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法]米歇尔·吉拉尔.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朱智闲.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王逸舟.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9]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m].人民出版社,2001.

[10][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商务印书馆,1988.

[12][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美]伦纳德·伯克威茨.社会心理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法]米歇尔·吉拉尔.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朱智闲.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王逸舟.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9]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M].人民出版社，2001.

[10][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商务印书馆，1988.

[12][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美]伦纳德·伯克威茨.社会心理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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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　成就　问题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37-43

近几年来，中国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并且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国际问题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我国对国际问题研究非常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功能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借鉴吸收外国发展经验教训、研究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外交工作服务以及研究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为我所用。地方的国际问题研究还承担着为地方的外事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并将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为中国外交政策服务和为地方外事服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上海已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除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本文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50年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做一综述，并简要提出了研究中仍然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对上海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5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建立前，国际问题研究就已在我国出现萌芽，特别是在当时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当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借助该刊物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国际问题，并撰写、编辑了一些文章，向民众介绍国际问题的一些基础知识，但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教学和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起步，当时没有正式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但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建立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提上了日程。1956年接受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直属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上海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迫在眉睫。为了我国以及上海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1957年在金仲华、刘思慕等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后改为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社团，开启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大幕。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在统筹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的关心和金仲华先生的指导下，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国际所)成立，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随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室也于1964年成立，还在60年代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也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集中“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正当国际问题研究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开始使国际问题研究陷入了瘫痪。总体上，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无论是在机构设立还是在研究领域上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在60、70年代的特殊条件下，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用说与国外的学术机构交流，即便与国内兄弟院所也很少有业务联系，可以说是“关门研究”，而且这个时期研究领域也比较狭窄。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复建，一些高校也纷纷建立跨所、跨系、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于1980年成立了中东研究所，其中东研究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合作于1981年成立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同济大学于1985成立了德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1985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成立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和上海亚洲研究所，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两个研究机构都被取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发展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一批新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上海国际所经过40余年的发展，目前下设10个研究室，分别是美洲研究室、亚太研究室、日本研究室、南亚研究室、俄罗斯-中亚研究室、欧洲研究室、西亚非洲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室、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室和两岸四地研究室，研究领域非常广泛。2006年上海国际所被国内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2007年12月，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评定的世界(美国除外)十大智库中，上海国际所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智库，这正是对上海国际所几十年发展成就的肯定。复旦大学于2000年11月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下设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北欧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室。其美国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2006年又被批准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6月又设立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和南亚研究中心，还将成立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等。华东师范大学在1997年成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并于1999在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整合资源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下设俄罗斯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能源与地缘政治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其俄罗斯研究也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上外1992年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于2006年整合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其“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开设“伦理与国际事务”等国内特有的课程。同济大学2001年成立了亚太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是上海唯一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最大的地方社会科学院。目前上海社科院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部门有世界经济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欧亚研究所等。1995年上海还成立了民间的学术机构一上海东亚研究所，重点研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展了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这些单位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复旦大学的理论研究和美国研究，上海国际所的政策研究，上外的中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上海社科院的犹太研究。

由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和交叉性，近年来，很多学科专业涉足国际问题研究，如历史、国际法、政治学、社会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一些理工类高校也设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华东理工大学设立的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的环太研究中心等。

此外，上海还成立了一些民间学会，为国际问题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提高了大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成立比较早的有上海市日本学会(1985年)、上海东欧中亚学会(1986年)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88年)等；90年代成立的有上海台湾研究会(1991年)、上海欧洲学会(1992年)和上海美国学会(1992年)等。这些学会一般主要由本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同时又吸收其它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商人等参加，扩大交流范围。

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是研究人员发表见解、相互学习讨论的重要阵地。上外于1978年创办了《阿拉伯世界》(季刊)，2003年改为双月刊，并于2006年起更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上外还于1993年创办了《国际观察》(双月刊)，成为国内非常有影响的一种国际问题研究综合性期刊。上海国际所1987年创办的《国际展望》是国内颇受欢迎的科普类国际问题杂志(半月刊)。国际所1995年创办的《国际问题论坛》(季刊、中英文双语)，虽然不是公开发行，但其刊登的文章层次逐渐提高，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创办了《今日东欧中亚》(月刊)，2000年改为《俄罗斯研究》(季刊)，2007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学术性刊物。上海社科院1979年创办的《社会科学》，1980年创办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94年改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和1985年创办的《世界经济研究》以及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学报也刊登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文章。国际所1983年以来每年出版《国际形式年鉴》，邀请专家学者就一年来的热点问题撰写学术文章并收录我国对外关系、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大事件以及数据统计等，是重要的资料性参考丛书。上海社科院自2003年以来每年出版《中国国际地位报告》，研究我国国际地位的形成、变化以及对外关系等专题。此外，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评论》、《日本研究集林》等刊物，也开设专题研讨，不定期地出版。

二、50年发展成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半个世纪的发展，可以说是成果斐然。不但出版或翻译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优秀著作，而且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研究成果

1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这两本著作不但是国内较早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近期重要的理论研究著作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该书全面系统阐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支越来越细，上海在理论分支研究中也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建构主义理论研究、安全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等方面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　国际战略研究。1996年出版的《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是全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冷战后世界格局的专著。“世界大趋势”系列《大合作》、《大磨合》、《大整合》、《大体系》也是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作品。

3　专业研究。我国第一部全面剖析北约的专著《北约――战略与态势》、第一部研究犹太史的专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全面分析国际危机问题的专著《现代国际危机研究》、第一部研究亚太地区军控与裁军的专著《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裁军》，这些著作都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的美国国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品牌，出版了一批作品。上外的中东研究基地也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

4　大国关系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系列著作。《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5　软实力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宣称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时，上海学者俞新天率先撰文认为亨廷顿过分夸大文明差异及其政治后果，并认为国际政治进入了第三向度――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锋。1995年上外召开“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研讨会”，探讨美国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一些学者还发表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上海国际所的俞新天研究员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类型、作用与命运》和《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和兴趣。2007年，《国际观察》还开设了软实力研究专栏。

6　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国外国际问题研究著作。比较早的有倪世雄等在1991年翻译出版的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最近几年翻译的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国际政治理论》、《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时代的终结》等等。

7　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工具，成为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8　上海的专家学者们还撰写了大量的政策报告、调研报告，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也为上海地方的外事、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9　进入21世纪后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崭露头角，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将是未来20年的核心研究群体。这批新生态研究人员，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基本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出生；二是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三是普遍具有海外学习或访学的经历，外语水平较高；四是研究领域新颖，视角独特。

(二)研究平台

1　在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重点学科基地中，全国只有9个，而上海就占了3个，分别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不但是拥有基地最多的区域，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一个基地以上的城市。这是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的重要表现之一。

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现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国际问题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要的资助领域，而每年各地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际问题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

从1999年到2007年，上海总共申请到国际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6个，平均每年占全国这类项目的16.20％，高位数是2002年的33.33％，低位数是2004年的5.71％。这46个项目，重点项目2个，一般项目35个，青年项目9个。

3　召开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上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所等多家单位发起召开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是我国有历以来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全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8年和2004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又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讨论建国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就，展望下一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路。199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时，上海国际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公报诞生地上海锦江小礼堂举办了“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在中美两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992年2月，上海国际所和联合国裁军署共同组织的“联合国亚太地区裁军和安全研讨会”，也有很大影响。上海国际所从1999年以来开始每年召开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为京、沪和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官员提供交流的重要舞台，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观点。上海社科院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召开了第一、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国际会议，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学的研究，2008年将举办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近年来，上海各单位，特别是上海国际所、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每年都举办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加强和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交流，提升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度。

4　充分发挥各学会和研究单位的作用，加强对外交流。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联合发起成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并称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全国性研究社团。目前，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是副会长单位。2008年5月，上外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将承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6届年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15位副会长，北京10位，上海4位，分别是朱明权、俞正、俞新天和杨洁勉；18位常务理事，上海有4位，分别是黄仁伟、潘光、胡礼忠和冯绍雷。上海国际所2005年主办了“2020年的世界与中国：新问题、新挑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会议”及2007年主办了中国第二届“智库论坛”，加强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国际问题研究单位的交流。这些表明上海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另外，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05年开设“大使论坛”，邀请我前驻外大使开设讲座；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2006年举办了驻沪领事馆总领事系列讲座，加强与领事馆的沟通和联系；上海国际所2007年举办了“青年研究人员外交外事干部培训班”系列，邀请我国前驻外大使为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开设“大夏讲坛”，上海社科院开设“新智库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就热点问题进行讲座。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3年以来每年举行学术年会，设有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专场。

(三)人才培养

1　随着国际问题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增加，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成立国际关系学院／系，研究院等。培养的学生数量，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也成倍增长。截至2007年9月，上海拥有国际问题研究教学单位8个(硕士点18个，博士点5个)，数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16个)，居第二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约400-450人。

2　为青年研究人员创造条件，提供加强交流的平台。2002年，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起发起创办了全国高等院校政治科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每年举行一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政治科学类研究生的交流。

2007年5月和12月，上外中东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和上海国际所分别主办了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分别就“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的国际责任”进行了探讨，促进了不同单位的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2007年复旦大学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球治理创新青年设计大赛，促进不同国家青年之间的交流，促进青年的全球责任意识，并就如何更好地解决全球问题进行探讨。2008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将举办第三届“全国博士生论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们将就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加强上海和其他地区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促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自2006年开始举办暑期班，主要对全球问题展开讨论。

三、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上海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样也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引进国外理论过多，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较大，缺乏自主的理论创新。创新成果不够丰富，距离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形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上海学派”还相差甚远。

2　理论研究、特色研究和专业研究仍然不足，理论与政策研究相对脱节。各单位联合研究较少，存在重复性研究的问题。

3　知识积淀不够。由于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领域广泛、内容综合、课题现实和学科交叉的特点，所以对研究人员的综合性知识要求很高，但往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甚至是在一个专业学习，这严重影响了研究的视野和深度。

