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客观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287-01

我国民事诉讼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应当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案内因素，包括案件性质与类型、诉讼标的额大小、案情难易程度、当事人主体地位及人数、案件影响范围等因素。二是案外因素，包括外界干扰程度、法院审判能力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方面。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种能够客观评价案件性质的客观标准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案件性质、诉讼标的额、当事人主体情况三种因素。

一、案件性质标准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案件的性质,主要是指案件的种类和本身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案件的属性。不同性质的案件审理难度、审理条件是不同的。案件性质往往比较明确、客观,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之一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根据案件性质的标准,基层法院直接一审管辖的案件类型包括婚姻、家庭、继承、物业管理、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当事人属于同一省辖区的,不论标的额大小,均为基层法院管辖。同时,一些特殊案件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授权,行使案件管辖权。中级法院应当管辖的一审案件类型为：

（一）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具有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包括五类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上述规定同时明确了五类案件属于集中管辖后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信用证纠纷案件,申请撤销、承认和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等。

（二）专利纠纷、商标纠纷、著作权纠纷、植物新品种纠纷、期货纠纷、证券纠纷、海事海商纠纷。此类纠纷相对于其他普通民事纠纷而言,案件数量较少,之所以确定为中级法院以上管辖,主要是基于这些案件本身是近年来出现的专业性较强、审理难度较大、涉及地域并不普遍的纠纷,中级法院审理能够增强此类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准确性,增强裁判的统一性等。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进行适时调整,以适应实践需要。

（三）新类型纠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交易手段的不断翻新,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利益冲突,这表现在诉讼领域就属于新类型的民商事纠纷。新类型纠纷主要是指案件性质和类型属于新出现的,审判实践中没有遇到的纠纷。

二、诉讼标的额标准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从国外立法看,级别管辖的标准一般是以诉讼标的额或者价额的大小、诉讼主体的特点和案件的性质为标准来确定的。目前按照争议标的数额划分事物管辖级别管辖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而且是比较符合处理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实际情况的,应当予以借鉴。

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级别管辖中,应当纳入标的额标准。但是,在案件标的额标准的选择上必须要有合理定位,我们既充分认识标的额在划分案件级别管辖中的重要作用,又要防止将标的额作为唯一标准的倾向。

三、当事人主体标准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当事人主体身份、地位、人数及是否跨地区等因素不同,可能会对案件公正审判有所影响。为保证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对具备一定主体条件的一审案件可以规定由中级法院一审管辖。具体包括

（一）集团诉讼案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因劳动者工资报酬、消费者权益受损、房屋拆迁补偿、环境污染等原因引起的群体性纠纷逐年增多。由于此类案件涉及的相关人员较多,有的规模很大,有的分布分散,甚至跨县、跨省,对这类案件无论按照共同诉讼,还是单个分别审理,都面临法院送达、当事人出庭、开庭审理、文书制作等一系列困难,并且容易造成重复诉讼和裁判相互矛盾的后果。为保护处于相同情况下的大批权利人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方便众多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应当将此类案件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跨省地区的案件。当事人跨省区且争议标的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案件,往往可能产生因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而法院之间争夺管辖权的情况,对此类纠纷,笔者认为应当由中级法院一审管辖。如果当事人之间为跨地级市且争议标的达到一定数额的,当事人可以提出移送申请,由中级法院决定是否一审管辖。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2篇

    一、协议管辖适用的条件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审级上，协议管辖仅适用于第一审民事案件。对第二审民事案件，以及重审、再审的民事案件的管辖法院，只能依法确定，而不能由当事人协议变更。

    （二）在管辖类型上，协议管辖限于非专属管辖的诉讼，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因为专属管辖是按照诉讼标的的特殊性与管辖上的排他性确定的管辖，不允许当事人以协议方式变更管辖法院，同时，当事人也不能协议变更级别管辖，否则，就会违背法律上所定审级的旨意，扰乱司法系统。

    （三）在表现形式上，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用口头形式约定管辖法院的，其约定无效。从管辖权所确定的方式分，协议管辖分为明示的协议管辖和默示的协议管辖两种。世界上有的国家只承认明示的协议管辖，这样，有书面证明就成为此种协议管辖成立的一个要件。有的国家既承认明示的协议管辖，也承认默示的协议管辖。就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国内民事诉讼中并不存在默示的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本院无管辖权，即应裁定不予受理，而且还在第36条、第38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及当事人有权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以这样两种措施对无权管辖而受理立案的错误进行补救。但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无管辖权的法院受理案件后，自己并没有发现本院无管辖权，或者明知本院无管辖权但出于某种考虑，不按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进行移送，原、被告双方也均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此后，从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立法意图看，当事人即不得再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这样，就使本无管辖权的法院在无当事人明示协议管辖的情况下行使了管辖权。这种情况，不是审判实践中的个别现象，我们不能否认其具有默示协议管辖的性质，但是它又不同于外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默示协议管辖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涉外民事诉讼的默示协议管辖。显然，该现象是执法不严的表现。

    至于一些法院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对本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抢先受理，如果被诉一方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便以此为由而“合法”地审理案件的行为，更与立法意旨相背。对此，可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严格执法，并从立法上采取措施，杜绝上述情况的发生；二是在国内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默示的协议管辖。笔者以为，从诉讼经济、诉讼效率、尊重当事人意愿等角度考虑，后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关于默示协议管辖的规定方式，各国立法不尽相同，但以德国立法最为具体明确。依德国民诉法第39条、第504条规定，在第一审法院里，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时，也可以发生管辖，但无管辖权的初级法院必须在辩论前将此点向被告指出，并告以不责问而进行本案辩论的结果。笔者认为，在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德国法的规定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值得我们借鉴。

    （四）在案件类型上，协议管辖只限于因一般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对其他民事案件不适用协议管辖。所谓一般合同案件，是指民事诉讼法第24条所规定的合同案件，它不包括在其之后所规定的保险合同，以及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等合同纠纷。这些合同纠纷的管辖之所以在一般合同纠纷之后专门作出规定，是因为其在管辖上有不用于一般合同纠纷的特殊性。民事诉讼法在一般合同纠纷之后特殊合同纠纷之前规定合同案件的协议管辖，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认为特殊合同纠纷不宜适用协议管辖。因此，那种将所有合同案件列入协议管辖范围之内的观点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二、协议管辖适用范围之拓展

    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现行法律对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案件类型的规定是否适当？对此，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现阶段就对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作宽泛的规定，势必会导致管辖实务的紊乱，并影响协议管辖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现行法律的规定是适当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的协议管辖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合同纠纷诉讼，而应当适用于除专属管辖外的所有民事案件，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一）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内在价值取向

    公正与效率是当代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亦是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所应追求的最终目标。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拓展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经济市场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市场经济是开放式的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以契约自由为核心，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维护有效竞争。随着国内民商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进一步显现，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并进一步拓展合意的适用范围，更能充分尊重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意愿，符合契约自由这一价值追求。第二，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是衡量民事管辖制度是否开明和体现“两便”原则、提高诉讼效率的标准之一。允许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案件范围是协议管辖发挥作用的活动空间，对其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至关重要。当事人双方选择处理争议的法院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便利程度、诉讼结果的可预见性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斟酌权衡，有利于争议的快速圆满解决，亦能便利法院行使审判权，最终提高诉讼效率。第三，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有助于诚实信用制度的建立。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日常经济交往中仍普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交易风险过高，信用危机日益突出。进一步拓展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对于约束双方当事人交易行为，保证交易安全，促进信用制度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是避免或减少管辖冲突的必然要求。协议管辖的适用，因其选择的法院明确，使被选择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即使有法定之管辖，此时也失去了管辖权，其他法院也就失去了争夺管辖权的借口，被选择法院也不易推诿。第五，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是避免法院将自身利益与案件利益挂钩，危害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造成法院追求自己利益，将案件与自身利益相联系，从而更容易导致司法不公。

    （二）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拓展之构想

    1、应拓展至涉及财产权益的大部分民事案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将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合同之诉中，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有学者认为应将协议管辖的范围扩大至整个财产之诉，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偏颇，即使是合同之诉，有些情况下仍不适用于协议管辖，例如雇佣合同，如果允许协议管辖，往往会使雇方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根据财产权案件的不同特点，适用协议管辖的民事案件主要应为以下几种类型：（1）合同案件。市场经济要求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加入到国际经济秩序中。由此决定了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合同”必须反映市场经济的需要，并允许当事人对因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平等自愿地协商管辖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合同之诉中，也正是基于以上考虑。（2）侵害财产权的案件。对于非法侵害他人财物所有权、他物权、占有及债权等行为，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及保护交易安全出发，完全有可能由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前或之后协商管辖法院。（3）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不当得利是指无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所包含的利益指财产上受到的利益与当事人取得利益的方式无关紧要，只要不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当事人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协商选择与不当得利案件有最低限度联系的法院来处理双方已经发生的纠纷，并且应限制在因动产而发生的纠纷。（4）无因管理纠纷案件。此处的管理主要指对财产的保存、利用、改良或者处分等。无因管理的成立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在纠纷发生后，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管辖协议，以解决双方发生的争议。

    2、应拓展至部分人身权纠纷民事案件

    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于人身权纠纷案件是否适用协议管辖研究甚少。有的学者认为人身权纠纷案件因其特定的人身属性与一定的地域因素联系紧密，不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以偏概全，过于强调此类型案件的人身属性，对于人身权案中主要涉及财产性质的案件应予区别对待，完全有可能由当事人合意来确定管辖法院。近现代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致使亲属法产生了从身份到财产的重心移位。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健全与发展，亲属财产制纠纷所涉利益日益深广，解决亲属关系上的财产权益案件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协议管辖向亲属法领域拓展必将成为趋势。（1）夫妻约定财产制纠纷案件。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许多夫妻在婚姻关系缔结前或之后进行财产登记或公证的做法在实践中逐步普及，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登记制上的单纯财产诉讼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立法上将夫妻约定财产制引起的争端纳入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由夫妻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管辖法院。（2）抚养、赡养费追索案件。由于抚养、赡养费追索案的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的实现和实现程度。因此，为达到体现公平和效益的目的，在立法上应当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原告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利于更好地保护弱者的诉讼权利。

    （三）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有效性的限制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民事诉讼 专属管辖 级别管辖

