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文范文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3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参与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这一大的宏观背景，积极并且审慎推进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广化；利用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机会，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机构并购，寻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资扩股机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和深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全球参与力。沉着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对房价、通货膨胀等带来的影响，构建住房金融保障机构，防范危机的传导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化解和转化机制，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给上海金融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对全国九个具有区域优势的大城市进行了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结论；并结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对上海的优劣势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其发展战略和对策。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课程内容多、理论深、范围广国际金融研究内容较多，涵盖了国际收支、外汇、外汇市场、汇率、汇率制度安排、外汇管制、国际储备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概念、形成原理、控制方法、时滞效应等，具有内容多、理论深、范围广的特点，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二）课程时效性强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新的现象、新的事件、新的问题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层出不穷。近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理论、汇率决定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新的现象进行分析，并时常借鉴国内外在国际金融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三）课程实践操作性强国际金融课程的实务操作部分主要涉及到汇率的折算、进出口报价、外汇风险防范、进出口贸易融资、套利套汇等业务。汇改以来，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不断进行调整，汇率风险怎样防范以及在进出口中如何报价等内容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重要。不少学生反映这个部分的内容很难理解，在具体操作中有难度。实务操作部分的教学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往往受到学生基础薄弱、课程自身复杂等方面的制约。正是由于国际金融课程实务操作部分的“难理解”与“难操作”的特点，教师就必须依据工作内容和流程设计教学内容，选取来自于企业真实工作内容的案例，结合现实的国际金融现象进行讲解。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适合高职学生的特点，摒弃纯理论式的计算，计算内容要与实际工作相关，计算的难度要循序渐进，同时要加大学生自主练习的力度。

二、教学改革的方法与手段

（一）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在注重多媒体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以下教学方法或手段。

1.课堂讲授教学法课堂讲授作为传统的教学方法，老师可以在讲授中突出重难点，把大量的信息及时传递给学生，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所以同样适用于本课程。

2.多媒体教学法把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其他信息，通过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表现出来，达到立体教学的效果。运用形象、直观的多媒体技术可以创造出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以其独特的形、声、景使学生进入一种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从而使学生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对解决系统的理论问题，理解复杂的逻辑关系和课程结构的展示效果很好。特别是在需要丰富的数据资料、图表来说明和论证时，效果尤其明显。如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中，多媒体的教学具有独特的优势。

3.设问启发式教学法对一些国际金融热点问题，可以采取设问启发式教学法。例如进行“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等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案例分析、政策效果分析等等。可先由教师针对知识点或金融现象提出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分析、点评、总结。设问启发式教学法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能将所学知识和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4.课堂互动教学法教师和学生通过经常性的交流沟通，相互促进，使教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课堂45分钟不全由教师进行填鸭式的教学。每一章节授课后学生和教师分别进行总结，学生先提出自己的问题或不清楚的知识点，或者是现实中的热点金融问题，教师可先让其他学生为提问的同学解答，之后再补充总结。教师也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些基本问题，由学生通过思考、收集资料、课下讨论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对学生的解决方案做现场点评。双向互动式教学方法增加了教师的动力和压力，促使教师勤于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讲课技能；同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增进师生之间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实践教学为了强化学生的相关技能，可以借助校企合作单位的平台及校内的实训室、自主实验室等进行模拟股票市场、模拟期货市场、模拟外汇市场以及网上银行业务等仿真实践教学，通过实践，缩短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距离，增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能顺利进入工作岗位。

（三）网络教学网络学习是学生巩固课堂知识，扩充学习广度的有效方式。课程任课教师可利用课程主页BBS论坛，腾讯QQ，采用网上答疑、讨论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的课外指导。课外指导通过因材施教，因人施教，能扩展学生的视野，充分满足不同学习程度和学习兴趣的学生要求。

三、课程考核方式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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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温总理在全国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我们强调扩大内需，绝不能放松出口，充分运用国际通行的财税政策支持出口。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从虚似经济领域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加重，我们要认真研究出口退税对我国外贸出口生产企业的影响，提高出口退税率，支持我国高科技和劳动密集型的外贸出口生产企业平稳安全渡过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一、出口退税的发展历史

出口退税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者成廉，斯塔福，托马斯，孟等人就提出，国家应设置高额奖金或鼓励措施以促进本国商品输出国外，对本国商品的出口给予津贴。当商品出口后，把原来的征税退给出口厂商，以促进出口。随着各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出口退税逐步形成了制度。出口退税制度不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而且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

出口退税的发展历史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跨国经济贸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它要遵循国际惯例的原则。出口退税属于涉外税收范筹，所执行的政策措施要符合国际准则。由于各国的税制不尽相同，国际间税收差异会造成出口货物成本的税负不同，也违背了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遵循国际惯例，对出口货物退还本国已征收间接税。

其次，它要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一个独立国家在税收上享有课税权和减免权，通过国际税收协调。使各国取消产地征税权，实施消费地征税。现行世界各国的流转税均是以属地征收为原则来制定的。如果两个国家实行两种税制，出口一种商品时出口国实行产地征税，进口国实行消费地征税，就会导致国际间双重征税现象的发生。《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阐述如下：“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出到另一缔约国领土，不得因其免纳相同产品在原产国或输出国用于消费时所须完纳的税捐或因这种税捐已经退税，即对它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这里所说的用于消费时交纳的税捐是指货物应纳的间接税。目前我国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两个税种。

二、价值规律理论是出口退税制度的理论依据

由于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作用存在差异，决定了对出口产品课征的税收要实行退还，其主要原因是各个国家生产同种产品的生产条件不同。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如果是为了满足本国国内市场的需要，那么它的价值就由国内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是为了出口国外，那么它的价值是由世界上各个国家生产同种产品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从世界范围来说，由国内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决定出口产品的个别价值，而由世界各个国家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共同决定出口产品的社会价值。出口产品的交换是以社会价值为基础的。由于世界各国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求比率不同，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出口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国内价值都要大于国际价值，出口产品的价值是由产品成本、税金、利润三部分组成的。在出口产品国内价值大于国际价值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其国内价值，出口退税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符合价值规律理论的。通过退还已征税款来实现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统。

三、我国出口退税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而制定的。它是我国对外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我国税收体制和外经贸体制改革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就不断地随着经济发展进行改革。总体来看，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这一时期的退税制度改革的特点是因受政治等因素影响较大，相应政策缺乏连续性，变动性较大。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国民经济受到多年战争的严重破坏。外贸收入非常小，对出口产品未作退税免税的规定，而是按照一般国内产品照章纳税。而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我国对外贸易往来增多。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又另行出台了一些关于出口产品退(免)税的政策。但在期间，因简化税制，出口退税政策被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恢复。

第二阶段是以1985年的改革为标志，从1984年到1993年。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进出口产品税或增值税的报告》，规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对进口产品征税，对出口产品退税的管理办法，形成了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第一个带有基本法性质的文件。所以，一般认为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制度。1988年我国又制定了退税同承担国家创汇任务挂钩，同上缴国家外汇挂钩的原则。