4　培养的大批硕士、博士面临就业压力。虽然近年来，全国一些省市的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党政机构纷纷扩大或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但国际问题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殊专业，全国包括上海的需求是比较有限的。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就带来了就业压力。一些国际问题研究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迫于就业压力，不得不放弃了从事研究的理想。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秦亚青 关系治理 过程建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团体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52-65

过去几十年，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成果是秦亚青（下简称“秦”）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而他提出及论述该理论的主要著作，就是《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在该著作中，秦由创建理论的原因开始讨论，先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再创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填补空白，并将其具体应用到构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最后以东亚实际情况为事实根据，以相关理论作解释，完整地结束讨论。全书条理清晰，一气呵成，是国际关系学科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尽管秦最近尝试将其更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但要全面理解该理论，还得认真阅读《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

一、主要内容及观点

秦在《前言》中指出，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范畴。目前的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且多为理性主义的产物，带有学术话语霸权色彩。然而，东亚历史上各国与中国合作而非结盟并制衡的情形，使当今各主流学派的解释力受到挑战。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更为适合的理论。

在第一章中，秦解释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他比较了西方对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看法，如一元论及二元论等，指出应坚持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不支持话语霸权。秦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从理性本位出发，忽略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事实上，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均有不同的表现。讨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则必然涉及文化、世界观等。例如，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学派的“问题意识”（形而下部份）不同，便是因为前者的发展建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特殊集体记忆，重视国际社会及社会规范。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与西方大相径庭，在国际关系上往往表现为：没有个体的无政府状态逻辑，天下观念重视远近亲疏而非二元对立。因此，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起源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以及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

在第二章中，秦提出并解释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这是全书的重点。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关系性”而不是“理性”，强调整体社会而非独立个人。秦认为，国际关系三大范式均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即社会互动过程及社会性关系。然而，该两者都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过程包含关系，关系构建过程，前者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后者，后者的运动形成了前者，双方密切相关。

秦逐一分析了三大范式在这方面的缺失，指出：一、结构现实主义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体系，国家是其构成单位，是理体，因此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结构选择”。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制度，也接受理体的理论假定，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国际制度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制度选择”。三、结构建构主义同样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行为者与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因果的状态，并发展了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核心元素并影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及行为方式，核心是“文化选择”。秦认为，三大范式都强调设定一种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将原因要素设定在国际体系层面，将结构、制度及文化物化为确定性要素，使之成为已知变量。然而，过程是动态的，难以用静态理论加以研究，这就产生了问题。

秦进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他以两对标量――物质和理念，结构和过程――对现有体系理论进行分类，发现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较具动态性质的区域存在理论空白，从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分析重点是过程，理论硬核是关系性。其取向为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机制则是以关系性为标示的过程。该理论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社会性；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社会进化原则。因此，体系层次理论、社会本体论及社会进化原则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

秦认为，过程系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是运动中的关系，其基础是社会实践，即行为者的实践活动。关系在过程中发展、发生并体现。过程建构主义有几个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第二，过程构建行为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和关系过程，产生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第三，过程逻辑包含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而非西方“非此则彼”的分离式思维。其三个基本命题是：过程具有自在性，独立于结果；过程可以产生动力，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过程的重要意义是孕育规范，培养集体情感并催生集体认同。

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关系，观察对象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其观点是关系主义而非实质主义，并有四个基本假定：关系本位，即关系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关系界定理性；关系确定身份；关系孕化及成为权力。

秦在第三章进一步指出该理论的认识论支点一元关系和中庸辩证法，并以中国融人国际社会为例作出解说，强调过程视角不同于实体视角，可同时具有正题和反题的基因而不以消灭其中的一方为代价，其相辅相成的转化过程产生新合体。

秦在第四章讨论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是该理论的具体化、实际化的应用。秦认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重视规则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具有高度的实质主义内涵，将个体行为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对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包含了一种“非信任”假定。秦由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强调治理的关键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过程为基本取向，将“信任”视为关键要素。秦认为两者各有优劣，应构建一种综合治理模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提高治理效率。他提出了三个命题：两种模式是共在的，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施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

最后，秦在第五及第六章中，以东亚的合作为背景，反思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并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完整地完成了理论的解说。

二、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相关发展

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是秦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多年努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他的研究路径可以归纳为五条：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人文与科学契合”的新方法论，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本土思想理论资源，明确理论内核并提出工巧的研究设计。秦在2005年左右即进行相关思考，于2008年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状况，同时大胆提出了进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尽管当时模型有别，名称不同，但已能看到提出新理论的曙光。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秩序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等做出不少思考。2009年，他首次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雏形，并在次年加强了理论论述。2011年，他开始比较系统地谈及规则与关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迈出完善理论过程中重要的另一步。2012年，他终于通过该著作及其他文章正式提出较为完整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最近，他又对该理论加以深化改进，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一新命名。

理论虽是由秦提出，但却乃本世纪初众多学者思想碰撞的产物，是学者们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心血结晶。一方面，正如王帆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起始阶段（1978-1989），大规模引进阶段（1989-1997），深度学习阶段（1998-2004）及理论自觉阶段（2004年至今），在第四阶段，学者们开始探讨及尝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秦在该书中提出“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构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标志着有关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同时期其他学者的文章中读到不少富有启发性并与秦的思路相近的观点。在提倡借鉴英国学派方面，庞中英即认为其对中国同行有不少启示并指出，早在1984年，已有学者讨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问题。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就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及英国学派进行比较，提到两者都弃用流行的政治理论，建立一套专门的经典哲学准则，即分别为中国《礼记》的“大同”与英国“国际社会”文明标准。在本体论及方法论等问题上，早在2005年，李义虎就曾提出，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方能建构起中国学派；2010年前后，学术界对关系性或关系主义有一定的集中兴趣，如宣兴章和高尚涛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王军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实在论观点，赵汀阳也阐述了共在存在论的哲学理论观点。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有必要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促进理论发展，主张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天下体系与和谐世界理念。

秦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后，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如在2010年的“‘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少好观点。有些学者应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或借鉴其中要点提出其他观点。例如，韩发展以该视角讨论了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柳思思对关系治理及制度治理进行了研究，董青岭提倡重视古老东方哲学的“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演化”思维，苏长和讨论了共生型国际体系。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张睿壮质疑通过整合不同学派、理论、传统文化等内容来建构一种国际关系学派的方法存在不妥；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则表示中国学派要考虑例外论的危险与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尤其要考虑理论和官方政策的关联性问题。

三、学术贡献

作为学术著作，该书最重要的优点是以科学与人文并重、中西结合、理论创新的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作出了学术贡献，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取得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秦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构建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不停地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强调现有范式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的情况。他引人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在引入关系治理模式时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文化理念，强调该理论立足于中国文化，对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更有解释力。因而该理论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2.填补了理论空白

秦以两对标量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进行分类，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则恰好填补了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领域所存在的理论空白。

秦分析了三大范式，认为它们均重视独立的行为体，不重视过程，不重视互动及关系性，观点是实质主义。他最近总结指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理性成分，而恰恰缺失了关系性这一重要维度，都没有对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性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而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不仅重视过程，更将其作为分析重点，理论硬核是关系性，观点是关系主义，故能有效填补相关的理论空白。

3.突出了关系与过程的重要性

秦并非仅仅指出空白所在或解决方向，而是深入分析了各种范式的不足，寻找解决方案，系统地建立其理论，强调关系与过程。

因应独立的个体行为体的重要性，秦深入地论述了行为体与过程的关系，不仅指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更指出了过程本身具有其动力，该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国际关系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及平衡，也在不同的方面持续变化。若非行为体的行为改变引发变化，则必须解释变化的动力来源。秦提出以独立的个体行为体为观察对象，将过程作为重点，以关系为动力来源，便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要。

4.提出了规则及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

目前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治理模式是规则治理。规则或制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重中之重。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甚谈及关系治理，秦却能成功地由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并借鉴中国文化哲学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经济管理学界的讨论，比较明确地定义了关系治理（见第143页），指出其特点为强调“参与”而非“控制”；将治理视为过程；治理的对象是关系；以及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要素。他比较了两种治理模式的特征（见第154页），然后富有创意地提出结合双方的综合治理模式。在批评规则治理之不足的同时，他也中肯地指出关系治理的重要缺陷：要求行为体高度自律和自我约束；可能使行为体绕过规则或利用其漏洞，从而破坏治理；更容易牺牲个人权益，

诚然，他在提出综合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认识到其论证较为重视概念建构而可能存在实证上的不足，表示对之仍“需要进行认真的验证”（见第160页）。

5.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

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以用三大范式作出较完满的解释。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以及规则与关系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且其解释也有独特之处。例如，在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个有实力的国家不仅接受而且支持东盟的主导，便体现了过程主导、关系治理的重要性。

四、几点不足

尽管秦的理论有不少创新之处，带来了不少新的思考，但当我们细细品味，却又感到该理论似乎尚有几点不足，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1.“中国文化”理论性方面的不足

首先，秦对东西方文化的应用充满了矛盾。该书的一个重点，是强调文化的差异。尽管东西方传统文化有所区别，但在近现代的文化冲突及融和之下，已经很难概括地谈现代东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而且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其不仅直接来源于西方文化，且行为体本身――民族国家或国家――即为后者的产物，不再是传统东方文化中的文明国家。脱离西方文化而以东方文化去谈国际关系，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秦也认识到这一点，故强调其所作尝试是将中国的理念和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核心理念，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试图用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理论资源充实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见“前言”第16，17页）。因此，其目标仍然是西方式的“理论”而非东方式的“理念”。秦进而强调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似乎想跳出其理论“解释”的不足，更多地进入东方的“理解”功能。这种在东方理念和西方理论之间的游走，正反映出秦的矛盾。

其次，书中某些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论述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秦指出：中国文化不追求确定性，强调变化与包含性，即A可以为非A，但西方文化主流是不接受A可以为非A的典型二分法逻辑，这就有偏颇之处。秦似乎没有考虑西方文化的“当时当地”前提。仅以其铁不可为非铁的表述作反证：西方文化肯定可以接受，而且已经在化学研究中证明，暴露在空气中的铁在一段时间之后会逐渐生锈，即因氧化作用成为氧化铁；而且，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他条件配合下，速度既可以缓慢也可以急剧。因此，东西方文化的有关不同似乎只在表达形式上，而不能上升到本质的层次。

