等对话,实现课堂生成

课堂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灵魂,追求高效课堂是每个语文教师的永恒追求。在和谐的情境中,让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在争论中启发,激发创新思维,课堂才能生成新的成果,实现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认真地去研读文本,看看文本讲了什么,是怎么讲的。站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思路。如,教学《詹天佑》一课时,教师以“你认为詹天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教学难点统领课堂,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

(1)詹天佑在修筑京张铁路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2)怎样理解詹天佑是一个杰出的、爱国的工程师?学生基础有好有差,认识事物有深有浅,但在平等的氛围中,学生的发言特别踊跃,且步步深入。平等的对话,缓和了紧张的学习气氛,调节了学生疲倦的心理状态,创造了一个使师生双方都感到舒畅的课堂。把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沟通起来,发展了学生的语言能力,锤炼了学生的思维。教师要与学生和谐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减少学生对教师的畏惧心理。使“教学相长”,让老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xiv]胡适:《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xv]章太炎:《訄书·清儒》,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怎样才能使美术教学对学生是有效的呢?

例证一。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景:公开课的课堂上,小学生们被要求身正形定,不要“乱说乱动”,“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的喊声在一张张涨得通红的小脸上振动着。老师将已经准备好的图画纸发给学生——每一张作业纸上都预先由老师画好了完全一样的图形,然后,在老师统一的规定和指导下,学生们画着同样的东西。一节课下来,统一变成了同一。在此时,且不说谁能有点“创新”的愿望,即使有,也是自讨没趣……好像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教学才有了保证,教育才能够达到目标。我曾问过许多老师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们的回答大都是:“这才符合要求”。我们不讨论上述情景对不对的问题,只是此情此景让人觉得,该做法多少有点灌输“绝对服从”的意思,实在是对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一种伤害——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个性培养呢?我们对教学问题用一种“过来人”的标准和模式去规定,占用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和生命空间中,讲那些过时的知识和貌似科学的废话,不给学生自主的权利。可笑的是还总以为自己是非常负责任的!经验在教育中是重要的,但,经验不等于教育和教师的全部,在一定的情境下,经验使我们忽视对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教育意义的探究,缺乏在课程与教学领域里实现一种文化取向的自觉性,严重妨碍甚至歪曲了教育的原本意义。有的都是在给学生讲颜色时会说:红色+黄色=什么颜色;而有的老师则倾向于明确告诫学生:红色+黄色=橙色——而且嘱咐以后千万不能忘记了!不同的教育观念与角度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方式与效果。

让学生得到情感、智慧以及创造力培养的美术学习权利,并且通过这个权利获得进入“生活世界”的路径,是有效教学的重要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术教育应该是最不强调一律性的教育,美术课程是最不追求标准答案的课程。

例证二。个子矮小的西班牙画家米罗在学校学习时不大“循规蹈矩”。有一次老师让他以杯子、苹果为题完成一幅静物写生的作业,喜欢“求异”的米罗却完全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把画画成了“绮丽的黄昏”。于是,米罗被罚一周蒙上眼睛去上课,上课的内容是用手触摸实物,再赁自己的记忆作画……有意思的是,老师的这一“针对性”教学方法的结果却改变了米罗,大大激发了他对形体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后来的日子里,米罗逐渐悟出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并走向了成功。米罗活了90岁,他在画坛上是个巨人。此例证明:在承认艺术的规律性与偶然性的同时还应看到充满着人的主体意识介入的能动性,掌握技术与推动创造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任何表面上对学生的“规范”都要慎之又慎,无视学生个性发展的“规范”就是扼杀。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是头脑中最机敏的机能,也是最容易受到压抑的机能。美术教育既有可能为创新提供发展的契机,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有可能阻碍、甚至扼杀创新意识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扼杀的事,万不能做。基于此,我们反对把美术和美术教学弄得一成不变或神秘兮兮的,弄得使人“厌烦”、使人“搞不懂”,人为地制造学习、观赏、读解上的困难和问题。好的美术教学和美术作品一样,应该是贴近人,关爱人的;好的教学应该是问题越讲越多,能不断地启发学生的想像、感受、判断等意识,用美术自身的独特价值去构建创新的基础、去和谐多彩的人生。在普通美术教育中,作为以一种“知识和技术”的“硬件”面貌来直接显示的课程形式,除了体现对人的手功能、视知觉的一种训练,更重要的是隐性地感受、体验、确证一种人文精神,和谐人“全面发展”的节奏,启发学生积极的创造性思维。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性与个体性的需要是我们确立有效教学的依据。

例证三。情境中的学习往往会得到意外的效果。在一个下雪的冬天里,一位小学的美术教师觉得应该带学生去感受这白色的自然世界,他决定把课堂放在室外。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雪地上忙碌起来,很快,一条10多米长的大龙雪雕完成了。老师说,观赏这样的大作品要有距离才行,大家登上六楼从上往下感受、欣赏、体会、评论着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收获……这是通过每一个学生自己动手创作之后所得到的愉快收获。看上去,教师放弃了原来教材内容和授课方式——实际上这种“放弃”是教学有效性的延伸,是一种开放的情境。一般而言,学生对美术的了解和感受,大都是从一张画开始的。这就决定了:教学先要进入一个共同的情境和语言系统,共同的情境才能产生共同的语言。假如把美术教学看成是一种流通的产品的话,那么,它能使所有的学生(即消费者)都有着选择的权利,享受的愉快——这是对美术教育本体价值实现的最大褒奖,是对人类文明和生活世界现实的最大馈赠。这个“实现”与“现实”一起表达着我们对其原位性的认同。情境中产生“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的学习场效应,同时我们看到美术教学的“由情入道”是“由技入道”——“由理入道”的最佳入口。

从中,我们似乎能倾听到丰子恺1982年对艺术教育发出的大声疾呼:“……我祈愿于全体教育界诸君,请大家先来分担了‘艺术教育’的责任,使艺术教育平均普遍地融入于教育的全部中……”“……美的要求,包拥着全体的教育问题,这是与伦理的要求与论理的要求同样地从教育学的科学基础上派生的。”模糊广义的美术教育和狭义的美术教育边界,软化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在信息发达、风格纵横的时代里,我们倾听的话语里集合着更多的人文关怀。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大学生艺术论文

摘要:在当前高校建设中,大学生艺术团作为独特的组织形式,不但起到了活跃大学艺术气氛、提高大学生艺术素质的作用,还对普及艺术文化、提升高校的精神文明建设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目前的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来看,艺术团的活动对高校促进作用很大,使大学生更好的理解了文化内涵。随着大学生艺术团的逐渐成熟,所开展的艺术实践教育业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艺术团;实践教育

一、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现状

对于当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而言,多数高校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团,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将艺术实践教育放在了首位,旨在通过大学生艺术团来带动校园内高雅艺术的氛围,对全校师生进行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从而达到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的目的。当前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根据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生艺术团活动

在目前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下,考虑到大学生艺术团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当前高校纷纷组建了具有特色的大学生艺术团,并根据院校特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生艺术团活动。对于北京物资学院来讲,其大学生艺术团下设管乐团、合唱团、戏剧团、舞团,他们取得良好的成绩,均在国家和北京市获奖,对艺术团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2、高校将艺术实践教育放在了大学生艺术团活动的首位,将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作为主要目标

在高校目前的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中,高校不仅重视艺术团活动的开展,同时将艺术实践教育融入到了活动当中,并将艺术实践教育放在了首位,旨在以艺术团活动带动艺术实践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并积极做好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使高校具有高雅艺术的氛围,使高校师生都能够受到高雅艺术的熏陶。

3、高校在大学生艺术团注重活动开展的形式

为了保证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取得实效,高校在大学生艺术团开展活动的时候,选择了多种艺术形式,主要有管乐、合唱、舞蹈、戏剧等等。由于目前高校将大学生艺术团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希望通过大学生艺术团活动达到提升艺术实践教育效果的目的。因此高校在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上注重形式的多样化。