随着当前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各种环境纠纷也日渐增多，各国都采取了多元化的环境纠纷处理机制，来保护环境受害者的权益，达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环境民事诉讼作为环境纠纷中最常采用的救济方式，是指受到环境侵害的受害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和裁判环境民事争议的程序和制度。①环境民事诉讼管辖是环境民事诉讼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公正合理的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不仅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案件公正、及时地处理, 确保司法权威, 而且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我国环境民事诉讼管辖的现状

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一部专门针对环境民事诉讼的法律，有关环境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各种法律条文中。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案，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环境民事诉讼并没有被归为专门诉讼案件处理，有关环境民事诉讼的规定也仅仅是原则上的陈述。因此实践中，环境民事诉讼仍然沿用一般民事侵权案件的处理程序。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民事侵权案件的管辖法院包括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其中侵权行为地，又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对于我国现行环境民事诉讼的管辖法律规定，学者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拓宽当事人可供选择的管辖法院范围，以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也有另一部分人认为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可供受害人选择的法院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不能够保证环境民事诉讼案件得到快捷公正的审理，因此建议由中级以上法院管辖第一审环境民事诉讼案件。②

二、我国环境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探讨

（一）环境民事诉讼应建立专属管辖制度

专属管辖是指法律规定某些类型的案件只能由特定的法院管辖，其他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也不得以协议改变法律确定的管辖。③专属管辖的主要功能在于赋予特定的法院纠纷解决的权力，以实现纠纷的公正解决。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该案件涉及到当事人以外的公共利益。这里的公共利益可能是指处理的结果涉及公共利益，也可能是指纠纷解决的过程涉及公共利益。由于公共利益的存在，案件的公正审理就变得至关重要，在管辖法院的确定方面，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自由就必然要让位于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因此，由特定法院专属管辖。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 条就规定了：对于《环境责任法》附录一中所列举的设施的所有人提起的诉讼，对其主张由于环境影响发生的损害请求赔偿的，专属于该设施的环境影响事件发生的地区的法院管辖。

我国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两部法律中。《民事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了专属管辖的案件包括三类：因不动产纠纷提讼的案件、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的纠纷提讼的案件、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讼的案件。第244 条规定了：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修订后的第178 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专属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 条还规定了三类专属海事法院管辖的案件：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讼的案件；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讼的案件；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海洋勘探开发合同产生纠纷提讼的案件。

由以上法律条文可以得知，我国并无环境民事诉讼专属管辖的规定，环境民事纠纷通常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然而由于环境民事纠纷的特殊性，由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专属管辖最能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实现案件的审理公正。这是因为，在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中，案件审理的结果不能仅仅局限于满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还应考虑社会公众的公正性要求。环境民事纠纷作为特殊的民事侵权纠纷，要确保其得到公正审理，就必须排斥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的自主选择权。环境民事侵权纠纷由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专属管辖，有以下几种优势：

首先，有利于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现行《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自主选择管辖法院的空间，受害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但这也会造成了受害者的混乱，在环境民事纠纷发生后，究竟如何选择法院，选择哪个法院更有利于自身权益的维护便成为首要的难题。因此，不如由法律规定一个特定的法院来专门管辖此类纠纷更为简单明了，也更有利于保护法律意识不强的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

其次，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保全。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受害者与加害企业实力悬殊，单靠受害者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收集及时、有效的证据，并且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保全证据也是一个问题。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由于具有地域优势，有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于保护受害者来说也是有利的。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4篇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体现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上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目前各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解决争议的法律。这项原则的适用，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在仲裁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样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从而使我国涉外仲裁直接受该原则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仲裁的全过程，使涉外仲裁与国际仲裁制度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情况则不同，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过多受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使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在仲裁制度中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在我国实践中的执行，为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国《仲裁法》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其相应内容中得到全面体现。

第一，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并以书面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约定将未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则应当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仲裁问题未达成协议而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约定将其提交仲裁的，则应签订独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涉外仲裁首先遇到的就是仲裁地点的选择，按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仲裁地点包括本国、被诉国和第三国，当事人只能从中择一；国内仲裁的当事人则应约定国内某个具体的地点。无论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当事人均应在仲裁地点确定后选择具体的仲裁机构，并将地名和机构全称列入仲裁协议。

第三，仲裁事项，由双方约定。仲裁事项是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内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事项可以理解为除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行政争议和刑事事件以外的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至于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

第四，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或委托指定仲裁员，还可以约定由三名或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则必须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第五，仲裁是否开庭与公开进行，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仲裁庭应当开庭但不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应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仲裁申请、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协议仲裁公开进行的，仲裁得公开进行，但审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则除外。

第六，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既然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那么，在申请仲裁后，当事人也就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只要当事人自愿，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裁决书是否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但当事人协议不愿将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在裁决书上写明的，可以不写。

上述各项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充分体现。当然，这项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与在合同制度的适用一样，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仲裁制度上，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仲裁，但这种意愿须以书面表示，即须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事项，但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但选择的范围仅限于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中的仲裁员；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但必须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进行。以上各项自由和限制，既符合仲裁的特点，也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以下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议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造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这一规定肯定了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这一作用，只要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存在，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受理，而应命其提交仲裁，即使受理了，另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当然，无效的仲裁协议例外。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7条的规定，凡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协议；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均为无效仲裁协议。

由于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为国际公约和西方国家仲裁法规所普遍采用。在我国的实践中，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7条第2款、《技术合同法》第51条第1款、《著作权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技术合同争议仲裁和著作权合同纠纷仲裁，以及经济合同仲裁机关受理技术合同、企业承包和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均已实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协议仲裁制度。而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按照《经济合同法》（1981年）和《经济合同仲裁条例》（1983年）的规定并没有实行该项制度，按其规定，只要经济合同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仲裁。申请仲裁时，一方当事人须向仲裁机关递交申请书，仲裁机关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则在7天内立案。这种仲裁不要求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因而不能充分体现各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直到《民事诉讼法》（1991年）施行之后，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才实行协议仲裁制度。《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修改的《经济合同法》（1993年）第42条以及《仲裁法》（1994年）第4条、第21条第1款和第58条第1款的规定均明确肯定了该项制度的实行，使我国内外仲裁均统一适用了协议仲裁制度。

三、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

由于协议仲裁已成为仲裁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凡实行协议仲裁制度的国家均同时实行协议管辖制度，此项制度的实行是由合同当事方在仲裁协议中指定管辖和审理该合同纠纷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即仲裁机构对某一合同纠纷的管辖和审理权产生于合同当事人的授权。

仲裁中的协议管辖与诉讼中协议管辖虽然都为国际上普遍承认，两者均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解决纠纷的机构的权利。但选择的自由度有明显区别，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受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的严格限制，如须以书面表示；不得协议选择上诉法院；对合同争议案件，只能协议选择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同样对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作了限制性规定，即涉外经济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必须符合以下三项要求：（1）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以书面形式作成；（2）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3）选择我国法院的，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但合同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机构时，除须以书面表示外，不受以上其他条件的限制，这是由于仲裁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我国仲裁的管辖制度看，曾一度实行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相结合，而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制度。在这项制度下，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仲裁机关也无权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仲裁机关受理案件的权利由国家法律硬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的规定，各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主要是根据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来划分的。前者是确定同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是根据仲裁机关的管辖区域、当事人的住所和纠纷的主要发生地来划分的；而后者则是确定上下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主要是根据案件的社会影响和争议金额多少来划分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由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的仲裁机关管辖，在执行中有困难的也可以由被诉方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由于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无法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仲裁的特点与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它不受当事人的欢迎。

随着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我国《仲裁法》明确了协议管辖制度。《仲裁法》第6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和《仲裁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仲裁机关对纠纷案件的管辖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只有被当事人在协议中指定的仲裁机关才对该案有管辖权；第二，否定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实行，即明确指出我国原来实行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已由协议管辖制度所取代；第三，仲裁员对纠纷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非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的仲裁员无权审理和裁决有关案件。

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有助于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中的贯彻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能否在仲裁中得以贯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议仲裁制度和协议管辖制度的实行，只有全面实行这两项制度，意思自治原则才能在仲裁中得到具体体现。

四、民间性仲裁机构的设置

仲裁机构的设置是仲裁制度的组织性制度，仲裁机构是执行仲裁制度和实现仲裁任务的组织保证，正确确定仲裁机构的性质，设置反映仲裁特点的民间性仲裁机构，是公正解决纠纷，提高仲裁质量，完善仲裁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仲裁机构从广义的角度讲，包括仲裁管理机构和仲裁裁决机构，从狭义的角度讲，它仅指后者。前者包括常设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和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们是对仲裁日常事务、仲裁人员、仲裁工作进行管理、协调和组织的机构；而后者仅指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是唯一有权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机构。仲裁机构的管理权直接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它主要在仲裁机构系统内部起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而仲裁机构的裁决权不仅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而且基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授权，其作用是对当事人的有关纠纷通过裁决予以解决。这两种权力虽然作用不同，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仲裁管理权服务于仲裁裁决权，而仲裁裁决权以仲裁管理权为依托，没有仲裁委员会管理仲裁工作，就无法保证仲裁庭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及时、正确、有效地行使裁决权。

纵观我国仲裁机构的设置和布局状况，其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涉外仲裁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它们均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员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对国际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法律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是民间性仲裁机构；但国内仲裁的仲裁机构包括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省级以上（含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等）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国家与地方各级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以上几种仲裁机构（除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外）均设置于各自的行政管理部门之下，并受其领导，业务上受上级仲裁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仲裁员主要由各有关的行政管理人员兼任，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其行政性质相当明显。从仲裁制度的本质看，它是民间性质的，因为，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来源于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即当事人的授权是仲裁权形成的前提，这就决定了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有别于国家法律赋予有关机关行使的行政管理权，从而也就决定了行使仲裁权的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我国原有某些仲裁机构的行政性，与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相悖，仲裁的特点与作用因而未能在我国国内仲裁中得以发挥。

针对这一现象，《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进行了改革，首先，确定了仲裁管理权由社会团体法人中国仲裁协会行使，改变原来仲裁管理权由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的做法。中国仲裁协会由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均为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仲裁协会对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员主要起协调作用。第二，仲裁委员会视需要而设。《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仲裁机构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隶属关系层层设置的做法。第三，确定了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根据《仲裁法》第14条和第13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任，这就革除了以往仲裁机构受制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人员任仲裁员的弊端。我国《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体现了仲裁制度的本质。

