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当时的苏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是配合俄国新政权实现确保远东边界安全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使苏俄有了影响中国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地。当时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苏俄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军阀吴佩孚的身上，但吴佩孚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军阀，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转变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改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为首的新、新军阀开始了权利的争夺，特别是左派领袖廖仲凯被谋杀，使权力的争夺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状况相一致，瞿秋白这个时期的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贵，但也是有缺陷的，没有想到反革命势力的顽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做好心理准备。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奠基作用。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如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形式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有正确认识的。从理论上我们党内并不只是一人取得正确的认识，但认识最早最深刻。尽管这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革命前途、武装斗争重要性、土地革命重要性、农民问题重要性等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现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双重诉求的推动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交织，体现出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扎实推进。
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必须首先要还原他们对文化概念使用的语境。黄力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察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使用了狭义文化概念，分别指知识和精神生产的产品；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资本论》中的“文化初期”、《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里的文化是从一定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上来界定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1]27王仲士则认为马克思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广义文化概念，指的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以人化为基础的，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实质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因素。”[2]另外，学界还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主要框架进行了勾勒。黄力之等以《巴黎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主要文本依据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认为《巴黎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阐述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共产主义；[1]46《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59何萍则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的文化哲学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达的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晚年《民族学笔记》及有关书信，表达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想；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文化观的思想。[3]
2、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是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核心就是如何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学界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遗产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具有迫切性。第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有利于合作社的建设。第三，通过文化建设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4]还有学者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研究。如李爱华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的思想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对当前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
3、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对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学者们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明确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洞悉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清晰地阐发了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突出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6]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大家也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不断拓展。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和马克思从哲学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7]97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它在对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衣俊卿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定位为一种深层的文化革命和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一书中，他从宏观上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即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格结构批判、现代国家批判。[8]73在另一本专著《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中，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对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新马克思主义、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述评。[9]陈胜云则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两个转向，即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微观政治学研究。[10]王雨辰在分析这种转向的特点后进一步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转向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11]
2、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理论的微观个案研究。理论的生命力必须借助思想的主体得以延续和发展。正是思想家们各具特色和风格的理论表述，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微观研究方面，学界除了对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以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文化解析和思想重构之外，吉登斯、拉克劳、墨菲、德里达等位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开始走入学界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不断涌现。通过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和重要流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的跟踪研究，学界已经超越了用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框架去剪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而开始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状态去挖掘它的理论本性和价值取向，并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这种对话研究的开展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沟通和对话，扩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向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异常活跃。
1、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前提，其潜含着两层逻辑：一是文化之间有没有评价先进和落后的标准；二是如果存在这种标准，那么它是什么？在关于先进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它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但是对于这个评价标准是什么，则有不同观点。李毅认为，应以文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判断文化是否先进。[12]刘建军提出了五条标准，即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否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否体现了文化自身价值，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3]沈壮海认为，可以把文化性先进性的评价标准概括历史尺度、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14]
2、文化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文化能否像经济一样，形成文化全球化，还存在很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普遍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共通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文化的本质具有普遍性，并且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绝对优势，使得资本主义文化具备了一统天下的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象征和通俗文化在全球传播。如韦幼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是一个总的历史进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15]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多元化（特殊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文化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具有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功能，因此文化在价值上没有优劣之分，多元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如汤一介认为，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16]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唯物史观视角、社会学视角、社会主义学视角、比较政党研究视角、哲学价值论等多重视角。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讨论的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开始进入学界关注的视域，并迅速地跃迁为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李德顺认为，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平或平等。[17]李忠杰提出，要把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研究。[18]吴向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由新集体主义、人民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实践理性主义所构成的完整价值体系。[19]侯惠勤认为，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事实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0]
（四）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学理上的持续探索。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既包括文化，又需要从文化的角度予以阐释。这就使得从学理上完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建构成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是否可能？哲学就是追求对事物第一因的认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可能性的追问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的必要理论前提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普遍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明确的关于文化的表述，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化理论。如郁建兴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主要地看作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得以确立的基石。马克思逝世之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体性等概念为基础的批判，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据此，作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可能的。[21]黄力之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确没有一种历史观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只有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哲学解读，这种解读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基础上得以重构是有可能的。[1]255
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可能？郁建兴认为，发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不能满足于只是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21]黄力之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进行整合的路径应该是：用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来揭示文化的人化本质，并从人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来确立文化的价值引导意义；用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思想来解答文化演进和嬗变的根本原因，再用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能动性的思想来揭示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1]252张华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模式可以遵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他认为从理论的抽象走向实践的具体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22]
