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金融论文范文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中小企业是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户数的98%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实现利税的40%左右。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目前我国在工业企业就业的1.5亿人中有1.1亿人在中小企业。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地受到金融瓶颈的制约，融资困难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正常发展的首要问题。而由于对中小企业歧视和中小企业本身经营的不稳定性，使其基本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获得“内源式融资”，这一点是由中小企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外源式方式进行资金融通是中小企业解决资金匮乏的主要渠道。健全中小企业外源式融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根本解决。其次，有利于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改变目前银行过分偏重于为大企业提供资金的信贷架构，化解金融风险。再次，有利于优化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多渠道获得资金。最后，有利于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中小企业是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有效的外源式融资机制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

1.我国中小企业外源式融资存在问题

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外源式融资渠道却并不十分畅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扶持力度不够。近几年政府相对忽视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中小企业资金融通方面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在中小企业立法、培育中小企业支持服务体系方面也相当不够。第二，银企关系薄弱。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一直不稳定。首先是企业自身的原因。中小企业由于发展基础差，经营机制落后，技术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等原因造成银行“惜贷”。其次是银行方面的原因。主办银行制度的试行，使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竞相以大型企业为主要客户，以取得规模效益。而由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金额相对小，业务量大，贷款成本高，许多银行对此不加重视，甚至不愿介入。所以银行从节约经营成本和监督费用的“经济性”出发，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加之银行信贷管理加强，放贷更加谨慎，更加大了其贷款的难度。第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经营不佳。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构成部分。但是，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经营不佳，不良资产大大超过全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资本充足率也大大低于四大国有银行现有水平，有相当一批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不佳。第四，中小银行自身风险较大。首先，是贷款利率问题，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收益不能弥补贷款的成本和风险；其次是中小企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审计；第三、是中小企业没有合格的抵押品，特别是没有一个抵押品的二级市场；第四、中小企业的产品市场风险大于大企业；第五、小企业破产成本低，破产可能性大，对银行来讲其逃债的概率较大。

2.发展中小企业外源式融资的对策

第一，加强中小企业立法。一是要着手制定一部《中小企业法》。目前的法律多按所有制性质或行业来制定，未能按统一的尺度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中小企业，导致各种经济成分和行业的中小企业往往在法律上不平等，而这一做法也有违中小企业所有制性质淡化的趋势。为此有必要就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管理、服务等内容加以规范。二是制定中小企业金融法规，为中小企业融资等金融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规范。特别要制定风险投资法规，规范投资公司和相关资本市场交易行为；制定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法规，统一规范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管理办法；制定中小企业贷款法规，从法律上为中小企业在开办、运行中获得贷款做出保障，并就相应的贷款金额、利率及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等做出规定。?

第二，建立中小企业支持服务体系。一是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对那些符合国家政策、产品有市场、技术先进、效益佳、管理好、潜力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的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二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三是对农村信用社、城市合作银行（或城市信用社）、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进行整顿规范。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资银行；农村金融战略。

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

随着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外资银行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国金融发展战略更涉及到了我国的农村市场。2007年12月13日，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汇丰银行成为首家向中国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外资银行，今年它还将在我国农村地区开设6至10家分支机构，两至三年内要达到30家左右。此外，2007年9月27日，澳新银行花费3.18亿澳元，收购上海农村商业银行19.9%的股权、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15%的股份、花旗银行出资100万美元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都为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开了先河。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国家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农村市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独霸一家的时代已经结束，所具有的优越性将会消失，面临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化规则的出台，必将改变现在农村信用社垄断局面，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缓解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并存，将会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而且促使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外资银行发展农村金融战略的原因分析。

1、潜力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吸引外资银行的首要原因。中国拥有9亿农民，农民收入正在迅速增加，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每年汇回农村的资金非常庞大；中国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正在崛起，需要庞大的资金输血；随着交通瓶颈的彻底解决，沿海一些产业正在向西部以及农村转移，要依靠资金启动市场；中国农村有1.2亿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这一市场的满足率只有60%。也就是说，还有40%的空间未得到金融服务；中国3.5万多个乡镇中，金融服务空白率为6.7%，即还有2500个乡镇处于金融空白状态；作为还贷人来说，农民的信用是比较高的。外资银行看重的是中国农村金融巨大的市场潜力。

2、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银行的推动器。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们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信贷的支持，尤其是在次债危机蔓延、贸易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已经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3、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战略的调整。进入WTO后，外资金融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发展到现在依然没有形成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太大威胁。在华外资银行本币资产达到1051亿美元，占中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的1.9%。外资银行主要分布于我国大中城市，这些城市金融市场被我国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基本控制，无论是在网点还是在客户都有着先天优势，外资银行要先在城市有所大的发展还要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在我国金融机构比较弱势的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市场调整策略。

三、外资银行农村金融策略的问题分析。

1、外资银行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近期难以盈利，可能会带来农村金融风险。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何况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与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供给严重不足、竞争很不充分、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特别是外资银行缺乏对农村地区客户资源的了解，其信贷风险控制难度也大于本土机构，初期调研和开发等成本较高。目前外资银行在试水阶段，业务范围锁定乡镇企业和小额信贷，例如汇丰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初级阶段其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出口型企业，今后贷款服务范围将扩展到农民小额贷款。

2、借外资银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农村金融普遍缺血不是依靠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就可以解决的，外资银行农村金融战略的根本还是看中我国农村市场的广大发展潜力，所以其投资设点的区域还是在经济比较好的农村地区，而最需要资金的农村地区资金匮乏状况依然得不到改善。所以依靠外资不是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发展策略，通过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农村市场，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才能满足农村市场资金的多元化的需求。

3、给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带来一定冲击。外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之后，会带来健康的激励机制，从而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但是外资银行毕竟资本实力雄厚，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还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外资银行会瞄准县域市场的优质项目，与农村信用社争夺市场和优质客户。而我国农村信用社这些年来主要是发展小额信贷业务，但是由于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而出现了资金富余，资金营运效益水平受到严重遏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会弱化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村镇银行的设立不仅会有效占领市场、抢夺优质客户,还会造成信用社从业人员的流失。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处于弱势竞争群体的农村信用社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外资银行农村金融策略的思考