二、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高校将大学生艺术团放在了首要地位,并希望通过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来提高艺术实践教育效果,但是在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开展过程中,艺术实践教育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尤其是没有艺术特长生招生资格的学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缺乏导向性,没有树立高雅艺术的核心思想

从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来看,多数高校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艺术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在开展过程中目的不明确,缺乏鲜明的导向性,导致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特点不突出,没有体现出艺术实践教育的意义所在。因此,要想取得艺术实践教育的积极效果,就要对大学生艺术团进行明确指导,并树立高雅一树的核心思想。

2、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单一

虽然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管乐、合唱、舞蹈、戏剧等,但是对于艺术实践教育来说,开展方式还比较单一,仅仅依靠现有的方式很难取得积极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必须要积极拓展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丰富艺术实践教育内容,保证艺术实践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3、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取得效果不明显

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在开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整体教育水平和教育手段还比较欠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因此,对于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我们要有全新的认识,不但要认识到艺术实践教育的重要性,还要保证艺术实践教育有效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

三、解决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问题的对策

针对目前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成因,努力丰富艺术实践教育内容,采取具体的对策有效解决现存问题,保证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取得积极效果。具体措施如下:

1、明确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的指导方向

考虑到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缺乏导向性的特点,我们要在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中明确指导方向,明确艺术实践教育的任务,并制定具体的活动开展方案,使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保证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同时,我们应树立高雅艺术为核心思想的指导方针,积极推动高校高雅艺术的发展。

2、拓展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和领域

目前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存在开展方式单一和开展手段不足的问题,为此我们要积极拓展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和领域,使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能够在开展方式上更加多元化,使艺术实践教育的领域能够得到有效延伸,起到艺术实践教育的预期效果。

3、制定具体的艺术实践教育目标,保证有效实施

考虑到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制定具体的艺术实践教育目标,并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大力开展艺术实践教育活动,使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活动能够在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上得到丰富,进而达到于小目标,保证艺术实践教育的有效实施。

四、结论

从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组建和开展情况来说,不但丰富了校园文化,也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文明教育,同时在艺术实践教育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效果。由此可见,大学生艺术团的开展直接促进了高校文化建设,同时艺术实践教育也获得了整体提升。因此,我们应该对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今后的艺术团活动开展中,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保证艺术实践教育取得预期效果,提高高校的高雅艺术氛围和广大师生的高雅艺术素质,推动高校高雅艺术建设。

参考文献:

[1] 孙立军;;高校学生艺术团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J];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01期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间;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论文是各民族、种族、种群等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濒临失传,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亟待法律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诸多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至今仍未出台行政法规进行规制,使相关人的利益无从保护。所以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特征、主客体、权利内容等进行探讨,为其法律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

群众集体1:3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是民间文学[1]。民间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2]。创作者的集体性或群众性、艺术形式的继承性和渐进性是两者的鲜明特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社会群体集体创作,或群体中具有传统技艺、反映该群体传统特征的个人创作并被群体认可,由该群体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体现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地貌、心理特征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

(一)主体的群体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往往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是一个或几个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该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集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世代相传,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的修改、加工,用现代版权法的观点来看,即是一种演绎、整理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它是该群体对外的象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毫无疑问地当属产生这一艺术的群体。

(二)时间上的延续性

民间文学艺术是经世代相传而逐步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对其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本代人的独立意识,使其具有本历史单元特有的文化风格,这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相对于后历史单元而言,它便成为彻头彻尾的前文化现象。所以在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延续性表现的十分突出,这一艺术形式,是永远难以终结的,除非将其抛弃。

(三)艺术成型的渐进性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须经过数代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大量积累、总结,同时又与某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环境、气候等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成型是渐进的、漫长的,从而艺术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

(四)法律保护的交叉性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使其法律保护具有了多样性,毕业论文仅仅依靠某一形式的法律保护,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

(五)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仅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的口述、音乐、舞蹈、美术等作品,它包含了这些艺术表现形式。’

(六)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艺术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根源于劳动人民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当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可能渗透于民间艺术之中,脱离了这种地域环境,也就无所谓民间文学艺术,特有的地域风格培育了当地人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情趣、心理特征、生活方式,当他们把这种文化底蕴宣泄于艺术创造之中,也就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七)创作的随意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不局限于一定的形式,创作群体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发挥,创作者的主旨并不是完成艺术,而是表达内心的感受,这就使得其艺术形式不拘一格。

(八)继承之外的创新性

民间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长期的传述⋯⋯不断创新和进步⋯⋯而且这种创新和进步并非刻意所追求”[3]。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国家、民族等群体、国家民族双层主体等几种观点。

1.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版权主体应为特定的个体,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因而不得以向国家“求救”。

此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分为事实主体、法律主体。硕士论文“群体或民族⋯⋯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4]“国家应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著作权主体。”[5]此种观点实质上是确定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制社会中,对权利进行保护时,不会去考虑谁是法律上的主体、谁是事实上的主体。法律所要保护的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主体。所以这种事实与法律主体之分仅是理论上的划分,在实践中对于所谓的“事实主体”而言,并无多大利益。

2.群体(民族、种群、种族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艺术原创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成员个体或集体创作、继承、发展的产物,它蕴含着本群体的集体智慧和独创性,是本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反映,与国家或其他群体并无密切关系,因而它的权利主体无疑应为群体。

3.国家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权利主体:“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原始主体也可相应地在独立国家和民族地区两个层面上进行区分。”[6]持此观点的学者,基于四点考虑:①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非常之大,这使得它具有了易受侵害性和破坏性,这也就是近年来如此多的外国人前来观摩、欣赏、采风的原因所在。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家站出来与群体同作为主体,可能会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②群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单一权利主体,可能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在当地流传多年,人人得自由使用,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形成这是一种权利客体的概念,所以也未形成一种保护意识。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利用和开发的程度不够:国家作为另一主体。可能会促进其经济、文化价值的发挥,以防形成垄断。③“考虑到划分公有领域的标准。也即民间文化在何种层面上应该受到保护,在何种层面上应当自由利用的问题。”[7]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地位是否平等?这是作者从文化交流的地位问题上所作的分析,这里更多地涉及到什么是公有领域的问题,将在下文着重论述。④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仅为少数,而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有着璀璨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少数民族等群体面对来自国外的文化“掠夺”,自然显得势单力薄,这里似乎也凸现了国家作为主体的有益性。

4.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弊端

(1)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欲使用人向国家授权机关(学者多建议为文化部)申请使用,是行政许可,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如侵害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侵害,文化部代表权利人——国家向司法部门侵害人,由于文化部(权利行使主体)属于行政机关,那么这时的诉讼是什么性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2)如权利主体是国家,即所有权归属国家,就像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一样,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恩赐,它具有有限性,国家出于整体利益出发,将其划归国有,以利于共享及合理开发使用。但民间文学艺术可以说与国家这一抽象主体并无关系,它是特定人群的智力成果。在经过若干年的流传、加工、发展、升华而形成的代表区域特色、文化、心理、习惯、风俗、的艺术成就,所以它的所有权绝不能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如果仅以“保护”、“发扬”为旗号,将其收归国有,这便是一种文化霸权、财富掠夺。民间文学艺术虽受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多的融入人类特有的思想内容,它的创造性,绝非自然的原生力量能与其媲美。

(3)如果权利主体是国家,那么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境人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突变,成为一种对原权利人(群体)权利的限制而派生的使用权。而且此时既然权利主体是国家,权利属性是公权,那么作为权利人的相对方使用人应是一视同仁的,都须经过批准,都须付费,否则法律将有失公平,然而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故土简直不可思议。基于以上原因,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应当仅为群体,问题是这个“群体”该如何认定?是一个民族地方、一个村、一个地区等?这里我们首先要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生长环境,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民间跨区域流传,也许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具有同一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可源引“最密切联系原则”,将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区域群体视为该民间文化的权利主体。学术界同意群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学者,多认为该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可成为权利行使主体,但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众多,受自身观念、意识等条件限制,难以较为妥当的行使权利。所以鉴于群体行使权利的不便性,可成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民间艺人组成非官方组织,由该组织作为行使主体行使权利。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民间文学艺术不外乎包含以下几种艺术形式