五、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

或裁或审制度是指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或诉讼之一种方式解决纠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事人如果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就必须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后订立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是仲裁协议。法院只受理没有仲裁协议的案件。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案件作出裁决即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在这项制度下，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必须自动履行，而不得要求该仲裁机关或其他仲裁机关再次裁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机关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制度，关于仲裁的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确立了这两项制度。例如，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向法院提起仲裁协议标的诉讼时，如当事人一方在其不迟于其就争议实质提出第一次申述的时候要求仲裁，法院应让当事各方付诸仲裁，除非法院发现仲裁协议无效、不能实行或不能履行。”这一规定确立了或裁或审制度，《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均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均为各国仲裁制度的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仲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均为各自独立的体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涉外仲裁的各项制度，包括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均已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但国内仲裁则不然，尤其是经济合同仲裁，在实行或裁或审制度之前，它经历了只裁不审、又裁又审和可裁可审等阶段。只裁不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后，只能报有关主管机关裁决，而不可向法院起诉。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期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适用了这项制度。又裁又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只能先提交仲裁，对仲裁机关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才可向法院起诉。1978年至1981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是适用这项制度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依然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时，任何一方当事人既可以向法律规定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天内，向法院起诉。因此，可裁可审制度实际上也就是“裁审自择”和“一裁两审”制度。1981年至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即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与只裁不审、又裁又审相比，虽有明显的优点，如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方式解决纠纷，对裁决不服还可向法院起诉等。但其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体现；第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得不到肯定；第三，仲裁迅速、及时、有效等优势难以发挥。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5篇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体现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上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目前各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解决争议的法律。这项原则的适用，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在仲裁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样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从而使我国涉外仲裁直接受该原则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仲裁的全过程，使涉外仲裁与国际仲裁制度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情况则不同，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过多受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使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在仲裁制度中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在我国实践中的执行，为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国《仲裁法》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其相应内容中得到全面体现。

第一，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并以书面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约定将未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则应当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仲裁问题未达成协议而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约定将其提交仲裁的，则应签订独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涉外仲裁首先遇到的就是仲裁地点的选择，按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仲裁地点包括本国、被诉国和第三国，当事人只能从中择一；国内仲裁的当事人则应约定国内某个具体的地点。无论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当事人均应在仲裁地点确定后选择具体的仲裁机构，并将地名和机构全称列入仲裁协议。

第三，仲裁事项，由双方约定。仲裁事项是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内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事项可以理解为除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行政争议和刑事事件以外的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至于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

第四，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或委托指定仲裁员，还可以约定由三名或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则必须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第五，仲裁是否开庭与公开进行，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仲裁庭应当开庭但不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应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仲裁申请、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协议仲裁公开进行的，仲裁得公开进行，但审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则除外。

第六，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既然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那么，在申请仲裁后，当事人也就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只要当事人自愿，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裁决书是否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但当事人协议不愿将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在裁决书上写明的，可以不写。

上述各项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充分体现。当然，这项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与在合同制度的适用一样，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仲裁制度上，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仲裁，但这种意愿须以书面表示，即须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事项，但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但选择的范围仅限于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中的仲裁员；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但必须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进行。以上各项自由和限制，既符合仲裁的特点，也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以下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议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造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这一规定肯定了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这一作用，只要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存在，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向法院，法院也不能受理，而应命 其提交仲裁，即使受理了，另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当然，无效的仲裁协议例外。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7条的规定，凡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协议；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均为无效仲裁协议。

由于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为国际公约和西方国家仲裁法规所普遍采用。在我国的实践中，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7条第2款、《技术合同法》第51条第1款、《著作权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技术合同争议仲裁和著作权合同纠纷仲裁，以及经济合同仲裁机关受理技术合同、企业承包和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均已实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协议仲裁制度。而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按照《经济合同法》（1981年）和《经济合同仲裁条例》（1983年）的规定并没有实行该项制度，按其规定，只要经济合同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仲裁。申请仲裁时，一方当事人须向仲裁机关递交申请书，仲裁机关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则在7天内立案。这种仲裁不要求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因而不能充分体现各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直到《民事诉讼法》（1991年）施行之后，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才实行协议仲裁制度。《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修改的《经济合同法》（1993年）第42条以及《仲裁法》（1994年）第4条、第21条第1款和第58条第1款的规定均明确肯定了该项制度的实行，使我国内外仲裁均统一适用了协议仲裁制度。

三、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

由于协议仲裁已成为仲裁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凡实行协议仲裁制度的国家均同时实行协议管辖制度，此项制度的实行是由合同当事方在仲裁协议中指定管辖和审理该合同纠纷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即仲裁机构对某一合同纠纷的管辖和审理权产生于合同当事人的授权。

仲裁中的协议管辖与诉讼中协议管辖虽然都为国际上普遍承认，两者均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解决纠纷的机构的权利。但选择的自由度有明显区别，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受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的严格限制，如须以书面表示；不得协议选择上诉法院；对合同争议案件，只能协议选择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同样对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作了限制性规定，即涉外经济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必须符合以下三项要求：（1）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以书面形式作成；（2）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3）选择我国法院的，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但合同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机构时，除须以书面表示外，不受以上其他条件的限制，这是由于仲裁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我国仲裁的管辖制度看，曾一度实行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相结合，而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制度。在这项制度下，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仲裁机关也无权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仲裁机关受理案件的权利由国家法律硬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的规定，各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主要是根据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来划分的。前者是确定同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是根据仲裁机关的管辖区域、当事人的住所和纠纷的主要发生地来划分的；而后者则是确定上下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主要是根据案件的社会影响和争议金额多少来划分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由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的仲裁机关管辖，在执行中有困难的也可以由被诉方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由于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无法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仲裁的特点与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它不受当事人的欢迎。

随着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我国《仲裁法》明确了协议管辖制度。《仲裁法》第6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和《仲裁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仲裁机关对纠纷案件的管辖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只有被当事人在协议中指定的仲裁机关才对该案有管辖权；第二，否定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实行，即明确指出我国原来实行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已由协议管辖制度所取代；第三，仲裁员对纠纷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非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的仲裁员无权审理和裁决有关案件。

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有助于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中的贯彻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能否在仲裁中得以贯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议仲裁制度和协议管辖制度的实行，只有全面实行这两项制度，意思自治原则才能在仲裁中得到具体体现。

四、民间性仲裁机构的设置

仲裁机构的设置是仲裁制度的组织性制度，仲裁机构是执行仲裁制度和实现仲裁任务的组织保证，正确确定仲裁机构的性质，设置反映仲裁特点的民间性仲裁机构，是公正解决纠纷，提高仲裁质量，完善仲裁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仲裁机构从广义的角度讲，包括仲裁管理机构和仲裁裁决机构，从狭义的角度讲，它仅指后者。前者包括常设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和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们是对仲裁日常事务、仲裁人员、仲裁工作进行管理、协调和组织的机构；而后者仅指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是唯一有权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机构。仲裁机构的管理权直接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它主要在仲裁机构系统内部起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而仲裁机构的裁决权不仅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而且基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授权，其作用是对当事人的有关纠纷通过裁决予以解决。这两种权力虽然作用不同，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仲裁管理权服务于仲裁裁决权，而仲裁裁决权以仲裁管理权为依托，没有仲裁委员会管理仲裁工作，就无法保证仲裁庭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及时、正确、有效地行使裁决权。

纵观我国仲裁机构的设置和布局状况，其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涉外仲裁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它们均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员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对国际经济贸易、科学技 术和法律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是民间性仲裁机构；但国内仲裁的仲裁机构包括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省级以上（含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等）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国家与地方各级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以上几种仲裁机构（除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外）均设置于各自的行政管理部门之下，并受其领导，业务上受上级仲裁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仲裁员主要由各有关的行政管理人员兼任，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其行政性质相当明显。从仲裁制度的本质看，它是民间性质的，因为，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来源于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即当事人的授权是仲裁权形成的前提，这就决定了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有别于国家法律赋予有关机关行使的行政管理权，从而也就决定了行使仲裁权的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我国原有某些仲裁机构的行政性，与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相悖，仲裁的特点与作用因而未能在我国国内仲裁中得以发挥。

针对这一现象，《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进行了改革，首先，确定了仲裁管理权由社会团体法人中国仲裁协会行使，改变原来仲裁管理权由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的做法。中国仲裁协会由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均为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仲裁协会对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员主要起协调作用。第二，仲裁委员会视需要而设。《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仲裁机构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隶属关系层层设置的做法。第三，确定了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根据《仲裁法》第14条和第13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任，这就革除了以往仲裁机构受制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人员任仲裁员的弊端。我国《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体现了仲裁制度的本质。

五、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

或裁或审制度是指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或诉讼之一种方式解决纠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事人如果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就必须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后订立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是仲裁协议。法院只受理没有仲裁协议的案件。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案件作出裁决即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在这项制度下，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必须自动履行，而不得要求该仲裁机关或其他仲裁机关再次裁决或向人民法院，也不得向其他机关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制度，关于仲裁的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确立了这两项制度。例如，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向法院提起仲裁协议标的诉讼时，如当事人一方在其不迟于其就争议实质提出第一次申述的时候要求仲裁，法院应让当事各方付诸仲裁，除非法院发现仲裁协议无效、不能实行或不能履行。”这一规定确立了或裁或审制度，《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均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均为各国仲裁制度的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仲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均为各自独立的体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涉外仲裁的各项制度，包括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均已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但国内仲裁则不然，尤其是经济合同仲裁，在实行或裁或审制度之前，它经历了只裁不审、又裁又审和可裁可审等阶段。只裁不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后，只能报有关主管机关裁决，而不可向法院。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期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适用了这项制度。又裁又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只能先提交仲裁，对仲裁机关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才可向法院。1978年至1981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是适用这项制度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依然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时，任何一方当事人既可以向法律规定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天内，向法院。因此，可裁可审制度实际上也就是“裁审自择”和“一裁两审”制度。1981年至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即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与只裁不审、又裁又审相比，虽有明显的优点，如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方式解决纠纷，对裁决不服还可向法院等。但其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体现；第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得不到肯定；第三，仲裁迅速、及时、有效等优势难以发挥。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以诉权保障为本位是民事诉讼管辖制度设置的基本要求。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主要是适应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已难于满足诉权保障的需要。以诉权保障为视角，检视其内在缺陷，通过明晰标准、消除矛盾、关怀弱势、扩大自主、放宽异议等，强化其诉权保障功能和作用，是管辖制度诉权保障本位化的内在要求和公道选择。

