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音标论文范文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篇

英语教材把音标教学安排在初一上学期的后半部分进行，我认为，这样的教学顺序存在着一些弊端。如：记单词时，有的同学靠机械地记忆，甚至用汉语去拼，如：English

这个单词，在学生的口里就变成了“英格历史”，让你听得莫名其妙，待明白过来，又为之黯失笑。

鉴于语音教学得重要性，也为了避免产生诸如以上的弊端，将音标教学提前很有必要。经过实验，效果颇佳。下面谈我在国际音标教学中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任初一英语课时，我调整教学计划，先集中10天左右时间扎扎实实地搞好国际音标教学，使学生有初步拼读单词的能力。

音标教学具体做法如下：

1、集中教音标

把48个音标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辅音又分为清辅音和浊辅音四种情况。

2、巧记音标

把12个单元音分作6对：

把8个双元音分为3小组：

清浊辅音10对：

另记一个清辅音：再记7个浊辅音：

3、自制音标表和音标卡片

音标卡片方便课堂教学，音标表贴于教室前墙，以便学生常见常记。

4、将某些因素与汉语拼音作比较

让学生仔细观察，认真模仿，反复操练。对于某些不易发准确的音标，进行讲解和示范。学生一旦摸清了每个音标的发音部位和方法，便感到豁然开朗，兴趣大增。

5、发音方法

教元音时强调舌位和口形，口腔内不足方寸之地要发出20个元音，舌位稍有变化就会便成另一个音。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仔细体会舌位的变化，充分利用舌头高、低、伸、缩时在口腔中的不同定位，发好单元音。利用舌头在发音过程中的移动发好双元音，要求发双元音时要掌握三要素：先重后轻、先长后短、先清楚后模糊。在教辅音时，告诫学生区分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关键在于声带震动与否。有意识地让学生把手放到喉部，再感觉发浊辅音时产生的声带的颤振现象。

“磨刀不误砍柴工”虽然提前教音标花去了一定的教学时间，但却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便于学生读准单词

对于初一年仅12岁左右的孩子来说，虽然母语语音的习惯已经相当牢固，但他们的模仿能力，记忆能力很强，刚从小学升到初中，学习英语的兴趣大，好奇心强，信心足。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些特点，先教国际音标，有利于学生纯正的发音，牢固地掌握英语48个音标。

2、便于学生记忆单词

掌握正确的读音对记忆单词很有帮助。英语是表音文字，很多单词符合读音规则。学生如果有了音标和拼音知识，可尽快地把单词牢记，并能通过发音的规律，联想记住一系列的单词。

3、杜绝学生用汉语注音

有些学生由于没有早学音标，推迟了巩固音标的阶段，到了初二、初三甚至高中，还在用汉字标注英语单词。若提前在初一上学期教学生国际音标，这种不良现象就能减少甚至杜绝。

4、便于学生预习生词

由于英语单词的拼写与读音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容被初学者掌握，因此国际音标对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对于不符合语音规则的单词，学生如果通过音标预习生词就会容易得多，学起来也不太费劲。这样学生也会乐于开口，不至于学成“哑巴英语”。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2篇

高校现代汉语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工具课，主要学习现代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语音部分要求学生能够给汉语标注国际音标。汉语国际音标的学习对于以后进行方言调查，推广普通话有着作用，可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曾经的英语国际音标的学习对汉语国际音标的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干扰。董燕萍、鲁守春的《外语对母语的负迁移：来自汉语拼音学习的证据》一文讨论了英语学习对汉语拼音学习产生的干扰问题，而没有论文讨论对汉语国际音标学习产生的干扰。本文打算采用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对这一问题作初步调查研究，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语音。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迁移理论是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原有知识是否发挥积极作用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即已习得的语言知识对另一门语言在学习和处理上起到积极作用，产生正面影响，叫做正迁移，反之为负迁移。本文研究的具体问题为：如果高校学生学习现代汉语，之前英语的字母的语音及单词的国际音标是否会对现代汉语国际音标的学习造成干扰，如果有干扰，干扰程度如何？如何避免这种干扰，本文试图通过调查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调查时考虑到有无学过英语国际音标的差异，非中文专业学际音标的差异，特别是其中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差别。

三、中文系中英语对汉语国际音标学习的负迁移

我们在中文系中选取了130人进行调查，其中以前学过英语的有100人，未学过英语的有30人。在设计调查材料时尽量选取与汉语音节相近的英文单词。如can在英语中国际音标为[k?n]，而在汉语中为[tshan]，同时考察其中元音和辅音的影响情况。为方便论述，将学过英语的学生简称为A，未学过英语的学生简称为B，现将对辅音的影响列表如下：

根据调查的结果，现代汉语国际音标的学习明显地受到英语国际音标的影响，呈现出以下特点：（1）m、f、n、l等字母的汉语英语国际音标形式与其字母完全相同，无从考虑其影响，在记音时准确率很高。（2）同一字母在英语中的音标形式越复杂，对汉语的干扰即负迁移就越大，如zh、ch、sh、z、c、s等字母的音，在英语中有一些相似的音[d?]、[t?]、[?]、[s]、[z]。（3）不仅英语国际音标会对汉语国际音标的学生产生干扰，而且汉语拼音也会对汉语国际音标的学习产生干扰，特别是从没学过英语，没接触过国际音标的学生，他们更多地是受到汉语拼音的干扰，相当比例的学生将这些音标和汉语拼音混在一起。

对元音音标学习的影响。汉语普通话中有10个元音，按照同类的方法，作了调查，结果如下：

通过以上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英语对汉语音标学习的影响极为复杂。因为英语中的一个字母可对应多个音素。如a可对应的音素有[?][?][ei][e][?][唬]，汉语中/a/音位也存在着四个变体：[A][a][][?]。其中字母o也是如此。因此调查结果较为复杂，但总体上学过英语的学生在记录汉语音标时明显受到英语的影响。

（2）对于英语中所独有的而汉语中没有的音，或者汉语中所特有而英语中没有的音，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几乎没有。如长元音仅出现在英语中，而汉语中没有，因此学生在记录汉语音标时不会出现这些长元音。另外是汉语中所独有的音，英语中没有的音，如er，虽然记音时会出现错误，但不是受英语的干扰造成的，因为英语中根本没有此类音。

（3）除了受英语的干扰之外，还受到汉语拼音的影响，特别是er、-i（前）、-i（后）的音标更多地是受到拼音字母的干扰。

四、非中文专业学习现代汉语语音的情况

在高校中可以利用课余时间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其中有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虽然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学习英语，但是却没有英语专业的学生那么精通，那么他们学习现代汉语国际音标的情况怎样，受到英语的影响是否有差别。我们在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各抽取100名学生进行调查，为方便进行论述，英语专业学生用C代替，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用D来代替。他们对汉语辅音音标学习的影响如下：

此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非英语专业中，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汉语辅音音标学习效果相差无几，但是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英语专业更易受英语国际音标的影响。

（2）在记录汉语国际音标时，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语拼音字母的影响，特别是zh，ch，sh，ng的音标，将其记作[zh][ch][sh][ng]就是受到汉语拼音字母的影响，因为英语和汉语中根本没有这些音。

对汉语元音音标的学习干扰调查结果如下：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非英语专业中，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汉语元音音标学习效果相差无几，但是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英语专业更易受英语国际音标的影响。

（2）字母对应的音素越复杂，受到的影响越大，正确率越低，如字母a，无论在汉语中还是英语中对应的音都较多，因而学生标注的音标五花八门，受到的干扰就大。

通过辅音和元音的调查，我们发现非汉语专业学生汉语国际音标的学习效果不如汉语专业学生。原因在于非汉语专业学生把中文作为第二专业，学时较短，而且集中上课，因而学习效果不太理想，正确率普遍偏低。

五、应对策略

针对汉语国际音标标音出现的错误，建议采取以下策略帮助学生学习：

第一，加强汉英国际音标的比较，在汉语音标学习之前，学生已接触很长时间的英语音标，因此，英语音标在学生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学习时要加强汉英国际音标的比较，特别是其差异之处。

第二，加强练习，为防止英语国际音标的干扰，要加强练习汉语国际音标，使其与英语国际音标相区分，在不断地练习、复习的反复过程中，完全掌握国际音标。

第三，在教学中注重教学技巧，认识到反迁移在汉语教学中的干扰，掌握语言习得的迁移理论，减少英语国际音标学习对汉语国际音标学习的干扰。

总之，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了英语国际音标学习对汉语国际音标学习的反迁移，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发现汉语拼音也对国际音标的学习产生了干扰，具体干扰情况如何，仍需专文论述。

参考文献：

[1]董燕萍，鲁守春.外语对母语的负迁移：来自汉语拼音学习的证据[J].中国外语，2010（05）.

[2]王理嘉.《汉语拼音方案》与世界汉语语音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5（02）.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关联翻译理论；商标翻译；交际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0

一、引言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显著，各国都想方设法把本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其中商标在国际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标与其他知识产权一样是企业的一项核心投资。商标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涉及到地域文化、消费心理、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 而非单纯的语言文字转换过程。其本质是反映不同社会特征的文化转换。关联理论针对翻译的解释力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的交际活动，是在原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

二、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Sperber和Wilson（1986/1995）在继承和发展了Grice（1967）“会话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认知科学、语言哲学和人类行为科学提出了关联理论。关联理论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它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已有的各种翻译理论以及各种看似矛盾的翻译现象。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主要研究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的过程。翻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交际者对话语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语言交际的关联性。用关联理论的视角研究翻译，其实就是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翻译这一特殊的交际其中肯定会牵扯原交际者和译者，他们构成了交际的双方。原交际者把文本输入给译者，译者通过关联进行推理分析，之后就形成一种交际的图示文本，从而译者和目的语接受者又构成了交际的双方。由此可见，关联翻译主要是为了满足原作者、 译者及译语接受者间交际的语用效果需要，其对象不是纯粹的语言， 而是借助语言表达信息内容和实现交际。

三、关联翻译理论在商标翻译中的应用

商标翻译并不是由原语到译语的单项文本内容的替换，而是要在明确原语商标命名符号所指关系的前提下，结合译语的语言特点和命名的语境因素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译者在这种二度创作中享有较大的自由度，需遵从最佳关联的原则即根据商家对产品的推广意图，努力使潜在消费者以最小认知努力获取足够的信息，并唤起消费者购买欲望从而促成商家译者和消费者三者间的交际。

㈠音译关联

就目前的商标翻译中，音译是常用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并不是简单地将原语言的发音用目的语相应文字表现，而是应当将其与目的语消费者的认知环境与认知框架相吻合，同时尽量避免消费者对商标名称产生怪异感及不好的联想。因为商标词都是极为简单的词汇，所以商标词在语言层面上对译者的影响远甚于句子段落篇章的语言层次，因而对翻译者的要求会更高。商标的音译法，译者要顺应译语受众者的认知背景，采用汉语传统音韵手法从而体现原语商标符号的语音物理特征，通过语音关联增强认知语境效果。卡夫食品国际公司里的Maxwell House （麦斯威尔）、Nabisco（纳贝斯克）系列产品风靡中国就归根于产品的商标名翻译。此音译关联并没有强调词本身的意义 ，而是通过保留原文的音韵美， 听起来洋味十足， 充满异国情调， 新颖别致， 从而迎合消费者标新立异和猎奇的心理。