1.口头艺术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由于这类艺术形式以口头方式表达。与现代版权法保护的口述作品同属语言形式,它的独创性也体现在这种言语表达之中,所以完全可以以类似于口述作品的方式,对其给予版权法的保护。

2.声音艺术形式:如民乐、民歌等民间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式与版权法中的音乐作品并无多大差别,医学论文都是声音彼此之间的协调、划分、结合以及对立矛盾的解决,声音量的不同、时间的长短和节奏是该形式的内在根据[8]。所以可以借助于音乐作品的保护方式予以保护。

3.动作艺术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也有学者称为形体表达或行为表达,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均是通过连续的动作、表情、节奏等形体动作的组合来表达其艺术魅力,与现代版权法所规范的舞蹈作品、戏剧作品、以及曲艺作品极为相似,所以可以给予版权保护。

至于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游戏,如赛龙舟、朝鲜族的荡秋千等,起初表现为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的一种娱乐活动,但随着不断发展、总结,对其技术要求和精度越来越高,现代杂技中多有高难度的荡秋千等艺术形式,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保护的杂技作品有很多地方与民间体育活动相似,国内也有学者对杂技作品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有所讨论,因而从这点看出,民间体育活动可以以类似于杂技作品的方式予以保护。

4.造型艺术形式:如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雕塑、民间建筑以及民居、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这类民间文学艺术在外表甚至措词上均与版权法中的美术、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极其相似。现代版权法对这类作品仅仅保护其艺术造型、艺术图案,即结构、形式,而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技术手段等在所不问。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造型艺术形式可以与其类同保护。但这种艺术形式,毕竟有着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建筑等艺术作品。它往往从内至外都透露着极高的价值。它所表现的作为实物部分的物以及制作手段、技术构思、工艺手法往往才是最具吸引、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仅仅保护造型图案的版权法自然无能为力,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给予综合保护。如民居、壁画(如敦煌壁画)等,除版权法保护其造型外,实物部分交由其他法律如文物法的保护。<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已有所规定:民间工艺如竹编、蜡染、木雕、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对于其精湛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工艺技巧(现代版权法将此归入属于思想内容),可以予以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一些民间乐器如苗族的六管芦笙,其更类似于实用工艺品。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将实用工艺品列入法条,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七条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世界已有国家承认实用艺术品既可享受工业设计和模型权的保护,也可享受著作权的保护,即双重保护。所以民间乐器等民间艺术以类似两者之间实用工艺品的方式加以保护会更为有利。

5.综合艺术形式:如祭礼(如民间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如火把节、泼水节)、民间游艺活动等,这种艺术形式往往集言语、声音、动作、艺术造型于一体,人们在这些活动中载歌载舞,这类富有民俗涵义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的代表、标志、象征。如果仅将其理解为习惯风俗不加以保护,实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种轻视。鉴于目前尚无相关法律给予保护的情况,应就其各个部分分别予以类似口述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曲艺戏剧作品、美术作品等的法律保护。

通过以上几种艺术形式的列举,我们可以得出民间文学艺术大体包括三大类:即“传统工艺”、“文学艺术”、“民风民俗”[9]。

此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有领域的问题,哪些艺术形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自由使用?我认为诸如白蛇传、花木兰、牛郎织女等在我国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可以视为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但这类艺术形式相对于境外,则尚未进入公有领域,如被侵害,由国家作为主体进行保护,须强调的是:国家在这里充当主体,并非本文所指的权利主体,因为进入公有领域的一切作品,其所有权归属国家,所以国家在此向境外侵权者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内容

1.精神权利

署名权,此项权利对于权利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文化尊严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有必要赋予权利主体此项权利,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受歪曲;修改权,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群体应当享有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的权利,以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进步和发扬光大。

2.经济权利:按现有多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的作法,保护到授予权利主体(只能是群体,不可能是个人)以“复制权”及“翻译权”两项,职称论文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权”与“付酬权”,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授予“改编权”[10]由此可见,群体至少享有四项经济权利,至于改编权,笔者认为有必要授予权利人。针对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改编,改编者利用改编作品获得暴利,而原创人(群体)却分文不得,实为不公平。

3.权利的行使: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行使主体为类似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但对于精神权利的行使,一般由群体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利受到侵害时,则须由行使主体向司法机关请示救济;对于经济权利,自始至终由行使主体行使,所得收益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四、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体系

探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英语论文必然考虑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群体性和客体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民间文学艺术到底保护什么?进而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哪些法律予以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版权特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需对尚未形成作品的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通过专利、技术秘密等加以全面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使用“表现形式”的措词,而不用“作品”的原因所在,以免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仅限制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上。

所以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应当根据其特殊性,给予综合考虑,形成以版权法为主体,多种法律法规如专利法、文物法等全面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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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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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喜剧讽刺艺术相比西方文学作品的喜剧讽刺艺术而言,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讽刺艺术则比较开放、外露、泼辣、一针见血,讲究的是效应。相反地,中国文学作品的喜剧讽刺艺术则是趋向于内敛、深沉、不轻易把讽刺意味显露在表面层次上,注重一种内在的美化,就像中国人的做人一样,遇到任何事都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内心的情感表露在外人面前,讲究内涵与修养的统一,不能什么事都显露在外面,认为这样的话,不利于在社会之中交流与发展,而是通过内敛的方式让人民去自我体会,自我感觉,在文学作品中体会其深深的奥秘之处。这也正如鲁迅先生写的:“讽刺作品要写的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大刺眼,使明白的读者能够体会到。”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不能给人民心中留下一个直接的不好印象,需要人民自己进行深刻的体会与领悟其中的关键之所在。

二、西方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1、西方国家的开放、大胆的国情决定了西方文学作品的开放的讽刺艺术由于刚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并不是很受人民的喜爱之情,于是戏剧就在客观上以人民的真实生活来进行反映,这样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给人民一种现实生活的重现,便打出人民的愿望与心中的需求,在生活中无法达到的一种心理体现,在剧中淋漓尽致地变现出来,让人民感同身受。也就把现实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深刻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进行讽刺与挖苦,反映出生活中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表现形式比较直接、大胆、一目了然、一针见血,让人民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中的海岸势力,从而更好地提醒世人。当然,这也是与西方国家的国情相吻合,西方国家的人民思想开放,大胆,比较容易接受人民对于自己的教诲以及很快地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2、中国的含蓄、胆小的人民心理决定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含蓄、内敛的讽刺艺术相对应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我们的人们普遍比较含蓄,害羞,内敛而且比容易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丑陋的一幕,尽可能地把自己美化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就是没有一些优秀的、值得别人为之骄傲的地方也会打肿脸充胖子,尽可能地运用一些虚假的手段表现出来,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开放,直截了当。尽管有时候需要毕现出来,也是通过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还要思前想后,看看哪种形式对自身的伤害最小,才能达到心中的最满意效果。中国的这些具体情况都导致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不可能公开性地对一些黑恶势力的批判与嘲讽,无论要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都会通过一些言外之意表现出来。

三、小结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9篇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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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对大自然的茫然无知,到渐渐有所了解,艺术家的视野开始回归了人本身,此时的艺术在弗洛伊德及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看到了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位一体,让艺术家更注重发现人、理解人、诠释人。而此时的文学,“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封为鉴定文化的准绳”。西方早期的绘画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美术开始,古希腊与古罗马出现了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古希腊的古风瓶画是实用工艺的杰出创造,而古罗马绘画的色彩更加艳丽,其壁画、肖像画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绘画同样经历了一个“写实性”的发展过程。《人物御龙帛画》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了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叙事状物,寄托情感”是早期美术作品的主要功能。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许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大多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当作题材;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1篇

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教学如何能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构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已成为目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如何有机的将现代教学技术与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呢?经过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以及对计算机多媒体运用的逐步掌握,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教育思想与教育手段相结合