一、管辖制度与诉权保障的关系

诉权保障本位化是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建构的基本要求。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作为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和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一项重要制度，与当事人诉权保障密切相关，影响着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进行、诉讼本钱的负担，以及实体正义的实现。正如美国法学家伦斯特洛母以为，影响对法院诉求的因素包括技术上的、结构上的和环境上的，其中技术上的因素包括管辖制度。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卡佩莱蒂以为，影响当事人实效性接近正义的障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因素:（1）律师费；（2）法院本钱和其他经济负担；（3）诉讼的必要用度与诉讼标的金额的比例不均衡；（4）诉讼迟延；（5）其他接近司法救济的事实上的障碍等。而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与当事人律师用度、法院诉讼用度的负担、诉讼便利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其诉权保障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便利与否是衡量管辖制度诉权保障最基本和重要的标准。当事人在诉讼上的便利是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基本条件，不仅意味着当事人与法院交往间隔上的接近，也意味着诉讼本钱的降低。管辖制度对当事人诉讼上的方便，主要体现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中。级别管辖直接关系到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空间间隔，关系到当事人在诉讼上的时间耗费和经济负担。而级别管辖规定的公道与否又与一定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科技发展程度等紧密相关。如我国现行级别管辖制度中规定由基层法院管辖大多数民事案件，便与我国农业人口较多，农村社会居住比较分散，经济不够发达，尤其是很多山区交通不便等有关，以便利当事人、应诉以及参加其他诉讼活动。地域管辖与当事人诉讼上的方便也有密切联系，如规定由与案件有密切联系地的法院管辖，由于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在法院所在地，或案件事实的发生地在法院所在地，即能较好地便于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应诉、调查搜集证据、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申请执行等。地域管辖中对于人身自由受到法律限制、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以及某些当事人诉讼气力悬殊案件中弱势当事人给予特殊的方便，也是诉权保障的重要体现，是诉权公平保障的内在要求。协议管辖通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管辖法院的自主选择，可以起到依自由意志和协商结果确定其便利诉讼法院的作用。

2、降低当事人诉讼本钱。首先，当事人诉讼的方便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其诉讼本钱，包括时间本钱和经济本钱。时间本钱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本钱，只是本钱的特征具有间接性，当事人在诉讼时间上的大量节省，即可以对其生产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影响，用可能要耗费在诉讼上的时间和精力不必耗费在诉讼上，而投进到生产生活中往创造别的效益。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在时间上的节省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并不亚于直接经济节省上的意义，有时甚至更为重要。经济本钱则包括很多具体的方面，如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通讯费、调查费等，诉讼的便利与否对其经济本钱的耗费往往是区别很大的，数百、几千甚至上万不等。凡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中对当事人诉讼具有便利作用的规定，无不同时对诉讼本钱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可以公道平衡当事人的诉讼本钱负担。由于经济能力的差异，当事人对诉权保障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如一方当事人经济实力雄厚，诉讼本钱负担能力较强，而另一方当事人经济能力悬殊，且一旦败诉还可能雪上加霜，在管辖制度的设置中，优先方便明显弱势一方当事人，即可有效地降低其诉讼本钱。尤其是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异较大，诉讼主体之间经济条件悬殊的情况下，公道的管辖制度设置可以起到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条件下当事人诉讼本钱负担能力的作用，实现对诉权的公平保障。

3、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理和裁判。一是诉讼上的便利和诉讼本钱的节省，可以较好地为当事人获得公正审理和裁判创造条件。特别是对于人身自由受到法律上的限制、因身体状况行动不便、经济能力弱小确当事人意义重大。当事人诉权的实现不可能脱离其具体条件，法律眼前，人人同等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实现，必须依靠于诉讼制度对当事人诉权行使条件的具体考量，作出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实际需要的公道安排。一种脱离当事人具体诉权行使条件的管辖制度，往往便会阻断其对司法程序的利用或有效利用。二是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的自主选择和法院管辖权行使的监视，可以实现对诉权的自主保障和管辖权发生法律上的偏移时及时获得矫正。如协议管辖、选择管辖等可以自主选择对双方或一方当事人诉讼较为方便，或最有利于公正审判的法院管辖，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法院对管辖权的争夺和推诿；通过管辖权的异议，可以防止法院不当行使管辖权，保障诉权的顺利实现，从而获得公正裁判等。

因此，以诉权保障为视角对民事诉讼管辖制度进行考察，揭示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内在缺陷，推进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强化其诉权保障功能和作用，是民事诉讼管辖制度诉权保障本位化的内在要求和公道选择。

二、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制度诉权保障的缺陷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管辖制度设置，理论上而言是从两便原则出发的，即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和方便法院行使审判权，且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优先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进发展，原有制度设置在诸多方面已与诉权保障不相适应。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级别管辖抽象原则，不便使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21条分别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对第一

*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分工，但在级别管辖的标准上过于抽象，当事人在时往往难以正确判定受理法院，法院有时也难以正确判定自身有无管辖权，影响当事人诉权的顺利行使。标准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其特点是具有明确性、具体性和可操纵性，但我国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将案件的性质、繁简程度和影响范围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划分标准，除案件的性质易于把握外，繁简程度和影响范围则较为抽象、边界模糊，当事人和法院均难以正确判定。对于繁简程度，正如有的观点所言:“假如不以争议标的数额或案件性质判定，在接触到每一具体案件之前是无从确定的。而假如根据每一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其繁简程度，那则要等到被告提交答辩状之后。但是，级别管辖是和受理前需要解决的题目，不可能等到受理后才来解决。”这种看法虽有失偏颇，由于一部分案件还是比较轻易判定其繁简程度的，但也的确存在相当数目的案件无法轻易判定，给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带来诸多困难。对于案件的影响范围，在实践中也缺乏量化标准，由当事人判定难以把握，由法院判定则轻易造成法院之间对管辖权的推诿或争抢，将其作为级别管辖的标准，对于诉权保障也是不利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诉讼用度与法院的建设和职员福利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管辖权的推诿和争抢都较易发生。上级法院可能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争抢一些本应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而给当事人增加更多的诉讼本钱，耗费更多精力和时间；基层法院也可能同原告达成某种协议，将本应由上级法院管辖的案件，让当事人先按符合基层法院受理的标的额，再将剩余标的额在诉讼程序启动后予以追加，造成被告方诉权的损害。

2、法定地域管辖矛盾混乱，有失公平。一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法定地域管辖的规定仅有13条，而所涉及的题目又较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以大量的司法解释如意见、规定、解释、复函等补充，造成一般的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和专属地域管辖规定间矛盾较多，不利于当事人理解和使用，也轻易造成法院之间的推诿和争抢，影响当事人诉权的有效行使。有些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中包含了一般的域管辖的内容，有些特殊地域管辖从形式上看似乎属于专属管辖，但又与专属管辖的立法本意不符。在特殊地域管辖中，民事诉讼法第24条及第26-31条所规定的合同纠纷等七种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都将被告住所地作为法院管辖地，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海难救助纠纷案件、共同海损纠纷案件、联营合同纠纷案件、债权人申请支付令案件、诉前财产保全案件以及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却没有将被告住所地作为特殊管辖地，但这六种特殊地域管辖案件并非都不宜将被告住所地作为特殊管辖地，如联营合同纠纷案件、债权人申请支付令案件、担保合同纠纷案件，是完全可以将被告住所地作为特殊管辖地之一的。二是原告就被告原则，实际上往往不利于对享有实体权利确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原告作为请求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一方，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民事权利的受损害方，这种情况在经济合同纠纷中尤其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个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加之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性题目，且一时难以克服，实行原告就被告原则，往往轻易造成个案处理中对被告的左袒，而使原告方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三是被告所在地的确定不适应职员活动频繁的现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特别是外出务工职员数目激增，很多人居无定所，被告所在地经常难以确定。固然民事诉讼法第22条进而规定了可由被告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在职员活动频繁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人往往无经常居所地可言，若仍以其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确定被告所在地，则对双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都可能造成诸多不便。四是对某些诉讼气力悬殊案件中的弱势一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不力。例如，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中的消费者一方、劳动纠纷案件中的劳动者一方、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受害者一方等，立法者并没有对他们的弱势地位予以优先关注，在管辖制度的设置中从诉权保障的角度给予倾斜性保护。

3、协议管辖范围狭小，选择有限。协议管辖制度的本质是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地位，通过当事人的自主协商以契约的形式确定管辖法院，有利于在管辖制度中实现诉权保障的自主平衡。但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过于狭小。一是协议管辖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非常有限，不利于某些案件中的诉权保障。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协议管辖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且通说以为，合同纠纷案件仅限于经济合同纠纷案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不同地域主体间的民商事交往不断增加，跨地域的与经济合同未必有直接关系的各种财产纠纷大量产生，协议选择的范围过窄已不适应纠纷解决的客观需要。二是理论上的解释过于严格，造成司法上对当事人诉权自主保障的限制过严。一般的观点均以为，假如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的法院管辖都是无效的，这就更加限制了当事人对协议管辖的利用。由于当事人一般的对法律规定熟悉未几，《民事诉讼法》第25条也并未明确规定只能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唯一的选择，否则协议无效，当事人在协议上文字表述不够规范，或作出多项选择都是可能的。三是否认默示协议管辖，造成立法上对当事人的诉权自主保障限制过严。默示协议管辖又称推定管辖，是与昭示协议管辖相对应的一种协议管辖方式，它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没有独立的明确的管辖权协议，合同中也没有选择管辖法院的条款，只是当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后，另一方对该法院行使管辖权不提出异议，无条件地应诉或在该法院提出反诉，从而推定其承认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我国固然在民事诉讼理论上承认管辖恒定，包括原告向并无管辖权的法院，法院受*理后，被告未在答辩期内提出异议的，无管辖权的法院不再对案件进行移送，实行管辖恒定。但管辖恒定是从国家司法权力的行使角度而言的，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且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由于否认默示协议管辖，即使被告进行应诉或提出反诉，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仍有可能因受理原告的法院无管辖权而无效，降低诉讼效益，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权行使均带来不便。