3、何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张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推进过程，表现为基本范畴的逐步展开。这就是：文化存在———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包括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文化的特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22]赵剑英则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入手，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他认为，文化生产力既是一种硬实力，又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创新力；对当代文化这一特质的崭新认识，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23]徐敦凯从哲学的视角尝试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体系建构，认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三方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化本质观、建立在文明主体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主体观以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文化政策。[24]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指引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相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研究还略显薄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源和流的关系。只有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内涵、框架和理论旨趣才能够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并不是直接地存在于那里的非历史性的存在，而是深藏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只有认真阅读、悉心梳理他们的经典著作，才能从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展开。然而目前这一研究还不容乐观，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文本研究和思想梳理还较缺乏。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理论，相反他们甚至反对过多地研究文化问题，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叙事模式———文化史观，批评“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25]29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们无疑开辟了文化问题研究的新视域。只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生态的文化理论进行批判性理论解读，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确立规范性的基础。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关系 再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实际这一概念中除了包括中国国情外，还涵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受到中国国情影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沉淀的特殊文化，是中国的国家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为全球性扩张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从现代化所造成的异化中将人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止于理论，同时可以造成革命运动，这种特性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无疑是相符的，与中国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在明朝中后期以前我国无论思想还是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多实用的思维方式和先进文化元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宝贵资源。如中华民族提倡的传统美德有利于诠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等可填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新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根本政治学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化政治主张，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对政治的愿景和趋向，历代统治者都打着为民的旗号，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论才得以快速中国化。第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齐全，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这一根基才能得到中国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载体推陈出新，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出国门。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相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贱平等”、“天下为公”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平等”、“共产主义”等理念不谋而合，是其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批判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论述，是其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保证。
2 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融合的建议
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国富民强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密切相关性，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好融合，更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10 ―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P43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必然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
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说存在相异之处是不可否认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并不是说没有相通的地方，如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国家本位与爱国主义思想、中庸思想与防左反右思想、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天下一气”思想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等等的相通。中国还有一些文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韩非子・喻老》中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与量变质变原理相通，《淮南子・难一》中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通等等。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正是因为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之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中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心理基础；也因为两者相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顺利地、迅速地传播开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符合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 ，失去理论的生命力 ，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2〕（P117）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中国人民接受新文化和改造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波普尔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理论”，就不理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只能照搬和照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导致全盘西化，这样只会走上拿来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扬弃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精髓，在中西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选择、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韵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获得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主要有两条道路：其一，在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的精髓，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继续走民族特色的原创性文化道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其二，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吸收其对传统文化有益的成分，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道路，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转变。第一，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挖掘出现代化的内容，更不可能也不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如果继续走这种小农经济的本土文化，中国必定走不出封建时代和走向社会主义时代，更不要谈实现共产主义了。虽然本土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实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平衡状态适应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求，给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带来滞后，所以必须吸收合理的外来文化来打破这种平衡和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可以借鉴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所用，取长补短，化为自身的现代化转变。因此，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两面性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华子孙，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对于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我们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习惯、风俗以及理论观点等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中扎根和成长。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制度的“刽子手”，因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势必会给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带来障碍，如果不坚持批判的态度，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原有的味道”，也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文化的专制主义滞后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使得党和人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等。这就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即“实事求是”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辞海》解释为：“实事求是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并且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第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儒家文化中的“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需要每人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状态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吐故纳新”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吐故纳新出于先秦庄周的《庄子・刻意》：“吹呼吸，吐故纳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与中国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国情相结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与和谐的经济，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是有悠久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如果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渊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独特性文化的存在，使世界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通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追求和谐社会境界的内容，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吸收。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张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05）.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文化