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理论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教育技术的运用,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努力创造学习者可参与的环境,使传授知识和发展智能与素质培养统一起来。但有一些教师认为只要教育手段先进了,教育思想便先进。于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一现代教育的外衣内,进行着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教师依然是讲解的中心,学生依然是被动的接受者,灌输、填鸭之风依然我行我素。多媒体软件大多只是一种形式、摆设,对理解、感受教学内容有没帮助、有多少帮助?甚至形同虚设都没有关系,只是为用而用。只要上课用了就是运用了多媒体教学。

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将多媒体教学渗入到每个教学点,把传统的"以教为主"变为"以学为主",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协作式"学习存在于教师、学生之间,创造更高效、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才是现代化教育的最终目的。所以,改变思想观念是关键。

二、教学媒体与教师教学相结合

现代教育理论下教学媒体的性质已经发生的根本的转变。现代教育理论要求要注重对学生认知方法的培养,教育技术的应用应能引导学生通过发现、探究的途径获取知识。也就是说,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图、文、声、动画于一体,并具有人机对话功能,具有传统的各种电教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该是学生进行发现、探究、接受新信息并最终掌握知识形成能力的工具,是学生学习的帮手,而不再是教师讲解演示的工具。

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提供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在讲解抽象的理论时,要实现很好的多媒体创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要为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由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服务的,但直观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为片面追求直观而忽视了对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要为了展示多媒体动画的功能而把课上或电视动画观赏课。这样就有必要多研究其他艺术,如广告艺术等,借鉴它们的手段和方法,如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画面突出一个主题,说明一个问题。丰富和扩展自己的创意,如用图形演变的形式,来强调与突出一个事件,说明概念的形成和变化等,这些都可在PowerPoint上穿插应用动画、循环放映、插入、超级链接等手段来实现。

三、教学设计与教学软件相结合

教育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多种感官并用学习效率最高,视听并用的理解记忆率,远远大于光看、光听的记忆率。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既可以用于课堂教学,也可以用于课外辅导,它所显示出的巨大优势往往令常规教学望尘莫及。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计算机辅助教学能节省学习时间、提高学习速度、提高教学效率;能增强理解和保持;能激发学习动机、可以做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能等。

但现在有些所谓的多媒体课件,只是简单的文字加图片,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计算机操控下的投影,实际上只是起到幻灯机的作用,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多媒体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架子。此外,国内的多媒体教育软件市场上大多数课堂教学软件不开放、不灵活,因此,在教学中完全地靠"拿来主义"不能很好地为教学服务,更不能满足教师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所以,在新的教学模式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每位教师都应积极投身到多媒体课件的开发和应用中来,根据教学的要求和内容以及学生的认知心理,合理的、巧妙的设计软件,努力地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

四、教学环境与媒体辅助相结合

目前,即使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计算机大多用来教学生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用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上的时间较少。这意味着学校仍然把计算机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对待,还没有将计算机有机地结合到日常各科教学之中。

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离不开各种多媒体教学环境。即使到了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将来,课堂仍然是学校进行知识传授的重要场所。用现代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来装备教室,可以加强课堂集体化教学的优势,克服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从而把课堂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课堂教学中,要摆脱教师‘‘一厢情愿’’以自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除了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外,还应实时地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反馈,体现计算机的交互性。通过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文字可以轻易地实现反馈,但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呆板的形式,同时很耽误时间,用多媒体进行创意,这种反馈就将变得十分生动有趣。如在分析讨论问题时,学生往往会有不同的思路,从而形成不同的答案。这时,学生只要说出其中的任何一种想法,教师只要在画面的相应区域内进行点击,学生的那种解法就会立刻在画面上出现,使学生增强视觉上的感受,仿佛这一答案就是他们自己从电脑中呼之而出的,提高了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利用人机对话的形式,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让学生通过网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丰富思想潜移默化地提高。不仅大大增加了反应的速度,还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五、学生视听与想象、朗读相结合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2篇

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反思我们当前的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出现了什么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化解这些问题?

第一个原因就是计算机已由神秘事物变成一件“家用电器”,学生对计算机的新鲜感逐渐降低。总的来说,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计算机通常还是昂贵的代名词,往往学生在接触信息技术学科以前几乎没使用过计算机,计算机对于学生来说还是一个令他们陌生,感到神秘的新鲜事物,学生对于学习计算机充满了好奇心,那时的计算机课成为学生神往的一门课,条件虽差但学得很认真,课堂纪律好。但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走下“神坛”,在社会和家庭日益普及,学生对计算机的新鲜感逐渐降低,现在不少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学科之前已经玩了多年电脑,电脑用的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幼儿时期。按照人的认知原理,在计算机日渐普及的年代,“计算机”已不是他们头脑中的新鲜事物,因此也不再是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的脑神经刺激源,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的主观能动性在无形中消失了,不少学生几乎不听信息技术学科的理论课,而去做其它学科作业、看课外书、听MP3、做小动作等,只是等到上机课的时候才会向机房 “发起冲锋”,但其主观上是还去玩游戏、聊天、上网等等,信息技术课学科老师对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感到很是无奈。

其次就是教学内容重复单一,知识老化,跟不上时代步伐。当今的信息技术课,比较一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教材,就可以发现教学内容几乎是重复单一,知识老化,缺乏创新,还在重复地学习:计算机发展史、计算机组成、Window98、“文件的复制、移动、删除、更名、建立文件夹”、Word97或Word 2000等,软件版本和知识体例远远不能反映近一、两年计算机的发展情况。教材再怎么不好也比没有教材好,老师不能不用,但往往照本宣科,无奈地按教材内容授课,学生学得乏味。可以说,高中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是最是无奈的一件事了。现在试作如下比较:小学的信息技术课教学强调动手、淡化理论,小学生未知的东西较多,所以对信息技术课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初中的信息技术课,开始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都有要求,由于学生年龄不大,比较听话,课堂纪律也不错,也比较好按教材教学,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学校机房设备落后,教学效果其实是难以保证的。对于高中的信息技术课来说,高一新生的现状基本上是这样的:学生大多是见过或用过计算机,较多学生有上网或用电脑的经历,计算机已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新鲜事物,到了高一再来重复学习过去基本上学过、听过的信息技术内容就比较反感,他们自认为只要能到机房上网就可以了,教材上的内容已经没有多大的意思了。但事实上,往往他们对计算机知识是一知半解,也有很多误解和无知,但却自以为是,并养成了一些不良的计算机操作习惯。由于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缺乏新颖性、时效性,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的内容被学生认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因而理论课也就成了 “没有意思”的课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方法古板,死守教材,缺乏灵活性、创新性和时代性。我们信息技术教师不妨进行如下自我反思,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教师常常对可引入教学的时代元素缺少挖掘,对教材内容缺乏推陈出新和全局安排,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你所教的东西到底对学生有什么用处,对于所教学生的总体情况和心理特征缺乏了解和研究,教学就是被动地授课,课堂语言没有诱导性设计,所讲内容没有发散性、延展性和反映计算机最新发展成果的时效性,甚至连教师自己授课的精力都不充沛。试想,这么枯燥的信息技术教学方式又怎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第四个原因就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对信息技术学科重视不够。一是对信息技术教师缺乏人文关怀和业绩激励机制及科研创新奖励机制。学校未能出资鼓励他们对学生开展兴趣培养,未能支助他们指导学生参加计算机应用水平或技能的培训、竞赛,未能开展教师多媒体课件水平竞技比赛,未能发挥计算机教师的专长向校园网提供为其他学科制作的公用课件和便于拿来就播的理化生实验动画元件和人文学科的音视频合成动画元素,未能建立起信息技术教师的业绩竞争机制去激励信息技术教师对业务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二是不重视硬件投入,缺乏必要的资金用于设备维护和硬件升级。不少学校机房的现状是:计算机数量不够,配置落后(计算机机房设施往往比主流配置平均晚五年左右),计算机运行又慢又卡,硬件的投入应该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重视。现在频频出现上机课学生逃课的现象,有学生认为理论课没意思,上机课机子(计算机)又不够,就算有机子又不能流畅运行,操作快一点话就卡了。一些学生就干脆不去机房,呆在教室里干别的事,对信息技术课很是失望,觉得信息技术课可有可无。