再次，书中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表述也不太准确。秦指自己主要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哲学，然而，“儒家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仅以使用中庸辩证法便声称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并不恰当；若改称“东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则过于宽泛，二则也不能实现构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若改称“儒家文化国际关系理论”，则因有关阴阳的论述明显带有道家文化色彩，也有不妥。因此，对所谓“中国文化”，也有待作出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

相形之下，秦在稍后另一些文章中提出不同特质在特定时间点的主次之分，以及中国文化的“和”、“势”、“变”等概念，则更为清晰、详细，也更有说服力。

2.关系与过程的不确定性

关系与过程都不是物质的，都处于恒常的变化当中，难以捉摸，难以观察。秦提出以独立的行为体作观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观察的问题。但是，当他提出以关系为本位的时候，又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关系如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能被确定的，则难以成为有效的单元。

结构现实主义中的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制度、结构建构主义中的文化，都是可以观察及分类的，而且也都可随时间而改变，处于恒常变化之中。但关系呢？过程呢？秦既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观察方法（即使是他所说的通过考察行为体互动来加以观察的方法），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分类方法，使关系与过程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中，甚至可以说能任人主观随意地演绎。如此一来，建基于该两者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便有点玄乎难测了。

从另一角度看，因为该理论中的关系与过程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定义的因素”（见第78页），难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证明，可能存在本质上无法证伪的问题。或者这也是所有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见缺失。

以当前的中日关系为例，到底它是什么关系、处于什么过程中呢？抑或说因应不同的场合，如参拜靖国神社、纠纷、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中日韩“10+3”等等，中日处于不同的关系与过程中？如若关系与过程果真会因场合与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便似乎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价值了。当然，这也能让我们思考：可能必须在特定背景或议题限制下才能讨论关系与过程。

3.规则治理包含关系治理的可触性

关系治理模式是秦在该书中的一个重点，他并因此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模式。但是，秦忽略了一点，即所谓关系治理也可能就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首先，秦的关系治理模式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当他将经济学的讨论引入此模式时，就已颇有新制度主义的意味了。他使用的“交易成本曲线”（见第139页的图4.1），就更是一个明显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应用。

其次，秦的讨论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非正式规则”。秦认为：“规则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的规则对于秩序而言，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见第125页）。尽管他也指出了基欧汉对于“非正式规则”的解释指其是含有含蓄规则或谅解的惯例或制度，能够塑造行为体的预期，但他并没有再讨论其作用，反而有意无意地将它剔除于规则治理之外。当他说明“规则治理强调治理依赖规则，治理的关键在于确立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则已经肯定剔除了“非正式规则”，并在之后以此为基础讨论规则治理。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假如能够在更为广义的基础上考虑规则治理，其可以包括“正式规则治理”及“非正式规则治理”，则秦所提出的关系治理便极可能只是“非正式规则治理”，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第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可能更加合理。在论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规则治理的看法时，秦指出了其对国际制度的重视，认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治理定义为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机制和制度”。基欧汉曾就国际机制的辨别进行讨论，说明“国际机制的概念是复合的，因为它是在四个不同的内容上来定义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进一步解释仅以其中之一为一组作限定性特征的不妥之处。因此，“正式规则治理”似乎只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治理方式的一种，其主要着眼点是“规则和决策程序”，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如果主要着眼点为其他机制，如“原则和规范”时，可能就是秦的“关系治理”了。

自然，以上的不足，尤其是关系与过程的模糊，可能只是秦尚未能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所致。且由于过程建构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相对重视过程（见第44页图2.1），两者有相通之处似乎也可以理解。这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可跳出文化框架的限制，再引入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某些学说，进一步论述及充实该理论，尤其是其中有关关系与过程的部份。

五、进一步思考

尽管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然而过程建构主义毕竟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且颇具创新意义，值得我们在其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思考。

虽然过程建构主义是一个重要成果，但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从探究知识的方法看，理论可分为经验的、解释的理论和诠释的、理解的理论两种，前者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后者是所谓理解的方法。秦主张该理论是理解性的理论，本身便可能不被坚持走科学分析之路的人所认同，需要或多或少地在经验的、解释的方面再予以加强。而且该理论的普适性也尚有待进一步证实，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亦有待提高。

如果我们着眼于经验的、解释的方面，会认为理论应该可以结合实际，应该对实践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针对目前对全球治理的关注，结合过程建构主义中有关关系治理的论述，如若要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则可能需要在对关系治理的论述上再取得突破。目前在这方面较为完整的是柳思思所从事的研究。柳思思提出，相对于规则治理而言，关系治理存在自执行性、长期导向性、动态性、多元性及关系导向性的特征；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选择，受文化与价值观，实力大小与成长阶段，交易成本与制度困境，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的路径为：赋予信任与意会，社会交往，相互依赖的期望，以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关系治理的评估则主要有对关系的满意度和依赖度两个基本维度。然而，相关论述主要还是理解性和观点性的，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性论据的支持，缺乏科学解释力。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过程建构主义框架为基础，着眼于关系治理，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科学分析和论述，进一步发展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借鉴业已获得长足发展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检视柳思思的研究。由关系治理的特性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包括团体动力学理论；由关系治理的路径出发，论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我们可以思考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包括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诚然，我们同时也应当重视华人学者在相关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观点，如心理文化学和圈序认同文化等。

1.团体动力学

当我们思考如何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论述时，我们想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毕竟，国际社会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团体。如我们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视为类似于个人的行为体，即理性的经济人，相关理论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我们对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与过程作出更为科学的理解。

团体动力学是关于团体中个人行为的科学研究，其范围包括团体的性质，团体的发展，团体与个人、其他团体、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在它看来，成员间发生的事情不是固定（static）的，而是变化（dynamic）的，其互动的特征一直受制于诸如沟通、领导等经常变化的力量作用。对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问题，都有一些相关理论。例如，团体的成效表现即被认为会受结构、角色和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团体发展是个中的重要课题。常用的顺序阶段（sequential-stage）理论包括了塔克曼五阶段说：在成立阶段（forming stage），成员互相认识；在冲突阶段（stonuing stage），成员表达不同的观点及控制冲突；在规范阶段（norming stage），成员建立起一系列规范并加强团结；在表现阶段（performing stage），成员合作追求共同目标；而在解体阶段（adjourning stage），团体解散。团体会由于追求新目标等原因重回冲突阶段，或因新成员加入而短暂重回成立阶段。以其对关系与过程进行分析，完全能够符合秦的三个基本命题及柳思思的关系治理特性。

如以团体发展探讨东盟和中日韩“10+3”的情况，在过程方面可认为：因为东方文化不希望也不主张存在太多的冲突，在冲突阶段难以像西方人一样十分彻底地表达、讨论及掌控分歧，故难以制定比较明确的规则并以之作为规范阶段的基础，反而会倾向于以非正式规则等为基础，并因此影响团体在表现阶段的行为。而在关系方面则可认为：东盟和中日韩通过在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关系互动，产生了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外，东盟一方和中日韩另一方的关系互动，也完全可以应用所谓内团体（in-group）和外团体（out-group）的现有理论进一步分析研究。

不过，由于团体动力学学说甚多，范围甚广，加之国际关系行为体毕竟不是个人，若要成功地将其引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相信复杂性也不小。

2.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网络化国际政治（Networked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NIP）理论的一种路径，可以应用在三大范式的基础上。它全面地关注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认为这是人、团体、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系统的一个结构体现。网络包括不同的单元及定义任两个单元之间是否连接、如何连接和连接程度的规则。网络可分为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和联系网络（affiliation network），前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两个单元之间连接的存在、方向和强度，如邻居或朋友网络，连接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后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各个单元与一个事物、组织或团体之间的连接，如国际组织网络。网络可以用图像或矩阵的方式呈现，故可进行量化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结合了对个性、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相当的研究潜力，但也存在网络模型动态化、概念和量度不全面、复杂性高等局限。

社会网络分析应该也可以应用在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关系与过程的关注使它成为一个颇为适合的研究途径。结合社会资本的分析，将可以量化的方式对行为体的关系强度，行为体运用关系治理的路径、方法等展开研究，增加科学实证的成分，更好地发展和改进这一理论。

我们可以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再度探究东盟和中日韩“10+3”的境况。就联系网络而言，东盟是一个业已成立的国际组织，中日韩则并非东盟内部成员，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图像，显示东盟是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中日韩在圈外与东盟进行联系。这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中日韩在与东盟建立连接时缺少社会资本，必须放下身段接受东盟主导。就关系网络而言，倘若我们将中国定为中心，接受中国文化的圈序概念，以中国与各国的不同伙伴关系作量化指标，我们又可以得到另一幅图像：一环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二环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环是建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韩国，四环是建有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加坡，东盟内的文莱、菲律宾与东盟外的日本在环外。中国和各国关系如何，用何种方法予以解释和预测其中的互动，东盟在中日之间能起什么作用，韩、日、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如何影响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其社会资本、关系强度、国家实力等有何影响，可谓一目了然。

结语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

开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学会会长桑玉成先后致辞。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致辞暨主旨发言中就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国际关系学科探讨的是世界是怎样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则要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中国应如何做，它包括总体构建、战略思想构建和政策构建三个方面。如果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过去一度以引进西方理论为主，当前勇于理论创新、表达自己的见解已渐成风气。这种理论自觉的动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发展，对外关系的全面推进，中国正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体和国际关系重组的主要推动者。

杨洁勉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自觉具有基础、目标和途径三重内涵。其基础纵向可追溯到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横向可联系到西方学派的引入。理论自觉的提升有助于本体理论的创新和分支理论的开拓，其目的在于深化认知，了解中国和世界将要发生的变化，减少国际关系演变的代价尤其是社会代价，增加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贡献。有关方面应加强理论选择上的自主能力。鉴于目前难以产生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认知模式，传统研究与科学研究应共处共生，定性与定量研究应同时开展。理论自觉的主体有个体、群体、分类主体、社会主体等多重涵义，它们共存于一个宏大的社会框架中。有必要在依靠个人努力的同时实行集体攻关，加强理论自觉的社会性。中国学派的发展应吸取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知识的精髓，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反映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应依照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原则，培育自己的基本理论、代表学者、著作和研究机构。