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来看, 传统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势力最大 、影响最深广的理论学说, 同时也是两种最切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文化学说。因此,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流文化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也就是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采取所倡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剔除或改造其中的消极层面,发掘并弘扬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另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表述和理论建构上,也要努力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化形式。同时,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何在呢?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者回顾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传入的各种西学中所以能独领,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于它满足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不会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恰恰是为中国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二者结合具有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则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
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论证“结合”的可能性,指出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不仅有着悠远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传统,而且在自然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对人类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结合”的基础。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正确方向,这种结合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和进一步发展,又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时代提升,有人说“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是很有见地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途径
有论者认为,有必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其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其联系在于: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的论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主要缺点即缺乏形式逻辑的弱点、经学方法的弊病、忽视个性的缺陷在过去几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非常深入的批判和非常彻底的克服,这些缺点在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仍可能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过,多数论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的前景抱乐观态度,认为作为人类哲学智慧之最高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具有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且不断地从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发展中获得推动力量,它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不可限量的伟大贡献。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创新,这就是既要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又要结合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进行民族文化的创新。
首先,要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面向实践的科学理论,它具有着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出现星星之火的最初时态，一直发展成以后的燎原之势。伴随着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依旧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历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必然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的重合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
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儒家思想是农业社会的意识代表，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生长，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能与社会的现代性相协调，所以儒家思想也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寻求一种新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以及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在中国明代，主流文化就已经隐约出现了变革趋势和转型的倾向，在经学与理学、实学与虚学、心学与理学等中国哲学文献记载中，都显示出儒学在为摆脱当时的思想困境，得到蜕变革新而做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它促进了中西文化和思想的碰撞，新观念和旧观念进行杂糅，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得到了重新洗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后来居上者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
（二）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人也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中引入了天赋人权论、进化论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通过组织政党、发动革命等方式来抵外安民，但历史的实践经历告诉我们，这些思想和举措同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一样软弱，一样不堪一击。正是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时机，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人顺势所接受，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受中国国情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条文的完全挪用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通过一定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革命现状有效地结合起来，避免出现全盘俄化和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正确的道路上。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最终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制定。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在本质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的代表。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意义就不同，依据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代表的阶级属性就不一样，顺应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也就会有差异。第一，在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宗教神学世界观都持有反对态度，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无神论大师和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都有据可查，而且无神论也是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无神论的特征，反对来世观念，以现实社会以及现世人生为理论主张。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上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拒斥玄虚之学、重视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辩证思维方式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汉译本的佛经和古代著作《易经》都表达了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比欧洲文化还要深刻。第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观上存在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的生活状况和直接物质利益是影响人的道德和国家政治活动甚至治乱兴衰的直接原因，形势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受圣人意志的精神方面因素影响。第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上有相同点。两者都认为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存在合理性，同时都认为要完善人性就需要通过人的社会属性来实现对自然属性的规范，而且重视群体利益的重要位置。第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关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两者都拒绝，认为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完美融合是达到理想境界的必然途径，所谓的人间天堂是需要人经过长期努力才可能实现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二者重合的天然文化土壤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存在相同点，但国家的变革将给国家的文明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中国为什么能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热情、满怀信心地选择和接受？但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完美的。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原因是因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所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想。所以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讲，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是正确的，是必然的，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
五、结语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结合；途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及推动性作用，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具有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思辨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延展的意识之源，也是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因子。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教学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两者融合的最显著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平思想根植于传统意识形态范畴之内，而中国维稳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这一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继承，也是在对中华民族沉重苦难基础上的重大总结，是在此基础上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和发展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和平世界，这与我国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应以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和历史性任务，其不是单一的文化建设，涉及政治、教育、文化及艺术等更领域内容，需要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 黎康.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条件――基于主体视角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04）：234-240.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8篇
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一、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正是为了争取这一权，20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有关。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基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不能纯粹源自于西方，但又要求具有西方形式；不能直接源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却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与西方学者总是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现代性本身的拓展和完善却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已经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时，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现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在政治制度与精神文明方面反倒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障碍，因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其消极颓废的精神文明状况，创建新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体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体将通过反叛和革命促成这一转折。而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西方化”的终结、以及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当黑格尔等哲学家把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并看成是历史的完成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历史尚未开始，因为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向包括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开放的，现代性也要历史地表达为人类性。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与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文化。也正是其面向时代的开放性与深刻的人类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接着”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往下说”的。