第三阶段是1994年到2008年，以1994年的税制改革为标志。主要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增值税制，并在新的税制上形成了新的出口退税制度，正式引进了出口零税率。1993年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首次明确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这一规定从税法上保证了已经确定的“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退税原则。

2008年国务院再次修订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管理条例》，明确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对增值税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做出了更为明确的阐述。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的进项税额，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的增值税政策。小规模增值税税率调至3％，矿产品增值税调到17％。2009年国家增值税改革：当年预计减少增值税收入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增值税转型改革将给我国企业减少税负约1233亿元。新的增值税税制的实施，使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更加国际化，增强了我国外贸出口生产企业的整体实力。

四、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生产企业的影响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我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较上年回落了8.6个百分点。工业产品出口增速的大幅回落，对我国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劳动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事实上，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已经分别提高了部分纺织、轻工、机械、电子等行业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实现出口退税政策的合理化、高效化，就需要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灵活、合理地制定相关的出口退税率。对一些因资源条件等“先天因素”限制而需要长期保护的薄弱产业，如农业(指初级农产品的出口)等，应采用“少征多退”的模式加以保护和鼓励出口；而对一些发展层次较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子、汽车、医药行业，以及一些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国有经济比重又高，但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外贸出口结构，具有高附加值、高创汇率、高技术含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和潜力的产业，如石油、钢铁行业等，应采用“少征多退”的模式加以保护和鼓励出口；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相对低，但在国际市场上已形成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创汇较高，加入WTO后将有利于出口的产业，如纺织、服装、普通日用消费品工业、玩具制造业等，要采取积极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因为它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百姓就业社会稔定的大事，在退税模式上可以选择“征多少，退多少，彻底退税，一分不留”的退税政策。而对于一些稀缺的天然资源或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如天然牛黄、屏香、稀土、铜及铜基合金、白银以及煤炭资源、石油原油资源等)的出口不应鼓励，应采用“多征少退”或禁止出口的措施。

1998年亚洲金融经济危机时期，我国分几次提高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这一退税政策的实施调控，使我国1999年和2000年工业产品出口分别同比增长了17％和35.8％，我国快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全年我国出口退(免)税5866亿元，创历史新高，比2007年增加592.8亿元，增长11.2％。而2008年我国出口情况是全年出口总额为14285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比2007年的25.7％的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出口连续出现负增长，月度出口额已经回落到2008年3月的水平。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正在加深。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均率还没有达到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15％的水平。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相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的快，金融危机时间要相对长。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对策。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在西方，金融业与工商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注重市场营销，将市场营销观念作为指导银行业务经营的基本思想。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顾客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早期银行的市场营销，基本上以联系与争夺客户、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随着银行之间兼并加剧，竞争激化，单纯用礼貌、周到的服务，已较难进一步拓宽顾客渠道。银行为了在信息技术时代求生存首先也是要争取顾客，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客户对银行服务的需求，促使银行服务手段现代化。银行致力于采用新技术，为银行与银行间以及银行与客户间的联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银行内部管理的电子化。

一、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是针对金融行业这种特定行业的相关服务而设计建设的，客户通过一定的通讯手段（电话、传真、计算机通讯等）与服务网络中心取得联系并得到身份确认后，即可享受系统所提供的相应金融行业信息服务及有限定范围的账户操作服务，如获取金融行业政策、法规、业务办理通知信息，查询新业务开办方法，客户账户往来查询，查对用户相关社会服务行业收费账单，用户进行限定范围的账户转账和指定收费单位的简单付费，以及其它某些相关行业特别业务操作，等等，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银行服务呼叫中心（BANKSERVICECALLCENTER）。

早在80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并利用电话等通讯手段在各大商业银行为广大储户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当时的通讯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服务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但是，在今天，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计算机领域，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CPU从286、386、486到奔腾处理器，从单处理器到对称、非对称多处理器结构；计算机网络范围已经从小范围的局域网发展到跨区域的广域网、甚至联接全世界的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数据传输从统计时分复用到ATM异步转移模式，数据传输速率已从几百bps发展到最高上几Gbps，几乎是千万倍的提高；计算机处理体系结构从单机方式发展到“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方式以及CLIENT/SERVER的客户/服务器分布式处理模式。所有的技术和产品都以跨代的速度更新和发展。在通讯领域，电话已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X.25分组交换网、DDN数据网以及光纤网已触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卫星通讯、微波传输使得信息可以传送到人类所能想象的任何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已为建立最完美的金融增值服务网络系统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1995年10月，首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为客户提供24小时的服务。接着，北美又出现一体化金融网络机构，商业银行步入电子化新时代。电子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银行竞争力。花旗银行的ATM已能处理150多种交易，从现金存取到共同基金投资，甚至进行股票交易，使客户加深了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的建立，可以使商业银行向全能型发展。在银行高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商业银行率先向全能化发展。对客户而言，全能银行有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的优点，使客户能自由选择最适合其需要的信用工具，特别是小客户，节约了他们与多家机构打交道的成本。这有利于银行吸引更多的客户，实施网络式管理。美国花旗银行发挥总体优势，不断将其在日本市场外的金融创新产品，如有6种货币和黄金等多种选择的共同储蓄账户，介绍给日本客户，稳住了日本市场。目前，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日益为西方商业银行重视。金融工程所承担的是向特定用户提供能满足其需要的服务方案。该方案包括尖端金融产品的设计、证券承销安排、资金的吸收与分流、产品开发与信息处理等。银行招聘一批精通投资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和金融、法律、税务方面的专家，将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向客户提供能满足其要求的、独特的服务方案。这种方案是标准化的投资机会及储蓄、信托方式，配合客户独特需要而组合成的最低成本方案，即“独家顾客”方案。也就是说，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此银行。这是固定客户制，是客户与特定银行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银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客户信息资源，发掘潜在客户，波浪式地发展客户网络，同时也可加深银行与客户的定向信息交流关系。

二、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并高度繁荣的今天，多学科、多领域的整合服务正在满足社会各界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可以使本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盟，利用对方的金融专家和计算机系统，实现客户网络制的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迅猛增加，传统的通讯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数据需要及时、可靠地在各银行间传递，而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就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在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出一种新的数据交换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缩写，意为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方式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为客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每一笔业务的延续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实现了银行为客户提供优质、快速服务的宗旨。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EDI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吸引客户、增加中间业务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和推动着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正是EDI这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沟通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正日益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之一。从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陆续宣布，所有的商户首选交易方式为EDI，不采用EDI的商户将不予或推迟办理，EDI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日后国际化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三、创建银行内部通信网络

