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税收论文范文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FDI；税收优惠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影响力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对投资国以及东道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FDI提供任何优惠。1991至2000年期间，世界各国共有1185项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项是朝着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进。可见，世界各国对FDI的重视是日益加深的。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30153个，合同外资118271.9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9061.64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和我国吸引FDI的大量相关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在这三种优惠政策中，财政优惠中的税收优惠应用最为广泛，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一轮轮全球减税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问题；其次，我们应该深入的分析一下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选址过程中究竟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决策的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应该说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早已开始。国外的有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1992）、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因素在外资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度大小及其经济效应。从国内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关FDI的国民待遇和税收优惠问题就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轮税制改革，这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关于FDI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探讨再次成为了学界的焦点。
二、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工具选择
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随着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从而使东道国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可是，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所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介入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调节对象的单一性，其具体做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免税期和低税率；二是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亏损结转。直接优惠方式和间接优惠方式的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方式要比减免税更为有效。发达国家一般较少或很谨慎地使用直接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逐渐由以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引导为主。
三、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税收优惠直接减少了一国的税收收入。而且在当前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甚至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会出现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从而导致过度“慷慨”的税收优惠，这不仅造成大量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除此之外，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甚至他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资本外逃形成假外资，也就是国内资金为了获取外资所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在境外绕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从2000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贸易顺差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比1999年增加了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大的误差很难完全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所谓政策性寻租是指，因为很多的优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的，甚至于某些部门和地方有较大的政策决定权，这就给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在引进等量FDI的情况下，大量的腐败官员和利益集团又从中分一杯羹，而国家利益则受到侵害。跨国企业大量的转移利润的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各种其他逃避税行为，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估计，1995年我国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而让渡的税收利益达到了660亿人民币。有关专家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在我国每年避税300亿以上。应该说很多FDI之所以进行投资，其看中的往往不单纯是直接的税收优惠，而是与这些优惠政策相关的潜在的利益优惠，所以后三种成本虽然难以精确计算，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来大量的FDI，而FDI进一步对引资国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形成效应。FDI的引进，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实物资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国相关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隐性的投资不足。（2）技术进步效应。FDI的增长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其“示范”效应及其于与前向和后向企业的交易互动关系促进了先进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在国内的扩散。（3）结构调整效应。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通过打破引资国产品出口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外贸拉动效应。FDI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有利于引资国接近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优化出口结构。（5）就业拉动效应。FDI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其对国内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员工的“干中学”效应，有效推动了引资国国内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体现为间接效应，相关的精确的数据很难取得，所以这就给本应该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这样的分析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力分析
1.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因素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简称UNCTAD）设计了一套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UNCTAD按照动因的不同将FDI分为了四大类，他们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场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关税、国民待遇、运输成本等因素；资源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劳动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战略资产增加型的FDI重点考虑技术或战略资产、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点考虑规模经济、投入品成本、基础设施、运输成本、供应商及分销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体系，税收因素只是FDI投资决策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优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财政优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亏损结转下期、免税期、投资补助、投资额纳税抵免、对国外红利、利息派发的税额减免、对长期投资收益优惠待遇、对合格支出的增税减免、零关税或低关税、基于就业的减免、对价值增值的税额抵免、对外国硬通货所得的税额抵免和税额减免等。金融优惠主要包括补助金、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政府保险或贷款承诺等；其他优惠包括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市场优先、外汇优惠待遇等。
2.FDI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力分析
国外的相关分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类国家。44个变量被选择当做潜在重要的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与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发现税收对资本是选择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税收却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两种例外情况，那就是极端高的税收水平以及所谓的自由资本。除此以外，不同国家间微小的利润税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国公司主要是被东道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能水平、基础设施有利于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其他资源的可用性，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基础条件相差不多时，税收优惠这一直接的优惠手段的作用会比较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单纯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而不重视其他条件的培育，那么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会太长久。
国内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优惠促开放”的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他同时指出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而且他认为税收优惠只能说是吸引FDI的众多环境因素之一。马拴友（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我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水平的变化也是FDI投资的重要诱因。梁琦（2003）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得到的实证结果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徐思嘉，麦挺（2004）同样认为曾经在中国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地区开放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夏杰长。李朱（2004）分析认为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吸引FDI的诱惑将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简单性比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是有其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国内外学者对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地区和结构分布是有影响的，在资本流动加剧的今天，它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引资手段；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关优惠措施一定要明确、科学、合理，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决策程序将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第三，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决不是吸引FDI的长久之计，必须注重国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否则的话，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
具体而言，个人认为我国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调整：首先，对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间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区的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第二，继续坚持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将FDI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第三，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和实施领域，尤其将优惠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改变过去“大优惠”的思路，使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关联交易行为等避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协议创造更加灵活的优惠机制来适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变性。第六，在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培育，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的改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说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决定条件。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演变中的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涉外税务，1997，（8）。
[2]马拴友。税收优惠与投资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1，（10）。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2003，（9）。
[4]徐思嘉，麦挺。外国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与激励政策———兼论中国外资激励政策调整[J].改革，2004，（2）。
[5]夏杰长，李朱。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国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4，（6）。
[6]刘建民，印慧。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11）。
[7]林静。FDI与税收政策的思考[J].管理与财富，2004，（12）。
[8]闻媛。税收差别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影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1.
[9]Blomstrom&AriKokko著，赵学尽，黄克臣译。外国直接投资激励经济学[M].经济资料译丛，2003，（2）。
[10]UNCTAD.Incentives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96.
[11]RootandAhmed.TheInfluenceofPolicyInstrumentsonManufacturingDirectForeignInvestmenin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978，9（3）。
[12]Devereux，M.andGriffith，R.，TaxesandtheLocationofProduction：EvidencefromaPanelofUSMultinational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8，68.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4篇
（一）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必然性
