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增长理论；区域；发展

一、增长极理论研究综述

（一）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F.Perroux（1955）提出。Perroux在研究经济非均衡增长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类似于“磁极”的中心，这个中心会吸收周围的资源维持自身增长，而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Perroux将这种中心抽象为“增长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发展存在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具有创新优势，又存在规模经济，会不断吸收周围的资源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此时区域差距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的优势会不断扩散到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此时区域差距不断缩小。

Boudeville（1966）将主导产业和地理空间引入增长级理论，提出主导产业所在城市即为增长极，增长极的等级由城市规模决定。Myrdal（1957）利用循环积累因果论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他认为，市场一般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即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发展较慢的地区则会不断处于劣势。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对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同时存在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Hirschman利用“联系效应”来解释产业间互动关系，并提出，政府可以利用“联系效应”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在短期内发挥较大的极化效应。J.Friedmann（1966）的中心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会通过与地区的不平等交换来维持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在中心与之间，存在过渡区域，过渡区域兼有两者特征，又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变。

总结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增长极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区域内主导产业；（2）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3）地理空间；（4）政府政策。

（二）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有所设计。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京津冀地区发展以北京市为中心，建设当中政府政策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而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过程中市场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何奕（2005）以上海地区为例，收集了上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从历史沿革、产业链、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了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徐溯，郁俊莉（2013）以深圳特区为例，利用最小二乘法，结合参数检验，分析了深圳的增长极效应。龙茂乾，孟晓晨（2014）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京津冀城镇群中北京地区的极化―扩散效应。龙茂乾和孟晓晨结合Friedmann的中心理论，选取就业规模、交通成本、行政因素等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中心―结构正在接近拐点。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区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一大批城市群的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于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存在部分问题。

（一）尚未建立成熟的区域互动机制

在我国区域发展实践过程中，增长极与周边地区如何互动、地区之间如何互动、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如何互动，尚未形成成熟的机制，这就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不能有效地扩散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如果要大范围地进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往往需要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协调，而各地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较强，主导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这又给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带来了挑战。以钢铁行业为例，众多钢铁企业所在地区以钢铁产业为主导产业，这在短期内固然可以维持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但长期内却有可能形成囚徒困境，造成生产过剩、债务危机、经济发展转型困难等问题。

（二）发展阶段难以衡量

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但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增长极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确定之后，会面临诸多问题：（1）极化效应要持续多久；（2）U散效应何时出现；（3）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靠自发进行还是靠外部干预（4）政府如何干预才能有效发挥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功能，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给政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带来了挑战。

（三）极化效应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常会有更多好的投资和就业环境，这会吸引周边地区资金、劳动力、技术向中心城市大量转移。中心城市吸收了周边的大量资源，会进一步增强极化效应。周边地区由于缺少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中心地区，这又会导致周边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流向中心城市。如此循环往复，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会进一步加剧。

（四）扩散效应尚未占据主导作用

根据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效应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并且极化效应没有减弱的迹象。以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为例，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发挥作用的渠道十分单一。虽然我国在道路设施、政策环境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资源十分有限。农村地区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农民增收大多靠进城务工，而城镇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数量极其有限。

三、增长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增长极理论，结合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未来关于区域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增长极发挥扩散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行为，而企业决策则依赖于收益和成本。增长极之所以会出现极化效应，是因为中心地区收益较高、交易成本较低，而地区由于制度不完善、设施不健全，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企业收益较低。

制度方面，要营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引导企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基础设施方面，要不断完善区域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缩小区域内的中心地区和区域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金融方面，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行业开发新产品，使企业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方面，地区要制定优惠措施，吸引中心区域的人才流出。

（二）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政策

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能快速带动本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选择主导产业时，要充分进行行业分析，实行差异化的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在确认主导产业之后，充分利用主导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集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

（三）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

中心地区与地区不会出现跳跃式的剧变，而是通过一定的中间过渡地带来传导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过渡地带既有中心地区扩散的资源，也有地区流向中心地区的资源，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发挥过渡地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

（四）及时调整^域发展政策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统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指标数据，保持对经济数据的敏感性。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时确定经济发展中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程度，根据分析结果，适当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如果区域内极化效应非常严重，极少部分地区和行业吸收了区域内较多的资源，就会出现部分行业发展过热的现象。而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过于依赖于某个中心或单一行业，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会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风险。此时就应该通过稳健的政策，适当调整区域内的产业政策，培养新兴产业，降低区域经济风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Perroux F.Anote on the Notion of Growth Pole[J].Applied Economy，1&2：307-320

[2]Boudeville.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6

[3]Myrdal，G.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M].London：Duckworth，1957

[4]Hirschman，A.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5]Friedman，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6

[6]何奕.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7]徐溯，郁俊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增长极效应研究――以深圳特区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09-114

[8]龙茂乾，孟晓晨.基于京津冀城镇通成本的北京极化―扩散效应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4）：76-81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广东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76-03

广东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腹地广阔，发展后劲强劲，综合竞争实力名列全国省市的前茅，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7792.24亿元，比上年增长7.8%，人均GDP达到63452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10330美元。[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原因，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表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已日渐制约广东经济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全省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一、增长极理论与梯度转移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早提出的。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一是产业增长极，二是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经济增长极，是指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1]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即增长极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2]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3]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

二、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分析

广东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广东省根据区位分布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划分为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四个经济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个市，东翼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四个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阳江三个市，粤北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五市。[划分依据：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广东省GDP为67792.24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GDP为57802.21亿元，占全省78.91%，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总值15448.03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1.1%，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从2014年广东各地级市人均GDP和排名来看，珠三角地区地级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见，地区间的人均生产总值亦相当悬殊，珠三角远高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水平与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

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来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东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粤北山区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财政收支这一层面上比起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则表现出财政能力弱化的现象。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珠三角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西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珠三角的14.44%，相差达到6.92倍。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广东各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时也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4]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广东珠三角地区53060.4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2：45.33：52.67。东翼三次产业比重为8.75：55.87：35.37。西翼三次产业比重为18.77：42.23：38.99。粤北山区三次产业比重为16.29：41.70：42.01。对比可以看出，珠三角产业总值Ⅲ>Ⅱ>Ⅰ，根据胡佛・费希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看出，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阶段向服务业输出阶段转变。东翼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翼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18.77%，表明农业在区域生产结构中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非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非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太高，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三、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区优势，充分发挥核心带头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核心区”。[5]珠三角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处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边区域提供劳动、资本、原料、市场而发展，区域差距随着发展而不断扩大（见表3）。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粤东西北地区财政收入、投资、消费、出口等均与珠三角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珠三角财政收入与粤东西北相差1603.64亿元，2013年扩大到3824.63亿元，珠三角财政收入比粤东西北地区有着明显优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受益于近年来对粤东西北地区投资力度的加大，粤东西北地区投资明显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资仍达到粤东西北地区的2.4倍（见表4）。

（二）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经济增长极

从2014年广东省各地级市GDP排名来看，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内部经济总量接近，中心城市龙头经济作用不明显，难以聚集辐射周边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小，说明粤东西北地区内部没有形成增长极，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产业分工水平有待提高，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进行梯度产业转移首先应该存在梯度差距，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拉力。[6]然而，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阻碍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梯度转移，造成地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争夺等负面影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制约经济发展。低梯度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高梯度地区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双向流动，一方面创造条件吸引产业向本地区转移，另一方面要利用优势，主动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7]

四、基于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建议

（一）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凸显增长极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要继续发挥珠三角增长极作用，推进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和影响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粤东西北地区要实施新的中心城区规划，拓展城区空间，提高城区辐射力，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加强各区域中心城市与省内外经济圈、经济带的联系与对接，承接先进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转移。

（二）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要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的加快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提高其竞争能力。要加强投资引导，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区域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下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逐渐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三）继续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粤东西北地区要继续做好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及承接工作，加快产业集聚，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同时，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各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正视广东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继续发挥珠三角经济中心对外扩散、展现辐射优势的同时，引导和促进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1] 高煦照.增长极理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07（6）.