西方商业银行管理改革的主导是“以人为中心”观念的确立。人是经营管理的主题，行为科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业管理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在商业银行界突出体现在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银行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银行有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才能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有了高素质的银行管理者，才有高数量的客户群。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银行创建内部网不仅发展了内部通信，加强了上下级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样做起码可以减少组织内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页夹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置入一个具有强大搜索功能的电子通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银行也处于激剧动荡的合并时期。它开发的内部网，名为CHANNELONE，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电子邮件、论坛（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银行规则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库以及工作流系统。很显然，内部网改进了银行内部的通信。SPARBANKEN银行内部网/INTERNET解决方案经理LUSTIG认为，通过改进员工访问信息的条件，将会改进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迄今为止，我们将30-35％的时间用于直接客户服务，其余的时间则用于处理业务部门的任务，”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上述做法，将执行两种任务的时间比改为80:20，即80％的时间用于开展有效的用户服务，用于处理业务部门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20％。”

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各大银行都将要逐步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并且在不断加强其地区性、乃至全国性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各大银行间建设区域性电子联行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的银行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众多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

因此，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后，以及实现区域性电子联行后，银行的业务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众多的公司客户、私人储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稳固保持原有的客户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发展自己、而处于领先的地位？

很显然的一点，就是不断改进服务。只有不断利用现代电子信息通讯管理手段，全面提高银行的专业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银行客户服务，才能争取扩大银行的业务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应完全熔入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浪潮中，并根据自身的特征，利用尖端电子技术不断创新和开发适合自己发展的先进服务手段。我们除了应完全掌握上述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外（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和创立银行内部通信网络），还应结合当今尖端的电子技术及自身的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开发：

1．由于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以及当前的INTERNET银行服务等相继问世，客户实际上是距离银行越来越遥远了。各家银行的服务项目越来越雷同，客户所面对的是同样的电话或ATM，银行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途径越来越少，如何才能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呢？这是全世界商业银行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时，也应首先考虑这一问题。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系统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创建一种环境，银行利用该环境不仅可以向客户交付事务处理功能，而且提供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化信息。我们先运用定向联系，即定向促销，掌握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及客户资金拥有量、投资意向、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比例等，然后通过定向服务包括定向优惠，利用计算机系统建立固定客户制，为顾客提供设计独特的理财方案，使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一家银行。目前，美洲银行、NATIONSBANK、第一银行系统、FLEETFINANCIALGROUP、加拿大皇家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新英格兰银行都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

2.在理论上，越开放的系统，其安全性就越差。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要求既开放，又要绝对安全。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新加坡DBS银行于1998年10月份出台INTERNET银行服务，该银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安全。由于美国禁止输出128位加密技术，DBS银行经过努力寻找到一种替代方案。瑞士CREDITSUISSE银行为了保证无懈可击的安全性，制定了严格的安全参数，可达到如下目的：

保护主机和服务器系统免受外部攻击；

防止内部图谋不轨和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系统；

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公用INTERNET传输时的安全；

保障用户在INTERNET的识别和验证；

保障用户与银行主机之间端对端的透明性；

解除银行客户对保护专用信息问题的担忧。

3.以INTERNET服务为基础，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建立一系列联盟。通过这些联盟，我们可以扩展在全球范围的触角，可以促进伙伴银行的客户在我国进行投资，同时我们自己的客户也将更加便捷地获得海外投资。INTERNET服务可以作为主要的市场开发工具，它是我们赖以建立新联盟的基础。一旦建立了此种联盟，双方银行的客户都可以从广泛的银行服务互惠协议中受益，包括使用ATM以及外汇和贷款业务等。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但也受到了危机冲击，这对第一代模型提出了质疑，从而产生了第二代危机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即使经济的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应（Herding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的作用下，仍会出现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urice.Obstfeld、哈佛大学的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仍注重经济基本面，但提出一定条件下公众的主观预期能成为主导因素，投机者的行为导致公众信心丧失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

3、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原有的货币危机解释力度有限。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分析和推导时，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的概念：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外，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主要是在东南业国家，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4、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雏形

2000年初，保罗。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理论逻辑是：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因为抵押才能获得银行资金），如果企业持有大量外债，国外的债权人会悲观地看待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其本币会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从而能申请到的货款下降，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陷入萧条，这一过程是自我实现的。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比如没有解决在一个动态模型中，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

总体来看，现在的货币危机模型正在向泛化发展，不限于事后解释某次特定的危机，而是希望能一般性的解释下一轮危机。

二、汇率制度理论

由于80年代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学术界更关注固定汇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对一种名义锚保持承诺，且有公信力，则一国的通货膨胀可以降低，汇率可以保持稳定，但后来出现的危机使人们开始从汇率的可持续性、从危机预防的角度分析在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有影响的理论发展有：

1、原罪论

提出者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1994）和哈佛大学的Ricardo.Hausmann（1999）。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大的脆弱性，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另一种是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放长期贷款，所以企业在融资时存在两难，如果从外国借贷，存在货币不匹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存在“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问题，这就是原罪，后果是无论是汇率浮动还是利率变动都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进而影响到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此外，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如果存在货币不匹配，那么政府不愿意汇率浮动，在汇率固定条件下，就不能通过汇率的适当贬值来减少投机冲击；在期限不匹配条件下，政府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货币，在投机冲击时，只好等待金融崩溃。因此，在“原罪”条件下，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都会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美元化。

2、害怕浮动论

该理论是由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A.Calvo教授和CarmenM.Reinhart教授于1999年和2000年提出的。指出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却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害怕浮动的现象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一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害怕浮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会损害这些国家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时也不愿意本国的货币贬值，因为会伤害进口。主要政策建议是害怕浮动是合理的，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性原因的体现，包括出口结构、产品结构等，最好的办法也是采取美元化。

3、中间制度消失论

该理论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于1994和1998提出的，认为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制度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其逻辑是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货币当局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稳定和货币独立，与“铁三角理论”类似，一国要么选择汇率稳定而放弃货币，要么放弃汇率稳定而坚持货币独立。这一理论对现在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挑战。

4、退出战略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制度退出的战略，研究一个国家应如何退出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选择更合理的制度，应如何退出。1998年Eichengreen.Barry和Paul.Masson在IMF的广份报告中提出三个结论：一个高通胀的国家在实行盯住汇率之后不久就应改为采用弹性汇率制；退出的时机应选择外汇市场比较平静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机；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属于被动退出，就需要行动迅速，并采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币过度贬值。以上结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选择汇率退出机制的国家的一种战略建议。

从现在汇率理论的发展来看，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没有突破，而有关汇率制度选择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