1、我国财政收入具备调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实力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世界各个地区、国家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而这也是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情。近几年来经济增民率都保持在年均10%左右，2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就182321亿元，居世界前列。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健增长，我国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我国的财政收的规模也是大幅度提高。“十五”期间，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取得新突破。20*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1715万亿元，增收2812亿元；20*年在解决1288亿元出口退税陈前后，又突破了2万5千亿元，达到26396亿元，增收4681亿元，20*年财政收入为31627.98亿元，20*年财政收入达37636亿元这此都表明我国财政收入增民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所以我国财政有调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经济基础，发挥财政杠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2、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健康均衡发展的需要
我国基础产业落后，农村道路、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通讯等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亟待发展，西部需要大开发，老工业区要改造，高新技术产业薄弱呼吁社会支持，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扶持政策的登台。与之相适应，吸引外资需要向引进资金、吸纳先进技术，促进我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瓶颈产业倾斜。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将税收优惠应由现行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地区倾斜为辅”的新格局，与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相吻合，起到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改善基础能源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3、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我国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造成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公，加重了内资企业税收负担，不利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后，纳税能力相同的企业将承担相同的所得税税负，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有利于企业进行公平竞争，也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二）所得税两税合一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
在我国现阶段，税制调整对实际利用外资会有一些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1、从世界上各国的引资实践来看，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一般来说，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是市场潜力因素，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对吸引外资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政局和法律因素，政局不稳定直接影响投资的安全性，而法律不健全又使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可以说上述因素是决定外资是否投资的两个基本条件；三是要素稟赋等比较优势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稟赋等，从发展规律来看，这些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
2、所得税两税合一主要调整的是税负结构，总体税负不会有大的变化
如果选择在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改革方案，变动较多的是内资企业而不是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对吸引外资影响有限。虽然清理、规范部分税收优惠制度，会扩大税基，增加税负，但同时调低税率（税率比现在降低四分之一），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调整税收优惠制度所增的税负。同时，改地区优惠、外资优惠为产业、行业优惠，实行以行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只是外资企业的行业税负结构。可能由于外资投资的行业不同，有的企业税负增加，有的企业税负减少，但总税负不会有大的变化。
3、所得税两税合一有助于优化外资投资结构
调整税收制度，改普遍优惠为特定优惠，给予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同时限制污染企业、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促进外资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增加外商的收入。
4、所得税两税合一有助于稳定外资的数量，提高引资的质量
所得税两税-
合一从长期看，不会对吸引外资有大的影响。我们应正确看待引进外资的数量和增长比例的变化。（1）从短期看，所得税两税合一初期，引进外资的数量有所下降，是正常的。（2）从长期来看，引进外资的数量会增加。因为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地之一；统一税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的统一，有利于公平税负，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税收歧视，促进竞争。（3）引资质量会提高。引进外资不能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较多的是注重引进外资的数量，而今天国家强调的是在稳定数量和适当增长的同时，提高质量。强调多引进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无污染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有利于促进竞争，必然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在华外资； 税收流失； 流转税； 税收收入能力法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2-0080-09
近20年间平均每年有近40%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涌入我国，构成了我国日益壮大的外资经济规模。
从税收流失的角度研究在华外资的税收问题意义重大。只有对外资税收流失规模有了一定的把握，才能够较准确地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国民经济影响，以正确引导外资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外资税收流失的研究，可以从流转税和所得税两个领域进行，考虑到流转税在总税收中的绝对多数份额，本文以外资流转税为研究对象，利用近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在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基于税收收入能力法对公开经济中在华外资企业的流转税税收流失规模做出较准确的估算，通过对其纳税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分析，揭示其税收流失特征，并提出相关思考和建议。
一、 相关概念界定和已有研究综述
国内外从税收流失视角研究在华外资的税收流失规模的相关文献较少。税收流失是指根据国际国内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应该收取而实际未能收取的税收，税收流失一般包括人们在现实中所见的偷税、逃税、避税、漏税、骗税、抗税、欠税、非法减免以及征税人违规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等形式［1］。本文所研究的外资经济的税收流失就是将税收流失的纳税行为主体限定为外资企业，测算对外资企业应收而未能收取的税收收入。
国内外直接估算外资税收流失规模的研究文献较少。已有的税收流失规模测算的文献主要可分为地下经济及公开经济两个层面的税收流失规模估测。公开经济中的税收流失规模研究多采用税收收入能力法、样本推算法和曲线拟合法。样本推算法是用样本来推测总体，但样本的选取及其代表性将直接影响到推测总体特征的准确性，由于外资经济的典型、普遍性样本较难获得，该方法难以对外资流转税流失规模准确测算。曲线拟合法是以税收流失较少年份的税收收入数据来拟合出税收收入的增长变化曲线，以此来测算某一年度的理论税收收入，廖涵曾用该方法对我国的税收流失进行了估测，但外资经济在我国起步较晚，正常年份较难选择，且外资经济只是全国经济的一部分，不具有较多可分离数据拟合出反映外资税收收入增长的曲线，因此不适宜本文的测算。
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政府间关系咨询委员会（ACIR）成员为代表的两条思路，注重实证研究。ACIR在1962年创立了代表性税制法（RTS）用于比较各州间税收收入能力，1967年Lotz和Morss将税收努力引入国际间税收能力的比较，发展了IMF的“税柄”理论，成为定量研究税收收入能力指数第一人，其后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的扩展。国内关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的研究最早起步于国税总局1994年、1995年举办的税收收入能力估测国际研讨会，杨元伟对稳定的估算体系原则进行了理论分析，之后梁朋等学者做了相应的经验研究应用。该方法的原理与税收收入流失的界定与本文要研究的流转税流失问题最为一致，我国流转税主要税种的标准税基和标准税率的定义也符合该方法的要求，测算更为合理。
外资经济税收流失问题与全国范围的税收流失问题的主要差异是我国外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公开经济领域，相对内资经济来说，外资的地下经济行为比例较低。关于地下经济的研究，国内外研究文献众多①，合法的地下经济主要出于逃避税收的目的。1977年，Dunning研究指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及区位优势（L），因此从国际资本投资的动因分析，外资进入我国，尤其是初级阶段不存在以避税为主要目的的直接投资动因，缺乏进行地下经济经营活动的动力。另外，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等因素增加了外资经济在我国经营的风险， 对外资进入领域的控制，人民币汇率2005年汇改前的常年恒定，外资经济较高的准入门槛等限制，使得我国地下经济中外资经济的份额较低，因此本文对外资流转税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主要集中在公开经济领域。
二、 税收收入能力法对流转税流失
规模的测算（一） 外资流转税结构分析
流转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流转税具有征税范围广、税源充分、征收隐蔽、税收管理便利、税收收入稳定等特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来源［2］103。我国各流转税税种的规模及流转税总额占总税收比重变化趋势如下页图1所示，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四大类，近20年四税种收入总额占总税收的比重平均为68.69%，1998年达到最高，为总税收的74.23%，近年经过税制结构的调整优化，所得税比重有所提升，使得流转税份额相对下降，2009年降为总税收的64.76%，但仍占据了总税收贡献的近60%。涉外流转税具有与全国流转税相类似的结构构成和变化趋势，从下页图2中可以看出，近10年外资流转税额平均占到了总涉外税收的7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达到峰值79.93%，随后缓慢回落，2009年依然占总涉外税收的69.75%，因此流转税对全国以及外资经济的税收贡献重大，在研究我国外资税收流失问题时我们应对其重点关注。
①根据Cagan、Guttman、Tanzi、Kaufman、Lacko、Schneider、夏南星、赵黎、徐霭婷、王永兴等学者的研究，地下经济是指未向政府申报收入、未被政府统计、逃避政府监督与管理的合法与非法的所有经济活动。
②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10》相关年份数据统计计算得出。从下页图1中1998―2009年全国流转税占税收总比重情况可具体分析出我国流转税内各税种的构成情况。从全国范围看，增值税占总流转税的比重为58%，营业税为25%，消费税为10.8%，关税为6.2%，对比分析外资企业的流转税构成，增值税项占外资流转税额的70%，营业税只有13%的比重，关税占到了涉外总税收的10%，由于我国的消费税不是普遍征收，在全国及涉外税收中的份额较少。外资流转税结构与全国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不平衡。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第二产业，从近10年外商投资企业总投资额平均比重来看，外资企业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例只有1.2%，高达62%的投资集中在第二产业，其余的32%投资在第三产业②，因此第二产业广泛征收的增值税成为外资流转税的主要税种。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对外资的逐步开放，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产业导向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投资于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但从历史存量角度分析，作为传统产业的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投资额较多的领域。
比较外资与全国营业税情况，第三产业广泛征收的营业税占据了全国流转税的四分之一，而外资投资于第三产业的存量相对较少使得外资营业税占外资总流转税的份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内外资缴纳关税的情况，由于没有获得外资实际缴纳关税的数据，本文根据关税的征税对象及相关税法规定，将外资的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推算出对应年份外资缴纳的关税额。外资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据全国的三分之一多，使得外资流转税中关税占据了较高比重全国关税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外资及全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来自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对全国以及涉外流转税的总体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根据我国内外资经济体特征和相关税法规定，下面分别测算公开经济中全国及外资主要流转税种的税收流失额，并作出比较分析。
（二） 增值税流失规模的比较测算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主要依据是199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是针对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在具体征收过程中，根据课税对象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计税和管理办法。2009年全国范围的增值税转型是我国增值税制度的一个重大调整，由原来的生产型转向了消费型，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增值税转型自2004年7月1日起先后在我国东北、中部等试点，2009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推行，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同时取消了原生产型增值税时的进口设备免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的退税政策。新一轮增值税改革正在酝酿，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开始增值税扩围试点。。增值税课税对象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仍执行税率分17%、13%两档，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简易办法，统一调低为3%征收。增值税目前是我国第一大税种，税收收入近十年平均占到全国税收总额的46%，涉外增值税在涉外税收中同样处于第一位列1994年之前我国外资企业缴纳工商统一税，并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1993年税制结构的新一轮调整规范中，国家税务总局1993年11月6日国税发［1993］138号《关于涉外税收实施增值税有关征管问题的通知》，从1994年1月1日起外资企业也成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生产加工环节、批发零售环节、进口商品环节以及修理修配劳务四部分，增值税税收收入能力可分为应缴国内增值税以及进口环节应缴进口增值税。由于修理修配劳务的有关增值额数据较难取得，且根据近年《中国税务年鉴》中增值税的分行业分企业类型统计数据计算，在国内增值税实际缴纳额中，全国工业部门和批零部门实际缴纳的税额占总国内增值税的96.6%，外资企业工业部门和批零部门实缴国内增值税占总增值税的比重更是高达96.85%，因此我们结合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构成，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重要性原则，利用分税种税收收入能力法测算外资及全国国内增值税流失时，选用的理论税基为生产加工环节、批发零售环节的增值额，分别用对应部门的增加值代替2006年许文提出，理论上，部门增加值与增值税实际征收所对应的税基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别，应根据具体内容调整，但由于缺乏数据且影响不大，通过考虑税基扣除后的调整法定税率来调节。。故本文对增值税流失的测算公式为
增值税理论征收值=国内增值税理论征收值+进口增值税理论征收值本文测算税收流失不考虑出口退税的增值税，从税收收入能力角度主要考证征收额，作为税式支出的出口退税不构成研究的税收流失，实际征收增值税扣除出口退税后的净增值税用来考量真实增值税税负。
（a）
国内增值税理论征收值=工业部门理论征收值+批发零售部门理论征收值
（b）
工业部门理论征收值=工业部门增加值×法定税率
（c）
批发零售部门理论征收值=批发零售部门增加值×法定税率
（d）
进口增值税理论征收值=进口增值税税基×法定税率
（e）
对于工业部门国内增值税理论征收值的测算，全国工业增加值及外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均可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在税率选择时，针对一般纳税人有17%和13%两档税率根据《中国税务年鉴》中工业企业缴纳增值税额的构成计算，近年一般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比重达到了98%，工业企业中小规模纳税人份额已经越来越少，外资经济中统计数据显示一般纳税人的比重接近100%。，低税档主要适用于农产品加工类、供暖供气、图书报刊类及农用等，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低，同时税法中还存在减免税规定，但缺乏直接的免税税基统计数据，对于法定税率的选择，本文在法定税率17%的基础上考虑全国平均税式支出为20%左右，即采用13.6%的税率进行测算。