二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上半场。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伍贻康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俞正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刘杰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皆从宏观层面上表明各自对相关问题的见解，给与会者以“高屋建瓴”的感受。

黄仁伟教授在题为《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学派的产生源于国内发展的需要，不同于基于对外征服和权力争夺而生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思维方式应同本国和平发展的道路相一致，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世界上以往所有大国的崛起之路的本质性差别，要求中国学派摆脱反映美国霸权体系的形成及作为其理论抽象的西方主流学说的框架，应以诸子百家为重要的理论来源，表现自己深刻的文化底蕴；同时从“论持久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理论性表述和“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国际战略观中汲取养料，并将改革开放后经济上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建立地区机制和对全球体系的重组等方面的经验作为最重要的实践来源。中国特色理论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可容纳不同分支，在同样的前提下形成不同的研究重点。

伍贻康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自觉与中国学派之我见》的发言。他追溯了从建国初30年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开展，相关话语属于官方和领袖；到20世纪80年代后一元化管理体制有所松动，民间性、纯学术性的观点开始出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尽管从引进西方理论起步，但也有学者从事极富开拓性的探索，及至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步入国际舞台中心，中国学者成为国家对外关系实践的参与者和话语的表达者，在国际社会中阐述具有本国特征的观点的演进过程。希望实事求是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成就，并参照通行的国际标准和其他学科的状况，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赋予它动力、目标和明确的方向，加速推动其进步。他认为不宜过早地谈论中国学派，以避免为增强自身信心而淡化其学理价值。要形成具有扎实基础，不仅得到自己，也为外界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派必须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凝聚、升华为具备鲜明的本国色彩的理论体系，有公认的权威和稳定的核心人物。学界为此也需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俞正棵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学派的建构：理论自觉与体制调适》的发言。他基于对中国亟需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战胜其成为世界性强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从而赢得机遇，以及有理论自觉不等于理论本身业已存在的思考，剖析了开展理论创新的体制环境。由于学术资源归个别机构掌控，能够有何作为完全由其决定，只存在单一话语结构，许多学者从事科研工作更多的是为了生存而顺应某种需要并非出自本人兴趣，缺乏对治学最为重要的自由思考；且评价体系重数量而忽视质量，难免造成有学术罔子而没有学派、有强人却没有大师的局面。

朱威烈教授作了题为《从国际关系研究要结合问题谈起》的发言。他由20世纪前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切入，表述了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的看法。当今中国所有的问题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人民大众迫切关注的问题两大类，这其中包括学科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它们的研究没有标准答案。国际关系学者有必要结合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需要，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进行论证和分析，得出新的观点，而不是沉湎于对西方既有结论发表感想。理论探讨须联系中国实际而非单纯地解读和诠释西方的各个学派，但不能因此拒绝对外来成果的引进。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是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他呼吁学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广泛运用多种来源的资料特别是所研究对象的资料；尤其是通过各种方式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拓展自己的眼界。

刘杰研究员题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语境和场域》的发言首先论证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转型中，其效果目前已得到较为成熟的显现，国内学界理当在以往有意无意地做出有关尝试的基础上，主动、积极地构建自己的国际关系学说。其次，这一使命的完成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概念。任何概念体系均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当今传统文化处于破碎状态，以学理的方式形成理论性的概念任务艰巨。二是语境。目前大量的话语以英语表达，汉语在世界上传播的能力有限，且中国学者接受的多为西方教育，是在话语上处于弱势的情境中寻求理论自觉。三是场域。中国面对着整个西方集团的重重压力。他的发言意在提请正视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难点。

冯绍雷教授结合他在俄罗斯访学的所见所闻和从事相关研究的体会，作了题为《离合交错中的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力主从中学和西学两个方面实现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以解决前述二者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相互融合的问题。

政治学对自身的发展虽有所反思，却未曾涉及国际关系研究；而后者也与思想史和国内问题的研讨相脱节。建构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对国际关系学的反思，后者开始出现与思想史结合的倾向。纵观国际关系现实，欧洲的联合、前东欧地区的转型、利比亚事件等都是在一定思想的引领下发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如注重天人相和的“天人合一”；其以治理为本质的传统帝国资产不仅注重实力、均势，而且把道义基础放在突出位置。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向东亚转移，而中国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2010年是“东亚合作年”，但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在于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东亚”概念有各自的理解，这给中国提出了如何平衡与所在区域关系的问题。中国学界应吸收西方学术思辨缜密和体系严谨的长处，重视方法和文风，使本国的外交理念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三

从上述发言中不难看到，如何处理挖掘中国传统智慧的资源和从西方知识体系中获得启迪的关系是上半场会议中多位学者谈及的话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胡礼忠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下半场。金应忠教授、苏长和教授、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的胡键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玉刚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的武心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汪卫华副教授等各位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会议议题的认识。

金应忠教授在题为《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国家的现实困惑》的发言中强调，要把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关系学的逻辑起点，从对人的考量开始，以使之具有现实感。思想史上关于人性本善和本恶的两种观点相应地生成了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关注局部问题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崇尚“霸权和平”的传统理论显然与前者的总体趋势背道而驰。国际社会的许多政要和学者试图摆脱这一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思路的束缚，中国的和平发展更需要与之决裂，创建自己的理论，以回答“中国强大了以后干什么”的问题。邓小平要求用全局的观点看待国家间关系，将和平同发展而不是权力相联系。中国的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和众多学者迄今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把和平与发展提到事关全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派应充分考虑人的共生性、社会性――人必须与他人、与自然共生，人的共生性塑造了社会。国际社会建立在人、社会、自然的共生性之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类型的行为体之间组合成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共生关系，构成各种纵向与横向、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共生网络。它以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性的、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原生性的和原生性集成的、实体性和虚拟性的资源为纽带。中国的历史发展艰难曲折，但中华民族传承延伸数千年而未分崩离析，依靠的正是其传统中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礼仪之道等公共文化资源的维系。一些国家以践踏别国的为代价使自身获益，很大程度上令世界迄今不得长治久安。吸收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将有助于各行为体理解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将相互包容、照顾各自利益和彼此关切、顾全大局作为全球化条件下解决其主体性和共生性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以携手建设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胡键研究员的《世界转型之辩与中国角色之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分别以俞正棵、倪世雄；王逸舟、秦亚青、叶自成；苏长和、门洪华、郭树勇为代表的中国三代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认为中国学派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目标应成为学界的共识。

陈玉刚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群体》的发言。他引用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的观点，论述中国学术界在力图将本国经验纳入全球知识体系时的境遇。对“中心”的理解向来众说纷纭，西方曾在历史上作为其中心的罗马究竟由拜占庭还是神圣罗马帝国代表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中国中心”谈论的则是道统即文化体系的传承，担当了这一重任是满清、中国台湾地区抑或日本、韩国。然而“中国中心”最大的痛苦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知识界为消解后者的影响付出了一系列努力：留学欧美的人士“重新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其问题意识来自西方；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学研究无需上升到理论层面，他们中个别人构建的中国本体文化体系未被西方主流学界接受；在台湾，老一代学者继承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受到海外归来的学者和“去中国化”的冲击；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中心”的构建存在着国情和传统文化两种导向，但前者在本体论上面临挑战，后者则回避现实。这些问题使目前中国各知识群体难以有效地解构西方学术霸权，确立自身主体地位。

苏长和教授在题为《中国制度的力量》的发言中，将制度作为解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视角。中国是一个自我节制的大国，在漫长的经济史上，它有市场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节制资本和避免其侵蚀国家权力，或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引导资本的走向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制度的选择上与历史保持着连续性，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的不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而是其发展的不受约束和漫无节制。中国运用几千年来创造和积累的有关大地域政治秩序组织的丰富思想资源和经验，参与了几乎所有全球和地区制度的设计和管理，在不挑战既有机制和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对它们没有、不愿、不能顾及，但对地区和全球秩序至关重要的公共问题发挥治理功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这种对国际制度的“中国式改进”帮助更多的中小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植入其中的理念反映了与国际社会共享的包容、对话、协商、民主、尊重、责任、均衡、有序、公平、持续、共生、和谐等核心价值观。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形成的灵活多样、议题交错、相互支持的各类小型多边体系既不违背现存全球性制度的总体原则，又与之保持联系和对话，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地区支持。有鉴于国内与国际政治在其世界秩序观中的互补与配合，中国对压力的消化是推动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共同创新，而不是向外部扩张和转嫁危机。它在制度创新上闯出的这条新路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最大贡献。

武心波教授作了题为《文化自觉、中国意识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发言围绕着文化自觉与中国崛起、理论自觉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展开。中国的崛起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至少包含四个阶段。首先是主体的回归，即自我觉醒。其次是自我反思和自我发现，它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以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通过在探索、思考和发现中的艰难跋涉，不仅了解自己，也弄清自己与西方有何不同及为何不同，中国所属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具有何种内在的逻辑体系等等。发现中国、反思中国、读懂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解释和说明中国，这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求。近代以来中国和以它为代表的东方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长期缺失导致了人

类所拥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不完整。为此，对中国的重新解读应当站在东西方文化间对话的高度进行。人类文化的共性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但二者间的差异和隐藏于其背后的逻辑体系和其所覆盖的规律和原理还有待认识，挖掘和发现被长期湮没的世界的另一半，还世界以完整的面貌，这也构筑是和谐的前提。第三是理论自觉阶段。它意味着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并且有较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第四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我们弄懂了中国，并从文化的高度自觉走向理论的高度自觉，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构筑起了能与西方互动交流的完整的认知与知识体系时，我们便能更有信心地向世界完整、系统、全面、深刻地说明中国。他谈了对深化“理论自觉”讨论的认识：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理论自觉将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缘、但是不甘边缘的动力；理论自觉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担负着理论创新的责任；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体系；“理论自觉”还是形成国际关系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他认为，打造一个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全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应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体系。依赖国外的理论教条，按照他人设置的特定话题和理论导向来增加本国的案例，只能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严重的依附性，彻底丧失知识的生产和制造能力。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助性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心理健康教育 团体心理辅导 人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G441 文献标识码：A