㈡意译关联

商标翻译中的意译关联是译者用同等语义的语言符号来替代原语商标符号的语义内涵。这种关联要求译文不失真，能传达原文所表达的语义内涵并可以保留原语言所传递的信息情感。因为商品的商标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心理。所以这种意译关联翻译除了能够反映商品的性能外，还能引发消费者的联想，从而产生兴趣以利于商品的销售。直译法适用大多数商标词的翻译。如皇朝牌葡萄酒的英译名为Dynasty， 这个词会给人一种贵族的气息，让人有欲望去品尝这种历史悠久的陈年好酒。“长城” （GreatWal1）这个词的译法既指明产品由中国制造，又让人联想到气势宏伟的中国象征。有些因为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必须适当地进行调整，以利于沟通消费者的民族心理认同感，从而激发消费者的新奇、尝试心理和购买欲望。比如著名饮料Seven Up（七喜）在刚进人中国市场时从表面意思直译为“七上”，但是在中国的销量却不佳，这是因为“七上”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不太好的成语“七上八下”。基于文化上的特性，后来“七上”改成了“七喜”，从此在中国很受欢迎。

㈢音译和意译相结合

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译法也是传达商标神韵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译法既兼顾了音韵上的相似， 也传递了商品的关键信息。商标译名求得神似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对商品类别、特性有所了解， 再应用意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这样才能紧扣商标主题，灵活处理。BMW是公司“Bayerische Motoren Werke”的缩写，是全世界最成功和效益最好的汽车及摩托车生产商。BMW被译为 “宝马”是源于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式。这个音基本上来自英语的发音，意思在中国有胯下良驹之意。这里译者顺应了译语受众者的认知背景，通过语音与语义双重关联增强了认知语境效果。Goldlion原来译为 “金狮” ，但在中国谐音为“金失”，所以该商品在中国滞销。后来把这个词又改译为“金利来”，将gold（金）保留原意，而lion一词采取音译手法，两者结合的翻译便有了“金利来”。这个词不但气派，而且在中国有钱与利双收之意。

四、总结

商标语是一种竞争性的语言，其目的不只是单纯语言所具有的指称功能，更重要的是引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注意同时也对产品进行广告宣传，让消费者有购买欲。因而商标翻译也不只是单纯强调产品内容的简单对应转换。译者应考虑到译文具有的宣传和营销功能。翻译时既要考虑到商品销售的方向和消费者的心理特点，也要充分做到目的语消费者的认知环境与认知框架相吻合，同时也要满足原作者、 译者及译语接受者间交际的语用效果需要。总之，运用关联翻译理论译商标可使目的语像原商标名一样独特而简明，并且也要符合译语接受者的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这样才能算得上好的商标翻译。

参考文献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商标，零翻译，“无为而治”

 

1.引言

商标是商品的标记，是企业和公司的“名片”和“脸面”，好的商标能够提升企业形象和品位，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好口碑，从而赢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实现全球化，人类交流实现国际化和信息化。在此背景下，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也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而企业走向国际的首要步骤就是要亮出自己的“名片”―商标。商标从国内走向国际就不可避免涉及到商标翻译问题，即如何把源语（source language）中的商标名称转换为的语（target language）中被消费者认可的名称，商标翻译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特别是商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商标翻译直接关系到商品的国际推广和销售，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商标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所以商标翻译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企业要走向国际，就必须做好商标翻译工作。朱益平和王靖涵2009年对国内近十年的商标翻译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商标翻译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有：符合商品特性体现商品特点原则、“民族性”原则、“三美”原则、“五美”原则、从主原则等；商标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有：音译法、意译法、音意结合法等。可以看到毕业论文题目，以前的研究还没有注意到商标翻译中零翻译策略，即使注意到了，也只是片言只语，点到为止，没有对其深入研究。本文将在此方面做以探讨，奢望能够弥补商标翻译中零翻译策略研究的空白，为丰富商标翻译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翻译要遵循“信”、“达”、“雅”，“信”是第一位，是“达”与“雅”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信”就是要忠实于源语，就是要把源语中的信息在的语中完整无缺表达出来，然而纵观现实生活中的商标名称，就会发现商标翻译中有太多的“非信”，即商标的源语信息经过翻译后在的语中要么消失要么扭曲要么照搬。译者没有绞尽脑汁去准确无误传达源语信息，也就是说，源语信息传达到的语的数量为零。译者采用的是看似“无招”或者“无为”零翻译策略，但却达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本文的观点是：零翻译策略对商标翻译不可或缺，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零翻译策略，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商标翻译。

2.零翻译策略

国内最先使用zero translation（零翻译，笔者加）这一术语的是杜争鸣，但他称之为“不译”（罗国青，2005）。2001年邱懋如在《中国翻译》上发表《可译性及零翻译》正式提出“零翻译”概念。邱懋如认为，人类语言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不同点，所以语际翻译是可能的（语际之间有可译性，笔者加）。但语际差异毕竟是事实，而且有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翻译，对此邱懋如提出了“零翻译”策略。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1)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邱懋如，2001）。之后不少学者对“零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造成“零翻译”术语概念上内涵与外延的混乱。罗国青2005年对此混乱状态进行了梳理和辩正，指出零翻译的定义有窄式和宽式之分，即在严格意义上讲，零翻译指的是在译入语中采用源语图形与语言文字符号，读者进入源语语言文化去理解译文，这种翻译形式也就是移植；宽泛意义上讲毕业论文题目，零翻译指的是指移植和音译。

3.商标翻译中的零翻译策略

本文将采用宽泛意义上的零翻译策略，即零翻译包括移植和音译。结合商标翻译领域，零翻译又有一些特殊表现。从商标源语信息在的语中是否保留的角度来分析，商标的零翻译策略包括如下四种具体方法：直接音译法、优化音译法、转译法和移植法。

3.1 直接音译法

直接音译法就是按照商标在源语中的发音，在的语中将其译为与之发音相同、相似或者相近的读音。如Nokia在源语中指的是生产诺基亚手机的地方，位于芬兰，翻译成“诺基亚”是一种简单音译。Adias上世纪二十年代是由一位名叫Adolf Adi Dassler创办，Adias取自创始者的名字，但翻译成汉语“阿迪达斯”后就很难看到创始人的任何元素，是直接模仿的音译。电视品牌sharp在源语中的意思是“清晰、敏锐、准确”，按照直接音译成为汉语的“夏普”，已很难看到其最初的意思，国人从“夏普”字里行间很难品出源语中的本义。类似的还有McDonald翻译成“麦当劳”；Chrysler翻译成“克莱斯勒”；“格力”翻译成Gree等。商标的源语信息翻译到的语后消失，是一种零翻译策略。

3.2 优化音译法

优化音译法是在直接音译法的基础上对商标的音译进行优化，使其符合的语消费者的民族心理、文化价值和风俗习惯等。例如，Coca cola这个英文商标的创始人彭伯顿是个古典书法家，他认为"两个大写C字会很好看"，因此用了"Coca-Cola", "coca"是可可树叶子提练的香料，"cola"是可可果中取出的成份，两个词放到一块还能够达到押头韵的修辞效果，在西方消费者中很受欢迎①。可当Coca-cola 进入中国市场刚开始被音译成“柯口肯那”，又被一些方言误读成“蝌蚪啃蜡”，销量一直低迷。后来情急之下英国媒体悬赏征名，一位旅英的中国学者将其翻译为“可口可乐”，既不失音译味道，又迎合了中国人图吉利好快乐的心理，迅速赢得中国市场（陈适，2009）。“可口可乐”对应“Coca cola”是典型的优化音译法。我国著名品牌“海信”亦是如此。“海信”取自“海纳百川”和“信诚无限”两个成语，其汉语意思不言而喻，就是要包容诚信。如果直接按照拼音译成haixin,意境全无，但海信将其译成Hisense, 发音接近high sense, 就承载着“高品位、高享受、高科技”的含义，既是音译又考虑到了西方消费者，是优化音译法。其他的如MercedesBenz来自该汽车公司老板女儿的名字，翻译成“奔驰”；Canon翻译成“佳能”；Heads & Shoulders翻译为“海飞丝”；“汰渍”翻译成Tide；海尔翻译成Haier等。优化音译法使得商标的源语信息丢失或者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零翻译策略。

3.3 转译法

与直接音译法和优化音译法不同毕业论文题目，转译法使源语商标既改变了语音又改变了信息。Rejoice这个商标在英语中的本义是“欣喜、高兴、愉悦”，翻译到汉语的名称是“飘柔”，源语商标的读音和信息在的语中“面目全非”，但“飘柔”这个名字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它给中国消费者的印象是使用这种洗发水会使自己的头发飘逸柔顺。我国著名品牌“联想”取自“联系、想像”之意，即“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说明“联想”很重要。打入国际市场，“联想”刚开始名称为“Legend”,意思是“传说、传奇”，但这个名称在国外已经被注册，“联想”就转向拉丁语NOVO，意思是“创新”，再加上原来Legend的前两个字母le,就成了今天的“Lenovo”，意思是“传奇、创新”②。“联想”与“Lenovo”的读音与意义都不尽相同，是一种转译法。其他如Sprite（取自英文单词spirit，意思是“精神”）翻译为“雪碧”；P&G（取自1837年创始人蜡烛制造商William Proctor和肥皂制造商James Gamble的名字）翻译为“宝洁”；新飞冰箱翻译为“FRESTECH”（fresh + technology，意思是“”新技术）；香烟Mild Seven（seven即七的意思，音近heaven，即天堂的意思，故备受西方人青睐）翻译为“万事发”（将源语“七”变为汉语“八”，谐音“发”）；Goldlion（意思是“金狮”）翻译为“金利来”；运动鞋Warrior（意思是“战士、战将”）翻译为“回力”等。商标的原有信息经过转译法后消失或者改变，原有信息的传输量为零，是一种零翻译策略。

3.4 移植法

移植法指的是在商标翻译过程中直接把商标原封不动从源语移植到的语中，如LG、IBM、SK-Ⅱ、TCL、GM、NEC等。这种把源语中的商标名称直接拿到的语中使用就是学者罗国青所说的窄式零翻译策略。以LG为例，LG的本义是Life isGood，意思是“生活是美好的”，原装拿入汉语，中国人也能够接受，只是很少有人会知道它的本义。IBM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国际商务机器”，一般中国人也无从得知。移植法对商标的翻译采取“拿来主义”，信息的语际转换为零，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的语消费者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没有影响到产品的销售。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化趋势使得英语成为世界的“准普通话”，拿中国来说，绝大多数国人都至少认得26个英文字母毕业论文题目，商标使用英文字母对于国人没有认识上的难度；二是标新立异和彰显个性魅力永远都是商家追求的目标，商家无时无刻都要给消费者以新鲜，使用外文字母正好可以达此目的；三是趋简避繁和言约义丰也是译者翻译过程中所追寻的目标，只要消费者能够和认识接受，直接使用源语符号，省心省力省工，何乐而不为？

需要指出的是，移植法并不是“万能药”，使用移植法也要有度。有学者认为，现在汉语中充斥着太多的英文字母词，这是对汉语纯洁性的一种“污染”，因此国外商品要意欲打入中国市场，移植法应当尽可能少用慎用，要三思而后行。

4.结束语

零翻译策略在商标翻译中是常见的，其中包含直接音译法、优化音译法、转译法和移植法等具体操作技巧，之所以称之为“零翻译”是因为商标的源语信息内容有的经过翻译后消失了如直接音译法和优化音译法；有的经过翻译后被改变了如转译法；而有的根本就没有翻译如移植法。零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商标的源语信息采取“无招”战术，是一种“无为”做法，但最终达到“治”的状态，是商标翻译中不可或缺的策略之一。灵活使用零翻译策略能够让商标翻译“无招胜有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使商标翻译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