4、管辖权异议总体偏严，功能不足。现行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管辖权异议，一是与民事诉讼法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这一首要任务相一致；二是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也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由于“管辖法院已成为当代诉讼中的’兵家必争之地’”，“’争取到有利于自己的管辖法院，胜诉就有了一半的把握’，所以管辖权异议也就成为当事人通常的一种武器。”可见其对当事人诉权保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规定过于抽象，对于有资格提起异议的主体范围规定十分原则，对于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客体范围和时间限制过于刚性，影响了对各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首先，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过窄，对部分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不利。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使用的是“当事人”一词，而第245条的规定却使用的是“被告”一词。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当事人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确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而广义当事人还包括共同诉讼中的第三人、诉讼代表人等。因此主体范围成为管辖异议制度中争议较大的题目。其次，管辖权异议的客体范围有限，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不力。主要是对于裁定管辖是否可以纳进管辖权异议的范围，即当事人对于法院指定管辖、移送管辖、管辖权转移的裁定是否可以提出异议，存在很大争论。例如对于管辖权的下放性转移，因其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程序权益，应该答应提出异议；指定管辖只能由上级法院直接做出或根据下级法院的申请做出，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指定管辖权利。再次，提出异议的期间不公道，不利于诉权的充分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提出异议的期间规定为提交答辩状期间，答辩期间当事人未提出的，视为对管辖权无异议或放弃异议。为防止诉讼延滞，避免管辖异议成为恶意当事人拖延诉讼的手段，如此规定无疑是必要的，但也不宜尽对。例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的事实发现或发生在答辩期满后；或者其他共同诉讼人或第三人在答辩期满后才参加到诉讼中来，并发现该法院不存在管辖权，若让该诉讼继续下往，肯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等，若不赋予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后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也是对诉权保障不利的。

三、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应以诉权保障为本位，兼顾审判权的便利行使，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诉权保障的实际需要，妥善平衡当事人之间诉权保障上的冲突，通过明晰标准、消除矛盾、关怀弱势、扩大自主、放宽异议等，着重从以下方面强化其诉权保障功能和作用，实现其对诉权的充分保障和公平保障。

1、级别管辖的完善。从诉权保障角度而言，应以诉讼标的金额大小，并结合案件性质为标准来确定级别管辖较为妥当。以争议标的金额为标准，具有明确性、具体性，便于当事人和法院把握，既方便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又方便法院审判权的行使，避免法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管辖权争议。在国外的民事诉讼立法中，以争议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也是普遍的做法，如德国《法院组织法》第23、71条规定5000欧元以下案件专属低级法院管辖，5000欧元以上由州法院管辖。我国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主张，如江伟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就将争议标的额为100万元以上案件作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准之一。并且这种做法也已为国内某些法院在实践中采用，如安徽省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为4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北京、上海、广东省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有财产争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争议金额不得低于一亿元。当然，有些案件单纯以标的额确定级别管辖也是不妥的，还须结合案件的性质，如专利案件，涉及技术性、专业性较强，基层法院审理难度较大，不能仅以争议标的额确定级别管辖。

2、法定地域管辖的完善。一是应将司法解释中关于地域管辖的一些重要内容提升到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改变我国目前关于地域管辖规定过于原则、可操纵性差和司法解释过多，不易为当事人所理解和适用的状况，力求简明，便于操纵。二是科学界分一般的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与专属管辖的关系，厘清三者规定中的混乱。如有的学者建议:“针对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的域管辖规定混乱的状况，可删除特殊地域管辖中关于’被告住所地’作为管辖联结地的规定，适用选择性的联结词来表示，如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可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三是取消一般的域管辖中对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的原告就被告原则，改为可向原告住所地、原告经常居住地或被告现在居住地或最后居住地法院。固然，由原告住所地或原告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同样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损害，但经济合同纠纷中的原告多属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也对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获得充分的司法救济有利，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不失为较好的选择。四是为适应现实需要，对于被告所在地的确定，由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改为现在居住地或最后居住地。如我国台湾和日本的一些规定，即以其现在居所地或最后居住地为住所，这样更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五是对于一般的域管辖中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劳动纠纷案件、医疗纠纷案件等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原告就被告原则改为原告或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均可管辖，以利于弱势一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

3、协议管辖的完善。一是可以适当扩大协议管辖

*的案件范围。鉴戒国外的经验，答应协议管辖的案件不仅限于合同纠纷案件，也应包括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在管辖法院选择中的程序主体性地位，也有益于当事人诉权的自主保障。二是对于当事人管辖协议在表述上不明确、不规范的，可以在要求双方当事人予以明确、规范，或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认可法院对协议内容判定的基础上，承认其效力。对于协议中对管辖法院在法定范围内有多项选择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其中任何一家法院先行的，则该法院获得管辖权，其余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三是可以确认默示协议管辖。即确认被告在明知该法院无管辖权，不主张管辖错误而应诉，或向该受诉法院对原告提起反诉时，即承认该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承认默示协议管辖，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8条第1款规定，“本来没有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可以因当事人间昭示或默示的合意而取得管辖权。”该法第39条第2款规定，“在第一审法院里，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也可以发生管辖权”。当然，原告的法院必须是按照协议管辖制度可以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法律在确认默示协议管辖时，也应为法院设定一些告知义务，即要求法院在被告应诉时或辩论前告知被告本法院不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管辖法院的事实，避免原告与法院之间可能存在的不正常关系而损害对被告诉权的保障。

4、管辖权异议的完善。第一，扩大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不仅应当包括被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原告和第三人也应有权提起。如原告因对程序事实和法律熟悉有误，造成时选择了无管辖权的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才发现法院无管辖权而提出管辖权异议，或因管辖权转移不正当，原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被追加的共同原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第三人以为其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审理该案的法院无管辖权而提出管辖权异议等。第二，扩大管辖权异议的客体范围。规定对于指定管辖、移送管辖和管辖权转移的裁定，也可提出异议。第三，延长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对于因导致法院无管辖权的事实发生在答辩期满后，以及其他共同诉讼人在答辩期满后被追加而参加诉讼的，也应赋予相应确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如此，既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对法院审判权的正常行使也不会造成不应有的妨碍。

注释:

齐树洁.诉权的现代转型与民事上诉权之保障.河南省政法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6）.

莫诺卡佩莱蒂.徐昕译.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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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军，蒋剑伟.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河南省政法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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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7篇

    关键词:小额诉讼 实施 构建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总体构建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

    1、完全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独立诉讼程序

    在这种分立的模式下,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诉讼程序并列设立,是一种完全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独立的一审诉讼程序。在这一模式下,小额诉讼程序采取独立立法或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独立篇章中,分别由法律明确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运作等。如美国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案件,只是由于各州立法的不同和法院系统设置的差异使具体制度运作有所区别。此外,日本在1996年的新民事诉讼法中也创设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的小额诉讼程序也脱离简易程序成为独立的程序,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的将小额诉讼程序在第二编第四章中单独列出。

    2、依附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

    在这种模式下,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合而为一,法院在处理简易案件时两者同样适用,各自没有独立的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规范,而是由法院统一适用同样的程序规范。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小额诉讼程序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模式。

    3、以上两种模式的混合体

    这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没有各自独立的适用范围标准和运行程序,由一样的法院或审判庭适用,但同时又规定对小额事件的审理要比一些简易事件的审理更加简易化。采用这一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里并没有专门规定小额诉讼程序,而只是对普通诉讼程序进行简化,以处理诉讼金额的较小或案情简单的案件。

    4、本文的观点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规定来看,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确立完全有别于简易程序的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对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的模式是设立依附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将小额诉讼程序放在简易程序中。

    笔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国应该将小额诉讼程序以独立的篇章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并对其具体操作程序进行细化,确立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类型。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月1日开始生效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小额诉讼程序仅仅规定了一个条文,并没有对具体程序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缺乏实践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实践证明,简单机械地引进、移植其他国家的一个具体制度或单纯地修改原有具体制度,都是没有多大社会实际效果的。 因此,这次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必须在充分尊重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详细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的具体制度。不然,即使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一个小额诉讼程序的条文,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司法实践指导规范。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要么不设立,要设立就要完整有效地将其操作程序及规范具体详细规定,而不能仅仅是增加一条简单而粗陋的条文。如今,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已经尘埃落定,因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应该尽快出台。

    (二)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机构设置

    关于机构设置的问题,介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司法制度和诉讼机制的传统,笔者认为不宜借鉴国外做法专门设立小额诉讼法院。由于我国基层法院普遍建立了派出法庭,因此可以将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改造成专门的小额法庭,并配备专职小额法官。同时,设立专门的窗口,由专门的法官或书记员接待来访人员并提供小额诉讼相关信息的咨询等。此外,由于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在对法官的培养和选拔上,应特别强调小额法庭法官的职业素质,从而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1、案件范围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规定,虽然明确小额诉讼案件属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明确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应当“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的条件,但是并不能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一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二是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案件。因此,在小额诉讼程序的在司法实践的实施过程中,确定其适用案件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纠纷类型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应限于金钱给付的财产纠纷,非金钱给付的其他替代物或有价证劵存在价值评估和换算的问题而应排除适用。适用案件包括:(1)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间借贷、买卖、租赁、借用等合同纠纷案件。(2)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因拖欠水、电、燃气费用引起的供用电合同纠纷、供用水合同纠纷、供用气合同纠纷案件。(3)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旅游合同、餐饮服务合同等服务合同纠纷案件。(4)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5)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6)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侵权纠纷案件。(7)劳动关系明确,仅要求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同时,以下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1)涉及集团诉讼或涉及众多当事人权益的案件。(2)涉及人身关系争议、财产确权争议的案件。(3)涉及评估、鉴定难度较大的案件。(4)涉外、涉港澳台案件。(5)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6)诉讼标的金额虽符合法定小额标准但非经公告形式无法送达被告而可能需要缺席判决的案件。(7)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其次,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金额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笔者认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金额范围,新生效的《民事诉讼法》避免“一刀切”的规定是相对合理的。立法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能说改就改,然而社会经济又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确定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金额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是符合法的发展规律的。