在大学阶段，因人际矛盾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人际关系问题已成为大学生较为普遍且突出的心理问题。虽然人际关系主题已纳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但传统的知识讲授对学生实际技能的掌握方面还尚存不足。采用灵活、生动的教学模式即传统课堂讲授与户外团体活动相结合，不仅是对课程建设的探究，对学生身心素质的健康发展也有长效作用。并且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可以有效改善大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水平。

1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依据

团体心理辅导是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一种心理辅导形式，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相互交往中认识和探索自我，学习新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从而改善人际关系。因其独特的高效性和积极效果，在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校、医院和社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即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个体在群体中生活，不仅取决于个体的个人生活空间，也受群体心理场的制约。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学习的综合，观察他人的行为及结果，有替代强化的作用，团体心理辅导中提供了有指导的社会学习情境，能增进个人身心健康发展。如陈菊珍在团体辅导后发现，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进取性、自在性、支配性、社交性、幸福感等均发生了显著差异，杨彩霞通过班级团体辅导使大学生在信任和容纳他人方面都获得了改善。

2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设计及开展

2.1确定活动主题与对象

本次活动结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人际关系主题的课程内容，主题定为：信任之旅。从自愿报名的学前教育专业一年级新生中随机选取40人作为体验对象，3名班干部担任教师辅助。

2.2确定活动目标

活动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人际关系团体辅导，探索团体心理活动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具体目标是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人际信任及尊重，促进个人成长。

2.3确定活动时间和地点

活动安排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人际关系主题的理论课程讲授之后，计划2个课时即90分钟。具体地点在学院操场。

2.4过程设计

紧密围绕人际关系主题，共分为3个单元（表1）。

3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效果评估及改进建议

3.1效果评估

效果评估是团体辅导的重要环节，它能够帮助了解活动的实际成效。在本次团体辅导中的分享环节和活动后对参与学生的随机回访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通过体验，能够更加信任和包容别人，学会了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同时也表示“希望今后多开展团体辅导活动，与理论课结合”。实践证明，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在培养人际合作、人际信任、集体归属感等方面有显著效果。

3.2建议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较高，在教学设计中应因人而异，开展针对性辅导。可在实施团体辅导之前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学生社交问题类别，从而设计不同主题及形式的辅导内容，增强实效性。其次在团体建立的初期还应注重关系的建立和团体契约的讨论，增强团体内成员关系。最后理论知识的介绍与分享要结合活动实际，浅显易懂。

4结语

把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引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以充分发挥与课堂教学不一样的效果，对学生人格塑造、心理品质提升大有帮助。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可结合课程内容需要，尝试开展丰富、灵活的户外主题团体活动，以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从而真正为国家培养出身心健康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洪梦飞，郑莺.论人际关系团体辅导的理论及实践启示[J].教育教学论坛，2014（30）：63-64.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人际关系；团体辅导；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063-02

一、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人类对人际关系中归属感的需要是从婴儿时期与母亲的互动开始的，与其相伴的还有被尊重、被认可、被需要等人际诉求。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类是群居动物，天生需要被同伴注意，渴望获得认同。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躯体惩罚，而是脱离社会，完全被人遗忘。人际关系无疑对于个体各个发展阶段的人格成长都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早期是否形成安全的母婴依恋关系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发展，如果母亲和婴儿分离时间太长双方都会出现焦虑的情绪，而这一情绪对婴儿的影响将会更为深远；客体关系理论也提出个体在早期与抚养者的关系会构成所有后续人际关系的模板。另外，成年以后的人际关系依然和人格形成有密切联系。精神病学家沙利文通过对大量精神病患者的观察得出结论，人格是在个体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与他人建立关系是人类的一种天然需要，个体的自我概念也是依据生活中重要他人的评价形成的。

在大学阶段，人际关系问题也是较为普遍且突出的心理问题。首先，大学新生的心理测评显示，通过SCL-90（症状自评量表）筛查出的学生中，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的相对较多。其次，宋志英对某高校心理咨询来访学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中仅次于学习问题的一大心理困惑。另外，王红艳等的调查也显示，在校大学生中，80%的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有关。

人际关系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很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首次远离父母家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与周围人际关系互动，在互动中不断地加深自我认知，确立自我概念，因而人际关系的适应与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情绪情感和自我认知。林崇德认为学生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直接体现了其心理健康水平。反过来，人际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幸福感。研究表明，较好的同伴支持能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并且能有效地能提升其自尊水平。另外，张晨等人的研究表明，人际困扰多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低。与之相反，对社会关系满意的个体往往更加幸福，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它能缓冲压力事件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团体辅导概述

团体辅导（又称团体咨询）是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有效的专业助人方式，它主要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进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来认识自我、了解他人、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心理品质。因其独特的高效性和积极的效果，团体心理辅导在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校、医院和社区已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近些年，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工作者开始关注和使用团体辅导这一心理辅导方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团体辅导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方法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个体咨询耗时长、普及面窄的不足，缓解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有限的问题。

三、人际关系团体辅导的意义

人际关系团体辅导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团体成员的人际关系，而且可以深入地改善他们全面的身心状态，促进心理潜能成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龙认为团体心理治疗可以通过营造安全、真诚、包容的氛围，对各成员在团体中的行为所体现的人际互动模式进行此时此地的觉察与反馈，提高来访者的自我觉察力，促使他们主动矫正早先形成的不良关系模式，从而达到健康的心理状态。因为很多来访者的人格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际关系问题，或者说很多人格问题都是以人际关系问题为载体表现出来的，所以很多表面问题不是人际关系的团体治疗，最终也会回到对人际互动的觉察和讨论。

目前，我国也有研究证明，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可以有效地改善大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团体中的人际互动和交往训练，有人际困难的学生能够减轻人际困扰、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强适应性。用SCL-90对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方式可以验证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对于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积极显著的作用，人际关系团体辅导不仅对人际交往敏感因子有显著改善，而且焦虑、抑郁、敌对、强迫等因子得分也因此降低。另外，黄峥等人的研究表明，以人际互动为主的团体辅导对游戏成瘾的大学生具有积极的干预效果。李凤兰等人也验证了人际关系团体可以有效地改善大学生的抑郁状况，并且其效果比户外运动更加明显。

四、相关理论对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实践的启示

专业化的人际关系团体辅导无论从活动设计还是具体操作，都应该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相关理论出发，用科学的理念支撑整个辅导过程。很多成熟的个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可以作为团体辅导的理论基础，但因其特殊性质，团体领导者只有将团体辅导和人际关系相关理论通过具体操作渗透在整个团体过程之中，才能使团体成员在活动中觉察自我，改善关系，获得更大的积极改变。

1.勒温的团体动力理论。团体动力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团体心理辅导的基础理论之一，最早由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它将团体视为一个动力整体，且整体大于个体之和，团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团体也给个体成员施加压力、约束力和影响力。该理论还提出，个体与他人在一起时，即使不发生任何相互接触，也会产生最简单的相互作用――社会促进，这种促进作用会使人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团体动力理论解释了团体中的个体互动过程及团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可以指导团体的运作方式。它提示团体辅导的领导者切忌将团体辅导做成针对一个个成员的个体咨询，而要充分调动团体成员的力量，设计活动增进团体成员间的互动，使其展现自己的人格及社交特点，在团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承担不同的角色。同时，领导者可以营造相互支持、互帮互助的氛围，鼓励积极的利他行为。在帮助其他成员的过程中，他们会有被需要的感觉，从而获得更大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另外，领导者可以利用社会促进效应给团体创设相互鼓励、共同成长、改变的氛围，使组员在一定的压力下寻求更大的改变，并且付诸行动。

2.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念运用到团体辅导之中，首创了会心团体的团体辅导模式。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和成长的动力和能力，只要提供真诚、理解、积极关注的氛围，个体就可以通过探索自我，深切地理解自己以达到咨询的效果。该理论提示领导者要尽可能在团体中为成员创设放松、温暖、有安全感的氛围，引导成员们建立相互支持、理解和信任的关系，从而降低防御，真诚地坦露内心，进行自由的自我探索。亚隆认为，这种团体间的相互关系即团体凝聚力，它是团体辅导重要的疗效因子，它类似于个体心理咨询中的咨访关系，一样对来访者有着重要的治疗意义。团体凝聚力可以满足团体成员的归属感，使成员有被接纳被爱的感觉，这种经验对于很多人际关系不良的成员来说非常宝贵，可以促使他们自我接纳和提升自尊。这种持久、稳定和紧密的关系对于一些孤独感较强的成员来说会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也是一种对心理的滋养，使他们慢慢敞开心扉，学会分享和共情，从而学会和生活中的人建立和经营更亲密的关系。

3.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由班杜拉创立的社会学习理论也是团体辅导重要的理论基础，它突显了团体辅导相对于个体咨询的独特优势。班杜拉强调环境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通过实验证明了观察学习是个体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个体会通过观察进而自我强化来习得新的行为或改变已有的行为模式。团体辅导恰好为成员们提供了较好的观察学习环境，在团体辅导中各成员会逐步显示出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的行为模式等，这些都会对成员产生一定的冲击，促使其调整自己不良的行为模式或主动模仿某个榜样。因而，它提示领导者为成员们提供一个“照镜子”的机会，多引导个体觉察其他组员遇到类似问题时的认知特点和应对方式，造成一定的心理扰动，进而向更健康、灵活的行为方式转变。这是个体咨询所不能具备的优势，个体咨询中来访者的观察模仿对象只有咨询师一个人，而在团体辅导中，成员们可以在各个不同方面相互模仿，互为榜样。另外，作为榜样的成员也可以因此变得更加自信。

4.艾利斯的ABC理论。ABC理论是解释个体情绪发生机制的心理治疗理论，它认为情绪和行为结果（C）不是由事件（A）激发的，而是由个体对事件的解释和背后的认知（B）引发的。基于ABC理论的心理治疗理论被称之为理性情绪疗法，它在心理咨询中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来访者调节情绪和改善认知，可以使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歪曲信念，从而有意地调整认知。在心理自助方面具有容易理解、便于应用的特点。

不同于个体咨询的单独讲授和分析，团体辅导中，领导者就某一成员的问题进行现场案例分析，邀请组员参与讨论，引导他们转换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别人的问题，给出多元化的事件解释，从而引发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事件解释思维模式，获得新的领悟。因为，人们有时会禁锢在自己的认知思维框架，但当给他人出主意时反而能够更客观，进而会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形成顿悟。

参考文献：

[1]官锐园，樊富珉.综合心理辅导模式对大学生，心理应对能力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4）.