[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5）.

[3] 徐忠爱.“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6（3）.

[4] 刘昭云.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与协调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2010（5）.

[5] 赵 阳，姚丽虹.基于发展极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0（6）.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极；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2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增长极这一概念是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一种新型区域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在空间的某些点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即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之后，这一理论后来分别由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等多位经济学家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增长极理论内容更加完备，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也更加真实。经济增长极作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它自身不仅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对其他经济也产生着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极化与扩散效应。这三种效应的产生，充分显示了经济增长极的重大意义。因此这一理论被很多国家运用于区域发展规划当中，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用来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成功的案例。

在西方的区域经济理论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吸收与批判继承，经历了平衡发展论、非均衡发展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论等几个阶段。在建国之初，由于受前苏联生产配置理论的影响，加上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论述的机械、教条式的理解，再加之一些历史遗留原因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而导致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片面追求地区经济自成体系，工业布点“遍地开花”。然而我国是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国家，各个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既有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地的地质资源差异，也有南方和北方的人民风俗习惯不同，还有各族人民之间文化习俗的区别。因此这种脱离现实条件，盲目追求各地工业大而全、小而全式的平均主义做法并不能有效的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导致许多老工业基地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同时也使得当时我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均比较低下。

“”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转型，平衡发展战略逐渐被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所取代。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增长极理论的运用，国家的投资布局和区域政策不再片面强调独立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而是以投资效率为目标，向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倾斜。具体做法是通过开辟沿海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的经济开放区，给予这些地区各种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仅20 多年的时间，这些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就从较为贫困的地区变成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并依靠其“扩散作用”带动了周边城市与地区的发展。并由此，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1世纪初，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很好地完成了既定目标。如今，中国的经济仍在持续快速的发展，并终于在2010年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经济增长极的出现，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增长极中心会对周围地区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扩散效应是通过建立增长极带动周边落后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从而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而回波效应则会出现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而不发达的地区越来越落后，使得非平衡状态越来越突出，甚至会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二元经济的局面。一般而言，当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积累性因果循环的关系，回波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导致增长极地区越来越发达，周边地区越来越落后，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使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

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力的持续增强的宏观背景下，一些增长极的负面效应却逐渐的暴露了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增长极地区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厚的投资利润以及需求日益扩大的市场，这些因素吸引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民间资本愈发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这就产生了“马太效应”和缪尔达尔的“倒流效应”，使得我国中西部这些经济地区的资本筹集困难，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投资收益率低更加导致资本外流，致使资本积累逐渐减少，资本日趋短缺和枯竭，任何现代化的产业都难于起步。第二，由于我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更为发达，比之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个人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这些优势吸引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劳动者和各类专业人才通过各种途径纷纷涌入，结果在增强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能力的同时，却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同时发达地区在吸引大量劳动力云集的同时，还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导致欠发达地区贸易状况恶化。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势必发生区域贸易活动，而前者资本云集，多以输出工业品、资本品为主，并从后者引入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后者只能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输出为主。而此类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低而不稳定，且缺乏需求弹性，因此竞争形势和交易条件均有利于经济发达的增长极中心地区而不利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这些由增长极的出现而引发的负面效应导致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GDP的巨大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又引发了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地区之间矛盾与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得全国经济秩序产生混乱。

当时，增长极理论的负效应已经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而如何解决这些负面效应，则成为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上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均明确指出：沿海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需要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并从“九五”时期开始，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并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中央政府充分发挥协调指导作用、统筹规划，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调整国家投资和产业布局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通过不断的加强引导和调节，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总体安排。

与此同时，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的开放城市等发达的增长极中心地区也充分发挥了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通过多种方式提供教育、资金、技术上的援助。这不仅仅是国家大局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而中西部地区也并未“等、靠、要”，而是抓住机遇，积极采取措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奋起直追，发展因地制宜的特色区域经济，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都能得到科学、有效地发挥。

虽然当前从绝对水平看，东、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与竞争力的差距仍然很大，但在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东、中、西部通过不断的实行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2008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已全面超过了东部地区。今后随着不同区域间更加紧密的相互协作，使得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国各地区之间运转的更加通畅，同时也能够更加积极地推动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使东、中、西部在相互协作基础上逐渐缩小差距，最终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指导方针，经历了从平衡发展到不平衡发展，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转变。在这一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留下了深刻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制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主编.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N].经济日报社,2000.

[2]肖玉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现状和对策[J].唯实,2004(06).

[3]李文石.长春理工大学,赵树宽,吉林大学.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4]刘斌夫.策划重庆,策划四川――构筑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86-189.

[5]鲁成军.突破内陆瓶颈 实现强势崛起――关于开放背景下重庆“发展”模式的探索，2009中国重庆青年人才论坛获奖论文集[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52-65.

[6]张军扩,侯永志.中国区域政策与区域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7]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03.

[8]杨家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探索[M].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 网络创新 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a）-0215-02

熊彼特（Schumpeter，1942）首次提出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控制和调整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资料，从而实现最有效率的生产，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然而，他人的模仿和使用企业家投入大量成本研发出来的产品，轻松分享企业的经济利益，会打击和削弱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和信心。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显得特别重要。知识产权制度赋予创新和研发成功的企业对产品的专有处置权，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权力和优势，最终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获取足额经济租金。市场活力反过来继续刺激研究开发活动。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是经济长期增长与静态配置之间的矛盾，第二是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依赖短期垄断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知识产权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即为企业提供短期垄断地位。短期垄断的经济利益赢取了企业对创新和新技术的投资；而伴随着新技术普及应用和时间的推移，企业家继续投资更加新和先进的技术并形成新的垄断并获利，社会经济在此过程中也不断向前发展。伊利奇・考夫、王黎萤等、彭福扬等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和保护作用在技术创新中地位重要，但是要适度；过度和不足的知识产权保护均会阻碍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过度会造成市场中知识产权相关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受挫，创新的速度减缓，创新的成本增加；保护不足则会造成企业创新利益降低，技术创新的热情降低。因此，知识产权战略制度和产品技术创新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学者倾向于认为创新主要包含五种形式。首先，创新指引进新的或经过改进的产品。其次， 创新指采用新技术。然后，指引入新组织结构。再次，创新指发现新市场。最后，创新也包括适用（Balzat，2002）。以上五种创新形式，都具有使生产力增长的潜力，并由此提高企业竞争力。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入，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而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依赖于广泛相关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的创新过程（Fischer，2001）。安德森和卡尔森（Andersson和Karlsson，2002）从创新参与者相互作用的角度界定创新，即创新是公司和相关利益者相互合作和作用的表现，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生产者、承包商、顾问、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等。