    最后,金额不是衡量案件简单与否的唯一标准,即使是在法定金额以下的小额诉讼案件,也并不一定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因此有必要给予法院一定范围内的权限,法院可以根据特定案件的综合情况做出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决定,案件转为普通程序。

    2、主体范围

    对于是否要对原告的起诉资格进行限定,有学者担心如果不限定原告资格,小额诉讼程序容易成为企业、团体、市政部门等的讨债工具,背离了小额程序让普通民众接近司法的初衷。修改后生效的民事诉讼法中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主体范围没有作出限定。笔者认为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发生纠纷是非常常见的,如果对法人的起诉资格进行限定,则大量的此类纠纷就会被排除在小额诉讼程序之外,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纠纷的快速解决。此外,根据保障当事人平等诉讼的原理,也不应该对原告的起诉资格进行限定。但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对同一原告在同一法院利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次数作出限制。

    (四)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管辖

    诉讼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实现权利从而保障正义。我国现在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的原则是 “以原告就被告为原则、原告住所地管辖为例外”。但是这一原则却往往会损害一些作为弱势群体的原告的权利,如:老弱病残者、精神病人、以及相对弱势的消费者等。尤其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使得处在不同管辖区域内的当事人诉讼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西班牙的一位着名诉讼法学家曾说:“诉讼程序的实质目的,并不是事后去实现规范所首要保护的利益,而是首要实现那些相同的规范所欲调节的生活的利益。” 因此,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实现社会正义,法律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实需要及时有效地调整诉讼主体的利益分配,使社会大众权益切合司法公正的内涵。在这一层面上而言,管辖制度对于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小额诉讼应建立特殊的管辖制度,在便利诉讼、保障权益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寻找利益的契合点。在级别管辖方面,基于小额诉讼的目的和特征,应限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在地域管辖方面,小额诉讼程序可按照“被告就原告”原则确定管辖,如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或纠纷发生地法院管辖。另外,在充分考虑保障司法公正、方便诉讼以及不违反法律的基础上,还应允许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关的法院管辖。这也符合当事人处分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关于这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做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国际商事仲裁 仲裁管辖权 仲裁管辖权异议

一、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概念和意义

（一）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概念

国际商事仲裁庭、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对国际商事争议有特定的权力，对国际商事争议做出审理、裁决，叫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裁决、审理，审理的案件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仲裁管辖权归就是仲裁员的管辖权。而对于机构仲裁，仲裁管辖权被叫作仲裁机构管辖权，又可被称为仲裁庭管辖权，因为整个案件是以仲裁庭名义进行审理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书发送时都是以仲裁机构的名义。在解决争议纠纷时，管辖权就是首要的依据，国际商事仲裁进行的先决条件就是仲裁管辖权的存在，所以，在国际商事中仲裁管辖权存在有重大意义，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重要意义有：

1.有效的仲裁管辖权排除法院对特定案件的管辖权，法院不得对有仲裁协议的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大多数国家都在相应法律中对此作了明文规定，1985年《示范法》第5条也规定：“由本法管辖的事情，任何法院均不得干预，除非本法有此规定”。当仲裁庭对仲裁做出裁决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决定，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针对此决定向法院提出异议。

2.有效的仲裁管辖权决定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仲裁管辖权的有效性对仲裁结果非常重要，如果仲裁管辖权无效，当事人就可以否定仲裁结果，向相关部门申请撤销仲裁结果。所以，仲裁管辖权的有效性作用就是否定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质疑，从而对仲裁结果进行肯定。

3.有效的仲裁管辖权是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基础。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之前，必须通过有效的管辖权组成仲裁庭，这样审理的案件才算有效。如果当事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对管辖权产生异议，当事人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等待相关部门的最后决定，一旦仲裁机构肯定了当事人提出的异议，那么仲裁庭对于本次异议所做的准备工作相当于白做。

二、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缺失临时仲裁制度

仲裁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机构仲裁一般指按照仲裁机构原本就有的仲裁规则、仲裁审理过程，是原本就存在的常设仲裁机构。而临时仲裁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相对机构仲裁而言，是指事先不存在的一系列仲裁程序，临时产生的，当异议解决后，相应的仲裁组织将随之消失。所以，临时仲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有其快捷、方便的特点，同时又可以为当事人省去部分费用。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仲裁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仲裁。

而在我国，正是缺失临时仲裁。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在我国仲裁协议只有仲裁选定的仲裁委员才能做出决定，导致在不同区域同类事件中我国与外国当事人不对等。

（二）可仲裁事项不明确，范围窄

各个国家仲裁法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我国对异议可仲裁的主要在《仲裁法》的2、3条里面，即凡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进行仲裁解决；同时所属下列的不能仲裁：“（1）抚养、收养、婚姻等纠纷；（2）根据法律异议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而在《仲裁法》的65条中又有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的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我国对可否仲裁的事项规定的比较原则，而且不宽泛。对于条款“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它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排除可仲裁的事项，条款没有举例，立法用词又笼统，在实际中导致异议时有发生。针对当下的知识产权异议就很多，仲裁法律法规对此都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实践，如果不赋予类似于知识产权这类异议可仲裁性的，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当事人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曾经裁决过一个类似的商标权的案件：案件涉及的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甲乙双方在签定合时，甲方自愿出资商标权。合作后慢慢得知，甲方出资的商标权是以自己的名义获得的，而非以合资企业名义获得。三年后，这家企业解散了，原因是由于合资企业通过经营使其商标知名度大大提高，而后双方因为商标权发生纠纷导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违约方理应是甲方，甲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真正投入注册商标，我们一致认为商标最终会归乙方所有，或者在企业解散后，商标权均有使用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商标法》不会承认仲裁庭这一权力，所以商标权最终归甲方所有。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不合理，但在我国却是合法的。

（三）没有采纳自裁管辖权原则

在我国，《仲裁法》规定是由仲裁委员会或法院来决定仲裁庭的管辖权。而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又规定法院在仲裁机构之前可以受理当事人对国际商事的相关诉求，还可以对仲裁程序进行中止，这种方式有背自裁管辖权的原则。从大部分国家的仲裁机构和法律的仲裁规则看，大多把管辖权授予了仲裁庭，由仲裁庭对异议做出初步判断，所以，从根本上说仲裁机构没有裁决案件和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是有仲裁庭来完成，而这种选择也符合自治原则。但在我国恰恰与之背道而驰，由仲裁机构而非仲裁庭来完成仲裁异议。引起了很多异议如下：（1）仲裁机构只承担审理仲裁协议存在与否和依据本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是否顺利进行，所以不是裁决机构，由仲裁庭经过审理决定管辖权异议是否确定。（2）由仲裁机构来决定管辖权的异议，不但使仲裁庭失去了公平、公正，裁决的结果仲裁庭必须向仲裁机构进行汇报，仲裁机构才是最后做出决定的机构，这样导致了仲裁庭过分依赖仲裁机构，仲裁庭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3）由于管辖权的异议在仲裁庭与仲裁机构往返次数非常多，导致人为介入的因素增多。

三、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的建议

综合上述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存在的问题，建议从如下方面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

（一）建议确立临时仲裁

我国应该确立临时仲裁，尊重当事人。由于缺少临时仲裁，极易造成中外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只有尽快建立临时仲裁，才能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从而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临时仲裁的确立，对我国仲裁机构本身的发展和生存也是有益的。首先，它的存在可以为当事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虽然我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但仍受计划经济影响，如果缺少临时仲裁，仲裁机构就没有竞争，而当事人在异议时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其次，从经济效益看，机构仲裁成本高，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支出大。这些支出往往最后都要加到当事人身上，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不附合经济效益的规则。而临时仲裁恰恰能省去这部分支出，解决了当事人费用难的问题，体现了仲裁的功能性。因此，建设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授予临时仲裁空间，让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并存，促进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的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不断完善我国仲裁机制的目的。

（二）建议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

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对于“合同纠纷”我们容易操作，但就其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却存在很多异议。例如，知识产权纠纷是否包括在内？《仲裁规则》对契约性或非契约性贸易争议进行了规定，所以，对知识产权纠纷，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无论是侵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cietac都可以受理，但却在我国仲裁法规定可仲裁事项之外。而对于《仲裁法》第3条规定的收养、婚姻、扶养、监护纠纷，虽然不可仲裁但也要进行相应改变。近几年，我国家庭婚姻纠纷问题非常多且都具有可仲裁性，例如，包括孩子的抚养权、费用等。我国《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双方不能达协议的由法院进行处理，至于其它方面，法律也没有强制必须由法院出面解决，对这些异议为仲裁留下了余地。

可以看出在《仲裁法》2条、3条之间有一些空白地带能够进行尝试，对于异议的可仲裁性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要不然将会导致不统一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为了促进我国与国际接轨，中国对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仲裁做法应给予借鉴，把仲裁范围扩大，这样做即尊重了当事人，又达到仲裁目的，还能发展国际商事。

（三）建议采取自裁管辖权

我国也应该积极采取自裁管辖权制。发达仲裁国家的仲裁实践表明，由仲裁庭对管辖权异议问题做出裁决，仲裁庭再将结果交由法院采纳自裁管辖权原则，不但有利于法院对其仲裁决定对其进行监督，而且有利于提高仲裁效率，所以，这种仲裁模式也非常适用于我国，应该积极尝试。

全面接受自裁管辖权原则，还意味着对法院直接处理管辖权争议的优先权的限制。前面提到，在我国相关的仲裁规则和司法解释中有明确条款，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员对仲裁庭管辖权争议，人民法院享有优先管辖权，这种现象背离了当事人仲裁的初衷，是不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表现。还会提供回避仲裁一方当事人可乘之机，法院过多的参与仲裁，限制了仲裁庭权力的行使，使仲裁失去了自身的权力，容易造成仲裁的失误，所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应该进行授理，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某种程度上对法院的优先权进行限制。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国际商事仲裁 仲裁管辖权 仲裁管辖权异议

一、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概念和意义

（一）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概念

国际商事仲裁庭、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对国际商事争议有特定的权力，对国际商事争议做出审理、裁决，叫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裁决、审理，审理的案件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仲裁管辖权归就是仲裁员的管辖权。而对于机构仲裁，仲裁管辖权被叫作仲裁机构管辖权，又可被称为仲裁庭管辖权，因为整个案件是以仲裁庭名义进行审理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书发送时都是以仲裁机构的名义。在解决争议纠纷时，管辖权就是首要的依据，国际商事仲裁进行的先决条件就是仲裁管辖权的存在，所以，在国际商事中仲裁管辖权存在有重大意义，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重要意义有：