三、现代主流金融理论面对的挑战

1、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沿革

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有两部分：一是金融经济学，二是公司财务学。

金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已存在了50年，主要包括Harry.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和现代组合理论（1952）、William.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3）、Eugene.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1970）和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1973）。在公司财务学方面，阶段性的代表是Franco.Modigliani和Merton.Miller的MM定理（1958年），以及信息经济学出现后，在公司财务理论方面的新发展：激励理论、示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这两方面理论的基础都是有效市场假说，它是主流金融理论的基石。其对主流金融理论的主要贡献一是理性人假设，它是分析的起点；二是套利方程，为套利行为的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但有效市场假说在解释金融现象时遭遇了尴尬。一是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因为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股票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应该归因于新信息的，但在黑色星期一以前，并没有预示股价暴跌的新信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0%的股价暴跌？二是红利之迷与套利理论：根据套利理论，红利和资本利得对投资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在取消红利支付时，却引起了股东的强烈不满，而在股票价格下跌时，股东对在资本利得方面的损失并没有表示如此强烈的不满，应如何解释？三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与B-S模型。模型的创始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但公司却破产了。

2、行为金融学理论

以上三个现象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因此行为金融学理论开始挑战传统的金融理论。1951年俄勒冈大学的O.K.Burrel教授所写的文章《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PossibilityofAnExperimentalApproachtoInvestmentStrategies）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因为解释的是金融现象，因此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后来俄勒冈大学的Paul.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1972）所写的《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StudyofHumanJudgement）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这一理论产生时是主流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占统治地位，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90年代，随着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开始关注行为金融学。这一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体现为：

（1）对“理性人”假说的质疑，即投资者并非理性的经济人，往往有三大心理特征：一是自信情结，通常倾向于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判断力；二是避害优先，在从事金融交易时，从内心来看，对利弊的权衡是不均衡的，避害的权重是趋利的两倍；三是从众和时尚心理，在从事金融交易时，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的改变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结论是在金融交易中，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将使其实际决策过程偏离经典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并且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

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对其它相关方面也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如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行为组合理论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挑战、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CAPM的挑战。BAPM模型是1994年提出的，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事实上，这两类交易者在市场上是互相作用的，共同决定证券市场的价格，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两类交易者的比重，如果是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那么市场是有效的，如果是后者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市场是无效的，这是BAPM模型对CAPM模型的调整。

（2）行为金融学对红利之谜也进行了解释：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投资组合放在不同的意识帐户中，有两类帐户，一是应付资产价格下跌的帐户，比如现金和债券，另一类是应付资产价格上升的帐户，如股票和期权，投资者对这两类帐户的风险偏好非常不同，前一个是极端风险厌恶，后一个是极端风险偏好。因此，在红利之谜中，纽约电力公司的股东是在心理上将其投资分为两个帐户的，股票价格的下跌属于资本意识帐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是属于红利意识帐户的损失，虽然两个帐户损失的数额相同，但对于投资者的意义从心理上是非常不同的。

行为金融学提出了所倡导的投资策略：资金平均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时间分散策略（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mentStrategy）和惯易策略（MomentumTradingStrategy.

（3）货币危机的行为金融学解析

从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目前的阿根廷危机中都存在一些非理，对此，有以下代表性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但也受到了危机冲击，这对第一代模型提出了质疑，从而产生了第二代危机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即使经济的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应（Herding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的作用下，仍会出现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urice.Obstfeld、哈佛大学的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仍注重经济基本面，但提出一定条件下公众的主观预期能成为主导因素，投机者的行为导致公众信心丧失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

3、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原有的货币危机解释力度有限。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分析和推导时，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的概念：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外，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主要是在东南业国家，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4、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雏形

2000年初，保罗。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理论逻辑是：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因为抵押才能获得银行资金），如果企业持有大量外债，国外的债权人会悲观地看待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其本币会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从而能申请到的货款下降，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陷入萧条，这一过程是自我实现的。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比如没有解决在一个动态模型中，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

总体来看，现在的货币危机模型正在向泛化发展，不限于事后解释某次特定的危机，而是希望能一般性的解释下一轮危机。

二、汇率制度理论

由于80年代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学术界更关注固定汇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对一种名义锚保持承诺，且有公信力，则一国的通货膨胀可以降低，汇率可以保持稳定，但后来出现的危机使人们开始从汇率的可持续性、从危机预防的角度分析在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有影响的理论发展有：

1、原罪论

提出者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1994）和哈佛大学的Ricardo.Hausmann（1999）。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大的脆弱性，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另一种是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放长期贷款，所以企业在融资时存在两难，如果从外国借贷，存在货币不匹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存在“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问题，这就是原罪，后果是无论是汇率浮动还是利率变动都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进而影响到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此外，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如果存在货币不匹配，那么政府不愿意汇率浮动，在汇率固定条件下，就不能通过汇率的适当贬值来减少投机冲击；在期限不匹配条件下，政府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货币，在投机冲击时，只好等待金融崩溃。因此，在“原罪”条件下，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都会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美元化。

2、害怕浮动论

该理论是由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A.Calvo教授和CarmenM.Reinhart教授于1999年和2000年提出的。指出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却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害怕浮动的现象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一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害怕浮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会损害这些国家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时也不愿意本国的货币贬值，因为会伤害进口。主要政策建议是害怕浮动是合理的，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性原因的体现，包括出口结构、产品结构等，最好的办法也是采取美元化。

3、中间制度消失论

该理论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于1994和1998提出的，认为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制度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其逻辑是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货币当局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稳定和货币独立，与“铁三角理论”类似，一国要么选择汇率稳定而放弃货币，要么放弃汇率稳定而坚持货币独立。这一理论对现在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挑战。

4、退出战略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制度退出的战略，研究一个国家应如何退出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选择更合理的制度，应如何退出。1998年Eichengreen.Barry和Paul.Masson在IMF的广份报告中提出三个结论：一个高通胀的国家在实行盯住汇率之后不久就应改为采用弹性汇率制；退出的时机应选择外汇市场比较平静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机；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属于被动退出，就需要行动迅速，并采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币过度贬值。以上结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选择汇率退出机制的国家的一种战略建议。

从现在汇率理论的发展来看，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没有突破，而有关汇率制度选择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

三、现代主流金融理论面对的挑战

1、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沿革

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有两部分：一是金融经济学，二是公司财务学。

金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已存在了50年，主要包括Harry.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和现代组合理论（1952）、William.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3）、Eugene.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1970）和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1973）。在公司财务学方面，阶段性的代表是Franco.Modigliani和Merton.Miller的MM定理（1958年），以及信息经济学出现后，在公司财务理论方面的新发展：激励理论、示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这两方面理论的基础都是有效市场假说，它是主流金融理论的基石。其对主流金融理论的主要贡献一是理性人假设，它是分析的起点；二是套利方程，为套利行为的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但有效市场假说在解释金融现象时遭遇了尴尬。一是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因为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股票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应该归因于新信息的，但在黑色星期一以前，并没有预示股价暴跌的新信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0%的股价暴跌？二是红利之迷与套利理论：根据套利理论，红利和资本利得对投资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在取消红利支付时，却引起了股东的强烈不满，而在股票价格下跌时，股东对在资本利得方面的损失并没有表示如此强烈的不满，应如何解释？三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与B-S模型。模型的创始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但公司却破产了。