技术创新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是优化技术创新环境制度、激励创新和增加知识存量。彭福扬等（2012）利用2000―2009年我国内地28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金永红和吴江涛关于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战略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和创造性竞争的基础，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华鹰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较资本和劳动而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可以明显地促进经济增长。冷民等研究认为，国家在制定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战略时要结合本国企业发展情况和发展需求，适应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际。赵彦云和刘思明运用我国198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用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实证检验技术创新（不同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1997年前发明专利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而1998―2008年间发明专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大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即证明在现阶段我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原创型创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和竞争水平，也可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地位越显重要。创新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的快慢息息相关。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实证层面检验了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巴丁杰和汤德尔（Badinger和Tondl，2002）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对欧盟区域增长的来源进行了研究，验证了创新水平决定区域经济增长。

为了在区域内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存在的制度应该在两方面体现它的作用，即：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同时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区域内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内的各行为主体，不断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彼此建立起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能够促进创新的和相对较稳定的关系，称为区域创新网络。在创新网络中，创新活动是一种群体活动、分散决策的过程，新技术、新需求或新想法产生于某一节点后，就会顺着网络的连线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反馈、交互循环、反复流动（ 赵慕兰等，1997） 。企业作为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参与者，根据不同技术和信息整合和配置资源，并通过所处的创新网络进行扩散和外溢。在这个过程里，各个相关主体协调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创新。

区域的创新网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界定区域创新网络时，首先是指区域内正式的合作网络。这些正式的合作网络主要是指区域内产业链条上下游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包括企业的产品服务设计、技术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等）中行为主体与利益相关的主体之间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网络。例如，企业和高校（或科研院所）在技术开发与合作、知识扩散、产品设计等活动中形成的研发网络，企业之间合资、分包、战略联盟过程中形成的合作交易网络，公共事业单位、中介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形成的培训教育网络等。这些网络的共同特点是知识在其中的传递与扩散主要通过编码来实现，而且网络本身也可以通过有形的客观存在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在区域创新网络中，还存在非正式（ 或非契约） 关系，即地方行橹魈逑嗷プ饔猛络，主要包括企业家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与高校或研究院所人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等非市场交易活动中建立的公共关系网络或个人间人际关系网络，企业中管理者、员工、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工人等内部各个层级之间的交流网络，区域内自身所固有的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些网络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非正式的交流与接触中、频繁交易或合作过程中彼此信任，相对比较稳定。在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中，知识的扩散与传递一般是依靠非正式的交流或者大量频繁的合作交易而进行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在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中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地扩散和传递（Saxenian，1994）。人力资本和知识产生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推送，知识创新速率提高，区域竞争力得以有效地保存。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区域网络创新的基本构架（如图1）。

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在产业集聚、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研究产业的空间活动过程中资金、劳动力，或者经济或产业的外部性，对知识、技术等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停留在单要素分析和点状分析，而忽视了知识、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在空间地域上投入与效率的网络复杂关系。而网络创新将区域经济内不同的行为主体和内外部环境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变网络行为主体间关键要素研究网络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不仅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结合，也对揭示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续的研究将致力于网络中行为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方式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金永红，吴江涛.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研究：以上海为例[J].软科学，2008，22（8）：60-67.

[2] 冷民.“中国制造”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宁波案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5）：28-32.

[3] 郑成思.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J].中国经贸导刊，2006（9）：32.

[4] 张平.国家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J].河南社会科学，2007，15（4）：52-55.

[5] 华鹰.我国地方区域性知识产权战略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6）：60-64.

[6] 赵彦云，刘思明.中国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1988-2008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4）：34-48.

[7] 彭福扬，彭民安，李丽纯.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4）：56-61.

[8] 伊利奇・考夫.专利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5篇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 and 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6篇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增长极 交通经济带 渝东南 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重庆市是特殊的直辖市，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的区域增长极理论和交通经济带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为发展渝东南县域经济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 增长极与交通经济带理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1．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的结合

第一，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理论之一。经济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在1950年创立，后来法国布代维尔、美国弗里德曼、瑞典缪尔达尔、美国赫希曼等经济学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增长极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聚集在一个地域经济内，具有较快发展能力的产业或企业。佩鲁最初对增长极的表述是“一些产业在增加产出或增加购买产品和服务时，能够增加另一个或几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及其购买力”；二是指产业集群。围绕主导产业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联的，在地理上又是聚集在一起的具有比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更快的产业集群。广义的增长极是指比其他经济体发展更快，并存在一定影响作用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小区域，也可以是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集群、一个企业。他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比其他同类经济体增长快；对其他经济体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引入区域经济研究，融入地理空间概念，从而产生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该理论更倾向于将“增长极”理解成一个区域中的小区域，更重视这一小区域的经济与区域内其他小区域相比具有发展更快的态势与潜质，并且对后者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党和政府的文件一直使用“县级经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首次以党政文件形式使用“县域经济”概念后，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地区内的不平衡发展，而县域经济概念本身就与发展不平衡相联系，因此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来指导和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相结合是一种探索，旨在通过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县域内的企业、产业或是一个行业，也可以是县域内的一个或几个区域、中心镇或园区。从增长极的发展看，前者看重经济主体的发展，后者则强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县域经济增长极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区域发展的角度。事实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必须首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创建一个或多个启动型城镇或园区，培育若干产业增长点，在扶持这些城镇或园区发展的同时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以互惠机制形成县域经济增长极。县域经济增长极培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县城、中心镇和园区成为经济增长极，并拉动所在区域发展，同时使本县域成为相邻区域的增长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核心是政府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征，分别强化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于城市经济，县域经济是一种“弱势经济”，往往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本稀缺，信息不畅，尤其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弥补市场的不足。在增长极发展初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中财力或给予优惠政策，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城镇或工业园区，汇聚有限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和重要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2．交通经济带理论及其在发展县域经济中的应用

交通经济带（Traffic Economic Belt，TEB）又称为交通运输沿线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作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组织系统，并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交通经济带包括三大基本构成要素：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以工业商贸业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三大构成要素相辅相成，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及关系的演变是交通经济带的基本发展规律。

交通经济带理论对于发展县域经济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其与增长极理论一起应当作为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应当把培育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增长极作为主要手段，将打造并形成渝东南交通经济带作为目标，最终带动整个渝东南地区甚至重庆的经济发展。