①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633fde3e0c74e1da

②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9886662.html?fr=ala0

参考文献

[1]陈适，商标翻译中的文化现象[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7）。

[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3]孔令翠，商标翻译的中西合璧[J]，求索，2005（10）。

[4]罗国青，零翻译概念辩正[J]，上海翻译，2005（6）。

[5]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2001（1）。

[6]汪涛，实用英汉互译技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7]朱益平、王靖涵，国内近十年商标翻译研究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2009（1）。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商标，零翻译，“无为而治”

 

1.引言

商标是商品的标记，是企业和公司的“名片”和“脸面”，好的商标能够提升企业形象和品位，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好口碑，从而赢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实现全球化，人类交流实现国际化和信息化。在此背景下，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也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而企业走向国际的首要步骤就是要亮出自己的“名片”―商标。商标从国内走向国际就不可避免涉及到商标翻译问题，即如何把源语（source language）中的商标名称转换为的语（target language）中被消费者认可的名称，商标翻译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特别是商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商标翻译直接关系到商品的国际推广和销售，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商标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所以商标翻译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企业要走向国际，就必须做好商标翻译工作。朱益平和王靖涵2009年对国内近十年的商标翻译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商标翻译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有：符合商品特性体现商品特点原则、“民族性”原则、“三美”原则、“五美”原则、从主原则等；商标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有：音译法、意译法、音意结合法等。可以看到毕业论文题目，以前的研究还没有注意到商标翻译中零翻译策略，即使注意到了，也只是片言只语，点到为止，没有对其深入研究。本文将在此方面做以探讨，奢望能够弥补商标翻译中零翻译策略研究的空白，为丰富商标翻译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翻译要遵循“信”、“达”、“雅”，“信”是第一位，是“达”与“雅”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信”就是要忠实于源语，就是要把源语中的信息在的语中完整无缺表达出来，然而纵观现实生活中的商标名称，就会发现商标翻译中有太多的“非信”，即商标的源语信息经过翻译后在的语中要么消失要么扭曲要么照搬。译者没有绞尽脑汁去准确无误传达源语信息，也就是说，源语信息传达到的语的数量为零。译者采用的是看似“无招”或者“无为”零翻译策略，但却达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本文的观点是：零翻译策略对商标翻译不可或缺，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零翻译策略，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商标翻译。

2.零翻译策略

国内最先使用zero translation（零翻译，笔者加）这一术语的是杜争鸣，但他称之为“不译”（罗国青，2005）。2001年邱懋如在《中国翻译》上发表《可译性及零翻译》正式提出“零翻译”概念。邱懋如认为，人类语言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不同点，所以语际翻译是可能的（语际之间有可译性，笔者加）。但语际差异毕竟是事实，而且有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翻译，对此邱懋如提出了“零翻译”策略。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1)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邱懋如，2001）。之后不少学者对“零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造成“零翻译”术语概念上内涵与外延的混乱。罗国青2005年对此混乱状态进行了梳理和辩正，指出零翻译的定义有窄式和宽式之分，即在严格意义上讲，零翻译指的是在译入语中采用源语图形与语言文字符号，读者进入源语语言文化去理解译文，这种翻译形式也就是移植；宽泛意义上讲毕业论文题目，零翻译指的是指移植和音译。

3.商标翻译中的零翻译策略

本文将采用宽泛意义上的零翻译策略，即零翻译包括移植和音译。结合商标翻译领域，零翻译又有一些特殊表现。从商标源语信息在的语中是否保留的角度来分析，商标的零翻译策略包括如下四种具体方法：直接音译法、优化音译法、转译法和移植法。

3.1 直接音译法

直接音译法就是按照商标在源语中的发音，在的语中将其译为与之发音相同、相似或者相近的读音。如Nokia在源语中指的是生产诺基亚手机的地方，位于芬兰，翻译成“诺基亚”是一种简单音译。Adias上世纪二十年代是由一位名叫Adolf Adi Dassler创办，Adias取自创始者的名字，但翻译成汉语“阿迪达斯”后就很难看到创始人的任何元素，是直接模仿的音译。电视品牌sharp在源语中的意思是“清晰、敏锐、准确”，按照直接音译成为汉语的“夏普”，已很难看到其最初的意思，国人从“夏普”字里行间很难品出源语中的本义。类似的还有McDonald翻译成“麦当劳”；Chrysler翻译成“克莱斯勒”；“格力”翻译成Gree等。商标的源语信息翻译到的语后消失，是一种零翻译策略。

3.2 优化音译法

优化音译法是在直接音译法的基础上对商标的音译进行优化，使其符合的语消费者的民族心理、文化价值和风俗习惯等。例如，Coca cola这个英文商标的创始人彭伯顿是个古典书法家，他认为"两个大写C字会很好看"，因此用了"Coca-Cola", "coca"是可可树叶子提练的香料，"cola"是可可果中取出的成份，两个词放到一块还能够达到押头韵的修辞效果，在西方消费者中很受欢迎①。可当Coca-cola 进入中国市场刚开始被音译成“柯口肯那”，又被一些方言误读成“蝌蚪啃蜡”，销量一直低迷。后来情急之下英国媒体悬赏征名，一位旅英的中国学者将其翻译为“可口可乐”，既不失音译味道，又迎合了中国人图吉利好快乐的心理，迅速赢得中国市场（陈适，2009）。“可口可乐”对应“Coca cola”是典型的优化音译法。我国著名品牌“海信”亦是如此。“海信”取自“海纳百川”和“信诚无限”两个成语，其汉语意思不言而喻，就是要包容诚信。如果直接按照拼音译成haixin,意境全无，但海信将其译成Hisense, 发音接近high sense, 就承载着“高品位、高享受、高科技”的含义，既是音译又考虑到了西方消费者，是优化音译法。其他的如MercedesBenz来自该汽车公司老板女儿的名字，翻译成“奔驰”；Canon翻译成“佳能”；Heads & Shoulders翻译为“海飞丝”；“汰渍”翻译成Tide；海尔翻译成Haier等。优化音译法使得商标的源语信息丢失或者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零翻译策略。

3.3 转译法

与直接音译法和优化音译法不同毕业论文题目，转译法使源语商标既改变了语音又改变了信息。Rejoice这个商标在英语中的本义是“欣喜、高兴、愉悦”，翻译到汉语的名称是“飘柔”，源语商标的读音和信息在的语中“面目全非”，但“飘柔”这个名字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它给中国消费者的印象是使用这种洗发水会使自己的头发飘逸柔顺。我国著名品牌“联想”取自“联系、想像”之意，即“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说明“联想”很重要。打入国际市场，“联想”刚开始名称为“Legend”,意思是“传说、传奇”，但这个名称在国外已经被注册，“联想”就转向拉丁语NOVO，意思是“创新”，再加上原来Legend的前两个字母le,就成了今天的“Lenovo”，意思是“传奇、创新”②。“联想”与“Lenovo”的读音与意义都不尽相同，是一种转译法。其他如Sprite（取自英文单词spirit，意思是“精神”）翻译为“雪碧”；P&G（取自1837年创始人蜡烛制造商William Proctor和肥皂制造商James Gamble的名字）翻译为“宝洁”；新飞冰箱翻译为“FRESTECH”（fresh + technology，意思是“”新技术）；香烟Mild Seven（seven即七的意思，音近heaven，即天堂的意思，故备受西方人青睐）翻译为“万事发”（将源语“七”变为汉语“八”，谐音“发”）；Goldlion（意思是“金狮”）翻译为“金利来”；运动鞋Warrior（意思是“战士、战将”）翻译为“回力”等。商标的原有信息经过转译法后消失或者改变，原有信息的传输量为零，是一种零翻译策略。

3.4 移植法

移植法指的是在商标翻译过程中直接把商标原封不动从源语移植到的语中，如LG、IBM、SK-Ⅱ、TCL、GM、NEC等。这种把源语中的商标名称直接拿到的语中使用就是学者罗国青所说的窄式零翻译策略。以LG为例，LG的本义是Life isGood，意思是“生活是美好的”，原装拿入汉语，中国人也能够接受，只是很少有人会知道它的本义。IBM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国际商务机器”，一般中国人也无从得知。移植法对商标的翻译采取“拿来主义”，信息的语际转换为零，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的语消费者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没有影响到产品的销售。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化趋势使得英语成为世界的“准普通话”，拿中国来说，绝大多数国人都至少认得26个英文字母毕业论文题目，商标使用英文字母对于国人没有认识上的难度；二是标新立异和彰显个性魅力永远都是商家追求的目标，商家无时无刻都要给消费者以新鲜，使用外文字母正好可以达此目的；三是趋简避繁和言约义丰也是译者翻译过程中所追寻的目标，只要消费者能够和认识接受，直接使用源语符号，省心省力省工，何乐而不为？

需要指出的是，移植法并不是“万能药”，使用移植法也要有度。有学者认为，现在汉语中充斥着太多的英文字母词，这是对汉语纯洁性的一种“污染”，因此国外商品要意欲打入中国市场，移植法应当尽可能少用慎用，要三思而后行。

4.结束语

零翻译策略在商标翻译中是常见的，其中包含直接音译法、优化音译法、转译法和移植法等具体操作技巧，之所以称之为“零翻译”是因为商标的源语信息内容有的经过翻译后消失了如直接音译法和优化音译法；有的经过翻译后被改变了如转译法；而有的根本就没有翻译如移植法。零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商标的源语信息采取“无招”战术，是一种“无为”做法，但最终达到“治”的状态，是商标翻译中不可或缺的策略之一。灵活使用零翻译策略能够让商标翻译“无招胜有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使商标翻译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

①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633fde3e0c74e1da

②zhidao.baidu.com/question/69886662.html?fr=ala0

参考文献

[1]陈适，商标翻译中的文化现象[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7）。

[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3]孔令翠，商标翻译的中西合璧[J]，求索，2005（10）。

[4]罗国青，零翻译概念辩正[J]，上海翻译，2005（6）。

[5]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2001（1）。

[6]汪涛，实用英汉互译技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7]朱益平、王靖涵，国内近十年商标翻译研究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2009（1）。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目的论 化妆品商标 汉译技巧

一、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将商标（trade mark）定义为“刻在或印在一种商品的表面或包装上的标志、记号（图画、图案形文字等），使这种商品和同类的其他商品有所区别”。［1］（P1677）（本文所指商标特指其文字部分。）商标作为产品的个性化名片，对商品的形象、功能和代表的企业文化等进行宣传推介，具有极强的导购促销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最具潜力的商品市场。同时，女性是商品交际中较为活跃的消费群体，与此相关的化妆品产业也成为市场经济中极具前景的新兴产业。大量的国外化妆品牌纷纷涌入中国。以女性消费者为主要目标群的国外化妆品牌要想其商品成功拓展中国市场，赢得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有效的商标翻译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在德国功能派的主流理论目的论的指导下，倡导化妆品商标翻译尤其以女性消费者为取向，争取达到吸引消费者认可购买产品的目的。目的论作为对传统翻译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和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为化妆品牌商标翻译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二、化妆品商标的特点

化妆品商标是化妆品的形象代表。要想在第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并具有持续吸引力，有效的化妆品商标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调查和分析，笔者概括出化妆品商标具有如下特点。

（一）内容上常用人名、地名及暗示美好意象的词汇来命名。（1）化妆品商标中人名多为是品牌创始人的姓名，如Givenchy（创始人纪梵希），Estee Lauder（创始人雅诗兰黛）。品牌有时也用其他知名人名命名。澳大利亚品牌Aesop（伊索）命名，使人一下子联想到伊索寓言，很好地宣传了产品简洁朴实理念。（2）化妆品商标中地名体现品牌发源地或寓意品牌理念。如Suiss Programme（发源地瑞士Swiss），Albin（英国一处海岸白垩质峭壁名，寓意一片洁白无瑕的美丽国度）。（3）用暗示美好意象的词汇的品牌有Agle（angle法国品牌天使丽人），Academie（academy法国品牌爱琪美）等。