[2]王艳红，王瑞红.团体咨询方法在大学生人际关系改善中的运用[J].太原大学学报，2007，8（4）.

[3]宋志英.某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主要问题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2）.

[4]林崇德.积极而科学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5]范兴华，贺春生.友伴支持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2）.

[6]范兴华，方晓义.友伴的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尊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5）.

[7]张晨，班兰美，李彩娜.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12）.

[8]Myers D G，Diener E. Who is happy[J]. Psychological Science，1995，6（1）.

[9]亚隆.团体心理治疗[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08.

[10]王慧，孟婷婷，陈仙.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的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1）.

[11]彭欣，史建权.人际关系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实验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

[12]黄峥，钱铭怡，朱松，沈东郁，张智丰.人际团体辅导对游戏成瘾大学生的干预效果[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l）.

[13]李凤兰，郑晓边.人际交往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8，29（6）.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境观；关联语境观；共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156-03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中的语境是语篇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它包括语汇、语言风格、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等具体的语境因素,这些语境因素反映了使用语言时客观存在的基本条件。系统功能语境观以具体的语境因素为研究范畴,并侧重于对语篇语境的静态分析，将交际的双方视为语篇语境的参与者，系统功能语境观是稳定静态的语境观。关联语境观是以关联语境为研究中心,关联理论认为,在语篇解读过程中,语篇交际的双方把对语篇的假设存储在脑海中，并作为新的语言信息组成关联语境，也称认知语境，即在语篇交际过程中,对语篇理解起作用的是交际双方的一系列认知假设,而不仅仅是具体的语境因素，如语汇、语言风格等。在明示推理的语篇交际中,语境的参与者就是运用各种语境因素,在一系列的语境假设中寻求与语篇最佳关联的假设。比如,当我们看到“雪”时,我们就会联想到许多与“雪”有关的语境假设：语境假设（一）：扫雪;语境假设（二）:打雪仗;语境假设（三）:堆雪人。这三个语境假设中，哪一个最符合交际意图呢?这就要求受话者运用各种具体的语境因素，在众多的语境假设中去寻求最佳关联假设，这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因此，关联理论语境观把语篇理解为动态过程。笔者将以两种语境观的共性与差异为基础，将两种语境观作以对比研究，旨在揭示两种语境观的相互依赖性和相结合的意义，并为两种语境观在语篇理解中的综合运用奠定理论基础。

二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

理论语境观的共性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代表的语境观开始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对语境的研究。他首先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个概念。伦敦学派代表人物费斯(J. R.Firth)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观点并提出了“上下文”和“情景语境”的概念。费斯(Firth)的学生韩礼德(M.A.K Halliday)进一步界定并发扬了他的语境学说，他根据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语境观点，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并提出了著名的语域理论。他认为语域可以分为个三方面: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和话语的风格。话语的范围可包括社会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话语的方式是指口头语和书面语；话语的风格包括交际双方所处的关系、社会地位、身份等［1］。为了阐明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活动,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揭示了不同于系统功能语境观的关联语境观，他们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基础，论证了用于解释语篇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语篇理解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语篇理解是一个从明示到推理判断的过程，是依据一定的推理规律展开的认知活动；人们的认知活动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关联为本质特征，这就是关联准则。关联是从认知效果和信息加工的努力程度两方面来界定的，认知效果越大，关联程度就越大［2］。依据以上两种语境理论可知，语境是一系列可以反映的事实或假设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包括各种信息，如语篇中的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同时，这些信息也构成一个人理解语篇的潜在的认知环境。因此，系统功能语境观所指的语境和关联理论所指的语境都是通过认知来实现的，这是两种语境观的共性。

三、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

理论语境观的差异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语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两种语境观所分析的语境都是通过人类认知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两种语境观在研究的理论基础、侧重点及发展的动静态特征三方面存在差异。

1.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以韩礼德(M.A.K 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费斯(J. R.Firth)的语境理论，完善了系统功能语境观。系统功能语境观是以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功能语法分为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系统语法是用来解释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关系，语言作为系统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若干子系统以意义为关联形成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功能语法是用来解释语言是如何使用并以何种形式组织到一起的，完成交际功能。韩礼德(M.A.K Halliday)认为所有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元功能或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与话题有关，人际功能与直接环境有关，而语篇功能只与语言内部结构有关，与非语言环境关系不大［3］。系统功能语境观的内涵在于，语境是语篇用以表达意义的赖以存在的环境，语境和语篇中存在着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

关联理论语境观是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不是纯粹的编码-解码过程,而是一个有目的和意图的认知活动。一个语篇交际活动涉及说话人的两种意图: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语言表达和言语意图的距离是通过交际双方的认知来联结的。语篇理解的基础是人类认知假设，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对语篇的理解总是遵循关联原则不断进行假定、预测的结果。这就是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理论基础。

2.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系统功能语境观侧重研究语境的社会意义。韩礼德(M.A.K Halliday)继承和发展了弗斯(J. R.Firth)的两条基本理论原则：一是语言环境；二是系统思想。韩礼德(M.A.K Halliday)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功能,提出语言研究中的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形式，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Halliday1978:序)，不是一种知识或能力，而是一种“语言和文化所允许的选择范围”和“社会行为”［3］。也就是说，人们的语言和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语言的选择和理解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系统功能语境观重点研究语言和环境的关系以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语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关联语境观侧重研究语篇信息处理的认知模式。以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为代表的关联语境观以认知理论为基础，将语篇理论发展为一个明示与推理的认知模式,即关联语境的认知模式。关联语境的认知模式以心理图式为基本单位，心理图式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能动过程，是知识结构在人脑中的组织化，是用来对更复杂的认知活动进行编码的知识结构体(Yule 1996) ［4］。心理图式理论使人们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凭借已有的知识来理解新的语境信息。因此，关联语境观视交际者的认知活动为语篇理解的中心，它侧重解释了交际者的认知活动在成功交际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3.动态与静态的不同

系统功能语境观以语境的静态发展为其主要观点。它以语言本身为基础，对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心理以及外部环境乃至百科知识等因素作了全面分析,系统功能语境观还详细分析了语言环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对交际双方依据语境而做出言语选择及语篇理解作出了合理的分析。但系统功能语境观没有对交际双方如何理解语篇作充分论证，因而没有全面分析语境是如何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影响语篇理解的，即交际双方如何依据语汇、语言风格、背景知识等语境因素对语篇含义进行推理的。关联理论打破了系统功能理论对语境观的限定性理解，将语境视为一种认知活动，而不只是和语篇有关的物理环境或语篇信息。因此，相对于系统功能语境观,关联理论中的语境观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交际双方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随着交际双方对语篇理解的不断进展，新的语境假设连续地增补到双方的认知语境中，使得语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2］。

四、两种语境观相结合的意义

系统功能语境观涉及的范围广泛，由不同层次的语境因素构成，并把语境视为一种先于交际而存在的客观因素。这些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语篇，而另一方面，系统功能语境观并没有充分反映交际双方在语篇理解中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活动。而实际上，在语篇理解中，交际双方是运用认知推理构建语篇语境，以达到语篇交际的目的。对于关联理论，语篇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随着交际的进行，语境也随之而变。语篇理解包括两种信息的相互作用，即由语篇新信息和在此之前的旧信息，两种信息的相互作用使得认知语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5］。由此可知，关联理论突破了系统功能语境观的限定，它是系统功能语境观的有效补充，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观进一步说明，语境并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类认知系统与外部环境相关联的结果，人们对语篇的理解是认知活动与语篇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揭示两种语境观在语篇理解中的相互依赖性和相结合的意义，能更有效、更全面地促进语篇理解。

五、结语

正确理解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语境观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系统功能语境观主要研究语言的功能及语言的社会意义，侧重于解释语篇本身固有的意义。关联语境观主要是从交际功能角度研究语境，重点研究语言交际实现的心理过程，弥补了系统功能语境观的不足。因此，正确理解两种语境观的关系，有利于作者或说话者在交际中综合地运用两种语境观，选择适合语境的言语表达思想感情，同时，也使听者或读者能借助语境理解语篇含义，从而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1］Halliday,M.A.K.LearningHow to Mean:Explorations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M］.Edward Arnold,1975.