近年外资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都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外资工业企业在增值税上享有了相比内资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和税基减免，例如外贸企业承接来料加工后委托外资企业加工，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承接来料加工后委托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加工，可凭“来料加工免征证明”免征委托加工需缴纳的增值税，外资企业占我国出口加工贸易的平均比例高达84.5%，同时对于符合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的国内设备，可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等享受退税的设备范围是指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通知》（国发［1997］37号）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投资项目在国内采购的设备。2009年1月1日因增值税转型已经取消该退税政策。，外资企业享有的税式支出比例高于全国水平，本文将外资工业企业国内增值税的税式支出比例定为30%，调整后的外资工业部门测算税率为12%许文在2006年对于工业企业国内增值税的法定税率的确定，采用工业统计中的应交增值税额除以增加值来考虑相关税式支出后的近似真实的法定税率，但根据《2011工业统计报表制度》，本年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出口退税，是工业企业实际承担的增值税，并非工业企业应交的国内增值税部分，故根据现有的数据无法获得更好的法定税率的确定方法。。
对于批发零售部门理论征收值的测算，全国批零部门增加值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外资企业批零部门增值额由于没有直接的数据，本文通过可获得的外资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对其总产值进行加权处理，推算出外资企业的批零增加值。对于相关法定税率的选择，本文借鉴了许文的方法，比较工业部门和批零部门的真实增值税税负来推定批零部门考虑税式支出后的法定税率。对2004―2009年全国及外资工业部门、批发零售部门增值税平均实际税负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全国工业部门平均净增值税实际税负为11.68%，高于外资工业部门9.19%的实际税负，反映出了外资享有较多的税式支出。批发零售业增值税的征收，由于较少涉及“抵、免、退”的问题，实际税负普遍高于同年的工业部门，全国批零部门的实际税负为12.94%，高于工业部门1.26个百分点，外资批零业由于具有较高的增值率，其实际税负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我们在测算时，由于全国工业部门增值税使用13.6%的税率，考虑批零业实际税负较工业高，将全国批零业平均法定税率定为15%，外资批零业的测算税率定为15.6%。
关于进口增值税理论征收值税收收入能力法的测算，税法规定征税对象为进口商品，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规定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和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进口消费税。具体来看，作为理论税基的进口商品要扣除免税部分，根据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进口商品贸易方式企业性质总值表”分析，其所列的18类贸易方式中，只有一般贸易是确定征收进口增值税的，另外还有加工贸易转内销、减免税设备提前解除监管补税、后续补税等问题，但所占份额相比一般贸易很有限，因此本文测算时选取全国以及外资的一般贸易进口额作为近似的理论关税完税价格，选用17%的普遍税率由于关税完税价格一般由海关审定且会有部分经比对后被调高，进口商品中适用13%优惠税率的商品主要是粮食、食用植物油、饲料、化肥等，总值所占份额较低，根据2009年的海关统计资料计算，该部分只占2%，故本文统一选用17%的税率进行测算。。组成计税价格中全国关税实际缴纳额可以从统计年鉴获得，外资关税部分根据贸易比例推算，全国及外资实际缴纳的进口消费税可以从《中国税务年鉴》获得。
下页表2、表3分别测算了2004―2009年间全国增值税流失额/率及外资经济中增值税流失额/率，从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增值税近年的平均流失额约为2 423亿元，流失率为10.99%，而同期外资经济中增值税的平均流失额306亿元，流失率为4.53%，平均流失额占全国平均流失额的12.66%。从全国增值税流失率的总体趋势来看，近六年全国增值税的流失率较为稳定，基本在10%上下浮动，有一定的下降趋势，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日益完善的增值税征管，多期“金税工程”的开展提高了增值税征管中的信息化、精确化程度，有效降低了增值税流失率。但公开经济中10%的增值税流失率不容忽视，从绝对量来看，平均2 423亿的流失额占到了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的4.1%。
外资经济的增值税流失率有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由于外资享有了更多的增值税“免、抵、退”政策，较低的实际税负使其2004年、2005年及以前年度增值税避税行为较少，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投资热潮加速了外资经济涌入中国，许多早年注册经营的外资企业也逐步中国化，他们经历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形势的高涨，工业增加值有了较快的增加，但作为企业对于税收成本有着一定的控制，实际纳税的涨幅低于增加值的增幅，使得测算反映出税收流失率有所增加。2009年流失率的回落主要受到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资出口经济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影响，其增加值仅略有增加，应缴税额增幅下降。总体来说外资经济增值税流失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因其平均税负较轻，避税动机不强。上页表1中的计算显示外资近年的实际增值税税负只有9.19%，低于全国11.68%两个多点，其较好的风控意识使得外资在公开经济中缴纳增值税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方式。另外海关进口增值税做到了源头扣缴，外资较高的进口增值税份额拉低了其平均流失率。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外资较低的增值税流失率并非只是简单意义的合法纳税，外资测算年度享有的较多税式支出正处于调整周期中，政府让渡的这部分税收属于广义的税收流失。如果按照全国平均13.6%的工业增值税率测算，外资的增值税流失额平均为776亿元，近六年的流失率将提高到11.85%，占全国测算平均增值税流失额的32%。
（三） 营业税税收流失规模的比较测算
营业税征税范围是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营业额作为税基征收的重要流转税。针对不同的应税项目，营业税则设定了不同税率，现行税法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适用3%的税率，金融保险业（2003年前适用8%税率）、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适用5%的税率，娱乐业适用20%的税率。营业税中涉及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针对外资企业基本没有特别的优惠政策，除对个别鼓励项目例如外资企业获得的软件使用费免税外，基本与内资企业享受相同待遇。
根据我国营业税分行业税基的可得性及税额比重，本文对主要营业税来源进行测算，将营业税征税对象分为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综合服务业六部分测算。对于第二产业中建筑业营业税理论应纳税额的测算，标准税基为建筑业营业额，由于总产值与营业额的近似可替代性，全国营业税税基，我们直接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建筑业总产值代替，外资经济中建筑业营业税税基也可以直接利用统计年鉴中的外资建筑业总产值，将其分别乘以对应3%税率计算出理论营业税税额。
随着外资服务业的逐步开放以及近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外商投资额中服务业所占份额逐步提高，部分省区已经出现了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超过制造业的现象。随着外资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外资面临的营业税额也与日俱增。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的测算，由于缺乏总产值的数据，本文借鉴梁季的方法，利用总产出与增加值的关系（总产出=增加值/增值率），通过2007年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表中对应的增值率，计算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全国总产值。对该行业外资总产值，本文利用历年外资投资分行业统计数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投资额占全社会该行业投资额的比重进行推算。最后分别乘以标准税率3%得到全国及外资的应纳税额。住宿和餐饮业的理论税基是其总营业额，全国以及外资企业的相关数据均可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获得，标准税率为5%，同样不考虑相关的税收优惠《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从2006年开始出版，统计数据从2005年开始，部分缺失2004年数据通过趋势法推算。。
关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收入能力的测算，较容易获得是金融业增加值，本文采用类似处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的方法，借助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表中金融业增值率进行推算，尽可能做到准确性。由于金融保险业的理论税基与其资产总额密切相关，本文通过《中国金融年鉴》中对应年份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推算外资的金融总产值。金融业从2004年开始统一使用5%的标准税率，外资可享受的减免税基比重不高，测算时不予考虑。
房地产业营业税理论值的估算，标准税基近似为房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可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分别获得全国以及外资的营业收入，故可以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其应纳税额。除了上述行业，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不但成为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在改变着外资经济结构中的相对比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综合服务业营业额占据了一定的经济份额，对于这些新兴综合服务业理论税基的确定，本文利用金融业类似的方法，通过统计年鉴中的增加值除以对应的平均增值率得到。外资新兴综合服务业税基的推算，通过对应年份外商投资该领域的投资额占该领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比重计算，最后通用5%的法定税率得到相应的应纳营业税额。
通过全国及外资六大营业税征税部门的分别测算，加总后与《中国税务年鉴》中全国以及外资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全国以及外资的营业税流失状况如下页表4、表5所示。从全国营业税流失测算结果分析，营业税年平均流失额达到了3 000亿以上，平均流失率为34%，流失率基本稳定，外资年营业税流失额为134亿，2009年流失额达到了283亿，平均流失率为13.8%，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外资经济较快增长的营业税流失率与其加速增长的服务业份额紧密相关。服务业由于具有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方式灵活，经营成果难于监控等特点，使得营业税的逃税率较高。具体分析我国外资企业缴纳营业税的行业构成结构，从税基比重来看，建筑业中外资比重较轻，近年平均只占到1.2%，建筑业内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具有一定的税收流失率。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总体来说经营相对规范，但内资集中的公路运输、仓储行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且不易监管，属于流失率较高的领域。同时一定的行业壁垒及相关限制，使得外资在该领域的份额较低，但近年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政策的改革，逐步吸引着外资通过多种途径进入该领域。从住宿和餐饮业的营业额比重来看，外资份额较高，维持在26%左右，由于外资主要投资在住宿和餐饮行业的高端市场，相比内资经济的流失率较低。金融保险业中外资总资产只占到全国的4%左右，该行业的特点决定其税收流失规模较小。房地产业集中了一定比例的外资企业，近年外资房地产主营业务收入占到全行业15%，该行业避税、税收筹划行为相对较多，属于流失率较高的行业。外资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伴随着新兴服务业的兴起，从投资比重看，占据了该领域近12%的份额，且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该领域的营业税征管较为复杂，综合流失率较高。
经过上文的测算与对比，对在华外资的营业税流失现状有了一定的掌握，虽然外资服务业总体营业税流失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伴随外资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外资营业税流失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年流失额接近外资增值税的流失额。
营业税相比增值税存在不易征管的问题，其重复征税等问题也引起了税务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进行中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开始试点营业税改革，逐步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领域。方案明确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体育业、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金融保险业和生活业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希望消除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促进三次产业融合，进一步完善优化税制结构。对于增值税扩围的影响，已有学者对扩围的具体财政收入影响进行了分析，胡怡建通过投入产出法对扩围后的财政收入进行了测算，进行了增减税的阀值比较。如果考虑流转税的流失问题，本文的测算结果同样支持增值税扩围。比较本文测算的全国及外资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平均流失率不难发现，由于目前增值税相对较低的流失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能够降低总的流转税流失水平，增加财政收入。
（四） 消费税、关税税收流失的讨论
消费税占我国外资流转税的平均比重为6%，远远低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合计80%的比重，且我国消费税的非特定征收性、价内税的特征使得外资消费税的流失额并不严重，同时外资消费税征税对象的相关数据较难获得，本文不对其做具体的测算。
对于外资关税流失的问题，随着海关征收信息化网络的建设以及海关稽查、完税价格的认定等征管手段的增强，使得公开经济中关税的流失问题较轻，凡是正常入关、出关的应税物品基本都是完税的，流失问题主要体现在地下经济的走私行为中。且关税的税率较为繁杂多变，近年来我国关税税则的不断调整，使得我国的进出口关税平均税率一直在下降，较难用统一的标准税率进行测算，因此本文不测算关税的流失。
三、 结 论
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标志着我国外资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在华外资经济完成了“幼稚期”到“成熟期”的转变，外资经济也具有了新的定位和历史使命。外资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贡献相应的财政收入，以往并不被专注的外资税收收入问题逐渐出现在专家学者的讨论中。
本文在税收收入能力理论体系下，分税种测算了公开经济中我国外资企业的流转税流失规模，并与全国同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重点测算了占外资流转税80%份额的增值税及营业税的流失情况，增值税的相关测算结果显示近年我国外资企业的年均增值税流失额为307亿，平均流失率为4.53%，低于全国同期11%的流失率，表现出相对较好的纳税遵从度，但随着外资经济总量的提高，流失的绝对额不容忽视。对于营业税流失规模的测算，外资企业的平均流失额为134亿元，流失率为13.8%，低于全国同期34%的流失率，通过对外资营业税纳税行业的具体分析，得出由于外资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和营业税较高的流失率特征使得外资近年的营业税流失率呈现上升趋势的结论，结合当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从减少税收流失的角度支持了该税改政策。
本文对外资流转税税收流失的测算尽力做到可获数据范围的准确性，测算的结果较符合经济现状。同时要注意到外资增值税流失规模的测算是在考虑外资享有较多税收优惠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按照与内资企业同等税则的规定，外资的增值税平均流失额将达到776亿，流失率将提高到11.85%，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我们应提高对外资税收流失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外资的流转税流失管理。
税收因素虽然不是外资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不可否认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顺应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和调整结构的大局，可以充分利用好手中的税收调控工具，有效引导外资经济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要重视外资的税收收入问题，增加我国的财政收入，为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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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怡建.税收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urnover Tax Evasion Size between
Foreign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Based on Tax Capacity Method
Mao Chenglian1， Hou Jingwen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3;
2.The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1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turnover tax, which makes up 75% of all foreignrelated taxes, is studied to show the foreign and overall tax evasion size of turnover tax in the period 2004-2009.by estimating tax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oss of foreign turnover tax is small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tax evasion in the valueadded tax is less than the business tax. But with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economic scale, the absolute amount of loss can not be overlooked.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revenue,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urnover tax on foreign capital.
