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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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题】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关键词】/竞争理论/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世界市场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国际竞争问题，并提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具体策略。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
竞争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部分，而是贯穿并服从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其经济理论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讨论与分析了竞争问题，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竞争理论。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的本质是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他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看作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畴的观点，第一个把竞争当作历史范畴加以考察，揭示了隐藏在竞争背后的经济关系本质。马克思认为，竞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交换双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和要求，要实现这种利益就必然产生竞争。他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关系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51），“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52）。因此，竞争是一个历史范畴，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
2.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竞争双方的胜败。马克思考察了在竞争中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的影响，并且把这一变化过程看作是规律性的、长期的必然趋势，从而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竞争的动态性质。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201）。这个相同的市场价值是由在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受劳动生产力高低的影响。“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53）。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把竞争与其他相关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竞争的性质和功能，从而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参数。其中，总是有少数资本家率先进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于是，其他资本家也不甘落后，竞起摹仿，使这种创新的收益得到扩散，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于对新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又会导致新一轮的创新，而后又是创新的扩散，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消失了，但相对剩余价值却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就使竞争过程表现为一个周期性的动态过程。
恩格斯曾从一般意义上把竞争使供求变化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概括为竞争规律。他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61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竞争的作用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即通过竞争导致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形成商品市场上供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一个生产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使社会劳动重新趋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分配。通过竞争调节供与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竞争的作用，使供与求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3.资本主义的三种基本竞争形式。马克思认为，竞争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而价值规律的要求包括三个层次，竞争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种：
（1）生产领域的竞争。在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各个资本家的个别劳动时间量不一样的，为了解决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同一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形成商品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上，单个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竞争，其目的在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降低社会价值，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2）流通领域的竞争。在流通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其内在价值量进行交换。但在不同的供求状况下，价格和价值在每个个别场合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能解决，商品价格才能以它的价值为基础，商品价值才能转换为生产价格，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能实现。
（3）分配领域的竞争。占有和瓜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但资本家内部如何瓜分剩余价值是通过竞争规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的。就资本的性质和目的而言，任何单个资本在客观上都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种内在客观要求是通过内部之间的竞争使利润趋向平均化来实现的。由于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利润率，通过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为特征的激烈竞争，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可见，利润平均化过程也就是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资本家激烈竞争的过程。
4.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市场供求矛盾，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687），这“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686），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831）。这一过程不断进行，最后由于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31-83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而资本主义积累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世界市场商品的供求变化并引起商品国际价格的波动，促使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商品超越国家的地域范围进入世界市场时，其价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不同国家由于其经济技术水平、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不同，商品的国别价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614）但是，决定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的情况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就是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平均单位是通过竞争来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过这个计量单位，可以将每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还原为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614）它构成商品的国际价值。商品国际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货币表现就是国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根据商品的国际价值来进行，这是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交换时，国际市场价格都是和国际价值相一致的。因为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变化不定的，这种价格上的不一致，通过竞争，反过来又会影响世界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使它们逐渐趋于平衡，从而使国际价格接近国际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也是通过竞争来强制实现的。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的意义及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以资本主义竞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竞争的本质、形式和结果；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竞争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对竞争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两者的高度统一。因此，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础。
1.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竞争的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并力图把其产品向国外推销，世界市场即开始萌芽。到了17世纪中叶，商业和航运的快速发展，使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瓜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的斗争渐趋激烈。而1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则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大工业得以尽快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趋势，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强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可以说，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国际市场竞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基础，反过来，国际竞争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深度上讲，正是国际竞争的激烈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从广度上讲，国际竞争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把每一个国家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国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而只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我，依靠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马克思指出，只有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9）。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在企业层次上，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科技进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绩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在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发设计出具有创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价格的产品；并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其次，在国家层次上，建设与竞争相关的基础设施，培育企业生存、应变和发展的环境；积极促进市场开放和高新技术引入，使企业始终感到外在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提高生产率，最终缩短与世界最具创新和竞争能力企业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强国家新优势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规划政策；由政府出面对国内各个部门和组织的竞争力进行系统整合，即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目标，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以网络与数据库为手段，把权力、资金和知识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2.