1、积极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政策与金融基础设施双管齐下才能保证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2006年银监会出台相关政策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并提出要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金融机构。国家开放农村金融的目的是为了倡导农村金融引入多元化的竞争，发挥"鲶鱼效应"，才能从更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服务质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是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可能一时难以完成，可以考虑建立政府、内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建造、利益共享的机制。

2、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积极启动国内农村消费市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内物价居高、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国外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我国出口损失惨重。如果农村庞大市场的消费启动起来，一些在城市供给多度的产品就能得到释放，加速产品与资金的流动，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消费的效率。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之间的互补作用将能够发挥出来，商品的快速、高效的流动，就能够有效缓解通胀压力。而农村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启动，亟需信贷资金支持，这是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保障。所以未来农村市场也将是中外金融业竞争的主要领地，国内的银行应该时刻关注外资银行的发展动向，借鉴其发展经验，积极抢占有发展潜力农村市场。

3、加快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信社要想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抓紧整合现有内部资源，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以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一是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业务发展的科技含量，实现业务流程的现代化。彻底消除结算"瓶颈"，拓展业务空间，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二是创新贷款方式，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参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式，对辖区农户、公职人员评级授信，发放小额贷款，对个体私企业发放联保贷款。三是创新金融服务，对一些重点黄金客户，采取一户一策、个别指导、差别服务，即在认真测算重点客户资金承受力、对农村信用社效益的综合贡献率，在保证收益的前提下，积极为客户提供存贷款、结算、贴现等组合式多功能的服务，并实行有差别的利率政策，以拓展新客户、稳定原有客户。

3、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采取监管措施，引导农村金融的合理发展。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主要在城市，但是农村监管其实局面更复杂，所以要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同时要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对外资银行经营状况进行跟踪，以减少其对我国农村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4、以人为本、实施人才战略从内部和外部向农村金融机构输送人才，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人员整体素质。长久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人员，素质低下，由于盈利状况不好，导致农村网点人员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金融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从外部入手，积极鼓励金融人才由城入乡，从现有员工中挑选不同层面且具备管理才能的人员，培养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后备人才，主动给予一些优惠条件，比如工资和提升的机会等；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把服务的质量、经营效益与员工实际的利益相挂钩，并采取末尾淘汰机制，通过开展经常性的考试、考核、竞聘上岗等形式,增强员工的危机感和学习的自觉性，促使内部金融人员积极提高业务水平、注重服务质量。

参考资料：

[1]外资银行入驻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缘由及思考,朱淑珍、杨运捷、周邵雄《经济纵横》2007年2月。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一)融资约束缓解优势

首先，内部资本市场具有资金利用的协同效应。企业集团存在多个成员企业，各个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并不一致，各个企业产品销售周期以及资金收入时点存在较大差异，由此造成各个成员企业在不同时间段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不相同。相比于外部金融市场，企业集团内部信息相对畅通，集团母公司能够清楚的掌握各个成员企业的资金状况，从而能够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将资金状况良好的成员企业的资金转移到资金匮乏的成员企业之中，产生协同效应。其次，相比非集团成员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具有融资的规模效应。一是企业集团通常是个十分庞大的体系，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制定方面，会给予资产规模大，偿债能力强，社会声誉更高的企业集团一定的优惠，从而降低了企业集团成员融资的成本。Stein(1997)指出，在外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贷款给多元化企业比贷款给一组独立的企业更有利。二是成员企业相互担保能够提升外部信贷支持概率，同时获得更大额度贷款。相比与非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担保，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担保更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接受，从而也更容易获得外部金融市场融资。

(二)资金优化配置优势

首先是控制权优势。在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子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可以将资本集中配置，能够对各子公司不同投资项目的风险收益进行对比，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到利润回报率最高项目上，在这个过程中，低效率子公司的项目会被消减，高效率子公司的投资规模将增加。其次是信息优势。内部资本市场信息充分，母公司能将收益更好的项目区别出来。只要企业集团的CEO的目标与企业集团利益最大的目标一致，企业集团CEO总是会利用自己的控制权与信息优势，尽可能准确的进行投资项目的“优胜者选拔”，以提升集团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增加集团的获利能力。

(三)监督优势

首先，内部资本市场的出资者拥有剩余控制权，这使得其能直接与投资项目联系在一起，项目产生的收益大，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也大，监督项目的激励也大。而外部投资者则没有剩余控制权，监督项目的激励也小。其次，监督的效率与监督付出的努力是正相关的，监督努力越大，对投资项目的发展建议也越好，这能够提升项目的净现金流或提高最后的清算价值。对监督者来说，付出多大的努力决定于其监督的成本与收益，相比外部投资者，内部资本市场信息较为充分，因此监督的成本自然也更低，最终内部出资者在低成本的优势下回付出更多的监督努力，从而更有效的促进项目的投资。

二、金融发展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替代

(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缓解优势的替代

金融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规模的扩展，包括金融机构数量、规模的增加，以及金融工具的增加;二是金融结构的调整，包括直接和间接融资比例调整，以及借贷主体结构调整等;三是金融效率的提升，包括将存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的提升以及资本优化配置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市场规模有了较大的扩张，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依旧存在许多不足:一是金融市场的结构不够完善，企业融资主要以银行借贷为主，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容易比例较低;二是金融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不足，银行存在较为严重的借贷偏向，一方面国有大企业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但是却能容易的获得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大量效率高、发展潜力大的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在外部资本市场无法获得足够信贷支持的情况下，企业集团则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来缓解融资约束。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融资能力不断加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也有所缓解，当外部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的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时，内部资本市场在该方面的作用就会被弱化。

(二)金融发展对资金优化配置优势的替代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没有完全的资金定价权，无法根据收益和风险来制定不同的贷款利率，在贷款利率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银行自然偏向于将资金贷款给大型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虽然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背景，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并没有多大的风险，即使出现违约也会由国家来承担责任。这样的资金配置方式违反了市场以收益风险比来引导资金流向的原则，从而降低了资金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已放开了贷款利率，银行已经能够按照企业不同的资产状况、信用水平等来估计贷款的风险，从而制定相应的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必然会根据收益风险比来决定资金的流向，从而大大提升了我国资本的利用效率，而当外部金融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足够高时，内部资本市场在该方面的优势将弱化。