2、行为金融学理论

以上三个现象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因此行为金融学理论开始挑战传统的金融理论。1951年俄勒冈大学的O.K.Burrel教授所写的文章《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PossibilityofAnExperimentalApproachtoInvestmentStrategies）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因为解释的是金融现象，因此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后来俄勒冈大学的Paul.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1972）所写的《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StudyofHumanJudgement）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这一理论产生时是主流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占统治地位，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90年代，随着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开始关注行为金融学。这一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体现为：

（1）对“理性人”假说的质疑，即投资者并非理性的经济人，往往有三大心理特征：一是自信情结，通常倾向于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判断力；二是避害优先，在从事金融交易时，从内心来看，对利弊的权衡是不均衡的，避害的权重是趋利的两倍；三是从众和时尚心理，在从事金融交易时，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的改变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结论是在金融交易中，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将使其实际决策过程偏离经典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并且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

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对其它相关方面也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如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行为组合理论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挑战、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CAPM的挑战。BAPM模型是1994年提出的，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事实上，这两类交易者在市场上是互相作用的，共同决定证券市场的价格，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两类交易者的比重，如果是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那么市场是有效的，如果是后者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市场是无效的，这是BAPM模型对CAPM模型的调整。

（2）行为金融学对红利之谜也进行了解释：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投资组合放在不同的意识帐户中，有两类帐户，一是应付资产价格下跌的帐户，比如现金和债券，另一类是应付资产价格上升的帐户，如股票和期权，投资者对这两类帐户的风险偏好非常不同，前一个是极端风险厌恶，后一个是极端风险偏好。因此，在红利之谜中，纽约电力公司的股东是在心理上将其投资分为两个帐户的，股票价格的下跌属于资本意识帐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是属于红利意识帐户的损失，虽然两个帐户损失的数额相同，但对于投资者的意义从心理上是非常不同的。

行为金融学提出了所倡导的投资策略：资金平均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时间分散策略（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mentStrategy）和惯易策略（MomentumTradingStrategy.

（3）货币危机的行为金融学解析

从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目前的阿根廷危机中都存在一些非理，对此，有以下代表性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双语教学；国际金融；教学方法

Abstract

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hasbeenintroducedbymoreandmoreuniversitiesandcolleges.Variousobstaclestothe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shouldnotbeignored.Inordertoeliminatetheseobstaclesand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wehavetochooserightcontents,booksandteachingmethodsandmodesforstudentswhomajoreddifferentsubjects.

Keywords：BilingualTeaching；InternationalFinance；TeachingMethods

1.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不少高校鼓励老师采用双语教学讲授国际金融。可是，和其它学科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在一些高校学生害怕甚至抵制双语教学，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对于每门课程双语教学存在的共同难点，许多学者已经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笔者在此文中赘述。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内容、课程特点出发，找出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障碍和难题，供同行借鉴。

2.实施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的意义

国际金融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很多年以来，国际金融学只是国际贸易学的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出版了几本以国际金融为题的专著，国际金融学才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1]。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设国际金融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不少学者积极撰写国际金融学教材，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开设的国际金融学更成熟，通过引进原版教材，西方的国际金融体系让国内的任课老师耳目一新，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原汁原味的国际金融理论。同时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课程内容要求师生都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这样才能学到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分析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新问题。没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只能学习别人翻译的作品，翻译的作品除了存在时间滞后问题外，还可能因作者的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的含义。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亦有助于纠正人们对英语学习目的的认识，中国学生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可是到了大学，许多学生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英语这门工具，这是因为学生们一直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或者是为了英语考试而学英语，十年寒窗学英语，结果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真是太可惜。其实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英文这一交流工具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在网络、传媒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学习最新的专业知识，所以开展国际金融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

3.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特有问题

同其它学科双语教学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不少共同问题和障碍，这些障碍分别来自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本文只针对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

3.1教学内容方面

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

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

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

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

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

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管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赏心悦目，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1教学内容方面

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

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

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

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

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

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管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赏心悦目，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3教学方法方面

双语教学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母语教学方法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大差异，然而双语教学增加了教师表达和讲授的难度，同时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在实践中，一些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达不到双语教学的要求，畏惧甚至反感双语教学，由此产生厌学的情绪，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这不仅会冲淡教师上课的热情，也进一步增加了教师管理课堂的难度，讲授的难度也更高。从双语教学的模式来看，主要有沉浸型、过渡型、翻译式、保持型、和双重语言教学等模式[5]，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该选择哪一种模式，也是任课教师困惑的难

题。

4.对策

提高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因材施教，不同专业的学生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另外，教材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4.1根据不同的专业，选择教学内容

因为国际金融学的内容很多，在课时有限的条件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应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同时要注意教学内容本土化，联系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国际收支状况、中国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实际，因为这些内容，一般不会在外国学者的著作中出现。笔者认为，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国际金融方向的学生，讲授内容应该最深也最全面，不仅是理论还是实务部分，要求都应该比其它专业高得多。对于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管理等难点，应深入讲授。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将讲授的内容与国际贸易专业的特点和要求结合起来，比如说为学生深入讲解外汇风险管理、国际结算等方面的内容。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以将国际金融理论作为讲授的重点。而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同学往往金融学基础比较薄弱，教学计划中的国际金融课时又比较少，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应首先保证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的传授，然后再选择比较容易又具趣味性的国际金融实务，比如外汇交易、套期保值等内容。

4.2参照国内优秀教材，选择合适的外文教材

外文教材有不少优点，但是外文教材缺乏对国内国际金融热点问题的阐述，同时外文教材也缺乏丰富的教辅资料，学生在学习时往往要参照国内的中文教材。笔者认为，对学生推荐国内优秀教材是非常有必要的，姜波克、陈雨露老师以及老一辈的国际金融专家陈彪如和钱荣堃编写的教材都是非常严谨和漂亮的，符合我国国情，选择外文教材开展双语教学时，不仅不能忘记这些教材，而且应该向学生推荐强调这些教材的优点。根据这些教材的体系，选择合适的外文教材，这样即便是英语水平不太好的同学，也能够从中文教材得到启发，有助于自己理解外文的含义。笔者认为，对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学的学生，可以为他们选择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因为这本教材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解，同时包含的国际贸易的内容。而对于金融专业的同学，可以选择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这本教材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有丰富的国际金融实务内容全面、语言表述深入浅出。但是这本教材在国外主要