（二）形式上精简，字符较少，以方便记忆传播。如H2O， DHC，VOV等。部分化妆品品牌因以人名命名，而人名较长不便于记忆，也采取了缩略形式，如CD（Christian Dior），YSL （Yves Saint Laurent），CK（Calvin klein）等。

（三）音韵、音效上往往或清脆悦耳，或柔和绵软，能激发消费者心理上的和谐和舒适，产生共鸣，乐于接受。如日本护肤品牌Clean&Clear，两个单词都以/kl/开头，压头韵，富于节奏，使人联想到一个干净清丽、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加拿大品牌Pretty Rally两个单词都有两个音节，并都以/i/结尾，发音清晰响亮，给人清脆跳跃的节奏感。

三、目的论视角下化妆品商标的汉译原则及技巧

（一）目的论

目的论（skopos theory）由上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翻译家汉斯・威密尔最早提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要求所有翻译遵守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三大原则。目的原则它要求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目的通常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要达到的目的。一般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连贯原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够让受众理解和接受，并在目标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原则指原文本与译文之间应该符合语际连贯的标准。语际连贯表现为忠实于原文，其程度和形式决定于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目的原则在三大原则中居首，忠实原则从属于连贯性原则，连贯性原则从属于目的法则，即三大原则发生冲突时，以目的原则为准。

在目的论框架中/系统内，决定翻译目的的最为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也就是译文的读者，他们有着自己的背景文化知识、对译文的期待和实际需求。“在目的论中，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有目的的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语读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源语文本的信息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贾文波，2004）。化妆品商标的汉译既要符合受众――消费者，特别是中国女性消费者的认知心理，同时也要达到翻译委托人即化妆品企业的目的――对外推介商品、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获得更多收益。

（二）目的论视角下化妆品商标的汉译功能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提出语言具有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美感功能、呼吁功能、元语言功能及酬应功能等六大功能。化妆品商标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文化交流、艺术欣赏和商业广告于一身的产物，为了吸引消费者达到促销的目的，具体来看，要求化妆品商标汉译主要体现三大功能：信息功能、审美功能、呼吁功能。

1.信息功能。信息功能指的是化妆品商标作为受众接触产品的第一信息，能够成为产品吸引顾客的题眼，为消费者提供一些有关化妆品的基本信息，比如化妆品的产品系列、功用、特色等。如色彩地带（Color-zone），使人一看就可以猜出它属于彩妆系列；美体考究（bodywave）、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表明商品主要用于美体。在化妆品商标汉译的过程中，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达到并尊重原商标中所提供的信息并避免提供错误的信息，从而消费者能都根据商标中的信息来加以选择。

2.审美功能。审美功能能给受众带来一定的美感，具有欣赏性。品牌化妆品名风格各异，或实或虚，或雅或古典或时尚。化妆品商标的汉译需要特别针对中国女性消费者的特殊审美文化心理需求，使译名具有细腻含蓄、清新典雅的美感，具有女性味，激发中国女性消费者的审美共鸣。翻译词的选择必须符合中国女性的文化心理，精心选择趋吉求利的褒义词。如法国香水Poison的汉译避免使用其原意“毒药”，而选择一个美好的名字“百爱神”。化妆品牌的汉译选取与女性气质相适应的具有抒情或描写性质的字和词，多采用“苏、丽、薇、黛、兰、诗、莲、雅、芳、姿、蔻、茉莉”等汉字，以迎合广大女性的消费观念，充分考虑汉语的语言特点和汉民族的语言心理，选用内容美好、声韵娇甜的字词，且发音响亮、节奏分明，给人以视觉与听觉美的享受。如Amore（爱茉莉）、Clarins（娇韵诗）、Vichy（薇姿）、illume（伊）、Clinique（倩碧）、Lancome（兰蔻）等。另外，化妆品商标汉译引经据典，以浓厚的汉文化的色彩，促进中国女性消费者的民族文化审美情趣。如日本化妆品Shiseido的汉译“资生堂”，来源于《易经》“至哉坤元，万物紫生，乃顺承天”，原意赞美大地的美德，哺育了新的生命，创造了新的价值。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如大地一般孕育新生命的女性。同时，“堂”字的选取也很合乎中国传统招牌的特点。因而化妆品商标的汉译，作为以中国女性消费者为主要目标，女性追求高雅和美丽的心理需求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决定了化妆品名的汉译对审美功能的更高要求。

3.呼吁功能。化妆品商标的翻译不应该只是考虑语言文化间的转换，更应该注意商业经济下产品销售这个商业目的。商品品名的交际意图十分明确，有一种明显的呼吁功能，即宣传某种产品或劳务，引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和购买行为。因此，化妆品商标的汉语译要突出其在中文语境中呼吁功能的再实现，强调译文是否有感染力，以及能否增强广告功效，更多地注重翻译语言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当然，化妆品商标汉译的呼吁功能必须在前文所涉及的信息功能、审美功能等的辅助下才能够实现。

（三）目的论视角下化妆品商标的汉译技巧

在目的论的指导下，译者可以根据不同商标文本功能的不同，使用音译、零翻译、意译、杂译等翻译技巧对化妆品商标进行翻译。

1.音译

音译是指要参照源语商标的发音特点进行翻译，其中还可进一步分为直接音译、寓意音译、加减音译等，是所译商标保留源语的一些发音特色，促进源语商标的进一步推广和被认可。例如，Lancome译作“兰蔻”Amore译作“爱茉莉”Maybelline译作“美宝莲”Schwarzkopf译作“施华蔻”，Kissme译作“奇士美”等，都采用与原英文读音接近的汉字，方便记忆，便于推广。化妆品商标音译时翻译词的特别需要考量，需要选取更“雅”的词汇，如德国化妆品牌Nivea的现在通用的翻译“妮维雅”优于20世纪30年代的“能维雅”。

2.意译

意译是指根据商品在源语言的含义直接翻译或商品本身的功用等发挥想象创造含有另外意义的商标。如Impress(印象之美)，Natural Beauty(自然美)，Herborist(佰草集)，Museum(美素)，Aqua Label(水之印)等。

3.混译

混译指的是将意译、音译相结合，半音半意的翻译技巧。如Clean-Clear的汉译“可伶可俐”既谐音，又体现了它的目标群体是少女。H2O译作“水芝澳”，“水”表达了商标的含义，“澳”字为O的音译，“芝”字为“之”的谐音，与2形似。The Body Shop（美体小铺），Face Shop（菲诗小铺）等中shop翻译为“小铺”亦音译亦意译，很是玄妙。

4.零翻译

零翻译，特别是完全零翻译，是在翻译时对源语材料不加变动，直接移入目标语言的方法，既非音译也非意译。此方法特别盛行于专有名词类的翻译。美国翻译理论家Edwin Gentzler曾感慨：“对专有名词之类的词汇采用零翻译的方法居然如此盛行，实在是让人始料未及。（Non-translation within a translation（proper names， etc.）seemed to be much more prevalent than initially anticipated.）”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的传统，和世界全球融合的趋势使得零翻译的现象将与日俱增。如CK，SK-Ⅱ，UP2U等。还有一些化妆品牌尽管有相关的音译等汉译，但其零翻译的形式更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如VOV（薇欧薇），DHC（蝶翠诗），AQUA（雅呵雅）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使我们对化妆品商标翻译有了更实际、更准确的认识。化妆品商标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实现通过商标向以女性为主体的目标消费群，展现商品形象，使其接受并引起共鸣，成功销售商品，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因此，目的论视角下的化妆品汉译应特别具体体现信息功能、审美功能、呼吁功能等三大功能，灵活采用音译、意译、杂译、零翻译等翻译技巧。

参考文献：

［1］胡开宝，陈在权.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0，（5）.

［2］罗映兰.女性美容用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彰显［J］.湖南工业大学学，2007，（5）.

［3］汤新兰，张蕾.目的论视域下的零翻译与英语姓名汉译研究［J］.外国语文，2010，（1）.

［4］吴丽冰.目的论在英文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J］.鸡西大学学报，2010，（2）.

［5］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商标翻译 认知 关联

一、引言

商标在《辞海》中定义为：工商企业为区别其制造或经营某种商品的质量、规格和特点的标志（贺川生，1997：2）。商标译名是企业向国际市场推销产品、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对商标翻译的需求愈加迫切。随着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大陆学者对商标词及商标翻译的研究经历了启蒙时期、发展时期、国际化酝酿时期三个阶段（李淑琴，2007：21）。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译界商标翻译研究者纷纷尝试从交际、认知、语用等角度将各个学派翻译理论用于指导商标翻译。本文尝试将商标翻译置身于关联理论视域，通过分析商标译名在语音及语义方面的关联形态，探讨能较大程度上促成商家与消费者交际成功的商标翻译策略。

二、关联理论与商标翻译

关联理论是基于Grice的关联准则提出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它把交际视为一种明示--推理过程，认为在交际中接受者总是追求和遵循最佳相关的目标：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推导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如果话语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听话人有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那么话语就具有最佳关联（何兆熊，2005：200）。Gutt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认为译文的成功或者失败，就像明示--推理交际一样，依赖于与原文一致的关联性。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对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提供与译文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以最小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语境效果（孟建钢，2001：10）。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译者需使其思维既与原文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又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因而要把存在于不同认知语境中的不同层次的关联性考虑进去，包括原作的文本特征、创作目的、译文受众的认知背景等。

商标翻译是一种特殊翻译，其复杂性是由商标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李燕敏，2007：106）。相对其它文本而言，商标词的构成极为简洁，其译介受句子、段落、篇章等较深语言层次的影响较少，因而译者需要考虑更多的应是语音、语义和语用层面的交际线索。作为一种竞争型语言符号，商标命名的目的不只是执行语言符号的指谓功能，更重要的是诱导潜在消费者对命名符号所指商品的兴趣和购买欲。因此，商标翻译不是由原语到译语的单项文本材料的替换，而是在明确原语商标命名符号指代关系的前提下，结合译语的语言特点和命名的语境因素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朱亚军，2003：204）。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译者的这种二度创作需遵从最佳关联的原则：根据商品推广意图，努力使潜在消费者以最小的认知处理获取足够的产品信息并唤起购买欲望，促成商家、译者和消费者三者间的交际。译者在考虑原商标符号语境因素的同时，还应研究目的市场潜在消费者的认知环境，根据原商标符号意欲体现的商品内涵，结合译入语的语言特征、民情习俗、审美心态、消费理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对原商标符号进行“入乡随俗”的改造，做到既体现商品推广理念又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期待。

三、商标译名的关联形态

1.语音关联

语音既是商标名的物质外壳，也是连接原语商标与其译名的纽带。为了取得品牌在国际营销和广告活动中的统一形象，不少译者从语音层面着手，通过相同或相似的声响效果使消费者从语音物质外壳认知原商标符号及其产品相关信息。