二 重庆市渝东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

1．渝东南交通现状

目前，渝东南（包括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有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纵贯其境，部级公路、省级公路和县乡级公路纵横相连。乌江、阿蓬江等多条内河航运和正在建设的黔江舟白机场。目前渝东南的公铁水交通现状是主干线（包括铁路、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从北部往南依次通过所在区县政府驻地，形成一条干线走廊。次干线和区县级交通线从主干线两旁向外延伸，像神经末梢一样紧紧与乡镇、村落相连，形成巨大的网状结构。

（1）公路。渝东南现有公路16576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9490公里。在高等级公路中，319国道占455公里，高速公路340公里（如下表）。所有高等级公路均呈线状连接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政府所在地。

表1 渝东南各区县319国道、高速公路里程（单位：公里）

交通类型 涪陵 武隆 彭水 黔江 酉阳 秀山 合计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 差异理论 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 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 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三、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二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三是采用锡尔系数和广义熵指数，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80年代小阿莫斯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区域收入趋同或趋异问题。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3）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注重动态分析，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不仅可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可以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 （4）对企业投资定位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着重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企业决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要素适宜度；结构型增长；非结构型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03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也开始面临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日益尖锐的各种问题。为推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秩序，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重点开发、优化开放、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主体功能区建设，并要求各地区据此“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体功能区布局”[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主体功能区理论是我国首次提出，其基础理论建设仍相对滞后，各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普遍侧重于从“空间维度”对国土资源进行静态的格局定位而忽视了对主体功能区建设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进思考。事实上，任何经济活动必然依附于特定的空间，并在空间内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任何经济活动其本身就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不能“单一”维度而存在。一般认为，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理论分析，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看，主体功能区的不断发展及其变化，又必然是主体功能区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的一种属性表现。因此，探寻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基础，必须从“空间”和“时间”两种维度同时出发，才能对其演进规律做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判断。

一、冲突与困境：传统区域经济演进理论述评

在研究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的思潮中，旨在揭示经济增长内在激励因素，并着力探讨政府行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因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成为现代区域经济演进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技术变量的外生化舍弃，新经济增长理论经典作家罗默（Romer）在其知识外部性增长模型中首次将技术进行了内生化处理，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2]。而卢卡斯（Lucas）也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3]。同样，在以经济增长内在激励因素视角揭示区域经济演进问题的研究中，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和博兰德（Borland）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者也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对地理分工与区域经济演进做出了阐释[4]。

在研究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发展理论也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推广。二战之后，殖民体系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谋求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摆脱本国落后的畸形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非结构调整为逻辑基石的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诉求。为了改变这种困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结构调整问题，经济发展理论由此兴起。如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and Rodan）的“大推进”理论[5]、纳克斯（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6]，以及赫尔希曼（Hirschman）的“联系效应”理论[7]。这些理论都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其分析视角和研究手段，对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一般认为，研究对象的范畴决定了理论之间的联系。虽然经济增长理论以产出增加为研究对象，而经济发展理论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其研究对象，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却是相同的，都是特定区域长期的经济变动或演进规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种理论却彼此割裂，互无支撑，甚至往往出现对立结论。

在理论适用性问题上，主流经济文献形成共识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阶段不同，其各自的宏观经济长期变动有着显著不同，因此增长理论适用于研究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而发展理论适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但是，这种“共识”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发达国家是否就不需要发展？如果从经济学视角来理解“发展”，发展意味着经济的帕累托改进，那么现实经济实践中发达国家不断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显然是一种“发展”。其次，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阶段不同，它们之间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有着显著不同，但为何只有演进问题需要两种理论来研究，并且各理论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在同一经济问题上所做的对立结论，极大地降低了两种理论的现实指导性。显然，以研究对象的适用性来弥合两种理论的割裂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而在理论的实践应用上，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经济发展理论，也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增长在时间维度上的非连续性。例如，在面对后起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崛起时，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在动力分析还是在发展方向上都难以做出有力的解释。而另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也是最为突出的难题，则是经济增长在空间维度上的巨大差异问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区域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将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随着新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最终会因技术趋同而收敛于相同的水平。显然，经济增长理论所做出的这种判断与现实经济的实践表现并不一致。同样，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也从没有让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相反，那些没有遵从理论指导的国家（亚洲四小龙）却开始迅速崛起。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开始走向了学科边缘[8]。

事实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这种割裂和冲突，究其本质是其各自对于经济活动两种维度的片面强调。正如本文所说，任何经济活动必然依附于特定的空间并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发展和变化。过往经济增长理论倾向于从时间维度出发，研究各种要素的累积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而经济发展理论则倾向于从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出发，重视经济活动所依附的空间特征。正是这种对经济活动本质属性的片面强调，使得两种理论都失去了对经济活动本质规律的有力解释。

二、主体功能区演进机制

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困境在于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割裂，那么如何将“时”“空”维度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呢？事实上，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空间维度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重新回归。而关于空间的认识，要素适宜度理论认为，要素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而且更因其空间流动性而成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9]。不同区域所拥有的要素禀赋不同，其发展就必须要与要素条件相一致。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确保其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宜”，那么尽管该区域短期内或许得到某种程度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该区域必然会面临未来增长的衰退与发展潜力的下降①。可以说，要素适宜度理论已经对主体功能区的空间静态格局定位做出了有力解释②。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看，区域性要素的自我加强，以及非区域性要素沉淀所形成的外生累积，也必然不断地促使着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经济秩序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与建设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这是主体功能区“时间维度”属性的必然表现，而对于主体功能区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及其机理，要素适宜度理论又能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一）要素适宜度提升的矢量分解

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其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科学、合理的匹配为前提。因此，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必然是各区域要素适宜度水平的不断提升。要素适宜度水平的提升来源于两个方面：要素配置方式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两种类型投入要素各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前者是“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后者是“效率增加型”要素适宜度提高。一般而言，“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会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带来新产品的出现；而“效率增加型”要素适宜度的提高能够导致产出的增加，但却并不涉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效率增加型”要素适宜度提高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间的技术替代率（Technical rate of substitute）是发生变化的（这取决于各种要素之间边际效率的相对比值），但是各种投入要素的技术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technical substitute）并不发生变化，生产过程中也没有新的产品出现，等产量集的外轮廓集形状不变。而在“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间的技术替代率，以及技术替代弹性均发生变化，等产量集的外轮廓集由于生产函数的改变而发生相对位移，其形状也相应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过程中，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方式必然发生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生产函数在时间维度上的间断性改变。如果在现有的要素配置中，通过细小环节的连续调整导致要素配置方式的微小变化，这种效率的提高并不是“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例如手工行业中的“熟能生巧”，虽然其生产方式的细微调整也促进了生产，但是这种变化却并不是本文所说的配置方式的结构型优化；只有当技术变革达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流水线生产完全取代了手工作业，此时的效率提高才是要素适宜度“结构优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是一个离散型的变化过程，而不具有连续型变化的特征。