的确，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才具有使西方历史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看起来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与思想界有理由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总体上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取得政治权利，然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接口，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并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更难以为正处于族群认同焦虑的近现代中国人所接受，但是，个人面对群体的自觉或者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又需要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的战士；群体作为共同体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包含并承担着个人的发展要求，“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而，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格，先进的政党正是这一积极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一段话，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从文化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两方面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标示着一种信仰的转型，即从有神论转变为无神论，对神的崇拜让位于人的自我肯定，从存在的形上学转变为生存的形上学。马克思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反叛方式终结了西方传统，并开创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已经事实上取代了上帝，但商品拜物教同样要让位于人自身的解放与历史性建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性一经确立，必然是自身的不断持续和完善，现代性的历程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道路是同一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确证方式。这一信仰确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遇到了受一神论深深影响着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拒斥，但却被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这一无神论或多神论精神的文化传统所接受。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都强调实践，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并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儒家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信仰方式，显然有自身民族性的限制，但20世纪恰恰也是儒家通过诉诸于某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入世哲学为依托、从而获得现代性意义的时代，由此，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入世的信仰体验方式发生了一种“视界融合”。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成就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融通共进的关系。历史已经表明，否定儒家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接气，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儒家也会失去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力进而失去时代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二者共同体认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命运，推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并积极地参与了全球现代性的重建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不懈的努力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儒家文化，不是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作为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儒家获得现代性，进而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现代性的生长机制与内涵。现代性包含着一套相应的社会思想观念，其特征是：接受现代社会已经形成的领域分化的社会系统，并形成一套组织化的和物化的理论解释系统。马克思则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及意识形态中，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与经济及政治领域是分离的，抽掉了经济关系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时，必然表现出虚假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要求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关系入手，并把道德的批判转变为社会政治批判，因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这实际上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秘密。在更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不是由道德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道德观念、政治制度，都要求还原为相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而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与发展，都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科学技术则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得到强有力的肯定。上述观念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与物化特征，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观念支撑与功能整合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性得以实现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观念基础。四、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其目的是确立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制度，包括面向现代性的民族启蒙与自觉。服务于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对现存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反叛与否定，并且形成了一套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历史性地引导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确定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与环境等各个方面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包括政治现代性的自身变革、人的全面启蒙等等，以形成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与之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并构造一整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本质地看，从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到以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种内在的理论转换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马克思所谋划的正是通过政治解放、并将政治解放扬弃于人类解放的现代化之路。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政治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需要主体将阶级意识转换或提升为社会与人类意识，需要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进行社会化建设。现代性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物质、精神与制度的现代化状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通过革命以获得现代性的身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则是更为繁重而复杂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应当说，新中国以后头三十年、特别是十年，中国一直受制于以革命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政治任务代替了经济任务与文化任务，阶级启蒙代替甚至抹煞了人的全面启蒙，致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受到严重贻误。而中国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关键就在于毅然摆脱了以革命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确立并坚持了以建设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与逐步完善。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一代中央集体提出并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时期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都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与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是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但相比之下，理论创新远远落后于实践，比如，目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叙述，包括现代性启蒙，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政治解放层面，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社会思想观念，也过多地受制于惟经济决定论，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张力与弹性。如何从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五、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与公民社会理论及机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相适应的公民社会。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牵涉到从理论到实践方方面面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成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在于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弊端，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换。不过，目前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认知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对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公民社会理论的重视还很不够。我们知道，对市民社会作为基本的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的揭示，正是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入口：“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所批评的市民社会，也特指以法兰西第三等级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burghersociety)。正是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使得作为“物质交往关系”或“经济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进而为与国家分离开来的现代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不是要抛弃现代性，而是要发展和完善现代性一样，马克思扬弃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其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市民社会的存在，而是要建构一个更合理、更人道的公民社会。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里，“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正是马克思构建的现代公民社会，也是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共同体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之所以要在现实关系上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目的就在于确立起个人、共同体以及人类社会协调统一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当然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的实践目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9篇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然性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论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说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把握，才能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本身，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准确的运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是恩格斯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和工人生活环境的深入的调查，并参照当时发表的报纸，统计资料等文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的文章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现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实地考察，得出了对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贬低的论调截然相反的结论，洞察到当时的农民阶级的巨大的革命性和改变命运的迫切要求。这一发现，也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并为以后在革命战争中依靠农民埋下了伏笔。《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更是准确运用马克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经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长期实践中，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业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必须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使社会更加和谐;要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们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任务，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所谓中国实际，是指处在一定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实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概括、总结和提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其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