Key words: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ax evasion; turnover tax; tax capacity
收稿日期： 2011-12-28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税收竞争；效率；税收协调
一、引言
西方关于“税收竞争有效还是无效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各种有效理论和无效理论。但有效派和无效派都没有明显占上风，因为双方都无法从理论和实证上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之所以无法说服对方，是因为双方都是依据自己的不同背景和假设条件来考察税收竞争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就不同了。
文章以效率为线索，梳理税收竞争相关文献，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一下税收竞争的定义及形成要素；第三节介绍横向税收竞争的效率问题；第四节介绍针对横向税收竞争无效率问题及各文献提出的改善措施；第五节是纵向税收竞争效率问题；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税收竞争简介
（一）税收竞争定义
税收竞争源于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汇管制解除、鼓励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各种政策的实施。要素流动性的增强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征税范围、收入再分配和公共品供给能力，影响了辖区经济的增长潜力。因此，各辖区政府通过设定资本和劳动税率以及其他税收安排，从事对流动要素尤其是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从政府层级角度看，税收竞争可分为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横向税收竞争是指一国或联盟范围内同级辖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纵向税收竞争是指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西方财政学界一般认为，所谓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的政府自利行为”。
我国学者结合中国状况也对“税收竞争”下过定义。陈晓等（2003）认为，“税收竞争是指地方政府之间为了获得有限的资源而竞相降低税率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地区之间争夺某种具有流动性的资源而降低税率。”葛夕良（2005）认为，税收竞争是指不同辖区政府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动用税收手段进行的制度内和制度外的角逐行为及博弈的过程。
（二）税收竞争形成要素
税收竞争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产生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规模、财政分权、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税制特征以及诸如法治状况、辖区政府类型、政治制度等。
三、横向税收竞争的效率
关于探索与研究，“税收竞争是否有效”这一问题，西方财政学界已进行了几十年的探索与研究，形成了各种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和无效理论。
（一）横向税收竞争有效理论
Tiebout（1956）认为，一定条件下，分权性的定价制度完全可以产生最合适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因为财政分权势必引起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地方政府间竞争有类似于市场竞争，可以产生有效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Tiebout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以足投票”，即居民可以通过“退出”机制，即流动到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去居住，来解决不同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差异性问题，因为流动性可以把偏好相同或者基本相似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聚集到一起。
进一步的，Fiscahel和White（1975）认为，地方政府间利用税收手段竞争流动性企业同样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Richte和Wellisch（1996）认为，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自由地在各地方流动的情况下，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同样是富有效率的，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
总之，该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等条件下，国内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产生类似于市场竞争的效率，因此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
（二）横向税收竞争无效理论
（1）同质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
Oates（1972）对Tiebout理论中的核心假设―地区间税收竞争不存在外部性―提出质疑。他认为一个地方辖区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影响了其他辖区政府的居民的福利水平及其税收收入，即存在财政外部性。Oates假设政府是“善良”的，谋求居民福利最大化；国内地方辖区间在完全条件下的资本税竞争。因为某一辖区政府提高资本税率会引发正外部性，故而就其他地方辖区而言，这样的税收竞争是有益的。而对于这种外部性，实施增税的辖区并没有察觉到，因为他只关心自己居民的福利。结果从该辖区角度看，他的税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是无效率的。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最终各地方辖区的资本税率都会很低，甚至降为零。资本税率低，政府税收收入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大大下降。因此，他认为税收竞争是无效率。
Zodrow和Mieszkowski（1986）也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研究了地方政府从事资本税竞争所产生的效率问题。他们假设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都是靠本地征收的资本税来支持的，即指征收资本税以支持当地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不采取其他财政手段。从一地区角度看，一单位资本的社会价值为MP=r+t（r为利率，t为资本税率），而以单位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为r，这就意味着地区会因资本流入而获益，因资本流出而受损失。追求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为阻止资本外流并吸引资本流入，就会降低资本税率。政府间多次博弈，最终各地方的税率设置都很低，从而引发无效率问题，特别是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率。
（2）非同质性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
Bucovetsky（1991）较早地考虑了这种非同质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问题，他假设各地区除了人口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每个地区有固定数量的人口，且不可流动；资本在地区间完全流动，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取决于私人产品和公共品的消费数量，公共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因为规模大的地区对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大，税率t的提高使得资本税后利润率r减少？？r？较大，因此资本成本r+t变化较小，即资本的成本对税率的变化在规模大的地区没有在规模小的地区敏感。这意味着，在税收竞争条件下，规模大的地区对规模小的地区有一个正外部性，这个正外部性使得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地区总是有很强的激励降低税率，因而税收竞争对规模小的地区有福利改善作用。这就得到税收竞争模型中的一个有趣的结论“小而占优”。因为均衡时，小规模地区的资本成本比较低，当地企业的每位劳动利用相对更多的资本，因此，相比于大规模地区，小规模地区拥有更多的工资，因此，小规模地区的居民比大规模地区的更好。事实上，Wilson（1991）指出，如果地区规模差异足够大，小规模地区的居民将比不存在税收竞争时更好。
但如果考虑了关税，结论将会不同。一般认为，足够大的地区能赢得关税之战，而且他们往往会比自由贸易的情况更好。Kennan和Riezman（1988）建立了一个关于关税的纳什均衡模型，分析了两个非对称国家的关税之战，并发现如果两国规模差距足够大，大规模地区会获益更多。这是因为，虽然税收竞争中小的地区税率较低，会从正的财政外部性中获益，但是大规模地区有更强的能力通过关税掌握贸易条件，会采取比小地区更高的关税，形成一种负的外部性。
（3）资本产出的无效率
以上考虑的都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问题，还有许多学者从资本产出角度来考察税收竞争的效率。
Susana Peralta， Tanguy van Ypersele（2006）假设一体化市场中，各国政府有独立自主的政府；征收的资本税源于企业生产性资本；竞争性厂商利用可流动的资本和不可流动的劳动进行生产；国家对生产要素进行征税以支持一个固定的预算，这个假设让我们不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问题而仅仅考虑产出的效率。在这样的框架下，非对称的税率集权引起生产的无效率。将资本从税率低的国家重新配置到高税率的国家能提高总产出。
另外，Bernd Huber（1999）在一个多国最优所得税模型中，利用Stigliz（1982）的自我选择方法来研究税收竞争与税收协调。模型中，政府对工资收入有一个非线性的税收计划，同时对可流动资本（基于源）征税。研究还假设：①有M（M足够大）个国家，每个国家可视为小国开放经济；②一国人口分为高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政府对工资收入进行征税，而不能对技能征税，因为政府只能观察到工资而无法分辨工人的类型；③政府的目标是设定最优的分配策略。公共产品供给外生给定，这就意味着该模型中资本税收过度或不足反映的是劳动和资本混合税收的无效率而非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在非协调的均衡中，国家可利用资本税工具弱化自我选择约束。不同于标准税收竞争模型，他认为非协调均衡可以是有效率的。通过税收协调，资本税率上升，但在各国财富分配公平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福利的提高，也就是说，原来非协调均衡是有效的；但如果各国财富分配不公，原来非协调均衡既可能征税不足，也可能征税过度，总之是无效率的。
四、横向税收竞争无效率改进措施
各地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会导致无效率，这就意味着某种集权和税收协调是更好的。地区之间可以协调他们的税收政策来避免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一些研究已经检验了是否存在资本税帕累托该进的协调方案。
Susana Peralta ， Tanguy van Ypersele（2006）认为可利用协调政策实现完全的税率统一，或者取消资本的从源税。但是当国家是非对称的，一些地区更偏好于财政竞争的结果而非统一的分配。欧盟的政治讨论已清楚表明我们没有完全税率统一。为此，他们提出两种税收改革来实现税收协调：①最低资本税水平②强制性的税收范围。但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间实现协调不是容易的任务，因为这要求每个国家都必须支持改革方案。研究认为，第一种方案资本出口国反对而资本进口国支持，不可能全部接受，不是帕累托改进，但是第二种方案却是可行的。Wildasin（1989）认为地区间因生产技术、居民偏好、要素禀赋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税率，若地区间税率不同，资本的有效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可以有一个中央集权通过对不同地区进行补偿性支付来促使各地区选择相同的税率。但这似乎又不太现实，因为中央政府很难了解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与特征，即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从国际层面上看，并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促使各地方进行税收协调。
这些研究基本都采用的是一次性的、静态的的分析框架，而现实中政府间是连续的相互影响的。此外，重复影响更易形成合作，因此，有学者利用重复博弈模型可以更好的解释政府之间的财政合作或税收协调。
Cardarelli et al.（2002）基于假设：①没有生产活动②利率外生给定为零③资本投资到国外存在一个资本流动的沉没成本，考虑了政府间当期与未来策略的相互影响，并认为重复的相互影响能内生地形成税收协调。但如果地区之间不对称太强，税收协调就不会形成。Catenaro，Vidal（2006）将重复博弈带到标准税收竞争模型中。但与标准模型不同的是，政府是利维坦政府，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税收收入而非居民福利最大化。研究认为，如果地区规模差距很大，税收协调不可持续。他们的研究均认为，地区不对称与合作的可能性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在更一般的非对称模型中，这种负相关却不一定存在。
Jun-ichi Itaya et al.（2008）重新验证了Cardarelli et al.（2002）的主要结论。但他假设了地区生产技术不对称，因为这一假设可使我们不考虑因资本税过低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无效率，而集中考虑非对称地区设定不同税率而引起的生产无效率。研究认为人均资本禀赋差异越大，税收协调越容易；产出技术差异越大，税收协调越难。同时认为，当协调税率为正（或负）时，资本出口方（或进口方）有更强的动机偏离合作；协调税率的绝对值越高，税收协调难度越大。此外，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异，小的地区即可能是出口这有可能是进口者，因此，他不一定首先偏离协调税率，这要视税率的正负而定，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太一样。
五、纵向税收竞争的效率
纵向税收竞争指上下级政府之间在共同税基上的税收制竞争，如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税收竞争。一般文献认为，联邦政府提高税率会降低国家储蓄，从而减少各州资本，这就形成了负的外部效应。因此，往往认为税收征收过高，是无效率。但这个结论是过于仓促的。首先，联邦政府的目标是提高所有居民的福利，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本地居民的福利，他们的目标有一定的重叠，可以减少彼此的竞争。其次，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采取行动有时间先后而非同时行动这一制度特征，可以使联邦政府首先采取行动制定一些政策，在此基础上各州政府再各自采取最优策略。若联邦政府是“善良”的，而且首先采取行动，并以此影响各州政府的行动，这种情况下的均衡是有效的。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有足够的税收工具及远见来避免各州的无效率行为（Boadway，Marchand，Vigneault，1998）。但是，如果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同时行动，绝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实现有效率的均衡，但“善良”的联邦政府仍会采取一些措施减轻这种无效率状况。Keen和Kotsogiannis（1996）认为，当政府不是“善良”的时候，结果仍是无效率的。在他们的模型中，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目标都是最大化税收收入。尽管同时存在州政府的横向税收竞争及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纵向税收竞争，但在政府间同时行动的情况下，纵向竞争占据主导。均衡时，他们认为，因为承诺问题、信息问题以及非福利最大化目标等等使得联邦政府无法最优地影响州政府，因而税率非常高，是无效率的。
六、结论
综上，西方关于“税收竞争有效还是无效问题”的研究说明，税收竞争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利之处较多，如可以遏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等腐败行为，有利于提高稀缺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从经济的角度看，国内税收竞争犹如市场竞争可以引致制度创新、资源有效配置等效果；另一方面，国内税收竞争又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结果，如竞相降低税率等。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内税收竞争有效派和无效派都没有明显占上风，因为双方都无法从理论和实证上来证实自己的观点（Wilson，1991）。之所以无法说服对方，是因为双方都是依据自己的不同背景和假设条件来考察税收竞争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就不同了。
由此可见，国内税收竞争有效还是无效，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标准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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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7篇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改革概述