1.有效的仲裁管辖权排除法院对特定案件的管辖权，法院不得对有仲裁协议的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大多数国家都在相应法律中对此作了明文规定，1985年《示范法》第5条也规定：“由本法管辖的事情，任何法院均不得干预，除非本法有此规定”。当仲裁庭对仲裁做出裁决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决定，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针对此决定向法院提出异议。

2.有效的仲裁管辖权决定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仲裁管辖权的有效性对仲裁结果非常重要，如果仲裁管辖权无效，当事人就可以否定仲裁结果，向相关部门申请撤销仲裁结果。所以，仲裁管辖权的有效性作用就是否定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质疑，从而对仲裁结果进行肯定。

3.有效的仲裁管辖权是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基础。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之前，必须通过有效的管辖权组成仲裁庭，这样审理的案件才算有效。如果当事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对管辖权产生异议，当事人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等待相关部门的最后决定，一旦仲裁机构肯定了当事人提出的异议，那么仲裁庭对于本次异议所做的准备工作相当于白做。

二、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缺失临时仲裁制度

仲裁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机构仲裁一般指按照仲裁机构原本就有的仲裁规则、仲裁审理过程，是原本就存在的常设仲裁机构。而临时仲裁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相对机构仲裁而言，是指事先不存在的一系列仲裁程序，临时产生的，当异议解决后，相应的仲裁组织将随之消失。所以，临时仲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有其快捷、方便的特点，同时又可以为当事人省去部分费用。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仲裁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仲裁。

而在我国，正是缺失临时仲裁。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在我国仲裁协议只有仲裁选定的仲裁委员才能做出决定，导致在不同区域同类事件中我国与外国当事人不对等。

（二）可仲裁事项不明确，范围窄

各个国家仲裁法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我国对异议可仲裁的主要在《仲裁法》的2、3条里面，即凡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进行仲裁解决；同时所属下列的不能仲裁：“（1）抚养、收养、婚姻等纠纷；（2）根据法律异议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而在《仲裁法》的65条中又有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的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我国对可否仲裁的事项规定的比较原则，而且不宽泛。对于条款“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它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排除可仲裁的事项，条款没有举例，立法用词又笼统，在实际中导致异议时有发生。针对当下的知识产权异议就很多，仲裁法律法规对此都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实践，如果不赋予类似于知识产权这类异议可仲裁性的，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当事人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曾经裁决过一个类似的商标权的案件：案件涉及的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甲乙双方在签定合时，甲方自愿出资商标权。合作后慢慢得知，甲方出资的商标权是以自己的名义获得的，而非以合资企业名义获得。三年后，这家企业解散了，原因是由于合资企业通过经营使其商标知名度大大提高，而后双方因为商标权发生纠纷导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违约方理应是甲方，甲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真正投入注册商标，我们一致认为商标最终会归乙方所有，或者在企业解散后，商标权均有使用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商标法》不会承认仲裁庭这一权力，所以商标权最终归甲方所有。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不合理，但在我国却是合法的。

（三）没有采纳自裁管辖权原则

在我国，《仲裁法》规定是由仲裁委员会或法院来决定仲裁庭的管辖权。而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又规定法院在仲裁机构之前可以受理当事人对国际商事的相关诉求，还可以对仲裁程序进行中止，这种方式有背自裁管辖权的原则。从大部分国家的仲裁机构和法律的仲裁规则看，大多把管辖权授予了仲裁庭，由仲裁庭对异议做出初步判断，所以，从根本上说仲裁机构没有裁决案件和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是有仲裁庭来完成，而这种选择也符合自治原则。但在我国恰恰与之背道而驰，由仲裁机构而非仲裁庭来完成仲裁异议。引起了很多异议如下：（1）仲裁机构只承担审理仲裁协议存在与否和依据本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是否顺利进行，所以不是裁决机构，由仲裁庭经过审理决定管辖权异议是否确定。（2）由仲裁机构来决定管辖权的异议，不但使仲裁庭失去了公平、公正，裁决的结果仲裁庭必须向仲裁机构进行汇报，仲裁机构才是最后做出决定的机构，这样导致了仲裁庭过分依赖仲裁机构，仲裁庭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3）由于管辖权的异议在仲裁庭与仲裁机构往返次数非常多，导致人为介入的因素增多。

三、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的建议

综合上述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存在的问题，建议从如下方面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

（一）建议确立临时仲裁

我国应该确立临时仲裁，尊重当事人。由于缺少临时仲裁，极易造成中外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只有尽快建立临时仲裁，才能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从而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临时仲裁的确立，对我国仲裁机构本身的发展和生存也是有益的。首先，它的存在可以为当事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虽然我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但仍受计划经济影响，如果缺少临时仲裁，仲裁机构就没有竞争，而当事人在异议时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其次，从经济效益看，机构仲裁成本高，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支出大。这些支出往往最后都要加到当事人身上，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不附合经济效益的规则。而临时仲裁恰恰能省去这部分支出，解决了当事人费用难的问题，体现了仲裁的功能性。因此，建设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授予临时仲裁空间，让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并存，促进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的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不断完善我国仲裁机制的目的。

（二）建议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

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对于“合同纠纷”我们容易操作，但就其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却存在很多异议。例如，知识产权纠纷是否包括在内？《仲裁规则》对契约性或非契约性贸易争议进行了规定，所以，对知识产权纠纷，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无论是侵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CIETAC都可以受理，但却在我国仲裁法规定可仲裁事项之外。而对于《仲裁法》第3条规定的收养、婚姻、扶养、监护纠纷，虽然不可仲裁但也要进行相应改变。近几年，我国家庭婚姻纠纷问题非常多且都具有可仲裁性，例如，包括孩子的抚养权、费用等。我国《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双方不能达协议的由法院进行处理，至于其它方面，法律也没有强制必须由法院出面解决，对这些异议为仲裁留下了余地。

可以看出在《仲裁法》2条、3条之间有一些空白地带能够进行尝试，对于异议的可仲裁性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要不然将会导致不统一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为了促进我国与国际接轨，中国对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仲裁做法应给予借鉴，把仲裁范围扩大，这样做即尊重了当事人，又达到仲裁目的，还能发展国际商事。

（三）建议采取自裁管辖权

我国也应该积极采取自裁管辖权制。发达仲裁国家的仲裁实践表明，由仲裁庭对管辖权异议问题做出裁决，仲裁庭再将结果交由法院采纳自裁管辖权原则，不但有利于法院对其仲裁决定对其进行监督，而且有利于提高仲裁效率，所以，这种仲裁模式也非常适用于我国，应该积极尝试。

全面接受自裁管辖权原则，还意味着对法院直接处理管辖权争议的优先权的限制。前面提到，在我国相关的仲裁规则和司法解释中有明确条款，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员对仲裁庭管辖权争议，人民法院享有优先管辖权，这种现象背离了当事人仲裁的初衷，是不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表现。还会提供回避仲裁一方当事人可乘之机，法院过多的参与仲裁，限制了仲裁庭权力的行使，使仲裁失去了自身的权力，容易造成仲裁的失误，所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应该进行授理，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某种程度上对法院的优先权进行限制。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0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

1、 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2、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3、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

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应以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本院以前有关购销合同履行地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b、《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八条　本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c、《民法通则》

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二百四十一条　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二条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三条　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四条　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

法发〔1996〕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1篇

【正文】

2012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2012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司法解释共16条，是最高院在反垄断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明确了因垄断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管辖、举证责任、民事责任等事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具有重大意义。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因垄断行为引发的侵权及合同纠纷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以及在管辖、举证及民事责任方面均存有争议。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上述争议均作了相应的厘清。尤为重要的是，司法解释明确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有权向法院就该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亦有权在民事诉讼中对垄断行为进行审查，与《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查处以及行政诉讼能够形成制度配合，能够大大增强反垄断效果。

一、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

司法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第一条是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根据第一条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是适格原告。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具体受理条件的规定。根据第二条之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起诉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法院应当受理。这里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条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原告因垄断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受理。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事实上与《反垄断法》形成紧密配合，在反垄断方面将形成制度合力。《反垄断法》主要由反垄断委员会及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负责反垄断，主要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普通公民只能向这些行政机关举报垄断行为，尚无法律途径直接反垄断。而司法解释第二条则赋予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直接起诉垄断组织的权利，且不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这意味着对于垄断行为的监督及治理不再是行政机关的独有权力，相关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也可以直接起诉，这对于我国反垄断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二、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

司法解释第三、四、五、六条对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合并审理和移送管辖做了明确规定。

1、级别管辖

就级别管辖而言，此类案件原则上由中级法院管辖。这主要考虑到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较高的专业性、复杂性和较大的影响力。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刚刚起步，由审判力量相对充足、审判经验相对较多的法院集中管辖，更有利于尽快提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和统一裁判标准。当然，由于部分基层法院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也具备相应的审判能力，能够保证审判质量，因此，从便民角度出发，司法解释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由基层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

就地域管辖而言，仍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确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因案由不同，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纠纷案件。另一种是依据《合同法》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类型不同，其地域管辖也有所不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权纠纷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合同纠纷案件则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一审管辖法院的，一般应从其约定。在没有协议管辖的情况下，一般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合同履行地应根据合同类型不同具体确定。

3、合并审理与移送管辖

同一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可以合并审理。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是基于节约审判资源的考虑。

就移送管辖而言，有两种情形：首先，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其次，在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7天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先立案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考虑到群体诉讼案件有其共性，合并审理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三、关于举证

《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条分别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专家证据等问题作了解释和细化。

1、举证责任

由于垄断行为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受垄断行为损害的原告在举证能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免证事实等制度，适当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举证责任倒置而言，属于《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垄断企业对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等行为将要承担举证倒置责任。另外，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原告而言，虽然司法解释适当减轻了其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仍应根据案件不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而言，有以下集中情形：

（1）就前述《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原告虽不需要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应证明该协议确实存在。

（2）就滥用市场地位引发民事纠纷案件而言，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不过，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法院可以予以认定。另外，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可以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法院可以据此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