(三)金融发展对监督优势的替代

金融市场外部监督的局限性在于外部投资者无法获得剩余的控制权，没有监督的激励，同时由于外部投资者获得信息的成本要高于内部出资者，因此，监督的成本也更高。但是随着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关法律制度的将不断完善，企业的经营信息也将更加的透明，外部出资者的监督成本将会下降，且外部出资者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要求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外部出资者所代表的利益是同企业的利益一致的。但内部出资者中，大股东的以及总部及子公司的管理者的利益却不一定同企业的利益相同，或者并不完全代表企业的利益，让并不完全代表企业利益的大股东与管理者来监督资本的利用，这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存在。因此，外部金融市场监督制度与体系的完善，会弱化内部资本市场的监督作用。

三、金融发展与内部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从我国外部金融市场和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看，企业集团是我国广泛存在的经营形式，在我国金融市场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集团的发展对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以及企业资本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内部资本市场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大股东控制下，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上市公司资产转移等手段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集团内部在资本的配置上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大锅饭”的行为，弱化了资本利用的效率。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内部资本市场对外部金融市场的补充作用越来越弱，那么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何去何从呢?实际上，从发达国家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看，即使是美国这样金融市场十分完善的国家，其内部资本市场依旧十分活跃，可见内部资本市场并不会被金融市场完全替代，因为其特有的优势，内部资本市场有存在的必然性。对我国来说，在金融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促进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得外部金融市场与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协调发展。

(一)进一步明确外部金融市场与内部资本市场的定位

外部金融市场应注重引导资本流向收益风险比更高的产业或是投资项目，同时，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外部金融市场还必须起到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弱势产业以及维护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发展的责任。同时，借助于对企业内部微观信息的掌握，以及信息获取成本相对较小，内部资本市场应注重将从外部金融市场获得的资本以及企业集团经营的资本回报进行更加优化的配置。

(二)外部金融市场与内部资本市场的信息对接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外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会有所减少，但信息的获取依旧需要付出成本，而企业集团对成员企业的信息获取，付出的成本则相对较少，对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情况估计也更加准确。因此，内部资本市场的相互担保能够向银行传递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减少贷款的不确定性。但由于企业集团成员企业之间是个利益的联合体，有可能出现相互的“偏袒”的担保，从而向外部金融市场提供扭曲的信号。这就要求企业集团能够改善并完善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如母公司帮助成员企业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来防止管理者的寻租行为导致的子公司之间的相互“偏袒”担保。

(三)充分发挥内外市场的监督优势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业的深化与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来说，在金融资产流动性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能够促使经济规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银行投资管理水平仍未达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被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所吞噬。虽然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强，但是也出现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6]。金融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从宏观上体现在单位货币对国民经济支持的力度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更重视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7]。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一）研究背景

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打破国内发展的桎梏，“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一向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其中OFDI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据商务部2015年度《对外直投统计公告》，至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存量达10979亿美元，居全球第八位，流量达1457亿美元，首次居全球第二位。进一步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进一步推动了我国OFDI的发展，为我国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投资铺设了道路。

同时，我国金融发展亦进入新的阶段。在我国金融系统居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正面临新一轮的变革与发展，脱离传统银行存贷款业务的束缚，以表外业务为途径开始介入证券行业业务，以理财产品为形式大规模开展投资业务，与之相对的银行监管体系，在参考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亦不断完善；新三板地位在上升至于主板市场同级后，将进一步改善我国金融效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将资本引导至生产领域，进一步完善我国投融资结构；基金行业的爆炸式增长亦填补了传统主流金融机构的空缺，诸多机构共同构成了我国现有金融体系。

由此，我国OFDI与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使其相互影响日益凸显，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将支持OFDI这一资本运作模式，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探究金融发展对OFDI的影响，首先应对金融发展做出衡量，金融发展理论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探究金融体系发展的度量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作为金融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构成，构建了金融发展的度量体系，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基础。金融结构理论将金融现象三个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将金融的发展归纳为各方面内相对规模的改变，并提出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总值/GDP，衡量金融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强调货币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提出金融深化率，M2/GDP衡量金融发展；金融功能理论认为相较于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金融体系的功能更趋稳定，功能的发展才能更好的衡量金融体现发展。

关于金融发展对OFDI影响的相关文献，国内自2011年开始有相关研究，并多从上述理论中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度量其对OFDI的影响，其中金融深化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私人信贷比等已成为较常见的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

二、理论机制探究

（一）融资约束

资本市场不完善将会导致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市场摩擦等将会导致企业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促使企业决策需要受到融资的影响，使企业在项目投资时面临因成本造成的融资约束。而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中，金融规模的扩大，将增加市场货币资本供给，促使金融产品增多，为企业的融资提供更多样的选择，有利于企业选择融资成本最低、资金使用周期与投资项目的融资方式；而金融结构的改善，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调整，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协同为代表，通过减少中间环节费用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金融效率的提高，促使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减少，信息搜集成本与分析成本的降低，减少外源融资成本。上述三者共同减少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展开OFDI这一资金需求规模大、资金使用周期长的投资方式提供支持。

（二）投资替代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OFDI的展开以盈利为目标。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也为企业的资金运用提供了更多的标的，使企业的资金配置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国内金融的发展使得国外投资项目丧失投资优势，使企业更专注于国内资本运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OFDI的?l展。

（三）间接效应

金融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为企业提供了更专业的风险控制。金融体系的发展，促使企业的技术研发等资金需求大、资金周期长的项目的推进成为可能，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进步，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使企业OFDI的展开；而金融体系对风险的高度强调使得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财务、法律风险的控制得到了完善，会计事务所、评级机构等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对外投资成本与风险大大降低，加速了我国OFDI的发展。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现金股利 ；融资约束；成本；公告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140-05

引言

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股利政策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的信息[1]。孔小文和于笑坤（200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公告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并且不同的股利政策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2]。廖理和方芳基于理论进行的实证表明，相比于非过度投资公司，过度投资的公司股利公告的累积超额收益更高[3]。但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陈浪南和姚正春对不同配股方案的市场反应研究表明，现金股利不能成为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4]。徐国祥和苏月中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在我国并不一定能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反而可能增加了控股股东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成本， 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5]。

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会加剧成本，现金股利则可以有效缓解成本，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当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时，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就尽可能满足自身融资需求的条件下进行现金股利的分配。因此，现金股利的分配将面临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制约。Chae等、陆贤伟和王建琼研究证实了当融资约束和成本同时存在时公司治理水平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6，7]。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成本、融资约束以及两者不同组合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