从竞争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仍然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又是经济利益关系，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2），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各个国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都不会囿于国家边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他们在国内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比较优势原则的本质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建立产业和配置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用本国花费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到本国需要劳动较多或即使花费较多劳动也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这样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以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使不变资本更加便宜，从而节约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成本费用，提高了剩余利益。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国也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仍然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有一定积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国必须集中资源继续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并向具有较好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3.根据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竞争中，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总是要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的内冲动和经常的趋势”。（355）“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354-355）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在国际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因此，中国应对国际竞争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培养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和各类学科领头人。我国在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人才激励不完善，管理和专业人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高效率与高收入相关性差，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为此，应当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疏通人才流动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费现象。同时，启动吸引专业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国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学术带头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应，实现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环，达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第2篇
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类型，都深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念，这种内在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不仅仅单纯地为经济类型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辩护，又为经济类型的运行提供了诸多社会伦理人文背景资源。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和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纯的无限制的获利，它更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经济。这个意思是说，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它的原动力———高度的获利冲动，但是同时这一原动力，又必须被伦理规范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由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识，不仅仅要立足于经济领域，还要注意到它其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想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其中包含着一个艰辛的历史任务，即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及其伦理价值精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前的伦理观念被冲破，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的伦理观念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突出了伦理道德与传统、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影响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复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韦伯通过比较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新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伦理精神阻碍了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儒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1］但他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的适应现世，“今生的健康长寿、富裕和显贵以及身后的好名声是儒教对于道德唯一渴望的回报”。［2］他认为充满迷信的非理性主义道教，以及作为一种戒规教化手段的佛教，更加阻碍了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虽然很透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也存有一定的缺陷。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分析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中国几乎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不到伦理重建的可能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需要有功利主义的获利冲动，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法制经济，有着丰富的伦理资源来约束控制获利冲动的无限扩张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曾经出现过“道德失范”的现象，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比较薄弱而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却不能因为曾经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就认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没有伦理重建的可能性。不可否认，我国传统的宗教形式中缺乏能够促进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素，但是，绝对不能否认中国现存的文化资源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意义。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都离不开本土的文化资源作基础。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整合市场经济的丰富伦理资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它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不仅缺乏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精神，还存有“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所以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存在获利冲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获利冲动逐渐的强劲，但是我国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却没有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导致伦理和法律的约束不足以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中无限追求利益的行为。所以，如何构建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相配套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以便能让获利冲动和伦理规范约束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张力，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不是缺少伦理重建需要的丰富文化资源，而是面临如何在丰厚而又繁杂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我国传统的重家、惜时、勤俭等生活观念和道德使命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节制、勤俭、惜时等工作伦理观念，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家族企业又在东亚特别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体系和伦理观念，需要在借鉴世界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建立以共同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以便为伦理重建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转化路径。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是“天职观”，新教教徒们的职业观势必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因为新教教徒认为一个人该为他应尽的义务负责，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基础”。“天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以，对职业观念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职业伦理建设的基点，也可以作为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建设与伦理精神的起点。世界历史文明中存在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约束在一个适当的伦理范围之内的文化遗产，比如:竞争、平等的观念和敬业的工作态度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伦理重建，离不开这些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所以，解读马克斯•韦伯思想，解读他对新教伦理能够催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论述，对我们在现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对当前的伦理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培育具有现代伦理精神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发现的理性精神，需要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承担者，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这种主体就是新型的企业经营者和工人劳动者。新型的企业家和工人劳动者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型人格特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研究中，劳动是人们能够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天职”，理性的组织劳动也是近代西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天职”，于是就出现了符合近性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人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活动的主体深刻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句，即“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及其人格气质、伦理精神等。具有新型精神气质的经济活动主体在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建立中，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劳动天职、忠于职守、节俭自制、守法守信、注重效率、刻苦勤奋、积极上进等精神气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又该怎样去做呢?社会要求企业家们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取得久远的成功。卡尔•马克斯曾经把人的发展分成为三大阶段: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其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人。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要把培养企业经营者的优良道德品质作为重点。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性抽象地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单纯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具有矛盾性的，是不存在的。马克斯•韦伯创造性地通过伦理品质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起来，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马克斯•韦伯宗教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培养企业经营者优良的“伦理品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伦理文化精神基础。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精神参与其中，即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克制节俭等。
三、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
第3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