（一）企业所得税改革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体现了四个统一：内外资企业使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适用25%的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 （1）税额式优惠（免税、减税、税额抵免），例如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2）税基式优惠（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计收入），例如对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3）税率式减免。旧企业所得税制度下，内资企业税率为33%，外资企业税负比内资企业平均低10%；新企业所得税制度下，居民企业和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所得与机构、场所有关联的非居民企业适用基本税率25%，在我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立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适用 20% 的低税率（实际减按10%），小型微利企业税率20%，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税率15%。
（二）所得税改革的关注点 主要表现在：
（1）税负降低与税负提高并存。在企业所得税改革中，国家对部分企业实行税收优惠，降低税率；对另外一部分企业取消税收优惠，提高税率，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其他享受地区、产业优惠政策的企业，这些企业将获得五年的缓冲期，所得税率由15%逐渐提高到25%，五年内的税率分别为：18%、20%、22%、24%、25%。在同一时期、同一外部环境下，税负提高与税负降低的并存，为抛开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集中研究所得税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2）“债务税盾”和“非债务税盾”并存。结合MM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关注企业所得税改革后，税盾作用的发挥。这里的税盾主要包括税前可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项目两部分。 “债务税盾”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利息支出，并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部分。“非债务税盾”也称“与投资有关的税盾”，是指与资本资产投资相关的税盾，如折旧的抵扣以及投资的税收抵免等。
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一）MM理论发展阶段概述 MM理论于1958年被提出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介绍如下：
（1）资本结构无关论（无所得税）。1958年6月，美国学者Modig-
liani &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提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没有关系。当然这是在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提出的。他们认为，当公司增加债务时，剩余权益的风险变大，权益资本的成本也随之增大，与低成本的债务带来的利益相抵消，因此，公司的价值不受资本结构影响。
公司价值模型：VL=VU
公司权益成本模型：KLS=KU+（KU-KLB）×■
（2）资本结构相关论（有所得税）。1963年6月，Modigliani&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所得税和资本成本：理论的修正》一文，将公司所得税引入模型，认为债务利息的抵税作用会使公司价值提高，负债越多，公司价值越大，即当公司拥有100%的负债率时，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个结论听起来很荒谬，遭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怀疑，但是这种探索性的思维方式带动了资本结构研究甚至是整个财务学领域的发展。
公司价值模型：VL=VU +T・B
公司权益成本模型：KLS=KU+（KU-KLB）×（1-T）■
（3）米勒模型。1977年5月，Miller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债务与税》一文，将个人所得税引入MM理论。他认为，MM有税模型高估了企业负债的好处，因为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企业利息支付的节税利益，降低了负债企业的价值。在米勒均衡状态（米勒均衡状态是满足1-Tb=（1-Tc）（1-TS）条件时的状态，此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下， 公司和个人在股票上的综合税率与债务税率相等， 即使存在各种所得税，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也没有影响。
公司价值模型：VL=VU +1-■・B
（二）基于米勒模型分析我国税负变动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税收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税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在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后。在对企业所得税与资本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时，经常以企业所得税改革为事件动因，对比税收变动前后资本结构的变化。如美国1986年税法改革后产生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吴联生、岳衡等基于我国2006年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事件检验了税收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本文分析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结合我国现状，以五个命题的形式呈现作者对所得税与资本结构相关问题的理解。这些命题不仅包含了已被广泛认可的MM理论税盾效应的影响，也涉及与我国实际相连的产权性质、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等因素带来的税负与资本结构关系。
命题1：基于MM理论，改革后税率降低企业的债务税盾效应减少，企业的债务水平将降低；相反，改革后税率提高企业的债务税盾效应增加，企业的债务水平将提高。
MM理论的核心就在于认识到企业收益的分配顺序，首先向债务人支付固定收益利息，其次向国家支付税，剩下的税后收益才能分配给股东。因此，债务利息可以抵税，通过负债可以提高企业价值。这种观点被广泛认可。由公式VL=VU +T・B可以清晰看出企业所得税对有负债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率由33%降到25%，控制其他因素影响，负债企业价值将减少8%B；同理，对于部分税率提高企业，企业价值将增加10%B。
我国对个人所得股息和个人所得利息统一实行20%的比例税率， 但是从2005年6月13日起， 对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 计算个人所得税时， 在20%的法定名义税率基础上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说，从2005年6月13日起， 我国投资者股息、 红利所得的实际税率暂减为10%，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25%， 结合公式VL=VU+1-■・B，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如果 TS = Tb， 米勒模型也就与 MM 有税模型相同。 针对上市公司， 1-■=15.625%＞0； 针对非上市公司， 1-■＝25%＞0； 针对享受税收优惠（税率15%）的公司，1-■＝4.375%＞0。说明，在我国当前的税法条件下，存在公司债务融资的税收利益，公司具有发行负债的税收动机。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投资者股利所得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率的依次下调，公司债务融资的税收利益不断降低。
命题2：“债务税盾”与“非债务税盾”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实际税负提高时，企业增加负债；当实际税负降低时，企业减少负债。
这种思路避开了“替代效应”或者“收入效应”两种理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是对“与投资有关税盾”与“债务税盾”关系的两种不同观点。DeAngelo和Masulis（1980）首先提出“替代效应”，认为除了利息，非债务税盾也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上获得税收收益的研究结果，强调了企业资本结构中的非债务税盾。他们认为当税法导致企业可使用的“与投资有关税盾”发生变化时，“债务税盾”作为“与投资有关税盾”的替代，它们两者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Dammon & Senbet（1988）提出的“收入效应”假说是从企业资本资产投资角度阐述了“与投资有关税盾”与“债务税盾”相互间关系。
不论是税率的变化，还是税收抵免优惠政策的变化，最终落实到企业时都是对企业承担的税负的描述。结论是当实际税负提高时，企业增加负债；当实际税负降低时，企业减少负债。
命题3：在考虑产权性质时，非国有企业对税盾作用的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
作为一个谨慎的研究者，在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相关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产权性质进行分析，这是我国的一个特色。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的，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国企改制而来，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在此统称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决策的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我国债务融资的主要来源仍然是银行借款，而银行在决定是否借款时将“企业规模”作为最主要的风险衡量指标，认为只要规模大的企业，就是可以予以贷款的。因为即使企业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大规模企业的剩余资产，诸如固定资产、厂房、土地等也能变价拍卖，抵偿银行的部分风险。通常来说，国有企业掌控了国民经济命脉，有国家的政治和财力支持，规模远远大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由于有良好的先天优势和家境背景，国有企业在税收筹划上就存在惰性，而非国有企业万事靠自己，会更积极地利用税收筹划提高自身价值。由此，可以得到结论：非国有企业对税盾作用的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税率提高企业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增加更多债务；税率降低企业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减少更多债务。此结论支持了西方有关债务税盾的理论，同时探析了产权性质对债务税盾的影响。
命题4：企业资本结构具有区域特征，经济越发达地区对税盾利用越充分。
一方面经济越发达，信用环境和信用条件越好，上市公司可以利用的信用工具也越丰富；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竞争更剧烈，企业处于不敢懈怠和不断探索新途径谋求增长的状态中，会应对税收政策变化，积极调整资本结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越发达地区利用税盾的水平一般较高。税负提高时，发达地区企业往往会增加更多债务；税率降低时，发达地区企业会减少更多债务。
命题5：企业资本结构具有行业特征。
不同行业的企业存在不同的资本结构，这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和现实分析中都得到了证实，但是过去的研究大多在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展开的。从税收及税盾角度对不同行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还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税制改革；设备投资；随机森林
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委托项目“融资租赁与节能减排投融资及相关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刘若鸿（1974-），男，甘肃兰州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后工作人员，主要从事金融与财税政策研究；史燕平（1963-），女，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与金融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133-05收稿日期：2012-06-04
一、文献回顾
针对税收政策对实际投资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框架。归纳起来主要有：加速投资理论、新古典投资理论、Q投资理论以及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在这些框架下，各国研究者结合经验数据做了许多实证研究：新古典投资理论研究了美国战后三次税制改革对投资的实际影响，认为税制改革对于企业投资影响十分显著。而许多学者则认为，他们的研究模型中没有考虑资本的调整成本和企业投资预期，后续也因此有较多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1）对于资本调整成本问题，学者们主要考虑了两种方案：一是在模型中加入资本调整成本函数，如Fumio（1982）在Q模型中加入资本调整成本函数，研究了税收同企业投资关系，Salinger等（1983）以此为基础对美国经验数据做了实证研究；Jason等（1996）在Q模型中加入资本调整成本函数后，实证研究了美英等14个OECD国家税制改革的情况。二是在模型中加入了足够多的滞后项，如Andy（2001）对此做出了专门的研究。（2）对于企业投资预期方面，Robert等（1999）做了较为充分的考虑，并以美国4000多家企业10年的面板数据做了实证研究。
另外，运用边际有效税率和实际税率的研究也成为评价一国税收激励政策和衡量税收对投资影响的重要工具。此类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类：（1）测算当前税制下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如刘初旺（2005）计算了我国1991年～2002年内资企业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类的固定资产边际有效税率；孙琳琳等（2007）分资产类型、行业、融资来源和内外资企业估算了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2）测算税制改革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如Gravelle（1994）分企业类型和资产计算了美国1981和1992年的边际有效税率，并据此计算了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对企业设备投资有效税率的影响； Auerbach等（1991）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法研究了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影响；刘若鸿等（2010）使用双差法（double-difference）研究了2007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增值税税负变化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实际影响。李增福（2010）分行业和区域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后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变化。（3）以实际税率为因变量，回归研究税率对投资的影响。如马拴友（2001）以有效税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企业性质考察了税收对于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李宗卉等（2004）使用面板数据检验了影响实际税率的几大因素对引进外资的影响。吴联生等（2007）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影响以及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从以上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会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因国家、地域、行业有所不同。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9篇
本文通过对企业进行合理避税的界定和方式选择的分析，旨在使企业选择策略，以便使广大经营者及会计人受到理解与重视。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或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企业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筹划和安排，可取得节约税收成本(savingtax)的税收收益，以达到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依法进行税收筹划已取得更大的税收收益也是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关键词]企业避税避税策略税收收益
ABSTRAC
Inthispaper,areasonabletaxforenterprisestochoosethedefinitionandanalysis,designedtoenablebusinessestochoosethestrategyinordertomakethemajorityofoperatorsandaccountingpeoplehavebeenunderstandingandimportance.Provisionsinthetaxlawsortheextentpermittedbythetaxlawdoesnotviolatethepremise,business-to-business,investment,financialactivities,planningandarrangementscanbemadecost-savingstax(savingtax)incometaxinordertoachievetheoverallafter-taxprofitmaximization.Law,payingtaxesistheobligationoftaxpayers,andtaxplanninginaccordancewiththelawhasbeenmadegreatergainstaxistherightofthetaxpayer.