信息技术学科应如何走出死胡同,如何让信息技术课焕然一新?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件大事,新时代的信息技术学科及教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采用什么方法呢?我们不妨尝试作如下设想。

第一、从小学到高中的信息技术学科的教材有发展性、整体性、时效性,是经过总体

规划形成的激发科学创新的认知体系。建议出版社至少每两年对教材进行一次修订,作一些新的增补和必要的删除及勘误。信息技术学科大致分为记忆理解类和手动操作类两类知识。教材应对记忆理解类知识建立单独的学习框题,但不同阶段的教材的用语要符合不同阶段的学生,力求准确无误。比如:计算机应用?发展?组成、文件扩展名与文件类型、文件名通配符、同名文件相关知识、剪贴板作用与特点、算法设计、各个编程语句和函数的用法等,是理解认识类;有的直接记,有的要理解,教材的讲解就不能含糊不周,应作到科学准确。手动操作类知识,如:键盘指法、鼠标操作、Windows窗口操作、文件操作、制作Word电子小报、电脑绘画、编辑程序上机调试等,教材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以任务驱动方式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法去完成同一任务,并对各项任务的基本的、常用的操作方法和操作过程进行必要的小结。电脑操作中常有一些没写入教材中的小技巧,教材也可以鼓励学生查阅电脑报刊杂志或上网搜索,开展信息技术的探究性学习活动。第二、学校重视信息技术学科的地位,注意发挥信息技术教师的作用,保障对信息技术学科的投入。学校不应只抓升学科目,而要实施素质教育,用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发散性、时代性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并鼓励信息技术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计算机水平技能培训/竞赛和信息教师开展计算机多媒体软件/课件制作水平竞赛,或给信息技术教研组一些有偿的项目去做,如:维护校内计算机,开发一些校内实用软件,帮助其它学科制作课件和动画元件,建立校本资源库等等,奖励对学校有贡献、创新有实绩的信息技术教师。学校应改善信息技术教师的待遇,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他们主观上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授课水平。

第三、信息技术教师自身提高了对信息技术课的认识,勇于对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根据本人的研究,信息技术教师应具备如下三个要求:

1、精研专业,通备教材。这就是要不断充实新的知识和技能,专业水平要与时俱进,不吃老本,要对教材拉通备课,抓住教材知识体系,看到教材的优点与不足,对教材讲述的不完善、落后和疏漏进行合理地修订和增补。

2、分析学生,了解学生,根据情况设计教学。搞清楚什么是学生普遍知道的?什么是一知半解的?什么是第一次接触的?等等。教师只需问一问,学生普遍知道的就由学生完整地讲出来,教师用重复学生的话来表示知识点通过,比如鼠标的操作。学生一知半解但认识不清的,一种就是多让学生来谈,也许将多个学生的认识和观点归纳起来就完整了,比如改变窗口大小的操作,复制文件的操作。另一种就是学生经多次还言而不清、言而不尽的由教师就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提醒学生要搞清楚,比如,文件扩展名有关知识及重要性(Windows系统为什么要默认隐藏已知类型文件扩展名等)。对于学生第一次要接触的知识,教师要学会从其它学科或生活中发现学习素材或知识基础。比如:循环结构的程序设计,为什么要学它,有什么好处,可从数学中找一些指数函数、数列等经典习题来引入,并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解决它。如:高斯的神算、病毒的繁殖、印度国王的棋盘、趣味作图等等。

3、丰富教学语言,创建情境教学,打造“活”的信息课堂。“情境教学”本是英语情境会话教学的简称,但我认为,信息技术学科也必须借鉴英语的情境教学方法,努力在课堂教学中创设信息技术学科必备知识的学习情境与氛围,全力打造灵动的信息技术学科教学,让课堂活起来。下面以事例对比说明我的这个思想。

比如,以文件复制的教学为例,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传统教学与情境教学的区别。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内容是文件的复制,这是必考的内容,大家要认真去学哈,那么什么是文件的复制呢?或者文件复制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教材上这样说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文件复制的方法,文件复制的方法大致有菜单法、工具按钮法、鼠标右键快捷菜单法、快捷键法和鼠标拖动法(还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操作方法分类),我们将分别学习。现在先来学习菜单法,请大家认真听,作好笔记……”——这就是传统教学模式,看似没有什么错误,内容到位,态度也很认真,但其实是有问题的,该教学没有创设教学情境,没有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根本没有兴趣听下去。

“同学们,你们好多同学有了MP3、MP4、音乐手机了,有的家里还有数码相机等。其实他们对于电脑来说都是一样的,你们知识吗?”学生一下就有了精神。个别学生在窃窃私语:“U盘”。教师马上抓住并放大声音说出来:“对,U盘,即Usb存储器”。教师问:“你们通过电脑向这些数码产品里面存些照片、音乐、电子书、电影等文件,用了些什么方法?这种操作在计算机里叫什么?”然后,教学按前面本人所讲的方法,对一知半解或知而不全的,在教师的引导下,唤起学生自己对复制文件情境的回忆,教师激励学生站起来交流操作“经验”,体会在同学面前贡献经验的成功感,教师主要作归纳总结,对讲的正确方法进行表扬,不足或不够的继续鼓励其他学生再补充。如果学生再也说不出来了但知识、技能还有没讲完整的,教师可以故作神秘,比如:作悄悄状地说:“这个秘密,一般人我不轻意告诉他,快用笔记下来”。——这就是情境教学法。信息技术情境教学法要根据学生现状,站在学生的“实用主义”角度,从学生身边的事物说起,以学生生活经验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感到这个内容确实有用武之地。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自主交流,充分利用学生的“表现欲”由学生完成知识的归集,不足的和遗漏的再由教师“隆重”揭秘,而不是传统教法的由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事无巨细,把学生灌得头昏脑胀。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3篇