（二）增长与发展的再认识：结构型增长与非结构型增长

正如上文所说，“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带来新产品的出现以及产量的增加；而“效率增加型”要素适宜度提高虽然不涉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却导致产出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长期变动划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结构转变的产出增加与不伴随经济结构转变的产出增加，前者为“结构型增长”，后者为“非结构型增长”。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结构拓扑性质的变化，另一种是经济结构非拓扑性质的变化。经济结构拓扑性质的变化是指经济系统中出现了新的产业；经济结构非拓扑性质的变化则是指经济系统中原有产业之间比重的增减变动。一般而言，在漫长的区域经济演进过程中，经济结构的拓扑性质变化和经济结构的非拓扑性质变化是密切联系的，我们无法单独用任何一种形式（无论是拓扑性质的变化还是非拓扑性质的变化）去全面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经济结构拓扑性质的变化所带来的新产品、新行业必然会导致原有经济系统的行业生产与产业比重发生变化，而这正是经济结构非拓扑性质的变化。同时，由于拓扑性质的变化与非拓扑性质变化在时间上的不同步，也可能使得前几轮的非拓扑性质变化与后几轮拓扑性质变化在空间上并存。

基于上述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划分，我们对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规律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任何经济系统的变动必然同时包含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两种形式。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它们都是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的“混合体”；当非结构型增长占主导地位时，经济系统更多地表现为“增长”，而当结构型增长占主导地位时，经济系统则通过经济结构（拓扑性质或非拓扑性质的）变化表现为“发展”。前者体现了增长与发展的共性，后者则突出了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差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它们之间都存在着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般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法来区分不同产业，并以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动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然而，这种衡量标准是不准确的。很多学者认为，当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比重将趋于稳定，经济将不存在结构调整。事实上，即便三次产业比重不变，发达国家仍在进行着拓扑性质或非拓扑性质的结构型增长。例如，在发达国家中，如果资本或劳动等要素由现有的纺织产业流向汽车产业，那么依据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动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这个国家经济结构就没有变动。但是事实上，当资本或劳动等要素在两种产业间开始进行流动时刻起，由于要素配置方式的改变，该国家就已经开始了拓扑性质和非拓扑性质的结构型变化。因此，只要经济系统中由于要素配置方式、要素的边际效率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系统内产生新的产品、新的行业，或者资源在不同产业间流动，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存在着结构型变动。同样，发展中国家也同时存在着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多以结构调整为其经济诉求，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表现为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相结合的结构型经济增长。

三、基于要素适宜度视角的空间演进博弈模型

（一）模型的前提和假设

存在两个经济体（j=1，2），每个经济体中都蕴含着无法进行空间流动的区域性要素，并且存在两种非区域性要素（i=1，2），每种非区域性要素都可以在区域间进行选择和流动。非区域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动力来源于其与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所带来的收益，如果第i种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j内的区域性要素具有更高的匹配效率，则该非区域性要素i在追求效益最大目标下向区域j流动，并最终与该区域内的区域性要素进行匹配生产。

各区域的要素需求函数为二次生产函数：

其中，qi（i=1，2）是区域i内的产品数量，z是生产单位的数量。不失一般性，？琢>0，且0？燮？啄

y=p1q1+p2q2+z（2）

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二次生产函数，我们容易得到线性反需求函数Pi=？琢-？茁qi-？啄qj。显然，反需求函数中价格区间为非负，因此当？啄≠？茁时，不同i的需求函数就由下式决定：

其中，a？琢/（？茁+？啄），b1/（？茁+？啄），？滋？啄/[（？茁-？啄）（？茁+？啄）]。 （3）式中各经济变量可以做如下解释，具体而言：参数？滋是反映各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相匹配所产生的拓扑性质结构变化的逆测量（当？滋=0时，拓扑性质的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当？滋=∞时，区域经济系统没有拓扑性质的结构变化）③；需求体系中自身价格变化效应（由b+？滋来度量）比每个交叉价格变化效应（由？滋来度量）要强。

各区域中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进行区域间流动时具有固定单位空间移动成本。移动成本由计价物？着表示。非区域性要素在各区域内的生产成本可以由下面的系列假定进行说明：

1. 当非区域性要素布局在不同的区域时，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特定常量c（c>0）。

2. 当非区域性要素布局在同一个区域的时候，它们受益于正的地方经济。这意味着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会由于地区的特殊性而绝对地减少。更严格地说，如果两种非区域性要素都布局在区域r（r=A，B），非区域性要素i的成本就由c-？渍r给定④。

（二）区域间的价格竞争

我们用逆向推导来解决子博弈—完全纳什均衡，并从博弈的第二阶段开始解决问题。依据非区域性要素是否在同一区域，我们需要考虑两种不同的子博弈。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假定市场是分割的，也就是说，每种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具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水平。

假定两种非区域性要素都布局在区域r。令pir和qir分别表示区域r中所出售的由非区域性要素i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和数量。非区域性要素i面临的问题是选择价格pir（区内价格）和pis（区外价格），从而使得利润函数最大化，利润函数的定义如下：

？仔i=[pir-（c-？渍r）][a-bpir+？滋（pjr-pir）]+[pis-（c-？渍r）-？着][a-bpis+？滋（pjs-pis）] （4）

容易判断出，这个博弈有一个唯一的纳什均衡。取一阶条件并对包含四个未知量的四个方程求解，我们用下标？酌来表示两种非区域性要素都布局在区域r上，用h和f分别来表示与当地市场或外地市场相关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均衡价格：

在（5）式基础上，我们能够得出均衡数量分别为：

容易验证：qrh=（b+？滋）[prh-c+？渍r]，qrf=（b+？滋）（prf-c+？渍r-？着）。因此，均衡数量及毛收益都是给定的正值：

将（5）式和（6）式带入（4）式，当两种非区域性要素都布局在同一个区域r时，我们可以得到两种非区域性要素的一般均衡利润，如：

现在假定非区域性要素i处于区域r，而非区域性要素j处于s（s≠r）。此时，厂商i的利润函数表示如下：

取一阶条件，并求解四个方程，我们得到如下的均衡价格⑤：

我们容易验证本地和外地市场的价格差异如下：

pis-pir=pjr-pjs=（b+？滋）？着/（2b+3？滋）

因此，当非区域性要素分散布局时，就存在着行业内贸易。均衡数量为：

容易验证出：qhs =（b+？滋）（phs -c），qfs=（b+？滋）（pfs-c-？着）。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我们能将内部解决条件表示为：

？着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定（10）式条件成立。根据前面的结论，当非区域性要素分散布局的时候，我们能推出均衡利润为：

（三）空间博弈均衡分析

1. 在第一阶段，非区域性要素1和2同时选择各自区位，进而它们之间的博弈可以用表1来表示：

2. 比较（9）式与（11）式，容易证明：当且仅当？渍r>？渍p（？着）的时候，？仔r>？仔s。其中：？渍p（？着）■-（■）+■。容易验证出？渍p（？着）是？着和？滋的递增函数。当？渍A>？渍B时，对于由任何三个量组成的（？渍A，？渍B，？着），博弈的结果将会是如下的形式之一：