1文献综述

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减少成本。Jiraporn等研究发现，由于成本的存在，公司治理越好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股东发放更多的股利[8]。吕长江和王克敏的研究表明，公司成本越高，股利的支付水平就越低[9]。肖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说，认为股利政策可以降低成本[10]。李礼等对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政策可以降低成本，缓解冲突[11]。融资约束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企业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Myers和Majluf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公司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公司应该持有一定的现金流用于投资[12]。Jensen研究表明，股利发放可以通过控制管理者可利用的现金流来降低成本[13]。Chay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现金股利支付并不会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而增加，反而会存在负相关的关系[14]。李金等研究表明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降低融资成本[15]。张纯和吕伟研究证实当公司面临较多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将更多依赖内部资金，即使公司当期没有适合的投资项目，公司也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以储备更多的现金用于以后的项目投资[16]。李延喜和研究发现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其约束程度和公司持有的现金流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且两者的显著程度远远高于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17]。当成本和外部融资约束两者并存时，公司将怎样制定合适的股利政策来缓解冲突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Rozeff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股利政策能够降低由非对称信息引发的成本，但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支付现金股利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即公司内部可用资金的减少导致公司外部筹资成本的增加[18]。因此，最优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应综合考虑外部融资约束和成本。Chae等研究证实当这两种约束同时存在时，公司倾向于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6]。陆贤伟和王建琼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7]。李长青等通过对“半强制分红政策”颁布后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成长性、行业竞争性对于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有不同影响[19]。

2研究设计

2.1累积异常收益率计算

4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制约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融资约束样本和低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非融资约束样本和高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对市场的负向冲击更弱；在融资约束与成本的相互组合不同样本中，现金股利政策公告对市场的冲击在同时存在高成本和非融资约束时冲击最小，对市场冲击最为强烈的为同时存在低成本和融资约束下进行的现金股利发放。本研究结论认为，现金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发挥需要考虑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的双重制约作用。

参考文献：

[1]Lintner J.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of Corporations Among Dividends， Retained Earnings， and Tax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46（2）：97-113.

[2]孔小文，于笑坤.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6）： 114-118.

[3]廖理，方芳. 股利政策理论的实证检验[J]. 南开管理评论，2005 （ 5）： 55-62.

[4]陈浪南，姚正春.我国股利政策信号传递作用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0 （10）：69-77.

[5]徐国祥， 苏月中.中国股市现金股利悖论研究[J]. 财经研究，2005（ 6）： 132-144.

[6]Chae J， S Kim.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s Payout Policy under Agency Problems and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33（11）： 2093-2101.

[7]陆贤伟，王建琼.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视角[J].金融评论，2011（5）：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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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次序理论；融资规模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2.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2-39-02

小微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小企业对我国GDP 的贡献超过50%，创造税收占总体比值接近60%，提供就业岗位超过了70%，在解决城镇新增就业中提供了超过80%的岗位。然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中，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却是最为严重的，以浙江省为例，从2010 年下半年一直到2011年全年，企业的出口订单普遍减少，直接外贸企业的订单数减少了大约50%，同时，银行等资金主要被借入了大中型企业，规模在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其贷款额占企业贷款总额的比例不足5%，揭示了小微企业重要性与生存的艰难性。

对于小微企业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集中在其资金需求领域，即其通过外部融资困难的时候，政府或者是行业组织如何制定相关对策度过难关。这些研究显然只是针对事实出发，忽视了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提出的相关对策以及研究结论都只是权益之策，为了深入了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本文将从三个部分来安排论述，第一部分是融资次序理论的揭示，第二部分是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个体分析，第三部分是对于融资理论的完善。本文主要是侧重理论分析，理论的完善才有利于更好的实证研究。

一、融资次序理论简述

从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划分，企业的融资方式有两种，即内源性融资（资本积累）和外源性融资（资本集中）。

（一）内源性融资（资本积累）

根据《资本论》中的叙述，内源性融资是指企业资金来源于企业的内部积累，通过内部剩余价值的积累转化为资本，比如包括企业公积金、留存收益等。因此，内源性融资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盈利水平以及剩余价值率等因素。

（二）外源性融资（资本集中）

在资产负债表中，外源性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增加自身的负债来取得资金，如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一般而言，按照获得资金的方式，外源性融资还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是企业通过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直接融资是指企业自行通过发行股票或者是企业债券等获得融资的方式。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这两种融资方式的区别，并特别强调了资本集中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对于二者的次序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这个难题也就交给了后来的学者形成了“融资次序理论”。

融资次序理论（POH）是Myers（1984）在Jenson &Meckling（1976）、Myers& Majluf（1984）和Ross（1977）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即企业融资选择总是先内源、后外源，在外源当中，通常是先债务、后权益。虽然，Myers关于POH的基础假定却不被经验数据所支持，如有发债能力的企业却选择发行权益（Helwege & Liang， 1996）等，但是企业融资先内源后外源却是得到了广泛论证。

二、小微企业的规模成长与融资次序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产品能够帮助企业根据行业是否处于成长、成熟、衰退或其他状态来制定适当的战略，同时企业的发展属于具有相同的历程。如图1：

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分别探讨企业进行融资次序的安排，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个阶段是投入期，也可以称之为企业产生期，对于此处的企业资本的需求，学者的研究较多，但是争议也较大。大体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方式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抨击，并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第二种方式是借入资本，一般而言这种资本筹集是现阶段小微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种是创业者的自我积累，显然依靠这种方式产生的企业速度和规模都有一定的限制。

以上三种融资方式在企业产生发展过程之中的角色是相互补充，也并不存在先后之分，对于处于企业成长期来说，其资金需求比较多，而其来源主要是资本集中和资本集聚，当前学者对于此阶段融资需求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就融资次序来说该理论存在一定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小微企业在此阶段产生资本需求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仅仅是以此作为假设，回答了“如何克服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因此开展对于此课题的研究有待期待。

三、小微企业的经验论证及结论

对于小企业而言，由于企业主担心控制权的丧失，很多小企业不太愿意完全遵循通常所说的经典的融资次序。换句话说，小企业的融资即在任何供给条件下都会采取拒绝考虑某些特定类型的融资方式的一种特殊模式，如多数被调查小企业不会考虑大规模的使用外源性权益融资，甚至部分小企业不会使用任何形式的长期债务融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即成本、独立性和控制权（Howorth， 2001） 。