[Keywords]corporatetaxavoidancestrategiestaxavoidancetaxbenefits
1避税的界定
1.1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调查
跨国公司每年“避税”达几百亿元。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内经营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避税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各有避税秘方，虽然说避税违反了税收立法意图，有悖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但避税并不违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税之说。正因如此，很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招术，以达合理避税的目的。
1.2合法避税
纳税人在税收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合法的手段，通过经营和财务活动的安排尽量减少纳税税额。所以避税是合法的。如果是非法的偷税、漏税另当别论，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
2企业避税的策略
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企业避税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各企业有各企业的方式和方法，而且，据笔者了解，绝大多数企业在现实生活中的避税手段相当高明，可谓轻车熟路，总结起来无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
2.1生产环节的避税方法
2.1.1转让定价
1）通过在国外设分部在国内加工制造的企业，总部有意提高原材料成本价格，增大负债，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使收益减低，甚至出现亏损，在亏损后，还会增加投资，常年如此，税务部门拿这种做法也无可奈何。这种做法被审计人员叫做“转移定价”。
2）转让定价是现代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所借用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许多避税活动，不论是国内避税还是国际避税，都与转让定价有关。它们往往通过从高税国向低税国或避税地以较低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或者从低税国或避税地向高税国以较高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使国际关联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减轻。如果充分利用国际避税地，经济特区及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转让定价法，将高税区的公司的经营所得通过压低销售价的方式转入低税区的公司之中，避税效果更为明显，当前跨国公司避税主要采取这钟方式。
2.1.2贷款高利率
1）利用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隐藏在设备价款中的一种手法。外商利用人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的真实价格，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和技术转让价格，将企业利润向境外转移。它们在抬高设备价款的同时，把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设备价款中，以躲避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纳的预提税。劳务收费标准“高进低出”。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服务或劳务，通常是境外公司收费高，境内公司收费低甚至不收费。有的还虚列境外公司费用。
2）国际避税地建公司
运用避税港进行避税是跨国纳税人减轻税负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而维持税收制度在筹措国家财政资金方面的有效性，又是各国税务当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跨国纳税人不断运用避税港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权益不断遭到损害，税收收入受到影响，税收的公平原则也相应遭到破坏。因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注意如何防止跨国投资经营者运用避税港从事避税活动。
2.2投资环节避税方法
2.2.1选择投资企业类型的方法
1）投资企业类型选择法是指投资者依据税法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通过对企业类型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的方法。我国企业按投资来源分类，可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同一类型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不同，税收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其承担的税负也不相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之前，对企业类型的选择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2）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不仅在使用的税率上明显不同，同时，法律对外资企业又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所以，通过改内资企业为外资企业，披上外资企业的面纱，就可以轻松避开其所使用的高税率。
3）另外，内资企业统一按国家有关税法规定缴纳各项税收，税收负担基本上趋于公平，但仍可以通过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以达到避税目的。所以，企业通过“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也可以实现避税的目的，当然，这种方式使用不当会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有可能出现偷税情形。
2.3选择投资的方式的方法
2.3.1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以何种方式投资
一般包括现汇投资、有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等方式。投资方式选择法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对投资方式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2.3.2企业外商投资
众所皆知，绝大多数的企业形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例，投资者都可以用货币方式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械设备或其他物件、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投资。而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投资，以便引进国外先进机械设备，以提高中国的生产和服务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中国税法规定，按照合同规定作为外国出资者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外资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进口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以及经审查批准，外资企业以增加资本新进口的国内不能保证供应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2.3.3无形资产带来的效益
不具有实物形态，但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甚至可创造出成倍或更多的超额利润。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它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投资者利用无形资产也可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2.3.4采取货币出资也同样能达到避税的目的
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总额内或以追加投入的资本进口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2.4选择投资产业的方法
2.4.1选择投资产业的方法
投资者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规定，通过对投资产业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方法。具体来说，不同的投资产业使用的税收优惠不太一样，我们国家的税法提供的税收优惠，主要是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的年限内享受减免税收的待遇。所以选择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也是合理避税的方式之一。
2.4.2新税法的颁布实施
将减免税的权力收归国务院，避免了减免税过多过乱的现象。同时，税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与其有关的咨询、服务、培训等，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等。
2.4.3企业也可以生产出口产品，从而享受税收优惠
中国税法规定，对报关离境的出口产品，除国家规定不能退税的产品外，一律退还已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退税的产品，按照国家统一核定的退税税率计算退税。
2.5选择投资地点的方法
2.5.1虚设常设经营机构
很多投资经营企业利用特区或经济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名义上将企业设在特区或经济开发区，实际业务活动则不在或不主要在区内进行。这样该企业在非特区获得的经营收入或者业务收入，就可以享受特区或经济开发区的税收减免照顾，特区或经营开发区境外的利润所得就可以向境内企业总部转移而减少纳税。
2.5.2虚设信托财产
使委托人按其意旨行事，形成委托人与信托财产的分离，但信托财产的经营所却归在国际低税区、特区或经营开发区的企业名下，以达到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
3成本费用环节避税方法
3.1材料计算法
材料计算法是指企业在计算材料成本时，为使成本值最大所采取的最有利于企业本身的成本计算方法。材料是企业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价格是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因此，材料价格波动必然影响产品成本变动。但是在材料市场价格处于经常变动的情况下，材料费用如何计入成本，直接影响当期成本值的大小；通过成本影响利润，进而影响所得税的大小。一般来说，材料价格总是不断上涨的，如果企业采取让后进的材料先出去，计入成本的费用就高，否则势必使计入成本的费用相对较低。如果企业正处所得税的免税期，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其得到的免税额就越多，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选择先进的材料先出去以计算材料费用，以减少材料费用的当期摊入，扩大当期利润；相反，如果企业正处于征税期，其实现利润越多，则缴纳所得税越多，那么，企业就可以选择后进的材料先出去，将当期的材料费用尽量扩大，以达到减少当期利润，少缴纳所得税的目的。
3.2折旧计算法
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通过逐渐损耗(包括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费中的那部分价值。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的过程，即将固定资产取得成本按合理而系统的方式，在它的估计有效使用期间内进行摊配。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折旧方法，不同的折旧方法对于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不同折旧方法导致的年折旧额提取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因而造成累进税制下纳税额的差异及比例税制下纳税义务承担时间的差异。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差异来比较和分析，以选择最优的折旧方法，达到最佳税收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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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辉:避税筹划的合理性分析[J].财会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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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丁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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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税收理论 国际税收竞争 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不同经济管辖区之间的国际税收竞争（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正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瑞典学者Hansson和Olofsdotter在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够将东道国的生产和需求联系起来，对经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1]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效应，例如能够弥补资金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等。在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重要机制。这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国际税收竞争。
本文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诸多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了国际税收竞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益处，同时分析了有害税收竞争的特征。在面对税收竞争时，不同经济管辖区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政策，本文以英美、香港、东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为例，研究了它们在国际税收竞争方面采取的措施策略以及经验成果，尤其是爱尔兰如何在极短时期内一跃而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为我国面对全球化竞争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比较分析和参考借鉴。
一、理论分析
（一）小国占优理论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税收竞争模式。小国占优理论（Small Country Advantage Thesis）认为，减轻税负将给小国带来资金和人才的流入，对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比大国多。因此，当小国和大国在资本领域进行竞争，最终的结果是小型国家采取降低更多税负的方法以获得资本青睐。小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具有灵活性，因此在税收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不对称税收竞争
Bretschger和Hettich研究后发现，大型国家在税收减免的幅度上明显不如小国，因此他们提出了不对称税收竞争（Asymmetric Tax Competition）理论。[2]该理论认为大国在全球资本市场占有着相当大的份额，起了主导作用，从而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全球的税率。Genschel和Schwarz认为，小国对资本市场的需求量不大，通过降低税负，小国能够吸引大批资本流入，这可以帮助小国提高人均收入。但小国的税率无法影响整个资本市场。[3]
（三）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斯坦福大学教授Stiglitz和华威大学教授Dixit率先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4]这种理论认为，大型国家拥有完善的供需链条以及成熟市场，对跨国企业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大型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环境下，产品逐渐集中到大国的市场上。大国可以在其管辖权内，为这些资本征税。而小国为了吸引投资，只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税负。
（四）税收竞争理论
Lindblom在1977年提出了税收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为了吸引投资将进入一个恶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循环。[5]由于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投资，用以成立企业、增加生产规模以及促进就业。而为了经济增长，增加管辖权内的投资至关重要。在二战后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各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以抑制资本外流。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允许资本家在境外自由投资。另外，刚起步的金融市场监管不力，出现很多投机性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机会助长了金融投资行为。许多过去投资在工农业上的资金都投入到金融工具中。德国学者Scharpf认为，政府为了把投资维持在一定水平，只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税负。[6]
Devereux 研究后发现，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生产投资的流动性是导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现税收竞争的两个重要因素。[7]Bretschger认为，贸易一体化是导致OECD降低资本税收的另一要素。[8]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各国的政府部门都遵循相同模式的减税政策。甚至当资本税率逐渐降低后，各政党的经济策略及执政理念的差异会逐步缩小。
（五）税收补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了税收补偿理论（Tax Compensation）。该理论认为政府部门为了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可以采用税收补偿的政策，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在经济衰退时期则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以刺激消费。当经济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时，经济收入和就业增长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受本地政府的控制。由于各国市场相互依存，当发生经济衰退事件时，彼此之间很容易相互传播，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另外，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通过国际短期资本融资，这些资本迫使企业承受巨大的消减成本的压力。为了避免经济的波动，政府部门急需采取税收补偿的政策。
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工会或者社团。Garrett和Mitchell认为工会或者社团的存在使得各国在调节资本税率时具有一定的弹性，政府可以跟工会讨价还价，让他们在增加工资的同时适度缴纳更高的税收。[9]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在劳动者之间进行二次分配以抑制贫富差距，也可以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一般来说，左翼政党往往更能利用工会和社团达到目的，因此税收补偿理论预计激进的政府会提高资本的税收比率。
（六）税收协调理论
税收协调（Tax harmonization）产生的客观条件是纳税人在工作、储蓄、购物或者投资时，都面临相同或相似的税率。税收协调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显性的税收协调和隐形的税收协调。
当各国在最低税率取得一致认可或者采用相同的税率的时候，此时可谓是显性的税收协调。例如，目前所有欧盟国家已达成一致意见：各国增值税都必须维持在15%的税率以上。欧盟在燃油、酒和烟草方面都有最低税率的规定。在这种最低税率的硬性规定下，纳税人无法从别的国家获得税率上的好处，各国政府也可以无视市场规律的作用。
当政府可以在他国的司法管辖区征收本国国民的税收时，此时可以取得隐形的税收协调。这时需要各国收集外来投资者的财务信息并和它国政府分享这些数据。由于资本通常从高税率国家流向低税率国家，这种信息交流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向的：从低税率国家分享给高税率国家。在隐形的税收协调情况下，纳税人无法从他国更好的税收政策下获益，政府亦不受为自由市场影响。
两种税收协调的表现形式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因为它们都避开了税收竞争，甚至彼此鼓励征收更高的税率。这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和自由流动，减缓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1975年，欧盟试图实现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制度，欧盟委员会规定了45%的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但这项制度最终失败了。目前欧盟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25%。
二、国际税收竞争研究
（一）国际税收竞争益处
有的学者认为，税收竞争为整个人类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获得最大好处的是那些在面向全球自由开放市场的国家，而不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闭关锁国或者试图建立贸易障碍逆潮流而行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来，国际贸易壁垒逐步减少，不仅提高了全球自由市场的运作效率，低税率也让更多的人获益良多。税收竞争促使各国进行剧烈的税收改革，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它促使政府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激励着政府更明智的花费税收收入。为了防止税收过高，税收竞争促进了经济福利，生产性投资和就业的发展。低税管辖区的存在也使得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有效率。
一些学者认为，反对税收竞争是错误的，是基于避税天堂的误解或者是政府的理想化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税收竞争是有益的。类似其他形式的竞争，税收竞争的结果将产生积极的财政政策。低税负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收入。从经济学角度，低税率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资本的流动可以防止政府，因为资本可以跨越国界，人们可以防止，有效保护人权问题。
税收竞争在某些方面是可取的。最重要的是，税收竞争鼓励政策制定者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税收协调则相反，它通常和税收负担紧密关联。税收协调的倡导者试图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税收竞争，进而缓解税率下降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二）有害税收竞争
当各国税收交互碰撞时，容易带来国际逃避税问题。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损坏其他国家的税收。税基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游动，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消失不见，这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监管成本。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通过题为《有害的税收竞争：一个新的全球问题》的关于有害税收竞争的报告。报告认为正常的税收竞争有以下特点：透明、无差别待遇，目的在于吸引真正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有利于减少税收甚至逃税。除此以外，都是有害的税收竞争。
不同国家的税收体系之间引起的税收竞争，其结果是一些国家认为有益，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有害。例如，某个国家的税收激励策略可能使得投资增长，但另外的国家则可能因此失去资本和人才。避税天堂或者其他类似实行有害税收政策的区域在以下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扭曲了投资的流向、破坏了税收体系的公正性、增加了税务机关监管成本等。税收竞争也可能带来政府预算方面产生问题，导致预算平衡的目标无法实现。学者Pestieau研究后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公共福利降低，并使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效率低下。[10]
三、国际税收竞争真实案例