由于人们听觉特征和发音方法的相似性，某些音素或音组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中形成了与某种特定意义较为固定的联想关系，商标命名者常常通过音组的物质表现引发人们在商标名与某种事物之间的联想。如：Yahoo雅虎（网站）模拟人们浏览网页找到信息时发出的惊喜赞叹之声“哟呵”，Kodak柯达（相机）从听觉特征上与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哒声近似，娃哈哈Wahaha（矿泉水）让人联想到消费者饮用该产品后舒爽、惬意、愉悦的笑声。这些商品名称采取拟声手法，利用某些声音效果引发人们的特定联想，译者遵循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选择译语符号，从语音角度保留商标译名与原商标符号在形式上的关联，同时也保留了特定语音所蕴含的特定联想意义。有的商标译名注重运用译入语的传统语音表现形式保留原商标符号的音韵特色，如Google谷歌、Samsung三星运用双声，Adidas阿迪达斯、Santana桑塔纳、Volvo沃尔沃运用叠韵，Motolola摩托罗拉、Clean & Clear可伶可俐、Rolls-Royce劳斯莱斯则糅合双声叠韵两种手法。这些译名发音形式整齐、音韵连贯、朗朗上口、便于识记，译者顺应译语受众的认知背景，采用汉语传统音韵手法体现原语商标符号的语音物理特征，通过音的关联增强认知语境效果。

2.语义关联

(1)单一型语义关联

商标名翻译中的单一型语义关联，是指译者根据原语商标符号的语义内涵寻找译入语中含同等语义信息的语言符号进行替换。这类商标译名与原语商标名没有音的关联，但在语义上与原语商标符号几乎对等，如Apple 苹果、Arrow 箭、Camel 骆驼、Shell 壳Crocodile 鳄鱼、Crown皇冠、Playboy 花花公子、Clear清扬、Preety Valley汇美舍等，译名从语义角度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统一形象，并利用语言符号的联想意义指示产品的某方面特质，如“鳄鱼”（包厢皮具）暗示产品坚固耐用，“皇冠”（轿车）着眼于其尊贵典雅，“汇美舍”（化妆品）指明产品功能领域，“花花公子”（男装服饰）意为品位高尚的服饰使男性显得风流倜傥而倍受女性青睐，“清扬”（洗发水）让人联想到秀发清新飞扬。

(2)兼容型音义关联

兼容型音译关联指商标翻译中译者兼顾语音的相关性和语义的联想性，在保留原语商标语言符号语音物理特征的同时，注重从语义上焕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共鸣。译者常选取与原语商标符号发音相同或相近文字，利用文字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信息诱导译语受众作出正面联想，译名在原语语音形式的基础上达到意义上的超越，力求在语义中体现产品能效、企业文化并迎合潜在消费者的民族习俗、审美心态和需求期待。这种音义合璧的方式以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关联性形成认知语境，提高认知效果。例如：

Reebok，这个单词的本义是指南部非洲一种羚羊，它体态轻盈，擅长奔跑。Reebok公司希望消费者在穿上Reebok运动鞋后，能像Reebok羚羊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间纵横驰奔，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20世纪90年代中期Reebok进入中国市场，译名为“锐步”，其发音与原语商标符号Reebok基本相同，字面语义为锐意进取、健步如飞，喻指产品的优良功效和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健康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Reebok公司的经营理念。20世纪末Maybelline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选择了“美宝莲”中文名，既保留了原语商标符号发音特征，又在字面语义凸显女性特色及产品功效，“美”和“宝莲”都是传统中国女性称谓，译名使人联想到中国女性使用产品后风姿绰约的美态，在语义上引发特定地域译语受众的共鸣并迎合女性对美的心理期待，唤起浓厚购买兴趣。

四、结语

商标翻译不是从一种语码到另一种语码的简单转换，而是带有明确商业意图的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殊交际活动。在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框架下，人类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即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这要求翻译中译者充分考虑原语与译语不同认知语境的不同层次的关联性。在商标翻译中，译者应兼顾商家推广意图与潜在消费者认知语境的语言特征、民情习俗、审美心态、消费理念等诸多因素，根据这些因素，译者可以选择语音关联、单一型语义关联或兼容型音义关联等商标翻译策略，以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关联性增强认知效果，促进商品信息传通，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交际成功。

参考文献

[1]贺川生:商标英语[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2.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200

[3]李淑琴:中国大陆英汉商标翻译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 2007(4):21

[4]李燕敏:以功能派翻译理论解读商标翻译[J].山东外语教学， 2007(5):106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商标翻译 认知 关联

一、引言

商标在《辞海》中定义为：工商企业为区别其制造或经营某种商品的质量、规格和特点的标志（贺川生，1997：2）。商标译名是企业向国际市场推销产品、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对商标翻译的需求愈加迫切。随着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大陆学者对商标词及商标翻译的研究经历了启蒙时期、发展时期、国际化酝酿时期三个阶段（李淑琴，2007：21）。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译界商标翻译研究者纷纷尝试从交际、认知、语用等角度将各个学派翻译理论用于指导商标翻译。本文尝试将商标翻译置身于关联理论视域，通过分析商标译名在语音及语义方面的关联形态，探讨能较大程度上促成商家与消费者交际成功的商标翻译策略。

二、关联理论与商标翻译

关联理论是基于grice的关联准则提出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它把交际视为一种明示--推理过程，认为在交际中接受者总是追求和遵循最佳相关的目标：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推导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如果话语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听话人有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那么话语就具有最佳关联（何兆熊，2005：200）。gutt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认为译文的成功或者失败，就像明示--推理交际一样，依赖于与原文一致的关联性。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对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提供与译文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以最小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语境效果（孟建钢，2001：10）。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译者需使其思维既与原文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又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因而要把存在于不同认知语境中的不同层次的关联性考虑进去，包括原作的文本特征、创作目的、译文受众的认知背景等。

商标翻译是一种特殊翻译，其复杂性是由商标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李燕敏，2007：106）。相对其它文本而言，商标词的构成极为简洁，其译介受句子、段落、篇章等较深语言层次的影响较少，因而译者需要考虑更多的应是语音、语义和语用层面的交际线索。作为一种竞争型语言符号，商标命名的目的不只是执行语言符号的指谓功能，更重要的是诱导潜在消费者对命名符号所指商品的兴趣和购买欲。因此，商标翻译不是由原语到译语的单项文本材料的替换，而是在明确原语商标命名符号指代关系的前提下，结合译语的语言特点和命名的语境因素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朱亚军，2003：204）。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译者的这种二度创作需遵从最佳关联的原则：根据商品推广意图，努力使潜在消费者以最小的认知处理获取足够的产品信息并唤起购买欲望，促成商家、译者和消费者三者间的交际。译者在考虑原商标符号语境因素的同时，还应研究目的市场潜在消费者的认知环境，根据原商标符号意欲体现的商品内涵，结合译入语的语言特征、民情习俗、审美心态、消费理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对原商标符号进行“入乡随俗”的改造，做到既体现商品推广理念又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期待。

三、商标译名的关联形态

1.语音关联

语音既是商标名的物质外壳，也是连接原语商标与其译名的纽带。为了取得品牌在国际营销和广告活动中的统一形象，不少译者从语音层面着手，通过相同或相似的声响效果使消费者从语音物质外壳认知原商标符号及其产品相关信息。

由于人们听觉特征和发音方法的相似性，某些音素或音组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中形成了与某种特定意义较为固定的联想关系，商标命名者常常通过音组的物质表现引发人们在商标名与某种事物之间的联想。如：yahoo雅虎（网站）模拟人们浏览网页找到信息时发出的惊喜赞叹之声“哟呵”，kodak柯达（相机）从听觉特征上与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哒声近似，娃哈哈wahaha（矿泉水）让人联想到消费者饮用该产品后舒爽、惬意、愉悦的笑声。这些商品名称采取拟声手法，利用某些声音效果引发人们的特定联想，译者遵循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选择译语符号，从语音角度保留商标译名与原商标符号在形式上的关联，同时也保留了特定语音所蕴含的特定联想意义。有的商标译名注重运用译入语的传统语音表现形式保留原商标符号的音韵特色，如google谷歌、samsung三星运用双声，adidas阿迪达斯、santana桑塔纳、volvo沃尔沃运用叠韵，motolola摩托罗拉、clean & clear可伶可俐、rolls-royce劳斯莱斯则糅合双声叠韵两种手法。这些译名发音形式整齐、音韵连贯、朗朗上口、便于识记，译者顺应译语受众的认知背景，采用汉语传统音韵手法体现原语商标符号的语音物理特征，通过音的关联增强认知语境效果。

2.语义关联

(1)单一型语义关联

商标名翻译中的单一型语义关联，是指译者根据原语商标符号的语义内涵寻找译入语中含同等语义信息的语言符号进行替换。这类商标译名与原语商标名没有音的关联，但在语义上与原语商标符号几乎对等，如apple 苹果、arrow 箭、camel 骆驼、shell 壳crocodile 鳄鱼、crown皇冠、playboy 花花公子、clear清扬、preety valley汇美舍等，译名从语义角度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统一形象，并利用语言符号的联想意义指示产品的某方面特质，如“鳄鱼”（包厢皮具）暗示产品坚固耐用，“皇冠”（轿车）着眼于其尊贵典雅，“汇美舍”（化妆品）指明产品功能领域，“花花公子”（男装服饰）意为品位高尚的服饰使男性显得风流倜傥而倍受女性青睐，“清扬”（洗发水）让人联想到秀发清新飞扬。

(2)兼容型音义关联

兼容型音译关联指商标翻译中译者兼顾语音的相关性和语义的联想性，在保留原语商标语言符号语音物理特征的同时，注重从语义上焕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共鸣。译者常选取与原语商标符号发音相同或相近文字，利用文字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信息诱导译语受众作出正面联想，译名在原语语音形式的基础上达到意义上的超越，力求在语义中体现产品能效、企业文化并迎合潜在消费者的民族习俗、审美心态和需求期待。这种音义合璧的方式以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关联性形成认知语境，提高认知效果。例如：

reebok，这个单词的本义是指南部非洲一种羚羊，它体态轻盈，擅长奔跑。reebok公司希望消费者在穿上reebok运动鞋后，能像reebok羚羊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间纵横驰奔，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20世纪90年代中期reebok进入中国市场，译名为“锐步”，其发音与原语商标符号reebok基本相同，字面语义为锐意进取、健步如飞，喻指产品的优良功效和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健康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reebok公司的经营理念。20世纪末maybelline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选择了“美宝莲”中文名，既保留了原语商标符号发音特征，又在字面语义凸显女性特色及产品功效，“美”和“宝莲”都是传统中国女性称谓，译名使人联想到中国女性使用产品后风姿绰约的美态，在语义上引发特定地域译语受众的共鸣并迎合女性对美的心理期待，唤起浓厚购买兴趣。

四、结语

商标翻译不是从一种语码到另一种语码的简单转换，而是带有明确商业意图的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殊交际活动。在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框架下，人类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即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这要求翻译中译者充分考虑原语与译语不同认知语境的不同层次的关联性。在商标翻译中，译者应兼顾商家推广意图与潜在消费者认知语境的语言特征、民情习俗、审美心态、消费理念等诸多因素，根据这些因素，译者可以选择语音关联、单一型语义关联或兼容型音义关联等商标翻译策略，以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关联性增强认知效果，促进商品信息传通，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交际成功。

参考文献：

[1]贺川生:商标英语[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2.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200

[3]李淑琴:中国大陆英汉商标翻译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 2007(4):21

[4]李燕敏:以功能派翻译理论解读商标翻译[j].山东外语教学, 2007(5):106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标翻译认知关联

一、引言

商标在《辞海》中定义为：工商企业为区别其制造或经营某种商品的质量、规格和特点的标志（贺川生，1997：2）。商标译名是企业向国际市场推销产品、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对商标翻译的需求愈加迫切。随着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大陆学者对商标词及商标翻译的研究经历了启蒙时期、发展时期、国际化酝酿时期三个阶段（李淑琴，2007：21）。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译界商标翻译研究者纷纷尝试从交际、认知、语用等角度将各个学派翻译理论用于指导商标翻译。本文尝试将商标翻译置身于关联理论视域，通过分析商标译名在语音及语义方面的关联形态，探讨能较大程度上促成商家与消费者交际成功的商标翻译策略。