（1）如果？渍A？仔A>？仔B，并且均衡是唯一的，并带有离散趋势；

（2）如果？渍B？仔B，并且它唯一的均衡是在区域A处聚集；

（3）如果？渍p（？着）？仔S，并且在区域A或区域B有两种包含聚集趋势的均衡⑥。

（四）空间博弈模型的结论推导

1. 三种形式的博弈结果说明，在非区域性要素具有正的空间流动成本？着时，各区域中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配置所产生的拓扑性质变化对区域经济变动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滋以直接效应介入？渍p（？着），因此在区域经济长期演进过程中，区域性要素的效率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相配置所产生的拓扑性质结构变化增强时（即？滋趋于变小时），结构型增长会随非区域性要素的区域内聚集而增强，这是产生区域集聚的重要原因。

2. 当非区域性要素的空间移动成本？着很低时，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相配置所产生的拓扑性质变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此时每一种非区域性要素在同一区域布局可以从拓扑性质变化中获得生产成本的降低。换句话说，对既定的非区域性要素空间移动成本而言，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拓扑性质变化所带来的收益，足以抵补生产场地竞租带来的成本增加，并使得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拓扑性质配置成为市场自身的选择。

3. 模型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克鲁格曼（Krugman）关于区域经济演进的均衡选择理论[10]。克鲁格曼在其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认为，区域经济在多部门经济条件下会存在多重稳定均衡，而现实经济对均衡的选择是不确定的，均衡的路径选择依赖于历史或者偶发事件。本文模型结论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如果在非区域性要素j进入特定区域前，非区域性要素i已经由于历史原因而在该区域布局，此时如果？渍p（？着）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主体功能区是现有区域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这种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作为生产的重要条件重新纳入理论分析，并从“时间”维度上揭示区域经济长期演进及其变动规律。基于要素适宜度矢量分析，主体功能区理论为我们研究区域经济演进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由于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必然是各区域要素适宜度水平的不断提升。要素适宜度水平的提升来源于两方面：要素配置方式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两种类型投入要素各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前者是“结构优化型”要素适宜度提高，其结果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新产业的出现，后者是“效率增加型”要素适宜度提高，其结果是产出的增长。因此，区域经济长期变动就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任何经济系统的长期变动必然同时包括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它们都是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非结构型增长占主导地位时，经济系统更多地表现为“增长”，而当结构型增长占主导地位时，经济系统则更多地表现为“发展”。前者体现了增长与发展的共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差别。

注释：

①要素不仅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经济类型要素，同时也包括自然环境、地理特征等非经济类型要素。前者通过要素在空间中的流动可以成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共同投入（该要素或被称为非区域性要素），而后者则不能进行空间流动，或者空间移动成本很高，其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约束正是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特征属性（该要素或被称为区域性要素）。

②要素适宜度（FAD）反映的是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是各区域实现其经济目标的重要前提。FAD=∑？棕FC/∑？棕FUD。FC是要素条件，是特定区域内的区域性要素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总量。FUD是要素利用度，是衡量要素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的是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进行配置所达到的效率水平。

③假设不同区域产品的价格相同，则各区域产品的需求为2（？琢-bp），它是独立于参数？滋的，因此（3）式具有令人满意的市场属性，即：当参数？滋发生变化时，各区域内的市场规模不发生变化。更具一般性，在保持需求体系中的其他结构参数？琢和b不变，就有可能通过降低（增加）生产函数Q的参数？啄来降低（增加）？滋。

④不失一般性，本文假定A区域生产成本的降低大于B区域的生产成本：？渍B？燮？渍A

⑤这里的下标字母S指的是非区域性要素布局在不同区域的情形。

⑥如果？渍A=？渍B，第二种情况就不会产生，仅会有两种均衡。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

[2]Romer Paul.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1002-1037.

[3]Lucas Robert.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783-792.

[4]Becker Alwyn.Growth without scale effe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41-63.

[5]P.N.Rosenstein-Rodan.The underdeveloped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y，1943，（9）：22-24.

[6]R.Nurkse.Problems of capital-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7]Alber 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8]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区域物流；增长极；物流中心；模型

中图分类号：F250　文献标识码：A

1.区域物流的概念

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评价该城市或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使区域物流更加合理从而降低物流成本，并促进区域物流的发展。只有在区域经济协作的基础上建立区域物流体系，才能发挥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物流服务水平作为第三利润源泉是改善投资环境，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区域物流既包含地域概念，又包含经济、文化、法律和制度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物流，也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物流、一个经济区域或一个城市的物流。从广义上来讲，区域物流指在区域间的流动着的各种形态物资，具体表现为异地登记、加工、联运、联网配送等物资在不同区域或地区之间物理移动。从狭义上来讲，区域物流仅仅是指以商品交易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区域物流活动。因此，区域物流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在于地域空间的差异性。当生产和消费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或地区独立进行时，为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区域物流活动。

区域物流中心是指以支持区域物流活动为主要功能的物流组织或场所。区域物流中心在国际物流中心、区域物流中心和城市集配中心系列体系中处于中间位置，起着区域内、区域间、城市间物流运作的衔接、集聚、控制等重要作用。

区域物流中心所处理的是整个区域中的不同类型以及不同行业的物流活动，它是一个具有综合职能与高效率的综合物流中心。由于区域中心城市对周围区域必须具有对商品的集散和辐射功能，因此该中心一般建设在区域中心城市。与此同时，该区域城市还必须具备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适应综合物流中心所需。

区域物流中心促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形成；对区域城市的经济增长起着基础作用；有利于很好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有利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吸引外资；有利于城市整体规划，以及降低物流的不利影响。

综上，区域中心城市应合理设计区域物流中心，注意根据区域以及城市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发展规划，促进区域中心城市内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以形成能提供高效服务的物流网络体系，使其既能满足区域城市经济内部活动物流需求，还能满足区域城市外部经济活动的物流要求。

2.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增长极理论

2.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如何让有限的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实现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学说。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就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选择均衡增长战略还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一般地说，均衡增长理论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支持均衡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有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和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一罗丹在其“大推进理论”中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纳克斯认为只有把数量上足够的资本投入到各种行业中去，才能打破资本形成不足导致生产率难以提高，而低生产率又导致低收入的不良循环的状态。

而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非均衡性质，认为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由落后状态向某种发达状态过渡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形式，而均衡发展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要求和所达到的结果。主要代表有赫希曼(Hirschman)的“核心区一边缘区”理论、弗农(R.vernon)的梯度推移理论和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其中“核心区－边缘区”理论是赫希曼在1958年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区域经济发达的核心部分固然会因其扩展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边缘地区的发展，起着缩小地区差别的作用，但边缘区的资本和劳动力会流向核心区。极化效应会扩大地区差别，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大于扩散效应；弗农梯度推移理论认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存在着一种经济性梯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命周期的衰退，生产力逐次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进行空间转移。也就是说，应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并掌握先进技术从而提前发展，然后再依次向较低梯度的地区推移，而最终这种推移也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为本文构建区域物流增长极模型的主要理论，将在下文中具体阐述。

2.2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其基本思想非常简明，即：“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增长极理论属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范畴。