（一）美国和英国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资本和人才倾向于流动到税率较低、公共服务较好的区域。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他们面临着本国经济疲软的现状，但最终都通过自由市场改革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其中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功不可没。在撒切尔执政年代，税率从最高83%降低到40%。里根政府则将最高70%降低到28%。英国和美国都从降低税率方面获益良多并借此摆脱了其经济上的困境。
（二）香港
香港在二战后极度贫困，但它实施了自由市场经济包括低税率来促进经济繁荣。其结果是显著的，香港成为二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香港已是排名前20的最富有地区。世界银行的排名非常具有启发性，许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都有低税率的特征。
（三）东欧国家
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单一税系统（Flat Tax System），税收竞争引发了它们的税制改革并进入了良性循环。俄罗斯在2001年跟着实施了13%的单一税系统。其他国家例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斯洛伐克等逐步实施单一税系统。
实施单一税系统后，波罗的海诸多国家成为苏联后最繁荣的国家。这证明了优秀的税收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在2001后经济以每年6.5%的速度持续增长，比这段时期的美国及欧洲大部分国家增速更快。在2001年后，俄罗斯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显著增加，这说明如果税收制度开明并且税率较低，人们更愿意扩大生产并缴纳税负。
（四）爱尔兰
爱尔兰在20世纪80年代，工业相对欧洲国家极度落后。但其后实行的低税率政策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本。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每年平均7.7%的增长，有几年竟有超过9%的年增长率，令人刮目相看。爱尔兰由于经济落后曾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但它实施的低税率政策使得失业率大幅下降，投资急速增长，在极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虽然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泡沫奔溃使得爱尔兰经济受到影响，但学者们认为爱尔兰在近代经济取得的成就使得它成为了近代名副其实的大赢家[11]。
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接近50%，但税收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自从实施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后，其近年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已增至4%。爱尔兰的低税率政策对欧洲其他国家具有积极的影响，促使其他国家显著降低税率。较低的税率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也鼓励欧洲决策者研究削减其他税率的政策。爱尔兰由于实施了各种低税率政策，它被认为是避税天堂。但爱尔兰政府预算余额充足，债务极低，政府开支少，税收负担低。观察家们认为，爱尔兰实施的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得其他国家遭受很大的征税压力。
四、结论
国际税收竞争与国际税收协调之间似乎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国际税收竞争和自由化市场能够影响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它能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引发了有害税收竞争的论点。国际税收协调的支持者则试图制定适当的规则保护自身的经济管辖区，阻止人才和资本从高税率的地区无限制地自由流向低税率的地区。一些学者认为，税收协调政策是解决国际逃避税问题的关键因素。目前已有国际机构试图建立各国政府之间信息共享的系统，以此解决有害税收竞争带来的序列问题。另外，世界各国也在逐步进行税制改革，例如一些国家近来引入了资本来源地征税（Tax at the Source）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资本的逃离。
本文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各种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以真实案例讨论了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益处以及有害税收竞争的特征。综观国际税收竞争的各种理论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领域研究始终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国际税收竞争引发的新场景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则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归纳理论模型并提出解决策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面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参考，而多维度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为我国提供了比较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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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RTIGE， Lionel & DE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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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2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也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违背。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地衍生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然而环境保护税法的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环境的恶化，本文通过对建立环境保护法的理论进行分析，进而说明我国建立环境保护法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
环境保护税；可持续发展；外部性 费改税
1 环境保护税的含义及理论来源
1.1 环境保护税的含义
环境税收又称为绿色税收、生态税收等，环境税的开征主要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对破坏环境违背环境保护的目标的不道德行为通过对纳税主体的经济行为征税的财政手段，环境税不是单一的税种，而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概念，环境税的征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还具有资金用途的专向性、实际操作复杂和税收负担不易转嫁性等特性。
1.2 环境保护税的理论来源
一些专家对于环境税的理论来源做了明确的阐述，环境税的开征始于两大理论，分别是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1.2.1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也称作外部成本或外部效应，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源于外部性，它的实质是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的未能用价格体系反应的外部影响。环境作为一种公共性物品，它的价值不能通过市场的价值发挥出来，通过市场调节会给环境造成严重的负担，所以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就要付出经济代价。环境污染是最为典型的外部性问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性理论的典型范例。
1.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含义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造成威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本着自动调控自然-经济-社会这个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也就是要协调与环境的关系，对那些盲目的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环境破坏的行为要严格惩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选择环保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的目标。
外部性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环境保护税的理论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导向，外部性理论是环境保护税的制定的理论根据。
2 建立环境保护法的必要性
2.1 环境保护法税制体系存在空缺
通过与国外的的环境保护体制进行比较，我国的税制体系建设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国外的环境保护税的设定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比较协调，企业为了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少缴税的目标，通过转移到无税或免税地区来实现其经济目的，中国在未设立环境保护税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必然会盯准中国这块肥肉，将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我国，以规避其在本国的税收，进而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环境。
从数据库了解到，外资企业的投资主要面向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它的投入比例占到第二产业的90%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为密集型产业，外国资本的涌入虽然会促进投资地区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的环境负担。
2.2 环境保护税费的规模较小
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没有设立主体税种，而且针对高污染行业主要采取收费的形式进行约束，收费的范围过窄、面过小。主要是针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超标企业进行惩罚性收费，对那些没有超过标准的企业没有进行收费，一方面造成了国家的税收流失，另一方面作为费用类征收，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不利于环境的专项治理。然而税收作为一种有效地财政手段，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点，对于国家职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环境立法，使环境保护有法可依，约束纳税主体的行为，不仅从侧面促使企业改变粗放式的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的外部经济性。
2.2.1相关主体税种的环境保护激励不充分
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主体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等的设立初衷并非围绕环境保护这个目标，其主要目的是为调控经济发展，而是间接对环境保护有影响，导致对环境的保护目的严重激励不足，开征环境保护税十分迫切。
1）消费税。我国的消费税开征范围过窄，好多直接涉及到环境问题的并没有明确制定，而且对于已经规定在消费税的范围内税目税率设计也极为不合理，造成外部性势必会对环境造成威胁。
2）资源税。资源税开征的初衷只是为调节级差收入，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其开征也是为实现资源的流动配置，对于资源的保护及合理使用只是附带的目的。
3 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税制体系的建议
3.1 推进费改税
3.1.1积极推进费改税，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开征环境保护税已经迫在眉梢，近年来环境污染极为严重，开征环境税可以选择试点，将以前的收费项目法制化，纳入到严格的法律中，以法来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并对那些
3.1.2完善环境保护税体系。通过对过去经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将各种威胁环境的行为纳入到征税范围中，按科学合理的原则完善环保体系，并规范资金的使用，将征收入库的税金列为专项治理资金，为以后环境的整治提供资金支持。
3.2 环境监测部门与税务征管部门加强合作
对环境税的征管模式有两种选择方式：
1）环保部门代核、税务部门征收是指按纳税人的条件并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污染物的排放据实测算，并核定应纳税额。对于测算较为困难的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模型，利用科学方法计算核定征收。
2）税务部门自行征收指那些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可以由税务部门独立征收，对环境的监测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可自行测定申报。
综上，对涉及污染排放量监测的税目可以选择第一种征收模式；对不涉及污染排放量监测的税目可以选择第二中征收模式。
环境治理迫在眉睫需要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建设美丽中国不应该是一个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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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暖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利弊分析[J]，广州，税务筹划，2013（3）
[3]王国运，我国环境税收制度体系构建设想[D]，河南，现代商贸工业2013（10）
[4]李忠，我国环境税权制度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L]资源环境，中国经贸导刊，2013（4）
[5]张振兴，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税收法制立法的研究[M]，青海，青海环境，2013（87）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国内税收竞争 竞争秩序 税收理论
一、引 言
⑴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较多关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国内税收竞争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的现实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早期国内税收竞争理论
⑵这样，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就会进行财政竞争。最早研究税收竞争问题的是蒂布（tiebout.1956）的论文——《地方支出纯理论》，虽然该文通篇未出现“税收竞争”字眼，但是它给出了税收竞争的基本内容。蒂布假定存在数量众多的提供不同政府收支组合（意即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地方），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个人如果对一地的政府收支组合不满意，他可以选择离开，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辖区；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地方政府将无法为公共服务筹集充分的收入，政府机构也将无法正常运转，个人的“用脚投票”给地方政府很大的约束力，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蒂布实际上强调了地区间的竞争（税收竞争是收入竞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重要作用。
奥茨（oates.1972）则直接指出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这是因为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更是如此。
三、近20年来国内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税收竞争理论文献越来越多。其内容已不仅仅涉及所得税竞争，还包括商品税竞争；不仅仅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还包括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与此同时，相关文献大大拓展了税收竞争理论的范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减少了其可支配资源的财政决策，就与税收竞争没有多大差异，这样就把税收竞争扩延到其他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以及提供具有特殊服务方向的公共服务方面。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说，只要能够节约成本或减少开支的政府举措就具有税收竞争的同等效应。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就将税收竞争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下，深化了问题的研究。
关于国内税收竞争，公共选择理论在拓展了税收功能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可以通过建立约束机制，发挥税收竞争在效率提高上的作用（blankart.2002）。传统财政理论将税收视为政府筹集收入的手段，从而得出导致税收减少的税收竞争是不可取的结论，而公共选择理论从交换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种理论表明，高的税收收入不一定就是好的，政府税收与支出有一最优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需要通过政府间的竞争才能实现。公共选择的税收竞争理论从而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如何消除政府间竞争障碍的研究上。由于迁移成本、居住地家庭和朋友网络带来的效用、宜人的环境等原因，可能导致即使政府不提供最优的收支组合，个人也不会迁移，这样，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动力就显得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说，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规制是必要的。布兰卡特（blankart.2002）强调了民主（相对于专制社会而言）和地方分权（相对于中央绝对集权而言，各级政府可以受到相应的监督）在消除地方间竞争障碍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纵向税收竞争问题，威尔逊（wilson.1999）指出，如果不同级别政府同时对一税基征税，当一级政府对此课完税之后，提供给其他级别政府的税基就相应缩小，这样，一级政府课税给其他级别政府带来负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都是最大化所有居民的福利，那么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冲突较少，反之，问题就需要通过“矫正性政策”（corrective policies）才能得到解决。相关文献讨论了中央政府行动在先，对一整套地方政府选择各自政策时视为既定的政策进行表态的情形。有的文献指出，较高级别政府具有先动优势（hoyt and jensen.1996）。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的确定并不只是一次博弈，而是重复博弈的时候，地方就可能在行动中具有同等的地位。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央政府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地方政府往往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某一地的税收竞争措施就可能给其他地区带来负的外部性，而中央政府往往要看得更远，可以在此中有所作为。
四、我国的国内税收竞争概况
（一）国内税收竞争的形式
在改革之前，由统一的财政中央集权制度所决定，我国基本上不存在国内税收竞争问题。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强调，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相应地，国内税收竞争也逐渐得到发展。
⑶第三种形式是地方通过综合配套措施，增加特定方向的公共支出和减少应该收取的费用。各地将一般税收收入用于特定投资项目和特定对象进行基础设施改善，起到了吸引资本的作用，但事实上减少了当地政府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水平的可支配收入。各地政府还为了吸引投资项目，展开了地价竞争，即纷纷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土地给特定的投资项目，从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二）国内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关于国内税收竞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税收竞争所带来的效应分析，即经济效率是否得到提高上。税收竞争有效吗？有人认为，税收只是决定投资的一个因素，所以单纯的税收竞争对于吸引投资是没有意义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分析一种因素对投资是否有意义，必须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才有比较的可能。如果一个地方在投资上已拥有很大优势，它当然可以做到不减税就吸引到投资。但对于一个在其他方面不占有优势的地方，如果它还不减税，那么它的劣势就会依然存在。因此，税收竞争从一地吸引投资的角度来看，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但是，既然是税收竞争，那么，就会导致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既然境外资本（外资）总是要来的，那么哪个地方获得投资都是一样的。现在由于一地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落脚该地，从而减少了全国税收收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从地方的角度看，如果地方政府得不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权（税收竞争权利），那么，地方政府对吸引外资就可能没有积极性，激励不足导致外资流入本国境内相应减少。因此，针对吸引外资的最优税收竞争是如何在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激励的约束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税收收入的减少。
（三）我国税收竞争特征产生的原因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之所以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国内税收竞争，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⑹地方缺少税收立法权，就必然采取与常规做法不同的税收竞争措施。第一阶段的减免税常常是越权减免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对统一税权的强调，地方政府只好采取了其他税收竞争形式。
⑻这可以减少该税种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新一轮税种划分过程中增加筹码。〖ru/右上〗⑼〖，ru/右上〗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做法也可能给未来的纵向税收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五、国内税收竞争：从无序走向有序
⑽税收竞争的无序加剧了税收竞争的成本。
从税收竞争可能促进公共部门经济效率提高的角度看，我国对税收竞争的基本策略应为疏，而非堵，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通过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让地方税收竞争步入正轨，从而消除无序的竞争。
从税收立法以及减免权限的归属来看，权限集中无疑会提升中央政府的约束能力，但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集权，而在于为有序税收竞争的开展创造外部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说明依靠最高级别政府统揽税权，会因为信息的传递和决策失误影响经济的发展。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税制演变，税收竞争面临的应该是一个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问题，而这亟待与地方税系构建问题一起考虑。从经济意义上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税种和税收权限的重新划分已势在必行。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缺少，过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影响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带有前瞻性，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恶性国内税收竞争的隐患，促进良好税收竞争秩序的形成。
⑾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分析只局限在产业资本税收竞争上，关于商品税的竞争和吸引人们居住的竞争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如何为有序税收竞争的形成创造条件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lankart c.b.2002，“a public choice view of tax competition” public finance review 30（5），366～376.