二、关联理论与商标翻译

关联理论是基于Grice的关联准则提出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它把交际视为一种明示--推理过程，认为在交际中接受者总是追求和遵循最佳相关的目标：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推导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如果话语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听话人有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那么话语就具有最佳关联（何兆熊，2005：200）。Gutt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认为译文的成功或者失败，就像明示--推理交际一样，依赖于与原文一致的关联性。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对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提供与译文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以最小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语境效果（孟建钢，2001：10）。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译者需使其思维既与原文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又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因而要把存在于不同认知语境中的不同层次的关联性考虑进去，包括原作的文本特征、创作目的、译文受众的认知背景等。

商标翻译是一种特殊翻译，其复杂性是由商标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李燕敏，2007：106）。相对其它文本而言，商标词的构成极为简洁，其译介受句子、段落、篇章等较深语言层次的影响较少，因而译者需要考虑更多的应是语音、语义和语用层面的交际线索。作为一种竞争型语言符号，商标命名的目的不只是执行语言符号的指谓功能，更重要的是诱导潜在消费者对命名符号所指商品的兴趣和购买欲。因此，商标翻译不是由原语到译语的单项文本材料的替换，而是在明确原语商标命名符号指代关系的前提下，结合译语的语言特点和命名的语境因素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朱亚军，2003：204）。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译者的这种二度创作需遵从最佳关联的原则：根据商品推广意图，努力使潜在消费者以最小的认知处理获取足够的产品信息并唤起购买欲望，促成商家、译者和消费者三者间的交际。译者在考虑原商标符号语境因素的同时，还应研究目的市场潜在消费者的认知环境，根据原商标符号意欲体现的商品内涵，结合译入语的语言特征、民情习俗、审美心态、消费理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对原商标符号进行“入乡随俗”的改造，做到既体现商品推广理念又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期待。

三、商标译名的关联形态

1.语音关联

语音既是商标名的物质外壳，也是连接原语商标与其译名的纽带。为了取得品牌在国际营销和广告活动中的统一形象，不少译者从语音层面着手，通过相同或相似的声响效果使消费者从语音物质外壳认知原商标符号及其产品相关信息。

由于人们听觉特征和发音方法的相似性，某些音素或音组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中形成了与某种特定意义较为固定的联想关系，商标命名者常常通过音组的物质表现引发人们在商标名与某种事物之间的联想。如：Yahoo雅虎（网站）模拟人们浏览网页找到信息时发出的惊喜赞叹之声“哟呵”，Kodak柯达（相机）从听觉特征上与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哒声近似，娃哈哈Wahaha（矿泉水）让人联想到消费者饮用该产品后舒爽、惬意、愉悦的笑声。这些商品名称采取拟声手法，利用某些声音效果引发人们的特定联想，译者遵循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选择译语符号，从语音角度保留商标译名与原商标符号在形式上的关联，同时也保留了特定语音所蕴含的特定联想意义。有的商标译名注重运用译入语的传统语音表现形式保留原商标符号的音韵特色，如Google谷歌、Samsung三星运用双声，Adidas阿迪达斯、Santana桑塔纳、Volvo沃尔沃运用叠韵，Motolola摩托罗拉、Clean&Clear可伶可俐、Rolls-Royce劳斯莱斯则糅合双声叠韵两种手法。这些译名发音形式整齐、音韵连贯、朗朗上口、便于识记，译者顺应译语受众的认知背景，采用汉语传统音韵手法体现原语商标符号的语音物理特征，通过音的关联增强认知语境效果。

2.语义关联

(1)单一型语义关联

商标名翻译中的单一型语义关联，是指译者根据原语商标符号的语义内涵寻找译入语中含同等语义信息的语言符号进行替换。这类商标译名与原语商标名没有音的关联，但在语义上与原语商标符号几乎对等，如Apple苹果、Arrow箭、Camel骆驼、Shell壳Crocodile鳄鱼、皇冠、Playboy花花公子、Clear清扬、PreetyValley汇美舍等，译名从语义角度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统一形象，并利用语言符号的联想意义指示产品的某方面特质，如“鳄鱼”（包厢皮具）暗示产品坚固耐用，“皇冠”（轿车）着眼于其尊贵典雅，“汇美舍”（化妆品）指明产品功能领域，“花花公子”（男装服饰）意为品位高尚的服饰使男性显得风流倜傥而倍受女性青睐，“清扬”（洗发水）让人联想到秀发清新飞扬。

(2)兼容型音义关联

兼容型音译关联指商标翻译中译者兼顾语音的相关性和语义的联想性，在保留原语商标语言符号语音物理特征的同时，注重从语义上焕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共鸣。译者常选取与原语商标符号发音相同或相近文字，利用文字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信息诱导译语受众作出正面联想，译名在原语语音形式的基础上达到意义上的超越，力求在语义中体现产品能效、企业文化并迎合潜在消费者的民族习俗、审美心态和需求期待。这种音义合璧的方式以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关联性形成认知语境，提高认知效果。例如：

Reebok，这个单词的本义是指南部非洲一种羚羊，它体态轻盈，擅长奔跑。Reebok公司希望消费者在穿上Reebok运动鞋后，能像Reebok羚羊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间纵横驰奔，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20世纪90年代中期Reebok进入中国市场，译名为“锐步”，其发音与原语商标符号Reebok基本相同，字面语义为锐意进取、健步如飞，喻指产品的优良功效和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健康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Reebok公司的经营理念。20世纪末Maybelline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选择了“美宝莲”中文名，既保留了原语商标符号发音特征，又在字面语义凸显女性特色及产品功效，“美”和“宝莲”都是传统中国女性称谓，译名使人联想到中国女性使用产品后风姿绰约的美态，在语义上引发特定地域译语受众的共鸣并迎合女性对美的心理期待，唤起浓厚购买兴趣。

参考文献：

[1]贺川生:商标英语[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2.

[6]朱亚军:商标命名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04.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0

[3]李淑琴:中国大陆英汉商标翻译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2007(4):21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街道路牌，双语标志，规范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4―0045―06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第16届亚运会、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赛事，满足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山东、江苏等地都已出台或正在酝酿出台城市双语标志英文译法规范的地方标准，涵盖医疗卫生、体育场馆、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商业服务等诸多领域。其中的道路交通部分都涉及街道路牌的书写规范问题。在对上述六省、市地方标准中关于街道路牌的书写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后，笔者发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地名标志中的通名部分到底应该翻译(即通常说的意译)还是用汉语拼音、通名意译的不同译法及不同处理方式、中文地名标志的罗马字母拼写的大小写、地名标志规范过程中的权属问题，以及地名标志罗马拼写法的本地化和国际化策略。本文拟对此逐一进行分析，希望能对相关争论和街道路牌的书写起到借鉴作用。

1.街道路牌中的通名部分：意译还是使用汉语拼音，它们真的是水火不容吗?

长期以来，提到通名到底应该意译还是用汉语拼音，人们往往各执一端、据理力争。通名英译论者认为，只有通名英译，才算得上是与国际接轨，才是“名副其实”的“双语”；认为通名应该采用汉语拼音的一方则认为，英文标注国内地名是对国家地名标准化原则与地名国际标准化原则的践踏与歪曲，使国家与民族尊严受到侵害。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存、使用领域各有侧重的问题。

作为地名标志的街道路牌，其罗马字母拼写方式应采用汉语拼音，这是毋庸置疑的。从1958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到2008年的GB 17733－2008《地名标志》国家标准，在中国地名标志的罗马字母书写必须采用汉语拼音这一点上从未动摇过。因为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统一规范是经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国际标准，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标准，符合1972年第二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作出的决议，要求各国、各地区在国际交往中都使用罗马(拉丁)字母拼写，做到每个地名只有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形式，即单一罗马化，而目前常见的“专名拼音，通名英译”模式因为其中既有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又有英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很显然违背了单一罗马化原则。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民政部2008年在《关于做好国家标准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地名标志》“明确了街牌、巷牌、楼牌等标示的汉字名称、汉语拼音要求，特别是对地名中汉语拼音的拼写做出了规定”。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各地在制定双语标志规范的相关标准时，往往忽略了国家关于地名标志的各种规定。北京市和山东省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规定：“地名通名通常采用英文直接翻译”；成都市的《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法》(道路交通和旅游景点部分)也与北京、山东如出一辙，“道路交通和旅游景点双语标志的英文译法基本模式一般为：地名专名(音译)＋地名通名(意译)”。值得庆幸的是，也有部分地方标准严格遵守了国家强制标准《地名标志》。江苏省《公共场所标志英文译写规范》(交通部分)明确指出：“路、街、巷等指示牌信息根据GB 17733－2008(即《地名标志》国家标准，笔者注)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广东省《公共标志英文译法规范》则开宗明义：“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内除地名标志以外的其他公共标志的英文翻译”，在“迎亚运”广州贯彻实施《公共标志英文译法规范》新闻会上，相关人员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地名标志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GB 17733－2008《地名标志》执行，从而把双语标志的翻译与地名标志的拼音书写截然分开。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地名在对外交流中都要用汉语拼音呢?其实不然。郭建中在论及街道路牌的书写问题时也提到了区别对待的问题，即街道路牌中的通名必须严格遵循汉语拼音和单一罗马化的原则，单位或个人通讯地址，以及文学作品中的街道名称则可以略作变通，适当灵活处理。英汉词典在收录中国地名时也可采用两种不同策略：专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通名(英语意译)，这种表达法适用于词典、图书、报刊、旅游地图、文学作品、文献资料等；专名和通名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这种表达法适用于地图、地名标志上的地名、条约、协定和其他法律文件，英汉词典可将前者收作词条，而将后者括注在其后。

把作为地名标志的街道路牌的拼写与文学作品、双语词典以及翻译教学中地名通名的翻译区别对待，也是解决地名拼写的国家法规与翻译业界“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行规长期纠缠不清、僵持不下这一问题的关键。地名通名给“翻译教师带来的两难境地”随着上述关系的厘清，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2.通名意译面临的尴尬处境：如何做到本地区内及各地区间的统一?

目前已出台或公布关于街道双语标志中通名处理方案的北京、深圳、成都、山东和广东、江苏六地中，除广东和江苏明确坚持了用汉语拼音标注的国家标准外，其余四地都采用了通名意译的策略(详见表1)：

但是，详加比对就可发现，采用了同一意译标准的北京、深圳、成都、山东四地，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深圳的“梅林一村”全部用拼音拼出，“MeilinYicun”，但一些自然村中的“村”仍采用“Village”来意译；

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道路交通部分)提出街道通名中的“里”用汉语拼音，但成都市《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法》(道路交通和旅游景点部分)则把通名中的“里”翻译为“Lane”。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通名意译”的大方针下，也存在着同一城市同一通名不同“译”／拼法(如深圳“梅林一村”和一些自然村中的“村”的不同处理方法)，以及同一通名，甲地用拼音，乙地意译(如北京地名中的“里”用拼音，成都则译作“Lane”)、各地采用不同英译(如成都与山东将“立交桥”分别译为“FLYOVER”和“Bridge”)的问题。

此外，“通名意译”针对的主要是诸如“街”“路”等英译不存在争议的通名，其他通名如“区”“村”“园”“坊”等则采用拼音。由此可见，所谓

“通名意译”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意译”，通名可译者，易译者，意译；费解者，难译者，则用拼音。因此，“通名意译”的实践与国际接轨的初衷之间还存在着一定距离。

3.街道路名：专名和通名哪些部分应该大写?