近年来,大陆学界部分人士不遗余力地在鼓吹“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并试图用它取代久已使用且已约定束成的“现代文学”这一概念。鼓吹“民国文学”较早的张福贵就明确声称:“‘现代文学’的称谓必然被取消而最终被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1] 另外一些学者也在“民国文学”的影响或刺激下提出了现代文学的“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说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概念也得到主张或强调。 “民国文学”当然不是“民国时期的文学”之简称那么简单,也决不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性命名”,“是中性的”[2]。从它被正儿八经地当做一个概念提出和鼓吹,就可看出其背后带有某种“意味”。这种意味当然主要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主要是“文学意识形态”或“学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民国文学”说对“现代文学”及其中的“现代”等价值性概念的攻击,“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概念对民国的国体和政体之于文学的影响力的不切实际的夸大,以及它们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标准和界限中所蕴含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方面的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看,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重要且必须加以厘清和辨正的,否则会有扰乱学界耳目,制造新的学术泡沫之虞。 一、关于“现代文学”中的“现代”问题 “民国文学”的主张据说主要是源于对“现代文学”这个既有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和狭隘所指的不满,是试图还历史上的文学以丰富多元的本来面目,并拓展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在赵步阳等人眼中,“‘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一直以来都有某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其包容性也不够”[3]。张福贵认为,“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过去强调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或者过分突出了“现代化”、“现代性”、“新”这样的价值或意义标准,从而具有了较多的排他性,呈现出“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特征;而“民国文学”作为中性的命名,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所以具有内涵的多元性和边界的开放性,可以将更多的文学对象纳入研究范畴。[4] 王学东也认为,在过去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现代”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和扭结”在一起,“使现代价值以政治判断为尺度和归宿”,导致文学史视野的狭隘,因为“现代”无法容纳和整合文艺以及言情、侦探、武侠等旧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对象。[5] 这些针对“现代文学”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也只是部分的事实。 就“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在早期(20世纪50—70年代)是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作为依据的,是专指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结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期间的具有“革命”、“进步”等政治属性的“新文学”。这样的“现代文学”确实是狭隘的与政治化的,但这一时期的“现代”除了上述政治内涵,也还是一个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时间概念。就时间维度而言,“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也是有生命力的。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中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现代化”的提出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的变革及发生、发展的“世界性”背景,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当然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指对象更为广博,所以它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等文学史著的主要价值视角。紧随“现代化”之后,兼具社会学与美学双重意义的“现代性”这一概念也从西方传入中国大陆学界,并日益得到普及性使用。可以说,自“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以来,其“现代”就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方面是指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指性质、价值评价等。就后一概念维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早已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而且学界在使用它们时往往也赋予较为宽泛的涵义,让它们颇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学界也越来越淡化“现代文学”概念的性质维度,而强化其时间维度。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在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一书的《序言》中就着重强调“‘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使谈到其性质时,也只作了“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这样笼统的界定,表明他们并不想被“现代化”、“现代性”这些概念束缚住视野和手脚。所以他们花了较多的篇幅谈论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等过去曾被视为“旧文学”的内容。自此以后,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著与教材也都给予旧派文学、通俗文学以相当的篇幅。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学界已在自觉突破狭隘的“现代”性质的框限,尽量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地和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论者还以“现代文学”曾经有过的狭隘性作靶子,借此托出“民国文学”概念,已属时代错位,并无多少积极意义了。而且可以预计,无论怎样鼓吹“民国文学”,它也不可能取代早已成为使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 尤其需要分辩的是“民国文学”鼓吹者们对“现代”这个价值概念的攻击和否定。有人放言:“必须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魅惑,为‘现代’去魅是当下文学史书写极为迫切的问题。扬弃‘现代文学’,正是为现代文学寻找新的增值点。”[6]似乎不打倒“现代”,就无法推进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了。问题的要害是,“现代化”、“现代性”等价值概念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的发展而言究竟有无价值?其实即便是这位“现代”的祛魅者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概念及其主导的现代文学体制体现的是与国际学术发展接轨同行的必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论域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和渗透力。所以,90年代以来,用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文学,已经成为认可程度相当大的学界共识。而且,“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等并不只是学术性话语,也是历史事实,晚清以来中国先被动卷入然后又主动参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也反映在了同一时期的文学之中。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与背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质疑和否定蕴含“现代化”、“现代性”之类含义的“现代文学”这个命名呢?我们为什么要轻易抛弃这样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并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的概念呢?#p#分页标题#e# 当然,“现代化”、“现代性”的价值倾向确实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种文学研究或文学史视角是不含有任何价值基点的。 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多元价值观或所谓的价值中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以否定或“现代”这一价值立场为前提,否则那还是一种多元价值观吗?其实,即便是“现代性”这一价值概念也是极具弹性与包容力的:李欧梵不就从晚清的“鸳蝴”文学、旧派文学中读出了某种“现代性”吗?不是有“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这两种维度之说吗?在“世俗现代性”(即“现代化”)眼中应该排斥或否定的某些文学对象,如沈从文和废名那种具有保守的传统田园风格或道家式的原始自然人性观的文学,不也能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得到观照吗?“现代性”的概念中又可派生出“反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些说法,同样也能为扩大文学观照的视野做出贡献。 “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担心的“现代”涵义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及可能导致的“现代文学”无法整合某些类型的文学的担忧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或夸大其辞了。就近二十余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实际而言,我们也看不到“现代”、“现代性”这些概念或视角造成的所谓束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后果。正如秦弓所说:“现代的旧体诗词、文言文学与通俗小说,不仅在历史时段上属于‘现代’,而且其创作动因、社会与心理内涵、审美形式的变异及其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现代性,因而,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研究现代旧体诗词的论文时有发表,专著至少已有两种问世……多种文学史著作为通俗小说列出专章专节,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7]确实,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早就已经走出了“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指责的视野狭隘、价值偏颇的阶段,而论者们似乎对这些已经发展了的事实视而不见,老是盯着过去,用“现代文学”不好的出身和过去来否定其现存的价值,而其目的不过只是为了证明“民国文学”概念的必要罢了。这一打一捧之间,实在是枉顾了历史事实,显得不那么厚道。 显然,如果不是把“现代”、“现代性”这样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的话,是不必担心它们会束缚住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手脚的。好像还没有多少持“现代性”立场的文学史家或研究者宣称不能将“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的旧文学或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之类纳入文学史,也不能对它们进行研究。“现代”、“现代性”等概念还没有霸道到这种排他性的程度,只是因为文学史著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史家们的视野和精力也有限,所以导致此前大多数文学史著、教材都显得视野狭隘、内容单调。批评或反思过去文学史研究或书写中的问题是可以也应该的,但不能不顾事实地将靶子对准“现代”这些概念,让它们成为替罪羊。退而言之,即使“现代”的视角遮蔽了某些文学史对象,有把原生态的复杂的文学现场简化的后果,对这种后果也不应过分夸大。毕竟,20世纪以来,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发展主流和主要价值意义的,还是“新文学”与带有“现代”意味的文学,“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确实并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如果我们不是想把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越来越厚,庞杂到无所不包的程度的话,如果我们还承认文学史研究应该有起码的价值选择与经典意识的话,实无必要过于看重旧体诗词、旧派通俗文学之类。 以旧体诗词的文学价值和在当时的实际流通而言,即使入史,也顶多只是边角余料的角色,不能占有多大地位。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将那些怀疑并试图颠覆已有的文学经典的批评流派称之为“憎恨学派”,认为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大多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而“在这种怨恨中是没有陌生性和原创性的”[8]。上述攻击“现代文学”的“民国文学”论者就很像是这种“憎恨学派”,他们的主张和说法也并没有多少陌生性与原创性,其价值和意义不应高估。 二、文学史命名的依据:文学形态还是国体、政体 “民国文学”或“民国文学史”的命名据说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学史命名的传统接轨。丁帆声称:“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其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割其时段,亦即依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改朝换代作为标尺来划分历史的边界……”[9] 还有人称:“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朝代是中国文学分割的重要临界点,也是一代文学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国政治视野下来呈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便是对此一时期文学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看到,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阐释的体系和格局,这也就成为民国文学必须背靠的一个清晰的时间维度和重要的文学传统。以‘民国文学’来命名20世纪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内在一致性,也弥合了‘现代文学’带来的断裂。”[10]上述与“传统”接轨说其实是相当机械与落伍的学术思维和理念的反映。