关于修正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模式，较为经典的是Davidsson（ 1989）的研究，作者在对瑞典小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表明企业的独立性最为重要。在影响小企业增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动因是预期金融回报和独立性的增长，当预期增长可能导致所有者控制权的损失时，净的效应为延缓增长。也就是，当小企业的扩张与独立发展发生矛盾时，小企业主会放弃企业的扩张而是以保持企业的独立性为重。这反映出控制权方面的考虑在小企业融资决策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外，针对小企业主由于担心控制权被稀释而排斥外部权益融资的分析还发现，小企业主是否为创始人又会有不同的表现，创始人通常较一般所有者更看重对企业的控制权。

显然通过上面的分析，修正的融资次序理论应该为：小企业将首先选择内源融资也就是未分配股息，然后是所有者的贡献或者说所有者进一步的资金注入，最后才是外源债务融资。虽然修正的融资次序理论适合小微企业的实际。至此，本文将要论证的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融资次序理论，小微企业的融资路径与其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但是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比较困难的问题，不如应该把政策的扶持力度放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分析具体企业，从而为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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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乐.中国小微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2.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一、供应链金融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近年来，供应链金融在国内外迅速兴起，相较于西方演进式的发展，我国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是跳跃式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供应链金融最基本的思想是通过供应链管理资金流，使得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能够达到合理的集成，实现供应链整体目标的优化，通过充分发挥各方参与者的特点来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不仅从微观上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还能从宏观上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推动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将近年国内外关于供应链的研究分类汇总成表1。（表1）

（一）国外研究综述。国外供应链金融大多是针对核心企业而展开的，通过核心企业的融资优化方案达到其上下游企业以及整个供应链效率的提高。Gerard P.achon、Paul H.Zipkin（1999）运用博弈论研究对比了两阶段供应链中库存策略选择竞争与合作时对供应链效益的影响。Liu Xiang（2009）通过把群决策方法、合作神经网络以及多服务导向机制与数据库进行整合，来构建服务于企业供应链融资合作系统的多准则决策机制。

对于融资模式的研究，Koch（1948）等探讨了早期以存货融资模式为主的物流金融。Hartley（1998）提出了供应链金融预付账款融资模式并申请获得了专利。Fenmore（2004）对订单融资模式进行了分析。Klapper（2006）分析研究了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和反向保理融资的作用。Basu（2012）建立随机动态规划模型对预付账款融资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得出结论：预付融资订货可提高物流的时效性。

关于风险的研究，Besanko（1987）提出了信息对称条件下信贷市场竞争均衡模型，通过对贷款额、贷款利率和抵押物影响指标的研究，得出结论：低风险借款者会支付更高的利率但也获得更多信贷。Cossin（2003）通过建立信用风险定价模型，对担保物（质押物）的价格风险进行信用风险定价。Ying Yin、Zongwei Luo和Yulian Fei（2009）对第三方参与的仓库融资模式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

（二）国内研究综述

1、供应链金融基础研究。朱道立（2002）提出第三方物流创新平台“融通仓”，在此基础上对授信额度和信用担保两种运作模式展开初探研究。2001年，李毅学、冯耕中等人的研究小组起草《库存商品融资业务作业规范》，界定存货质押和仓单质押融资的基本模式，定性分析该金融创新活动的法律特性、内涵、业务模式及管理和趋势等。何涛（2007）通过国内银行和物流企业的实践案例分析了供应链金融的三种基本融资模式。李毅学（2010）从业务研究、资金约束下物流决策、供应链金融中银企风控三方面梳理概述了物流金融的国内外理论。占义芳（2012）通过构建多周期模型来研究供应链金融经典模式“预付账款融资模式”中最优订货量时的各方收益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效益，并与传统融资模式进行比较，证明金融机构的参与能提升供应链的整体效益。谢世清（2013）从融资主导、优势、法律等多个方面比较分析了国际供应链金融的三种典型模式，为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参考启示。

2、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识别、度量和控制三个方面。邹敏（2010）定性分析供应链金融风险，将其分为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李毅学（2010）则根据不同风险源将其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王琪（2010）结合供应链金融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决策树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刘长义等（2011）通过AHP群组中引入区间模糊数来构建基于聚类分析和可拓AHP的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评价模型，并通过实例证明了实效性。李毅学等（2011）对统一授信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中质押率这一风控核心指标进行分析，构建资金约束下的报童模型，并通过斯塔克伯格动态博弈分析得出最优质押率。谢江林等（2015）研究了数据挖掘技术在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中的应用。

3、供应链金融研究评述。在研究方法上，相较于国外较为成熟的定量和案例研究，国内研究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和案例研究（特别是探索型案例）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研究内容全面广泛，从融资模式研究、风控研究到技术支撑、法律支撑，而国内还只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模式的研究也多对现有业务进行评析，模式创新研究较少，且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相较于国外，国内供应链金融研究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待深入探索。

二、融资租赁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关于融资租赁的概念，结合国内外的相关定义，融资租赁业务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具有融资融物双重功能，以融资为主；业务涉及三方当事人，签订至少两个经济合同；承租人有权选择租赁物和供应商；租赁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承租人分期交租，承担租赁物的维护和风险，且租赁合同不可随意撤销；租赁期满，承租人有权选择续租、留购或退租。将近年国内外关于融资租赁的研究分类汇总成表2。（表2）

（一）国外研究综述。世界著名租赁专家Ainembal（2000）提出了两大租赁经典理论：租赁六大阶段融资租赁周期理论和有关法律、直接税、金融会计和行政法规的四大支柱学说。Clark讨论了融资租赁中融资租赁的操作过程、成本比较等问题。Bennie H.Nunnally（1991）等分别从融资租赁的概念、特点、类型、优势等方面对融资租赁进行详细的阐述。

对于融资租赁动因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基本理论：债务替论、税率差别理论、成本和破产成本理论，且在研究租赁与三者关系时也存在分歧。Ang和Perterson（198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融资租赁与债务融资是互补关系，但An Yan（200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两者是互替关系。Graham（1998）研究表明税收因素能深刻影响企业融资决策。一些学者把融资租赁与经济、产业、企业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其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二）国内研究综述。我国融资租赁业起步迟，虽然30年来发展较快，但作为新兴行业，相较于其他金融工具，研究探讨得并不宽泛，但在宏、中、微观三个层面的研究都有涉足。