增长极的形成，需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历史、技术经济和资源优势。从历史条件看。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人口、经济已形成了各种呈集聚状态的城市要素。在这些不同形式的集聚范围内，基础设施、人才配置、社会经济环境等，若具有了一定优势就能促进增长极的形成。从技术经济条件来看，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技术或制度方面都具有较强创新和发展能力的区域更加适合增长极的产生和发展。从资源条件方面来看，在原料、能源以及水源等资源都具有优势的区域，在城市的初始形成阶段新的增长极更有利于形成。

3.增长极物流概念阐述

合理地整合和集成物流资源已成为现代物流的目标，通过盲目发展和扩充物流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现代物流业必须进行有效分工和充分整合，进行资源的合理组织和配置，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改进服务质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协作一致的物流集团或联盟以提高区域物流的竞争力。

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物流是根据各地经济、物流发展现状以及各地资源秉赋条件这三者综合情况评估分析，最终优先选取某个物流较发达的城市作为区域物流发展增长极，成为区域物流发展的极点城市。物流资源秉赋高的极点城市的物流水平在整个区域内优先发展，辐射区域其他城市。另外，区域各城市间则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运输相连如公路、铁路、航空等，最终形成富有效率的物流网络。这样，通过优先发展极点城市物流水平使得整个区域物流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提高。在增长极物流发展过程中，极点城市也应成为区域内要素和信息的配置枢纽并成为辐射整个区域的区域物流中心以充分发挥综

合服务功能。其余各城市则应根据自身的优势条件发展符合自己产业特色的物流业，合理制订自身物流发展战略。

4.区域物流增长极模型的构建

4.1区域物流中心评价指标选取

区域物流中心评价指标可以分为经济社会发展类型指标、物流量指标和区位优势指标。本文基于区域物流中心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指标体系设置，并结合数据可获取度，现选取以下指标构建区域物流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城市物流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未来的潜力。

GDP：反映某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该值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成正比，GDP越高在区域物流增长极系统中的地位就越重要。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直接决定了与物流产业密切相关的行业(如制造业)所产生的物流需求量大小，该值越大说明该城市工业发展越迅速，从而使相应的工业物流需求也越大。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值若越大则表明城市商品运输和仓储的需求量越大且商业物流需求潜力也越大。

进出口总额：这个指标决定了国际物流需求的大小，值越大则表明对外贸易数量越多，使该城市的国际物流需求(以进出口国际集装箱运输为主体)越大。

(2)物流作业量指标。它能通过表示出城市在整个区域物流总量中承担的数量，继而表现出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物流增长极”重要程度的大小。

货运量：该值越大表明城市物流水平越高，其在“物流增长极系统”中的地位就越重要。它是指在报告期内通过各类运输工具运送到实际目的地，并且卸完的货物重量。

货运周转量：货物周转量可以反映运输联系与运输组织水平等的状况，它是货运量与货物运输距离的乘积，其值越大代表物流发展水平越高。

(3)物流区位优势指标：该指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本城市地理位置及物流基础设施的好坏，继而可以据此判断其物流供给水平的高低。

公路通车里程：这里采用公路里程作为衡量城市公路设施建设状况水平高低的指标，该值越大表明该城市公路越发达，能做出的物流供给越大，它能够衡量一个城市公路设施的发展状况。

是否有机场：由于航空货运量所占的比重在逐步的提高，所以，该城市是否有机场也应作为衡量城市“物流增长极”重要性的一个指标。

4.2域物流中心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经过10位专家意见打分并进行整理分析，对以上各层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做出判断矩阵，通过计算求解得出各层指标权重。

第一层指标权重(见表2)：

检验CI=0.0092，CR=0.0158

A=(0.2106，0.5485，0.2409)。

第二层指标权重(见表3-5)：

检验CI=0.0483，CR=0.0537

A1=(0.4396，0.1190，0.2854，0.1560)。

Amax=2，检验CI=0，CH=0

A2=(0.6667，0.3333)。

λmax=2，检验CI=0，CR=0

A3=(0.5000，0.5000)。权重A，A1，A2，A3，设置满足归一化条件，即∑Wi＝1。综上得出区域物流增长极评价体系(见表6)：

4.3区域物流增长极模型的诠释

区域物流增长极评价体系中的每个评价指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城市在区域物流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先对最次一级的因素进行单因素评价，再由远到近，逐级进行评价，得出最终评价结果。根据这些指标所计算出的综合指数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城市在区域物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城市的综合评价值越大反映出这个城市在整个区域物流系统中的地位越高，作用也越大。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

差异理论

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介；区域经济增长；增长要素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我国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支撑行业，金融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我国金融业创造更加宽松且有力的环境，进一步更好地发挥金融行业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内容。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问题，以现有理论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以实例加以佐证，以期为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阐述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论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希望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从金融中介为出发点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涉及的区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广义范围上的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例如各类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即溶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还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畴内，物质资本总量的增长额，一般而言是一个数量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个较长跨度的时间上（通常是指一年），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区域经济增长率表明了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比率概念，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

（二）^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该理论在理论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在国内外实践过程中已被多次证明，我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两种看法分别是，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性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贡献作用。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为下一步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显著，而地区间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不同是构成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细化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根据徐婷在《中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后，笔者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争的区域经济差异，在当今金融经济体制改革下，若忽视既存的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会使得金融经济改革与初始目标偏离。我国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长期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短期双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长期直接因果关系，短期不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存在明显的短期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在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区域金融中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单向存进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三、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与要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增长内涵与机理。我国区域金融机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与机理可以通过如下路径：

1、直接作用机理。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

2、间接作用机理。第一，区域经济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金融业的不断迅猛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机制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基于投入产出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资本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从而提升区域经济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状况。在此种情形下，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机构和区域经济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区域经济机构发展、技术进步、能源消耗、区域经济增长。自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逐步健全、运转顺畅，区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在技术水平可以给予保证的情况下，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科研行业，由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区域能源的消耗，通过上述一系列环节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关于区域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参考Beck的相关理论，在此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规。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必要的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保证投资的有效性。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资者对于金融环境不至于怀疑，从而加大投资金额。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规健全的金融环境下，人们往往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十分关键，区域经济的增长受到当地政府腐败程度的影响巨大。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可以使资金流动顺畅，加速外部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竞争，从而降低利益集团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的抗拒。该项要素完备可以促进区域金融中介发展，进而保证区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3、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没有具体条文和强制执行力的规范，一般是由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引导人民规范交易，减少冲突，可以减少区域经济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应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据东、中、西部的差异，可以说明我国上升为地区的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极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1、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不应当只是追求数量上的盲目扩张，而是应该追求经济上的效率c质量。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依靠区域金融中介实施“融入较低资本成本、投入较高经济收益、资产流动速度快、机构办事效率高”的运作过程。

2、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介市场化进程，提升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真正地实现市场经济才可以更好地实现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投高投资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依赖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拥有数量的多少以及获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条件难以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加大投入力度无疑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解决多年的遗留问题，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ekaert，Geert，Harvey，Campbell.R and Lundblad，Christian.Liquid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Lessons from Emerging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s 1141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5.