为MBA学生准备，所以国际收支理论和汇率理论方面的内容相对简单，教师在讲解时可以适当补充教学内容，增加教学难度。

4.3因材施教，注意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教学需要教方（教师）和学方（学生）的默契配合，再富有激情老师面对冷漠无互动的学生也会变得沮丧。高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省市，英语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见表1），有些学生对双语教学充满热情，有些学生认为双语教学误人子弟，各有各的理由。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不同专业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表1的数据显示，金融一班和金融三班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显然在这两个班采用相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收效和学生的反馈也同样会存在差异。在实践中，我们采用的办法是打乱学生原有自然班的安排，按学生的意愿和四、六级的通过率对学生进行分班，分层次授课。学生们被重新分为五个小班，将英语成绩最好的同学和喜欢英语的同学划分到相同的班级，对他们采用过渡型教学模式，老师在讲授中英语表达可以达到80%以上。国际金融案例层出不穷，所以在方法上，尽量给这些英语好的学生安排课后案例阅读与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对于英语最差的学生，应耐心鼓励他们，其实笔者始终认为，高校学生不能通过四、六级考试，并不代表英语水平低，只要持之以恒，他们也一样能够运用好英语。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双重语言教学模式，同时采用两门语言，英语表达可减少到30%左右，逐步将学生引入双语教学中来。对于外语水平居中的学生，可以采用保持型模式，英语的表达在5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沉浸型和翻译式这两种模式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都不可取，前者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后者会让学生感到十分枯燥。

以上观点，只是作者的粗浅认识，供同行借鉴，希望我国的双语教学质量不管提高，也希望得到更多师生的认可。

参考文献

[1]陈彪如.国际金融[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陈晶瑛．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师,2005,(1）

[3]钱荣堃.国际金融[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4]邹宏元;何泽荣.中美两国大学本科《国际金融》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的比较[J],财经科学,2002增刊

[5]邹艳.关于高等学校双语教学模式的研究[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04,08

[6]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申沛;冯永平．推进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5,(2)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2001年,在9·11危机和IT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衰退引发了政府减税和美联储的大幅降息,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欲望,在金融环境异常宽松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迎来了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据统计,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7%,其中有0.5个百分点是由房地产业创造的,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标榜的“最好的政府就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自由市场制度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美国金融机构集中发放了大量的次级贷款,次贷一度让许多低收入的美国人圆了自己的住房梦,也让金融机构看到了赚钱的商机,在这场高风险、高收益的博弈中,出现了无数的借款人、贷款人、发起人(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他们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必然会导致整个链条的断裂。伴随着次级贷款的节节攀升,次级房贷证券也开始成为了众多投资者追捧的对象,金融机构在利益最大化面前,忽视了甚至是明明意识到了危险,也愿意铤而走险,漠视危机的存在,然而,好景不长,当全球流动性泛滥日益升温,美联储为了控制过剩的流动性,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间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加上房源供给过剩,从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房地产价格连续下降,抵押品价值下跌。2007年又进入房地产的还贷高峰期,次贷的购房者开始放弃房产,这就进一步引发了次贷债券价格的下跌和抛售风潮,于是一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欧美金融体系核心层面的信用危机。

透过次贷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发展轨迹:宏观经济的稳定增强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过度的需求拉高了美国房地产的价格——虚高的价格刺激了金融产品和住房按揭融资的创新——自由化的市场制度导致了监管的缺失——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继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给美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场风暴,也导致了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遭到了重创。继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之后不久,雷曼、美林、AIG等华尔街巨头便接二连三走到崩溃的边缘,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已倒闭三家,剩下两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面临着艰难的境地。促使美国为稳定金融系统和楼市已付出了总计约7000亿美元的代价,导致了与次贷相关的资产损失的总量可能会达到约6000亿美元(目前总亏损已接近5000亿美元)。美国的金融界的连续大“地震”究竟给我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1.投资美国的中资公司损失惨重。目前,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势必受到金融危机全面升级的负面冲击,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17日联合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连续数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265.1亿元,同比增长25.3%。在如此巨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下,中资公司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此次危机的巨大冲击,以我国商业银行为例,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和招商银行等披露持有雷曼等机构的债权,其中招商银行持有7000万美元债权、中行持有5000万,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亏损风险。

2.中国出口业在危机中深受其害。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国第二大出口贸易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必然影响到中国的贸易出口。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我国出口增速就要放缓6%。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商品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很大,随着美国经济的每况愈下,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将有实质性的影响。美国政府为了缓解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将毫无疑问地加强对消费信贷的监管,加上由于股市、楼市的资产损失,美国消费将走跌,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将会减少。据统计,我国2008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21.9%,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增长8.9%,回落8.9个百分点;对香港出口增长7.8%,回落16.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1.8%。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和美国经济的不断下滑,我国的出口也必将遭遇寒流。

3.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看,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强,中国金融市场业务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金融危机使美元疲软态势加剧,美元持续贬值,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据统计,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先后41次创出新高,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5.5%。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但却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从而降低我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并导致我国失去对越南和印度等其他低成本国家的竞争优势。

4.进一步加剧我国业已严峻的就业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广大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经营形势与生存危机。一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带来的生产成本急剧抬升;二是外部需求减弱导致新订单减少;三是从紧货币政策下多次加息造成企业财务管理成本上升以及信贷困难;四是人民币美元汇率不断升值使得企业汇兑风险敞口暴露,利润受到侵蚀;五是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在外部需求减弱与人民币升值双重制约下,成本上升风险难以通过涨价向国外转移。

此次危机既给我国带来了直接的损失,也带来了间接的伤害,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也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1.加大我国资本收购美国资产的步伐。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与美国的种族、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再加上美国国内某些的不断挑拨,中国的崛起被他们看作了最大的威胁,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国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在一些类似于金融行业等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但由于这场危机,将会导致美国的许多股东为了寻求自保,大量地抛售持有的金融股等股份,而国内民众深受危机打击承接乏力,这就必将寻求国外资本的介入。中国在储备资产规模继续增长、国际收支顺差格局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我国的政策导向。更何况,在危机打击下,只要我国选择正确的投资目标就可以用低于标的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大量的收购。

2.促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步伐。通过对这次教训的反思,也将间接地对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整体氛围,甚至是监管思路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将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愈来愈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总结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的次贷危机,我们将会发现,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比金融创新更为重要。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的高度,对经济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务开放进行整体考虑,建立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三、降低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进一步损害的决策建议

1.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改革。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我国经济既面临着2007年11.9%增长率的总量回调的挑战,又面临着包括次贷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房地产政策调控等众多巨大冲击。决策者有必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减少社会总需求,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趋向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尽可能从高能耗向高科技转变,促使资本和劳动尽快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必须进一步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加快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转变。

2.调整我国“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对于可能要被动承担的风险损失应保持足够的警惕,进行深入的研究,采取相关的政策,以防范金融风险。具体说来:(1)“走出去”的战略应严防金融风险,加强对包括美国国债、机构债等资产在内的风险评估,对美国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定价;(2)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减少信息劣势,同时要创造舆论优势;(3)加强区域合作。特别应加强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东亚地区的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货币和金融稳定。

3.强化金融监管。

在继续推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应加强风险防范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在防止监管“死角”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首先,监管当局应加强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止金融机构的海外风险敞口进一步扩大;其次,加强对在华的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管;最后,相关部门应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和预警系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绩效评估,适时调整和完善投资策略、投资组合和投资机制。