对于融资租赁的宏观研究主要围绕法律、税收、会计等外部环境展开。韦佳（2013）分析对比了各国融资租赁立法体制为我国法律完善提供指导。贾丹玉（2015）分析了“营改增”会计准则对融资租赁的影响，为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提出建议。滕祥志（2015）从交易结构出发，运用实质课税原理和税法分析法分析交易涉及的各项税收，来理清法理逻辑。

对融资租赁的中观行业分析主要集中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以及在其他行业应用两个方面。陈建中（2009）对融资租赁定义及认定标准、行业性质、经营主体、交易内外部模式、决策与定价等进行了创新研究。王棣华等（2013）对国内外有关融资租赁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评述。郭薇（2012）对医院融资租赁的模式、作用进行浅析。郑琳（2014）通过理论研究对比中外飞机融资租赁模式，通过案例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融资租赁的微观研究主要从交易的两个角色，即承租人和出租人展开。崔佳宁（2014）分别研究上市公司进入融资租赁交易扮演承租人和出租人的行为动因，前者动因是为了获取信贷资源，后者动因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宋晓华等（2012）从出租人角度出发构建不确定环境下的租金计量模型，与传统固定利率模型相比更能保障出租人的收益。哈斯（2015）通过博弈论、社会网络分析、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研究分析了我国融资租赁联盟的发展，为联盟网络中的各类企业提供建议。

对融资租赁的风险研究涉及各个层次，大多集中在从业务模式出发的各参与方的风险识别，以及业务本身的风险度量和定价等。庞跃华（2014）从微观企业参与融资租赁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了出租人和承租人的风险。吴振广（2012）在介绍国内外从融资租赁风险定价模型基础上设计构建了基于资本资产定价的风险模型，并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陆建明（2015）探讨了中小企业应对融资租赁风险的常规方法，并通过案例分析提出特殊风险的处理方法。张永建（2015）对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管理进行深入分析，通过COSO风险框架评估现状，在用流程分析法识别风险，提出应对措施。

（三）融资租赁研究评述。根据前述文献，可见国外融资租赁行业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上都比较成熟。然而，虽然国外对金融风险的研究比较成熟，但对融资租赁风险的专门研究却是比较少的。而内行业才刚刚起步，学者研究的多是对融资租赁进行简单的发展概括或问题的定性分析，在具体业务应用探索方面缺乏创新，除了缺少理论研究的深入，对案例的分析也局限在传统业务上，对新型行业的研究较少。

三、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租赁融合发展

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租赁都是近年来国内发展热门的创新型融资方式，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来鼓励扶持这两种业务，为进一步解决企业融资难打开新渠道。虽然两者在参与主体、模式及外部环境上都有差别，但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融合发展。两者的本质都在于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前者是金融机构解决以核心企业为关键的上下游供应链中的企业融资问题，我国目前现阶段供应链金融的实践大都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与物流企业进行创新合作，为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供应链运作企业群提供融资及综合金融服务的业务方式展开；后者是融资租赁机构解决承租人融资问题，两者可以渗透发展，融资租赁机构可以作为供应链金融中的金融机构以特定模式提供融资，也可以作为供应链中核心企业提供担保，这样既拓展了融资租赁业务，也使得供应链金融业务得到延伸。

从前述供应链金融和融资租赁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学者们对两种业务自身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融合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仅有的也只是对基础性的概念、模式进行简单的对比说明，并未有涉及两种业务具体渗透时的操作模式、路径选择、风险共担，以及具体行业的应用等进行研究，这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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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外部金融冲击 农村金融 风险剖析

国内诸多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问题展开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农村金融的金融风险问题，但并没有分析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对此问题，尝试着进行了剖析。

一、外部金融冲击的特性

这里将要分析的外部金融冲击，是指一国相对独立于农村金融的经济主体在制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导致的金融市场波动，它包括利率、汇率、债券、股市和期市、资产价格、流动性等的波动。

农村外部金融市场的波动或冲击，主要发生于金融市场对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运行的资金配置、支付处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融资活动。这种金融市场波动或冲击，通常在导致金融体系难以跨地区和跨时间地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使厂商难以根据市场供求所确定的价格来进行交易。也许是因为金融波动或冲击的这种效应十分明显，许多经济学文献都将其作为界定金融市场存在风险的重要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出现风险的显著标志，是短期内资产价格会在基本面未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波动，资产价格波动会引起以信贷危机为特征的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经济理论围绕金融制度框架、金融系统监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运作、汇率和国际贸易等来展开以金融冲击是否发生为内容的制度性或体制性的解释，不仅包括国际金融投机和国际贸易等的冲击，也包括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

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国际金融而单纯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农村金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外部金融市场可被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如果以静态或相对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这两个板块的金融关联或“传染”，能够拓宽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研究。

总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内在风险，但从外部金融冲击对其客观存在的传导机制来讲，这种风险的内生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外部金融冲击所淡化。

二、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从农村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的关联来看，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资产价格异常波动和流动性受阻时，如果农村金融市场与其相关性显著增加，那么，外部金融冲击就已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或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这种相关性的检验，可以前阶段某一特定时空上这两组资产价格和流动性指标为参照系，在把这两类指标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段的基础上，通过对反映这两类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检验冲击发生后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即通过对这两组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外部金融冲击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关联。

如果统计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部金融冲击已造成这两类指标的协方差明显增大，则可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受外部金融冲击较大。

三、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

目前，中国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表现为：（1）场内金融的部分政策支持性贷款缺乏效率，场外金融使一些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超过官方贷款利率，企业金融资产在高利率重负和资金流发生断裂时容易成为死呆账；（2）金融市场的大宗资金流动、拆借以及与此相关的债权债务被房地产“套牢”，大量金融资产的本金和利息存留于在建或完工的房产形态上；（3）银行资金被巧立名目的大量中长期投资项目“信贷”到股票、期货和债券等市场，资产价格波动致使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保证，大量社会储蓄经由信贷体系或被市场蒸发，或被内幕交易等等。　值得研究的是，以上金融风险会通过各种路径传递到农村金融市场。