在各地的双语标志译法中，街道路名的罗马字母大小写也出现“各自为政”、不够统一的局面(详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街道路名的大小写存在着以下三种模式：

(1)专名拼音全部大写，通名英文仅首字母大写(如北京，山东)；

(2)专名拼音全部大写，通名英文也全部大写(如成都)；

(3)专名拼音仅首字母大写，通名部分也仅首字母大写(如深圳)。

街道路名的大小写混乱，可能与以下两个文件中关于地名拼写的不同规定有关：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1976年9月制定)第10条规定：“地名中的专名和通名分写，自然村镇名称不区分专名和通名；地名的头一个字母大写，地名分写为几段的，每段的头一个字母都大写等。”

1981年12月，中地办在给河南地名办《关于城镇路牌地名汉语拼音书写形式的复函》中指出，“路牌上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形式是汉语拼音中书写地名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制作城镇等路牌时，路牌上地名的汉语拼音除按规定进行分段外，可全用印刷体大写字母书写，不标注声调，但不能省略隔音符号等”。

笔者建议采用国家《地名标志》(GB 17733―2008)附录A“汉语拼音字母字样”和附录B“地名标志版面示例”中所采用的全部黑体大写，以便统一。

4.街道路牌书写规范谁更有发言权：民政部门还是质监部门?

街道路牌标志目前出现的混乱状况也与长期以来相关部门之间权属不清、职责不明有关。“从事地名管理，参与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建设工作”本来就是民政部门的职责所在，但民政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往往遇到来自双语标志规范标准的制定者――质监及其他部门的阻力，同时也存在着各方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试比较上海、广州和成都三地在这一问题上相关报道(见表3)：

表3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具有街道路牌书写规范制定和监督权力的民政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往往被架空(如上海和广州两地)，另一方面，也存在民政部门推卸责任的情况(如成都)。如何协调两个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属关系，成了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5.街道路牌书写规范中的文化之争：本地化还是国际化?

正如前文所述，街道路牌标志中通名部分的拼音派和意译派僵持已久。后者更是高举“让外国人看得懂、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旗帜，声势浩大；在国门大开和国人英语水平逐步提高的当下，风头强劲，一呼百应。甚至认为，用汉语拼音拼写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笔者认为，把这样一个牵涉国家、民族尊严、国际国家标准、法律法规、国家语言政策ul川等诸多层面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本土主义有失偏颇。在街道路牌双语标志这个问题上，本地化(即用拼音标注)就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因为它符合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1977年)通过的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拼写法的提案。本地化才是一种真正开放的心态，一种与国际对话的心态，而绝不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这和时下有些学者倡导把“龙”在英语中正名为拼音“Loang”的论调与心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结束语

从1977年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这一国际标准的确立，到2008年重新修订的《地名标志》国家强制标准的出台，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方式的主导思想一直未变。然而正如本文所分析的，由于对相关法规和国际、国家标准的漠视，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的盲目跟风心态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权责界定模糊甚至推诿扯皮，街道路牌书写这一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却背上了沉重的学术纷争、文化心态定位以及职权归属等多重包袱，进退维谷，步履蹒跚。希望本文能廓清重重迷雾，使街道路牌书写能朝着既定的方向轻装前进，一“路”(Lu，不是road)走好。

参考文献

[1]薛光.坚决刹住用英语标注地名标志的歪风[J].中国地名，2006(4)：23

[2]郭建中.关于路名标识的拼写问题[J].中国翻译，2003(5)：84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1篇

1关于汉字“书同”的标准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陆嘉琦《关于外国人名、地名翻译的思考》（《语文建设通讯》第58期，35-38，1998.12）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2篇

1关于汉字“书同”的标准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陆嘉琦《关于外国人名、地名翻译的思考》（《语文建设通讯》第58期，35-38，1998.12）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动态对等；化妆品；受众反应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74-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41

1. 引言

中国的化妆品行业不同从前了，如果说几年前还是洋品牌一统天下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局面将逐渐结束。近几年来，国产化妆品市场得到极其迅猛的发展，老牌化妆品日益壮大，后起品牌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占领市场。国产化妆品突破国外品牌的防线，成功回归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国产化妆品重新占领市场并走出去的第一步在于商标的翻译，成功的翻译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传递品牌的理念。但是目前国产品牌商标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新上市的品牌并没有正确的英语翻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障碍。本文旨在运用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分析国产化妆品商标的英译，总结出更好的翻译方法。

2. 理论支撑——动态对等理论

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奈达指出动态对等与形式对等不同，并没有过多重视源语，而是更重视接受者的反应，但是又不能丢弃源语的意义和意图。所谓动态对等翻译，是指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三个不可缺少的概念包括（1）对等，即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的对等物；（2）自然的，即在受众中得到认可，并不显得译入语突兀，不带翻译腔；（3）最切近，即在所有对等物中要找到最贴近源语表达的（奈达，2004：166）。动态对等理论被认为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蒋娟，2011：102）。

在以动态对等为导向的翻译中，翻译的标准是“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谢天振，2008：37）。所谓动态对等，指的是“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基本一致”。动态对等理论的精髓就是“对原文接受者理解原文的方式和译文接受者理解译文的方式进行对比”（童彬霞，2010：181）。

动态对等理论特别重视受众的反应，奈达认为，翻译中需要考虑的重点是“译文接受者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正确理解并欣赏译文。”如果译文读者能够像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一样理解并欣赏译文，那么就可以说，这样的译文实现了动态对等。要做到完全对等的翻译极为不易（韦努蒂，2000：133），在化妆品商标英译中，只要把商标名在本国产生的影响相同或相似地传递给外国消费者，就能传递护肤品的品牌理念，受到外国顾客认可。为了能在国外市场取得良好反响，商标名必须以受众为核心进行英译，客观地理解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对等，并灵活地运用，以达到理论为实践服务的目的。

3. 动态对等理论指导下化妆品商标英译分析

3.1 音译

3.1.1 拼音翻译

拼音翻译是指直接用汉语拼音作为商标的英文名，不进行语义上的翻译，这种翻译大多不能体现品牌的内涵，只能传递声音上的相似，因此按照动态对等的理论，这种翻译并不是成功的翻译策略。

国内采用这种翻译策略的品牌并不在少数，例如著名的传统品牌大宝，英文名即为Dabao；新品牌美肤宝英译为MEIFUBAO；欧美姿英译为OMEIZI。例中几个品牌从汉语名称上传递了积极的意义，大宝可理解为护肤的宝贝，美肤宝也有相似的意思，但以拼音走向国际市场，受众就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印象了。

3.1.2 拼音首字母组合翻译

拼音首字母组合翻译是指用每个汉字拼音的大写字母组合在一起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的优点是简短易记，但与拼音翻译具有同样的弊端，就是只能传达音韵上的相似，不能传递相似的意义。

上海家化的男士护肤品高夫的英文商标名是GF，根据汉语名称，源语受众会产生这可能是男士护肤品的印象，“夫”有丈夫之意，“高”也有积极意义，代表高大威猛，因此男士消费者乐意购买，同时英文商标GF可以理解为girl friend的缩写，产生像女朋友一样陪在身边的积极印象，译文受众乐意接受，属于符合动态对等的好译文。宣扬珍珠美白的护肤品牌欧诗漫是销量较好的国产品牌，英文商标翻译为OSM，虽简单易记，但是并不能带给受众美好的联想，并不是理想的翻译，还有面膜品牌美即，英文名为 MG，虽取magic之意，但字母带给受众的感觉远没有单词给受众的感觉确切。

3.1.3 音译

音译是采用相似发音进行翻译，有些品牌如果自身名称没有实际意义或是人名地名可采用此翻译方法。如新彩妆品牌卡姿兰，仅从字面上没有实际意义，可以音译为Carslan；柏莱雅译为PROYA；丹姿译为Danz。既然中文无实际意义，仅是几个意象优美的字的组合，在英语中无实际意义也无大碍，求得音韵美即可。

但是，由于根据发音创造的新词在英语中不一定含有意义，国内有些品牌名称有实际意义，音译成英语却不具有原本的意义，这样的翻译不能使外国的受众产生良好的反映。知名老牌护肤品百雀羚音译为PECHOIN，宣扬自然生态护肤的三草两木音译为Saselomo，自然堂给人的印象是产品来源于自然，但是英文名采用CHCEDO，虽然在发音上传达出了相似的效果，但在意义上却相去甚远不能给受众带来相似的感受。

对于采用音译的国产品牌在翻译时应考虑源语中产生的形象，力求在英译中不仅带来音韵美，还要带来意义上的美。

3.2 直译

直译是指按照商标名称的汉语意思直接翻译成英语，这种翻译可以传达源语的内涵，传递品牌理念，但是品牌本身产生的音韵美就没有办法传递了。世界上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对等的，在商标翻译上，根据动态对等理论，如果意义传递清楚了，又能产生积极的印象，就不失为好翻译。

国货老品牌蜂花译为BEE & FLOWER，在原文受众中蜂与花都是美好的事物，直译出来使译文受众产生同样的联想；彩妆品牌色彩地带译为Color zone，使译文受众产生色彩缤纷的想象，传递出源语的意思；专注眼部彩妆的品牌火烈鸟直译为FLAMINGO，把源语意义丝毫不差地传递出来，使受众产生相似的反应，易于接受；淘宝上销量领先的品牌绿叶直译为Green Leaf，金丝玉帛直译为GOLDEN SILK。这种本身具有一定意义的商标名可以直译，传达源语的信息。

3.3 意译

意译是指用目的语中现有的对等词汇来传达源语的意义，这一译法与动态对等原则是一致的（童彬霞，182）。对消费者而言，成功的译名能使产品显得亲切，易于被接受。

我国有悠久的采用植物护肤的历史，从天然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护肤成为当前护肤品市场上一大卖点，理念是宣扬天然、有机和无添加化学成分。这种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护肤品在国内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在国外也会受到推崇。相宜本草是知名度较高的国产品牌，生产的各种护肤品都有提取自植物的成分，翻译为Inoherb；高端品牌佰草集也是宣扬草本护肤的品牌，译为HERBORIST，herb一词有“草本植物、芳草”之意，寓意取自天然，纯净护肤。芳草集译为arboreal，直接采用“树木的，生长于树木的”之意，也带来来自天然的印象。还有众多商标名中带有“草”、“木”的护肤品，例如草本养颜、草本护肤、植物语、草木年华、佰参堂及千金本草等等，分别译为Herbage beauty、herbal skin care、Loherb、HERBELLE、HERBAL和herbal secret，与草本有关的品牌名在英译中大多使用herb一词，不仅实现了意义的对等，而且可以传递源于自然的美好形象。nature一词在商标名英译中也很受欢迎，本身就有自然之意，更能突显源自天然的美好形象。例如草木之心译为BEATURE，beature是beauty与nature首尾混合而来，带来两个美好形象，受众易于接受；水木萃白译为Onatural，宣扬有机护肤，英文名中恰好可以传达此种理念。

其他国产品牌采用意译的方法实现动态对等也有佳例，老牌护肤品肤美灵传达了使皮肤变美的灵丹妙药之意，译为skinice，取“nice skin”之意，也传达使用之后皮肤变好的意味；新肌荟译为Newskin；泉润译为stream。