4.推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面对这场突如其来、迅猛发展的次贷危机,我国有必要重新调整年初的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从原来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尽快地调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因为在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下,在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经济形势不稳的情况下,在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股民损失惨重以及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断的经济环境中,坚持原有的从紧政策显然已不合时宜。当然由于现阶段我国的流动性资本依然充裕、一线城市的房价与收入比明显高于国际健康标准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建立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首先简述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然后通过比较上海与北京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现状，探讨上海竞争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优劣势。最后，文章总结了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一、前言

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在于对全球资本的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大国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上海作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其框架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上海通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进入跨越性发展的时期，即中国金融中心、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步进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可以用评估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进行考量。一个城市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通过国内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处。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因，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将有助于找到影响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从而制定出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这个国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对于交易的种类、交易的范围大小、金融机构的特点，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能称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1．流动性。流动性是金融中心信誉的保证，高流动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额定单，并且使价格的波动风险最小化。所以，资本是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该国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一个城市经济的自由度和该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决定了在城市中参与投资交易的资本的流动性。流动性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资本流动的约束越少，资本流动的渠道越多，代表资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资本的变现能力就越强。决定资本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意愿交换、竞争自由度、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信贷市场的管制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资本的收益性可以从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两方面来进行考量。所以，资本的规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衡量资本的收益性。金融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不同的金融产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卖者在同一地点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那么买者的搜寻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具体来说，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规模的指标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对于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来说，在他们的总成本中，决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总部往往会设立在决策经营成本最小的某个经济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国银行的数量、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就可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投资交易成本的指标。

3．安全性。资本的安全性同样为金融机构所高度关注。资本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的稳定程度和连续程度上。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指定的规则变化无常，金融机构将难以制定和实施其长远发展规划。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与财务的安全、健全的货币制度、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政治风险也常常为投资者所关注。

三、上海能否成为国内金融中心——上海与北京的比较

上海必须先成为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全国的金融市场，全国重要中心城市的资金汇聚上海金融市场，并辐射全国重要中心城市，上海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上海和北京一直是建立国内金融中心的讨论焦点，上文已经提到了国内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情况，一个城市的金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该城市要能成为区域的信贷转贷中心；该城市的金融市场应当是国内主要的筹资渠道，其证券交易规模在全国要有一定的地位；城市中有一定数量的外资金融机构；能率先适应金融改革及创新；拥有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如今，上海已经形成了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并且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而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则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总部都在北京。金融业是一个讲究高度规范性的行业，因此,首都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总的来说，上海与北京相比，其优势在于具有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此外，由于较高的市场自由度和宽松的环境，上海在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对外开放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必须看到，上海在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漫长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全国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再例如，全国许多城市都非常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要处理好与这些城市在金融活动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易事。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基于上文的讨论与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四条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

1．金融机构集聚度不够。虽然上海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但是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如美国、英国、日本），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数和金融中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质量存在明显的不足。据统计，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远远高于在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另外，质量上差距也较明显。在上海本地的金融咨询机构中，目前还没有一家像麦肯锡、普华永道一样有国际影响的咨询服务机构，这种状况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2．交易规模和金融产品种类不足。上海目前虽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是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交易的层次以及金融产品的种类仍显得单调，各金融市场间资金缺少流动。同时，金融产品的类型不多，国际化程度不够，缺乏避险交易工具。不过，近年来，我国已经在着力于金融创新，开发新的交易品种。比如，QDII、QFII以及股指期货。

3．金融监管环境的建设与金融监管机构间关系的协调。传统意义上，主要应从三个角度来考察金融监管环境，即监管广度、监管深度以及监管频度。然而，我们发现伦敦、纽约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时，并不是一味地管制，而是采取了更先进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比如，“服务优于管制”和“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海作为非监管总部所在地，既面临总部的监管，又面临跨业的监管。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各种监管机构间的关系，使得监管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

4．缺乏国际化人才。目前上海人才国际化总体水平仍然较低，特别是缺少国际通用型人才。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既懂得国际惯例又熟悉国内法律的高级经营管理和金融人才。然而，上海金融行业中，高级人才与劳动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参考文献：

1.张泽慧.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及指标评价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5（1）

2.SOHU财经频道——国内财经——京沪深：谁是未来的金融中心？2007.3.15

3.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出炉.国际金融报，2007.3.21

4.张卫华.纽约是如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经济，2007(2)