从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冲击传导的一般机理；二是将外部金融冲击的主要因素综合成波动传导的特征值，以作为说明这种波动传导的计量分析依据。

四、外部金融冲击下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析

鉴于农村金融在信贷运作、信息传递、监督管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揭示外部金融波动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是最主要的困难。其实，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是将其视为作用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来看待的。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风险乃至于出现金融危机时，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变化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一般机理可以理解为：价格波动尤其是价格持续或剧烈下调时，通常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影响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资金的流动性，这种冲击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传导方式、力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其中，对正规金融的直接传导显示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大要广，而对非正规金融的间接传导却反映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相对较小较窄。

但在现实中，这些冲击所内蕴的传导机理并不以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形，需要探寻有助于揭示这种冲击的理论分析方法。

将外部金融市场不稳定视为一种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的分析思路，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分析方法：如果把外部环境中有可能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最主要金融变量加以分类，并适当考虑对这些变量发生影响的相关的经济基础因素，就有可能依据外部金融市场的冲击度来预测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

现实中的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外部金融冲击引发的，在理论分析上将整个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块，有利于对问题的说明。关于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研究，要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以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是一种抽象的删繁就简的解说，但它所留下的缺憾是没有从市场中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形成的具体作用过程。作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的一种理论探讨，可考虑借鉴和运用西方金融“传染”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对外部金融市场如何引致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展开一些模型导引下的计量分析。如果能够在依据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选择变量，那么，关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理论研究或许会取得某些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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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心理行为；证券投资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新兴发展起来的金融学流派，它将其他相关学科的许多特点融入到一起，试图通过实验与验证等方法来解释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传统金融学说认为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绝对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而行为金融学理论则认为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资活动的投资者们很难做到绝对理性，这些非理性的投资者受到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好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中无法完全遵从最优决策模型。行为金融学流派的出现克服了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异常现象，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地对个人投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行为金融学理论是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行为金融学理论概述

1.认知偏差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系统在决策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些比较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些过程包括感知、注意、记忆、抽象、推理和判断等，而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认知偏见就产生了。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往往不会这么一步步按程序去认知事物，而总是尽力寻找捷径，依据常识、自己的经验，甚至是直觉来做出决策。这样也许可以得出合理的结果，但也往往更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偏差。

2.过度自信

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是一种心理偏差，是人类在决策或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过分相信自己的主观判断，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外部环境、意外的影响等客观因素，，高估自己的成功的可能性。

3.后悔厌恶理论

后悔厌恶理论认为投资者作出决定之前，首先要衡量各种替代方案可能产生的最大的遗憾，然后选择一个后悔程度最小的方案作为最后决定的方案。

4.心理账户

人们通常根据收入的来源、保存方法和用途进行分类，然后把这些收入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更喜欢随性的使用意外获得的资金，这些意外获得的资金包括意外的遗产和所得税的返还，赢来的钱，股票市场的资本利得等。

5.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一种非理。具体指的是投资者在某些情况下模仿别人决策的从众行为，这些情况包括风险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为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对媒体，或者投资专家的建议形成了依赖。

二、投资者心理行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投资与决策的过程中，证券投资者不仅会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也将影响人类的心理因素等主观感受，还会受到人类自身的情绪和偏见以及其他投资规范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在一些时候心理因素在投资者的决策中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处理和加工各种外部信息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地忽略了投资者的心理因素。这是由于许多奇怪现象的出现都是心理因素的存在所决定的。如同样的前提条件下，由于不同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决策的结果将不同、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各地的社会风俗和习惯也不同，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自然也就不一样，这样就使得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出现了偏差。由于大量缺乏理财知识培训和投资交易经历的年轻股民涌入证券市场，加上国内证券市场具有的特殊定位以及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欠缺的原因，股票市场被非常多的个体投资者当成一个可以一夜暴富的高度投机场所，高市盈率和高换手率是国内证券市场具有的独特现象，也是典型的行为偏差和效应的具体表现。

三、行为金融学对投资管理的指引作用

1.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在投资管理上的差异

传统金融学通过基本分析、技术分析和传统投资组合理论对投资决策进行管理；而行为金融学则是采用基本面分析和行为金融理论来进行的。传统金融理论，假定投资者可以理智的按照建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资产配置策略选择实现方案，而忽略了投资者决策、交易和操作环节；在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指导下，在金融模型和资产配置策略之外考虑决策过程中的投资者心理变化的因素，同时，把投资管理过程比作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是投资者行为的调查和市场信息交流的过程。

总之，两者之间在理论假设上的主要差异是这样的，传统金融理论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资本市场是有效的，相应的也忽略了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然而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投资者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投资决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情感的影响，认知偏差，心理偏差的影响以及外部环境限制，制度因素等。

2.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行为金融学，投资者应该在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首先，将自己的投资目标明确，要把握投资理念和投资原则。投资者投资理论和实践操作需要与自己的价值观和个性特点符合，以此来避免一些自己的性格特点，以防产生冲突。像一些投资经理投资之前可以编写一个投资计划的综合方法。因为它可以保持客观性，方便实时参考，使投资者避免短期投资冲动。

四、小结

中国的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不够成熟，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市场的过度投机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仅包括大多数机构投资者的非理，也包括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非理。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在进行投资管理过程出现，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投资者在证券市场资产价格的估计上产生失误，这是因为他们在此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心理和行为的偏差，这是一个迭代过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中，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其中，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它趋于合理化，这样他们就可以改善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的运作效率，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也具有风险规避和理性投资的重要作用。（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静，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12年4月

[2] 魏法明，行为金融框架下的证券投资策略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年07期

[3] 李苏军，基于行为金融学的个人投资心理行为研究，中国社科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

[4] 方建武、马亚丽，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人员的行为研究――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生产力研究》，2011年04期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比较优势；国际贸易

1.金融发展决定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模式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中重要的理论之一，主要用来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形成，国际贸易文献主要认为要素禀赋、技术、消费者偏好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这些文献对比较优势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们忽视了金融发展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由于行业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差异决定了其对外部融资需求的差异，因此，金融发展能够降低外部融资度高、无形资产比重低的行业的融资约束，显著地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Rajan & Zingales，1998；Levine，2000；Beck，2003）。Bardhan 和Kletzer（1987）通过修正传统的贸易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金融发展使得更多需要依靠外部融资的行业拥有比较优势，而制成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因此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工业制成品，而进口中间品和初级产品，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式则刚好相（Svaleryd & Vlachos，2002；Hur & Raj，2004）。