还有一些国内新上市的品牌，只专注于从一种天然植物中提取护肤成分，如巨型一号丝瓜水、百草圣芦荟水，它们的英文翻译分别为Snake Sourd Water和Super water Skin beauty water。这两个品牌的翻译既没有传递产品的功能，又不能给受众带来类似于源语受众的反应，反而有误译的嫌疑。丝瓜水译为snake sourd water是错误的，一是snake在西方人眼里是奸诈的代表，不会有人用带有snake形象的护肤品涂在自己脸上；二是“水”的翻译，应为toner或lotion，采用直译的water有中式英语的嫌疑；三是snake gourd有“丝瓜”之意，而商标却误写为snake sourd，此翻译非常失败。芦荟水译为skin beauty water不能传递产品的充分信息，却缺失了重要的芦荟之意。

3.4 音意结合翻译

音意结合指的是翻译时既注重音韵美，又顾及带给受众的形象，既有相似的发音又有相似的形象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可以创造全新的形象，只要给受众制造相似的感受即做到了动态对等。

取自人名的品牌丁家宜译为TJOY，顾及了发音的相似，又制造了新的形象joy，带给受众“欢欣，快乐”的积极感受。北京的老牌护肤品迷奇英译为miracle，也是发音相似，miracle有“奇迹”之意，寓意用了此产品会有奇迹发生，因此也能达到动态对等的目的。京润珍珠从名称上便点出了护肤品的主要成分，珍珠自古以来也是美白养颜的佳品，为突出配方，在翻译上应把珍珠翻译出来，京润取谐音即可，因此英译为gN pearl，也达到动态对等。身体护理品牌彼丽在中文中传达了“你使用了会很美丽”的意味，译为Beely，“bee”意为蜜蜂，蜜蜂在花丛中飞舞，辛勤的劳作也给人积极的印象，因此受众也便于接受。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动态对等理论视角下国产化妆品商标名的翻译，总结了主要的四种翻译方法，每个方法都各有优劣，想要译出完全对等的品牌名是不可能的，正如奈达所说，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只能选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翻译时应关注受众的感受，以译入语国家的文化与语言为参考，不局限于品牌的字面意思，创造出不仅完整传达意义，而且是意义积极的翻译。

高质量的英文译名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使国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国产化妆品大多是中低端产品，占有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4.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33.

蒋娟.等效原则视角下的国产化妆品商标英译[J].宜春学院学报，2011（3）：101-103.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文化；多元文化；中国音乐教育

一、引言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信息产业时代。对全球性的国际化音乐教育观念、方法的接收，唾手可得的信息处理等等，必然将会对音乐教育产生影响，形成新的认识，这都是引起众多学者对中国音乐教育的重视，共同探索如何面对未来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问题的原因。

《中国音乐教育与国际音乐教育》隶属于《音乐教育的人文视野丛书》中的五本之一，是一本链接音乐教育与当代世界及国际教育的研究音乐教育理论的著作。本书的作者管建华，是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音乐人类学、音乐教育、音乐文化哲学。

二、音乐教育哲学文化

2011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音乐课程标准》中，把音乐课程性质定义为“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三者。对音乐教育哲学与文化的深刻解读，能使促使音乐教育观念渗透到音乐教育课程与教学中，为教学实践做准备。

本书中认为，全球性音乐教育时代正在来临，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增田米强调，“全球性”包含三个基本思想：人类统一感，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无地区或国家界限的全球信息空间的诞生。伴随信息网络社会的发展，全球系统得以扩展，网络社会与多种文化相合作，形成多元化文化，与世界各个区域的历史与地理产生联系。通过网络，我们能够得到多学科、多元文化音乐链接的无限资源，当然有时候的资源仅是片段化的、局限的，这仍需我们不断的努力去扩充全球文化的信息交流空间。

后工业、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文艺、后现代学术现象就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哲学是时代文化的重要思维形态，后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差异”和“多元”的哲学。在音乐教育哲学中，后现代音乐教育学是对全球性的边缘的、差异的、现象的、解释的、生态的与多元文化和多学科交叉的音乐教育学。当我们可以在全球性文化中探索时，我们应该在尽快适应新的音乐文化和建立新的音乐教育观念，这便引发了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思考。

三、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思考

在高等教育国家化挑战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被管建华教授梳理为五大问题：国际化的音乐课程、国际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音乐教育学术交流、国际化交流中的本土音乐文化交流和国际化交流中的相互性与平等问题。从这些小标题中，我们就能够得知，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学习中，我们主要教学的都是西方传统音乐，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音乐教育教学研究，而缺失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教育。因此，中国高师音乐教育国际化应该确立以文化交流为首要目标，其培养目标和评估系统也应该以音乐文化的传承为主，原因由高师的毕业生主要担任中小学教育，其目标也是提高国民的音乐文化素质，首先应该注意“文化”二字。暂且不提西方国家对于中国音乐文化交流的相互性与平等问题。我们在与西方音乐教育学术的交流方面也是较浅层次的，这表现在对国外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缺乏整体的把握上。我们仅是输出少于输入，缺乏构建系统的音乐教育知识体系，缺少音乐教育学术研究成果。

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面临了课程改革的局面。管建华教授提出了音乐课程的立体三维建构：1、母语传统源远流长；2、世界音乐宽似海洋；3、文化统领高屋建瓴。母语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音乐课程设置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要充分考虑到课程设计中去；以全球性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的教学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同时也是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热门话题，强调每种音乐都有自己的传承方式和过程，在此过程中，它们会产生各自的教育法和教学法。管建华教授提出，中国音乐课程改革首先要解决音乐教育文化观念的转变，先解构西方文化中心论，否定欧洲工业文明音乐的“科学范式”，增加道德实践性与审美表现型新的综合认知，从而使东西方音乐教育达到共存、互补。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补充，从实践事实、思想观念上得以共存，故在中国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中，更要建构一个能够面对新的历史语境、适应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教育哲学，从而开发与实施新的课程。本书中还提出构建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目的是为了传播现代化与传统音乐的更新。

四、重新定位中国音乐教育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音乐教育要比中国先进，自20世纪以来，深受西方一元论的音乐教育观、课程设置、教材与教学影响，但若仍然只坚持崇尚学习西方音乐教育原理，将只会永远被“落后”、“附属品”定义。故推进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今社会教育语境下，中国音乐教育重新定位的必要准备。管建华提出多元文化教学的四个教学概念框架的六个标准，四个教学概念：平等思想、课程改革、多元文化的能力、教授社会的公平原则：六个目标：理解多元文化的历史视角，发展文化的自觉意识，发展跨文化的能力，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与歧视，提升对地球和全球状况的意识，发展社会性活动的技巧。肯定了音乐是文化的教育观念，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课程的主要目标，包含了正确看待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尊重他民族音乐，掌握音乐的概念、结构、直观的和思维的技巧，使学生获得跨文化的音乐交际能力等，这都是强烈的响应着如“十五”、“211工程”项目等的音乐教育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

五、总结

本书针对各个版块所提主题部分，布置了相关篇幅，进行了中西音乐教育关于哲学、课程教学的对比，使每个版块都较为丰满地展现给读者，预设了读者的疑问并解答，做到了提出观点――举例实证――验证观点，各版块间又存在连贯性，为后好铺垫，遵循了逻辑学的规则，理性地将作者的想法与观念传送给读者。通过阅读管建华主编的《中国音乐教育与国s际音乐教育》一书，笔者得出以下感悟：

1.最新的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本书于2013年12月出版第一版，所录入的论文都是具有社会讨论热点的话题，具有追踪热点、与时俱进的特点。国家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入，哲学的唯一性被打破，权威统一的言说方式被摒弃，以往的边缘地带受到关注，后现代思潮下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将展现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的流动性。肯定音乐教育即文化教育。声音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的真正源泉是人及其文化。美国的唐哥伍德宣言、日本的铃木音乐教学法都把对人及其文化的培养作为音乐教育的根本目标。我们要从大的文化视域中，从国际音乐教育的角度，去找到适应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定位。

2.引出值得深思研究的音乐教育话题。在全球性国际化音乐教育的大家庭中，中国音乐教育着实应该重新审视自身问题，引起广大教育者的反思。结合实际考察研究，得出权威的、能够引起绝大多数人共鸣的结论。如在《21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及教学范式的转向：音乐工艺模式与音乐文化模式》中提出的对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的“音乐工艺模式”及教学范式或本土音乐教育的体系性建构，又如在《对以多学科为基础的中学综合艺术教育课程的思考》等文章中都提出自己的构想，但这些都是值得教育者们对其进行深研的议题。

国际音标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多元文化 音乐教育 钢琴教学

当代对国际音乐教育发展影响较大的学术观念首推当代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关于“文化中的音乐”或“音乐作为文化”的观念对欧美音乐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逐渐扩散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多元文化音乐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化浪潮，越来越受到音乐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多元文化价值观念――音乐（Musics）加（S）复数在国际音教会上的广泛使用，正是这种观念及意义的体现，跨文化或多元化音乐教育成为当代注视的焦点。国际音教会世界大会会议18届主题为“音乐教育的世界性观念”（1988），主题为“音乐教育面向未来”（1990），20届主题为“共享世界音乐”（1992），“传统与变迁”的会议论文都明确体现了这种学术观念的指向。而1996年7月召开的21届主题为“音乐教育为21世纪做准备”，提出四个角度对此主题进行了讨论：（1）、各年龄层的普遍音乐语言形式；（2）、各时代的普遍音乐语言形式；（3）、各文化的普遍音乐语言形式；（4）、各民族的普遍音乐与语言形式。国际音教会世界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有世界各国上千名学者和音乐教育工作者参与，影响很大。从上述各次会议主题我们似乎己经感觉到21世纪世界音乐教育发展趋向的雏形。

钢琴教学在中国发展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与欧洲三百多年的历史相比相差甚远。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钢琴教育事业也随之大踏步的发展起来。面对学习钢琴热潮的推进，高师钢琴教学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作为高师钢琴教师，我们必须及时地发现高师钢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用自己的教学经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高师钢琴教学是一门系统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其师范性特点，把握住它的基本教学规律和教学特点。高师钢琴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当今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人才。这就要求它的教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评估体系都要符合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高师钢琴教学正在改革的大潮中前进，无论在教学模式上还是课程体系设置上都有了创新和提高。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高师钢琴教学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高师钢琴教师将长期肩负着教学改革的重任，随着社会需求的改变，高师钢琴教学也应及时调整教学理念，紧跟时代的步伐，满足社会之所需。现今，加强对各国、各民族的钢琴音乐文化的研究是高师钢琴教学的重点和关键。在高师钢琴教学中应区别于音乐院校钢琴专业学生偏重演奏技巧教学的特点，要引导、培养学生的多元化音乐审美观念。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这个新的音乐教育理念，是一门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有着丰富的内涵，涉及到除音乐学之外的很多学科。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初始阶段，对音乐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付出许多的探索和尝试，特别是在钢琴这样一个欧洲传统乐器的教学中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更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和实践。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在我国，近十几年来，原先以“欧洲音乐为中心”的教育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民族音乐、世界音乐逐渐受到重视。2004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世界多元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并提出了在我国要建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我们的新课程改革之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也增加了世界民族音乐的内容。因此，对于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高等师范音乐专业来说，进行多元化的钢琴教学已经势在必行。在高师钢琴教育的多元文化实践中，一是要加强对各国、各民族钢琴音乐文化的研究；二是要加强对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研究。高师钢琴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集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理论能力、教学能力于一身的合格基础音乐工作者，为高师学生毕业后能称职的走向中小学教育工作岗位夯实基础。

多元化音乐和多元化音乐教育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化浪潮，越来越受到音乐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高等师范的音乐教育中拓宽多元文化视野，进行多元文化钢琴教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多元化社会的今天，建立多元文化音乐视野，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符合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参考文献

[1]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