（2）hoyt，w.h.and r.a.jensen，1996，“precommitment in a system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6，48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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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ates w.e，1972，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5）tiebout c.m，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416～24.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4篇
[中心词汇]财富税；税收公允；中央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允性效果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实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钱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形式以来，有关财富税税收归宿的研讨不时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效果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富税税收公允的研讨文献大体构成了两种相互统一的观念，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区分在实证文献中失掉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富税公允性的研讨失掉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念的运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富税公允性研讨的实际文献，一方面为国际学者了解这一范围的开展状况与开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际学者研讨国际物业税的下一步革新提供有益的思绪。
一、“受益论”与财富税税收公允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不时持否认态度，Tiebout模型改动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形式。虽然最后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外地反映理想，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讨效果为财富税“受益论”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富税的“受益论”观念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停止了更为深化的论述。这种观念以为财富税是一种简直可以鼓舞外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中央政府支出的主要承当者，他们经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中央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运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富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效劳的支出，从而也使财富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念在局部平衡框架内剖析税收归宿，以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允支出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富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支出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支出家庭相比，低支出家庭承当的财富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求两个中心思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域可以有效地保证财富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可以充沛表现到住房价值中。少量关于分区制的实际文献都努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状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关于中央效劳和住房需求存在支出和价钱弹性，而支出与价钱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效劳的分类选择提供了能够。显然，这类研讨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理想。理想上，对土地应用的控制往往是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方案的剖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剖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经过中央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状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绪最成功的实际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规律停止了普遍深化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异；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讨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兼并的最终决议者；RandaUHolcombe总结了其他相似研讨，发现这些研讨很有压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适宜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效果要求房屋购置者比拟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效劳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念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讨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以为“假设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添加的那局部税收支出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标明预算开支添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中央财富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讨了其他公同事情对中央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标明，各种中央公同事情的影响都会十分准确地体如今房屋价值上。
二、财富税“新论”与税收公允
与财富税“受益论”相统一的另一种观念是财富税“新论”，这一观念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实际体系。Mieszkowski经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普通平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中央财富税的剖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度的资本供应完全没有弹性，研讨标明，资本一切者作为一个全体担负了全国财富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富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富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支出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当的税赋也多，所以财富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允支出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念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报答也失掉了思索。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富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域，从而降低了外地消费要素的消费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报答，最终提高了房屋价钱；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域，从而使流上天的土地与工资价钱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钱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富税的消费税效应。但是，就经济总体而言，财富税“新论”以为相关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主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富税“新论”异样也依托两个中心假定：一是资本可以由于不同地域间税率的差异而自在活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坚持不变。并且，即使在普通平衡模型中参与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定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讨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定的阅历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中央公共效劳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中央公共效劳水平的影响实践上是财富税“新论”在中央公共产品供应上的一种运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阅历验证。最早留意到这个效果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以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中央政府不愿对活动资本征税的心态，能够会招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招致中央公共效劳的供应缺乏。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念停止了系统研讨，他们树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反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在活动；每个中央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效劳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假设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效劳是有效的，此时财富税税率为零。假设人头税的运用存在限制，则财富税融资的结果标明中央政府选择的公共效劳会低于有效水平，缘由是中央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战略，从而增加了对资本税的运用。
Brueckner对这种复杂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参与了休息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依据其对不同公共效劳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休息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活动的影响，结果标明依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效劳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普通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思索消费结构的模型中，只需征收财富税降低了中央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效劳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发生。不过，假设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效劳数量缺乏的效果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沿效劳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能够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效劳水平，由于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取得庞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招致公共效劳低水平提供的传统实际都遵照了一些相当严厉的假定，诸如中央公共效劳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中央公共效劳的提供完全由选民志愿决议等。而理想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议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偶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中央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能够存在市场权利。因此，关于财富税税收竞争的最新实际也在这些方面停止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中央公共效劳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发生公共效劳水平低下的结果。
LucNoi-set将税收输入剖析融入到规范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坚持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消费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定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域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权利。结果标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经过对可活动的资本征税取得垄断租金，从而经过税收输入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添加，并且，这种福利的添加完全能够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招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反地域(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休息两种消费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域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域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招致地域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效劳的有效供应；并且假设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增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添加。
四、财富税革新、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允
美国财富税革新的主要缘由是征税人的公允要求，也与财富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引见了美国财富税的革新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新鲜的税收限制方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中央政府的财富税率停止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情愿为中央政府公共设备树立而承当征税义务，第一次财富税革命发作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经过税收限制，其中大局部的措施都片面地对中央财富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上下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经过标志着现代财富税税收革命的末尾，在1960年代以后，大局部现代财富税限制直接或直接地触及到对财富税支出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富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价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运用的措施也末尾在一些中央政府运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中央政府停止税收限制的主要缘由：一是居民财富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添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添加而引致的增加财富税的要求；三是从财富税过渡到对运用者收费的要求。
关于现代财富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富税限制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标明财富税限制增加了财富税税收支出及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时，中央政府其他方式的财政支出添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添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剖析中央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复杂模型，模型假定政府运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效劳投入，只消费一种公共产品的状况。假定中央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假设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议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需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效劳投入间的边沿替代率(MRS)必需等于要素价钱。显然，假设支付函数与消费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招致中央政府改动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但是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标明税收限制会招致中央政府增添效劳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容许以用中央政府操纵选民的才干加以解释，即假设一单位税收增添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能够赞同经过中央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弭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富税限制的影响也体如今其他方面。人们以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能够是招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缘由，Figlio研讨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员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员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剖析了基于置办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富税革新，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支出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清楚，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需市场价钱的增长快于再评价限制，以置办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招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允，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求支付越高的财富税。Shires以中央政府能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支出作为判别中央政府能否对财政支出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详细剖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的变化，结果标明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大幅下降。
除普通性财富税限制外，对特定项目或征税人的税收优惠也是财富税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路政策是指居民实践财富税额超越一定的支出比例时，这些项目允许缴税人失掉州退税或取得所得税减免。研讨标明，各地可以享遭到这一优惠的比例从15％到100％不等，但估量大少数州的参与率在50％以上。另一种罕见的特定优惠措施是住宅税收豁免，即州政府强迫中央政府豁免住宅财富税，Baer估量的各州住宅豁免的参与率通常要高于80％。第三种重要的特定财富税减免项目即是对财富税项目的特定限制，其中最盛行的两种限制措施是特定税率限制和财富征税限制。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对财富税特定项目优惠停止了延伸研讨。
五、中国物业税革新的研讨综述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效果的决议》，《决议》在提到深化财税体制革新时指出“实施城镇树立税费革新，条件具有时对不动产开征一致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一致税政前提下，赋予中央适当的税政管理权”。说明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的目的一是要规范与调整目前的财富税体系，二是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打好基础。围绕这两点内涵，国际学者对物业税展开了普遍而深化的研讨。
针对“租税并举”的不同态度，国际学者关于物业税开征对住房价钱的影响构成了两类截然相反的观念。吴俊培以为我国现行的一些财富类税收与现行的土地“批租”制度，只起到抬洼地产价值或现值的作用，并不利于土地的有效运用和居民住房状况的改善。因此，在将要推行的物业税革新中，应该废弃现行做法，将现行城镇土地运用税、土地增值税及批租支出等归并到物业税中，这将有利于构成土地的市场价钱，并且将一局部市场价钱转化为真正的财富税税负。同时，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税负的散布也会愈加契合“才干准绳”，因此会发生更大的公允效应。马克和等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念。另一种观念以何振一、刘维新等为代表，以为物业税是不动产税的一种类型，土地出让金是地价的别称，是政府以土地一切者身份，在出让土地运用权时收取的土地价款，它并不是政府为完成公共管理职能收取的费用。地价与税收是两特性质不同的经济范围，税是公共分配范围，地价是市场范围，两者在社会再消费中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也不应当相互替代。房价过高的理想也不是“租税并举”的肯定结果，因此，处置房地产开发本钱过高和房价过高效果的基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树立方面费税革新的步伐，消弭过多、过重的不合理收费，降低过高的税率，简偏重复征收的税种，这样才干实在到达降低过高房价的目的。
除了从房价的角度讨论物业税革新，进而了解其支出再分配效应以外，高培勇则直接把近年来我国调理贫富差距成效欠佳的缘由归结于物业税这一“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税的缺位，以为虽然从外表看，物业税不过是对现行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的一种归并整合，但实质上，物业税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却有着非同普通的差异。由于行将开征的物业税所聚焦的主要课税对象是居民团体所拥有而非企业所拥有的房产或房地产，因此，物业税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税，也是实真实在的财富税。而物业税开征的直接动因既不是人们客观想象中的抑制房价的工具，也不会是为中央政府寻觅主体税种的结果，而是调理支出分配的一种逻辑肯定。由于支出分配的调理无非是“流量”与“存量”两个方面停止，而物业税的开征正是我国现行税制体系“填补存量税(财富税)”空位的重要举措。
关于物业税革新形式，安体富与王海勇引等提出了规范我国现行房地产税费，构建以土地年租金为基础、物业税为主导、其他房地产税费为辅佐的租、税、费体系思绪。而樊丽明与李文㈨等则以为物业税革新应兼并房产税、城镇土地运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将房产税、城镇土地运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兼并为房地产税(或物业税)，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税制要素。此外，关于开征物业税后会不会加剧现有的地域间财力差异，大少数学者持一定态度，但也有学者并不以为然。当然，在税率、税收减免、住房价值评价等方面，国际研讨也都有涉猎。
六、小结
财富税的“受益论”与“新论”都是基于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在公共经济学文献中都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无论是支持“新论”的HarbergerL关于税负归宿的普通平衡模型，还是支持“受益论”的Tiebout关于中央公共效劳支出决议的“用脚投票”实际，都基于一些很严厉的假定。因此，这些假定与理想状况的相符水平就成为比拟两种观念正确性的关键所在。
外资税收论文范文第15篇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
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
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