2.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流量

21世纪初以来，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就逐渐转向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企业之间只存在着生产率的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行为只受生产率的影响，只要企业的生产率超过临界生产率，企业才能支付出口前期巨额的固定成本，才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但在现实中，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企业的出口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Chaney（2005）首先将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与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在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流动性约束的异质性，指出了流动性约束也是制约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并指出融资约束只会影响企业的固定成本而不会影响企业的可变成本，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而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Manova（2008）采用19851995年107个国家27个产业的双边贸易数据，通过Heckman方法进行实证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市场不完全会阻碍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量扩大，落后的金融体系将导致更少的出口市场，更小的出口规模（Becker & Greenberg，2007）。

3.国际贸易发展影响金融发展水平

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由其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水平时决定的，需求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工业化水平，供给因素主要有：法律渊源、宗教文化、贸易政策等。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条渠道展开的。

3.1 需求角度

Rodrik（1998）指出，贸易开放会导致经济体中永久收入的波动程度增加，通过金融市场上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经济个体可以实现资产组合多样化，从而有效分散贸易开放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贸易开放会增加个体对风险规避和保险的需求，从而带动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Agell（1999）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Giavazzi & Tabellini（2004）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带来的资金的跨国转移必将要求更多的资本跨国流动，这必然会导致资本流动量增大，要求政府放开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要求提高金融开放度。

Do & Levchenko（2007）实证研究发现一国贸易的比较优势会影响其国内生产模式，从而影响外部融资需求，进一步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而两国的比较优势则是外生于金融发展水平的。

3.2 供给角度

Rajan & Zingales（2003）运用政治经济学中利益集团理论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会加强信息的披露和合同强制执行制度，这会减弱在位企业利用可抵押品和声誉获取资金支持的能力，增强新的厂商获取资金的能力，从而使得新的厂商能够进入市场与在位企业竞争，因此在位企业会反对金融发展。但是当国家开放双边贸易、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时，国外厂商进入市场时，竞争的加剧会降低在位企业的利润，促使在位企业加大投资，同时在位企业由于利润下降内部现金流量减少，从而会增加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因此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是有利的。

Braun & Raddatz（2007）从金融发展影响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收入分配的角度，认为在贸易自由化之前，所有部门的产品均是不可贸易的，而贸易自由化使得可贸易部门的产品有更广阔的市场，进而可以通过将出口产品抵押使贸易部门的融资约束改善。贸易开放带来的融资约束的变化改变了两部门在封闭条件下的均衡收入，因而能够改善一国的金融体系。

Aizenman（200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成本收益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关系：由于货币的逐利性，在金融抑制条件下，资金无法最大化流动到收益率最高的行业，因而贸易开放成为资本外逃的有利渠道，资本加速外逃会增加政府的监管成本，政府基于金融抑制的收益成本考虑，会放弃继续实施金融抑制策略，因此贸易开放度提高会消除金融抑制，推动金融发展。

4.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系统地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述文献的研究范围和视角不断拓展和丰富，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联系，不仅重新拓宽了对比较优势的来源和贸易模式的认识，还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其对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的影响（Feeney & Hillman，2001），研究文献还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贸易通过需求和供给两种渠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当前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金融发展影响贸易流量的模型忽略了其对企业国内活动的影响（如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其次，在实证研究中，文献计算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精确度不高，最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的模型多是静态的，且忽略了金融体系对需求方的影响。

参考文献：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董晓时.金融结构的基础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李　量.现代金融结构的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谷秀娟.沈其云,中国融资结构的演变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0-16.

[5]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

[8]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1996,(5).

[9]李依凭.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点和对策[J].上海金融,2000,(6).

外资金融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 帕累托最优 金融资源配置

一、关于福利经济学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2001）是国内最早对金融资源理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金融是一种资源”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即金融资源学说。崔满红（2001）认为金融资源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金融自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问题即金融自身协调发展问题；二是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三是金融与文化、科技、生态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即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在研究金融资源是什么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开始普遍关注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配置目标，并开始把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引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杨涤（2002）围绕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客体、范围、目标、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而货币和资本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制度资源则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客体，即配置对象。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要追寻时间和空间上配置最优化，并且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目标包括宏观和微观目标，杨涤还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既要重视效率，也要保持金融稳定。何风隽（2005）对我国在转轨经济时期的金融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政府配置、产权配置、价格配置的金融资源混合配置手段是实现我国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王振山教授（1999）以金融效率为主线，首次将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引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范围；系统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最优帕累托条件、金融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和影响金融配置效率的外部因素并且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沈军（2006）从二元经济视角下对金融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从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出发，构建金融效率的理论体系，并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金融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了金融功能和效率；二是金融功能观的基础是系统科学的整体观；三是金融适应效率是金融适应系统的关键；四是实现金融效率由微观向宏观效率的转化，必须需要金融系统的综合，这是最有效方法和手段。安阳（2008）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出发，认为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从1991-2007年东北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不断改善。关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上，周立、王子明、胡鞍钢（2002）选取1978―2002各地区金融与经济相关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得出：中国各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金融的发展有利于该地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增长。韩廷春、夏金霞（2006）以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作为金融发展指标，并用该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1年间，银行结构的变化和银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银行体系“供给主导型”与资本市场“需求追随型”的混合阶段，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的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陈凯笛、龚谊（2009）选取人均金融资源指标，分析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得出经济发达省份金融资源对经济的贡献大，在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对经济的促进不明显。薛婷婷（2008）将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西部其他5省比较，并对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甘肃省金融资源配置水平较低，这种低水平的配置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导致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欠缺。

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资源配置理论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上，其中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金融资源的概念、属性、以及金融资源配置对象、目标、范围、机制等，在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评价体系，对国家（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上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微观金融配置效率方面，而忽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上，众多学者只单独对金融资源的某一方面的配置水平进行检验，如：银行信贷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民间金融资产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具有片面性。在地区研究方面，很少有人对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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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vine，R.&D.Renelt.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一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J].Ameriean Eeonomie Review，1992（82）：27-32.

[4]薛婷婷.甘肃省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研究[D].甘肃：兰州商学院，2008.

[5]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中国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7，（6）.