[2]董直庆，滕建洲.我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增长极； 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11-02

一、引言

传统区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单纯依靠企业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在满足区域发展的要求。增长极则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一组具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但能够快速发展，而且还具有扩散效应，通过扩散效应促进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作用扩散到整个区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增长极现象并不会出现所有的地方，培育增长极，促进区域的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集群通过企业集聚，细化分工和形成规模效应，提升企业经济效率，促进区域的发展。以产业集群构建区域增长极，对于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增长极理论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而后，布代维尔、缪尔达尔和家赫西曼等对该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完善。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自身发展迅速的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中，这些部门就是所谓的“增长点”或者“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邻近地区的扩散（辐射）作用，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张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发展潜力巨大、关联度大、投资效益好的产业，然后通过该产业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该理论需要强调依靠政府的力量及外来企业的牵引和外部技术的投入，有意识的培养某个产业或区域作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对周围地区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极化效应，一是扩散作用。前者表现为增长极能够吸引周围的生产要素流向增长极，比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后者指当增长极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增长极内部生产要素会向周围区域流动，带动附近区域或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增长极理论创立后，在区域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很多国家开始使用增长极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成功率很高。增长极理论不但在欠发达地区使用广泛，而且在发达国家中也能经常见到，法国8个大城市即“中型发展极”的定位、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增长区的规划及其实施等。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增长极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容易造成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推动性产业（企业）的过度发展、形成“飞地经济”或“孤岛经济”等[1]。理论和实践表明，增长极的出现与政府的大量投入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选择推进型产业时，脱离本地产业基础，与本地产业没有联系或联系不紧密，造成资源要素无法向周围地区扩散，形成与周围地区经济相割裂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2]。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的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增长级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自身优势不断积累的同时，也造成西部劣势不断凸显，形成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因此，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但不能寄希望于盲目投资于一些产业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而是应该发挥政府宏观调节的特点，通过不断的完善市场的调节机制，激发市场“无形的手”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

从作用机制上看，增长极是通过它的极化功能、扩展功能及扩散功能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3]。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接近的相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它们同处在某一特定的产业及其相关邻域中，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4]。其柔性的网络分工模式能够发挥成本节约、技术创新、交易便利、适应市场、整体品牌等优势，从而能大大提高产业集群内部的生产效率，技术效率和创新效率。产业集群作为增长极理论的前沿形态及其演化发展的方向，能够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功能，产业集群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具有高效的经济效益和很强的竞争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第一，产业集群的极化功能。产业集群在成本、创新、市场、品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提升了群内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吸引了群外区域的企业、人才、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进入。集群的发展，也对周围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吸引了区域外大量生产要素的流入。第二，产业集群的扩展功能。集群的扩展功能是指在极化功能作用下，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入导致产业集群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集群一旦形成，便具有自我增强的机制，即集群规模越大，极化作用越强，要素聚集度越高，这样又促进了集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样就可能增强地区的经济实力，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集群的扩散功能。集群扩散功能是指随着集群的不断成熟，集群内的生产要素向外流动。随着集群的发展壮大，或者由于内部协调成本提高，或者由于群内外的不断交流，集群内企业、技术、人才、信息可能流动到集群外，促进区域腹地的经济增长。

产业集群内柔性生产，能大大增强区域的自组织能力；专业化分工网络加强企业间竞争与合作，提升了产业根植性和区域发展的内生力，能够弥补传统增长极理论的不足，发挥其长处和优势。目前，产业集群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产业集群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非常明显，在广东省，大约30%的工业总产值是依靠产业集群实现的；在浙江和福建的比例更高，大约有一半的工业总产值是依靠产业集群模式实现的；其他一些产业集群集中的城市，比如无锡，东莞，经济增长速度也十分乐观。

四、以产业集群构建区域增长极

在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就应该以区域为依托，以产业集群为载体，以主导产业为支撑，来培育和发展区域增长极。虽然经济落后地区不具备发展产业集群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产业经济基础，但是可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禀赋优势，依托增长极深化企业分工，依靠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的配合，发展产业链中的“块状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具体构建产业集群时，要从基础设施、产业条件、制度环境、服务体系等几方面入手，建立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构建基础设施平台

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对工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增长极是产业的结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产业集群要发展成为增长极，基础设施是关键。尤其是综合交通设施条件，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必须条件，还是发挥增长极极化功能的重要力量。在产业集群发展的最初，交通设施是能否吸引外资、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的决定因素，只有交通条件提高了，资源流入流出才不受阻碍，才能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作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除了交通以外，完善产业发展平台也很重要。如在区域建立产业集群平台，如工业园区、生产基地等。利用这些平台，可以促使物质、信息、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聚集，产生集群效应，有利于招商引资、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因此，只有基础设施完善了，才能为本地企业家创业和外地企业家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为产业集群发挥增长极功能提供良好的物质积累。

（二）搭建产业共生网络

增长极的基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对区域的其他产业产生辐射作用，通过这种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构建产业集群的时候，必须选择辐射作用较明显的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

第一，综合考虑区域的特点，根据产业的发展潜力、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关联度和产业的根植性，选择区域主导产业。尽量选择关联度高、比较优势好、规模显著、根植于当地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避免发展过程中的“飞地经济”和产业空洞化。确定好主导产业之后，就要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之重点发展，有效地承担起地域分工的任务，并增强其带动经济发展的辐射能力。第二，要从延长和拓展产业链出发，构建产业共生协作网络。根据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延伸方向，引进或者是构建相关的辅助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集群内的产业链。鼓励中小企业群的发展，鼓励周围地区利用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区域分工，促进区域分工由核心区向周围地区延伸，形成产业的扩散效应。鼓励企业积极开发核心技术，着力发展补链企业，不断完善区内产业链、产品链、废物链共生互补，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网络。这样，通过主导产业自身的诱发作用，以及政府的扶持，不断完善产业集群内部的共生网络。

（三）营造适宜的制度环境

产业集群不是企业空间上的简单聚集，而且还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序的合作与竞争。适宜的制度环境是保证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有序合作与竞争的关键因素，是产业集群发挥极化作用的基础。产业集群的极化完成后，再通过极、点扩散带动其他面上发展。在融资方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和多方位金融服务体系，解决集群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问题；在技术方面，利用政府主导、企业拉动的方式，着力解决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产业技术经济技术问题；此外，要创造充分竞争和公平竞争环境，尤其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市场准入、融资门槛、税负水平、政府支持方面给予同样地优惠。

（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服务体系是产业集群发挥增长极作用的工具，发达的服务体系可以加强产业集群的极化效应。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组织，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极高。因此，如何提高中介组织平台的服务水平，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区域增长极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服务机构，如研发中心、专利所、生产力促进中心、信息中心、科技咨询协会、知识产权研究会等机构，加强产业集群与它们的联系，进一步提高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能培训等中介服务水平，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加大信息流通的范围，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产业集群本地化的社会服务网络。

参考文献：

[1] 刘芬，邓宏兵，李雪平.增长极理论、产业集群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1（1）：131-133.

[2] 成娟.论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增长极理论的观点[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9，16（4）：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