［2］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3］Halliday,M.A.K.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London:EdwardArnold,2004.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高校；团体心理辅导；人际关系；萨提亚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04-02

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具有大学生的普遍特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也会呈现意志薄弱、情绪不稳定、缺乏自信心、人际关系不协调等现象。根据近十年来新生心理健康普查的结果显示，自尊和人际关系作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

在心理治疗流派中，萨提亚治疗模式是一个提高个人自尊和改善人际关系的有效工具。学院根据高职学生现状，结合学生心理特点，使用萨提亚治疗模式在改善大学生自尊和人际关系方面进行了一次应用性探索，试图寻找出一种新的有效的大学生心理辅导方法，以帮助大学生挖掘自我内在资源，提高学生自尊，进而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更自信坚定、和谐一致的心态开展大学生活。

一、自尊及人际关系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性

（一）自尊的含义

国内外学者对自尊的含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在研究中很少有对大学生自尊作出界定，但对我们理解大学生自尊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自尊是对自我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和情感体验，大学生自尊则是大学生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对自我积极的评价和情感体验。能力和价值是大学生自尊的两个基本维度，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尊；相信自己的才智，认定自己一定能成功，这应是大学生自尊的本质[1]。

（二）人际关系的界定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人际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人际关系包括社会中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一切方面。从狭义上看，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直接的心理关系[2]。大学生人际关系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大学生人际关系是指大学生与之有关的一切人的人际联系。狭义的大学生人际关系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周围与之有关的个体或群体的相处及交往关系。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对象往往以系别为主，人际关系面向的群体围绕班级关系、寝室关系开展，根据自身的需要来交往，并以人际相互适应为主要任务。

（三）自尊和人际关系状况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大量研究证明，自尊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自尊程度高的大学生，其心理症状得分较低，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自尊程度低的大学生，心理症状得分较高，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提高个人自尊，有利于大学生清晰地认识自我，正确地进行自我评价，相信自己拥有内在优秀品质和资源，与自己和谐共处，更自信、更自主，从而能够应对外在的人际关系，与周围的人互相陪伴、互相支持、互相滋养，形成良性的关系循环，更好地适应社会。

二、萨提亚模式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依据

（一）萨提亚治疗模式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萨提亚模式的创建者维吉尼亚・萨提亚，国际著名心理治疗师，美国著名的《人类行为研究》（Human Behavior）称之为“每个人的家庭治疗大师”。在其72年的生命历程当中，萨提亚女士一直怀着“人可以持续成长、改变，并开拓对生活崭新的信念”这一信仰，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对家庭治疗的教育和写作当中。萨提亚模式和中国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强调的就是首先做到个人心智成长和家庭和谐，而后才有力量治理国家。因为，人性最本质的部分是相通的，所以，萨提亚系统转化理论虽诞生于西方，却极其适用于中国的教育和家庭。她所建立的心理治疗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着重于提高个人的自尊、改善人际沟通，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个人达到“身心整合，内外一致”。由于她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地方与传统治疗方式迥异，故被称为“萨提亚治疗模式”。

任何治疗模式都有其基本假设。萨提亚治疗模式是以人本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即萨提亚相信每个人都拥有其内在资源与选择，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治疗师所做的便是帮助人们找到其智慧盒――他们的价值感、希望、自我接纳、充满能量及负责任和选择的能力。提高自尊，改善人际关系，达到身心内外和谐一致是萨提亚治疗模式的目标所在，也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萨提亚治疗模式运用家庭重塑、面貌舞会、沟通雕塑、家庭图、冥想等心理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给团体方案的设计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

群体动力学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创立于美国，它的创始人勒温强调群体是一个动力整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另一部分的变化。这种部分与部分或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勒温群体动力学的核心。群体动力学理论旨在探索群体发展的规律，研究群体的形成与发展、群体内部人际关系及对其他群体的反应、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群体的凝聚力、群体间的冲突、领导作用、群体行为等。群体动力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团体辅导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团体辅导过程中团体气氛的创设、群体凝聚力的培养、指导者作用的发挥等提供了应用性指导[4]。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嫉妒，嫉妒理论，嫉妒评估量表

 

嫉妒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它对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理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心理现象。

1 基本概念

嫉妒（Jealousy）一词源于希腊语“zelos”，意为争胜、热情和强烈的情感。嫉妒是指个体和另一个人（指伙伴）之间已有的某种重要关系面临丧失，而被第三者（通常是人）得到时，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Mathes,1985）。这种关系的丧失，如果不涉及其伙伴与第三者建立类似关系时，个体就不会产生嫉妒。最为常见的嫉妒现象往往出现在恋情关系中，但其它类型的关系中也会有嫉妒发生。总的来说，嫉妒常常涉及一种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一边代表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嫉妒者和伙伴；另一边代表着伙伴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边代表着嫉妒者对第三者的态度。

英文中的嫉妒和妒忌（Envy）常常让人混用，对于嫉妒的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确了嫉妒与妒忌的区别。嫉妒必须发生在人际关系情景中，嫉妒这个术语涉及到第三者，即便是这个第三者也许只是存在于嫉妒者的想象之中。而妒忌发生在一个人缺乏另一个人所拥有的高人一等的能力、成就或者某件物品时的情绪体验，妒忌者既羡慕别人，又希望别人也和自己一样缺乏那些东西。它发生在这种缺乏存在于自我定义的范畴之内，它会增强自我的不满足感。

2 理论趋向

在国际嫉妒研究方面，近几十年来，围绕着嫉妒的发生机理，发展和影响因素，内部心理反应及外部行为表现规律，调节和治疗，形成了一些理论。概括起来，能够代表现代嫉妒研究和应用主流的理论有六种：1、心理动力学理论；2、系统学理论；3、社会生物学理论；4、社会心理学理论；5、行为理论；6、认知--现象学理论。这六种理论彼此间存在启示性和互补性，也存在分歧甚至矛盾。论文大全。

嫉妒的心理动力学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组成部分，他把成人的嫉妒看作是童年创伤经验的复现，由于每个人都会在童年经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恐惧，这些经验沉积为潜意识，并在适当的情境下有深层潜意识向意识表层过渡。由于童年的焦虑和恐惧人皆有之，所以嫉妒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系统学理论研究嫉妒的整体关系，认为嫉妒是一个比个体更高级的关系系统问题，个体只是整体关系的一部分。它不问“为什么”（嫉妒者为什么嫉妒），而问“什么？”（是什么引发嫉妒？）通过提出理论模式和具体意见，扰乱或中断引起嫉妒问题的破坏性关系，建立积极的关系。社会生物学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它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嫉妒进化论：嫉妒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保护性本能反应，人和动物都有嫉妒行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性别差异演化论：随着男性和女性进化层次的上升，他（她）们在生理上和行为上的差异日渐明显，因此两性在表达嫉妒的方式上显示出差异。嫉妒差异的根源除了性别进化因素之外，还有影响群体和个体的社会进程及生存条件。社会心理学理论以社会文化为基础，论证不同文化中的人有不同的嫉妒反应方式，意在证明嫉妒与其生活的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规范有关。行为理论认为嫉妒是后天的习得行为，并把可观察的嫉妒行为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论文大全。行为学家认为，嫉妒常常是不恰当的学习结果，嫉妒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应该从当前的环境中去寻找。认知--现象学理论是在嫉妒现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最古老、最普遍、最流行的嫉妒研究方法。它注重对嫉妒现象及其危害的描述和鞭挞。嫉妒的认知--现象学理论是现象学和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中心论点是强调对嫉妒事件的认知评估，即刺激―评估―反应模式。拉扎罗斯（Lazarus）“情绪的认知--现象学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中国台湾哲学家陈康德“嫉妒分析”一文，也堪称是嫉妒的认知―现象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以上就是这六种主要的嫉妒理论在理论趋向上的分歧，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用更加综合的观点去寻找各个理论对嫉妒心理及行为的实际研究与治疗过程中的契合点，使其更具实际意义。论文大全。

3 嫉妒评估

嫉妒曾一度被认为是羞耻的情绪反应，往往和脆弱、狭隘联系在一起，由此就导致了嫉妒研究的一个难处，被试因此对嫉妒存有防御，否认自己存在嫉妒心理，即使明确感到自己确实存在这种心理感受，考虑到社会文化赞许性，也容易掩盖其嫉妒感受，所以对于嫉妒的评定存在困难。

现在在美国和西欧研究并广泛使用的嫉妒评估量表有七种，它们分别是Mathes人际嫉妒量表、Bringle自我报告量表、Bringle投射嫉妒量表、Hupka爱情嫉妒量表、White习惯性和关系嫉妒量表、Rosmarin人际嫉妒反应量表、Bunnk嫉妒量表。Bryson定义嫉妒行为范畴的研究；Hupka界定激起嫉妒的文化情境的研究；Bunnk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嫉妒因素研究均采用这些量表作为研究工具。Bryson在嫉妒反应风格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些量表具有较高的效标关联效度。White指出，采用效标测量，可以得到嫉妒的一般结构。Bryson在五个不同文化的国家中使用White习惯性和关系嫉妒文卷和Mathes人际嫉妒量表，证明嫉妒有明显的跨文化反应一致性，可看作是效度的验证。Mathes检验了7种量表的信度，证明其信度指标符合测量要求。在中国，王晓钧对这7种嫉妒评估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研究，其结论为：这7种嫉妒量表具有较高的分班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效度和效标效度能够满足中国被试者的使用要求；量表内容重复性较大，适用范围限于爱情及关系嫉妒，并不适合评估其他嫉妒类型。

近年来，在嫉妒心理的研究中，更多地使用了嫉妒感受伴随的各种情绪进行主观量化评定。

4 其他相关研究

在嫉妒的相关研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有嫉妒与人格的关系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格是否对嫉妒产生影响以及哪些人格因素对嫉妒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产生实质影响？近20年来，国际同类研究的现状可归纳为以下3种观点：第一，认为人格对嫉妒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研究者将此类嫉妒称之为特质嫉妒（Trait Jealousy）。Clanton指出：“特质嫉妒不涉及产生的问题，因为它是已定型的，具有烙印特定的个人嫉妒。”他援引Bringle等人的研究作为证据，Bringle等人研究了跨年龄阶段被试者的嫉妒反应，发现在纸笔测验中，不同年龄阶段被试者的反应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相隔两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73。据此他得出结论“特质嫉妒是深层次的、不可克服的嫉妒”。不仅如此，Clanton进一步指出，特质嫉妒与那些稳定的社会人格有关，它是一种用于分析嫉妒性质的透视性概念，应当在更大的范围进行研究。第二，认为人格对嫉妒又影响，但不赞成把人格看作是嫉妒的原因。Bringle指出：“人格只能看作是分析嫉妒的变量之一，而且不是唯一的变量。为了对嫉妒现象提供理性的和有效的分析，未来的经验性和概念性研究需要维持在个人、关系、情境三方面的平衡。”第三，否定人格对嫉妒产生决定性影响。Pines指出，一些人格心理学家认为，像‘爱嫉妒的人格’这种东西真的存在，而我自己的经验使我相信，给某个人贴上诸如‘爱嫉妒的人格’这样的标签，不仅对他无益，甚至有害。