5.英国金融“大爆炸”与伦敦金融城的复兴.上海证券报，2007.2.8

6.李豫.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远.国际金融报，2007.3.1

7.于福生.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

8.项利华，杨冉.城市金融竞争力比较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6(6)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法 发展 特点 内容提要: 晚近，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与金融化时代，国际金融法得以迅猛发展，并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效力显著提升；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科技含量和市场导向性增强。 国际金融法是国际金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期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跨越了民族化、国际化阶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时代，巨额资金不断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篱在全球游移，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跨国信贷和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体现为国际金融关系。这一切必然会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产生影响，推动国际金融法与时俱进：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迁，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当局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推动国际金融法的迅猛发展。晚近，国际金融法进入了自形成以来最为活跃的发展期，并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著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 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经历了初期的管制、20世纪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国际金融立法表现出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并举的发展趋势，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为主要目标兼顾金融安全。 考察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可知，安全曾是其基本价值取向。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长期以来是各国金融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但近年来，从引领金融立法潮流的发达国家，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无不将促进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立法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以近年来英美国家的金融立法为例：在美国，确立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处处体现了对金融安全的倚重，在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被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取代，而后者提出了重整金融资源、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等新思路、新举措，价值取向明显转变为金融效率优先。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有效监管”原则也充满了效率精神，即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成本的原则、促进金融创新的原则、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扭曲和破坏的原则。 考察国际金融统一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无论是WTO倡导的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还是NAFTA推进的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均以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为追求，以效率为核心取向。因为它们都认识到“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潜在的基本因素”，因而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壁垒和限制，开放金融市场，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同样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也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看上去似乎与市场机制无关，主要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其实不然。审视世界银行的组织结构和机制运行可以发现，其主要服从和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志，对外贷款一般伴有与市场机制相契合的各种附加条件。而市场机制强调的就是效率。由此可见，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所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以促进竞争为主要宗旨的。 虽然，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播、金融危机的此起彼伏，也使国际社会和各国金融当局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并由此催生出许多行业性的金融监管文件，如有关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文件、有关证券业监管的国际证监会组织文件、有关保险业监管的国际保监会组织文件。但笔者认为，这些文件从效力上看。充其量只是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的国际惯例，无法与国际金融条约相提并论，因此，其宗旨和目标不能代表国际金融法价值追求的主流。 四、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渐入高潮，在空间上表现为金融的区域化。从欧洲货币联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南方共同市场到亚太经合组织，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体都开展了程度不一的金融合作。区域金融合作所依据或涉及的法律规定，或者以单行法形式出现，或者散见于区域经济法中，可统称为“区域金融法”，如欧盟银行法、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种区域货币法制度等。随着区域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并初具规模，成为国际金融法演进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nbs p; 区域金融法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金融法的内容，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立体化和统一化，而且由于其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法律传统的滋养，其法律制度往往不乏特色，因此对国际金融法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欧盟银行法为例。作为区域银行监管合作的成功典范，欧盟银行法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既对成员国的银行立法及监管实践具有直接的影响，也为国际银行监管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有的则已经被国际金融条约所吸收。例如，在成员间有关审慎措施的承认问题上，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金融服务附件二就参照了欧共体银行指令所规定的特殊协调方式。在国际货币法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积极影响。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清迈协议》等为基础，已分别形成或正在酝酿形成欧洲货币联盟、美洲货币联盟和亚洲多重货币联盟。各类区域货币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正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提供着鲜活的实例。 五、科技含量和市场导向性增强 “管制一创新一再管制一再创新”是国际金融及其监管制度发展的规律，这就使国际金融法在内容和范围上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幻、紧跟金融创新的步伐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成为法律体系中科技含量最高、市场导向性最强的部门之一。而近20年来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金融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交易形式日益复杂多样、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国际金融法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例如，面对电子货币、网络银行、衍生金融交易等金融创新，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纷纷制定电子金融法，以应对电子金融的挑战，加强电子转账与信息系统的安全管制，保护顾客隐私和权益，防范“机器故障风险”和计算机犯罪。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法》；新加坡1998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澳大利亚1999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1999年通过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等。又如，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将8％设为跨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的“警戒线”以后，采用量化标准、实施数据管理便成为各国金融当局通用的金融监管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建立风险预警系统以加强其金融监管职能时，也借助了电子与网络技术。 此外。晚近客观存在并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频频肆虐的金融危机，要求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以减少危机隐患、维护金融稳定。近20年来许多国际金融规则的出台和修订。正是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产物，显示出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在这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监管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几乎对每一次大的银行业危机和类似事件，巴塞尔委员会都作出了某种反应。例如，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的发生，催生出1992年的《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管的最低标准》；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银行事件的发生，则推动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直接导致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的问世。如今享有盛誉、被各国金融当局广为采用的巴塞尔监管原则。是踩着市场变化的鼓点、在应对各类银行事件或危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注释: 如1994利马的Bolsade Valorses与曼谷的对应机构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第一次将秘鲁成长中的小型资本市场与东南亚一个较成熟的交易所联系起来，在证券信息共享网络、日常统计数据互递等方面达成一致。 该法明确指出：“美国开始半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见黄毅、杜要忠译：《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李文泓：《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的转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于《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6期，第53页。 See Wendy Dobson，Pierre Jacquet，Financial Service Liberalization in the WTO，p2 欧共体1989年颁布的《第二银行指令》将各成员国银行立法和行政规章中对别的成员国在其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活动的各种限制、障碍，通过“相互承认”和“协调各成员国对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标准”，实行母国控制原则。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市场工具

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进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框架必然需要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动态进行调整，因为政府所监管的对象将是不断国际化的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这从监管体制、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等方面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监管体制：国内协同与国际合作

货币的国际化会不断提高原来相对分割的不同地区的金融市场的互动程度，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推动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业务不断扩张，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和联系也会随之增强。这就对监管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虽然目前看来并不大，但是从趋势上看正在快速上扬。海外人民币市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人民币监测体系能够进一步延伸到海外市场，否则，国内货币政策的制定就会缺乏完整的判断依据。不仅如此，监管和调控体系之外的大量人民币流动，也可能为投机者提供工具。

建立这样的监测体系至少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进出口贸易的海关统计。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区域化阶段，在边境贸易中充当支付媒介和计价单位仍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在支持人民币成为边境贸易通行货币、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实现“区域化”的同时，加强海关统计中的人民币跨境流通情况的统计，有助于掌握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量和存量，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双边贸易结算机制。通过双边贸易结算机制，促进利用双边货币进行边境贸易，利于人民币现金更活跃、有序地跨境流动。同时，将人民币纳入双边贸易结算机制也有利于监测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头寸的影响，这是构建我国人民币跨境流通监测体系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已与越南、蒙古、朝鲜、俄罗斯、老挝、尼泊尔等边境贸易活跃的周边国家签订了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

三是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和兑换从“地摊银行”等机构中纳入商业银行等合规的金融监测体系，而且为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提供了便捷安全、可监测的渠道。目前，我国与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边贸口岸中人民币的兑换汇率仍然受“地摊银行”的操纵，所以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业务、机构、交易网络国际化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暴露。为了更好地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有效性和应对新的风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市场影响不断扩展的国际货币其外部性也不断增加。人民币货币政策、汇率走向等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也会对国际上相关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如何协调可能的政策目标冲突，使人民币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好地担负起国际货币的义务，正成为货币监管部门的新课题。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看，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可选方式有：

一是建立双边或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截至2008年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已经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签署了双边合作监管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中专门设立的经贸部长会议，为亚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自2003年6月“清迈倡议”通过建立备用贷款基金作为区域危机解救机制以来，东盟与中日韩（10+3）自由贸易区的经济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加强了贸易投资合作和金融市场开放，建立了亚洲债券基金，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从而搭建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框架。

二是加入国际性金融组织。中国于1999年加入20国集团（Group20），该组织成员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会晤一次，欧美等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平台上，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问题进行对话、寻求合作。我国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机构，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就金融监管展开对话与合作，审慎、合理地采纳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6月29日成为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正式成员。这些都是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

三是积极参与和履行金融监管的国际性协议，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及世贸组织的相应规定。这些协议和准则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在经营和监管方面的变革，对在国际视野下实现有效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水平。

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国际化市场工具

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提供人民币计价金融工具的流通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促进人民币资金的有效配置。2007年1月10日，国务院同意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07年6月份起，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发行了总额为10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这是内地金融机构在境外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有益尝试，为人民币债券扩大国际发行和流通范围积累了宝贵经验。

逐步培育离岸金融市场。在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在国际地位中的提升，有赖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非居民提供进行人民币投资或筹集资金手段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出现和壮大将成为必然。在香港培育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不仅有助于形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指标体系，而且可以为国内的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照，并带动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的合作深度。

发展外汇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内容。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其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都有赖于完善有效的外汇市场。

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首先必然要求有一个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外汇市场来作为市场支持。从1994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发展迅速，2007年4月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外汇即期、远期、掉期交易和外币交易的统一的外汇交易系统，并于8月17日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五个货币对的货币掉期交易。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不断健全，产品不断创新和丰富，市场规模、流动性和规范性都不断提高，成交量整体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不过，与中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资本流动规模以及GDP规模相比，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和交易种类都远远不能跟上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加快外汇市场这一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监管目标：“三元悖论”下的经济政策抉择

“三元悖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而放弃另外一个。为分析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选择问题提供了简洁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国际金融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