在今天我们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已与世界接轨,都已接受过欧美先进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洗礼之后,还固守古代学术传统,不能跳出王朝政治观的束缚,实在令人失望。正如雷纳•韦勒克所指出的,文学史不是社会政治史,也不是编年史,因此不应该以社会政治或自然编年时间作为分期的依据,“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11]。而显然,从“文学规范”或“文学形态”的角度来看,只有“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规范或标准而得以成立,并与之前的旧派文学、半新不旧的“新小说”之类相区隔开来,也与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区隔开来。“新文学”的主流或主导传统就是“启蒙”意识、个性自由意识等,也就是郁达夫所谓的“人的发现”。而要溯及“新文学”的源头与背景的话,那首先也是欧美日的外来影响,而不是所谓的民国国体或政体。晚清以来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外来的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熏陶构成“新文学”发轫的基本源泉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便“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所谓的民国精神也还是来源于欧美日。所以,以一个“民国”的国体或政体是框不下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p#分页标题#e# “民国文学”的鼓吹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过分夸大了“民国”这一国体和政体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丁帆说:“中国文学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要按朝代划分呢,其答案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突破了政治文化所给定的范畴呢?!”[12]这个理据用以指中国古代文学尚可,用以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时段(比如1949—1976)亦可,用于指民国时期则大有问题。古代文学的发展受王朝的影响极大,王朝的兴衰,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和状况对文学面貌的形成和兴衰有极大的影响。而现代以来的中国则看不出“民国”这一国体或政体对文学的发展拥有像古代王朝那样的影响力。由于民国政权的无力与统治的松散,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其实是多样与混杂的,北洋政府、、共产党、伪政权推行的肯定不是同一种政治文化,民间百姓、统治者信奉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信奉的政治文化(如欧美民主、自由思想等等)恐怕也并非一回事。在这样四分五裂的政权背景和多样混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又是指什么呢?即使有这种文化,在民国政权不能将其力量施展达到的区域(如沦陷区、解放区),它们还能起作用吗?制约和影响现代文学的主导文化当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现代文化,它与民国政权关系不大,倒是与世界背景关系更紧密。 质而言之,对现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毋宁说是西方文学,而不是“民国”的国体和政体。某些人却不顾这样的事实而随意夸大民国政府的影响力,宣称:“‘民国文学’背后的政治力量主角是民国政府及其主宰者。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生成、流变是与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文学所产生的根基,所生发的原点,只源于民国的这一生存空间……‘民国生态’之下的生存体验是触动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扳机……”[13]“只源于”、“一切”这样独断性的措辞,本身就显得没有逻辑严谨性,更遑论学理问题?真不知道这样的“民国文学”框架如何能够容纳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李金发、艾青等众多留学日本、欧美的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同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确切所指也应该加以厘清,而不可乱用和泛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和政体虽然在1949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内确实制约和主导着大陆文学的整体发展样态和格局,但自1985年以后,大陆文学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世界化”和“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发展格局之中,就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实际看,着实看不出它们与共和国国体、政体有什么必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之类称谓最多只能用于指称前三十多年,而不能包括其后时段的大陆文学。 在“民国文学”的讨论中还产生了“民国史视角”、“民国文学风范”与“民国机制”这样的概念,其论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上面所说的夸大国体、政体的文学影响力的弊病。丁帆声称:“我所指的‘民国文学风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特指五四前后包括俗文学在内的‘人的文学’内涵”[14]。然而,五四文学传统跟“民国”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种直接对应的紧密程度,它并不完全是从“民国”这个国家实体中土生土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学习而来的(想想初期的留学生文学)。所以五四文学并不专属于“民国”的产物。此外,将“风范”这样的褒义词与“民国”挂钩也与大多数人对“民国”的情感认同和形象认知相违。同样的道理,李怡所谓的“民国机制”———包括“三民主义”等所谓的民国政治精神遗产,民国的经济形态、法治形态、教育模式、出版传播体制等外在的社会体制,以及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选择与精神状态[15],也并非“民国”的特产和首创,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的后果,是清末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即已开始肇造的结果,实在不应该把功劳都归于一个“民国”。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处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大潮流之中,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与世界潮流亦步亦趋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而不是与民国的制度或政策亦步亦趋。一个“民国”的国界无法框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生存的全部空间,“民国风范”、“民国机制”也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或大部分面貌、特征与性质。 在世界性的潮流冲击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质确实是非常鲜明的,这也构成了它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区别和成就,而用“民国文学”来取代“现代文学”就好像是要用一身破旧的衣服来拼命包裹和遮掩原本光鲜的身体,事实上也是包裹不住的。如果说,台湾作为“民国”的遗产继承人出于自尊自荣的目的理当有“民国文学(史)”这样的东西,我们大陆似乎不必要也不应该去抢“民国”这身破衣裳。这倒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价值评判与历史眼光的问题。 “民国文学”的命名不仅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世界背景,也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空间分裂问题。当时的台湾和“满洲国”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民国”,“民国文学”怎么能够涵盖这些地域的文学呢?当然,“民国文学”的鼓吹者可以狡辩说“民国文学”只是“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简称,但问题还是存在,“满洲国”傀儡政权或许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作为租界其自然属于“中国”,但日本人通过战争从清政府手中合法割去的台湾从属于“中国”吗?众所周知,人们通常都是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来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民国文学”严格来讲指的是发生在民国的土地上的文学,这当然包容不了那么多对象。“民国文学”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空间难题的概念,其价值又有多少呢?三、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问题“民国文学”概念除了针对“现代文学”,据说还是为了为了将早已过去的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历史化”。汤溢泽便提出,“有必要把文学按‘民国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时序‘历史化’,使中国文学谱系完美无缺。”[16]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直到今天,其主导文学范型并未出现明显更替或转变:“新文学”所确立的小说、新诗、散文、话剧的文类格局,所使用的以白话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确立的基本思想主题(如人性、人道、社会、人生)和价值诉求(如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平等),甚至基本的文学题材(乡土、都市)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更替。今天的文学就其大体而言依然是“新文学”的自然发展的结果,“新文学”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的大部分基因依然流淌在当下文学的血液之中。所以,自20世纪初叶直到当下,都应该属于同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命名为“现代”。而且,即使要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大时段之下细分出更小的文学时段,也看不出作为“民国文学”时间上限的1912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明显缺乏文学意义,远不如1902、1917这些年份。#p#分页标题#e# 而且,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日渐落伍与丧失积极意义的做法,体现的是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思维的僵化与不思进取。张福贵认为以“民国文学”这个时间性概念来命名,“具有时间的明晰性”[17]。陈国恩认为“民国文学”的好处在于:“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18]王学东也不满于“现代文学”所指的模糊:“现代的时间限度何在?现代文学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维度的呈现?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学的时间框架上,它的起点何在?终点何在?”[19]丁帆也强调应该以1912年为界,之前的“晚清文学”属于“清代文学”,之后的文学称为“民国文学”[20]。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界限的陈腐做法早就应该改变了。朱寿桐在这方面就开了一个好头,他主编的《汉语新文学史》(2010)完全打破了按年份进行文学史分期的陈旧做法,而是代之以“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这样的模糊了具体时间节点的文学史分期描述法,使文学史以流动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21] 在这样的文学史分期做法面前,目前某些文学史家还在为现代文学应该起始于哪一年,是始于1887—1990年间[22],还是始于1895、1898、1912、1917年而争论不休,实在并没有多少意义。 以“民国(1912—1949)”这一时段来给文学史分期还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即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能反映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轨迹。就像许多人都已谈到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23] 即:所谓“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左翼文学”的不断夸张和放大而已;而“文学”则是“革命文学”走向溃败与灭亡的归途而已;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也不过是在“文学”的废墟上试图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原点的梦想而已;九十年代以后从“身体写作”开始的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现象,与二三十年代具有现代派特质的“私小说”和“洋场文学”也有着本质的勾连。1949这个年份虽然割裂了现当代,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年份对文学的影响确实较明显。相比之下,1912这个民国起始的年份就问题很大了。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实践、晚清报刊的兴起与发达等等作为现代文学的萌芽与前奏,其重要性就不容忽视,而一个1912年的民国建国年份就将此前的文学划分为“清代文学”,似乎晚清文学就不具有现代性,就与之后的民国文学关系不大,这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用“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这等于是消解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并在文学研究实践中贯彻“新文学整体观”的努力的意义。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学术史上的反动和逆流,应该坚决予以批判。 以上我们对这些年来许多人鼓吹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梳理与辨析,发现“民国文学”、“民国文学风范”、“民国机制”这些概念或者难以成立,或者缺乏说服力,甚至还可能有害。当然,为了将已经过去的那些文学时期历史化(而“现代文学”是个还在进行中的过程,还没有下限)———我们可以一般性地、权宜性地采用“晚清文学”、“民国时期的文学”这样的称呼,但不能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提出和使用“民国文学”这个概念,毕竟“民国文学”是带有特定意味的概念,并不只是“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简称这么简单。而且,目前我们需要的不是标新立异地创设一些无用的概念来徒乱耳目,而是需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学史思维和理念,需要用大历史观与先进的文学史思维来观照和处理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这样就会跳出一些并无多大意义的枝节问题的纠缠,少浪费一些精力在无谓的学术炒作之中,从而真正有利于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撰写。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4篇