那么嫉妒与人格的关系究竟如何？在众多人格变量中有没有一些人格维度或人格因素对嫉妒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的王晓钧通过实证方法系统研究人格是否对嫉妒产生影响以及哪些人格因素对嫉妒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产生实质影响。其研究通过对4种嫉妒量表和达5人格量表施测结果的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在大5人格量表中所包含的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顺同性河沿进行5种人格维度中，只有神经质维度与嫉妒呈现一致性密切关系；外向性维度与嫉妒的一致性关系尚不明确；开放性维度、顺同性维度和严谨性维度与嫉妒关系并不密切。在大5人格量表中所包含的30种人格因素中，焦虑、自我意识、正性情绪和信任4种人格因素与嫉妒呈现一致性密切关系。结果表明：在5种人格维度中，神经质人格维度在嫉妒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主要影响作用；在30种人格因素中，焦虑、自我意识、正性情绪和信任4种人格因素是影响嫉妒心理和嫉妒行为的重要因素。

5 结语

对于嫉妒的心理学研究，国外学者认为，一方面需要开展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嫉妒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探讨，需要从行为层面、认知层面、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开展嫉妒的跨文化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嫉妒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社会情感，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都会涉及到嫉妒的问题，因此，关于嫉妒对于人们身心健康、动机系统的影响，乃至于如何克服嫉妒的负面影响，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6 参考文献

1 史占彪、张建新、李春秋,嫉妒的心理学研究进展,Chinese Journal ofPsychology,2005,13(1)。

2 王晓钧，现代嫉妒理论的分歧与契合研究，心理科学，1999，22。

3 王晓钧，7种嫉妒评估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研究，心理科学，2001，24（5）。

4 王晓钧，嫉妒与人格的关系，心理学报，2002，34（2）。

5 王晓钧，嫉妒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分析，心理科学，2000，23（3）。

6 赫尔穆特舍克，嫉妒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健词 社会心理学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消除大学生孤独感，缓解心理压力，培养其自信心，增进社会适应能力，对于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从广义上讲是指大学生和与之有关的一切人之间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从狭义上讲是指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和周围的人之间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对象仅指与交往主体具有互动并产生了某种实际联系的人，如同学、亲友、老师等，只有互动才能满足双方的心理需要，才属于通常意义的人际关系探讨的范畴。

一、 社会心理学理论与传统心理学上人际关系研究

社会心理学是一个发展历史只有不到百年的学科，关于其研究的范围莫衷一是。如果将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加以归纳整理，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为四类：一是社会互动或曰社会交互作用；二人际关系；三社会影响；四社会化。从而决定了社会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从人际交往的主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与交往对象的互动入手的。社会心理学就其对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分析研究而言，它自然无法脱离社会科学的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绝大多数大学里，都将心理学置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不是社会科学领域。传统的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从个体本身的知、情、意、行等各方面出发来探讨此问题的。社会心理学与其相比更加关注群体和社会情境，更多的从“另一个人或另几个人施以的刺激”来看待人际关系的，或是更强调不同群体中的人际互动，是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一般情况下它反而忽略了社会背景中的个人社会心理学视人的行为为社会行为，即一切行为都是针对他人的，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社会认知作出判断，进而调整相应的后续行为以适应所处的特定情境。可见，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社会心理学更强调互动和情境的因素，而互动与情境更加适合人际交往的外在形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人际关系的改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社会心理学理论中人际关系改善的理论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际沟通和互动、人际吸引、群体动力等理论对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在人际沟通及社会学习理论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沟通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过程，是人际交往的最初形式，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基础，没有沟通则无人际关系的开始，亦无人际关系的改善。沟通能力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沟通能力的提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前提。

可以多种形式开设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技能的课程，通过大学生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必修课等传递给大学新生，改变其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结构，影响其社会态度，最终达到改善其人际关系的目的。

研究表明，社会交往个人对人际关系的认知、期望以及人的移情能力等，对于人际关系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传统心理学一直比较关注。社会心理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改善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技术，这些技术都是试图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或社交能力，并通过这种途径使人们的人际关系状况得到改善。

改善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技术有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的方法，可以同时改善人们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和社交技能。这类方法主要有敏感性训练和角色扮演等。第二类方法主要有意识训练法，移情练习和社交能力训练等，这类方法的通常作用，是专门改善人们某一方面的能力或技能。相对于后一种方法而言，综合性的方法是社会心理学的关注重点。在这种方法中，敏感性训练和角色扮演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敏感性训练是一种从团体心理疗法发展起来的团体训练技术，即对正常人在群体中的人际技能及其有效性获得反馈的方法，它有各种形式，开展最普遍的是训练团体或称T-小组。角色扮演通过一种直接摆脱既定角色关系束缚或设定某种特别的角色要求的个体训练技术，使参与者体会到不同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从而达到改善人际交往能力的目的。它通过让别人充当或扮演某种角色，站在一个新的立场去体验、了解和领会别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自己反应的适当性，由此来增加扮演者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并改变其过去的行为方式，使之更适合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获得新的社交技能。

（二）社会心理学从情境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客观因素。

影响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的原因既有学生个人自身的原因，被称为主观因素，也有学生自身难以选择和避免的原因，称为客观因素。社会心理学认为影响人际关系的客观因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人际交往的频率。2.态度相似性。3.时空接近性。

依据上述理论，大学生人际关系改善可采取一些能够增近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时空性，提高交往的频率的活动，大学生亦可通过各种活动，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兴趣，从而能与周围的人有更多的相似性，最终达到改善人际关系的目的。体育课为大学生发展人际交往提供了必要场所，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进行交流与交往；而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文化氛围及各项活动，它对大学生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认知、行为方式等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使学生逐步掌握人际关系的技巧，逐步发展人际网络。

（三）在群体动力研究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情境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知觉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在相关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中，团体心理辅导在降低人际交往焦虑，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方面，影响效果明显较好。团体辅导效果较好的原因在于参与的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会按照辅导者的要求，或遵循其它参与者的行为，积极沟通和互动，改善了沟通技巧，在活动中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时空性、增加了人际交往的频率，促进了活动参与者的相互交往，增加了接触、交往和互动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2005年9月第11次印刷，第6页。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2005年9月第11次印刷，第274页。

人际关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健词 社会心理学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消除大学生孤独感，缓解心理压力，培养其自信心，增进社会适应能力，对于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从广义上讲是指大学生和与之有关的一切人之间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从狭义上讲是指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和周围的人之间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对象仅指与交往主体具有互动并产生了某种实际联系的人，如同学、亲友、老师等，只有互动才能满足双方的心理需要，才属于通常意义的人际关系探讨的范畴。

一、 社会心理学理论与传统心理学上人际关系研究

社会心理学是一个发展历史只有不到百年的学科，关于其研究的范围莫衷一是。如果将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加以归纳整理，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为四类：一是社会互动或曰社会交互作用；二人际关系；三社会影响；四社会化。从而决定了社会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从人际交往的主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与交往对象的互动入手的。社会心理学就其对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分析研究而言，它自然无法脱离社会科学的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绝大多数大学里，都将心理学置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不是社会科学领域。传统的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从个体本身的知、情、意、行等各方面出发来探讨此问题的。社会心理学与其相比更加关注群体和社会情境，更多的从“另一个人或另几个人施以的刺激”来看待人际关系的，或是更强调不同群体中的人际互动，是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一般情况下它反而忽略了社会背景中的个人社会心理学视人的行为为社会行为，即一切行为都是针对他人的，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社会认知作出判断，进而调整相应的后续行为以适应所处的特定情境。可见，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社会心理学更强调互动和情境的因素，而互动与情境更加适合人际交往的外在形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人际关系的改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社会心理学理论中人际关系改善的理论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际沟通和互动、人际吸引、群体动力等理论对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在人际沟通及社会学习理论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沟通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过程，是人际交往的最初形式，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基础，没有沟通则无人际关系的开始，亦无人际关系的改善。沟通能力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沟通能力的提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前提。

可以多种形式开设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技能的课程，通过大学生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必修课等传递给大学新生，改变其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结构，影响其社会态度，最终达到改善其人际关系的目的。

研究表明，社会交往个人对人际关系的认知、期望以及人的移情能力等，对于人际关系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传统心理学一直比较关注。社会心理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改善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技术，这些技术都是试图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或社交能力，并通过这种途径使人们的人际关系状况得到改善。

改善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技术有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的方法，可以同时改善人们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和社交技能。这类方法主要有敏感性训练和角色扮演等。第二类方法主要有意识训练法，移情练习和社交能力训练等，这类方法的通常作用，是专门改善人们某一方面的能力或技能。相对于后一种方法而言，综合性的方法是社会心理学的关注重点。在这种方法中，敏感性训练和角色扮演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敏感性训练是一种从团体心理疗法发展起来的团体训练技术，即对正常人在群体中的人际技能及其有效性获得反馈的方法，它有各种形式，开展最普遍的是训练团体或称t-小组。角色扮演通过一种直接摆脱既定角色关系束缚或设定某种特别的角色要求的个体训练技术，使参与者体会到不同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从而达到改善人际交往能力的目的。它通过让别人充当或扮演某种角色，站在一个新的立场去体验、了解和领会别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自己反应的适当性，由此来增加扮演者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并改变其过去的行为方式，使之更适合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获得新的社交技能。

（二）社会心理学从情境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客观因素。

影响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的原因既有学生个人自身的原因，被称为主观因素，也有学生自身难以选择和避免的原因,称为客观因素。社会心理学认为影响人际关系的客观因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人际交往的频率。2.态度相似性。3.时空接近性。

依据上述理论，大学生人际关系改善可采取一些能够增近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时空性，提高交往的频率的活动，大学生亦可通过各种活动，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兴趣，从而能与周围的人有更多的相似性，最终达到改善人际关系的目的。体育课为大学生发展人际交往提供了必要场所，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进行交流与交往；而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文化氛围及各项活动，它对大学生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认知、行为方式等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使学生逐步掌握人际关系的技巧，逐步发展人际网络。

（三）在群体动力研究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情境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知觉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在相关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中，团体心理辅导在降低人际交往焦虑，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方面，影响效果明显较好。团体辅导效果较好的原因在于参与的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会按照辅导者的要求，或遵循其它参与者的行为，积极沟通和互动，改善了沟通技巧，在活动中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时空性、增加了人际交往的频率，促进了活动参与者的相互交往，增加了接触、交往和互动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2005年9月第11次印刷，第6页。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2005年9月第11次印刷，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