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一种描绘，是古今中外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一般的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首先，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三，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对多年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第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我们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五，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第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没有和谐稳定的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认真总结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也能更好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规律，阐明了社会结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应了人类历史潮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与中国实际结合，逐步将其变成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和具体措施，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进一步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也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只有认真研究和掌握执政规律，不断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地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础、实现党执政的任务，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7
[2]黄海东.《构建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1篇
一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一，是履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责任的必然选择。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将此视为党的历史责任。
其二，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若干阶段性新特征，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城乡关系从“重城轻乡”转向“以城带乡”；分配关系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即“共享成果”；民生问题从解决温饱转向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转向完善；改革的重心从企业的改革转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人们的文化思想活动从统一性、封闭性、稳定性转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新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际正是催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肥沃而深厚的土壤。
其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权威是她理论上的权威，执政党最首要的能力是她的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能力。如果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衰败了，理论创新活动停止了，那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前苏联的解体，其的轨迹就是先亡党后亡国，先亡党的思想和理论，后亡党的组织和队伍，其原因是“四化”即“理论僵化、干部老化、作风腐化、威信弱化”。
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一，“不丢老祖宗又超越老祖宗”,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命题应包含有三层指意：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起家”的法宝，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融为一体；三是必须坚持最新理论成果。所谓最新理论成果重点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可以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观”；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能力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进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观”。其二，坚持基本原理又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既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探索新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体现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来。比如同样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创立和平发展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体系。而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最新成果”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首先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执政为民为目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肯定“最新成果”是对以往成果的丰富和发展，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最新成果”无疑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比如在发展理论方面，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又好又快、清洁安全节约发展的思想；在创新理论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四个支撑”、三种创新能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首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20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等等，这些足以表明“最新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成果。
三
要把理论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最新成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必须保持关注理论发展大局的政治理论敏锐性。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党的理论发展大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理论敏锐性。
其二，必须提高学习最新理论成果的自觉性。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全党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的中心内容，加大理论武装力度，引导广大干部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平均主义思想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3篇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4篇
近代中国经历了改良和革命，最终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思想。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过程，思想形态的历史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对于中国来说，则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至今仍带着所脱胎出来传统文化的痕迹。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
中国封建主义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曾经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勃发，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就带有封建主义的表征，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时间较长，影响深远，以孔孟儒家学说为典型代表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社会根深蒂固。特别是到了中国的近代社会，这种影响表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毛泽东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各个角度表现出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从文化形态上，封建文化寻求一种保守的、稳定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文化，如中国古代推崇的中庸之道，这与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相背离。
在西方文明和中国旧文明相撞击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思想火花和文化烈焰使封建文化不可能按照既定的旧有轨道继续前进。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打开了中国封闭几千年的国门，而且也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的文化意识，造成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与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激烈的现代文化逐渐取代已经日暮西山的古老的封建文明，在西方的炮火和各种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开始重塑中国的近代文明，制度变迁中文化主导发生了变动，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近代以来，中国从社会发展上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不代表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近代社会的传统化仍然是社会大众的主流的文化。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传统文化
在先进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下，封建专制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思潮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开始冲击中国的旧有思想意识形态，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罗网，为人们打开了眼界，不但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且为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前提。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逐次递进的思想文化变革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一样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种合乎历史逻辑的客观要求。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支撑封建社会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陈独秀、鲁迅等都撰写文章激烈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讴歌西方的自由民主。这时候主要汲取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不能解决中国复杂的实际问题。辛亥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结，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后，新的社会民主思想在中国普遍传播。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的风向标在新思想的席卷下首当其冲，其中首先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分化，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部分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征程，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
这个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以俄为师”，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战斗性。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救亡图存的工具与手段被引进，通过与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想的比较验证，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脱于各种学理思潮之上，在中国历史实践发展中生根，在与各种思潮的比较发展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的东西仍延续至今。虽然它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现实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阻力。尽管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然而道德伦理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走过的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进一步把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排除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放在文化建设的主要位置，并作为文化建设的内在基础。
社会主义不能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进一步论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倡导人民主权，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倡导人民民主、平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文化思想奠定了新中国反封建文化的基础，反映了时代和革命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和进步，铸就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灵魂。
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成为邓小平改革的思想火花，突破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封建思维模式，为中国后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思想启蒙。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通过实践看到，想用一个冲锋就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根源于社会思想的因素。历史发展是积淀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纳入历史发展的程序。邓小平也从中国建设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属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小农国家里首先奠定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基础，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再做一遍。这绝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得到完善。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里特别从执政党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角度充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胡锦涛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江泽民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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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胡锦涛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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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