文化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声乐教学也应该顺应时展的潮流进行改革。为适应时展的要求,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有必要改变旧的教学理念,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探索新的教学理念。一方面,从我国博大的声乐文化中摄取精髓。我国很早就展开了声乐理论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颇丰,如唐代《乐府杂录》中就有“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及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既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我国声乐理论中自古就有“气为声之本,气乃音之帅”的说法。我们应当潜心研究并继承和发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文化,吸收其精华,才能推动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的声乐教学理念。“对于声乐训练的本身,科学唱法和技巧是共性,是中外各种唱法共有的。在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中有科学性,在外国声乐中也有科学性。”因此,我们改进声乐教学理念,仅仅继承民族声乐文化还不够,更应吸取国外各种风格声乐学派先进、科学的演唱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丰富和发展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声乐教学。

二、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

目前我国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课沿用“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教师对每位声乐专业的学生一周安排两节小课。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针对性强、因材施教,但是也有弊端,如费时费力、学生之间缺乏探讨、束缚学生的视野等。时代在发展,我们面对的授课对象与过去不同,如果仍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势必制约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根据授课对象的年龄、学习程度等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和改革。

1.对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应采取“一对二”的教学模式。

如今,中等艺术学校声乐专业学生的入学年龄为14~16岁,比以往学生的入学年龄小很多。学生正处于变声期,如果一节课之内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声乐训练,他们的嗓子容易疲劳、沙哑,影响其发声器官的健康发育。因此,我们对他们应采取“一对二”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在训练当中不仅使学生的发声器官得到休息,而且能使两位学生互相观摩,有利于他们对技巧的掌握。

2.对二年级的学生要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模式。

通过前一年的学习,二年级学生掌握了一些声乐技术技巧,有了较好的基本功,发声器官的承受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我们对他们应该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模式,加大声乐训练力度,适当地拓展音域,为三年级的高考冲刺打好基础。

3.对三年级的学生应采取“一周三节课”的教学模式。

对三年级的学生来说,绝大多数要参加艺术类高考,他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需要加强专业和文化课的学习。因此,对他们的声乐课应从“一周两节课”增加到“一周三节课”,使他们的声乐水平得到提升,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

4.对演唱方面有问题的学生老师们要采取共同“会诊”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当中,教师会遇到演唱方面具有不良习惯的、有问题的学生,这类学生教起来非常困难。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那样辅导男女各声部的学生,而且还能够让他们在国内外声乐大赛上屡次获奖的人,在声乐界是罕见的。教学当中,有些教师善于解决男生提喉头的问题,有些则善于解决女生真假声不合的问题。因此,当声乐教师遇到难教的学生时,声乐教研室的老师们就会及时“会诊”,各显其能,彼此交换意见,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及方法,使学生受益匪浅。

三、声乐教材的改革

教材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当前我国中等艺术学校还没有统一规范的声乐教材。我们使用的教材基本照搬高等师范院校或高等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材。由于中等艺术学校与高等音乐学府在声乐技能技巧要求、培养目标等多方面有着很大差别,二者在教学内容上有所不同。“声乐教学内容决定于不同教育层次的培养目标。”声乐教学内容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然而在教材的选择上,有些教师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学生布置练声曲或声乐作品,随意性很大,缺乏明确统一标准和依据;有些声乐教师甚至列出一张声乐作品名单给每位学生一份,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缺乏针对性;有些教师布置声乐作品时范围狭窄,局限在旧作品上,不主动积极地布置新作品,曲目缺乏横向突破,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此可见,没有统一规范的声乐教材就会影响声乐课的实际运用和操作,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教育部门应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声乐教师编撰一套适合中等艺术学校的声乐专业教材。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可以参考高等音乐学府教材,对它进行提炼、简化并在内容上进行适当的增补。教材要明确体现出中等艺术学校声乐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要强调教材的针对性、通俗性和趣味性,使学生能够“寓学于乐”、易于理解和接受,为学生在专业学习道路上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应考虑到以下方面的问题:

1.教材必须有针对性。

在教学当中,有些教师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用同一个练声曲;不论舌根紧的还是提喉结的都用i母音练声;无论一年级学生还是二年级学生都用同一个声乐作品进行训练,缺乏针对性,严重影响学生的进步。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学习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教师选择教材内容时必须有针对性,要考虑到学生的训练程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哪些练习适合,避免盲目性。如对提喉结演唱的学生多用下行的u母音练习;舌根紧的学生多唱a母音的跳音练习;初学者唱《月之故乡》《大海啊!故乡》《花非花》等简短易唱的作品;具备一定演唱能力的学生唱《长城永在我心上》《妮娜》《草原之夜》等难度稍大的作品。针对性的原则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教师只有有针对性地选择教材,才能使每位学生扬长补短,收到教学效果。

2.教材内容要丰富多彩。

在教学当中,我们基本上一直沿用那些旧作品,学生很少接触新作品。当然有些旧作品是经典曲目、经典教材,诸如《红豆词》《叫我如何不想他》《我的太阳》《祖国慈祥的母亲》等。然而艺术本身是发展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新时代涌现出了一批被声乐专业学生和广大群众喜爱的具有艺术性、思想性的新作品,如《往日时光》《跟你走》《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声乐技巧运用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作品风格上也多样化,深受学生们的喜欢,易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不仅要选择旧的经典作品还要敢于开发新作品。把这些新作品充实到教材内容中不仅起到丰富教材内容的作用,还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四、结语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5篇

文学经典能够潜移默化地培育艺术生的情感表现力。情感是艺术的法则与灵魂,直接影响艺术的表现。《乐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认为“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斯坦尼在他的表演体系中表示“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统帅,创作的推动者和动力”就是“情感”。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有疏远、淡漠的倾向,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一个人情感丰富不丰富,善不善于体验、表达、处理情感,表明了一个人的情感表现力。情感表现力是人的情感发生、感受、表达、提升、创造、处理等的综合能力。比如演员在创造角色形象时,情感的创造非常重要。而创造角色情感首先要有相关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缺乏情感表现力,就无法创造人物的情绪体验,反之,就比较容易把握角色的情绪与情感,从而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情感表现力既是先天质素,也是后天能力。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培养,也可以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培育。情感是文学的本质。经过审美的提升,文学情感比日常生活情感更具美质。文学经典以恰当精妙的语词,以描写、叙述、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细腻地展现人的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系列练习,读者可增强情感感受能力。

文学经典可提高艺术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人们认识美、评价美的能力。文学经典作为艺术,首先是审美的。“没有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立命之本。”通过美的艺术形式,文学经典把现实中的自然之美和社会之美,典型地表现出来,形成美的艺术形象。审美感知能力是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对作品欣赏品评时,欣赏者凭借感知能力捕捉形象画面,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把握能力会得以培养和强化。审美想象能力是最突出的审美能力,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是带有创造性的能力。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可以使人才思敏捷,一个情节的叙述、一个场景的描绘、一个比喻的运用、一个词语的取舍,无不与作者的想象力相关。艺术对想象力的要求是丰富而活跃的,对艺术来说,想象力是极为可贵的品质。黑格尔曾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文学经典飞翔的翅膀,“在文学的建筑工艺学上,想象力成为最重要的建筑师”。马克思推崇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因为它们有丰富的想象力。艺术想象贯穿在文学意象创造和文学欣赏再创造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文学创作训练和文学欣赏操作可以培养受教者的审美想象能力。此外,描写艺术的佳作让受教者体验各种口味的美感。“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林嗣环《口技》),让人体验民间仿声艺术的魔力;“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魏学洢《核舟记》),让人体验微雕工艺的精巧绝伦;“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让人体验琵琶女演技的高超;“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让人体验公孙大娘刚柔相济、吞吐自如的舞蹈风神。在此,文学与艺术水融,引人无限遐思。

文学经典能够拓展艺术生的精神空间,塑建其审美境界。艺术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人的精神活动越丰富,艺术创造力就越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活动中产生一种身心的喜悦,一种美感的喜悦,从而进入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生境界。”文学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让人的精神活动越来越丰富,精神空间越来越宽广。学者钱理群曾指出,要用“科学的眼睛”和“文学的眼睛”看世界,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文学经典构筑了独特的心灵空间,“在超感性的体悟中,人们摆脱了感性物态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羁绊,使精神获得升华,从现实境界进入到理想的境界”。通过对文学的审美形式意味的感受、领悟,使情感、心灵受到涤荡、净化,从而塑建审美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