2、关于专业人员调查及作证

《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这说明，反垄断案件，尤其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需要确定相关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经济专业人士及机构的专业数据确定及事实认定是法院作出法律认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人员的说明对事实的认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垄断民事纠纷的类型和责任

《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和十五条规定，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这也就是规定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诉讼，通常属于侵权之诉；二是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引起的诉讼。

垄断可以通过如协议、协同一致的行为、行业协会的章程等很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行业协会的章程违法了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条款，那么行业协会也是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只要原告有证据证明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或者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均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垄断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五、关于诉讼时效

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做了明确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依据《民法通则》规定为二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实践中由于存在很多特殊情况，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依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程序权益；诉的利益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企业掌握的知识产权的数量以及质量可以说是主宰命运的法宝。随着法治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权利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特别是对于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企业，各种专利、技术秘密、商标等，都是最宝贵的财富。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绝对性的权利，从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上都受到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忽略了对义务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此种情形不利于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更不利于知识经济的长足发展。

一、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在我

国的立法发展2002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①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承认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法律性文件，开启了该种诉讼在我国的发展进程。2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通知》②，明确了该类案件属于侵权类纠纷，应按照侵权纠纷的管辖原则确定地域管辖。2009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③第18条明确提出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的立案条件。2008年4月1日正式颁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此类案件作为三级案由纳入知识产权纠纷，为以后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立案确立了基本规范。

二、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应该从原告、被告、法院的立场出发综合考量，进行利益平衡。有无诉的利益，是法院判断是否承认国民的具体请求足以具有利用审判制度的价值或者必要性的过程，因而，这种判断当然不能任由法院主观专断。法院应该参照设立诉讼制度的宗旨与目的这一客观尺度，对原告的具体请求作出评价，以判断有无诉的利益。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是从义务人的从程序性利益出发，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是辅非常态的救济方式。

（一）义务人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

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权利人通常会向义务人发出律师函明确指明其侵权行为，并且表明即将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追究义务人的侵权责任。此时，义务人由于收到权利人的警告后，担心自己在将来承受巨额的侵权损害赔偿，将无法合理安排自己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等待权利人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侵害进行确认。但是，如果权利人迟迟不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只是通过警告威胁的威慑力来拖延纠纷的及时解决，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将会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英美法系国家，为了消除义务人此种法律地位不确定的状态设置了宣告判决、制止威胁的诉讼等相关制度，利用法院确认判决的公权性，直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为迅速恢复市场秩序提供了良好的司法环境。义务人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性，应该包含以下三点内容：（1）义务人法律地位的不安是具体的，不是自己主观臆想的。比如，知识产权纠纷中，权利人向义务人发出律师函明确指明其侵权行为，并且表明即将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权利人只是向义务人发来表明其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公告性质的函件，此时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因为收到该函件而陷入危险状态，此时义务人若主观臆造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将因不具有诉的利益而不被法院受理。（2）义务人的不安是法律地位的不安，例如，对义务人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营业额显著下滑，或者无法合理安排今后的生产经营，影响到义务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正常发展。（3）原告法律地位的现实不安性，能够以确认判决除去。

（二）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是纠纷解决的唯一方式

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仅在社会媒体上公开声明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利范围，而且向义务人发出了意思表示非常明确的警告或者威胁，无正当理由怠于，也不向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行政确认，义务人也不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确认自己不侵犯权利人指明的知识产权，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悬置状态，产生现实的不安性。法律如果不能够保障义务人权益救济途径的畅通，通过司法直接、有效地裁决纠纷，那么对义务人来说显然非常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消极确认之诉，从原告的立场来看，具有接受确认判决的即时利益，通过该种诉可以消除原告法律上的危险状态。从民事诉讼主体诉权平等的原则出发，也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体现。因此，在没有其他权利救济方式时，义务人具有提起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的利益，该种诉是处于不安状态的义务人唯一能够采用的诉讼手段。

（三）义务人履行了书面催告义务

消极确认之诉，作为权利救济的一种补充方式，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给被告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要求原告在提讼之前已经为纠纷解决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必须进行前的交涉。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中规定了义务人必须经过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讼权利，权利人经过合理期限不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义务人才可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该书面催告义务可以看作是进行诉前协商的过程，权利人与义务人可以通过书面催告行使诉讼权利进行沟通，明确权利人是否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真正意图，或者企图通过其他方式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想法。并且，当义务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时，应向法院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该书面通知义务。法官可以结合原告的举证以及纠纷的现实状况，判断原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裁定是否受理案件。

（四）诉讼请求不包括给付内容

原告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自己的法律地位的危险状态或者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安状态，以法院具有公权性的确认判决的确定效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该种诉可以将义务人从危险的法律地位中解救出来，对纠纷当事人长时间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进行确认，不对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赔礼道歉等具有给付性质的纠纷进行裁决，因此，原告在提起该种诉时，诉讼请求的内容不能包含有要求被告进行损害赔偿或者赔礼道歉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中指出，原告的目的只是针对被告对自己发出的侵权警告向法院请求确认自己的行为不侵权，并不包含请求被告的行为侵犯自己权利并且追究其责任的主张，此《批复》表明了确认不侵权之诉与消极确认之诉在制度的设计目的上的一致性。

三、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1.案件定性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将此类案件定性为侵权纠纷，我国的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也将其作为侵权类纠纷对待。例如，2015年7月2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被上诉人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一案，裁判书（（2015）辽立一民终字第000127号）中明确说明在性质上该案件属于侵权类纠纷，应按照侵权纠纷案件确认管辖。但是，从民事诉讼法学法理上分析，该种诉不符合侵权之诉的特点，却与消极确认之诉的制度完全吻合。首先，该种诉中原告的主张以及法院审理的对象是侵权关系不存在，而侵权之诉中原告主张的是侵权关系存在，并且当事人证明以及法院审理的对象是侵权关系存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相关法律性文件对该种诉的诉的利益的严格限制，与侵权之诉中权利人只要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危险就可以向法院提讼的条件有着巨大差异。再次，侵权之诉中原告的主张以及法院作出的判决中包含侵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并且在诉讼中胜诉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院的判决申请强制执行，而在该种诉中，原告的主张以及法院的判决都不包含给付内容，判决只是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确认。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将确认不侵权之诉定性为侵权类纠纷是错误的，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2.地域管辖的原则不便于诉讼。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定性为侵权之诉，应按照侵权类诉讼的管辖确定地域管辖，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该种诉不属于侵权类纠纷，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种诉讼的地域管辖的《批复》有欠妥之处的。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此《批复》时也许对该种案件中的审理对象，即“侵权行为”的界定有误差。笔者认为，该种诉属于确认之诉中的消极确认之诉。在诉讼中进行确认是否构成侵权的行为是原告的生产经营行为是否构成对被告知识产权的侵害，而不是被告对原告发出警告信或律师函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另外，原告住所地一般是原告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地，也就是涉嫌侵权的行为地。因此，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不利于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促进诉讼进程。3.合理期限时间过长。被警告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书面催告义务实质是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消极确认之诉对诉的利益的严格限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中关于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向权利人发出书面催告的规定，实质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对该种诉的利益的严格限制。司法实务中也严格将这个条件作为审查原告是否具备诉权的标准，例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390号）在审理厦门固德利锌钢护栏有限公司与厦门市首创君合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刘学军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过程中，将固德利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书面催告刘学军行使诉权，作为不符合提起该案件的法定条件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原告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14）闽民终字第1084号）也支持了原审法院的裁定，驳回了原告的上诉。此种限制符合消极确认之诉中，对于原告的诉的利益的限制，实质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以及浪费法院宝贵的司法资源的一种要求。但是，笔者认为，合理期限的时间过长，不利于对义务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更不利于市场秩序的恢复。

（二）完善

1.明确案件性质为消极确认之诉。英美法系国家为了使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纠纷迅速解决，在1883年英国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制止威胁的诉讼（actiontorestrainthreats），193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宣告判决法案》，设置了宣告判决（declaratoryjudgement），为解决纠纷当事人法律地位不确定性（legaluncertainty）的问题，使经济秩序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稳定。在美国宣告判决被普遍认为是法定的救济，而不是一个公平的补救措施。因此，我国也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的形式设置消极确认之诉，并且明确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属于消极确认之诉。通过该种诉讼具有的保障义务人司法救济途径畅通的制度本质，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领域权利人与义务人合法权益天平的平衡。2.明确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消极确认之诉的一种形态，其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义务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畅通，因此，在诉讼程序的设计上应该便于义务人。通过上述论述，我们明确该种诉讼的审理对象是原告的生产经营行为没有落入被告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的界限之内。另外，原告提起该种诉时法律地位本身就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被告侵权警告已经造成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处境，并且，由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及时行使诉讼权利，才产生了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的利益。最后，原告住所地一般是原告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地，也就是涉嫌侵权的行为地。因此，地域管辖应适用原告住所地管辖，这样有利于保障诉讼公平，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有利于牵制处于优势地位的被告，确保原告可以与被告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更有利于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促进诉讼进程。综上所述，关于该种诉讼的管辖法院，级别管辖应适用知识产权管辖原则，地域管辖应适用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3.缩短合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为“需要一定的合理期限”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期限不符合市场竞争瞬息变化的规律，该期限将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有可能错失决定企业命运的良好发展机遇，造成不必要损失。笔者认为应将合理期限缩短到自权利人收到书面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或者自义务人发出书面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这样既考虑到权利人因特殊原因等不能及时主动行使诉权，或者滥用权利损害义务人的合法权益，也能防止义务人动辄滥用诉讼权利，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浪费国家司法资源。

结语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判决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所以该种诉讼是通过观念上固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状态，以此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因此，考虑到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成本等因素，在民事诉讼该种诉的合法地位的同时，必须对该种诉的条件严格限制，其中对确认利益的限制为重中之重。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目前仅研究到以上论述的深度，笔者会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对该种诉讼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注释：

①[2001]民三他字第4号②[2004]民三他字第4号③法释[2009]21号

参考文献：

[1][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次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2][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6月第1版，第66页

[3]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4]曾华松等.确认诉讼实务问题之研究[J].复旦法学知识库.80页-81页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兰兰.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J].法学，2002，(2).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

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新晨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兰兰.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J].法学，2002，(2).

经济纠纷案件的管辖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兰兰.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J].法学，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